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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社會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的經濟對于社會進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經濟的發展往往也會帶來上層建筑的變革。在大力倡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今天，與經濟發展向配合的相關組織也面臨著轉型與蛻變。在經濟發轉型期，工會的工作特點和規律同時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之下，工會的工作也同樣有了重大的調整。
二、經濟發展新常態概述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在河南考察時提出的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經濟新常態下，社會經濟主要有四個特點，即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之下機遇與挑戰并存，面臨著各項工作的改革創新。其中工會工作的變革尤為迫切和重要。由國家到地方，各工會紛紛開始順應國家經濟形勢，對工會工作進行調整和改革，因此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和規律。
三、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特點
1.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出現轉變
工會是企業發展的重要保證。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經濟變革，企業工會充分意識到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企業整體利益與維護企業職工利益相結合。工作理念堅持既要服務好企業這個“大家庭”還要以職工利益為重，堅持以人為本。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工會的工作思維也相應地發生了重大地改變，面對日益復雜的企業勞動關系，工會更加重視對于職工積極性的調動，為職工服務、對職工負責、替職工維權。
工會工作秉持著服務企業、服務職工的理念，這是工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理念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應運而生，對于提高職工工作效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企業贏得良好業界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
2.工會模式、工會工作方法出現變革、
經濟發展新常態之下，工會對工作模式和方法同樣作出了重大的調整是工會工作的一個新的特點。由過去的說教式變成了引導式，對于一些工作有了更具體的安排，以保證企業的運行秩序。職工的生活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公會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視企業職工的各類需求，在工作中會開展各類職工活動。例如內蒙古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鄂爾多斯供電局為豐富職工的生活，經常舉辦一些職工的集體活動，如文藝晚會、職工交流會等。一些企業還尤其重視青年職工的訴求，針對年輕職提供給他們各種展示自我的平臺。
3.工會職能受重視，工會內容更加豐富
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下，作為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工會不僅僅是日常企業運營和職工工作的保障，還是創建職工文化、增添企業活力的重要組織。工會的工作開始滲透在企業的方方面面，并逐漸得到企業職工的認可。工會工作職能和工作內容上的拓展有利于鞏固職工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同時對企業各部門之間關系的強化與平衡也起著重要作用。
四、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規律1.堅持黨的領導、依章獨立工作
作為企業，黨性原則是必須要堅持的重要工作規范和標準。工會作為企業組織，也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通過開展各種職工活動宣傳黨的政策與方針。工會依照工作章程并結合企業實際狀況開展各項工作。工會的工作起到的是紐帶的作用，通過開展各項活動和工作傳遞與企業職工工作、生活密切相關的政策方針。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之下，工會工作由黨的方針政策做指導，才不會在工作上出現失誤。
2.服務職工群眾、服務大局
作為職工訴求代表的工會，其工作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堅持服務職工、服務大局。職工是企業的重要組成，事關企業的繁榮與穩定。在新的經濟形勢背景下，職工的訴求越發地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保障職工的權益更是社會關注的重點，工會工作的重點同樣是保障職工權利，企業的發展需要不斷引進新的人才，而企業是否能夠把人才留住就需要公會代表職工利益與企業相協調。
工會不僅僅要從職工個體發展著眼，在工會具體工作中還會考慮到的就是企業的發展問題。工會所做的工作，不僅僅是職工的保障還是企業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工會在具體工作中不僅僅考慮到是職工利益，還會考慮到企業的長遠利益。
3.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下，工會在工作上的不斷創新已經成為常態，只有讓創新成為工作常態，才可以適應不斷變換的經濟形勢，在不斷地變化中謀求企業的發展。工會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創新性，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工會的工作向來都是與時俱進的，這也是企業發展中工會必須遵循的原則。
五、結語
經濟的發展變化需要各組織進行改革創新以適應不斷變換的國家形勢。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形勢也促使工會這一企業職工組織不斷進行改革以適應企業的轉型升級。工會工作事關企業的發展方向和前途，是企業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時掌握工會的工作特點和規律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 房產經濟對于國家經濟的帶動意義
在我們國家，它是經濟的基礎行業，在經濟中占據非常關鍵的位置。其發展帶動了內需，而且也帶動了有關行業的進步，其對于國家的經濟進步來講有著非常關鍵的意義。不過在經濟進步的時候，也會存在很多的不利現象，干擾到經濟的幾部，因此要積極的應對存在的變化。
1.1 行業的進步帶動了其他的一些行業的進步，對于國家的總的經濟有著非常關鍵的意義。像是房產行業的進步，就能夠顯著的帶動家電本文由收集整理以及建材和裝修等領域的進步，其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此類行業的進步，能夠切實的帶動經濟的進步。
1.2 經由群眾對房產的消費，能夠帶動很多行業的消費，其牽扯到很多層次。對于房產消費來講，其是一項綜合化的消費活動，因此群眾的消費活動，使得內需擴大，帶動了經濟的進步。
1.3 行業的發展要靠著很多的工作者來擴充其實力，因此能夠有效的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行業的發展速率越快，其供應的就業職務就越多，就可以更加積極的緩解目前的壓力。除此之外，行業的發展還能夠帶動其他行業的進步，而且也增加了就業機會。
2 積極的分析當前的房產經濟的發展特點
我們國家的房產行業是一步步發展得到的今天的成就的，該過程是有很大的變化性，從最初到目前總共歷經了四個時期：1981～1983年的第一輪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輪周期；199l～1996年的第三輪周期；1997年開始至今的第四輪周期。通過比對這四個階段我們得知國家的房產和走起的體現形式有著非常顯著的改變。其時間在增加，而且變化的幅度降低了，衰退與擴張的時間比在減少。我們可知，在今后的一段時間中，行業除了要持續這種發展規律，還將表現為周期每一階段的變動將呈波浪式，且變化越來越無規律性。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已經經歷了三個周期，目前正處在第四個周期。行業的高速前進帶來了非常多的經濟以及社會方面的不利現象，對于房產發展太快的擔憂，國家設置了很多的調控法規，這種發展態勢過熱的問題，其實是發展周期波動規律的表現。
3 當前的宏觀經濟對于房產市場發展規律的意義
3.1 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
我們國家的總的經濟進步和行業的經濟進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關聯意義，其是互相影響的。經濟的高速前進，帶動了國家的生產總值的提升，此時群眾收入也開始增加，在這種背景之中，群眾的物質生活能力也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對于房產行業的進步有著非常積極的帶動意義，價格穩定上升。所以國民生產總值和房價是正相關的關系。
3.2 利率的影響
在行業高速發展的時期，要靠著充足的資金扶持，其是一種非常顯著的資金性的行業。在行業之中，不管是結合房產來投機亦或是投資，均要靠著非常多的資金投入，在利率降低的時候，很多的單位或是個體就會貸款然后將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中，促進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同時由于利率的下降，在還款難度上也有所下降，那么就會刺激一部分消費者進入的市場中，貸款購房，推動到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反之，利率上漲，就會出現相反的狀況。所以說利率的變化和房價是呈負相關的關系。
3.3 消費水平的影響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費水平有所提高，在消費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會有所增長。這種消費水平是在不斷的累積過程中逐漸上升的，在消費水平達到一定層次的時候，房價上漲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費能力范圍之內，所以消費水平的增長會促進房價的提升。所以說消費水平和房價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
3.4 貨幣供給量的影響
央行通過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再貸款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來改變貨幣供應量，這會改變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和存款，進而影響其貸款供給能力。銀行貸款能力的變化會影響住房貸款的可獲得性。當貨幣供應量下降時，貸款難度增加，會引起房價下跌；而貨幣供應量增加時，貸款難度減小，就會引發房價上升。也就是說如果央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則房價會下跌；反之，則房價就上升。
4 促進我國房地產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分析
4.1 加強規劃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實現各種資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產經濟，努力使房地產經濟向資源集約利用的方向轉變，尤其要提高對土地、空間資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應作好房地產發展中的科學規劃，使房地產與其他行業協調發展，既要發揮房地產對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帶動經濟增長，也要避免那種過分超前，危害經濟的行為。
4.2 調整房地產投資政策，確保房地產經濟健康發展。房地產投資政策的制定和出臺，要特別注意到以下經濟狀況：（1）密切關注房地產投資規模的變化。保持房地產投資規模與宏觀經濟規模相適應，不能脫離宏觀經濟基本面的支持：保持房地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合理比重，防止比重過大或過小；（2）投資結構要合理。房地產開發投資要更趨理性化，要重視市場調研和目標市場定位，使房地產投資開發牢固地建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之上，成為市場需求拉動型投資擴張。
在我們所掌握的文獻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業勞動份額演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跨國數據的回歸發現，制造業勞動份額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確定的U型關系，即隨著人均收入提高，制造業勞動份額將經歷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變化過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討論了總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李稻葵等：《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載《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頁。龔剛、楊光：《論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的演變》，載《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頁。。運用跨國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經濟發展與總勞動份額之間存在穩定的U型關系，轉折點大約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購買力平價，以下同）。上述文獻盡管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但在理論與實證方面仍存在問題。一方面，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農村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并且轉移勞動力的工資遠低于其邊際貢獻，其理論基礎是古典二元經濟理論，存著嚴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 方面，這些研究盡管發現了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U型關系，但U型演進路徑特別是拐點位置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并沒有進行實證分析。
本文力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化對經濟發展與初次分配關系的認識。在理論上，本文將摒棄轉移勞動力工資低于其邊際貢獻的假定，基于增長與結構轉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構建一個兩個產業三個部門結構轉型模型，將農業技術進步、自雇者等因素納入，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演進的一般規律和內在機理。在實證方面，我們建立了一個包含52個經濟體1970―2010年間的跨國面板數據，在對自雇者收入進行合理調整的基礎上進行實證檢驗，數據很好驗證了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谥袊鴶祿谋容^分析發現，我國勞動份額正處于U型曲線由下降轉為上升的過渡階段，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將有助于拐點的盡早到來。
本文以下的結構安排是，第二節是理論分析；第三節是跨國數據的實證檢驗和中國數據的比較分析；最后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 理論分析
經濟發展通常表現為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產業結構變遷過程。長期以來，圍繞結構變遷的動因及路徑，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經濟理論認為，農業存在著大量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工業可以以由習慣和制度所決定的生存工資獲得無彈性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將推動產業結構迅速變遷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并不同意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觀點，認為農業產出的變化將引起人口數量的相應變化，推動二元結構持續轉變的根本原因是農業剩余的出現。在最近的文獻中，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結構變遷是諸如異質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與部門間生產率差異等供給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業技術進步是工業化的重要前提，而工業與服務業生產率水平高低決定著工業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節中，我們將基于增長與結構轉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個產業三個部門經濟模型來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變遷路徑。借鑒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們的模型包含了兩個產業：生產農產品的農業和生產工業品的工業。但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們的模型除生產農產品的農業部門、生產工業品的企業外，還包括了自雇者，它與企業一樣供給工業品。將自雇者引入結構轉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研究發現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除進入正式部門就業外，大量不取得雇員工資而為自己工作的勞動者，即所謂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關于自雇者與雇員較為詳細的界定參見聯合國統計署：《國民收入核算體系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根據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計，大多數低收入經濟體的非農自雇者數量多于雇員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則發現，自雇者比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發展中國家總勞動報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據較大比重，特別是人均收入較低的經濟體，自雇者收入往往會超過雇員報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個部門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別是農業、自雇者和企業的產出；La，t、Lms，t、Lmf，t分別是農業、自雇者和企業所使用的勞動；Kt為企業的資本存量；A為全要素生產率系數。我們假定，農業與自雇者只使用勞動進行生產，其生產技術有兩種：現代技術和傳統技術，其外生技術進步速度分別為γM和γT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農業與自雇者技術進步速度相同，放松這一假定并不影響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滿足γM>γT且傳統技術進步速度相當緩慢，在短期為零。企業除使用勞動外還使用資本，外生技術進步速度為θM，滿足θM>γT。
我們假定，農業在某個時刻tn之前一直使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自雇者在企業出現之前也一直采用傳統技術生產。由于自雇者采納現代技術需要啟動資金，而在經濟發展早期，自雇者通常無法從金融市場獲得融資，所以我們假定只有其收入w減去消費c后的剩余高于F2時，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現代技術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們將放松這一假定進行討論。。由于規模經濟以及生產外部性等原因，工業需要大量投資推進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們還假定，企業的出現需要付出一個固定成本F1。對于企業來說，如果隨著資本積累其勞動的邊際產出即工資w保持不變，其生產函數為AK生產函數；反之，為通常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
與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樣，我們假定無限壽命經濟代表性當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數，at為農產品；mt為工業品。代表性當事人每一時期提供一個單位勞動并消費上述兩種商品。為分析方便，我們假定經濟沒有人口增長，所以總勞動力可以標準化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數在增長與結構轉型模型中被廣泛運用，其理論基礎是“恩格爾法則”，即食品消費支出會隨收入的提高而不斷下降。由式（4），在任意時刻，由于代表性當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農產品需求被滿足之前，工業品消費為零。而當基本農產品消費被滿足后，只有工業品消費才能增加其總效用。這一效用函數從需求端出發很好地解釋了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變遷的動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農業剩余對于結構轉型的重要性。
根據效用函數的性質，在農業沒有出現剩余之前，使用傳統生產技術的農業吸納了全部勞動力。當Ya，t ≥且經濟剩余小于F1時，農業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成為使用傳統技術生產工業品的自雇者。我們將這一階段定義為結構轉型的第一階段由于農業傳統技術的技術進步十分緩慢，所以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農業與工業（自雇者）的勞動力配置以及社會均衡工資率水平wt分別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這一階段的生產并沒有使用資本，所以勞動份額固定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當農業與自雇者經濟剩余緩慢增加并能承擔固定成本F1時，企業開始出現傳統技術的技術進步盡管相當緩慢，但長期來看，仍會有經濟剩余和人均收入緩慢增長。。在企業出現之后，我們假定在某個時刻之前，農業仍采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我們將這一階段定義為結構轉型的第二階段各國的發展實踐表明，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工業才能反哺農業并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在這一階段，企I的出現會產生大量勞動力需求。由于企業使用資本和現代技術，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當企業生產的工業品能夠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產的工業品時，自雇者將破產，企業將獲得來自自雇者的全部勞動力供給各國的經濟史表明，工業化初期可以觀察到大量手工業生產者破產。。由于這一階段農業仍使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其生產率在短期可以視為不變，所以企業只能以固定工資wt==A獲得雇傭勞動。理解這一點很簡單。如果企業提供的工資高于，將誘使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產品供給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農產品需求的存在，農產品供給下降勢必會導致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這反過來又誘使城市勞動力向農村回流，所以在農業引入現代生產技術之前，社會均衡工資率將保持不變。
給定工資率水平不變，企業的生產函數為式（4）所定義的AK型生產函數，任意t時刻經濟的總勞動份額LSt由下式決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與結構轉型的第一階段相比，由于工資率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階段總勞動報酬等于第一階段。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又遠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業的產出將隨著資本積累而不斷擴大。因此，勞動份額在這一階段將隨經濟發展而持續下降。當自雇者全部轉變為雇員時，企業總產出中勞動份額的變化仍需要進一步檢驗。 深入展規劃中總勞動份額將下降至極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結構轉型的第二階段，盡管勞動份額下降是總體趨勢，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會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第一，自雇者與企業生產的工業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數量越少，勞動份額的低點越低。第二，生產技術。A越高，勞動份額低點越高。第三，企業技術進步速度。θM越大，企業資本積累速度越快，勞動份額的下降會越快。第四，財富的初始分布。根據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財富的初始分布對個體在雇員與自雇者之間的職業選擇有著重要影響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勞動份額，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夠承擔使用現代技術的固定成本，勞動份額的下降速度將會變慢，勞動份額的低點也會提高。
當農業引入現代技術后，結構轉型將進入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均衡工資率因農業引入了現代技術而不斷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資不再固定不變，企業生產函數由AK型轉變為Cobb-Douglas型。不考慮自雇者影響，此時經濟的總勞動份額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總勞動報酬不斷上升，而Cobb-Douglas生產函數具有生產要素邊際產出遞減的性質，所以第三階段的勞動份額隨資本積累將由第二階段的下降轉為上升。在這一階段，農業技術進步將驅使勞動力不斷地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農業生產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會逐步減少并接近于零。與此同時，工業的擴張也使得農業占總產出的比重不斷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個經濟生產函數最終可以用單部門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刻畫。由于Cobb-Douglas生產函數要素分配份額不變，所以總勞動份額最終會收斂到α并恒定卡爾多曾經歸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六個程式化事實，要素相對分配份額保持不變是其中之一。參見：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與第二階段一樣，自雇者與企業生產的工業品替代程度、傳統技術的生產率和及企業的技術進步速度等，均會對勞動份額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斂值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的模型揭示了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所呈現的U型變化規律，但與已有研究相比，我們的模型有三個本質區別：第一，工資率固定不變并不依賴于工資低于其邊際貢獻這一假定。第二，第二階段勞動力轉移以自雇者而不是農村勞動力向企業轉移為主。第三，拐點的出現并不依賴于剩余勞動力是否消失，而是取決于農業生產率是否持續提升。理論上講，解釋勞動份額U型變化的關鍵，在于解釋總勞動報酬慢于總產出增長所導致的勞動份額下降，以及總勞動報酬快于總產出增長所導致的勞動份額上升機理。已有研究用工業部門工資長期低于勞動邊際產出來解釋勞動份額下降原因，而在解釋勞動份額上升時，又假定了工業部門勞動邊際產出是下降的，這顯然不符合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的相關事實。因為勞動邊際產出遠低于工資并不符合企業利潤最大化要求，同時數據顯示，發展中經濟體人均資本存量隨人均收入增長而不斷提高是一種共同趨勢，所以除非全要素生產率出現倒退，勞動邊際產出下降與人均資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們在解釋勞動份額U型變化機理時，將工資率固定不變歸因于農業生產率長期停滯而導致的社會均衡工資率水平被“釘死”，同時將自雇者因素引入，說明總勞動報酬不變情況下總產出的擴張機理，這與經驗研究所發現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自雇者比重的變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釋勞動份額由下降轉為上升機理時，并不要求企業勞動邊際產出下降，更符合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的事實。
三、 實證分析
由于眾所周知的勞動份額度量問題，使用跨國數據檢驗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難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對初始勞動份額進行調整，方法過于簡單。對于低收入經濟體，由于非農自雇者數量高于雇員數量，這種調整方法會導致勞動份額被嚴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業勞動份額而不是總勞動份額檢驗經濟發展與勞動份額之間的關系，盡管減輕了度量問題對實證分析結果的影響，但其結論能否擴展到整個經濟，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在本節中，我們將運用新的數據實證分析勞動份額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我們還將對中國勞動份額未來變化趨勢進行簡單的分析和判斷，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
（一）計量模型
根據上節的理論分析，經濟發展中勞動份額U型動態演進的拐點取決于農業引入現代技術的時間；同時，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進也會對總勞動份額水平和變化拐點構成影響。限于數據原因，農業引入現代技術的時間難以直接刻畫，因而我們用第一產業比重來間接衡量。按照上節的理論分析，農業引入新技術的時間越早，勞動份額拐點的出現就越早。因此，當控制第一產業份額后，我們預期拐點出現的時期將會被推遲。因此，我們設定了以下的計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為經濟體i在t時刻的勞動份額；pppi，t為人均GDP；ppp2i，t為人均GDP平方；asi，t為第一產業份額；ssi，t為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為一組控制變量；α0為常數項；εi，t為殘差。
（二）數據
Gollin提供了三種調整初始勞動份額的方法，其中第一種調整方法用雇員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來調整勞動份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這種調整方法在勞動報酬的界定上與我國國家統計局對勞動者報酬的界定最為接近?？紤]到數據可得性以及與中國數據的可比性，我們采用了Gollin方法1來調整初始勞動份額。
根據聯合國國民賬戶體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賬戶體系中被統計在私人與非法人企業的營業盈余賬戶，在SNA1993和SNA2008賬戶體系中則被統計在混合收入賬戶，聯合國相關年份的《民核算統計：主表與詳表》提供了部分國家私人與非法人企業營業盈余和混合收入數據。從這一數據來源中，我們根據Gollin方法1對初始勞動份額進行了調整，在此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包括52個國家和地區1970―2010年期間總勞動份額面板數據集。在我們的數據集中，所選取的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發達國家，也包括了發展中國家，其中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超過了一半。除勞動份額外，其他數據來源分別是：第一產業份額根據聯合國數據庫計算；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減去第一產業份額；人均GDP數據取自PWT8.1，為2005年不變購買力平價數據；回歸中所使用的控制變量為投資率、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給出了數據集不同發展階段雇員報酬占GDP比重和勞動份額的均值。其中，勞動份額1根據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計算，勞動份額2根據Gollin方法1計算。可以看出，經過調整后的勞動份額1和勞動份額2均隨經濟發展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動態變化特征。特別是勞動份額2，其U型特征較勞動份額1更為明顯。相比勞動份額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計算的勞動份額1明顯低估了總勞動份額，并且低于6000國際元和高于16000國際元階段的低估更為嚴重正如我們理論分析所表明的，經濟發展第三階段會存在一定數量使用現代技術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調整方法也會低估高收入經濟體總勞動份額。。
表1數據集不同發展階段勞動份額均值
人均GDP雇員報酬/GDP勞動份額1勞動份額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資料來源：作者計算，其中勞動份額1根據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計算，勞動份額2根據Gollin方法1計算
（三）估計結果
考慮到各個經濟體社會經濟技術環境的固有差異，我們使用了固定效應面板模型。由于勞動份額數據集中部分國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參照李稻葵等人對樣本數進行了加權處理。表2報告了跨國數據的回歸結果，其中人均GDP的單位為千元?；貧w結果表明，勞動份額與人均GDP之間存在著顯著的U型關系，在控制了第一產業份額、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資率、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后，U型關系仍然穩健。
回歸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項對勞動份額的回歸結果。我們看到，系數估計結果均在1%水平下顯著，人均GDP的系數為負，其平方項為正，顯示出人均GDP與勞動份額之間存在U型關系。根據系數估計結果推算，其拐點大約在6728國際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變價換算，回歸①所估計出的拐點大約為5850國際元，與李稻葵等人所估計的6000美元的拐點位置非常接近。回歸②報告了控制第一產業份額的回歸結果。我們看到，系數估計結果均在1%水平下顯著，但拐點位置較回歸①發生了變化。根據估計的系數值推算，控制第一產業份額的勞動份額變化拐點大約在8142國際元左右，比回歸①高了1400多國際元?；貧w③加入了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數估計值同樣在1%水平下顯著，根據回歸結果所推算的勞動份額拐點大約在6343國際元，比回歸①低了近400國際元?；貧w④同時控制第一產業份額和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計出的勞動份額拐點大約在7952國際元左右，比回歸①高了1200多國際元。與李稻葵等人的發現一樣，我們發現投資率對勞動份額的影響為負，而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并沒有顯著影響，見回歸⑤。上述結果表明，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存在著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動態變化規律，但農業發展狀況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會對拐點位置產生影響，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響要大得多?；貧w結果符合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
從理論上講，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項是內生變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據劍橋經濟學派的主要思想，勞動收入者與資本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是不同的，一個較高的資本分配份額將推動投資增長，進而使收入分配越來越向資本傾斜。鑒于已有研究并沒有考慮勞動份額與人均GDP之間的雙向因果聯系，我們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對模型④進行重新檢驗，結果報告在回歸⑥中。過度識別檢驗和二階序列相關檢驗表明，System GMM估計結果有效。我們發現，相比回歸④，回歸⑥的變化并不大，估計值仍然在1%水平下顯著。因此，實證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四）中國數據的比較分析
2007年，我國人均GDP接近6700國際元，2009年則超過了8000國際元。根據跨國樣本的回歸結果，我國勞動份額應該在2008年前后出現拐點，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數據計算，我國勞動份額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是中國勞動份額變化不符合U型規律，還是存在著推遲拐點出現的因素？下面，我們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結論，通過與跨國數據的比較分析，從第一產業份額和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兩個指標及其變化來判斷我國勞動份額的變化趨勢。
我們的理論分析表明，結構轉型第二階段的勞動力轉移以自雇者向企業轉移為主，而拐點的真正出現取決于農業生產率是否持續提升。結構轉型的上述特點，意味著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非農自雇者收入比重會因自雇者大量轉變為雇員而迅速下降；拐點出現后，由于社會均衡工資率持續提升，非農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將會減緩，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現代技術，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與之相對應，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后，第一產業份額的變化也將呈現由快速下降轉變為緩慢下降的特點。
表3給出了數據介于人均GDP4000國際元到9000國際元之間不同階段第一產業份額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后，第一產業份額出現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國際元區間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國際元區間的8.9%，下降幅度達4個百分點。而在拐點出現前的更早階段和拐c出現后的更晚階段，第一產業份額下降幅度卻小得多。
表4給出了2006―2009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和人均GDP數據。我們看到，2006年我國人均GDP為6155國際元，第一產業份額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產業份額仍然高達10.3%，4年間僅下降了0.8個百分點，遠遠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類似階段跨國樣本第一產業份額均值的下降幅度。這說明，這一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率水平的提升，遠遠低于相同發展階段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幾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的變化來看，盡管人均GDP繼續快速增長，但2005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仍然高達9%，所以從這一指標來看，勞動份額拐點出現的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由于我國并沒有進行混合收入統計，需要獨立估計出非農自雇者即個體工商戶收入占GDP比重。圖1給出了李琦所估計1995―2007年期間我國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國勞動份額再估計》，載《統計研究》，2012年第10期。。我們看到，從1999年開始，我國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續快速下降，符合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我們無法估計2007年之后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這里通過城鎮個體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的演變來間接評估這一指標的變化。圖2給出了1999―2013年城鎮個體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的變化情況。由圖2，我國個體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比重從1999年開始下降，2004年起開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國個體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的比重達到16.1%，較2007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盡管我們不能肯定當前個體工商戶（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現明顯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減緩。所以從這個指標來看，勞動份額拐點出現的第二個條件已基本具備。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研究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的演變規律，力圖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此前，很少有研究關注初級分配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本文對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經濟發展與勞動份額之間U型關系的內在機理，指出了農業生產率持續提升是勞動份額實現由下降轉為上升的基本前提。這一發現有助于我們理解發展中國家初次分配結構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對于我國優化收入分配、推進共享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近年來勞動份額及其變化來看，當前我國正處于拐點出現前后的過渡階段，但數據表明，農業發展的滯后阻礙了勞動份額拐點的真正出現。由于我國土地所有制性質，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的規?；s化經營難以實現，導致了農業生產率的提升較為緩慢。因此，要推動勞動份額變化拐點的盡快到來，必須給予農業以足夠的重視。我們注意到，“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推動實現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這比“十二五”規劃所提出的“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更進一步。如果這樣的目標能夠達成，勞動份額的拐點將會很快出現，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就會有更為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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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144-04
一、問題提出
當發展成為人類共同的語言以及旅游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旅游業在大多數經濟欠發達地區被視為了一種宏觀經濟問題的萬能良藥，或是作為社會變化的引擎以及在國際舞臺上打造良好形象的武器[1]。旅游規劃也因此變得更為普遍，編制規劃也成為旅游發展廣泛采用的手段[2]。然而，旅游規劃似乎并不總能奏效。尤其是在中國，旅游規劃正在或將要面臨較高的流產率和較低的實施效力，特別在內陸地區情況表現得更為糟糕[3]。
為了解釋規劃實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近年來對旅游規劃與實施的差距（Gap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GPI）研究逐漸受到關注。國外從20世紀90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在各類研究中也接觸和發現了旅游規劃與執行之間的差距現象，如：社區參與研究[4～5]，關于土地使用控制的錯誤計算[6～7]，中央計劃與地方可能性的差距 [8]，缺乏可用資金[2]，環境變化的不可控因素等等[7]。在中國，最早指出中國GPI問題的是在“2001年中國旅游規劃高峰研討會”和“2001年發展中國家旅游規劃與管理國際研討會”上提出了旅游規劃與實施現狀的問題。隨后Kun lai[1]，惠紅[9]等從規劃編制者、規劃執行者、當前制度和標準等方面解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現實中，旅游規劃的實施成功若以旅游產業的成功作為衡量標準，那么“規劃實施成功”的意義則不僅僅局限于規劃藍圖的建設部分得到實現，而是在于規劃下旅游目的地通過旅游產業獲得了滿意的社會經濟效益?，F實中，規劃實現其預期的效果涉及到諸多因素的干擾。在本文看來，社會經濟因素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一般情況下，旅游規劃實施成功的概率與經濟發展的程度呈正相關。為了證實此假設，本文另辟蹊徑，從世界旅游產業的分布規律研究入手，以國家為單位對象，間接分析旅游規劃成功實施與經濟因素的關系。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為了驗證關系假設，需要充足的統計數據與適宜的方法。由于世界各國情況差異較大，世界旅游產業的分布與比較采用計量分析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借鑒庫茲涅茨、錢納里等建立的經濟截面國際比較分析方法，將2007年數據齊全的國家運用分組統計的方式考察旅游產業指標隨著國家富裕程度的特征變化[1]。
（一）國家分組
本文對于研究對象的145個國家進行分組。分組主要按照人均GDP（根據當年購買力平價計算）從高到低進行排列，并嘗試按照平均值法或相對均衡的方式將其分為5組。兩種分組方式的結果并未見顯著差異，本研究采用后一種方法使各組國家數量相對均衡以利于觀察。
（二）計算每組國家相關變量的“特征值”
計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為如下幾種：一是“總和法”，即取每組國家某個經濟變量數值的總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組國家某個經濟變量的“中間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權平均或是未加權平均；四是“回歸分析法”，用回歸方程進行計算。此外，還包括其他的統計方法。本研究將綜合采用“總和法”、“平均值法”表征相關變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權平均值法，具體方法是：
Yij=∑yij/n
其中，Yij為第i組國家的第j個經濟變量的“特征值”，∑yij為第i組國家第j個經濟變量的每個國家的數值的加和，n為第i組國家的個數。
（三）分析旅游產業相關變量“特征值”的變化與關系
本文主要選擇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旅游組織出版的《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供的可比較的2007年世界各國旅游統計數據，在各截面上綜合選擇絕對數量、份額數量以及產業效率等指標，具體包括：國際旅行收入額、國際旅行收入份額、國際旅行接待收入密度、國際游客人次、國際游客人次份額、國際游客接待人次密度。本研究運用不同指標在各分組國家中進行特征比較，分析世界旅游產業分布的總特征與趨勢。
三、主要發現
中圖分類號：F0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42（2013）04―0063―11
收稿日期：2013-02-10
作者簡介：丁一文（1982-），女，山東日照人，北京方迪經濟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公共經濟學博士。
首都圈是以承擔復合型功能的首都城市為核心，通過首都資源與周邊區域資源的高效配置，形成的緊密聯系、分工合作、協調發展的一體化區域，是都市圈的一種特殊形態。關于“首都經濟圈”的研究屬于都市圈的研究范疇。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將“首都經濟圈”納入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并將打造“首都經濟圈”作為支持東部地區率先發展的戰略重點。實際上，對京津冀地區一體化及“首都經濟圈”的發展研究，一直是學術界的熱門話題。徐國弟、楊潔認為，促進以京津大城市為中心的“首都經濟圈”的發展，有助于形成具有強大經濟集聚和輻射能力的經濟共同體。（徐國弟、楊潔：《“九五”時期到2010年推進首都經濟圈的主要構想》，《中國軟科學》，1996年第5期）譚成文、楊開忠提出了首都圈的內涵、特性及影響因素，指出可達性、輻射和接受能力對首都圈劃分具有決定性作用。（譚成文、楊開忠：《中國首都圈的概念與劃分》，《地理學與國土研究》，2000年第4期）魏后凱、劉長全指出：“首都經濟圈”的目標是建設世界規模級的大都市帶，并提出了“首都經濟圈”的新型產業分工格局。（魏后凱、劉長全：《首都經濟圈的功能定位與新型產業分工》，《經濟管理》，2004年第4期）張召堂分析了首都圈的空間范圍，提出了雙核分散網絡型架構的空間發展模式。（張召堂：《中國首都圈發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趙弘探討了“首都經濟圈”范圍界定的原則、具體范圍、圈層劃分，以及各個城市的職能分工，提出要充分發揮國家層面的規劃引導作用，明確“首都經濟圈”的核心功能，創新區域合作的體制機制。（趙弘：《區域一體化視角下的“首都經濟圈”戰略研究》，《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1年第9期）
從世界范圍看，許多國家以綜合性首都為龍頭，通過跨行政區域資源整合和功能協作形成“首都經濟圈”，不僅有效地緩解了首都由于功能過度集聚而帶來的城市問題和社會問題，實現了首都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提升和區域可持續發展，而且充分發揮了首都資源的效能，輻射并帶動了周邊區域共同發展，形成了巨大的協同效應和經濟勢能，成為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區域。目前，打造我國“首都經濟圈”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對于推動“首都經濟圈”的可持續發展，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帶動環渤海地區乃至北方地區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本文在深入分析東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首爾都市圈等比較成熟的首都圈規劃建設和發展歷程，總結其發展特點、經驗與規律的同時，提出了對我國“首都經濟圈”建設和發展的規劃與建議。
一、東京都市圈演變歷程及發展特點
（一）東京都市圈規劃建設和發展歷程
日本政府重視都市圈的規劃建設，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相繼制定了《首都圈整備規劃》、《京畿圈整備規劃》和《中部圈開發整備規劃》。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以東京、名古屋、大阪三大都市圈為中心的東海道大都市帶得以形成，其中東京都市圈地位尤其重要，成為日本經濟發展的極核（參見圖1）。狹義的東京都市圈包括東京都、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等1都3縣，總面積約13400平方公里，占日本國土面積的3.5%；人口約3400萬人，占日本總人口的27%；GDP占到日本的1/3；城市化水平達到80%以上。廣義的東京都市圈除東京都、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等1都3縣外，還包括群馬、櫪木、茨城和山梨4縣，區域面積約33483平方公里，占日本國土面積的9.8%。
二戰結束后，為使在戰爭中受到極大破壞的東京快速恢復和發展，日本于1950年成立了由建設大臣、眾議院議員、參議院議員、東京都知事、東京都議會議員及學術界代表共9人組成的首都建設委員會，其主要職責是制定并推進東京重要設施建設項目，以及向中央政府、地方團體、相關企業提出建議。1950―1956年，首都建設委員會主要完成了《首都建設規劃》和《首都圈構想草案》，提出建設綠隔和衛星城等規劃設想。這些規劃設想超越了東京都行政區域，必須在更大的范圍來實施和實現。1956年，《首都圈整備法》公布，首都建設委員會更名為首都圈整備委員會，并作為首相府的下屬機構，其權限也逐步擴大。
隨著日本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產業迅速向東京集中，從而引發了交通擁堵、環境惡化、房價飛漲等一系列“大城市病”問題。為抑制東京的過度膨脹，日本首都圈整備委員會于1958年編制了第一個首都圈建設規劃，此后又先后制定了4個基本規劃（參見表1）。五次規劃的實施，推動了副都心、衛星城的快速發展，改變了東京“一極集中”的空間結構，最終形成了“都心-副都心-郊區衛星城-鄰縣中心”多核心功能分散的網絡化區域空間結構（參見圖2），有效地解決了東京的大都市病問題，實現了城市群的高效運行。
（二）東京首都圈的發展特點
1.從國家層面編制首都圈規劃，引導區域發展。東京都市圈注重從國家層面加強規劃引導，是政府主導推動區域規劃建設并取得成功的典范。為推進東京都市圈建設和發展，日本大約每10年修訂一次“首都圈規劃”，每次均根據國際背景變化、國內戰略要求和東京承擔的歷史使命，做出適應性調整和完善。截至目前，日本已制定（包括修訂）和實施了五次綜合開發規劃，形成了包括區域規劃與城市規劃在內的較為完善的規劃體系，對首都圈經濟發展和空間布局起到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2.構建密集的城市軌道交通網絡體系，促進區域內要素的流動。東京都市圈在發展過程中十分重視綜合交通體系的建設，在歷次綜合規劃中均制定了相應的區域交通規劃。日本的交通規劃一直強調“公共交通”優先，著力推進軌道交通的規劃建設。目前，東京都市圈已形成了由新干線、輕軌和地鐵構成的總長約2865公里的區域軌道交通網絡，保障了都市圈內人們出行的高效便捷，加速了區域資源要素的流動。在東京都市圈每天上班上學的人中，選擇軌道交通的乘客占到了86%，在高峰時段這一比例更是高達91%，居全世界首位。同時，完善的軌道交通也成為引導東京都市圈優化空間結構的重要手段。東京環市中心的輕軌線把都心和7大副都心連接起來，并以副都心為起點，呈放射狀向近郊和鄰近中小城市延伸，如新干線從東京站延伸到都市圈其他城市及更大區域（參見圖3和表2），在有效疏解東京密集的人口壓力和完善城市功能，加快東京高端資源要素向周邊地區擴散，促進東京都市圈空間結構的優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3.建設各具特色的副都心，促進都心功能疏解。東京被認為是“紐約+華盛頓+硅谷+底特律”型的多功能國際大都市，在城市空間結構上呈現出突出的多點支撐的特點。為了緩解中心城區過度擁擠引發的地價、交通、環境等問題，東京分階段、有步驟地實施副中心戰略，1958年啟動建設新宿、池袋、澀谷三個副都心；24年之后的1982年，規劃建設了大崎、上野-淺草、錦絲町-龜戶三個新的副都心；1987年又規劃建設了臨海副都心，從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大大提升了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在“都心功能分散”思想的指導下，東京都心專門發展了作為世界大城市必須具備的國際金融功能和國內政治中心功能，并向各個副都心疏散城市功能。7大副都心主要發展以商務辦公、商業、娛樂、信息業等為主要內容的綜合服務功能，每個副中心都成為所在地區的公共活動中心（參見圖4）?！岸嘀行摹备窬衷谝欢ǔ潭壬蠈崿F了東京集中國際控制功能、擴散次級功能、控制城市規模過度擴張、建設世界城市的目標。
4.通過職能和產業轉移，帶動東京周邊地區發展。日本1962年通過《第一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強調通過構筑城市群解決“大城市病”問題，并明確提出要推動東京的勞動力與制造業工廠逐漸向地方分散和轉移。在政府有計劃、分步驟推動下，東京的工業企業紛紛向都市區腹地、小城鎮地區和海外基地遷移，企業總部及管理、研發等職能部門則留在東京，逐步呈現出生產基地向周邊區域分散，總部和研發機構向東京聚集的態勢。僅1975―1984年10年間，東京就向都市圈內小城市和城鎮遷移了349家生產制造業工廠，其中轉移到玉縣、千葉縣和茨城縣的工廠較多，分別占工廠遷移總數的39.5%、22.3%和13.2%（參見圖5）。東京周邊各縣根據自身的發展基礎和特點，積極承接東京的職能和產業轉移。經過10多年的發展，東京都市圈形成了特色明顯、優勢互補的區域職能分工體系，都市圈整體集聚優勢得以發揮。比如，多摩地區主要承接大學、研究開發機構和高科技產業，其核心城市八王子市成為大學城；立川市的商務、商業職能比較強大；青梅市的研發職能得到加強；神奈川縣成為工業聚集地和國際港灣，其中橫濱市（橫濱港）國際交流職能得到加強；川崎市主要承擔生產制造和研發職能；厚本市主要承擔研發、高技術產業和教育職能（參見圖6）。
二、巴黎都市圈演變歷程及發展特點
（一）巴黎都市圈規劃建設和發展歷程
巴黎都市圈位于法國北部，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納、塞納-馬思、塞納-圣德尼、瓦爾德馬恩、瓦爾德瓦茲、伊夫林等組成，土地面積約12072平方公里，占法國國土面積的2.2%。該區域聚集了法國20%以上的人口、30%的國內生產總值和25%以上的外貿，是法國乃至歐洲最重要的經濟和政治中心。
19世紀末，巴黎的城市發展進入快速擴張階段，工業企業在近郊自發聚集，獨立式住宅在工業用地成蔓延之勢，由此引發了交通擁堵、公共設施嚴重不足等城市問題。1932年，法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提出打破行政區域壁壘，根據區域開發需要規劃巴黎地區，并在1934年對以巴黎圣母院為中心，半徑約35公里之內的地區進行整體規劃布局；1956年編制《巴黎地區國土開發計劃》，提出在城市建成區邊緣規劃建設拉德芳斯、凡爾賽等5座新城；1960年通過《巴黎地區整治規劃管理綱要》，提出沿城市主要發展軸建設衛星城市?！栋屠璧貐^整治規劃管理綱要》經過多次修編，形成《巴黎大區總體規劃》，并于1994年獲得法國議會批準，成為巴黎大區發展中必須遵守的法律文件（參見表3）。巴黎都市圈大致經歷了城市開發、郊區開發到城鄉協調開發三個階段，并在規劃的指導下逐步實現由單中心空間結構向多中心、一體化的區域空間格局發展轉變（參見圖7）。
（二）巴黎都市圈發展特點
1.通過立法和工業外遷，加強舊城保護。巴黎都市圈在歷次區域規劃中，都將保護歷史建筑和文化遺產放在區域規劃的第一位，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強制性保護（參見表4）。20世紀60年代以來，巴黎為加強舊城保護，開始對城市產業布局進行大規模調整，以期將影響舊城保護的工業分散出去，具體措施包括：一是嚴格限制巴黎中心城區工業的進一步集中；二是推動中心城區原有工業企業外遷；三是通過稅收政策有意識地淘汰落后工業企業；四是促進新興服務業向中心城區聚集。巴黎“工業分散”戰略的實施，不僅對保護舊城歷史風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有力地促進了遠郊區和新城的工業發展，形成了從巴黎西郊到西部的現代化制造業帶。
2.各級政府達成共識，合力推動巴黎都市圈規劃的實施。從某種意義上說，20世紀末巴黎乃至巴黎地區的復興與繁榮，得益于國家、地區和城市三個層面對城市發展達成共識及相互之間的積極配合。地區政府通過區域規劃城市發展的總體目標，地方政府則以此為依據編制詳細的土地利用規劃，總體規劃與地方規劃緊密銜接，確保城市發展目標的一致性、持久性和可實施性。在規劃編制和實施過程中，國家、地區和城市始終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通過協商，以合同方式解決涉及整體利益的建設問題。
3.建設副中心和新城，引導巴黎中心城區人口的疏散和功能的疏解。1965年，《巴黎大區國土開發與城市規劃指導綱要（1965―2000）》出臺，以此為轉折點，巴黎都市圈區域發展從“以限制為主”向“以發展為主”轉變。為了減輕巴黎中心城區的辦公、商業活動和交通壓力，在巴黎近郊具有較好基礎的區域設立了9個商貿、服務、交通副中心，以轉移部分城市功能，促進中心城區人口向外轉移。此外，在巴黎市東西兩側，離市中心20―30公里范圍內，與塞納河平行的兩條發展軸上，建立5座新城，引導巴黎市區工業、人口向郊區遷移。例如，馬恩拉瓦萊新城位于巴黎以東約10公里，塞納-馬恩、塞納-圣但尼和瓦勒德馬恩三省交界處，它通過積極承接巴黎中心城區的產業轉移，大力培育特色產業，形成了以旅游業、金融業、農副產品加工業、音像業為主導的產業體系，并逐步完善了其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提高了人口吸引力和承載力，成為均衡發展的新城典范。通過建設副中心和新城，巴黎市區的人口和產業得到有效疏散，從1960年代起，巴黎市區人口呈現下降趨勢（參見圖8）。
4.交通基礎設施先行，帶動區域一體化發展。從20世紀60年代起，巴黎的規劃者們就認識到，主要交通線路的布局決定城市化地區的發展形態，并將這種認識自覺地融入地區規劃之中，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引導城市發展，通過構筑區域交通網絡來調控區域空間布局。在此后數十年里，交通設施建設始終是巴黎都市圈建設的重點。巴黎都市圈形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從高速鐵路、城市地鐵、高速公路，直至步行道路和各種交通轉換樞紐一應俱全。極大地提高了人員、物資流動的便利性，促進了巴黎周邊地區的城市化進程和區域整體化發展，使巴黎都市圈在歐洲乃至世界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如拉德芳斯，它是巴黎早期規劃的城市副中心之一，在規劃初始就考慮通過先行建設交通基礎設施帶動區域發展。拉德芳斯區設計了世界上獨特的人、車分流的交通系統，地面上的商業和住宅建筑以一個巨大的廣場相連，而地下則是道路、停車場和地鐵站構成的交通網絡，形成了高架交通、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三位一體的交通系統。同時，拉德芳斯也是歐洲最大的公交換乘中心，巴黎軌道交通區域快速線（RER）、高速地鐵、軌道交通、高速公路等都在此交匯。便捷、完善的交通設施成為連接拉德芳斯與巴黎市區的重要紐帶，并推動拉德芳斯成為歐洲最有影響力的商務中心區（參見圖9）。
三、首爾都市圈演變歷程及發展特點
（一）首爾都市圈規劃建設和發展歷程
首爾都市圈包括首爾特別市、仁川廣域市和京畿道的全部行政區，總面積約11726平方公里，占韓國國土面積的11.8%；人口約2384萬人，占韓國總人口的49.1%；2009年實現GDP487.6萬億韓元，占韓國GDP總量的近一半；2009年，首爾都市圈城市化率為95.8%，其中心城市首爾的城市化率已達到100%。首爾不僅是韓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且是世界第七大都市。（參見表5）
自1960年以來，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首爾市人口進入了快速增長階段，城市開發速度過快造成了房地產價格飛漲、環境污染、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首爾城市運行效率和競爭能力。面對這些矛盾和問題，韓國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規劃和政策措施，先后進行了三次綜合規劃，推動了首爾都市圈建設（參見表6）。
（二）首爾都市圈發展特點
1.制定和實施系統化、綜合性的首都圈宏觀規劃。首爾都市圈的規劃建設相對較晚，但它在建設初期就積極借鑒發達國家知名都市圈的經驗，制定系統化、綜合性的規劃。1972―2000年，韓國在四次國土綜合開發規劃中，從國家層面明確了首爾都市圈的發展目標、戰略規劃及實施舉措。除國家層面的規劃外，韓國政府還編制了《首都圈整備計劃》，形成了明確的規劃體系：在區域整備的“基本規劃”中，包括土地利用與人口布局規劃、產業、教育發展規劃與財政規劃；在區域整備“實施規劃”中，提出了實施戰略和措施，同時還制定了工業布局規劃等部門規劃來指導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國家和區域層面發展規劃，為首爾都市圈的形成和區域分工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思想。
2.制定功能分散的政策，引導首爾城市職能外移。韓國政府認為，生產部門和政府機關是造成首爾市人口積聚的主要因素，因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分散首爾的工業和政府機關。1964年的《控制快速城市增長的國務決策》，提出“不鼓勵首爾新工業開發”和“二級政府機構在地方城市重新分布”。1972年的《首爾土地利用控制》，又提出“減少首爾居住和工業用地的區劃”和“在首爾外重新安排政府機構”。1977年《工業分散法》規定，凡不符合首爾城市土地利用規劃要求的工廠必須搬遷。政府還對從首爾遷出的公司實行減免稅政策，通過稅收杠桿刺激工業布局的調整，加速工業企業外遷。工業外遷后騰出的空間向金融、文化、藝術、科研、創意、旅游、會展等服務業傾斜，使首爾的專業性和生產功能不斷加強。同時，污染性工業的外遷極大地改善了城市的形象與環境，為服務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3.通過新城建設、新村運動，促進都市圈人口和產業布局的合理化。從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韓國政府一直在推行新城政策，以分散首爾過度集中的城市功能。60年代初，開發建設了昌元、驪川、丘尾等新城；70年代新城建設政策以重化工業的疏散為重點；進入80年代以后，為解決住宅不足和土地、房屋價格上漲等問題，在綠帶之外規劃建設盆唐、一山、坪村、山本、中洞等5個新城，合計規劃承載人口120萬，產業發展以服務業為主。韓國的新村運動對于調控首爾都市圈的人口布局也發揮了重要作用。20世紀70年代初，韓國實施了“新村促進運動”，主要是通過政府投資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和公用設備，提高農產品價格，在農村創造就業機會，提高農民收入，以減少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
4.實施建設、組織和運營一體化的綜合廣域交通問題解決方案。隨著首爾都市圈空間結構從單中心逐漸向多中心轉變，以首爾為中心的區域交通網絡也在不斷擴充。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首爾市協調地鐵、公交、出租車及私家車等不同的交通形式，著手建設大容量的交通運輸系統，不僅為本市提供交通服務，而且同時也為首爾都市圈內其他城市提供交通服務。20世紀90年代后期，首爾市重點開展并持續推進針對公交系統的整合性改革，將管理機構、創新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及公交的組織和運營融為一體，促進了首爾城市交通的可持續發展，并極大地改善了首爾與都市圈內其他城市的交通聯絡。
四、國外首都圈發展規律及其對我國
“首都經濟圈”建設的啟示
（一）都市圈建設大都經歷了由單核心到多核心協調發展的空間結構演變歷程
東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和首爾都市圈均是伴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而形成的，其發展歷程各具特色，但在其建設過程中，都經歷了這樣幾個發展階段：核心城市的建立（強核）――單核心都市圈的形成（滲透）――多核心都市圈的整合（布網、連接）――大都市圈的協調發展（融合），逐漸形成多核心的空間結構，呈現出從中心到的一致性。所有這些成為大多都市圈發展的一般規律（參見圖10）。在都市圈發展的早期，往往通過分散中心城市的產業和部分功能推動人口向外轉移，同時帶動周邊區域發展，促進周邊各城市合理分工、功能協調，以最終實現都市圈的一體化發展。我國“首都經濟圈”的建設應自覺遵循都市圈空間結構和發展演變的一般規律，從國家戰略層面超前謀劃其功能定位、空間布局、總體目標、建設時序等，分階段推進建設，以更好地促進區域統籌協調發展。
（二）具有法律性質的區域規劃文件是都市圈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國外成功都市圈的發展，均以法律形式頒布了諸多法令、法案，并成為指導都市圈各個時期建設發展的行動綱領。例如，日本東京都市圈規劃是在《國土綜合開發法》和《首都圈整備法》的基礎上制定的；韓國首爾都市圈規劃是在《首都圈管理法》的基礎上制定的；巴黎都市圈的區域規劃是通過議會以立法形式頒布的（參見表7）。在法律基礎上制定和實施都市圈規劃，不僅確保了其權威性和嚴肅性，而且增強了其規劃實施過程中的強制性。目前，我國開展的都市圈戰略規劃，均為政府積極運作的結果，尚缺乏法律的支撐，未來可探索從國家層面制定“首都經濟圈”規劃，并將規劃提升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行動綱領，以更有效地指導和引領“首都經濟圈”的健康發展。
（三）合理的區域分工體系是衡量都市圈發育成熟程度的核心指標
巴黎都市圈、東京都市圈、首爾都市圈等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都形成了明顯的區域職能分工體系，即各核心城市根據自身發展基礎和條件，承擔各自不同的職能，在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的基礎上發揮整體集聚優勢，形成區域整體競爭力。例如，東京都市圈內部進一步分成幾個自立性區域，在它下面又細分為業務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并合理配置政府機關、教育、工業、服務業、居住等職能，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區域職能分工與合作體系（參見表8）。目前我國“首都經濟圈”尚未形成合理的區域職能分工，區域經濟發展以北京為強核心，首都與周邊區域發展落差較大，未來迫切需要疏解首都部分職能，建立規模等級合理、職能結構明確的區域分工體系，以增強“首都經濟圈”的整體實力和綜合競爭能力。
（四）培育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高端產業是提升都市圈綜合實力的重要舉措
中圖分類號：F32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19-0061-03
一、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
按照馬克思揭示的平均利潤規律，深化相關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首先要正確理解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的主要內容。
1.平均利潤理論的核心內容是“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就是說,在一個社會中,不同的經濟主體,無論其生產經營的內容差別有多大,也不管他們投資的部門、區域又有如何的不同,只要他們所投入資本(物化勞動、活勞動)的量相同,各自所獲得的利潤趨于相同,這個利潤即是平均利潤。馬克思曾明確指出:“通過競爭而平均化為一般利潤率,而一般利潤率就是所有這些不同利潤率的平均數。按照這個一般利潤率歸于一定量資本(不管它的有機構成如何) 的利潤,就是平均利潤?！盵1]
2.平均利潤的形成是不同部門資本家競爭的結果。馬克思指出：“在勞動剝削程度不變時,利潤率會隨著不變資本各個組成部分的價值變化以及資本周轉時間的變化而變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結論說,如果其他條件不變,不同生產部門所使用的資本周轉時間不同,或者這些資本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價值比率不同,那么,同時并存的不同生產部門的利潤率就會不同。”[1]
由資本的本性所決定，各部門的利潤率不同，必然導致不同部門之間資本家的競爭。競爭是平均利潤形成的杠桿。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進而,競爭在不同生產部門之間進行,以取得最有利的投資場所, 獲得高額利潤,“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 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辈块T之間的競爭采取資本轉移的方式，即資本從利潤率低的部門轉向利潤率高的部門，原來利潤率高的部門，由于資本量的增加，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降，利潤率下降，相反原來利潤率低的部門，資本量減少，產品供不應求，價格上升，利潤率上升?！巴ㄟ^這種不斷的流出和流入,總之,通過資本在不同部門之間根據利潤率的升降進行的分配,供求之間就會形成這樣一種比例,以致不同的生產部門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潤,因而價值也就轉化為生產價格?！盵1]
3.平均利潤的形成，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有條件的。馬克思指出:“商品按照它們的價值或接近于它們的價值進行的交換,比那種按照它們的生產價值進行的交換,所要求的發展階段要低得多。而按照它們的生產價值進行的交換,則需要資本主義的發展達到一定的高度?！盵1] “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的社會內越是發展,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條件越是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就越能實現這種平均化?！标P于平均利潤形成的條件，馬克思指出：“第一個條件的前提是,社會內部已有完全的商業自由,消除了自然壟斷以外的一切壟斷,即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造成的壟斷。”在這個前提下“資本有更大的活動性,也就是說,更容易從一個部門和一個地點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和另一個地點?！薄斑@第二個條件的前提是：廢除了一切妨礙工人從一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或者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的法律?！痹谶@個前提下“勞動力能夠更迅速地從一個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從一個生產地點轉移到另一個生產地點?！盵1]這就是說平均利潤的形成,要求生產資料、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不受地區和行業的封鎖,不受各種壟斷的限制,能夠自由流動。
二、平均利潤規律的作用不能發揮是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建立以后，很長一段歷史時期，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的經濟運行理論，沒有從中國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出發，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由于平均利潤規律是商品經濟的規律，否定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從而使平均利潤規律失去了存在和發揮作用的條件。
平均利潤規律的作用不能發揮，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農業經濟發展的緩慢就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農業經濟發展緩慢突出地表現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農業仍然占較大的比重，國民經濟還沒有實現工業化；農民的收入還比較低，城市和農村還存在比較大的差別。
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平均利潤率規律的存在和發揮作用，要求勞動力在不同部門的自由流動。中國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國家沒有實現工業化，農民收入比較低，農業沒有實現現代化，農村人口、農業勞動力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眾多的農村人口、農業勞動力滯留在農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們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否定平均利潤規律的作用，通過戶籍制度，阻止農村人口的自由流動。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只有很窄的兩條道，即考入大學和參軍。對于絕大多數或者說近百分之百渴望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
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平均利潤率規律的存在和發揮作用，要求資本在不同部門的自由流動。農村經濟的發展，要“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要“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發展“適度規模經營”；要“支持農業產業化經營和龍頭企業發展?！盵2]上述要求的實現都需要大量資金的投入，然而中國農業的歷史和現狀決定了靠農民的自身積累是很有限的，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資本市場，資金不能在不同的生產部門自由地流動，從而平均利潤規律的要求不能實現，農村經濟的發展受到阻礙。
平均利潤規律，是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以價格形成與運行機制為核心。依據馬克思的分析,市場機制對于社會經濟運行調節，是自動調節“作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自然必然性起著作用”[3]；是市場機制的各個構成要素的作用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是通過對市場主體的切身利益的影響來發揮市場機制的內在作用。按照上述特點，商品的價格要在市場競爭中形成，要隨著供求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要有自身獨立的利益。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農產品的價格既不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也不受供求關系的影響，農產品的價格由國家統一定價，而且確定的價格低于價值長期不變。由于農產品的價格低于價值，即使沒有資本流動的限制，也不會有資金流入解決農業資金發展不足的難題。由于農產品的價格低于價值，農產品再供不應求也不會使價格提高，從而無法激發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產生了一個農業大國，幾億人口搞農業，而農產品又嚴重短缺的怪現象。
三、適應平均利潤規律的要求，深化相關改革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黨的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時期，黨的十四大明確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近三十年趨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實踐，已經為平均利潤規律存在和充分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勞動力市場的建立和完善，為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條件；資本市場的建立和完善，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條件；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已經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為資本的自由流動創造了動力。
平均利潤規律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是客觀的存在，我們也已經按照這一規律的要求調節經濟的運行。但筆者認為，僅就農村經濟的發展而言，這一規律的積極作用還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有待于適應這一規律的要求深化相關的改革。
首先，資本向農村的自由流動還有障礙，需要深化改革。資本向農村的自由流動的障礙，主要是流入的障礙。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特別是農業的規模經營、農業的產業化和龍頭企業的發展，需要來自農村外部的較大數額的資金或資本。筆者在調查中了解到，有許多有意向、有能力投資農業的人，但沒有投資于農業，主要是擔心承包期之后的“變”，即土地承包經營權到期后的重新劃分。土地承包權到期后的重新劃分阻礙土地的集中和規模經營的實現。因為實現土地大規模的集中和規模經營，需要擁有較大數額資金的經營大戶的出現，這些經營大戶一般要追求更為長遠的利益，甚至是幾代人的利益，再有他們一般要對土地有更為長遠的打算，而不是維持經營的現狀。這樣定期、不定期對承包地的重新劃分，或者說不確定的繼續承包，經營大戶就很難出現，規模經營、農業的產業化和龍頭企業的發展也就落不到實處。
筆者建議，土地經營權流轉后，不論是本村人、他鄉人還是城里人，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到誰的手中，在下一個承包期，誰就取得了優先承包經營權，而且不論面積大小。而不是把承包經營權再交回原承包人或村集體，使取得承包經營權的人再一次有償獲取土地的承包經營權。
土地承包經營權永久性轉讓不僅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而且對于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農民也是有利的，因為對于獲取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經營者，希望承包期越長越好，獲取的承包經營權越長，就肯支付更多的流轉費。已經客觀存在的東西，如果它存在是合理的，又反映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用法律、政策把它明確地肯定下來，將會更加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阻礙資金向農業的自由流入還表現為，有的地區規定，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只能在村集體成員中流轉，排斥外來資金的流入。在現實的生活中有的城里人已經在農村購買了土地的承包經營權，但大都是借用原集體某一村民的身份，當該村民年紀比較大時，又要將承包權轉到另一年齡比較小的村民身上，購買土地承包權的人心理總是不塌實，這種不塌實必然影響外來資金向農村的自由流入。
其次，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還有障礙。在勞動力的流出方面，土地承包法規定“承包期內，承包方全家遷入小城鎮落戶的，應當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經營權或者允許其依法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薄俺邪趦龋邪饺疫w入設區的市，轉為非農業戶口的，應當將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發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發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盵4]為了保證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正常流出，上述規定需要完善。上述規定，在一定意義上是鼓勵農村人口向小城鎮的流動。然而，從農村人口和勞動力流出的總體趨勢看，流出的人大都是希望進入“設區的城市”，這符合人口學中的人口流動高位移規律，即勞動力流動遵守就高原則，總是從邊際效益低的區域，流向邊際效益高的區域。
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這個問題上，流入“設區的城市”與流入小城鎮不應該區別對待。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土地是歸集體成員共同占有的重要生產資料，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實際基礎上的。國有企業轉制，工人可以“買斷”得到相應的收入，而作為集體成員農民，進入了“設區城市”無條件地交出對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對于該部分農民集體所有在經濟利益上實際就沒有任何體現。在現實生活中，農民對土地依賴程度還很高，具有特殊的感情。如果進城就必須無條件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他們就是能離開農村或者工作已經離開了農村，也不會放棄農民的身份，尤其在國家取消農業稅，加大對農業補貼的情況下，農民更會這樣。我們急需遵循十七大報告提出的“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 [2]
農村人口和勞動力流出的障礙還表現為，在許多城市為農村人口和勞動力的流入還設許多的門檻，在子女入學升學等方面還有差別的待遇。在許多城市原來的農村人，要變成有戶口無差別待遇的城市人還有一定的難度。按照平均利潤規律的要求各級行政部門不該再設立阻礙人口自由流動的門檻，在國民經濟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應該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促進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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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報,2002-08-30(7).
Fully Developed the Effect of the Law of Average Profit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yside Economy
GU Chun-xiang
貴州省旅游業通過近幾年的政府的大力扶持，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和旅游資源的開發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如表1所示：
從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年鑒2014
由表1可知，從2001年到2014年，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趨勢雖然稍有波動，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保持增長。就2016年春節六天假期全省就接待游客1548.78萬人次，同比增長30.2%；實現旅游總收入67.42億元，同比增長32.7%。雖然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取得了進展和大的跨越，但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從而影響旅游業更好的發展，本文從基礎設施、市場營銷、服務質量等方面分析貴州省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基礎設施不完善
貴州省地處云貴高原，省內地貌以山地為主，由于其多山的緣故導致貴州省交通通達度不高，在2014年以前，貴州省都沒有通高鐵，對于選擇來貴州旅游的游客大部分只能選擇火車或者飛機，但由于機票價格較貴，而火車由于歷時長、環境嘈雜，多數旅客不愿選擇，因此交通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是貴州省旅游業發展的瓶頸之一，交通的不便直接影響了人們將貴州作為旅游目的地首選的欲望；而景區配套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也影響了游客對于旅游景區的滿意度，在大多數景區對于相應的住宿、購物、餐飲等方面的配套設施由于當地經濟的不發達，導致環境不佳，在經營上也缺乏現代化氣息和特色，并且零散，不能給游客帶來良好的體驗和旅游經歷。
（二）市場營銷不佳，知名度不高
貴州省擁有者美麗的自然風光，山清水秀，境內的“紅楓湖”景區，素有高原明珠之譽，面積相當于6個杭州西湖，但國內外對于該景區的知曉度卻很低，而杭州西湖卻每年都會吸引上千萬的游導致出現人群擁堵現象，一方面是由于杭州西湖本身具有的“美好的傳說”，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歸功于江蘇省在旅游業推廣方面對于西湖的品牌營銷，已將杭州西湖打造成杭州名片，是游客紛至沓來。
諸如此類的還有貴州省的“鎮遠古鎮”，鎮遠古鎮有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舞陽河、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古建筑群、日本在華反戰同盟"和平村"舊址、省級風景名勝區高掛河，以及保持明清風貌的古民居、古巷道、古碼頭等省、縣級文物古跡160余處。城內氵舞陽河自西向東呈"S"型蜿蜒貫通全城，形成了"九山抱一水，一水分兩城"、山水城渾然一體、天人合一的獨特的太極圖古城風貌，但同樣該古鎮的知名度卻遠遠低于湖南的“鳳凰古城”，因此市場營銷力度的不足導致了景區知名度不高，降低了景區的吸引力。
（三）景區服務人員素質不足，服務質量不高
貴州省旅游業特色在于少數民族文化，因此大多數景區的從業人員和經營商家以當地居民為主。而貴州省由于其經濟不發達，并且地理位置不優越，教育普及程度相對于發達省份較低，對于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就更是如此，這直接導致了景區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總體不理想，在職業素養上不如發達地區，景區從業人員的服務態度、和經營管理能力就直接影響景區的對外形象和對游客的吸引力。
在分析了貴州省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后，本文提出以下五條關于貴州省旅游業的后續發展途徑。
（一）完善旅游景點基礎設施的建設
一個旅游景點最讓人關注的就是它的自然景色和人文風光，其次就是該景點的基礎設施。人們在游玩的過程中，很少會一直在行走，當他們累了時，如果正好有一個場所可以讓他們休息，或是每隔不遠處就有一個公共衛生間，那么游客在游玩的過程中會少了很多煩惱，這會讓他們對這次的旅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就很可能會再次來游玩，或是推薦身邊的親朋好友前來游玩。這樣一來，整個貴州省的旅游業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所以，完善旅游景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對貴州省的旅游業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加大宣傳力度，拓寬營銷渠道
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好的宣傳，宣傳的方式一定要多樣化。最基礎的就是電視、報紙、廣告等宣傳，但在當今這個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力量也不容小覷。首先，應該利用這些方式多多宣傳貴州省的著名旅游景點，讓更多的人了解貴州；其次，就是要在互聯網和電視上更多的展示貴州省的自然風光和風情文化。市場營銷渠道也應該隨著宣傳方式的增加而變得豐富，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要選擇合適的方式來銷售，在不讓游客覺得反感的前提下，完美地展現自身的優點，讓游客自己有來貴州游玩的想法，以此來不斷拓寬市場。在這樣的宣傳和營銷下，總會有人慕名而來。
（三）加強對景區工作人員的培訓
對景區工作人員的培訓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對景區工作人員職業技能的培訓，比如：娛樂設施操作員的操作方法、飼養員的基礎知識以及景點解說員的語言能力等。相關工作人員只有先把職業技能提升上去，才能讓游客覺得專業和可靠，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在工作過程才能更加得心應手，有能力去應付一些突如其來的情況。第二就是對景區服務人員的素質培訓，要提高他們整體的素質，培養他們的耐心，使他們面多接踵而來的游客能始終保持激情，微笑為每一位游客服務。如果他們不能保持微笑，當游客人數一多時就變得急躁，態度也變得不友好，那么會使游客對整個貴州省的旅游業都留下不好的印象。只有提高景區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游客才能真正在游玩的過程中得到放松，獲得快樂。
（四）大力發展本地的特色旅游路線
貴州省在旅游業上有著先天的地域優勢，適宜的溫度和優美的風景就是他最好的資本。所以，貴州省應該把握這一優勢，繼續發展其特色路線，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具體來說，可以按照日程的長短，將不同的景點劃分在一條路線上，重新組成更多的特色方案，讓游客在選擇一條路線的同時，可以直接游玩好幾個景點。
（五）加大對旅游業的政策支持
一個城市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貴州省政府應該給予本地旅游產業更多的幫助。首先，政府應該加大對旅游業的資金投入，這樣，各旅游景點才能更好的制定適合本景點發展的新的模式，開發出更能吸引人的旅游方案。其次，政府應當適當地給予旅游行業更多的優惠政策，減少他們運營過程中的負擔。最后，政府在與其他城市的交流中，也可以在合適的時機宣傳一下本地的旅游景點，以此來更進一步地促進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
總的來說，貴州省正處在發展的階段，政府應該抓住機遇，把握優勢，積極制定合理的政策來解決貴州省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瓶頸，尋求更多的發展途徑。這樣一來，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會越來越好，越來越穩定，整個貴州省的發展也會越來越快。
一、貴州省經濟發展現狀及研究意義
貴州省是中國西南地區的三大省份組成部分之一，資源富集，發展潛力巨大，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輕工業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
2011年貴州全省生產總值5701.84億元居于全國26位，比上年增長15.0%。經濟總量小、人均水平低、發展速度慢仍是貴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臨的主要矛盾，工業化水平低、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村貧困面廣程度深、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大等問題仍將非常突出。僅僅貴州省四個市（貴陽市，六盤水市，遵義市，畢節市）的生產總值就占到全省生產總值的67.6%，因此對省內9個市（州）的經濟發展效率進行評價，對尋找制約貴州經濟發展的因素有重要意義。本文采用DEA構建貴州發展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及模型，依照經濟發展效率綜合評價貴州省經濟狀況并提出相應建議。
二、研究方法
1.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
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隨后由著名的運籌學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研究并發展起來的一種針對多投人多產出生產單位的效率分析與評價方法，正式提出了運籌學的一個新領域：數據包絡分析，其模型簡稱CCR模型，該模型用以評價部門間的相對有效性（因此被稱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成為一種與傳統計量經濟方法并駕齊驅的投入產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經濟意義，分析地區經濟發展效率，比較貴州省各市（州）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對經濟發展做出有效評價。
2.指標的選取及數據的來源
DEA方法的指標選擇應滿足數量、代表性、可得性、穩定性、獨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對所有的決策單元，都可以得到一個輸入和輸出值，而且這些數值是正數。
第2，從效率比的原則上考慮，輸入的數值應該越小越好，而輸出的數值應該越大越好。
第3，不同輸入和輸出的單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數、收入、花費等等。
根據以上原則，以及閱讀了大量文獻，結合DEA對于經濟發展效率評估的特殊性及數據收集問題，本文確定了三個輸入指標和三個輸出指標。
輸入指標：X1固定資產投資/億元；X2在崗職工人數/萬人；X3財政預算支出/億元
輸出指標：Y1財政預算收入/億元；Y2地區生產總值/億元；Y3稅收收入（萬元）。
本文原始數據來自于《2012年貴州省統計年鑒》。
三、結果分析
1.DEA計算結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運用Deap2.1軟件對貴州省9個市（州）2011年經濟統計數據進行處理得到貴州省2011年各市（州）經濟發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結果分析貴州省9個市（州）中有5個達到了DEA相對有效水平.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較高，分別是貴陽市、六盤水市、遵義市、安順市、黔西南州；4個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的綜合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畢節市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均為0.999，純技術效率為1，已經基本達到了DEA有效；銅仁市的各種效率均處于最后位置，投入和產出結構還有待調整。綜合效率等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乘積，從純技術效率分析：
貴州省市（州）的總體純技術效率呈現良好發展態勢，表明貴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較高；銅仁市和黔南州的純技術效率都大于0.9，處于邊緣非有效，只需稍加改進即可達到純技術有效，黔東南州的純技術效率為0.833，處于較低水平，應著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因地制宜選擇主導產業，加快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從規模效率分析：貴州省9個市（州）中有5個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這些市（州）具有較強的經濟發展潛力，尚處于經濟發育成長階段，還需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靠開放聚集發展資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增加投資以達到經濟發展有效；畢節市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說明其投資規模過大.應適當壓縮資本投入規模，以使規模收益回歸有效水平。
3.生產前沿面投影分析
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貴州省各市（州）的投人產出的經營效率，本文計算了非DEA有效的三個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產出不足量，對各城市在生產前沿面上進行了投影，結果見表2。針對具體城市而言，可從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進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東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崗職工人數，財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別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東南州和黔南州應該減少固定資產投資、提高技術生產率、減少財政預算支出，致力發展技術密集型企業；
由表2可以看出銅仁市和黔南州的財政預算收入產出不足率分別為57%和27%，說明其產業發展的附加值較低，企業盈利能力較差.應提高產業的創新能力以及高新技術的引進吸收。此外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的稅收收入產出不足率分別為50%，24%，12%，表明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沒有形成有規模的骨干企業，應該大力發展大中型企業，注重骨干企業的發展，形成有規模，有效益的大型企業。
四、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論和貴州省經濟發展現狀，為提高貴州省經濟效率，推動貴州省經濟的快速全面發展，建議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力吸引對外直接投資。貴州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環境資源，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優勢。
第二，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在優勢區域的集聚發展，建設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基地。
第三，加強科技創新環境建設。進一步加大財政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財政、稅收等政策，鼓勵、引導、促進企業、社會等各項資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各種社會廣泛參與的多元化科技創新投入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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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因：一、顱外頸內動脈的上行性栓子：臨床最多見，占50%~60%。主要起因于脈粥樣硬化斑快狹窄潰瘍，其好發部位絕大多數位于頸內動脈起始段2cm范圍內（占70%~85%）。二、心源性栓子：約占40%，主要起因于特發性心房纖顫，其他有心臟手術，心臟病等。三、其他少見原因：頸動脈順損傷，巨長頸內動脈等。
發病機制：一、動脈粥樣硬化斑塊好發于頸內動脈起始段，此系由于頸總動脈在頸動脈竇區分叉分流，70%流入頸內動脈，30%流入頸外動脈。血流進入頸內動脈之初，延期內側壁呈層流快速前進，而在其外側壁出現血流旋渦停滯不前，故在頸內動脈內側壁區呈高流速，高剪應力而不易產生斑塊，但延其外側壁呈低流速，低剪應力的血流旋渦區則成為斑塊的好發部位。所以動脈硬化時，粥樣硬化斑塊最常見于頸內動脈起始端外側壁的2 cm局限范圍內。二、粥樣硬化斑快促使頸內動脈局部內膜增厚，并易出現潰瘍面。在潰瘍處內膜下層分泌一些物質如膠原及凝血VII 、IX 、XII因子促使凝血酶形成。后者和纖維蛋白原與粘附在潰瘍面上的血小板共同導致血栓的形成，遂是動脈官腔在狹窄基礎上更加狹窄。而且從血栓形成處會脫落小的凝血塊構成小的栓子順血流入腦，從而發生TIA，甚或腦梗塞。三、凝聚的血小板本身亦釋放一些顆粒物質如血栓素（TXA）促使Ca++從血小板釋出，并與血小板膜的一些糖蛋白如IIb、 IIIb 、I a、Von、 W?illebrand因子及纖維蛋白原等結合構成血小板粘附的因素，進一步加速血栓形成。
四、頸內動脈血栓形成過程：第一期, 血小板粘附于粥樣硬化斑塊潰瘍面上， 引起中纖維蛋白很少，易破裂脫落產生小栓子入腦，導致TIA；第二期，被圍困在纖維蛋白網內的紅細胞形成的紅血栓，疊-附于白血栓上形成混合性血栓。亦會脫落較大的碎塊產生大塊栓子入腦，阻塞較大的血管，導致腦梗塞；第三期，斑塊和混合性血栓繼續發展使頸內動脈管腔接近閉塞狀態時，血流受阻停滯，與狹窄遠側管腔內紅細胞積聚而形成郁滯性血栓，逐步向遠側段展延擴散，產生順行血栓可直達顱內，使整個頸內動脈完全閉塞。但郁滯性血栓擴展至眼動脈出口處平面時，可能受來自頸外動脈系分支（顳淺動脈、面動脈）與眼動脈之間的側支循環的影響而停止向上擴展，從而保證了側支循環的一個可能來源，預后較好。 否則，如血栓繼續并越過眼動脈開口處平面，甚至更越過了大腦前交通動脈開口處阻斷了來自對側腦前動脈的第二個側支循環來源，則預后惡劣。蓋因側支循環來源斷絕之際，血栓擴展至腦末梢動脈時，勢將阻塞腦實質內的穿通支，從而引起廣泛的腦梗塞而致死。郁滯性血栓亦會脫落碎屑產生栓子。凡栓子入腦在微血管中均會造成動脈內膜損傷而形成新的潰瘍，導致第二站繼續發生多發灶。
病理癥象：腦梗塞并非單純血管腔的阻塞及其遠側端的組織壞死，而且因伴隨周圍星形細胞水腫致其影響越出壞死區的范圍 。
一、腦血流量減少和供氧不足導致星形細胞損害：腦耗氧量占全身可供利用的總氧量的18%，其中95%用以供應腦細胞必需的能量。當腦血流量明顯減少（在急性腦梗塞時>80%）時，線粒體不能保證星形細胞內ATP的合成，遂至細胞內能量缺乏。
二、星形細胞水腫早期出現：細胞內氧分壓（PO2）下降導致細胞內K+外流和Na+、Cl-進入。這種鈉泵障礙導致細胞內水腫，而且在起病后1~3小時內早期出現，至24小時達高峰，持續72小時左右。
三、細胞生化代謝障礙：腦缺血后早期出現腦磷脂破壞，其機制有二：過氧化和磷脂酶激活。（1）過氧化釋放大量自由基（活性氧），主要有過氧化陰離子（O2-）、氫氧自由基（.OH），以及單線態分子氧（O2）過氧化氫（H2O2）及脂類過氧化物等。自由基激活磷脂酶，侵襲未飽和脂肪酸，釋放出過氧化的中間代謝物。（2）腦缺血后復流早期Ca++大量流入細胞內，（鈣泵障礙），可達正常濃度200倍。Ca++激活磷脂酶A，導致腦磷脂水解，釋放大量花生四烯酸。后者破壞環氧合酶降解后釋出PGF2a（縮血管物質）、血栓素TXA（促微血栓物質）；被脂氧合酶降解后釋放出白三烯。這些物質均嚴重損害細胞膜。
四、腦缺血后復流：由于吻合支的開放和栓子本身纖維蛋白溶解或栓子向遠側遷徙，腦缺血后復流失可能出現高流量充血現象，導致梗塞灶壞死軟化區中心出血（紅色梗塞灶）。
五、壞死灶周圍半暗區（Penombra）：梗塞灶周圍存在水腫抑制區，稱為半暗區，其局部腦血流量明顯減少（20~25ml/100g/分），但細胞尚未死亡，處于功能抑制狀態。通過治療復流和供養，爭取此區的功能恢復，為主要治療目的。
臨床診斷方法：一、頸部聽診：頸內動脈狹窄>50%時可聽到收縮期雜音（下頜角平面），>80%時雜音消失。二、多普勒效應觀測頸內動脈血流方向和速度。三、適時B超顯示頸部頸內動脈狹窄程度和血栓形成范圍。四、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SA）顯示全腦血管判明多處血管狹窄。五、CAG：明顯頸內動脈狹窄程度和范圍。六、CT：顯示低密度灶大小、部位。七、區域性腦血流量測定。
臨床外科治療：頸部頸內動脈膜切除術：TIA后立即進行上述早期診斷方法檢查，一旦發現單側頸部頸內動脈起始端存在局限性病變，宜及早進行動脈內膜切除術，收效最佳，可預防進一步更嚴重的腦梗塞發生。手術死亡率70歲組為1.18%。
一、手術適應癥：（1）0級、無癥狀性頸部雜音，可偶然發現；（2）I級、TIA，PRIND；（3）III輕級、完全型中風輕偏癱；（4）III重級、完全型中風偏癱；（5）II級、進展型中風偏癱。凡0、I級屬預防性手術，屬絕對適應癥，療效佳；III輕級屬相對適應癥，效遜；III重級、II級一般屬禁忌，效差。
二、手術禁忌癥：（1）半年內有心肌梗塞史；（2）嚴重高血壓未控制；（3）并發癥；（4）嚴重衰老癡呆；（5）合并存在顱內病變；（6）肝、腎功不全，糖尿病等。
三、遠期治療效果：術后5年存活：、0、I、III輕組為86%；III重組、II組為55%。術后遠期死亡原因：心肌梗塞占72%，中風僅占16%。
民族旅游商品是指由少數民族地區就地取材, 主要靠手工制作的, 有鮮明的民族特色、能體現少數民族民情風俗和歷史文化藝術的各種手工藝品、服飾、生活用品、節日用品和土特產品。由于它們具有旅游者購買后用作紀念、饋贈和收藏的價值, 因而叫做“民族旅游商品”。
從現代旅游發展來看, 少數民族居住地的自然風貌和少數民族文化, 由于其自身的巨大吸引力已經成為了民族地區發展旅游的重點項目。近幾年來, 久居都市“水泥森林”中的廣大民眾, 已經把觀賞少數民族地區的自然人文景觀、體驗少數民族的生活、購買少數民族商品作為當今旅游的時尚。因此, 開發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商品, 具有很好的市場前景, 可以促進旅游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一.貴州省民族旅游商品特點概括
貴州省是一個多民族省份, 全省共有48個少數民族, 少數民族人口占全省總人口36% 。貴州境內的各個少數民族, 無論從語言、房屋建筑、服飾裝扮、節日歌舞看, 還是從食物結構、生活用品到風俗習慣看, 都極具各自的特色。即使是同一個民族, 也因不同支系、不同村寨而使特色各異, 以至有著“三里不同風, 五里不同俗”的說法。在這些姿彩萬千的民族風俗和產品中, 不乏絢麗多彩的民間工藝, 甚至堪稱世界一絕的精品, 如苗族的刺繡服飾和銀飾品, 布依族的蠟染等。這些極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手工藝品不僅有著很高的文化價值, 而且也具有很大開發價值, 是貴州省獨特的民族旅游商品資源。
根據貴州民族旅游商品資源情況和各自的文化特色, 將最具開發價值的資源進行組合分類, 主要有以下幾類:
一是民族織、繡、染等手工藝品類
這類手工藝品, 主要有布依族的蠟染、織錦；苗族的刺繡、挑花、蠟染； 侗族、土家族、水族、瑤族、仡佬族的挑花、刺繡、染織等。這些手工藝品的制作不僅各具民族特色, 而且做工精致, 藝術價值極高。特別是安順蠟染, 迄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 它從傳統的藍白兩色發展為如今的彩色, 并將古今中外各種藝術風格引入構圖, 使圖案更加豐富多彩, 蠟染制品已暢銷海內外。還有苗族的傳統刺繡, 技藝精湛、針法獨特, 其圖案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韻味, 是中華民族藝術寶庫中的一支奇葩。
二是民族服飾類
民族服飾是民族歷史、心理素質和審美意識長期沉積的印記。貴州各個民族都有各自的日常服飾和節日盛裝, 就是同一民族, 地區不同, 服飾也各有差異。僅苗族服飾就有100多種, 苗族的各個支系, 例如花苗、白苗、青苗、歪梳苗、喇叭苗服飾各異, 五彩繽紛；侗族服飾也分為南北兩類；布依族、水族、土家族、彝族等各個民族的服飾不僅形態各異, 而且圖飾、色彩也千姿百態, 工藝精湛, 具有很強的觀賞性和收藏性。
貴州少數民族婦女都喜歡佩帶項圈、手鐲、耳環、銀扣、銀花、銀冠等銀飾品。為此, 貴州的傳統銀飾加工手工業非常發達, 如臺江九擺苗族傳統銀飾工匠村, 幾乎家家都有銀飾作坊, 世代相傳,久負盛名, 打制的各種銀飾品不僅做工細膩, 造型優美, 而且很有民族特色。有些銀飾品, 一套最重可達十幾公斤, 這看起來似乎很不“現代”, 但在這些飾品的“ 沉重”、“ 厚重”中, 卻透出了各民族發展歷史的曲折和厚重；正是在這些歷史發展的曲折和厚重中, 蘊含了獨具特色的民族習俗和民族文化的內涵。這些輕重各異、各有特色的銀飾, 已成為旅游者樂于購買的紀念品和收藏品。
三是民族樂器類
貴州各個少數民族都有自己傳統的各具特色的民族音樂和民族樂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樂器有苗族的蘆笙、古瓢琴, 侗族的琵琶、侗笛, 布依族的勒貢木( 吹管) 、布依筆管, 彝族的“ 抹轟”( 即嗩吶) 、月琴, 土家族的長號嗩吶, 水族的銅鼓、大革鼓等。這些民族樂器不僅造型別致、音色獨特、悅耳動聽, 而且蘊含了各個民族獨特的文化韻味和審美情趣, 它們以各自的音韻特色成為了我國多民族音樂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民族旅游商品開發的意義和現狀
貴州旅游商品近年來有了一定的發展, 2009 年和2010 年的旅游購物創匯占旅游創匯收入的23.2%和16.8% , 高于周邊的四川、云南、廣西、重慶等省、市、區, 但低于旅游業發達的北京、上海、新疆等省、市、區。而這個比例和貴州擁有豐富的民族旅游商品資源卻極不相稱的。我們通過對貴州旅游市場的調查、了解和分析, 發現長期以來, 在貴州旅游經濟發展的過程中, “購”一直是貴州旅游業發展的薄弱環節, 旅游商品銷售收入還遠遠沒有達到應有水平。因此大力發展旅游商品, 特別是發展極具特色的民族旅游商品, 對于貴州旅游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 民族旅游商品有較強的創匯能力。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性質的表現, 常常倍受海外旅游者所青睞。海外游客大多崇尚東方文化, 對中國享譽數千年的文明敬仰倍至, 他們對于我國的民族旅游商品, 比中國人自己要感興趣的多, 因為很多民族旅游商品, 還保留了中華文明若干的“活化石”特征。從這方面看, 民族旅游商品具有較強的創匯能力。
其次, 發展民族旅游商品, 既可以促進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又可以為少數民族地區的剩余勞動力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在旅游購物需求的推動下, 在旅游市場的帶動下, 可以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投入到民族旅游商品的開發和生產中, 這樣, 既可以為之提供較多的就業機會, 解決農村部分剩余勞動力問題, 又可以促進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盡管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開發和生產有著較為廣闊的市場前景, 但是,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開發、生產和銷售的諸多環節中, 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一，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產規模小, 產量低, 上擋次的產品少。
從傳統意義上講, 許多民族旅游商品, 特別是民族手工藝品, 多是在小作坊式的生產廠家制作,難以形成統一的規格和標準, 以至于造成同一種產品出現較大的差異, 不能滿足批量生產的要求, 從而失去批量銷售的機會和失去許多客商的訂貨機會。
第二， 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開 發不足, 資源沒有得到有效利用。
盡管民族旅游商品的發展落后于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水平已是不爭的事實,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開發和生產一直未受到足夠的重視。
第三，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的生產、銷售這兩大環節缺乏良性協調。
由于貴州省的民族旅游商品以民族手工藝品為代表, 而民族手工藝品又大多是小宗商品生產, 并且主要分布在經濟不發達的、交通不方便的較邊遠的民族自治州、縣的中、小城鎮甚至民族村寨中, 這樣就使得產品的生產、分配、銷售不能協調地運轉。
第四，商品包裝的簡陋和攜帶的不便, 不能滿足旅游者的旅游攜帶的需要。
民族旅游商品由于多數為作坊、家庭式的生產, 往往不注重包裝, 或沒有能力設計和解決包裝問題, 使得這些本身就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產品由于包裝簡陋、形式陳舊或根本不帶包裝, 給旅游者攜帶造成不便, 而不能體現出自身的真實價值或削弱了自身的藝術價值, 使其市場占有率降低。
三.基于民族旅游產品開發的貴州旅游經濟發展對策
民族旅游商品既是貴州旅游商品的重要構成部分, 又是民族文化、工藝技巧和物資資源相結合的產物, 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 一直受到中外游客的青睞, 有著廣闊的市場。民族旅游商品的開發，十分有利于旅游經濟的發展。
圖1 旅游總收入增長速度及民族旅游產品在總旅游收入中占比
貴州省要著力發展民族旅游商品, 讓其成為旅游商品的龍頭, 帶動旅游商品的整體發展, 從而使旅游商品成為貴州旅游經濟新的增長點, 為此, 我們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 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 擴大民族旅游商品的生產, 既要在傳統手工生產方式中注入新興的科學技術, 又要保持傳統的手工工藝的生產, 讓兩種生產方式并存。
其次, 建立一個合適的具有保護性質的民族旅游商品的銷售系統
目前, 貴州省多數民族旅游商品的生產仍然處于一種分散狀態, 因此使得產品難以通過合適的正規渠道銷售, 使得生產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證, 而給中間商或銷售商以有機可乘。因此, 在民族旅游商品的銷售方面, 必須建立一個有利于生產和銷售的協調系統。
一方面, 對于分散在家庭( 個人) 作坊生產的少數民族傳統手工藝品, 其中有很多是由婦女在村寨中就地制作的, 其銷售可以通過在地區一級建立某種形式的合作來進行, 將這些村寨的手工藝品收集起來, 然后集中地發送到各個零售點。這些零售點應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以表明這些手工藝品的真實性。這既是對產品產權的保護, 也是產品民族特色的體現。
另一方面, 充分發揮集市的集約銷售優勢, 在貴州省各旅游中心城市建立民族旅游商品購物大市場, 收集、挖掘全省各個民族地區的各種特色民族旅游商品, 集中起來形成規模經營市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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