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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制糖廢水的處理技術主要包括物化法和生化法,由于制糖廢水的可生化性好,國內外對此廢水的處理常采用生化法。生化法主要有厭氧處理法、好氧處理法、厭氧—好氧處理法等。
1物化法
物化法主要用于對廢水進行預處理,該方法包括:混凝沉淀法、吸附法、離子交換法、萃取法、擴散滲析法、電滲析法等[7]。近年來,對物化法的研究涉及到一些新的領域,納米技術的應用研究為制糖廢水的預處理提供了新的思路。鐘福新等[8]的研究表明,La/Fe共摻雜TiO2納米管陣列對甲基橙和制糖廢水具有催化降解效果。光照時間和pH是影響La/Fe摻雜TiO2納米管陣列光催化降解制糖廢水的主要因素,在強堿性條件下,La/Fe摻雜TiO2納米管陣列對制糖廢水的光催化降解效率最高,光照20h時可達97%以上。
2厭氧生物法
廢水的厭氧處理在有機物含量較高時很適用。由于厭氧處理時,污泥產生量少,對營養元素要求低,同時產生的甲烷可作潛在的能源,可消除氣體排放的污染,投資成本一般較低,運行管理費用也大大低于好氧工藝[9]。在制糖工業廢水處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上流式厭氧污泥床反應器(UASB)是厭氧處理的一個有代表性的形式。在反應器中,廢水從底部均勻進入并向上運動,反應器下部為濃度較高的污泥床,上部為濃度較低的懸浮污泥床,一般情況下處理甜菜制糖廢水時,容積負荷可達到20.7kgCOD/(m3•d),COD去除率為82%左右[10]。河南某廠[11]建成1700m3UASB厭氧系統處理制糖廢水,在近中溫(30℃~35℃)條件下啟動運行,當進水COD濃度平均為8000mg/L時,工程穩定運行,日處理廢水近1000m3,COD去除率80%以上,UASB有效容積負荷為5.0kgCOD/(m3•d)以上。運行實踐證明,采用UASB工藝處理制糖廢水,具有有機負荷高,HRT短,無需填料、污泥回流裝置及攪拌裝置,效率高,運行成本低等優點。同時UASB工藝也存在以下缺點:①三相分離器還沒有一個成熟的設計方法;②顆粒污泥的培養較困難,初次啟動和形成穩定顆粒污泥用時較長;③大多數UASB反應器需對進水懸浮物濃度進行適當控制,以防止堵塞和短流;④耐沖擊負荷能力不強,出水水質還達不到傳統二級處理工藝的出水水質。為了解決UASB顆粒污泥培養的問題,可以在厭氧啟動過程中加入惰性物質,加速顆?;男纬伞mn洪軍等[12~13]的研究表明,在系統中加入顆?;钚蕴?,可以加快顆粒污泥的形成;Yu[14]等人向反應器中投加150~300mg/LCa2+,提高了生物量的積累,加速了反應器的啟動。新型的反應器是折流式厭氧反應器(ABR),它綜合了UASB反應器的優點,屬于分階段多相厭氧生物處理工藝技術。該反應器借助于廢水流動和沼氣上升的作用,反應器內污泥上下運動,污水在折流板的作用下,水流繞其流動而使其流經的總長度加長,再加上折流板的阻擋及污泥的沉降作用,污泥在水平方向上的流速極其緩慢,生物固體被有效地截留在反應器內[15]。與UASB反應器相比,ABR反應器具有獨特的分格式結構及推流式流態,具有運行穩定,操作靈活,工藝簡單,投資少,固液分離效果、耐沖擊、對毒性物質適應性強,良好的生物固體截留能力等優點。ABR自問世以來就一直備受研究者們的關注,人們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研究探討,如反應器結構的創新[16~17]、水力學特性的優化[18~19]、反應器啟動及顆粒污泥的形成[20]、微生物群落分布及生理生態[21~22]研究等方面,從這些研究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對優化ABR工藝的措施:①減少降流區寬度,使主反應區的升流區內聚集更多的微生物,有利于厭氧污泥停留在上向流中,使每個小單位UASB優勢更加突出:水流方向與產氣上升方向一致,不僅減少了堵塞的機會,還加強了氣體對污泥床的攪拌作用,使微生物與進水基質充分混合,有助于形成顆粒污泥;②增加了折流板角度,有利于進水向上引向流室中心,實現了布水的均勻性,同時還可增大水力攪拌作用;③接種污泥用幾種不同來源的厭氧污泥混合而成,采用好氧曝氣法啟動。ABR反應器雖然有很多優點,但目前國際上關于ABR反應器的研究尚處于試驗階段,實際工程應用方面的研究實例還不多,國內報道的工程應用更少。因此,在ABR反應器實際工程進一步推廣之前,需要通過大量中試尋求合適的設計參數,結合機理分析,以便更深入地了解ABR的工藝特性,為生產應用提供可靠的依據。
3好氧生物法
好氧生物法主要有活性污泥法和生物膜法。
1)活性污泥法?;钚晕勰喾ň褪且曰钚晕勰酁橹黧w的生物處理法,其實質是以存在于污水中的有機物為培養基,在有氧的條件下,對各種微生物群體進行混合連續培養,通過凝聚、吸附、氧化分解、沉淀等過程去除有機物的一種方法[23]。李鑫華等[24]研究采用活性污泥法處理甘蔗制糖廢水,工程規模日處理量Q=14000m3/d,經過多年的運行,出水符合標準,且該工藝具有操作簡單、維護技術要求低、處理效果好、投資及運行費用低等優點。但是,活性污泥法也存在抗沖擊負荷能力弱,系統穩定性差,易發生污泥膨脹等問題。序批式活性污泥法簡稱SBR法,主要構筑物是SBR反應池,在該池中依次完成進水、反應、沉淀、潷水、排泥等過程[25]。該工藝相對于連續式活性污泥法有處理構筑物少、污泥好氧穩定、抗沖擊負荷強、氧利用率高、污泥膨脹的概率低、處理效果穩定等優點。該工藝在實際工程中通常與其他工藝聯合使用,邯鄲市某生物技術中心[26]采用UASB—SBR工藝處理淀粉制糖廢水,SBR池的水力停留時間為12h,容積負荷為1.2kgCOD/(m3•d),運行結果表明,對COD的去除率可達85%以上,對BOD5的去除率達90%以上,對SS的去除率達85%以上,處理出水優于國家二級排放標準,且該工藝處理效果好、技術成熟可靠、運行穩定。但是SBR因其序批操作的運行方式也帶來了相應的弊端:①對自動控制設備的依賴性強,但是這些設備的故障率較高;②反應器的利用率偏低;③單元進水是間歇的,在污水廠來水和排水要求連續時需要把系統劃分為較多的的單元才能保證整體的連續性,或者是設置較大的進水水量調節池;④間歇運行曝氣器容易堵塞。針對SBR的缺點和不同的使用目的出現了很多變形工藝,其中用于制糖廢水處理的工藝有循環式活性污泥系統,即CASS工藝。該工藝在運行方式上采用循環進水,反應器分為選擇器、缺氧區和主反應區三個區。該工藝完善了活性污泥選擇器的設計,并且設計和運行方式靈活,既體現了SBR的流程簡單、建筑物少等優點,又克服了SBR的一些缺點。有研究表明,CASS工藝用來處理制糖末端廢水具有明顯的優勢。林傳松等[27]的研究表明,用CASS工藝處理制糖末端廢水,對系統的CODCr和SS的去除率分別為91.96%和73.77%,同時對營養物有明顯去除效果,省略了剩余污泥處理裝置,降低了建設費用和運行成本。通過控制工藝運行條件可以優化CASS工藝的處理效果,鄧超冰等[28]的實驗表明,在曝氣時間為2h,曝氣量0.375m3/h,污泥濃度4000mg/L左右,沉淀時間60min,排水比1/3的條件下,工藝條件最佳。各因素對COD去除效果影響的主次關系是:曝氣量>排水比>沉淀時間,故在實際工藝運行管理過程中可優先考慮調節曝氣量。CASS運行過程的控制一般由可編程序控制器來進行,主要根據進水量、DO、進水水質(COD、pH等)、出水水質等進行實時控制,自動調整各部件的運行狀況以達到最佳的效果及最經濟的運轉[29]。目前,該技術在國內應用的關鍵主要是進一步完善工藝設計方法及研究其設計的有關參數,同時提高自動控制裝置的可靠性及運行和操作管理人員的素質,使其更加符合國內制糖廢水處理的實際情況。
2)生物膜法。生物膜處理法的工藝有生物濾池、生物轉盤、生物接觸氧化設備和生物流化床。其中用于制糖廢水處理的有內循環好氧生物流化床工藝。該工藝是一種將微生物固定化技術與傳統流態化技術相結合的生化處理設備,具有結構簡單、傳質效率高、負荷高、去除效率高、能耗低、抗沖擊負荷能力較強、占地少等優點。田雪蓮等[30]利用內循環好氧生物流化床對CODCr和NH3-N質量濃度分別為350~580mg/L和7~12mg/L的甘蔗制糖廢水進行處理,結果表明,在進氣量為40L/h,水力停留時間為3~4h的條件下,CODCr和NH3-N的平均去除率分別為90.7%和86.5%,出水CODCr和NH3-N穩定在60mg/L和2mg/L以下,表明采用內循環好氧生物流化床處理制糖廢水具有良好的效果,為制糖廢水的高效處理提供了一種新方法。但是傳統生物流化床工藝仍存在不足,主要有以下幾點:①流化床的流態化特性十分復雜,給設計造成了困難;②以沉淀原理為基礎的三相分離器中,泥水分離靠重力作用,以致分離效率依賴活性污泥沉降性能,而由于沉淀時間短,固液分離效果不理想,出水中SS含量可能很高,影響出水水質;③載體易流失。針對以上傳統生物流化床的缺陷,將其與膜分離單元有機結合,可解決傳統生物流化床出水懸浮物濃度偏高、載體易流失的問題。
3)生物膜/活性污泥聯合工藝。該聯合工藝是把活性污泥法與生物膜法相結合的一種污水生物處理技術。它一方面具有生物膜法負荷高的特點,因而減少了構筑物體積,降低了投資;另一方面也具有活性污泥法固液接觸充分的特點,有機污染物去除效率高,出水水質穩定良好[31]。鄭育毅等人[32]的研究表明,采用聯合工藝處理淀粉制糖廢水時可使出水水質達到GB/8978-1996的一級標準,同時比單純的活性污泥或生物膜工藝啟動要快、運行也更穩定,且基本不會出現污泥膨脹等問題。
4)好氧工藝存在的問題。好氧處理技術有較多優勢,如降解工藝的投資較低,操作條件簡單,所以是有機污染廢水處理的首選,但是對于像制糖廢水這樣的含高濃度有機物的情況,好氧處理仍然存在著許多原理和工藝上的限制條件,因而在實際應用上不如厭氧處理普遍,如運行期間的污泥系統的規劃與治理,如何較好地防治污泥的膨脹等都成為學者的熱門研究問題[33]。
制糖廢水處理工藝總結
我們先做一個語素分析:“人文”分開來說,就是人與文化,人當然是文化中的人,人當然屬于人類,但人也是個體的文化當然是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也可依此而分為個人的文化與類屬的文化。因此,人文性包括人的文化性和文化的人性。
因此,人文性的實質是人文精神,語文課程人文性的生成過程直接體現在學生人文精神的生成過程中。關于人文精神,歷來有不同論述。于滿老師認為:人文精神的內涵應包括知、情、意等方面,主要指人格、情感、意志、性格、心理品質等。又有人說:"人文精神最集中的特點就是對人心理的滋養作用。"還有人認為:"人文精神是人類文明成果的思想內核,也是對人類的現狀、將來的關注與責任。
整合相關論述,具體到語文課程方面,人文性意味著:語文課程應凸顯教師的人文關懷,體現對學生文化個性的尊重,把人文精神的養成作為課程目標的一種課程價值取向。具體而論,語文課程的人文性應具備下列三個特質:(1)把人文精神的培養作為語文課程的價值取向,并以此來制定語文課程目標和選擇語文課程資源。(2)學生作為具有文化個性的人,在語文課程中受到人文關懷,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其自身的體驗和個性心理特征受到尊重。(3)教師成為語文課程的建構者、組織者和引導者,在課程中努力突出為學生發展服務的理念。
二、人文性對于語文教育的意義
首先,在語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轉變教師觀念,提高教師素質。倡導人文性,勢必打破"教師中心"和語文課堂中的"權威主義""話語霸權",使教師的地位和角色發生轉變,由語文課程中的灌輸者、命令者、訓練者變為商討者、組織者、引導者倡導人文性,能促使教師在關注學生語文知識、語文能力發展的同時更加關心學生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的發展倡導人文性,更能讓教師深刻理解"唯有用靈魂才能塑造靈魂"的道理,對于教師實行課堂民主,營造寬松和諧、富于人文氣息的課堂氛圍將起到良好作用倡導人文性,有利于教師專業素質的提高,不斷提高自身人文素養,注重人文關懷和語文教育的感染熏陶作用。
其次,在語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轉變學生觀。注重人文性,必然認識到學生首先是人,是受人類文化熏陶的人,是生活中的人,是有其獨特個性心理特征和情感體驗的人。因此,在人文性的語文教育中,學生的獨特情感體驗將受到尊重,學生的學習方式將受到鼓勵,學生將始終被看作是一個大寫的"人"。此外,強調人文性,還有助于我們全面認識學生的發展,認識到學生的發展不僅僅表現在語文知識和語文能力方面,更表現在學生的人文素養方面。
再次,在語文教育中注重人文性有助于轉變知識觀。傳統語文課程過于強調工具性,片面強調知識的系統性和對知識進行強化鞏固,忽視獲取知識的過程與方法及以知識為載體的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養成。在語文課程中倡導人文性,無疑將有助于糾正片面強調工具性的偏差,使知識的獲取與學生的個人體驗與感悟相聯系,與學生的身心發展規律相適應。此外,倡導人文性,還有助于打破語文教學中的"知識實用主義"觀,強調非實用知識(如古代詩文)的教學,注重發揮其對人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從而有助于學生良好人文素養的養成。
三、語文課程人文性的實施規范
(一)在課程目標和內容方面
要體現語文課程的人文性,在課程目標上,應顯性目標和隱性目標、行為目標和表現性目標、結果目標和生成性目標同時并重。既應注重系統知識、基本技能、基本能力等目標的達成,更應注重高尚的情操、個性、價值觀等目標的達成。偏廢了語文課程的隱性目標、表現性目標和生成性目標,實施人文性就只能是一句空話。
在語文課程內容的選擇上,首先應充分挖掘教材的人文內涵,使語文教材人文化,教材內容應適合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適應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密切聯系學生的經驗世界和想象世界,應有助于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創新精神"。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多種課程資源,如報刊、影視、廣播、網絡、廣告、自然風光、文物古跡、民俗風情、全球事件等都可作為課程內容,成為培養學生人文精神的良好素材。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教育者,在對上述人文資源的利用過程中,應切忌形式化、模式化、機械化,最重要的是應真正落到實處,以人為本,成為課程資源的組織者,成為學生人文精神的喚起者。
(二)在語文課程教學方面
要在語文課程方面體現人文性,我們認為,應在教學中完成三個轉變。
一是由教師強加體驗轉變為學生親歷體驗。傳統語文教學以灌輸為主,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常常是鸚鵡學舌,以教師的講授為準繩。此種教學雖也強調學生“揣摩”“領會”“體驗”,但其實質是一種"假"體驗,是教師強加的體驗。實施人文性教學,勢必轉變這種局面,鼓勵學生自主體驗,認可學生對語文材料的多元化反應。
二是由講授式教學轉變為研究性教學。在講授式教學中,教師被視為知識的源流,學生則是知識的容器。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基本是"授"與"受"的關系,學生的能動性和創新精神被扼殺。提倡人文性,就是要把學生看作語文學習的主體,把教師看作課程的組織者,變授受式教學為商討、合作、研究式教學,以發揮學生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三是由"課堂權威""話語霸權"轉變為"課堂民主""心靈溝通"。應在課程中充分體現師生互動、師生平等,營造和諧的師生對話氛圍。說什么話?說自己讀書的心得,說肺腑之言,不要說參考書上的陳言套話,更不要說輔導材料上的標準答案,只有教師自己心里的真話,才能換得學生的心里話。這樣才能實現師生間心靈的溝通,充分體現課堂民主和人文關懷。
(三)在學習方式方面
學生的學習如果不具有感彩,將會是空虛、無意義的學習,是失去人文性的學習,羅杰斯稱其為現代教育的悲劇。要體現語文學習的人文性,使悲劇不再重演,筆者認為,主要應從學習的三個維度人手。
首先,應在學習時間上倡導人文性,改變過去單一、固定的時間制度,體現學習時間的多樣化和靈活性,如可根據具體教學情形設置長課和短課。同時還應注意在語文課程中合理把握師生時間比,多一些時間給學生,鼓勵學生多思考、多動手、多合作、多探究。
其次,應在學習空間上體現人文性,改變以往以課堂為中心的封閉式教學空間,拓寬課堂空間視野,構建開放、鮮活和充滿人文氣息、富于生命力的語文課程空間,走出教室,走出校園,走進多元復雜的生活,利用綜合性語文教學活動和一切社會現象對學生進行人文精神教育。
最后,應在學習程序上倡導人文性。鼓勵學生自主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程序,變教師強制下的被動學習程序為學生自主基礎上的主動學習程序,充分體現“學生是學習和發展的主體”這一基本理念。
(四)在教學評價方面
評價是語文課程的重要環節。在語文課程中體現人文性,首先應堅持正確的評價價值取向,在評價過程中,應當關注學生人文素養的發展,應將語文教學的長遠效果和對學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置于重要評價地位。在注重考察學生達到具體學習目標的同時,更應注重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等方面的評價。具體而論,應掌握如下評價規范。
1、"業績考核"或"考績"
我們所說的"業績",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并不只是指企業中的業務人員取得的那些可以用經濟指標衡量的業務實績,而是泛指企業中所有崗位上的工作人員所取得的工作進展或完成業務情況;其中有些"業績"是無法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的,至少是無法直接用經濟指標來衡量的。
2、"素質考評"或"考評"
這是對人們"德"(職業道德與個人品德)、"能"(管理能力與操作技能)、"識"(理論知識與實際見識)這三方面的結構和程度的考量。
二、"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的方法不同
1、"業績考核"用的是考核制度與計劃管理緊密結合的方法
計劃管理用"一定質量要求下"的"工作量"和"工作進度"為指標,把企業各崗位人員的工作,轉換成可以用比較精確的數字來加以衡量的東西。計劃管理并不是一個單一的計劃,而是有著多維精確刻度的一個計劃體系、一個計劃網絡,它使整個企業的工作,從長期、中期到短期,從整個公司、各個部門到每個個人,從生產經營到各方面工作,都成為可以把握、可以衡量的東西。以這樣的計劃體系為基礎,無論是業務人員的考核,還是非業務人員的考核,都可以避免流于空泛、模糊、形式主義和主觀主義。
2、"素質考評"用的是綜合各方面評議的方法
評議的方法多種多樣,各有利弊,需善加取舍、取長補短、綜合使用。大體說來,直接上級的考評,比較細致和準確,但容易失之過寬;間接上級的考評,比較客觀公正,但準確性較差;自我評估有利于上級深入了解員工的具體情況,調動員工自我管理的積極性,但也容易失之過寬;下級的評分,雖說比較準確,但一般也有過寬的弊??;同級和協作部門的考評,會造成激烈競爭的局面,從而有助于了解到其他形式的考評所不能提供的情況,但又容易失之過嚴;外聘權威評價部門的考評,不言而喻,客觀公正性雖說較好,然不免會有隔簾問診、隔靴搔癢之弊:總之,沒有任何一種考評形式是十全十美的,只能通過它們之間的一定比例的互相牽制才能使總的評價盡可能地做到客觀、公正和準確。
三、"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的價值導向不同
"業績考核"引導人們重實效、重實績,積極有為;"素質考評"則引導人們注重個人的全面發展和團體協作:二者均有其積極意義。但是任何一方面的過分強調,都會造成一系列弊病。
在考核問題上往往存在兩種傾向:一是重素質,二是重業績。二者其實不可偏廢,因為我們不但要"成事",而且要"育人";不但要抓企業業績,而且要抓企業文化--象任何一個組織體一樣,這兩方面的均衡發展和相互促進,才有利于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過于重"素質",會使人束手束腳,過分重視個人修為和人際關系,不講實效;而且妨礙人的個性、創造力的發揮,使人們但求明哲保身,不思進?。蛔罱K是不利于組織體和社會的發展。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人員評價傳統的最大弊病,它使考核的價值取向趨于消極。過于重"業績",又易于鼓勵人的僥幸心理,令人投機取巧、走捷徑、急功近利、不擇手段;這就是西方文化經常暴露出來的弊病,它從另一個角度使考核的價值取向趨于消極。
四、"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的客觀性、準確性不同
1、"業績考核"用的是"田徑標準"
對于企業人員的"業績",即其在一定時間內、在一定質量要求下完成的任務的工作量和工作進度,我們一般能夠做到相當客觀、準確的評價,就象體育比賽中的田徑項目一樣。
2、"素質考評"用的是"體操標準"
對于企業人員的"素質",即其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德"、"能"、"識",就很難有一個統一、明確的標準,就需要綜合來自各方的評議,就象體操比賽要由各方面人士組成的評委來打分一樣。
五、應當妥善設計好個人考核總分?quot;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所占比重
一套好的考核標準,必須在"業績"和"素質"之間安排好恰當的比例。從實際經驗來看,考核制度應在較大地(七成以上)突出業績考核的前提下,兼顧對素質的要求。為了使考核的價值取向趨于積極,引導員工成為積極有為的開拓者而不是謹小慎微的謙謙君子,企業必須側重于業績方面的考核;由于業績考核比較客觀、準確,而素質考評比較主觀、模糊,因而考核側重于業績也有利于提高考核結果的客觀、準確性。
同時,在"素質"考核內容中,也應有意強調積極的價值導向,不要搞面面俱到、求全責備。要突出抓住少數幾個體現企業積極的價值導向?quot;關鍵指標"。比如對企業管理者,應當側重考察其管理素質,即主要從其計劃、組織、用人、協調、指揮和控制等方面的能力來考察;其中,特別要重視其"能否通過自己的創新能力而對企業經濟效益、企業文化和社會形象做出較大貢獻",作為對管理者的最高要求。
六、"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為什么一定要"先分后合"
在一些企業的現行考核制度中,"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分工不明,往往是將二者混在一起。結果造成許多混亂:
有的企業每月都評"業績"與"素質",年終又來一次,不免形成重疊和沖突:到底是以"月考?quot;為準呢,還是以"年度考核"為準?不管選擇何者為準,都會使另一種考核成為多余。
再者,"業績"本是客觀的東西,只適合"考核";而有的企業也將其交付"考評",結果就使本來可以客觀準確衡量的東西變成眾說紛紜的東西了;
其三,"業績"應該是短線考察項目,"一月事一月畢";年終再來籠統考察一次,有不少弊病:a:干部員工每月的工作情況事過境遷,工作表現逐月不同,到年底籠統打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打分者當時的主觀印象;b:如果中途發生主管人變更,年終的評分就很容易脫離干部員工一年來的工作實際;c:干部員工每月的得分與年終的得分容易發生沖突,同時評分者也很為難:年終重新給下屬打一次分呢,還是按照各月的平均分打分?按照前者,每月的評分就被否定了;按照后者,則使年終評分成為毫無意義的多此一舉。?quot;素質"本應是長線考察項目,往往要數月甚至數年才能做出評判,卻把它放到每月去考察,讓人如何能說得清楚?
其四,"業績"考核與"素質"考評混于一處,也使被考核者無法了解自己得分、失分于何處,從而不利于其改進工作、改正缺點。
〔中圖分類號〕N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4-0060-06
自美國科學哲學家奎因于1969年提出自然化認識論問題以來,在西方哲學界迅速掀起了一股改造傳統認識論的熱潮。最先出現的就是以奎因為代表的替代命題,它試圖用自然科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等)取代傳統認識論。由于替代命題有強烈的科學主義傾向,這種研究綱領很快就遭到了哲學家們的嚴厲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改造傳統認識論的策略開始發生轉向,這就是溫和的轉換命題。由于轉換命題是在傳統認識論框架下偷運科學概念,因而這種自然化認識論在它的理論展現過程中,也面臨諸多棘手的問題。本文主要分析自然化認識論的轉換命題,希望澄清與解決如下兩個問題:首先,澄清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其次,考察轉換命題本身存在的困境,解決可能的出路問題。
一、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
由于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保留了傳統認識論的框架,因而它涉及的問題,仍是認識論的老問題;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偷運科學概念的做法,試圖以此解決認識論問題,而又不致于遭到過多的反對。這就注定了轉換命題涉及的主題與替代命題有很大的區別,它主要關注可靠性問題(reliabilism)。由此衍生出兩個問題:知識確證的可靠性問題與知識的可靠性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傳統認識論所關注的,轉換命題不改變這些問題的地位,只是嘗試用自然科學的知識解決這些問題,因而這個命題得到了許多哲學家的肯定與關注。轉換命題所關注的可靠性是指這樣一些問題:“總的分析來說,可靠性斷言是指任何人知道P,或是否任何人完全確證地相信P,依賴于他或她相信P是由可靠的信念產生(belief-making)機制、過程或方法在正常環境下的正常功能的產品。這些機制、過程或方法假如它們在一般情況下總是傾向于產生真信念而不是錯誤的信念,則它們是可靠的。”[1] (P78) 在關注可靠性問題上,哲學家們又分為兩種不同的派別。第一種,把可靠性條件作為知識確證的條件,或知識確證條件的附加條件;第二種,認為可靠性條件不是確證的條件,對于他們來說知識需要可靠性來產生真信念,而確證只是一種理由給予活動(reason-giving activity),它對產生真信念是不必要的。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Fred Dretske等人。關于第一種情況,需要加以說明的是,在對確證的關注過程中,可靠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正如阿默德指出的那樣:那些堅持認為信念是可靠地產生或確證的人,把他們自己稱為“確證理論的內在論者”(internalist);而另一些可靠論者則“不堅持主體能夠有意識地意識到、或可以認知地掌握什么是證明他的信念是可靠地產生的,對于他們來說,定義確證的概念唯一地根據可靠性來進行,堅持這種觀點的人通常把他們自己描述為確證理論的外在論者(externalist)?!盵2] (P79) 這里還需要對內在主義與外在主義作一些簡單的說明,以便于發現轉換命題的理論旨趣。所謂內在主義顧名思義是從主體的內在角度來考察知識的確證問題,但是,許多哲學家對此的定義也有很大的不同。在普洛克(John Pollock)看來,“知識論中內在主義是這樣的觀點:只有認識者的內在狀態才決定他的哪一個信念是確證的?!彼魉_(E. Sosa)的界定是,“確證僅僅要求主體方面的真正恰當思維,如果一個信念者通過所有恰當的思維已經獲得并且保持他的信念。則該信念者的這一信念是確證的。這里思維的恰當性是純粹內在于該主體的事情,并不依賴于超出他之外的東西?!卑罹脛t認為,“對于某認識主體來說,如果要使一個信念成為認識上確證的,其所需要的全部要素都得是認識上可以把握的,即都是內在于他的認識視角之內?!眾W迪則認為,“對于主體來說是可以由內省或反思加以把握的。我們稱這種觀點為有關確證的內在主義?!盵2] (P126-127) 由此可以大略把握內省的本質,即把確證問題歸屬于主體的內在狀態,而與外在事物無關。內在主義的表現形式可以分為兩類:基礎主義與一致主義。所謂外在主義(externalist)是由哲學家David Armstrong于1973年在《信念、真理與知識》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它的主旨是:“與信念的確證相關的不只是內在狀態。在它的兩種主要表現形態:可能主義與可信賴主義那里,前者主張信念的確證性在于該信念以及相關信念的可能性,而后者則認為這種確證性在于產生信念的認識過程的可靠性?!盵2] (P153) 說到底,外在主義尋求的是在主體與客體之間存在一種有效的自然的聯系,如戈德曼的因果論就是這種形式的典型表現。需要補充的是,關于可靠信念產生的機制都包括哪些內涵?大體說來,主要包括正常的知覺、記憶、反觀、內省或其他神經生物學過程。不論這兩派在細節觀點上如何不同,但是對于轉換命題來說,他們共同認為可靠性在轉換命題中占有中心地位。正如阿默德指出的:“無論如何,看起來很明確的是轉換命題明確以可靠性斷言為基礎,即可靠性對于知識來講要么是必要條件,要么是充分條件,或者是充分必要條件?!盵1] (P80)
由于1963年葛梯爾(Gettier)提出的著名反例,即確證的真信念也可能不是知識,對傳統知識論的基礎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為了克服這個反例,許多哲學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在可靠性的分析上,換言之,就是需要沒有缺陷的確證,這樣對信念的分析就演變為兩種路徑,即原因分析和可靠性分析。按照阿默德的觀點就是,“典型的原因分析的斷言是一個人的確證可以是沒有缺陷的,假如因果鏈導致她擁有一個信念,那么她擁有的信念就是無缺陷的?!盵1] (P81) 由于葛梯爾反例的實質在于擁有一個確證的真信念,然而卻不是知識,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發生,就要用因果分析把這種情況排除出去。在可靠論者看來,為了完成這個任務,需要在信念和事態之間有一個合適的因果聯系,它使得信念為真的同時排除掉一些看似真的命題,因為如果把這些命題加到確證上去的話,她將不再確證地相信她相信什么了。這樣就阻止了一個人相信一個確證的真命題而又不知道它的情況了,通過這種方式就克服了葛梯爾反例。
對于可靠性分析來說,它的典型斷言是要使一個人的確證成為無缺陷的,當且僅當一個人的完全確證的真信念是由可靠的信念產生機制產生的。有些時候這種機制被理解成一個人的基本的認知裝備,而另一些時候它是一種非認知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一個人獲得他的信念。這就是阿默德對可靠性分析的闡釋。這里的裝備主要是指人具有的各種感覺器官,而且這些感覺器官必須是正常的,如一個色盲者就無法保證對顏色斷言的可靠性分析。在這個基礎上,加上正常的環境條件以及相同的背景理論,就可以得到可靠的信念。至于獲得信念的過程則是一種非理性的過程,這也就是奎因所謂的貧乏的輸入與洶涌的輸出之間的關系。對于可靠性分析和原因分析,各派哲學家彼此的偏愛是不同的。如戈德曼就認為,可靠性分析比原因分析能夠更好地解決葛梯爾反例。在筆者看來,戈德曼的觀點是典型的內在論的觀點,而原因分析則是外在論的代表。前者具有更多的哲學意味,而后者則更強烈地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對于知識的確證來說,上面任何一種觀點都是無法單獨完全解決的。訴諸于內在論直接為偷運現代神經生理學以及認知科學的成果開辟了方便的后門,轉換命題的整個出發點也就是基于此。
對于戈德曼來說,可靠性是確證的必要條件,這種觀點最初出現在他的《何為被確證的信念》一文中,后來系統的論述充分體現在他的著作《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可以說,戈德曼是對可靠性進行辯護的最有力的代表。在戈德曼看來,確證就是對一個人的信念提供或能夠提供理由的活動,正如阿默德對支持戈德曼觀點的其他學者的評論所說的那樣,如果確證從來不是給出理由的活動,那么它就是不可接受的。阿默德總結這個評論時說到:“這場討論的底部邊界涉及知識的確證總是并且唯一關注的是,對于諸如‘你如何知道’這樣的問題能夠給出一個確定的理由是適當的?!盵1] (P85) 問題是,即使在可靠論者內部,對于可靠性的認識也是不同的,一些人認為可靠性是確證的充分條件,另一些人則認為可靠性是確證的充分必要條件。由此,在可靠論者內部又形成兩種觀點,其一認為,一個人可以有被確證的信念,但是它不是由可靠的機制生產或產生的;其二則認為,一個人的信念可以是由可靠的機制產生的,但是沒有經過確證。這兩種情況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梢砸姷?。在這些情況下,如何看待可靠性在確證中的作用?可靠論者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闡釋。另外,這里還存在一個普特南稱為“缽中之腦”的難題,也就是說,一個“缽中之腦”完全確證地相信一個信念P,然而這個信念是不真實的,因為在“缽中之腦”那里,信念沒有具體的指稱。普特南指出:“一旦我們看到缽中之腦的思想與現實世界中某人的思想之間的性質相似并不意味著指稱的等同,就不難看出,認為缽中之腦指稱外部事物,是完全沒有根據的?!盵3] (P19) 再有,在可靠性那里還存在一個確證程度的問題,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對一個信念常有這種區分:確信、相信、將信將疑、不相信,而可靠的信念生產機制無法獨自提供確信的條件,因而以可靠性作為確證的條件是無法完成任務的。正如蘇珊?哈克指出的那樣:“根據《認識論與認知》,正確的J―規則應當只允許在正常世界中可靠的過程,而正常世界則被刻畫為那些遵從我們的某些一般信念的世界。不過,這些一般信念并不包括關于什么樣的認知過程是可靠的任何信念。無論對現實世界中的認知過程作多少心理學研究,都不能告訴我們什么樣的方法在正常世界中會是可靠的?!盵4] (P152) 考慮到不同方法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戈德曼的可靠性觀點更是值得懷疑的。換言之,在庫恩的范式概念中,不同的范式之間是不可通約的,因而包含在各種范式內的方法的側重也是不同的。對于各自范式的持有者來說,任何特定的方法對于他們獨特的共同體來說都是可靠的,相對而言,由此得來的知識在各自看來也是可靠的。這樣在不同的范式之間就存在不同的、真的而且被確證過的信念。那么如何用戈德曼的可靠論來區分這些不同的信念哪一個可以成為我們的知識呢?顯然這是戈德曼的可靠論無法解決的。為了克服這種困難,戈德曼區分了首要認識論和次要認識論。前者集中關注個體主體,并關注先天的認知方法;而后者關心習得的認識方法,并考慮知識的社會方面。然而這樣的劃分還是無法解決不同方法導致的認識困境。因此,蘇珊?哈克指出:按照戈德曼的觀點,關于這些或那些認識的可靠性,接受這種或那種認知科學發現的合理性,取決于這個或那個科學研究中所使用方法的可靠性。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假如在競爭方法論的擁護者所提出的相互競爭的發現之間,人們必須做出選擇的話,關于方法的可靠性問題,只能由次要的認識論來解決。而這樣的科學主義論證策略違背了戈德曼本人的認識論秩序。原本戈德曼準備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類的認識問題,結果卻放棄了他的首要認識論任務,淪落為從認知科學或心理學的成就來論證認識的次要任務。因此蘇珊?哈克斷言地拒絕了戈德曼的觀點,并得出如下的結論:“對認識的證成概念的可靠論辯明是不可捍衛的;其次,關于認識論與認知科學的關系,即使狹義的科學主義的改良主義的說明也是不可捍衛的――并且,即使可靠論是正確的,它還是不可捍衛的。”[4] (P154) 也許問題還沒有糟糕到這種程度,畢竟可靠論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也取得成果最多的理論,因此對于可靠論面臨的諸多困境,許多可靠論者都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
二、自然化認識論轉換命題存在的困境與矛盾
針對可靠論提出的諸多反例,倡導者戈德曼進行了積極的回應。對此,我們需要對戈德曼的論證進行一些必要的梳理。戈德曼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認識論與認知》一書中。在這里他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創造出J―規則的表達形式,以此來決定信念的確證問題。接下來他又對信念的確證路徑進行了劃分,具體做法是把確證過程分為:個體間論的方法(interpersonal)和個體內在論的方法(intrapersonal)。需要說明的是前者類似于主體間性,主要表明一個信念的確證是發生在不同的個體之間;而后者則是個體內在對確證的把握。按照戈德曼對此的解釋:“個體間方法的一個主要例子就是集中在把給出理由當作個體間的活動。這個觀點認為確證就是我們給予其他人理由,然后后者接受或拒絕的過程。個體內在論方法則允許J―規則的條件,而不指涉其他人。他們將要限制他們自己唯一地關注認知者自己的心理內容,諸如先驗的信念、知覺領域、可公開的記憶、認知操作等,非常像傳統的認識論集中關注于這些精神狀態,但是后者并沒有完全專注于精神領域。然而,由于它們沒有涉及其他人,我把這種方法稱為個體內在論,我甚至可以把它們稱作精神的方法。”[1](P89) 從戈德曼的分類中,我們已然能夠感覺到他的目的所在。對于個體間論來說,那是一種社會性的方法,也就是要給別人提供理由,然后被別人接受或者拒絕,期間還包含許多社會性的因素,如勸說、協商、引導等,而后者則不需要這些。對于戈德曼來說,他顯然不喜歡前者,他寧愿選擇后者作為可靠論的基本根據所在,這也正是傳統認識論的領域。這種方式與奎因的自然化認識論的替代命題是很不同的,至少他沒有取消傳統認識論,而是仍然在傳統認識論的領域內改造認識論,這就比奎因的方式溫和了許多。對此阿默德把戈德曼選擇后者的理由總結為如下五點:(1) 一個適當的確證理論應該適合于所有命題,包括關于其他人的命題;(2) 個體間論的給出理由依賴于個體內在論的理由;(3) 完全確證的信念對于知道(knowing)來說是必要的;(4) 對假定來說,訴求最重要的問題是當前的確證狀態依賴于認知者現在能夠說支持他或她的信念,確證可以包括歷史因素,如先驗信念是如何產生的,而認知者不需要去回憶,因此也不能和對話者進行辯論;(5) 在個體間論的概念背后存在的指導觀念是,認知者僅當他能夠向其他人展示他的觀點看起來是真的時候,才算是被確證的。基于上述的五個理由,戈德曼認為可靠論主要應該是個體內在論的。
但是對于戈德曼的上述觀點也還是存在許多可疑之處的。對于第一點,在原則上,一個充分的確證理論應該能夠反駁唯我論的困擾,但是對于戈德曼這樣的個體內在論者來說,如何能夠滿足這個要求呢?這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正如阿默德指出:“一方面,假如個體內在論者為了證實唯我論的錯誤給出理由,那么個體內在論者必須承認給出理由的活動――或者處于給出理由的狀況――有時是確證的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假如個體內在論者不給出理由,然后,他假定個體內在論的確證理論面臨著反對個體間論者的相應的問題,然而事實已經證明對于這個問題任何人都沒有好的理由去處理,個體內在論者不能成功地證明這樣的唯我論的錯誤?!盵1] (P92) 對于戈德曼的第二點,同樣面臨著困境。因為斷言給出理由是一回事,而證明它則是另外一回事。對于個體間論者來說,他需要一個必要的理由來在各個不同的個體間尋求確證,這種確證在今天的SSK的學者們看就是一種社會性的協商與約定的過程,這樣得來的確證并不能保證知識的真;更何況,自然科學方法的實踐者從不承認一個人宣稱確證地知道P,當合理問及“你如何知道”的問題時,沒有理由可以給出,或者能夠給出。從戈德曼認為個體間論依賴于個體內在論的思路來看,他對確證的范圍還是無法確定的。換言之是要把確證限制在個體內在的范圍內,還是把確證問題推向社會,他顯得頗為猶豫。盡管他宣稱他傾向于個體內在論,但是在分界的邊緣上,他還是沒有說得很清楚。對于第三點,戈德曼的論證也是可疑的。他認為我們能夠擁有一個好的理由,但是在需要的時候我們不能清晰地表達它們;它們最初看起來是真的,但是當某人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不能承認這個人已經確證了他的信念,他的信念只能被當成一個未被證明的假設。對此維特根斯坦曾有很好的說明:“凡是能思考的東西都能清楚地思考。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清楚地說出來。”[5] (P49) 因此,對于把個體內在論的無法言說的信念作為可靠性的基礎,面臨的困難也不少。雖然戈德曼想通過個體內在論來避免個體間論者在確證問題上的約定主義以及相對主義的傾向,試圖通過個體內在論來保證確證的客觀性,但是又面臨唯我論的難題??梢哉f戈德曼的努力成效并不大。戈德曼的第四點辯護也是有一些問題的。為此,阿默德構想出一個沒有給出理由的可能情況,即假如X沒有在時間T1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假如回答了,他將受到某人的傷害,事后,在時間T2,由于威脅已經消失了,他回答了這個問題,那么,我們說X在時間T1確證了他的信念P,即使他沒有在時間T1回答這個問題。要使這種情況成立,關鍵在于他在沒有威脅和傷害的正常情況下能夠或愿意回答這個問題,如果沒有這種情況,我們將不承認他確證地知道P。但阿默德的假設也是模糊的,我們很難界定什么樣的情況算是危險的,再有X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域限是多少?歷史上,布魯諾在宗教裁判所威脅要燒死他的時候,還在堅持自己的信念。可見這個假定的情況對確證來說并不是重要的。對戈德曼的第五點辯護,在我看來不是支持了個體內在論,而是為個體間論提供了證明。換言之,如果不能給出合適的理由,我們怎能說一個信念或理論被確證了?據說當年愛因斯坦提出相對論時全世界僅有少數人可以理解,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個理論匪夷所思。愛因斯坦堅信他的理論或信念是正確,為此他提出了幾個檢驗他的理論的預言:包括在日食時觀察經過太陽的光線發生彎曲現象、解釋水星近日點的進動等。結果證明愛因斯坦的預言是正確的,這樣科學共同體才接受了他的狹義相對論。問題是如果愛因斯坦根本沒有提出這些預言或提出的檢驗理論的預言由于各種原因沒有被成功證實(科學史上有許多理論都是過了很多年,由于條件具備了才得以確證的,如上面提到布魯諾的信念、魏格納的大陸漂移學說都是多年以后才被證明為正確的),我們還能說愛因斯坦確證了他的信念嗎?或者愛因斯坦根本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我們還能說他確證了自己的理論嗎?顯然按照個體間論者的觀點,這不能算確證。另外,任何作為知識形式的理論都是公共的,要成為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就需要提供一些讓人信服的過硬的理由,否則只能是一種波蘭尼意義上的曖昧的難言知識。相反還存在另一種尷尬的場景,歷史上許多被確證的理論后來也被否定了,那么確證還可靠嗎?如光的微粒說與波動說、燃素說、以太學說等。對此阿默德認為:“在飛揚跋扈的限制缺席的情況下,唯一需要的是一個人能夠或遲或早地給出勸說性的理由(persuasive reasons)。愛因斯坦能夠確證他的信念是由于他能夠給出勸說性的理由,即使他最初提出時沒有人能夠接受它,但由于它是勸說性,科學共同體會逐漸接受的,因此,愛因斯坦能夠確證他的信念。”[1](P97) 我認為阿默德的解釋太牽強,按照他的說法,如果一個錯誤的信念也可以在威脅不存在的情況下,由于勸說性的理由而被認為是確證的,這樣一來,科學還談何客觀性。對此,戈德曼對阿默德的回擊是有力的,在戈德曼看來誰應該是或者有資格是確證商議的聽眾呢(justification-conferring audience或簡稱JC 聽眾)?判斷JC聽眾的標準是什么?如果不做必要的界定,會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聽眾非常頑固,像笛卡兒那樣,很難說服,那么要求給出理由來保證個體間論成立的要求就太強了;另一方面,如果JC聽眾太易受欺騙,那么確證的標準又太弱了。這的確是一個不小的難題,對于這個問題彭加勒和邏輯實證主義者給出了一個比較可行的標準,那就是科學家共同體。其實這是一種約定主義的標準,在沒有更好的標準之前,這也是我們的唯一選擇。至于戈德曼所謂的個體間論背后的“指導觀念”,即認知者的確證,僅當他們能夠向其他人展示他們的觀點是真的,這個說法也是沒有說服力的。由于在他那里,確證的定義并沒有被確定,除非根據理由――給予或給出理由的能力來界定,這樣一來,又陷入一種循環論證的怪圈。
我們再來分析一下戈德曼所倡導的個體內在論的證明是否充分。戈德曼之所以支持個體內在論的原因,是因為他相信只有當給出理由是確證信念的活動或行為時才是正當的。但是,阿默德認為:“給出理由的行為或活動可以執行的一個基本用途就是把一個人將要確證地接受一個確定的命題聯系起來,但是確證概念主要關注的是接受的命題是否被確證。而后者的行為并不需要給出理由的活動來做為一個人完全確證地相信P的部分理由?!盵1] (P112) 在這里戈德曼為確證預設了一個條件,反映在具體的觀點中就是:S的信念P在時間T是完全確證的,而不是X完全確證地相信P。這樣做的好處是明顯的,即強調具體的時間,可以避免對確證過嚴的要求。另外,這樣一來,在時間T的確證就演變為類似奎因對觀察語句的修正。奎因把觀察句稱為場合句,與戈德曼強調時間T的作用基本相同。再者,前一個論述暗示了有一個信念的存在,而后一個論述則沒有這種保證和承諾,即我們可以相信某個信念,而我們本身并不具有,如我完全確證地相信某富翁擁有豪華別墅,而我并不保證具有這個別墅。但是,這樣弱化確證的定義,已經失去了我們原本對確證的期望。而且更為嚴重的是,可靠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變得日益模糊難辨。
三、結 語
綜上所述,在認識論的轉換命題上,戈德曼、阿斯頓、德雷斯卡等人依靠對可靠論的分析,試圖對確證理論、知識論等進行開創性的探索。但是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完成既定的目標,使可靠論在知識的確證與知識論兩方面都失敗了,建立一種真正的可靠論成為了一種幻想,從而使轉換命題過早地夭折了。自然化認識論在轉化命題的改造下失敗,又一次說明在認識論和心理學之間仍然存在一個堅固的壕溝,填平這道壕溝還有許多路要走。但這種理論進路的意義在于,通過現代的神經心理學、認知科學的進展,我們對人類的意識以及信念有了更深的了解。這種研究也告訴我們,由可靠的信念產生機制、過程和方法產生的信念在某些時候對于一個人知道P是不必要的。正如約翰?波洛克指出的那樣:可靠性對確證不是必要條件,但是缺少可靠性確證將被擊敗。轉換命題的失敗再次說明單純地依賴于自然科學的成果是無法解決認識論問題的,轉換命題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比替代命題溫和的科學主義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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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目前的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來看,施工過程中的施工質量管理水平已經有了較大的提高,然而,在施工過程中,還仍然存在很多的問題,比如施工隊伍素質不高,質量監督不嚴,管理體系不完善等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工程建設質量。為此,必須采取各種有效的手段,來提高施工水平,提高工程建設質量。
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管理上,目前存在著管理經費不足,管理機構不健全等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建設管理水平。為此,在以后的工作中,我們必須采取各種辦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產權方面的問題也是影響我國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另一個問題,主要出現的問題是在我國實行之后,水利工程所有者主體“缺位”?;鶎诱妗凹w”承辦本該由“集體”辦的事,造成政府“越位”。
針對以上我國小型農田水利建設中出現的問題,提出了如下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的思路和方法:采取多元化投資拓寬籌資渠道;健全管理機制,完善項目審批流程;完善監管體系,提高監管質量。
1采取多元化投資拓寬籌資渠道
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資金投入問題一直是困擾小型農田水利建設的一大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采取多元化投資方式,來拓寬籌資渠道。為此,應依據市場經濟的要求,進一步建立以政府、農民、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渠道、多元化投資機制,有機結合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社會籌資。另外,按照誰投資、誰管理、誰受益原則,采取多種形式,放寬政策條件,積極引入社會資金,提高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總體投入水平和建設標準。
2健全管理機制,完善項目審批流程
管理機制的健全以及項目審批流程的完善工作對于促進我國小型農田水利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為此,我國各級政府應該切實承擔起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的組織責任,真正把小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作為發展現代農業的突破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內容,納入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同時,對于審批流程要合理規劃統一布局。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建立健全管理機制,完善項目審批流程,達到提高小型農田水利建設水平的目的。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著豐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音樂文化被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民族的音樂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這個民族的靈魂和思想,是這個民族智慧的象征。少數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音樂文化價值的同時,積極攝取其它民族音樂文化的長處,讓我們民族地區的音樂教育以鮮明的個性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體系氛圍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個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瑤、侗、白等多民族雜居的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地域的封閉性和交際范圍的限制,孕育了當地原始、純樸的民族文化風情,可以說湘西自治州是我國民族民間文化極其豐富的地區之一。正是在這種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其音樂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娛樂”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與當地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審美意識息息相關的,隱含著深刻的內在情感和強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產物,是當地人們自身生命觀、價值觀的真實體現,具有極高的人文價值和思想價值,是民族音樂文化中的瑰寶。
然而,隨著外來主流文化的沖擊,少數民族音樂所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一些珍貴的音樂文化正處于瀕臨消亡的危險狀態。湘西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面臨著被沖擊、滲透、同化的危險。面對這一現實,筆者認為,要盡快、有效的保護、傳承這些富有特色的優秀的民間音樂文化藝術,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數民族音樂教育”。作為文化傳承的有效載體,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成為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在民間傳承的重要補充,通過實施其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為少數民族音樂在當代的弘揚、創造、發展拓寬思路。
由于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無意識的音樂教育行為(如宗教活動、民俗節日活動等)承擔了傳承與發展音樂文化的主要任務。但是,專業化的民族音樂教育伴隨著世界音樂教育的正規化而出現,是一個民族音樂文化得以繼續生存并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因此,如何實施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是當前乃至今后民族音樂教育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積淀
現行的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課程設置,主要是以西方音樂語言或音樂形態學的理論來進行建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審美理想以及價值取向等構成了以“西方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體系。而由于西方音樂與我國少數民族音樂所處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這種音樂教育體系中,必然會使少數民族音樂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蓋,不僅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會使少數民族學生原有的價值觀喪失,最終帶來的是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積淀僅是針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災難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學習交融,也使人們更加強調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為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應將民族音樂納入其中,給予其主體的地位,確立以民族音樂文化的積淀作為學校音樂教育根基的地位,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作為一種學科資源融入到課程教學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樂課程結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對民族音樂保存、發展的目的。
二、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傳遞
由于少數民族音樂和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為一體的結構特征和傳承方式的口頭特征,使我們無法從有很多文字記載的史料中去認識、熟悉它。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文化傳遞都是靠其獨特環境和歷史傳統相適應的方式進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傳音樂的傳遞方式是非常普遍的,這種口傳音樂通常是一種非正規的、即興的文化信息表達,它沒有明確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過在與長輩、同伴、環境等諸多交流形式中進行的,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民族音樂傳遞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與整個少數民族文化環境是相吻合的,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少數民族音樂固有的生存環境和傳承方式隨之受到相當大的沖擊,給少數民族音樂在民間的自然生存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各少數民族將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更多的與學校音樂教育結合在一起,借助學校教育這個平臺,讓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成為一種理性化、系統化的習得行為。
當然,實施學校音樂教育并不是以犧牲民族音樂文化的“原生態”為代價,恰恰相反,少數民族學校音樂教育應盡可能維護民族音樂的“正宗性”,將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傳遞下去,只不過傳遞方式可多樣化,既可以是專業性的教學與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數民族音樂的文化語境中,進行非專業性的文化實踐活動等等。
三、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選擇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相互交往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不同文化形態的相互滲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裂變和重新組合的過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進行。正是在這種文化態勢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卻陷入了“自我中心論”的狹隘的價值觀當中,“自我中心論”是一種以自我價值為最高價值,忽視、否定和排斥相關聯事物價值,它與全球化的整體性、依存性相悖。這種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來優秀的音樂文化、閉關自守、自我滿足的文化價值觀,必然會導致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停滯落后。
要解決上述存在的危機,唯有通過開放的、系統的當代音樂教育來完成,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既得天獨厚的擁有當地民族豐富的音樂文化資源,同時又能從當代音樂教育發展的高度俯瞰這些資源。因此它能根據世界音樂文化的發展趨勢對自身的民族音樂文化進行反思、審視,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一方面民族地區音樂教育不能簡單采取“利用”和“發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樂已具有的獨特個性和完整音樂素質的那部分音樂精華篩選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平等的音樂藝術來看待,才能使它們得到廣泛的認同,比如:湘西苗族音樂的特點是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加入一個“b3”音,“畫龍點睛”的一個音恰恰展現了與其它民族音樂的不同之處。因此,教師要善于用敏銳的眼光捕捉到這一民族的音樂特色,然后在結合聽的過程中指導學生獲取音樂內在的節律和韻味,才能讓學生理解這些“不準”或是“莫名其妙”的音響,達到一種心靈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強對異域音樂文化的交流、吸收。我們不得不承認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西方音樂理論體系,無論從完整性、規范性上來看,都是值得我國音樂教育借鑒、學習的。所以,對少數民族音樂不斷科學化、系統化的研究,實現本土音樂與異域音樂的多元共存,將是今后民族地區音樂教育長期奮斗的目標。
四、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創新
在當今社會,少數民族音樂獨特的文化價值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人們對少數民族音樂的保存發展確實也傾注了很多心血。但筆者始終認為,少數民族音樂在我們學校音樂教育中還只是處于一個次要的地位,要改變這種現狀,從根本上講還是要強調少數民族音樂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及學校音樂教育對傳統音樂進行創新的能力。在當前少數民族地區,我們看到其傳統音樂文化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極為保守的“博物館”式文化予以保存,這樣其藝術價值不僅得不到有效的傳承,也會讓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護確實責任重大,但創新才是我們學校音樂教育的終極目標。比如:吉首大學舞蹈專業的教學正是不斷的從當地少數民族中的風俗禮儀、傳統節日、服飾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膽地對民間音樂文化加以創新,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兒鼓》、《扯、扯、扯》等,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所以,民間音樂文化對于前人是一種創造、一份承載,而對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則是一種資源、一種延續,這種延續不是簡單“保留”、“維持”,而是一種不斷賦予民族音樂文化新的內涵和時代精神的過程,也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斷改造更新的過程。總之,唯有利用民族音樂教育推動族音樂文化的創新,才能使之藝術長河生生不息,永遠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傳承主要依賴于學校教育,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承擔起傳承地方音樂文化的重任,這既是它責無旁貸的義務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發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樂家柯達伊所說:“通過生活本身,傳統將緩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從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圖阻止這一點,就等于阻攔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是徒勞無功的?,F在,接受傳統、保持傳統并使之成為他們生活中一個積極的部分,這是受過教育階層的任務?!?/p>
參考文獻
[1]馮增俊.教育人類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2]王軍.文化傳承與教育選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眾所周知,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有著豐富多彩、美妙神奇的多民族文化體系。在這一體系中,音樂文化被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某種程度上說,一個民族的音樂所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這個民族的靈魂和思想,是這個民族智慧的象征。少數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努力保持本民族音樂文化價值的同時,積極攝取其它民族音樂文化的長處,讓我們民族地區的音樂教育以鮮明的個性融入到世界多元文化音樂教育體系氛圍中,成為其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
湘西自治州位于湖南的西北部,是一個以土家族、苗族居多,并有回、瑤、侗、白等多民族雜居的少數民族地區,由于地域的封閉性和交際范圍的限制,孕育了當地原始、純樸的民族文化風情,可以說湘西自治州是我國民族民間文化極其豐富的地區之一。正是在這種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中,其音樂包含著十分豐富的文化內涵,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娛樂”或是情感渲泄的方式,而是與當地民族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審美意識息息相關的,隱含著深刻的內在情感和強烈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產物,是當地人們自身生命觀、價值觀的真實體現,具有極高的人文價值和思想價值,是民族音樂文化中的瑰寶。
然而,隨著外來主流文化的沖擊,少數民族音樂所賴以生存的文化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一些珍貴的音樂文化正處于瀕臨消亡的危險狀態。湘西的少數民族文化藝術面臨著被沖擊、滲透、同化的危險。面對這一現實,筆者認為,要盡快、有效的保護、傳承這些富有特色的優秀的民間音樂文化藝術,其根本的出路在于“少數民族音樂教育”。作為文化傳承的有效載體,少數民族聚居地的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成為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在民間傳承的重要補充,通過實施其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為少數民族音樂在當代的弘揚、創造、發展拓寬思路。
由于歷史原因,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無意識的音樂教育行為(如宗教活動、民俗節日活動等)承擔了傳承與發展音樂文化的主要任務。但是,專業化的民族音樂教育伴隨著世界音樂教育的正規化而出現,是一個民族音樂文化得以繼續生存并發展壯大的必經之路。因此,如何實施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功能,是當前乃至今后民族音樂教育關注的焦點之一。
一、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積淀
現行的少數民族音樂教育(包括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課程設置,主要是以西方音樂語言或音樂形態學的理論來進行建構,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思維方式、審美理想以及價值取向等構成了以“西方文化為母語”的音樂教育體系。而由于西方音樂與我國少數民族音樂所處的文化深沉背景上的不同,在這種音樂教育體系中,必然會使少數民族音樂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被掩蓋,不僅得不到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會使少數民族學生原有的價值觀喪失,最終帶來的是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所生成的文化積淀僅是針對西方音樂文化的災難性后果。
多元的文化使得各民族相互學習交融,也使人們更加強調各自文化的民族化特征。作為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應將民族音樂納入其中,給予其主體的地位,確立以民族音樂文化的積淀作為學校音樂教育根基的地位,將少數民族音樂文化作為一種學科資源融入到課程教學中,形成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音樂課程結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達到對民族音樂保存、發展的目的。
二、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傳遞
由于少數民族音樂和它所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融為一體的結構特征和傳承方式的口頭特征,使我們無法從有很多文字記載的史料中去認識、熟悉它。長期以來,民族地區的文化傳遞都是靠其獨特環境和歷史傳統相適應的方式進行的。在湘西自治州,各民族中口傳音樂的傳遞方式是非常普遍的,這種口傳音樂通常是一種非正規的、即興的文化信息表達,它沒有明確的教育目的,而是自然生成的,通過在與長輩、同伴、環境等諸多交流形式中進行的,我們不能否認這種民族音樂傳遞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與整個少數民族文化環境是相吻合的,但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少數民族音樂固有的生存環境和傳承方式隨之受到相當大的沖擊,給少數民族音樂在民間的自然生存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因此,各少數民族將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更多的與學校音樂教育結合在一起,借助學校教育這個平臺,讓少數民族音樂文化的傳遞成為一種理性化、系統化的習得行為。
當然,實施學校音樂教育并不是以犧牲民族音樂文化的“原生態”為代價,恰恰相反,少數民族學校音樂教育應盡可能維護民族音樂的“正宗性”,將其文化中的精髓完整的傳遞下去,只不過傳遞方式可多樣化,既可以是專業性的教學與研究,也可以深入到少數民族音樂的文化語境中,進行非專業性的文化實踐活動等等。
三、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選擇
進入21世紀以來,人類相互交往的空間進一步擴大,不同文化形態的相互滲透、融合使各民族文化內部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裂變和重新組合的過程,一次空前的全球化的文化整合正在悄然進行。正是在這種文化態勢下,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卻陷入了“自我中心論”的狹隘的價值觀當中,“自我中心論”是一種以自我價值為最高價值,忽視、否定和排斥相關聯事物價值,它與全球化的整體性、依存性相悖。這種缺乏世界眼光、排斥外來優秀的音樂文化、閉關自守、自我滿足的文化價值觀,必然會導致本民族音樂文化的停滯落后。
要解決上述存在的危機,唯有通過開放的、系統的當代音樂教育來完成,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既得天獨厚的擁有當地民族豐富的音樂文化資源,同時又能從當代音樂教育發展的高度俯瞰這些資源。因此它能根據世界音樂文化的發展趨勢對自身的民族音樂文化進行反思、審視,從而做出正確的決策。一方面民族地區音樂教育不能簡單采取“利用”和“發掘”的方式,而要把民族音樂已具有的獨特個性和完整音樂素質的那部分音樂精華篩選出來,作為一種獨立的、平等的音樂藝術來看待,才能使它們得到廣泛的認同,比如:湘西苗族音樂的特點是在五聲音階的基礎上加入一個“b3”音,“畫龍點睛”的一個音恰恰展現了與其它民族音樂的不同之處。因此,教師要善于用敏銳的眼光捕捉到這一民族的音樂特色,然后在結合聽的過程中指導學生獲取音樂內在的節律和韻味,才能讓學生理解這些“不準”或是“莫名其妙”的音響,達到一種心靈相通的境界。另一方面加強對異域音樂文化的交流、吸收。我們不得不承認以十二平均律為基礎的西方音樂理論體系,無論從完整性、規范性上來看,都是值得我國音樂教育借鑒、學習的。所以,對少數民族音樂不斷科學化、系統化的研究,實現本土音樂與異域音樂的多元共存,將是今后民族地區音樂教育長期奮斗的目標。
四、少數民族音樂教育的文化創新
在當今社會,少數民族音樂獨特的文化價值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人們對少數民族音樂的保存發展確實也傾注了很多心血。但筆者始終認為,少數民族音樂在我們學校音樂教育中還只是處于一個次要的地位,要改變這種現狀,從根本上講還是要強調少數民族音樂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及學校音樂教育對傳統音樂進行創新的能力。在當前少數民族地區,我們看到其傳統音樂文化更多的是作為一種極為保守的“博物館”式文化予以保存,這樣其藝術價值不僅得不到有效的傳承,也會讓它落入“原始”、“落后”的境地。保護確實責任重大,但創新才是我們學校音樂教育的終極目標。比如:吉首大學舞蹈專業的教學正是不斷的從當地少數民族中的風俗禮儀、傳統節日、服飾特色中提取舞蹈元素,大膽地對民間音樂文化加以創新,創作出一大批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舞蹈作品,如《猴兒鼓》、《扯、扯、扯》等,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所以,民間音樂文化對于前人是一種創造、一份承載,而對民族地區音樂教育則是一種資源、一種延續,這種延續不是簡單“保留”、“維持”,而是一種不斷賦予民族音樂文化新的內涵和時代精神的過程,也是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不斷改造更新的過程??傊?唯有利用民族音樂教育推動族音樂文化的創新,才能使之藝術長河生生不息,永遠流淌。
如上所述,文化的傳承主要依賴于學校教育,而少數民族地區學校音樂教育理應承擔起傳承地方音樂文化的重任,這既是它責無旁貸的義務和使命,也是它立足和發展的需要。正如著名的匈牙利音樂家柯達伊所說:“通過生活本身,傳統將緩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從人民生活中被抹去,企圖阻止這一點,就等于阻攔歷史發展的自然進程,是徒勞無功的。現在,接受傳統、保持傳統并使之成為他們生活中一個積極的部分,這是受過教育階層的任務。”
參考文獻:
[1]馮增俊.教育人類學.江蘇: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
[2]王軍.文化傳承與教育選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1-129-01
總書記在黨的十報告中指出,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人文關懷和心理疏導的提出,進一步豐富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拓寬了視野和思路,為做好新形勢下的大學生思想政治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
一、心理疏導與人文關懷的科學內涵
(一)人文關懷的科學內涵
人文關懷在我國有著深厚的歷史和文化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主體是“儒教文明”,孔子的“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的“盡心、知性、知天”,均體現出一種發展個體人格、宏揚主體精神、實現自我價值的人本主義精神特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文關懷,就是在工作中以大學生發展為本,把大學生看作是具有獨立個性和特定觀念的教育主體,尊重大學生的主體地位和個性需求,調動并激發大學生的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促進大學生的健康成長和全面發展。
(二)心理疏導的科學內涵
所謂“疏導”,顧名思義就是“疏通、引導”?!靶睦硎鑼?,主要是指思想工作者通過解釋、說明、同情、支持和相互之間的理解,運用語言和非語言的溝通方式,來影響對方的心理狀態,改善或改變社會公眾的認知、信念、情感、態度和行為等,達到預警、降低、解除不良心理狀態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導就是將心理學和社會工作的心理疏導手段和技術與思想政治教育傳統疏導教育相結合,引導人疏泄不滿情緒,緩解心理壓力、恢復正常心理和健康身心狀態的一種思想工作方法。
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心理疏導的特點
(一)主動性
心理疏導的主動性,是指在具體的心理疏導過程中,心理疏導主體能真誠關注心理疏導客體對象的心理與思想的變化,主動積極適時地進行心理疏導。同心理咨詢的做法不同,心理疏導要求教育者主體經常主動深入教育對象之中,及時發現不利于社會安定和諧、需要及時加以疏導的不良社會情緒,敏銳發現有生活困難和心理困境問題急需救助的群體和個人,并及時走近這些群體,積極開展心理疏導,講群體的不良情緒和個體心理危機控制在正常的范圍。
(二)共情性
心理疏導的共情性是指心理疏導主體從內心的參照體系出發,設身處地地體驗心理疏導客體的真實世界;運用相關方法和策略把自己對心理疏導客體內心體驗的理解準確地傳達給對方;引導心理疏導客體對其自身感受作進一步的思考。對心理疏導客體出現的思想問題不僅從理性思考進行分析,而且在情感上也能予以理解,以便創造一種和諧的心理疏導氛圍。準確的共情是心理疏導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它在心理疏導當中具有重要的意義。共情是建立良好心理疏導關系的前提之一,共情使心理疏導客體意識到自己被理解、被接納、從而感到滿足,產生遇到知己的溫暖感、親近感、信任感,因而有助于良好疏導關系的建立。
(三)雙向性
心理疏導是一個雙向的溝通交流過程。在心理疏導的過程中,并不是僅有心理疏導主體對心理疏導客體的傳達,在大部分時候,情況恰恰相反,是心理疏導主體在聽心理疏導客體說話與表達。在整個心理疏導過程中,心理疏導主體和客體雙方都可以有充分表達和發表自己看法的機會和時間,而且雙方之間的交流不僅是理性的信息交流,也是情感信息的交流。因而,雙方之間在這個過程中表現的是一種思想溝通、情感交流等方面的雙向互動的關系。
三、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關懷的取向
(一)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
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體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而教育者又主要是為受教育者服務的,所以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為本”歸根到底是“以學生為本”?!耙詫W生為本”,就是一切從大學生的實際出發,重視大學生的需要,尊重大學生的個體差異,激發大學生的主體性,實現對大學生的人文關懷。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文關懷,至關重要的是樹立人本意識,充分考慮個性,在工作中貫徹“以學生發展為本,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一切”的理念,不斷創新工作方法,積極營造以人為本、個性化的人文關懷氛圍。
(二)努力培育大學生和諧健康、積極向上的心理狀態
(一)國際背景:全球化下新區域主義的崛起與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主義(Regionalism)最早出現于20世紀30年代,一般是指地理上彼此相連的國家或地區之間,通過政府間的合作和組織機制,加強區域內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互動意識。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貿易競爭的加劇和生產組織結構的重組,區域主義和“新區域主義”(NewRegionalism)進一步崛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諾曼•D•帕爾瑪教授在論著《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新地區主義》中首次提出新區域主義概念,主張通過“多方面的”、“開放性”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的聯合,建立全面協調發展的國際新秩序。[1]新區域主義在西方國家產生了廣泛影響并形成了熱潮。在新區域主義的推動下,當今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以大都市區為重點,通過構建大都市區的各種制度、政策和管治機制,實現跨行政區管治的“大都市區域主義”和“大都市區域治理”改革正在進行。與此同時,“涉及不同層次政府和發展主體之間以及同級政府之間的權利互動關系”(Newman,2000),通過區域各種集團的對話、協調和合作,以達到最大程度地動員和利用區域資源的“區域治理”理念和區域合作實踐蓬勃發展。放眼世界,遍布全球五大洲的區域合作和“區域一體化協議”正在盛行,由27個歐洲國家組成的超國家聯合體“歐盟”已成為當今世界區域一體化的典范;美、加、墨三國締結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及由此形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成為了與歐盟遙相呼應的宏觀區域聯合體;東盟“10+1”的區域合作也正在積極推進;[2]跨國界或跨境的多邊經濟合作組織如“中華經濟區”、“新—柔—廖成長三角”、“瀾滄江—大湄公河地區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等方興未艾。顯然,當今世界是一個全球化和區域化并行發展、全球主義和新區域主義共同崛起的時代。為了迎接和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機會與挑戰,當今世界的新區域主義方興未艾,區域合作與區域一體化正在蓬勃發展,這給我國政府和學界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如何應對全球化和區域化帶來的新挑戰和新問題,打造區域間合作的平臺,以提升區域競爭力,推動我國的區域協調發展和區域一體化進程?這是需要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予以專門探討和回答的問題。
(二)國內背景:市場化下區域公共問題的凸顯與區域合作的推進古典經濟學的經典代表A•斯密認為,當自由市場經濟發軔之際,政區間的競爭就不可避免。在他看來,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提供對產權的有效保護,那么,資本所有者就會遷往其他國家,從而促進國家間政區競爭機制的形成。因為“土地是不能移動的,而資本則容易移動。土地所有者,必然是其地產所在國的一個公民。資本所有者則不然,他很可能是一個世界公民,他不一定要附著于哪一個特定國家”。[3](P408)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市場化和社會開放化的背景下,區域間競爭已經出現并有愈演愈烈之勢。一方面,經濟發展中形形的地方主義、山頭主義等惡性競爭屢禁不止;另一方面,先發地區之間追趕式的激烈競爭此起彼伏。這表明,如何趨利避害,規范區域間的競爭行為,促進區域間的良性合作,是區域公共管理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同時,如何應對經濟市場化下大量區域公共問題的凸顯,也是區域公共管理亟待研究解決的問題。在傳統的農業社會甚至工業社會條件下,社會的公共問題相對單一,公共事務比較簡單,加之社會處于一個封閉發展的時期,因而國內某個行政區域內的政府能夠在自己的管轄權內較為得心應手地去解決和處理其內部公共行政問題,生產和供給相應的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而無須尋求外部支援和相互合作。但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化的推進,許多地區的“內部”社會公共問題與公共事務已變得越來越“外部化”和無界化,跨行政區劃的“區域公共問題”逐漸凸顯,并有復雜化、多元化和規?;畱B勢。[4]如跨國或跨行政區劃的環保問題、食品藥品安全問題、人口與資源問題、流域治理問題、基礎設施建設問題、區際法律沖突問題、地區穩定問題、流行病的防治問題以及區域發展的協調互動等等,已經遠遠超出單邊行政的能力域限,以往某個地方政府進行的單邊公共行政已無法應對大量的“區域公共問題”,而相關區域內由雙邊或多邊的地方合作或聯合治理便提上議事日程。在上述背景下,我國省際間、地區間的合作,如“長三角區域合作”、“環渤海區域合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粵港澳大珠三角區域合作”、“珠三角經濟一體化”等正在蓬勃發展。[5](P10-11)這需要從區域公共管理的層面,研究探索如何建立健全系列的區域合作機制、聯動機制等,以共同應對解決大量的區域公共問題。
二、中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發展
中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發展大致分為兩個階段。
(一)區域行政研究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
該階段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對改革開放先行點和發達區域的實證研究。如中山大學在國內最早開設行政管理碩士點“區域行政”研究方向,并率先對廣東、香港、新加坡的行政管理模式進行研究,先后出版了《廣東行政改革研究》、《香港行政管理》和《新加坡行(市)政管理》等著作和發表系列論文。二是政府間關系研究。這些研究主要關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地方政府間關系以及在轉型過程中政府間關系的演變,如林尚立的《國內政府間關系》、謝慶奎的《中國政府的府際關系研究》、薄貴利的《集權分權與國家興衰》和辛向陽、董輔乃等學者的研究。三是行政區劃研究。區域行政與行政區劃密切關聯,甚至許多區域行政問題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行政區劃的約束。劉君德等在《中國行政區劃的理論與實踐》、《中外行政區劃比較研究》、《從封閉走向開放———中國行政區經濟透視》、《中國省區經濟研究》等系列論著中,明確提出“行政區經濟”概念,用以分析我國現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畫地為牢”、“各自為政”、“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等形形的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并研究了中國行政區劃的歷史淵源、現實利弊以及調整改革問題。同時,還有一些學者關注省管縣體制、市管縣體制等。[6]此外,區域經濟學有大量的對區域公共問題的研究,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區域經濟發展與區域關系的協調,這類研究多側重從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來分析具體區域的整合與發展,或從某一區域的角度來分析其戰略定位,以促進該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二)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階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
從1998年開始,為了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和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需要,中山大學相繼在行政管理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以及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行政管理重點學科設置了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方向,至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先后出版了如《珠江三角洲公共管理模式研究》、《區域公共管理導論》、《區域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協調研究》、《當代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等10多部論著,并在《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中山大學學報》、《學術研究》發表了系列較有影響力的學術論文,有關論文觀點已被全國不少重要刊物引用。這些論著的出版和論文的發表,明晰了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路向,構建了國內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國內其他學者也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區域公共管理的相關問題。據粗略統計,目前開展這方面研究的主要大學有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蘇州大學、湖南大學、福建師范大學、湖北大學、鄭州大學等高校及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等學會和研究機構,發表了1000多篇相關的論文和出版了一批著作。同時,國家社科基金研究項目、教育部社科研究項目及許多省市高校項目指南都設立了“區域公共管理研究”選題,僅以2008年國家社科基金立項項目統計,就有15項相關項目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具體來看,目前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區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論的研究。隨著區域公共管理研究的興起,對區域公共管理基本理論的探討吸引了不少專家學者的興趣。如區域公共物品治理、區域公共管理制度創新、區域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變革、區域公共管理視野下的行政區劃問題、區域公共管理系統分析、區域公共管理的多元主體協調等方面的研究。二是政府間競合關系研究。隨著近些年來地方政府間橫向關系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進行了地方政府間關系協調、地方政府間合作、地方政府間競爭以及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區域合作等問題研究。如“當代中國政府間橫向關系協調研究”、“當代中國政府間競爭關系研究”、“政府間競合關系研究”、“珠三角公共管理模式研究”、“長三角區域合作研究”等論著的出版和論文的發表。三是流域治理的研究。流域治理是典型的區域公共管理問題。近年來,已有若干篇博士論文圍繞“流域水污染網絡治理機制”、“珠江流域公共治理中的政府間關系協調”和“政府主導下的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等問題進行研究。還有不少學者就“流域污染治理機制”、“流域治理制度框架”、“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間環境協作機制”、“流域治理模式”等方面問題進行研究。總體上看,國內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正在發展,其學者社群也正在形成和發展。但國內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區域公共管理理論體系有待完善。尤其是區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論、區域政策工具研究目前還幾乎是空白。二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及現代化發展中出現的大量區域公共問題,如大都市區治理、不同功能區域的管理、流域治理、跨界跨行業協調聯動機制的建設以及區域治理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設等,目前還缺乏具體、深入的研究探討。三是國內以往的相關研究主要是關注中國,采用的是中國問題研究法(sinologicalapproach),而對國外區域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的借鑒尚關注不夠,尤其缺乏系統、深入地比較研究。
三、中國區域公共管理研究前瞻
(一)區域公共管理方法論研究
研究方法對一門學科的發展非常重要。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本質上是問題導向的,其發展雖然需要通過理論到理論的思辨與演繹以使新的理論更深刻、更精細,但更需要從現實的問題出發,樹立研究的問題意識,通過理論與實踐的高度互動,以檢驗理論的合理性與有效性,并進一步推動理論的發展。因此,對區域公共管理的方法論進行深入地研討,運用科學規范的研究方法,是促進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深入發展的重要前提。國外在此方面的研究已經具有比較完善的方法論,如運用博弈理論分析區域間的競爭與合作,運用制度分析方法分析都市圈的區域公共問題治理,運用交易成本政治學分析大都市區治理模式,運用政策分析方法研究區域發展,運用政治經濟學方法分析區域經濟一體化問題等。從我國區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現狀看,目前對此方面的研究尚較為薄弱。
(二)大都市區和城市群的治理研究
一是大都市區治理研究。相關研究表明,隨著經濟市場化和城市區域化的發展,目前我國正在逐步發育形成的有都市區。[7]都市區的出現,使我國城市政府管理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如何從區域公共管理的視角,研究并借鑒國外大都市區治理的經驗,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大都市區治理路徑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城市群的治理研究。與歐美早發內生型現代化國家的城市化道路不同,后發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道路主要是大城市群。在大城市群中,城市之間相互的交流和交易的活性化是大城市群的活力所在。如何有效地防止和治理大城市病,是區域公共管理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今后20-30年,中國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區將會出現幾億人口規模的大城市群,這意味著中國將面臨建設人類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規模、高密度的城市社會的挑戰。
(三)區域政策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政策經歷了以經濟特區為重心的沿海地區優先發展階段、以浦東開發為龍頭的沿江沿邊地區重點發展階段、以縮小區域差距為導向的西部大開發階段和以區域協調發展為導向的共同發展階段。從政策效應看,它培育了經濟發展的重點區域,促進了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增強了區域發展的協調性,拓展了區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豐富了區域發展的內涵。但目前,區域政策尚難以有效解決區域差距過大的問題,現代區域政策框架仍在探索階段,實施過程中的協調機制不完善以及政策工具過于“簡單化”。[8]在區域政策目標、政策框架、政策機制、政策實施工具和政策績效評價等方面仍需深入研究。
(四)流域治理問題研究
我國已進入了環境壓力劇增、污染危害高發的階段。而在這其中,與水有關的問題相當突出,尤其以跨界水污染最為典型。如近年來的松花江水污染問題、清水江水污染問題、太湖藍藻問題以及新安江、東江流域生態補償問題等。流域治理涉及流域管理與區域管理關系,生態補償問題,上、中、下游地方政府關系以及地方政府間關系諸多復雜問題及其合作、協調關系。
(五)跨區域、跨行業協調聯動機制問題研究
如前所述,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區域經濟的發展,跨區域、跨行業的區域公共問題日益凸顯,如醫藥食品安全監管、跨境警務合作等。以食品安全監管為例,從2004年開始,食品安全由地方政府負責的基調就已經定下來?!秶鴦赵宏P于進一步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決定》提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當地食品安全負總責,統一領導、協調本地區的食品安全監管和整治工作。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也明確地方政府對本行政區域的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負總責。但是,許多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并沒有對食品安全問題進行強有力的監管,如三鹿問題奶制品事件。[9]另一方面,一旦出現問題,也缺乏區域間的及時通報及聯動機制,而往往以簡單化的“區域封殺令”為首選。如2005年北京市食品安全辦公室宣布全面封殺廣東潮安涼果事件。[10]可見,跨區域、跨行業區域公共問題的協調聯動機制研究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中十分值得拓展和深入研究的內容。
(六)不同功能區的區域協調發展問題研究
“十一五”規劃提出我國區域將劃分為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并將實施不同的區域政策,預示著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向更加明確,在生態保護上更有約束力,在政績考評上更有針對性。顯然,如何實現這些區域間的協調發展以及每類主體功能區內部的協調發展問題,對優化開發、重點開發、限制開發和禁止開發四類主體功能區實施分類管理的區域政策及科學的績效評估是區域公共管理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如財政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土地政策和人口管理政策等。[11]此外,還要特別關注老少邊窮等落后地區發展的問題。老少邊窮地區由于地理位置相對偏遠,經濟基礎相對薄弱,基礎設施相對落后,社會發展相對較慢,形成了區域發展中的落后地區。如何完善對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科技、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方面的扶持機制,促進這些地區的發展,是區域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忽視的問題。
(七)區域一體化與區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研究
由于每屆會議的時間、地點、背景、主題、舉辦方等各不相同,因此,每屆會議都各有特色。本次會議共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亞洲學者與官員參與程度高
亞洲參會代表占代表總量的近三分之一,其中我國參與代表也明顯多于往年;有超過一半的發言代表來自亞洲。與此同時,亞洲代表也比以前更為活躍地參與研討,其他各洲代表對亞洲行政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也更為關注。亞洲代表之所以有比較高的熱情參與本次會議,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亞洲各國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實踐經驗與比較深入的改革反思;二是本次會議在印尼召開,亞洲代表的參會成本相對較低。
(二)政府職責、能力與治理模式是研討重點
新公共管理運動初期,公共行政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以政府職能與角色定位、治理模式構建為重點。此后,管理與服務技術、工具的科學化成為研究與探討的熱點。近年來,人們對新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反思不斷深化,而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又使這種反思全面升溫。在公共行政實踐領域,以追求公共價值為主要目標的協同行政與公平行政逐漸受到重視,逆市場化、民營化和分權化以及源于此的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能力建設成為一種新潮流,而在國際行政科學研究領域,對政府職責、能力與治理模式重構的探討再次成為熱點,且超越“政府規模”視角、“能力適度”成為研究重點。在三個分議題中,第一個分議題,即以重理政府責任與角色為核心的公共行為再審視成為提交論文最多的議題,共收到論文49篇,占論文總量的45%,而第二、第三議題中的相當一部分論文,也從政府如何履行職責、更好履行職責的角度闡述了政府在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應具備的能力。
(三)實證研究成果是主體
關注實踐發展,提升實踐經驗,推動公共行政理論發展,是國際行政科學學會的使命。近年來,參會論文對公共行政改革實踐的關注程度不斷提高,本次會議依然如此,其突出表現就是絕大多數發言論文以案例分析、改革經驗總結為主要內容??v觀發言論文以及大會交流研討的總體情況,實證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新公共管理改革實踐的反思與審視;二是對協同行政與公平行政改革實踐的經驗總結。這兩個關注點的形成清楚地表明,各國的公共行政改革實踐仍處于相對活躍的發展時期,公共行政理論也處于否定之否定的持續演進時期。
(四)更為關注國際比較
目前,全球化(區域化)與民族化是公共行政發展的兩個重要維度,全球化(區域化)使公共行政的國際協同、合作與借鑒更為必要與急迫,民族化則使公共行政的個性需求與比較優勢更為凸顯。正因如此,國際比較逐步成為國際行政科學領域一種重要的研究方法,相關成果不僅成為探索國際行政科學發展規律的有效基礎,也成為各國公共行政實踐領域開展國際合作與提升國家競爭力的可靠依據。本次會議比較研究持續升溫:一是使用比較方法進行分析的論文比重明顯大于往屆;二是比較的對象主體更為多元,不僅有傳統的雙邊比較,更有廣泛的多邊比較;三是比較的內容更為廣泛,不僅有管理方法即工具層面的比較,還有治理結構即管理體制、歷史文化傳統與民族偏好層面的比較;四是比較的交流更為深入,不僅有彼此實踐與學術成果的相互展示,更有基于共同關注問題的觀點交流與碰撞。
(五)公共行政實踐領域與理論研究領域的互動明顯
公共行政理論指導并引領公共行政實踐發展是國際行政科學學會的一貫追求。公共行政實踐與理論的良性互動在公共行政改革時期表現尤為明顯,新公共管理運動時期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時期同樣如此。后新公共管理時代的公共行政實踐需要有別于新公共管理思潮的行政改革理論浮出水面。以此為背景,近年來,國際行政科學學會的會議呈現出學者與官員共同關注、學實互動日益深入、官員更為急迫地探求實踐指導的態勢。本屆會議,這種態勢更為突出,政府官員的參與程度明顯提高;學者更為關注改革經驗總結。
二、會議主要觀點
全球金融危機使公共行政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在此背景下,與會代表圍繞會議主題與分議題,對新公共管理的反思以及基于此的對政府角色、公共治理、行政文化和政府能力建設等問題的探討都更為系統深入,其核心思想就是應強化政府作用,重視文化公共行政的影響,加強政府能力建設和公共治理結構優化。
(一)政府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新公共管理理論認為,政府責任有限,其職能是“掌舵”而不是“劃槳”,其活動內容是提供市場做不了也做不好的服務,即提供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在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推動下,很多國家認為“小政府”是一種理想模式,相信小政府和基于市場的改革會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因此,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很多國家開展了以市場為導向、縮小政府規模的行政改革。但對市場過度依賴,對社會公平一定程度的忽視,已經蘊涵著政府治理能力的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使“市場導向型政府”飽受質疑,政府職責和角色再次被重新界定。與會代表認為,新公共管理改革所倡導的“小政府”,不是適合于所有國家的萬能鑰匙,也不是國家能力和穩定的保證;政府的職能范圍、規模和結構,取決于國家的歷史背景和制度能力,每個國家都應該找到適合自己的改革路徑。
(二)民營化需要重新評估
在新公共管理時期,民營化是政府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尤其是過去的十年,新公共管理利用市場化的管理技術提高效率,市場在政府公共服務提供中的作用逐漸上升。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自由主義政策會提高政策實施效率;通過民營化,私人企業參與公共服務提供,私有化通過減少政府作用提高效益;即使在市場失靈、政府干預合法化的情況下,私有化也能帶來經濟效益。因此,民營化的發展和不斷增加的公共服務合同外包使政府在公共服務提供中的角色發生了極大變化。但目前,民營化已經受到廣泛質疑,逆民營化正在進行之中。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等許多國家已經開始將公共服務外包逐漸收回,美國“9·11”事件之后,民營的機場安檢已經收歸政府交通安全管理部門。因此,在未來的公共行政改革制度設計中,要充分考慮民營化的負面影響,探索新的替代政策。
(三)公眾回應性需要進一步強化
在新公共管理運動中,多元治理、良政成為公共行政的新理念,政府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務的唯一主體,包括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在內的多元主體參與到政府管理中來。許多人相信,這種多元主體治理在促進區域發展方面是一種強有力的戰略模式。實際上,為實現區域發展目標尤其是社會福利,每個主體,包括政府、私營部門和社團,都有其可以分享和合作的優勢。然而,一些主體可能存在個體或集團利益,其腐敗或者尋租行為會削弱區域發展。為解決這個問題,與會代表認為,在后新公共管理時期,應建設良好的公共政府和合作政府;回應性治理應成為這一時期的新概念;政府管理應更加多元,人民應被授予更多權利;應以更強調責任、協作、參與為前提,重構公共行政中的多方合作關系。
(四)政府職能與能力需要重構
基于對新公共管理思想與實踐的反思,面對新的公共行政環境,與會代表普遍認同政府職能與能力必須重構的觀點。具體而言,很多與會代表認為,進入后新公共管理時代,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雙重壓力下,各國政府的能力重構應重點考慮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強化政府公共性。面對新的變革,政府要強化代表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務、保證社會公平、維護發展環境等方面的職責,要成為促進社會融合和促使各類主體達成共同使命的領導者、參與公共管理與服務的各類主體的合作伙伴和支持者、合作與協作集體中的行為激勵者與約束者。
2.加強政府對社會和公民的保護。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制度體系和經濟社會條件,但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政府都必須承擔如下職責,即加強對公民和社會的保護,加強教育、培訓、社會保障,消除性別歧視,保護弱勢群體,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愿望。
3.政府要著力維護社會公正和秩序。政府要在公共服務的供給上避免過度追求效率,以社會公正、公共利益、社會責任等作為價值標準評估公共服務,保證公共服務受益者的公共服務可獲得性,為弱勢群體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農業經濟是縣域經濟的根,農業項目是縣域經濟的點。為了促進區域農業經濟的發展,國家已經持續推行農業綜合開發22年。土地治理項目是農業綜合開發中綜合性最強,覆蓋面最廣,對農業經濟發展影響最直接的項目。周至縣是陜西省西安市八個農業綜合開發重點縣之一,1996年成立了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在連續15年國家土地綜合治理項目的支持下,基本完成了全縣的中低產田改造任務?,F有文獻多是從微觀角度評估土地治理項目的影響,評估的摘要方面評估土地治理項目的宏觀影響,并探索其對縣域農業經濟的影響機理,以彌補當前土地治理項目的區域經濟層次評估[9]理論的缺失。
1. 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建設現狀分析
從1996年開始,周至縣被納入陜西省農業綜合開發重點縣,并成立了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土地治理項目是周至縣農業綜合開發的經常性項目,從1996開始的15年里從未間斷,項目投入逐年增長影響因素,從1996年的296.7萬元提高到2010年的1041萬元,累計投入資金9115.854萬元,其中水利措施資金6214.11萬元,農業措施資金1548.884萬元,林業措施資金670.38萬元,科技推廣措施資金412.48萬元,其他措施78萬元。土地治理項目是改善周至縣農業生產條件的最主要資金來源,每年支持周至縣實現土地綜合治理800-1000公頃,到2010年基本完成了全縣15600公頃的中低產田改造,完善了全縣的農業基礎設施。2010-2011年的冬春連旱中,周至縣受旱面積達8000公頃,全縣利用430眼機井和配套水利工程設施,灌溉作物6640公頃,為糧食穩產增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周至縣有無項目對比分析
土地綜合治理項目對周至縣糧食生產有直接影響,目前周至縣參與土地治理項目的鄉鎮主要有12個,去除2010年剛加入的尚村鎮,這里選取11個實施過土地綜合治理的鄉鎮進行研究。有無項目對比分析是項目評價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對項目實施前后進行對比分析,也可以對項目區與非項目區進行對比分析。
2.1 項目實施前后對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