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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安金融業總體發展情況
1.1.1 經濟規模不斷擴大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2018年，西安實現全年生產總值8349.86億元，比2017年增長了8.2%，較全年提高0.5個百分點，同比高于全國1.6個百分點?？偖a值總量列全國第21位，同比上升了5名。目前，西安以高新技術、裝備制造、旅游、現代服務、文化等五大主導產業為依托，形成了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涵蓋機械設備、交通、航空航天、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食品飲料、石油化工等行業。
從主要社會經濟發展指標來看，西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7556.47億元，比上年增加12.9% ，平均增速7.3%;全年完成地方財政收入1364.71億元，比上年增長12.6%。;進口貿易總額達到了9928641萬美元，比上年增加12.5% ;出口貿易總額達到了15522202萬美元，增速達到了63.9% ;實際利用外資530680萬美元，增速達到了17.8%。
1.1.2 金融活力不斷增強
截至2018年，西安市金融機構以人民幣表示的各項存款余額達到了20948.18億元，比上年增長4.5%。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19729.82億元，增長16.4%。證券市場證券交易總額32892.35億元，上市股份公司34家，上市總股本550.02 （億股），總市值3838.09億元。
西安多年來金融業的發展為其綠色金融發展化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1.2 西安綠色金融發展情況
1.2.1 綠色金融推進機制初具雛形
為了促進綠色金融的發展，金融機構從組織機構、制度、風險、獎懲等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在組織機構方面，興業銀行西安分行按照總行統一部署，設立綠色金融部，成立了三個綠色金融專營團隊;招行西安分行建立綠色金融的服務團隊;浦發銀行西安分行成立了專門綠色金融機構——清潔生產機制 & 綠色信貸業務推進團隊;其他的銀行則以組建綠色金融工作領導小組或是綠色信貸牽頭管理部門的方式，積極推進綠色金融業務。在制度層面，建行西安分行在總行的領導下，建立綠色金融的長效發展機制，并以 “五個專門”為主的綠色金融政策作為其配套措施，建立了以綠色信貸為主，綠色債券、綠色產業基金為輔、兼營資產證券化、信托租賃等綠色金融產品和綠色金融服務體系;西安銀行則針對生產制造業等高污染、環保敏感企業，研究制定了專門的綠色信貸準入標準，建立了適合環保企業的綠色信貸考評機制。風險防范上，工商銀行和交通銀行分別依據其省行的《綠色環保信息查詢單》，采用“紅、黃、綠”三類客戶的環保標識分類標準，嚴格執行“一票否決制”;興業銀行西安分行和西安銀行則采用國際上通行的綠色標準—“赤道原則”，加強對環境和社會風險的識別能力。在獎懲上，絕大部分的西安金融機構都能以環境保護為標準，建立工作責任制，還將綠色信貸業務納入部門及員工的績效考核之中。
1.2.2 開拓創新，豐富綠色產品
為了進一步推動西安綠色金融業務的發展，改善西安生態環境，建設“美麗西安”，西安金融機構不斷探索新的綠色產品。三產領域。郵儲銀行開發以抵押物為擔保的“農業企業財政補貼收入賬戶”，探索綠色質押貸款業務。浦發銀行根據豐水季、枯水季的發電收入對水電企業制定并收取靈活、確定的利息征收金額。農信社推出的“光伏貸”，實現了融資服務創新;恒豐銀行西安分行的高新環保數據貸，解決了小微企業擴大規?；蜷_發新利潤增長點的資金需求。債券領域。西咸新區灃西新城開發建設（集團）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發行了陜西首只綠色債券，也是全國首支城投平臺綠色債券，即15億元綠色企業債券;陜西金融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于2018年3月發行10億元綠色企業債券。低碳領域，興業銀行西安分行開展能源效率融資服務，投資五個節能減排項目，資金共計 12.87 億元;浦發銀行西安分行率先探索碳金融業務，發展CDM財務顧問業務，跨出碳金融領域里程碑式的第一步。
1.3 西安綠色金融政策支撐體系
1.3.1 政府加大政策引導，政策環境逐步優化
在2007年，西安市環保局和中國人民銀行西安分行營業管理部就聯合在全市推行綠色信貸政策，積極開展了環境管理機制創新的探索。2010年12月9日，西安市環保局首次向社會公布了《綠色信貸工作管理辦法（暫行）》。特別是2015 年以來，人民銀行西安分行先后印發了《關于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助推陜西追趕超越的指導意見》等文件，指導西安市內的金融機構加大、加強對高端能源以及化工產業的支持力度。西安市政府也頒布了《綠色信貸工作管理辦法》，明確將企業對環境的貢獻、環保風險納入到商業銀行的信貸統一管理中，以期通過綠色信貸政策手段來防范因客戶違約而給銀行造成的風險。
1.3.2 綠色信貸評價初步建立
在中國人民銀行下發的《關于開展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業績評價的通知》和《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貸評價方案（試行）》基礎上，人民銀行西安分行落實總行的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工作要求，制定了《陜西省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法人）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實施細則（試行）》，并于2018年11月，組織開展了2018年三季度陜西省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法人）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工作，完成了對11家法人金融機構的評價結果。隨著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工作的順利開展，西安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將進一步加強對綠色環保產業的信貸支持，綠色金融支持西安高質量發展和綠色轉型的能力也將再次提升。
綜合來看，雖然西安的綠色金融體系已初具雛形，綠色產品不斷創新，但也存在著結構單一的問題?？傮w上，目前其綠色金融仍處于初級發展階段，各類問題容易顯現，而這些問題能否夠得到充分分析與解決，直接關系到西安綠色金融的持續發展。
2 西安綠色金融的發展潛力探討
基于目前西安發展綠色金融業務實踐經驗與不足，政府、金融機構可以圍繞以下四點發展綠色金融，進一步拓寬西安綠色金融的發展渠道，促進其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2.1 明確綠色發展的理念，構建綠色金融戰略
發展綠色金融業務同踐行綠色發展理念一樣，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首先，政府應加快推動綠色金融的國際合作和制度建設，利用G20等國際金融會議調整和改善國際綠色經濟治理秩序。其次，商業銀行應充分借鑒國際上綠色金融的實踐，要圍繞組織結構、政策體系、產品結構、業務流程管理、風險控制、綠色信息披露、企業文化等方面，構建綠色金融的戰略體系，打造全方位的綠色金融服務業務。
2.2 健全綠色金融的監管制度，完善綠色經濟政策體系
完善的法律基礎設施是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綠色金融的發展壯大必須以法律、法規以及制度為基石，要充分利用法律的強制性、約束性來監督、管理銀行等融機構以及企業的市場行為，要制定綠色金融法，把生態環境納入到金融機構的績效考核標準和價值觀念中去，對金融行業的信貸和投資行為進行引導和監督，保障相關政策落地和激勵機制的發揮，形成完善的綠色金融法律監督體系，有效實現西安經濟的綠色轉型和可持續發展。
2.3 引導金融業加強綠色金融創新
一、綠色經濟概述
相關的環境經濟專家曾經強調，經濟的發展和公眾、環境之間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我們還要注意發展一定要在適當的領域內，才能夠是經濟發展的真正作用發揮出來，并且有效地減少環境被破壞以及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在具體的發展過程中我們還需要考慮自然環境本身的承載能力，在發展綠色經濟時一定要將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為首要目標和工作基礎，然后在將推動經濟的發展作為工作的重心。在目前的發展階段中，可以看出我國正處于發展的高速時期，而在這一時期我們主要堅持的原則是高效率的可持續發展，在我國有些地區已經在以產業為基礎的綠色經濟發展中，取得了十分不錯的成績。其實從本質上來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這一發展模式的主要內容就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與傳統的發展模式相比較有著一定的獨特性，更加突出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協調，而不是一味地注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或者注重環境而忽略經濟發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綠色經濟的發展模式確實是適合當代世界發展的新模式。
二、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我國財政金融支持下的發展現狀
財政金融對于推動綠色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受到了各種各樣因素的阻礙，所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棘手的問題，我們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一）相關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在我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概念很早就出現了，并且很多人做出了一些大膽的嘗試和創新，并且將其當作是我國想要不斷進步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從實際的實踐狀況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發展的過程中面臨著許多的困境，這一系列問題不僅沒有構建出有針對性的法律條文，來加以支持綠色經濟發展，也沒有創造出能夠滿足現實需求的金融支持政策，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金融政策支持對于綠色經濟發展促進作用不夠明顯。
（二）資金的來源結構還比較單一
我們分析綠色經濟發展的全部過程，可以發現資金的來源相對單一，主要是以財政投入為主，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我國并沒有構建出一個合理的體系去刺激綠色經濟模式的發展，也就無從談起保障綠色經濟發展，財政投入的資金支持也相對薄弱，而且單純依靠財政投入無法使綠色經濟發展持續進行，我們必須尋求社會資金支持，才能夠更好地幫助綠色經濟走向良性發展。在綠色經濟發展模式應用階段，我們需要細化每一筆資金支出，才能夠保證資金充分支持職能發揮作用。但從實際的表現來看，我還無法對綠色經濟發展資金運營的整個過程進行充分預算，在社會廣泛融資過程中，沒有具體預算往往會帶來一定的融資風險。而且我國綠色經濟發展尚處于摸索階段，融資的手段和方式相對落后，而且整個市場對于綠色經濟發展的認可度不高，融資困難也相對較高，這也就嚴重的阻礙了我國綠色經濟的未來可持續發展。總的來說，無論是環境問題還是資金的利潤問題對于綠色經濟發展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主要問題。
（三）具有較長的收益周期
綠色經濟產業主要強調的內容就是綠色化的發展趨勢，因此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無法離開硬件設施的支持。也就是說，我們想要發展綠色經濟產業，就必須要新增配備一些相應的基礎設施，我們都知道完善的基礎設施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只能在很長的一段時期才能顯現出來。而我國的一些商業銀行相對于綠色經濟產業來說，他們更傾向于將資金投入到傳統行業中，而這種原因主要是由于傳統產業獲得經濟效益的周期更短，這也是我國綠色經濟融資困難原因之一。
（四）金融支持政策體系的作用式微
我國和一些其他的發達國家相比較而言，綠色經濟發展屬于比較晚，而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首先，我國缺乏相應完善的經濟體系，而且我國并沒有針對綠色經濟信貸項目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優惠政策和措施，這使得我國綠色經濟產業在發展過程當中，總會出現不太適應的情況。第三點就是我國針對綠色經濟產業的市場規模相對較少，而且定位也較為模糊，這些對于綠色經濟的發展來說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久而久之就導致社會環境等等對綠色經濟的保護越來越弱，金融對其的支持程度也越來越少。除了這幾點內容以外，我國的財稅部門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的資金支持，部分都是以資金返還的方式，雖然這種方式能夠保證一定的市場秩序，具有較高的可行性。但是如果我們要想得到預期的效果，就必須要改變這種資金支持的方式，增加資金對應綠色經濟產業的刺激作用。首先就要制定出符合產業發展特征的財務規則，讓其在綠色經濟產業發展過程當中有一定的保障，因此也沒有對綠色經濟發展制定出相關的財政保證措施。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國財稅部門，對于綠色經濟產業發展的支持產生一些顧慮，而這種顧慮也影響了商業信貸。
三、針財稅金融政策支持的相關建議
（一）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法律所帶來的作用是我們無法忽視的，需要我們結合國家的發展現狀，以及適合國家發展的道路去制定出合理并且具有針對性的法律制度，只有這樣所構建出來的相關法律法規才可以最大的推動綠色經濟的穩定發展，從而給予綠色經濟發展相關的法律支撐，為其提供良好的環境和條件。除此以外我國的政府也應該發揮出自己的職能優勢，對于綠色化的企業構建一套扶貧政策，鼓勵傳統企業做到升級轉型，不斷地向綠色經濟方向所發展，為企業提供相關的優惠政策，例如減免稅收等等，以此來提高企業轉型的積極性。
（二）充分發揮信貸體系的合理性
信貸體系的合理性對綠色經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有著十分深遠的影響。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商業銀行我自身所掌握的大量資金，對產業的發展產生良性的促進作用。所以作為商業銀行本身，必須要能夠明確自己的職責，勇于承擔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機構，勢必與經濟發展密切聯系，除了在執行國家政策之外，還能夠根據世界發展格局以及產業資金分析，為綠色經濟產業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制定更合理的信貸政策，幫助綠色經濟產業更好的發展。當然在這一過程當中，商業銀行還應當根據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現狀，進行實時的信貸風險分析，在控制好信貸風險的同時能夠給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提供有用的數據支持，在不盲目放貸的前提下，促進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
（三）要強化金融服務的創新工作
產業的投資基金對于綠色的經濟發展來說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力，而且綠色經濟作為一種未來發展的趨勢，需要有更長遠的投資目光，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所以，我們甚至可以建立一部分專用性資金，只用于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給整個行業以資金保證，幫助行業發展。我們還可以充分發揮社會資金的作用，廣泛地向社會融資，能夠幫助綠色經濟產業得到快速的發展。最后由于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效果和傳統行業相比較來說比較緩慢。因此，我們必須要能夠做好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為綠色經濟產業的發展奠定基礎，然后再尋找大量的資金支持，這樣才能提升投資者的信心，降低投資者的風險，創造出更加和諧寬松的經濟發展環境。
（四）將政策的支持作用真正的發揮出來
近兩年，我國霧霾天氣越發嚴重，在許多城市中都有著明顯的破壞性。通過相關調查顯示，我國整體環境污染現象較為嚴重，2013年，京津冀等地區的大多數城市PM2.5超標倍數在3倍左右，珠三角區域城市PM2.5超標倍數在1倍左右。對此，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威脅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實現綠色經濟顯得非常重要。綠色金融是指金融機構或部門在投資、融資決策時考慮對環境的影響因素，并將環境保護作為一個重要項目來看待。對此，利用聯合分析法探討我國綠色金融影響因素顯得格外重要。
一、綠色金融的外部性
綠色金融的外部性就是在金融企業在決定某個投資、融資項目時，考慮除企業經濟效益以外的外部因素[1]。在1776年古典經濟學派對于綠色金融就有所研究，每一個人在想要獲取最大經濟效益的過程中，都會在潛意識的推動之下為利益目標發展。但是因為市場競爭以及相關的理想化特點，金融企業的運行仍然是以經濟利益為主。金融機構借助綠色金融，可以有效的降低非綠色金融行為的發生，從而促使金融機構所資助的企業必須具備一定的環保性，具備非常強的整體發展推動作用。在完全競爭的環境之下，綠色金融正處于環境影響因素較少的情況。
按照我國銀行協會在2013年提供的銀行業社會責任報告中指出，直到2013年初，大多數銀行類型的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約為67萬億，與2012年相比，同比增長15%，綠色信貸的整體余額約為6.1萬億元，與2012年相比，同比增長約為16%，從增長率來看，綠色信貸的增長略微快魚整體貸款的余額增長率，這也顯示近兩年對于綠色信貸的重視度在不斷提升。但是，從信貸余額整體來看，在綠色信貸方面所投入的貸款額度僅占比總額度的9%，整體占比仍然較少，這也說明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
二、綠色金融的微觀經濟政策
在綠色金融的外部性較為缺失的情況，金融企業往往會優先考慮經濟效益，而忽略了綠色金融的特質。對此，政府應當采用行之有效的方式來進行糾正，借助稅收的方式，來推動金融機構向綠色金融方向發展，從而實現節能減排，推動社會經濟的整體發展[2]。對此，從理論上而言，應當在綠色金融方面實行相應的稅收制度，“碳稅”便是針對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的稅收方式。
碳稅主要是對溫室氣體二氧化碳排放所導致環境影響而針對項目收取的稅額。歐盟最早在2011年就開始執行碳稅的稅務收取。雖然我國并沒有執行碳稅的收取，但是越發惡劣的環境污染必然會推動國家執行類似于碳稅的稅收方式。碳稅的實施主要是根據綠色金融的方式來進行資金和稅收補貼，進而糾正綠色金融在外部性方面的缺陷。但是，目前我國在于碳稅方面并沒有明確的實施，所以相應的監管部門需要對商業銀行實行綠色金融仍然具備一定的困難，在監管方面較為困難，外部監管部門主要是對監管部門不執行綠色金融與綠色金融執行力度不足的情況從而賦予相應的責任與出發，并落實相應的獎懲制度。由此可見，外部的監管從本質上就是在補貼和稅收方面的幫助。
三、企業社會責任與利潤之間的協調
利潤最大化和企業社會責任可以被理解成理論、實踐的爭論問題[3]。理論派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主要目的，任何企業都應當是以利潤最為主要的決策目標，同時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盡最大可能創造最大利潤。實踐派認為，企業應當根據自身能力盡可能承擔最大的社會責任。例如，以安德魯斯為代表的現代經濟學家認為，企業除了獲得相應的利潤之外，還需要承擔其他的社會責任，進而成為社會問題的解決者以及環境的保護者。
但是，在現實中，我國許多企業忽略法律法規的要求，單方面的追求最大經濟效益，采用破壞生態環境和污染超標的資源和生產方式，形成嚴重的社會環境問題。銀行如果對這些企業給予信貸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銀行便成為了“幫兇”。對此，商業銀行在執行綠色金融的過程中，也必須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與監督義務。但是，商業銀行仍然需要以應力作為主要的目的和運行支撐，所以對企業的信用度仍然是考慮的首要因素。對此，商業銀行在放款之前，必須充分考慮企業的綠色性，從而在不影響經濟效益和低風險的基礎上，執行綠色金融。
四、總結
綜上所述，按照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從整體層面上講，綠色金融可以為金融機構提供的經濟效益并不多，金融機構缺乏對綠色金融的執行主動性與積極性。債務償還能力仍然是金融行為的首要考慮因素，并且只能夠在低風險和經濟利益的前提之下，才能夠實行綠色金融。外部監管是實現綠色金融的關鍵性因素，應當提高外部監管力度。
參考文獻：
[1]陳聯明，朱先明.中國人民銀行馬鞍山市中心支行課題組.商業銀行綠色金融發展路徑探究――基于演化博弈的視角[J].金融縱橫，2016，13（7）：4140-4141.
一、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概述
綠色金融就是與低碳有關系的金融活動，也可以叫碳融資，大體上可以說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也可以簡單地把碳金融看成對碳物質的買賣。碳物質主要是與上述清潔發展機制中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關的環境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可以在上述機制中進行買賣交易、投資或投機，所籌集的資金可用來投資于減少CO2等排放的環境保護項目。一個被公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國家，凡是超標排放就要進行經濟補償，可以“出錢購買”排放權，由此溫室氣體減排量的國際貿易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金融市場。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模式，低碳經濟的實質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潔能源開發、追求綠色GDP的問題，是人類社會繼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進步；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使價值觀發生變革，為邁向生態文明走出一條新路，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二、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的契合性關系
（一）“綠色”和“低碳”兩個概念密切相關
首先，氣候是環境的一個重要要素。氣候的不利變化如暴雪、海嘯、颶風等會惡化生存環境。其次，氣候和環境的變化都與工業化城市化密切有關。工業化導致大量排放溫室氣體和污染物，破壞自然界的平衡和循環。如火力發電，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前者是溫室氣體，后者形成酸雨?！暗吞冀洕笔潜M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經濟發展形態?！熬G色金融”是環保項目投融資的代名詞，是對碳物質的買賣。
（二）倡導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具體體現
“低碳經濟”和“綠色金融”都是主張資源節約和保護環境的經濟；都是主張以可持續發展為目標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方式。我國各省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不同所承擔的成本和壓力也不同，通過綠色金融和低碳經濟發展政策，能引導經濟結構調整和能源消費方式轉變。
（三）倡導“綠色”、“低碳”是建設“兩型社會”的具體體現
從“資源節約型”看，倡導“綠色”和“低碳”，就是強調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而降低GDP能耗也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環境友好型”看，倡導綠色和低碳，就是強調對生存環境的保護，珍惜藍天、青山、綠水。
三、目前國內碳交易市場和綠色金融創新的現狀
（一）在參與國際碳交易市場上，我國碳融資和綠色金融服務不足
目前，國內碳交易市場和綠色金融創新總體講是比較滯后的。
首先，我國碳排放資源多但沒有定價權。據世界銀行統計反映，2008年我國在CER一級市場交易中的份額達到84%，2002~2008年全球66%的CER供給源于我國的CDM項目。但由于碳交易議價能力弱，沒有定價權，我國目前仍處于全球碳金融交易鏈的低端。我國缺乏統一有效的碳交易市場和成熟的金融中介。目前我國在碳減排額主要通過一些國際碳基金、世界銀行等中間機構進入國際市場，國內價格遠低于國際價格，而且人民幣被排斥在碳交易的計價結算貨幣之外。
其次，在綠色金融和碳融資服務上國內金融機構參與不足。但我國金融機構參與綠色的深度和廣度有限，發展緩慢，商業銀行以發展綠色為目的、為企業做財務顧問或進行融資的案例較少，在為碳減排項目提供直接融資、參與國際碳交易、為企業CDM項目獲得聯合國專門機構認證提供咨詢服務等金融服務尚處于空白狀態。更缺乏碳掉期交易、碳證券、碳基金等各種金融衍生品和金融服務支持。
（二）在培育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上，金融產品創新和政策激勵不足
首先，國內排放權交易市場發展緩慢。我國排放權交易市場及產品逐步形成，已開展國內碳交易和其他排污交易品種。但交易品種少、市場規模小，特別是因減排交易品種的污染特性以及環境管理體制的塊塊模式使其難以跨區域交易，而且排污收費機制不健全，導致環境交易市場發展緩慢。
其次，金融支持環保的產品和工具缺乏。近年來，金融部門積極推進“綠色金融”機制，加大對企業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的金融支持。人民銀行將企業環保信息納入企業征信系統，督促企業提高環保意識；興業銀行加入了“赤道原則”；各政策性和商業銀行紛紛制定專門綠色信貸政策和設立綠色信貸部門。保險監管部門在積極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制度等“綠色保險”試點工作。“綠色證券”機制正在探索建立上市公司環境績效評估制度和信息披露的監管機制。但是，目前綠色金融仍是以信貸為主，直接融資比重??；融資方式除流動資金貸款、項目貸款外，其他形式鮮有涉足。
第三，金融支持環境保護的政策激勵不足。對綠色金融的利率補貼、稅收優惠、風險補償等激勵政策不足；對綠色企業上市發行股票、公司債、企業債融資的扶持政策不足。
四、當前國際市場環境為中國發展綠色金融提供的機遇
（一）全球碳交易市場將取代石油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據統計，2005年全球碳交易量和交易額分別為7.1億噸和108.6億美元；到2008年分別上升48.1億噸和1263.5億美元，平均年增長率分別為89.2%和126.6%，世界銀行報告稱，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將達1500億美元，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目前世界上還沒有統一的國際排放權交易市場，各市場對交易的管理規則也不相同。一是歐盟排放貿易體系(EU-ETS)是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引擎。2003年10月25日歐盟建立EU-ETS，其碳產品交易量與交易額一直占全球總量的3/4以上，成為全球最大多國家、多領域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體系。二是世界各國的其他碳交易市場紛紛出現與快速成長。如芝加哥氣候交易所CCX是全球第一家自愿減排碳交易市場交易平臺，是京都機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場；又如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溫室氣體減排貿易體系于2003年1月正式啟動，它對該州的電力零售商和其他部門規定排放份額；加拿大首家CO2排放配額交易機構――蒙特利爾氣候交易所也正式運行。
（二）全球碳金融發展速度快速提高
碳排放權進一步衍生就是具有流動性的金融資產，故碳交易市場的金融特性非常明顯的，國外實踐表明了這一點。一是參與碳交易的金融機構越來越廣泛。歐洲的清潔發展機制CDM中間商大多是基金公司和銀行，美國芝加哥氣候交易所里3/4的會員是金融機構。二是碳金融衍生產品不斷推出。發達國家圍繞碳排放權衍生出一系列碳金融品種，構建起包括直接投資融資、銀行貸款、碳指標交易、碳期權期貨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來支撐碳金融體系。三是各國爭奪碳交易的貨幣主導權。隨著碳交易市場規模不斷擴大，碳貨幣化程度也越來越高，并成為繼石油等大宗商品之后又一新的價值符號。
五、國內金融機構加快綠色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在信貸方面，可結合我國到2020年的總體碳減排目標，針對不同行業制定不同的強減排要求，承諾達標企業獲得融資；將排放權減排額作為抵押物，來為環保企業進行融資；開辦專項治理節能減排技術改造和設備升級換代的項目貸款業務；開辦排放權交易購買方專項貸款。
在中間業務方面，可利用商業銀行下屬的金融租賃中心或者與專業租賃公司合作，為CDM項目提供設備融資租賃服務；可憑借信息優勢，作為CDM項目的咨詢顧問，協調項目發起人、國外投資者、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之間的業務關系；發揮托管各種基金的經驗優勢，參與托管正在快速成長并大規模進入我國的碳基金等業務；積極推動保理融資工具在節能減排項目融資中的應用。鼓勵金融機構為排放權交易提供賬戶便利、研發支持和中介服務。積極推動民間機構、中介機構以及具有減排技術認證能力的第三方機構的發展。
在發展直接融資方面，可支持符合條件的環保企業或項目發行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資產支持票據等債務融資工具籌集發展資金。采取多種優惠措施，鼓勵私募基金、風險投資、社會捐贈資金和國際援助資金加大對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的資金投入。
在地方政府扶持方面，可加大排放權交易的政策扶持。地方政府一是應推動建立綠色信貸擔保制度，通過財政資金擔保杠桿，放大環保信貸的投入規模。二是應設立專項基金，投資于環保企業或為環保企業提供優惠借款。對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設施建設、環保設備投資提供中長期優惠貸款制度。三是應綜合運用財政貼息、費用補貼、稅收優惠等多種政策方式，合理分散金融機構加大對環境保護項目融資支持的信貸風險。
當前，發展低碳經濟，建設低碳社會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長期實行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建筑行業，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缺陷嚴重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后金融危機時代，加快鋼結構產業的發展，帶動建筑行業向綠色建筑轉型既是建筑行業發展的內在要
求，又是實現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
一、綠色建筑是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建筑業發展的主方向
（一）發展綠色建筑是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必然選擇
長期以來實行的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模式使我國陷入了環境污染嚴重、資源短缺和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不強的被動局面，嚴重制約了我國的現代化進程和國家的安全戰略。據有關資料統計顯示，在我國近400億平方米的既有建筑中，99%屬高能耗建筑；每年新建的近20億平方米建筑中95%仍屬高能耗建筑，其單位面積能耗約28%，再加上建材生產的能耗，用于建筑的能耗已占到社會總能耗的40%。此外，我國還是世界上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國家，每年20億平方米的新建建筑消耗了全世界40%的水泥和鋼材，每年建筑垃圾排放量高達4億噸，占世界垃圾總量的30％～40％。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的加速期，橋梁、鐵路、公路、地鐵、輕軌和保障性住房等基礎設施建設將大范圍展開，如果再不轉變建筑行業的發展模式，我國的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等問題將更為嚴峻。而發展綠色建筑，在建筑活動和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內可以最大限度地節能、節地、節水、節材，高效利用資源，最大限度減少對環境的破壞，促進我國建設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目標的實現。
（二）發展綠色建筑實現我國節能減排目標的重要途徑
在推進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主題的后金融危機時代，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負責任的大國，推進節能減排、保護全球氣候環境是我國應有的歷史使命。事實上，我國也已經提出了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節能減排目標，并通過多種途徑確保使其實現。為此，我國還提出了建筑的節能目標，要求從2010年起到2020年，建筑節能平均節能率要達到65%，東部地區要達到更高的標準。建筑作為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之一，對氣候變化有著深遠的影響。發展綠色建筑，使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輕環境污染，不管是對實現我國節能減排的目標和發展低碳經濟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發展綠色建筑還是促進建筑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建筑業的發展模式必須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綠色建筑的轉變，通過加強技術創新，提高科技含量，堅持質量與效益并重，實現企業與經濟社會的同步發展。
二、鋼結構企業對綠色建筑發展的作用及其發展優勢
鋼結構建筑具有自重輕、環境破壞小、強度高、抗震性能好、地基基礎費用低、建筑空間使用面積利用率高、節水、施工占地少、噪音小、粉塵少、施工周期短、造價容易控制、建筑材料可循環利用、建筑垃圾和環境污染低、易于產業化生產等特點，被成為21世紀的“綠色建筑”。與傳統的鋼筋混凝土建筑相比，鋼結構建筑在基礎造價上可節約30%，房屋面積利用率高7%～10%，施工工期縮短約30%。正是基于上述優勢，隨著我國重點項目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推進，鋼結構在我國火車站、劇院、機場、高架橋、地鐵、輕軌、鐵路橋梁、城市基礎設施及大跨度、多高層住宅等建設中的運用進一步擴大。北京、浙江、上海和山東等城市已經在大力推廣鋼結構住宅示范工程，這標志著鋼結構正逐步成為我國現代化住宅建筑發展的趨勢。
事實上，經過近十幾年的發展及我國發展戰略的轉型，鋼結構企業發展積累了較為堅實的基礎和獲得了良好的發展機遇。一是鋼結構企業規模不斷擴大和技術日益成熟。截至2010年底，我國擁有規模不等的鋼結構加工、制作企業1萬多家，一級鋼結構專業資質企業400余家，年加工能力5萬噸以上的大型鋼結構企業39家，形成了一批以中冶、中建、寶冶等為代表的國有鋼構企業和以杭蕭、精工、東南網架為代表的民營鋼結構企業以及集教學、科研、設計、制作、安裝、配套產品及設備為一體的龐大產業鏈，而且這些企業在一些技術領域已經達到或超過了國際先進水平，并建成了諸如奧運鳥巢、中央電視臺新址、上海環球中心、當代萬國城、首都機場三號航站樓等一批高水平的鋼結構建筑產品①。二是擴大內需的發展戰略拓展了鋼結構企業的發展空間。在我國深入實施擴大內需發展戰略的背景下，鋼結構企業將在火力電廠的主廠房和鍋爐鋼架，交通工程中的鋼橋梁、鐵路橋梁、飛機場候機樓、火車站候車大廳，市政建設中的地鐵、輕軌、城市立交橋、高架橋、環保工程、城市公共設施、臨時房屋及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大有作為。相關數據顯示，我國每年新增建筑20億平方米的發展趨勢還要持續25至30年，僅2011年我國新開工建設的保障性住房和各類棚戶區改造住房就達1000萬套，而今后5年新建保障性住房要達到3600萬套。但是，目前占我國建筑產業三分之一份額的住宅建筑市場的鋼結構所占比例卻不足1%。如果我國每年竣工6億平方米的城鎮住宅建設有5%采用鋼結構，按多層、高層建筑平均50千克/平方米鋼材計算，用鋼量每年將達到150萬噸。三是政府政策的支持為鋼結構企業發展提供了強大保障。1998年，我國就要求把鋼結構作為建筑新技術進行推廣應用，把建筑鋼結構行業作為“十五”期間國家發展的重點，并在2009年把鋼鐵產業作為我國十大規劃調整產業之一和了《鋼結構住宅建筑產業化技術導則》。我國還相繼修訂了約90本建筑鋼結構的鋼材、設計、制造、施工有關國家行業標準、規范，編制了《住宅性能評定指標體系》、《公共建筑節能設計標準》、《健康住宅建筑技術標準》等標準和2010年《建設事業技術政策綱要》。這些政策為我國鋼結構住宅建筑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基于鋼結構企業發展綠色建筑的戰略選擇
（一）強化政府規劃職能，引導鋼結構產業科學合理發展
毋庸置疑，通過鋼結構建筑發展綠色建筑應該是建筑行業實現節能減排的新方向，國家制定的諸多發展鋼結構建筑的利好政策和鋼結構具有的優勢也必將使鋼結構建筑具有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但是，建筑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點支柱產業的特點決定了其必須依靠政府的科學規劃和引導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實踐也已經證明，任何產業的發展必須符合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和行業的發展規律才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可能性。因此，必須要強化政府對鋼建筑的規劃和引導職能。一方面，各級地方政府要結合國家建筑業、鋼結構行業特別是《建筑鋼結構行業發展的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及本地行業發展的實際，制定和完善包括鋼結構行業的發展目標、鋼結構建筑重點發展領域等在內的發展規劃；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對鋼結構建筑投資領域的引導。鋼結構因其具有可循環利用的優點而具有節能減排的優勢，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毫不節制地濫用鋼結構和對鋼結構盲目投資。因為如果鋼結構使用量超過了工程對鋼結構的實際需求量，或者地方政府部門為了過度追求鋼結構建筑對鋼產業的拉動作用或者為彰顯“節能減排”的政績而盲目投資鋼結構企業，勢必造成鋼結構的資源浪費，對節能減排起到反作用，甚至會導致鋼材料價格上漲和市場的無序競爭，使鋼結構加工和安裝企業陷入被動的發展局面。
轉貼于
（二）完善制度及行業標準建設，營造鋼結構企業良好發展環境
一是要建立完善鋼結構建筑行業的準入退出機制。鑒于鋼結構建筑的技術要求較高和建筑業對國家公共基礎設施及住宅業安全的重要性的實際，相關政府部門要建立健全鋼結構建筑行業的準入退出機制，重點是要加強對鋼結構企業資質和信用體系的認定，提高鋼結構建筑工程的安全質量水平，促進該行業良性競爭和可持續發展。二是完善法制法規建設。重點是重新修訂現行的建筑市場招標辦法，在進行以鋼結構為主體的大型公共設施和超高層建筑的招標時，采取土建和鋼結構聯合招標或鋼結構單獨招標的方式，由業主直接與鋼結構企業簽訂工程合同，解決現行的在以鋼結構為主體的工程項目中因總承包單位技術、設備等方面的制約將工程轉包給鋼結構企業，導致鋼結構加工、安裝企業成本風險增大的難題。三是完善鋼結構建筑的監管機制。在進一步完善鋼結構建筑行業相關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國家、地方政府相關部門及行業協會組織應聯合成立有關監督檢查部門，加強對鋼結構建筑材料、規劃、設計、施工等全方位的檢查監督，確保工程安全并提高其質量水平。
（三）加強技術創新，提高鋼結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不管是出于企業自身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還是為應付國外鋼結構企業的沖擊，都要求鋼結構企業必須通過加強技術創新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第一，改善企業施工工藝，減低材料消耗，逐步淘汰高耗低能、工藝簡陋的傳統工藝，提高鋼結構建筑產品的推廣利用價值。第二，強化鋼行業科研機構、協會組織以及與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加強對鋼材料技術的基礎研究和開發，把高強度、高韌性等具有良好焊接性能的鋼板和型材作為鋼結構材料研究的重點領域，開發出更多耐候耐火、耐低溫、耐海水腐蝕、耐化學介質腐蝕的功能性鋼材，促進其升級換代，增強鋼結構建筑的使用期限。三是提高鋼結構設計水平，重點是推進對鋼結構體系選擇、節點構造處理和構件優化的研究，改善鋼結構性能，降低結構造價。四是加大對鋼結構企業自動化設計、制造、安裝等方面的軟件和技術產品研發的資金投入，增強自主知識產權，提高鋼結構企業信息化和自動化水平，以數字化信息技術加強企業的現代化管理。
（四）樹立科學的政績觀和發展觀，確保鋼結構企業發展方向與經濟社會發展導向相一致
可以預見，鋼結構建筑由于其特有的優點符合我國低碳經濟的發展方向而必將成為我國建筑業發展的新寵兒，進而在我國包括保障性住房在內的未來建筑業中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建筑業不但負有節能減排、拉動國內需求的重任，而且還肩負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歷史使命。特別是在我國因加速城鎮化進程需要大力推進保障性住房而鋼結構建筑很可能成為保障性住房建設的發展方向的經濟轉型時期，鋼結構企業在參與建設保障性住房過程中保障住房者和建筑工人的生命安全的重任尤為艱巨。這是因為，如果忽視其質量，很可能會造成重復建設，浪費社會資源，進而產生大量建筑垃圾，甚至還會引發安全生產事故問題。由于房屋拆建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給人們群眾的生命安全帶來威脅。1999年的重慶綦江縣彩虹橋垮塌、2011年的昆明機場在建橋梁坍塌和韶贛高速橋梁坍塌等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以重復建設拉動GDP增長的政績觀和發展觀與當前我國所倡導的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精神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是嚴重相悖的，與科學發展觀更是背道而馳。為此，地方政府和鋼結構企業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和發展觀，正確處理好地方經濟增長、企業經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關系，把好質量關，把包括鋼結構建筑在內的建筑業提升到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高度予以認識，這是任何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選擇，也是企業管理者應有的職業道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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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態文明背景下加快發展綠色金融的重要意義
（一）綠色金融對促進生態文明的技術進步提供資金支持。要解決生態問題實現生態文明目標，需要依靠發達的科學技術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但現實中開發新技術尤其是綠色技術創新，需要承擔巨大的創新風險，且需要投入巨大的資金成本，因此作為創新主體的的企業就需要尋求金融部門的支持，運用金融手段確保新技術的成功開發。金融部門往往自企業技術創新前期就介入予以支持，待企業依靠新技術產生利潤時再逐步退出該企業，這個過程相當于金融在先進技術創新及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發揮孵化作用，增強了企業進行先進技術研發和推廣的動力。金融對先進技術開發的支持，使得新技術的開發得以順利完成并實現產業化應用，由此帶來企業經營業績的提升,同時也有利于整個社會資源利用率的提高和環境風險的降低,最終推動生態文明目標的實現。
（二）綠色金融促進生態文明產業結構優化。綠色金融市場通過引導資金流向、進行風險再分配等，改善資源配置促進產業優化升級。具體而言，綠色金融對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低的節能環保型綠色企業和項目，以及企業新技術開發優先給以貸款支持或提供優惠利率；而對那些高污染、高能耗又不愿意進行技術升級改造的企業或項目則不予貸款支持。通過資金導向機制作用，高污染、高能耗、低資源利用率的行業企業因難以獲得資金注入而逐漸萎縮,低能耗、低污染、高資源利用率的行業企業則在信貸扶持下獲快速發展,而這又加快了資金和資源流向的調整，使得落后污染行業在生態文明建設進程中被逐步淘汰。同時，綠色金融在生態文明發展中也發揮著風險再分配的作用。一般而言，新興綠色產業的投資風險遠高于傳統產業，而大部分資金都是風險規避型和利潤導向型的，如果沒有綠色金融市場的風險再分配機制，則大部分資金極易流向風險小可見收益高的傳統產業，綠色金融市場正是通過其風險再分配功能為綠色產業創造了獲得發展所需資金的機會。
（三）綠色金融為生態環境優化提供資金支持。國內161個城市空氣質量監測結果顯示，城市空氣質量達標率不到10%，達標城市數量僅有16個；我國高達75%的飲用水源水質污染超標，超過19%的耕種面積遭到土壤污染。有研究表明，我國僅空氣污染帶來的經濟損失就占當年GDP的3.8%。要解決這些生態環境問題需要投入巨額資金，據環保部測算，我國在“十三五”期間，僅在大氣污染治理方面所需的投資額就約需1.7萬億元，但財政能夠投入的資金僅為500億～800億元，還存在85%以上的綠色投資缺口。對此，綠色金融可通過資金杠桿及資金導向作用，撬動數倍于自身的民間資本以PPP等模式投向這些項目或領域，通過民間綠色資本達到環境優化與經濟增長的雙重目標。
二、區域綠色金融實踐（以福建省寧德市為例）
（一）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現狀。當前我國綠色金融取得了較大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綠色金融相關規范開始建立并不斷完善。國家相關部門、地方政府和銀行陸續出臺了相關法律、政策和規范性文件，支持綠色金融的發展，如1995年的《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貫徹信貸政策和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2004年中國銀監會的《關于認真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進一步加強貸款風險管理的通知》，2007年原國家環?？偩帧⒅袊嗣胥y行、中國銀監會三家機構聯合下發的《關于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等。二是部分金融機構積極開展綠色金融實踐。興業銀行是國內綠色金融的先行者，經過10年實踐已形成門類齊全的綠色金融綜合服務體系，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浦發銀行、招商銀行等機構也積極進行綠色金融相關實踐。三是綠色金融產品種類迅速發展，除普通綠色信貸外，我國的綠色金融產品已拓展至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信托、綠色租賃、綠色擔保、碳金融、綠色金融信貸資產支持證券、綠色產業基金、綠色文明生態的理財產品等。
（二）區域綠色金融實踐情況總部位于福建省的興業銀行在其總行一級設立環境金融部，開展環境效益測算，對環境效益進行量化統計且并入臺賬。從寧德市情況看，興業銀行綠色金融業務主要以水電項目為主，同時也涉及污水處理、垃圾焚燒處理、廢舊金屬回收利用等行業，業務品種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同時也在傳統信貸模式的基礎上實現了一些新突破：
1.發放排污權抵押貸款。2015年12月16日，福建古田藥業有限公司以其購買的排污權設定抵押從興業銀行獲得排污權抵押貸款，該筆排污權抵押貸款總金額為23萬元，這是寧德市首筆排污權抵押貸款。
2.發放綠色并購貸款。作為寧德時代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CATL）及寧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的控股企業，寧德和盛循環科技有限公司為滿足CATL及ATL企業發展的戰略部署，發展上下游產業鏈，提升市場地位及市場份額，寧德和盛循環科技有限公司擬并購廣東邦普循環科技有限公司。廣東邦普是迄今國內唯一一家“從事廢舊電池回收利用的整體工程”獲得環保部認可“國家環境保護實用技術示范工程”、同時其工程應用核心技術入選“國家先進污染防治示范技術目錄”的廢舊電池回收利用企業，為此興業銀行對寧德和盛循環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并購貸款1.9億元，期限5年。
3.發行綠色債券。福建閩東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3月發行2016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資券，用于企業日常運營周轉及水電站維修等。該期短融券發行面額1億元，期限為365天，其中浦發銀行和興業銀行為此次發行的聯席主承銷商。
4.引入境外綠色融資。福建?。ㄆ聊希╅牌粱び邢薰臼鞘且患乙月人猁}和雙氧水為主打產品，年產值7億元左右的化工企業。其主要產品氯酸鈉、雙氧水被稱為“21世紀綠色產品”，主要應用于水處理、紙漿漂白、紡織印染、食品消毒等行業領域。該企業在2013年開始的氯酸鈉和過氧化氫廠的升級和擴容改造中，需要籌集一筆長期資金，其集團公司耀昌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于2013年12月5日，向境外非銀行金融機構———德國投資與開發有限公司成功借入一筆技術升級改造資金，借款總額2200萬美元，期限7年。
三、區域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挑戰與機遇
（一）發展區域綠色金融面臨的挑戰。一是內部化環境外部性的挑戰。企業生產伴有外部性已為大眾所周知，實現環境外部性向內部化有效轉化的難度很大，如部分制造企業污染環境，導致區域內居民健康狀況受到影響，但由于各種原因無法向污染企業索賠，其負外部性未能充分內部化，客觀上助長了污染企業的過度投資和過度生產；又如污水處理或土壤修復等環保項目可提高社區環境質量和住宅物業的市場價值，但若不及時借助適當的機制將這些正外部性貨幣化，則此類項目可能因無法產生足夠的收益而難以吸引社會資本。二是來自綠色金融產品創新的挑戰。具體實踐中，相對長期的項目融資時常面臨長期資金供給不足，這一期限錯配問題在綠色金融領域更為突出，且目前的綠色金融產品主要以綠色信貸為主，難以滿足實際需要。三是來自金融業分析能力的挑戰。由于綠色金融發展起步較晚，金融業對于綠色金融的認識及分析也處于早期階段，這種分析能力包括對綠色金融重要性的認識、對環境風險因素的識別、項目分析中的發展思維以及基層機構的執行力等方面。四是來自地方政府干預的挑戰。受地方政績觀的驅使，地方政府對金融資源的配置往往具有強烈的干預欲望，在當前的金融體制下，這種干預多表現為一種間接的隱性形式。
（二）發展區域綠色金融面臨的機遇。一是政策機遇。當前福建綠色金融發展已迎來政策鼓勵、允許試錯的契機，有利于區域綠色金融創新及發展。二是業務基礎。作為中國綠色金融先行者,目前興業銀行正逐步從綠色銀行向綠色金融集團邁進,并致力于打造全球領先的綠色金融綜合服務商。截至2016年11月末,興業銀行累計為7000多家企業提供綠色金融融資超過1萬億元,目前綠色融資余額逾4700億元,綠色金融業務已成為興業銀行的核心品牌業務、優勢業務。此外，福建已成立碳排放交易機構。2016年7月29日，海峽股權交易中心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機構在福州掛牌成立，成為全國第九家自愿減排交易機構。在全國性市場啟動后，福建完全可以憑借自身豐富的生態資源、依托生態文明試驗區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在全國碳市場中占據更加重要的地位。
四、區域綠色金融發展路徑
在全國綠色金融發展框架中區域綠色金融要實現健康高效發展，需要當地政府及相關機構積極作為，勇于創新，探索出臺能夠有效對接國家政策、契合區域經濟金融實際的政策措施。同時，保持一份審慎的態度，避免綠色金融的發展偏離預期目標。
（一）完善相關配套
以對接中央綠色金融發展政策。隨著“綠色發展”成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綠色金融也被提上金融改革的重要議程。近年來，國內出臺了多項綠色金融的相關政策，并且專門成立綠色金融研究小組進行頂層設計。對于區域而言，如何完善相關的配套對接中央出臺的相關政策，確保政策在本區域的執行效率，應是首要任務。
1.科學規劃重點生態功能區。2016年10月，國家發展改革委以通知形式印發《重點生態功能區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編制實施辦法》，著手在重點生態功能區實行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由此，福建應根據本省自然資源與經濟發展情況，科學規劃灘涂、海域、生態林等重點生態功能區，并擬定產業準入負面清單，對于現址在重點生態功能區且屬于產業準入負面清單的企業，要通過財政、稅收與金融支持等措施幫助其完成廠址遷移。
2.爭取綠色金融投貸聯動試點政策。2016年4月，中國銀監會、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聯合了《關于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創新力度開展科創企業投貸聯動試點的指導意見》，并公布了第一批試點機構及試點地區名單，福建未被列入第一批試點地區。但鑒于綠色金融業務與科創企業融資有許多相同點，甚至一些綠色生產企業同時就是科創型企業，福建可借助生態文明試驗區金融創新平臺，會同福建銀監局、人民銀行福州中心支行等相關機構，向中央爭取在福建開展綠色金融投貸聯動試點，有效增加綠色金融供給總量，優化金融供給結構。
3.完善碳市場建設。作為國內僅有的兩家非試點碳交易平臺之一，海峽股權交易中心要進一步完善自身建設以對接全國碳市場，可著重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一是摸排減排潛力，探索適應福建需求的碳排放配額分配方式，同時支持各市、縣（市、區）推出減排項目，參與碳匯交易；二是以林業碳匯為重點，構建具有福建特色的碳交易管理和服務體系；三是積極完善碳市場相關的制度建設、能力建設，迎接全國碳市場交易啟動。
4.先行探索銀行體系綠色化。在全國推動銀行體系綠色化的框架下，可在省內先行探索，如鼓勵有條件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設立一批綠色金融專營支行，通過綠色金融事業部和專營支行，建立起與綠色金融配套的治理機制和內部制度，完善綠色信貸全流程管理，完善相應的激勵約束機制；下放綠色項目貸款審批權、簡化審批流程、前移審批關口，為綠色項目貸款開辟綠色通道；引進熟悉綠色金融國際準則和實務運營的專業人才，與國內相關教育機構、環保部門聯手培養專業人才，并及早組建專門從事綠色金融業務的部門機構，打造高水平專業團隊。
5.鼓勵和支持符合條件的主體發行綠色債券。積極支持省內法人金融機構依法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發行綠色金融債券，募集資金由于綠色信貸；積極支持地方政府發行綠色市政債券，募集資金用于環境工程和能源建設；鼓勵支持符合條件的上市企業發行綠色公司債券，所籌資金用于綠色產業、項目。
（二）同步展開區域綠色金融整體框架布局
1.合理布局產業發展。在地方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區域間競爭往往造成產業園區布局分散，如寧德福鼎的皮革產業布局于龍安與文渡兩個工業園區，需要政府集中實施皮革產業污染治理項目，而地方政府的資金實力有限，難以兼顧兩個園區的污染處理。因此，亟需省市級政府統一規劃此類產業布局，同時通過政策引導將零星分散的污染行業企業往同類行業工業園區聚集。
2.建立綠色金融政府增信機制。許多綠色項目存在前期投資大、缺乏可抵押資產、項目收益不確定等特點，對增信與擔保服務具有強烈需求，對此政府部門可通過設立專項的綠色金融擔?；?、成立國有背景的綠色金融擔保和再擔保機構，分散金融部門開展綠色金融業務的潛在風險，消除綠色金融的擔保瓶頸。
3.設立綠色產業基金。可支持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發起成立區域性綠色發展基金，支持社會資本和境外資本設立各類民間綠色投資基金。綠色發展基金要按照市場化方式進行投資管理，服務于節能減排戰略，支持低碳經濟和生態環境保護。
4.建立項目評估專家庫。建議省政府建立省級專家庫，引入全國其他地區專家，各地大型項目在立項之初，應由上級環保部門從專家庫中隨機抽選專家組成評審團，對項目進行環境風險評估，此舉可在較大程度上避免地方干預。
5.培育和引入綠色機構投資者?？赏ㄟ^培育本地綠色機構投資者、引導本地機構投資者綠色化或者引入區外甚至國外綠色機構投資者，有效拓寬區域綠色產業發展的資金來源渠道，實現區域綠色金融市場多元化。具體做法是通過向市場釋放明確的綠色產業戰略政策信號，提振機構投資者信心；積極與國內外有相關經驗的投資機構合作，開發適合區域使用的環境成本／收益量化分析工具等，將環境因素納入信用評級，輔助投資機構對綠色項目進行科學分析；在市場發展初期，盡量將吸引機構投資者的重點放在開發其最感興趣的、有較好流動性的債券和股票類產品。
（三）找準綠色金融發展突破口
1.加快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綠色金融發展要從當前的淺層次信貸產品為主，向多層次多維度方向拓展，為綠色企業或項目提供從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到風險管理的全方位金融服務，開發適合區情、能夠為生態文明試驗區建設提供配套服務的綠色金融產品。拓展信貸質押物范圍，完善碳排放權、用能權、排污權質押貸款，允許綠色企業設定知識產權質押、出口退稅賬戶質押等。在此基礎上，開發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以及適合項目長期資金需求的金融產品，同時鼓勵金融機構加強綠色期權、期貨、股票指數等綠色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
2.以PPP模式開展綠色項目。2015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在公共服務領域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的指導意見》，提出要在節能減排等生態環境保護十三大領域積極推廣PPP模式。在綠色產業中引入PPP模式,鼓勵將節能減排降碳、污染治理等環保綠色項目與各種相關高收益項目打包捆綁,提高綠色項目收益，吸引社會資本以及金融機構參與，并推動完善綠色項目PPP相關法規規章。同時，鼓勵金融機構總結現有PPP項目經驗的基礎上，提供更豐富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鼓勵各類綠色發展基金參股PPP項目。
3.培育典型綠色企業，梳理綠色項目清單。鼓勵商業銀行對所有客戶進行分類，掌握客戶的環保情況，梳理綠色項目清單。在此基礎上積極扶持一批標桿綠色企業做大做強，將綠色交通項目、清潔能源項目等列入重點扶持對象，體現綠色發展的價值取向和政策取向。
（四）綠色金融熱潮下的“冷”思考
1.關注可能的產能過剩。在綠色金融熱潮下，區域內財稅、金融資源向綠色行業傾斜，應警惕過度資源聚集可能造成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不僅僅是對資源的浪費，同時也影響所投入金融資源的安全。因此，在區域政策制定實施過程中，應盡量防范產能過剩的情況發生，針對區域內不同行業的發展狀況及贏利能力來靈活施策，并對政策實行動態調整，在綠色行業自身可以實現良好發展的情況下，可降低或取消政策扶持力度。
2.關注“政策套利”。在現有綠色金融環境下，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同時考量貨幣收益與環境效益兩個維度，但金融市場現有信息披露體系往往難以識別環境效益的優劣。因此一方面，不排除部分企業將自身包裝成綠色企業、綠色項目，以套取優惠政策及綠色金融資源；另一方面，相對于收益不確定、不可量化的綠色效益項目，財稅補貼這類金融資源仍更傾向于成本低、收益高的項目，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長了政策套利行為。
3.關注地方保護主義。目前綠色金融市場將關注點放在“正外部性”的綠色產業，通過財政補貼大力支持其發展，而對于具有“負外部性”的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則通過課征高額稅收及加大相關財政處罰的方式進行干預。但如果這類企業是地方政府主要稅收與GDP增長來源，則易導致地方保護主義滋生，上述這種“負向激勵”難以見效。
4.關注利益驅動下金融主體的行為。盡管綠色產業擁有良好的發展前景，但是其技術開發需要巨額資金投入，且面臨較大的失敗風險，短期內可獲得的利潤遠低于目前已發展成熟的傳統產業，這明顯與金融資本追逐高收益與規避風險的本性產生沖突。因此，在發展綠色金融的國家戰略下，微觀金融主體的經營行為有可能基于利益驅動而偏離政策目標，此前融資擔保行業與小額貸款公司發展過程中也暴露出此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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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綠色金融是近年來不斷發展完善的新興金融理念，國外或將其稱為“環境金融（Environmental Finance）”、“可持續融資（Sustainable Finance）”，其核心是發揮金融業的資源配置作用，促進自然資源節約與生態環境保護。2002年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的提出，首次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納入項目融資決策過程，推動綠色金融在國際融資領域的廣泛實踐。
在我國，綠色金融與國家產業政策相配套，著重限制高污染、高排放企業的投融資，但在發揮“貨幣推動力”促進綠色發展方面尚未有成熟的做法。且現有關于綠色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環境風險評估標準和綠色信貸指導目錄?？紤]到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如何建立與科學發展相適應、能配套、高效率的綠色金融機制，發揮綠色信貸的積極引導作用，兼顧環境保護與促進發展目標，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探索價值。
二、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現狀與問題
（一）我國綠色金融處于起步階段
1.綠色金融的社會發展氛圍漸濃
近幾年來，全球氣候災害頻發、環境污染加劇、資源過度開采等嚴峻現實已喚起全民環保意識，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低碳生活觀念的普及，強化了全民參與意識。金融業對綠色發展的參與和支持已被視為其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內容。
2.政府推動下構建起綠色金融的初步框架
早在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家環保局先后頒布了《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和《關于運用信貸政策促進環境保護工作的通知》，開啟我國綠色信貸的法律規范。2007年以來，國家環?？偩致撏恍腥龝芗雠_了一系列指導意見，涉及信貸環保政策風險、環境污染責任保險、上市公司環保監管、綠色貿易、綠色稅收、排污權交易等一系列環節，初步形成了我國綠色金融發展框架。
3.銀行業金融機構自覺加強綠色信貸力度
除普遍將環評手續作為貸款申請先決條件之外，各銀行綠色金融實踐日益多元化。如興業銀行2006年起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合作，在國內首家推出“能效貸款”，優選節能環保技術較為成熟的項目提供貸款支持，并于2008年在國內首家承諾采納赤道原則。浦發銀行2008年宣布實施《綠色信貸綜合金融服務方案》，推出IFC能效融資、AFD能效融資、CDM財務顧問等多種服務。國家開發銀行2006年、2009年兩次與環境保護部簽訂金融合作協議，制訂了《環境保護項目開發評審指導意見》，積極參與環保規劃，累計發放環保類貸款3500多億元，在國內率先開展碳排放交易咨詢服務。
（二）當前我國綠色金融發展的主要問題
盡管我國綠色金融正在逐步發展壯大，但總體偏向被動執行、事后懲戒和風險防控，環保限制性措施執行得力，正向引導的主動性和有效性不足?，F階段我國綠色金融主要包括綠色信貸、綠色保險與綠色證券三個方面。其中綠色信貸主要指金融機構對研發、生產治污設施、開發循環經濟的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扶持，限制高耗能、高污染企業貸款，或提高利率門檻；綠色保險主要指開展環境污染責任保險；綠色證券主要指對上市和擬上市公司實行環境審計。從融資理念看，三者都偏向對不利于環境保護的企業或項目融資進行限制。從實際執行看，作為綠色金融的主體，綠色信貸執行得最好的是環評一票否決制，有效控制了社會資金流入淘汰或限制產業，而在發揮引導促進作用方面，主要仍限于對特定項目提供優惠利率等傳統措施，對扶持環保型中小企業、支持環保項目的創新性金融服務探索不足。
1.綠色金融賴以發展的外部環境仍不盡完善
當前我國環保政策落實到產業政策上，著重于限制污染產業與企業的經營活動，而主要受限產業如鋼鐵、水泥、造紙、化工等，均為地方GDP貢獻“大戶”。在綠色金融扶持的新興產業還不能全面填補受限產業經濟增量時，地方政府承受經濟增長與區域競爭的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對非環保項目的保護。商業銀行在區域的業務拓展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地方政府發展思路的影響。這是當前赤道原則在我國推行較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2.綠色金融發展的正向激勵相對較弱
客觀來看，作為獨立經營主體，商業銀行必須強調貸款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銀行對綠色金融限制性政策執行到位，是由于這些受限的行業、企業和項目面臨更大的政策風險，出于安全性考慮必須主動規避；在促進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難以有較大進展，是由于環保項目普遍公益性、外部性較強，環保產業具有投資周期長、產出效益低、風險較高、企業規模小等特點。在缺乏外部扶持和激勵政策的情況下，銀行提高綠色“門檻”，意味著可能喪失部分客源，加大對環保產業支持力度，意味著承擔更大的市場風險，經營業績的壓力導致“觀望”態度?？梢?，正向激勵的缺失也是積極綠色信貸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3.包含政策、技術、人員和中介服務在內的綠色金融支撐體系尚不健全
一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條塊分割，環保部門、發改委、一行三會等涉及綠色金融的政策未能形成有效合力。二是環境信息和環保科技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金融機構主要依靠查詢征信系統與環保部門的報告來了解。由于目前納入征信系統和的主要是環境違規信息，使綠色信貸事實上成為事后懲罰而非事前防范。三是扶持綠色產業發展對銀行把握環保產業發展趨勢和風險判斷能力要求更高，人才、技術和知識儲備構成了一定的發展瓶頸。
三、加快推進積極綠色信貸是我國當前完善綠色金融發展道路的現實選擇
自從綠色金融理念引入我國以后，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和專家學者開展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研究和實踐，如制定嚴格項目的環保準入標準、提出建立專門的綠色生態銀行、設立綠色信貸專項基金、發行綠色金融債券、開展排污權交易等。這些辦法措施起到了傳播綠色發展理念的作用，但與巨大的綠色資金需求和發展低碳經濟的緊迫性仍有巨大差距。在現有金融體系下，設計積極的綠色信貸制度，加速推進科學發展進程是更加務實的選擇。
（一）金融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地位決定了綠色金融應更多更積極地服務于科學發展
發展綠色金融首先要適應我國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國情，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方向加大支持力度?？紤]到我國金融體系仍以銀行為主導，銀行信貸占全社會資金融通總量比重在75%以上，占據絕對優勢地位，在利用現代金融技術設計發展“碳金融”、“碳資本”等高級金融產品與服務同時，應更加重視發揮信貸杠桿的撬動作用，尋求發展與環境的平衡。
（二）以低碳經濟為核心的綠色發展模式對綠色金融提出了更高要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低碳經濟因融合環保與經濟發展要求，成為全世界公認的綠色發展方向。低碳經濟意味著產業體系更龐大、行業鏈條更長，對資本和金融支持的需求更大；低碳產業完全依靠科技創新推動，技術與知識密集度高，對金融的同步創新和先行引導要求更高；低碳經濟涉及多產業協調和全球范圍內的協作，要求打破金融市場分割，實現交易的無縫銜接。
（三）推行積極的綠色信貸將有助于銀行把握中長期發展機遇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工業化加速發展階段，轉變發展方式、加速推進低碳經濟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這為綠色金融的發展提供了重大歷史機遇。積極的綠色信貸意味著銀行更積極地介入到環保項目和環保產業發展中，對信貸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意味著要充分研究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和低碳發展趨勢。率先在這一領域取得先發優勢，將有利于拓展業務空間，并逐步建立起長期的競爭優勢。
綜上，加快推進積極綠色信貸，是我國完善當前綠色金融發展道路，實現由限制高污染、高排放到促進綠色發展的現實選擇。我國綠色金融應以綠色信貸為核心，全面激活整合社會低碳環保的積極因素，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轉變。
四、加快推進積極綠色信貸制度建設的初步設想
（一）改進銀行授信評審體系，強化綠色信用的牽引作用
現有銀行信貸評審體系主要是基于經濟指標進行綜合評審，環境信息作為定性分析評價依據之一。對照政府制定的行業名錄等規定，依據收集到的環評報告或征信信息予以“是”或“否”的判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壓縮對污染行業和項目的信貸支持。但是這只能限制企業不擴大污染，而不能促使企業積極地執行環保理念和參與環保項目。調整我國當前通行的信貸授信評審體系（見下圖），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兩個階段分別植入環評子項，能夠放大綠色信用的積極作用，有效增加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取得信貸支持的幾率，刺激低碳發展方式迅速普及。
在定性分析中，增加“企業或項目的合規性審查”子項，著重審查是否符合國家法律規范與政策要求，對地方環境或周邊人群有何影響?？山梃b赤道原則中A、B、C類的分類標準，對環境有明顯負面影響的項目直接給予否決票。
在定量分析和因素調整中，加入“項目環境影響及環保措施預案分析”和“企業綠色信用與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兩個子項。前者對投資環保項目或采取積極措施消除項目對環境不良影響的申貸企業予以調整加分，后者對始終重視綠色信用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也予以調整加分。加分是基于對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或企業家，基本具備良好道德修養與誠實可信品質，在遵守合約和維護信用上同樣可信任的判斷。
在因素調整過程中，對綠色項目調高等級，可以有效擴大綠色信貸的支持面，由以前只支持純粹環保項目拓展至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積極意義的所有項目，即由“純綠色項目”擴展至“含綠色項目”。這可促使綠色項目和綠色信貸效應成倍放大，應對因污染而關停淘汰企業與項目對地方經濟增長的沖擊。
環評子項的植入雖然只是授信評審機制的微小改動，但可將綠色金融的理念制度化，通過市場化的方式，引導企業高度關注各類項目中環境因子、環保措施以及自身綠色信用的建立與維護。當企業提升自身綠色信用等級的投入低于其獲得信貸支持的潛在收益，就會自覺挖潛，進而在全社會樹立綠色優先的示范效應。
（二）強化正向激勵，完善利益平衡機制
針對綠色發展強烈的外部性，必須明確當前綠色信貸的主要利益相關主體（金融機構、企業、政府、中介服務機構和社會公眾）的責任義務，整合政府與社會資源，通過財稅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結合，加大正向激勵程度，在動態均衡過程中實現社會總福利最大化。例如政府對銀行綠色信貸提供貼息、對相關不良資產處置給予財稅扶持政策；金融監管部門在明確統計標準的基礎上，提高對綠色信貸的風險容忍度，落實盡職免責政策。
（三）培育社會化中介服務平臺，全面提升綠色信貸的專業化水平
針對當前環境信息機制不完善、信息整合難度較大、信息專業性較強、單個銀行獨立投入成本較高的問題，可借助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和環?？萍夹推髽I的專業化知識，建立社會化專業信息與技術服務平臺，提供獨立、專業、系統、及時的信息服務與技術支持，解決綠色金融執行過程中信息不對稱問題。主要包括：建立高效、準確的環保信息庫，為綠色信貸評審提供咨詢服務；為信貸授信評審中環評子系統細化標準提供專業指導意見，減少技術與環境風險暴露；為希望獲取綠色信貸支持的企業或項目提供系統的環保實施方案與技術支撐等。
五、結語
積極綠色信貸制度的完善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既要嚴控污染項目的資金來源，更要化消極堵漏為積極引導，主動服務綠色生產力擴張；既要加大綠色信貸的發放規模，更要提升風險管理水平，警惕轉型初期高碳項目存量信貸風險居高不下與低碳項目增量信貸風險過快攀升而造成的雙重沖擊；既要注重綠色信貸的專業性，更要提高綠色信貸體系的包容性，引導政府、企業、中介平臺和社會民眾共同關注和參與，構建更加開放、科學的綠色發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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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近年來，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代表的許多中國金融機構意識到了綠色金融的重要性，伴隨一輪輪政策的推進，綠色金融正成為下一步中國金融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國際上公認的“赤道原則”的提出，“綠色信貸”一詞也逐漸為人們所熟知。在信貸還“綠得不夠深”的中國，研究“綠色信貸”在中國如何實踐發展問題是極有必要的。
本文旨在對綠色信貸的產生與國內外發展狀況以及近年學者的研究做一個簡要梳理，以便于今后更深入的研究相關問題。文章涉及文獻主要包括各大銀行公布的社會責任報告、環境部關于綠色信貸的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及國內外學者已發表的著作及論文等。
二、綠色信貸的含義
從18世紀開始，人類產業文明經歷了一個巨大的飛躍過程，而代價卻是環境的破壞。20世紀末，人們終于開始意識到，只有在發展的同時顧及到環境，發展才是可持續的。于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1987年由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EDC）提出，并最終被廣為接受。與“應讓后人也能公平的享受和我們一樣的自然和環境資源（Asheim， Geir B.， 1991）”類似的概念不斷產生。而金融作為一門相對而言年紀不大的學科，也參與到了整個人類的“綠色計劃”中，“綠色金融”開始進入大家的視野。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綠色信貸”應運而生。
國際上關于綠色信貸的準則，應用最廣泛、最具代表性的是赤道原則（the Equator Principles， 簡稱EPs）。2002年10月，國際金融公司和荷蘭銀行9家銀行在倫敦主持召開會議，討論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會后由荷蘭銀行等4家銀行自發地在國際金融公司環境和社會政策基礎上共同起草了一套針對項目融資中有關環境與社會風險的指南，即赤道原則。2003年6月，包括4家發起銀行在內的10家大銀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則。2006年，赤道原則委員會對其進行了修改調整并了EPⅡ。赤道原則的訂立在國際金融的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截至2013年4月已有78家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加入赤道原則，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正在嘗試加入它。目前，EPⅢ正在修改審查過程中，不久將會。
國內學者對“綠色信貸”的概念界定看法不一，在此取一個相對折中的定義：所謂綠色信貸，從名義上講就是對綠色經濟加以支持的信貸資金，然而在顯示中往往存在一些非法的企業和項目，達不到環境部門的標準和要求，對此不提供信貸支持的行為也可以稱之為“綠色信貸”（鄧聿文，2007）。這個定義的優點在于不僅將那些對環境做出貢獻，在企業生產中沒有污染，或者污染達標的企業納入綠色信貸范疇中，還包括了生產環保產品的企業，但缺點在于沒有指明向企業提供支持的主體。廣義上來說，該主體可以是政府、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而狹義定義中主體為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本文取綠色信貸的狹義定義。
三、綠色信貸在國外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在“赤道原則”的大力推動下，越來越多的銀行加入了“綠色信貸”的行列。國際上“綠色信貸”政策的實踐主要集中在美國、英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和荷蘭等發達國家，其他地區如非洲和墨西哥在近兩年也有銀行成為“赤道原則”成員?？傮w來說，發達國家對于“綠色信貸”的執行情況有以下幾個突出特點：在法律建設方面明確環境責任，如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出臺了《全面環境響應、補償和負債法案》，根據該法案，銀行必須對客戶造成的環境污染負責，并支付修復成本；在政策指導方面構建激勵機制，如英國政府頒發“貸款擔保計劃”，規定小企業可向金融機構借貸最高可達7.5萬英鎊的款項，政府擔保80%；有綠色信貸相對統一的標準等等（曹小奇等，2008）。
在綠色信貸產品開發問題上，發達國家也走在前列?，F今的綠色信貸產品主要分為三大類：零售銀行類產品（包括住房抵押貸款、房屋凈值貸款、信用卡等）、公司銀行和投資銀行類產品（包括項目融資和商業建筑貸款）以及資產管理類產品（包括財政綠色基金、投資基金等）（UNEP FI，2007）。
（二）學者研究動態
“綠色信貸”是中國特有的說法，國外的相關研究一般更注重研究金融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如環境金融、企業社會責任等。相對而言，國外的相關研究起步較早，研究者們很早就提出了環境金融的概念，指出應將金融結合到可持續發展中（Marcel Jeucken，2001）并分析發展環境金融可以獲得的資金途徑（Eric Cowan，1999）。這些資金途徑不僅為環保技術和污染控制措施的投融資提供機會（Thompson，1998），還為一些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濟活動和品牌建立了環保的立場。
總體來說，無論在綠色信貸的政策制定、產品開發以及學術研究方面，發達國家都處于相對成熟的地位。
四、綠色信貸在國內的發展與研究
（一）綠色信貸發展狀況
2007年7月，原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聯合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提出了綠色信貸的應用方式和范圍，要求完善信息溝通機制等，以保障綠色信貸政策落到實處。2008年1月，原國家環?？偩峙c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聯合制定了“綠色信貸環保手冊”，明晰了我國的行業環保標準。2008年10月，興業銀行在京召開會，城市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由此成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2010年12月，環境保護部了《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2010》，并在之后的連續三年時間，每年都了相關年報。2011年2月，我國首家綠色金融同業協會在北京成立。與此同時，國內各大銀行也各自展開了對綠色信貸等方面的探索，如各大銀行已基本實施“環保”一票否決制，即對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堅決不予貸款，已經放貸的部分迅速收回，切斷其信貸資金鏈，嚴把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貸款閘門，將重點放在綠色企業上；中國工商銀行、興業銀行等銀行啟用了“綠色信貸項目標識”，將綠色信貸項目區別對待等。從《中國綠色信貸發展報告》以及各家銀行的社會責任報告和宣傳來看，十多家大銀行似乎都以實際行動表達了它們對綠色信貸的支持以及實行的決心。
（二）學者研究動態
在2007年國家明確地提出支持綠色信貸之后，國內的學者們也將目光集中到了綠色信貸的身上，開始了對其各方面的研究。諸如綠色信貸的必要性、目的、激勵機制、遇到的阻礙和政策法律建議等文章都是當時的研究熱點。許多學者認為，發展綠色金融是大勢所趨，無論是從降低環境風險、提升經營績效的角度，還是從與國際接軌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說都很有必要（何德旭、張雪蘭，2007）。對于商業銀行來說，執行綠色信貸不應僅僅因為政府相關部門的強制要求，還應該認識到綠色信貸對其銀行自身發展的諸多好處，可以說是名利雙收。部分學者借鑒國際經驗，通過對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成本分析（馬萍、姜海峰，2009）和收益分析（朱萃，2010），指出在綠色信貸執行初期，銀行會面臨邊際成本上升的情況。在我國銀行綠色信貸目前的實踐狀況中，這一點顯得非常明顯。銀行實施綠色信貸時，短期內回報低、風險大、成本高，“不愿意偏離利潤最大化的根本目標”是許多銀行實行綠色信貸項目時猶豫的重要原因。但從長期來看，綠色信貸會增加企業對銀行信貸的需求量，提高銀行的盈利能力（朱萃，2010）。而對綠色信貸的博弈分析（曹洪軍、陳好孟，2010）則指出，在缺乏外部約束的情況下，銀行出于自身短期利益的考慮，易與企業合謀。面對這樣類似的問題，又有許多研究者從法律和政策等角度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如將綠色信貸政策法律化（夏少敏，2008），構筑暢通信息溝通平臺（李東衛，2009）等等。
五、總結
從政府報告、銀行年報、各大媒體報道和許多學者的理論分析文章來看，我國的綠色金融之路正在行進之中，綠色信貸似乎也在飛速發展，但事實上，綠色金融仍沒在國內形成規模。
首先，從行業自身來看，新能源面臨著產能過剩的困境。我國新能源產業快速增長已經有一段時間，從行業發展角度來說，快速增長后停下來整合是正常現象。只不過，由于遭遇美歐“雙反”，整合過程可能變得非常慘烈（林伯強，2013）。其次，雖然銀行對于“兩高”項目呈現一定的漸離趨勢，但由于綠色經濟（如新能源）出現的問題，綠色金融發展相對越好的銀行可能面臨越大的風險（林伯強，2013）。目前新能源產業普遍低迷，銀行過于涉足綠色信貸將會造成其大量虧損，這是銀行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目前綠色信貸項目并沒有如前文所述的“飛速發展”。另外，雖然各項政策要求不斷更新，但至今，綠色信貸的評估標準仍沒有完全統一。銀監會等個政府部分雖然通過文件等形式了許多要求，對銀行業強調綠色信貸的重要性，但始終沒有一個系統、量化的綠色信貸評價標準。筆者認為，以上這些問題是今后我們應該著力解決和認真研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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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經濟進步推動了人們環保意識的增強，綠色農產品消費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但由于農產品物流基礎設施建設不完善，綠色農產品物流領域投資結構不合理，專用技術設施與設備力量相對薄弱，導致我國綠色農產品物流環節損耗嚴重，物流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降低其供應鏈體系的整體運作效能。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對農村自生型金融活動的抑制，使得支農性金融供給嚴重不足，削弱了綠色農產品生產及物流體系的資本運作效能（許紅蓮，2009）。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緣起于綠色農產品的若干特質。綠色農產品系指在無污染生態環境中種植、加工及儲運，其毒害物質含量符合國家健康安全食品標準，并經專門機構認定允許使用綠色食品標志的農產品?；诖尕浀木G色農產品物流金融要求融資企業將標的物農產品作為質押擔保品，但由于金融機構缺乏儲存該標的物的資質與能力，故需引入合格第三方物流企業作為中介來保管該標的物。
金融機構根據第三方物流企業的質押擔保為依據向貸款方放款，以支持綠色農產品業務拓張。金融機構對質押品的風控能力直接影響其業務整體風險水平。其一，綠色農產品具有典型生鮮物流特性，與金融機構的傳統擔保品特質存在明顯的背離。綠色農產品具有品種繁多、含水量較高、保鮮期較短、易腐爛等特點，這將顯著提升其倉儲及運輸環節的物流損耗率，增加質押品風險。其二，綠色農產品的供應鏈環節較多，產銷地之間的空間跨度大，任意一環的管理問題都將導致產品價值折損，給貸款企業和金融機構造成損失。其三，綠色農產品生產與銷售具有顯著的季節性。綠色農產品按農作物的自然生產周期進行生產，其供應量呈周期性波動，這對金融機構的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收益的穩定性造成不利影響。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風控策略設計應當緊密結合綠色農產品特點來設計，以滿足金融機構創新業務，第三方物流企業拓展高附加值業務，以及綠色農產品經營企業加快資產周轉率與提升資本利用效率之需。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的因子分析
（一）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系統風險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系統風險系指影響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產品遠期市場價格的若干不確定性系統因素對金融機構實現其產品經營預期目標的影響。系統風險的誘因在物流金融業務當事人各方的掌控之外，無法通過優化風險管控措施而消除，故又被稱為不可分散風險。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影響宏觀金融環境變動，提升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風險水平，進而影響開展該業務的金融機構的收益水平。其一，財政政策對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運行機制造成較大影響。綠色農產品物流對物流基礎設施及儲運技術能力要求較高。而物流基礎設施屬于公益性投資，項目具有較高外部經濟效應，從而影響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為此，物流基礎設施投資亟需政府的財政資金支持，以有效克服項目投資的外部經濟效應，但這也導致綠色農產品物流系統對財政政策的依賴性。財政實力較為雄厚的區域經濟的路網及倉儲設施與設備較為先進，綠色農產品市場機制較為發達，開展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所承擔的系統性風險也相對較低。其二，貨幣政策波動對綠色農產品價格及以其為標的物的物流金融產品的市場價格造成影響，沖擊金融機構對該金融產品的價值評估精度，放大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系統風險。
以綠色農產品為標的的物流金融產品的利率風險主要包含如下內容：一是期限錯配風險表現為金融產品風險緩釋期限短于風險暴露期限，這給債務人的短期償債能力造成較大壓力，進而影響金融機構的貸款壞賬率水平。二是期限錯配衍生出金融機構的利率期限結構風險影響物流金融產品收益方程參數，進而影響金融機構收益率及其物流金融產品的內在經濟價值，使金融機構必須對物流金融產品做重新估價。三是基準利率風險。物流金融產品質押率及其價格的確定直接與基準利率掛鉤，而基準利率的變動與該業務當事人行為不相干，從而制約金融機構的風險預警能力。
（二）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信用風險
其一，物流企業信托責任缺失誘發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信用風險。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中，物流企業接受金融機構委托，承擔對綠色農產品質量與安全的監控職責。但由于物流企業缺乏管理綠色農產品的專業能力，金融機構亦缺乏對物流企業行為的必要監控能力，這使得物流企業暴露信托責任風險。金融機構通常依據物流企業的數據供應來評判特定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項目的可行性；物流企業在自利動機驅動下，有可能出于業務擴張動機而與融資企業合謀欺詐金融機構，導致金融機構對項目可行性作出誤判，放大金融機構風險。其二，第三方質檢機構的信用缺失加大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綠色農產品的地理標志及產品品質鑒定結果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對質押商品價值評估值和質押率的確定。雖然第三方之間機構的鑒定過程受抽樣程序與方法規范的限制，但抽樣方法的選擇及鑒定程序執行易受人為因素影響，導致檢測與評估結果失真。其三，綠色農產品經營企業的信用征集體系不健全增加物流金融風險。金融機構通常采用質押擔保方式來規避物流金融風險，使部分風險轉移給第三方物流企業，但并未根除該業務風險。當質押標的物在扣除正常或非正常損耗后的殘值率低于質押率時，信用水平較低的出質人將有較大激勵采取放棄質押品策略以逃廢債務。
（三）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操作風險
其一，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較大的風險敞口對金融機構的內控管理水平提出較高要求，但金融機構風險內控制度不健全制約內控能力和監管能力未能與物流金融業務對內控制度的要求同步提升。金融機構內控制度的問題主要包括如下內容：金融機構職能部門的功能不健全，缺乏針對農業與物流業的交叉產業領域的金融創新產品的風險控制能力。這主要表現在部門間管理職能銜接不到位，缺乏對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的全局性風險控制能力。其二，金融機構內控制度執行力相對較弱。在制度執行過程中，金融機構內部稽核人員的自由裁量權過大，從而形成以人治型風險管理模式對制度型風險管理模式的替代效益，使得金融機構的內控制度虛置。長期性制度虛置將降低金融機構及客戶企業對依靠制度建設解決交易糾紛、控制風險的信心，消解金融機構在建立風險控制的常態化機制方面的努力。其三，制度執行力弱與特定企業文化背景下的員工素質息息相關，員工素質的不穩定性增加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操作風險。宏觀經濟的蓬勃發展導致金融業務迅猛擴張，但員工素質未能同步提升，缺乏從事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專業素質和風險預警能力。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是金融創新業務，金融從業者應當更新知識結構，強化服務理念，以有效提升風險控制能力。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控制策略
（一）規范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市場秩序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市場秩序可從如下方面加以規范。其一，健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市場相關法律法規。《公司法》、《擔保法》等現行法律給物流金融市場的良性運作提供了較好的法律環境，但仍存在立法缺乏系統性，法律條款及釋法文件間相互沖突，物流金融領域的立法層次較低等問題，限制了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的可操作性。立法機構應理順當前法律體系的邏輯脈絡，疏通法律文件間的邏輯關聯性，形成層次明晰、結構嚴謹的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法律體系，以規范政府運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干預市場的行為，奠定物流金融市場化運作的法律基礎。其二，健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領域財政資金運用的民主決策制度建設。作為基礎性產業，綠色農業易受國家宏觀財政政策影響，并間接影響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當事人應當積極爭取涉農財政資金運用的建議權，以將政府的涉農資源配置決策引向利于各利益攸關方的方向上。其三，推進利率市場化制度建設有助于激勵金融機構積極拓展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領域的金融創新，提升金融機構的物流金融產品定價自，豐富金融機構對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風險的應對手段（左雪蓮，2012）。利率管制制度在穩定金融機構預期收益的同時，也弱化了金融機構開拓新產品的積極性。利率市場化將加劇金融機構在傳統金融業務領域的競爭烈度，激勵金融機構強化新產品開發能力、成本核算能力、資產定價能力及風險控制能力，改善其資產運營績效。
（二）健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征信機制
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風險與債務人及擔保人信用水平的相關度較高，健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征信機制有助于控制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風險暴露幾率。其一，健全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動態信息采集與分析處理機制，以取代對農產品經營機構及第三方物流企業的傳統靜態征信信息采集與分析機制。鑒于上述企業多為非上市公司，缺乏公開渠道以獲取全面財務信息，這構成金融機構與征信對象企業間的信息不對稱性（許紅蓮，2010）。金融機構可在合同中確認對征信對象的財務稽核權，運用單向財務透明的方式有效掌控征信對象企業財務信息的異動，以消除由信息不對稱性所引致的風險。其二，金融機構應聘用第三方信用評估機構對征信對象企業做信用評估，以提升信用評估系統的公正性。信用評估機構應盡量采用基于財務報表的客觀數據，建構客觀的評價準則數據庫，設計信用評估模型，生成信用評估報告，用以分析債務人償債能力。其三，建立橫跨金融系統與行政監管系統的征信信息開放平臺，實現跨地區、跨行業及跨系統的客戶信用信息共享。綠色農產品物流業務本身具有跨行業及跨區域的特點，其風險誘因具有復雜性及動態性；而我國各級行政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主動交流其所掌握的企業資信信息的。金融機構需打破當前封閉式征信體系，與工商、稅務、司法等部門建立跨部門的征信信息共享平臺，以提升其獲取企業信用信息的真實性與有效性。
（三）完善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的操作管理
其一，金融機構應當完善內部組織結構設計，規范組織內崗位職責，完善金融業務管理制度體系和內部風險控制體系。金融機構的組織結構設計可以定位為對組織內部各部門及各崗位的職務范圍及責權利界限的一種系統性制度安排，其目標是以實現組織內部友好分工協作關系的建立，降低組織內部因分權所造成的組織沖突。在設計內部組織結構時，金融機構應當審慎考慮風控管理者的集權水平、部門化及專業化水平、管理層級及管理幅度、命令鏈及正規化等關鍵要素對風控效果的影響，以分工明確、功能穩定、適度彈性為原則優化各組織設計要素，提升金融機構的綜合風控能力。其二，金融機構應完善外部業務銜接環節的組織設計，強化與綠色農產品經營企業及第三方物流企業就業務銜接工作的溝通交流，消除業務銜接操作風險（楊維霞，2010）。金融機構應當強化對農產品經營企業及第三方物流企業日常業務的監控機制建設，敦促各方優化業務流程，縮短供應鏈，完善倉儲管理制度，強化出庫環節的印鑒比對工作，以有效降低操作過程中的倉單問題。其三，金融機構應當關注員工素質提升對控制操作風險的積極作用。經濟總量擴張引致金融創新業務擴張，但員工素質未能同步提升。綠色農產品物流金融業務對金融從業者提出更新知識結構，強化服務理念的要求。金融機構應當偏重一線員工的素質提升，鼓勵一線管理者結合綠色農產品經營與物流環節的特質，創新管理模式；激勵優秀金融人才采用輪崗的方式下基層工作，協助基層員工提升風險識別能力，有效控制基層風控能力和預警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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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2.4 [文獻標識碼] A
1 引言
隨著“綠色經濟”發展模式在全球范圍內逐漸興起，金融業也在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業務”。在中國，綠色金融的發展較之國際同行業來看起步較晚，并且目前各大銀行在發展綠色金融業務時都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
從銀行自身來看，很多銀行目前都沿用傳統金融業務的模式發展綠色金融業務，使得業務創新方面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阻礙了綠色金融的發展。從企業和個人來看，很多企業在“利潤”與“環境”的選擇中，往往都會選擇前者，自身缺少技術轉型的積極性，而普通的投資理財者對于這個新興事物又不甚了解，這些因素也使得銀行的綠色金融業務的推廣受限。從社會環境來看，中國目前在大力倡導“綠色生活”、“綠色發展”的理念，但是相關的政策支持與配套的基礎設施建設卻沒有完全跟上，使得銀行在發展新業務時缺少扶持，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銀行也就缺乏了主動性。
那么中國目前的綠色金融發展現狀如何？銀行面對這種種困難又該做怎樣的選擇與調整？本文接下來選取“綠色信貸”業務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業務現狀的分析以及對產品創新的探究等分析這些問題。
2 綠色信貸發展現狀及問題
銀行發展綠色信貸業務，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舉措，有利于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加快，我國目前已進入環境污染高發期，大力發展綠色信貸業務是銀行的政策向環保領域的有益嘗試。我國商業銀行的綠色信貸尚處于發展和推廣初期，在當前低碳經濟背景下，國內外節能減排需求強烈，在企業綠色轉型的過程中銀行也需要采取相應的調整才能適應新的投資環境，在低碳經濟中保有強大的盈利能力。
目前，興業銀行、浦發銀行和交通銀行（以下簡稱三大銀行）的綠色信貸業務發展較為典型。通過對三大銀行的發展現狀的分析，我們認為目前在中國，綠色信貸業務成效明顯，在為綠色企業帶來融資的同時，也積極通過金融創新扶持中小企業進行技術轉型。同時，各大銀行也在積極完善綠色信貸業務的專業化管理，降低信貸風險，具體措施有組建專業團隊、多過程專業化分工的資產運營模式以及客戶分類管理等。
然而在蓬勃發展的同時，綠色信貸業務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首先銀行面臨的風險增加。目前國內關于環境風險問題的研究幾乎很難見到，而在金融機構內部基本沒有就環境風險問題建立有效的防范機制或審核程序，僅由環保部門對企業或項目做環境風險評估，并不能準確衡量風險從而不能有效地控制風險。
其次，企業缺少向“綠色”轉型動力，銀行綠色信貸業務受阻。傳統的綠色信貸模式是已有轉型意向的企業或已轉型成功的綠色企業向銀行尋求融資幫助。該模式只是單純給企業提供了融資渠道，信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企業的需要。由于不能從根本上主動促進企業綠色轉型，銀行很難促進綠色企業的普及，這不僅使得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的發展受到了阻礙，而且很難真正實現銀行在低碳經濟、循環經濟中本應發揮的促進作用。對此，我們提出了以下相關的建議來解決銀行面臨的這一難題。
3 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發展的必要性與可操作性分析
3.1 我國綠色信貸業務發展的新方向——綠色信貸個人業務
通過對2007年至2012年我國銀行貸款總額、居民消費性貸款額、非金融企業貸款額數據 的統計分析，我們得到了從2007年至2012年全國銀行的信貸情況（圖1）：
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2007年至2012年貸款總額在不斷上升，其中居民消費性貸款和非金融企業貸款均呈上升趨勢。為了更精確地研究，我們統計了近幾年我國銀行的居民消費性貸款規模和非金融企業貸款的增長速率（圖2）：
該圖顯示，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增幅在大多數年份均處于居民消費性貸款增幅之下，尤其在2012年六月開始非金融企業的貸款增幅有下降的趨勢。鑒于居民消費性信貸的增長趨勢，我們認為將綠色信貸業務個人化可以作為銀行在綠色信貸業務方面的創新方向。
3.2 我國銀行引入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必要性
銀行引入創新的綠色信貸個人業務在為銀行帶來利潤的同時，可以增加消費者對于綠色產品的需求，進而刺激綠色企業增加產出，刺激傳統企業向綠色企業轉型。企業的轉型動力將有助于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的發展，這樣的良性循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銀行綠色信貸業務的發展瓶頸的問題。具體地說，銀行引入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必要性有以下幾點：
1. 生態文明建設政策的驅動
黨的十報告強調了生態文明建設，從我國目前的情況來看，對于環境與資源的保護刻不容緩。但僅通過銀行對企業的綠色信貸業務很難增加企業綠色轉型的動力。為了有效完成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的目標，銀行有必要引入并大力發展綠色信貸的個人業務，促進綠色消費，利用日益增長的綠色消費需求促使企業向綠色型企業轉型。
2. 國際上綠色信貸個人業務推行的引導
隨著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日益加劇，我國銀行也應順應國際化業務的發展趨勢。目前很多發達國家的綠色信貸業務正逐步發展，尤其個人綠色信貸業務十分活躍。為了與國際業務接軌，我國銀行也應盡快發展個人綠色信貸業務。
3. 銀行擴展新業務的有效途徑
80后、90后新一代年輕人將逐漸成為我國的消費主體，由于這一代年輕人有著前衛的思想，綠色消費觀念較強，在不久的將來，個人對綠色產品的需求將不斷增大。而目前傳統信貸業務發展較為成熟，尋找新的發展空間很難，在市場綠色消費的趨勢下，銀行作為消費實現重要的一部分，有必要發展綠色信貸個人業務，拓展自己的業務空間，實現自身的良性發展。
3.3 借鑒國外經驗，探索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發展方向
國外銀行界在綠色信貸業務方面有較多的經驗，并且也較早地進行了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創新。國外的綠色信貸個人業務可以根據貸款種類分為商業住房貸款、汽車與節油技術貸款和綠色信用卡。這些業務本質分別是：將環保行為納入信用評分體系；依據減排貢獻量抵扣或捐贈；通過利率等優惠鼓勵綠色消費。
雖然目前國內的綠色信貸業務已經較為豐富，但各銀行僅開設了綠色信用卡業務。國內外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發展的具體區別見下表：
通過對比我們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綠色信貸個人業務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種類較少，二是有局限性。所以，借鑒國外經驗發展我國綠色個人信貸業務的方式有兩種選擇：將國內從未出現過類似業務的綠色個人信貸業務直接引入；將國內不面向個人開放或者并不屬于綠色信貸業務的傳統信貸業務進行相應的改造并引入市場。鑒于銀監會對于金融創新風險的嚴格控制，后者明顯更為實際。
3.4 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可操作性分析
以目前更具實際意義的信用卡業務和汽車貸款業務為例，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可操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個人綠色信貸業務的改進已具有良好基礎?，F有的汽車貸款業務已經較為成熟并且人民銀行對此已有了擴展的方案。國內綠色信用卡業務尚不成熟，但本身以構成完整體系。因此，在這兩者基礎之上進一步發展個人綠色信貸業務將會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次，交叉的個人綠色信貸業務具有協同正效應。擴充了不同消費與服務的個人信貸業務可以借用一站式的金融服務機制互相促進，例如利用綠色信用卡提前支付環保車貸消費，二者的廣告效應疊加等等。隨著銀行在個人信用體系架構和完善，不同種類的綠色信貸業務疊加將產生不可估量的效用。
4 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發展展望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綠色信用卡”，“綠色汽車貸款”等金融業務都可以在已有的基礎上加以創新與改造，從而實現綠色信貸業務的個人化發展。以“綠色信用卡”為例，銀行可以把綠色消費服務加入現有信用卡業務內，也可以單獨制卡，專卡專用，通過折扣優惠、還款期調整、額度提升等方式使綠色信用卡更具吸引力與實際意義。
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的發展不但可以成為銀行新的利潤增長點，也是銀行轉型的一個契機。更重要的是銀行將真正憑借“金融技術”承擔起社會責任，促進社會“綠色轉型”。當然，商業銀行要想真正抓住這樣一個機遇，還需要注意如下幾點：
4.1 深化責任意識，領悟綠色理念
商業銀行作為“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重要資金融通機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企業的發展離不開銀行提供的信貸支持，而銀行個人業務的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們的消費能力，并且能夠引導消費。正是基于銀行自身的特殊作用與影響力，在當前全社會大力倡導“綠色轉型”、“綠色消費”的過程中，銀行應該主動承擔責任，發揮作用，在深入理解“綠色理念”之后，將這一新理念通過業務的運作灌輸到整個經濟發展中去。
4.2 落實“綠色創新”，提高產品質量
雖然近幾年國內部分銀行已經在積極探索“綠色金融”領域，但是效果并不顯著，“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度不夠，很多業務仍在宣傳“綠色理念”而并未起到真正的效果。比如“綠色信貸”仍然沿用傳統信貸的模式，“綠色信用卡”的開發也只是在卡的材質等一些方面略有改動，業務本身沒有明顯的突破。事實上，銀行在合理的風險控制下，可以積極地采取一些嘗試與創新，借鑒國外已有的業務，結合中國目前的情況進行改造，將“金融創新”落實，而不是總在已有的傳統業務上進行微小調整，使“綠色金融”業務有名無實。
4.3 主動尋求合作，積極倡導“綠色生活”
在綠色信貸個人業務發展上，銀行更多地是和商家以及消費者進行合作，而所涉及的消費領域也大都集中在“綠色商品”上。由于這一類商品對技術、企業和市場的要求都比較高，在初期，該類商品的消費市場可能較難打開，此時銀行可以主動和一些實力較強的企業合作，共同推進這類商品的開發與制造。同時，銀行憑借自己的個人業務發展與創新，引導消費者積極進入“綠色消費”市場。這樣銀行作為一個“中介”，將市場的需求者與供給者聯系起來，共同發展與完善“綠色市場”，營造“綠色生活”的環境。
我們相信，綠色信貸個人業務將在不久未來成為商業銀行業務創新、提升自身競爭力的一個非常有利的拓展領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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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推動綠色發展，需要遵循金融企業的商業本質。在市場化的經濟體系中，相關經濟主體的行為都可以從成本與收益的比較中來找到其行為動機。對金融企業來說，其基本的行為邏輯就是，投入綠色發展中的資金所取得的凈收益，至少應該是同樣資金投入其他用途時取得的收益相當。
在金融企業的資金投入中，投入方式主要有貸款、債券等債權方式和買入股票等股權投入的方式。兩者對接受資金企業的影響是不同的。貸款、債券等債務性融資方式中，金融企業承受資金風險收取利息，對企業經營管理不參與，不享有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由于存在信息不對稱，金融企業在資金投入前都要進行審慎的評估，確保債權的本息安全收回是資金投入前最重要的考量。
而在股權融資方式中，金融企業可以通過投票等機制干預企業的管理，并且具有對企業的剩余索取權，投資對象的經營管理情況與投資人的利益直接相關。與上述兩種不同融資方式相對應，金融企業的收入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是來自于提供債務性融資工具所取得的利息收入。第二是來自于股權投資方面的分紅和套現的溢價收入。
綠色金融發展的標志之一是有眾多金融企業的參與，參與的企業多了，綠色金融的供給才會增加，融資品種才能更加豐富。而這又取決于各相關經濟主體對上述兩種融資方式的成本和收益考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綠色金融發展的驅動因素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綠色金融需求規模。這里的綠色金融需求是指能夠滿足金融企業成本收益核算要求的需求。在同等收入和成本的情況下，需求規模越大，綠色金融的供應越高。對金融企業來說，具有經濟可行性的需求，首先是選擇余地增加; 其次，數量的提升，本身也帶來規模效應。當然對了綠色金融需求的滿足程度，還要受到金融企業自身的資金來源限制。
二是資金進入綠色企業的預期收入高低。預期收入越高，當然金融企業越愿意投入。綠色金融的供給與預期收入呈正比。
三是從事綠色金融活動的成本。包括資金成本、日常管理運營成本等。綠色金融的供給與成本負相關。
四是風險。理論上風險也可以歸入成本來考慮，即風險成本。資金投入綠色企業之后可能造成本金的損失，對提供綠色融資的金融企業而言就是一種成本。風險越高，在一定的風險偏好下，投資意愿就越低。
二、從綠色金融需求端的分析
綠色金融的需求端，就是需要資金的從事綠色生產經營活動的企業，與提供綠色金融服務的經濟主體共同組成綠色金融市場的供需雙方。在實際經濟活動中，由于綠色產品和服務往往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或者說，在環境保護等相關方面，市場并不會自動的導致每個企業在追求盈利的同時去顧及到生態環保等方面的要求，除非是有強制的要求或在經濟上的激勵約束措施。因此，發展綠色金融在需求端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在保護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正常市場動機之下，促使其兼顧綠色發展要求。這個問題也要從綠色企業的成本和收益比較角度來進行分析。企業愿意開始綠色生產或投資綠色項目，需要外部市場和政策法規方面具有促進其提高收益、降低成本或同時提高收益降低成本的影響因素。從對應綠色金融供給的角度，影響需求端的因素主要包括:
1、綠色金融供給。通過增加綠色金融供給，能夠改善綠色企業獲取資金的成本和便利條件。綠色金融的供給，有兩個渠道: 一是增加原有金融機構綠色資金供給的數量和比例; 二是發展專業的、更多的綠色金融機構; 三是通過金融市場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綠色企業。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綠色資金的需求量已經越來越大。據人行綠色金融專業委員報告，為達到既定的綠色發展目標，今后五年中國在環保、節能、清潔能源和清潔交通領域的年均投資總量至少為2 萬億元。此外，在未來十年中綠色城市的建設還將帶來每年約4 萬億元的資金需求。但是，在實際經濟活動中支持綠色發展的金融機構的數量和機構種類不足。社會上專業服務綠色企業的金融機構很少，部分銀行雖然聲稱開展綠色信貸，但實際上無論從專業要求還是投入數量方面都還有限。更主要的是，如果僅僅要求國內主要銀行從社會責任角度來支持，而不是從完善商業機制方面進行根本性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種可持續的方式。
2、綠色金融市場機制建設。這也是從降低籌資成本的角度來考慮的，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需求端本身的經濟可行性。許多綠色項目屬于非盈利性或盈利性較低的公益性項目或準公益性項目，項目實施周期長、收益低、風險高，需要在公益性和盈利性之間尋找到平衡，這難以對以盈利為目的的金融企業產生足夠的吸引力。二是交易渠道和工具的限制。間接金融市場如銀行貸款等需要滿足銀行的評估要求，而直接融資市場規模小，同時，相關的融款等少數傳統債務工具上。
3、配套的推動綠色發展金融政策法規。政策法律的規定會影響到綠色資金的供需雙方。從供給方來說，我國綠色環保產業發展還不成熟，總體體量小，且存在著初始投資大、投資回報期長、行業收益率偏低等諸多問題，金融企業開展綠色金融，離不開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如對金融企業支持綠色產業項目給予適當的風險補償，在稅收等方面給予一定的優惠等。從綠色企業的角度，除了法規上的強制要求外，還包括在政策對從事綠色生產的企業，可以采取對符合要求的企業給予稅收、補貼等方面的優惠，反之則增加這方面開支的政策。此外，對一些公益性綠色項目，如何實現商業可持續，以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
4、培育鼓勵綠色發展的民間力量。社會公眾作為最終消費者，他們的綠色發展、綠色消費意識能夠直接或間接影響到企業的成本和收益，從而使追求綠色發展成為企業經營目標實現的一個內生函數。如消費者對不綠色企業產品的抵制，就是通過影響企業收益實現而形成對企業的約束。如果消費者都認同使用綠色產品，則生產這類產品的企業將因此受益。
三、推動綠色金融發展的政策建議
綠色金融供需雙方的相互作用，決定了綠色金融發展的程度。因此，從影響供需雙方的各種因素來分析，要加快建立完善相應的政策支持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