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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1)03-0072-05
一、引言
很長一段時期，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和技術進步的處理遠落后于現實世界經濟的發展。隨著新一輪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和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擴散在決定世界貿易模式的變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令人吃驚的是，很少有人把技術進步引入到國際貿易理論中去(克魯格曼，1990)。國際貿易理論對于技術因素的忽略或不恰當處理不僅導致正統理論對于貿易利益的解釋偏于狹隘，即使對于正統理論本身也產生了不少的爭議與誤讀。因此，系統梳理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角色演變的軌跡，是正確認識和把握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歷史、現狀和未來趨勢的重要前提。一定意義上講，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過程，恰恰是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內生化的過程。由此，筆者將系統分析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發展中角色演變的過程，將貿易理論應用于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二、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技術
國際貿易理論作為經濟學最古老的研究領域之一，它從一開始就把貿易問題與增長問題研究相結合，從技術差異的角度回答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分析了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一國財富創造的影響，這構成了古典貿易理論研究的基點，也代表著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起點。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的分析可以用比較成本理論來概括，雖然眾多古典經濟學家對其完善與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是斯密和李嘉圖是該理論的主要構建者。
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意識到對外貿易對國內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應，他們中的許多人還考察了技術變化對比較優勢模式、貿易條件、貿易量變動的影響，并論及貿易對增長的影響。Bloomfield(1978)認為Torrens等人較早就注意到技術在國際間傳播的事實，Mill甚至明確分析了技術變化的貿易條件效應，Longfield等人則指出了技術變化導致比較優勢變化的情況，甚至技術差距理論的所有要素在早期古典經濟學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古典經濟學家討論了一般技術變化的不同側面，對于貿易與增長關系的論述零散地分布在他們著作的不同角落，雖然這些不同的觀點很少系統地發展起來并結合進古典貿易理論的主體，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的興趣要比一般貿易理論家認為的要高得多。
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的理解與現代經濟學有著巨大的差異，技術的內涵相對較為狹窄，一般是與勞動者的具體的技能或者機器的性能相聯系，技術進步主要表現為通過勞動者技藝的改善或機器的改良促進勞動者生產率的提高。雖然多數古典經濟學家都注意并論及了技術在貿易發展中的作用，但是古典貿易理論在發展進程中對于技術進步的處理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分歧，這主要發生在李嘉圖和斯密之間。在斯密看來，勞動分工是技術進步的主要內容，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動因在于勞動分工的發展(胡乃武等，1990)。分工可以促進生產率的提高和生產能力的增加，技術進步成為內生于勞動分工的副產品。狹隘的國內市場會限制分工的發展，阻礙財富生產的增加，對外貿易會通過擴大市場促進分工的發展，導致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增長，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又會對一國比較成本和貿易模式產生正向影響。因此在斯密的貿易理論模型中，技術進步內生于分工的發展，并且成為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李嘉圖在斯密絕對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解釋國際貿易動因的比較優勢成本理論，但卻未對斯密的分工理論給予重視，而把產生比較優勢的基礎歸于自然條件與外生的技術差異。雖然李嘉圖也注意到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并且多次提到技術進步對于一國貿易模式變動的影響，但是技術在李嘉圖模型中純粹被視作一個外生變量對待。雖然穆勒在對李嘉圖比較成本模型進行形式化表述的過程中，重新注意到對外貿易通過市場擴大效應對于深化分工進而對技術進步的影響，但是穆勒之后的貿易理論家越來越傾向于資源給定情況下的靜態效率配置的分析(Myint，1977)。在Taussig(1927)、Haberler(1936)對比較成本理論進行了標準的教科書式闡釋之后，技術因素徹底被當作比較優勢理論模型中的外生變量看待，雖然國際貿易靜態的資源配置效應的分析仍然能夠推出自由貿易政策的結論，但是比較成本理論南此受到缺少動態分析的批評。
古典貿易理論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但是對于技術本身仍缺少一個嚴格的界定，技術因素在經濟發展或者說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沒有獨立出來進行系統的分析，這使古典貿易理論家在貿易動因的分析中，缺乏對技術的系統論述，導致技術在比較成本理論的標準化表述中，蛻變為純粹的外生變量，但是古典經濟學家對于技術在貿易與經濟發展中作用的認識，是經濟學和貿易理論發展過程中不容忽視的事實。
三、技術在新古典貿易理論中的迷失
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并未嚴格遵循技術研究的路徑向前推進，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的背景下，H-O貿易模型產生，由此開創了國際貿易理論的新古典發展階段。H-O模型對國際貿易動因的分析放棄了古典貿易理論中技術差異因素的考慮，而以國家間生產方式即技術相同為基礎，研究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對一國生產和貿易模式的影響。新古典貿易理論學家把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國家要素稟賦構成與國際貿易模式的關系上，并關注自由貿易在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功能。H-O模型的4個核心理論以一般均衡分析為基礎，它在把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一般化的同時，從理論上論證了國家間以要素稟賦為基礎進行專業化分工和自由貿易，會使資源的配置實現單個國家和整個世界范圍的最優化，這為自由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但是H-0模型對于國際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而古典經濟學側重于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的傳統在新古典理論中完全消失了，貿易可能提供的動態潛能被邊際主義所忽略，這在Samuelson(1939)、Kemp(1962)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所以連Kemp本人也認為他們的研究忽略了貿易對于技術知識狀態和積累速度的分析。在古典時期，貿易理論和增長理論是經濟學兩個不可分割的分支，但是在新古典時期，貿易和增長成為兩個彼此獨立的研究領域，新古典貿易
理論忽略貿易增長效應的研究，貿易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很長時期內退出了國際貿易理論家的視野，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重新引起學者們的研究興趣。而Baldwin(1984)通過對一些實證研究的綜合分析發現，發達國家得自貿易自由化的靜態損益是相當小的，而貿易自由化產生的動態收益則相對要大得多，H-0模型對于貿易利益的分析僅限于國際貿易的靜態水平效應則明顯過于狹隘。
H-O模型集中考察要素差異作為比較優勢的來源，忽略了國家間技術差異可能產生的影響。如果考慮技術差異的影響，H-O模型中要素稟賦導致的比較優勢可能會發生逆轉，自由貿易所引起的要素價格均等化也會消失。新古典貿易理論對于貿易動因和貿易影響的研究沒有遵循古典貿易理論技術研究的思路向前推進，在邊際主義和一般均衡理論思想的影響下，它忽略技術在解釋貿易模式和貿易效應中的作用，以生產要素稟賦差異作為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貿易利益的研究徹底蛻變到資源配置水平效應的分析，貿易通過技術對于經濟增長影響的機制也由此中斷，經濟增長似乎成為資源最優配置后不言而喻的結果，但實質上這是把經濟增長問題排除在貿易理論研究的范疇之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H-O模型對于貿易模式的分析忽略技術因素的影響，導致技術因素在貿易理論研究中的迷失，這代表著從早期李嘉圖傳統的倒退(Jones，1970)。
四、技術在貿易理論發展中的回歸
要素稟賦理論在誕生后的30多年內主導了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成為解釋國際貿易模式的基礎性理論，但是不斷涌現的國際經濟新現象使貿易理論家逐漸意識到H-O模型的局限。20世紀中期新古典增長理論的誕生及對經濟增長問題研究的深入使貿易理論家無法對經濟增長的事實視而不見，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開始引起學者的興趣，技術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模型研究當中，外生的技術進步在決定和影響貿易模型及其變動中的作用受到重視。
二戰后，國際貿易中新產品種類不斷增加，發達國家之間制造業產品在國際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技術在工業化國家之間的傳遞異常迅速，并對國際貿易和投資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拉美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實現民族經濟的獨立，擺脫舊的分工貿易體系的束縛，質疑自由貿易的利益分配模式，試行進口替代貿易發展戰略，這使貿易理論家必須正視貿易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貿易的經濟增長效應。以要素稟賦差異為基礎的H-O模型對此解釋乏力，因此，技術因素重新回歸至貿易理論家的研究視野，作為重要變量以加強對現實經濟問題的解釋。
20世紀中期經濟增長理論在經濟學中開始復興，這使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經濟增長問題，貿易理論家對貿易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日增。但是受當時貿易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要素稟賦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的影響，Johnson(1955)、Bhagwati(1958)都只是單向地考察了經濟增長的貿易條件效應及對貿易國的福利影響，而沒有研究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貿易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新古典增長理論對于外生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的開創性研究雖然使貿易理論開始關注技術因素對貿易模式和效應變動的影響，但這也僅限于外生技術進步對貿易條件變動的考察，著眼于對貿易國外生經濟增長的比較靜態福利分析(John-son，1958)，卻不能對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做出解釋，也無法直接用技術的變動對現實的國際貿易模式做出合理的說明。隨著國際市場上新產品種類的不斷增加，技術的革新變化顯然比技術差異更加重要，構成了除要素稟賦之外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這誘使貿易理論家開始從單純的技術變化探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貿易模式的變化，從而產生了產品的生命周期理論。
Posner(1961)和Vernon(1966)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從技術創新和技術國際傳播的角度解釋了新產品貿易的產生以及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變動，并對要素稟賦相似發達國家間貿易作出了有力的理論說明。新產品在從開發到生產再到銷售的過程中，各環節投入的性質各不相同，其相對重要性隨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各個國家在特定投入環節上的相對優勢差異顯著，因此在產品發展的各個階段，各國的貿易模式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通過把技術創新、技術傳播引入到貿易理論研究的視域，實現了對國際貿易模式的動態分析，并為技術在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發展奠定了基礎。雖然Pos-ner和Vernon充分意識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內生性，卻把技術進步的原因歸于外生的國家間市場特征的差異，因而沒有把技術進步內生到貿易理論中來，但將技術引進貿易模型本身就是一個創新(克魯格曼，1990)。
技術進入貿易模型表明貿易理論的發展更加關注開放條件下的經濟現實，雖然技術創新和技術進步的處理依然缺少有效的分析框架，而被視作一種外生現象，貿易影響經濟增長的機制也還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對技術進步的關注至少標志著貿易理論的發展在朝著正確的方向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五、技術在新貿易理論中的內生化
技術和技術進步對于貿易模式和貿易利益的影響雖然自斯密以來就開始進入貿易理論家的視野，但卻遲遲沒有被結合到正統的貿易理論模型當中，主要由理論和技術兩方面的原因造成。從理論發展來看。以李嘉圖比較成本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核心的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排除了技術進步分析的可能，因為完全競爭的企業同質分析，意味著單個企業的技術創新會在所有企業間迅速無成本擴散，成為所有企業共享的公共物品，而現實的企業創新要通過市場壟斷彌補前期技術開發的投資成本，這會產生動態規模經濟，導致不完全競爭，因此傳統貿易理論框架內技術變動與一般均衡的靜態配置效應分析無法兼容。從技術上看，在Dixit-Stiglitz(1977)壟斷競爭模型(以下用D-S模型)提出之前，貿易理論領域缺少一個處理遞增收益和產品差異的有效分析工具，雖然張伯倫依賴于語言文字說明和幾何推理的壟斷競爭模型提供了一些原則性框架，但未對技術在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入產生實質性影響。因此，技術在貿易理論模型中內生化的突破性進展是建立在D-S模型和Krug-man等人(1980)新貿易理論基礎之上的。
20世紀70年代，Krugman等人新貿易理論的興起，開始突破傳統貿易理論完全競爭、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以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為基礎研究國際貿易的動因和影響，這為技術進步引起的報酬遞增提供了一個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內生技術進步成為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理，這使貿易理論與現實經濟分析的結合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國家間動態貿易模式及福利變動的分析有了牢固的理論基礎。Krugman等人的新貿易理論對貿易動因的分析是建立在靜態規模經濟之上的，沒有研究動態規模經濟
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因此對貿易利益的分析也主要體現為靜態貿易利益，沒有考察國際貿易的動態經濟增長效應。Krugman(1979)較早意識到新貿易理論的這一不足，因此開始嘗試把技術引進到貿易理論模型中研究動態規模經濟的貿易效應，以此作為對新貿易理論的重要補充。
Krugman利用新貿易理論的技術，在產品周期理論和技術差距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了技術創新對于國際貿易的動態影響以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通過對這兩個模型的擴展，貿易理論首次以形式化的方式把技術引入到貿易模型當中，但是在這兩個擴展的模型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都是外生的，這雖然可以考察技術創新和技術轉移的貿易效應，但是無法對它們產生的原因做出解釋。新增長理論對內生技術創新和國際貿易的關注對克魯格曼產生了重要啟示，使其認識到把內生技術創新引入到新貿易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使其構建了一個把技術和貿易的分析與新貿易理論相聯系的簡單內生技術創新模型(克魯格曼，1990)。在這個模型中，企業為獲得壟斷利潤不斷進行技術創新，相似國家間即使不存在靜態規模經濟，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動態遞增收益和技術外部性，也會使開放經濟獲得高于封閉情況下的經濟增長，這在貿易理論中首次把貿易通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相聯系。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內生增長理論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極大地拓展了國際貿易研究的領域，推動了貿易理論的快速發展，內生增長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在發展中的融合成為經濟學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趨勢(Grossman et al，1991)，國際貿易理論研究開始超越靜態貿易利益的解釋范疇，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成為重要的研究內容。技術是貿易和增長相聯系的重要紐帶，是解釋動態貿易模式發展的理論切入點，技術進步內生化不僅成為經濟增長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成為新貿易理論研究開放條件下增長問題的一個重要支點。開放條件下的內生創新理論在把貿易和經濟增長相聯系的過程中實現了對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的內生化分析，逐漸發展成為新貿易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內生創新理論把技術創新(包括產品創新和過程創新)和技術擴散(模仿)視作理性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經濟活動的結果，技術發達國家以產品創新或過程創新為目的，投入一定的資源進行研究和開發，技術落后國家根據自身的優勢對先發國家的產品和技術進行模仿，兩種類型國家分別獲得在不同產品上的比較優勢，內生技術能力的差別成為國際貿易的重要基礎，國家間貿易模式在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過程中將發生動態的變化。內生創新理論對國際貿易中技術創新和技術傳播的內生分析，為后發國家通過研發補貼等政策提升本國技術進步速度提供了很強的理論支持。
在亞當?斯密提出基于勞動價值論的比較優勢思想以后，國際貿易理論便沿著此邏輯主線不斷發展衍進。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直至當前新新貿易理論，諸貿易理論在不斷放寬前人假設的基礎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實踐解釋上的突破。盡管國際貿易理論在實踐中推陳出新，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解釋力并未減弱。面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外資大量向東南亞轉移以及其他各類新型國際貿易現象，本文提出“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觀點，嘗試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解釋部分中國貿易現象。
所謂“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即在承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基礎上，拓寬一國在多國貿易中的比較優勢分析，認為在多邊貿易中，類似于中國這樣具有復雜國情的大國既可以擁有相對部分國家在勞動要素上的比較優勢，又能夠擁有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從而解釋中國對外貿易中同時存在大量勞動密集型與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問題。
一、 國際貿易現象對現有貿易理論的挑戰
1. 貿易實踐推動理論發展。貿易實踐對理論的挑戰推動了理論的發展創新并不斷催生出理論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與技術進步，國際貿易經歷了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與產品內貿易。最初的產業間貿易在比較優勢理論框架下得到了較為完整的解釋，而二戰后規模迅速擴大的產業內貿易更是使得對古典貿易理論的修正如春筍般產生。在不否認原有比較優勢理論的邏輯框架下，基于規模經濟與不完全競爭市場的新貿易理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解釋指導了當時的貿易實踐。而后在技術進步中，工序間分工愈加細致，由跨國公司主導的產品內貿易也愈加興盛。由此，以Melitz為代表的新新貿易理論興起，并以企業生產率異質性為邏輯起點，從微觀視角說明了企業的貿易行為。
然而，不論在哪個時期，理論對實踐的解釋并不那么完美，針對各種貿易理論的質疑也從未停止。從早期“里昂惕夫悖論”對要素稟賦理論的挑戰，到目前部分學者提出的“生產異質性”悖論對新新貿易理論的沖擊，一次次貿易實踐挑戰的背后涌現出了對貿易實踐的新解釋，也由此推動了理論的發展進步。
2. 比較優勢理論邏輯與發展。
（1）國際貿易理論對比較優勢邏輯的承襲。在亞當?斯密之后，大衛?李嘉圖等繼承了比較優勢的邏輯與勞動價值論的內核并發展出了相對比較優勢理論。20世紀30年代，赫克歇爾與俄林加入了資源稟賦的差異，沿著古典比較優勢理論框架，提出了要素稟賦的差異。而后的新貿易理論盡管放寬了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的假設，但其邏輯根源仍然是比較優勢差異。直至Melitz從微觀企業角度提出對貿易的理解才使得貿易理論最終得以出現新的邏輯突破，但新新貿易理論本身并不否認比較優勢邏輯，其更多地偏重于企業異質性對企業國際經濟行為的選擇。
（2）動態比較優勢理論。在古典貿易理論中，比較優勢理論構建了靜態并應用于兩國的經典模型。而后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母國市場理論、幼稚產業保護理論、規模經濟貿易理論等則都是試圖以比較靜態或是動態的角度試圖完善比較優勢理論。而新時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為動態化描述比較優勢成為了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中，一國要素稟賦將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積累與改變，同時由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產生的影響也將動態改變一國稟賦，這一新發展成為近期研究古典貿易理論的熱點。
除此以外，若突破傳統兩國、兩種要素、兩種商品模型的思維限定，比較優勢還可能具有“二元結構”甚至多元結構，在多國貿易中，類似中國這樣經濟體量巨大、國情復雜的發展中大國，可能既相對發展中國家具有資本稟賦的比較優勢，又可能相對發達國家具有勞動力稟賦的比較優勢。本文將集中對這一多國情況進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嘗試以比較優勢理論說明中國貿易問題。
二、 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對中國貿易現象的解釋
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中國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不論是資本市場還是勞動力市場，多年積累帶來的要素稟賦改變已經使得中國從單一勞動力要素充裕的國家變為勞動力要素與資本要素較為均衡的國家。隨著要素稟賦變化，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也發生著巨大變化；在近年中，中國不僅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同時還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出口產品的貿易附加值也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特別是在外資大量撤離、中國國內制造業面臨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轉型期，本土資本越加重視科研投入與產品研發，但在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優勢依然是其制造業發展的最主要競爭力。
1. 中國的貿易結構。當前，中國的貿易結構構成比較復雜，作為轉型期的發展中大國，中國既大量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也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與世界上絕對多數國家都有著密切的貿易聯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開放后20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一直是公認的勞動力密集型國家，但同時，中國又是接受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在過去20年中，中國參與的國際貿易既在勞動力要素具有極強的競爭力，又能夠在資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強的競爭力。也就是說，由于發展中中國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以及大量外國FDI使得中國具有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以及與此相對應的貿易結構。
而據中國投入產出表，部分學者估算（水麗淑，2014），2007年，我國14個行業每億元進出境口產品對資本需求量分別為3 732.798億元與1 554.500億元，每億元進出口產品勞動需求量分別為265.54萬人及120.74萬人。資本勞動比率則分別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單純從數據分析而言，2007年我國就已經凈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凈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在貿易結構中，我國同時大量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
2. 中國要素稟賦構成與比較優勢。要素稟賦隨著經濟發展動態變化，同時在開放的國際經濟問題中，要素的國際范圍內流動也能夠對要素稟賦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沖擊，從而改變一國初始要素稟賦。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勞動力、土地要素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最主要資源稟賦，這一時期，中國存在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在達到劉易斯拐點之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支撐了中國勞動力市場長期低廉的工資水平，這使得中國在勞動力資源稟賦中具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相比其他國家，中國具有在勞動力資源上的稟賦優勢。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年平均工資為597元；經過改革開放10年后，1988年中國制造業年平均工資為1 710元，年均增幅為11.1%；至199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7 064，1988年～1998年間平均工資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4 192元。
同樣在這一時期，外國資本也開始源源不斷進入中國，中國在發展初期自有資本匱乏，大量的外來資本極大地補充了匱乏的資本要素。198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9.16億美元，2003年，中國外商直接投資535.05億美元，而至2013年，中國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 175.9億美元。因此，相對于自有資本，改革開放以來迅猛增加的外來資本支撐起了中國在資本要素中的比較優勢。
當然，隨著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逐步消失，經濟到達劉易斯拐點，工資勞動成本逐年增加。同時，經濟發展帶來的自有資本積累也使得FDI在中國資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國經濟體量巨大，中西部地區仍然在勞動力成本中具有比較優勢：同樣以2008年中國制造業職工工資水平為例，2008年，制造業工資成本最高的上海為43 678元/年，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時成長積累的資本要素使得中國本土資本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顯。
3. 中國多邊貿易下的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在兩國、兩種要素的國際貿易體系中，一國往往只能在一種要素中擁有比較優勢，因此根據H-O理論，勞動要素充裕的國家出口密集使用勞動要素的產品，而進口密集使用資本要素的產品。而在更為復雜的多國貿易中，假設世界上有經濟體量相當的不發達國家A，發展中國家B，與發達國家C；由于B相對A具有更加完備的基礎設施等條件，使得貿易成本大大低于C與A間的貿易成本；同時，由于C對B國巨量FDI，使得B相對于A具有在資本中的比較優勢，也就是說在三國貿易體系中，B國產生了比較優勢的“二元結構”。
同樣現今國際貿易中，以最終組裝者融入國際生產價值鏈中的中國即充當了上述B國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勞動力以及高質量的外來FDI資本，中國在短時間內擁有了在勞動力與資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較優勢”結構，這一要素稟賦結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即表現為在勞動密集型產品與資本密集型產品中，中國都具有比較優勢。也即轉型期的中國經濟中“剩余勞動力”與FDI是造成比較優勢“二元結構”的最主要影響因素。
三、 中國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未來國際貿易結構
比較優勢概念是國際貿易中最為基本與核心的概念。而亞當斯密提出的比較優勢概念具有“內生性”和“動態性”的本質特征。依靠發展初期的外來資本沖擊與剩余勞動力，中國在短時期內形成了在資本與勞動力上“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然而，比較優勢“內生性”與“動態性”的特點決定了在未來發展中，這一“二元結構”將會再次改變。
1. 中國要素稟賦變化與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動態變化與經濟發展聯系密切，可以說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中要素稟賦變化在國際貿易中的集中表現。對于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劉易斯在《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中指出了要素稟賦變化在發展中經濟體到發達經濟體演進過程中的一般規律：要素稟賦變化首先體現在農村剩余勞動力枯竭，經濟發展跨越劉易斯拐點，而后當農業勞動力邊際產品等于城市工業勞動力邊際產出時，跨越劉易斯第二拐點。這一過程中，資本積累與勞動力成本上升對比較優勢以及該國國際貿易結構都將造成長期影響。
對于中國而言，以蔡P（2007，2013）為代表的大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已經跨過劉易斯轉折點甚至可能已經跨過劉易斯第二轉折點。從數據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總數從34 840萬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萬人，而同期城市職工平均工資則從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與此同時，總從業人員人數增長率持續降低，至2013年，國內從業人員數增長率僅為0.4%。隨著中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將趨于統一，中國在勞動力要素稟賦中的比較優勢也將逐漸消失。
相對于從業人員增長率的逐年下降與勞動工資的逐年上升，國內資本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更是迅猛增長。從外匯并軌后的1994年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從1995年的20 019.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億元，其中，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則從1995年的1 555.3億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億元。外資固定資產投資額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比重從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筆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續存盤法（郭慶旺、賈俊雪，2004）對現有固定資本進行估算，截至2013年，國內固定資本凈值達610 388.8億元。
總結中國資本與勞動力市場要素變化，中國比較優勢“二元結構”將在未來發展中逐步減弱，隨著國內各省區經濟發展收斂，勞動力市場也將逐步統一，中國在勞動力稟賦中的比較優勢逐步減弱，而資本要素比較優勢將持續增強。
2. 中國貿易結構發展與變化趨勢。隨著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單純依靠低廉勞動力成本的對外貿易模式已經逐步減少。高速發展時期“二元”的比較優勢結構也將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時，隨著本土資本的崛起，外資在我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也將逐步減弱。
并且，在我國制造業現行發展階段，通過規模效益重構產業鏈的機遇已經成熟。垂直分離帶來的生產碎片化，為我國實施產業鏈重構帶來了意外的效應，大規模生產組裝已經形成了規模效益。因此，在國際碎片化分工的基礎上，國內資本將對生產片段進行二次組合，打造以自身為核心的垂直一體化產業鏈。結合勞動力成本的提高，未來的貿易結構將更加集中于進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而出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在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中，國內企業將下游組裝生產產業鏈外包也將成為可能。
目前國內電子制造業已經從產品研發設計到品牌銷售實現了諸多有益的嘗試，華為、聯想、小米等電子制造商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功。產業結構實現研發設計與品牌銷售的一體化突破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將更加強化資本技術領域的國際貿易比較優勢而淡化在勞動力要素中的比較優勢。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二元結構”的比較優勢以及由此帶來的貿易結構最終將隨著要素稟賦的動態變化而改變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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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趙曉晨(1956－)，女，天津人，天津財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系教授，經濟學博士，主要從事國際貿易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10－04 收稿日期：2007－03－08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從各國間勞動生產率差異或資源稟賦差異的角度，揭示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以及一國在現存資源和供求力量作用下的最優貿易模式，符合當時自由貿易發展的需要和趨勢，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適用環境發生了變化，其種種缺陷也逐漸顯現出來。特別是它忽略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忽視比較優勢轉化和潛在優勢培育的靜態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該理論的廣泛性和適用性，使其無法對當代國際貿易格局的變化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的迅速崛起，向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引發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興趣。一些經濟學家開始從新的理論視角對同際貿易產生的原因、福利效果等進行闡述和分析，特別是從動態的角度或采用動態分析方法解釋國際貿易的發展及其格局變化。他們放松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假設條件，考慮多種因素和多種變量，特別是加入技術進步和技術擴散因素，住更寬的理論框架和更接近現實的條件下，探討貿易的動態利益或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問題，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逐漸形成。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基本上沿著兩個方向進行，一個是沿著李嘉圖的模型，仍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變量，但從動態角度分析技術變動對貿易模式和各國福利水平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把技術作為一種內生變量，研究技術變動、國際貿易與經濟增長相互之間的關系。
一、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突破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框架，把技術變動引入研究領域，認為技術進步是貿易發展的重要因素。但它把技術作為一種外生的變量，認為技術是無法控制的，是意外偶得的產物，并將技術進步的內涵定義為來源于產品及裝備水平的提高、工藝的改進等。這一理論用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差異來說明國際貿易的流向、國際貿易格局以及發達工業國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與貿易。
(一)動態比較成本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激發了一些經濟學家對這一現象和發展進程的研究興趣。日本經濟學家筱原三代平(1955)從動態的、長期的觀點出發，把生產要素的供求關系、政府政策、各種可利用資源的引進、開放等因素綜合到貿易理論中，從而將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動態化。他認為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過程都是一個動態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而生產要素變化的程度和速度在各個國家和地區之間會有很大差異，由此引起一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相對地位發生變化。對后進國家來說，如果某些產業的產品在生產要素稟賦變化的基礎上由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將極大地改變其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從而獲得動態的比較利益。因此，他強調一國應借助各種手段、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其主要觀點如下：(1)一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比較優勢或劣勢是可以變化的，經濟的發展不僅取決于資源的豐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于政府的支持；(2)一國的國際貿易優勢應與合理的產業結構保持一致；(3)動態比較優勢的形成要借助國家的干預力量，政府應以增強國際競爭力為目的，扶植和促進國內重點產業的發展。其核心思想在于強調后起國的幼稚產業經過扶持，可以由劣勢轉化為優勢，即形成動態比較優勢。該理論成為戰后日本產業結構理論研究的起點，為日本的“貿易立國”思想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雁行理論”與“雁行發展模式”
“雁行產業發展形態論”(簡稱“雁行理論”)最早由日本學者赤松要(Kaname Akamatsu)1932年在《我國經濟發展的綜合原理》一文中提出。他在考察日本棉紡工業發展進程時發現，隨著19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的開放，西方棉紡織品大量涌入，促使近代技術和低工資成本相結合的日本紡織工業迅速成長，并經歷了進口浪潮――國內工業形成――出口浪潮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推移進程在圖形上酷似三只大雁依次展飛，由此赤松要認為，一國主導產業的發展要依次經歷從發達國家進口新產品和新技術、建立和形成與先進國相同的本國產業、向國際市場出口三個階段。這一理論闡釋了國際貿易對后進國的影響，揭示了后進國家參與國際貿易的模式以及實現產業結構升級的途徑。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赤松要與其學生小島清及其他學者進一步將“雁行理論”擴展于形容20世紀60－80年代東亞各國、各地區產業分工與梯度轉移以及經濟依次起飛的動態過程，并形象地稱之為“雁行發展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該模式認為，按照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技術先進、資金雄厚的日本居于東亞經濟發展的雁頭地位，主要從事技術開發并進行產業轉移，帶動該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一定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四小龍”，可以積極利用日本的資金、技術和市場，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部分技術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又將失去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東盟國家，因而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是東亞經濟發展的雁身。作為雁尾的東盟和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中國，具有豐富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利用日本和“四小龍”產業結構轉移的機會，主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并奮力追趕、努力在產業結構升級和比較優勢轉換的階梯上攀升。由此，東亞國家按照“日本－四小龍－東盟、中國”的產業轉移順序，呈現出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多層次趕超的格局。
(三)周期理論
西方經濟學家在研究戰后工業品貿易時，根據國際間技術創新和技術擴散以及產品更新和仿制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提出了技術周期說(亦稱技術差距理論或模仿時滯說)和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從新技術和新產品在市場的周期運動以及由此引起的要素變化和在技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國家之間擴散、轉移的角度，論述比較優勢的轉換。這一理論不僅闡釋了技術差異是國際貿易的重要因素，而且認為比技術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技術變化，即技術差異的動態因素?；?/p>
這一認識，該理論試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動態變化過程。
1．技術周期說
技術差距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經濟學家波斯納(Posner)。他于1961年10月在《牛津經濟論叢》上發表了題為《國際貿易和技術變化》的論文。波斯納放松了赫-俄模型關于貿易國之間具有相同技術的假定，把科學技術看成是一種獨立的生產要素，強調技術在比較優勢形成中的決定作用。他認為各個國家技術進步的程度是不同的，技術創新國在一定時期內(技術尚未擴散的情況下)，由于擁有新技術而在某種商品生產上處于世界壟斷地位，而其他國家則與創新國之間存在著一個技術差距(Technology gap)或稱模仿滯后(Imitation lag)，這種差距引起了該產品的國際貿易。雖然技術處于領先的國家具有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但由于這種技術會通過專利轉讓、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示范效應等逐步傳播和擴散到其他國家，因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新技術終將被其他國家所掌握。于是，因技術差距而產生的某種產品的國際貿易將逐步減少，直至其他國家能夠生產出滿足其全部需要的該種產品時而終止。
在這里波斯納提出模仿“時滯”或稱“滯后”的概念。他認為，一項技術從一個國家傳人或擴散到另一個國家有一個時滯。即從技術創新國新產品問世到進口國仿制生產、進口變為零的時間差距。他將這種兩國之間從技術差距產生到技術差距消失的過程稱之為一個技術周期，即模仿時滯。這一過程的長短取決于進口國的收入因素、消費者對新產品的認識、廠商的反應、進口國獲得技術的渠道、消化吸收能力等
技術周期說從技術變化的角度說明了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論述了技術同比較優勢產生和轉移的關系，隱含著技術水平、摹仿能力和創新能力是企業獲得優勢地位的重要因素的思想，從而把比較優勢產生和變化的根源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使我們認識到從動態角度看，建立在技術差異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優勢并非長期固定在一個特定的國家，而是隨著技術的傳播而轉移。如果技術發明國不能不斷發明新的技術，它的技術優勢和由此產生的貿易優勢就會逐漸消失。
2．產品生命周期論
技術的生命周期使市場上的產品競爭優勢發生變化，引起產品的生命周期。它是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弗農(Ray－mond Vernon)創立。弗農在1966年5月《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題為《產品周期中的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產品如同生物一樣，有誕生、成長、成熟、衰亡的生命周期，并將這一周期劃分為新產品、成熟產品和標準產品3個階段。之后，美國學者威爾斯(Wells)進一步發展了弗農的產品生命周期學說，更詳細地把產品周期劃分為5個階段。
雖然不同的學者對產品生命周期的具體劃分方法和稱謂不同，但實質內涵是一樣的，都是指產品所經歷的從發明、應用、推廣到市場飽和、衰落進而被其他產品所替代的過程。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將產品的不同階段與研究開發、技術投入、資本投入以及勞動等要素流動結合起來，認為當一種產品在它的生命周期中運動時，生產要素的比例會發生規律性的變化，由技術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資本密集型產品，再轉變為勞動密集型產品；比較優勢也隨之從技術力量雄厚的創新國轉移到其他發達國家，最后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從而從動態的角度揭示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比較優勢不斷轉化的過程。
(四)比較優勢階梯論
巴拉薩(Balassa，1977)從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要素比例變化的角度完善了傳統比較優勢理論，提出比較優勢階梯論(也稱比較優勢階段論)。他認為，在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中，不同國家之間客觀上存在著比較優勢的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包括生產要素稟賦在內的一切經濟因素都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體現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相對密集使用程度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中。
巴拉薩認為，在國際分工的類型和經濟發展階段之間排列著許多階梯，并將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劃分為不同類型：處在第一階梯的是發達國家；第二階梯是亞洲“四小龍”和拉美的巴西等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階梯的為次級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東盟(除新加坡)、中國和印度等國；最低一層是其他發展中同家和地區。在這一階梯式發展格局中，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分別發展各自的新興產業，同時將失去優勢的產業轉移給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實施出口導向戰略的落后國家通過承接發達國家轉移的產業，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進入更高的經濟和貿易發展階梯，從而呈現出階梯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過程。
雖然上述將技術作為外生變量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它已經認識到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素稟賦比例變化、特別是技術變化的重要性，承認比較優勢的動態發展與轉移，部分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及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崛起的現象，將傳統比較優勢理論的研究向前推進了一步。
二、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
在把技術因素引入貿易發展及貿易格局之后，一些經濟學家開始了更深的思考。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國際貿易與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的關系來進行，突出的特點是把技術作為內生變量，從技術進步的角度解釋國際貿易的增長、國際貿易模式、國際貿易格局以及國際分工變化等，研究比較優勢的內生性與動態轉移。技術作為內生變量的貿易理論認為，技術和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獲得或通過投資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強調規模報酬遞增、不完全競爭、知識創新與經驗積累。這些理論明確了技術的來源和傳播擴散途徑，闡釋了技術創新、技術擴散、邊干邊學等經濟活動對比較優勢的影響，以及后進國家如何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創新逐步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從而突破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靜態分析的框架，也克服了將技術視為外生變量的貿易理論的缺陷，使國際貿易理論具有更加寬泛的基礎和適用性，從而將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的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
(一)“干中學”與“技術外溢”
1．“干中學”
“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是指落后的國家或行業不用經過專門的研究與開發，而是在技術外溢的過程中通過邊干邊學獲取先進技術?！案芍袑W”一般是與技術外溢相伴而行的，因此，二者有時很難截然分開。
“干中學”的概念源于阿羅(Arrow，1962)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從干中學的經濟含義》一文。阿羅認為，外生變量不能說明經濟增長的動力與過程。在他所構建的模型中，知識本身就是一種生產要素，有關生產方法的知識積累是通過“學”來完成的，學習是經驗的產物，并不只是時間的函數，且這種經驗主要來自于“干”。知識增長與生產技術的提高主要是因生產而積累經驗的結果；技術進步是知識的產
物、學習的結果，而學習又是經驗的不斷總結；經驗來自行動，經驗的積累就體現于技術進步之上。阿羅強調實踐學習的重要作用，認為學習有兩個效應：一是由于生產了更多的資本品而積累了更多的知識，使下一代資本品所含的技術水平得以提高；二是由于知識非獨享性的溢出效應，使所有勞動力和固定資產在生產最終產品時的效率都能有所提高。美國經濟學家保爾?羅默(1986)進一步發展了這種思想。他認為知識和技術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推動力。
2．技術外溢
技術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s)是指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時，自然而然輸出技術的結果。它與技術創新不同，不需要大量投資和研究，因此他是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
20世紀80年代后期，克魯格曼(Krugman，1987)和盧卡斯(Lucas，1988)分別討論了技術外溢的問題。在他們看來，所謂技術變動或技術進步并非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發明。在許多情況下，技術進步只是學到了別人已有的先進技術。這種學習過程有時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從事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時自然產生的副產品。作為先進技術的擁有者，有時也并非有意轉讓或傳播他們的技術，而是在貿易或其他經濟行為中自然地輸出了技術，稱為“技術外溢”。不管什么技術，都有一個外溢的過程，國際貿易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干中學”式的技術進步大部分是從這種技術外溢中獲得的。
(二)瑞丁模型
倫敦經濟學院教授史蒂芬?瑞丁(Stephen Redding)1999年發表了題為《動態比較優勢與貿易的福利效果》的論文，認為在技術內生的情況下，比較優勢并不是永恒不變的，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演進的。
瑞丁以從表面上看雖不具備比較優勢但卻由于具有潛在優勢和獲得政府的扶植而迅速發展起來的韓國鋼鐵產業為例，引出比較優勢的變化問題。瑞丁認為，發展中國家常常會面臨這樣一種選擇：在當前已經具備比較優勢的低技術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或是進入雖然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卻在將來可以通過生產率增長潛能的發揮而獲得比較優勢的部門(如高技術部門)，或者說是在當前的靜態比較優勢和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之間進行權衡。但在自由貿易體制下，比較優勢原理要求一國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或者說靜態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由于該國各部門生產率增長的潛能未被完全發掘，因此可能導致該國不能在具有潛在的生產率增長相對大于其貿易伙伴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結果造成動態福利損失，違背了其長遠利益。這說明，一國當前的比較優勢模式可能與其長遠的利益相違背，所以按照當前的比較優勢從事專業化生產未必福利最大，甚至有可能帶來經濟福利上的損失。因此，為避免這種情況，應該追求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而發展動態比較優勢的必要條件是政府的政策干預。政府的政策能夠使一國在當前缺乏比較優勢、但相對于其他國家卻有巨大“干中學”潛力或生產率增長潛力的部門從事專業化生產，使靜態比較優勢的初始模式發生逆轉，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優勢。
瑞丁的理論為那些雖目前在某些產業上不具比較優勢，但卻可能存在著巨大潛能的發展中國家實施積極的政府政策干預，并通過對外貿易、引進和模仿，獲得生產率的快速增長、從而促進比較優勢的轉換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澳大利亞華人楊小凱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傳統貿易理論進行了重新思考，進一步突破了傳統優勢理論的框架，創立了新興古典經濟學。楊小凱的內生比較優勢理論可以概括為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興古典增長模型兩個方面。
1．新興古典貿易理論――內生比較優勢理論
所謂內生比較優勢是指比較優勢可以通過后天的專業化學習或通過技術創新與經驗積累人為創造出來，它強調的是比較優勢的內生性和動態性。楊小凱以事前和事后的生產率差別把比較優勢區分為內生比較優勢和外生比較優勢。他認為，內生比較優勢是由對生產方式和專業化水平的事后選擇產生的，這種內生比較和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天生生產條件完全相同的國家之間產生?；蛘哒f由于選擇不同專業方向的決策造成的事后生產率差別稱作內生比較優勢。外生比較優勢則是指由于天生條件的差別產生的一種特別的貿易好處，它是以外生給定的技術和稟賦差異為基礎的比較優勢，即外生比較優勢是由事前的差別引起的。楊小凱認為專業化分工導致人力資本與知識的積累，從而產生內生比較優勢。
在楊小凱(2002)的內生貿易模型中，每個人的天生條件可能相同，人們之間不一定有與生俱來的差別，即可能不存在外生比較優勢。那么內生比較優勢是如何產生且隨著分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呢?楊小凱認為，分工后的總合生產力水平之所以高于自給自足水平，原因在于分工可以節省重復學習的費用。楊小凱認為，這種基于分工的發展而后天不斷創造出來的比較優勢具有重要意義。他認為，內生絕對優勢有可能在外生比較優勢不存在時出現。如果我們接受先天的生產率差異(即外生比較優勢)作為分工的條件，就會導致貿易產品、方向和格局的靜態化，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為分工的結果出現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則預示著一國貿易動態發展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可能性?；诜止ぴ斐缮a率差異的內生比較優勢能夠隨著分工的逐步發展而不斷演進，而且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是加速知識積累和生產率內生進展的動力?；诜止ず蛯I化的內生比較優勢的演進就成為一國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的持續不斷的源泉。因此，這種后天的比較優勢就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增長。將這種模型發展到有中間產品的情形，可以用來解釋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落后國的產業升級等現象。
2．新興古典增長模型――熟能生巧
一、問題的提出
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分析絕對優勢貿易理論與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方法有：表上作業法、公式法、局部均衡分析法、一般均衡分析法。但表上作業法的國際交換價格需要依據兩國的兩種產品的總產出之比得出，公式法中只能說明貿易模式但不能說明貿易得利，局部均衡分析法的貿易參與方各自的供需方程難以得到。古典自由貿易理論有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理論，由于當時經濟學分析方法的發展才起步，所以當時亞當·斯密與大衛·李嘉圖運用表上作業法分析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但表上作業法中的假定過于簡單，之后的經濟學發展表明在不同效用函數水平下世界交換價格是不同的。直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及哈伯勒提出的機會成本理論被引入之后才使古典貿易理論分析方法進行了創新，分析中必做滿足三個條件：一是生產者角度獲取最大利潤或最小成本，也就是邊際轉換率要等于相對價格。二是消費者角度獲取最大效用，也就是邊際替代率要等于相對價格。三是封閉時市場出清，自由貿易時則貿易平衡。
國際貿易或國際經濟學教材中對古典貿易理論分析一般基于局部均衡分析與一般均衡分析，在局部均衡分析中要知道世界價格與國內供給與需求方程后再分析消費者剩余與生產者剩余，從而說明自由貿易對貿易參與方是雙贏的，從而增加貿易雙方國家的整體福利水平。但世界價格是貿易雙方的貿易方程最終均衡形成的，所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中先假定世界價格是有些勉強的。如果知道兩國的勞動力、勞動生產率與效用函數情況進行一般均衡分析更加能夠準確地說明古典自由貿易理論。
二、實例分析絕對優勢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現有英美兩國各有20單位的勞動，英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20與8，美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10與12，如果兩國的福利函數都為U=XY。（設布為X產品，小麥為Y產品）。
一是求各國的生產可能性（PPF）方程并圖示之：
二是求封閉狀態下均衡時各國的生產與消費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兩國實行自由貿易且均衡，各國的貿易模式是什么？各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分別是多少？此時各國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圖上對上述兩問進行分析。
分析：從絕對勞動勞動生產率可以看出，在自由貿易時，英國在布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美國在小麥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優勢。
第一，英國的PPF為X/20+Y/8=20即：Y=-0.4X+160 ①
美國的PPF為X/10+Y/12=20即：Y=-1.2X+240 ②
第二，因為U=XY，MUx=Y，MUy=X，為保證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閉時：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英國：由MUx/MUy=Y/X=Px/Py，Y/X=0.4，Y=0.4X，代入到（1）式有X=200，Y=80；美國：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②式有X=100，Y=120
封閉時市場出清。英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200的布與80的小麥。同理，美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00的布與120的小麥。此時的福利水平：英國的U=200*80=16000，美國的U=100*120=12000
由方程①與②有英國布的相對價格是0.4，美國的布的相對價格是1.2，所以在自由貿易時，英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布，進口小麥；美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小麥，進口布。由①式此時布的總產出為400，由②式小麥的總產出為240，所以布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x/Py=240/400=0.6。而且此時的消費可能性（CPC）方程為
Y=-0.6X+240 ③
兩國的MUx/MUy=Y/X=Px/Py=0.6，有Y=0.6X，代入③式中有X=200，Y=120
此時英國出口的布為400-200=200，進口小麥為120-0=120；美國出口的小麥為240-120=120，進口的布為120-0=120。此時的福利都為U=120*200=24000
圖示分析如圖1所示：
三、實例分析比較優勢理論的一般均衡分析
假定現有中美兩國各有60與20單位的勞動，中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是5與3，美國在布與小麥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分別10與12，如果兩國的福利函數都為U=XY。（設布為X產品，小麥為Y產品）
一是求各國的生產可能性方程（PPF）并圖示之。
二是求封閉狀態下均衡時各國的生產與消費量及福利水平。
三是如果兩國實行自由貿易且均衡，各國的貿易模式是什么？各國的進、出口貿易規模分別是多少？此時各國的福利水平是多少？
四是在同一圖上對上述兩問進行分析。
分析：從絕對勞動勞動生產率可以看出，美國在布與小麥的生產上都具有絕對優勢，中國在布與小麥的生產上具有絕對劣勢，但是可以看出在布的生產上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2倍，在小麥的生產上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是中國的4倍，所以兩國自由貿易時，美國在小麥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中國在布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
第一，中國的PPF為X/5+Y/3=60即：Y=-0.6X+180 ④
美國的PPF為X/10+Y/12=20即：Y=-1.2X+240 ⑤
第二，因為U=XY，MUx=Y，MUy=X，為保證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封閉時：為求最大福利，一定有中國：由MUx/MUy=Y/X=Px/Py，Y/X=0.6，Y=0.6X，代入到④式有X=150，Y=90；美國：由MUx/MUy=Y/X=Px/Py，Y/X=1.2，Y=1.2X，代入到⑤式有X=100，Y=120
封閉時市場出清。中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50的布與80的小麥。同理，美國的生產點與消費點重合，都是100的布與120的小麥。
此時的福利水平：中國的U=150*90=13500，美國的U=100*120=12000
第三，由方程④與⑤有中國的英國布的相對價格是0.6，美國的布的相對價格是1.2，所以自由貿易時，中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布，進口小麥；美國應該完全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小麥，進口布。
由④式此時布的總產出為300，由⑤式小麥的總產出為240，所以布的國際相對價格為Px/Py=240/300=0.8。而且此時的消費可能性方程為
Y=-0.8X+240 ⑥
兩國的MUx/MUy=Y/X=Px/Py=0.8，有Y=0.8X，代入⑥式中有X=150，Y=120
此時中國出口的布為300-150=150，進口小麥為120-0=120；美國出口的小麥為240-120=120，進口的布為150-0=150。
此時的福利都為U=120*150=18000
圖示分析如圖2所示：
四、對比較優勢的理論的進一步分析
通過這兩個實例分析古典自由貿易理論中的絕對優勢與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當然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影響更大，但同時要說明的是國內對比較優勢貿易理論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對比較優勢的陷阱的解讀遠不如比較優勢理論。在大衛·李嘉圖模型中，貿易開放會導致生產完全專業化于比較優勢產業，而比較劣勢產業會被淘汰。這個結論源于大衛·李嘉圖模型的單一生產要素假定，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大衛·李嘉圖模型是靜態比較優勢，而不是比較優勢的動態變化，大衛·李嘉圖模型的單一生產要素假定使得這個模型不能用來分析貿易開放的收入分配效應以及由此引出的貿易政策問題。為了分析動態比較優勢，美國學者VERON將產品周期理論運用于國際貿易的動態比較優勢分析，美國學者POETER基于競爭優勢理論提出了鉆石模型，這兩個分析動態比較優勢的理論都認為應該從國家層面培育創新能力，實行技術創新。另外從注重需求上構筑國際銷售渠道建設，這樣才能使我國從貿易大國變為貿易強國，提升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從而達到緩解國際貿易糾紛與摩擦的目的。
參考文獻：
一、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
經濟增長理論是研究外貿增長方式的理論基礎，它為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界定和分類提供了理論依據，并為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綜合分析提供了方法支持。
經濟增長是現代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通常情況下,經濟增長指一個總經濟體的增長,主要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GDP等指標的增長。在現代經濟學中,經濟增長不再僅僅被看作是經濟總量的擴張,而被看作是一種綜合性的社會現象。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和增長方式的內涵，本文將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定義為:為提高對外貿易增長的要素使用效率，實現外貿高速、高質增長的方式。對外貿易增長方式的內容有很多，如促進外貿增長的要素組合方式、出口商品結構、技術創新、外貿體制、貿易政策以及企業行為等。外貿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經濟發展則是外貿增長的基礎，因此，經濟增長方式與外貿增長方式的內涵在本質上具有相似之處，外貿增長方式只是經濟增長方式的延伸，更注重國與國優勢的比較和外部環境的變化。所以，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緊密相關、互相融合，是一個統一的過程。
二、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相關理論及經濟學闡釋
轉變外貿增長方式，尋求一種合理的外貿增長途徑和運作機制，實質上就是追求貿易利益的可持續性增長即國家福利的擴大和貿易條件的改善，也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動態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持續獲得。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不同階段的外貿增長方式與該階段的比較優勢緊密相關，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外貿增長方式也隨之轉變，比較優勢動態轉換與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互動融合、相互統一。
傳統的貿易理論主要以比較優勢理論和要素稟賦理論為代表。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于1817年在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基礎上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他認為，一國不一定要專門生產本國與別國相比具有絕對優勢的產品，而只要專門生產本國與別國相比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便可進行貿易，并且同樣能從中獲利。
后來的“里昂惕夫之謎”顯露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的局限性，促使經濟學家超越H－O理論去尋求新的有關貿易基礎的理論解釋。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根據國際貿易的新情況和新特點，逐漸形成了與傳統貿易理論不同的現代貿易理論。
傳統的貿易理論和現代貿易理論從不同的方面介紹了各國進行貿易的基礎，而一個國家或地區外貿增長方式的選擇也是建立在一定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不同階段的外貿方式與該外貿階段的比較優勢緊密相關，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與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相互統一，比較優勢的創造要求外貿增長方式不斷向集約型轉變，而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也促進了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浙江省外貿增長方式的綜合評價
1、對外貿易的理性開放度
總的來說，浙江外貿的起點比較低。1970年外貿進出口值僅為773萬美元，改革開放后上升較快，1978年上升到7011萬美元，1985年進出口總額為112322萬美元，1978 到1985環比增長40%以上，這一段是增量小，增速快。1986年后浙江外貿繼續保持快速增長。除了1996至1998年速度有所減緩，2002年后，增長更加快速。外貿依存度總體保持上升的趨勢，并且大致可以分成三段：在1991年之前增長緩慢，一直在20%以下，與之相應的是浙江經濟以及對外貿易基點還比較低，增長比較快；在上世紀90年代之后浙江經濟快速增長，1991年浙江生產總值首次超過1000億元，對外貿易量上的增長也逐漸加快，1992到1999年間，對外貿易依存度在20%到30%之間震蕩；進入2000年, 外貿依存度快速上升，2006年達到了70%左右，浙江國民經濟對對外貿易的依賴已經到達一個比較深的程度。
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上升，表現了浙江經濟對外開放的力度較大?？v觀諸多貿易強國的發展史,其外貿依存度均是逐步攀升，繼而回落并保持在某一合理范圍內波動。據此，浙江對外貿易的發展符合對外貿易發展的內在的規律性或必然性的要求，即浙江對外貿易依存度應將趨于合理。
2、貿易商品結構的合理度
(一)貿易利益理論分析的歷程
貿易利益理論分析的歷程大致經歷三個階段。
1.古典貿易理論中絕對利益論的分析。絕對利益理論分析的創始人是亞當斯密。他通過對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的分析，論述了社會分工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財富增值，以此為前提提出他著名的“絕對利益論”。其主要內容是指：如果每一個國家都按照絕對有利的生產條件去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彼此進行交換，則對所有交換國家都是有利的。各國都按照各自有利條件進行分工和交換，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將會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物質財富。這種由生產上的絕對優勢、成本上的絕對差異所帶來的貿易上的絕對利益，正是各國開展對外貿易的內在動因。斯密批評了重商主義的對外貿易財富觀，認為對外貿易的利益并不在于金銀的流入，并很直覺地給予了三方面的回答：(i)從使用價值的角度看，對外貿易利益在于“輸出他們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勞動年產物的剩余部分，換回他們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過以剩余物品換取其他物品來滿足他們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們的享受”。[1](2)從交換價值的角度看，“對外貿易的.利益在于增加一國的價值總量，從而實現本國社會勞動的節省”。[2](3)—國在向世界市場開放以前，存在著國內沒有需求的勞動產品。因此，出口貿易為國內的剩余產品解決了出路問題。
斯密的這一原理闡明了國際貿易的利益和格局，揭示了對外貿易利益的形成基礎，拉開了國際貿易利益分析的序幕。
2.比較利益論的分析。絕對利益論未能解決--國沒有產品在生產上處于絕對優勢即在貿易上沒有絕對利益的情況下，參加國際貿易是否能取得貿易利益的問題。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論”圓滿地回答了這一問題。比較利益論的基本內容是：各國都專門生產對自己的自然條件較有利、成本較低的商品，不生產或少生產對自己無利或少利的商品，通過國際貿易彼此都會得到貿易利益。這種貿易上的比較利益，正是國際分工和各國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的動因所在。比較利益論之所以能夠在國際貿易理論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就在于它反映了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包含了貿易互利性的科學內涵，從而為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樹立了一個較好的理論模式。各國都生產自己具有相對有利條件的商品進行交換，就可以獲得用相對較少的勞動耗費取得較多的使用價值的好處。
穆勒作為資產階級古典學派的集大成者，以其貿易利益觀出發，借助國際價值論，進一步闡述了比較利益論。他認為，對外貿易可以為一國帶來直接利益和間接利益，回答了李嘉圖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兩國實際交換比例的決定因素，并指出：產生比較利益的兩國產品交換比率的界限，是由各國國內的交換比率所決定的，要使兩國間的貿易得以真正進行，必須在以上界限內有一個現實的使貿易雙方都能得到比較利益的交換比率，即國際貿易交換條件。與供給因素決定交換界限相對，兩國間的相互需求則對交換比率起決定性作用，它又具體表現為一國對另一國產品的需求彈性。
總之，古典貿易理論是把貿易利益問題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問題來加以探討的。目的在于通過論證分析，對是否應該大力發展對外貿易以及發展對外貿易是否與閉關自守存在利益損失等問題作出規范性的判斷。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化程度的加深，外貿在各國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將日益加強和提高，貿易利益也遠遠超出了靜態利益的范疇。面對變化著的國際貿易，國內外經濟學者對貿易利益的認識也逐漸超越靜態，走上探索貿易利益動態化的歷程。
3.貿易利益的現代分析。在古典經濟學家對貿易利益作了規范性判斷的基礎上，馬歇爾及以后的經濟學家在對對外貿易作一般分析的同時，著重論證了對外貿易對一國經濟所帶來的單向利益。
馬歇爾首次提出了對外貿易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利益問題，作出了“決定各國經濟進步的原因是屬于國際貿易研究的范圍”[3]的著名論證。并從貿易結構和戰略的角度來衡量對外貿易所帶來的利益。本世紀30年代初和50年代末，羅伯特遜和R納克斯分別提出和發展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進一步補充了這一學說。他們除繼承對外貿易靜態的或直接的貿易利益論外，還闡述了對外貿易動態或間接的貿易利益。并認為，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特別是出U的高速增長會帶來以下幾個重要的動態利益：(1)出口擴大意味著進口能力的提高。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2)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的投資流向發生變化，資本會越來越集中在比較優勢的領域。(3)規模經濟利益。(4)出口擴大還會加強部門之間的相互聯系，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5)出口的不斷擴大會鼓勵外國資本的流人。(6)在世界市場上進行的激烈競爭會使國內出口產業以及與之相關產業改進質量，降低成本，從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二)貿易利益理論下對外貿易經濟效益的理論基礎
隨著當今國際貿易的發展，貿易利益呈現增強的態勢，在此情況下，我們應該客觀地評價外貿易理論中貿易利益的分析。只有這樣，才能實事求是的、客觀的為對外貿易經濟效益奠定理論基礎。
現代經濟學認為，商品生產不僅取決于各種傳統的生產要素（即勞動、資本、土地和企業家經營管理能力）的數量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取決于組合上述各種生產要素的技術。因為技術不僅可以節約稀缺的經濟資源，同時在給定的要素規模條件下可以實現更大的產出和生產更多樣化的產品。事實上，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早已肯定了技術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影響，只不過當時強調的是“技術”的績效——勞動生產率而已。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已經突破了以俄克歇爾-奧林-薩繆爾森（H-O-S）為代表的新古典要素稟賦模型，其中尤以“新要素稟賦理論”、“貿易技術論”、“市場結構論”和“動態比較優勢論”等為代表。
“新要素稟賦理論”與H-O-S模型的區別在于：其一，從“勞動”這一傳統生產要素中分離出熟練勞動（即人力資本）和非熟練勞動。其二，將知識也視為一國的稟賦之一。通過研究和開發（R＆D）產生的知識，既可以體現在勞動力上，也可以體現在資本上。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其隱含了一國在動態意義上可以創造比較優勢的可能性。其三，將“技術”變量引入要素稟賦模型，如同傳統的勞動和資本一樣，強調創新對貿易模式的影響。技術變量主要借助研究人員的數量和質量、R＆D支出水平和具體的創新數據來表示?！靶乱胤A賦理論”雖然通過增加人力資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比較成功地解釋了國際貿易的模式，但是沒有觸及要素稟賦理論的核心問題：首先，理論中沒有徹底解決“技術”的待遇問題。因為“新要素稟賦理論”雖然將“技術”視為要素之一，但是既沒有探討高低技術能力共存以及相應地對相對生產力和相對增長模式所造成的影響，同時也忽略了“技術”的動態特征。其次，“新要素稟賦理論”將生產要素看作是貿易流向的內生決定因素。事實上，資本、人力資本和知識等幾乎所有的要素都是在不斷變更著的，因此不能以靜態的眼光將要素看作是一國固定的“稟賦”。
“貿易技術論”將技術差異視作貿易的主要決定因素。在波斯納的“貿易技術差距模型”中，一國由于發現了某種新產品和新工序而獲得了暫時的比較優勢，直到其競爭對手具有了相應的創新模仿能力，創新國才會喪失這種比較優勢。但是，由于創新國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可以不斷地通過新的創新取代被競爭對手模仿的舊創新，進而在各階段始終保持比較優勢。在海什和弗農的“產品周期理論”中，假定一國在創新生產上具有優勢，在商品生產的初期，生產需要較高的技術水平、商品價格較高、產量較低，加上接近市場有助于接受消費者的信息反饋和進行相關的服務，生產在創新國進行；隨著商品的成熟和標準化，價格下降、生產時間變長，商品生產可以轉移到其他具有成本優勢的國家；創新國繼而可以生產另一種新產品?？梢姡瑹o論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還是“產品周期理論”都認為創新國會出口新產品；都強調在引進一種新技術對產品生產定位影響中的時間的重要性；都認為新產品的生產和R＆D密集型產品的生產應該位于技術能力發達的國家。但是，“貿易技術差距模型”和“產品周期理論”忽略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是時間，時間會使產品趨于標準化，增加成本的重要性；其二是技術擴散，技術擴散會提高外國生產新產品和模仿現有產品的能力。
“市場結構論”又被稱之為“新貿易理論”，主要用以解釋產業內貿易現象。該理論不僅增加了對國際經濟的需求方面的考慮，同時將有關的理論研究置于不完全競爭框架之下，強調了壟斷力量、規模經濟和產品差異性對貿易模式的影響、“市場結構論”對“技術”的處理有兩種方式：其一，將“技術”視作產品差異性的一個重要因素；其二，在布蘭德和斯班瑟的模型中，“技術”是一國攫取壟斷租金的一種策略性資源。
“動態比較優勢論”強調技術創新和技術積累（即知識）對比較優勢的影響。在格羅斯曼和海爾普曼的模型中，將比較優勢定義為R＆D與制造相對效率的跨國差異。該模型的主要觀點是：通過研究經驗的積累促進R＆D生產率的提高，從而獲得比較優勢，并借助規模收益遞增而提高一國的增長率。克魯格曼模型的結論也很相似：由于“邊干邊學”會增加知識的積累，因此比較優勢是建立在學習的差異的基礎之上的。
總之，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可以區分為三個主要的方面：其一是新古典論，將比較優勢置于一般均衡框架之中，對現有的貿易模式進行了要素稟賦上的解釋：“新要素稟賦論”拓寬了生產要素的范疇，最終考慮了內生技術的動態意義。其二，從產業經濟學中引申出來的國際貿易理論的“市場結構論”，將諸如壟斷力量和規模經濟等不完全競爭特征引入國際經濟學，而“市場結構論”和H-O-S模型從某種意義上看也不是必然矛盾的。其三，是那些既不能歸入新古典理論、也沒有被主流貿易理論吸收的學說。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新技術理論”認為“在出口績效與R＆D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聯系”，雖然“新技術理論”將“技術”置于核心位置，但是仍然難以將“技術”融入新古典模型之中；同時也忽略了作為“技術”核心特征的那些來自于壟斷力量和技術變化等的動態意義，堅持一國經濟的專業化模式仍然呈中性增長。為了解決上述這些問題，熊比特關于創新的觀點被結合到新貿易技術論之中：一方面，技術差距學說與技術進化論相結合，說明了技術差距對增長和專業化模式的動態含義；另一方面，技術的廠商特有性質和壟斷力量與成功的創新相結合，用來解釋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廠商維持技術優勢的目的。
二、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一般影響
如上所述，當代的貿易理論認為，在從靜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動態意義上，技術創新是維系動態比較優勢的關鍵。無論是對初始的貿易出口國、還是對初始的貿易進口國而言，都存在著這樣的事實：一方面，為了獲得或維系比較優勢，國際貿易成為國內技術創新的根本動力；另一方面，伴隨國際貿易的技術溢出、轉移或擴散，既能刺激初始創新國的再創新意識，也能削弱其比較優勢。
國際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表明，技術創新是國際貿易的主要基礎之一。因此，貿易出口國往往是某種技術領先的國家。國際貿易對于出口國，或現實世界中的技術發達國家的技術創新而言具有以下幾方面的影響：其一，在靜態意義上，只有技術創新，才可能有新產品和新工藝，才能具備出口的潛力；因此，一國只有進行充分有效的技術創新，才能保持相應的比較優勢，進而將這種創新優勢體現在相應產品的凈出口增長上。其二，如果信息對稱的話，國際貿易會借助進口國的市場反饋促進商品輸出國的技術改進，或帶來新一輪的技術創新活動。其三，在動態意義上，伴隨國際貿易的展開，商品輸出國的創新優勢會隨著各種技術擴散的發生逐漸消失。其效果無非是，要么放任自由，在特定技術創新逐漸消失的過程中喪失相應商品的凈出口地位；要么改進技術或從事新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后者往往會達到刺激初始出口國的技術創新能力的效果。其四，出口國通過初始出口所獲得的貿易利得也有助于增強其開展創新活動的能力，因此，初始技術領先國在某種意義上講，擁有一種“先發優勢”。這種優勢如果不被外界經濟事件打斷的話，對本國的技術創新而言，不僅能持續下去，有時極有可能出現加速發展的趨勢。其五，國際技術貿易雖然意味著技術創新的擴散，但是對于技術輸出國而言，其輸出的技術往往是次重要、次核心、次關鍵和次新的技術，其在本國的收益率已經明顯處于下降通道之中，因此適時地將其出售并獲得較好回報，對于新一輪的技術創新而言是一件好事。
倘若就技術落后國家而言，國際貿易對技術創新的影響主要依賴于以下幾個渠道：其一，國際商品貿易將新產品輸入發展中國家的同時，給輸入國帶來了模仿生產的動機，而模仿生產的本質就是一種學習新技術、新工藝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溢出開始發生，輸入國的技術創新水平有所增強。其二，由于輸入商品的競爭力會影響到當地廠商的市場份額，國際貿易也會間接地刺激當地廠商的技術創新活動，以期達到抗衡的目的。其三，如果輸入商品本身擁有相當的技術含量或技術訣竅，往往伴隨國際貿易的是各種形式的技術指導，由此技術創新會在不同程度上擴散到輸入國。其四，在國際貿易的準備階段，為了便于進口方了解產品的性能，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商品認知的差異，輸出方會在一定限度內展示其產品的特性，由此導致技術創新的部分流失，一旦貿易談判破滅，這種擴散往往不能得到相應的補償。其五，國際技術貿易是技術創新擴散最為直接的方式，它不僅會對技術引進國的技術存量具有積極有效的影響，同時由于引進國的市場需求狀況、人力資本、生產設備等等諸方面與輸出國存在著的較大差距，因此會刺激引進國的“二次創新”或適應性創新?？傊?，通過以上種種方式，最終會增強輸入國的整體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而言，通過上述渠道積累的某種技術一旦達到一定的水平，原輸入國不僅能減少對由該技術生產的產品的進口依賴，而目。極有可能成為國際市場上相應的商品凈供給者。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不僅在靜態意義上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縮小了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并改善了本國的技術能力，更為重要的是在動態意義上通過各種渠道和機制促使本國技術創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創新機制的形成，為趕超發達國家提供了某種可能性。
三、國際技術貿易對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影響及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既是國際貿易的一個重要組成，也是國際技術轉讓的主要形式之一。國際技術貿易的主要方式包括：許可證貿易、咨詢服務和技術服務、合作生產。二次世界大戰后，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國際技術貿易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呈現出許多新的發展趨勢：其一，國際技術貿易日趨活躍，規模不斷擴大?？萍歼M步以及技術信息的傳播加快，促進了國際技術貿易的發展。其二，技術轉讓“軟化”。純知識或信息形態的軟件技術轉讓，如專利、專有技術、技術情報等等，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其三，國際技術貿易格局呈現多極化，但發展不平衡。由于技術水平的差異等原因，國際技術貿易主要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發達國家在技術出口中一直處于壟斷地位。其四，跨國公司在國際技術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長期以來，跨國公司控制了相當份額的國際技術貿易；此外，跨國公司以技術輸出帶動資本輸出和商品輸出，改變了以往對發展中國家單純的資本輸出。
影響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主要因素包括發展中國家創新的技術能力以及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等。而國際技術貿易（技術引進）對提高發展中國的技術能力、改善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都有重要的作用，并最終影響到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能力和水平。
1、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能力
技術能力是一種存量，它是歷史積累的結果。技術能力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有形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技術存量水平的增加。二是隱含的技術能力，表現為創新主體的成員所擁有的知識、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等。就國家而言，常常表現為一國人力資本存量的多寡；就企業而言，具體表現為企業員工所擁有的技術技能以及組織經驗。
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技術貿易直接引進技術，能夠提高本國兩方面的技術能力，并最終影響到本國的技術創新能力。首先，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無論引進的是成套生產設備等硬件，還是專利技術等軟件，都直接提高了本國的技術存量水平，從而也提高了該國有形的技術能力。其次，通過國際技術貿易引進技術也能提高發展中國家隱含的技術能力，因為技術的引進常常伴隨著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員工對新技術的學習、掌握的過程。比如，企業在引進技術項目時一般都要求附帶的現場指導和培訓計劃，企業員工可以通過接受培訓和技術應用的實踐消化吸收引進的技術知識，從而提高自身的技術能力。所有隱含在企業員工身上的技術能力的加總就等于一國隱含的技術能力，也就是說，技術引進通過促使企業員工學習、掌握新技術而增強了一國的技術能力。反過來，這些技術能力又為發展中國家以后的技術引進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二次技術創新奠定基礎。
2、國際技術貿易與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誘導反應機制
國際技術貿易并非是一個單純的技術或經濟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一種融經濟、技術、科學文化、甚至政治為一體的復雜過程。譬如說，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通過特許經營的方式（屬于技術貿易的范疇）進入中國市場，它首先要從國家有關部門獲得市場準入的許可，這可能要涉及到政治問題；它要尋找合作伙伴，考慮投資的成本收益問題，這是經濟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內在固有具有的企業文化、經營文化會影響到眾多的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這是文化方面的問題；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新穎有效的特許經營方式被眾多的國內廠商所模仿，形成了遍及全國的連鎖經營熱潮，這是很重要的一種制度性創新。因此，國際技術貿易的影響是很復雜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技術引進而已，換句話說，國際技術貿易具有很強的“外部效應”。從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角度而言，國際技術貿易的外部效應主要表現在它改變創新主體的內在意識，并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從而使得發展國家創新誘導的反應機制更加靈敏，最終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和創新能力。
首先，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創新意識缺乏的狀況。很多發展中國家表現出一種維持傳統和穩定為主調的社會意識結構，普遍缺乏創新意識。借用結構主義的觀點，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創新常常會陷入“累積因果關系”的惡性循環之中，也就是說技術創新在低水平上的停滯發展。而這種惡性循環是內在力量所無法克服的，這時候需要一種外在的推動力量，使其能夠跳出這種惡性循環，而國際技術貿易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外在的力量，這種力量首先改變的是創新意識方面的問題。正像上述國際零售業連鎖經營企業的例子一樣，技術的引進帶來了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新變化，先進的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明顯優勢促使大量的模仿，最終導致整個行業經營模式的創新。顯然，在這一過程當中，企業和個人都經歷了一次思維方式的轉變，從認識、接受到模仿，甚至在此基礎上結合本地情況進行二次創新，這種普遍性的思維方式的轉變意味著一個國家創新意識的興起。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創新機制形成和創新能力的提高都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具備創新意識的國家，政府才會對技術創新給予充分的重視，并為技術創新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和環境；企業具有創新意識，才會留意技術創新的市場需求，并且投入充分的資源進行R＆D活動，將潛在需求轉化為實際收益；消費者具有創新意識，才可能接受創新產品，進而形成潛在的技術創新需求。
其次，國際技術貿易能夠改善創新主體內外部的制度環境，促使發展中國家創新誘導反應機制的靈敏化。從引進技術的企業來說，為了充分利用引進的技術常常需要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做出較大轉變和創新，也就要改變企業內部的制度環境，比如說企業為了利用維護一套價值昂貴的生產線，需要新建立專門的技術部門，負責對其進行維修和改進，同時加強企業對員工的技術培訓制度，這些制度性的轉變和創新都有利于企業進一步的技術進步和技術創新。在國家層次，政府為了保證技術引進的順利實施，需要建立專門的技術金融制度以確保技術引進的配套資金。而且在國際通行的知識產權保護觀念下，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技術貿易需要建立起一整套專利制度和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否則，就難以從國際市場上引進技術，即使能夠引進也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因為缺乏知識產權的保護將損害技術出讓方的利益。也就是說，國際技術貿易客觀上提出了對發展國家改善技術創新制度環境的要求，而這種要求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創新主體更好地對創新的市場需求作出正確的反應，最終有助于改善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機制，并提高其水平。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學者瓦西里.里昂惕夫首次發現戰后貿易模式沒有與傳統的國際貿易理論相符合，這之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國際貿易的新現象進行研究，從而獲得了一些重要的國際貿易理論[2]。戰后出現了一些新的貿易現象，主要有：區域集團增加了內部貿易、發達國家增加了貿易量、增加了產業內部貿易等[3]。偏好相似論以及新要素貿易論就是通過研究這些現象而得出的。這些理論解釋了發達國家的貿易關系。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保羅.克魯格曼為了研究產業內的貿易問題而從多個角度建立了相關模型，它研究出了國際貿易已經從一種完全競爭的狀態轉變為不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持續增長的狀態，假如兩個國家在要素稟賦和技術方面都不存在差異性的情況下，那么其實產品本身之間的差異性以及規模經濟本身也可以促進國際貿易經濟的發展。和傳統國際經濟貿易理論相比較來看，這個結論正好是相反的，但是其卻正確地解釋了戰后的貿易現象。此后，一些經濟學家在對國際貿易問題進行分析的時候還會分析壟斷企業的發展行為。這個階段的研究表現為產業組織理論和傳統國家貿易理論的結合，并對國際貿易中的新現象做出了深刻、全面、合理的解釋。
二、國際貿易理論發展的新趨向
國際政治格局、經濟格局以及國際關系的持續變化促使國際貿易理論也不斷發生著變化，國際貿易理論要獲得發展，就一定要對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形成滿足。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跨國公司也獲得了持續性的發展，形成了一體化的區域經濟和新的貿易形勢，進而將一體化的貿易理論有效的研究出來等。原來是從產業內的貿易角度著手開始研究的，是一種懂宏觀角度入手研究的方法，然而，當前主要是從某一個貿易主體或者是貿易現象的角度著手進行研究，是一種微觀性的研究。這些新理論的出現能夠對傳統貿易和新貿易理論進行補充，并且能夠促使二者實現有效的整合，還能夠促使研究變得更加微觀與細致。原先，靜態的理論假設是研究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然而當前研究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礎則是動態的實際內容，其具有更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學者在對國際貿易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都會綜合考慮變動要素、運輸因素以及歷史因素等，因此研究也變得更加微觀和細致了。綜上所述，國際貿易理論研究正表現出逐步向更加微觀細致和動態的趨向發展。
自1987年開始，克魯格曼逐漸開始開辟一個新的領域――新貿易理論，這些成就使他在1991年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新貿易理論誕生以來，一方面對傳統貿易理論構成了極大的挑戰，同時也給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本文試圖結合克魯格曼及其他相關經濟學家研究成果，對新貿易理論加以探析。
二、克魯格曼對新貿易理論貢獻
克魯格曼認為，經濟分析在政策制定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時有可能被忽視的問題，并且這種分析應當是確實的、與現實密切聯系的。隨著貿易政策所處的環境的變化，古典經濟學中用來支持自由貿易的經濟分析顯得越來越不切實際，而“國際貿易新理論實際上是對國際貿易理論新命題的研究，它準確地強調國際經濟中被傳統國際貿易理論忽略的兩個特征，即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
克魯格曼首先將DNS模型應用于國際貿易理論的分析之中，運用規模報酬遞增、壟斷競爭和產品差別等范疇來構筑新的國際貿易理論模型。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由規模經濟而不是由要素察賦或技術差異引起的貿易模型。模型中，假定規模經濟內在于廠商，并有張伯倫式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通過采用壟斷競爭分析方法去分析規模報酬遞增條件下的國際貿易，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兩國間沒有技術和要素稟賦差異，也會由于規模經濟而產生國際貿易，從而解釋了發達國家之間貿易的形成。相反，由于勞動力增長和區域聚集效應相類似的貿易效應，貿易可能僅僅是擴大市場和取得規模經濟的一種途徑?？唆敻衤挚疾炝艘幠＝洕?、產品差異與貿易形式的關系，還考察了運輸成本效應和國內市場效應，并認為，在其他相同條件下，擁有更大國內市場的國家將有更高的工資率，國家傾向于出口那些它擁有較大國內市場的產品。
克魯格曼還得出一個結論：在貿易商品數目多于要素數目時，兩國商品生產和貿易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生產模式可能是完全由偶然性的歷史因素和政府計劃所決定的。不僅如此，克魯格曼的研究還表明，相似國家都有進行貿易的誘惑，他們的誘惑主要來自于用相似要素比例生產的產品，而且，這種貿易并不會帶來收人的分配問題。結論是，當國家間越來越相似，市場結構從完全競爭變為不完全競爭，達到規模報酬遞增階段的時候，規模經濟就取代要素經濟的差異成為推動國際貿易的主要原因。這樣，該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貿易理論中的完全競爭假設和規模收益不變假定，把新貿易理論提升到基礎理論的高度，使其適用性進一步增強。
在基于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基礎上對國際貿易做出的解釋，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還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戰略性貿易政策是新貿易理論在邏輯上的延伸。它認為，在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條件下，一國政府可以借助生產補貼、出口補貼、進口關稅、研發補貼、保護國內市場等措施，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增長，增強其國際競爭能力，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從而轉移國外壟斷廠商的超額利潤，提高本國的福利水平。
三、對克魯格曼的新貿易理論的評析
新貿易理論直面當前國際貿易的現實，較好地解釋了產業內貿易現象發生的原因，使貿易理論的研究和貿易實踐的發展趨勢緊密結合，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的缺憾。新貿易理論豐富和完善了國際貿易理論的內容，開創性地研究了規模經濟，不完全競爭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明確指出規模經濟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本身就能引起國際貿易，是國際貿易的基礎。新貿易理論提出了一些重要創新：
首先，在貿易理論中引入產業的組織，脫離了完全競爭模式的束縛；新貿易理論最重要的理論創新在于引入產業組織理論，使國際貿易理論從完全競爭這一假定條件的束縛下擺脫出來，市場中的不完全競爭是普遍現象，完全競爭才是特例，而且產業領域也存在規模經濟報酬遞增的現象，并非是規模經濟報酬不變。將規模經濟作為國際貿易研究的假定條件，可以提示國際分工格局形成和國際貿易的新動因。其理論優點是使貿易分析邁上新臺階，因為它突破了傳統理論中完全競爭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設，建立在不完全競爭與規模經濟等全新的假設之上；某些模型又引入技術進步等動態因素，將貿易、技術、經濟增長等納入同一分析框架等等，使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動態性。克魯格曼的國際貿易新理論幾乎在國際貿易的所有理論問題上修正了傳統貿易理論得出的結論，從而使理論更貼近于當今現實，能較好地解釋很多新的貿易現象與問題。
其次，不僅僅從勞動、資本等要素對比的角度考察貿易問題，而將視野擴展到要素以外的產業組織、公司內部規模經濟等情形。雖然從一開始新貿易理論就是為解釋發達國家間產業內貿易而產生的，但由于其合理地揭示了當前國際貿易現實，因而對發展中國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比如應充分注意規模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重要意義；按市場規則有意識培養大型企業集團及優勢產業集中等；注重培養國內統一大市場，為企業在國內市場擴展規模創造條件；在開展對外貿易時，不能過分強調同其它國家和地區經濟上的差異性和互補性，應看到在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和相同產業間也存在貿易的巨大利益及可能性 要重視產品的個性化及差異化等。
參考文獻:
[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J].經濟學動態,1997(2)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3 . 19. 025
[中圖分類號] F742；F224.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 - 0194（2013）19- 0041- 03
1 引 言
“高技術”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概念，目前，國際上對高技術比較權威的定義是：高技術是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理論與最新工藝技術基礎上，處于當代科學技術前沿，能夠為當代社會帶來巨大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的技術。我國科技部和商務部參照美國海關合作理事會制定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將高技術分為：計算機與通信技術、生命科學技術、電子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航空航天技術、光電技術、生物技術、材料技術和其他9大類。
高技術產品貿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部分，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受到各國廣泛關注。自1995年至今，WTO已經處理了42起有關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占總數的9.19%。2011年，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的28.9%，進口額占進口總額的26.6%，高技術產品的國際貿易爭端已成為我國對外貿易中不容忽視的問題。本文將運用囚徒困境和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理論，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的根源、過程及結果進行分析，并預測其發展趨勢，從而為我國從事高技術產品國際貿易的企業提供參考。
2 文獻綜述
Laura D’Andrea Tyson[1]最早對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通過分類和案例的方式進行研究，并為美國政府提出了有效應對措施；P.Guerrieri & C. Milana[2] 通過對各高技術產品生產國力量對比和實證分析，預測高技術產品世界貿易變化趨勢；卜偉 等 [3]通過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典型案例的研究與評析，認為高技術產品貿易沖突的根源是貿易壁壘、結構障礙與結構差異；唐凌、李春杰 [4]采用進化博弈理論分析了國際貿易爭端的博弈選擇，第一次將博弈論的分析方法運用于貿易爭端分析；吳哲 [5]構建WTO爭端解決的動態博弈模型，對WTO貿易爭端的博弈方、博弈策略及博弈利得進行了分析；彭德雷[6]通過對中美貿易爭端的案例進行歸納分析，得出貿易爭端必將常態化的結論。然而，基于博弈理論，以高技術產品為對象的國際貿易爭端分析較為罕見。
3 研究方案設計
3.1 基于囚徒困境對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根源進行分析
在高技術領域的國際貿易中，貿易國雙方除了踐行WTO倡導的自由貿易之外，會基于保護自身產業、國家安全、國家技術等目的對高技術產品國際貿易采取進出口限制、高額關稅、國內補貼等措施。我們將以上違反WTO自由貿易規則的措施統稱為貿易壁壘。無論貿易國雙方選擇怎樣的貿易政策，目的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作為博弈論中的經典模型，適用于分析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中兩國之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博弈。
如果A、B兩國均施行自由貿易，雙方利得為（a，a）；若均設立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若一方施行自由貿易另一方設立貿易壁壘，則自由貿易方利得為b，設立壁壘方利得為c，其中，c>a>d>b。我們假設兩國都是理性的經濟人，目的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博弈僅有一次，雙方不必考慮實行貿易壁壘后對方的報復和長遠利益。那么，（貿易壁壘，貿易壁壘）就是雙方選擇的必然結果。無論B國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壁壘，A國選擇貿易壁壘都能得到更大收益，B國同理。然而，對博弈兩國來說，（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的情況顯然比（貿易壁壘，貿易壁壘）的情況獲利更多，因此兩國有可能會通過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來獲?。ㄗ杂少Q易，自由貿易）的結果；如果貿易雙方所設立貿易壁壘的限度不同，一方利得遠大于另一方，利得較少方也會通過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改善自身利得，貿易爭端由此產生。因此，只要貿易雙方的利益沒有達到絕對一致，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就不可避免。
3.2 基于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對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的過程及結果進行分析
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會花費一定的費用k，且申訴存在成功與失敗兩種可能，囚徒困境并沒有把這兩個因素包含在內。我們將用更為詳細的完全信息動態博弈理論來說明貿易爭端雙方博弈的過程及結果。
3.2.1 完全信息動態博弈及其使用
完全信息動態博弈中，完全信息指自然不首先行動或自然初始行動沒有不確定性，并且自然的確定選擇是參與人的公共知識[7]。動態博弈是指參與人行動有先后順序的博弈。其可以用逆向歸納法求出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從而得出博弈中的最優策略。在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博弈中，博弈雙方都知道對方先一步的行動選擇可能及選擇結果，且博弈雙方的決策行為是有先后順序的，因此，完全信息動態博弈適用于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
3.2.2 研究假設
（1）這是兩個參與國（A國和B國）之間的博弈。兩國都是理性的經濟人，都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2）博弈雙方雖然能夠知道對方之前的選擇，但是無法預測對方下一步選擇，同時雙方不知道申訴WTO解決爭端是否能夠成功。
（3）博弈中A方為先動方，先決定其對外貿易政策。
（4）申訴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國家會面臨申訴解決（成功）與申訴未解決（失?。﹥煞N情況，成功的概率為p，失敗的概率為（1-p）。
（5）在申訴的時候會花費一定費用k，此費用在申訴方申訴成功時由被告承擔，失敗時由原告承擔。
3.2.3 博弈樹分析
我們首先可以將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自由貿易）與A1（貿易壁壘）—B2（自由貿易）兩條劣策略消去。此后，共剩下5條策略：
（1）A1（自由貿易）—B1（自由貿易），雙方利得為（a，a）。
（2）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
（3）A1（自由貿易）—B1（貿易壁壘）—A2（申訴），雙方利得為（a，a-k）（成功）；（b-k，c）（失敗）。
（4）A1（貿易壁壘）—B2（貿易壁壘），雙方利得為（d，d）。
（5）A1（貿易壁壘）—B2（申訴），雙方利得為（a-k，a）（成功），（c，b-k）（失敗）。
在考慮到申訴成功概率為p之后，A2（B2）申訴后利得為ap+（b-k）（1-p），被告被動利得為（a-k）p+c（1-p）。則對于面臨申訴還是設立貿易壁壘的國家來說，若ap+（b-k）（1-p）>d，則選擇申訴，此時，p>1-（a-d）/（a-b+k）。反之，則選擇直接設立貿易壁壘。
在A1選擇自由貿易之后，B1會面臨選擇自由貿易還是貿易壁壘兩種情況。若B1選擇自由貿易，則利得為a，若B1選擇設立貿易壁壘，則A2有可能會選擇貿易壁壘或申訴，若A2選擇貿易壁壘，則B1被動利得為d（a-k）p+c（1-p）時，對于B1來說，無論A2是否選擇申訴，其利得都小于（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因此B1不會在第一步選擇貿易壁壘，此時p>1-k/（c+k-a）。當a
下面，應該考慮A1的選擇。此時，共有（1）、（3）、（4）、（5）四條策略。其中策略（1）中A的利得恒大于策略（3）、（4），若a>（a-k）p+c（1-p），則A1會選擇策略（1）自由貿易，此時需滿足條件：p>1-（a-d）/（a-b+k）。若a1-（a-d）/（a-b+k）。若p
因此，上述博弈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如下：
均衡一：當p>1-k/（c+k-a）或p
均衡二：當1-（a-d）/（a-b+k）
由此可見，博弈結果是否產生貿易爭端取決于申訴成功的概率p。在p接近1或0，即案件解決概率很高或者很低時，博弈結果為（自由貿易，自由貿易）；在p處于中間位置時，先動方傾向于選擇貿易壁壘，博弈結果為貿易爭端?；赪TO官方網站提供的數據，自1995年1月1日至2013年5月1日發生的42起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案件中，尚無結果的案件有20起，占總案件數的47.62%，我們可以證實該領域產品貿易爭端解決率p處于中間位置。因此，博弈的結果傾向于貿易爭端，高技術領域貿易爭端呈現常態化趨勢。
4 結論及啟示
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雖有其自身特點，如貿易爭端解決難度大，涉及主題多樣化，利益關系紛繁復雜等，但其發生的根本原因仍是貿易雙方尋求最大利益的博弈。因此，只要各國之間的利益不能達到根本一致，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就不可避免。對于國家來說，改善貿易結構，將出口初級產品轉變為工業制成品乃至高科技產品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貿易爭端問題。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高技術產品不再是少數發達國家的專有產品，能生產高技術產品的國家越多，其產生的利益糾紛就越多?；诟呒夹g產品國際貿易爭端案件解決比率的特點，高技術產品的貿易爭端必將常態化。作為高技術產品外貿企業，必須適應貿易爭端的常態化趨勢，學會妥善應對貿易爭端。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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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卜偉，劉似臣，韓健.高技術產品貿易爭端：典型案例評析與產業發展啟示[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452-462.
[4]唐凌，李春杰.國際貿易爭端策略選擇的進化博弈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5（5）：42-4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發揮重要的作用。隨著貿易的迅猛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僅在于其靜態利益，而且更在于其所具有的動態利益。因此，準確理解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及其來源，對于我國制定合理的對外貿易戰略，發揮對外貿易“經濟增長發動機”作用，促進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
國際貿易動態利益的一般分析
國際貿易利益是指通過國際間的商品交換而獲得的利益， 它可以分為兩大類：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和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國際貿易的靜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的雙方開展貿易后，所獲得的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是指開展貿易后，對貿易雙方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所產生的間接的積極的影響。靜態利益偏重于一國通過國際貿易所獲得的消費方面的好處，而動態利益則注重于開展貿易后對生產的刺激作用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其他諸方面的積極影響，因此，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也就是貿易帶動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利益。
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的相互關系受到了自古典貿易理論學派以來的歷代經濟學家的重視。 他們支持自由貿易論，極力宣揚擴大國際貿易的優越性。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僅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貿易的靜態利益，而且還包含有豐富的關于國際貿易動態利益的思想。
在傳統國際貿易理論中，最早涉及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相互關系問題的，應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斯密認為，各國應按照絕對成本差異進行國際分工，然后進行貿易，將會使各國的資源、勞動力和資本得到最有效率的利用，將會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加各國的物質福利。這一理論思想要求一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取消國際貿易中的各種壟斷、特權和限制，放棄政府對貿易的干預。只有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各國才能充分享受自然分工導致的絕對優勢所帶來的利益。斯密的這些論述包含了國際貿易具有帶動經濟增長作用的最初思想。李嘉圖創立的比較成本理論認為，兩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是相等的。處于絕對優勢的國家應集中力量生產利益較大的商品，處于絕對劣勢的國家應集中生產利益較小的商品，然后通過國際貿易互相交換，彼此都節省了勞動成本，都得到了好處。這一理論論證了貿易靜態利益的基礎。實際上，在他的觀點中，也包含著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的思想。
受古典經濟學家上述觀點和理論的啟發，經濟學家們進一步探討了國際貿易對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認為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會帶來以下動態利益：
一是一國出口水平的提高意味著這個國家進口水平手段的提高。而進口中的資本品進口，而資本貨物對于促進經濟增長是特別重要的。資本品的進口使這個國家獲得國際分工的利益，大大節約了主產要素的投入量，有助于提高工業的效益，因而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要因素。
二是出口的增長也導致一國的投資領域發生變化，使其把資金投向國民經濟中最有效率即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在具有比較優勢的領域進行專業化生產，能夠提高勞動生產率。
三是出口也能使一國得到規模經濟效益。市場容量的擴大使大規模的生產成為可能。
四是出口的發展還會刺激國內外的投資，鼓勵加工工業或制造業以及交通運輸、動力等相關部門的發展，并促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知識的引進。
我國對外貿易動態利益的表現
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相對于靜態利益而言，對一國經濟社會發展更為重要。通過國際貿易可以促進競爭，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加快技術進步引進先進的觀念、制度等等。換句話說，國際貿易主要利益所在就是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動態利益的地位還將上升，成為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主要著眼點。
具體的說，我國通過對外貿易獲得的利益主要表現在：
（一）促進國民經濟穩定增長
我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29727.6億美元，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貿易大國。2010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在世界排名也從改革開放之初的世界第27位上升到第2位。在發展中國家中，我國已成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少數幾個贏家之一。這種在高GDP增長過程中出現的更為高速的貿易增長，使得許多經濟學家將我國的開放貿易和經濟增長聯系起來，認為對外貿易是拉動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引擎”。在經濟發展中，通過對外貿易可以優化生產要素組合和經濟資源的配置，可以轉換商品的實物形態實現價值增值。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上，還體現在對經濟增長質量和結構轉換及升級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極大地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效率和創新能力，使我國參與國際競爭能力增強。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于我國近年來經濟的快速增長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促進產業結構的演進
一國需求結構的狀況和變化趨勢，對其產業結構有著最為直接和重要的影響。一方面，由于任何一國都不可能實現經濟的絕對平衡的增長，即供給結構剛好與需求結構符合，因此需要利用世界市場。對外貿易通過改變最終需求總量和結構，改變社會總需求，從而起到推動產業結構演進，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的作用。當國內資源過剩而需求不足時，就對國外市場組織生產；而在國內需求很大，但缺乏必要的資源和技術條件時，就適當進口。另一方面，擴大對外經貿關系，就必然要發展本國具有現實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以優化資源配置。進出口競爭的刺激和進出口結構的不斷調整，又會促進本國企業的技術進步，促進產業結構的高度化和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通過貿易引進競爭機制，一國可以發現自身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并圍繞優勢進行專業化生產和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優勢產業的發展。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比較優勢發生變化，產業結構也就不斷趨于高級化。
（三）促進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帶動經濟增長最活躍的生產要素就是技術。貿易可以通過技術進步推動經濟的發展。貿易還可產生“技術溢出”效應和“邊干邊學”效應。一方面，技術通過貿易活動帶來國外的先進技術，并且把這些先進技術滲透到國內的其它行業；另一方面，從產品設計到生產工藝以及成本核算方面可以通過貿易獲得技術支持和援助。與此同時，貿易也可通過促進制度創新來達到促進經濟增長的目的。我國在經濟制度轉軌的過程中，由于專利保護制度、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等制度的不完善，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時遇到諸多困難。貿易是實現制度創新的基本途徑。發展中國家通過貿易方式引入現代經濟制度，而發達國家維持、鞏固新制度的先進經驗在貿易中也為發展中國家起到示范作用。貿易活動加強了國內外信息交流，開闊了人們的視野，轉變了人們的觀念，有助于形成制度創新所需的意識形態基礎。另外，貿易引起的信息交流、制度變革的示范作用以及國際競爭的壓力迫使國內經濟主體積極進行制度創新以適應發展的需要。因此，開展國際貿易必然會激發企業的創新機制，推動技術進步，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的路徑選擇
（一）調整對外貿易發展戰略，實現由比較優勢戰略向競爭優勢戰略的轉變
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分享國際貿易利益的一種強調貿易動態利益的貿易發展戰略。競爭優勢戰略能夠改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不利地位，充分發揮其對外貿易的作用。這一戰略對于我國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出口產品結構也具有現實意義。一國的經濟發展僅限于突出和強調比較優勢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應創造和發揮競爭優勢。從現實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作為存量優勢，比較優勢只是一種可能的優勢，這種可能的優勢還可能會被市場扭曲得不可能顯現。這從落后的經濟結構向先進的經濟結構轉化的過程中，政府須不斷注入傾斜政策這一點可以得出。大量的實踐表明，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對于一個主動參與國際分工體系的國家來說，應將優勢提升為使資本、技術、資源與市場有效組合而形成的競爭優勢，在對貿易政策進行有效的戰略性運用時，首先要跳出比較優勢的誤區，避免盲目陶醉在并不真實的比較優勢之中，要從國際市場競爭的整體格局出發，動態地認識和把握自己的優勢，將比較優勢提升為競爭優勢，主動培植、創造和放大競爭優勢。
（二）調整產業結構，提升優勢產業結構的國際競爭力
產業結構是形成產品競爭優勢的基礎，我國的產品缺乏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產業結構滯后、升級速度緩慢。目前我國的產業結構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產業結構層次低、缺乏競爭力。我國必須培養擁有國際競爭優勢的產業，并通過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優化，推動國內產業的升級和國際化轉移。具體來說，一是加快國內優勢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選，培育傳統產業在國際范圍內的獨特優勢；二是加大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吸收與消化力度，不斷提升現代制造業技術的開發層次和自主創新力；三是進一步擴大對高新技術的投入，抓緊培育和開創出與國際先進水平同步甚至超前的新技術產業；四是選擇包括服務業在內的一些重點產業，加快發展產業集群規模，促進產業鏈向國內外同業領域延伸；五是維護國家的產業安全，加快國家戰略性資源產業的海外投資與發展。
（三）積極創造競爭優勢，加強企業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
在國際競爭中，如何把比較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是產品能否長期占領國際市場的關鍵。要積極開拓多種渠道，充分利用各種資源，積極培育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要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國際競爭，調動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積極性，在競爭中不斷提高實力。對外貿易戰略應把側重點從主要依靠政府財政支持和政策優惠，轉向大力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從根本上解決開拓國際市場能力的問題。并且進行技術創新，減少高技術產品對跨國公司的技術依賴，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比較優勢作為一種潛在優勢，只有最終轉化為競爭優勢，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競爭力。
要實現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升級，必須以競爭優勢為導向。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掌握高新技術這一財富，就會落后于他人，以至喪失自然資源豐富和勞動力成本低廉的優勢。近年來，我國初級產品的比較優勢呈逐年下降趨勢，而工業品的比較優勢則逐年上升，其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迅速提高，是我國工業品出口維持國際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因。但還應看到，我國高新技術產品比重還比較低，實施科技興貿戰略， 大力推動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加快出口產業的技術創新，全面增強國內企業的競爭優勢，是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隨著全球經濟競爭的不斷加劇，各國的競爭焦點逐漸轉向了高科技的競爭，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比例在不斷上升。高技術不僅能靠自身市場開發的能力為經濟做出貢獻，而且能應用于傳統產業的改造，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效率和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黃萍.國際貿易的動態利益及其實現條件.湖南大學學報，20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