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18 09:56:06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科學理論的主要特征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1.各個國家教練員的等級分類
德國教練員的培訓從低到高共分為四級：C、B、A、D級。1974年，加拿大教練員協會（CAC）制定了全國教練員證書計劃（NCCP），分為五個等級對教練員進行培訓：1-3等級的主要對象是社團及省級教練，4-5級主要針對國家級教練。澳大利亞教練員培訓計劃及培訓工作由澳大利亞全國教練委員會負責制定并實施。澳大利亞教練培訓等級分類：全國教練等級制度分為四個等級，根據教練員的等級，培訓也分四級進行：1級培訓的對象為全國各中、小學的青年教練；2級培訓對象為全國各體育俱樂部或大學的體育教練；3級培訓對象為全國具有中級水平的教練；4級培訓主要針對高級教練。日本教練員的培訓由日本體育協會統一領導，各單項協會具體實施本項目的教練員培訓。日本教練的等級分類：日本教練員分為初級（C級）、中級（B級）、高級（A級）三個等級。英國教練員等級分類：國家級教練（如教練總監）、高級教練（如地區教練）、教練（如俱樂部教練）、助理教練和預備教練（如體育輔導）［2］［3］［4］。
2.各個國家的培訓課程
2.1德國培訓課程。
體育科學理論，如：體育哲學，體育管理學、教育學、運動心理學、運動醫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營養、科學訓練等；專向運動知識，如：運動技術、戰術、運動策略、運動專向技能、技巧等；訓練實踐，把培訓中獲得的知識應用于實踐訓練。
2.2 加拿大教練員培訓課程。
加拿大教練培訓主要涉及體育科學訓練理論與方法、專項知識及訓練實踐三個方面。科學訓練理論與方法主要包含體育科學的基礎理論、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運動營養、計算機與科學訓練計劃、教育學、哲學、管理學等，專項知識主要包含專項運動的技術、戰術、技能等，訓練實踐強調在高級教練指導下進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訓練。
2.3 澳大利亞培訓課程。
培訓的主要內容有：體育科學理論，運動技能，技術、戰術，比賽規則和訓練方法，訓練計劃制定，訓練評估，訓練實踐等。在培訓的內容安排上，注重把體育科學理論與具體運動項目專項知識相結合，教練的等級越高，越是強調學習體育科學理論及其相關的綜合知識。
2.4日本教練的培訓課程。
日本教練的培訓內容包括公共體育科學訓練理論科目及專項運動的理論知識和技能兩個大的方面。前者包括社會體育概念、運動心理學、訓練科學、運動醫學、運動與營養、運動指導論科目；后者主要是專項運動的基礎理論、技術、技能，以及專項運動的指導實踐。
2.5英國教練員培訓課程。
體育專業知識，即技術、循序漸進法、戰略戰術；訓練指導或教學方法，即交流、組織表演和計劃制定技巧的基礎知識與運用、學習原則、教練工作風格；對人的了解，即個體差異、兒童成長和發展，有關特定人口群的知識；與運動成績有關的知識，即身體素質、訓練理論、營養學、運動分析、心理技術訓練、技能獲得與保持等；實踐準則，即倫理道德、哲學、行為準則、法律責任；管理或職業技能，即戰略計劃、時間管理、人員管理、財務管理、市場、主辦者；實際教練工作經驗，即實際訓練過程及教練工作實踐，包括訓練計劃制訂、比賽監督和評價［4］。
3各個國家對各級教練員培訓的具體安排
3.1德國對教練員培訓的具體安排。
德國每年有六門課程專門提供給D級教練員，高級教練每年至少得參加其中的一門課程學習，通常這些課程都有一個較明確的主題，如：運動醫學、運動心理學或運動成績提高的因素分析等。課程內容側重于新的體育科學知識和最新的體育信息，以使教練員得以在所從事的專項運動領域中處于前沿。全部培訓課程內容的具體安排，每年由科隆教練員學院頒布，高級教練員的培訓還注重讓教練員在培訓期能參與訓練實踐［5］。如：為期18個月的D級教練員培訓課程就安排有30天時間的訓練實踐，具體內容為：學習體驗與教練管理方面相關的工作10天；作為教練助理到國家隊、省或俱樂部工作10天；到國家隊、省或俱樂部包括訓練營中體驗教練工作10天。此外，在培訓期間，教練員還得每周在地方俱樂部工作2小時，并把工作情況反饋給教練員學院。
3.2加拿大教練員證書培訓計劃中1-5級教練員培訓內容安排。
1級（14學時）教練員的任務：激勵運動員，評估自己的教練哲學，培養運動員的自我發展概念。了解孩子的發育特點（身體、心理、社會認識等），根據孩子發育特點介紹不同年齡階段孩子應達到的體育標準。技能的培養：計劃和評定一節訓練課，設計一個安全的體育環境，了解運動員是如何學習技能的。2級（21學時）運動心理學：講述競爭欲望的形成，信息的樹立，意志、品質的培養，團體的凝聚力及目標的樹立等。如何訓練耐力、速度、力量、柔韌，并控制它。健康與安全：各種訓練飲食卡路里的均衡搭配、賽前飲食、運動損傷的評定及恢復等。3級（35學時）訓練計劃與周期：有效的訓練計劃步驟、監控運動員的年度訓練計劃、微循環訓練周期等。生理學與營養學：耐力及抗阻訓練、監控的范圍及實驗室的測試、體重及飲食的控制。運動心理學：賽前及賽后的心理訓練與調整、比賽的反映模式、模仿及想象等方法、手段。4-5級教練員的培訓內容及時間安排一般采用兩種形式：進入培訓中心為期一年左右的全日制培訓，有針對性、較系統地學習體育科學理論，并在培訓中心的高級教練指導下進行教練實踐；利用賽季的間歇，一般是夏季，安排兩個月的時間，教練集中學習體育科學理論培訓課程，并結合訓練進行實踐。
3.3澳大利亞培訓內容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分級區別對待。
培訓的主要內容有：體育科學理論，運動技能，技術、戰術，比賽規則和訓練方法，訓練計劃制定，訓練評估，訓練實踐等。在培訓的內容安排上，注重把體育科學理論與具體運動項目專項知識相結合，一般而言，教練的等級越高，越是強調學習體育科學理論及其相關的綜合知識。1級（14學時）體育科學理論占全部學時的25%（3.5學時），專項運動知識占全部學時的75%（10.5學時）。在學院14學時的培訓課程后，教練實踐一個學期。2級（60學時）體育科學理論，占全部學時的50%（30學時）［6］，專項運動知識占全部學時的50%（30學時）。在學完60學時的培訓課程后，教練實踐2個學期。對3-4級（100學時以上）教練員的培訓，只在學時上給予總體安排。對體育科學理論及專項運動知識的學習，要求根據學習實際情況，兩者相結合，綜合安排課時。在學完100學時的培訓課程后，教練實踐3個學期。
3.4日本對高級教練的要求。
提高競技水平的指導能力，包括對專項運動的基本技術的指導能力，提高專項技術水平的指導能力和高超的技術指導能力，以及根據選手的特點提高競技水平的指導能力；組織活動的培養和指導能力，包括教練員機能的構成、教練員培養的指導方法、教練員的資格和確保教練員組織活動的活性化；研究開發能力，包括實踐與研究、對技術和戰術及戰法的分析開發研究、對競技水平的分析研究、對訓練內容的分析和訓練方法的分析開發。
4.比較分析
通過比較上述幾個國家的教練員培訓模式，找出其不同和值得參考的地方，為我國教練員培訓所用，取其精華的部分，為我國所用。
4.1建立教練員系統的培訓制度，是現代競技體育發展的客觀要求和主要特征之一，也是促進競技體育發展的主要措施。
4.2各國的教練員崗位培訓機構各顯特色。我國在崗位培訓師資問題上，應進一步提高培訓師資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7］。
4.3各國的教練員崗位培訓時間和形式體現了差異性、靈活性，各國都十分重視實踐教學。我國在貫徹該項要求中，還應重視從知識向能力方向轉化，需要形成“能力”教學模式。
4.4要特別重視教練員培訓的質量，強調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注意教練員實際操作能力的培養。
參考文獻：
［1］周曉東.澳大利亞教練員培訓的特點.中國教練員，1995.1.
［2］周曉東.德國教練員培訓模式.中國教練員，1995.1.
［3］周曉東.加拿大教練員培訓模式.中國教練員，1995.1.
［4］邵偉德.中、外教練員崗位培訓若干問題的比較.中國體育科技，2001.5.
當代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自W·塞拉斯算起，至今已有30 余年。從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的起因來看，它們主要是因為對早期形而上學實在論的不同看法引起，故本文就從形而上學實在論談起。
所謂形而上學實在論是一種以絕對的真理符合論為基礎的科學實在論，其代表人物是W·塞拉斯和澳大利亞哲學家J·J·C·斯馬特。按照普特南的概括，該理論的基本主張是“世界是由不依賴于心靈對象的某個確定的總體構成的。只能有一個關于‘世界的存在方式’的正確而完備的描述。真理必須包括語詞或思維記號與外部事物或事物集合之間的對應關系”〔1〕。按照該理論， 科學理論及其中心術語應作實在論意義的解釋，即嚴格地按字面意義解讀，因為科學理論的真理性是對該理論取得解釋成功與預測成功的唯一可能解釋或最佳解釋。
從科學理論及其發展史的角度看，形而上學實在論面臨如下問題：第一，即使我們承認科學理論是對客觀對象及整個世界真實而又完備的描述，科學理論中的理想實驗和理想定律也無法按字面意義進行解讀，如牛頓力學的第一定律；第二，從科學發展史看，歷史上有許多科學理論曾取得實在論意義上的巨大成功，但最終還是被證偽，顯然，成功的理論不一定為真，它所假定的實體不一定實在，或許只是理論的虛構；第三，對科學史上的科學革命，無法作出實在論的解釋。
正是由于形而上學實在論無法對科學史上許多事實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一些科學哲學家就走上了反對科學實在論的道路，主張對科學理論作實用主義的或工具論的解釋。不過，反實在論固然可以把科學理論歸結為科學主體的信念或虛構，卻又無法解釋虛構的理論何以能導致科學理論的巨大成功，除非把它們說成是宇宙的奇跡。
在形而上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都不能作出令人滿意的說明的情況下，一些科學哲學家從堅持科學實在論的基本立場出發，拋棄形而上學實在論中的超驗因素，提出了“內在實在論”，其代表人物是H ·普特南。
內在實在論的主要特征是在理論內部承認理論實體的實在性，其理論基礎是奎因的“本體論的承諾”理論。內在實在論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納如下。第一，客觀世界并不超驗地獨立于我們的認識和理論而存在，而是存在于我們的科學理論及其語言系統內部；第二，語言的意義并不在于指稱著所謂“超驗實體”，而在于指稱著語言系統所涉及的實體，語言的意義是在語言系統內訓形成的。普特南明確指出：“當一個記號使用者的特定共同體以特定方式實際運用一個記號時，這個記號就可以在那些使用者的概念構架內同特定的對象相對應，‘對象’不可能不依賴于概念構架而存在。當我們引入不同的描述構架，我們就把世界分割成一些對象，既然對象和記號對于描述來說同樣是內部的，我們就可以說出什么對象匹配什么記號?！薄?〕第三， 科學實在論是說明科學成就的必要假定和最佳解釋，否則只能用“宇宙的奇跡”來說明，這顯然令人難以信服；第四，科學理論的真理性不在于同外界對象的對應性，而在于系統內部的融貫性、 一致性， 在于系統內部的“可證實性”（provabilty）或有保障的可斷定性（warrartable assertibility）。 第五，科學理論不斷進步，不斷逼近真理，真理作為人類思想的收斂進程的最終極限而存在于這個無限進展著的思想系統內部。
以普特南為代表的內在論因為主張逼近真理論，所以有時也被稱作“逼真實在論”。這種內在實在論盡管由于拋棄了形而上學實在論的超驗性和對應性，避免了一些理論困難，卻產生了一些新的理論問題。第一，內在實在論只在理論系統內部肯定科學實體的實在性，違背了大多數科學家的信念，為形而上學實在論者和反實在論者所反對；第二，理論系統在邏輯上的融貫性并不擔保該理論系統是真的，也不擔保該理論系統假設的實體在客觀世界確有指稱。例如，許多錯誤的理論就可以自圓其說，具有邏輯的真值性，卻不具有現實的真理性，沒有客觀的對應性；第三，假使逼近真理論可以成立的話，我們在認識論上也無法確認自己是否逼近了真理，何時達到了作為終極目標的真理；第四，從科學史角度看，一個理論的中心術語有指稱，并不意味著該理論就會成功，反之，一個理論的成功也不能確保該理論的全部中心術語都有指稱，相反，許多并非近似為真、其中心術語不具有指稱的理論卻經常是成功的，后繼理論也并不總是先驅理論的極限；第五，“理論的成功”這一術語的含義比較模糊，科學史上有許多科學理論既可以解釋為成功的，在另一方面又可以解釋為不成功的?！?〕
顯然，以普特南為代表的內在實在論也沒有達到對科學實在論作辯護的目的。相反，由于它的不徹底性，既遭到了反實在論的批判，也遭到了形而上學實在論的猛烈抨擊。不過，反實在論與形而上學實在論也因前述的理論困難而難以自圓其說。這樣，科學哲學的研究就無所適從了。
在這種情形下，一些哲學家對科學哲學的研究價值提出了懷疑和批判。
在科學哲學內部，首先提出價值懷疑和批判的是A ·范恩（ArthurFine）。80年代初，他在有名的《自然本體論態度》一文中，公開喊出了“實在論已死”〔4〕的口號，宣告“后實在論時代”的到來， 一時間震驚了整個科學哲學界。
范恩是一個后實在論者，他對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都提出了批判，對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進行了全面的價值否認。他認為，“如果說科學是一場演出的話，那么它也是一場觀念與演員的聯袂演出。解釋表演的表明書也是表演節目之一，如果對這個或那個的意義或目的抱有疑問和猜測，那么這些疑問和猜測在表演中同樣都有它們的地位。而且，劇本永遠不會完善，任何過去的對白都不能決定以后的演出，這種演出決不會在總體上受到某種見解和闡釋的影響，它要隨著自身的發展找出與自身相適應的局部解釋。”〔5〕也就是說， 科學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有著自身的內在趨勢和動力，任何理論企圖根據它以前的狀況進行描述和說明，都是不完善的，對科學的發展也是徒勞無益的。
在他看來，實在論和反實在論從表面上看有很大區別，其實不然，它們有許多共同之處，最大的共同之處就在于它們都把科學真理置于“核心地位”，然后附加上他們各自不同的內容。范恩認為，實在論和反實在論這種把科學真理置于核心地位的作法本身是不對的，更不應該附加上什么哲學的說明和解釋，應該讓科學自己去判斷。科學理論有著自身合理的發展程序，哲學家們應當充分相信科學，相信科學家，“如果科學告訴我，真正存在著分子、原子以及Y/J粒子，甚至夸克， 它們就存在。我信任他們，因而必須承認果真存在著這類事物，以及伴隨的特征和關系。”
范恩把這種對待科學家及其理論的“充分信任”態度稱作“自然本體論態度”，他認為，隨著科學哲學界對待科學理論這種新態度的興起，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也就應該結束了，科學哲學研究也就進入“后實在論”時代。
無疑，范恩對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批判是有相當的合理之處，他對科學哲學研究價值的懷疑也是值得深思的。不過，他的“后實在論”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它沒有解決“科學哲學向何處去”的問題。在他的潛臺詞中，科學哲學已沒有研究價值，因為它對科學理論的發展沒有益處，應當自然消亡，這種態度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其次，他沒有解決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問題，只是讓科學自己裁決，包含有“科學中心論”的錯誤傾向。
羅蒂是當代美國著名的后現代哲學大師，他從反基礎主義角度看到了科學哲學研究的局限性，從而對科學哲學的研究價值公開提出了否定。羅蒂認為，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個爭論假定了空洞而又令人誤解的信念觀：“被造成真”。其理論依據實際上是戴維森的這樣一種看法，所有的證據就是使我們的句子或理論為真的東西。但是，沒有任何東西使句子或理論為真：經驗、表面磨擦和世界都不能使一個句子為真。按照戴維森的這個理論，如果我們愿意，我們可以說，像經驗采取一定的程式，我們的皮膚烤暖了和宇宙是有限的這樣一些事實使相應的句子為真，但最好不要提這些事實，如句子“我的皮膚暖”為真，當且僅當我的皮膚暖，這里沒提到任何事實，顯然，戴維森·羅蒂所依據的還是塔斯基的真理理論。
在羅蒂看來，無論是實在論，還是反實在論，都是企圖建立一種絕對的科學真理論，都是建立在傳統的鏡喻認識論基礎上的，以為心靈是自然之鏡，以為人可以認識事物的本質，這是一種典型的表象主義。然而，“事實上，只要停留在表象的思想方式上，你就仍然受著懷疑主義的威脅，因為一個人無法回答是否知道我們的表象符合不符合實在這一問題，除非他訴諸于康德或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解決辦法”〔6〕。 按照這種看法，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雙方都無法對科學理論的實在性作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復，因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是沒有意義的。
無疑，他們兩人的批判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范恩的理論包含有一定的“科學中心論”傾向，羅蒂的理論則由于達到了否認真理符合論的程度，這些都使得科學哲學家們感到難以接受。于是，許多人便走上了重構科學實在論的道路。
科學實在論的自然主義重構
阿姆斯特朗的“自然主義實在論”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產生的。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 ）是澳大利亞著名的形而上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早年以倡導“心靈唯物論”而享譽國際哲學論壇，是有名的“澳大利亞唯物主義”學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對心腦理論頗有研究，在心智哲學界與斯馬特齊名。70年代以后，為建構他的物理主義的形而上學體系的需要，他轉而對共相問題、自然定律問題和可能世界問題進行研究，以他的共相理論為基礎形成了完整的“自然主義實在論”體系，對科學實在論進行了自然主義的重構，為當代科學哲學研究擺脫困境走出了一條希望之路。他的自然主義實在論思想主要體現在《共相與科學實在論》（上、下冊，1978，1980）、《自然定律是什么》（1983）、《共相》（1989）、《可能組合論》（1989）等著作中。
一、阿姆斯特朗首先是一個科學實在論者，與傳統的科學實在論不同的是，他的實在論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是自然主義特征。所謂自然主義，在他這里是“物理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一個代稱。阿姆斯特朗是一個堅定的、徹底的物理主義者，所以他把“自然主義”明確定義為一種認為“實在僅僅只是一種單一的、全體的時空體系”的學說〔7〕。在他看來， 所謂客觀實在就是物理實在，就是具有時空結構的物理實在。凡不具有時空結構的存在都是超自然的、非實在存在，都是由人們的思想虛構出來的。因此，只承認物理實在，否認任何超物理實在，即使人的思想也只是大腦神經中樞的物理運動。這與傳統的科學實在論有著明顯的區別，傳統科學實在論者雖然都探討物理實在問題，但大多數是不贊同徹底的物理主義的。
其次，它具有鮮明的唯物主義特征。阿姆斯特朗在心靈問題上的唯物主義立場也影響到他的科學實在論，使得他的科學實在論具有唯物主義特征。在《自然定律是什么》一書中，他曾寫道，自然定律是“不依賴于試圖理解它的心靈而獨立存在的”，這一點與內在實在論有著明顯的區別。
再次，它具有后驗特征。它承認客觀實在具有一定的性質、關系和運動定律，至于這些實在究竟有哪些性質、關系和定律，它認為這不是哲學家們通過對謂詞的理論分析就可確定的，有關性質和關系（即共相）是否存在的理論，被稱為先驗實在論，柏拉圖的理念說就屬于典型的先驗實在論，這是阿姆斯特朗的科學實在論所堅決反對的。
最后，它具有可能理論的特征。阿姆斯特朗的科學實在論與前述的形而上學實在論和內在論不同，它是一種可能的實在論，而非狹隘的現實實在論。這主要表現在它對科學定律、科學理論作出了可能真理的解釋。 二、阿姆斯特朗不自覺地突破了當代科學哲學所陷入的困境，把科學實在論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它實現了從現實實在論向可能實在論的過渡，這既為堅持科學實在論的立場奠定了可靠的理論基礎，也解決了科學哲學存在的價值問題。
如上所述，阿姆斯特朗的科學實在論已不再是現實的實在論，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可能實在論，現實實在論只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它對數學真理、邏輯真理所作出的可能真理的解釋，為現代科學中的理想實驗、理想定律也提供了實在論的解釋。該理論雖然是一種可能的實在論，但它是建立在現實主義基礎上的可能實在論，它只承認現實世界的唯一性，因而它并沒有違背科學實在論以現實存在說明科學理論的基本原理，反倒為科學實在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使科學實在論進入了一個新的層次。
尤為重要的是，他的這一轉變也解決了科學哲學存在的價值問題。如前所述，傳統的科學實在論企圖從科學理論出發來確定相應實體及其規律的存在問題，正如范恩所批判的，這個問題不是從理論上可以解決的，它需要科學的實證研究才能確定。阿姆斯特朗也從后驗實在論立場批判了傳統實在論的先驗性，指出，科學哲學并不能確定世界上究竟存在哪些性質、關系和定律，只能在理論上研究科學理論與科學對象、謂詞與共相之間存在什么關系，以科學已確定的性質、關系為基礎對共相理論進行概括，以現實主義為基礎對高度抽象的現代科學理論作出可能真理的解釋，這些問題才是典型的科學哲學問題，它不是科學家經過實證研究可以隨便確定的。這樣，避免了后現代哲學的責難，既為科學哲學的存在和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堅實的理論基礎，從而使科學哲學走出誤區，也從根本上解決了科學哲學的存在價值問題，使科學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其次，它從理論上解決了傳統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何以陷入困境的問題，也揭示了后現代哲學所存在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當代科學哲學的研究已陷入了困境，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都有自己的致命弱點，誰也不能說服誰，后現代哲學家范恩和羅蒂等人干脆從不同角度否認了科學哲學存在的價值，不過它們并沒有解決科學哲學所要解決的問題。阿姆斯特朗雖然沒有直接去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的謂詞理論卻給予我們非常重要的啟示。
按照阿姆斯特朗的理論，無論是形而上學實在論和內在實在論，還是各種反實在論，都屬于一種先驗的實在論或反實在論?？茖W實在論強調理想的或成功的科學理論與其處在的指涉物具有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反實在論則依據科學史否認其間具有這種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羅蒂和范恩則認為，人們在認識上無法判斷二者之間否具有嚴格的對應關系，因而干脆否認這種理論的研究價值；羅蒂甚至干脆否認它們有對應關系，走入了另一個極端。
阿姆斯特朗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沒有介入這種是與否的爭論，而是研究日常語言中的謂詞與相應的客觀共相之間究竟處于什么樣的關系之中。雖然他討論的只是謂詞與共相之間的關系，沒有直接討論科學理論與客觀的指涉之間的關系，但因為科學研究可以在邏輯上還原為對事物的性質和關系（即共相）的研究，所以他的謂詞理論可以推及整個科學理論與外在世界的關系。按照他的研究，謂詞與共相之間既不是處于嚴格的一一對應關系之中，也不是沒有一一對應關系，而是處于復雜的多元對應關系之中，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任何對應關系。日常語言涉及的是可觀察物體和事件，它的謂詞與共相之間況且處于這種復雜的關系之中，現代科學理論涉及的是不可觀察或尚未觀察的物體與事件，它的謂詞與共相之間的關系無疑更為復雜。無論怎樣，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包括后現代哲學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都過于簡單，都沒有揭示出二者之間究竟處于怎樣的關系，這是它們的共同缺陷。
再次，他的謂詞理論為批判絕對的真理符合論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也為真理符合論洗刷了清白，從而為克服科學哲學的價值危機甚至整個哲學的價值危機提供了有力的辯護。
正如澳大利亞另一個自然主義實在論者B·埃利斯所說， 傳統的科學實在論所依據的是一種絕對真理符合論，其絕對性表現在要求真理是永恒的、超歷史的，獨立于人類的語言、思想、判斷和價值觀念而存在，其對應性表現在要求真理承受者（即觀念、思想或理論，與客觀對象具有客觀的對應關系或符合關系，這種對應關系獨立于人類而存在。這種真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就是羅蒂所分析和批判的傳統的鏡喻認識論，這種認識論實際上也就是哲學所批判的機械反映論，它不承認或忽視了人在認識過程中所具有的創造作用或主觀加工作用。
由于這種真理所要求的鏡喻認識論或機械反映論不符合人類的認識過程事實，所以，自18世紀以來，這種類型的認識論早就遭到了許多種類型的哲學家的批判，傳統的科學實在論也屬于這種類型。但是與以往的批判不同的是，羅蒂等人由批判鏡喻認識論走上了反鏡喻認識論的道路，由否認心靈是自然之鏡，否認真理符合論，否認人類對客觀真理的追求，走上了否認科學哲學甚至整個哲學的道路。如果說羅蒂所強調的否認哲學的基礎主義思維方式和那種追求終極真理、終極確定性的做法還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法國哲學家德里達從解構哲學角度所進行的批判則達到了令人難以接受的地步。
德里達從語言系統的自足性出發，強調語義的內在性、不確定性和多元性，從而否認了在語言之外有某種為語言提供意義的基礎。他認為，既然一個符號的意義只能通過它與別的符號的區別來確定（這是索緒爾語言學的理論），那么，在能指及其關系之外就不存在所指，或者說二者在語言系統內部是不可分的。事實上，為了確定一個能指的意義（所指），我們只能舉出與這一能指有關的若干其他能指，而它們的所指又牽涉到更多的能指，這一過程是無限的，我們決不可能達到一個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終極所指，語言就成了一種對立和區別的形式游戲，意義就成了這無始無終的符號游戲的產物。按此推論，哲學理論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客觀性，真理符合論更是無稽之談，這樣，哲學研究也就成了純粹的符號游戲，沒有任何客觀的意義和基礎，整個哲學的存在價值也就成了一個值得懷疑的問題。尤其是他的文本中心主義更加令人難以接受。他公然宣稱：“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什么都不存在”，這是一種典型的語言學的唯心主義，遭到了人們的猛烈抨擊。
總之，后現代哲學家羅蒂和德里達等人從反鏡喻認識論和語義的內在性角度達到了對認識的客觀性和語義的單一性與外在性的否認，從而達到對真理符合論的否定，以至引起了科學哲學家及整個哲學存在的價值危機。不可否認，后現代哲學已成強弩之末，正在走下坡路，但它們對傳統哲學、對真理符合論的批判所造成的影響很大，在許多哲學家的心里留下了難以抹去的陰影，成了一種心理障礙。因此，當務之急是如何在理論上駁斥，這是一個令哲學家感到十分頭痛的事情。
在直覺上，人們感到真理符合論應當是可以成立的，但后現代哲學家對真理符合論的批判也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問題出在哪里呢？對此，阿姆斯特朗并沒有直接的論述，但是他的理論卻給了我們極為重要的啟示。
在《信念、真理與知識》一書中，阿姆斯特朗明確指出，真理符合論是可以成立的，所謂真理就是主體的信念狀態與外在事態的對應或符合。不過，他認為，主體的信念狀態與外在事態不是處于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之中，二者經常是處于多元對應關系中，甚至不具有對應關系。他的這種理論又得到了后來的謂詞與共相關系的理論證明。
由此可見，后現代哲學對鏡喻認識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理之處，它們所批判的真理論其實是一種絕對的真理符合論，而非一般的真理符合論。羅蒂、德里達等人的問題在于他們把絕對的真理符合論與一般的真理符合論混為一談，由反對前者達到對后者的反對。從認識論上講，心靈固然不可能是絕對的“自然之鏡”，但人的認識包含有一定的客體成份，包含有一定的客觀性。人的心靈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自然之鏡”的作用，換句話說，認識仍然是對客觀實在的反映，但不是機械的鏡像式的反映，而是能動的反映。所以，正確的提法應當是：心靈不只是自然之鏡，而非“不是自然之鏡”。
既然心靈并非完全不是自然之鏡，只是不能只歸結為自然之鏡，那么科學哲學以及整個哲學的研究還是具有一定的客觀意義，并不是純粹的符號游戲，其存在價值自然還是無法否認的。
顯然，阿姆斯特朗通過對問題域的轉換和對真理符合論的辯護，已不自覺地突破了當代科學哲學的困境，克服了后現代哲學批判所造成的價值危機，使科學哲學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不過，由于阿姆斯特朗的自然主義實在論具有物理主義的還原論缺陷，所以，本文認為他并沒有完全解決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只是把科學實在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即自然主義實在論階段。
注釋：
〔1〕H·普特南：《理性、真理和歷史》，中譯本，第62頁。
〔2〕Brain Ellis: Truth and Objectivity， Blackwell， 1990 p.267—272.
〔3〕參見：Iarry Laudan: A Congutalion of ConvergentRealism， In Jarrett Leplin (eds) Scientifie Realism.1984. p. 218—245.
〔4〕Arthur Fine: The Natural Ontolegical Attituole. seeSeientifie Redism. edited by l.Leplin.p.83
在教學中涉及的物理方法有實驗法、理想法、等效法、類比法、控制變量法、圖象法、統計法、間接觀測法、建立科學模型和假說的方法等。下面就其中幾種方法做些具體的介紹。
1 理想法
理想化的方法就是在研究物理問題時,為了抓住問題的本質,突出主要特征而忽略次要因素的一種抽象思維方法。比較典型的有理想化實驗和理想化模型。
理想化實驗雖是無法實現的,卻是以可靠事實為依據,抓住問題的本質,經過抽象思維,而推理出不能直接從實驗中得出的重要結論。如對于力和運動關系的研究,伽利略用假想的物體沿斜面下滑的“理想實驗”駁斥了亞里士多德用“直接推理”法得出的“力是維持物體運動的原因”的結論。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科學理論的形成得力于正確的方法。
理想化模型就是為了研究問題而建立的一種高度抽象客體。它可使具體的物理問題簡化,常見的實物模型有質點、單擺、理想氣體、點電荷模型、理想變壓器、理想透鏡。其中質點是高中物理首先引入的理想化模型,它突出了物體具有質量和位置的主要因素,忽略了形狀、大小及內部運動等次要因素,從而為研究物體的運動規律帶來方便。
在研究物理問題時,還可以進行其他一些理想化的處理,如:理想化過程――無摩擦、勻速直線運動、勻變速直線運動、恒溫、恒壓、恒力等;理想化狀態――不計空氣阻力和浮力,均勻變化等。
總之,由于客觀事物運動規律往往比較復雜,不能一下子認識清楚,而采用理想化的處理方法,可使事物的運動規律具有比較簡單的形式,便于人們去認識和掌握它們。
2 類比法
所謂類比法是依據兩個或兩類不同的對象在某些特征、性質上的相似性,將一個對象的特征屬性遷移到另一個對象,從而得出可能判斷的邏輯推理的方法。簡單說就是一個作比較找聯系的方法。
在物理學發展的過程中,把兩個看似不相干的現象進行比較,找出共性,加以類推,往往能得到很重要的結論?；莞龟P于光的波動說就是人們將光與機械波(如聲波)這兩類看似沒聯系的物質聯系起來相類比而逐步成熟、完善起來的。機械波在兩種介質的界面上會同時發生反射和折射。不同振源發出的幾列波在空間相遇后能彼此毫無妨礙地相互穿行。光在兩種介質的界面上也會同時發生反射和折射,幾束光相遇后也能彼此毫無妨礙地相互穿行。類比后,得出光可能是一種波的假設,后來通過觀察到光的衍射、干涉現象證實了光的波動性是正確的。
同樣,麥克斯韋正是將電磁波與光波作類比,并推算出電磁波傳播的速度與光速相同,而提出光的電磁說的。后經赫茲證明,電磁理論是正確的。
兩類相關現象的對照也是類比法的應用。1820年,奧斯特發現“電能生磁”,那么磁能生電嗎?法拉第在1821年的日記中寫有一個設想――用磁生電,這一設想一經確定,他便為此整整奮斗了10年,經過不懈的努力,終于在1831年發現電磁感應現象,為后來發電機、變壓器的發明奠定理論基礎。
3 等效法
等效法是從事物間的等同效果出發,把復雜的現象或過程轉化成標準模式來處理,從而使問題簡化的方法。描述交流電的物理量比較復雜,而直流電的描述相對要簡單,那能不能找到一個物理量較為簡單地描述交流電呢?研究發現,交流電和直流電通過同樣阻值的電阻,如果它們在相同時間內產生的熱量相等,這一交變電流的有效值就和這個直流電流相等。用等效法引入交變電流“有效值”的概念,為交流電路的計算、測量提供了依據。
矢量的“合成”與“分解”概念的建立也是從具有等同效果出發的,力的合成就是可以用一個力代替幾個力的同時作用,因為這一個力和那幾個力的共同作用效果相同。力的分解是力的合成的逆運算。
人們還常用等效電源、等效電阻來簡化復雜的實際電路。用等效法處理物理問題是常用的一種有效方法。
通過對國內煤礦事故統計資料的研究，可知國內大部分煤礦事故主要是從業人員的不安全行為引起的，煤礦不安全行為具體表現為，煤礦安全技術欠缺，煤礦安全意識薄弱、煤礦企業作業紛亂”。這種不安全行為的表現形式，在本質上來講就是技術欠缺安全行為意識薄弱，對于這些方面的改善提高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煤礦安全教育培訓。運用安全行為科學理論進行改進煤礦培訓體系，可以有效預防煤礦生產的安全事故。
1煤礦企業重大事故的不安全行為分類分析
通過對我國煤礦事故的統計分析整理，根據我國煤礦開采的地質特征以及技術水平可知，煤礦瓦斯爆炸，礦山壓力顯現，運輸設備，以及煤礦透水等是我國煤礦安全生產事故的主要類型。對于事故原因的分析，不管是事故的直接原因還是間接原因，無一不是集體和個體的不安全的行為造成的，所以應根據煤礦事故類型特征并結合人的行為特征，通過安全行為培訓，在根本上防止煤礦安全事故的發生。有相關理論可知人的能力主要由認識和生理、心理承受能力組成，根據前部有關理論分析我國導致煤礦生產不安全行為有一定特征，對煤礦生產的不安全行為主要是由于煤礦管理者和一線礦工對管理和作業安全性認識不足，不安全行為直接導致了煤礦安全事故[1]。這種不安全行為主要體現在，管理者的失誤包括管理和技術指導的失誤，以及礦工認知能力的欠缺對操作性工作的失誤從而進行危險作業。并且安全制度不完善和安全監督人員不力，雖然建立安全生產制度，各種作業規范，但是不安全行為還是泛濫，在煤礦生產實踐中主要表現為特殊崗位作業管理人員違反安全規范進行相應的危險性操作，如爆破施工過程中省去一些必要的安全程序，特種機電設備的檢修沒有按照安全規范中的程序進行安全檢修，由于煤礦井下工作環境惡劣，勞動工作強度大，造成操作人員身體疲勞，安全抵御意識下降。由心理學理論和行為科學理論可知，人的行為受外界條件和環境的影響，在煤礦生產中這些外部環境和條件可能會產生不安全的行為，個體對各種外在刺激做出的反應可能表現為不安全的行為，這些行為都會產生一定的安全事故。對于這些影響煤礦生產不安全的行為的原因，可以進行整理劃分，以便科學地進行識別分析[2-3]。煤礦生產條件和環境比較特殊，主要針對井工礦來研究的，井下作業條件比較惡劣，工作面生產過程中噪音較大，開采深度較深的礦井井下溫度還偏高，井下比較黑暗，所以在井下作業各種指令和交流以及聯絡都可能在一定的情況下出現失誤和錯誤，這些是主觀原因，還有其他客觀原因，對于可以控制的客觀原因在生產中一定要控制，對于客觀原因的控制就要提高管理者和員工的管理水平，技能水平和安全意識，提高的方法可以從煤礦安全培訓的角度去考慮。煤礦不安全行為主要事故分類特征如下分析：1.1煤礦瓦斯事故。瓦斯事故是煤礦生產中主要的事故，瓦斯事故和煤礦自身的自然條件有密切聯系，在我國的技術規范中，按照瓦斯含量對煤礦進行了分類，瓦斯事故通常包括瓦斯爆炸，煤與瓦斯突出等，這些事故都和瓦斯含量，以及煤礦通風管理條件，以及礦山壓力控制有關，主觀原因確定的情況下，客觀原因的變化極易會出現事故，所以在高瓦斯礦井，對于瓦斯的相關安全行為尤為重要。1.2煤礦頂板事故。煤礦頂板事故發生的頻率也較大，頂板事故的發生與煤礦所處的地質力學條件，井下巷道施工情況，以及工作面管理都有較大關系，屬于礦山壓力與巖層控制范疇內，所以在對礦山地質力學條件確定的情況下，對人的安全行為的控制尤其重要。1.3煤礦運輸事故。在煤礦生產中，礦井運輸系統是礦井的幾大系統之一，對于運輸系統的事故，一般和運輸機電設備的運行有關，當然機電設備的運行和操作人員的安全操作關系極大，所以需要機電人員嚴格按照安全生產規范進行操作，需要進行安全行為的學習和建立。1.4煤礦水害事故。目前我國煤礦開采的地質條件比較復雜，受水害的威脅較大，目前在煤礦生產中，制定了相關煤礦防治水規范，對預防煤礦水害事故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需要加強防治水工作人員的技術能力和業務心理能力，這就需要按照安全行為科學的原理，進行相關安全培訓，建立起煤礦防治水的安全行為。通過上述分析可知煤礦主要的安全事故，在理論上講是非線性的，但是是可以在一定范圍控制的，或者可以說可以控制在比較小的概率事件，這就需要通過安全行為的科學原理進行分析控制。通過對煤礦作業人員的不安全行為分析可知，這些不安全行為主要表現在煤礦工程技術人員的安全技術意識較差，安全管理水平較低，安全生產系統管理混亂，所以要運用安全行為科學原理去分析這些問題，并且運用安全培訓的手段去提高煤礦管理人員和礦工的安全行為意識的能力。
2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控制
通過對心理學和行為科學理論分析，可知人的不安全行為是多種因素影響下產生的，防止煤礦事故的發生，最有效的方法是阻止人的不安全行為。可以通過上述對不安全行為影響因素以及煤礦不安全行為事故分類分析，那么可以從管理系統工程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基于我過煤礦生產特征的煤礦事故不安全行為的控制，并建立人的不安全行為的管理措施。2.1運用現代管理學原理建立煤礦企業安全管理體系。煤礦管理企業的安全管理體系的建立相對較容易，但對管理體系的執行和維護較難，由于煤礦企業人員結構以及工作種類較多，存在的協調性的問題也較多，所以必須有相應的監督機構進行監督落實。而監督落實的關鍵是進行煤礦企業安全管理制度的建設，制度的建設是其有效的保障，必須將安全工作制度化、規范化、標準化。2.2加強煤礦企業各類工作人員的安全培訓。由安全行為科學理論分析可知，對于煤礦企業進行長期的安全培訓是減少煤礦安全事故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它可以有效減少人的不安全行為，并且可以提高整個煤礦企業系統的安全防御能力，以及在煤礦安全生產中出現不可遇見性的事故中有較強的處理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提高管理人員和作業人員的安全意識、安全知識和技能水平，進而消除人的不安全行為。2.3強化煤礦企業工作人員作業的標準化。根據安全行為科學理論進行特殊危險崗位的作業規范，加強各專業以及各工種的安全作業規程的編制能力，使其作業規程不僅僅是應付檢查的資料，而是真正的預防煤礦安全事故的有效手段和防御措施。2.4加強煤礦企業安全生產文化的建設。安全文化對于企業參與個體的安全行為的影響是較大的，必須使其處在一個科學的合理的安全氛圍下，不僅僅是在井上和井下作業場所的安全標語的設立，更重要的是進行企業參與個體內心的安全文化的建立，使其有一定的安全心理素質，安全思維方式，安全行為取向等。
3煤礦安全培訓對象及其學習特點的分析
通過對國內煤礦事故統計資料的研究，可以對煤礦事故中的不安全行為進行分析。煤礦不安全行為具體表現為，煤礦安全技術欠缺，煤礦安全意識薄弱、煤礦企業作業紛亂”。這種不安全行為的表現形式，在本質上來講就是技術欠缺安全行為意識薄弱，對于這些方面的改善提高最好的辦法就是進行煤礦安全教育培訓。我國對于高危行業的培訓比較重視，例如煤炭行業，在煤炭生產地域一般在政府行政機構會建立煤礦安全培訓中心，以及各煤炭企業集團以及單個生產煤礦都建立了安全培訓機構，使得從礦級領導到煤礦特殊工種都有機會進行安全培訓。并且在我國的兩部法律中《安全生產法》和《礦山安全法》對煤礦安全培訓有強制性的條文。我國煤炭系統從原煤炭部體系中分離出了煤炭安全培訓體系，目前煤礦安全培訓體系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隨著我國煤礦培訓體系的完善，其培訓能力也有較大進步，從礦級領導的培訓，到主體專業技術人員的培訓，以及特殊工種的培訓，目前煤礦培訓項目已經比較合理和科學化。由于煤礦安全有一定的特征性，所以必須根據煤礦企業不安全行為的特征確定一定的適合煤礦企業的培訓方法。本節內容主要是根據煤礦安全培訓對象的特征，通過分析其相應的不安全行為，來確定安全培訓的重點方向。由于煤礦生產技術和工藝有一定的特征性，所以其從事相關工作的人員也有一定的特征，一般在煤礦企業中其從業人員有特殊工人和一般工人，特殊工人一般是從事煤礦生產特種作業工作的，這種特殊工作一般對特種工人和其所從事工作的周圍安全有重大的影響。我國相關安全法規中對從事特種工作的工人有嚴格的要求，必須在通過國家認可的安全培訓機構取得相應的特種作業資格后，方可上崗工作。對特殊作業人員的不安全行為進行統計分析，主要是主觀意識的不按照安全規范進行工作，或者是操作失誤，或者在井下出現一些情況時其不知如何應對。通過以上對于煤礦特種作業人員的不安全行為進行分析，可知對于不安全行為的煤礦安全培訓，主要要進行特種崗位工程技術理論的培訓，以及特種崗位操作技能和特種崗位安全生產事故案例的分析。不安全行為防御的培訓，最主要的是進行安全行為工作態度的建立，以及安全意識和安全行為的必要性的建立。只有建立安全工作態度以及安全生產意識才能把不安全行為的傾向進行消除，對于安全生產事故可以起到積極的抵御能力。進行安全態度的培訓并取得一定的效果是此項工作最有效的手段，但是煤礦安全態度教育的效果往往是不理想的，這是由于煤礦特殊的作業環境，以及煤礦工人結構性差異較大造成的，所以進行煤礦安全態度的教育培訓需要根據煤礦企業員工的結構性進行相應的教學培訓。
4結論
通過安全行為科學對煤礦安全生產事故進行分析，并進行了煤礦企業重大事故的不安全行為分類分析，確定了煤礦生產中由于不安全行為產生事故的主要特征分類；由行為科學的相關理論對煤礦工人的不安全行為的控制進行了分析，不安全行為控制的有效措施是進行煤礦安全培訓；通過煤礦安全培訓對象及其學習特點的分析，為進行高效的煤礦安全培訓教學設計提供了依據。從安全培訓的角度去進行煤礦高危行業的安全行為的提高，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作者:高永亮 王飛 單位:晉中職業技術學院 山西能源學院
【參考文獻】
中圖分類號：G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3-210-01
就目前我國足球運動員的狀況來看，在多次與歐美強隊的比賽中，僅僅只能堅持65分鐘左右的比賽就會出現狀態的下滑，而一場足球比賽，要求運動員必須和對手進行90分鐘甚至更長一些時間的對抗，注意加強體能訓練方法的研究，對于提高足球運動員的身體素質，技術和戰術水平很有意義。
一、足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概念
所謂“體能”，是指由人體各器官系統的機能在肌肉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能力。從體能的概念我們可以得出所謂“體能訓練”是一種以發展機能潛力和與機能潛力有關的體能要素為目的的大負荷訓練，是指人體長時間、高強度、大負荷持續工作能力的訓練。它突出對人體器官和機能系統的超負荷適應訓練，旨在產生體能和心理適應以達到挖掘機能潛力，提高整體運動能力和培養頑強拼搏精神的目的。體能是影響足球技術水平發揮的一個重要因素，而體能訓練的作用就體現在對技術發揮好壞的控制上。
二、足球運動員專項體能素質特點
（一）針對性
足球運動員專項體能素質力量、速度、耐力、靈敏、柔韌和協調，針對足球專項運動特點，具有特定的要求。
（二）基礎性
足球運動員專項體能五項素質都是重要的，缺一不可。但結合足球運動的專項特點，五項素質中力量素質是足球運動中的首要素質，對其他素質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力量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他素質的水平。在行進間跑跳過程力量的沖撞與對抗，對比賽爭取主動、取得比賽勝利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三、足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特征
（一）先進的科學理論做指導
足球比賽越來越激烈，身體對抗程度越來越高，運動員的體能較以前有很大的提高，這與先進的科學理論的推導分不開的。
（二）高科技設備作保證
現代足球體能訓練是有科技含量很高的儀器設備和器械作保證的。如運用計算機監控運動員的身體指標的變化，運用新型材料制作合適的運動鞋，高科技含量的飲料和食譜等。
四、足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方法
（一）力量訓練方法
力量的訓練方法有以下幾種，一是提高運動員最大力量的訓練，二是速度力量訓練。訓練中用運動員最大力量的80%左右，抓舉、挺舉、負重高抬腿、臥推等直到身體精疲力竭。
（二）速度訓練方法
足球運動中速度主要取決于步頻，在足球比賽中步長一般不能發揮出來，基本是步頻在起作用，因此足球運動速度訓練時，主要采用爆發性的動力練習。
（三）耐力訓練方法
由于一場足球比賽的時間一般在1.5～2h，因此，長跑是發展運動員耐力的最好方法之一。在訓練中一般采用重復訓練法、間歇法、持續法等。
五、足球運動員體能訓練的原則
（一）體能提高的刺激——適應理論與原則
所謂訓練適應，是指運動員機體在訓練負荷和外界環境、自然環境和比賽環境長期刺激的作用下，人體器官和系統所產生的結構與機能改善，這種機能改善能滿足激烈比賽所需要的體能能力。
（二）訓練量與訓練強度統一的理論與原則
管理科學是人類社會和管理實踐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在社會和管理實踐對管理理論的需要日益迫切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隨著管理學理論的發展,人本管理理論也與之共同前行。迄今為止,人本管理的發展共經歷了四個階段:萌芽階段、發展階段、完善階段和確立階段。與之相對應的是管理理論的四個發展階段:古典管理理論階段、行為科學理論階段、管理理論叢林階段和當代管理理論階段。
1古典管理理論階段
管理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于20世紀初開始的古典管理理論階段。在這一階段,以泰羅所倡導的科學管理思想和以法約爾為代表的組織理論學派為主。1911年美國人泰勒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一書,提出了“科學管理”,這是管理科學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泰勒倡導的科學管理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目標,開創了科學管理的新時代,他本人也被稱為“科學管理之父”。盡管“科學管理”學派意識到了人在工作中的重要性,但是并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對待工作中的人,因而也沒有出現泰勒所說的“完全的心理革命”來最大限度地滿足個人發展的需要。法約爾對組織管理進行了系統的研究,提出了管理過程的職能劃分理論,他在著作《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中闡述了管理職能的劃分,認為管理的職能是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古典管理理論是把人看作“經濟人”來管理的,過分地強調物質刺激,忽視了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是對人的一種“物化”?！敖洕恕庇址Q“唯利人”和“實利人”,指人的行為是為了追求人本身的最大利益,工作是為了經濟報酬。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教授麥格雷戈把傳統管理對人的看法及“經濟人”假設稱作X理論。X理論中將人看作是天生懶惰、愚蠢、胸無大志的,因此,管理者必須對這樣的員工實施強制管束,以懲罰為主要手段。
雖然古典管理理論把人假設為“經濟人”,就是已經開始重視人的心理和行為規律在管理中的作用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人本管理思想的萌芽,但是,該理論對人的本質的認識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忽視了人的主體性,存在著客體至上的偏頗,本質上是以“物”為中心的管理。
2行為科學理論階段
管理理論發展的第二個階段是行為科學理論階段。1924—1932年,美國哈佛大學梅奧教授等通過著名的“霍桑實驗”,于1933年出版了《工業文明中的人性問題》一書,提出了“人際關系”學說,奠定了行為科學管理理論的基礎,這是管理科學發展的第二個里程碑。行為科學理論側重于研究人的本性和需求,行為的動機,人際關系和對人的激勵,主張通過多種方式激勵人的積極性,但仍把人的激勵看成是管理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這個階段,管理理論是建立在把人假設為“社會人”的基礎上的,梅奧是“社會人”假設說的代表人物,他的“人際關系理論”便是“社會人”假設的基本理論。“社會人”假設認為,人們工作的動機不在于經濟利益,而是工作中的社會關系;物質刺激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只有次要意義,而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才是激發工作的動力。他們把這種重視社會需要和尊重需要,而看輕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的人稱之為“社會人”。后來,人際關系和行為科學的幾乎所有的理論,都是順延著“社會人”,或對“經濟人”的批駁展開的。
3管理理論叢林階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管理理論有了蓬勃的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管理學派,分別是社會系統學派、決策理論學派、系統管理學派、經驗主義學派、管理科學學派、人際關系行為學派與群體行為學派。此時許多新的管理技術的出現推進了管理手段的現代化與管理方法的現代化,提高了管理工作的精確化和科學化水平。在這一階段,各個學派對人的研究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本管理理論的研究也逐漸趨向完善。
由于行為科學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在組織中的作用越來越顯而易見,從而產生了“自我實現人”假設。以人的需求與動機研究為出發點,馬斯洛提出了人類需要層次理論。他將人的需要歸為5大類,分別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感情和歸屬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實現的需要。需求層次理論把“社會人”假設發展為一個需求模型,即“自我實現人”的假設。麥格雷戈基于馬斯洛的理論,針對“X理論”的人性設定提出了“Y理論”:人性并非天生就厭惡工作;外來的控制和懲罰并不是促使人們為實現組織的目標而努力的唯一方法,在適當的條件下,人們能主動承擔責任,并能夠以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方法來完成應當完成的目標;大多數人在解決組織的困難時都能發揮較高的想象力、聰明才智和創造性。因此管理就是要給被管理者創造一個能發揮其才能的工作環境,以工作本身的挑戰性來激發被管理者的潛力,使人們在完成組織目標的同時也能實現自己的目標。
隨著管理理論的發展,對人的假設也出現了進一步的完善。為了彌補“經濟人”假設、“社會人”假設及“自我實現人”假設“過于簡單化和過于一般化”的缺陷,在充分考慮到人性、工作性質、組織情境等管理過程本身固有的復雜性后,沙因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復雜人”假設。以“復雜人”假設為基礎,莫爾斯、洛希于1970年提出了超Y理論。正是這種多角度的對人性的剖析和透視,豐富了管理學對人性的認識,為有效的管理提供了人性依據。
4當代管理理論階段
最終確立的人本管理理論是于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進入80年代后,企業文化理論把企業文化引入了管理中,以人為中心、以文化導向為根本的管理手段,突破了傳統的人管人的管理模式,消除了管理中主客體的對立矛盾,開啟了西方人本管理的新境界,使管理思想的演進趨向于真正的人本管理,是當代管理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由于在20世紀60~70年代,日本企業的迅速發展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因此,一些美國學者對日本企業的管理方式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日本企業管理的主要特征是奉行了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注重從人的需要出發,實施以人為本的管理,并于80年代提出了企業文化的概念。在1981年,日裔美籍學者威廉·大內提出了Z理論,認為各種文化賦予人以不同的特殊環境,從而形成不同的行為模式,但企業與員工的利益是一致的,兩者可以積極地融為一體。Z理論指導下的人本管理方式主要是長期雇傭制、員工參與管理、對員工的全面培訓、對員工全面長期考察培訓基礎上的穩步提升、創造良好的上下級關系、員工忠誠于企業等。到了90年代之后,西方的管理學者對人本管理的研究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涉及人與環境的關系、企業愿景與共享型價值觀,并將人性的本質、人類活動的本質、人際關系的本質等問題融入管理理論中,從一個嶄新的視角研究管理理論,使人本管理理論得到進一步的升華。
人本管理不能僅僅是在理論上的探討,而更重要的是要付諸實踐。人本管理的具體內容可分為五個層次:情感管理、自主管理、員工的職業生涯管理、人才管理、民主管理。在企業中利用情感管理融洽各種人際關系,增強凝聚力;利用自主管理可以增強員工的責任心,發揮主觀能動性,良好的完成本職工作;職業生涯管理的目的是使職工能依據自己的能力和興趣選擇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充分發揮自己的內在潛力,從而達到個人和集體共同發展的結果;人才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人才、留住人才,從而提高全員素質;推行民主管理,可以提高勞動者的參與意識,發揮主人翁的精神。在實踐中實行人本管理,把人作為企業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根本要求。人本管理不是管理的又一項工作,而是把人本管理的理念滲透到管理的各項實踐活動中。
縱觀管理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所有的管理理論在發展過程中,幾乎都是首先對組織中的人作一個基本的傾向性假定,確定人在管理過程中的地位,然后再制定相應的管理途徑和手段,圍繞著如何調動人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這一主題開展管理活動。真正的人本管理必須符合復雜的人性,而不是脫離客觀現實或人的本性,提取人性中的某一個側面,片面地對人做一番假設,并在這種假設的基礎上制定管理方式,人本管理不同于其他管理思想的是,人本管理不再對人做特別的假設,而是把人看做是完整意義上的人,抓住人的本能,以人為出發點,充分了解人性,并按人的需要,應用不同的方式,進行不同層次的有序和諧管理,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最終達到人與組織的共同發展。人本管理的這些特點并不是說排斥以前的管理理論和方法,而是在此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使管理更符合人性。
經濟理論的產生和發展與科學哲學的進步間存在密切關系，不同流派的科學哲學，對經濟學研究中對象的選擇、方法的使用，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其不斷發展完善中，經由經濟學家推動，逐漸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據支配地位。但是，從科學哲學和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取得的新進展來看，實證主義仍然主導著經濟學研究的進展，而實證主義遭到批判和挑戰，已經有很長的歷史了。這種源自不同科學哲學流派的實證主義批判，并未對主流經濟學研究造成影響，一是因為經濟學忽視科學哲學研究中的新進展，也是因為在經濟學領域的（主流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造成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興起、世紀之交影響領域迅速擴展的批判實在論，對實證主義進行了較全面的評價和批判。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進行比較研究，借鑒科學哲學領域的新進展，是創新經濟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徑。
一、實證主義的基本類型及其發展簡史
一般認為，有三種彼此分離，但又存在有機聯系的實證主義哲學流派。第一種是19世紀孔德和馬赫的實證主義；第二種是20世紀20－30年代維也納學派的邏輯實證主義；第三種是在20世紀中期成為英美科學哲學領域占主導地位的邏輯經驗主義。在這三種流派中，邏輯實證主義的觀點最為系統，最具凝聚力。因此，人們更多的時候談論的實證主義指的是邏輯實證主義（Davis ＆Hands，1998：347）?！皩嵶C哲學”一詞由孔德所創，隨后演變為實證主義?？椎聦⑷祟愔R的進展分為神學、形而上學與實證主義三個階段，他的目標是建立以自然科學方法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他認可的自然科學方法是觀察，認為所有科學都能通過方法論達致統一。這種實證主義由穆勒、斯賓塞、涂爾干等進一步發展。他們“認為實證主義的知識，是科學地規劃社會和引導社會的基礎……所用的方法一般是歸納主義的方法”（貝爾特，2002：233）。邏輯實證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綱領的恰當描述，因為該學派的成員極力整合“邏輯主義和實證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目標和方法，在主要由Hahn、Neurath和Carnap（1929）撰寫的小冊子《科學的世界觀：維也納學派》中表現的最為充分，這個宣言指出，邏輯實證主義的“主要目的是造就各專門學科和人們能夠獲得的全部知識的統一。他們所采用的方法是邏輯分析，運用這一方法的目的是：（a）在其消極方面，從自然科學、數學以及廣而言之從人類知識中清除形而上學的陳述，（b）在其積極方面，澄清科學的概念和方法，表明一切人類知識是從經驗與料中構造起來的”（D．J．奧康諾，2005：935）。一般認為，數學和邏輯命題是分析性的，它們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真的，從而代表了一種先驗的，而不是后驗的或經驗的知識。而科學是關于事實和經驗的，它的命題是綜合的，并且只有在某種經驗條件下才是真的。邏輯實證主義認為，除經驗科學的綜合性事實性真理和邏輯與數學的純粹形式分析的真理之外，包括唯心主義哲學、神學和倫理學，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無意義的。實證主義的第三種類型，通常被稱作邏輯經驗主義。主導近幾十年來的社會科學研究的，正是這種邏輯經驗主義。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邏輯主義：科學理論必須符合演繹邏輯；（2）經驗證實：陳述必須可由經驗證實或證偽，或是定義在分析上為真；（3）理論與觀察分立，觀察可以在理論上是中立客觀的；（4）休謨式的因果律理論：從被觀察的事件之間發現不變的關系”（Smith，1996：14－15）。在第三種類型的實證主義中，影響較大的是Braithwaite、Hempel和Nagel等的邏輯經驗主義，這種邏輯經驗主義是對維也納學派哲學項目的延續和發展?？嫉峦栒J為邏輯經驗主義是某種更為成熟的邏輯實證主義，他認為邏輯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的結合（Caldwell，1994：19－35）。在對先前類型的實證主義做出的發展上，邏輯經驗主義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對理論和證據之間關系的理解上，從強調歸納方法轉向強調假說—演繹方法；二是重新把解釋視為科學活動的合理目標。在對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的理解上，假說—演繹方法，不同于先前維也納學派的歸納方法。這種方法認為，科學理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本質上是演繹式的。檢驗一個科學理論的第一步，是從理論和它的初始條件中推論出某種經驗預測；第二步是根據可觀察到的證據檢驗這些預測，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真實的，理論就得到了確證，如果經驗預測被證明是錯誤的，那么理論就得到了反駁。推動由歸納向假說—演繹轉變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為了避開在歸納方法中存在的休謨難題。無論人們對假說—演繹方法有什么樣的評價，有一點是明確的，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第二個重大貢獻：科學解釋的演繹法則模式密切相關。假定—演繹模式這個正式術語，首先出現在Hempel和Oppenheim的論文中。他們認為，所有真實的科學解釋，都有一個共同的邏輯結構，所有科學解釋都至少包括一個一般規律，再加上對有關初始或邊界條件的闡述，規律和闡述組成了前提，從這個前提出發就可以推論出待做的解釋，即關于所要解釋的事件的闡述，在這個推論過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其它幫助，只需要推理邏輯。這里所說的規律是指“在所有情況下，只要事件A發生，事件B就發生”這種命題。Hempel和Oppenheim進一步指出，解釋和預言都采用了同樣的邏輯推理法則，兩者的唯一區別在于，解釋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后，而預言發生在事件發生之前。對于解釋來說，是從需要解釋的事件出發，找到至少一條普遍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這些條件在邏輯上包含了對所要解釋的事件的說明。由于這個原因，Hempel和Oppenheim的批評者把他們的模式稱為“解釋的覆蓋率模式”。而對于預言來說，是從一條一般規律和一套初始條件出發，推論出關于一個未知事件的說明，解釋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倒過來的預言”。這種認為在解釋的本質和預言的本質之間存在完美的、邏輯對稱的看法又被稱為“對稱論題”，它構成了科學解釋的假定—演繹或覆蓋率模式的核心。在解釋中用到的一般規律，并不是通過對個別例子進行歸納和一般化而得到的，一般規律僅僅是一種假定，如果愿意可以進行猜想，通過把一般規律運用于對特定事件的預言對規律進行檢驗，但是一般規律本身不能被簡化為對事件的觀察結果。盡管存在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但實證主義卻遵循著某些相同觀念。比德辨析了實證主義的主要特征：（1）科學知識，包括邏輯與數學，是知識唯一有效的形式；（2）形而上學的申辯、規范的陳述、論點、價值判斷和意見不是有效的知識；（3）建立在常識經驗基礎之上的經驗數據，是除邏輯與數學外的有效知識的唯一來源；（4）有效知識只能通過自然科學的方法獲得，尤其是物理學、應用邏輯與數學；（5）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之外）只能通過推理的方法從經驗數據中得到；（6）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除邏輯與數學理論外）只能通過經驗數據得到證實；（7）歸納、原則和科學理論應當以數理邏輯的形式加以形式化和表達；（8）規范的觀點、價值判斷、信仰與意見不應當進入經驗數據搜集、理論的形式化或證明的范圍內；（9）獲得有效科學知識的方法對于所有經驗領域都是相同的（Beed，1991：459－494）。
二、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的影響
經濟思想史學家和經濟學方法論學家認為，在經濟學領域，把實證主義引入經濟學中的三位重要經濟學家是Hutchison、Friedman和Samuelson，盡管他們中，沒有哪一位實際上以精確或系統的方式使用實證主義的哲學語言或文獻。但是，他們都“深受實證主義觀念的影響”（漢茲，2009：52）。Hutchison的工作是試圖將邏輯實證主義的某些核心理念引入經濟學，他反復強調，“經濟學家的言行舉止，應當轉變，要像負責任的經驗科學家那樣”（Hausman，1989：118）。Hutchison強烈主張，經濟學像自然科學一樣，是一門科學，經濟學應當超越政治和意識形態爭論，經濟學命題應當從客觀經驗事實中系統地提煉出來（Hutchison，1996：10）。Friedman在其著名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中指出，對于實證經濟學的目的而言，理論假設的真實性無關緊要，在比較不同的經濟理論時，唯一重要的一點是，進行經驗預測時哪一個理論最為成功。Friedman說，“理論被看作是由大量的假設組成的，對于它要‘解釋’的對象，要根據它的預測力來判斷。只有實際的證據才能表明理論是對是錯，或者更恰當地說，暫時‘接受’它為有效，或‘拋棄’它……唯一重要的對假設的有效性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與經驗相對照”（Milton，1953：8－9）。Samuelson的實證主義經濟學方法論，通常被稱為操作主義或描述主義?！芭c一種實證主義科學哲學在知識方面相匹配的發展，……便是Samuelson的操作主義”（Boylan?。’Gorman，2006：15）。這種實證主義的核心思想在于，“科學理論僅僅描述經驗證據，而不能超越證據去解釋任何現象更深的、內在的或隱藏的原因”（漢茲，2009：68）。Samuelson認為：“對于我的觀點，即科學由經驗規則的描述構成，尚未被成功地；對我的一貫主張，即科學中所謂的解釋總是可以被看作不同層次上的描述，也是如此———通常一個高層次的描述是由于它成功地適合范圍廣泛的經驗規則”（Samuelson，1947：3）。三位重要經濟學家主張的不同類型的實證主義變種，很大程度上塑造了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特征：第一，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演繹主義。19世紀的實證主義，主要依賴歸納法優越論的邏輯，在20世紀的發展進程中，實證主義逐漸放棄了對歸納主義的效忠，轉而贊同演繹主義。根據演繹主義的觀點，科學活動是從理論中演繹地推斷出經驗假設，然后根據經驗檢驗這些假設而進行的。因此，觀察、感覺再次成為健全的科學實踐的基礎。實證主義者對“觀察語言”和“理論語言”進行了嚴格的區分，并假定觀察陳述是沒有理論預設的。觀察陳述是屬于經驗世界的，因此它們十分可靠。第二，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也就是說，他們堅信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方法的統一性。自然主義通常伴有一種觀念，這種觀念認為，一般說來社會領域內的知識比自然科學知識欠發達。因此，經濟學要想成為成熟的學科，它就必須采用在自然科學領域中得到成功運用的方法。第三，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實事與價值的嚴格區分，堅持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的嚴格區分。他們基本上接受了休謨的觀點，即不能從實然中推出應然，反之亦然。在社會科學領域，堅持這種實證和規范嚴格兩分的學者數目眾多，他們認為，盡管在人們選擇研究課題時，價值判斷不可避免地會起作用，但是在完成研究本身的過程中，它們就不再起任何作用。第四，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證主義者堅持形式主義。經濟學研究中的公理化、模型化和形式主義傾向與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產生的影響密切相關（Boumans?。avis，2010：9－30）。實證主義影響經濟學的直接表現，就是要求經濟學研究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最大程度地應用計量方法和數量表達。實證主義提供了現代主流經濟學智力活動的腳手架。20世紀一些重要的經濟學方法論觀點，從Hutchison到Friedman，再到Samuelson的操作主義與Popper的證偽主義，都是受實證主義的激勵產生的，無論這種激勵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當然，經濟學領域還存在其他哲學理念，比如奧地利學派的本質主義，美國制度學派的實用主義，但是這些流派只是經濟學學科中的少數派?，F代主流經濟學的哲學潛臺詞，一直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知識理念。
三、批判實在與邏輯實證主義的比較
今天人們稱之為“批判實在”運動的發展的原因之一，源自對實證主義方法的批判，實證主義方法“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支配許多社會科學的分支”（Danermark?。kstrm etc，2002：4）。同其它各種“思潮”或“主義”一樣，“批判實在”是一個有著廣泛含義的稱謂（Collier，1994，Ⅺ）。通常意義上所說的批判實在，是為理解哲學家Bhaskar對社會科學做出的哲學貢獻，而對他加以分析和應用的兩個術語“超驗實在和批判自然主義的融合”（Harvey，2002：164）。Bhaskar開展自己的研究工作時，正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或明確或隱含地全面滲透在哲學思想中的時期。因此，他的分析是從對實證主義和經驗主義所堅持的前提開始的。在Bhaskar看來，經驗實在論者（實證論者）的謬誤表現在兩個方面：（1）把存在化約為知識的認識論謬誤（epistemic fallacy），即把存在或者當成只是知識（由知識所建構），或者認為可用（有關客體的）知識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實在的去實在化”（derealization of reality）；（2）把知識化約為存在的本體論謬誤（ontic fallacy），即認為知識或者只是絕對存在物（being simpliciter），或者可以通過客體的存在來分析。Bhaskar稱這種謬誤為“科學的去社會化”（desocialization of science）（Bhaskar，2009：23，253）。實證論者的認識論謬誤，認為尋求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是在將研究客體存在與本質的本體論，簡化為產生知識的認識論的謬誤。這種謬誤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造成傳統科學哲學和本體論之間的緊張。傳統科學哲學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Bhaskar認為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尋找研究客體背后所隱藏的因果機制和力量；第二，科學試驗需要控制其它變量，人為制造出封閉系統，從而找出單一因果機制所產生的力量，事物間的恒常聯系，只在試驗或假設條件下存在。為解決上述問題，Bhaskar提出了超驗實在論。主張任何事物都有三個領域構成：經驗、實際與實在（empirical actual and real domains），經驗與實際是經驗實在主義研究的客體，實在是超驗實在主義者的思考對象。前兩個領域的研究得到的事物之間的恒定聯系具有可經驗的性質，是科學探索的結果，實在領域，包含產生事件的機制、力量、趨勢等，一般具有不可經驗的特性，是科學研究者探索的真正目標。Bhaskar的相關著作引發了廣泛的興趣，他的思想被一些重要的社會科學家吸收并運用，其中Lawson對批判實在在經濟學領域的發展和應用做出了重要貢獻。時至今日，批判實在已成為一種包含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運動”（Palermo，2007：541）。盡管Lawson等人應用批判實在的核心觀點，對主流經濟學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主流經濟學家始終不為所動。當前經濟學領域的現實狀況是，在實證主義哲學在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影響日趨下降的同時，它仍在當代主流經濟學中牢牢占據支配地位。這種情況，使得經濟思想史學家麥克洛斯基感嘆，“經濟學方法論被局限在一種基于嚴格意義上的實證主義規范式方法論框架內，但這種實證主義既是不必要的，又同諸如經濟學這類學科的主體沒有多大關系”（Boylan ＆O’Gorman，2006：36）。隨著科學哲學研究新進展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的推動，人們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研究的質疑日益增加。比如，接受詮釋學傳統的學者認為，盡管實證主義能夠應用于自然科學，但它并不適用于社會科學。溫奇在《社會科學的理念》中表達了上述觀點，他把社會世界看成是充滿意義的，認為人不同于自然的對象，他們能夠把意義賦予周圍的世界，并且依照意義而采取行動。因此，要用不同的方式對待自然和社會領域的規則。再比如，批判理論的支持者也提出了對實證主義的批判，這種批判指出：即使研究者追求的是“客觀性”，但價值與興趣，必然既會影響課題的選擇，也會影響研究過程本身。此外，純客觀研究本身也許是不可取的，這是因為，從積極的視角看，社會研究的目的并不是簡單地描述或說明社會實在；而從消極的視角看，價值無涉事實上往往是為某種特殊的社會價值服務的。對實證主義經濟學的批評，學界提出的意見很多，筆者主要分析批判實在對實證主義的批判：
（一）與實證主義的自然主義相對照的批判自然主義
與實證主義者堅持自然主義不同，批判實在堅持批判自然主義。批判自然主義追求一種“自然主義的可能性”，一方面它批判實證主義所曲解的科學觀，另一方面它批判人文主義傳統下的反科學傾向，再通過挖掘自然世界與社會世界共通的特質，嘗試發展出一種統一的科學觀。Bhaskar將批判實在論者對社會科學持有的立場稱為“批判自然主義”。他指出，“在批判自然主義看來，社會科學可以在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意義上是科學的，但同時鑒于其對象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是一種具有嚴格條件的科學”（Bhaskar，1986：135）。也就是說，盡管兩種科學體系在一些具體的分析方法上有所不同，但二者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社會科學的對象仍然可以‘科學’地加以研究”（Bhaskar，2013：22－23）。批判實在論認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存在一些根本差異，其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世界的活動依賴性與觀念依賴性：（1）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人類活動之外而存在；（2）社會世界（與自然界不同）并不獨立于行為者（對于自己活動）的觀念認知之外而存在（Carter，2000：67）。
（二）實證主義的經驗實在論與批判實在的超驗實在論
每一種科學哲學背后，都隱藏著一種特定類型的本體論，批判實在把實證主義中隱含的本體論稱為“經驗實在論”。Bhaskar指出，實證主義所秉持的經驗實在論是典型的化約論：將本體論的問題化約為認識論的問題（Bhaskar，1978：16）。這種化約是一種認識論謬誤，也就是說，“將現實理解、界定為以經驗為基礎的觀念”（Danermark?。kstrm etc，2002：205）。更具體地說，實證主義堅持的是一種扁平本體論，社會世界與自然世界完全被等同于人類有關它們的經驗知識。然而，這種扁平本體論存在嚴重的缺陷，因為“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開放的，如果現實是透明的，那么就不需要科學了，所有的科學都只不過是資料的搜集罷了”（Danermark?。kstrm etc，2002：20）。與經驗實在論相對照，批判實在提出了超驗實在論，認為，“世界不僅是由事件和我們對于它們的經驗或印象構成的，而且是由結構和機制、力量和趨勢等構成的，后者雖然也許無法被直接觀察到，但它們構成了我們經驗中的實在事件的基礎，統治著或者創造出現實中的事件（Lawson，2004：262）。批判實在的這種本體論也被稱為“深層本體論”或“分層實在”中，這種本體論認為，存在三種不同的實在或層面：經驗的（經驗和印象）、現實的（事件以及事件的狀態）、深層的（結構、機制、力量和趨勢）。批判實在論者認為，這些不同的領域不必然是同時發生的，事實上，它們相互之間經常不是同時發生的。比如，在批判實在論者看來，現實的和深層的層面的共時化意味著：基本機制在現象的層面上以直接的方式顯現出來。如果科學規律只是像實證主義者認為的那樣，是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那么現實的層面和深層的層面就是共時的。于是，規律就會在現象層面上清楚地表現出來。但是，批判實在論者認為不同層面的共時性是十分罕見的。根據上述超驗實在的本體論思想，批判實在認為，科學不是像實證主義所規定的那樣，局限于或依賴于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系。實際上，它首先應當關注的并不是事件，而是注重去辨明和解釋那些左右著或促發了經驗現象的結構和機制、力量與趨勢。（三）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和批判實在的機制研究批判實在經濟學研究的代表人物Lawson指出，“歷史地看，對科學概念的尋求和對問題的解釋，事實上產生于某種版本的實證主義，它根植于休謨對因果關系的分析中，或者說至少來源于休謨的討論……實證主義這一稱謂，首先是關于知識、知識的性質和局限的理論。特別地，它表明人類知識是以感覺經驗或以印象的形式表現出來的”（Lawson，2004：261）。實證主義者通常贊同休謨式的因果關系概念。在這種因果關系概念中，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對因果性質而言，既是必要的也是充分的。也就是說，如果人們恒常地發現事件X由Y相隨，那么就可以認為X是Y的原因。比如，在對經濟增長與民主政體之間關系的理解上，許多經濟學家會認為，經濟增長與民主政治之間存在直接的正向關系，并且可以找到大量的數據支持這種觀點。但是，這種分析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論質疑與經驗挑戰。因為，拋開休謨的因果關系概念，從社會機制（暗含了因果關系）的視角看來，經濟增長和民主政體之間呈正向關系的涵蓋律，并不能真正解釋經濟增長影響政治制度的機制。已有的研究，至少提出了四種重要的社會機制：（1）經濟增長通過灌輸自由主義政治文化促進民主政治；（2）經濟增長通過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形成促進民主政治；（3）經濟增長通過培養公民社會或中間組織促進民主政治；（4）經濟增長通過改變國家—社會關系促進民主政治（王紹光，2008：82－83）。以休謨式因果律（事件／事態的恒常聯結）為基礎，完全是經驗層面的操作，無法深入到批判實在強調的深層層面（結構、機制與趨勢）。也就是說，涵蓋律模式，只是描述了類似律則的關系，但實際上并沒有挖掘出造成事件發生的生成機制，也就是說，沒有做出任何因果解釋（Sayer，1992：171－172）。批判實在論者批評休謨式因果關系概念的重點在于，要說明某種現象就必須說明它是如何發生的，而規則性聯結無法做到這一點。此外，在開放系統中，許多抵消機制可能也在發揮作用，因此，事件之間的規則性聯結的因果關系概念，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充分的。在批判實在看來，要在經驗層面上說明現象的原因，只有訴諸深層的生成機制或因果力量，才能得以完成。（四）區別于歸納和演繹的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在當前的經濟學研究中占據著主導地位，批判實在提倡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用塞耶的話說，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就是通過“假定有（或辨識出）有能力產生某些事件的機制，藉以解釋事件”的推論方式（Sayer，1992：107）。只關注實證主義或休謨式的關于事件聯系的歸納和概括，最多不過是引發了關于歸納法與演繹法相對優劣的爭論。對于批判實在而言，基本的推理方式，既不是歸納法也不是演繹法，而是一種可叫做溯因推理（Retroduction）或外展推理（Abduction）的推理方式。這種推理方式可以通過一個例子理解，比如，如果演繹是從“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推進到人們看到的下一只烏鴉是黑色的這種特殊結論，而歸納是從無數的黑烏鴉這樣特殊的觀察，推進到“所有烏鴉都是黑色的”這個一般判斷。那么，溯因推理或外展推理，則是從對無數黑烏鴉的觀察，推進到關于內在于烏鴉，并使之成為黑色的一個機制的理論。從范式上看，這種推理是從“表面現象”到某些“更深層的”有因果聯系的事物的一種運動。批判實在之所以堅持這種推理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所堅持的深層本體論和社會系統的開放性質。在開放系統中，不同的結構之間會相互影響并產生新的機制，同時會有許多外在的偶然條件，使得同樣的因果機制造成不同的結果，比如激烈競爭的自由市場，可能會使廠商運作的更有效率且樂于不斷進行創新，但也可能導致廠商倒閉。另外，不同的因果機制可能產生相同的結果。所以批判實在論認為，在開放系統中，科學家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法則，而是要了解研究客體的結構、因果機制，以及這些因果機制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會被啟動或被改變，進而造成事件的當前狀態。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大致對實證主義與批判實在進行較全面的對比（見表1）。
四、結語
在經濟學研究中，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的滲透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據批判實在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取向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不良影響是十分巨大的。比如，形式主義演繹模型的構建，使得經濟學研究遠離了現實經濟問題；為了構筑實證模型，人為地建立的封閉系統，把找到事件之間的恒常聯結作為研究的重點，從而忽視了大量潛在地發揮作用的機制和力量，使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流于膚淺等等。通過對批判實在和實證主義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經濟學研究，應當充分吸收科學哲學領域對實證主義提出的各種批判，全面反思實證主義對經濟學研究造成的積極和消極影響，進一步推動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第一，堅持對研究對象的本質進行考察，并找到與研究對象的本質相契合的分析方法。這可以通過一個例子來理解，用一個大棒可以很好地打掉坐墊上的灰塵，但是卻不能用它來清除玻璃上的灰塵。實證主義在推動經濟學的發展和進步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但是把它推廣到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傾向，則會產生很大的弊端。因此，應提倡不同方法之間的溝通和跨學科的研究，而不是頑固地堅持實證主義的演繹—法則式模型構筑方法。比如在分析個體和社會結構的關系時，不能只把原子般的代表性個體作為分析的出發點，而應當在個體和結構的辯證關系中考察經濟關系的形成、發展和變化。以的階級分析為例，實證主義者指責階級分析缺乏微觀基礎，因為它缺乏對個人動機、信念和行動的分析，而只是把個體的行動訴諸階級利益。這是對經濟學階級分析方法的誤讀，這種誤讀忽視了馬克思對階級形成的歷史過程的分析，在馬克思那里，個體明顯受到歷史地形成的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影響，但是個體仍然具有改變（更多的是通過革命）資本主義的能力，而這種能力當然是個體行動能力和集體力量匯聚的綜合結果。第二，應當關注對造成某種現象的各種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關注事物發展變化的趨勢，而不是像實證主義那樣，只關注事件之間的規則聯系，并把這種規則聯系視為是規律般的東西。比如，以計量經濟學為例，盡管計量經濟學研究文獻數目巨大，但是計量經濟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含義保持沉默。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在經濟學領域內不可能觀測到明顯不變的實證規則。計量經濟學盡管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還沒有導致人們像自然科學一樣在經濟學里找到精確而普遍的規律。在本質上，計量經濟學事實上還受困于這樣的事實：新的發現往往導致人們曾經承認的變量之間的規則性聯系不復存在。第三，要把規律作為一種趨勢，通過對各種機制的綜合分析，判斷事物的發展變化。比如在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分析中，應綜合考察導致利潤下降的因素或機制與起反作用的趨勢或機制間的辯證關系，而不是因為發現利潤率在某個階段上升，就否定利潤率下降趨勢的理論。同樣，也不能像置鹽定理那樣，認為作為個體的資本家的利潤最大化選擇，必然決定了利潤率不可能下降，因為個體理性可能造成集體非理性的結果；同樣，僅抓住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因素，不考慮地理———歷史因素造成的影響，主張利潤率一直呈現下降的趨勢也不可取，這正是一些者招致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
作者:常慶欣 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學院
參考文獻：
［1］ D．J．奧康諾（2005）．批評的西方哲學史．北京：東方出版社．
［2］ 帕特里克•貝爾特（2002）．二十世紀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3］ 王紹光（2008）．民主四講．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4］ 韋德•漢茲（2009）：開放的經濟學方法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5］ Beed C．（1991）．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Economics：an Overview．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13（4）．
［6］ Boumans M．，Davis J．B．（2010）．Economic Methodology：Understanding Economics as a Science．London：PalgraveMacmillan．
［7］ Boylan T．A．，O’Gorman P．F．（2006）．Beyond Rhetoric and Realism in Economics：Towards a Reformulation ofMethodology．New York：Taylor?。rancis．
歷史的經驗教訓表明，解放思想是實現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之一。一個國家和民族現代化的歷史命運是和自身思想解放的狀況密切相連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世界上沒有貧窮的國家，只有思想保守和落后的國家。任何落后，首先是一種思想觀念上的落后；任何進步，首先都是一種思想觀念上的進步。
解放思想是歷史進步的要求。要解放思想，必須把握解放思想的規律。從哲學認識論的角度分析，正確認識和處理以下三種關系或者說三個問題，對于把握解放思想的規律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觀察的客觀性和指導理論的正確性
按照辯證唯物主義反映論的基本要求，觀察的客觀性是解放思想的出發點、源泉和動力。解放思想的關鍵在于突破過時的、不適應當前狀況的舊思想的局限。這就要求人們在致思趨向上必須破除“唯本本”、“唯古”、“唯上”等各種錯誤心態的影響，實事求是地面對現實、面對客觀事物。只有這樣，我們的認識才能突破自己思想中那些舊觀念的屏障，才能把握客觀事物發展變化著的規律性，從而實現思想變革與現實變化的同步發展。進一步考察，解放思想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克服思想傳統所固有的慣性，從而防止教條主義災難發生的問題。要清醒地看到，思想傳統自身是有局限性的。思想、思想傳統一旦形成，其形式就有了相對的穩定性。這種相對穩定性，一方面保證了思想的連續性和繼承性，但另一方面又形成了思想發展過程中的慣性和惰性。要解放思想，必須克服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這種慣性和惰性。所以，強調觀察的客觀性，通過觀察的客觀性克服思想傳統的慣性和惰性，就成了解放思想的第一要求和首要原則。
但是，解放思想又離不開科學理論的指導?，F代認識論的研究表明，任何觀察都滲透著理論，離不開具體理論的指導。也就是說，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觀察都是在一定的理論指導下進行和完成的。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無價值的觀察是根本不存在的。解放思想離開了正確理論的指導，就會陷入盲目性和經驗主義的泥潭。思想的解放，只有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才能實現。片面強調觀察的客觀性，同樣完成不了思想解放的任務。真正的思想解放，是觀察的客觀性和科學理論共同起作用的結果，這也是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的基本要求。
我向思維和他向思維的關系
所謂我向思維，是指以主體價值觀為核心的思維過程。他向思維，是指以獲得事實真理為目的的思維過程。從思維方式的角度來考察，解放思想的過程又是我向思維與他向思維相統一的過程。
我向思維作為以維護和促進思維主體存在與發展為價值目標的思維形式，是引發思想解放心理動機的導火線，為思想的解放設置需要和欲望的目標。他向思維作為一種現實性思維過程，判定解放思想的現實情景和可能條件，為思想解放提供環境認知支持。在我向思維與他向思維的相互作用過程中，問題情景與欲望目標不斷得到調適，從而推動維護思維主體存在與發展的觀念工具――思想的不斷發展變化。由此可以看出，解放思想實質上也是一種高級的適應性活動，是人類維持自身與外部環境平衡的一種直接或間接的工具，它的發生發展一方面要受自己需要的驅動，但另一方面又要受環境的制約。離開人的需要談思想解放是不可能的，離開環境的制約談思想解放同樣是不現實的。只有將二者辯證地加以思考與運用，才有可能完成思想解放的任務。
作為我向思維和他向思維的結果，思想的解放應當體現事實真理與價值真理的統一，也即既是“應當”的體現，又是“是”的反映，是“應當”和“是”的統一體?！皯敗焙汀笆恰笔侨祟惢顒拥膬蓚€基本原則。在人的思想解放活動中，自然也應該內在地包含自身活動的基本原則。所謂“是”的原則，是指我們的思想應該和客觀事物的規律和性質相一致，不能借解放思想之名，用杜撰的觀念虛構、許諾并不存在的東西。所謂“應當”的原則，就是說我們的思想又要體現自身內在的價值尺度和需要，這是我們行為目的性的外在化。在解放思想的實踐中，“是”和“應當”兩個基本原則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人作為解放思想的主體，一方面必然要承認客觀規律的作用，要掌握和服從客觀規律，而不是離開或背離客觀規律去隨心所欲地“解放思想”；另一方面，人又要改變和重建客體，使客體服務于主體的目的和需要。只有真正做到了客體主體化、主體客體化，實現了“是”和“應當”的完全統一的思想和思想體系，才配稱思想解放的美名。
解放思想過程中時間和空間的關系
意識到時間和空間的存在，是人類智慧的主要特征之一。解放思想，作為一種特殊的精神生產過程，是在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
思想解放具有十分明顯的時間特征。解放思想的過程是思維創新的過程，是舊觀念逐漸消失和新觀念不斷涌現的過程。這一過程所表現出的持續性和順序性，集中表現了解放思想過程在時間形式上的特點。從時間的持續性上來看，思想解放的過程是一維的不可逆的過程。也就是說，隨著時間的不斷發展，人、人類的思想總是不斷更新、不斷進步的。在思想解放的過程中，有時也可能出現局部倒退或停滯不前現象，但總體上來看，思想、思想體系不斷更新、不斷進步，把握對象世界的范圍不斷擴大，這是基本的、不可逆轉的趨勢。由此可見，解放思想、思想解放其實是人類精神發展進步過程中的一種“自然”現象，是人類精神活動內在的、必然的要求。從時間的順序性上來看，思想解放在時間上具有十分顯著的繼起性。思想解放的過程在歷史上是連貫的，任何時代的先進思想都是前一歷史時期思想觀念的繼承和發展。思想觀念作為傳統，雖然給解放思想帶來了一定程度上的阻力，但其遲緩性、穩定性和保守性，卻恰好成了解放思想的對象，為解放思想提供了歷史的出發點和邏輯前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沒有思想傳統中的這種惰性和保守性，解放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創新與發展也就失去了自身的規定性，從而變成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國的運動訓練學理論體系始建于1983年。20年來，伴隨著我國競技運動水平的迅速提高，運動訓練學理論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特別是近幾年來，在運動訓練的基本理論方面，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運動訓練學領域的研究性專著。曹景偉等(2001)把這些獨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論價值的研究進展稱為運動訓練學理論的“中國流”，主要包括項群訓練理論的提出與建立、運動員選材理論的研究與實踐、競技能力的結構及其評價、博弈理論與制勝規律以及訓練理論對訓練實踐的指導與服務等內容。本文則擬從6個方面進行闡述。
1 運動訓練學三層次理論體系的確立
人們在描述運動訓練學理論體系的時候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進行不同的構架。從橫向來看，運動訓練學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運動訓練的原則、運動訓練的內容、運動訓練的方法、運動訓練的安排、運動訓練的負荷這樣5個方面。而從縱向來看，可以解釋為包含著一般訓練學、項群訓練學和專項訓練學這樣3個層次。適用所有的運動項目的運動訓練學的理論，稱做“一般訓練學”；適用于部分運動項目的運動訓練學理論，稱做“項群訓練學”；而適用一個運動專項的運動訓練學理論，則被叫做“專項訓練學”。構建這樣一個三層次理論體系的關鍵在于項群訓練學的提出和建立。
1984年，田麥久提出了建立“分類訓練學”的構想。1987年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題為《項群訓練理論的構思與命名》的論文。1990年在北京亞科會上發表了論文《項群訓練理論的建立與應用》，1998年正式出版了《項群訓練理論》專著。
2000年出版的《運動訓練學》全國體育院校通用教材中，把“項群訓練理論”列為重要的一章，這表明項群訓練理論已經得到訓練學界的認可，達成共識。這一章里的第一節為項群訓練理論的總論，包括項群訓練理論的建立及其科學意義、競技運動項目的劃分、分類及項群體系的構成和項群訓練理論的應用三方面的內容；第二節則分別論述了依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所聚合的8個不同項群各自的競技特點和訓練方法。
項群訓練理論問世十幾年來，受到體育界的普遍重視，并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其中主要的理論進展包括：依復合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劃分、多標準多維度的項群組合、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以及項群概念的廣泛應用。
1.1 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劃分 競技運動項目的項群劃分是建立項群理論體系的重要前提。1983年，田麥久首次提出以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為標準進行項目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體能主導和技能主導的兩大類的項群理論體系。近年來，田麥久吸取了謝亞龍、竺義功、徐本力等對項群的劃分提出的不同看法中的合理思考，建立了復合主導競技能力的概念，依不同項目的競技特點，實事求是地確定擁有兩種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類屬。把射擊、射箭等項目歸屬為技心能主導類項群，把各種球類項目和格斗類項目歸屬為技戰能主導類項群（表1）。
這樣一種劃分，應該說，對于我們更加準確地認識不同項群所包含項目的競技特點，會有更好地幫助，會使我們在思想認識上解除若干不必要的束縛，更有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項目的競技規律，從而確定對應的訓練理論和方法。
1.2 多標準多維度的項群組合 經典的項群訓練理論中，主要是以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運動技術的動作特征和運動成績的評定方法為3個分類標準建立起了3個主要的分類體系。而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到，因為由于有著無窮個分類標準，項群體系的劃分從理論上來講也是有著無窮個的。所以在我們的研究過程當中，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項群體系，進行相應的研究。這里僅以幾篇論文為例，如“持拍隔網對抗性項群男單選手基本單元競技過程的運行模式”，用“持拍隔網對抗性項群”這一名稱，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網球3個手持球拍進行比賽的項目。又如“陸上同場對抗性項目集體球類項目”的名稱，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場對抗性集體球類項目，只包括足、籃、手、曲4個項目了。總之，我們在實踐的研究過程當中和我們在進行分析組織訓練活動當中，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種標準、多個維度組織相應的項群進行研究。
表1 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劃分的調整
原有項群名稱
調整后的項群名稱
技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
技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
技能主導類表現準確性項群
技心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
技能主導類同場對抗性項群
技戰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
技能主導類隔網對抗性項群
技戰能主導類隔網對抗性項群
技能主導類格斗對抗性項群
技戰能主導類格斗對抗性項群
1.3 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 面對3個層次的訓練學理論體系，任何一個訓練學命題，如訓練的原則，訓練的內容，訓練的方法，訓練的負荷，訓練的安排等等，都既可以在一般訓練學層次進行研究，也可以在某一個項群和范疇內進行研究，還可以就一個專項的需要進行理論研究。
訓練大周期的劃分是否恰當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能不能使運動員競技狀態的周期性變化，適應于特定日程重大比賽的參賽需要。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主要表現特征是不同的，顯然，其訓練大周期的劃分也應該有著明顯的區別。而經典的馬特維耶夫的周期學說的主體內容，是在體能主導類項目的訓練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很少顧及到技能、技心能、技戰能主導類項目的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變化和表現的特點。田麥久(2000)關注到這一問題，并專題研究了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他首先分析不同項群運動員良好競技狀態的主要表現和相應的指標，然后建立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評價體系，確立不同項群運動員良好競技狀態的培養途徑，最后提出不同項群大周期中階段訓練的安排要點（表2）。
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表現，有著明顯的區別。體能主導類項目運動員競技狀態的主要特征，就是看是否在比賽中能夠表現出最佳的體能狀態；體操、跳水這些項目主要是看成套動作的熟練穩定和流暢的連接；射擊、射箭項目，主要是看運動員技術感覺的細膩度與心理狀態的自控性；而各種對抗性項目，則主要是看技術是否合理、熟練，戰術準備是否充分，戰術運用是否多變而實效。不同的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表現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他們的訓練大周期的結構就不應該是同樣的，而應該各有其特點。這一研究為非體能主導類項目運動員訓練大周期的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也為人們在項群層次上開展更多內容的專題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示例。
表2 不同項群大周期中階段訓練的安排要點
項群
大周期中階段訓練安排的要點
體能主導類各項群
1.專項化程度的變化；2.負荷強度與復
合量的變化
技能主導類表現難美性項群
1.由單個動作到成套動作的完成過程；
2.有序地提高成套動作的成功率
技心能主導類表現準確性項群
1.基本功訓練，空射到實射的轉換；2.
提高并力求完善定向的心理自控能力
技戰能主導類個人對抗性項群
1.技戰術積累及針對性選用；2.實戰性
對抗訓練及熱身賽安排
1.技戰術積累及針對性選用；2.陣容選
技戰能主導類集體對抗性項群
配，組合訓練及成隊訓練；3.實戰性對
抗訓練及熱身賽安排
1.4 項群概念的廣泛應用 項群訓練理論被提出20年來，已經得到了體育界普遍的共識。而且，項群這一概念正日益廣泛地被應用于體育工作、體育教學、運動訓練、體育健身、體育產業、體育管理等眾多的領域。
2 訓練目標導向與控制作用的強化
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行為又都是為了實現其目的而展開和進行的，這是人們的一項共識。但是在我們的實踐活動當中，又常常會被具體的微觀事物所包圍，而忘掉了為實現終極目的而做的努力。訓練活動當中也是這樣，如某教練員，訓練課的初始目標是想讓運動員很好地掌握一項技術，或改進一個動作細節。但運動員做得不好，教練員生氣了，罰他再作50遍。運動員學習、掌握動作技術，本來應該是在神經系統、肌肉反應各個方面都處于良性反應的狀態下、在很好的協調狀態下才能夠做好。這時，運動員已經疲勞了，動作也沒做好，你還要罰他再做，什么時候能做好呢？運動員在疲勞的狀態下即使勉強完成了動作，其動作質量也很難保證。教練員的這一要求是與其在這一堂訓練課的初始目的不一致的。
所以，在2000版《運動訓練學》教材中，特別強調訓練目標對訓練活動的導向和控制作用，專門列出一章談“運動成績與競技能力”，而且，排在全書第三章這樣顯要的位置。發展競技能力與提高運動成績，是運動訓練活動的直接目的，運動員在訓練中完成競技能力的變化，并在比賽中力求使它變成相應的運動成績，得到社會的承認。訓練的所有內容、各種訓練負荷、各式各樣的訓練安排，都是為了訓練目標的實現。把訓練目標問題置于一個重要的位置，會有利于人們強化訓練目標的導向意識。
強調訓練目標的導向和控制作用是競技需要原則的體現。競技需要原則本質上就是從實戰出發的訓練原則。訓練是為了比賽，要從比賽的實戰出發，緊緊圍繞著目標的實現去組織訓練活動，才能取得更好的訓練效果。這樣一個本來是很明確的基本認識，過去卻沒有得到必要的關注。此前各個版本的運動訓練學教材，都沒有把訓練目標的重要價值給予更為充分的確認和強調。新版《運動訓練學》教材的這一變化，則把訓練目標的導向與控制作用鮮明地突顯了出來。
3 訓練理論時空構架相對均衡的調節
訓練理論的時空觀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運動訓練活動。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物質在時間、空間里運動。運動訓練的空間特征包括訓練的內容、訓練的方法和訓練的手段；運動訓練的時間特征則包括訓練的過程、訓練的周期和訓練的安排。
張英波(1998)“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轉移的時空協同理論”的研究認為，運動訓練的空間特征和時間特征密切地協同和配合，是實現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良性轉移的必要條件。其結論之一為：“運動訓練的內容與方法是運動訓練活動的空間構成因素，運動訓練過程是訓練活動的時間構成因素，運動訓練的計劃是時、空因素協同的組構，運動訓練計劃的實施則是時、空協同的具體操作?！边@條結論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新鮮的內容，但卻是從時空觀這樣一個視角來認識運動訓練活動，從時間、空間的關系和協同去理解運動訓練活動的規律和要求。另外一條結論是：“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轉移中，時、空因素良性協同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獲得同樣的轉移效果只花費最短或者較短的時間，花費同樣的時間可獲得最大或者較大的轉移效果。”顯然，這兩種協同的形式正是我們的訓練活動所追求的目標。
附圖
圖1 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轉移時空協同的結構模式（引自 張英波 1998）
多年以來，在運動訓練學的理論研究中，人們常常偏重于對運動訓練空間特征，即訓練的內容和方法的研究，而卻相對忽視了對于運動訓練時間特征，即訓練的過程、節奏和安排的研究。例如，在1990年版的教材里面，反映運動員運動訓練空間特征的章節很多，而反應時間特征的章節很少。但在運動訓練的具體活動當中，許多教練員都是按時間特征來考慮問題的。今天練什么，明天練什么，這個月練什么，下個月練什么，這是教練員組織訓練活動重要的思維路線。因此，在新版《運動訓練學》教材里面，把原來的“運動訓練過程的結構組織與控制”這一章，分成了“運動員多年訓練計劃與實施”、“運動員年度訓練計劃與實施”、“運動員周課訓練計劃與實施”一共3章，加大了關于反映運動訓練活動時間特征的內容和份量，使得運動訓練時空特征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 競技能力結構的“雙子模型”
研究并建立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結構模型，是實施模式訓練的重要工作環節。任何運動員的競技能力都是由其體能、技能、戰術能力、心理能力和運動智能這五種子能力所構成的，劉大慶、田麥久的研究，使得我們對這五種子能力的組合方式，亦即其結構特點有了更為全面的科學認識。
根本勇（日，1985）把經濟學界的“木桶模型”引入了運動訓練領域。一個盛水的木桶由若干木片所圍成，用桶中所盛的水平面的高度表示運動員的總體競技水平，各個木片的長度則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即體能、技能、戰術能力、心理能力和運動智能的發展狀況。由于各種子能力發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各個木片的長度也不相同。在這個模型中，木桶里能夠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那些長木片所代表的優勢子能力，而是取決于最短的木片所代表的劣勢子能力，因為，長木片本來有可能圍存的水會從這塊最短的木片所造成的缺口流出去。因此，我們就要找出運動員競技能力構成中最差的子能力，及時地予以相應的發展，藉以促進運動員總體競技水平的提高?！澳就澳Ｐ汀北磉_的是一種對于平衡的追求，要求我們注意發展不同競技能力之間的均衡性特征，通常稱之為“補短”。
劉大慶的研究中發現，運動員競技能力結構中各個子能力之間的不均衡狀態是普遍存在的，呈現著非衡結構，從哲學意義上說，這種現象的存在又是絕對的。但其構成因素中某種素質或能力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其它高度發展的某種素質或能力所彌補或代償，從而就使得總體的競技能力保持在一個特定水平。例如，鄧亞萍兇狠快速的技術風格對其較低的身高條件的補償；朱建華出色的助跑起跳結合技術對其最大力量不足的補償等等。
與“木桶模型”相對應，我們為運動員競技能力的非衡結構及其補償效應設計了新的模型，稱之為“積木模型”。這個新的模型如同一個積木堆，由9個小積木塊構成。綠、紅、黃3種顏色各有3塊。我們把這個積木堆的體積比做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總體水平，綠、紅、黃3種顏色的小積木塊則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如果從積木堆中去掉2塊黃色的小積木，再用一塊綠色的小積木和1塊紅色的小積木“補償”到積木堆中，積木堆的體積，即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總體水平仍然保持不變。以此直觀地展示競技能力的非衡結構及其補償效應。提示我們在運動訓練過程中，注意充分發揮運動員優勢能力的競技價值，通常稱之為“揚長”。
“木桶模型”與“積木模型”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觀察競技能力的結構特征，用不同的圖象展示競技能力結構中各子能力之間的不同聯系。兩個模型各適用于不同的運動員，或同一個運動員不同的訓練階段。所以說，“木桶模型”與“積木模型”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共同反映和表述著運動員競技能力的構成狀態，我們把它們叫做競技能力結構的《雙子模型》（圖2）。
附圖
圖2 運動員競技能力結構的《雙子模型》
5 運動訓練學基本概念科學定義的給出
在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中，基本概念的選定及其科學定義的給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理論建設，但多年來我國運動訓練學界還沒有系統地進行這一工作，許多概念的定義存在著明顯的邏輯缺陷。田麥久等16名運動訓練學者(1999)對運動訓練學的常用概念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從中選出190個詞條作為基本概念，并分別編寫了釋文。
我們注意到，此前的同事們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出現最多的邏輯錯誤有兩個。一是將概念歸于不恰當的類屬，二是提出了不應有的理想期望。前者如把“競技體育”歸結為一種“活動過程”，后者如把“比賽戰術”定義為“正確地分配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限制對方特長，為戰勝對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計謀與行動”。
一切人類的行為都可以歸為一種活動過程，把“競技體育”歸結為一種“活動過程”，也不應說是錯誤，但不準確，類屬過大。而如果將其歸結為一種“體育活動”，則明確得多，準確得多。
“比賽戰術”這個概念本身并沒有特定的傾向性。有正確的比賽戰術，也有錯誤的比賽戰術；有實戰效果很好的比賽戰術，也有實戰效果不好的比賽戰術；有成功的比賽戰術，也有不成功的比賽戰術，或者失敗的比賽戰術。而如果把“比賽戰術”定義為“正確地分配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限制對方特長，為戰勝對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計謀與行動”，做不到“充分發揮己方特長，限制對方特長”，所采取的計謀和行動不夠“合理有效”，那就不是“運動戰術”了，這顯然有悖于運動訓練的實踐和運動競賽的現實。這一證偽的結果告訴我們，原有的定義違背了對此類概念應“中性定義”的原則。我們把它改成“為戰勝對手或為取得預期的比賽結果而采取的計謀與行動”，定義本身不被附加任何傾向，就具備了普遍的適用性。
《詞解》的作者對大約1/3的詞條作了如同上述的修訂，同時為過去未見定義的近半數的詞條給出了全新的定義。從而完成了對運動訓練學基本概念體系的一次重要的基本定義的規范化工作。
6 運動訓練學理論向競技體育學理論的擴展
運動訓練是競技體育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們實踐活動的不斷豐富，科學研究的不斷發展，運動訓練學的理論也在逐漸地向競技體育學的理論擴展。競技體育的主體活動是運動員的培養、訓練及參賽的過程，沿著這一軌跡進行思考和設計，競技體育學應該包含著運動員選材學、運動訓練學和運動競賽學以及貫徹始終的競技體育管理學，這4個學科應該說是構成競技體育學理論體系的主體學科群（圖3）。
在運動選材學方面，我們國家已經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的專著。國家體委科教司于1983年出版了《優秀青少年運動員科學選材論文匯編》；趙斌(1989)、謝燕群(1990)、劉獻武(1991)、曾凡輝等(1992)、鐘添發等(1995)陸續出版了有關運動員選材的若干專著。我國有組織的運動員選材工作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領先的，許多項目運動員選材工作科學監控工作也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運動競賽學方面，有劉建和(1990)的《運動競賽學》和富(1990)的《運動競賽方法學》朱章玲等(1995)的《運動競賽學》和王蒲(2001)的《運動競賽方法研究》等。競技體育管理學領域有關的理論專著中，比較有力度的有周愛光(1999)的《競技運動異化論》，宋繼新(1999)的《競技教育學》、吳壽章(2001)的《實施奧運戰略的歷史痕跡》等。這些研究成果的問世，正在為我國《競技體育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形成重要的積累。
附圖
圖3 競技體育學理論體系的主體學科群
本文所列舉的上述6個方面只是近年來我國運動訓練理論研究的主要成果。我們應該而且可以期待，中國的運動訓練學理論必將會伴隨著中國競技體育的持續發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會向世界運動訓練學界貢獻出更多新的科學理論。
參考文獻
[1] 李益群，謝亞龍.體育博弈論[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2.
[2] 吳壽章.實施奧運戰略的歷史痕跡[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1.
[3] 王蒲.運動競賽方法研究[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1.
[4] 梁慈民.論競技體育的前沿技術[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1.
[5] 田麥久等.運動訓練學（體育院校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0.
[6] 徐本力等.運動訓練學（體育函授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9.
[7] 田麥久等.運動訓練學詞解[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9.
[8] 宋繼新.競技教育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9.
[9] 周愛光.競技運動異化論[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我國的運動訓練學理論體系始建于1983年。20年來，伴隨著我國競技運動水平的迅速提高，運動訓練學理論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進展。特別是近幾年來，在運動訓練的基本理論方面，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出版了一系列運動訓練學領域的研究性專著。曹景偉等(2001)把這些獨具特色并有重要理論價值的研究進展稱為運動訓練學理論的“中國流”，主要包括項群訓練理論的提出與建立、運動員選材理論的研究與實踐、競技能力的結構及其評價、博弈理論與制勝規律以及訓練理論對訓練實踐的指導與服務等內容。本文則擬從6個方面進行闡述。
1運動訓練學三層次理論體系的確立
人們在描述運動訓練學理論體系的時候可以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進行不同的構架。從橫向來看，運動訓練學的理論體系主要包括運動訓練的原則、運動訓練的內容、運動訓練的方法、運動訓練的安排、運動訓練的負荷這樣5個方面。而從縱向來看，可以解釋為包含著一般訓練學、項群訓練學和專項訓練學這樣3個層次。適用所有的運動項目的運動訓練學的理論，稱做“一般訓練學”；適用于部分運動項目的運動訓練學理論，稱做“項群訓練學”；而適用一個運動專項的運動訓練學理論，則被叫做“專項訓練學”。構建這樣一個三層次理論體系的關鍵在于項群訓練學的提出和建立。
1984年，田麥久提出了建立“分類訓練學”的構想。1987年在學術刊物上發表了題為《項群訓練理論的構思與命名》的論文。1990年在北京亞科會上發表了論文《項群訓練理論的建立與應用》，1998年正式出版了《項群訓練理論》專著。
2000年出版的《運動訓練學》全國體育院校通用教材中，把“項群訓練理論”列為重要的一章，這表明項群訓練理論已經得到訓練學界的認可，達成共識。這一章里的第一節為項群訓練理論的總論，包括項群訓練理論的建立及其科學意義、競技運動項目的劃分、分類及項群體系的構成和項群訓練理論的應用三方面的內容；第二節則分別論述了依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所聚合的8個不同項群各自的競技特點和訓練方法。
項群訓練理論問世十幾年來，受到體育界的普遍重視，并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完善。其中主要的理論進展包括：依復合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劃分、多標準多維度的項群組合、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以及項群概念的廣泛應用。
1.1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劃分競技運動項目的項群劃分是建立項群理論體系的重要前提。1983年，田麥久首次提出以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為標準進行項目分類，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體能主導和技能主導的兩大類的項群理論體系。近年來，田麥久吸取了謝亞龍、竺義功、徐本力等對項群的劃分提出的不同看法中的合理思考，建立了復合主導競技能力的概念，依不同項目的競技特點，實事求是地確定擁有兩種主導競技能力的項群類屬。把射擊、射箭等項目歸屬為技心能主導類項群，把各種球類項目和格斗類項目歸屬為技戰能主導類項群（表1）。
這樣一種劃分，應該說，對于我們更加準確地認識不同項群所包含項目的競技特點，會有更好地幫助，會使我們在思想認識上解除若干不必要的束縛，更有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項目的競技規律，從而確定對應的訓練理論和方法。
1.2多標準多維度的項群組合經典的項群訓練理論中，主要是以運動員競技能力的主導因素、運動技術的動作特征和運動成績的評定方法為3個分類標準建立起了3個主要的分類體系。而實際上我們應該認識到，因為由于有著無窮個分類標準，項群體系的劃分從理論上來講也是有著無窮個的。所以在我們的研究過程當中，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建立新的項群體系，進行相應的研究。這里僅以幾篇論文為例，如“持拍隔網對抗性項群男單選手基本單元競技過程的運行模式”，用“持拍隔網對抗性項群”這一名稱，概括乒乓球、羽毛球、網球3個手持球拍進行比賽的項目。又如“陸上同場對抗性項目集體球類項目”的名稱，就排除了水上、冰上的同場對抗性集體球類項目，只包括足、籃、手、曲4個項目了。總之，我們在實踐的研究過程當中和我們在進行分析組織訓練活動當中，都可以根據自己的研究的需要，按照多種標準、多個維度組織相應的項群進行研究。
1.3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面對3個層次的訓練學理論體系，任何一個訓練學命題，如訓練的原則，訓練的內容，訓練的方法，訓練的負荷，訓練的安排等等，都既可以在一般訓練學層次進行研究，也可以在某一個項群和范疇內進行研究，還可以就一個專項的需要進行理論研究。
訓練大周期的劃分是否恰當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能不能使運動員競技狀態的周期性變化，適應于特定日程重大比賽的參賽需要。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主要表現特征是不同的，顯然，其訓練大周期的劃分也應該有著明顯的區別。而經典的馬特維耶夫的周期學說的主體內容，是在體能主導類項目的訓練實踐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很少顧及到技能、技心能、技戰能主導類項目的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變化和表現的特點。田麥久(2000)關注到這一問題，并專題研究了訓練大周期劃分的項群特點。他首先分析不同項群運動員良好競技狀態的主要表現和相應的指標，然后建立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評價體系，確立不同項群運動員良好競技狀態的培養途徑，最后提出不同項群大周期中階段訓練的安排要點（表2）。
不同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的表現，有著明顯的區別。體能主導類項目運動員競技狀態的主要特征，就是看是否在比賽中能夠表現出最佳的體能狀態；體操、跳水這些項目主要是看成套動作的熟練穩定和流暢的連接；射擊、射箭項目，主要是看運動員技術感覺的細膩度與心理狀態的自控性；而各種對抗性項目，則主要是看技術是否合理、熟練，戰術準備是否充分，戰術運用是否多變而實效。不同的項群運動員競技狀態表現的主要特征是不同的，因此他們的訓練大周期的結構就不應該是同樣的，而應該各有其特點。這一研究為非體能主導類項目運動員訓練大周期的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也為人們在項群層次上開展更多內容的專題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示例。
1.4項群概念的廣泛應用項群訓練理論被提出20年來，已經得到了體育界普遍的共識。而且，項群這一概念正日益廣泛地被應用于體育工作、體育教學、運動訓練、體育健身、體育產業、體育管理等眾多的領域。
2訓練目標導向與控制作用的強化
人的行為都是有目的的，人的一切行為又都是為了實現其目的而展開和進行的，這是人們的一項共識。但是在我們的實踐活動當中，又常常會被具體的微觀事物所包圍，而忘掉了為實現終極目的而做的努力。訓練活動當中也是這樣，如某教練員，訓練課的初始目標是想讓運動員很好地掌握一項技術，或改進一個動作細節。但運動員做得不好，教練員生氣了，罰他再作50遍。運動員學習、掌握動作技術，本來應該是在神經系統、肌肉反應各個方面都處于良性反應的狀態下、在很好的協調狀態下才能夠做好。這時，運動員已經疲勞了，動作也沒做好，你還要罰他再做，什么時候能做好呢？運動員在疲勞的狀態下即使勉強完成了動作，其動作質量也很難保證。教練員的這一要求是與其在這一堂訓練課的初始目的不一致的。
所以，在2000版《運動訓練學》教材中，特別強調訓練目標對訓練活動的導向和控制作用，專門列出一章談“運動成績與競技能力”，而且，排在全書第三章這樣顯要的位置。發展競技能力與提高運動成績，是運動訓練活動的直接目的，運動員在訓練中完成競技能力的變化，并在比賽中力求使它變成相應的運動成績，得到社會的承認。訓練的所有內容、各種訓練負荷、各式各樣的訓練安排，都是為了訓練目標的實現。把訓練目標問題置于一個重要的位置，會有利于人們強化訓練目標的導向意識。
強調訓練目標的導向和控制作用是競技需要原則的體現。競技需要原則本質上就是從實戰出發的訓練原則。訓練是為了比賽，要從比賽的實戰出發，緊緊圍繞著目標的實現去組織訓練活動，才能取得更好的訓練效果。這樣一個本來是很明確的基本認識，過去卻沒有得到必要的關注。此前各個版本的運動訓練學教材，都沒有把訓練目標的重要價值給予更為充分的確認和強調。新版《運動訓練學》教材的這一變化，則把訓練目標的導向與控制作用鮮明地突顯了出來。
3訓練理論時空構架相對均衡的調節
訓練理論的時空觀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認識運動訓練活動。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告訴我們，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物質在時間、空間里運動。運動訓練的空間特征包括訓練的內容、訓練的方法和訓練的手段；運動訓練的時間特征則包括訓練的過程、訓練的周期和訓練的安排。
張英波(1998)“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轉移的時空協同理論”的研究認為，運動訓練的空間特征和時間特征密切地協同和配合，是實現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良性轉移的必要條件。其結論之一為：“運動訓練的內容與方法是運動訓練活動的空間構成因素，運動訓練過程是訓練活動的時間構成因素，運動訓練的計劃是時、空因素協同的組構，運動訓練計劃的實施則是時、空協同的具體操作?！边@條結論看來似乎沒有什么新鮮的內容，但卻是從時空觀這樣一個視角來認識運動訓練活動，從時間、空間的關系和協同去理解運動訓練活動的規律和要求。另外一條結論是：“運動員競技能力狀態轉移中，時、空因素良性協同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獲得同樣的轉移效果只花費最短或者較短的時間，花費同樣的時間可獲得最大或者較大的轉移效果?！憋@然，這兩種協同的形式正是我們的訓練活動所追求的目標。
多年以來，在運動訓練學的理論研究中，人們常常偏重于對運動訓練空間特征，即訓練的內容和方法的研究，而卻相對忽視了對于運動訓練時間特征，即訓練的過程、節奏和安排的研究。例如，在1990年版的教材里面，反映運動員運動訓練空間特征的章節很多，而反應時間特征的章節很少。但在運動訓練的具體活動當中，許多教練員都是按時間特征來考慮問題的。今天練什么，明天練什么，這個月練什么，下個月練什么，這是教練員組織訓練活動重要的思維路線。因此，在新版《運動訓練學》教材里面，把原來的“運動訓練過程的結構組織與控制”這一章，分成了“運動員多年訓練計劃與實施”、“運動員年度訓練計劃與實施”、“運動員周課訓練計劃與實施”一共3章，加大了關于反映運動訓練活動時間特征的內容和份量，使得運動訓練時空特征的均衡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4競技能力結構的“雙子模型”
研究并建立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結構模型，是實施模式訓練的重要工作環節。任何運動員的競技能力都是由其體能、技能、戰術能力、心理能力和運動智能這五種子能力所構成的，劉大慶、田麥久的研究，使得我們對這五種子能力的組合方式，亦即其結構特點有了更為全面的科學認識。
根本勇（日，1985）把經濟學界的“木桶模型”引入了運動訓練領域。一個盛水的木桶由若干木片所圍成，用桶中所盛的水平面的高度表示運動員的總體競技水平，各個木片的長度則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即體能、技能、戰術能力、心理能力和運動智能的發展狀況。由于各種子能力發展的程度不同，所以各個木片的長度也不相同。在這個模型中，木桶里能夠盛多少水，并不取決于那些長木片所代表的優勢子能力，而是取決于最短的木片所代表的劣勢子能力，因為，長木片本來有可能圍存的水會從這塊最短的木片所造成的缺口流出去。因此，我們就要找出運動員競技能力構成中最差的子能力，及時地予以相應的發展，藉以促進運動員總體競技水平的提高?！澳就澳Ｐ汀北磉_的是一種對于平衡的追求，要求我們注意發展不同競技能力之間的均衡性特征，通常稱之為“補短”。
劉大慶的研究中發現，運動員競技能力結構中各個子能力之間的不均衡狀態是普遍存在的，呈現著非衡結構，從哲學意義上說，這種現象的存在又是絕對的。但其構成因素中某種素質或能力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其它高度發展的某種素質或能力所彌補或代償，從而就使得總體的競技能力保持在一個特定水平。例如，鄧亞萍兇狠快速的技術風格對其較低的身高條件的補償；朱建華出色的助跑起跳結合技術對其最大力量不足的補償等等。
與“木桶模型”相對應，我們為運動員競技能力的非衡結構及其補償效應設計了新的模型，稱之為“積木模型”。這個新的模型如同一個積木堆，由9個小積木塊構成。綠、紅、黃3種顏色各有3塊。我們把這個積木堆的體積比做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總體水平，綠、紅、黃3種顏色的小積木塊則代表不同的子能力。如果從積木堆中去掉2塊黃色的小積木，再用一塊綠色的小積木和1塊紅色的小積木“補償”到積木堆中，積木堆的體積，即運動員競技能力的總體水平仍然保持不變。以此直觀地展示競技能力的非衡結構及其補償效應。提示我們在運動訓練過程中，注意充分發揮運動員優勢能力的競技價值，通常稱之為“揚長”。
“木桶模型”與“積木模型”分別從不同的視角觀察競技能力的結構特征，用不同的圖象展示競技能力結構中各子能力之間的不同聯系。兩個模型各適用于不同的運動員，或同一個運動員不同的訓練階段。所以說，“木桶模型”與“積木模型”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共同反映和表述著運動員競技能力的構成狀態，我們把它們叫做競技能力結構的《雙子模型》
5運動訓練學基本概念科學定義的給出
在一個學科的理論體系中，基本概念的選定及其科學定義的給出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理論建設，但多年來我國運動訓練學界還沒有系統地進行這一工作，許多概念的定義存在著明顯的邏輯缺陷。田麥久等16名運動訓練學者(1999)對運動訓練學的常用概念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從中選出190個詞條作為基本概念，并分別編寫了釋文。
我們注意到，此前的同事們在解釋這些概念時出現最多的邏輯錯誤有兩個。一是將概念歸于不恰當的類屬，二是提出了不應有的理想期望。前者如把“競技體育”歸結為一種“活動過程”，后者如把“比賽戰術”定義為“正確地分配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限制對方特長，為戰勝對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計謀與行動”。
一切人類的行為都可以歸為一種活動過程，把“競技體育”歸結為一種“活動過程”，也不應說是錯誤，但不準確，類屬過大。而如果將其歸結為一種“體育活動”，則明確得多，準確得多。
“比賽戰術”這個概念本身并沒有特定的傾向性。有正確的比賽戰術，也有錯誤的比賽戰術；有實戰效果很好的比賽戰術，也有實戰效果不好的比賽戰術；有成功的比賽戰術，也有不成功的比賽戰術，或者失敗的比賽戰術。而如果把“比賽戰術”定義為“正確地分配力量，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限制對方特長，為戰勝對手而采取的合理的有效的計謀與行動”，做不到“充分發揮己方特長，限制對方特長”，所采取的計謀和行動不夠“合理有效”，那就不是“運動戰術”了，這顯然有悖于運動訓練的實踐和運動競賽的現實。這一證偽的結果告訴我們，原有的定義違背了對此類概念應“中性定義”的原則。我們把它改成“為戰勝對手或為取得預期的比賽結果而采取的計謀與行動”，定義本身不被附加任何傾向，就具備了普遍的適用性。
《詞解》的作者對大約1/3的詞條作了如同上述的修訂，同時為過去未見定義的近半數的詞條給出了全新的定義。從而完成了對運動訓練學基本概念體系的一次重要的基本定義的規范化工作。
6運動訓練學理論向競技體育學理論的擴展
運動訓練是競技體育活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人們實踐活動的不斷豐富，科學研究的不斷發展，運動訓練學的理論也在逐漸地向競技體育學的理論擴展。競技體育的主體活動是運動員的培養、訓練及參賽的過程，沿著這一軌跡進行思考和設計，競技體育學應該包含著運動員選材學、運動訓練學和運動競賽學以及貫徹始終的競技體育管理學，這4個學科應該說是構成競技體育學理論體系的主體學科群（圖3）。
在運動選材學方面，我們國家已經陸續出版了一些有關的專著。國家體委科教司于1983年出版了《優秀青少年運動員科學選材論文匯編》；趙斌(1989)、謝燕群(1990)、劉獻武(1991)、曾凡輝等(1992)、鐘添發等(1995)陸續出版了有關運動員選材的若干專著。我國有組織的運動員選材工作的普及程度在世界上是領先的，許多項目運動員選材工作科學監控工作也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運動競賽學方面，有劉建和(1990)的《運動競賽學》和富(1990)的《運動競賽方法學》朱章玲等(1995)的《運動競賽學》和王蒲(2001)的《運動競賽方法研究》等。競技體育管理學領域有關的理論專著中，比較有力度的有周愛光(1999)的《競技運動異化論》，宋繼新(1999)的《競技教育學》、吳壽章(2001)的《實施奧運戰略的歷史痕跡》等。這些研究成果的問世，正在為我國《競技體育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形成重要的積累。
本文所列舉的上述6個方面只是近年來我國運動訓練理論研究的主要成果。我們應該而且可以期待，中國的運動訓練學理論必將會伴隨著中國競技體育的持續發展一步步走向成熟，也會向世界運動訓練學界貢獻出更多新的科學理論。
【參考文獻】
[1]李益群，謝亞龍.體育博弈論[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2.
[2]吳壽章.實施奧運戰略的歷史痕跡[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1.
[3]王蒲.運動競賽方法研究[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1.
[4]梁慈民.論競技體育的前沿技術[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2001.
[5]田麥久等.運動訓練學（體育院校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2000.
[6]徐本力等.運動訓練學（體育函授通用教材）[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9.
[7]田麥久等.運動訓練學詞解[M].北京：北京體育大學出版社，1999.
[8]宋繼新.競技教育學[M].北京：人民體育出版社，1999.
[9]周愛光.競技運動異化論[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究竟個性重要還是共性重要？什么叫共性？個性是什么？共性的基礎是什么？”在課堂上曾經就這些問題做過一些討論。在討論的基礎上，我有了以下一些認識。
共性的問題，深究起來應該是客觀性與真理性的問題，有絕對客觀的標準才能用于確定共性的問題。共性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可以找到絕對客觀的依據和絕對正確的理論（真理）。按照證偽主義的觀點，所有的理論都不是絕對正確的，都會在不斷的發展中被證偽，絕對真理不能達到，只能無限接近。而索羅斯則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必然存在偏差（徹底的可錯性），人所認識的不是絕對的客觀。絕對的共性意味著絕對的正確，但是由于沒有絕對客觀的基礎，絕對共性難以達到。從這一層次上說，絕對的共性并不存在。
但是現實中似乎存在很多共性的東西，比如兩人對同一類問題有著同樣的看法，兩個國家選擇同樣的社會制度，對同樣的社會問題選擇同樣的政策。這種共性可以看作是一種弱化的共性，因為它們產生的基礎并不完全是一樣的。在這里，只能說個體從各自的認識基礎（對事物的理解）出發，得到了相同的觀點。由于這種基礎根本上來說并不是客觀的，所以這里的共性只能算是巧合性的相同，意義并不是很大。但是隨著這種基礎的不斷客觀化，這種相同存在的基礎越來越牢固，越來越有意義。
一般的說，我們還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存在的基礎是我們認為我們具有一些共有的公理性的知識，比如自然科學理論（尚未被證偽的），社會科學知識（尚未被證偽的），歷史、地理事實，道德倫理觀等。雖然這些基礎嚴格說來并不算是絕對客觀，但是在這個層次上我們似乎沒有必要追求過于苛刻的絕對客觀。過于苛刻的追求會讓我們陷入不可知論的恐慌之中?？梢圆捎玫暮侠淼膽B度應該是：認為共性是存在的，盡管這種共性并非絕對真實的共性，但是要清醒認識到我們所認識的世界并非絕對符合其本身，必然存在偏差。
聯系到范式的概念，處于同一范式的群體具有某種程度的共性（對價值觀、研究方法、基本理論體系等的認可），而處于不同范式的群體共性基礎較弱，往往表現出更強的差異和沖突。
個性應該是存在于一定的共性之上的?；谧约韩@取的一定的事實（不論是不是絕對客觀的），每個人會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是也不能輕易的把一般性的差異和不同理解為個性，要注意追究這種差異產生的基礎是什么。真正的個性應該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性的基礎上，這種共性最好是比較嚴格的共性（接近絕對的共性）。對一些基本的客觀事實、理論基礎有著完全一樣的認識和把握（即有相同的公理性知識），然后根據自身的認識水平，認真思考，得出的觀點和結論才可以稱為個性。
個性的表現可以從整體和個體兩個層次上來看。對于一個國家，只有深刻認識自身的客觀基礎，才可能制定出符合本國實際條件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解決本國的問題。雖然在經濟管理、社會管理理論上存在一些共性的東西，但是只有找到自己的個性方面才是真正有用的。隨便引用他人的經驗，效仿他國的做法，最終可能帶來災難性的結果。對于個人，基于不同的基礎，在對待同一問題的時候，就會得出自己特有的結論。隨著知識積累的增加，認識水平的提高，這種特有的結論越來越有意義。比如很多學術大師，他們具有很高的學術造詣，認識水平非常高，對于一些基本的問題（低層次的），他們會有一些相同的看法，但是對一些深入的根本性的問題（高層次的），比如真理觀、人生觀，會有不同的看法，這可以看作個性的方面。個性存在于共性之上，而且共性基礎越深刻，所得到的個性越有意義。這里的個性已經沒有對與錯之分了，只有水平高低之分。這時的個性是對理論的創新和發展，是最有意義的，是最值得追求的。我們要尊重個性，在沒有深入的思考與理解時，不能輕易的否定別人的個性。
從理論研究上來看，個性存在的基礎在于理論研究的核心假設條件。核心假設條件不同，得到的結論也不同，這也是最值得我們關注的對象。理論研究最終是解決共性的問題，對理論的認可構成了共性的基礎。但是這種解決并不是確定的解決，只是相對的解決。共性是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基礎之上的，隨著理論的證偽度越高，用它作為共性的基礎就會越牢固，共性的層次越來越高，從而導致共性基礎上的個性的層次越來越高。個性如果得到越來越普遍的理解和認同，也可能最終轉化為共性。個性的層次的提高，最終推動共性層次的提高，推動整體的發展。這也許是每個個體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提高自身層次的意義所在。
我們所要做的最有意義的事也許是：首先積累知識，加深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這樣可以使我們掌握的信息更加接近真實（絕對客觀），這是獲得共性的一面；然后通過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觀點，產生自己的信念，這是獲得個性的一面。要獲得更高層次的個性，就必須不斷積累知識，深入思考，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人們總是在不斷的思考與探索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然后基于自身的主觀判斷，選擇自己的真理觀。這種層次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對錯之分，就如同選擇了一種信仰，我們只能給與尊重。
范式的問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差異
庫恩從對自然科學的發展過程的理解，提出了范式的概念。他把科學的發展過程分為常規科學時期和非常規科學時期，認為只有在常規科學時期才能導致科學事業的確定性的進步，常規科學時期的特征才是衡量科學的主要特征。庫恩最大的思想高度是把科學理論聯系到歷史、社會背景。范式的概念應該是一個十分寬泛的概念，代表了一種共同的信念、價值觀，對基本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認可，而不能將其縮小到一個具體的理論上。
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具有很大的差異，最大的差異應該是研究對象的差異。自然科學研究的是自然世界，是物，這一對象最大的特征是不受人的主觀意識的直接影響。自然世界具有獨立于人的認識的客觀運行規律，人類可以通過觀察、猜測、實驗不斷的認識這些規律，但是卻難以改變它。一旦人類掌握了這些規律，就可以對其加以利用，比如發電、發射飛船、太陽能技術、核工程技術。由于這些規律難以改變，因而按照這些規律往往得到一些確定性的結果，即：條件一定，結果一定。對于一些復雜的現象，比如粒子運動的測不準性，不確定性，混沌效應，復雜網絡等，似乎破壞了傳統的“確定性”，但我們還是可以相信，這些復雜的自然現象仍然有它自身的特有規律，只是過于復雜，一時之間難以把握。而且這些特有的規律不會因為人的參與而改變，一種確定性似乎仍然存在。
自然科學的發展往往有很強的被動性。當一種新的自然現象被人們觀察到之后，如果現有的理論難以給出令人滿意信服的解釋，就必然產生對新理論的需求，或者稱舊的理論被證偽。比如原子理論、量子理論的產生。當然也有一些主動的創造，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就有很強的主動性，理論的提出很大程度來源于自己的思考與興趣。
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社會歷史條件也有一定的關系，但不是非常的直接。這種聯系在于自然科學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科研條件、儀器設備、技術條件，這些是由歷史發展進程決定的。經濟利益的驅使，會帶來對技術設備進步的追求，從而導致對科學研究的需求，及政府對教育的重視。這里也存在某些個人完全處于對真理的追求而從事科學研究，不過仍然需要必要的物質和精神支持才可以延續下去。在自然科學中，范式的存在更多表現為歷史階段性，科學研究的不斷發展引起范式革命，新的范式的建
立和舊范式的擯棄。同一時期的范式沖突一般僅局限在科學研究本身，與社會活動的聯系較少，表現出來時較為緩和，社會影響也較小。科學研究的范式與社會的聯系往往在于社會對于科學的利益需求，這種需求受到歷史社會情況的影響。
對于社會科學，從根本上說，研究的對象是人類自身。研究的主體是人，客體也是人。具有一定認識能力的人對社會活動的參與，加大了人對世界認識的偏差（索羅斯的反射性概念），也改變了社會活動的本身。人本身的復雜性，導致了社會活動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對社會科學的研究，對社會活動的把握，也許最需要注重的是對人本身特質的把握。人的本質特征也許是思維與心理活動在社會環境及進程過程中的波動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