時間:2023-07-13 09:24:19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貿易條件理論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貿易條件反映一國的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根據貿易條件的定義,其與對進出口價格有直接影響的匯率關系密切。2005年7月,我國央行宣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由原來8.276:1調整為8.11:1,人民幣升值2%。此后,人民幣匯率一直呈穩定上升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而到了2007年7月,更是達到7.57:1。人民幣匯率的這種變化對我國的貿易條件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影響程度如何?人民幣的升值會不會打擊我國的對外貿易?這樣的匯率政策是否合理等問題值得我們深思。本文就將帶著這些問題,探討一下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的貿易條件效應,以期能夠通過對貿易條件變動結果的分析得出人民幣匯率合理變動的一些結論。
貿易條件的種類及其對貿易利益的影響
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純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FTT)。這三類貿易條件中純貿易條件最為常用,而收入貿易條件普遍被認為最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在這里本文也主要討論這兩類貿易條件。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
(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穩定升值帶動我國出口減少,但在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的情況下,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大的變化,說明人民幣穩定升值帶來我國對外貿易出現由過去量的增加帶動對外貿易發展向質的提高帶動對外貿易發展的趨向,而這恰好與我國在“十一·五”規劃中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由量的增加到質的提高轉變”的目標吻合,人民幣穩定升值的匯率政策與當前提出的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貿易政策是統一的。因此,如果堅持目前的外貿政策,那么人民幣的穩定升值是合理的,也是必須的,其未來一定幅度的繼續升值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文獻:
1.崔津渡,李城邦.中國對外貿易條件:1995-2005年狀況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06
2.羅忠洲.匯率波動的貿易條件效應研究[J].上海金融,2005
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純貿易條件(netbartertermsof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termsof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FTT)。這三類貿易條件中純貿易條件最為常用,而收入貿易條件普遍被認為最適合于發展中國家,在這里本文也主要討論這兩類貿易條件。
純貿易條件(NBTT)又稱價格貿易條件,被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ITT)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所以ITT與NBTT的變動方向不一定一致。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一國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該指數無法說明貿易條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factorialtermsof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一件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影響的理論分析
貿易條件即Px/Pm,現以Px和Pm分別代表用外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品和進口品的價格,X和M分別為本國的出口量和進口量,R為外匯匯率(直接標價法)。R·Px和R·Pm分別表示用本幣表示的本國出口和進口價格。Exs為本國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d為本國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ms為本國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d為本國進口商品需求彈性。根據彈性的定義有:
解(1)和(2)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解(3)和(4)組成的聯立方程,得到:
貿易條件為,根據(5)和(6),可以得到:
本幣貶值表現為dR/Rφ0,本幣升值表現為dR/Rπ0;貿易條件改善表現為│dPx/Px│π│dPm/Pm│,貿易條件惡化則表現為│dPx/Px│φ│dPm/Pm│。從(7)式可見,彈性不同,匯率變動對貿易條件的影響不同。從彈性角度進行分析,有以下幾種情況會出現:
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無窮大,即Exs和Ems為無窮大。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無窮大,但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小于進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口商品供給彈性Ems無窮大,但是出口商品供給彈性Exs小于出口商品需求彈性Exd。此時,本幣對外貶值會使貶值國貿易條件惡化;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等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不會影響貶值國貿易條件;進出口商品供給彈性之積小于進出口商品需求彈性之積。此時,貶值可以改善貶值國貿易條件。
由以上分析可見,從理論來講,人民幣升值并不一定意味著我國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人民幣升值后貿易條件的變化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的總體變動
為了考察人民幣升值帶來的貿易條件效應,本文選取了2005年7月人民幣升值以來的美元折合人民幣的每月平均匯率作為人民幣匯率升值的參看指標。在貿易條件上,本文采用中國海關總署按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HarmonizedCommod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縮寫HS)公布的各類指數的原始數據,計算了2005年7月到2006年9月期間每月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參見表1)。
從表1及圖1可見,人民幣自2005年7月以來一直呈穩定升值態勢,2006年7月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突破8.0,目前仍呈升值走勢。同期貿易條件的變化由表1及圖2看到,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收入貿易條件基本在1.2左右變動,波動幅度較價格貿易條件大,在價格貿易條件基本平穩的條件下,這說明收入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來自人民幣升值以來出口數量指數的波動,盡管如此,仍能看到,收入貿易條件的總體走勢也比較平穩,沒有大幅度波動。(二)人民幣升值以來我國貿易條件變動的效應分析
1994年我國進行了外匯體制改革,當時的人民幣是一次性貶值50%,此后人民幣實行的是單一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盯住美元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1998年以后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在8.27(RMB¥/US$)的水平。同期我國貿易條件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一直呈惡化趨勢,收入貿易條件一直呈改善趨勢(參見表2)。
對比人民幣升值前后我國的價格/收入貿易條件和出口數量指數等指標可以發現:
人民幣升值后,價格貿易條件雖然每月都有波動,但基本在1左右變動,沒有大幅度偏離1,表現比較平穩,與過去價格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相比,價格貿易條件得到了明顯改善。這一改善也就意味著我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人民幣升值后,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相比明顯降低,但在出口價格指數提高的條件下,收入貿易條件雖在個別月份出現下降趨勢,但總體表現也比較平穩,與過去收入貿易條件逐年改善的趨勢相比,人民幣升值后收入貿易條件沒有出現明顯變化。這反映了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影響不大。
人民幣升值后,我國出口數量與過去相比減少,出口貿易受到抑制,但對比人民幣升值以來的各月數據可以發現,人民幣升值對對外貿易帶來的被動影響并不明顯,穩定升值可以被市場接受。從表1可見,在人民幣升值過程中,我國出口數量指數與過去年份相比在整體降低的趨勢下,各月份間的波動幅度并不過大,雖然升值后我國的出口數量指數降低,但很快又都恢復。如在2006年7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破8.0以后的初期,我國出口數量減少,當期收入貿易條件惡化,但很快出口數量又恢復了,且收入貿易條件也恢復了以往的趨勢。
結論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理論來講,匯率波動時,貿易條件會以匯率波動的一定比例發生變動,但并不能說明人民幣升值一定意味著我國的貿易條件將發生改善或惡化,貿易條件將如何改變要取決于我國的進出口供給和需求彈性。
從人民幣穩定升值后的現實結果看,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得到改善,收入貿易條件基本沒有變化,貿易條件總體得到改善。反映了我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沒有降低的情況下,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與過去相比得到增加。
貿易條件是用來衡量在一定時期內一個國家出口相對于進口的盈利能力和貿易利益的指標,反映該國的對外貿易狀況,一般以貿易條件指數表示,在雙邊貿易中尤其重要。在國際經濟學中,我們對貿易條件的定義為一國出口產品的價格除以進口產品的價格,當價格比上升時,我們就說該國的貿易條件改善,下降時即是貿易條件惡化。
下面我就從經濟增長,收入轉移,以及貿易政策三個方面分別考察它們對中國貿易條件的綜合影響。
首先,從經濟增長方面考慮。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都呈現高速增長態勢,近20年的GDP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可以說經濟呈現爆炸式增長。但不幸的是,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我國在國際貿易中的貿易條件卻呈現惡化的趨勢。從世界銀行提供的統計數據來看,中國貿易條件指數(以不變美元價格計)下降了20%(2000年為100,目前為80左右),如果剔除掉2007到2008年間石油價格的異常波動,那么中國的貿易條件指數實際下降10%左右。
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使一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偏向于出口產品的經濟增長成為出口偏向型增長,反之為進口偏向型增長,而出口偏向型增長會是本國的貿易條件惡化,但對世界其他國家有利;進口偏向型增長有利于改善本國的貿易條件,但世界其他國家則為此付出代價。
具體到中國來看,中國通過加工貿易模式而實現的出口大都是技術含量較低、勞動要素密集的工業制造品,而由于我國在近20年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以解決廣大群眾的就業問題,因此我國近些年來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增長也是建立在出口偏向型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就導致我國貿易條件隨著經濟增長反而惡化的現象。另一方面,我國通過加工貿易所出口的產品有較高的替代性、技術含量低、國際競爭激烈、主要靠成本優勢出口的特點,所以我們的出口產品漲價的空間非常小,這也是導致我國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之一。
第二,從收入轉移方面來分析。通過國際經濟學理論我們知道,如果收入轉出國對出口產品的邊際支出傾向比轉入國高,那么收入轉移使轉出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反之,如果轉出國對出口產品的邊際支出傾向比轉入國低,那么轉出國的貿易條件就會改善。
分析中國的時候,我們應把中國分別作為收入轉出國和轉入國分析。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由于我們的人口眾多,而且各地區發展水平不均衡,我們作為轉出國的對外援助相對較少,其中主要是向非洲等第三世界貧困國家的轉移。我們中國的援助大都以項目的形式進行,所以非洲的被援助國家并不會拿援助買中國的出口商品,因此從收入轉出國的角度看我國的貿易條件趨于惡化;當中國作為國際收入轉入國,即被援助國家時,中國所利用國際援助的方向大多數在扶貧、教育、艾滋病防治、環境保護、政府管理、緊急救災援助及災后重建等方面,而對收入轉出國的出口商品購買很少,所以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貿易條件是改善了。
綜合中國作為收入轉入國和轉出國兩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貿易條件的改善遠大于貿易條件的惡化,因為畢竟中國現在還是地區發展很不均衡的發展中國家,我們對外轉移支付的金額有限,而作為收入轉入國的比重更大,所以從兩個角度的綜合考慮,在轉移支付方面中國的貿易條件是改善的。
第三,從貿易政策方面來分析。國際經濟學理論中提到,進口國對進口產品加征關稅,會使本國的貿易條件改善而外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出口國對本國的出口產品進行補貼會導致本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外國的貿易條件改善。
中國加入WTO以后,大幅度調低了進口產品的關稅稅率,而且我國作為人口大國,國內市場龐大,所以進口關稅的改變對國際相對價格的影響較大,關稅的降低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國的貿易條件趨于惡化。但是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加入WTO以后,其他國家對我國所征收的進口關稅也大幅度降低,這相反使得我國的貿易條件改善。從我國加入WTO以后的實踐中看,在雙方均降低關稅的情況下,我國的貿易條件得到的改善顯然遠遠大于惡化的程度,所以我們也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中受益頗大。
從出口補貼分析,由于我國長期采用的是鼓勵出口的發展戰略,我國的貿易補貼幅度也比較大,這樣就直接導致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往往出現中國生產的產品,外國的售價反而比中國國內的價格低的狀況,而且補貼政策也導致了我國貿易條件的很大惡化。另外,我國所實行的補貼比較多的用于制造業而不是高新技術產業,這也直接使得了我國出口偏向型經濟增長的出現,更加加深了我國貿易條件的惡化。所以在以后的對外貿易中,我國的補貼向哪個產業發放,發放多少補貼,都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事情,我們不能只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長遠的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的機會。
綜合以上三個因素的影響來說,我國近20年的貿易條件確實惡化了,更為嚴峻的狀況是我國人口紅利越來越小,在沿海地區出現了“用工荒”的現象,我們的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便宜的狀況將會改變。這就要求我國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減少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出口的依賴;擴大內需,讓普通百姓也體會到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這也給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帶來了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機遇,我們這一代人更要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為中國的平穩快速發展做出一點自己的貢獻。
“貿易條件的概念可理解為一攬子商品和另一攬子商品之間的價值交換比率?!倍嗄陙?,貿易條件的概念已發生很大變化,其最常用和最基本的含義包括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和要素貿易條件。價格貿易條件是貿易條件的最基本概念,是指出口平均價格指數與進口平均價格指數的比值;收入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出口數量指數;要素貿易條件可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單要素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本國出口部門的生產率指數,雙要素貿易條件等于價格貿易條件乘以本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指數和本國進口產品在貿易對象國的生產率指數的比值。貿易條件的基本經濟含義在于衡量一國在出口基礎上的進口能力。價格貿易條件衡量的是平均每單位出口商品所能取得的進口能力,收入貿易條件衡量的是總出口意義上的進口能力,而要素貿易條件衡量的是一國的長期進口能力。貿易條件作為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指數,影響一國的短期和長期利益,進而影響一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國際經濟秩序的最重要特征則在于不同類型的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的位置如何變動。因此,貿易條件通過貿易利益和經濟增長影響著一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位置。
二、貿易條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
(一)貿易條件深刻地反映了不同國家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對抗性
貿易條件不僅反映了一國的進口能力,更反映了不同國家在貿易利益分割上的份額問題。無論是從傳統的比較優勢原理出發,還是從現代國際貿易理論出發,在國際貿易中,貿易各國總是能獲得貿易利益,但從貿易中所獲得的利益份額卻不一定相等。在兩國開展貿易的條件下,一國的出口正好等于另一國的進口,一國出口價格指數的提高意味著另一國進口價格指數的提高,在該國進口價格和另一國出口價格不變的條件下,該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另一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一個國家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使其在貿易利益分割中所占的份額不斷增大,另一國所占的份額必然減少。要素貿易條件同樣能反映出不同國家之間的利益對抗性。
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間的貿易利益分配也驗證了以上規律。以價格貿易條件為例,多數經濟學家的研究結論表明,發展中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從長期看是不斷惡化的,發達國家的價格貿易條件是不斷改善的?!秶H貿易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表明,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其價格貿易條件處于總體惡化的趨勢?!妒澜缃y計年鑒》最新的數據也進一步證明了這種趨勢的延續(見表1)。這說明,兩大集團在貿易條件和貿易利益上的對抗性非常突出。
實際上,不僅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這種對抗性,任意的兩個貿易國之間都存在這種貿易利益的對抗性。因為在總體貿易利益既定的條件下,無論多少國家參與國際貿易,一國的貿易利益份額增加,必然意味著其他國家貿易利益份額的減少。當總體貿易利益變動時,這種份額分割問題仍在。徐建斌和尹翔碩的理論模型也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出口導向貿易戰略存在著“合成謬誤”效應,即當個別發展中國家利用傳統比較優勢發揮專業分工優勢時,可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但當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參與其中時,各發展中國家所獲得的貿易利益就越來越少,進而使其出口導向貿易戰略的作用受到限制。
(二)貿易條件影響一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
當世界貿易的規模有限時,貿易條件對一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明顯。因為此時的貿易條件變動所引起的貿易利益變動反映到GDP中只是很小的份額: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進展,各國的貿易額都在迅速增加,對國際貿易的依賴也越來越重,貿易條件變動引起的貿易利益變動在GDP中的比重也隨之增加,貿易條件開始成為影響各國經濟增長的重要變量,也必然影響著一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
由表2和表3可清楚地看到,由于貿易條件變動而引發的貿易利益變動占GDP的比例已相當高,特別是巴基斯坦、菲律賓和泰國三國,2005年由于貿易條件惡化(相比于2000年),損失的貿易利益分別達到38.5%、55.7%和60.7%。由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發展中國家貿易利益損失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影響著發展中國家短期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還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從國際總貿易利益中獲取的份額越來越少,從而影響著其長期的經濟利益。
一、引言
發展中國家受到資本、技術等約束,其比較優勢主要集中于初級產品。然而,在比較優勢理論的指導下,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得到專業化分工與貿易的利益,反而面臨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境況。徐建斌,尹翔碩(2002)利用擴展后的李嘉圖模型,從理論上證實了這一點,認為比較優勢戰略并非對所有國家在任何國際經濟環境中都普遍適用,在國際貿易中存在出口導向戰略的“合成謬誤”效應[1]。
對于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辛格(1950)和普雷維什(1962)認為中心和技術利益分配不平等、貿易周期運動拉大初級產品與制成品的價格差距以及初級產品需求彈性大于制成品[2]等是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3]。孔慶峰、孫旭蕾(2007)對我國1997-2004年貿易條件的計算和分析,發現近年來我國貿易條件有惡化趨勢,認為這主要與我國的貿易方式、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以及入世后我國關稅大幅下降有關[4]。但是,重點在于是否貿易條件的惡化必然導致發展中國家出現貧困化增長現象呢?對于這一問題,學者之間存在爭議。王信、林艷紅(2008)認為由于出口數量迅速增長、加工貿易在外貿中占主導以及外商投資企業部分負面影響,我國的貿易條件惡化并未導致國民實際收入下降即貧困化增長[6]。謝飛(2003)在Cypher & Dietz模型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存在貿易的技術進步效應時,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其結論為在出口部門,存在很強的技術進步效應時,貿易條件惡化不會引發貧困化增長[7]。
本文在謝飛、徐建斌等研究的基礎上,從比較優勢引致貿易條件惡化的角度,求解貿易與消費的一般均衡。通過比較封閉時期、初始開放時期以及在開放條件下,n期技術進步后國家福利的大小,分析隨著貿易的不斷發展,發展中國家是否必然出現貧困化增長。最后,本文對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貧困化增長提出了政策建議。
二、 理論概述
(一)貿易條件惡化
(二)貧困化增長
普雷維什、辛格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比較優勢的自由貿易模式下,生產和出口初級產品的發展中國家面臨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境況。使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出口越來越多的初級產品以換回等量的工業品。自由貿易并沒有使發展中國家獲得專業化分工的利益,反而使得國家福利出現凈下降,形成貧困化增長。
如圖所示,在封閉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可能性曲線為TT線,該國在A點生產和消費,福利水平為U0在開放經濟條件下,該國在B點生產。通過與其他國家進行貿易,該國在D點消費,福利水平為U1很明顯U1>U0,即在貿易初期該國福利水平得到提高,當該國僅在X生產中提高勞動與資本的生產率,此時,生產可能性曲線為TT',出口品X的產量提高。然而,由于該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其消費點由D點下降為E點,福利水平由U1下降到U2,即U2
三、 模型建立與分析
(一)模型的基本假定
四、對策建議
1、 在防止經濟過熱的前提下提高經濟增長速度。這樣能夠為發展中國家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從而帶動消費水平的提升和消費結構的改善,進而提高福利水平。
2、 提高出口產品的技術創新能力。模型分析發現,在對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進行專業化生產與貿易的初級階段,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來增加國內居民的福利水平,在隨后貿易條件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貿易技術進步率的提高能夠阻止居民福利水平的下降。因此,技術創新對擺脫貧困化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3、 調整和優化貿易結構,形成新的出口比較優勢。發展中國家應該進行貿易結構的升級,積極發展并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培育新的比較優勢,提高國民的整體福利水平。(作者單位: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徐建斌,尹翔碩.貿易條件惡化與比較優勢戰略的有效性[J].世界經濟,2002:31-36.
引言
對貿易利得的研究是國際貿易學中永恒的前沿問題。貿易條件(本文貿易條件指價格貿易條件,即以進口商品的價格衡量的出口商品的價格)對于今天的中國更為重要,它的變化可以影響國民收入分配。Kohli(2003)發現通過貿易條件改善,某些發達國家在低經濟增長條件下仍可以快速實現國民收入增加。Diewert&Morrison(1986)早已指出貿易條件改善對國民收入增加的效果與技術進步非常類似。但當前我國的外貿領域不可不重視的事實是,貿易條件惡化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國經濟“增產不增收現象”,還加大了國民收入的波動性(范志勇、毛學峰,2013)。
在“國進民退”日益成為阻滯國家邁上發展新臺階的障礙的背景下,研究如何改善中國的貿易條件是從貿易領域支撐國家改善國民收入分配戰略的重要手段。現有文獻從純經濟原因出發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唆敻衤热颂岢龅男沦Q易理論和戰略性貿易政策理論,均證明了政府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對一國貿易形成重要影響。政府作為一國對外利益的人,其制定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對一國產品價格的形成有重要影響,而二者取向取決于政府效用。研究我國對外貿易條件變動影響因素的現有文獻并沒有考慮政府效用的影響,因此,本文試圖以中國工業貿易條件為例考察政府效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回歸模型構建
(一)政府效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機制分析
論及政府效用實際上是把政府人格化。其理論淵源可追溯到亞當?斯密,他把政府稱為“守夜人”。事實上學術界是普遍承認政府人格化的,從而同考慮人的效用一樣考慮政府效用是合理的。經濟學中把效用定義為使需求、欲望等得到滿足的一個度量。政府的需求是其當下和后續地位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在滿足這種需求的條件下政府獲得正效用。因此,政府要獲得正效用的必要條件之一是使其委托人(可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獲得正效用。并不是所有單個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最大效用簡單線性相加就能達到整體效用最大化,因為個體的理有可能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因此,經濟中除了存在生產者效用和消費者效用外還存在著高于二者的國家整體效用。盛斌(2002)將實現這種國家整體效用的取向稱為 “國家戰略主義”,政府則成為獲取國家戰略主義效用的人。
經典H-O理論展開的思路是假設貿易中兩國勞動生產率和消費者偏好相同,研究資源稟賦對形成產品價格差異的影響,從而對進出口產品結構的影響。沿襲這種思路,本文在假設傳統貿易理論中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的因素包括兩國的勞動生產率、消費者偏好、資源稟賦均相同的情況下,研究政府效用對形成兩國產品價格差異的影響。這使得在不考慮兩國產品價格受政府效用影響的情況下,產品市場價格相等,Pi / Pi*=1。
政府干預對國內生產產生影響進而影響商品國別價格,而政府如何干預受上述三種效用影響。行業由于行業特性對國家戰略主義效用、生產者效用和消費者效用的滿足程度不同。從不變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個產業發展,將會在用地、與機器設備有關的信貸政策等方面給予支持;從可變成本角度看,政府如果支持某個產業的發展,將會利用相關政策在與該行業相關的原料使用成本、勞動力使用成本上給予優惠;從利潤角度看,若政府支持某個行業發展,其利潤將高于沒有政府支持條件下的利潤值。例如出于國家安全的戰略主義利益,政策保護使某些行業處于壟斷地位,那么這些行業會維持較高的利潤率。把政府效用變量在產品價格形成過程中內生化,即:
(1)
PiU為本國i行業在政府效用影響下最終形成的產品價格。Pi為i行業在沒有受政府效用影響下形成的產品市場價格。ui(Gi)表示發展i行業給政府帶來的效用。ui(Gi)越大,則表示政府越偏好支持該行業發展,從而使得i行業的產品出口價格越低。0
政府效用函數可以描述為國家戰略主義效用、生產者效用和消費者效用的函數:
ui(Gi)=ui(Ni,Mi,Ci) (2)
其中,Ni為i行業發展能帶來的國家戰略主義效用變量,Mi為i行業發展能帶來的生產者效用變量,Ci為i行業發展能帶來的消費者效用變量。把(2)式代入(1)式,并結合貿易條件的定義,即兩個國家出口商品的價格比,則貿易條件可寫為:
(3)
依據假設,兩國不受政府效用影響的產品市場價格相等Pi/Pi*=1,并視外國政府效用函數為外生給定的,僅考慮影響本國政府效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則式(3)可寫為:
TOTi=u(Ni,Mi,Ci) (4)
(二)回歸模型
依據式(4),回歸方程可以采用如下形式:
(5)
其中,TOTi為i行業的貿易條件,PEij為本國i行業的第j個效用代表變量,可歸結為三類:國家戰略主義效用代表變量、生產者效用代表變量和消費者效用代表變量,分別建立以下三個回歸模型。
1.影響貿易條件的政府-國家戰略主義效用模型?!皣覒鹇灾髁x”就行業層面而言,即政府按照某行業的發展是否與國家發展戰略一致來對行業發展實行鼓勵或限制。該模型將貿易開展看作拉動國家經濟增長的馬車,按照某產業的發展是否與國家發展戰略一致來對產業發展和該產業的進出口實行鼓勵或限制,從而影響該產業的貿易條件。其代表變量如表1所示。
2.影響貿易條件的政府-生產者效用模型。該模型認為政府貿易政策的制定受生產者及其相關團體效用訴求的影響,進而影響產業政策以及貿易政策的制定,從而影響某一具體產業的貿易條件。其代表變量如表2所示。
3.影響貿易條件的政府-消費者效用模型。該模型認為貿易的開展是實現勞動者收入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改善消費者生活質量的重要手段,消費者效用能夠影響政府效用,進而影響產業政策及貿易政策的制定,從而影響某一具體產業的貿易條件。本文用各工業行業的工資水映消費者效用,具體采用人均工資GZ表示。
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處理
以我國工業行業分類為基礎,剔除非貿易部門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將黑色金屬礦采選業和有色金屬礦采選業合并為金屬礦采選業,農副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和煙草制造業合并為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紡織服裝鞋帽與皮革毛皮羽毛(絨)及其制品業合并為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業與家具制造業合并為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造紙及紙制品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復制、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合并為造紙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橡膠制品業、塑料制品業合并為化學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合并為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合并為通用、專用設備制造業,電力、熱力的生產和供應業和燃氣生產和供應業合并為電力熱力燃氣生產供應業,從而得到21個工業行業。
將協調編碼(HS)四位數稅號的貿易數據重新集結得到不同行業的進出口相關數據。進出口價格由進、出口價值量除以進、出口數量得來,數據從UNCOMTRADE數據庫搜集。各行業工業生產總值、勞動生產率、利稅貢獻、就業貢獻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在2002、2007、2010年投入產出基本流量表基礎上,將135部門整理為21個工業行業的投入產出數據,并計算出列昂惕夫逆矩陣,從而計算出各行業的影響力系數。影響力系數Bj的計算公式為:。其中,Cij是列昂惕夫逆矩陣。由于工業行業的影響力系數短期內變化甚微,以及只能獲取上述三年的投入產出流量表,2002-2011年其他各年影響力系數均沿用上述三年的數據。碳排放量數據來源于朱玲玲(2013)。各行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利潤總額、外商及港澳臺商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利潤率數據來自《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人均工資數據來自《中國勞動統計年鑒》。依據上述行業劃分方法將歷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稅則》中的關稅稅率重新集結得到各行業關稅稅率。對各指標數據進行了無量綱化處理。
(二)模型估計
運用Eviews7.2軟件及2002-2011年我國21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對(5)式采用Panel Least Squares方法估計。采用后向法篩選以上列出的自變量,即從全方程回歸開始連續每次減少一個t統計值最低的變量,結合調整后的R2值,直到新方程中所有自變量回歸系數的t檢驗都顯著或大部分自變量顯著,并且繼續剔除其他變量不能增強回歸結果的有效性為止。結果如表3所示。
結論及政策啟示
(一)結論
1.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普遍惡化。2002-2011年采掘業所有行業的貿易條件均惡化。制造業中除造紙印刷及文教用品,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它電子設備制造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外,其他12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都呈惡化狀態。具體如圖1、圖2、圖3、圖4所示。
2.影響政府效用的國家戰略主義效用、生產者效用、消費者效用均是解釋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惡化的原因。表1顯示,三個回歸模型均以99%顯著水平通過檢驗,調整后的R2均達到70%以上,說明三種效用均影響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代表國家戰略效用的變量中行業利稅貢獻、影響力系數、勞動生產率、就業貢獻均以95%以上的顯著水平通過檢驗,但利稅貢獻增加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惡化0.0004%,影響力系數增加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惡化1.42%。勞動生產率、就業貢獻與貿易條件呈正向關系但影響都相當微小。國企利潤和關稅稅率與貿易條件呈反關系,國企利潤提高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惡化0.0002%,行業關稅率提高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惡化0.11%。外企利潤提高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改善0.0002%。行業人均工資每提高一個單位貿易條件惡化0.00004%。
3.影響政府效用的“國家戰略主義”是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惡化首要原因。影響力系數對貿易條件的負面影響是代表生產者效用的國企利潤和關稅率變量的7100倍和12.9倍,是代表消費者效用變量人均工資的35500倍,是利稅貢獻變量影響的3550倍。利稅貢獻變量對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是國企利潤變量的2倍,是人均工資變量的10倍。
4.影響政府效用的生產者效用對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大于消費者效用的影響。國企利潤變量對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是人均工資變量影響的5倍。關稅率變量對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是國企利潤變量影響的550倍,是人均工資變量影響的2750倍。
(二)政策啟示
1.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的改善有賴于政府協調各方效用。應積極協調好國家戰略主義利益、生產者效用和消費者效用,使工業行業貿易條件改善,從而使對外貿易的開展向有益于“國民”的方向發展,使我國開展對外貿易獲得的效應與國家政策導向一致。
2.提高我國產業鏈高端制造業的內生競爭力是改善我國工業行業貿易條件的關鍵。研究顯示,2002-2011年我國工業行業影響力系數越大,其對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越大,這從側面反映了我國產業鏈高端制造業國際競爭力低下。國家意圖扶持產業鏈高端制造業以帶動更多的產業發展,但在高端制造業本身競爭力不強的情況下帶來的一個副作用是貿易條件惡化,從而不利于國民收入分配。面對這種兩難如何進行選擇?從長遠來看,協調兩者沖突的關鍵仍在于有效提高我國產業鏈高端制造業的內生競爭力,而不是一味依靠產業保護和補貼。
3.調整政府既有效用偏向、增強國有企業競爭力有利于改善工業行業貿易條件。2002-2011年國有企業利潤越高,貿易條件越惡化。這從貿易領域里再次為加快國有企業改革、提高其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性增添砝碼。
4.以混合要素密集型產業的視角和方法改造傳統行業以改善其貿易條件既符合國家戰略利益也滿足消費者效用。勞動密集型行業有它的資本密集環節,資本密集型行業也有它的勞動密集環節。因此,改造勞動密集行業的資本密集環節不僅可以提高傳統行業附加值,也不會大量擠出它的就業吸納能力。實證結果表明行業就業貢獻與貿易條件均呈正向關系。
參考文獻:
問題的提出
農產品是國民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產品,貿易條件則是衡量一國從對外貿易中獲得貿易利益大小的重要指標,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的切身利益(陳洪巖,2012),因此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的研究顯得十分重要。同時在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大程度上在農產品貿易中獲取利益,增強貿易競爭力。
目前學者針對農產品貿易條件研究相對較少,現有的研究大多是針對中國與日、韓、歐盟等個別國家和地區農產品貿易條件或個別因素對中國整體貿易條件的影響,而缺少對中國與世界農產品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研究。因此,本文對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提高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并推動經濟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中國農產品貿易條件測算和趨勢分析
(一)數據來源及說明
本文利用聯合國商品貿易數據庫(UN Comtrade),查詢了1996-2011年中國大宗農產品貿易的相關數據。按照《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農產品分為四類,包括二十四章。第一類是1至4章為活動物以及動物產品;第二類是5至14章為植物產品;第三類是動植物油、脂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等;第四類是15至24章為食品、飲料、酒以及醋、煙草以及其代用品。由于一些數據的缺失,本文在200種農產品中剔除了小部分貿易額小并且無法計算的數據,最后共選取180種農產品應用到本文的計算中,數據以1996年為基期,即1996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
另外,在計算單要素貿易條件時,本文采用黃滿盈在《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1981-2004)》一文中要素貿易條件的計算方法:用農業勞動生產率來近似代替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農業勞動生產率=農業總產值/農業就業人數。其中,農業總產值和農業就業人數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
(二)趨勢及其分析
本文在計算總體進出口價格指數的時候為最大化樣本數量、減少剔除的數據、盡量減少誤差,將報告期與基期所選取的商品類別進行統一,使計算結果更有比較意義。具體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惡化,2011年與1996年相比,價格貿易條件指數下降了31.46點。其中1996-2003年,中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在波動中下降,在2003-2006年呈現一定的回升之后繼續下降,并在2009年達到歷史最低點,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機及經濟蕭條的國內外環境所致。2009年之后,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
1996-2007年雖然價格貿易條件呈下降趨勢,但因為出口數量指數大幅上升,出口數量的增長抵消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局面,使得收入貿易條件得到改善。由表1數據可以看出,2006年中國農產品收入貿易條件達到一個相對的歷史最高點,之后由于受出口數量的影響出現了一定的波動性。總體來看,2011年與1996年相比,中國農產品的收入貿易條件改善,這主要是由出口數量指數增長所致。
雖然中國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惡化,但是單要素貿易條件自2003年以來呈現出大幅度的增長。2011年與1996年相比,單要素貿易條件指數增長了44.27點,這主要是由于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增長所致。
影響農產品貿易條件變動因素的實證分析
張先鋒、劉飛(2008)、陳洪巖(2012)通過研究發現:匯率、出口商品結構、人均資本存量、FDI和關稅水平對價格貿易條件都有顯著影響。馮曉玲、張凡(2011)利用回歸方程得出由于出口量的擴張,導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下降的同時,收入貿易條件卻呈現逐年上升態勢的結論。劉燕(2008)以彈性分析論為基礎,通過分析認為人民幣升值會改善中國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文武(2011)通過理論和實證相結合的角度,分析中美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勞動生產率對農產品貿易條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此外,高宇(2008)認為宏觀因素也是影響大宗商品貿易條件的因素,如經濟周期和經濟組織的力量以及一些無法避免的自然因素等。綜上,本文將影響我國農產品貿易條件的因素歸結為匯率、FDI、關稅、出口數量、經濟增長、生產價格指數以及勞動生產率七個因素。
(一)數據說明與指標選取
Y:我國農產品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數據來自上文的計算值;X1 :匯率,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直接標價法下的人民幣對美元匯率;X2 :FDI,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X3 :關稅,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統計的農產品關稅稅率;X4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數據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對外貿易司;X5 :中國相對于國外的GDP,用百分比表示,國外的GDP用世界的GDP減去中國的GDP來表示,反映的是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 ;X6 表示農產品生產價格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X7 :農業勞動生產率指數,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以2000年為基期。
(二)回歸模型估計
利用1996-2011年的數據,以價格貿易條件指數Y為因變量,X1-X7 為自變量,運用Eviews6.0做散點圖,X1-X7 與Y之間基本上分別呈現線性關系,所以對其建立如下最小二乘回歸模型進行分析:
(1)
回歸結果如下:
(2)
其中,R=0.9430,F=18.9086,擬合優度較高,但是解釋變量中除了X1 、X4 、X5 的t檢驗值顯著外,其他變量均不顯著,這說明模型中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異方差或者自相關性,下面對此進行檢驗并修正模型。
對模型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表明,X2 和X6 、X6 和X7 、X2 和 X7之間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957570、0.933094和0.929602,最接近1,說明X2 、X6 、X7 之間存在高度相關性。采用逐步回歸的辦法,修正多重共線性的問題。分別用Y對各個解釋變量進行一元回歸,其中X4 的擬合優度最大;再將X4 與剩余的其他變量與Y間做二元回歸方程,得出擬合優度最大的組合為X4 、X5 ;順次加入其他變量逐步進行回歸,最終得到修正的回歸結果如下:
(3)
其中,R=0.9201,F=31.6678,擬合優度較高。懷特檢驗中,由于nR2=9.656064,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小于11.07的臨界值,所以接受同方差的原假設。上述模型中的DW=2.0671,n=16,k=1,取顯著性水平α=0.05時,查表得dL=1.106,dU=1.771,而dU
因此,公式(3)即為最終的回歸結果,即僅X1、X3、X4、X5對Y有顯著影響,且X1、X4、X5為正向影響,X3為負向影響。
(三)結果分析
匯率直接影響進出口商品價格,研究結果表明,農產品實際匯率的上升改善了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實際有效匯率每變動1%,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正向變動1.97%。
FDI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FDI主要流入到工業領域,由工業領域發生作用后間接引起農業領域的變化,由于影響機制中途可能受到外界的影響較多,所以影響不顯著。
關稅稅率的系數為正值,X3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大約0.34個百分點。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也從側面說明了我國在國際市場中貿易大國的地位。
農產品出口數量指數的系數為負值,X4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惡化0.31個百分點。說明農產品出口數量的增加惡化了價格貿易條件。這一結果也符合供求理論,即供大于求時,價格下降;供不應求時,價格上升。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有正向影響,X5 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使價格貿易條件改善0.86個百分點。說明我國經濟增長提高起到了改善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這主要因為我國通過利用新技術,采用新的勞動工具,提高了產品的勞動生產率以及產品質量,供給價格可能會隨著投入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農產品勞動生產率的系數為正值似乎也是合理的。
農業勞動生產率X7對農產品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并不顯著,這在現實中是合理的,因為勞動生產率主要是以單位的產出來衡量,但是促使中國和世界進行農產品貿易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產出,而更多的是農產品品種和質量等方面的差別。
政策建議
首先,由于征收關稅能起到改善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的作用,我國可以根據世貿組織許可的正當保護的原則,合理調整關稅稅率結構,實現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的優化升級;其次,不能盲目追求出口數量的增長,而應把重點放在增加農產品的種類和提升質量方面,更好滿足并進一步拉動國內市場需求;最后,我國對農業的發展應繼續在政策、資金和技術上提供支持,尤其應鼓勵農業的科學研究,加大資金投入并且加大技術的引進,真正使我國農產品更具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1.張先鋒,劉飛.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的影響因素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8(5)
2.陳洪巖.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測度與分析[D].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2
3.馮曉玲,張凡.我國貿易條件的動態變化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11(6)
4.劉燕.人民幣升值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分析[J].特區經濟,2008(3)
5.文武.技術創新對我國貿易條件的影響[D].浙江工商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6.高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的影響因素研究[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7.汪素琴,史俊超.我國工業制成品貿易條件變動的實證研究:1995-2006年[J].財貿經濟,2008(8)
貿易條件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出口價格與進口價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國際市場中競爭實力或競爭地位的指標,經濟學含義是每單位出口商品能夠換回的進口商品數量。貿易條件也是衡量一個地區一定時期內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標。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貿易條件也將發生一系列變化,分析其關鍵影響因素,進而提出應對策略顯得尤為必要。
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我國是貿易大國,經濟增長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顯著的。雖然我國目前還不完全是國際市場價格的影響者和制定者,但也絕對不是市場價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國的經濟增長應該會對貿易條件產生影響。我國進口產品的需求收入彈性都比較高,主要側重于關鍵設備、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隨著我國國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創新能力的增強,尤其是在當前擴大內需的政策推動下,對進口商品的總需求將會不斷減少,未來的貿易條件會得到改善。
產業結構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從根本上說,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是建立在本國產業結構的基礎之上的,產業結構的狀況決定了進出口商品結構層次的高低。在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產業結構具有隨著各種影響因素的變化逐漸升級的趨勢,這必然會使一國的進出口商品結構發生同樣的變化趨勢。我國已經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貿易條件卻沒有得到改善,這與我國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質量不高、在國際市場上處于較低價位水平是分不開的。這說明,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技術含量是改善我國貿易條件的重要因素。
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匯率是一國貨幣同外國貨幣交換的比價,而貿易條件是用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的比價,因此本外幣比價之間的變動必然直接導致以本幣或外幣衡量的進出口商品比價的變動。理論認為,本幣升值有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但從我國數據來看,人民幣升值以來貿易條件仍然延續了惡化態勢。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貶值和國際商品價格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效應,美元貶值推高了國際價格基準,加之供需緊張和期貨市場投機等因素,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導致我國進口價格大幅上漲,部分抵消了人民幣升值對進口價格的降低效應。
從總體上說,剔除生產成本上升后的出口價格仍顯著上升,說明人民幣升值確實提高了我國出口價格并有助于改善貿易條件。而且,人民幣升值以來,剔除國際價格上漲因素后的進口價格漲幅則有所下降,同時優化了我國出口結構,高附加值和定價能力較強的行業出口占比明顯增加,從而也改善貿易條件。人民幣匯率的適度升值將改善不斷惡化的貿易條件,從長遠觀點來看,我國為保障自身的經濟安全及利益,特別是為提高外貿效益,必須在長期內逐步改革目前的匯率政策,應該讓市場力量發揮主導作用,將行政力量作為一定的輔助手段。
FDI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FDI)多采用加工貿易的方式,目前,我國的加工貿易還處在相對較低的水平,主要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從而使得出口商品的價格難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內部采購行為使得加工貿易原料的進口價格居高不下。從總體上來看,由于FDI對我國的熟練勞動及技術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對非技術人才數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國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與非技工的工資差異,城鄉就業人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擴大,使得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惡化。若要從根本上改善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適當引導FDI進入我國的第一產業,使之發揮提高農業生產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資本、技術密集型部門,促進我國的出口貿易結構升級,使我國逐步完成從低檔次、低附加值的初級產品向高檔次、高附加值的產品轉變,最終提高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
非關稅壁壘對貿易條件的影響
由于關稅壁壘受到國際貿易組織的約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已經較少采用,而非關稅壁壘由于其多樣性和隱蔽性,在當前的國際貿易中卻屢屢得手。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危機影響下愈演愈烈,對我國的出口產品造成了巨大影響,惡化了我國的貿易條件。發達國家利用自身在環保和科技方面的優勢,制定更高的環保、技術、商品和勞工標準,從而形成綠色壁壘、技術壁壘、知識產權等新貿易壁壘,削弱發展中國家憑借低廉的勞動力成本而獲得的競爭優勢。
參考文獻:
貿易條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的含義是進出口商品比價,它反映了出口相對與進口的盈利能力。貿易條件的優劣直接關系到各國切身的貿易利益,它與比較利益一起被認為是國際貿易的兩個基本問題,各國政府及研究學者對貿易條件的變動也都十分關注。
加入WTO以后,中國的對外貿易經歷了快速增長。據海關統計, 2006年,中國對外貿易總額達17604.0億美元,貿易總量排名第三。然而,伴隨著出口的大量增長,我國對外貿易出現了出口價格相對于進口價格下降的局面。2004年4月,央行副行長郭樹清指出:長期以來中國的出口價格水平下降,進口價格水平上升,這是典型的貿易條件惡化表現。
一、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狀況
1.貿易條件的含義及計算
在國際貿易中,貿易條件的最初含義就是價格貿易條件(NBTT),它是一國出口商品平均價格與進口商品平均價格的比率,其計算公式為:NBTT=(Px/Pm)?100,Px代表一國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Pm代表一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本文依據SITC分類標準,采用帕氏公式來計算中國貿易條件指數。
帕式公式:Pxt=∑pitqit/∑pi0qit
Pmt=∑pjtqjt/∑pj0qjt
其中,Pxt和Pmt分別表示第t期的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pi0和pj0分別表示基期(1983年為基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pit和p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平均出口價格和第j種商品的平均進口價格。qit和qjt分別表示第t期第i種商品的出口數量和第j種商品的進口數量。
表1 1983年~2006年中國的貿易條件 1983=100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本文計算
2.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
根據表1,繪制出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趨勢圖。
中國貿易條件變動趨勢圖
從圖1中可清晰的看出,中國貿易條件在1983年~2006年間呈波動性下降,趨于惡化的趨勢。1983年~1985年間,貿易條件階段式上升,由1983年的100下降為75.05。第二個明顯的貿易條件上升階段為1988年~1991年。其他時間段,中國貿易條件均有較為明顯的惡化趨勢。
二、中國貿易條件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現實中,貿易條件變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影響中國貿易條件的變動,其影響程度是多少呢。本文運用國際經濟學的相關理論為依據,選取影響因素作為模型參數,搜集1983年~2006年間的樣本數據,建立影響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回歸模型,最終來考察這些因素與中國貿易條件變動的相關程度。
1.模型說明
假設大國情形,且顯著性水平為5%。參數包括:GDP指數,以1983年GDP為基期計算。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初級產品出口總額)×100,以1983年RMP為基期。外商直接投資(FDI),本文采用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單位為億美元。實際關稅率(T)=(進口關稅實際征收總額/總進口額)×100%。匯率(R),本文采用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2.模型建立與檢驗
利用1983年~2006年的數據,以貿易條件指數(NBTT)為因變量,GDP、出口商品結構指數(RMP)、FDI、實際關稅率(T)、匯率(R)為自變量,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考慮到FDI與GDP的相關性及FDI的滯后效應,將FDI的數據滯后一期處理。
NBTTi=a0+a1GDPi+a2RMPi+a3FDIi-1+a4Ti+a5Ri+ei(i=1,2…24)
運用SPSS15.0,對以上模型進行線性回歸,得出模型中R2=0.923,R2的修正值等于0.902,模型的擬合優度高。樣本相關系數R=0.961,表明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線形相關性強。
DW=1.755,接近于2,所以模型不存在自相關。
表2 回歸模型系數及t值
資料來源:SPSS15.0輸出結果
從表2可得出,貿易條件指數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多元線性回歸方程:NBTTi=37.672-0.010GDPi+0.015RMPi-0.009FDIi-1+3.818Ti+0.045Ri。
自由度為18的臨界值t0.025(18)=2.10,常數項、GDP、FDI、T和R均通過了t檢驗。表明解釋變量GDP、FDI、實際關稅率和匯率對貿易條件有顯著性影響。
出口結構指數未通過檢驗,因此對回歸模型進行修正,在原來的回歸模型中剔除RMP這個自變量,再進行回歸。結果如下:
NBTTi=39.864-0.005GDPi-0.012FDIi-1+3.710Ti+0.045Ri
t值: (2.492-2.365-2.877 4.8782.154)
t0.025(19)=2.09,各個自變量均通過t檢驗
F=50.847>F0.05(4,19)=2.90,通過F檢驗,說明總體回歸方程是顯著的R=0.965 ,R2=0.915,R2的修正值為0.897,說明模型的擬合優度高。
3.模型結論
從回歸方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GDP、FDI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負向影響;實際關稅率和匯率的變動對貿易條件產生正向影響。
(1)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
中國經濟增長與貿易條件存在負相關關系,符合西方經濟學中的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其他要素數量不變的情況下,一種要素數量的增加將會降低使用該要素商品的相對價格,如果該商品是出口商品則貿易條件將惡化,反之亦然。
(2)FDI與貿易條件
FDI的增加使得貿易條件惡化,這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向有關系。根據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如果FDI流入的是東道國的出口優勢部門,那么將使出口部門的產出增加、價格降低,貿易條件惡化,反之亦然。在我國自2001年起,70%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向了制造業。制造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出口商品價格,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下降。
(3)關稅與貿易條件
實際關稅率即進口關稅率的系數為正,說明我國征收關稅起到了改善貿易條件的作用,對貿易條件的影響是正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入世后我國利用關稅來調節貿易條件的空間越來越小。
(4)匯率與貿易條件
中國匯率貶值對貿易條件有改善作用。根據國際經濟學中瓊?羅賓遜夫人的結論,這可能是由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商品的供給彈性之積小于中國與外國的進出口需求彈性。即當 SmSx
三、改善中國貿易條件的措施
針對中國貿易條件總體上趨于惡化這一事實,改善中國貿易條件勢在必行。那么,如何扭轉中國貿易條件惡化的趨勢呢?我們以中國貿易條件實證分析的結論為事實依據,從影響貿易條件惡化的各種因素入手,提出改善貿易條件的可行措施。
1.調整出口型的經濟增長偏向,抑制過熱投資
調整中國經濟增長方向,實現從偏向勞動密集型部門的增長向偏向資本、技術和知識密集型部門增長的轉變。鼓勵技術進步的重點偏向于進口替代部門,引導企業投資于該部門的研發活動,并給予財政補貼、稅收支持、信貸支持。另外,經濟增速的放緩將有利于抑制貿易條件的進一步惡化。其具體政策包括全面加息和能源產品的合理定價,投資降溫及理順國內能源價格等。
2.加強對FDI流向的引導
長期來看,除了要實施鼓勵外資流向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業政策外,還要進一步拓寬外資進入領域,鼓勵外資流向農業與第三產業投資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減少勞動密集型部門投資。針對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和轉移定價行為,要運用法律手段予以控制,降低轉移定價行為的負面影響。
3.改革關稅和匯率體制
應積極推進關稅體制改革,優化關稅結構,促進我國貿易更好地發展。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減免稅政策,把加工貿易引向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同時要針對整個產業實施關稅優惠政策,要給予國內外所有企業國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有利于對外經濟的發展,有助于保持進出口基本平衡,改善貿易條件。
參考文獻:
[1]林貴軍張玉芹:我國貿易條件惡化與貧困化增長.國際貿易問題.2007,(1):3~4
[2]查貴勇:中國外貿條件和實際匯率關系的實證分析. 國際貿易問題.2005,(8):94~95
從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來看,主流的經濟理論都把對外貿易譽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和福利提高的“加速器”,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也為此提供了實踐上的支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增長乏力的情況下,會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按照比較優勢理論積極地參與國際貿易。在最初發展中,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資源、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等靜態優勢參與國際貿易,借此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但同時也提高了經濟增長對貿易的依賴程度。隨著跨國公司在全球的資源配置和國際經濟環境的改變,發展中國家的靜態優勢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等競爭優勢交換中,逐漸失去了在貿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2期易利益分配中的話語權,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只能通過降低國內勞動報酬、限制能源價格等扭曲來維系自己的靜態優勢,從而保持對外貿易規模擴大,與此同時,資源流失擴大,貿易利益在相對的減少,形成對國外的間接補貼,陷入“在資源、福利流失的同時,不得不依靠對外貿易規模進一步擴大來維持經濟表面增長”的困境。
作為發展中大國的中國,對外貿易加快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并推動著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優化,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推動了參與國際經濟和分工的加深。無庸置疑,對外貿易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國際貿易對經濟發展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是客觀存在的,而且負面效應具有隱蔽性,會對經濟中存在著扭曲的發展中國家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中國在發展國際貿易時遲遲不能擺脫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處于利益鏈分配的末端等不利處境,那么從長期看,中國經濟就可能出現貧困化的問題。因此,這一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我國貧困化增長問題的分析
貧困化增長是指一個正處于經濟增長的開放型國家,由于貿易條件惡化而造成的損失超過了出口所帶來的收益,以致該國國內出口能力越擴大,國家福利損失就越大,進而最終導致人均實際收入水平下降的現象,這種現象更可能出現在出口產品單一的“小國”,對大國來說更多的是一種警惕意義。該理論最初是從價格貿易條件的角度提出來的,外在的表現是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但是價格貿易條件并不能完全衡量一個國家的貿易利益,更準確的衡量應該擴展為用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要素貿易條件三個指標來反應。
(一)價格貿易條件變動
價格貿易條件在考察期間走勢是在波折中向下明顯傾斜的,體現著制成品貿易條件的特征,制成品貿易條件的持續惡化是總體貿易條件惡化的主要原因。在考察期間,從進出口商品指數來看,制成品的出口價格指數是急劇下降的,這種下降原因不單純是因為出口額的擴大和產品的需求缺乏彈性,可能是生產率提高的結果;從進出口價格指數來看,是由于經濟發展對資本高新技術產品強烈需求以及跨國公司的價格控制導致進口價格指數上升過高所致。從長期來看,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能源類產品價格上升幅度快于制成品,而中國出口產品的單位能源消耗率較高,同時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產品結構優化對高新技術產品的需求會放大,因此,制成品價格貿易條件在長期中會繼續惡化,從而導致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趨于惡化。
(二)收入貿易條件變動
從表1來看,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與價格貿易條件走勢截然相反,總體走勢出現波動中的大幅上升。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在考察期間是明顯改善的,考察期間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對中國而言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同時應該看到改善主要的原因是:出口額的提高幅度快于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幅度,即主要靠勞動、低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數量的擴張來實現,這說明我國是在出口“效率”低下(價值流失)的狀況下通過出口額的增加取得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尤其是在以標準化技術密集型為主的制成品的出口產品結構的相對改善并沒有適應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需要的情況下取得的,這種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路徑是單純依靠出口額擴大來實現的,在長期中是乏力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出口競爭加劇和貿易壁壘興起等國際環境的惡化,會導致出口額擴大幅度的相對減弱,另一方面是價格貿易條件趨于惡化,因此,可以預測長期中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會出現相對的惡化。
(三)要素貿易條件變動
產品貿易是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載體,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要素的生產率上。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要素貿易條件尤其是雙要素貿易條件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
從表2的數據來看,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上升較快,2002年的生產率比1993年提高5.85倍,2006年是2002年的1.2倍,由于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幅度快于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幅度,單要素貿易條件在考察期間是一路改善的。出口部門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諸如自動化設備、數控機床等資本密集型進口品,這些發生在出口部門的勞動節約型的技術進步,在提高要素的生產率的同時使得價格貿易條件出現了惡化。
從雙要素貿易條件來看,考察期間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雖然有了大幅的提升,但由于發達國家專業化從事高新技術行業的技術創新快于中國專業化從事低技術行業的技術創新,故其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較快,因此勞動生產率的比率(Zx/Zm)在考察期間的改善是緩慢的,考慮到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程度,可以合理地推測,長期來看中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是趨于惡化的。雙要素貿易條件的惡化說明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仍然較低,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不強。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見,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和雙要素貿易條件是趨于惡化的,惡化程度較大,收入貿易條件和單要素貿易條件是改善的,并沒有出現前文所總結的貧困化增長實質的情形:價格貿易條件、收入貿易條件、要素貿易條件都出現惡化。因此本文從貿易條件的角度得出的結論是:在考察期間中國沒有出現貧困化增長。但從貿易條件的長期變動趨勢來看,三種貿易條件有惡化或者相對惡化的
趨勢,這說明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存在著扭曲,如果不加以糾正,有可能在長期中導致中國經濟出現出現貧困化增長,更為準確的說是出現“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可能。
三、對策建議
中國對外貿易中存在著使得貿易條件有可能會出現全面惡化的誘因,從動態來看,中國有出現貧困化增長或者“相對貧困化增長”的可能。貿易條件變動趨勢是一國對外貿易、經濟狀況的客觀反映,因此,本文在考察了中國貧困化增長問題的基礎上,試圖在提出改善貿易條件的思路時,主要的著眼點在于改變、消除對外貿易中的扭曲。
(一)基于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相機而擇的貿易戰略
從貿易發展狀況來看,中國目前是利用比較優勢來參與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出口導向戰略,這種貿易戰略的形成符合我國現階段現實情況。雖然中國現階段的低層次制成品出口結構基本反映了當前中國的比較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出口結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同時也不意味著中國可以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從各種貿易條件的長期變動趨勢來看,中國經濟有出現貧困化增長的危險,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在國際分工、貿易利益的分配中較低的地位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提升,而且基于比較優勢戰略的雙重效應會強化這一國際分工格局,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會進一步加大。雖然貿易條件的惡化并不能作為改變貿易戰略的理由,但至少說明目前基于比較優勢的貿易戰略不能很好地適應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貿易戰略的選擇是由一國的經濟發展狀況、國際經濟環境、國內問題等決定的。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經濟基礎,技術水平,就業壓力等條件決定了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是中國的必然選擇,但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這種貿易戰略已不是中國經濟長期有效發展的最優選擇。但如果違背中國現階段的比較優勢,過早地或偏向于全面發展不具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不僅會喪失貿易利益,而且帶來經濟扭曲和資源浪費,危害經濟發展。因此,在目前徹底拋棄比較優勢戰略是不可取的,應該在利用外生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的同時,通過對人力資源的投資、研發的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的培育等來提高我國的競爭優勢,從而有利于我國貿易條件長期惡化趨勢的改善。
(二)加快技術進步,提高國際分工地位
從現階段的國際分工來看,憑借出口產品的類別來判斷一國的國際分工地位已經很不準確,一國出口什么產品已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技術來生產或者處于什么生產環節,國際貿易競爭的實質是科學技術競爭,貿易利益取決于依靠技術在產業鏈中占據的地位。因此加快技術進步是改善貿易條件、提高貿易利益的重要途徑。在技術進步中,要解決三個方面的問題:技術進步的主體、技術進步的路徑、技術的類型。
從中國企業的技術進步的主體來看,承擔技術進步的主體是具有法人性質的企業,企業在技術進步過程中先期的投入和風險非常高,技術要素獲取報酬沒有得到有效保護,企業的積極主動性不是很高,而且跨國公司因利益壟斷的需求對中國處于產業鏈中企業的技術提升處于一種不支持的態度,中國的“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并沒有對技術水平的提高產生質的影響。因此在提高技術水平的過程中,政府要通過市場的手段,比如重大技術科研招標,入股企業技術創新,支持創建科研基金,保護知識產權,理順技術市場化體系等手段主動參與到技術提升的過程中。
從技術進步的技術類型選擇和投入的產業來看,不僅需要低技術、標準化技術產業的要素節約型技術尤其是能源節約型技術,而且需要高新產業的創新型技術。中國目前的出口產品結構是以低技術、標準化技術含量的制成品為主,處于產品技術的標準化、成熟階段,難以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而且產品中能源的消耗量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即浪費了資源污染了環境,又抵消了部分原本就微小的貿易利益,因此要加強要素節約型技術尤其是能源型技術進步,發展循環經濟,降低能源消耗和保護環境。創新型技術可以有效地提升我國的技術水平和分工地位,使產品處于產品周期理論中的創新階段,從而在國際交換中獲得較多的貿易利益,有利于貿易條件的改善。單純選擇創新型技術或要素節約型技術的發展都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如果僅僅推動創新型技術的發展,目前缺乏必要的經濟環境支持,難以獲得實質型發展,而且低技術勞動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僅僅推動低技術產業的要素節約型技術進步不利于獲得競爭優勢和分工地位的提高。因此,在推動現有的低技術產業的要素節約型技術進步時,更多的注意力應放在培育高素質要素、提高管理水平和創新型技術進步。
從技術進步的路徑來看,技術進步在發展中國家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是外生因素,偏重于技術擴散和技術引進。因此,我國應該以技術引進為主,在消化吸收的基礎上進行新技術創新。引進先進技術是加快提高我國技術進步水平、調整產業結構、增強出口產品競爭力、發揮后發優勢的一個重要方式,更是突破“貧困陷阱”和實現技術“跳躍式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在技術引進中應該側重管理等軟性的技術,輕設備等硬性技術??鐕緦夹g壟斷的本能使得難以通過技術引進方式來獲得我國的技術進步,而且外生因素也難以形成對技術進步的有效推動,容易陷入“引進――落后――再引進”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在引進技術的基礎上要加強吸收消化,加大對教育、研發的投入,從而提高創新能力。
(三)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貿合作。實現外貿市場多元化的目標
中國的對外貿易市場無論是從歷史來看還是從現狀來看,主要集中在美國、日本、歐洲等發達國家,2006年中國與美國、日本、歐洲的貿易額幾乎占了中國對外貿易額的一半左右,這說明中國對外貿易和經濟發展對發達國家的依賴性較強。一方面發達國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低需求使得中國貿易條件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會進一步惡化,貿易利益逐步減少;另一方面,強化了發達國家經濟周期和不確定因素對中國經濟和貿易條件的影響。為了避免這種外在的影響,中國應積極地加強和非洲、拉丁美洲、東歐等國家的合作。從目前的貿易狀況看,中國和非洲、拉丁美洲的貿易額較小,中國的出口產品主要為服裝、輕工產品、機電產品,進口產品主要是原油、鐵礦等各類資源礦產品,雙方間存在著較強的貿易潛力,產業間的互補性強,這種貿易結構有利于雙方經濟的發展。通過外貿市場的多元化,既可以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又可以分散中國對發達國家過度依賴和
出口市場單一造成的風險。
(四)改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和貿易方式,提高對外貿易的效益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二戰以后,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際直接投資(FDI)和國際貿易在全球范圍內同步增長,兩者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相互融合,共同構成促進國際經濟發展的動力。FDI具有促進東道國生產、貿易數量增加、生產要素比例變化、生產率提高等多種效應,這些效應必將影響一國的貿易條件變化及該國在世界貿易利益分配中地位。
貿易條件反映一國的貿易狀況,其改善或惡化將直接導致一國實際資源的流入與流出,反映一國實際福利的變動。
一、貿易條件的種類及其對貿易利益的影響
在經濟學理論中貿易條件可分為三類:價格貿易條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簡稱NBTT)、收入貿易條件(income terms of trade,簡稱ITT)、要素貿易條件(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簡稱FTT)。
價格貿易條件又稱純貿易條件,定義為一國出口與進口的交換比價,反映的是單位出口商品的進口能力。公式表示為:NBTT=Px/Pm,式中Px、Pm分別為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其經濟學含義是,隨著出口商品相對于進口商品價格的變化,出口每單位商品所能換回的進口商品的數量。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改善;當NBTT<1時,表示價格貿易條件惡化。價格貿易條件的改善意味著一國的貿易利益或經濟福利的增加。
收入貿易條件是聯系出口數量,反映一國出口商品的整體進口能力的指標。公式表示為:ITT= Px/Pm?Qx。式中Qx為出口數量指數。由于ITT是由NBTT和Qx兩個因素決定,在NBTT惡化時,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的變動以及通過對外貿易滿足本國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的能力,對宏觀經濟的影響較為直接。但是,該指數無法說明ITT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結構優化、技術含量提高還是由于低價促銷帶動出口數量增長引起的,所以,其無法表明一國出口商品的實際競爭能力。
要素貿易條件(FTT)又分為單要素貿易條件(sing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簡稱SFTT)和雙要素貿易條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簡稱DFTT)。其中SFTT=Px/Pm?Zx,DFTT= (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別是出口和進口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指數。要素貿易條件表明,NBTT惡化并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出口生產率的提高會使出口價格下降,而國外進口品生產率的下降會使進口價格上升。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一國從貿易中獲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勞動生產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過了價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決于價格貿易條件。
可見,貿易條件的變動主要與出口價格、出口商品數量、勞動生產率的變動有關。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善東道國的生產、影響出口商品價格和數量,并通過技術外溢等間接效應得影響,提高出口商品的勞動生產率。
二、FDI的“生產效應”對價格貿易條件的影響
根據古典經濟學理論,一國的要素稟賦狀態決定了貿易的商品結構,而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兩國之間的商品和要素價格趨于相等。我國勞動力豐裕,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改革開放初期存在著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問題。外資的大量進入解決了我國的建設資金不足的問題,提高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資本―勞動比(K/L),進而提高我國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
但不容忽視的是,當某國產量增加時,如果國際市場上對該商品的需求不變,或是增長幅度小于供給增加幅度,出口商品的相對價格就會下降。如圖2所示,當該國的出口商品X的供給量增加,即提供曲線由L變為L',假設國際市場上的需求量不變,即D曲線不變,則X相對商品價格就會由P降低為P',該國的貿易條件就會惡化。
實際上,由于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產品,出口增加的同時,世界市場上的需求量卻并沒有提升,產品的價格也存在長期持續走低的局面。相反,進入21世紀以后,由于初級產品價格的急劇上升和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條件都有所改善,尤其是能源出口國。如圖3所示,自1980年至今,我國貿易條件呈現出波動性的下降趨勢。從1980年到2005年,惡化幅度達到25.64%,超過發展中國家的整體水平11.11%,而這期間發達國家的貿易條件改善幅度達5.15%。
價格惡化加劇的同時,我國貿易條件的波動性也非常大,本文采用統計方法中測量變量離勢的指標――標準差來衡量NBTT波動性的大小。通過計算,1980-2005年間,中國的貿易條件波動率為7.99,發展中國家為5.76,發達國家為3.84,而貿易條件的波動主要是由于已過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造成的。這說明,我國的進口能力和對外貿易狀況并不是很穩定。
三、FDI“貿易效應”與收入貿易條件
許和連(2002)、冼國明(2003)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與中國出口貿易之間關系采用協整分析方法,研究結果表明,外商在中國的直接投資的確對中國的出口貿易起到了促進作用。謝冰等人通過回歸分析得出結論,FDI流入量與我國的對外貿易之間,尤其是出口貿易間存在著正相關性。從圖4可以看出,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和FDI也呈現同步快速增長的趨勢。
根據公式ITT=Qx?NBTT可知,出口數量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夠促進收入貿易條件的改善。當NBTT不變、改善和惡化時,FDI的收入貿易條件效應將不同。當NBTT不變時,FDI通過增加出口商品的數量,進而改善該國的ITT;當NBTT改善時,FDI的流入同樣能夠改善該國的ITT;當NBTT惡化時,若FDI引致的出口數量增加幅度超過NBTT惡化的幅度,則該國的ITT還是能夠得到改善,反之,ITT也將惡化。從圖5中可以看出,出口數量的激增彌補了我國NBTT惡化的幅度,使得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
四、FDI“技術效應”與要素貿易條件
FDI對東道國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能一概而論,目前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大量外資流入產生了顯著的溢出(Spillover)效應,FDI對中國工業的生產率提高和技術進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種觀點認為,外資企業憑借在技術、原材料來源、規模經濟、銷售渠道和產品開發更新能力等方面的優勢,搶占了市場份額,在短期對內資部門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并使國內自主研發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進展緩慢,形成嚴重的技術依賴。
(一)FDI流入對單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
對于出口導向型的外資企業,其出口商品的勞動生產率必然比內資企業的出口商品勞動生產率高,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將改變我國的單要素貿易條件。通過表1可以看出,我國出口商品生產率不斷提高,2000年達到了1980年的13.87倍??梢钥闯?,盡管我國的價格貿易條件存在惡化的趨勢,但是由于我國出口企業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很大,彌補了價格條件的惡化,使得我國單要素貿易條件得到很大改善。
(二)FDI流入對雙要素貿易條件的影響
內資企業通過學習、模仿外資企業,能夠促進本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進而提高出口商品的勞動生產率。當然,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還是比較復雜的,國內學者嚴兵對1998~2003年工業部門35個行業的橫截面數據進行分析的結果顯示:部分行業通過競爭產生的溢出效應在2002年的時候開始陸續呈現出來。這說明,內資企業的自主研發能力在提升,開始具備一定的抗衡外資企業競爭的能力。如表2所示,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制造業的FDI流入量增加,我國制造業的勞動效益系數不斷提高。
通過我國和主要貿易伙伴的制造業勞動效益系數進行對比發現,我國制造業的勞動效益高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但次于韓國。這說明我國同美國、日本和德國的雙要素貿易條件也趨于改善。雙要素貿易條件的變動分析相對來說比較復雜,因為它不僅要考慮本國勞動生產率,還要考慮貿易伙伴的勞動生產率,同時還需要考慮該國NBTT的變動情況。
四、結論
(一)FDI流入提高了該行業的K/L,有助于改善該國的價格貿易條件。但是,由于我國FDI主要流入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造成該行業生產和出口數量的激增,同業競爭日益激烈,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造成貿易條件不斷惡化且波動性大。
(二)FDI流入對我國的出口貿易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出口數量的激增彌補了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幅度,所以近年來,我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有了明顯改善。
(三)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生產效率,對我國要素貿易條件的改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改善的幅度主要在于FDI對東道國“技術外溢”效應的大小和東道國“吸收―利用―消化―創新”的能力。
(四)現階段,我國在利用外資時應考慮由“數量增加”改變為“質量提升”,主要目標應放在外資的技術含量和技術外溢效應,調整產業結構,促進我國產業的升級。單純通過吸引FDI來促進貿易增長必將引起貿易摩擦的加劇,繼續惡化貿易條件,損害我國的貿易利益。
參考文獻:
[1]李雪輝、許羅丹.FDI對外資集中地區工資水平影響的實證研究[J].南開經濟研究,2002(2).
[2]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 [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