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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貿易強勁增長成為2010年世界經濟復蘇的主要推動力量。據世界貿易組織(WTO)2011年4月7日的《2010年全球貿易報告》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全球貨物貿易實際增長14•5%,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同期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12•9%,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國家增長16•7%。同期全球貿易額增長22%,達到18•9萬億美元,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其中貨物貿易額從上年的12•5萬億美元增至15•2萬億美元;發達經濟體貿易額從7萬億美元增至8•2萬億美元,增幅16%。進入2011年,盡管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大,但對世界貿易的影響尚未顯現,大多數經濟體貿易增長依舊。前兩個月,美國貨物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19•5%和18•1%;日本進、出口分別增長22•0%和15•1%;一季度中國和巴西等新興經濟體繼續保持快速增長,其中,巴西進、出口分別增長25•3%和30•6%。但從全年看,2011年下半年國際貿易減速的可能性大于上半年。WTO預計,2011年世界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6•5%,明顯低于上年,但仍將高于1990—2008年6•0%的平均增速。其中,發達經濟體增長4•5%,發展中國家和獨聯體增長9•5%。隨著全球經濟和金融狀況的改善,2010年全球FDI復蘇,全球投資額進入上升軌道。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預計,2010年全球FDI流動增至1•1萬億美元。進入2011年,全球并購市場再度活躍。
據Dealogic數據,截至2011年4月初,全世界公司共已宣布價值7841億美元的并購案,高于上年同期的6379億美元。這些并購顯示投資者(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投資信心回歸。預計2011年全球并購交易的規模將大大超過前幾年。迄今為止已有三宗交易的規模分別超過150億美元,2010年全年只有四宗交易達到這樣的規模。預計2011年全球FDI將增至1•3萬億美元,規模有望超過前幾年。
二、當前世界經濟貿易中值得關注的問題
從目前看,世界經濟復蘇仍將持續,但受到國際金融市場和大宗商品市場波動加劇、歐洲債務危機依然嚴峻、中東和北非局勢動蕩、日本特大地震及其引發的海嘯與核泄漏等次生災害的影響,世界經濟復蘇不確定性有所加大。突發事件的發生必將增加復蘇成本;而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釋放出的復蘇差異,將進一步凸顯兩者之間因失衡而產生的矛盾,貿易摩擦依舊嚴峻;對于發達經濟體而言,難題是在保證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要減少政府公共債務和財政預算赤字;對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保證經濟增長與應對通脹任務同樣艱巨。
1.突發事件增添經濟復蘇不確定因素
2011年以來,國際局勢中的一系列突發事件對本已脆弱的世界經濟復蘇增添了新的困擾。中東和北非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引發的油價進一步上漲,對經濟活動構成拖累。日本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地震不僅對日本經濟,對世界經濟同樣造成影響;對利比亞的軍事行動,又成為世界經濟恢復中新的不穩定因素。突發事件引發“恐慌溢價”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復蘇面臨的重大阻力。首先,對油價和食品價格占消費物價的2/3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造成通脹壓力增加。其次高油價同樣造成發達經濟體進口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減少,內需動力減弱。日本史上最強地震,除引發海嘯還造成核泄漏。首先對日本商品期貨、股票市場以及貨幣市場造成極大的即時打擊,日本海外資金開始回流本土;其次,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制造業在全球經濟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全球供應鏈上至關重要的一環。日本生產供應全球40%的手機和電腦芯片,1/5的半導體產品。豐田汽車公司是世界第一大汽車生產商。索尼集團為世界各國消費者提供電子產品。災難可能使這一產業鏈發生短期中斷或轉移。摩根士丹利研究報告稱,日本大地震或將導致2011年全球經濟增速減少0•5%,達到3•8%。不排除日本大地震和海嘯將“導致日本經濟陷入短暫的深度衰退”的可能,最大衰退幅度為下降3%。而在地震前,摩根士丹利曾預計日本經濟將增長2%。與此同時,日本重建需要籌措大量資金,但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是經濟總量的兩倍還多,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而且日本財政赤字占GDP近10%,政府沒有過多資源可以利用。這就可能導致日本在海外的投資回流,從而引發資產拋售。當然,鑒于日本的進口大國地位,其災后重建以及之后的經濟發展都需要大量原材料,不排除在下半年開始會對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起到提振作用的可能。
2.通脹壓力加劇影響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為應對危機,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超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這些政策雖對救助危機起了重要作用,但其引致的貨幣過度發行所造成負面后果,在后危機時代,也是政策實施國不得不承受的,這就是資產泡沫和高通脹。自2010年10月至今,國際市場糧食價格指數上升幅度達15%,糧食價格已經逼近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漲幅早已超過了2007年巔峰時期,達10%以上。由于中東和北非政局動蕩,日本福島核電站危機,全球原油價格又進入了加速上漲的通道。4月8日布倫特原油價格升至126•7美元/桶,較上年上漲33•6%。利比亞局勢的混亂,西非產油國尼日利亞大選的推遲,可能會導致該國發生更多暴力事件,再度加劇國際市場動蕩。IMF警告,如果國際市場供應和需求因素持續動蕩,就可能使油價上升到2008年每桶148美元的水平。在糧食價格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直接刺激下,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顯現。而且通脹正從新興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蔓延擴散。經濟合作組織(OECD)2011年5月3日公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OECD成員能源價格同比上漲12•4%,帶動其成員國整體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了2•7%,再創2008年以來新高。3月份該成員國核心價格指數漲幅為1•4%,也達到2010年3月以來的最高漲幅。在新興經濟體國家。2011年1月份,巴西CPI同比上漲6%,持續5個月上漲,3月份繼續上漲6•3%;俄羅斯1月份CPI同比上漲9•6%,3月份上漲9•5%,持續8個月上漲;同期,印度尼西亞CPI上漲7•1%;韓國CPI上漲4•1%;中國3月份CPI上漲5•4%,創32個月以來新高;印度3月通脹從2月份的8•3%升至8•9%。面對日趨上漲的通脹壓力,多數國家不得不開始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新興經濟體國家從2010開始緊縮貨幣,迄今中國已10次上調準備金率,5次加息;印度自2010年3月以來已經9次上調利率;2011年3月以來,越南、泰國、韓國等繼續加息。在發達經濟體中,目前美國加息可能性較小,而歐洲央行已于2011年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這是金融危機后(2009年5月以來)的首次加息,表明其抑制通脹的決心,同時也表明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復蘇出現差異。對于歐洲而言,在經濟復蘇的初級和脆弱階段加息,既加大復蘇成本,又將拖低增長速度。而且,短期利率的上升,還加大了市場對加息周期的預期,投機行為和對長期利率即將上升的預期,都將加劇高負債國家的融資成本,對于希臘、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債務沉重國家的經濟復蘇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3.政府債務
負擔嚴重拖累復蘇步伐為應對金融危機,發達經濟體所使用的財政性政策手段和規模近年來不多見,但其后果是,政府必須背負沉重的財政負擔,且短期內難以消化。根據IMF最新數據,2010年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達到109•6%,財政赤字占GDP比例為9•29%;遠遠超過債務占GDP60%、財赤占3%的國際警戒線標準。IMF預計,到2015年,主要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將高達122%。在美國,經濟衰退和多年赤字財政政策,使得美國公共債務不斷累積。2010年2月12日,美國總統不得不簽署通過了將債務上限從12•4萬億美元提高至14•294萬億美元。但根據美國財政部的最新數據,截至2011年4月18日,美國公共債務總額已達14•253萬億美元,距離已提高了的政府債務上限僅剩410萬美元,美國政府可能將繼續考慮提高債務上限。美國會預算局預計,今后10年,公眾持有的聯邦債務將攀升至18萬億美元,相當于GDP的77%。赤字已成為美國當前面臨最大、最根本的經濟挑戰,標普將美國的信用評級展望下調,意味著美國將飽受高負債和赤字的折磨。歐洲問題同樣嚴重,繼希臘和愛爾蘭之后,葡萄牙可能成為歐元區17國中第三個向歐盟和IMF申請援助的國家;西班牙、希臘評級被降低,將進一步加重這兩個國家的債務困難。葡萄牙債務危機的惡化促使歐洲央行不得不再次恢復購買歐元國債。對于歐元區而言,歐債危機影響可能甚于日本地震。OECD報告顯示,2010年,意大利負債率(政府債務/GDP)高達131%,超過西班牙的72%;法國92%;德國80%。歐盟統計局2011年4月26日公布的數據,2010年歐元區國家財政赤字占GDP比例達到6%,公共債務占GDP的比例則由2009年的79•3%,上升至85•1%。在此情況下,為建立歐盟債務危機救助機制,2011年3月份歐盟財長們仍就規模5000億歐元的歐洲穩定機制(簡稱ESM)的協議主要細節達成了一致。這項新救助機制的大部分負擔要落在歐元區強國的身上。救助機制的建立雖然對恢復市場信心有幫助,但同是也會增加歐元區核心國家的負擔,從而拖累歐元區經濟復蘇的步伐。
大地震發生期間正值日本政府與財政赤字進行艱難斗爭之際。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數據,截至2010年12月底,日本政府債務余額已高達919萬億日元,創下歷史最高紀錄。同時預計在2011年4月1日開始的財年(2011年4月1日—2012年3月31日)中,政府債務還將增長5•8%,達到創紀錄的997•7萬億日元,占GDP的比例達到230%。大地震必將使日本政府追加預算,政府支出增加在所難免,財政狀況更加惡化,債務風險也將加劇,政府融資成本也將提高。世界銀行初步估計,日本災后重建所需費用可能高達1800億美元,相當于日本每年經濟產出的3%。重建費用要比神戶地震多5%~7%。
三、主要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前景
1•美國
受出口和消費者支出穩定以及投資增長的支持,2010年第四季度美國實際GDP增長達到3•1%,全年經濟增長2•9%,為五年來最大增幅。自2009年第三季度美國經濟復蘇以來,在平均3%的年度經濟增長率中,出口貢獻了大約1•4個百分點。進入2011年,美國經濟數據多數向好。2月份制造業生產指數從1月份的93•1增至93•5,制造業回暖是美國此輪經濟復蘇中的一大亮點。2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物價上漲依然溫和。3月份芝加哥采購經理人指數(PMI)為70•6,超過預期的70•0。失業率連續四個月下降,3月份失業率從上月的8•9%降為8•8%,較上年11月份已下降1個百分點。但美國經濟復蘇的動能仍顯不足。2011年2月份耐用品訂單出現連續下降,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環比大幅回落,顯示消費者對經濟短期走勢持謹慎態度。1月份20個大中城市平均房價繼續下跌,2月新屋、成屋銷售分別環比下降17%和10%,進一步表明美房地產業仍在苦苦掙扎。此外,雖然就業形勢正在轉好,但較2008年9月時的6•1%失業率仍有很大差距,顯示就業市場仍未能恢復至危機前水平。而且目前新增就業機會,遠遠低于預期。與此同時,高油價和日本地震,海嘯和核事故災害也將拉低美國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油價的高企不僅將直接增加相關行業企業的原料和生產成本負擔,還能通過沖擊美國就業市場和加重政府財政負擔的鏈條,將更多的負面影響力傳遞到美國實體經濟的各個領域,其中包括房地產和金融等關鍵行業。美國商務部公布的2011年第一季度GDP增長初值數據為1•8%,較去年第四季度的3•1%,明顯下降。IMF預計,2011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8%,高于發達經濟體平均水平,但較年初預期降低0•2個百分點,也低于美國政府和經濟學家的預計。
2•歐元區
2010年歐元區GDP緩慢復蘇1•7%。其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歐元區核心國家———德國。2010年德國經濟增長3•6%,是兩德統一以來最強勁增長,而出口大幅增長為其經濟增長做出重要貢獻。進入2011年,歐元區整體經濟依然向好。1月份工業訂單同比增長20•9%,為連續第四個月上升;1月份商品零售額環比回升0•4%,實現自2010年7月份以來的首次增長;2月份歐元區經濟敏感指數升至107•8點,表明經濟信心重拾上升通道。德國依然保持歐元區經濟增長的引領地位,2011年1月份企業信心指數升至歷史新高;前兩個月的出口增長率均在20%以上;3月份失業率從上年同期的8•5%降至7•6%。目前困擾歐元區經濟的主要障礙,一是通脹壓力增大,2011年1月份歐元區工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1•5%,同比上升6•1%,能源行業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升3•2%;1月份通貨膨脹率按年率計算達到2•3%,2月份又上升到2•4%,3月份通脹率高達2•6%,連續超出歐洲央行為維持物價穩定設定的2%的警戒線。為此,歐洲央行4月初將其主導利率上調0•25個百分點,從現行的1%提高至1•25%。歐洲央行預計,2011年歐元區通脹率在2•0%~2•6%之間。二是債務危機繼續困擾歐元區經濟。IMF預計2011年該區經濟增長率僅為1•6%。德國經濟增長率將較上年降低1個百分點。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和西班牙為應對高額債務面臨金融調整,經濟仍無法擺脫低速增長。IMF預計2011年愛爾蘭和西班牙經濟增長率將只有0•5%和0•8%,葡萄牙和希臘將分別下降1•5%和3•0%。
3•日本
2010年日本經濟強勁反彈,全年GDP實際增長3•9%,創20年來最快增速。其中主要由2010年第一季度的強勁增長所帶動,后三個季度經濟低迷,第四季度實際GDP甚至環比萎縮0•3%。進入2011年,地震前,日本經濟仍呈現出較好的動向,1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繼續改善至106•2,連續3個月環比上升;1月份失業率為4•9%,較2010年平均5•1%的失業率有所改善;2月份出口同比增長9•7%,順差上升3%。由于受到東北部大地震、海嘯和核泄漏影響,3月起日本經濟出現衰退跡象,3月當月日本工業產值環比驟降15•3%,創下跌幅紀錄。據推測,受災地區經濟規模占到日本GDP8%左右。日本政府估計,本次災害損失在16萬億~25萬億日元,占日本GDP的3%~5%,高于1995年阪神大地震2%的損失。世界銀行預計,日本地震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在1230億~2350億美元,災后重建大約需要5年時間。OECD報告稱,日本2011年第一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2~0•6個百分點,第二季度的經濟增幅可能下降0•5~1•4個百分點,全年經濟增長將從之前預計的1•7%放緩至0•8%。IMF則將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從1月份的增長1•6%下調至1•4%。摩根大通將其對日本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預期從2•2%下調至1•7%,將第二季度的預期從2•2%下調至0•5%,全年增長預期從1•7%下調至1•4%。日本央行預計,2011年經濟增長率為0•6%,在所有預計中最為悲觀。在地震、海嘯、核電危機的連續打擊下,油價高企也將使日本的經濟雪上加霜。但預計負面影響可能將主要集中在2011年上半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災后重建工作的開始,投資拉動將給日本經濟增長帶來積極影響。
1.“環境標準”可以成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把產品的價格、質量和技術含量作為出口競爭力的要素，很少考慮其它標準。隨著環境保護問題的全球化趨勢，進出口產品的環保標準越來越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熱點。發達國家一方面不惜投入巨資發展環保產品，實施補貼政策；另一方面通過一系列法規、環境標志、綠色標準等制度，為其產品樹立良好的形象。這些政策和措施大大地提高了出口產品的競爭力。
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將產品的“環保標準”作為競爭力要素，在我國可以產生兩方面的優勢：其一，環保產品兼有帶動高新技術發展和促進企業改革的雙重特點。它針對有關企業技術水平低、資源消耗大、環境污染嚴重、經濟效益低等問題，目標明確地要求企業從解決環保問題入手，促使產品生產向技術水平高、資源利用率高、污染盡可能少、經濟效益好等方面改進，使環保產品的生產成為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切入點；其二，可以充分發揮我國產品在價格方面的優勢，避免所謂“低價傾銷”或政府補貼之類的無端刁難。按照世界貿易組織修改后的國際補貼與反補貼規則，環保產品的這類補貼屬于不可申訴的補貼范圍。因此，我國既可以名正言順地對環保產品提供專項補貼、低息貸款，又可以進一步發揮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大大提高產品的出口競爭力。
我們可以通過“以內需促外貿”的途徑，大力發展環保產品，促使出口產品符合環保標準。要消除那種“產品不外銷就不能促進外貿發展”的錯誤觀念，要讓企業家明晰“綠色壁壘”問題，辨識高增長中的潛在危機和巨大的內需市場的關系，引導我國企業開發比較綠色環保產品，迎接WTO挑戰。據世界銀行1997年一份報告說，中國每年空氣和水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就相當于GDP的8%，也就是說基本抵消了我國經濟增長的成就。為此，我國在21世紀初計劃的環?？偼顿Y將超過5000億元。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外國企業必將以中國“入世”為契機大舉進入，我國企業如果無動于衷，就會坐失發展的良機。
2.以基地帶動環保產業發展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貿易叫做環境貿易，主要包括環保產品和服務的貿易，以及環保領域內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F在，國際上的環境貿易額已經超過5000億美元，其中多半為我國的主要貿易伙伴所占有，連東南亞國家也達到500多億美元，而我國每年僅有0.2億美元的環保產品出口，發展差距相當大。中國加入WTO后，如果不大力發展環境貿易，在這方面的出口差距不僅要拉大，而且國內環保市場還要被發達國家占領。
發展環境貿易的核心是發展環保產業，就產品而言，它可以獨立形成多種符合環保標準以及環境要求的產品類別和體系。在產業發展上，它仍然要依托在其它產業發展的基礎上，充分利用其它產業已經形成的技術、人才和資金，進而形成自己的產品、營銷和服務。正因為如此，歐美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不惜投入巨資，率先以高科技為動力發展環保產業，亞洲的韓國、泰國、新加坡等國也競相大量投資環保產業，并優先加以扶植。我國的環保產業近幾年來以高于30%的速度增長，產業實體已有8000多家，但是年產值卻不到40億元。究其原因，主要是鄉鎮和私營企業所占的比重很大，生產規模小、管理水平低、工藝技術落后，產品和工程質量不高，難以大規模地形成系統的技術和產品體系。當務之急，一是要努力尋找主導項目，引進高科技內容，以科技為動力、以項目為紐帶、建立產業集團，盡快地形成產品系列和工業體系，實現規模經營。二是要積極推動國有大中型企業轉產、改制，發揮國有企業的優勢和龍頭作用，以此來實行對環保產業的政策扶持，增加投資、降低成本。只有這樣，我國的環保產業才能實現由粗放式向集約化方式的轉變，真正獲得大發展。
發展環保產業的關鍵是找準并確定主導項目后，再根據市場條件建立環境貿易基地，以便進一步實現集約化經營，向國內外推進環境貿易。環境貿易基地應具有帶動周邊經濟、輻射國內外市場的功能，它是在原有外經貿發達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如果沒有產品市場，環境貿易便無法開展。環境貿易基地可以相對集中一些工業實體，形成環保產業的核心內容，有利于按照“清潔生產”的要求生產環保產品。同時，環境貿易基地也有利于吸引和集中眾多的優秀人才，有利于直接對外招商引資，有利于國家實行扶持政策，有利于通過市場大規模地籌措資金。總之，能夠集中許多有利條件的環境貿易基地，必然會產生“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放大效應，為環境貿易創造大發展的良機。
二、以“多極化”遏制國際金融霸權
1.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是為了實施金融霸權
所謂金融霸權，就是一個國家或集團利用其業已建立起來的霸權地位，通過強制推行金融自由化打開別國金融市場，進而利用其貨幣的特權地位、攻擊性的金融投機和國際資本流動來剝削其它國家，干擾乃至控制其經濟。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投機資本、衍生金融工具、政治霸權以及高科技力量，已經確立了金融霸權地位，實現了對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在中國加入WTO問題上，美國一直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目的就是有利于實施其金融霸權。分析金融自由化的實質，我們就能避其鋒芒、指其要害，采取積極進取的對策。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約有3750億美元在美境外流通，使美國每年約獲益150億美元，占其GDP的0.2%。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全世界舉債，卻不必對等地或干脆不負責任地償還它們。美國可以通過美元貶值，既減輕外債負擔，又刺激出口，以改善國際收支狀況。當美國出現經常賬戶逆差時，可以通過印刷美鈔來彌補赤字，維持國民經濟的平衡，將通貨膨脹轉嫁給其它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美國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變化把部分損失轉移到世界各地。
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大量輸出流動資本，通過投機性的運作，利用金融自由化在國際間追逐高額利潤。他們利用一些國家經濟增長的良好環境，以金融自由化為契機，大舉進入這些國家和地區的證券和房地產之類的市場，造成配套本幣的貶值，誘使本幣升值，造成進入國經常帳戶的逆差。一旦時機成熟，他們便帶著豐厚的利潤大量抽逃資本，卻給東道國造成短期內無法彌補的資金真空，導致貨幣過度貶值而出現金融危機。
國際游資的投機性運作制造了這樣一種“金融怪圈”：游資利用金融自由化無序地流入一個國家，破壞了其原有的資金平衡，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為抑制通貨膨脹，該國就必須提高利率，而高利率又進一步使國際投機資本趨之若騖。為了擺脫這種惡性循環，這些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助，并且要接受進一步開放金融市場的苛刻條件。我們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已經看到這種活生生的事實，由發達國家制造的這種“金融怪圈”，不但為他們攫取了大量利潤，而且使3000多億美元的外資由東南亞轉向美國。它促進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卻給發展中國家造成了金融危機。
發達國家還把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機構作為攻擊對象，以利于他們進一步實施金融霸權。從國際貿易初期的“海琴業務”，到現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方式，活躍在金融市場上的這類游戲規則都是發達國家利用金融霸權地位制定的，這些規則旨在加強發達國家的金融霸權地位，發展中國家得到的往往是短期內的虛假繁榮。當他們利用游戲規則捅破自己吹起的經濟泡沫后，不但掠取驚人的利潤，制造了金融動蕩，而且乘人之危，以低價收購危機國家的企業和金融機構。
2.運用“多極化”來遏止“金融自由化”
金融霸權國要達到金融侵略和剝削的目的，必須掌握三個基本條件：一是擁有巨額的國際投機資本；二是利用金融市場自由化；三是操縱金融游戲規則。中國加入WTO后，絕不能像“入世”前那樣被動性地只能執行別人制定的游戲規則，而應該積極參與制定或修改有關規則。常言道：“他有千條妙計，我有一定之規。”根據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多極化”格局和我國的具體情況，我們可以制定以下有利于主動進攻的對策：
(1)以“多極平衡體系”化解“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傾向。當今世界存在著“三區三對成三角”的戰略格局。所謂“三區”，就是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大東亞的經濟發展區域；所謂“三對”，就是每兩個經濟發展區域組成相互作用的一對；一對是北美自由貿易區與東亞構成環太平洋的合作，即亞太經合組織(APEC)；一對是NAFTA與EU構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擬議中的大西洋自由貿易區；一對是歐盟與東亞構建跨印度洋的亞歐合作，正在通過一年一度的亞歐會議來實現這個目標。以每對為一條邊（或稱一條經濟鏈），就形成了全球性的國際經貿“大三角”。在這個大三角體系中，處于一極的美國，正憑借其霸權地位向各國推行其金融霸權，從不對稱的局部發展中攫取較多的利益；處于另一極的歐盟，則通過加強歐洲聯合的努力與美國抗衡；中國處于東亞這個經濟高增長的第三極中，一方面受到來自美國金融霸權的壓力，另一方面卻受到歐盟對亞洲新戰略的鼓舞，歐盟在《走向亞洲新戰略》的政策中明確地強調：要發展雙邊和多邊關系，加強投資與金融方面的經濟合作，并特別強調與中國發展全面的合作關系。歐元和日元已經對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了挑戰。日本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但日元對美元的匯率卻經常被一些變數攪得升降不定；歐元啟動以來持續疲軟，歐洲央行可能會繼續降低利率以刺激經濟增長。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卻強調維持聯邦基準利率不變，致使歐、美利率調整的趨勢不同，有利于維持美元走強而使歐元失寵。很顯然，歐元、日元必將與美元長期地抗衡下去，其結果必然動搖美元的霸主地位而產生一種平衡關系。我們只要注意把握機遇，適時適量地利用這種抗衡關系，就可以促進我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和技術合作，增加吸收外資、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化解那種“以霸權掠取比較利益”的金融霸權傾向。
(2)以“極坐標的市場體系”撥轉開放金融市場的單方指向。東南亞金融危機表明：陷入危機的國家基本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而這些國家卻將其出口導向戰略定位于以矛盾因素構成的直角坐標系中。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由矛盾要素構成的金融市場最容易遭受國際金融投機的攻擊，進而被扭曲并陷入金融動蕩的怪圈。
我國的金融結構也存在著矛盾問題，現在，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入世”的條件，在處理好現有矛盾的同時如何對外經貿發展進行戰略定位呢？我國應拋開那種以矛盾因素建立直角坐標系的定位法，可以用原點與一條射線構成的“極坐標”來定位。這就是以我國為原點，以中國大市場對外吸引力為“輻射線”，并具體地表現為進出口貿易鏈，形成外經貿的“三圈鏈環”市場來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
“三圈鏈環”只是從地理位置上對我國外經貿活動的形象描述，它的內圈是由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中國臺灣組成的大中華經濟圈；中圈是包括我國在內的東亞經濟圈；外圈則是中國與歐、美等國家組成的貿易鏈。
以極坐標體系建立的“三圈鏈環”是一種全方位開放的市場關系，其側重點在貿易，注重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自由化”的金融市場。在貿易方面，三圈上的國家毫無差別；但在金融方面，三圈上的國家卻內外有別。同屬于中國經濟圈的內圈，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和地區，而香港又是貿易和金融開放度最大的地區。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中國大陸和中國香港完全可以通過互相學習來完善自己的金融市場；在中圈上，東亞的一些國家已經飽嘗了金融霸權的苦果，也教會了人們如何認識金融霸權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將東亞列為金融市場開放的中圈，更有利于我國吸取如何開放金融市場的教訓和經驗；對于外圈來說，極坐標賦予的貿易待遇和內圈是等同的，但對于金融市場的開放度應該有所差別，因為，內圈在國家上是統一的，而外圈上不僅存在著的差異，還存在著金融霸權。除了警惕之外，對于外圈上的國家也要區別對待，我們要珍視同歐盟的金融關系，要進一步發展同俄羅斯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同時要謹慎地與美國發展金融關系，從中吸收對我國經濟發展有益的東西。
我們將貿易與金融分開，強調以開放的貿易市場取代開放的金融市場，道理很清楚：首先，WTO是一個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將貿易與金融分開而側重于貿易關系，是無可厚非的；其次，中國注意到貿易與金融的相互關系，已經讓中國香港極大地開放金融市場，并且正在有選擇地在沿海和內地逐步開放金融領域，說明正在正確而穩妥地運作金融市場，為發展中國經濟積累經驗，進一步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因此，我們謹慎地開放金融市場，并理直氣壯地要求修改一些金融游戲規則，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任何單方面要求中國開放金融市場的指責，都是站不住腳的。
三、以“技術貿易服務”為重心取代“金融自由化”傾向
金融與貿易原是兩個概念，發達國家為了借貿易之名打開一國的金融市場，便將金融的服務行為納入貿易領域，稱之為“服務貿易”。他們對傳統服務業并不感興趣，只專注于金融、保險、通訊、信息等新興服務業，尤其關注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企圖在中國缺少競爭力的情況下占領我們的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技術貿易的有關性質和特征與服務貿易不完全相同，技術貿易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創造要素稟賦，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和效益。因此，我們可以開誠布公地闡明技術貿易作為服務貿易重心的“雙贏”意義，制約和取代“金融自由化”。
1.技術貿易及其服務就是重要的服務貿易
美國是當今服務業最發達的國家，它在許多服務行業中，特別是在高技術服務行業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但是，美國卻將其中容易被我國吸收和替代的高技術稱為“敏感技術”，千方百計地加以限制，連商業衛星發射這類合作性的服務也受到種種刁難。說來說去，美國的服務貿易自由化旨在強調其中的“金融服務自由化”，而限制高技術服務自由化。這種失之偏頗的做法，到頭來也限制了美國自己的經貿發展。據統計，美國企業因技術出口管制每年要喪失幾十億美元的對華出口額，在這些技術出口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大量的技術服務，擁有知識產權的技術貿易所創造的價值大大地超過了技術產品的壟斷價值。在這方面美國的波音飛機公司已經嘗到了甜頭，為了與歐洲的“空中客車”競爭，波音公司在我國的天津和廈門建立了飛機修理等服務業，贏得了巨大的商譽和經濟效益。但是，美國國會中一些人卻仍持冷戰思維，他們需要的是金融霸權，迄今為止，美國從總體上仍沒有取消對華技術貿易中的限制性立法，它所推行的只是一種被扭曲了的服務貿易自由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出現，技術封閉化、神秘化正在消失，技術外溢和彌補技術差距的時間正在縮短。雖然美國有很多技術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但類似的技術同樣可以在其它國家出現，就某一項高技術而言，歐盟、日本、俄羅斯乃至一些發展中國家都可能超過美國，美國一次又一次地將技術貿易的機會讓給其它國家，有朝一日美國一定會醒悟過來：技術貿易就包含著重要的服務貿易。
2.發展技術貿易的中介服務，真正實現“雙贏”
有關學者運用統計資料作出比較研究后指出：我國在利用FDA（外國直接投資）中，付出的市場代價是巨大的，以市場換技術的效果顯然不盡如人意?，F實與初衷的差距非常大，我們必須對“以市場換技術”這個引資的戰略重新進行審視。通過對利用外資和技術引進問題的理論研究和實證分析，得出的主觀原因大致有：投資方與引資方動因差異，技術轉讓與技術消化、吸收的差異等等；客觀原因大致有：引進技術不合理，我國企業與外國投資公司存在較大的技術差距，我國技術引進的社會、經濟、技術的配套系統不完善，利用外資與技術的政策環境亟待改善等等。這些問題的深層原因，就在于進行技術貿易時缺乏與之相適應的完善的服務措施。
2.金融市場動蕩將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受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的拖累，世界經濟正經歷著嚴重的下滑風險，特別是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明顯放緩。美國方面，今年第三季度GDP增長環比折合年率由上季度增長2.8%轉為下降0.3%，其中消費下降3.1%，私人投資下降1.9%。9月份，美國制造業指數為43.5，為2001年ro月份以來最低，表明制造業萎縮加快。ro月份失業率升至6.5%，為14年來的最高水平，失業集中部門由建筑業、金融業向制造業和零售業擴散。在歐洲，歐元區經濟已經陷人衰退，ro月份經濟景氣指數由上月的87.5降至80.4，降幅創歷史最高水平，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一19降至一24。日本第二季度GDP環比下降0.7%，9月份實際家庭支出同比下降2.3%，零售下降0.4%。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雖然繼續承擔著世界經濟增長助推器的作用，但也顯現出后勁不足的趨勢，特別是出口依存度高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受到的影響會更加明顯。
3.世界性的聯合救助行動效果尚待觀察
2.金融市場動蕩將進一步拖累實體經濟
第一、國際貧易的規模較戰前大得多，增長速度也快得多。1900年全世界貿易總額為331億美元，1938年為461億美元。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0。一193了年的出口額從115億美元增一長到160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僅為工.1%。1948年世界商品出口總額為5了1.9億美元，到1981年出口總額增長到19，666億美元。這一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際貿易普遍經歷了恢復發展(1946年一1957年)低速發展(1957一1970年)高速發展(1970一1980年)三個階段。1948一一1957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外貿額從358億美元增長到72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8.8%;1970一1980年，又從2，203億美元猛增到12，696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1.5%。戰后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貿易的年平均增長速度不僅大大高于工業生產的年平均增長速度，而且也高于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據統計。1981年，商品出口額在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20%的已達十四個國家，比利時的比重最高，達57.4%。其次是荷蘭和愛爾蘭，分別為48.9%和47.5%，挪威的比重為32。3%。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比重最高的是西德，為25.7%。1981年美國、日本、法國、西班牙和澳大利亞的比重在20%以下，其中美國最低，為8%，但同五十年代相比，增長也有明顯的(1950年只占3。6%)。這就說明，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商品出口實現的。一商品出口的增加與否，以及增長的程度，對于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第二、國際貧易發展的不平衡性不斷加強。
(一)美國、西德、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國在世界貿易中所占比重有所提高。戰前，七大國占世界出口總額的47。7%;戰后，1948年上升到50.4%，197。年又上升到58.2%，到七十年代，由于石油危機的影響，七大國的比重到1971年下降到51.7%，1980年又降到49。3%。上述數字表明，七大國在戰后國際貿易中一直占首要位置，即國際商品市場的一半為這七國所占據。
(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七大國中每個國家在戰后國際貿易中的地位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其出口貿易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美國和英國在五十年代，在世界貿易中曾占顯著地位，到七十年代，這兩個國家的貿易地位便急劇衰落了。加拿大在戰后初期曾是第三位，到七十年代末退居第八位。西德和日本，戰后三十多年來貿易發展很快，西德從第十位躍為第二位，日本則由第十九位躍為第三位。法國在戰后初期是第四位，到1979年仍維持不變。意大利則由戰后初期第八位上升為第五位。
(三)到七十年代初，美國、日本和西歐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三個中心，在世界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標志。1957年，美國、日本和西歐在世界出口貿易中占58。2%，到1970年上升到61.9%。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機使這三個經濟中心的貿易地位有所下降，但到1979年仍占到52。8%，到1980年又上升到53.3%。這三個經濟中心的貿易地位比七大國還要高(三個經濟中心1980年占53.9%;七大國占49。3%)。
此外，歐洲共同體市場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重迅速增長，這也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發展不平衡的一個重要方面。2957年占34.9%，1970年占40%，1980年雖受石油危機影響，但仍占到36.1%。
第三、國際貿易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一)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進出口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斷增長，進出口的初級產品比重相應下降。以美國、西德、日本、法國、英國、意大利、加拿大七大國為例，195。年—1979年，出口制成品由70.1%增長到79.6%，初級產品則由25.5%下降到18.5%。
(二)國際貿易地區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57年，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歐洲共同體(六國)的出口額僅為205。20億美元，僅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總額的27·9%，到1980年躍增到5077。63億美元，占40.8%。同樣，1957年歐洲共同體(六國)之間的出口總額僅為113.84億美元，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總額的15.5%，而到1980年則躍增到3565.39億美元，占28.7%。事實證明，歐洲共同體己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集團，現在只有美國和日本方敢同它有分寸地相對抗。美國、日本和西歐之間的三邊貿易關系越來越成為當代國際貿易的支柱。
第四，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之間的貿易關系有了急劇發展。
近20余年來，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之間貿易關系的迅速發展，正是美國、日本和西歐共同體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三個中心的主要標志。
美國與西歐共同體之間貿易，是三邊貿易關系中最重要的“一邊”。美國對共同體的出口到1980年達到546。27億美元，占美國出口的24.7%，說明美國出口商品有四分之一需要依賴共同體這個龐大市場。198。年歐洲共同體對美國出口達到372.4。億美元，占共同體出口的5。6%，說明共同體對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不太大。
美國同日本之間的貿易也是引人注目的“一邊”。美國對日本出口1980年達到270。9億美元，占美國出口總額的9.4%。198。年日本對美國的出口達到319.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24.5%。上述事實說明，戰后美國、日本貿易關系有了急劇發展，日本出口貿易對美國的依賴程度要比美國對日本的依賴程度高得多。
歐洲共同體與日本的交易關系出，是不容忽視的“一邊”。共同體對日本出口198。年達到63.82億美元，占歐洲共同體出口總額的0.95%。日本對歐洲共同體出口1980年達到172.86億美元，占日本出口總額的13。3%綜上所述，美國、日本和歐洲共同體之間的貿易是當代資本主義國際經濟關系的極重要的組成部分，這“三邊”關系急劇而不平衡地發展著，而這種經濟關系的發展不僅使三國經濟中心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而宜也使之在整個世界貿易中的比重日趨提高。
二、八十年代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
在八十年代，由于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將繼續提高，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可能會相對下降，預計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將從1980年的69%下降到65%左右。美國的貿易地位仍將繼續下降，西德和日本的貿易地位將迅速提高，西德在出口方而有可能超過美國，從而成為世界第一出日貿易大國。
上述數字說明美國、西德、日本、英國法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八十年達資本主義國家國際貿易的發展速度將低于七十年代(年平均增長率6%)，估計上半期不過4%或更低些，下半期可能達到6%。
八十年達資本主義國家在貿易結構方面也將發生一些變化。
在商品結構上，隨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向節省能源的更高級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將有更多的尖端科技產品提供出口。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制成品比重將進一步增長，估計到八十年代末，制成品比重將占到出口貿易總額的85%左右，而初級產品出口比重將相應下降。在進口商品結構上，制成品將上升到60%左右，初級產品將下降到40%左右。
在地區結構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貿易仍是主要方面，約占出口總額的65%左右，對發展中國家貿易將占25%，對社會主義國家出口將增到5%，對蘇聯東歐國家貿易也將增長到5%左右。
三、關于世界經濟形勢
第一、對西方經濟的近期預測:戰后最嚴重、最持久、最深刻的一次世界經濟危機(1980至1982)1983年2月初己到谷底，目前美國、西歐、日本經濟均處在不同程度的回升之中。由于三年危機己經起到足夠的’“放血”作用，通貨膨脹率暫獲控制，能源價格短期內難以上漲，私人消費近期有較大增加，企業存貨需要大量補充。里根連任總統后勢將盡最大努力來維持住這次復蘇的勢頭，使之穩步前進。因此，材r計美國這次爪升將有可能持續兩年或更長一些時間(1984一1986年)并有可能獲致一定程度的高漲，西歐、日本情況也會跟著好轉。
第二、對西方經濟的中期預測:這次西方經濟回升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生產過剩)的暫時減弱，它將是微弱的，不穩定的。
第三、付西方經濟的長期預測:從十五至二十年的長期看，西方經濟不可能出現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那樣持續二十年的高速度增長。相反，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經濟仍將在低速增長、基本停滯、結構失調和周期頻仍中度過。原因:
—西方國家迄今還沒有找到能夠解決經濟問題的切實有效的辦法，各國而對國內一系列經濟矛盾只能頭痛治頭、腳病醫腳、窮于應付，反而使矛盾更加深刻化。
—西方工業國家迄今還沒有找到能夠導致相互經濟合作的辦法，紛紛以鄰為壑，相互轉嫁困難，特別加重剝削第三世界，因而加深了區域化、集團化的影響，加劇了世界財政金融體系的高度不穩定，相互爭吵也不斷加劇。
—科技發展目前著重在微型電算機和機器人等節省人力勞動的工具上，但目前還難以廣泛應用，一則由于投資利潤率太低，不能引起資本家對固定資本大量改建、新建的投資熱情;二則由于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反對，使這樣的工業改組不得不放慢步子。這些屬于生產關系方面的問題，影響了通過科技應月j而擴大生產規模的過程?？峙滦枰欢螘r間，最早在八十年代末，甚至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能看到這種情況的改變。
一一由于必須與蘇聯爭奪世界霸權，美國正在進行長期的擴軍競賽，爭取軍事優勢，大量國際軍費的開支將是長期的，這也會影響美國的工業。
四、我國對外費經貿易工作今后的任務和對策
中央書記處指出，到本世紀末我國進出口總額要實現倍增，達到1，600億美元。這就要求出口翻兩番，進口翻兩番。這一目標實現以后，中國在世界出口總值的比重將由目前的1.23%提高到2一3%以上。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名列前10位左右的出口貿易大國。從中國對外貿易的歷史發展來看，外貿實現倍增，出口平均每年遞增7.6%并不算高。1950—1980年中國的出口總額年平均增長率比工農業增長率高30%，而在未來的十年，基本上是按同一速度增長的，留有相當的余地。所以，人們有信心實現這一目標是十分自然的。
但是，我們在實現這一目標時，還必須看到國內外對我有利的一面和不利的一面，以便及時研究、預籌對策。
對我不利的方面:
—保護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的不平衡，造成了競爭能力強弱不等。在各國普遍發生經濟危機，生產下降和失業劇增的情況下，為了向外轉嫁危機，爭奪市場的斗爭大大激化。一些競爭能力相對軟弱的國家，越來越多地轉向采取保護主義措施，限制外國商品進日，以給本國工業保留更大部分的國內市場。一位西方人士指出:現在己經不是選擇自由貿易還是部分保護主義，而是選擇部分保護主義還是徹底保護主義的時候了。
對‘我有利的因素:
聯系上述關于西方經濟的預測，考慮其對我國經濟建設的影響，我們認為下列幾點是應當注意利用的:
—由于低速增長，資本主義國家還會有大量設備閑置或等待更新換代，資金技術也會處于過剩狀態，這就形成對我有利的買市場和借貸環境。即使在它們進入周期性的復蘇乃至高漲階段，這種情況也不會有大改變。這是我們可以充分利用的有利條件。我們應充分利用西方日益加劇的重重矛盾，爭取買到一些不易買到的東西。
—今后西方經濟發展雖然是長期在低速增長中進行，但仍受周期性規律支配，危機、蕭條、復蘇、高漲等階段仍將相繼出現，周而復始。每個階段的出現，對我們都有利有害，問題在于我們要善于預見發展、把握時機、利用矛盾、趨利避害采取正確的發展戰略，促進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針對上述有利條件，我們應采取以下措施。
—外貿增長速度問題，前十年(1081一1990年)對外貿易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考慮在7一8%左右，后十年(1990一2000年)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考慮在8一9%之間。我們認為，九十年代的增長速度應高于八十年代。前十年，進口可以大一些，出口相對小一些。因為我們巫需進口技術設備和短缺物資。八十年代世界經濟不景氣，形成買方市場，有利于我進口，以便對國民經濟各部門進行技術改造。至于貿易逆差，可用非貿易收入及外資來解決。
后十年，出口要大一些，進口相對小一些。因為九十年代世界經濟會有好轉，國際貿易將重顯活躍，對我出l:1較為有利。同時，我國經濟經過八十年代的調整、改革和技術改造，出口產品將更適合國際市場的需要，可供出日的商品數量將日益增多。)舀一f·年擴大出口，也有利于償還前十年所借的外債。
一一從我國出卜?！方Y長。來看，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已經超過初級產品。在制成品中，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知識技術密集型三種產品都有。在這三種產品‘護，怪紡產品所占比貢最大，機電產.異:和化一助“:品所占比重很小。這說明當前我國優勢仍在于具有比較熟練技術的廉價勞動力。這種情況在一個相當時期內恐怕難以改變。
面對當前國際市場上竟爭日益劇烈，保護主義越來越歷害的現實，我們必須立即采取行動，首先著重鞏固與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況1的優勢。例如，加速輕紡一l二業的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發展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產品。還應發揮我們特有的資源優勢，開采地下資源(如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白行加工，然后向外出口，換回急需的資金、技術和設備。
一一迅速建立有效的國際經濟貿易情報系統，這是實現到本世紀末外資翻兩番，l戊略目標的重要保證。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
區域經濟一體化業已成為當今國際經濟關系中最引人注目的趨勢之一,然而,“經濟一體化”這個詞語是近年才出現的。有人將一體化描述為一種多國經濟區域的形成,在這個多國經濟區域內,貿易壁壘被削弱或消除,生產要素趨于自由流動。
所謂“區域”是指一個能夠進行多邊經濟合作的地理范圍,這一范圍往往大于一個國家的地理范圍。為了調和兩種地區之間的關系,主張同一地區同其他地區不同的特殊條件,消除國境造成的經濟交往中的障礙,就出現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設想。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區域經濟學的一個主要范疇,是一個發展的、動態的概念。其實質就是打破行政區劃界限,按區域經濟原則統一規劃布局、統一組織專業化生產和分工協作,建立統一的大市場,優勢互補、聯合協作,聯接并形成為一個利益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動因
與全球性多邊貿易體制相比,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蓬勃興起有著深刻的內在動因――各類區域經濟合作組織設定的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目標都要高于WTO談判的目標,各成員從中獲得的自由化利益也必將高于參與全球貿易體制的效果,這也是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的原因。一些地理相近的國家或地區通過加強經濟合作,消除國境造成的經濟交往中的障礙,削弱或消除貿易壁壘,形成了如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南美共同體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
三、區域經濟一體化對W T O的促進作用
在過去的十年,區域經濟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根據WTO測算,自1995年WTO成立以來,與GATT時期年均通報3個的速度相比,向WTO通報的新區域貿易協定以年均11個的速度增加,十年來間新通報增加的區域貿易協定共計有196個,其中仍然生效的有132個。從參加區域經濟合作國家和地區來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至少是一個區域經濟組織的成員。這樣世界上有近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的“雙重成員資格”。從這點看,多邊貿易體制與區域經濟化發展之間的關系不但密不可分,而且彼此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影響直接或間接地構成雙方相互存在和發展的條件。
從長遠和總體來看,集團化趨勢所產生的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不可能阻止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的發展,相反,由于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的合作水平比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合作水平要高,區域經濟合作的廣泛開展必將進一步推動和促進經濟全球化進程,從而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階梯或中間環節。換句話說,區域經濟一體化是WTO健康良性發展的助推力,可以推動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具體如下。
1.區域經濟一體化與多邊貿易體制目標一致。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目的是協調各成員之間的立場和利益,消除成員間商品、服務以及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的各種障礙,以實現區域內各國福利的最大化,促進自由貿易。這一目標與多邊貿易體制――消減貿易壁壘,促使貿易盡可能自由流動的目標從根本上是一致的。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熱潮強化了目標的一致性,突出表現在:一是以APEC為代表的新興區域經貿集團公開倡導“開放的地區主義”,強調以亞太區域為基礎推動全球經貿自由化。二是RTAs(區域貿易安排)與WTO共同應對非關稅壁壘。目前,RTAs的迅猛發展,將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和經濟全球化一起成為影響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主導因素和重要潮流。截至2007年7月,向世界貿易組織通報并已生效的區域或雙邊貿易安排達到205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RTAs驅動下的貿易措施自主自由化”,這本身促進對多邊貿易自由化的發展。
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行動一致性推動多邊貿易談判進程。RTAs構建基礎的拓展和深化使得更多的國家在諸多方面都有了共同利益。由于區域經濟一體化多為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所涉及成員的數量要遠遠小于全球多邊貿易談判,各成員之間就貿易自由化進程達成一致的難度相對較小,從而有利于在小范圍內更快地推動貿易自由化進程。如果世界各國首先在小范圍內達成一致,那么坐在WTO談判桌前的代表的數量就可以下降,從而有效地降低多邊貿易談判的復雜程度和難度。反之,全球多邊貿易談判規模較大,各種利益關系錯綜復雜,要在短時間內取得較大程度的進展必然會有很大難度。而雙邊的或次區域的經濟組織由于參與國的溝通、協調和談判的成本較低,可以相對順利地啟動實質性的合作進程。這實質上也是一種降低廣義的交易費用的過程。這種雙邊的或次區域的經濟合作本身就是多邊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可以迂回推進多邊貿易談判的發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NAFTA和APEC的誕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美、加、日、歐在關稅和市場準入等議題的談判,使得歷時近10年的烏拉圭回合談判在1993年得以圓滿結束。
3.區域經濟作為多邊貿易的先行者,區域經濟一體化不奉行“最惠國待遇原則”,而實行“非互惠原則”,并體現“授權條款”的精神,這樣的理念使得經濟合作組織內的國家更易于達成協議,開展自由化貿易,從而加強合作經濟組織內部的發展。當前,多邊服務貿易自由化的談判難度較大,前進步伐緩慢,因此,越來越多的WTO成員國開始嘗試通過RTAS來實現貿易的自由化,應該說,在推進貿易領域的自由化方面,RTAs是WTO的先導。區域安排可以為全球行動提供準備和經驗,同時容易協調各參加方的立場和利益,使有關參加方在多邊貿易體制下暫時無法實現的自由化利益在小范圍內予以實現,為多邊貿易體制提供有益的經驗。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WTO發展并走向成熟的中間環節,有助于推動多邊貿易體制向更深層次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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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對外貿易得到迅速發展。無論從進出口的規模、進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我國貿易對全球貿易的貢獻來看，我國都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在既有的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中，我國對外貿易規模與經濟增長關系的探討有相當多的文獻，但對外貿易結構問題的研究卻相對較少?！爸袊蔀橐粋€貿易大國的重要方面正是對外貿易結構的迅速提升”（江小涓，2007），忽略貿易結構問題的研究注定是存在偏頗的。
四川省地處我國西部地區，同時也是西部經濟發展最為活躍和開放的地區之一，四川省的經濟發展較具西部大開發的典型性。地處西部的四川牢固樹立“大開放促大發展”的思路，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工作，開發領域進一步擴大，2006年全省對外貿易總額突破110.2億美元，外貿依存度達到10%，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四川省的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優化。機電產品進出口達到56.14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到50.9%。重裝設備出口增長迅猛，電站設備、鉆井設備、機車等成套設備出口額達到6.29億美元，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達到26.76億美元。工業制成品出口大幅增加，而初級產品出口迅速下降，貿易結構變化非常明顯。
國內外部分學者探討了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Lee（1995）根據新貿易和新增長理論，強調一國國內含有先進技術的進出口投入到國內生產，可直接提高國內既有生產函數的效率，進而最終導致經濟增長。Keller（1999）通過不同貿易結構與技術轉移影響本國TFP的視角，發現國內TFP的增加與進口份額存在正相關關系。關于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也存在著一些不同的結論。如國內學者王永齊（2004、2006）基于Baldwin（1992）和Mazumdar（1996）關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爭論，構造了一個貿易結構測度指標，通過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VAR模型估計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檢驗結構顯示，中國的貿易結構并不顯著影響經濟增長。但是徐光耀（2007）得出了在不同的貿易結構下，進口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有不同促進作用的結論，李兵（2008）的研究表明工業制成品進口對我國經濟增長有長期穩定的促進作用，而初級產品進口則有抑制作用。
本文擬選取四川省1989－2006年的數據對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通過綜合運用單位根檢驗、Johansen協整檢驗、Granger因果分析等方法，系統研究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內在關系。
二、變量、數據與研究方法
貿易結構是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按照附加值的高低，可以用一國進出口貿易中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的相對比例來表示貿易結構。初級產品附加值低，技術含量低，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弱；工業制成品附加值高，技術和資本密集度高，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強。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往往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而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進口來滿足；而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卻相反，以進口初級產品為主，出口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經濟學家通常以初級產品和工業制成品在進出口中的相對比重來衡量一國對外貿易結構的優劣。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以來，四川省的對外貿易結構日趨優化，進出口貿易中工業制成品的比重不斷提升。我們用EXM表示出口貿易結構，IMM表示進口貿易結構，由圖1可以看出，1989年工業制成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僅為0.65，而2006年該值達到了0.92；與此類似，1989年工業制成品進口占總進口的比重為0.83，而2006年達到了0.93。無論是進口貿易結構，還是出口貿易結構，在90年代以來均得到了較大程度的優化。
我們用人均實際GDP來代表經濟增長變量，GDP的數值采用1978年不變價格，數據來源于四川省統計年鑒2007。而進出口貿易結構數據來源于1990年～2007年《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為消除時間序列經濟數據存在的異方差現象，對所有變量的實際值均采取了自然對數，處理后的數據不影響原序列的相關關系和協整關系，三個變量我們分別記為：LNGDP、LNEXM和LNIMM。
本文從進出口貿易結構的角度來考察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因此我們考慮構建三變量VAR模型來進行考察。這一方面是因為VAR模型較單方程模型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因為本文所考察的經濟變量多為水平變量，具有非平穩性，簡單回歸方程容易產生偽回歸問題，必須進行協整檢驗，因此我們選擇在多變量VAR系統中的考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
（1）式中，表示外生變量，表示殘差，為各變量的系數，p為滯后階數?？筛鶕芯啃枰淖兏髯兞康木唧w指標內涵，從而得出最合適的結論。
三、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1.單位根檢驗。由于幾乎所有表示絕對量指標的宏觀經濟變量都是非平穩的，具有時間趨勢。因此我們在對變量進行具體分析之前，需要首先檢驗其平穩性。本文用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變量的水平和一階差分進行平穩性檢驗，其中，檢驗過程中滯后期的確定采用AIC最小準則，以保證殘差值非自相關性。檢驗結果如表1。
注：檢驗形式（C,T,L）分別表示帶常數項、趨勢項，L表示滯后階數，D表示差分算子*（**，***）表示在10%（5%、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
由表1可以看出，在變量的水平值上，所有檢驗結果均沒有拒絕單位根假設，因此可認定LNGDP、LNEXM和LNIMM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而所有變量的一階差分均拒絕有單位根的假設，表明變量是平穩的。于是，我們認為所有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即為I（1）。對于這些非平穩的經濟變量不能采用傳統的線性回歸方法檢驗他們的相關性，而應采用協整方法進行分析。
2.協整分析。由于VAR模型的穩定性與其滯后期有很大的關系，滯后期越長模型的穩定性越差，因此VAR模型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滯后階數的確定。在選擇滯后階數時，一方面要使滯后數足夠大，以便能完整地反映所構造模型的動態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滯后數越大，需要估計的參數也就越多，模型的自由度就減少。所以通常在進行選擇時，需要綜合考慮，既要有足夠數目的滯后項，又要有足夠數目的自由度。依據上述思路，本文根據Eviews軟件中的Lag Length Criteria綜合考慮LR檢驗、AIC信息準則和SC準則等檢驗方法，并對模型的異方差、自相關和正態性進行檢驗，最終確定最優滯后期。通過對各最優滯后期模型進行AR視圖檢驗，VAR模型所有根的模的倒數均小于1，即位于單位圓內時，VAR模型是穩定的。
為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采用Johansen提出的方法來檢驗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通過對原始數據序列的分析來確定數據空間中是否存在線性趨勢，并根據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所得的結果，從而確定我們選擇的檢驗形式（具體檢驗步驟略），綜合檢驗結果見表2。
＊表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由表2可以發現，跡統計量表明三者無協整關系，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表明存在一個協整關系。相應的協整方程為：
（2）
由協整方程(2)發現，工業制成品出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長約7.67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大，而工業制成品進口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引起人均GDP增長約0.157個百分點。但是從括號內的標準差來看，進口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出口貿易結構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相比，前者作用較小，但也較顯著；后者較大，但并不顯著。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
Granger因果檢驗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傳統的基于VAR模型的檢驗，另一種則是最近發展起來的基于VEC模型的檢驗，兩者的區別在于適用范圍的不同，前者僅適用于非協整序列間的因果檢驗，而后者則是用來檢驗協整序列間的因果關系。本文三變量VAR系統是協整的，因此我們的檢驗基于VEC模型作出。具體檢驗結果可見表3。
注：在10％的條件下顯著均拒絕。
從表3的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發現，在樣本考察期內，工業制成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進口都不是GDP增長的格蘭杰原因，工業制成品出口與工業制成品進口之間也不存在因果關系，但GDP的增長確是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格蘭杰原因，即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四川省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也趨于上升。
四、主要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四川省出口貿易結構、進口貿易結構和人均GDP的相關數據，對1989年～2006年間貿易結構變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們發現：
1.在樣本期內，四川省工業制成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的進口均呈現出大幅度的增加，貿易結構趨于優化，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已經成為四川省對外貿易發展的主流，初級產品進出口比例不斷趨于下降。
2.協整分析表明，工業制成品進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均能促進四川省人均GDP的上升。但工業制成品出口的經濟增長效應要遠大于工業制成品進口的經濟增長效應。
3.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表明，出口貿易結構和進口貿易結構的提升均不是人均GDP的格蘭杰原因，但人均GDP的增加卻是出口貿易結構優化的格蘭杰原因，即四川省人均GDP的增加能夠促進工業制成品出口的增加。
參考文獻：
[1]江小涓:中國經濟的開放與增長:1980～2005[M].人民出版社，2007
[2]徐光耀:我國進口貿易結構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7（2）:3～7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3-0058-07
引言
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的運行陷入低谷。IMF在2008年10月 份的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對世界經濟增長率的估計由此前3月份的3.9%調到3.7 %,調低了0.2個百分點。作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歐盟、美國和日本等大的經濟體經濟低 迷已經影響到與中國的雙邊貿易。前三季度,從國別看,我對美國出口增長11.2%,比上年同期 回落4.6個百分點;對以轉口貿易為主的香港地區出口僅增長8.9%,回落12.7個百分點; 8月、9月份對歐盟出口增速也由前7個月累計27.1%分別回落到22%和20.8%。從產品看,部 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大幅回落,其中服裝前三季度出口增長1.8%,玩具增長3.7%, 分別比上年同期回落21.2和16.3個百分點。但是從總體上看,我國對外出口貿易額卻還 是上升的,前三季度,全國進出口總額19671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25.2%。盡 管有多種原 因可以說明中國與主要經濟低迷的貿易伙伴國貿易額增速減少而總體貿易額增速勢頭良好的 情況,但中國與新興國家貿易快速增長所起的作用已是不爭的事實。2008年我國對東盟國家 進出口額同比增長了13.9%,其中出口增長了20.7%,高于同期對歐盟的19.5%的增長。在 中 國對外貿易中表現出愈來愈重要地位的新興國家經濟波動通過貿易渠道影響中國經濟波動理 應成為我們關注的重點內容。因此本文擬以東盟六國(緬甸、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 加坡和泰國)為觀察對象,以1985―2006年中國實際GDP、六國實際GDP和中國與六國雙邊貿 易 額數據為基礎,構建變量,采用面板數據模型對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給 予分析。本文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綜述,第三部分是變量建構和模型建立,第四 部分是實證分析,第五部分是結論及其擴展。
文獻綜述
對世界經濟波動的貿易傳導機制分析較少且往往局限于大國或重要的區域經濟體內。 歐元區統一貨幣的實施,更加引起人們對這一問題的關注。因為換來成員國之間貿易增加的 統一貨幣的實施是以犧牲成員國獨立的貨幣政策為代價的,這在經濟周期波動協動性很差的 成員國表現得更是明顯。對什么在決定著這種經濟波動協動性的探討也更多地是從貿易的視 角分析。如Frankel和Rose(1997)在理論上分析認為貨幣統一創造貿易,而貿易反過來又提 高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協動性。[1]Fatás(1997)、Frankel和Rose(1998)、Clark和W incoop(2 001)以工業國家為例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較高的貿易結合度確實導致較高的經濟波動協動 。 但是有學者對以工業國家得出的結果是否適合發展中國家提出了質疑。早些時候,Krugman( 1991)就認為經濟周期協動對貿易結合程度的反應可能取決于不同國家間生產結構的差異等 因素,[2]后來Fidrmuc(2002)、[3]Gruben et al(2002)[4]和Im bs(2004)[5]認為產業內貿 易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César Calderón(2007)最近的研究發現,經濟波動協動分別對 工 業國家間和發展中國家間的貿易結合程度的不同反應是可以從專業分工模式和雙邊貿易得到 解釋的。[6]
盡管國外關于中國與地區經濟體之間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的考察較少,但在臨近研究領域內 已有國內學者給予關注,但這是一個逐步切入正題的過程。起初的研究主要是在考察區 域經濟周期存在性的同時力圖立足于區域體內給出形成周期的原因,如薛敬孝(2001)發現20 世紀70年代以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同期性和離散的傾向并進而給 出了解釋。[7]張兵(2002)考察發現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具有同期性,并把同期性原 因歸為域 內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等因素。[8]杜群陽等(2005)以東亞十國為樣本,利用聚類 分析發現 在1970―2004年間東亞經濟周期存在,NIEs、ASEANs等次區域經濟周期也存在,并發現中國 與東亞經濟周期關聯度逐漸加強等結論,在分析經濟周期存在原因時已把產業內貿易作為一 個因素考慮進去。[9]王悅(2007)則完全從對外貿易的角度分析東亞經濟周期同步 性,不僅 驗證了東亞地區經濟周期同步性的存在,還證明了東亞地區對外貿易變動對該地區經濟周期 同步性有明顯的影響。[10]喻旭蘭(2008)運用共同趨勢與共同周期理論,以1994― 2005年中 國與東盟的GDP季度數據,建立多變量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實證后發現中國與東盟國家經濟周 期具有同步性,[11]但喻旭蘭主要是以中國與東盟總量GDP數據來考察協動性,體 現不出中 國與東盟主要成員之間經濟周期協動情況,更沒有考察貿易對這種協動性的影響。因此檢索 相關文獻發現,基于面板數據模型從貿易角度實證考察中國與東盟成員國間雙邊貿易與 雙邊經濟波動協動的分析幾乎沒有,因此本文的研究試圖在這方面做一個有意義的嘗試。
模型建立
1.關于變量的建構和數據描述
我們實證分析核心是測度雙邊貿易強度(bilateral trade intensity)對雙邊經濟 波動相關度(bilateral correlations of economy)的影響。取t時間段內i和j兩國經濟周 期協動度(用相關系數表示),即p(i,j)為因變量,其值為利用Hodrick.Prescott(HP) 方法從i和j兩國以本幣表示的真實經濟總量中提取的周期成分數據相關系數。我們沿襲César Calderón等人(2007)的方法,取t時間段內雙邊貿易強度為自變量,其計算公式如下:
實證分析
1.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周期的分析
通過HP技術從七國實際GDP中提取到周期成分數據走勢如圖1(由于各國GDP數據大小不 一及貨幣單位不同導致周期成分數據大小差別較大,為便于在同一圖中觀察,圖中顯示的是 經過標準化處理的數據走勢圖)所示。圖1顯示在1985―2006年東盟六國存在1985―1996、1 9 96―2000和2000―2006三次比較明顯的經濟周期,即有兩次平均長度為12年的朱格拉周期( 1985―1996,1996―2006),一次長度為4年的基欽周期(1996―2000)。中國經濟在1985 年開始下滑在1991年打到谷底,1996年到達谷峰,此后開始下降并在2001年再次抵達谷底, 此后開始上揚。中國經濟周期表現出與六國經濟周期明顯的協動性。
2.變量數值的獲得和平穩性檢驗
在對1985―2006年相關貿易和GDP數據處理的基礎上,依據上述計算方法得到相關變量 數據如表1所示。
表3清楚顯示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 首 先中國與六國雙邊貿易對中國與六國雙邊經濟協動是有促進作用的,中國與東盟諸國日益密 切 的貿易往來促進了經濟上的聯系。其次,雙邊貿易往來對雙邊經濟協動促進作用的大小是一 樣的,雙邊貿易程度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雙邊經濟協動程度提高3.848個百分點。但是個體 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易存量對雙邊 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分別為2.636、.0.833、.0.541、0.0 51、.0.723和.0.560。
4.雙邊貿易程度與雙邊經濟協動的Granger檢驗
經濟時間序列常出現偽相關問題,即經濟意義表明幾乎沒有聯系的序列卻出現較大的 相關系數,為表明雙邊貿易是否對產業結構有促進作用,還需Granger因果檢驗的進一步證 實。由前面分析已知兩個變量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因此可以做Granger檢驗。至于檢驗模型 選定,需要進行協方差分析,首先做兩個變量的因果模型。對模型考慮基于如下兩個架設:
假設1:斜率在不同的橫截面樣本點和時間上都相同,但截距不同
由表4可知,P(c,j)和I(c,j)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即I(c,j)是P(c,j)的Gr anger原因,表明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程度起到了促進雙邊經濟協動的作用,同時雙 邊經濟的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加強。
結論及擴展
通過以上實證分析,得出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在樣本觀察期內,東盟六國經濟走勢顯示出較強的一致性,出現了明顯的區域 經濟周期,而中國與東盟六國經濟波動表現出高度的協動性。
第二,中國與東盟六國的雙邊貿易對雙邊經濟協動是有積極影響的,且影響的大小一 樣。但是個體固定效應的存在表明,東盟六國各自具有的差異因素導致與中國已有的雙邊貿 易存量對雙邊經濟協動的影響的固定效應是不同的,影響大小依次是緬甸、菲律賓、馬來西 亞、泰國、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亞。
第三,中國與東盟六國雙邊貿易程度和雙邊經濟協動存在雙向的Granger因果關系。 雙 邊貿易程度加強促進了雙邊經濟的協動,而雙邊經濟協動反過來也促進了雙邊貿易程度的提 高,二者顯現出了互動效應。
隨著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區域內國家出現了愈加明顯的區域經濟周期,同時 地緣關系、貿易互補性使得中國與鄰近區域經濟貿易聯系在加強,貿易成為中國經濟與區 域經濟產生互動的重要傳導渠道之一。因此我們在防范世界大國經濟波動通過貿易影響中國 經濟波動的同時,也要加強對鄰近區域經濟體經濟的波動對中國經濟波動影響的貿易傳導機 制的研究。
注釋:
[1]Franke J A, Rose A K. Is EMU Justifiable Expost Than Exante?.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
[2]Krugman P. Geography and Trade. Cambirdge MA.: The MIT Press, 1991
[3]Fidrmuc,J.The Endogeneit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Intra.in dustry Trade and EUM Enlargement. Oesterreiche National Bank,Mineo(February), 2002
[4]Gruben W C, Koo J, Millis E. How Much Does International Trade Affect Businesss Cycle Synchironizati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Research Depa rtment Working Paper,2002
[5]Imbs J. Trade, Finance, Specialization and Synchronization. The Revie w of Economics and Statictics,2004
[6]César Calderón, Albrto Chong, Ernesto Stein.Trade Intensity and Busi 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Ar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y Differ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7
[7]薛敬孝,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與非同期性.南開經濟研究,2001
[8]張兵.論東亞地區經濟周期的同期性. 亞太經濟,2002
（一）承辦“財務會計改革與國際商務可持續發展”論壇
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2008年6月，由商務部財務司主辦、天津市商務委協辦、我會承辦的“財務會計改革與國際商務可持續發展”論壇在天津召開。天津市副市長任學鋒、商務部副部長傅自應、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劉山在、商務部財務司司長李榮燦、財政部會計司司長劉玉廷、金融司司長孫曉霞，商務部有關司局、事業單位、商會、協會領導和財務部門負責人，各省、市商務廳（委、局）領導及財務處、會計學會負責人，中央和地方外經貿企業近160人與會。與會代表回顧了商務財會改革30年的歷程，總結了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經驗，并對當前實現國際商務可持續發展的諸多熱點問題，如會計準則的建設與趨同、銀貿協作、人民幣升值、“走出去”戰略、反傾銷、國有企業債務重組等問題進行了交流。
（二）理論研究與論文評選
1.年度理論研究與論文評選
理論研究作為學會重要的職能之一，自2007年開始，學會與商務部財務司聯合組織開展理論研究和論文評選，推動理論研究工作開展，提升論文評選層次。2008年全國論文評選，設立論文評選工作組織獎，改進論文評選機制，將署實名評選改為“雙盲評”，規范論文報送格式。
2.兩項課題研究
學會承擔了商務部財務司兩項理論研究課題，一是人民幣升值與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二是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與對策研究課題。根據所涉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產業分布特點以及受升值影響的重點行業等特征，人民幣升值與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分別由遼寧、上海、江蘇、廣東承擔；中小企業融資問題與對策研究課題由寧波市外經貿局與會計學會承擔。
（三）《國際商務財會》月刊編輯發行
《國際商務財會》自2007年更名改版以來，內容和形式都有很大改進，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可。內容上，2008年雜志綜合版增設企業理財、個人理財等副刊，增加信息量；擴大對外交流，圍繞當前商務形勢和會計工作的熱點、難點問題，約稿、采稿，對制定相關政策的權威人士進行采訪，為廣大讀者提供及時和權威的指導，增強實用性。形式上，統一文章的格式，對論文的摘要、關鍵詞、參考文獻、注釋等具體要求做出規范。
（四）專業書籍編撰發行
1.《財經法規財會制度選編》
我會受商務部財務司委托，出版了兩冊《財經法規財會制度選編》，編入了400余個重要的財經法規和財會制度文件。
2.《反傾銷會計實務》
為更好的幫助企業應對反傾銷，學會組織了幾位反傾銷專家編寫了該書。目前該書的初稿已經編寫完畢，正在抓緊時間總撰編審。
3.《對外經濟貿易會計實務》
隨著新企業準則、新財務通則在企業的推廣實施，新稅法的出臺，企業迫切需要有一本既反映外經貿行業特點，又緊跟各項財稅政策的業務指導用書。我會對《對外經貿會計實務》（原《外經貿財會基礎手冊》）進行修訂。
（五）培訓
1.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培訓
繼續教育培訓是我會培訓工作的重點。自1999年我會開展中央國家機關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培訓以來，每年培訓人數均名列20多家培訓單位的第2、3名，多次受到國管局的好評。2008年我會以加強培訓質量為前提，結合學員需求、緊密圍繞熱點、難點問題以及專業特點開展培訓；適時增加了形勢政策指導講座。培訓形式不斷改進，為企事業單位提供最方便的服務。2008年共舉辦了25期培訓班，其中：走讀班7期、公司班18期；共有3 399人參加了培訓，比上年增長了7.5%。
2. 反傾銷應訴會計培訓
自2006年始，我會在全國舉辦了多期“反傾銷會計人才”培訓班。2008年分別在杭州、無錫、青島、西安、上海舉辦了5期，共計667人參加了培訓。
（六）會議與會員活動
2008年3季度由財務司和我會共同召開了“商務系統企事業單位財務處長聯席會”。該會已舉辦8次（2001～2008年）。
4季度，美國金融危機引發世界經濟衰退，外經貿企業外部市場環境惡化。為讓企業更好應對此次危機，我會于10月在北京組織一次國際金融形勢報告會，中央外經貿企業，天津、北京外經貿企業及有關單位財會部門負責人80多人出席。
（七）組織建設
為保持我會與省市學會合作渠道的暢通，按照自愿、不雙重繳費、保持總會與省市學會聯系渠道暢通的原則辦理各省市學會會員單位加入我會的入會手續，實行雙會員制。
二、2009年工作安排
（一）理論研究與論文評選
1.年度理論研究與論文評選
堅持各級商務主管部門和會計學會聯合開展商務財會理論研究和論文評選機制，繼續優化評審流程，激發各單位參與理論研究和論文評選的積極性。
2.兩項課題
學會將在總結上年課題研究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繼續結合商務財會工作的熱點和難點問題，醞釀承擔兩項理論研究課題任務，一是關于企業“走出去”財稅金融政策課題研究，二是服務外包與會計工作課題研究。企業“走出去”財稅金融政策課題將分為3個子課題：以家電、輕紡為主體的制造加工業；以商業服務為主體的批發零售業；以承包工程為主體的建筑業。
繼續做好《國際商務財會》的編輯和發行工作。在提高雜志總體質量的同時，加大發行力度，擴大期刊的國內外發行。
（三）開展合作辦刊
為實現月刊的發展與創新，2009年將開展合作辦刊。合作辦刊的目的是為各省區市商務主管部門財務處，外經貿會計學會，中央和地方外經貿企業，大專院校，提供一個開展理論研究活動、發表理論研究成果、交流財會改革經驗、介紹企業財會案例、展示財會人員風采的平臺，同時也提高辦刊質量、拓展發行渠道。合作雙方實現雙贏。
（四）專業書籍編撰發行
學會將根據擬定的提綱，完成《對外經濟貿易會計實務》的編寫工作。繼續編好《財經法規財會制度選編》。并做好這兩本書以及《企業風險管理》與《反傾銷會計實務》的發行工作。
（五）業務培訓
學會在繼續做好會計人員繼續教育培訓，承辦反傾銷應訴會計培訓的同時，根據地方與企業的迫切要求，針對中小企業會計工作薄弱、內部控制不完善，應對外部風險能力較弱的情況，申請承辦“中小外經貿企業會計人員職業技能培訓”和“企業內部控制風險管理人才培訓”。
（六）舉辦“海峽兩岸企業會計準則”研討會
上半年學會醞釀舉辦“海峽兩岸企業會計準則研討會”。研討會的目的是推動海峽兩岸開展經濟貿易合作。日前已就相關事宜做了初步調研，計劃于2009年第二季度在西安、上?；蚰暇┡e辦此次研討會。
（七）會議與會員活動
中圖分類號：F7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82-03
一、 研究背景
1.全球氣候變化與溫室氣體排放。自從18世紀60年代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分工有了新的形態，社會生產力也開始狂飆突進式地發展，與此同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也前所未有地擴大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球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1]。統計學意義上的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值和氣候離差值出現了顯著變化，如平均氣溫、平均降水量、最高氣溫、最低氣溫，以及極端天氣事件等的變化?！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將 “氣候變化”定義為：“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觀察，在自然氣候變化之外由人類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改變全球大氣組成所導致的氣候改變?！边@個定義旨在將因人類活動而改變大氣組成的“氣候變化”與歸因于自然原因的“氣候變率”區分開來，本文所涉及“氣候變化”的含義都依據此定義。
在全球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的氣候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近百年來，中國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溫平均值，年均降水量變化趨勢雖然不顯著，但區域降水變化波動較大；近五十年來，中國主要極端天氣與氣候事件的頻率和強度出現了明顯變化，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山地冰川快速退縮，并有加速趨勢[2]。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指出，近五十年的全球氣候變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大量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應造成的。自從1750年以來，人類活動導致全球大氣中CO2及CH4氮氧化物濃度顯著增加，目前已經遠超過了工業革命之前的值。全球濃度從工業革命前的280ppm上升到了2005年的379ppm。溫室氣體，是指大氣中那些吸收和重新放出紅外輻射的自然和人為的氣態成分，《京都議定書》明確針對六種溫室氣體進行削減，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亞氮（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其中以后三類氣體造成溫室效應的能力最強，但對全球升溫的貢獻百分比來說，二氧化碳由于含量較多，所占的比例也最大，約為55%。在現行的國際碳排放交易活動中，交易的對象也都是CO2，因此本文所說之溫室氣體即指CO2而言。
針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形勢，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于1992年達成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1994年正式生效。為完成《公約》的目標，1997年簽訂了《京都議定書》，其中規定工業化國家確保二氧化碳、甲烷等六種受控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個承諾期內比1990年的排放水平減少5.2％，2001年的COP7上通過了《馬拉喀什協議》，為《議定書》的執行制定了細則，鋪平了道路，2005年2月16日《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
《京都議定書》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以國際法的形式對污染物排放量做出定量限制。也是繼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之后第三個影響世界發展格局的國際新規則。為了幫助發達國家各締約方減輕其承擔的減排義務負擔，在《京都議定書》別規定了三種減排機制以確保減排目標的實現，其中包括：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聯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3]。這些機制的共同指向在于通過按照規定程序核證的減排單位可以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即構建國際上有效的碳交易形式。
2.理論與實踐。各國的工業和經濟活動在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外部性，就是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而國際碳排放交易旨在建立一種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安排，在確定總的環境容量和各經濟體排放限額的前提下，各排放單位之間可以通過貨幣的方式互相調劑排放量，從而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它對企業的激勵在于，超量減排的企業可以在市場上出售他的排放權剩余，以獲得保護環境的經濟補償，而增加排放的企業必須付出經濟代價。通過市場交易的機制使CO2這種無色無味的氣體資本化。
1960年，英裔美國經濟學家科斯[Coase，Ronald （Harry）]提出排污權交易理論概論；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于1968年首次提出排污權交易制度安排[4]。并于20世紀70年代首先被美國環境保護局（EPA）用于大氣污染源及河流污染管理，而后德國、澳大利亞、英國等國相繼進行了排污權交易的實踐。2000年以來，中國在部分兩控區省市也開展了排污權交易試點，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8年，北京環境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以及天津排放權交易所紛紛成立。2009年8月16日，昆明環境能源交易所掛牌成立。
溫室氣體的排放本身是一個環境問題，但排放交易機制確實一種經濟安排，而排放限額的設定又涉及國際政治格局博弈，因而需要跨學科的綜合視野。同時，國際排放貿易區別于傳統的國際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成為一種新型的國際貿易形態，因而引起經濟學者的極大興趣，以這一課題為主體的環境經濟學也于近年來成為經濟學研究最為活躍的領域。本文即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對經濟學家針對CO2排放交易這一新貿易形態所作出的經濟學解釋作一系統梳理。
二、目前的理論研究現狀
（一）新古典經濟學的缺陷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資源稀缺和有效配置是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因而用邊際效用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解決了這一問題，即在自由市場機制下，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新古典主義在解釋全球氣候變暖的碳排放交易問題上遇到了困難（沈小波，2008）[5]。其一，新古典經濟學假設市場是完備的和信息是完全的，而在溫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這兩個假設都不存在，各國的環境容量與減排能力等相關信息并不是完全的，目前也并無完備的市場機制來安排這一交易活動，更為重要的是，當我們考察排放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時，遇到的是跨期選擇下的不確定性問題。其二，新古典主義認為市場上交易的都是私有物品，而非公共物品，但CO2這種氣體本身即具有典型的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其三，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不存在外部性，而溫室氣體排放本身卻是全球最大的市場失靈，一國生產的發展帶來的是全球溫度的升高?；谝陨显颍鹿诺浣洕鷮W在解釋國際碳排放貿易的形成機制時遇到了很大的困難。而這一全新的交易領域的魅力又的確吸引著眾多經濟學家的注意力，因而，不同的經濟學從不同的視角出發，企圖對此作出新的解釋。
（二）外部性理論和公地悲劇
1.庇古稅。從經濟學的視角看，溫室氣體的排放問題是一個外部性的問題。在經濟中，每一個經濟行為人都關注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帶來了全球氣候變暖這個外部效應，當外部性出現時，市場機制不一定會是帕累托有效率的[6]。Sandler和Hartley（2001）認為，此時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且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7]。福利經濟學認為，當私人成本小于經濟活動所造成的社會成本時，政府應該發揮作用，以使外部不經濟內部化。美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Arthur Cecil，1877―1959）提出應通過稅收或者補貼的辦法將外部性內部化，這就是著名的庇古稅（Pigouivaintax）。庇古稅屬于直接環境稅，它按照污染物的排放量來確定納稅義務，因而是一種從量稅，單位稅額的確定按照一項經濟活動的邊際社會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來決定。其實質是，通過政府的作用來矯正私人成本，以使其等于社會成本。庇古稅實施的難點在于怎樣準確計量溫室氣體的排放，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溫室氣體不僅是一種厭惡品，而且是一種公共厭惡品，換言之，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并非是外部性的一個簡單推廣，因為溫室氣體的排放所造成的影響已經超越了國境，而不再局限于那些產生這些問題的國家。還有，外部性理論的討論目前只是集中于消費的外部性，而沒有涉及生產的外部性。
2.公地悲劇?？扑梗≧onald Coase）[8]認為，如果產權得到明確界定的話，外部性就不會帶來什么問題。但如果產權界定不明確的話，經濟相互作用的結果將毫無疑問是無效率的。在產權明確界定的前提下，通過各種機制給人們提供談判的機會，那么人們就可以交換他們產生的外部性，前提是交易成本為零。因而在科斯看來，真正的問題不是如何阻止污染，而是對公共厭惡品產權的界定。
在科斯條件下，政府是沒有必要對市場失靈進行干預的?？扑苟ɡ韽娬{明晰的、可實施的產權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性。設想一下，在一個法律不健全、腐敗盛行、偷盜成風的國度，當有人隨時可能以非法方式搶劫屬于他人的合法財產時，誰還會愿意進行投資并付出勞動努力呢?因此，得到法律保護的明晰產權，是保證資源被用于最有價值的用途，進而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制度基礎。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排放權是一種特殊的財產權，因而從產權理論的角度來看，氣候問題之所以會產生，原因是排放的產權沒有得到明確界定，或者雖然有明確規定但無法有效實施。
大氣是一種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Goods，簡稱“GPG”），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無法進行轉讓。結果是各經濟體必然大肆排放。
3.排放權交易。假定當前環境資源的配置是帕累托無效率的，現在存在著某種帕累托改進的方法，此時所有成員都應該能夠接受這種改進，更重要的是，更好結果的出現與誰擁有排放的權利沒有關系。如果A國有權利排放溫室氣體，但B國愿意向其支付的金額比A國減少排放的成本更高，那么A國會削減污染，全球的福利都改善了。反過來，如果B國擁有享受清潔空氣的權利，而A國愿意向其支付，以換取有權利排放一定量的CO2，只要這種支付在邊際上超過了A國排放對B國造成的損失，那么B國會允許A國排放，全球的福利也同樣改善了。所以不論誰擁有排放的產權，他們都會討價還價，直到在某一點上，額外排放對排放者的邊際收益正好補償了對被受害者的邊際損害。
基于科斯定理的上述證明，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爾斯（Dales）首先提出“排放權交易”的設想。這一設想試圖從生產的外部效應的角度來解決排放的問題，但這種機制實現排放總成本最小化的必要條件是各廠商之間控制排放的邊際成本必須相等。但所有廠商的排放成本信息是很難得到的。因而政府很難估計出各廠商適合的排放限額。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科斯定理要成立，交易成本必須為零，而在現行京都體系之下，各交易方都面臨著巨大的時間成本與談判成本。
另外的問題是，由于前面論述過，溫室氣體的排放是一種全球的公共物品，因而在所有國家都加入《京都議定書》體系之前，就很難避免“搭便車”的行為發生?！按畋丬嚒钡男袨樽璧K了防止氣候變化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如果這種行為得不到有效矯正，那么就很難在全球變暖問題上達成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也是對《京都議定書》達成后的后續減排目標談判如此艱難的一個經濟學解釋。在此方面，西方經濟學者Maler（1990）、 Cline（1992）、Carraro和Siniscalco（1993）以及Barrett（1994）相繼從博弈論的角度對此給出了解釋，其中Barrett（2008）還提出一種“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方法，這種方法只需要少數幾個甚至單個國家就可進行，避免了“搭便車”的問題，但關于技術的管轄權仍需妥善解決[9]。
三、結論
國際碳排放貿易，是一種新的貿易形式，對于其產生的經濟學解釋，目前國內外有許多研究。綜合起來看，這些研究著眼的大多集中于對貿易形式本身的解釋，且關注點多在需求側。從目前現有的資料看來，還沒有從供給觀點出發來解釋這一現象的。CO2的排放本身源于生產環節，其與供給活動息息相關。因而從供給側對其發生機理作出恰當的經濟學解釋，并由此提出一種系統的分析框架，或許將開啟這一領域新的研究空間。
參考文獻：
[1]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Z].
[2]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Z].
[3]京都議定書[Z].
[4]戴爾斯.污染、財富和價格[Z]，1968.
[5]沈小波.環境經濟學的理論基礎、政策工具及前景[J].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8).
[6]哈爾?R.范里安.微觀經濟學:現代觀點[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7.
二、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經濟增長機制?，F在社會上有兩種的經濟增長機制。一種是傳統模式，只是增加原材料或勞動力的投入來提高產量；另一種是規定原材料及勞動力的投入分量，采用最新的科技，提高原材料及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優化其配置，以提高產量。因此可以得出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兩種方法。一是增加基本要素的數量；二是運用最新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率。而國際貿易也主要是通過這兩種資源的進出口貿易，以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國際貿易出口貿易的結構受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的變化而變化，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并不斷的進行調整、優化升級，使世界經濟得到更好的發展。國際貿易的發展，讓各國可以將本國富余的資源出口到稀缺的國家，取得較大的資金收益；再用這筆資金向其他國家進口本國稀缺的資源，滿足企業發展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達到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人們的工作效率，從而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2.國別經濟層面。國別經濟是構成世界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所以我們可以通過對國別經濟的分析，得出國際貿易對世界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科技的進步，國際貿易已經成為國別經濟增長的主要途徑。國際貿易對經濟的增長作用主要體現在貿易的進出口上。
（1）進口
①國家進行進口貿易是因為本國對于所進口的商品比較稀缺，而國內又需要對這種商品進行消費。國家為了以后能夠減少對這種商品的進口，就會研究這種商品，形成新的產業。②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富余的資源，也會有自己稀缺的資源，這是就需要進口稀缺資源，增加本國的要素供給。還可以進口其他國家的最新技術和設備，以提高本國的生產力和生產率。③企業在日益激烈的進口要素競爭中，可以意識到自身的不足，并進行完善，優化企業的產業結構，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2）出口
國家將自己剩余的資源出口到其他國家，既可以為這些資源提供市場，還可以減輕因這些多余資源所帶來的壓力。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的發展，只有某商品有市場、有需求，國家就會增加商品的生產量，推動國際貿易的進一步發展，并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
（3）概括
國家進行貿易進出口會對國家經濟產生以下影響：①國家進行國際貿易可以打入世界市場，擴大市場范圍，使國家經濟增長不再局限于本國市場。②進行國際貿易可以引進本國沒有的商品，刺激本國消費，產生新的需求，促進新的產業的出現。③通過國際貿易將剩余資源換取稀缺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④國際貿易所引起的需求和資源效應，可以促使企業進行企業改革，優化企業結構。以便國家淘汰效率低的企業，扶持效率高的企業。⑤企業的增加引起競爭的加強，可以刺激企業引進新技術，提高創新意識，提高勞動生產率。⑥開展國際貿易活動有利于加快國家增長經濟發展速度，增強經濟發展的活力。出口貿易可以加大企業的生產率，提高人們的就業率，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