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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批關于山西呂梁興縣典型村的調查材料。調查時間為1942年到1947年，檔案案卷號是以連續編號排列，呈現出各卷緊密聯系、方便查找的特點，調查領域涉及較為突出的幾個村莊，每村之間的調查內容較為相近、詳盡，并加入大量統計表格，讓人一目了然，另外配有結論，使得整個檔案調查有理有據，凸顯真實，而且檔案之間便于各個村落相互聯系，加以對比考查異同，得出較為確切的結論。1942年關于晉西北興縣二區十四個村的土地問題研究一共涉及幾個方面，“這次調查的重點仍然是農村社會經濟基礎的情況，但更側重于土地的占有狀況與租佃關系問題?！盵1]（65）本文便以黑峪口行政村、趙家川口村、西坪村為代表加以開展討論、解讀這批檔案材料。
一、各階級土地占有的變化
在戰前，黑峪口土地的分配是相當集中的。戰后土地集中程度大大被削弱，一方面表現在荒、平、水地大大減少，另一方面，地主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或階層的土地都絕對或相對的增加了。土地增加最多的是中農，山地增加，平地和水地卻減少了，這并非是地權轉移而是被黃河推掉了。貧農的土地也增加了不少。富農土地總數和占有百分比除水地外都增加了，但由于戶口的增多，其每戶平均數都減少了；小商人的土地在總的絕對量上是減少了，但在山地和水地其相對數量卻增加了；貧農的土地無論山、平、水地都在增加了，不過為數不大。農民階級土地的增加，不僅表現在黑峪口，也表現在買入黑峪口土地的外村，因為黑峪口的地主出賣土地，大都是位置于外村。這一切都說明“土地占有已經發生變化，土地的分配開始由集中趨向分散，這種趨勢將隨著根據地政治經濟的新民主主義化而更加發展。”[2]
二、租佃關系的變化
西坪村土地租佃形式如下：山地租子形式，原定戰前全為死租，1939年起，活租出現；死租則相反的自一九四零年起減少。平地租子形式，戰前即有“死租”“未講定”等形式，但無活租，錢糧租的均有；1939年起現交租出現。“西坪伙種地①，有五種分法，其中常見有四六分和對半分，四六分的是比較好些的平地；而平地幾乎全是對半分，倒四六分的是比較差的平地，自1940年起才增加了倒四六分法。以百分比看，對半分占平地伙種分法79%，倒四六占17%；倒四六分占山地伙種分法88%，對半分占12%。山地租種，歷年減少。山地伙出歷年增加，租種戶也比戰前增多。山地租種是愈加分散，伙種是比較集中。平地租種歷年增加；平地伙種增減不定，曾數度增加，現又減少?！盵3]
這里說明一下抗戰以后趙家川口村各種租佃形式的變化。錢租與物租的轉換。“水地、平地吃錢租，果地吃租子（糧租）”，這是戰前的規律。趙家川口村的情形證明：戰前凡租水、平地者，都是錢租，只個別有繳棉花實物的，沒有糧租。凡租果地盡是糧租，沒有錢租。地質與作物之不同，決定著錢租與物租的形式。但是幣制的變動又影響了這兩種形式的轉換。戰前錢租較占優勢地位，當時的錢是指白洋，白洋、法幣還等價。戰后情形不同了，白洋流動的少，而法幣價格逐漸下降，其他如晉鈔大花臉等與白洋相差更遠。但一到39年旱荒和40年的混亂年頭，佃戶們無力再用白洋繳租；而有了借口改用法幣或其他流行貨幣來繳租了。這樣實繳租與原租額就差的很大，地主的剝削利益頗受損失。據趙家川口材料：“1938年就已有改錢租為物租的情形，39/40年因租佃關系紊亂未變動，到41年除個別現租的關系仍繳錢租外，其余都改成物租或伙種了?！盵4]
三、土地使用的變化
在戰前，黑峪口的中農和貧農是土地使用的主力軍，中農使用土地最大，其次是貧農，小商人使用土地也不少，這里充分顯示了黑峪口商人的農民性。地主使用了比富農更多的土地，只是因為，黑峪口富農經濟不發展，富農還帶有濃厚的封建性，而地主則有些經營不少土地，在這樣的市鎮中，經營地主比富農的出現似乎更為容易些。至于商人、貧民及“其他”都是稍種些地，所謂“山蔓蔓”（馬鈴薯）、瓜豆之類，主要為吃菜，免得受農民的“制”，在農業生產上的意義是不大的，特別是貧民及“其他”每戶平均僅坰把而已。市鎮的特點在土地問題上充分暴露著土地使用的嚴重分散狀態，甚至連富農也不能免掉。
就全黑峪口看，土地使用減少百分之三多，這里的水地減少與被黃河推掉有很大關系。實際上，由于商人和貧民更多地稍種土地，甚至一部分轉為農民，在黑峪口，戰后土地的使用總的看是上升的，這表現在新開荒地的增加。土地使用的分散狀態，從使用土地主力軍的中農來說，土地使用更加分散了。[5]黑峪口使用土地總量略減少了，而勞動力的使用總量卻略有增加，但中農在勞力數量不變的情況下，其使用土地卻減少八分之一，這使得其土地使用更加分散，與新中農之占據很大比例是有關系的，當然戰爭更是重要原因。每戶平均使用勞動力的增減直接造成各階級每戶平均使用土地數量的增減，則增減比難免略有出入，但大體是一致的。這里使我們對于各階級生產的擴大或縮小找出了較好的根源。無論戰前或戰后，富農都是使用了自己最好的勞動力在土地上的一個階級，他們每個勞動力平均使用的土地，遠遠超過任何其他階級，這和富農常常雇用些短工固然有些影響，但富農生產能夠更好地發揮勞動力的功能，是毋庸置疑的。作為使用土地主力軍之一的中農，其生產卻縮小了，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新中農的影響，有一部分是從商人轉化而來，他們對于商業的興趣比中農總要強烈一些；還有貧農和富農、貧民都趕不上中農的水平。中農無論戰前或戰后，每個勞動力平均使用土地均不足25坰，這和市鎮中農的商人性有很重要的關系。作為使用土地主力軍之一的貧農，無論戰前或戰后，每個勞動力平均使用土地均未超過十二坰，貧農剩余了大量的勞動力，這些勞動力沒有用來更多的租種土地，像前面提到的市鎮中的貧農，寧愿少租些地，將剩余勞動力“待機”做較有力地出賣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因為作為市鎮的黑峪口其本村范圍內是表現著地少人多的特點。
山西省檔案館館藏的這批檔案成為晉陜調查團調查的重要一部分，在這部分的調查材料中，筆者較為深刻的體會到當時興縣戰前戰后不同階級土地占有的變化、租佃關系形式和內容的變化、土地使用變化等等，對當時戰前戰后農村社會變化有了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從而得出只有經過調查才有發言權，密切聯系群眾，走群眾路線，這樣的調查才會更有意義和價值。這份社會調查作為一筆珍貴的遺產，對后人了解當時的土地問題提供了好的借鑒。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
注解：
① 伙種是鞏固地主租佃剝削時不受貨幣變動等影響的較方便的形式。
參考文獻：
[1] 張兆憲.一份社會調查的珍貴遺產――《晉陜調查文集》[J].黨的文獻，1994（4）.
[2] 山西省檔案館.興縣黑峪口村：土地占有問題的調查[Z].興縣檔案141-1-99-1。
[中圖分類號]G61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009-2234(2012)01-0158-02
十九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著名代表歐文提出人的性格形成學說劃分了人從嬰幼兒到成人的教育體系，其中1-5歲：幼兒學校；6-10歲：小學；10-13歲：少年夜校；以及成人教育機構。
一般地，我們把人的一生分為以下階段，嬰兒期：0-3歲；幼兒期：3-6歲；兒童期：6-12歲；少年期：12-15歲；青年期：成年期和老年期。0-6歲的嬰幼兒教育稱為學前教育。而幼兒教育是針對3-6歲這個年齡段的特征和需要所實施的教育。其介于0-3歲的嬰兒教育和小學教育之間，是學前教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廣義上講，凡是能夠影響幼兒身體成長和認知、情感、性格等方面發展的有目的的活動。如幼兒在成人的指導下看電視、做家務、參加社會活動等，都可說是幼兒教育。從狹義上講，幼兒教育特指幼兒園和其他專門的幼兒教育機構針對幼兒期的教育。我們通常所說的幼兒教育屬于狹義范圍。幼兒期是人的全面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階段。是人一生中發展最快、可塑性最強的時期，是人的身心各方面素質發展的奠基階段。實行幼兒教育對人的健康發展、智力開發、素質和能力培養、人格與行為習慣的形成至關重要。
一、我國幼兒教育發展歷史及問題
1993《教育法》強調“國家實行學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學校教育制度”。1996年的《幼兒園工作規程》也明確指出：“幼兒園是對3周歲以上學齡前幼兒實施保育和教育的機構，是基礎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是學校教育制度的基礎階段?！?003年《關于幼兒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指導意見》說“幼兒教育是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幼兒教育對于促進兒童身心全面健康發展，普及義務教育，提高國民整體素質，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具有重要意義?！鄙鲜霰砻鳎變航逃幕A性地位不容置疑。是有法律法規依據的，幼兒教育的發展理應受到各方的普遍關注和支持。然而。我國幼兒教育的發展卻相對滯后，由此引起了諸多社會問題。截至2008年，我國民辦幼兒園高達83119所，占全國幼兒園數的62.2％。然而，民辦園數目眾多，但它在辦園規模、辦園質量、收費和服務等方面參差不齊，許多家長都偏向于把孩子送向公辦園，受數量等因素的影響，進入公辦園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導致社會哀聲不斷：“上幼兒園比上大學還要貴”、“入園難”、“入托難”，送孩子上幼兒園人園還要排隊。甚至動用社會關系走后門、批條子，這就把許多貧困家庭的孩子排除在外。我國幼兒教育發展落后、問題重重的原因是復雜多樣，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未能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階段，缺乏相應的法律制度保障和財政投入的支持，在利益的驅使下，幼兒教育畸形發展。
二、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的依據
(一)教育均衡發展理論
中國教育學會會長顧明遠曾說教育均衡發展是教育平等的問題?，F在世界各國都在強調這個問題。教育均衡實質上是指在教育公平思想和教育平等原則的支配下，教育機構、受教育者在教育活動中享受平等待遇和確保其實際操作的教育政策和法律制度。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機構和受教育群體之間平等地分配教育資源和份額，達到教育供給與教育需求的相對均衡，并最終落實在人們對教育資源的分配和使用上。由此可見。對個體而言。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均等才能體現教育均衡；對學校而言，校際之間以及備類教育之間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才是教育均衡；對社會來說，教育所培養出的勞動力供給總量與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相對平衡才稱為教育均衡。所以只有學校教育經費投入、設備設施、師資配備和生均教育資源等在區域之間、學校之間、群體之間的均衡配置。才能使各類人群都能夠享受到最基本的教育資源。作為我國基礎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幼兒教育，應當和小學、初中教育一樣，受到平等的對待，共同納入義務教育體系。
(二)我國幼兒教育的地位和性質
幼兒教育是我國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學制的基礎階段，更是終身教育的奠基階段。世界各國的研究表明，幼兒教育是以公益性為根本屬性的準公共產品，同時具有教育性、補償性和福利性的國民素質教育屬性?！肮嫘允乾F代教育的一個基本特征。教育的公益性決定了它不可能像商品一樣完全通過市場來提供，而必須通過市場以外的資源配置機制來提供，這就導致在現代國家中政府所提供的教育越來越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幼兒教育應是政府予以保證的教育，而且應是免費和強迫的教育。1952年《幼兒園暫行規程(草案)》規定：“幼兒園的任務是：根據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教育幼兒，使他們的身心在入小學前獲得健全的發育：同時減輕母親對幼兒的負擔。以便母親有時間參加政治生活、生產勞動、文化教育活動等”，讓幼兒教育在進行教育的同時還提供了福利。補償了家庭和個人的損失。美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幼兒教育中的社會收益是70％，個人收益是30％。幼兒教育的作用是其他各類教育階段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逐漸成為世界各國搶占人才培養制高點的又一選擇。這就決定且要求政府在幼兒教育中承擔盡可能大的責任，將幼兒教育作為一項社會公共事業，實施免費義務教育。
(三)我國的現實要求
近年來，我國幼兒教育雖然有所發展，但仍是教育體系結構中相對薄弱和滯后的環節，使其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幼兒教育需求不相適應，集中體表現一下幾個方面：首先，我國幼兒教育的毛入學率較為低下。截至2008年，除了北京、上海、浙江和江蘇等東部沿海地區，我國大多數省份3-6歲幼兒教育毛入園率大都低于50％，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和轉型國家的73％。其次，幼兒教育財政投入不足。多年來，我國幼兒教育的財政性經費占幼兒教育總經費的63％左右，占財政性教育經費總額的1.3％，而世界平均水平為3.8％，歐洲有多達14國均超過10％，我國公共財政支持力度相對偏低，削弱了教育的公益性。再次，幼兒教育質量亟待提高。單從師生比看在，西部省份地區大約為39：1，農村約為55：1。大大超過了國家規定的幼兒園師生比標準。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加強政府在義務教育中的責任，把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范疇。通過立法加以規范，特別是加大國家財政的投入，政府重視學前教育，幼兒教育才能良性運行，幼兒園教師才能享有和中小學教師一樣的待遇，同時。幼兒園的收費才會降低，老百姓的孩子才能讀上幼兒園。
三、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的可行性分析
首先，是我國已具備將義務教育延長到幼兒階段的經
濟實力。早在2005年，國家統計局高級統計師謝鴻光說：目前我國教育投入約占GDP的3％多一點。明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如果我國延長義務教育至12年，所需增加的教育經費投入還不及當年財政收入的增量。2007年GDP總值為246619億元，比上年增長11.4％。經濟總量排名全球第四，我國已經有足夠的財力來推行12年義務教育。雖然他-談的是普及高中義務教育，但幼兒教育費用要遠遠低于高中教育費用，再加上近幾年的經濟發展，普3年高中義務教育的費用尚且足夠，更不用說了普及幼兒義務教育。所以將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體系的時機已基本成熟。發展幼兒教育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關鍵要看政府的重視程度。
其次，是我國十二年制義務教育的試點為幼兒義務教育積累了許多有益的經驗。廣東深圳、珠海、四川成都、新疆喀什等地區進行了十二年免費義務教育改革試點。其中既有經濟發達地區，也有欠發達地區，甚至是邊遠的落后山區，得出的一致經驗是，把學齡前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范圍，從立法上加以規范與引導，給予足夠財政支持，給予強有力的監管，才能保證教育起點公平，才能減輕家庭的教育經濟負擔，才能保證學齡前兒童能夠接受到正規的教育，才能確保我國的人才源源不斷。
四、實施幼兒義務教育的對策
(一)完善教育立法。促進幼兒教育公平
幼兒教育法治化是現代幼兒教育的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幼兒教育發展的必要前提。要真正做到幼兒教育資源分配均等、入學機會均等，就必須依賴法律的有效保障。幼兒教育的社會福利性要求政府是它的主要負責人。政府必須認清自己在幼兒教育中的基本職責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同時通過法律法規來明確幼兒教育的地位和功能，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投入和管理監督責任，完善幼兒教育設施，建立幼兒教師培養、培訓和配備機制，切實保護教師的權益，規范辦園體制和管理體制，提高幼兒教育質量，促進我國幼兒教育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加大政府的財政投入，提供幼兒教育經費支持
教育經費是指中央和地方財政部門的財政預算中實際用于教育的費用，它為教育各項活動的展開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我國教育經費投入不足的事實存在已久，據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統計。發達國家政府教育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是5.5％，而發展中國家為4.7％，我國還沒達到4％，再加上我國各教育階段的不均衡發展，教育經費分配不合理，幼兒教育的投人就少之又少了。因此要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的投入，設立幼兒教育專項經費。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投資為輔，家庭共同負擔的長效投入機制，才能使幼兒教育得到長足發展。
(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提高教師待遇水平
教師是教學目標和教學計劃的直接實施者，要提高幼兒教育質量，良好的師資隊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須加強師資隊伍建設，針對每個老師的具體需求，舉辦形式多樣的培訓項目，提高教師的教育素養和教學技能，使其更能勝任改工作。同時也使教師的發展目標和幼兒教育目標不相沖突，便于留住人才和引進人才。我國幼兒園教師待遇普遍低下，由此影響到幼兒園教師的積極性，弱化了師資隊伍，也降低了幼兒教育的辦學質量。把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規范幼兒園教師工資標準，確保幼兒園教師和中小學教師一樣擁有不低于公務員的待遇水平，讓他們看到自己的價值所在，激發他們的教學熱情，才能改善我國幼兒教育的現狀。
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國家能否在國際上立足。社會能否包容發展，靠的都是人才，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越來越大，對人才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甚至有學者指出，發展21世紀教育的關鍵是高質量的幼兒教育。提供最優質的幼兒教育成為人們關注的新焦點，因此發達國家把幼兒教育列入義務教育范圍。從世界潮流來看，幼兒教育都應該受到足夠重視，從教育屬性、倫理道德和國內需要上講。更應該積極推進幼兒義務教育的發展，使幼兒教育的公益性、教育性和福利性得以彰顯，保障每一位兒童接受學齡前教育的權益。
[參考文獻]
[1]楊漢麟，外國教育史剛要[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
[2]陶西平，王佐書，中國民辦教育[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10
一
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
正如這本著作的書名所指出的，作者是就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一書，論證和分析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它們未來的變化。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系統地、科學地分析了人類社會早期階段的歷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解體的過程，分析了婚姻和家庭關系形式的演變，剖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產生的根源以及國家的性質，并且指出它們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的必然性。所有這些內容，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生產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不過，在有相當一部分的著作和文章中，甚至在一些辭典的辭條中，都籠統地根據恩格斯的這一段話，將關于社會生產的理論，概括為“兩種生產”的理論，嚴格地說來這是不夠確切的。實際上，從恩格斯的這段話的意思，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這里所說的兩種生產，是指“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其中既有生活資料的生產，也有人類自身的生產。物質生產是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和其他各種活動的物質基礎，它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生產力則是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種要素互相作用而構成的，即由主觀因素（人）和物的因素（生產資料）構成的體系。生產力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一般條件，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因此，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一方面要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不斷取得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同時，又要通過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實現延續和更替。應當說，這才是創始人談到“兩種生產”時的本意。
但是，從社會生產的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不僅存在著物質生產即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還有相對應的在此基礎上的精神生產，它們“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人與動物的區別時指出：
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顯然，馬克思在這里談到動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的本質區別時，并非限于以上所說的所謂“兩種生產”，而是包括精神生產在內的“三種生產”。就是在這份手稿中，他還非常具體地寫道：“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北M管青年馬克思在這部早期的著作中仍然深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仍然沿用了舊唯物主義的一些術語；但是，關于人類生產的總的概述，基本上還是正確的，是同他后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系統地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時，就更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精神生產”（或“精神的生產”、“關于意識的生產”）的概念，而且詳細地論證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系。他們寫道：“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的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這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這就是說，精神生產是由物質生產決定的。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生存。為此人們首先需要吃、穿、住和其它必需品，因此，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即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東西，便成為人類的第一歷史活動。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非常明確地寫道：“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的過程中，不斷地研究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系，并且將“三種生產”的觀點與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理論結合和統一起來。他認為，“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應當包括兩種“物質的生產”和“精神的生產”。這三種生產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例如，關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談到“生產生產著消費時”，指出“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便舉了藝術生產為例。他說：“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這就是說，就生產的主客體兩方面而言，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它們都是相互依存和轉化的，這是普遍的規律。但是，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究竟是不能等同的，作為“一種特殊方式”的生產，精神生產還具有上層建筑的特性。精神生產必須以物質生產為前提和基礎，并最終為后者所制約和決定；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對物質生產產生能動的反作用。精神生產的發展最終取決于物質生產的發展，可兩者之間又并不是始終保持著平衡發展的關系，兩種生產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關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專門研究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指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還說：“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么，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于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達。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边@就告訴我們，要理解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區別及各自的規律性，就必須首先了解它們的“特殊性”。
二
首先，精神生產的動因和目的是與物質生產不同的。人類進入到文明社會階段，便產生了兩種需要：一種是對衣、食、住、行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需要；另一種則是對智力、道德、審美等方面發展條件的需要。正是由于這一點，人類才由最初只是單純為了滿足生理需求而進行的物質生產勞動，逐漸轉換和發展到注重“滿足奢侈、裝飾、華麗、炫耀等等需要”，并且愈來愈強化和深化滿足這種精神需求的生產，最終使精神生產以專業化、職業化的形態獨立和分化出來。這種獨立和分化，一方面是為了更充分地滿足人的愈來愈強烈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兩種生產各自具有特殊性的要求。只是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兩種生產的“分離”和“獨立”超常地走向了“隔離”與“對立”。我們既要反對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人為地挖掘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顛倒它們的關系，分出什么高低；又不能混淆兩者的目的和性質，完全漠視和忽視各自的特殊規律性。
其次，正因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目的和性質不同，因而在生產過程中便具有顯著的相區別的特點。精神生產主要的不是通過體力的消耗和付出來完成，而是一種精細的復雜的腦力和智力勞動，人類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改變著自然界，同時又改造自己。他那高度發達和完善的手，已經全然不同于原生的肉體的四肢，而是可以如恩格斯所說的“以致像施魔法一樣造就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樂”。這“魔力”既非“神力”也非“體力”，而是高級組織的物質即大腦所帶來的“功力”。沒有這樣的“魔力”，便無法進行哪怕是最簡單的精神生產（其中包括文化藝術生產）。人既是這種產品獨一無二的制作者，又是它們唯一的消費者。與此相聯系，這種生產通常帶有個體的自主勞動的特點。它不可能在同一個產品上進行大規模的同時的集體勞動，如同在車間那樣流水作業式或裝配式將產品完成。任何一種成功的精神產品，哪怕是規格極為龐大的集體作品，它灌注和體現的最終仍然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創作者的情感、意愿、思想和追求，它總是反映著獨特的個性。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精神產品是既沒有批量的再生產也沒有復制的再生產的。
再次，在流通的過程中，精神產品的認識、教育、審美等等價值固然可以通過商品交換的方式在市場上實現，即將作品出賣而換取一定報酬；但也可以通過贈送、傳播、收藏等等非商品買賣而實現其中的價值。而且，在相當多的場合，精神產品價值和價格并非一致。因此，精神產品不同于物質產品，不能簡單地以市場價格來衡量其固有的價值，也不能不加區別地一律推向市場，全部商品化。馬克思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詩人密爾頓為例，說他“出于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作《失樂園》，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動表現”，不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
最后，從消費過程來看，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也不盡一樣。精神產品的消費，大多數屬于非生產消費領域，即滿足個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而發生的消費活動。對精神享受的渴望是人與一般動物區別的標志之一。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整個社會成員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精神需要將越來越成為人們追求的主要目標，并且會促使精神生產的規模和質量不斷向新的更高的水平發展。然而，精神生產消費的對象，通常只是作為閱讀、觀看和欣賞的對象，不象物質資料的消費那樣在生產過程中被轉化為新的產品而逐漸喪失自己原有的存在，也不象非生產過程中衣食住用等等生活消費的被有形消耗或無形損耗。這些精神成果，只要沒有意外的天災人禍以及特殊的情況，一般都不會因無數的消費者、接受者的欣賞和時間的推移而造成實質性的實體消耗和消失。相反地，一切優秀的經典精神產品，由于它的不再生性和單一性，它的價值和意義還會隨著年代的久遠而增加。
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和消費的同一性時，也明確地指出了社會生產中還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產即人口生產。他說：“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在吃喝這一種消費形式中，人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他任何消費方式也都可以這樣說。這種與消費統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一和消費同生產合一的這種直接統一，并不排斥它們直接是兩個東西。”馬克思在論述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辯證關系時，精辟地闡明了人口生產不同于物質生活生產的特點，即所謂“人物化”與“物人化”的區別。前者是指通過人作為勞動力的使用，再生產出物質資料；而后者是指通過消費生活資料，再生產出勞動力和生育新的一代，即人類自身的繁殖。而這兩種消費，均與精神產品的消費有所不同。
人類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必須同時進行前兩種生產。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取生產資料，維持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繁育，這是人口生產得以實現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在人類的這個第一歷史活動中，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結成了一定的關系，同時也在產品的交換和分配中發生相應的關系，這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貫穿于整個社會生產中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它是人的一切關系的基礎。而在人類自身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又形成了另一種關系，即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血緣關系和家庭關系。由于這兩種生產的同時產生，生產關系與血緣關系交織在一起。隨著人類文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的需要的豐富和提升，逐漸地又出現了第三種生產，即精神生產，其中包括意識形態的生產。于是人們間又形成了包括宗教關系、文化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以及意識形態的種種其他關系。這些不同的關系，分別由不同的紐帶維系著，如利益、情感、信仰、權力等等。然而，在人類的所有關系中，生產關系作為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最終規定和決定著一切其他關系的本質及其相互之間的本質聯系，從而也最終規定和決定了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制度下人的社會存在的本質。
三
人口生產具有與物質資料生產和精神生產不同的特點：一是它必須是通過男女兩性間的結合才能繁育新的一代，實現人類生命的不斷延續的再生產，這種生產是以男女雙方結成一定的婚姻關系、組成家庭的形式來進行的。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寫道：“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它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由較低級的形式進到較高級的形式。反之，親屬制度卻是被動的，它把家庭經過一個長久時期所發生的進步記錄下來，并且只有當家庭已經根本變化了的時候，它才發生根本的變化（同樣，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學的體系，一般都是如此）?！被橐鍪羌彝サ钠瘘c、基礎和根據，由婚姻結成的夫妻關系是家庭的核心和紐帶。這種以男女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是人口生產與動物的自然繁殖相區別的根本特點。它既具有自然屬性，如兩性差別和性本能等等生理、生物因素；同時又具有社會屬性，受整個社會關系尤其是最根本的生產關系的制約和影響，并最終決定著婚姻的性質、作用和發展。恩格斯曾以大量的史料，考察了人類婚姻的演變過程，證實了歷史上的不同婚姻制度，是與不同的文化密切聯系的。因此，婚姻制度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婚姻制度產生強烈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人們基于婚姻關系、血緣關系或收養關系而組合成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人口再生產是家庭的固有職能，也是它獨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社會組合形式的社會職能。然而，家庭對社會的功用和效能又不是單一的，除了生育功能它還有生產和生活的基礎職能，以及與人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密切相關的派生職能，如教育、保護、感情交往、休息、娛樂、政治、宗教等等活動。家庭的職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家庭制度、家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小生產經濟廣泛存在，家庭的經濟職能特別突出，在組織生產和消費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家庭作為組織生產的單位的功能逐漸削弱和消失，而作為執行消費職能的單位，尤其是文化精神生活消費的經濟單位的職能，卻不斷增強和擴大。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家庭，其職能也不盡相同。包括社會制度、生育觀念、道德倫理、法律、宗教以及其它各種文化因素，都會引起家庭職能的改變。
人口再生產還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明顯的慣性特點。與其它生產不同，人口再生產的周期是由母女兩代人之間的間隔時間來決定的，最短必需要十五六年。這是因為婦女的生育年齡一般都從十五六歲開始，而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這種周期性還有延長的趨勢。而所謂人口再生產的慣性，是指在一個不斷增長或減少的人口群中，婦女生育率已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更高，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人口仍保持原有的增長或降低的趨勢。把握了人口再生產的周期性和慣性的特點，才能認識和運用人類自身生產的規律性，使三大生產相互適應和協調發展。盡管人口的再生產不是而且不可能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人口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而在一定時期內人口增長過快，不能與社會再生產的要求相適應，也會延緩和阻礙社會發展。版權所有
人口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不僅數量上的多寡對社會發展有著多方面的影響，而且人口素質（人口質量）也愈來愈受到社會的重視。人口有多方面的質的規定性和特征，人口質量反映著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總體條件和能力，它包括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思想素質。身體素質主要指人的身體和大腦的發育狀況與維持水平，如平均身高和體重、患病率、死亡率、智力低下人口比例、平均預期壽命等等。這是人口質量發展的自然基礎，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天遺傳因素的制約。然而，人口質量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因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的優劣，決定著人口素質發展的主要方面。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主要與人們接受的教育訓練程度有關，它包括文化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能等，如文盲、半文盲率、受到各種教育程度的比例等。而思想素質主要指人口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等，這些方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最終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同時又反過來對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反作用。只有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階級社會的消亡，人的素質才能得到真正全面的發展。
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敝挥性跊]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階級的社會里，人的勞動生產力才會達到前所未有的充分滿足全社會的各方面的需要，人的素質才會得到德、智、體、美、勞全面的訓練和發展，“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社會里，我們將會看到人口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生產以及精神生產之間的互相適應、互相促進、互相協調和同步發展。人們所需要的并不僅僅是豐富充裕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高水平、高質量的精神財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將得到充分自由發展的時間，其中包括“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以及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傊祟愇磥砩鐣罢嬲呢敻弧?，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言的“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
這樣，綜合馬克思關于人類的“三種生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三種生產”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總體關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三種生產”的雙向互通關系是同等同質、不分層次的。在人類歷史的幼年階段，當“三種生產”均處于相當低水平的發展時，它們相互之間幾乎是不可分的統一體。但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物質生產的發達，精神生產的分離，“三種生產”從相對的獨立走向三足鼎立直到三者的矛盾對立。只有當人類進入到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即社會生產力達到高度發展水平，社會產品極大的豐富，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和諧、全面的發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逐漸消失，“三種生產”也就協調一致、同步運作和發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