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1 08:55:44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漢朝文化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一、朝鮮漢字的歷史
自古，中韓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進行了廣泛的交流，以漢字和漢文化作為載體的文化交流更為密切。古代朝鮮由于沒有自己的文字，借用漢字的意義和發音來書寫韓國語言，即所謂的“借用漢字標記法”。漢字作為韓語書寫的重要手段可追溯到公元前，中國的許多史書記載以及韓國的歷史文獻都可證明這一事實。早在漢朝在朝鮮半島創立四郡開始，漢語便已傳入朝鮮，這些從《三國史記》、《三國遺事》、《雞林類事》等以及一些諺文材料、吏讀材料、古代朝鮮的歷史文獻資料中可以清晰看出。漢字一直作為古代朝鮮的正式文字使用?！敖栌脻h字標記法”主要有三種方法：吏讀、口訣、郷札。很多學者均認為早在上古時期，漢語便對韓語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直至15世紀朝鮮，即1443年，由申叔周創制出了《訓民正音》，作為朝鮮語的標準文字記錄工具，但是漢字仍然是朝鮮公文的正式書寫工具。
二、朝鮮漢字音的概念
在古代朝鮮與古代中國交流的過程中，特別是朝鮮在借用漢字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受到漢字及漢語語音的影響，在此過程中，便產生了不論是對于韓國還是對于中國音韻史都有著重要意義的語音資料——朝鮮漢字音。朝鮮漢字音，又叫“韓國漢字音”或者“高麗譯音”，這三種稱呼在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指的是包括韓國在內的朝鮮半島和中國東北部分地區在內的廣大地域里正在使用的今兒曾經使用過的“漢字”的“讀音”。
三、朝鮮漢字音國外研究概況
對于韓語中的漢字音研究，已經有一個半世紀之久，在這方面的先驅者并不是中國人和韓國人自己，而是瑞典著名的漢學家高本漢，他利用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方法，結合漢語音韻學已經取得的一些成果，來研究《切韻》音系，在研究過程中，他使用了現存的漢語各地方音和朝鮮漢字音等，構擬了《切韻》體系的聲母和韻母系統。在此之前，研究者們一直專注于通過古代典籍來研究漢語音韻學，而高本漢的這一方法開拓了研究的新境界，拓展了研究思路，使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視對音材料的研究，特別是朝鮮漢字音，研究涉及朝鮮漢字音的來源、性質和演變等一系列問題。
與高本漢同時代的法國漢學家馬伯樂，著有《唐代長安方言考》。馬伯樂基本同意高本漢的觀點，而且還進一步地對朝鮮漢字音的形成過程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日本著名學者有阪秀世提出，朝鮮漢字音的基礎方言是10世紀宋代的開封音。河野六郎則提出朝鮮漢字音的基礎方言應該是唐代長安音，并指出朝鮮漢字音有兩個層次。
一些日本和韓國學者將朝鮮漢字音與日本漢字音進行比較研究，例如：河野六郎的《朝鮮漢字音日本吳音》、藤井茂利的《推古期遺文假名朝鮮漢字音》、高昌植的《韓日漢字語·音韻比較》等。
韓國和朝鮮國內也有很多學者研究朝鮮漢字音，例如辛榮泰、北朝鮮學者柳烈、韓國學者趙世用、李基文、崔愛玲、嚴冀相、金完鎮、樸炳采、俞昌均、樸慶松等在朝鮮漢字音方面的研究都有著很重要的貢獻。朝鮮、韓國學者構擬出中古和上古朝鮮語的語音體系，加深了朝鮮歷史演變過程。
四、朝鮮漢字音國內研究概況
在朝鮮漢字音受重視之前，研究古漢語主要是圍繞古代幾部重要的韻書而展開，例如《切韻》、《廣韻》等，由于漢字是表意體系的文字，隨著時間的推移，聲音的變化無法直接從漢字上看出，因此僅依據基本韻書很難準確推出古代漢語的發音面貌。朝鮮漢字音作為古代漢語音系和古代漢語音系互協的產物，被中國和韓國音韻學家視為研究古代漢語和韓語的一扇窗戶，逐漸得到重視。
起初學者們還是以語法和詞匯為研究主要方面，很多學者都是針對這兩本書中的語法及詞匯現象進行討論，例如：熙（1958）的《書后》，文章主要是對成書年代和版本問題的探討，八十年代以后，謝曉安等《與語言研究》、李泰沫《四種版本語言研究》，康宴鎮《研究—諸書之著成及其書中漢語語音語法之析論》、梁伍鎮《語言研究》。謝曉安等合作撰寫的《與語言研究》是一部對《老乞大》和《樸通事》二書的語法進行全面研究的專著。他們利用先前編好的《與索引》對二書的語法面貌進行了系統的描寫和定量統計分析。
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逐漸發現了朝鮮漢字音對于研究古代漢語音系的重要性，著作和成果也逐漸增多。胡明揚的《和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依據對音材料整理出16世紀北方漢語的語音系統；姚俊的《朝鮮語語音研究》通過對三個版本的老乞大語音探討，結合語音的組合特點，擬構出當時朝鮮語的音位音值，并在此基礎上對《老乞大》所反映的16世紀到18世紀朝鮮語的語音變化進行描寫；金基石發表了一系列文章，主要探討了朝鮮對音文獻里反映地近代漢語語音問題。金基石指出：在朝鮮李氏王朝刊行的《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考》、《四聲通解》、《翻譯老乞大》和《翻譯樸通事》等一系列漢朝對音韻書和教科書文獻里，保存著朝鮮漢學家對漢語近代音尤其是入聲字的真實描寫和深刻論述。（作者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劉澤民.朝鮮對音文獻入聲資料的重新解讀.［J］.民族語文，2010，03
［2］孔桂花.從朝鮮譯音文獻看近代漢語的入聲.［J］.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10
［3］宋兆祥.中上古漢朝語研究.［D］.華中科技大學，2008
［4］高靜.韓文歷史與文化.［J］.當代韓國，2006，04
［5］金基石.近代音的熱點問題與漢朝對音文獻的價值.［J］.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2
［6］崔玲愛.有關15世紀前的漢音韓文資料.［J］.民族語文，2003，05
［7］張輝女.漢字和漢語與朝鮮半島語言的關系.［J］.民族語文，2002，05
［8］李得春.近代朝鮮文獻中的漢朝對音轉寫問題.［J］.民族語文，2001，02
［9］金基石.朝鮮對音文獻淺論.［J］.民族語文，1999，05
［10］嚴冀相.韓國古代漢字為中國上古音說.［J］.語言研究，1997，（01）
［11］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12］胡明揚.《老乞大諺解》和《樸事通諺解》中所見的漢語朝鮮語對音［J］.中國語文，1963，03
現代著作
［1］黃同酥，漢語音韻學［M］.北京：中華書局，2001
［2］李得春.韓文與中國音韻［M］.牡丹江：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98
［3］胡明揚，語言學論文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4］陸志韋，陸志韋近代漢語音韻論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如前所述，《盲人說書》里有扎實的田野調查，作者有很好的音樂研究修養，并且基于調查和文化背景做出了結論性的研究。筆者最為感興趣的是，在三代和春秋時期地位如此之高的瞽，為何在漢朝時期地位遽變，被稱為“狂瞽”，幾乎淪為和侏儒一樣供人娛樂的地位。對此作者認為，是因為“由于社會文化的發展，先秦神權由東周瓦解，依附于神權統治的瞽階層隨著神權瓦解而瓦解，延至漢朝已徒留技藝、淪為與侏儒比肩”。2這個結論筆者不甚同意，覺得這個問題值得討論。才疏學淺，一點思考，做此札記，與眾讀者商榷。
中國自春秋以來，下至戰國，無論政治、學術、社會、思想等，均處于遽變之狀態，筆者很難判斷孰先孰后。
春秋時代，當時所謂“一國”，僅止于“一城”而已。一國之元首，即為一族之宗子，再廣封同姓之宗親或近戚，同治國政。國與國之間外交往來，或為朝聘，或為宴飲，或為盟會，或為慶吊，同家族之間往來無異。其時以言政治，則所謂“封疆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以言宗教祭祀，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言學術，則“政教不分，官師合一”，可見一國之歷史、學術、宗教三者合而為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典籍的掌管，在于史祝，藏之宗廟，非大貴族不能見，即同姓之宗親亦未必能看，更無論普通下層民眾。
在經歷了春秋兩百四十年之后，西周封建制度早已在日崩月壞之中；至于戰國，變動日漸激烈，其中尤為重要者，即為封建制度漸崩，而郡縣制漸起，二者并行，實屬一事。其間諸侯兼并，大夫篡奪，屢見不鮮。封建諸侯逐漸淪亡，而軍政國家規模形成，對內強經濟，對外事吞并，普遍設郡縣直轄于中央。根據《左傳》記載，晉國早有縣制，政權得以集中較早，也是國勢日漸隆盛原因之一。任職食俸的官吏，逐漸開始替代貴族，也打破了世襲的傳統，成為新興的力量。各國爭相廢井田，開阡陌，盡地力，大力發展農耕，井田制廢除，土地所有權從封君轉于庶民，于是一夫耕田不限于百畝，而民田也得以自由買賣。同時山澤解禁，自由工商業興起，各國大興募軍養士，開城渠，制兵器；同時君卿貴族爭養食客，游士興起，縱和連橫，社會面貌與春秋迥異。
始皇二十六年盡滅六國，一統天下，政治措施最重要者，在于徹底廢封建行郡縣。其時丞相王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廷尉李斯曰：“周文、武所封同姓子弟甚眾，然后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想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中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也。罷諸侯不便?！笔蓟蕪钠渥h，于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郡守。始皇、李斯不因一時同姓之親，而除封建為郡縣，實為遵循時勢之變遷，因現狀而為治。
秦人僻居西陲，本無文化之傳統，戰國以來，東方文化逐漸移植，而秦人又未能化為己有；秦人信奉三晉功利文化，至于齊魯禮樂文化，則很少受到感染。在統一度量衡、車同軌、書同文之后，最終矚目的文化事件當屬焚書。《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博士掌承問對，亦涉于議政。焚書的起因，在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人上書議政，辯論廢封建得失，引出了焚書之議。李斯擬出的焚書辦法如下：1.史官非秦記皆燒之；2.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梢娤惹貙W官與典籍的情況。大抵秦學官有兩種：史官與博士。史官自商周以來由來已久，屬于貴族封建宗法時代王官的傳統；博士則始于戰國，相對應的是平民社會自由學術的興起。根據錢穆先生的考證，諸子百家大興，乃有博士的創建。王官學掌于“史”，百家言掌于諸子，諸子百家之勢盛而上浮，乃與王官史割席分尊，于是乃有“博士”。史官與博士的并設，是古代“王官學”與“百家言”對峙的象征?！稘h書?藝文志》中以“六藝”與諸子來分類文獻，“六藝”即古學，起先掌于史官；諸子為今學，所謂“家人言”是也。古代學術分野，莫大于王官與家言之別。3百家著述莫不源于《詩》、《書》，故《詩》、《書》者，乃王官故籍下流民間而漸自泯于家言之間者?！对姟?、《書》的下流，和博士之上浮，交錯相應，正說明春秋、戰國之間王官學與百家言之盛衰交替之姿態。4秦博士掌承六藝，亦不專掌六藝，焚書源于博士議政，故博士所掌典籍亦在秦所禁止的范圍之內。所以焚書以前，多有通五經、六藝之博士，如淳于越、伏生皆是也；焚書之后，博士制度沒有廢除，而通六藝、《詩》、《書》之博士，則必盡在罷斥之列矣。5
正如作者在書中所言，遠古時代掌管鼓的樂正也非單純的樂官，而是兼有巫師與樂官兩方面的職能，后來鐘鼓發展成后世禮樂文化的重要代表。6禮樂亦是六藝的組成部分。戰國以來，王官失統，《詩》、《書》本用古文寫成，流傳又狹隘；隨著秦統一文字、焚書和罷斥通六藝、《詩》、《書》的博士，文教影響匪淺，古代王官之學遂遭重創，相應的，從事禮樂活動的樂正、瞽們的地位也隨之下降，其職能也逐漸開始改變。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定天下，至二世三年而亡，其間僅十五年。秦之君臣，為時勢所犧牲，然其開后世一統之格局，定郡縣之制，影響深遠。漢承秦制，高祖以三尺劍得天下，布衣將相開新一代政治格局，質樸本色，平民精神，相較于始皇、李斯以貴族地位、學識、峻法凌駕一世，更能合于時代之趨向。漢朝開國的君臣起于草野，對于貴族生活，幾乎沒有涉獵，更沒有受到《詩》、《書》禮樂的熏陶，至叔孫通定禮，高祖“始知天子之貴”。漢興至文、景兩朝因襲秦之舊制，設有七十博士，為廣學之路，有諸子，有方技，并不局限于五經。七十余年以來，實行儉約休息之政策，內力充盈，武帝雄才大略，造就西漢全盛之世。他的文教政策里。除了設立五經博士外，立太一之祀與興樂府同樣矚目。
《漢書?禮樂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 祠太一于甘泉， 就乾位也； 祭后土于汾陰， 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 采詩夜誦， 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 略論律呂， 以合八音之調， 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泉圜丘， 使童男女七十人歌， 昏祠至明?！?/p>
又《藝文志?詩賦略》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 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 皆感于哀樂， 緣事而發， 亦可以觀風俗， 知薄厚云?！?/p>
因此， 西漢武帝、宣帝兩朝的樂府歌詩的造作與武、宣兩朝的制禮作樂有關， 其目的在于“興廢繼絕”， 宣揚文武周公之道， 樹立大漢帝國的道德文化信仰， 而最直接的原因是“定郊祀之禮， 祠太一于甘泉”。這一事件同時開啟了中國文學史上樂府歌詩的創作。7漢家的制度中一開始就具備兩個并行的音樂機構， 即屬于外廷太常以掌宗廟禮的太樂和屬于內廷少府以掌供帝王宮廷音樂活動的樂府。太樂的音樂是官方音樂， 稟承的是傳統的雅樂而不是新聲，多用于宗廟祭祀；而樂府則屬于少府這樣一個服務于皇帝日常生活的內廷機構， 其所掌多為漢家的楚聲鄉音或新造之樂， 所謂“趙、代、秦、楚之謳”， 以娛樂帝王與貴族。武帝既然創立了新的太一之祀，重用了樂府而不是太樂。由于定郊祀之禮、興太一之祀皆是制禮作樂的創新舉動， 故而史家特別重視，尤費筆墨，稱之為“立樂府”。
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廢原先的七十博士，專立五經博士，雖致力恢復六藝，但無奈《樂經》的失傳，雅樂衰落嚴重。根據《藝文志?六藝略?樂》：“周衰俱壞，樂尤微渺，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蔽涞垡獦淞⒅醒氲臋嗤瑥娬{只有天子才能制禮作樂的資格，更是對一些儒生和諸侯王對古禮雅樂的尊崇之情流露出厭惡。武帝的弟弟河間獻王性好古學，《史記?五宗世家》和《漢書?藝文志》記載河間獻王學六藝，修禮樂，被服儒術；與毛生共采《周官》及其諸子弟言樂事，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遠。武帝時，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策三十余事，文約而旨明。但武帝對雅樂表現非常冷淡，“下太樂官，常存肆之，歲時以備數，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樂。” 即使大儒董仲舒等皆認為音樂應當符合雅樂的標準，但由于武帝的冷淡，也逐漸“希闊不講”了。至宣帝時漢家制定國家祀典時，才重新出現了興造雅樂，不過似乎沒有太大的成效。
盲人樂師們所供奉的神之一是“東方朔”，奉他為祖師爺。有意思的是，東方朔本人恰是與侏儒一樣，是皇帝疲勞抑郁時提供消遣娛樂之人，無傳統的排憂解難之責。綜上所述，我認為，盲人樂師們在漢朝時已徒留技藝，不能單以“春秋戰國依附于神權政治的瞽階層隨著先秦神權政治的瓦解而瓦解”8來解釋。自秦以來，統一的郡縣制帝國從各方面對國家社會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它各方面都是積極的、反傳統的。雖然武帝崇儒術，興六藝，立五經博士，設太學，經學成為了經世利祿之學；同時憑借屬于少府系統的樂府來制禮作樂， 隆甘泉太一之祀以取代秦之雍祀， 奠定了漢帝國的國家祀典，并在此制作過程中， 綜合了戰國秦漢間逐漸建構的郡縣制統一國家的新式國家信仰， 融合了齊、楚、趙、秦等地的音樂和文化因素；而至宣帝朝， 由于儒家禮樂思想的影響， 在國家祀典中進行了興造雅樂的嘗試， 試圖以古代的雅樂更替趙、代、秦、楚之謳， 標志著漢帝國向傳統文化的進一步回歸9，但畢竟時代已變，難以回到過去，正如作者所說：“他們被納入漢朝以來的新秩序之中”。他們失去了與神對話的權利，被迫接受新的世界。秦漢之間盲人樂師們地位的轉折和職能的徹底轉變也對后來的政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叭省钡膫鹘y建立，并不只是對皇權的擁護，一方面為了得到官方的庇護，另一方面也逐漸成為盲藝人們新的崇拜，成為他們共同的核心精神信仰，也加深了他們對自我身份的認同。他們逐步建立了這個以師徒關系為紐帶，講尊卑、序長幼、揚善道的代代相傳的互憐互助的組織，并在往后與廟院得以緊密相連，娛鄉民，宣教化，在官府、廟院、鄉民中間尋找一種微妙的平衡，一代代的盲藝人就在這夾縫中得以艱難的生存。
注釋：
1《盲人說書的調查與研究》，馮麗娜，中國文史出版社，2013年5月版，第10頁。
2《盲人說書的調查與研究》，第198頁。
3《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錢穆，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56頁。
4《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第160頁。
5《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第160頁。
6《盲人說書的調查與研究》，第15頁。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展形態――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統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男子發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劉軍，《論鮮卑拓跋氏族群結構的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1期。
趙紅梅，《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談論――關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對華夏文化的認同問題》，《學習與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鮮卑西遷大澤、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1年07期。
楊軍，《烏桓山與鮮卑山新考》，《歐亞學刊（國際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遷匈奴故地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鮮卑民族共同體形成考論》，《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7期。
溫玉成，《論拓跋部源自索離》，《新疆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簡論吐谷渾西遷之后與慕容鮮卑的歷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01期。
崔向東，《論慕容在慕容鮮卑崛起中的作用》，《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02期。
王鵬，《鮮卑人覬覦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夢”》，《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02期。
劉宗銘，《簡述鮮卑族的起源及發展演變史》，《學理論》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鮮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論觀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論鮮卑段部的源流和興衰》，《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鮮卑早期歷史考論》，《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會生活與習俗
高恒天、趙金國，《秦漢時代鮮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響》，《陜西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從北朝上層女子看鮮卑族的貞潔觀》，《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10年04期。
孫險峰，《北魏鮮卑人的宇宙觀――從鮮卑人的祭天禮制看宇宙觀的變遷》，《自然辯證法研究》2010年11期。
莊鴻雁，《鮮卑薩滿文化三論》，《學術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遷洛鮮卑皇族集團之雅化――以其學術文化積累的提升為中心》，《河北學刊》2012年11期。
陳鵬，《拓跋鮮卑七分國人時間異說形成考》，《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呂凈植，《鮮卑非瑞獸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蔭范，《尾音節為“隗”的古鮮卑人名音讀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紅，《北魏鮮卑八姓之嵇、奚辨》，《許昌學院學報》2014年04期。
趙和平，《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晉十六國墓葬的鮮卑文化因素》，《青海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05期。
曾順崗、張宏斌，《鮮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運――對北魏崔浩被誅的深層解讀》，《天府新論》2014年05期。
孫楠，《鮮卑族口傳文學的史料價值》，《通化師范學院學報》2014年09期。
陸剛，《東漢鮮卑立體造型藝術發展脈絡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從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鮮卑服飾反映的漢人意象》，《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09期。
陸剛，《鮮卑立體造型藝術作品構成形式解析》，《美術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與軍事
薛宗正，《關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討》，《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漢晉護烏桓校尉職官性質演變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龍，《簡論曹魏王朝的鮮卑政策――以王雄刺殺軻比能為中心》，《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會領導者的作用考――以鮮卑君主的地位為中心》，《宋史研究論叢》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戰與慕容垂復燕》，《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4期。
林永強，《漢朝針對降附烏桓的軍政管理措施考論》，《黑龍江民族叢刊》2012年04期。
曹晉，《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鮮卑軍事大聯盟的指揮中心》，《集寧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鮮卑政治發展的地理空間》，《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12年12期。
趙紅梅，《鮮卑朝貢制度構建的歷史軌跡――1―4世紀鮮卑朝貢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漢魏晉時期東部鮮卑朝貢制度研究》，《學習與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與融合
王華權，《漢語親屬稱謂前綴“阿”成因再探――兼說鮮卑等北方少數民族語對中古漢語的影響》，《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烏桓調整與周邊民族關系的原因及其影響》，《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虛中新探》，《文學評論》2009年09期。
孫玉景，《古代渾河地區民族族系嬗變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論壇》2010年03期。
汪錫鵬，《由太和五銖到北周三品――從錢幣上看北朝鮮卑統治者的漢化進程》，《中國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從六鎮鮮卑看拓跋鮮卑的漢化過程》，《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趙秀文、金鋒、包福存，《鮮卑族漢化與諾曼底貴族盎格魯化比較》，《牡丹江大學學報》2010年08期。
莊金秋，《略論段部鮮卑與兩晉的關系》，《東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芻議鮮卑族服飾對南北朝戎服的影響》，《絲綢》2010年10期。
沈波，《對鮮卑族種屬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論慕容鮮卑與西晉的關系》，《黑龍江民族叢刊》2010年12期。
高然，《鮮卑豆盧氏世系補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趙紅梅，《烏桓朝貢東漢王朝探微》，《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鐵弗匈奴與拓跋鮮卑關系考略》，《黑龍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鮮卑漢化過程淺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與烏桓的關系考述》，《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論兩漢時期烏桓、鮮卑南遷的原因及對漢匈奴關系的影響》，《咸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05期。
管芙蓉，《鮮卑族入主中原的意義》，《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06期。
潘慧，《淺析拓跋鮮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與沖突》，《絲綢之路》2012年08期。
趙紅梅，《政治中心的移徙與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鮮卑傳統教育淵源解析》，《學習與探索》2013年02期。
孫泓，《慕容鮮卑遷入朝鮮半島及其影響》，《朝鮮、韓國歷史研究》2013年03期。
鄭亮，《試論東漢與鮮卑的和戰關系》，《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3年09期。
劉彥坤，《淺析鮮卑文化在南北朝時期對民族大融合推動作用》，《商》2014年04期。
孫顥，《高句麗與慕容鮮卑關系解讀――以陶器為視角》，《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6期。
崔向東，《烏桓、鮮卑南遷西進與北方民族關系演變》，《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4年07期。
楊懿，《華裔理殊：永嘉之亂前的慕容鮮卑及其改革動因》，《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黨項鮮卑關系再探討》，《黑龍江民族叢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吳松巖，《早期鮮卑考古學主要發現與研究述評》，《東北史地》2009年01期。
韋正，《鮮卑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學科背景與核心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劉海文、馬婧，《內蒙古南寶力皋吐鮮卑墓地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0年06期。
陳孔壇，《“北周三品”錢幣是鮮卑宇文部漢化的物證》，《東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懷順，《河西魏晉墓壁畫少數民族形象初探》，《華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東漢至魏晉早期鮮卑墓葬的特征與演變分析―以性別和年齡差異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實，《論西岔溝古墓群的族屬――兼及烏桓、鮮卑考古文化的探索問題》，《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04期。
吳葒、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鮮卑因素》，《考古與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長城地帶早期鮮卑遺存文化因素來源分析》，《邊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吳松巖，《拓跋鮮卑一種特殊的合葬類型―二次疊葬墓》，《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12年09期。
謝洪波，《北朝鎮墓獸造型與鮮卑族漢化的關系解析》，《貴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馮雷、郭松雪，《慕容鮮卑早期落腳點“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飛，《北魏鮮卑喪葬習俗考論》，《學術月刊》2013年09期。
（1）官屬數十人持校印紱三十驢五百匹驅驢士五十人之蜀名曰勞庸
部校以下城中莫敢道外事次孫不知將
（敦981）〔1〕
官屬，即屬官府管理的人，實際上是無人身自由，并為官府從事勞動的人，是相對于私屬而言，王莽改制，稱奴婢為私屬，而漢代本也有官奴婢。《漢書》卷七十二《貢禹傳》：“諸官奴婢十余萬，......稅良民以給之?！焙游鬟吶灿信?，如
永光五年六月辛卯敦煌太守禹謂玉門都尉
毋所爭取粟五十石時丞相臨予以奴婢多
（敦1558）
校尉，是漢代軍隊高級武官?！稘h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應劭注曰：“自上而下曰尉，武官悉以為稱”。又引張晏注曰：“有卒徒武事故曰尉”。《漢書·衛青傳》顏師古注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謂一?！??！稘h書·陳湯傳》：“（湯）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三校?！睅煿旁唬骸耙恍t別為一部軍，古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下面接著又說：“即日引軍西行，別為六笑，其三校從南道，逾蔥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自將......”。校尉當是根據這一部一校的編制而來。漢代特設的校尉和都尉，級別都相當高，均為秩二千石或秩比二千石，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所列的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故騎校尉等。在進攻匈奴的朝廷大將直接指揮的部隊中，也設置有校尉，如李廣利的軍中有執馬校尉、驅馬校尉，衛青軍中有輕騎校尉。那么這里的校尉指的是什么樣的校尉呢？我們結合敦煌漢簡中的材料進行一番分析。敦煌簡中有一皇室的詔書
尚書臣昧死以聞
制 曰可購校尉錢人五萬校尉丞司馬千人候三萬校尉
史司馬候丞二萬書佐令史人萬
（敦1300）
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校尉屬下還有秩次較低的校尉丞、司馬千人、候長等，再往下還有校尉史、司馬候、丞、佐令史。（1）簡出土于馬圈灣，當與王莽時期征西域這一重大事件有關。天鳳三年（公元16年），五威將王駿率兵征西域，戊己校尉郭欽、左率何封率軍配合。除郭欽外，王駿所部的校尉還有射聲校尉任巨通。因此，我們認為，這里的校尉很可能是王莽時期駐扎敦煌的軍隊中的一位高級軍官。紱，系印的絲帶。《漢書·匈奴傳》：“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若新紱”。
驢，是漢代敦煌地區常見的蓄力，簡牘中常見，如
鐘政■私驢一匹雛牡兩 丟齒六歲
久在
（敦536）〔2〕
名曰勞庸，就是打著勞庸的名義。勞庸即被雇傭。漢簡中的庸不僅指雇工、雇傭、或傭工，含義更為廣泛，謝桂華先生認為有“取庸代戍”的含義。在（1）簡中的意思為雇傭。
部校，同校尉。以下（1）簡文的意思是：除校尉以外，城中其他的人都不要說這件事，顯然這次到蜀地的長途勞作是一次秘密行動。
（2）、出廣漢八稯布十九匹八寸大半寸直四千三百二十給吏秩
百一人元鳳三年正月盡六月積六月
（居90.56，303.30）〔3〕
廣漢為漢代蜀地郡之一。稯是粗布。古代布帛在二尺二寸的幅度內以八十根經為幅的稱八稯布。元鳳為西漢昭帝年號，公元前80年——前75年。
（3）、正月癸酉河南都尉忠丞下郡太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
用者實字子功年五十六狀黑色長須建昭二年八月
庚辰亡過客居長安當利里洛陽上商里范義壬午實買
所乘車馬更乘牡馬白蜀車 布 并涂載布
（居157.24A）
這是一條有關漢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9年）追捕逃亡者的簡。此人籍貫為洛陽上商里，曾客居長安，逃跑時乘的車駕一匹公馬，馬為白色。蜀車為一專用名詞，當為蜀地造的車。
（4）、......蜀椒四分桔梗二分姜二分桂
（居136.35）
蜀椒為調料，這里是作中藥用。邊塞寒苦，?；几鞣N疾病。這條簡是一處方簡。河西所見產于蜀地的藥用物還有“蜀署”。
（5）、 常安今月十二日到拘校敦德泉谷日聞如公之蜀中軍試士
（敦226）
這是王莽時期的一條簡，王莽改敦煌為敦德，常安為長安。拘校，陳槃先生謂：有鉤稽比較之意。這里有檢查核對的意思。公指某人，是漢代對所尊重的人的稱呼。蜀中軍試士，可理解為到蜀地去招募戰士。分析以上諸條簡文，我們可確知：
至遲在西漢昭帝時，河西走廊已與蜀地有了經濟貿易方面的聯系；河西走廊在王莽時期已與蜀地有了直接的貿易來往，上述（1）簡是明確的證據。這種交往主要通過官吏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調動人力和畜力等進行的。至于為什么由官商進行這樣的長途販運，我們認為這可能與漢代對商人課以重稅有關，這種重稅抑制了商人從事這類長途販運。正如《史記·平準書》所謂：“天下已平，高祖乃命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p>
二、考古所見河西走廊與蜀地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根據簡牘記載，車、布、藥材等都是在河西被廣泛使用的物品，再根據以上簡牘中有關蜀地物品的內容，可以肯定這些物品有蜀地生產的。除此而外，河西漢墓的隨葬品中有許多是來自蜀地的，如武威磨嘴子漢墓的漆器，銅扣耳杯上刻有“乘輿”字樣，意思為皇室專用，均為蜀地生產。河西漢墓的葬俗與蜀地有相同處，而且這種相同處具有排它性，除蜀地及包括今云南、陜西漢中地區外，其他地區都沒有。如武威雷臺漢墓出土的枝干狀的連枝燈與四川及云南、漢中等地出土的銅質搖錢樹的造型十分接近，類似造型的這類器物在武威晉墓和酒泉漢墓中均有出土，連枝燈和搖錢樹的座也與四川等地的相同，如磨嘴子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伎樂，武威晉墓出土的上面浮雕有三神山（嬴洲、方丈、蓬萊）。錢樹是一種時代特征明顯的隨葬器物，出現于東漢前期，而到東漢晚期前后最為盛行。一般來說其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三類：（1）頂飾上的配置以佛像為中心；（2）枝干上有西王母，一般是坐在龍虎座上，周圍有花卉植物和玉壁等；（3）鳳鳥和人物等。反映了當時民間較為復雜的多神教信仰和崇拜。這種習俗反映了河西與蜀地之間在文化上的聯系和共性。
我們認為兩地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交流和共性，是由于兩地在經濟上的互補和交通上的直接相通所決定的，三星堆考古發現和近期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面具和成噸的象牙器說明早在商時期蜀地文明就已發展到可以與中原相媲美的程度。秦漢時期，蜀地是重要的經濟區之一，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載：“巴蜀沃野，地饒 、姜、丹沙、石、銅、鐵、竹、木......然周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苯涍^文景之治，巴蜀經濟進一步發展，成都是著名的商業中心，位列“五都”。林果業有“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4〕冶銅業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產銅之地有越 郡之邛都，益州郡之俞員、來唯、 古，犍為郡之朱提。紡織業方面，蜀布不僅遠銷邊郡，如河西的敦煌、居延等地，而且還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張騫通西域，曾在大夏見到蜀布。東漢末期，蜀錦名揚天下，〈〈后漢書·公孫述傳〉〉說：蜀地的“女工之業覆衣天下?！薄逗鬂h書·西南夷傳》也說：蜀地“土地沃美，宜五谷蠶桑；知染采文繡；
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有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绷硗?，漆器業也很發達，蜀地制造的銅扣錯金銀漆器時稱“銅扣銀耳”，十分的珍貴，漆器遠銷到今蒙古和朝鮮半島，朝鮮樂浪漢墓出土的漆器上有刻寫“乘輿”二字的。古代人口的多少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狀況的重要標尺，我們根據《后漢書·郡國志》統計了蜀地諸郡與河西諸郡的人口數，這說明兩地在經濟上存在著較大的差距。
郡名人口數（單位：萬）
廣漢10
犍為7
益州47
武都15
武威4
張掖6
敦煌1
河西走廊地區手工業落后，但畜牧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發展，這除了由于河西地區地廣人稀，水草易畜牧這一自然條件外，與漢朝中央政府開發河西走廊的舉措是分不開的。漢朝中央政府的開發措施包括設立河西四郡、移民屯田、建立驛址等?！稘h書·地理志》指出：武威以西的河西四郡，“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焙游髯呃冗B同了蜀地與河西這兩個經濟上互補地區的貿易往來。封建社會的長途貿易一般是以物物交換為主要特征的，蜀地的各種手工業品被運到了河西.據我們統計，河西地區來自內郡的物品是十分豐富的，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還有邯鄲造的工具、河內工官造的弩機、南陽造的刀等。我們認為河西用以與蜀地交易的貨品主要是馬、驢等牲畜。
蜀地山路崎嶇，交通不便，大量的手工業品和農副產品的運輸，需要以馬為主要畜力進行，如果要在外地引進馬匹的話，距離較近的河西自然是最佳選擇。然而一個新的問題就擺在了面前:《史記·貨殖列傳》謂關中：“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金城千里，天府之國?！?而其地距河西也近，但河西，甚至其他地區為什么很少有關中的物品呢？我們認為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是皇室是一個龐大的消費體，用度巨大；二是關卡林立，市場管理嚴格。另外從關中到河西的道路屬于漢中央政府竭力經營的官道，居延簡中的“刺書簡”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一般商人或官商要通過是比較困難的。這種情況下選擇一條方便而又實惠的道路來交往就很自然了。
（三）、漢代蜀地通往河走廊的路線
蜀地不經關中而通往西域的路線，我們認為有兩條，一條是在關中的邊緣，從蜀地到漢中，再溯西漢水而上到天水。天水一帶是秦人的發祥地，近年在甘肅禮縣發現的秦先公陵園進一步說明，早在先秦時期，秦人已經開始以禮縣一帶為基地向東西南北開拓。漢代已開辟了從河西經天水到長安的驛道，新出懸泉漢簡中有一條簡牘確切地記載了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
金城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平襄二千八百三十，東南。東南去刺史三......一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V1611③:39）〔5〕
東漢初年，竇融與劉秀在天水合圍隗囂，竇是準備將要經過“高平道”，再迂回到天水的。我們認為居延新簡中的“刺書簡”記載的從河西到關中的道路，從高平也可以到天水，具體路線是：高平（今寧夏固原）——靜寧——莊浪——秦安，關于此問題我們已有專文進行過論證，此不贅述?！?〕另一條道路是從河西到青海，再經臨夏盆地逆大夏河或洮河到蜀地，逆大夏河的這條道路，學界前輩已有人進行過研究。馮漢庸先生指出：唐五代時有一條從西川不經過關中而直達西域的道路，唐時稱為“西川路”，具體路線經過川西北的松州和甘青交界處的積石山?！?〕日本學者松田壽男認為，公元5世紀末，吐谷渾王與北方的涼土（河西地區的地方政權）、夏國和南方的蜀地有了交往?！?〕馬雍先生也說：“曹魏自不說，即令蜀國亦取道青海羌中與中亞有聯系?！薄?〕實際上漢代已經開辟了從從敦煌到今臨夏盆地的道路，有學者稱其為“祁連山道”，也有先生稱其為“羌中道”。這條道路的具體走向，初師賓等先生進行過論證?！?0〕我們在此主要論述這條道路的蜀地到臨夏盆地的具體走向。
從臨夏盆地到蜀地，中間橫亙著黃土高原到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過渡帶。這一帶的原始文化有許多共同點，早期的馬家窯文化的南緣就一直延伸到甘南、川北以及隴南地區的白龍江流域。在環繞我國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地帶中，這個過渡帶占有特殊的地位。學術界普遍認為先秦時期文獻中的昆侖山就在四川、甘肅、青海交界的山區。有學者指出“巴顏喀拉山即昆侖之丘。今巴顏喀拉山南麓，石渠、德格等地屬丘狀高原地貌類型，可明顯分為三重。積石山即今阿尼馬卿山。巴顏“喀拉”為黑色或紫色之山。徐南洲先生說：“果落山正當巴顏喀拉山的‘東北隅’，‘昆侖墟’即巴顏昆侖山，為昆侖山（夏商及遠古）南支。.......朝云之國即軒轅氏黃帝，在今甘肅洮河流域。司彘即賜之為雷祖（嫘姐）之族，今若爾蓋西北的河湟地帶。.......韓流（乾荒即高陽、即高唐神女）與廣漢三星堆青銅人像對比，有 首、謹耳、人面 捉、鱗身、渠股、豚 等特征。‘高陽乃命禹于玄宮’正是三星堆遺址。阿女淖子來自蜀山。古之蜀山在今甘肅碌曲縣郎木寺至瑪曲縣之間。即若爾蓋泥炭沼澤的西北邊沿第一曲的北岸。故蜀山氏就是禹貢雍州‘渠搜’之族?！妒辣尽返葧Q淖子名昌仆，而昌意是她的祖輩。昌意也來自河曲。祖孫二人都是雷祖所生的卷族之裔。”〔11〕童恩正先生指出：“早在新石器時代的后期，黃河上游氐羌系統的民族即有一部分向南遷徙，進入川滇諸省。其中有的在川西北地區與當地原有的民族雜居，發展了一種農耕而兼畜牧的文化。在定居農業的過程中，他們與羌族的區別日益顯著，從而構成了川西北氐族的先民。以后再從河湟進入當地的羌族，在經濟文化上似乎還受過他們的影響。在秦漢時代，此種文化的傳播已經遍及今阿壩、甘孜兩州和西昌專區的一部，達到了最為繁榮的階段。秦漢以后，川西北的氐族，一部分融合于藏族之中：一部分以嘉良夷、嘉戎族等名稱二見于歷史；另一部分則可能南下至川黔交界一帶，最終與漢、苗諸族同化。當我們在考察西南的古代民族史時，這一民族在開發川西北和溝通南北民族交流等方面的功績，乃是不應該忽視的?！薄?2〕
根據近年文物普查和考古發現的結果，我們認為從臨夏盆地到蜀地道路的具體走向為：
逆洮河而上的路：枹罕（今臨夏）或令居（今永登）——安故（今臨洮）——臨洮（今岷縣）——武都（今武都）——蜀地，需要說明的是漢代武都郡就被歸入益州刺史部。從安故到臨洮（今岷縣）的路段，循洮水北行，經今臨潭、卓尼二縣交界處，過九甸峽經渭源縣到安故（今臨洮）。1964年，在今岷縣二郎山發現一東漢時期的磚室墓。隨葬品中的漆器脫片上有漢隸文字，一為“蜀雒王仲作”、另一為“蜀郡峽岡三丸酒”。《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條下有：“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入東入河，《禹貢》，西頃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p>
逆大夏河而上的一條與魏晉隋唐時期的“西川道”相同。即由川西北的松、潘等地，進入甘南碌曲、瑪曲縣境，然后到夏河，與今川甘公路大體一致。
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在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西北部活動的游牧民族正是沿著這條道路往西南遷移的。如周貞王的時候“秦厲王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入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逾 隴。”〔13〕這里只記述了游牧民族翻越隴山的史事，實際上這個大遷徙的歷程并沒有完結，他們中的一部分就滯留在了隴南、甘南一帶，另一部分則繼續向前，溯洮河、大夏河而上到達蜀地。以后，秦人在這一帶與羌族進行過反復的爭奪。穆公霸西戎，羌人勢力西移，河湟間成為中心。秦獻公時，“兵臨渭首，滅狄 氏?！薄?4〕羌族首領 “畏秦之滅，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之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薄?5〕“河曲西數千里”與“渭首”之間的交通，正是要經過今洮河和大夏河的。從此以后，牦牛羌定居越 ，白馬羌定居廣漢，參狼羌定居武都，還有一部分留居湟中。〔16〕
漢代對洮河、大夏河流域的經營，目的是護衛關中、蜀地及切斷這里的羌族與匈奴的聯絡，保證關中通往河西道路的暢通。主要采取了設置護羌校尉和南部都尉，加強隴西塞的管理等措施。具體的進程分為以下幾步。
漢朝建立，蜀隴兩地被視為防御羌族進攻的前沿地帶，“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薄?7〕對于降服的羌人，除留一部分守隴西塞外，“徙留何于狄邊、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睗h武帝的時候，“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紈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余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薄?8〕漢遣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平擊之，始置護羌校尉。漢昭帝時，居住在武都的氐人與漢王朝發生了沖突，“趙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為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還為水衡都尉?！薄?9〕在此以后，宣帝年間漢朝以趙充國為為營平侯，在湟水流域屯田，對阻止匈奴和羌的進一步聯合，以及為更有效地控制從臨夏盆地通往蜀地的道路打下了基礎?？梢钥闯?，趙充國對匈奴的用兵，正是在這條路的東西兩面進行的。東漢初年，燒黨羌威脅隴西、金城。班彪提出：“......在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20〕光武帝遂以牛邯為護羌校尉，“持節如舊。”漢章帝建初年間（公元76——84），漢朝中央政府對羌戰爭取得勝利后，在洮河南岸筑索西城?！搬汶]西南部都尉戍之，悉復諸亭侯?！薄?1〕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屬先零羌的滇零與種羌向漢朝軍隊進攻，“斷隴道?！表樀塾澜ㄔ辏ü?26年），隴西校尉馬賢率七千人進攻羌族武裝，“戰于臨洮，，斬首千余級，皆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薄?2〕順帝陽嘉二年（公元133年），漢朝再次“復制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陽嘉五年（公元135年）由于對匈奴用兵失敗，“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余騎寇隴西，又燒陵園，掠關中，殺傷長吏......”〔23〕順帝永和元年（公元136年），“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饑指累祖等三百級，于是隴右復平?！薄?3〕可以看出，從武都已經開辟了從臨洮（今岷縣）到武都（今武都）的道路，據悉在岷縣發現的漢墓中，曾出土帶蜀地制造的漆器。而從岷縣順洮河而下，就可以到達臨夏和蘭州一帶，而這里是通往河西的必經之地。近年，在甘南的臨潭、卓尼、合作等地也發現有漢代墓葬。這都說明漢代甘南、隴南地區都得到了開發。而這一開發是河西從這里通往蜀地的必要條件。 注釋：
〔1〕“敦”即《敦煌漢簡釋文合校》，吳礽驤 李永良 馬建華校釋，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以下凡“敦”的簡文均同。
〔2〕謝桂華《漢簡和漢代的取庸代戍制度》，見《秦漢簡牘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
〔3〕“居”即《居延漢簡釋文合?！飞?、下冊，謝桂華 李均明 朱國昭校釋，文物出版社，
1987年。以下凡“居”的簡文均同。
〔4〕《漢書·食貨志》。
〔5〕《敦煌懸泉漢簡釋粹》， 張德芳 生編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6〕李永平《天水出土圍屏石塌刻繪圖案的內涵及相關的幾個問題》，待刊稿。
〔7〕馮漢鏞《關于“經西寧通西域路線”的一些補充》，《考古通訊》1958年第7期。
〔8〕松田壽男著 周偉洲譯《吐谷渾遣使考》，見《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9〕馬雍《東漢后期中亞人來華考》，見《新疆大學學報》“哲社版”1984年第2期。
〔10〕初師賓《漢代羌中道開辟小議》，見《西北師院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11〕徐南洲《古代蜀人是怎樣得名的》，見《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6期。
〔12〕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型文化傳播帶》，見《中國西南民族考古論文集》，
文物出版社1990年。
〔13〕、〔14〕、〔15〕、〔16〕、〔17〕、〔18〕、〔20〕、〔22〕、〔23〕《后漢書·西羌傳》。
〔19〕《漢書·趙充國傳》。
中國最早的陶瓷是青瓷,發現于山西夏縣東下馮龍山文化遺址中,距今約4200年。隨著中國原始藝術的第一繁榮時期的結束，迎來了新石器時代工藝彩陶的第二繁榮期的來臨。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現在河南省淹仰韶村發現。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發現西安東郊半坡村，分布地區集中在關中平原。彩陶以黑色與紅色為主。裝飾圖案有人面紋、魚紋、鹿紋、蛙紋等。而中晚期的魚紋從靜態轉為動態，不在注重形態，通過對口，眼腮尾鰭的描繪來表現魚的動態。半坡型彩陶鐘情于幾何紋樣的造型。說明了我們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廟底溝型彩陶首先發現于河南陜縣廟底溝。主要分布在陜西中地區。廟底溝型彩陶整體造型的線條極為流暢。裝飾圖案多采用圓弧線，直線和點。構成雅致流美的神韻。馬家窯型彩陶是廟底溝的延續和發展。首次發現于甘薯馬家窯。碩士論文，陶瓷史。。馬家窯型彩陶整體風格是豪邁、大氣，有著極強的動勢。圖案中，大量出現平行線，平等圓弧線，同心圓，在漩渦式的滾動中所有出現在圓點，恰恰又產生出靜態美。
到了夏、商、西周時期，陶瓷制作工藝大大提高，而且窖場規模也不斷擴大。由于商飲酒之風盛行，所以陶質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壺、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質的酒器明顯減少。裝飾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選擇比例的權衡虛實，繁簡的搭配在這個時期已經體現出來。這個時期隨著三層花，理性色彩的增強以及竊曲紋，波紋，重環紋，瓦紋等的出現更好的體現了夏商西周時期工藝的提高。
秦漢時期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時期，也是一個大融合的時代；秦漢工藝美術是以強盛的打帝國為背景的大一統美術。以儒教思想為背景的禮教美術和以人生享樂為背景的神仙美術。其中，漢朝的陶瓷工藝有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繪陶，陶塑等。漢末晉初最好的青瓷窯是越窯。胎質堅硬，胎色灰白。這個時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撅L格是清雅，裝飾紋樣的舒緩，釉色清新可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以佛教美術的興起哲學思想進入藝術領域，本時期主要以清淡，玄學，竹林七賢為主要的風格。大量的出現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變發展而來的。與前面提到的陶有著本資的區別：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燒制溫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質地不同。陶器質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質地細密，敲擊聲脆如金屬聲。碩士論文，陶瓷史。。
隋唐時期是中國工藝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時期。無論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還是金屬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現出匠師那種“不薄技術，愛藝術，不薄今人愛古人”的內在追求與氣質。創造了開放的華美時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潤。以青瓷為主流產品。唐三彩女傭的出現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唐三彩女傭那雍容華貴的大家風范，實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稱。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銅，鐵,鈷,錳等金屬元素的礦物質為著色劑，配制低溫釉，施于胚體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溫中燒成。其彩色并不僅限于三種顏色，一般有綠、黃、藍、白、紫等多種色彩，但以黃、白、綠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隨葬。常見的有瓶、缽、罐、盤、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還有各種動物和人傭及建筑家具等。
隨著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宋的工藝美術呈現出欣欣向榮的蓬勃氣象。這時期出現了宋代的五大名窯：汝、官、哥、均、定。
1.汝窯（以燒造青瓷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綠色和藍色之間，既有藍色之冷又有綠色之溫。汝窯瓷器樸素、高雅是統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現實反應。體現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窯，胎有灰、黑和米黃數種，紋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黃、深米黃等。北宋官窯窯址未明，南宋修內司官窯及郊壇下官窯窯址在杭州鳳凰和烏龜山。碩士論文，陶瓷史。。
3.哥窯（龍泉窯），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黃之分，以灰青為主，釉面布滿龜裂的裂片，有開片。弊病稱為了一種紋理，好像冰裂變化萬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鈞窯，在河南禹縣，有天青、月白、灰藍、海棠紅、玫瑰紫等色。藝術特點為：“夕陽紫翠忽成嵐”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織，釉色美如朝暉。銅的運用高溫形成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5.定窯，是五大名窯中唯一燒的白瓷，兼燒黑釉，綠釉醬釉。地址在河北曲陽。釉層薄而滑膩滋潤。釉色白中微微閃黃，好似古代婦女薄施粉黛。給人以柔潤，恬美的美感。碩士論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樂、窖青花纏枝山茶紋扁壺都為上海博物館的珍藏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碩士論文，陶瓷史。。
兩宋時期瓷的發展有兩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發展；二是官窯，民窯都在發展而元瓷的發展則集中在江西景德鎮的發展上。其主要工藝是青花，釉里紅，中國書畫藝術與中國陶瓷工藝得以充分完美的結合。這是景德鎮瓷工藝的重大貢獻。而且元代還燒制高溫卵白釉、紅釉、藍釉。碩士論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鎮瓷器獨領。主要瓷器品種為：青花、釉里紅、五彩、琺瑯彩、粉彩。極具宮廷貴族氣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數五彩冰梅蝶紋瓷瓶了。圈足與瓶頸裝飾帶采用紅綠相間的民間抽象、寫意的表現手法，與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體紋飾形成強烈的對比，色調雅致而明潔。清朝的宜興紫砂壺制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文人雅士的積極參與其中。書畫與紫砂壺的關系更加的密切，同時也反應了紫砂壺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國古文明史和審美史的縮影。由于每個歷史時期的制作工藝和審美感受的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裝飾形式。各個歷史時期都有閃現時代光輝的精美之作，體現了各個時期的陶瓷發展特點。陶瓷燒制是一門博大精深的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陶瓷工藝也將展開新的一頁。技術與時代完美結合，相信陶瓷事業將會變得更加輝煌。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六朝地志物類記述之溯源
第一節 先秦之物類記述
六朝是中國古代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史部脫離經部的附屬成為獨立的門類,其中地志作品呈現出繁盛的景象。物類記述是這一時期地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較強的文學價值。 物類記述最早應該追溯至《詩經》、《楚辭》中的動物、植物、器物等的描寫,雖然其中的物類多起比興、象征等作用,但它們對自然物性的潛在性關注是物類記述的濫觴,其中的不少物類也成為六朝地志中物類記述的對象。此外,《山海經》中大量異獸的描寫,或實或虛;《逸周書?王會解》對所獻物類的描述。至漢代,武帝開疆擴土,四方異物紛紛來獻中原,蠻夷的物產風俗載于史冊。名物羅列在西漢大賦中頻頻出現,題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中記述了數量頗多的異物,而東漢詠物小賦往往對某一事物進行詳細描摹。沿著這樣一條發展脈絡,東漢楊孚《異物志》的出現,直接開啟六朝地志中的物類記述之先河。中國古代涉及動植物以及器物等物類的典籍較多,《詩經》、《楚辭》以及《爾雅》三書都涉及了大量的物類?！兑葜軙?、《山海經》中也包含了數量可觀的物類記述,尤其是《山海經》中,記述了大量的奇異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或實或虛,或進行客觀詳述,或具有荒誕恍惚的神秘色彩。
1993年《兵車器集簿》出土于尹灣6號墓，連云港市博物館編《江?？h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首先公布了《兵車器集簿》圖版[1]。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關注到《兵車器集簿》的價值，指出《兵車器集簿》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武器和車種[2]?！兑鼮碀h墓簡牘初探》介紹了《兵車器集簿》的基本內容，“所記分乘輿兵、車器和庫兵，車器兩大部分，逐項記載武庫所收藏兵、車器的名稱和數量。兩部分之末均有兵、車器種類及物件的統計數字，最后還有總的統計數字，共計240種23 268 487件[3]”。不過直到《尹灣漢墓簡牘》[4]一書的出版，才推動學界對《兵車器集簿》研究的真正開始。本文主要就《尹灣漢墓簡牘》出版后學界對《兵車器集簿》的研究成果加以綜述，以期對今后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文本考釋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對《兵車器集簿》中的“薰毒（毒）”、“乘輿”等名物詞語逐一進行解釋[5]。張顯成《西漢遺址發掘所見“薰毒”、“薰力”考釋》著重對“薰毒”進行考釋，認為《兵車器集簿》中出現的“薰”主要是作為戰備藥物來使用，而不是李均明所指“熏煙的原料藁艾之類”[6]。張顯成《尹灣漢簡釋讀短札―讀》解釋了《兵車器集簿》中的“乘輿”、“弩檗”、“蜚樓行臨車”、“木卮”、“薄盧”等名物詞語，特別強調過去對“乘輿”的訓釋有誤。[7]張顯成《尹灣漢簡名物釋讀札記》在上文的基礎上，對更多名物詞語進行釋讀[8]。周群麗《尹灣漢墓簡牘整理研究》一文，對《兵車器集簿》全文作了考釋[9]。張顯成《從看尹灣漢簡的詞匯史研究價值》從《兵車器集簿》的傳統訓釋、漢語詞匯量、詞語用例缺無問題、詞語詞義產生的時代等角度強調尹灣漢簡在漢語言文字史方面的研究價值[10]。李解民《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所書其他文字初探》對《兵車器集簿》正面第三欄右下部和反面第五欄后部所書的文字進行了考釋。認為這兩部分文字在研究漢代社會的遺產繼承、婚姻制度、家庭結構等具有的直接的意義和特殊的價值[11]。魯家亮《讀所遺“置后”文獻小札》在李解民一文考釋的基礎上，研究認為這兩部分文字很可能都與漢代“置后”問題相關[12]。
二、東?？の鋷斓男再|
關于《兵車器集簿》中出現的“武庫”的性質，學界主要有四種觀點：
（一）中央直屬武庫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初探》依據東?？の鋷熘賳T配置與器材統計皆未見于六號漢墓其他木牘中，認為武庫可能是漢朝設于東南地區的大武庫，不屬于東海郡直接管轄[5]。杜亞輝《從尹灣漢簡武庫集簿看西漢的武備建設》同意李均明的看法，也認為東海郡的武庫不屬于東?？ぶ苯庸茌?，而是直屬于西漢中央[13]。袁延勝《尹灣漢簡所見西域史事探微》認為原為楚國武庫，七國之亂后被撤除，藏品移交直屬于中央的東?？さ奈鋷欤茌犞鲁?、東?？ぁ⑴婵さ瓤谋嚺c武器等器物[14]。
（二）長安武庫
[韓]李成《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于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從“武庫”的規模與掌管吏員、橐佗龜車、涇路匕首、郅支單于兵、烏孫公主使節、諸侯使節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該武庫不會是東?？忍卦O之武庫，而是“在長安的執金吾之屬官武庫令所管轄的漢帝國中央武庫”[15]。
（三）東?？の鋷?/p>
邢義田《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h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認為武庫藏品原為楚王之物，后移交給東?？す芾?，此武庫是東海郡武庫[16]。
（四）楚國武庫
謝紹《江蘇尹灣漢簡所見的武庫與使節辨析》認為《兵車器集簿》中所見武庫非東?？の鋷旎蛑醒胛鋷?，而原是韓信楚國武庫，后為劉交楚國武庫，一度稱彭城郡武庫，永始四年記錄器集簿時為中央控制下設在彭城的楚國武庫[17]。
三、兵車器、武庫制度研究
李均明《研究漢代武器裝備的珍貴史料―記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較早的注意到《兵車器集簿》在漢代武器裝備研究上的價值[18]。卜憲群《尹灣簡牘與漢史研究》指出《兵車器集簿》為探討漢代武庫制度提供了突破口[19]。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認為《兵車器集簿》是迄今所見有關漢代武庫器物最完備的統計報告，指標項目眾多，數列明確，為我們深入了解漢代武器裝備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資料，彌足珍貴。其中兵車器排列順序，印證了漢代武庫的武器確實是分類存放的。此外，強調武庫中的皇室用品與非皇室用品分別記帳，不僅有政治上的意義（顯示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亦有經濟上的原因（經費來源有區別）。另對《兵車器集簿》所載器物分類加以敘述[5]。李斌《從尹灣看漢代兵種構成》一文，指出《兵車器集簿》的內容反映了漢朝軍事技術的進步，作戰方式和戰術發生的深刻變化[20]。杜亞輝《從尹灣漢簡武庫集簿看西漢對武庫的掌控》認為，《兵車器集簿》反映了當時兵器生產的盛況，從而使西漢政府擁有了可靠的物質基礎和武備保障，也說明了西漢時期中央軍隊人數眾多和戰爭規模龐大的真實性。對西漢地方武庫的功能、作用作了一番論述，認為西漢對地方武庫的嚴格掌控是皇帝獨占武力的一種手段，是中央集權制實施的重要保障，也是弱化地方勢力、防止民眾謀反，強化中央集權的標志[21]。朱紹侯《是東海郡非常時期的檔案資料》認為東?？の鋷靸Υ孢^量兵器等反常情況，表明《尹灣漢墓簡牘》是東?？し浅r期的檔案文獻[22]。卜憲群《也談的性質》不同意朱紹侯的看法，認為漢代郡武庫究竟有多大，藏有多少兵器才屬于特殊或一般，因無其他資料可資借鑒，從理論上來說，不好把東海郡的情況作為特殊情況處理[23]。
四、使節問題
關于“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的斷句及反映的西域史實，引起了學界廣泛的注意。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初探》認為應斷為“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指的是烏孫公主和有關諸侯出使時使用的旗形憑證[5]。李成《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于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基本同意李均明的斷句，但又指出這種斷句也存在不少疑問[15]。袁延勝《尹灣漢簡所見西域史事探微》認為，李均明和李成斷句不當。強調“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不應斷開，而是完整的一句。具體的理解應為“烏孫公主與諸侯（交往）的使節九十三”，但也不排除楚王國向烏孫公主派遣使節的可能。指出《兵車器集簿》記載的“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郅支單于兵九”兩項內容，蘊涵著可貴的西域歷史信息。烏孫公主諸侯使節揭示了烏孫公主與故鄉楚王國的密切聯系，“鄴支單于兵九”的收藏表明了漢朝誅滅郅支單于的重要歷史影響[14]。謝紹《江蘇尹灣漢簡所見的武庫與使節辨析》認為，烏孫公主諸侯使節應該不是烏孫公主派來楚國的使者所持的使節，而是楚國派往烏孫的使者完成使命后回復上交的使節，一直在彭城的武庫保存[17]。
綜上所述，現階段學術界對尹灣漢簡《兵車器集簿》的研究，成果頗豐。但在許多問題上還未形成定論，如“薰毒”、“乘輿”等部分名物詞語的釋讀，《兵車器集簿》的性質，“烏孫公主諸侯使節九十三”的理解等等。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深入的研究，以厘清史實。筆者相信，隨著對《兵車器集簿》研究的深入，《兵車器集簿》的價值將會得到更多的體現。
注釋：
（1）以下簡稱《兵車器集簿》.
參考文獻：
[1]連云港市博物館.江?？h尹灣漢墓群發掘簡報[J].文物，1996，（8）.
[2]滕昭宗.尹灣漢墓簡牘概述[J].文物，1996，（8）.
[3]連云港市博物館、東?？h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初探[J]，文物，1996，（10）.
[4]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東?？h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M]，北京：中華書局，1997.
[5]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A].連云港市博物館、中國文物研究所.尹灣漢墓簡牘綜論[C].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86-120.
[6]張顯成.西漢遺址發掘所見“薰毒”、“薰力”考釋[J].中華醫史雜志，2001，（4）
[7]張顯成.尹灣漢簡釋讀短札―讀《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J].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4）.
[8]張顯成.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名物釋讀札記[A].李學勤、謝桂華.簡帛研究（2001）[C].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437-442.
[9]周群麗.尹灣漢墓簡牘整理研究，碩士學位論文[D]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07，39-53.
[10]張顯成.從《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看尹灣漢簡的詞匯史研究價值[A].張顯成.簡帛文獻論集[C]，成都：巴蜀書社，2008，392-419.原載于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學研究（第三輯）[C].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19-32.
[11]李解民.尹灣六號漢墓6號木牘所書其他文字初探[A].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簡帛研究（第3輯）[C].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471-480.
[12]魯家亮.讀《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遺“置后”文獻小札[A].武漢大學歷史學院.珞珈史苑[C].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109-114.
[13]杜亞輝.從尹灣漢簡武庫集簿看西漢的武備建設[J].華北水利水電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
[14]袁延勝.尹灣漢簡《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所見西域史事探微[J].西域研究，2008，（1）.
[15]（韓）李成.前漢帝國中央武庫收藏目錄之發現―關于尹灣簡牘《永始四年武庫兵車器集簿》之探討[A].長沙市文物考古所.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中華書局，2005，411-437.
[16]邢義田.尹灣漢墓木牘文書的名稱和性質：江?？h尹灣漢墓出土簡牘讀記之一[J].大陸雜志，1997，95，（3）.
[17]謝紹.江蘇尹灣漢簡所見的武庫與使節辨析[J].西域研究，2009，（2）.
[18]李均明.研究漢代武器裝備的珍貴史料―記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N].中國文物報，1997-12-7.
[19]卜憲群.尹灣簡牘與漢史研究[N].光明日報，1999-4-2.
[20]李斌.從尹灣《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看漢代兵種構成[J].中國歷史文物.2002，（5）.
一、死刑由來及其特點
死刑作為最為古老，適用最為廣泛的一種刑罰方式，其由來已久。在徒、流刑以及罰金刑出現之前，因其被統治者所青睞，故而適用相當的廣泛。追溯其由來，從古文的涵義大致可以推斷由“活人祭祀”或者“血親復仇”演變而來，當時死刑的設置可能為了平息神靈的憤怒，懲罰那些觸犯傳統禁忌的犯人，亦或為了安定社會秩序，成為血親復仇的手段①。隨著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文化的不斷發展以及社會形態的進化，死刑逐漸成為了統治階級懲罰犯罪的有力處罰方式。
死刑與其他的刑罰方式較為不同，其有著自身獨特的特征：
1.剝奪權利的同等性。死刑作為一種剝奪人生命權的刑罰方式，其所針對的犯罪人權利均是生命權，此種刑罰方式不同于徒刑與罰金等方式，徒刑與罰金等方式存在著多少的問題，而死刑則不會。
2.懲罰的極端性。死刑的極端性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其刑罰方式最為嚴厲，直接剝奪了犯罪人的生命；其次就是此種刑罰方式具有不可變更的特性，因為犯罪人的生命被剝奪后，就無法再進行挽回，故而沒有無法給予犯罪人改過自新的機會。
3.適用經濟、高效。死刑的執行，只需要對犯罪人的生命進行剝奪行為即可，像徒刑與罰金等人力、物力以及相應的監管方面是不必要的。
二、我國古代死刑的定罪、執行與發展趨勢
1.定罪。我國古代可以認定為死刑的犯罪行為，一般包括以下幾種：政治類的犯罪，如違抗命令罪、亂政罪、叛國投降罪、謀反罪、奸黨罪等；侵犯皇權類的犯罪，如不敬、大不敬罪、擅闖殿門罪等；瀆職腐敗類的犯罪，如瀆職罪、貪贓枉法罪等；侵犯人身、財產類的犯罪，如殺人罪、搶劫罪、盜竊罪、罪等；還有違反倫理與一般傳統類的犯罪，如不孝罪、惡逆罪、不睦罪、不義、罪等。這些犯罪行為往往侵害到了統治階級的統治利益，或者是嚴重損害了社會、經濟秩序以及個人的生命、財產權，對于違背了倫理綱常，在古代也是有可能會被處以死刑，從以上的定罪罪名來看，在古代，很少講經濟類犯罪行為判處死刑（其中僅有的私自鑄造貨幣罪在西漢曾經設置）。
2.執行。我國古代關于死刑的執行方式，種類繁多。在奴隸制時期，除了基本的大辟之外，還存在著較多雜類，如火燒、炮烙、剖心、剔刳（ku）、醢（hai）等多種殘酷的行刑方式，其中諸多為商紂王創設。到了西周時期，又出現了腰斬、車裂、磔（zhe）、磬（qing）、踣（bo）等比較殘酷的行刑方式。②死刑的執行方式在封建社會時期，種類在各個朝代有所不同，在秦朝，據史料記載，大約有十余種之多，如腰斬、阬、車裂、定殺、磔、戮（lu）、棄市、鑿顛、絞、梟首等；在漢朝的死刑行刑方式大量減少，大致分為三種，棄市、梟首和腰斬；兩晉時期的死刑執行方式大致與漢朝相類似，在南北朝時期亦是以此為基礎，增加絞刑、車裂與磬；在隋朝《開皇律》廢除梟首與車裂的死刑方式，規定死刑為絞、斬二等，這是中國古代死刑方式二元化的開始。但在隋煬帝時，又恢復了梟首與車裂。 而在唐朝再次廢除了梟首與車裂，規定死刑為絞、斬二等。但在唐后期，又恢復了腰斬、梟首、車裂。宋朝法定的死刑為絞、斬兩種。在宋仁宗時，凌遲成為了死刑的行刑方式，這種行刑方式是我國古代最為殘酷的一種死刑執行方式。凌遲刑起于五代，法定于遼。南宋《慶元條法事類》明確將其與絞、斬一道列入死刑執行方式之中。在元朝的死刑則主要分為斬、凌遲兩種。在明朝《大明律》規定的死刑方式有包括了絞、斬、梟首與凌遲四種。明朝的《大明律》公開恢復梟首刑，同時將凌遲刑通過法典的形式合法化。到了近代之前的清朝，其死刑方式主要是有絞、斬兩種，凌遲與梟首也存在一定的非經常性使用。③
三、我國古代死刑評析
在前文中，筆者對于我國古代死刑的特點以及定罪與執行方式進行了一定的匯總、比較。我國古代死刑大部分以政治類犯罪行為、侵犯皇權類行為為主，還包括侵犯人身、財產權利的犯罪行為。而從死刑的執行方式看，我國古代死刑方式從一元到多元、多元逐漸向二元化的方式發展演變，同時，各個朝代法律規定的死刑方式往往被敕令、條例等超越，使法典中沒有的前朝酷刑又再次出現，總體而言，我國古代死刑方式一直都是多元化的。在《大清新刑律》之后，死刑又從二元歸于一元，這充分體現出了我國死刑制度不斷發展、不斷前進與完善。
死刑作為最嚴厲的刑罰方式，現在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國家廢除了死刑，我國在其存在與廢止上，古代歷史上亦出現過變革與爭論。從文景之治開始的廢除肉刑開始，到大唐天寶六年唐玄宗公開下詔廢除死刑，由于某些原因，此詔令并為產生任何效力。隨著經濟、與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西方諸多國家廢除了死刑，而我國為何沒有廢除死刑，筆者認為，主要原因在于東西文化的差異。我國古人的思想以“殺人償命”、“天經地義”，此與西方的天賦人權等思想相差較大。同時，我國古代的“兵刑合一”、“重典治吏”等一貫理念在人民心里早已根深蒂固，故而，我國目前仍存在死刑的關鍵與此不無關系。（作者單位：1.四川省成都市大邑縣人民法院；2.山西云岡律師事務所實習律師）
參考文獻：
[1] 曾憲義：《中國法制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我國有豐富的政治哲學文化的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結合中國的實際問題,挖掘、整理、吸收這些優秀傳統文化中有價值的東西,對于加強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建設、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是有現實意義的。本文試圖通過對賈誼政治哲學的討論,以期從中獲得建設社會主義三個文明、和諧社會的參考價值,并有助于啟迪我們的新思維,賦予傳統文化以嶄新的時代精神。
賈誼是“漢朝初年最大的哲學家、思想家和杰出的政論家”。生于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卒于漢文帝劉恒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洛陽(今河南洛陽)人。
金春峰說:“先秦,以荀子為代表,儒家思想走上了新的軌道,即融合、吸收法家思想,為強化封建專制集權服務,從而和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有性質的區別。賈誼的思想,體現了《荀子》思想的這一特色?！彼抉R遷說:“賈生、晁錯明申、商?！睆膶W術思想源流上來看,賈誼受儒家和法家思想影響很大。
賈誼的政治哲學思想首先是建立在對秦朝何以速亡反省的基礎上的。賈誼認為,秦朝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廢棄禮教的做法使得社會風俗大壞,宗法人倫失序,是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所以有陳勝等的揭竿而起。強大的帝國傾刻間轟然倒塌,變得那么不堪一擊。這里面的原因不能不讓人深思?？偟恼f來,賈誼認為,秦朝之所以失敗的原因在于“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認為秦朝在取得政權以后,不應該再純以法術詐力作為統治的基本指導思想和方法,而應該施行仁政。
在總結了秦亡的教訓以后,針對當時社會現狀,賈誼認為,漢初以來的黃老無為思想雖然有利于經濟的復蘇,但是卻無法調節宗法秩序。不僅如此,它還將最終危及中央集權專制統治。賈誼認為能夠補救時弊的只能是“積極有為”的儒家思想。他欲借助儒家思想重整社會秩序。在賈誼的哲學思想中,“道”是作為本體出現的,所以“道”也是賈誼政治思想的形而上依據,是賈誼認為“什么是美好政治生活”的終極性依據。賈誼追求的是合于“道”的政治生活。但賈誼的“道”是“其本者謂之虛”,它落實在現實社會中是表現為儒法兩家特別是以儒家思想為主的價值的。所以,賈誼認為,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如果能夠合理地貫徹實現“儒法并用”的思想,也就實現了他的合于“道”的美好政治生活。因而賈誼的政治哲學也充溢著“儒法并用,以儒為主”的特點。關于如何實現美好的社會政治,面對當時社會的三個重大問題“匈奴強,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僭擬,地過古制”,賈誼主張“儒法并用”,主要在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民本、禮治三個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從而想達到解決社會矛盾,扭轉社會危機四伏局面的目的。
一、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
在賈誼的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形態應該是定于一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統治的政治形態。皇帝應該是整個國家政治結構的金字塔的頂尖,是政治的核心。在現實政治中,他主張漢朝中央政權的絕對權威性。而當時的情況是“諸侯僭擬,地過古制”。賈誼面對此種情況感到痛心疾首。他認為地方封建割據勢力已經對中央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因此建議文帝及早采取措施,解決諸侯割據一方的問題。他說:
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后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霸羲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萃踔?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日“非徒病瘇也,又苦跖戾”?？赏纯拚?此病是也。
這種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勢力之間的矛盾,已經到了非常尖銳的地步,各地諸侯對中央政權來說已是“尾大不掉”,這樣一來,直接削弱了中央的權威,并進而可能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已經到了非解決此矛盾不可的地步。為此,賈誼提出了“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希望通過讓諸侯國分為若干國,分王其子孫,化大為小,以削弱諸侯國的力量。達到“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的目的。這就是說,賈誼希望通過這一措施,使諸侯失去作亂的形勢,使諸侯只能聽命于中央。進而樹立中央的絕對權威,維護中央大一統的專制統治。
對反叛作亂的諸侯,賈誼建議漢文帝要儒法并用,恩威并舉,“以刑去刑”,毫不手軟,從而以儆效尤。他說: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眾理解也。至于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丸,臣以為不缺則拆。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
這是要求漢朝的統治者用“仁義恩厚”和“權勢法制”的兩手來對付諸侯。該強硬的時候一定要強硬起來,不能對枝大干小現象放任自流,更不能置若罔聞。如果一味地對諸侯仁慈寬厚,只能放縱諸侯的反亂之心,這是非常危險的。
對于如何防范諸侯王勢力膨脹,賈誼提出了兩個對策:一是定禮制,二是定地制。賈誼并不反對分封,反對的是諸侯王勢力過大,威脅中央政權。他的對策“出發點仍是‘仁’與‘義’。因為所謂‘活大臣,全愛子’,正是‘仁者愛人’(《孟子·離婁下》)的具體表現”。
賈誼維護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主張,生前雖未被采用,但“其言驗于身后”。他的“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建議后來被漢武帝以“推恩令”的形式而實行,徹底解除了諸侯對中央政權的威脅,極大地鞏固了中央集權統治。賈誼為漢初政治的完全統一作出了巨大貢獻。這種政治上的統一為思想上的統一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民本思想
以民為本是仁政思想的重要內容。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源遠流長,在西周時,《尚書·泰誓》中有:“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渡袝の遄又琛分姓f:“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睉饑鴷r,孟子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說過:“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敝芄疴氄f:“民本思想就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核心。從西周到西漢,是這個思想的確立過程。”賈誼的民本思想秉承了儒家傳統民本思想。與以往不同的是,他提出了“民無不為本”的觀點,從而把民的地位和作用提到了空前的理論高度。他說:
“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
賈誼不僅把民眾看作是國家、君主、官吏的根本,而且把民眾看作是一切事業的根本。由此可以看出,賈誼的政治哲學思想完全是立基于人民之上的。
賈誼還列舉了民為本的各種情況,在《新書·大政上》中他說:
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以為命,君以為命,吏以為命,故國以民為存亡,君以民為盲明,吏以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為命也。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以為功,君以為功,吏以為功。國以民為興壞,君以民為強弱,吏以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于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以為力,君以為力,吏以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則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戰,民不欲勝,則莫能以勝矣。
賈誼認為,國家、君主、官吏都要以民為本,以民為命,以民為功,以民為力,一切成功都要依靠民眾才能成功,一切失敗都是君主和官吏的過失造成的,和民眾無關。這就是說,不管是國家民族,還是君主官吏,他們的命運都取決于老百姓。民心向背是事業成敗、戰爭勝負的關鍵,民眾決定著國家、君主的前途與命運?！八奢d舟,亦可覆舟?！币磺械弁跻胧箛疑鐣L治久安,就必須認真對待民眾。民眾不可違,民眾是一切事業成功必須依靠的力量。
既然民眾是一切的根本,那么君王在施政中就要真正做到以民為本,對于如何做到以民為本,賈誼認為:安民是國家穩定、社會發展的核心,只要民眾安居樂業,社會就會穩定發展。他說:“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矣。”賈誼認為,要安民必須做到以下幾點:
首先要愛民。賈誼說:“凡居于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謂智?！庇终f:“德莫高于博愛人?！薄盀槿司呔词繍勖?以終其身?！睈勖袷且悦駷楸?、安民的道德基礎。
第二要富民、惠民。這是說當政者要注意人民的物質利益,要給老百姓以看得見的好處和實惠,要讓老百姓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賈誼認為,只要是圣明的君主當政,就必須使人民生活富裕,身體健康。他引用周成王的話說:“寡人聞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辟Z誼提出的富民之法是驅民歸農,發展生產。
兩漢時期是宗教、讖緯、迷信猖獗，巫術方士盛行，祭祀活動頻繁，幾乎是月月有祭祀。《風俗通義·祀典》記述“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漢代人認為祭祀已經是生活中平常而不可缺少的一件事情，正如《后漢書·祭祀》所記載：“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獺知祭祀，而況人乎。”史籍所見兩漢時期的祭祀活動不僅是時人精神生活的頭等大事，而且也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墩摵?middot;祀義》曰:“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修祀,祀必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
當前，學者對兩漢祭祀文化的研究主要分以下幾個方面。
一兩漢祭祀文化及制度的研究
對兩漢祭祀文化進行專門系統研究的專著稀缺，主要有陳戍國的《秦漢禮制研究》和王柏中的《神靈世界秩序的構建與儀式的象征———兩漢國家祭祀制度研究》等，其著述主要從禮儀制度與國家政治關系的角度對兩漢國家祭祀進行研究，對地方的祭祀制度和民俗未談及。
研究兩漢祭祀文化的綜合性研究論文甚少。一類是對祭祀禮儀制度及習俗的研究，另一類是重要神靈研究。當代學者對兩漢祭祀禮儀關注的焦點主要在郊祀禮、封禪禮、農業祭祀等。主要從文化制度角度進行研究祭祀禮儀，對祭禮與文學的關系研究的深度遠遠不夠，如徐迎花的《東漢光武帝時期郊祀制度研究》、楊英的《東漢郊祀考》等。這兩篇論文只對郊祀禮儀進行簡單梳理和介紹，對東漢郊祀禮興盛的原因和對文學的影響并未提及。
兩漢時期信仰、崇拜的神靈很多。國家祭祀神系基本沿襲先秦時期的神系，出于當時種種現實的需要，其主要祭拜的神靈有伏羲、女媧、太一、西王母等。對這些神靈的研究當今學者主要集中在原型、神話流傳、演變過程等方面。學者們一般關注的是伏羲、女媧傳說的原型、神格和神話傳說的文化意義等。從神話傳說角度研究伏羲的學者有孫瑋、孫海洲、何新、劉雁翔、李炳海、常金倉等。新時期以來，女媧研究的中心問題主要集中在女媧神話的流傳、演變、伏羲女媧的關系、女媧的族屬及其原型和社會文化史的意義等方面。如楊利慧的《女媧的神話與信仰》、《女媧溯源———女媧信仰起源地的再推測》二書可以說是近年來女媧研究的總結。近年來學者對太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學、宗教兩個方面。從哲學角度，學者認為太一是宇宙的本原。從宗教方面則認為太一是宗教神靈，學者們對太一的神格和流傳進行了梳理和考察，但對漢代太一祭祀興盛的原因和太一的祭祀文化意蘊還未論及。西王母是當代學者研究的熱點。從歷史學、地理學的角度解讀西王母原型的，如王偉章的《西王母形象考》、王衛東、曾煜的《西王母原型新探———上古巫文化研究之四》等。從宗教角度研究西王母宗教神學思想及受崇拜的原因，如李東峰、楊文艷的《漢代西王母與東王公神話的歷史考察》、周靜的《兩漢時期的西王母信仰》等。還有的以畫像石、銅鏡銘文等作為第一手材料，如汪小洋的《漢畫像石中西王母中心的形成與宗教意義》、鄭先興的《漢畫中的西王母神話與西王母崇拜》等。漢代諸神靈研究，學者們或從宗教學或從神話傳說角度去探究神靈原型，還未有學者從漢代祭祀文化的源流角度去探討這些神靈崇拜祭祀興盛的原因，以及這些神靈祭祀崇拜對祭祀文學的影響。
二漢代思想對祭祀文化的影響
漢代是一個思想比較發達、活躍的時期，研究漢代思想的專著比較多，如于迎春《漢代文人與文學觀念的演進》，龔鵬程《漢代思潮》，李中華《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徐興無《讖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等。李中華《神秘文化的啟示———緯書與漢代文化》，一書從緯書與漢代經學、緯書與漢代哲學、緯書與漢代倫理、緯書與漢代科學、緯書與文學藝術、緯書與漢代神話等方面闡述了緯書與漢代文化的關系。緯書是沿著董仲舒的天人論的路數發展推衍而成，故其文學理論亦屬“比德說”范疇。但不同的是，緯書更強調人與神的關系，其體系的基調與核心乃宗教神學，故其文學理論亦摻雜了神啟或天啟的內容。所以研究漢代文學緯書也不應忽視。
研究漢代思想的學術文章也很多，馮維林在《論讖緯與漢賦創作的關系》一文中認為讖緯與漢賦創作的關系是“讖緯不僅在漢代政治領域發揮了重大作用,而且對漢賦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賦創作的實際情形基本上反映了讖緯在漢展的階段性特征。”[2]吳賢哲的《漢代神學思潮與漢樂府郊廟、游仙詩》一文認為“漢代神學思潮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帝王的造神活動是漢代神學思潮涌動的內在動力,方士的積極參與是漢代神學思潮向前發展的外在推力,漢儒的天人感應、祥瑞災異學說是漢代神學思潮的理論基礎,方士和儒生的結合衍變出了讖緯神學,并導致了經學神學化和神秘化。漢樂府機構的發展和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漢代神學思潮的需要,漢樂府中的郊廟、游仙詩是漢代神學思潮的直接產物,反映了漢代神學思潮的某些思想內容。”[3]方蘊華在《陰陽在宗教祭祀文化中的動態功能》一文中認為“祭祀文化中的‘陰陽’，當其反映尊卑等級觀念時，其內部的對應形式得到迅速的擴展，使錯綜復雜的社會倫理關系得到‘綱常’序列化表現，‘陰陽’在祭祀文化中的動態功能使中國古代文化彰顯出‘倫理本位’特征。”[4]具圣姬在《漢代的鬼神觀念與巫者的作用》一文中認為“漢代人信奉鬼神思想，漢代巫者是民間信仰的掌握者,事鬼神者,占卜者。因此他們在官府或民間能主管祭祀,進行下神、事神、占卜、依托鬼神的活動是神人之間的媒介者。”[5]
此外還有詹蘇杭的碩士論文《讖緯與漢樂府》認為由于漢代帝王的好大喜功、尋求長生及方士的鼓吹等原因漢代讖緯思想興盛，讖緯對漢代樂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轉貼于
，對郊祀詩產生的影響最大，郊祀詩中有很多內容是讖緯思想的反映。張文安的博士論文《周秦兩漢神仙信仰研究》認為漢代的神仙信仰在漢武帝時期開始興盛后來由貴族化發展為平民化，同時神仙思想的興盛促進了道教的形成。
三祭祀禮儀與兩漢祭祀文學研究
當今學者對兩漢祭祀文學的研究多伴與祭祀禮儀一起研究，其主要可分為：漢賦與祭祀文化的關系、祭祀詩與文化的關系、封禪文學三類。漢賦與祭祀文化的關系，主要從宗教思想對文學的影響和文學對政治的反映來進行研究，如王振軍的碩士論文《漢賦與漢代國家宗教研究》主要從郊祀禮、明堂制度、封禪祀典、太一崇拜等方面闡述了兩漢國家宗教對漢賦和賦家的滲透和影響。祭祀詩研究主要針對祭祀禮樂制度進行研究，而未對祭祀詩的文學性、祭祀詩與《詩經》《楚辭》的承繼關系以及祭祀詩中的神系進行研究。如許倩的《漢〈郊祀歌〉與漢武帝時期的郊祀》一文只考述了郊祀制度的宗教思想與用樂制度，對《郊祀歌》的文學性并未論及。
封禪文學研究，主要從禮儀文化的角度對封禪文學進行研究，如楊曉芳的碩士論文《封禪文學研究》從封禪的源起與封禪歷史、封禪的思想基礎、封禪禮樂、封禪的現實功效等方面來闡述封禪文學的內容及思想。但迄今為止，全面、系統的從文化角度研究兩漢祭祀文學的論文還鮮見。
【關鍵詞】楚辭；兩漢；傳播與接受
一、楚辭定義與特點
西漢劉向將屈原宋玉等人以及漢代模仿屈、宋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楚辭的名稱，漢以后才有，即在漢景帝與漢武帝之間出現的學術上的名稱?！背o也是戰國時期楚地的詩歌形式，它“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
楚辭在句式上打破了《詩經》四言詩的傳統，運用更為靈活的句式，除了運用五、七句，還有六字句，使得句式參差不齊，錯落有致。楚辭吸收大量的方言，句式也較散文化，為以后“賦”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楚辭”受當地巫術的影響。巫術的歌舞中多反映人神戀愛等故事，充滿了想象力和神秘色彩。屈原作品《九歌》、《招魂》模仿當地民歌，且在其他作品中也充滿著屈原的浪漫主義情節和奇特的想象力。如《離騷》中：“駟玉虬以桀鹥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于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庇秩纭毒耪隆ど娼贰榜{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昆侖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同光?！背l蒼梧，夕余懸圃，命羲和駕車。登昆侖、駕青虬?！吧n梧”、“懸圃”、“昆侖山”、“重華”和“羲和”，這些都是神話故事中的人和地點，使全詩充斥著浪漫主義情懷。
二、楚辭在兩漢的傳播和接受
（一）楚辭在西漢的傳播
西漢對楚辭的傳播與接受經歷了一個從發展到高峰再到衰落的時期，西漢時期楚辭傳播興盛，是與統治者政治統治需要密切相聯系的，而經歷了秦代的“焚書坑儒”之后，西漢統治者吸取秦滅亡的教訓，逐漸認識到思想的統一以及對文學作品進行儒家解讀的重要性。
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大體介紹了楚辭在西漢的傳播與接受，他說到：“漢興，高祖王兄子濞于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于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并發，故世傳《楚辭》?！币驗闈h代離著屈原所生長的戰國時期時間較近，所以能較好的保留屈原的作品。后來的宋玉、景差等人慕名而作，吳王劉濞，枚乘、鄒陽等人對楚辭的傳播都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楚辭的傳播在漢武帝時期到達了一個高峰。漢武帝命劉安做《離騷傳》，一方面是漢武帝本身對于《離騷》的愛好，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一方面是為了鞏固統治階級的需要，屈原所代表的是愛國忠君的思想，他在《離騷》以及相關作品中充分表達了他對祖國的熱愛以及對忠臣明君治世的渴求，這也正是漢武帝所追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漢武帝希望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個閱讀和傳播楚辭的風氣，體現屈原等人忠君愛國思想，從而更好的鞏固其統治；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漢武帝命劉安做《離騷傳》的年代恰好反映了漢武帝當時的心理活動，龍文玲認為“劉安作傳的這一年，正是漢武帝第一次尊儒改制在祖母太皇竇太后干預下慘遭失敗之年。”①漢武帝固然有著對《離騷》的愛好，而更多的是在《離騷》中尋求情感共鳴。屈原有著對祖國的熱愛之情，忠誠之情，但更多的是他追求美政思想的失敗以及“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持不懈的追求精神，“初次改革遭失敗的漢武帝對《離騷》蘊涵的這份情感產生共鳴是很自然的”，②所以劉安作《離騷傳》不光是漢武帝對《離騷》的熱愛，也有對自己理想尚未實現追求精神慰藉的一種體現。
（二）楚辭在東漢的傳播
如果說楚辭在西漢的傳播注重的是統治階級，政治背景的話，那么東漢時期更為注重的是文人自身對楚辭傳播做出的貢獻。
東漢時期騷體賦盛行，這不光是因為建立東漢之前，西漢滅亡后有一段動亂的時期，民不聊生，文人失去了賴以生存的政治環境；還有一個原因是東漢建立之初，統治者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來控制局面，也需要有一個具有實用價值的政治表述，于是楚辭的傳播在文人之間興起。
就像是西漢雖然有各種賦，但占主要地位的還是昂揚、積極向上，描寫夸張漢代興盛的漢大賦，東漢流行的，便是抒發文人內心情感的抒情小賦?！百t人失志”和在仕途與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使賦承擔起抒情的作用。
東漢文人寫作以抒情為主，更多的是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感情，這也為后來魏晉時期成為文學的自覺時代奠定了基礎。楚辭中浪漫的抒情主義精神被這個時期的文人加以利用，繼承西漢時期閱讀楚辭的傳統，在此基礎上，經過自覺的加工和學習，創作出于西漢時期風格不同的作品?！皷|漢文人自覺學習，摘用，或稍事修改，融入自己的作品，使作品在整體風格上表現出楚騷那種濃郁的抒彩。”郭令原：“東漢時期，由于政治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辭賦家的生活遭際也與西漢大不相同，他們要用賦這種文體去反映自己對于一個新時代的感受，這種感受較西漢賦的內容為豐富，于是較多的借助于楚騷”。③
（三）楚辭在兩漢的接受
兩漢時期對屈原的評價很高，班固在《離騷序》中說道：“昔在孝武，博覽古文?；茨贤醢矓ⅰ峨x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背o在兩漢的傳播不光是因為屈原的創作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心聲，還有一點就是楚辭是當時的流行體。項羽《垓下歌》、劉邦《大風歌》都是模擬楚地語言所寫的。到了西漢成帝時期，劉向編輯的《楚辭》既有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也有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七諫》，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和劉向的《九嘆》等。兩漢時期還出現了“騷體賦”，即從楚辭中發展而成的，是漢賦的一種類型，賈誼的《吊屈原賦》、《鵩鳥賦》，司馬相如《長門賦》、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等?！膀}體賦”繼承楚辭抒情傳統，注重抒發懷才不遇內心不平的思想感情。
三、楚辭的發展和影響
楚辭發展了“賦”這一形式，兩漢時“賦”這種文學形式獲得了較大的發展，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經歷秦代“焚書坑儒”，漢代要吸取秦的教訓，而且大一統的局面需要一個鋪張華麗，且具有昂揚向上特點的形式，因此《楚辭》為代表的形成了一系列的賦。兩漢時期賦的發展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無論是漢大賦還是抒情小賦，騷體賦，都為表達文人的內心情感作出了貢獻。
屈原所代表的忠君愛國思想，“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雖不周于今之人兮，愿遺彭咸之遺則”的遺世獨立的態度，以及“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注重個人修養的品德，“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追求不懈的精神，鼓舞了歷代文人的情感走向。漢以后的魏晉時期，文人開始走向自覺創作的道路，屈原的理想抱負和高尚品德也正是魏晉時期人們所需要的。不光是魏晉時期，甚至于整個文學史的發展都離不開屈原對詩人的鼓舞作用。宋代晁補之有《續楚辭》二十卷，《變離騷》二十卷，朱熹有《楚辭集注》，正是歷代文人對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的解讀與再創作。以屈原《離騷》為代表的楚辭為文學史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1]．姜亮夫.姜亮夫全集七（楚辭今譯講錄、屈原賦今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43
[2].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687.
[3]. 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7.
[4].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