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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會計信息對于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投資者保護具有重要意義。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會計準則國際化是大勢所趨，許多國家都積極參與會計的國際協調，有的甚至宣布完全或部分采用國際會計準則。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在積極參與會計國際協調的同時，仍在致力于建立本國的會計準則體系，對完全采用國際會計準則持謹慎態度，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會計準則具有經濟后果(Zeff，1978)，而這一經濟后果與各國的制度背景、社會環境等諸多方面特殊國情條件密切相關。我國2006年頒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以下簡稱“新準則”)雖然保持有中國特色，但在會計政策選擇運用上，尤其是在公允價值計量、金融工具的確認與計量、企業合并、資產減值、所得稅的會計處理等問題上較我國原有準則、制度有了較大的新突破，基本實現了與國際會計準則的趨同和等效。其中《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后文簡稱CAS18)是我國正式頒布的第一個所得稅會計準則。CAS18直接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規定此前我國從未采用過的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成為唯一的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取消了我國會計制度規定的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中的遞延法和利潤表債務法，可以說，CAS18是我國頒布的全部38項具體會計準則中與原會計制度規定變化最大的一項。我國已頒布的新準則能否適應我國特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環境，有待實踐檢驗。特別是，作為新會計準則體系中一項全新準則的CAS18的實施效果如何，更是直接關系到整個會計準則體系的實施效果。CAS18已于2007年起在我國上市公司施行，所得稅會計方法的強制變更，無疑會對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擬對CAS18實施前后(2005―2007年)的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變化情況進行分析研究，實證檢驗CAS18的實施效果，以探討CAS18能否提高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
二、文獻回顧
(一)國內研究國外學者對所得稅會計準則的實證研究，主要有兩個研究方向：一是基于會計利潤與應稅收益的經濟后果或者盈余管理的檢驗，另一個是對會計收益一應稅收益差異(以下簡稱“會稅差異”)的大小、趨勢以及差異來源的實證分析，即使對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變更的實證研究也是以會稅差異為依據進行研究。如David A，Guenthera，Edwd L Maydew，Sarah E，NuRer(1997)通過考察強制從應付稅款法轉為納稅影響會計法核算所得稅的公司在財務報告活動中的所表現出來的會計稅收的一致性。研究結果顯示，在會計核算方法轉換以前，由于很少涉及稅收目的和財務目標的權衡，會計賬面利潤與應稅收益之間的關系很微弱；在強制轉換核算方法后，由于需要在稅收與財務報告的目標兩者之間更多的權衡，會計利潤和應稅收益顯示出較強的關聯性。實證分析顯示。1983―1985年采用應付稅款方法核算的公司比同期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核算的公司有更高流動資產比率和收入費用比率；就那些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公司而言，在1986年全行業強制轉換核算方法之后，這些比率也顯著下降。這些結果都說明會計稅收一致性的增加使公司有遞延財務報告收益的傾向。
(二)國內研究國內學者對所得稅會計的研究，以規范研究為主，實證研究文獻較少，主要的實證研究成果有：劉斌、孫回回、李珍珍(2005)從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因角度，采用Logisitc回歸分析的方法進行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治成本、收益波動程度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采用正相關，薄記成本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采用負相關。戴德明、姚淑瑜、毛新述(2005)通過會計一稅收差異來分析我國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稅行為。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由于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的不同而導致的會計一稅收差異不斷擴大，而這種差異的擴大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還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稅行為緊密相關。葉康濤(2006)通過考察上市公司母公司會計收益一應稅收益的差異與盈余管理之間的關系，發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其會計收益一應稅收益的差異也越大。郭薈(2006)則考察了盈余管理與所得稅稅負成本的關系，結果發現，不同的盈余管理行為具有不同的稅務成本。劉運國、曾富全(2007)分析了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政策與盈余管理程度、審計費用水平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上市公司選擇所得稅會計政策，往往是基于盈余管理與薄記成本這兩個重要因素相互權衡考慮的結果。
由此可見，國外所得稅會計實證研究大部分是基于經濟后果觀檢驗所得稅會計準則的經濟后果以及會稅差異，國內的所得稅會計實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的研究方面，有關所得稅會計政策變更對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國內實證研究文獻尚未看到。我國2007~CAS18的正式實施導致了所得稅會計方法的強制變更，對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必將產生直接的重大影響。CAS18實施前后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變化情況也為我們進行所得稅會計準則實施效果檢驗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實證研究視角，本文擬基于新準則實施背景，借鑒DavidA，Guenthera，EdwardLMaydew，SarahE，Nutter(1997)的研究成果，從會計信息質量角度實證研究CAS18實施前后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的變化，檢驗CAS18的實施效果。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研究目的是檢驗CAS18的實施效果，目前CAS18僅在我國A股上市公司施行，因此本文選擇GAS18實施前后我國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由于我國新會計準則于2006年2月已經頒布，部分上市公司將會趕在2007年新準則實施前通過大量的有針對性的調整事項進行盈余管理(林鐘高、鄭軍，2008)，為避免新準則實施前一年可能存在的大量有針對性的非正常調整事項的影響，本文選擇CAS18實施前兩年及實施后第一年(即2005～2007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并以2006年是否存在遞延稅款(遞延稅款借項或遞延稅款貸項)余額為標準，將全部樣本劃分為無遞延稅款的公司和有遞延稅款的公司，分別代表采用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進行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的公司兩個子樣本。雖然2005年年報中明確披露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上市公司僅有43家，但有部分雖然明確披露采用應付稅款法，卻也同時披露有少部分業務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而由于采用應付稅款法不會出現遞延稅款余額，本文將所有2006年年末資產負債表有遞延稅款余額的公司視為納稅影響會計法公司，無遞延稅款余額的公司視為應付稅款法公司。由于我國所得稅優惠政策繁多，母子公司之間所得稅稅率差異較大，為避免合并報表合并因素的影響，本文研究數據以
母公司數據為準，同時剔除了未披露母公司所得稅稅率的公司，最后得到的樣本公司數量為：納稅影響會計法公司(2006年有遞延稅款余額)146家，應付稅款法公司(2006年無遞延稅款余額)1395家。
(二)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的衡量所得稅會計準則實施效果如何，取決于CAS18實施后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是否得到了提高。所得稅會計是為了調整會計利潤和納稅所得之間的差異而產生的，因此，所得稅會計的基本目標是真實反映會計利潤和納稅所得之間的差異，正確確認、計量所得稅費用與所得稅負債――應納所得稅。所得稅費用是根據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的、與當期收入相配比的所得稅金額，是根據會計準則計算的、企業當期所創造的收益所應負擔的所得稅費用。所得稅負債(應納所得稅)是根據稅法的規定，按照適用稅率和規定的稅基(即應稅收益)計算的企業當期對政府的納稅責任。由于會計準則與稅法規定不一致，按會計準則確定的所得稅費用和根據稅法規定確定的所得稅負債(應納所得稅)通常會存在差異。因此，高質量的所得稅會計信息應該是確認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更相關，而不是與所得稅負債(應納所得稅)更相關，并且能正確反映會稅差異，即會計準則與所得稅法相互協調程度越低，會稅差異越大，會計準則與所得稅法相互協調程度越高，會稅差異就越小。因此，本文以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作為CAS18的實施效果的衡量指標，而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又以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系數以及會稅差異作為替代指標，通過CAS18實施前后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系數以及會稅差異的變動情況反映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的變動情況，進而檢驗CAS18的實施成效。
(三)研究假設從所得稅會計方法比較可知，納稅影響會計法比應付稅款法更符合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因此，實施CAS18將使利潤表中列示的所得稅費用與當期會計利潤相配比，減少由于稅法規定與會計準則不一致產生的稅后利潤的波動，因此高質量的所得稅會計信息必定是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更配比更相關。David A.Guenthera,Edward L Maydew,Sarah E，Nutter(1997)的研究成果也表明，企業的所得稅會計方法從應付稅款法轉為納稅影響會計法以前，會計賬面利潤與應稅收益之間的關系很微弱；在強制轉換核算方法后，會計利潤和應稅收益顯示出較強的關聯性。我國CAS18實施以后，原應付稅款法公司需強制變更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下的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如果這些公司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性有了明顯提高，則說明CAS18的實施提高了所得稅會計信息質量，是有效果的。而對于原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公司，實施CAS18后，其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性將不會有顯著變化。據此提出假設1：
H1：CAS18實施前(2005、2006年)應付稅款法公司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性低于實施后的2007年
此外，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有助于反映會稅差異對所得稅費用的影響，因此，選擇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核算出來的所得稅費用將比采用應付稅款法包含了更多的會稅差異影響，按所核算出來的所得稅費用推算的會稅差異在CAS18實施前后將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而原采用應付稅款法的公司將會有更明顯的變化。據此，提出假設2：
H2：在所得稅法未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原采用應付稅款法的公司，在CAS18實施前后按所得稅費用推算的會稅差異將發生顯著變化，而原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公司在CAS18實施前后按所得稅費用推算的會稅差異將不會發生顯著變化
(四)研究方法與變量設計對于假設1，直接利用sPSs軟件計算cAs18實施前后年度的樣本公司利潤表中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系數并比較，不需要設計新的變量。對于假設2，需要設計會稅差異這一新變量。本文參考戴德明、姚淑瑜(2006)的研究，按下式計算會稅差異：會稅差異=利潤總額一應納稅所得，應納稅所得(應稅收益)=本期所得稅費用／實際稅率。其中，本期所得稅費用：本期母公司利潤表上披露的“所得稅”。計算出各公司的會稅差異后，采用均值比較t檢驗方法，分別比較CAS18實施前采用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兩類公司，在CAS18實施前兩年的2005、2006年與實施后第一年的2007年的會稅差異的均值，看是否有顯著變化。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相關系數變動情況分析首先將全部A股上市公司分為原采用應付法與原采用納稅法的兩個子樣本，分別比較CAS18實施前兩年和后一年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包括營業利潤、利潤總額、凈利潤)的相關系數。(原應付法公司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見，原采用應付法的公司，CAS18實施后，無論是凈利潤、還是利潤總額和營業利潤，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性均有所提高，驗證了假設一，說明CAS18的實施，確實達到了預期的提高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相關性的效果。原納稅法公司的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相關性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見，原采用納稅法的公司，CAS18實施后的2007年，其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系數也普遍略有提高，其中，與2005年相比，除所得稅費用與凈利潤的相關系數略有降低外，與利潤總額、營業利潤的相關系數也都有所提高，與2006年相比，除所得稅費用與營業利潤的相關系數略有降低外，與利潤總額、凈利潤的相關系數均有所提高?？梢姡瑹o論是原采用應付法的公司還是采用納稅法的公司，CAS18實施后，其所得稅費用與會計利潤的相關系數基本上均有所提高，說明CAS18的實施，確實提高了所得稅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別是對于原采用應付法的公司來講，CAS18的實施效果更為明顯。
中圖分類號：F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1
一、我國實證會計情況的變化
關于實證會計的研究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被一些學者引進介紹，但是由于當時的研究條件不足，因而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才有了一些實質進展的研究，因此，上個世紀90年代前期，我國應用實證會計的研究成果非常稀少。而經過十幾年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年富力強的中青年會計學者投身于會計實證研究，跨級實證研究已經呈現出繁盛的景象。與此同時我國學者對于實證會計領域研究方法的觀點也發生了徹底性的轉變，不再是單一的規范會計的研究，而是向西方學習，將實證會計研究與規范會計研究相結合的方式來進行研究，經過十幾年的發展我國會計界學者對于實證會計研究的認識水平也在不斷增長之中。
通過對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史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大部分的會計理論研究成果都基于對規范會計的研究，而對實證會計的研究則寥寥無幾。雖然在上個世紀80年代實證會計研究方法已被引入我國，但是在當時并不被廣大學者們所接受，由此我國的會計界也就產生了因研究方法不同的兩個研究學派：規范派與實證派。隨著學者對實證會計研究的深入及實證會計方法的實質性應用，會計界逐漸認識到了規范會計與實證會計之間應當是相輔相成的關系。由于實證會計研究在假設的提出以及回歸結果的分析上都與規范會計的研究結果有很大的關聯，因此，規范會計理論為實證會計的研究奠定了充分的理論基礎，與此同時，實證會計理論的研究其主要特點是將會計研究的過程與自然科學研究的過程相結合，通過實證數據對假設進行檢驗，從而將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因而規范會計理論研究的不足之處又可以用實證會計研究的方法來進行彌補。
二、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主要成果
在以實證分析和假設檢驗研究方法的實證會計研究文章中通常需要用到指標變量，因此在對本文探討的這幾個主要方面的研究內容進行總結之后又把這幾個方面研究過程中所使用指標變量的情況進行了統計和分析，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發現我國會計實證研究在指標變量設置上的規律。
1.對實證會計研究中會計信息方面的主要研究內容及其指標的設置。在通過對文獻研究成果的總結梳理過程中可以發現，在對有關會計信息研究的文章的分析中，會計信息研究主要有股價與會計信息的關系、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環境會計信息這幾個方面。存貨周轉率、應收款周轉率、每股收益、股東收益比率、流動比率、每股凈資產與銷售利潤率等指標是這些文章中使用較多的變量，在實證會計研究會計信息方面的文章中基本上都使用過。除上面說到那些指標外，還有很多學者還根據自己研究內容和側重點的不同，使用了諸如：總資產利潤率、凈資產利潤率、主營業務利潤率、每股凈資產等自己研究所需的指標。
2.對實證會計研究中會計政策與選擇方面的主要研究內容及其指標的設置。在會計與選擇這部分的研究中主要是傾向于兩個方向，一個是會計政策選擇及其變化，另一個就是股利政策變化。每股經營現金流量、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凈資產收益率、資產負債率等這些指標都是在實證會計研究中會計政策選擇方面的文章所涉及的。而資產規模、每股收益、每股現金股利、每股經營現金流量凈額、非流通股比率、凈資產收益率、流通股比率股權集中度、國有股比例以及總股本、資產負債率這些指標則是股利政策選擇方面的研究文獻中所包含的指標。
3.對實證會計研究中盈余管理方面的主要研究內容及其指標的設置。在這部分檢索的文獻中發現其設置的指標主要有：資產規模、主營業務收入、應收賬款增加額、營業利潤/總資產、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總資產、凈資產收益率、應計總利潤資產負債率等。
三、在實證會計研究方法上我國與西方國家的差異
(一)研究內容上的差異
在實證會計的研究內容上卡伊看出我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通過比較可以看出西方實證會計研究的內容要比我國的廣泛許多。我國在實證會計的研究內容往往多局限于對財務會計及審計方面的研究。產生這種差異主要有兩種原由，一是實證會計研究要以有效市場假說、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權變理論和信息不對稱理論等一些經濟學理論為研究的基礎，而這些經濟學理論在我國以往的教育中由于重視程度不足，在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比不上西方國家。二是資本市場在我國的發展還不成熟，這是我國會計研究環境與西方不同的關鍵性因素。由于目前我國的資本市場是最后形成的，在很多方面還很不成熟，缺乏規范性因素，因此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會計研究的范圍和結果。
(二)研究方法上的差異
在實證研究方法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實證研究方法指的是檔案研究法，而檔案研究包括了觀察分析、實證分析和假設檢驗三種類別。通過上文對我國實證會計研究的文獻的一系列的分析可知，我國會計學者在實證會計這部分的研究上，通常是使用檔案研究方法，在其他研究方法的使用上很少，國外在實證會計的研究方法上則運用比較全面，在研究過程中也注重對于各種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也就是廣義概念上的實證會計研究方法。而所謂的廣義概念上的實證會計研究則包括了檔案研究、案例和實地研究、調查研究、實驗室研究五個方面。產生這樣差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國外學術氛圍和研究條件等環境都優于我國。而國外學者在進行實證會計的研究上廣泛的使用各種研究方法來進行分析研究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我國的實證會計發展經過了十幾年的時間，已經有了不小的變化，這是每個會計人都能感受到的變化，但是也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還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就目前來說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還沒有形成系統的理論，也還沒有一本關于實證會計理論的著作產生，這些實際情況都顯示著我國的會計界需要努力的方向。
Abstract: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KMV model and statistical method, applied with much fiscal data to forecast the parameter of KMV model, the paper simulates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and the EDF for non-listed companies and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default.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sampl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 distribution and "fat tail", the distance to default has a more precis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credit risk, the EDF which based on fiscal data can reveals the degree of credit risk precisely, the model based on bond market data and fiscal data have the same precision for the default risk estimation.
Key Words:credit risk,KMV model,distance to default,probability of default,EDF
中圖分類號:F830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674-2265(2009)08-0022-04
一、引言
自1989年Kealhofer、McQuown和Vasicek開發了KMV模型以來,全球學者就此開展了廣泛的研究。Jeffrey R.Bohn(1999)發現企業信用質量中等和較低時,信用分布更多地與平均的EDF(預期違約頻率)相符。Stefan Blochwitz等(2000)將KMV公司開發的非上市公司模型和德國使用的財務比率方法進行比較,結果表明KMV模型準確性較高。Crosbie等(2003)對KMV模型作了進一步的完善。Dwyer等(2004)對非上市公司的KMV模型進行了優化和完善。國內,張玲等(2004)對我國的ST和非ST上市公司信用風險進行了研究,表明參數調整后的KMV模型能夠提前4年識別上市公司整體信用風險變化趨勢。戴志鋒等(2005)基于KMV公司的非上市公司模型,根據中國上市公司的數據所形成的參數,對某商業銀行非上市公司的違約風險進行了研究。陳東平等(2007)用上市公司在某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不良率替代其違約率,擬合得到其與違約距離的函數。
國際上對KMV模型的研究已很深入,而國內主要針對上市公司及其數據開展了KMV模型的實證研究。同時,由于世界各國的違約模型無法通用,因此需要單獨研究適用于中國(尤其是針對非上市公司)的違約模型。此外,目前學者們主要通過對特性相近的非上市公司與上市公司進行匹配,再運用上市公司的市場數據來實現KMV模型的參數估計,但由于我國上市公司樣本數量有限,且資本市場成熟度不夠,所以該方法的有效性、可行性存在一定制約。
鑒于此,本文嘗試直接運用非上市公司多年的財務數據來估計企業真實價值及波動性,進而估算模型的參數,以確保模型具有較好的有效性和穩定性。該方法不僅探索了新的模型參數估計技術,而且拓展了模型的數據來源及使用空間。
二、模型原理
基于KMV模型原理,本文模型的函數公式如下:
其中, 為無風險利率(漂移率),為公司資產收益的波動率,是標準維納過程,為公司最初價值。
本文采用統計方法對模型參數進行估計,不同參數有多個估計公式備選。
(一)資產價值、 和 的估計
基于公司會計報表,采用三種方法估計:年初的賬面資產價值;最近幾年資產平均值 ;年末賬面資產價值 。漂移率,用非上市公司最近幾年賬面資產收益率的均值來估計。資產收益波動性 ,用賬面收益率的方差來估計。這些參數的估算方法與KMV模型的估計方法有顯著差異。
(二)違約點DP的估計
采用三種方法估計DP。
一是KMV方法,如果,則
是公司長期負債。二是短期負債和長期負債總和。三是兩倍的短期負債和1/5的長期負債。
(三)違約距離的估計
采用兩種方法來估計違約距離。
定義公式:
理論公式:
違約距離是公司資產價值在風險期限內由當前水平降至違約點的相對距離,反映了公司到期償還債務可能性的大小,其值越大,到期發生違約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則反。
(四)經驗的預期違約頻率 EDF(Expected Default Frequency)
由于實際的違約率存在“肥尾”現象(非正態分布),因此必須通過構建違約距離與違約率之間的函數關系,擬合得到經驗的違約率數值。本文采用統計公式構建違約距離DD與經驗EDF值之間的映射關系。
三、實證研究
本文篩選提取了某商業銀行2000―2005年19萬多個公司的信用等級、會計報表數據,綜合利用SPSS、MATLAB等軟件,運用統計方法對歷史數據進行了KMV模型參數估計,測算得到經驗EDF值,并對模型進行有效性檢驗。
(一)違約點DP的統計特性
借鑒國外的研究結果,本文對19萬樣本及違約公司的負債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詳見圖1至圖3(限于篇幅,以2004年的數據為例)。
實證表明:違約樣本的負債具有三角分布的特性,不存在國外“當預期資產接近短期負債和1/2的長期負債時,公司違約的可能性比較大”的實證結論。
(二)模型參數估計方法的確定
依據以上參數的多個估計方法及方法的組合,共可形成18個備選模型及測算結果。實證表明,各種方法得到模型結果(違約距離DD和經驗EDF)雖然存在少許差異,但統計特性非常一致,且模型違約率與真實統計違約率具有高度秩相關,進而說明模型擬合結果具有顯著的風險標識度。為與國外KMV模型進行比較,本文最后確定的模型,其參數估計方法為:預期資產價值選用,違約點選用KMV方法,違約距離選用理論公式。由此,本文可對模型生成的經驗EDF進行實證比較研究。
(三)違約距離DD的分布特性
目前,對于違約樣本的分布,理論上假設為正態分布,實證上由于缺乏數據,尚沒有公開的函數表達。鑒于實證上 ,因此獲得DD的概率分布,也近似得到了EDF的概率分布,因此圖4表明了違約樣本的概率密度分布狀況。
其中: 是樣本量。
表1表明,概率分布函數的擬合精度非常高,呈顯著的T分布,且多年的統計規律非常穩定。函數參數的數值有效性較高且變動不大,從一個側面證明了不同年份企業的違約距離(違約率)存在一定的波動性。
(四)經驗EDF的估計
由于DD的非正態性會導致理論模型違約率與實際違約率差異非常大,因此只能通過擬合DD與統計違約率之間的函數關系來估計經驗EDF,以得到模型結果。
采用生長曲線進行函數擬合:
實證表明,DD和經驗EDF之間的統計規律非常穩定,相關度很高;且參數的少許變動說明不同年份的違約率存在波動性。由此,根據DD和經驗EDF函數關系,通過對多年的函數參數進行回歸擬合和趨勢外推,可得到單個公司的模型違約率,進而可估計整個樣本的違約概率及分布。
(五)模型違約率的統計特性
根據經驗EDF的函數模型,計算得到單客戶的模型違約率,其統計分布特性見圖6,發現違約率顯著遵循T分布,且“尖峰”和“肥尾”的特性非常顯著。
(六)模型的檢驗
應用累計準確度CAP(Cumulative Accuracy Profiles)、準確比率AR(Accuracy Ratios)可對經驗模型的有效性進行檢驗。
累計準確度,通過繪制模型的判別力曲線(power curve),得出在不同樣本百分比情況下違約樣本的判別準確率,亦即:,其中:A為經驗模型曲線與隨機模型曲線圍成的面積,B為理想模型曲線與經驗模型曲線圍成的面積(理想模型曲線為圖7的左邊界和上邊界形成的折線)。
判別力函數為:
準確比率為:
實證計算2004年經驗模型的AR=0.6219,亦即模型的完全判別準確率為(1+0.6219)/2=81.10%,此精度與國外的KMV公司商業化模型的精度接近。
四、結論
本文運用統計方法,利用公司財務數據對KMV模型進行參數估計,由此得到的模型違約概率,其實證擬合度較高,數值的適用性較好(原始數據未作大量篩選,模型的魯棒性較好),且多年的實證計算結果表明模型方法比較穩定。公司賬面價值的變化可以成為收益波動率的一個有效標度;會計數據可有效地直接用于期權模型進行參數估計,進而表明基于會計報表數據的違約風險模型與基于資本市場數據的模型在實證上具有近似的有效性。對于中國的非上市公司,該模型采用的違約點、違約距離可有效地標識和計量信用風險,且參數的統計估算方法避免了由于資本市場數據缺失或失真所帶來的模型研究及運用困難,進而該模型可運用于中國商業銀行日常風險管理。但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某商業銀行的數據產生的模型結果,因此其使用的外推性面臨相應的局限,同時對于違約率的波動性尚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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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ouglas W. Dwyer, Ahmet E. Kocagil,Roger M. Stein. The Moody's KMV EDF? RiskCalc? v3.1 Model Next-Generation Technology for Predicting Private Firm Credit Risk[R].San Francisco: KMV Co.2004.
[6]張玲,楊貞柿,陳收.KMV模型在上市公司信用風險評價中的應用研究[J].系統工程,2004, (11).
（二）變量和模型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本文擬選擇的變量替代指標及其定義如表1所示。這里對控制變量的選擇做一個簡單的解釋：具有境外注冊會計師資格（OVER）會加大事務所的經營范圍；成立時間（HIS）說明了事務所的歷史經驗以及其可能的聲譽價值；聲譽（BIG）代表了事務所的品質與實力；合伙人（PART）自身的素質對事務所的發展特別是早期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分所數量（SUB）是在短時間擴張的重要手段，國際“四大”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分所，搶占市場取得的成功就充分說明了建立分所的必要性；中注協對事務所的監督懲罰（PUNI）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約束事務所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本文運用上述變量，建立了如下的多元回歸模型：PER=β0+β1CPA+β2DU+β3OLD+β4GEN+β5TRAIN+β6OVER+β7HIS+β8BIG+β9PART+β10SUB+β11PUNI+ε（三）數據來源本文利用注冊會計師協會網站公布的《2012年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前百家信息》中的收入、CPA人數、事務所聲譽、懲罰情況信息，以及通過中國注冊會計師行業管理信息系統手工搜集的學歷、年齡、性別、后續教育情況、取得境外注冊會計師資格人數、成立時間、合伙人中CPA比重、分所數量信息，剔除了變量缺失與明顯錯誤信息，共得出88個統計樣本。
二、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描述統計結果顯示，研究中所涉及的88家會計師事務所在總收入水平、學歷水平、CPA人數、年齡結構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經營績效第一的德勤華永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為295674.03萬元，而排名最后的云南中和宏睿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僅為2435.29萬元，兩者相差121倍；碩士以上所占比例畢馬威華振會計師事務所為31.29%，而有5家事務所的人數均為0；CPA占總人數最多的為1431人，最少僅為15人。說明我國事務所之間各方面的差距很大，行業整體質量有待提高。
（二）回歸分析表2顯示偏相關分析結果，即控制了其他自變量，僅分析某一自變量與因變量關系。從表中可以看出，CPA人數、學歷水平、事務所聲譽與經營績效成正相關，這與假設相一致；女性比重、年齡結構、成立時間、及合伙人中CPA比重與經營績效成呈負相關，這與假設相反。為了進一步分析人力資本特征對經營績效的影響，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利用逐步回歸的方式得到表3，從表3中我們可以看到模型的R平方為0.864，說明“事務所聲譽（BIG）、學歷水平（EDU）、合伙人中CPA比重（PART）、CPA人數（CPA）、成立時間（HIS）、年齡結構（OLD）”這6個因素解釋了經營績效86.4%的變化，回歸方程的擬合度較好。F=93.288，sig=0.001說明模型有顯著的統計意義。
三、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1．假設1得到驗證，CPA的人數與事務所經營績效成正相關這說明事務所的發展必須具備一定的CPA人才儲備，具有CPA資格的審計人員專業知識扎實，勝任能力強，是事務所執業收入的源泉所在。2．假設2得到驗證，CPA的學歷水平與經營績效成正相關碩士以上學歷人數的增加對事務所績效具有較大的影響，高學歷人員的知識面較廣，學習能力較好，道德感較強，這些都為實現事務所績效目標提供了一定的保障。3．假設3沒有得到驗證，在事務所中小于30歲的CPA最能影響事務所績效，而年紀大于30歲的則影響力較弱這與前面的假設3有一定出入。通過分析本文認為這一點可以在“國際四大”身上得到良好的說明，“國際四大”與國內事務所相比，更愿意接收應屆畢業生，并通過完善的培訓系統、高強度的工作訓練，使年輕的注冊會計師職業經驗迅速成長，成為對事務所績效貢獻最大的人群，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注冊會計師行業是一個屬于年輕人的行業，只要年輕人學習能力強，善于總結，完全可以快速地積累經驗。4．假設4沒有得到驗證，在回歸模型中，并未得到女性對經營績效有積極影響的證據查閱國內外性別研究相關資料，本文發現性別對審計風險的認識上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有研究表明男性更易發現財務報表的錯報，也有研究表明性別對評估財務報表舞弊風險的有效性不會產生重要影響（陳丹萍，2012）。5．假設5沒有得到驗證后續教育可以讓CPA樹立終身學習的觀念，增強CPA職業能力，但假設5并沒有得到驗證。分析后本文認為這是由于，在“干中學”中CPA知識的獲得是其進行職業后續提升的主要手段，CPA更注重在實地審計過程中積累自身，提高職業水平。且我國的后續教育涉及面較廣，是一種強制性要求，基本覆蓋所有注冊會計師，因此使得后續教育的作用不具有差異性。6．事務所聲譽與事務所經營績效成正相關，是影響事務所績效的重要因素“國際四大”既被認為是高質量審計的代表，大的上市公司一般都選用國際或國內知名大所，且他們的審計酬勞高，是事務所收入的重要來源。（本文來自于《廣西財經學院學報》雜志。《廣西財經學院學報》雜志簡介詳見）
（二）建議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事務所的經營績效受到CPA人數、學歷水平、及年輕的CPA人數的影響，因此要提升會計師事務所的經營績效，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充分認識到人力資本對會計師事務所的重要性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注冊會計師行業是一個知識密集型行業，人才的引進與維持是事務所核心競爭力所在，因此必須首先在觀念上對人力資本予以足夠的重視。2.提高本土事務所對CPA的吸引，增加CPA人才儲備正如結論所得，CPA對事務所的發展十分重要，事務所之間的競爭實際上就是人才的競爭。國際“四大”以其雄厚的資本、完善的進修培訓、豐厚的收益吸引著大批的國內優秀CPA的加入，與本土事務所進行人才競爭。因此本土事務所要創造一切條件，加強對CPA的吸引與激勵，具體可通過以下方式：a.完善績效考核制度。由于事務所是合伙人共同出資建立的，只有合伙人對事務所的剩余價值具有分享權，而所內部廣大的注冊會計師則不能享受這部分收益，因此對于事務所的不同人員要給予不同的激勵。對于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期股，使他們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企業未來的發展上；而對于普通注冊會計師來說，可以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給予他們一定的股份，使其對事務所整體利益更加關注。b.激勵手段多樣化。由于事務所屬于扁平式的組織結構，因此其通過職位的提升達到激勵目的不能覆蓋大多數注冊會計師，從而降低了職位激勵的作用。所以要更多地給予物質激勵、發展激勵、環境激勵等，如為注冊會計師提供職業規劃，幫助其樹立職業信念，使其與事務所整體利益相掛鉤。3．提高CPA的學歷層次當前我國的CPA職業資格考試對學歷基本沒有什么限制，這就可能出現雖然通過考試，卻不能很好實際應用的情況，因此要提高對CPA考試的學歷要求，同時我國很多高校已經設立了“注冊會計師”專業，這為高學歷注冊會計師的培養提供了更多的一定的保障，應該在高校中予以推廣。4．促進CPA的年輕化發展CPA是一個工作壓力大且風險較高的職業，面臨的審計環境千變萬化，需要在職業過程中保持充沛的精力，迅速的反應能力，因此事務所要給年輕的注冊會計師一定的機會，多給事務所補充新鮮的血液，讓他們在鍛煉中迅速成長。
二、文獻綜述
馮根福與吳林江（2011）采用綜合評價方法檢驗1994-1998年上市公司重組績效，采用財務指標衡量重組前后的業績變化，其認為為： 上市公司的重組整合并未取得成功，但從整體上公司的重組績效有一個先升后降的變化過程。張俊瑞等（2012）采用統計方法對在1998年發生兼并收購的上市公司進行分析，得出異同的并購行為產生了異同的并購績效結果。李善民（2013）將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分為控制權轉移類、擴張類、收縮類以及戰略轉移類，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2010年發生資產重組的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將發生資產重組的前后4年的績效按照獲得的評估體系進行評分，利用Wilcoxon秩和檢驗對它們的變化進行考察，結果發現，除了發生收縮類重組的公司績效在重組兩年后發生了顯著改善之外，其他三類資產重組并沒有使得上市公司的績效發生顯著變化。廖理、朱正芹（2014）采用基于財務數據的會計研究方法對2011年發生重大資產重組的71家上市公司進行實證，分析其重組前后的業績變化，其結論為：重大資產重組后企業盈利能力指標獲得了顯著改善，現金流管理、財務穩健性和經營能力指標的提高不顯著，公司重組后第二年的業績改善要高于重組后的兩年平均業績改善，表明中國上市公司的重組是實質性重組而非報表性重組。李善民等（2014）選取1997-2011年期間重組的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3年內樣本選取公司重組前后各5年的績效分別進行評估，并對年度間績效變化進行Wilcoxon檢驗，其研究結論為：收縮類上市公司績效在重組兩年后能獲得顯著改善；異同年度樣本控制權轉移類上市公司績效的研究結果不一樣，但總體來看出現了下滑特征；擴張類上市公司績效獲得改善。
本文根據國內外對企業資產重組績效研究得出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采用會計研究方法對中國上市公司資產重組行為進行研究，檢驗資產重組對上市公司的績效有何影響。具體的研究方法為，以中國深滬兩市2012年發生重大資產重組的上市公司為樣本，對反映公司盈利能力、資產質量以及整體績效的財務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并選用統計分析中的非參數檢驗對樣本選取公司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樣本數據處理結果進行各年之間的比較，分析2012年發生的資產重組對樣本選取公司績效的影響。同時，為更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具體將資產重組分成對外并購擴張、資產剝離、股權轉讓和資產置換四大類，采用同樣的方法分別進行實證研究，分析它們在發生資產重組后的績效變化是否有所異同。
三、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績效的實證模型構建
1.實證方法的選取
利用事件研究法來檢驗中國企業的績效存在較多的局限，但其適用性仍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盡管超常收益法在企業重組業績檢驗中獲得了一定的應用。即使中國股票市場顯示一定的有效性，目前中國非流通股股東并不能直接從股價漲跌中受損或獲利，絕大多數上市公司存在著相當大的一部分非流通股，而上市公司股價的波動就難以測量非流通股股東的收益變動，即難以準確衡量上市公司業績的變化。鑒于以上原因，本文采用采用事件前后企業的財務數據指標，進行實證比較分析資產重組對樣本選取公司績效的影響。
2.財務指標的選取
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資或公司治理結構的重大調整即進行資產重組，它的績效反映公司經營的變化狀況，重組前后的業績變動即為資產重組對公司績效產生的影響。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可以濃縮反映公司全部的重要基本信息，通常作為評價公司業績的重要參考工具。鑒于中國目前股市的特點和重組行為特征異同，本文認為從上市公司資產重組前后的償債能力、盈利能力、主營業務和資產管理能力明顯狀況四個方面來測評考察。
3.模型的構建
對上市公司的資產重組績效研究來說，應用主成分分析構建模型就是將上市公司的重組前后若干年的財務數據進行主成分分析，獲得一個綜合的F值數據，再對異同年份數據F值進行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比較分析，反映資產重組前后上市公司的財務業績變化情況。這個數據不但包含了重組的時間變化因素，也包含了所有樣本企業的信息。第一步，收集原始數據：依據指標體系中的具體指標體系，將待分析連續4年數據的樣本企業作為原始數據進行統計處理。第二步，因為指標體系中各指標的量綱異同，將原始數據標準化，異同量綱的數量級會獲得異同的相關矩陣或協方差矩陣。為保障評價結果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要進行原始數據標準化處理。第三步，求出相關系數矩陣，且是標準化后的數據處理得到。第四步，測算矩陣的特征值，由相關系數構成。第五步，分別測算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第六步，根據方程的需要，確定因子的個數。，（i=1，2，…，k；t=1，2，…，m）第七步，測量綜合分值：，（i=1，2，…，k；t=1，2，…，m）；Ft為某上市公司某年的財務運行狀況測算的綜合分值，Fij是第i個上市公司第j個主成分的得分，aij是第i個上市公司第j個主成分的方差貢獻率。
四、上市公司資產重組績效的實證分析
1.樣本的選取及數據來源
為了對資產重組上市公司績效進行有效的考察，本文選取2012年發生資產重組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研究樣本，這樣就可以比較資產重組當年和前1年以及后2年的績效變化。選擇樣本公司是根據《中國證券報》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各年《上市公司重組事項總覽》整理獲得的，同時也利用巨潮資訊網上的上市公司年報，對上市公司年報資料的運用主要是確認重組是否在當年完成。最后選取的滿足以上條件的樣本數為110個。本文收集的財務數據主要來自于wind資訊數據庫，部分數據來源于巨潮資訊網。同時，通過對一些上市公司年報數據的對照，檢驗得出沒有差異，因此可以認為樣本數據是真實可靠的。樣本數據的處理主要使用了統計軟件SPSS12.0 for Windows，另外在實證的過程中也輔助使用了Excel等軟件進行數據處理。
2.上市公司資產重組整體績效的實證分析
首先，本文通過對所選取的全部樣本不加以分類地進行主成分分析。先對樣本選取公司在資產重組前后各年的十個指標按重組前一年、重組當年、重組后一年和重組后兩年分別進行因子分析，根據統計軟件的數據處理提取相應的因子，然后再根據因子得分和方差貢獻率，得出各年的綜合得分函數：
重組前一年：
重組當年：
重組后一年：
重組后兩年：
再根據這四個綜合得分函數測算出各樣本選取公司在資產重組前后相應年份的績效綜合得分。最后對全部樣本選取公司在這四年的績效綜合得分值進行Wilcoxon檢驗。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重組當年樣本選取公司的績效比起重組前一年有所改善，但變化不明顯，從這里可以看出本文所研究的樣本選取公司有報表性重組的嫌疑。而其他年份之間樣本選取公司的績效變化都成下滑趨勢，特別是重組后一年和重組后兩年與重組當年的比較來看，樣本選取公司的績效有明顯的下滑。而且重組后樣本選取公司的績效呈逐年下滑的趨勢。接著，本文分別從盈利能力和資產質量這兩方面對全部樣本選取公司進行實證分析。
（1）全部樣本選取公司盈利能力的實證分析
先對反映樣本選取公司盈利能力的三個指標進行主成分分析，此時為了研究的方便，在數據處理時，只提取了一個因子。然后同樣按前面的方法對全部樣本選取公司在盈利能力方面四年的因子得分進行Wilcoxon檢驗。從檢驗結果可以看出，在重組當年，樣本選取公司的盈利能力與重組前一年相比有所提高但效果不明顯，其他年份之間的盈利能力變化則呈下降的趨勢，其別是重組后一年和重組后兩年與重組當年相比，樣本選取公司的盈利能力明顯下降。而且，在公司發生資產重組后其盈利能力呈下降的趨勢。
（2）全部樣本選取公司資產質量的實證分析
先對樣本選取公司在資產重組前后各年的償債能力、資產管理能力和主營業務鮮明度等反映資產質量的七個指標按重組前一年、重組當年、重組后一年和重組后兩年分別進行因子分析，根據統計軟件的數據處理提取相應的因子，然后再根據因子得分和方差貢獻率，得出各年的綜合得分函數：
重組前一年：
重組當年：
重組后一年：
重組后兩年：
中圖分類號：F275.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2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及市場化進程的加快，一大批市場前景良好、成長性強、發展速度快的企業也逐步走入中國股票市場，上市公司數量急劇升高，這些成長性良好的公司為了進行IPO或者維護自己在股票市場的一席之地是否會進行更多的盈余管理？
2006年，我國會計制度變更引起了股票市場的軒然大波。國家為了規范我國市場環境，促進市場經濟健康發展而更改了原有的會計準則。已有研究表明，減值前虧損的公司會以轉回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來避免虧損，減值前盈利的公司會以轉回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來避免盈余下降(趙春光，2006)。他們認為06年2月15日頒布的《資產減值》準則，規定已確認的資產減值不得轉回理應在相當程度上從會計的確認，計量，披露和職業判斷中縮小了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選擇空間，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現行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減小盈余空間的同時也在會計確認、計量和所需要從業人員職業判斷的另一些方面給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擴大了上市公司管理當局的操作空間(宋昌英，2010)。那么，新會計準則到底對公司盈余管理有怎樣的影響還需進一步的驗證。
所以，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為以下兩方面：1.2006年會計準則的變更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響；2.將盈余管理區分為正向盈余管理和負向盈余管理。第一點是外部環境的變化與企業盈余管理水平之間的關系。
二、文獻回顧
2006年2月15日頒布的《資產減值》準則，規定已確認的資產減值不得轉回，沈烈等(2007)研究表明會計準則與盈余管理既是制約與反制約關系，也有利用與反利用的關系；趙春光(2006)在研究中表明，在相當程度上新會計準則的頒布從會計的確認，計量，披露和職業判斷中縮小了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選擇空間，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與此同時，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現行會計準則在一定程度上減小盈余空間的同時也在會計確認、計量和所需要從業人員職業判斷的另一些方面給上市公司留下了盈余管理的余地，甚至擴大了上市公司管理當局的操作空間(宋昌英，2010)。整體上的研究結論表明，會計政策變更以后，從會計的確認，計量，披露和職業判斷中縮小了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選擇空間，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可能，同時對無形資產進行的確認和攤銷方法的改變、有條件地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和固定資產折舊方式的沿用以及對會計人員的職業素質要求的提高均為盈余管理提供了新的空間，至于其制約與反制約的關系(沈烈和張西萍，2007)到底如何，還少有研究。
三、研究設計
瓊斯提出非操縱性應計利潤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營業收入和固定資產水平。營業收入的變動導致企業的應計利潤變動，固定資產會產生折舊從而帶來應計利潤的減少，本文的基本模型如下：
(1)
其中，它是企業第年的總應計利潤；是企業第年的非經常性項目前利潤；是企業第年的經營活動現金流；是企業第年的非可控應計利潤；是企業第年的總體資產；是企業第年的主營業務收入與第年的主營業務收入之差；是企業第年的固定資產原值。
運用模型(2) ，可以得到每個公司每年的非操控性應計利潤:
(2)
其中， 分別為模型(1)中 的估計值。這樣，運用模型(3) 即可得到公司盈余管理的替代指標操控性應計利潤:
(3)
通過模型(4)和(5)來檢驗假設：
(4)
(5)
其中， 分別為公司正向和負向操控性應計利潤，它們分別是公司正向和負向盈余管理水平的替代指標。表示公司規模，等于公司年末資產總額的自然對數；表示公司財務杠桿，年末負債總額除以年末資產總額；表示公司盈利能力，當年稅后凈利潤除以年末資產總額；表示公司投資機會，年末公司市場價值除以賬面價值；公司滯后一期的應計利潤；表示公司是否為進行了會計準則的變更的啞變量，如果公司會計未變更，則=0，如果公司會計變更，則=1。
四、實證結果
將整理好的數據運用STATA進行四次線性回歸，首先不引入變量得到對應的，再在模型中引入變量得到另一組，回歸結果整理如下表1：
表1 回歸結果
注：***1%水平上顯著；**5%水平上顯著；*10%水平上顯著
上表展示了新舊會計政策下公司正向操控性應計利潤()和負向操控性應計利潤()的回歸結果對比。從正向操控性應計利潤()回歸結果來看，通過不考慮會計制度變化和考慮會計制度變化的對比，發現會計政策變量系數顯著為正，這表明新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顯著高于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這與假設一致。這與企業在新會計政策下利用關聯交易、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變更、合并會計報表范圍的變動、長期投資核算方法的變更、非經常性損益、收入費用的確認、資產重組等方面進行利潤調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聯系。從負向操控性應計利潤()回歸結果來看，我們發現會計政策變量系數為負，但不顯著，這表明新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負向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的差異，與假設相符。新舊會計政策對于企業的負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沒有像對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樣嚴格。
五、研究結論
實證結果顯示，新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但新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負向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差異。這與宋昌英(2010)關于盈余管理的研究結論基本相同，但本文還從正負向盈余管理的角度針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細致的研究：新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要高于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正向盈余管理水平，這與企業在新會計政策下利用關聯交易、會計政策和會計估計的變更、合并會計報表范圍的變動、長期投資核算方法的變更、非經常性損益、收入費用的確認、資產重組等方面進行利潤調增可能存在一定的聯系；新舊會計政策下企業的負向盈余管理水平沒有顯著差異，說明新舊會計政策對于企業的負向盈余管理控制并沒有像對正向盈余管理控制那樣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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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場經濟中行業競爭對企業披露信息的主動性與積極性具有重要影響，投資者往往根據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決定投資結構及規模，因此，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能夠左右資本市場的投資結構及其回報。Ball et al.（2005）的研究認為會計信息質量既取決于會計準則質量，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準則制定中的政治干預、政治環境、投資者法律保護水平、證券監管、治理模式以及公司層面的治理結構等制度安排。制度在市場競爭中逐步完善，是約束市場參與人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穩健性作為會計確認與計量的傳統和原則，Basu（1997）將其定義為“會計上確認好消息比確認壞消息需要更為嚴格的確認標準”。市場競爭程度提高對會計穩健性有何影響？這個問題對建立有效的資本市場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現實中，存在各種因素影響企業的會計穩健性，這個問題引起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總體來看，會計穩健性至少受到企業內因和外因兩方面的影響。
內因指的是企業自身相關的因素，包括企業管理層背景、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等方面的企業特征。杜興強等（2009）系統研究了政治聯系及不同方式的政治聯系對民營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總體上民營上市公司具有的政治聯系降低了會計穩健性，具體而言，代表委員類政治聯系降低了會計穩健性，政府官員類政治聯系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不顯著。曹宇、李琳和孫錚（2005）檢驗了股權集中度、上市公司董事長與控股公司董事長兼任等因素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研究發現大股東對上市公司的控制權越強，公司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就越差。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認為內部人控制、債務軟約束和政府干預三大治理弱化抑制國有公司披露意愿，降低其盈余質量，導致國家控股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更低。劉鳳委和汪揚（2006）發現債務比重高的公司相對債務比重低的公司而言，會計穩健性更高；國家股一股獨大的公司會計穩健性較低；目前我國上市公司獨立董事比例對會計穩健性無影響。此外，利潤操縱行為并未影響我國上市公司會計穩健性（肖成民、呂長江，2010）。
外因則是指企業運營的外部環境因素，包括企業面臨的國家法律、法規、行業管理制度、宏觀經濟環境等非企業可左右的因素。會計準則作為一種公共契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會計穩健性。曲曉輝和邱月華（2007）發現2001年頒布的企業會計制度顯著提升了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穩健性。公司會計信息的穩健性除了受到會計準則及其變遷的影響之外，可能還受到契約、訴訟、稅收和政治成本等因素的影響（Watts，2003）。徐華新和孫錚（2008）發現我國股票市場的周期性波動導致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進而表現出隨股市周期變化的穩健性特征，即在股市上行周期，企業會計政策的穩健性減弱，而在股市下行周期，企業會計政策的穩健性增強。
在影響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外部因素中，企業所處的市場競爭環境對會計穩健性具有重要作用，而這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利用我國上市公司數據，試圖對如下問題進行解答：競爭市場還是壟斷市場中企業的會計穩健性更好？競爭激烈的市場導致企業更注重聲譽，對好消息的確認更加謹慎？尤其是我國轉型經濟中，壟斷程度更高的國有企業是否可以利用壟斷力量掩蓋壞消息？這些問題對我國提高會計披露信息質量、健全資本市場、建立健康的市場經濟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主要研究市場競爭對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影響，補充和豐富了會計穩健性領域的研究。
二、研究假設
在市場經濟中，企業必須擁有一定的競爭優勢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企業的競爭優勢概而言之來源于成本與收益兩方面，而這兩方面與會計穩健息相關。
首先，提高會計穩健性有利于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從債務融資的角度看，會計穩健性有助于債務人取得較低的債務資本成本（Ahmed et al.，2002）。此外，穩健的會計信息有助于提高債券二級交易市場的效率，如果穩健性能夠減少知情交易者的信息優勢，那么貸款的買賣價差就會降低（Moerman，2008）。從權益融資的角度看，會計穩健性也具有降低權益資本成本的作用（Lara，Osma & Penalva，2006）。公司披露水平的持續穩定提高有助于提高公司股票的流動性與信用水平（Healy、Hutton、Palepu，1999）。汪煒和蔣高峰（2004）發現在控制了公司規模與財務風險變量之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權益資本成本。曾穎和陸正飛（2006）研究發現，在控制β系數、公司規模、賬面市值比、杠桿率、資產周轉率等因素的條件下，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的樣本公司邊際股權融資成本較低，我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質量會對其股權融資成本產生積極影響。
其次，提高會計穩健性有利于提高企業投資效率。由于會計穩健性對損失要求及時確認而對于收益直到有充分證據時才予以確認，能夠使股東和董事及時得到投資項目凈現值為負的信號，采取適當措施調整投資方案，及早終止可能造成巨大虧損的投資項目（Ball & Shivakumar，2005）。針對我國上市公司的研究也發現，會計穩健性有助于緩解經理人與股東之間的沖突、降低投資者面臨的信息不對稱、抑制公司的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行為，進而改善公司的資本投資效率（劉斌、吳婭玲，2011）。會計穩健性越好的企業，在投資機會下降時，會更及時地削減投資，提高投資效率；加強會計穩健性的建設，有助于防止企業管理者盲目投資于凈現值為負的投資項目或遲遲不從虧損項目中撤資，從整個社會角度而言，會計穩健性有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王宇峰、蘇逶妍，2008）。但是會計穩健性也具有兩面性，一方面，由于及時確認損失有助于促使公司及早停止低效率的投資，具有提高企業投資效率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及時確認損失也會促使厭惡風險的經理人放棄對風險較大但卻可能盈利的項目進行投資，因此資產減值準備計提也會導致公司投資不足（楊丹等，2011）。
市場競爭提高了企業經理人掩蓋壞消息的難度，因此，對經濟損失的確認更加及時。產品市場競爭有助于提供有關各種投資機會和管理者能力的信息，使對企業的評估變得更容易，從而改善了企業信息披露質量（Holmstrom，1982）。適度競爭有利于提高信息披露質量，行業競爭程度越強，信息披露質量越高，在競爭程度較高的行業，處于競爭劣勢的公司更有動機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在競爭程度較低的行業，競爭加劇不會顯著提高信息披露質量（王雄元和劉焱，2008）。此外，Hou & Robinson（2006）認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使企業受到更高的資金風險的約束。市場競爭越激烈，行業利潤率越低，企業簽訂的合同必須越有效，這就要求更高的會計穩健性。激烈的競爭使企業以更低成本融資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因此會積極主動地提高會計穩健性?；谝陨戏治?，筆者假設：市場競爭程度提高能夠提高企業的會計穩健性。
三、研究設計
（一）檢驗模型與變量定義
為了驗證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筆者以Basu（1997）模型為基礎，首先，在基礎模型中引入行業競爭程度因子，檢驗市場競爭是否對會計穩健性有顯著影響；其次，如果市場競爭對會計穩健性具有影響，將繼續研究哪些行業中市場競爭對會計穩健性的作用較大。
Basu（1997）以公司股票年回報率（RET）的正負作為好壞消息的度量，并設置壞消息虛擬變量（D），D是表示RET
NIit是盈余，使用每股盈余/期初股價計算盈余，Nit=EPSit/Pit-1，這樣可以減少異方差的影響。模型（1）中α2是會計盈余對正的經濟收益的敏感程度，交互項系數α3即表示盈余對壞消息相對好消息的增量反映，如果盈余具有穩健性，則α3應當為正，α3越大表示盈余越穩健（Basu，1997）。為了檢驗市場競爭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本文借鑒Ball et al.（2003）、朱茶芬和李志文（2008）的研究，在模型（1）基礎上增加市場競爭程度變量及其與其他變量的交乘項，用赫芬因德指數（HHI）衡量市場競爭程度，建立模型（2）：
HHI指數合理地反映了產業的市場集中程度，文獻中多用HHI指數反映產業的競爭情況。當產業可容納的企業數目一定時，赫芬因德指數越小，一個產業內相同規模的企業就越多，產業內企業之間的競爭越激烈，企業行為的相互影響程度就越大。因此，在產業內企業數目一定的條件下，赫芬因德指數越小，說明市場競爭強度越大；反之亦然。筆者根據姜付秀和劉志彪（2005）的方法計算赫芬因德指數（HHI），即： HHI = Σ（Xi/X）2 ，其中，X = ΣXi，Xi為企業i的主營業務收入。
模型（2）中系數β7即表示市場競爭程度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根據前文的假設，市場競爭程度提高會增加公司的會計穩健性，因此β7的預計符號應當為負。即市場競爭程度提高，？駐HHIit0，D對NI的影響變大，穩健性提高。
為了進一步檢驗不同行業中，市場競爭對企業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程度，本文在模型（2）的基礎上引入行業因子，建立模型（3）：
其中，IDn表示行業。
經過市場調整的收益率能更準確地反映收益—盈余之間的關系，因此采用國泰安中國股票市場交易數據庫（CSMAR）交易數據庫中考慮現金紅利的月度個股回報率計算經市場收益率調整后的個股年度收益率RETit，計算公式為：
其中，rn為t年5月—t+1年4月的個股回報率，Rm為考慮現金紅利的市場回報率（等權），數據庫中的市場回報率為月度。
（二）樣本與描述統計
由于金融類上市公司與一般上市公司的財務特征和會計制度存在差異，因此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最終選取2001年之前在上海和深圳證券市場上市的673家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利用2001年到2010年的數據進行面板數據回歸，本文全部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的CSMAR交易數據庫。由于2007年上市公司開始實施新會計準則，因此本文用“會計制度”變量控制會計制度變更對模型的影響，在2007年以前取值為0，2007年之后取值
為1。要求樣本公司在2001年之前上市是為了保持樣本公司的穩定性，同時避免新上市公司或退市公司的影響。
表1報告了模型中各變量的統計描述性結果。赫芬因德指數（HHI）最小值為0.015，最大值為0.885，標準差為0.081，由HHI的核密度圖可見（圖1），HHI基本成正態分布，說明企業在不同競爭程度的行業之間分布較為合理。
D的均值為0.608，表示樣本中60.8%的公司年度回報值低于市場回報，即為壞消息。樣本企業的盈余均值0.04，最小的盈余為0，最大的盈余值為0.467，標準差為0.042。
表2報告的是變量之間的Pearson相關系數，由Pearson相關系數可見，行業赫芬因德指數（HHI）與其他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不高，變量之間的相關性也不大，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不大。
四、回歸結果
本研究首先根據模型（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面板數據隨機效應模型考察樣本整體是否存在會計穩健性。通過Hausman檢驗，隨機效應模型優于固定效應模型，本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RET的回歸系數反映企業對好消息的確認程度，由回歸結果可知（表3）RET的系數顯著為正（1%的置信水平），表明企業確認好消息較為積極、迅速。本文的穩健性指數為0.025，略低于朱茶芬和李志文（2009）的結果（0.035）。
在1%的置信水平下，實證結果支持筆者的理論假設，市場競爭程度提高能夠增加企業會計穩健性。建立健全市場機制，完善市場競爭體系有利于提高企業會計穩健性，促進企業投資效率的提高，長久而言，對構建透明、高效的資本市場也是有益的。規范行業競爭，合理、有序的行業競爭有助于公司外部治理環境的改善，提高企業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改善資本市場的投資效率，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本市場分配資源的社會功能。提高行業競爭程度也能夠充分利用會計穩健性規則所內涵的信息傳遞功能，及早發現虧損的投資項目，及時改進企業投資效率，從而避免委托—機制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經理人對壞消息的有意掩蓋。
從模型（3）的回歸結果看，除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及綜合類行業外，行業之間的會計穩健性差異并不十分顯著。這與張潔慧（2008）的研究結果不同，張潔慧的研究結果發現行業之間的會計穩健性存在顯著差異。這可能與行業分類標準不同有關，本研究根據《中國上市公司分類指引》將上市企業分為22類，而張潔慧（2008）只有12類。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確保本研究結論的可靠性，筆者進一步利用分位數回歸方法（Quantile Regression，QR）進行穩定性檢驗。通過分位數回歸，可以知道在不同的盈余水平下，行業競爭對會計穩健性是否有不同的影響，檢驗回歸結果是否是受到極端值（Outliers）的影響。分位數回歸可以完整地描述出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統計關系，同時不改變原模型的成立條件和因果假設。用Koenker 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數回歸方法，對模型（2）進行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行業競爭對會計穩健性的影響結果較為穩定，但是在盈余水平較高時，行業競爭提高，會計穩健性有明顯下降。
圖2顯示，隨著分位數的變化，各變量的分位數回歸系數也在變化。由圖可見，行業競爭對會計穩定性的作用系數基本保持穩定，但是盈余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行業競爭提高不僅不利于改善企業會計穩定性，反而降低會計穩定性。此外，發現隨著盈余上升，會計穩定性緩慢下降，這一發現與陳旭東和黃登仕（2006）的研究一致。他們認為盈余水平高的公司會增加對好消息的確認，降低對壞消息的確認，從而會計穩健性較低；盈余水平低的公司會增加對壞消息的確認，降低對好消息的確認，從而會計穩健性較高。
六、結論
會計穩健性一直是理論研究和會計實務中非常重要的領域，提高會計穩健性有助于改善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質量。會計穩健性不僅受到企業自身特征因素的影響，還與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密切相關。本文利用我國滬深兩地上市的673家公司2001年至2010年的經驗數據，借鑒Basu（1997）模型與方法，將行業競爭程度等相關因素納入模型，通過計算赫芬因德指數（HHI）衡量行業競爭程度，系統研究了行業競爭程度和不同行業對樣本公司會計穩健性的影響。本文的研究表明，行業競爭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改善企業的會計穩健性。此外，分位數回歸中，筆者發現盈余水平較低時，行業競爭對企業會計穩健性的作用大小基本保持不變，當企業盈余水平較高時，提高行業競爭程度反而造成企業會計穩健性顯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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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及研究意義
財政部于2006年頒布了新會計準則體系，標志著我國會計制度改革初見成效，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質趨同。二十余年來，從行業會計制度、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企業會計制度的頒布、廢止，從每一具體會計準則的頒布、修正、再頒布，每一次新會計規范的出臺都以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為目的。會計制度作為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了數次重大的變遷，如何認識和評價會計制度變遷對中國證券市場產生的影響歷年來為理論界、實務界以及監管機構所重視。深入地研究會計制度變遷的經濟后果，對于評價證券市場的管制政策以及檢驗相關的制度變遷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另外，會計準則的目標之一就是規范會計處理，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在我國經歷多次會計制度改革后，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本文正是以此為出發點，借鑒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以會計制度變遷為主線，基于國情來分析我國會計準則改革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
2.實證研究設計
2.1 研究假設
在《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第四條規定：“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應當與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的經濟決策需要相關，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對企業過去、現在或者未來的情況做出評價或者預測?！睍嬓畔獫M足各方經濟決策的需要，可見我國制定會計準則的目標是建立在使用者需求觀基礎之上的，其目的是使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得到提高。
由于我國的會計制度在短短的20余年中數次改革，不僅可以說明我國的會計制度在逐漸適應我國的經濟發展，更能充分說明是會計制度本身在不斷的完善，從而提高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因此，本文認為每次會計制度改革都會使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比上一階段的會計制度所體現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高。一般來說，任何改革在發展的初期，效果都不甚明顯，由此，本文選取最近這三年的有關數據進行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設：2010—2012年的會計制度所體現的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有所提高。
2.2 研究方法
2.2.1 模型選擇
在模型的選擇上，主要運用價格模型分析比較改革前后是否提高了會計信息（主要是會計盈余和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然后是針對價格模型中公司規模因素對校正判別系數（）的影響，運用修正的價格模型來對價格模型的結果做進一步驗證。
（1）價格模型
（2）修正價格模型
2.2.2 樣本選擇
選取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為研究樣本。本文的樣本來自國泰安數據庫，未選擇股票名前冠以ST、*ST等標記的股票和中小企業的股票。首先從該數據庫中提取2010—2012年年度股票代碼、行業代碼、每股價格、每股收益和每股凈資產作為初始樣本。
在初始樣本基礎上，進行如下選擇和剔除：
（1）在樣本選取過程時，選取了4月30日的每股價格、每股收益和每股凈資產，缺失數據的公司未包括在樣本中；
（2）在上述基礎上剔除股東權益為負和每股凈資產小于或等于1的樣本。選擇和剔除過程如表2.1所示。修正價格模型需要的樣本，如表2.2所示。
3.基于總體樣本的實證分析
3.1 總體樣本描述性統計與分析
2010-2012年總體樣本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1所示。
表3.1給出了上市公司2010-2012年三年價格模型中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以便對樣本特征的信息有所比較和了解。觀察價格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每股收益和每股凈資產的均值在2011年有所下降后，在2012年上升。每股凈資產的標準差也呈現出同樣的變化，而每股收益的標準差逐年遞減；股票價格的均值、標準差在出現小幅度的下降后，在2012年出現上漲，分別達到16.61和12.59。
描述性統計只是對樣本數據所做的一種簡單描述，不能據此得出結論，因此，應用判定系數和回歸系數的變化情況進行嚴格統計檢驗。如表3.2、表3.3所示。
價格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見表3.3），從2010年到2012年凈資產和會計盈余前面的系數均為正號，統計上顯著。會計盈余前面的系數呈現出減少的態勢，而凈資產前面的系數逐年上升，這種現象說明了每股盈余的價值相關性下降，而每股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有所提高，凈資產對股價的解釋力度迅速增加并彌補了盈余解釋力度的下降。
新會計準則填補了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新型經濟業務會計處理規定的空白，提高了會計準則的國際化，使會計準則更具趨同性，人們更應該相信會計準則的改革會使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得到顯著的提高。本文也從實證的角度證明了這一點，會計信息總體的價值相關性有顯著提高，凈資產和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也具有統計意義，與以前表現不同的是凈資產和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的變化趨勢，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逐年上升，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逐年下降。
新企業會計準則體現適合國情的中國特色，企業會計制度和國際會計準則都允許對已經確認的資產減值損失予以轉回，但是新會計準則規定對于已經確認的減值損失不得轉回，這會使上市公司虧損額普遍高于企業會計制度改革前，表現出降低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增強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這充分體現了會計制度改革的效果。
3.2 總體樣本敏感性分析結果
本小節采用修正價格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在3.1節數據的基礎上除以上年4月30日的收盤價，以消除規模效應的影響。通過本節的分析來對上一小節的結論做進一步的驗證。對2010-2012年的總體樣本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觀察其在3年中的變化發展方向，如表3.4所示。
觀察修正價格模型中變量之間的關系，股票價格的均值和標準差先降后升；每股收益均值逐年下降，每股凈資產的均值呈現出先升、后大幅度下降，每股收益的標準差出現了逐年下降，每股凈資產的標準差逐年下降。在簡單的描述統計后，通過嚴格的判定系數和回歸系數對其價值相關性進行分析，如表3.5、表3.6所示。
從校正判別系數（Adj.R2）的變化來看，會計信息總體（凈資產和會計盈余）的價值相關性（Adj.R12）在2011年表現出價值相關性最大，會計盈余和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表現出相互替代的變化趨勢，二者共同的價值相關性在三年中有輕微幅度的變化。這說明會計信息總體的價值相關性與前階段相比有所降低，但經過三年的發展，價值相關性有所變化；而二者共同的價值相關性在2011年降低后、于2012年有所回升，但還是比實施新制度之前的水平低，這意味著價值相關性程度并沒有隨著準則的修改而同步提高。
修正價格模型回歸結果顯示（見表3.6），會計盈余對股價的解釋力度與凈資產股價的解釋力度并沒有相互替代，所有系數均為正值，統計上顯著。會計盈余的系數在三年內起伏的增減變動，在2011年的變化幅度最大，出現了最小值1.132；會計盈余和凈資產的系數表現出相互替代的現象，凈資產前面的系數在2011年出現了最大值0.571。這說明在此階段會計盈余對股價的解釋能力隨著會計準則質量的提高而同步提高，而凈資產對股價的解釋能力卻沒有同步提高。
4.結論
本文以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理論為基礎，分別運用價格模型和修正價格模型實證分析在與國際準則趨同過程中，我國上市公司會計制度變遷對會計信息價值相關性的影響，對提出的假設進行檢驗。研究得出以下結論：會計制度的改革會使會計信息的價值相關性隨之提高。研究發現我國會計制度在與國際接軌的過程中，逐漸趨于成熟，新準則下會計信息中會包含更多影響投資者決策的信息，有助于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從而提高會計信息價值的相關性。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選取的指標數量有限，時間序列分析不夠充分，也未分行業進行詳細研究，今后的研究可在這方面加強和完善。
一、研究動機
根據結構主義的觀點，審計市場的集中度低，事務所的數量多規模小，可能存在過度競爭的行為，“低價攬業”是這種過度競爭行為的體現。從目前的研究看，夏冬林、林震昃(2003)認為，無論從市場集中度看，還是從收費水平、利潤率看，我國的審計市場都還是一個過度競爭的市場。王振林(2002)利用證監會調查問卷所得到的內部數據，對中國審計收費研究表明，在事務所變更當年，審計收費顯著低于平均水平，說明事務所從事了“低價攬業”行為。據業內人士介紹，會計師事務所的確存在低價攬業行為。而劉斌等(2003)研究了2001年A股市場的審計收費情況，得出的結論是客戶在更換審計師當年并沒有出現“低價攬業”現象。李眺(2004)進行的價格競爭的實證研究，結論是我國審計市場不存在低價攬業的狀況?？梢娔壳拔覈鴮徲嬍袌鍪欠翊嬖诘蛢r攬業這一問題并沒有得出一致的結論，仍然值得繼續關注和進行研究。筆者以2003和2004兩年深市A股市場的財務數據為樣本，運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對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低價攬業”行為進行實證分析。
二、研究假設與變量設定
由于事務所轉換客戶需要一個學習成本，客戶變換事務所需要一個轉換成本，這樣事務所和客戶之間存在一種雙邊鎖定關系。由于審計師預期能在未來的審計業務中獲得“審計準租金”，因而在首次審計服務中會計師事務所預期能獲得審計準租金的激勵，出現“低價攬業”的現象。因此，提出研究假設，H0：在中國證券審計市場，會計師事務所存在“低價攬業”的激勵，從而在發生審計更換時的審計收費明顯低于正常的審計收費水平。筆者采用Simon和Francis(1988)的研究設計方法，將客戶的審計費用作為因變量，客戶的審計師更換作為檢驗“低價攬業”現象的解釋變量，在控制了一系列影響審計收費的變量后，如果審計師在首期業務審計收費與其他未更換的審計師收費有明顯的不同，并且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中，審計收費與審計師的更換呈負相關關系，審計師在首期業務審計收費中該變量在統計上應該是顯著的。
三、研究方法與數據
筆者通過跨區域的審計費多元回歸模型來研究會計師事務所是否在首次業務中從事了“低價攬業”行為。該模型使用了一系列變量來控制這些跨區域數據的不同所導致的審計費差異，如客戶的規模、審計的復雜程度以及審計師需承擔的審計風險(Simunic，1980)。在國外，這些變量的解釋程度很高(R2高達70％以上)，因此，該模型在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并經受住了檢驗(Chen eta1，1993；Francis and Simon，1987；Craswell and Francis，1999)。
審計費的回歸模型：Ly=by+b0＋b1Lx1＋b2x2＋b3x3＋b4x4＋b5x5＋b6x6＋b7u1＋b8u2＋b9u3＋b10u4＋b11u5＋ε
因變量：y=年報審計費；Ly=年報審計費的自然對數
控制變量：x1=客戶總資產；Lx1=客戶總資產的自然對數；x2=納入合并報表的子公司個數的平方根；x3=速動比率，即(流動資產－存貨)／流動負債；x4=(應收帳款+存貨+其他應收款)／總資產X5=資產負債率，即(流動負債+長期負債)／總資產；x6=客戶的凈資產收益率；u1=虛擬變量，當審計意見為非標準審計意見時，取值為1，標準審計意見為0；u2=虛擬變量，當客戶所在地區為北京、上海、廣東時，取值為1，否則取0；u3=虛擬變量，當客戶進行了中期審計時，取值為1，否則為0；u4=虛擬變量，當事務所為國際“四大”的成員所時，或除國際成員所以外的國內“所”時，取值為1，其余事務所取值為0(國內“所”的排名按客戶業務收入計算的市場占有率排名前八名)；u5=虛擬變量，當客戶更換事務所時，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解釋變量：控制變量x1代表了客戶規模，客戶的規模越大，審計費用越高，因此，預期符號為正；x2、x4代表了審計復雜程度，復雜程度越高，審計費用越高，因此我們預期其符號為正；x3x5x6代表了客戶的財務狀況，是審計的風險程度的衡量指標，其中x3x6越大，表明審計師所需承擔的風險越小，因此預期符號為負；而x5越大，審計師需承擔的風險越大，預期符號為正。
虛擬變量u1被引入以控制審計意見對審計費用的影響。研究文獻表明，對于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客戶，其審計收費更高。因為出具非標準意見將使審計師投人更多的時間來核實有關的問題，因此預期其符號為正。王振林(2002)的研究表明，中國市場的審計收費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上海、北京和廣東這三地較其他地區更發達，因而審計費用更高。因而我們引入虛擬變量u2以控制這種地區差異引起的審計收費變化。虛擬變量u3被引入用來區別客戶的中期審計情況。如果客戶進行了中期審計，則在年審中審計師的工作量將會相應減少，從而使年報審計收費降低，因此，我們控制了由該因素所導致的審計費變動，預期符號為負。虛擬變量u4被引入以區別審計師類型，國外的研究文獻表明，國際“四大所”被公認為是具有高聲譽和高質量的事務所，因而收取了高于其他事務所的審計費溢價(Palmxose，1988，Beatty，1989；Teoh-and Wong，1993，Francisand Krishnan,1999)。很多對于中國審計市場的研究將事務
所按照市場占有率分為“所”和“非所”(Defondetal．，2000；Chan et a1．，2002)。因此，引入虛擬變量u4來代表國際四大所和國內前所。
解釋變量u5被用來檢驗事務所在首期審計收費中是否從事了“低價攬業”行為。如果解釋變量的系數為負數并且該變量在統計上顯著，則說明審計市場存在“低價攬業”行為。本文的樣本數據來源于巨潮咨訊網所提供的2003、2004年深市的A股市場上市公司年報數據(剔除了未披露審計費的公司、金融證券類以及管制類行業后，得到316家2003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和317家2004年深市上市公司的樣本數據)。筆者采用Eviews3.1統計軟件對這兩年的樣本數據分別進行回歸分析。
四、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分析
2003年樣本數據中，共發生34起審計師更換，占總樣本的10.78％，而2004年發生29起審計師更換，占總樣本的9.13％。在選取的樣本中審計師的更換比例差別不是很大。并且可能由于行業監管的加強，2004年比2003年審計師的更換呈輕微降低。從(表1)中可看出，就選取的樣本來講，2003年更換審計師的客戶，其平均審計收費(y)為397502.2元(約39.75萬元)，大大低于未更換審計師的客戶6273846元(約62.74萬元)，而2004年更換審計師的客戶平均收費為506560元(約50.66萬元)，同樣大大低于未更換審計師的客戶的平均收費1346992(約134.70萬元)。從描述性數據看，在2003年與2004年，更換審計組的客戶總資產x1、納入合并報表的子公司數的平方根x2、(應收帳款＋存貨＋其他應收款)／總資產x4、資產負債率x5均低于未更換樣本組，而其他財務指標與未更換審計師的客戶財務指標相比，并沒有共同的特征規律。
五、回歸結果分析
我們使用上述的Logistic模型進一步進行分析解釋變量與審計收費的相關性及顯著性：2003年和2004年解釋變量u5其系數分別為－0.090722和－0.147012，審計師的首次審計收費在2003、2004年呈下降趨勢(表2、3)，并且具有完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2003年p=0.0249，2004年p=0.0127)。另外，變量符號與預期的方向一致。因此，我們接受前面的假設H0：在2003年和2004年的A股證券審計市場，至少在選取的樣本中，我們發現審計師在初次審計業務中從事了低價攬業的價格競爭行為。西方學者對低價攬業(lowballing)形成有不同的解釋。Dangelo(1981)將其歸因于初始審計啟動成本和審計師變更交易成本?，F任審計師不用再耗費審計啟動成本，相對于候選審計師具有比較優勢從而可穩定地獲取準租金收入。同時審計客戶更換審計師又面臨著交易成本，這使得審計客戶對現有審計師具有一定程度的依賴?？梢?，準租金得益于初始審計啟動成本和審計師變更交易成本的相對節約，而低價攬業審計師為獲取未來準租金收入的一種必要的先期投入；Chart(2001)指出審計師不是審計價格的設定者，因而需要對競爭者的行為做出反應，并證明了審計價格直接與同一競爭空間中次優審計師的審計成本相關。認為低價攬業現象依存于競爭性審計師的出現，市場中的競爭者越多，低價攬業現象就越明顯。Charle，Martin(1997)則將低價攬業歸因于信息不對稱。認為審計成本信息在現任審計師和候選審計師之間存在不對稱性，現任審計師擁有成本信息優勢因而審計報價更接近實際，候選審計師為獲得審計合約其報價必然低于現任審計師從而導致低價攬業產生。
對于我國審計市場存在的低價攬業行為，截止2003年底，我國會計師事務所共4627家，其中，合伙所828家，有限責任所3799家，分所152家。注冊會計師61255人，其中，合伙所6844人，有限責任所51572人，分所2839人。具有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的會計師事務所共72家(2004會計年鑒)。我國現有國有企業31.4萬戶，外商投資企業20多萬戶，有限責任公司5千多戶，集體企業逾百萬戶。推行企業會計報表注冊會計師審計制度后，平均每家事務所每年審計各類企業300多家。在我國現實條件下，審計市場供大于求，競爭激烈，明顯處于買方市場。另一方面，我國前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都小于30％見(表4)，市場相對分散；而前“”會計師事務所的市場份額1983年就達到84％見(表5)。按產業組織理論，市場結構影響市場行為，并對市場績效產生影響。這與國外審計市場主要由“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壟斷的局面以及相對完善的市場環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另外，我國由投資者訴訟機制的缺位所造成的會計師事務所對于審計風險的漠視，也是導致低價攬業行為的原因之一。
1968年美國會計學家大衛弗林斯最早提出社會責任會計的概念，并進行了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認為社會責任會計是社會責任與傳統會計的有機結合，是會計結合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的應用。大衛?弗林斯的社會責任會計概念理論基礎是利己主義和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美闊會計學家斯雷克?莫布雷認為，公共部門的許多社會后果與經濟后果，來自于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社會責任會計應對其整理、加工、分析和評價，并向公共部門報告。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是公共部門。
美國會計學家艾哈邁德認為社會的許多不利影響.來自于企業的日常經營活動。社會責任會計應核算、披露企業的不利影響和治理其不足之處在社會責任會計報告不反映企業對社會的有利影響.企業報告社會責任的主動性缺失。
曰本會計學家番田嘉一郎提出社會責任會計的利益相關者理論，指出社會責任會計應核算眾多利益相關者相互關系。其目標是社會財富（而非股東財富）最大化。企業生存依賴于被社會認可的企業文化，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服務對象包括股東、債權人、供貨商、社K.政府.消費者等相關利益人。
在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中，社會責任的服務對象不斷擴大，從公共部門—整個社會；職能不斷完善.從信息的分類、加n、分析和衡量—不利信息的治理和補償.，最后研究的中心是企業和汁會關系。n丨:述社會責任會計的含義界定不夠具體本義經過研究得出社會責任會計是財務會計學的分支，核算，計量和報告依據會計準則（陽秋林，2006),運用數觀統計等多種方法，反映、監督企業社會責fE的履行情況，向相關利益人報告企業社會責任信息.以增進撲會福利，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
二、社會責任會計目標：從決策有用觀到受托責任觀
(一）決策有用觀的駁斥
FASB(1978)認為會計目標是決策有用觀。IASC(1989)提出會計目標是受托責任觀。
雷曼(1995)反對決策有用觀，批駁該觀點信奉由市場經濟，企業的社會責任依靠市場來完成。然而，市場是不完善的，企業是H利的經濟人。它們為了自身利益常損害社會利益，正是這一狀況，社會責任會計才應運而生。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批判決策有M丨觀認為FASB的決策有用觀存在福利性假設，如優化資源配腎服務公眾利益。然而，現實市場中.資本市場不完善、信息不對稱，致使企業行為損害社會福利，伯克斯蒂和朗林（1983)得出：“在現實世界中，決策有川觀+能成為社會責任會計的目標?！?/p>
(二）民主受托責任觀
格雷（2ooi)自先提出r社會責任會計的受托責任目標企業使用社會資源，理應向社會各方報告社會責任的履U悄況威廉姆斯指出社會責任會計的受托責任觀是企業使用資源、提供倍息的權利義務行為。
格雷早在1992就指出了企業逋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存在民主性和社會性⑴。企業與社會存在隱性“社會契約”，亨受良好的經營環境、消耗社會資源，應該向公眾報告社會責任信息。并且政府應該通過法律、法規規定企業社會責任服務的對象、披露信息的內容（布朗和費熱，2006)如，投人信息、生產信息、貢獻信息。信息的應使州事項法，滿足不同公眾對特定信息加X、整理、分析的需耍.形成企業社會責任參與式民主的理念。
(三）道德受托責任觀
雷曼（2002).認為，格雷的受托責任觀不夠徹底，很難生成公正的社會趕任信息。人權、禍利、工作等“基本物品”對公眾域存用，并且比其它物品更重要，但卻不具有市場價值，決策仃用觀忽視這些基本物品信息，認為會計的職能是核算數據，不報告社會責任信息。然而真實社會中，企業承擔荇社會責任.需要公平、正義的社會責任評價標準，促進企業的和諧、持久發展，需耍數字和非數字的語言表達，披露使用社會資源的理由和W此產生的結果。世界經濟論壇（2012)也倡導公平、非歧視、機會均等的社會責任目標，因此，雷曼的公平、正義標準，屬于激進的受托責任觀道德觀。
三、社會責任會計理論基礎：從新古典經濟學到政治經濟學
(一）新古典經濟學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弗甩德曼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代表t他認為企業經營產生更大的盈利就是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現。企業是股東的私產，對股東負責，不應承擔社會責仟斯密認為，企業根據股東利益最大化理念，能增進社會福利最大化。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把企業社會責仟推給市場，片面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然而市場并不能服務社會利益，常損害公眾利益（格雷，2002)新古典經濟學不是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布朗，2006)。
(二）合法性理論
拉馬納森（1976)首先倡導社會責任會計的合法性理論，公司決策者的行為和戰略要相同于居民社會文化.企業被認同的社會責任行為能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意愿（萸爾和韋布，2005)和顧客忠誠度（馬琳、薩爾瓦多和路易斯、艾莉西亞和魯維奧，2009),企業要通過社會責任信息披謠來完成這一認同。林德布洛姆（丨994)指出.合法性理論成該使用合法化的過程去實現合法性理論考慮了社會群眾，似不能真正考慮社會群眾的利益。因為倡導股東利益在居民利益之上，公司社會說任會計的履行以股東和利益相關者利益一致為條件。
(三）利益相關者理論
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持續發展依靠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摒棄股東價值最大化目標（斯坦福大學，1%3)?利益相關者利益均等。企業的經營理念是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長期合作，而不是股東至上（詹森和麥克林，1976)。企業的資產基礎包括債權人的債務資本、供貨商的信用資本、雇員的人力資本、公眾的支持和政府的經背環境資本，企業應該給以回報，贏得公眾信賴（瓊斯和威克斯，1W5、李，2008、柯爾克，2011)。
利益相關者理論有兩大進步：一是利益相關者平等；二是接受利益相關者監督
(四）政治經濟學理論
菩提（1986)認為，不同的社會制度，各階級的權利和利益訴求不同，利益相關者理論在利己的資本主義社會不能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是社會責任會?的理論基礎會計學家森科（1980)批評弗里德曼的新古典經濟學具有錯誤假設，提出用政治經濟學理論解釋財務數據。施勒和庫柏(2004)首次使用政治經濟會計學術語，企業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經營，常損害弱勢群體利益。波特和克萊默（2011)認為，會計的職能超出f對企業經濟行為的數字披踮社會責任會汁既是經濟問題，乂是政治問題似企業社會責任的國家治理模式，由于官僚主義，易導致“大花板效應”，降低企業社會責任水平（巴登，2009)。
四、社會責任會計披露方法：從問卷調查到大樣本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發展過程。社會責任信息報告先后經歷了聲譽法、會計法、指數法、內容分析法和數據庫法。
聲譽法是給企業設定一些社會責任指標，賦予不同分值，以問卷的形式讓居民等評價人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情況打分u匯森和阿爾伯特（1979)指出應答者對企業從事的社會責任活動，存在信息不對稱，加之應答偏見，同一個企業會有不同的得分，所以研究結果質量低。聲譽法很少被研究者使用。
會計法是把企業魄行的社會責任信息劃分為社會成本、社會收益、社會資產和社會負債，運用會計信息系統對企業的社會責任信息進行確認、計量和報告。肖那和愛波斯坦(1976)對美國ABT聯合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使用會計法進行研究。迪爾克斯（1979)對Stage公司社會責任報告也運用該方法進行研究，馬哈帕崔（丨984>對五類企業盈利能力、污染支出、系統風險的相關性運用該方法進行研究。拉馬納森(1976)指出，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會計法無法進行市場檢驗。斯頓（1982)指出，社會成本、社會收益、社會資產和社會負債在部分領域會計法不能進行計8,當前，會計法也很少被研究者采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指數法由蒙遜和雅培（1979)首先提出，假設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社會問題越多、數it越大，則社會責任表現越好、信息質M越高。并用該方法對財富五百公司社會責任信息的年度報告進行研究，計算SID指數。此后，在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研究中，指數法成為主要方法￡阿烏加和辛格（1981)、理查德森（2001)、庫克和哈尼法（2005)等均運用指數法進行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研究^布斯（1987)評價指數法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研究準確。但缺點是不研究信息披露質量（倫德郝姆和朗格,1993)。
內容分析法運用加數法計算企業披露履行的社會責任信息數量，主要依據是字數、句數、頁數。艾哈邁德和杰哈(1990),坎貝爾（2003)對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信息根據字數計算。喬伊?史密斯（2005)在坎貝爾的基礎上增加了句數和頁數計tt。該方法具有主客觀相結合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分類，實行大樣本研究的優點，缺點是信息小類確定具有主觀性。
數據庫法。企業社會責任專業評估機構通過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數據庫來量化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研究。效果最好的是KLD多維指標，包括企業文化、員T和諧及多樣性、環境績效，產品質量、社會認同、契約執行、原子能、南非業務等(阿蓋蘭斯和古德，2005)。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數據庫評價社會責任客觀，但數據庫是一個動態數據，且多數來源于企業本身的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構建成本高。
五、社會責任會計的實證研究：從百家爭鳴到與企業價值正相關
布拉格登和馬林（1972)、鮑曼和海爾（1975)運用價值法實證研究得出社會責任屜行與股利正相關。海因茨(1976)、格因特（丨977)實證得出公司社會責任和股東每股收益正相關，但使用價值衡量法對證券市場研究取得的結論不相同?莫斯科維茨（1971)得出企業良好的社會價值行為促進股票價格上漲。萬斯（1975)的研究結論相反。亞歷山大和布赫霍爾茨（丨978)對企業社會責任履行和股票風險關系進行研究.兩者沒有相關性。孟森與雅培（1979)得—152—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股東投資報酬率不相關。從上可知，到20世紀80年代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和企業價值關系研究沒有得到一致結論。
海斯格特和科特（1992)對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好的公司與社會責任企業文化差的兩類公司對比研究，前者的企業價值較大。波拉斯和科林斯（1994)對注重企業社會責任且披露及時與注重企業短期行為信息披露不及時的兩類企業進行研究.從長遠看前者的財務反映好于后者。拉奧和漢密爾頓(1996),福特曼（1997)研究不良經營行為企業，結果企業業績下滑。白求恩（1998)驗證出沒有成本收益優勢“徘徊其間”的企業，通過對產品使用者的忠誠服務可扭虧增盈。米勒和貝瑟（2001)大樣本研究了675家小企業，結果是社會責任行為積極的企業，經營效果良好。希爾曼和凱姆(2001)對企業社會責任及相關利益者對企業價值影響采用大樣本回歸分析研究，得出兩者正相關，利益相關者管理對提髙企業價值具有不確定性。約翰遜（2003)對是否承擔社會責任的兩類企業進行研究，社會責任行為積極的企業帶來利潤增加，而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業績下滑㈧41。波特、克拉姆（2002)和威廉斯（2006)研究得出，企業社會責任是提升企業業績戰略資源。內曼等（2007)對企業網站的社會責任報告分析得到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和企業價值不具有規律性，有些企業兩者正相關，有些企業兩者不相關，雇員利益、產品質量和企業價值正相關，社區環保利益和企業價值局部相關。伯內特、羅伊斯和漢森（2008)通過對電力公司的污染和績效關系研究.得出積k的環境績效管理能降低企業環境成本，提高環境效率D蔡（2010)研究韓聞企業得出公司業績與社會責任指數正相關。
由上述可知，社會責任會計實證研究是&家爭鳴，沒有得到普遍認同的實證研究結果，但近年來存在一種趨勢：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價值（或在某些方面）正相關。對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加人利益相關者貢獻，進行企業價值和社會責任行為關系的實證研究表現出科學性和可行性。
六、社會責任會計研究評述
(一）國外社會責任會計述評社會責任會計不同于傳統會計的思維，是全新的一個會計分支，具有多學科知識，如行為科學、經濟學、數理統計、信息論、政治經濟學等，會計研究的領域不斷擴大.服務內容不斷增多，“綠色會計”、“可持續會計”、“環保會計”等社會責任會計具有了監督、推動企業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職能，使企業社會責任計量、披露從空中樓閣成為現實。社會責任會計表現出如下特點：
第一，對傳統會計的批判。摒棄了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和決策有用觀fl標。社會責任會計股東利益最大化理論產生于物資缺乏、生產力落后的賣方市場時期，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企業的包容力很強。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的買方市場時期，企業行為、企業形象、企業文化決定企業的發展。企業理念和社會價值觀念相一致，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能增進企業價值，使所有者權益增加，產生合法性理論。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不斷進步，跨國公司大量涌現，競爭苒、供貨商、分銷商、消費者、職工、政府等利益息息相關，企業的發展壯大依靠利益相關者的協同.企業價值鏈由各利益相關者活動組成，產生了利益相關者理論：
但上述理論尤法解釋周期性烴濟危機等市場失靈給社會經濟和居民福利帶來的破壞，市場的制度背景和有組織導致r社會貲任會汁的階級性，其參4_民收人初次分配的職能影響若不同社會階的利益，由資本主義不能解決這種分配導致的利益和權利沖突，政治經濟學民主社會的新思維很快成為會責任會計增進社會福利的新論會計成為變笮社會分配的動力。
第二，規范會計縄論研究。與傳統會計不同。社會責任會計是經濟高度發展出現的新的會計分支，具有嶄新的會i十h標.必須建造全新的會汁理論抿架以服務會計n標（拉曼納森，1976),規范會計理論主要研究會計“應該是什么”，然后引導出良好的會計實務實證會計現論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提出假設，用證據判斷其真偽W為各P)會計準則對企業會計問題規定很少，所以企業的會計報告很難找到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即使部分企業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也不能做到“標準公允”和“信息公允"，加之，社會喪任會實證理論研究缺乏，學枵們眾說紛紜的假設根本沒有可獲得的企業社會責任倍息數據接驗證，所以:會責任會計研究的取點應該M?規范會i丨理論規范會計理論研究的優點是沒行假設、偏好，邏輯推理嚴密當前，企業社會責任感缺乏，完整、成熟的規范會計理論框架來指導企業的社會責仟行為:羅伯遜認為社會責任會計描述企業的社會價值活動，涪要從規范會計理論研究開始,貝瑟也持相同觀點。
第三，開放性社會責任會計是各學科相互交叉的集合體在其發肢歷程中理論在發肢、內容在丨;.富。從單純股東利益—相關者利益—社會利益—全球利益，壞境問題（社會資源竹約和浪費、環境污染和恢鉍）、消費者利益（產品質tt和服務）、公眾福利（慈善、捐贈、杜區利益，弱勢群體救助）、鹿員福利（生產壞境、就業、安全.健康及教_),其他利益（權利平等、信川保障、道德，文化、通貨膨脹、壯界和平h還包括今天的和諧社會、綠色環保、低碳排放。
聞外社會賚任會計研究存在的不足:首先，沒有明確社會責任會H?不僅僅是企業的會計,在社會責任會計概念研究中，沒有閘明杜會貞任會計的信息質量特怔，如可靠性、相關性.可理解性.實證性.公平性、可審計性。其次，在目標和理論基礎的研究中缺少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會計因素如建*可持續發展會計（即牛態會計和服務會計）的理由：綠色生產、稀缺資源、企業壓力、法律限制、企業文化道德'企業律垴后，沒能從成本管理的角度加大對社會責任會計的研究，如缺少交易許可權、環境稅，總量-交易計劃、現值技術、成本收益原則等工具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缺少不同國家法律結構和財政結構對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影響。
我閘社會責任會計理論和實證研究較晚，并且與西方國家相比有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環境。當務之急是建立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框架，并增加理論研究的協調資產?
(二）構建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理論框架
1.我聞社會責任會計目標：生態受托責任觀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逮設已經取得廠舉世一目的成就，
人民福祉、社會基礎建設巳得到很大改但是.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生態的極大破壞，資源的巨大浪費，生態環境成稀缺資源，生態需要成為人們第一需要，生態產權成為第一產權企業直接使用公眾生態資源，產生公眾牛態成木，是第一生態個體，理應向公眾報告生態生產和生態改善，贈行生態受托責任，否則，將導致弱勢生態產權及生態破壞.當前，我國政府已推行生態市場環境建設.生態計域技術改進、生態認證，生態核算得到程序保證生態受托責任觀，不僅能考核企業生態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還能鼓勵生態投資，有利于社會可持續發展，
2. 我閏社會主義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相關者利益最大化
我_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引導市場經濟眭康發展，克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利己主義思想,實現r社會責仟會i十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因此，我s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應該是利益相關者理論當前，我國國有企業與民荇企業相比承抱著丨:人就業的更大壓力，涉及到Wi十民生的部門多有國有經濟承擔，這些部門大多高投入、低回報，所以，國有企業承拘了更多的社會責任，產生r更多的相關荇利益，w相關者利益最大化作為評價企業經營業績的重要指標和理論能激勵企業更積極地履行社會責任如果用利潤最大化或企業價值最大化作為社會責任會計的理論將+利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也不利于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公平盤爭
3. 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
我國是社會主義悶家，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信奉市場和利己主義，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只能是股東、債權人和政府我聞當前倡導和諧社會和和諧發展，包括社會各成員和諧和生態和諧，所以社會責任會計的服務對象是全部利益相關者(這也是由我國社會主義責任會計的理論基礎：相關荇利益最大化決定的）。包括：股東、債權人.政府、供應商、消費苕、雇員、社會大眾、社區、弱勢群體等。企業社會責任會計應完整確認、汁童、報告企業社會責任w行信息，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決策需要”。
4. 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內容
我w當前的和諧社會建設要求企業在追求n身發展的同時，還要承擔社會繁榮、生態發展、人民福祉改善的多重任務（特別是國有企業），所以，我國社會貞任會汁的內容不同于德國的環境保護社會責任會計，也不同于法國的福利主義社會責任會i十.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內容既包括企業經濟效益，還包括人力資源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人力資源效益指雇員薪酬、塥利、醫療、安全、就業、培訓等±態效益指企業進行生態投資和生態友好行為（遵循牛.態規律、生產生態產品.提供生態服務、使用生態技術）獲得的生態改善。社會效益指企業誠信、良性競爭、安全生產、依法納稅、基礎設施建設、公益捐贈、法律建設（保ilH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
5. 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的計量方法
傳統會計采用貨幣計量.但是社會責任會計內容的復雜性決定社會責任會計計量單位的多重性：貨幣計量.食物計量，勞動計計,并且，勞動計贄、食物計量在某些方面優于貨幣計算。如.減少雇員工作時間3小時，減少空氣噪音30分貝，比貨幣計M更能反映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所以，食物計量在某些方面更能客觀、全面、具體、真實地反映企業社會責任信息3社會責任會計應該采用定量數據（報表中）和定性文字描敘相結合的方式（附注中）。具體的汁S方法包括：歷史成本法、復原成本法、影子價格法、替代評價法、調查分析法、法院裁定法。
6. 我國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
美國實行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制度，法國實行強制披露社會責任制度。當前，我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意愿低，且法律不完善，所以應采用強制和自愿披露相結合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制度。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法律責任和道義責任，對于法律規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必須強制披露，企業的道義責任采用自愿披露。國家應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規定。如，人力資源效益責任、生態效益責任、社會責任的最低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試點，然后全面推行。給予積極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企業以聲譽激勵，產生聲譽優勢收益
7. 我國社會責任會計績效評價指標
[作者簡介]曾富全，廣西經濟管理干部學院會計系副教授，中山大學管理學(會計學)碩士，廣西南寧530007
[中圖分類號]17810.4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9)05-0044-05
一、我國所得稅會計方法變化回顧：問題的提出
我國會計界對所得稅的認識曾經有過兩種觀點，一是利潤分配觀，二是費用觀。在利潤分配觀下，所得稅被認為是利潤分配的一個項目，企業繳納的所得稅計人“利潤分配”科目核算。在費用觀下，所得稅被認為是一種費用，不屬于利潤分配的內容。由于費用確認有權責發生制與收付實現制之分，如果當期所得稅費用按收付實現制原則確認，則當期按稅法計算實際繳納多少所得稅會計上就確認多少所得稅費用，如果按權責發生制確認，則會計上確認的當期所得稅費用就不一定等于當期按稅法實際繳納的所得稅。因此，會計上對所得稅費用的處理就有兩大類方法：基于收付實現制原則的“應付稅款法”和基于權責發生制的“納稅影響會計法”。
1994年6月29日財政部財會[1994]25號文《財政部關于企業所得稅會計處理的暫行規定》(后文簡稱暫行規定)規定，企業所得稅會計核算可選擇采用“應付稅款法”或“納稅影響會計法”，其中納稅影響會計法又具體分為遞延法和債務法(利潤表債務法)兩種。這是我國首次在會計實務中體現了所得稅費用觀，此前我國一直采用的是利潤分配觀。
雖然暫行規定允許所得稅會計核算可選擇采用應付稅款法或納稅影響會計法，但在我國會計實務中，普遍采用的是應付稅款法，即使是會計核算要求較高的我國A股上市公司，截止到2006年底，也僅有44家在年報中明確披露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占當年底全部1600多家A股上市公司(含中小板公司)的比例不足5％。由于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會產生遞延稅款，而應付稅款法則不會，考慮到有部分上市公司雖沒明確披露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但披露有部分特殊業務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以有遞延稅款余額的148家公司來計算，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上市公司也不到10％。
在2006年2月15日頒布的39項新會計準則中，我國首次正式頒布所得稅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第18號――所得稅》(后文簡稱CASl8)。根據CASl8，我國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僅允許采用一種全新的納稅影響會計法――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并且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正式施行。
至此，我國目前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共有兩類4種方法，第一類是應付稅款法，第二類是納稅影響會計法，具體又分為遞延法、利潤表債務法、資產負債表債務法。為什么在CAS18頒布前，上市公司絕大部分選擇采用應付稅款法?為什么在會計實務界普遍采用應付稅款法的情況下，CAS18要強制采用全新的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企業選擇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本文結合這兩類4法的比較及相關實證研究文獻，試著對影響所得稅會計政策的因素進行歸納總結，并對企業選擇所得稅會計方法提出建議。
二、所得稅會計方法比較：應付稅款法與納稅影響會計法
(一)應付稅款法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比較
應付稅款法是將本期稅前會計利潤與應稅所得之間產生的差異均在當期確認所得稅費用的會計處理方法。這種核算方法的特點是本期所得稅費用等于按照本期應稅所得與適用的所得稅稅率計算的應交所得稅，即本期從凈利潤中扣除的所得稅費用等于本期應交的所得稅，時間性差異產生的影響所得稅的金額，在會計報表中不反映為一項負債或一項資產。
納稅影響會計法是將本期時間性差異的所得稅影響金額，遞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的會計處理方法。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所得稅被視為企業在獲得收益時發生的一項費用，并應隨同有關的收入和費用計入同一期內，以達到收入和費用的配比。時間性差異影響的所得稅金額，包括在利潤表的所得稅費用項目以及資產負債表中的遞延稅款借項或遞延稅款貸項目中。
應付稅款法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共同之處在于：都依據“費用觀”，將所得稅當作一項費用處理；同時均把按會計制度計算的稅前會計利潤與按稅法規定計算的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產生的永久性差異，在產生當期確認為所得稅費用或抵減所得稅費用。兩種方法的主要區別有：
1 時間性差異的核算基礎不同。應付稅款法是在收付實現制基礎上進行的會計處理，而納稅影響會計法是在權責發生制基礎上進行的會計處理。
2，時間性差異影響所得稅的金額處理結果不同。應付稅款法不確認時間性差異對所得稅的影響金額，時間性差異的所得稅影響金額全部確認為本期所得稅費用；納稅影響會計法則確認時間性差異對所得稅的影響，并將確認的時間性差異的所得稅影響金額計入遞延稅款的借方或貸方，從而遞延確認所得稅費用。
3 所得稅費用與稅前會計利潤的配比程度不同。采用應付稅款法，本期所得稅費用按稅法確定的應納稅所得額和適用是稅率計算，與稅前會計利潤不配比，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核算時，一般情況下本期所得稅費用是按照會計制度計算的本期稅前會計利潤所應承擔的所得稅費用，更符合配比原則。
4 設置的核算賬戶有所不同。采用應付稅款法只需設置“所得稅”會計科目，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則需設置“所得稅”和“遞延稅款”兩個會計科目。其中，“遞延稅款”科目核算由于時間性差異造成的稅前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額之間的差額所產生的納稅影響額以及以后各期的轉銷額。
隨著我國會計體制改革和稅收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企業會計準則以及稅收法律法規逐步趨于完善，由于會計準則與稅法二者的目標和行為規定不同，二者之間的差異將越來越大，此時若繼續采用應付稅款法進行所得稅會計處理，當期不確認時間性差異影響的所得稅金額，不符合財務會計公認的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顯然，納稅影響會計法比應付稅款法具有明顯的優勢，財務會計與稅法之間的暫時性差異越大，優勢越明顯。
(二)納稅影響會計法下遞延法與債務法的比較
納稅影響會計法具體又分為遞延法和債務法兩種，債務法又具體分為利潤表債務法、資產負債表債務法。
遞延法是將本期由于時間性差異產生的影響納稅的金額，遞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時轉回原已確認的時間性差異對本期所得稅的影響金額的一種核算方法，在開征新稅和稅率變動時，不需對遞延稅款的余額進行調整，同時，對于本期發生的時間性差異影響納稅的金額，用現行稅率計算，以前發生而在本期轉銷的各項時間性差異對所得稅的影響仍用當初的稅率計算。
債務法則是將本期由于時間性差異產生的影響納稅的金額，遞延和分配到以后各期，并同時轉回原已確認的時間性差異對本期所得稅的影響金額的一種核算方法，但在開征新稅和稅率變動時，需對遞延稅款的余額進行調整，對于本期發生的時間性差異影響納稅的金額以及以前發生而在本期轉銷的各項時間性差異對所得稅的影響均用現行稅率計算。
遞延法和債務法均確認時間性差異，顯然比應付稅款法進了一大步。在所得稅稅率不變的情況下，兩種方法的核算結果相同，但是，稅法或稅率變動之后，遞延法不調整遞延稅款的賬面余額，因而具有相對簡單的特點，但本期發生的時間性差異影響所得稅的金額是用現行稅率計算，以前發生而在本期轉回的各項時間性差異影響的所得稅的金額。用原來稅率計算。這使得列入資產負債表的遞延稅款的借項或貸項并不真正意味著未來年份可少交或應補交的稅款，不符合資產和負債的定義。債務法確認稅率變動時時間性差異對遞延稅款的影響金額，與遞延法相比，債務法下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更符合資產和負債的定義。只是在會計核算時稍微麻煩些。顯然，在預期所得稅稅率發生變動或開征新稅的情況下，債務法優于遞延法。
(三)債務法下利潤表債務法與資產負債表債務法的比較
利潤表債務法是以利潤表為基礎，以當前或時間性差異轉回時的稅率為根據，確認、攤銷遞延稅款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之下，對時間性差異造成的納稅影響金額在資產負債表中確認并列報為一項遞延稅款借項(資產)和遞延稅款貸項(負債)，具體金額則是按產生這些資產或負債的時間性差異轉回時的預計稅率計算的。
資產負債表債務法以會計利潤與應納稅所得之間的暫時性差異替代時間性差異，從暫時性差異產生的本質出發，分析暫時性差異產生的原因及其對期末資產負債的影響，倒擠計算確定本期的所得稅費用。
利潤表債務法與資產負債表債務法的主要區別有：
1 對收益的理解不同。利潤表債務法用“收入／費用”觀點定義收益，強調收益是收入和費用的配比，從而注重的是收入與費用在會計與稅法中確認的差異，是典型的會計利潤觀。資產負債表債務法根據“資產／負債”觀定義收益，認為資產負債表是最重要的財務報表，是典型的經濟利潤觀。
2 核算遞延稅款的出發點不同。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從暫時性差異出發核算遞延稅款，表現為一種直接性。而在利潤表債務法下，遞延稅款是由利潤表項目間接計算得來的。
3 確定財務報表項目的順序不同。由于利潤表債務法側重于時間性差異，以利潤表為基礎，因此該方法是首先計算當期所得稅費用，其計算公式如下：當期所得稅費用=會計利潤×使用所得稅率+稅率變動對以前遞延稅款的調整數，然后根據所得稅費用與當期應納稅款之差額，倒擠出本期發生的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該法處理所得稅順序是從利潤表中項目推出資產負債表中項目。而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側重于暫時性差異，以資產負債表為基礎，首先計算資產負債表期末遞延所得稅資產(負債)，然后倒擠出利潤表當期所得稅費用，其計算公式為：當期所得稅費用=當期應納稅款(期末遞延所得稅負債－期初遞延所得稅費用)－(期末遞延所得稅資產－期初遞延所得稅資產)。該法處理所得稅順序從資產負債表中項目倒推利潤表中項目。由此可見二者的分析方法也不同。
4 在財務報表上披露信息不同。利潤表債務法采用“遞延稅款”概念，其借方余額和貸方余額分別代表預付稅款和應付稅款，但在資產負債表上以借貸相抵后的余額作為一個獨立項目反映。這就混淆了資產與負債的內涵，使得抵消后遞延稅款無法完全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不利于企業對資產負債表的財務狀況的評價。而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則采用“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概念，將“遞延稅款”的含義大大擴展。并且更具現實意義。在資產負債表中，所得稅資產和所得稅負債應與其他資產和負債合并列表，并且遞延所得稅資產和負債也應與當期所得稅資產和負債區別開來。這種處理方法就可以清晰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更有利于企業的正確決策。
可見，資產負債表債務法從處理的差異所包括的范圍上、遞延所得稅科目的含義上、提供會計信息的全面有用性上等方面比較均優于利潤表債務法。國際會計準則委員在修訂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2號所得稅》以明確禁止使用遞延法，并且要求以資產負債表債務法代替原準則中的利潤表債務法。我國新頒布的CAS18也采用此觀點。
三、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影響因素：實證研究綜述
國內有關所得稅會計的實證研究文獻很少，而且大部分是基于會計收益與應稅收益差異的研究，如戴德明、姚淑瑜、毛新述(2005)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由于會計制度和稅收法規的不同而導致的會計收益／2稅收益的差異不斷擴大，這種差異的擴大除了制度本身的原因外，還同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和避稅行為緊密相關。葉康濤(2006)研究發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越大，其會計收益－應稅收益的差異也越大。錢春杰、周中勝(2007)實證結果發現，會計－稅收差異與審計收費顯著正相關，與“不清潔”審計意見顯著正相關，表明審計師充分利用了會計－稅收差異所體現的信息。伍利娜、李蕙伶(2007)實證結果發現：會計－稅法差異幅度較大的上市公司盈余持續性顯著較低，但投資者對會計－稅法差異幅度較大公司的盈余持續性高估程度很嚴重。此外，陳濤(2007)實證檢驗了遞延稅款可以作為盈余管理檢驗工具的說法，認為遞延稅款能作為檢驗盈余管理的應計模型的有效補充，并且與常用的檢驗盈余管理的瓊斯模型相比，遞延稅款比修正的瓊斯模型具有更強的檢驗能力。
有關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的實證研究文獻更是少之又少。截止到2008年底，筆者利用中國期刊網和NoteExpress2.0檢索到的國內所得稅會計實證研究文獻只有如下寥寥三篇：
劉斌、孫回回、李珍珍(2005)從會計政策選擇的經濟動因角度，對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進行了實證研究。該研究僅以2002年的A股上市公司27家(扣除3家數據缺失，實為24家)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公司為樣本，采用Logisitc回歸分析的方法進行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政治成本、收益波動程度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采用正相關，薄記成本與納稅影響會計法的采用負相關。
劉運國、曾富全(2007)以2003～2005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年報數據為依據，分析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政策與盈余管理程度、審計費用水平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審計費用水平均顯著高于采用應付稅款法的公司，說明上市公司選擇所得稅會計政策，往往是基于盈余管理與薄記成本(用審計費用衡量)這兩個重要因素相互權衡考慮的結果。只有在應稅收益―會計收益之間的暫時性差異較大，可以較
大程度進行盈余管理，使得盈余管理帶來的效益大于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所增加的相關成本的情況下，上市公司才會選擇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
呂敏、曾富全(2008)以中國A股上市公司2003～2005年年報為依據，對比分析了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與應付稅款法的兩類公司在主要財務特征上的差別，結果發現，納稅影響會計法公司具有資產規模更大、資產負債率更低、壞賬準備提取率和流動資產周轉率更高的財務特征。
根據上述所得稅會計實證研究文獻的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影響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主要有三大因素：
1 企業規模。根據政治成本假設，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企業規模越大，其政治敏感性越強，其因利潤較高而受到政府管制的可能性也越大。我國企業也存在政治成本，政治成本的存在無疑會促使選擇將現在的盈余遞延到將來的會計程序，因而也就越愿意進行收益平滑，在所得稅的會計處理上越有可能選擇納稅影響會計法。
2 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會計政策選擇的主要動機。尤其在我國上市公司中，由于證券監管部門制定了許多如公司上市前必須連續三年盈利、虧損上市公司將被ST或退市、上市公司配股必須達到相應的盈利要求等種種制度安排，雖然這些制度有助于保證上市公司質量，但也促使上市公司為了應付證券監管部門的監管，如為取得上市資格而進行財務包裝、為達到配股業績要求進行利潤操縱、為避免因連續虧損導致的規制或處罰進行盈余管理等。利用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進行盈余管理也是其中的盈余管理收到之一。
3 薄記成本。薄記成本在會計政策選擇選擇研究方面通常被忽略，因為一般情況下，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其薄記成本不會有太大變化，但是對于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則區別較大，因為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相比應付稅款法，其核算的復雜程度要大得多，上述不同學者的研究也表明薄記成本對納稅影響會計法有著直接的影響，如劉斌、孫回回、李珍珍(2005)和劉運國、曾富全(2007)。
四、企業所得稅會計政策：選擇建議
綜上所述，企業之所以選擇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政策主要是基于盈余管理與薄記成本這兩個重要因素相互權衡考慮的結果。只有在企業規模較大，會計收益―應稅收益之間的差異較大，可以較大程度進行盈余管理，使得盈余管理帶來的效益大于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所增加的相關成本的情況下，采用納稅影響會計法才是更好的選擇。
雖然我國在2006年頒布的CAS18中取消了應付稅款法和原納稅影響會計法(遞延法和利潤表債務法)，但目前只要求上市公司執行，大量的非上市公司仍可根據《企業會計制度》和《小企業會計制度》的要求，選擇采用各種所得稅會計核算方法。根據上述分析，基于不同企業盈余管理的需要和企業實際情況，企業可以參考下述建議選擇采用不同的所得稅會計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