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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西方經濟學對公共財政學專業及課程的研究，財政學作為經濟學的二級學科，需要站在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經濟理論和經濟方法開展研究分析工作。財政學專業建設應以對政府行為及活動的研究為中心，兼顧對學生理論及實踐能力的培養。
關鍵詞 ：公共財政；財政學專業；國外理論與文獻
中圖分類號：F81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5-0178-02
收稿日期：2015-01-10
基金項目：2014年遼寧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學改革研究一般項目“地方高校課堂教學向社會延伸的方案設計與實施”（編號：686）階段性成果；2014年度沈陽市“十二五”教育科學規劃立項課題“沈陽高校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問題研究”（編號：2014-28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李忠華（1965-），男，吉林九臺人，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高校教學理論研究。
一、公共財政理論研究
經濟學的主要范疇有兩個：資源的運用和收入分配。亞當.斯密(Adam Smith)被人們稱作“經濟學之父”，他在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中創立了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使政治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人們稱他為經濟學的創始人?！秶徽摗吩谡谓洕鷮W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對后世資產階級經濟學的發展有深遠影響，對歐美各國的經濟也有深遠影響。他在《國富論》中有許多關于財政問題的討論，如小政府的觀點，輕稅的觀點，稅收公平的觀點，等等。直到今天仍被許多人奉為經典，也對后來的財政學教學和課程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892年，另一位財政學重要人物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了《公共財政學》，全面的闡述了他的財政理論和財政思想，被視為現代財政學學科的雛形，內容非常全面，現代的政府支出理論、稅收理論、公債理論、國家預算理論等都可以在書中找到痕跡。另一位財政領域的巨星，現代宏觀經濟學創造人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書，名字叫做《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書是經濟學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凱恩斯說，那只“看不見的手”解決不了經濟危機問題，經濟蕭條，股市低迷，失業嚴重，解決的辦法要通過“看得見的手”，就是國家干預經濟。但到了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許多經濟學家開始猛烈砰擊凱恩斯。當國家大量投資時，經濟沒有刺激起來，物價反而上漲迅猛。西方國家的經濟出現了經濟停滯、通貨膨脹的怪象，人稱“滯脹”。在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爭論后，1959年馬斯格雷夫（Musgrave.R.A）出版了《公共財政學理論：公共經濟研究》一書，“公共財政學”與經濟學融合發展為公共經濟學。許多杰出的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大促進了財政學科的獨立與成熟，如李嘉圖（Ricardo，1817）的公債效應分析；古諾（Cournot，1838）的不完全競爭市場下的稅收歸宿分析；埃奇沃斯（Edgeworth，1925）的關于稅收對生產企業的效應分析；拉姆齊（Ramsey，1927）的最優商品課稅理論；莫里斯（Mirrlees，1971）的最優所得課稅理論等等。道爾頓在《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中提供了更有別于其他人的觀占，認為財政學是界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1960年布坎南（Buchanan.J.M）出版了《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隨之而來的是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標志著以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學與政治學建立了更密切的聯系。
二、財政學本質研究
財政學從來都是同治理國家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從宏觀層面上說，財政學是與政府主管下的經濟建設、文教衛生、科技進步、社會保障、財政補貼、稅收、公債、國家預算、宏觀調控等聯系在一起的。從微觀的層面上來說財政收支與個人、企業的活動規模、活動方式緊密相聯，以種種形式影響著個人和企業的決策。按照帕累托的觀點，經濟學意義上的效率是指資源配置達到這樣一種狀態，即在不使一些人境況變壞的情況下，沒有可能會使另一些人的處境變好。政府的目標是以各種手段重新配置資源，使資源效率增大。從這樣的角度考察財政學，主要在于發現財政活動的規律性；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政府應向私人學習”的解釋，政府部門也是一個產業部門，只不過其具有特殊性。
三、財政學專業及課程研究
從世界范圍來看,近半個世紀以來高校的課程建設和經濟社會、科學技術、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是聯系在一起的，面對新的財政學科，新的課程建設理念和方法不斷被創造出來。一般認為，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高校課程出現過三次改革浪潮，上個世紀50、60年代為第一次改革，70、80年代為第二次改革，90年代以后為第三次改革?？傮w來說改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次改革稱為“作為學科知識的科學”時期，目標是培養科學家，課程設置的導向是為新的科學發現奠定基礎，課程改革的焦點是學科知識的現代化、結構化。第二次改革稱為“作為相關知識的科學”時期，目的是將科學作為改善個人和社會生活的工具，課程改革的焦點是理解理論知識與社會之間的關系。第三次改革稱為“作為不完善知識的科學”時期，目的是縮小計劃課程與實際實施課程之間的差距，其焦點是個人、社會和文化對科學知識形成產生的影響?！?/p>
古希臘文獻記載：有人問斯巴達國王男孩子應該學習什么時，國王說：“他們應當學習他們成丁之后所要做的事情！”說明西方國家應用型教育的理念淵遠流長。日本京都大學校長Kazuo OIKE在談及課程建設目標時表示希望“能為整個社會做出貢獻”。卡內基梅隆大學也認為，對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需求在急速增加。讓優質的資源擁有者采取措施來滿足這種日益增長的需求。為此，卡內基梅隆自2002年就啟動了“開放學習項目”（OLI，Open Learning Initiative），通過建設一個共享的平臺改造傳統的課程。
四、總結
財政學作為經濟學的二級學科，需要站在經濟學的視角、運用經濟理論和經濟方法開展研究分析工作。由于財政學科經歷的這種漫長的演變，使財政學科研究工作進入了一全新的時期。按傳統經濟理論，財政學產生原因的是政府為籌集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收入。財政學是研究政府（公共）如何取和如何予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關注資源的配置、充分就業、保護環境和穩定發展等經濟和社會問題。
財政學從來都是同治理國家的問題聯系在一起的，從宏觀的層面上說財政學是與政府主管下的經濟建設、文教衛生、科技進步、社會保障、財政補貼、稅收、公債、國家預算、宏觀調控等聯系在一起的。從微觀的層面上來說財政收支與個人、企業的活動規模、活動方式緊密相聯，以種種形式影響著個人和企業的決策。
財政學課程建設問題的研究是資源運用的范疇。從學生角度來看，就是如何用好學校和社會資源，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取更多的知識和能力。從教師的角度來看，就是如何利用好大學這個平臺發揮自已能動性和創造性，更好的為社會服務。
參考文獻：
大學生就業的相關理論
就業理論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認識深化和不斷發展的過程，大致分為三類：傳統就業理論、凱恩斯就業理論和現代就業理論。
（一）傳統就業理論
傳統就業理論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J.B.Say）為主要代表，他提出著名的“薩伊定律”，認為“供給能自動創造需求”。傳統理論認為，在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下，完全競爭市場可以實現充分就業，不會出現“非自愿性”的真正失業。因此，傳統就業理論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干預要素市場調節，這種觀點在現實世界顯然很難成立。
（二）凱恩斯就業理論
經濟學家凱恩斯從理論上否定了市場價格機制會自動調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的傳統理論，認為失業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使社會就業平衡經常處于一種小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主張通過國家干預經濟來拉動需求，以實現促進生產、提高就業的目的。
（三）現代就業理論
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經濟停滯、高通貨膨脹和高失業率并存的現象?！皽洝爆F象引發了對凱恩斯政府干預理論的批判。一些經濟學家認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的失業問題與30年代有較大不同，它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量失業，而是一種勞動力供給的結構性失業。為此，提出應實行積極的人力政策，重視對勞動力的再培訓，完善就業服務，以及通過多種綜合治理政策增加就業需求。
國內關于大學生就業的研究
目前國內學者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展開：
（一）大學生就業特征研究
1.群體特征。作為一個受過較長期教育的特殊群體，大學生在擇業過程中受個體主觀因素影響較大，表現出如下特征：首先，與大專生、技校生相比，大學生在知識的深度、廣度和技能的熟練程度等方面優勢明顯，有些大學生在校期間就有一定工作經驗或參與實際項目的經驗，這些經驗對求職有很大的幫助。其次，在考慮未來發展方面，與高中畢業時相比，大學生有了更多的時間思考自己的人生定位，對職業發展有一個相對長遠的規劃，因而求職目標更為明確、心態也更成熟。最后，隨著我國高考制度對學生年齡限制的放寬，還有一部分大學生在就業問題上需要考慮家庭、婚姻等生活上的現實問題，受婚姻家庭等牽絆的壓力較大，這也限制了他們在就業去向上的一些選擇。同時，由于投入了較多的教育成本，大學生的就業期望值比較高，這主要表現在：對單位性質、薪水待遇、工作崗位、專業的對口度、就業區域等方面要求較多。
2.個體特征。大學生對自身認識定位不足，在求職過程中存在著不成熟的心理特征。第一，攀高心理，有些大學生總是拿身邊同學的就業標準來定位自己，在此心理下，即使某單位非常適合自身發展，但因與他人選擇的單位做不必要的比較后，也會彷徨放棄。事后卻又后悔不已，導致一些畢業生落聘。第二，自負心理，一些大學生認為自己是社會中的高層次人才，所從事的工作也應是社會中高層次的，不屑做“小事”，不愿從基層做起。這種不合理定位是造成不少大學生擇業就業時“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誘因。第三，功利心理，許多大學生把追求優厚的薪金和福利待遇、就業發展機會、社會人文環境和生活水平較高的地區作為自己擇業的首選目標，對縣以下和西部地區則持漠視態度。在國家需要、發揮個人專長與獲得高收入、高社會地位之間存在兩難選擇時會不知所措。
（二）大學生就業現狀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1.對大學生就業的整體形勢分析。多數學者認為，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社會需求旺盛，從長遠來看整體就業形勢好，如屈百達（2004）通過對中美畢業生就業情況進行對比分析，指出美國的大學生就業己成為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近幾年大學生失業與滯后狀況加劇，越來越多的新畢業大學生不得不從事低層次簡單勞動。相比之下，目前我國的大學生就業情況要好得多，不過某些學科、專業的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也已出現就業難的苗頭。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近年來隨著高校本科畢業生普遍性就業難的問題日益浮出水面，大學生的就業難問題應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
2.關于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和行業流向的研究。寧小華（2002）指出，大學生就業的地區流向呈現出兩個傾向：其一，在學校所在地就業的比例相對較高；其二，在北京、上海、廣東以及東部發達地區就業的大學生比例高，而去中西部地區就業的大學生相對比較少。另外，在行業流向上，大學生的就業單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需要高學歷層次的金融單位為主，國有單位依然是大學畢業生的主要吸納單位。但是，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選擇非國有單位就業已經逐漸成為今后的趨勢。
3.關于大學生擇業觀的研究。學者們普遍認為，大學生擇業和擇業期望值都比較高，而且他們的年齡較大，已經是成人，有些還存在婚姻、家庭問題，因此擇業心態也更為復雜。還有學者指出，當今大學生擇業觀出現了趨于功利化的現象，許多人對功利標準的追求強于對事業發展和社會貢獻的愿望，過分突出自我，片面強調自我價值的實現，忽視對社會的貢獻，注重經濟效益，缺乏遠大的理想和奮斗目標。
（三）大學生就業市場研究
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近年來我國對高校畢業生就業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變過去“統包統分”的分配體制為“由政府調控、市場導向、學校推薦，學生和用人單位之間雙向選擇”的就業機制，由此確立了大學生就業市場。王春莉（2007）指出，大學生就業市場看“實力”不看“標簽”，即用人單位越來越注重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在選用人才時不單要看學歷和身份“標簽”，更要求應聘者具備企業所需要的工作經驗和能力。目前大學生就業市場存在主體發育不足、供求不平衡、工資機制不健全、運作不規范等問題，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以便更好的發揮市場優化人力資源配置的作用。
（四）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研究
關于大學生就業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第一，個人因素，由于自身學習周期的加長與教育投入成本的加大，學歷層次的進一步提升，致使相當一部分大學生就業期望值比較高，從而影響到個人就業。第二，學校因素，重視專業教育，忽視思想教育；忽視與用人單位的聯系，缺乏必要的就業指導，是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學校方面因素。第三，家庭因素，家庭價值觀會對對大學生的擇業觀產生較大影響，一般來講，家長文化程度愈高，其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水平也愈高，反之亦然。第四，社會因素，社會因素主要是指國家或者地方政府在促進就業或者人才流動方面所制定的方針政策，以及實施的一系列措施對大學生就業所造成的影響。
（五）大學生就業政策建議研究
關于就業政策建議的研究一方面是基于問卷調查、個人訪談等實證研究，通過對部分地區大學生就業狀況調查的基礎上分析其影響因素，給出相對應的政策建議；另一方面是基于理論分析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如紀軍、楊鷹（2008）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出大學生就業難的幾個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六）大學生自主創業研究
“以創業促就業”的大學生就業模式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大學生具有“心理素質趨于成熟；社會閱歷豐富；擁有一定的啟動資金；擁有一定的專業知識”等優勢條件。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的經驗，高層次人才的創業將成為我國提高自身在國際市場上的綜合競爭能力不可忽視的新生力量。
國外高校促進大學生就業的教學改革措施
（一）英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英國對大學生就業的研究一直走在國際前沿。他們研究得出：影響大學生就業的因素是非常復雜的，社會經濟形勢是其中根本性的因素之一。個體影響因素方面，所學專業是影響大學生就業最重要的因素，且不同專業的就業差異非常顯著。專業對進入工商企業及政府部門的影響不如對學術單位的影響大。其次，所就讀的院校也會影響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如牛津、劍橋是英國傳統的名牌大學，其大學生就業前景比其它大學好得多。大學生所獲得的學位級別與其就業機會也有關系。再者，大學期間所學的學位課程實用性較強，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適應面就廣。
（二）美國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美國的大學生教育體現為多元化的培養目標，與培養目標多元化相對應，美國大學生培養模式也是多樣化的，主要有專業式、協作式和以課程學習為主的教學式三種。專業式適用于培養教學科研型及其他高層次人才；協作式適合于應用型、開發型高層次人才的培養；而教學式則適合于專業學位教育及研究生課程教育。三種模式相互補充，以滿足社會對高層次人才的多樣化需求。此外，由于現代科技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日益緊密，加之市場競爭加劇，使得大學同企業界、工商界的合作日益加強，美國一些高校改革大學生培養模式，把教學、科研與生產有機結合起來，培養工商界所需各類人才，畢業后直接進入其合作企業中就職，或與企業界建立教育聯合體，合作培養研究生。斯坦福大學就是通過與市場、企業緊密協作，創造了“硅谷”奇跡，成為高科技時代大學與產業界合作的成功典范。
（三）日本大學生就業問題研究
日本的大學也敏銳地意識到，在21世紀，人類要進一步發展，必須解決科學技術與人類之間的接口問題，單靠對科學的探索和高新技術的開發是不夠的，還需要對人類社會普遍意義上的理解和人文社會科學新思想的支撐，因而探索并創造了一種打破文科和理科壁壘的跨學科教育，并在日本東京大學成立了社會工學研究生院。該院以“創造人類與科學技術協調發展的社會”為理念，以“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群”為研究對象，以“新的理學”、“新的工學”為特色，創設了新的專業與課程體系，著力于新領域開拓?？傊撛寒厴I生輸送到社會中，已不僅僅限于謀取一個職位，而是能夠通過其理念與研究方法，解決人類社會重大問題，為全球作貢獻。
結論
從上述研究內容來看，關于我國大學生就業方面的研究，特別是相關的綜合研究相對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方面為主，對大學生就業缺乏系統性、邏輯性與前瞻性的認識。雖然也對個人、學校、社會三方面作了分析，但深入研究不足，如思想教育工作者關注的是大學生擇業觀念的變化；日常管理者關注的是大學生培養質量與就業的關系；就業指導工作者關注的又是如何改進和加強對大學生的就業指導等。事實上，一些學者已經認識到把大學生就業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并提出總體對策的重要性。從長遠來看，及時深入地研究和解決大學生就業中的問題，科學地提出應對方法，不僅對于做好大學生就業工作、促進大學生的個人成長、充分實現人力資源的有效配置、刺激本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持續增長等方面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對于大學生教育的持續健康發展以及進一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也具有非?，F實的理論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屈百達，白瑞林.美中理工科研究生就業對比及其啟示[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1）
在教學內容的安排上一般是文學史、文學思潮、作家作品三者并重，而且是以史為線，作家作品是作為文學史發展和文學思潮的案例代表講授的，這樣的教學思路目前在國內高校外國文學教學中仍被普遍采用。但筆者作為地方師范院校的教師，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發現這種以史為線的教學思路越來越難以適應地方師范院校人才培養的需要。以史為線的教學思路，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文學作品來驗證文學史，這樣的教學思路有時候會導致為抽象的文學觀念及特殊的文學現象而尋找文本例證，其結果是把鮮活、生動、具體的文學作品變成思潮、概念的傳聲筒，讓能夠“生出許多思想而沒有任何一特定的思想，即一個概念能和它相切合”[1]的美的藝術變成僵化理念的代表。地方高校的目標是培養應用型人才，設置的課程在傳授知識的同時也擔負著培養學生創新能力與創新意識的任務，對于外國文學課程而言，就是需要通過課程教學，使學生掌握運用所學文學理論客觀理性地分析文學現象、解讀文學作品的能力。高校中文專業通常不僅會開設文學史課程，也會同時開設文學理論課程，通常文學理論基礎是文學史的先修課程，但二者容易出現脫節的現象，文學理論課程的學習階段學生沒有閱讀的積累，不少文學理論教師也試圖在課堂中多引入一些經典作品的分析，但學生在沒有閱讀或了解原著的基礎上，僅靠聽故事介紹或片段瀏覽是沒有辦法正確理解文學經典的，所以往往感覺很陌生很茫然。在外國文學課程教學中，文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傳授是潛移默化式的，一方面教師在分析文本的基礎上，適當給學生介紹一些文學批評的理論與方法，另一方面教師在講授文學作品時也要盡可能自覺使用中外文學理論進行文學的批評與分析，盡量避免一味感性描述的弊端，從而為學生提供一個文學鑒賞思路與方法范例，以供學生學習并進一步在此思路的指導下進行文學欣賞的探索，不斷提升文學閱讀與鑒賞的能力。西方近現代的文學理論，如西方的實證主義、精神分析學、神話原型批評、形式主義、存在主義、結構主義、女權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等理論與方法，都可以運用到文學現象與文學作品的分析中。外國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既成的，但研究本身卻是開放的，研究的理論和研究的視角也都是開放的，美學的、心理的、文化的、地域的、比較的都可以是我們觀照的視角，在外國文學的課堂教學中，教師需要將開放的文學研究思路與方法傳達給學生。例如在講《簡愛》時運用女權主義批評視角，對《紅字》進行倫理學的解讀，分析《老人與海》時兼顧其中的生態美學，講授DH勞倫斯時突出精神分析，介紹俄蘇文學時指出其“為人生”的藝術功用觀，評價現代主義文學時關注闡釋學理論等。同時，外國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尤其需要比較的視野與方法，筆者在講荷馬史詩時，和學生一起探討了文學的追尋主題；講中世紀意大利的大詩人但丁時，與我國戰國時期的詩人屈原進行了比較；講《哈姆雷特》時，研究了中西文學中的復仇母題；講《安娜卡列尼娜》時，聯系了中外文學中美狄亞、簡愛、繁漪等具有叛逆思想的女性形象；講到《百年孤獨》時，探討了西方文學中的家族敘事……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注重知識體系的完整，注重學生研究能力的培養、研究方法的掌握、理論水平的提升，教師對作家作品的分析，對各種文學現象的研究有一個基本的思路和方法，就能在潛移默化中讓學生通過課程學習獲得基本的文學鑒賞能力，初步掌握文學批評的方法。學生掌握了研究方法，在面對不同文學作品時就能進行個性化的分析與鑒賞。
二外國文學是一門理論課
早在民國時期，納撒尼爾?霍桑的傳世之作《紅字》就被翻譯到中國，引起中國評論界的關注，之后有關霍桑及其作品的討論更是長盛不衰，直至當今仍是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早期主要以作品譯介、作家介紹以及一些簡單書評為主，進入新時期之后，各種研究方向大量涌現，分析角度更是異彩紛呈。
一、有關《紅字》的研究
在有關霍桑的研究性文章中，有關《紅字》的論文約占到一半以上。早期對《紅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闡釋作品中大量出現的各種意象，從作家經歷出發探討作品中的人性觀，從主人公的命運出發探討作品的宗教倫理觀、道德觀、救贖觀、女性觀等。隨著研究的深入和時代的變遷，研究方向開始往接受理論、文體特征、敘事策略、現代主義文學人際觀以及比較文學等其他視角擴展，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關于作品主題的討論
圍繞《紅字》中對“罪惡”的闡釋，關于作品主題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清教宗教觀和人性觀的解讀。早期評論者一般將《紅字》定位為霍桑對清教倫理、基督教倫理的申訴和控訴，但現在也有人認為該作品不能簡單的視為對基督教倫理的抨擊，蘇欲曉認為“從作品的敘事觀點、道德判斷，人物的性格發展、命運走向上看，《紅字》都深刻體現著基督教倫理精神：人的普遍罪性以及對這罪性的悲憫與救贖?！盵1]大部分觀點同意霍桑對宗教的態度是困惑的，是一種復雜而矛盾的宗教情結。“霍桑一方面突出了犯罪的主人公不得不在眾人面前體驗可怕的難看和羞辱，另一方面又強調了‘罪惡’的凈化、教育作用，他們虔誠的贖罪方式使自己也使別人都變得更富同情心。”[2]涉及罪惡觀與救贖觀的討論往往是緊密連接在一起的，研究者通常從霍桑家族歷史、成長經歷、社會環境等方面出發，結合宗教原罪觀，分析霍桑的罪惡觀，進而討論主人公的自我救贖之路。
2．人物形象解讀：
國內大多數學者把海絲特?白蘭解讀為一位在苦難磨礪下掙扎生存并最終獲得新生的形象，但也有學者認為海絲特不但沒有獲得新生，反而最終屈服于命運。“她最后自覺地又帶上了紅字，屈服于清教社會對她的審判，接受了清教社會對人生、人性及人類生存環境的認識?！盵3]曹精華從相反觀點出發，徹底顛覆海絲特的傳統形象，認為“作品中最虛偽的人莫過于赫絲特?白蘭?！盵4]海絲特的女兒珠兒是《紅字》中的另一位主要女性形象，她作為父母罪證的象征，是一個“會說話的紅字”，是作家寄托理想和希望的依附。文中的兩位男性人物同樣不容忽視，丁梅斯代爾的內心則始終充滿著矛盾、沖突與苦澀，他的靈魂在心靈的煉獄里走完了全部的過程，經受住了洗禮并得以凈化。而齊靈沃斯則是“極具兩面性的人物，可以說集‘人性’與‘鬼性’為一體”[5]，并不能簡單的定義為邪惡的反面形象或是魔鬼的化身。
3．象征手法
《紅字》中象征手法的運用也是多年以來討論的熱點，尤其是紅字A，對于小說中四位主人公在不同階段都有不盡相同的意義闡釋。對于珠兒來說“‘A’字代表純潔無暇”，“意味著神圣的愛情，是天使的再現”，但“在齊靈沃斯看來，紅‘A’字代表復仇的欲望，是報復的化身”[6]。海絲特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使“A”的含義逐漸由最初的通奸變成能干、可敬、慈愛再到天使，但丁梅斯代爾卻在內心飽受痛苦、孤獨的煎熬，與其他人疏離。文中其他意象，如人物姓名、針線意象、森林意象等，也有文章進行專門研究。陳榕把針線這一意象獨立抽離出來，成為一個更夠代表海絲特性別角色和階級身份的符號。[7]而黃立則將森林意象與霍桑社會改造的愿望聯系在一起。
4．多種研究視角
《紅字》問世于19世紀美國女權主義運動的高漲時期，在多數研究中，文中的海絲特是一位追求女性獨立、向男權社會發出挑戰的典范。但季崢和蒙雪琴認為“她（或者她們）身上具有女權主義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強大女人的某些特點，霍桑對此有贊賞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加以批評”[8]。潘志明的兩篇論文分別從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來系統地討論《紅字》的敘事理論，認為無論是內在的含混特征還是外在的羅曼司題材，無一不是為了“掩蓋其婚外情主題中隱藏的非正統道德價值觀念”[9]。管雪蓮則透過“白蘭滯留”和“牧師之死”兩個事件的巧妙的敘事安排解讀霍桑在情節安排和敘事技巧方面的智慧。劉林把序言“海關”與《紅字》結合起來，比較兩者共同呈現出的“V”字型敘事結構。由于霍桑的小說創作與宗教思想之間的有著密切的關系，有的學者便應用原型理論分析人物的圣經原型及其象征意義。任曉晉，魏玲從象征意義與原型的模糊性、多義性和矛盾性中解讀出霍?！袄Щ蟆ⅹq疑和彷徨的心態以及隱晦、模糊的表現手法”[10]。金衡山“通過介紹三篇不同時期的對這部作品及其改編影片的評論，重新闡釋作品對現實與人的心理的再現”[11]。安安“從肯定個人的自立、回歸精神的家園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三個方面來探討《紅字》中所表現出來的作者與超驗主義哲學一致的思想”。[12]田祥斌從讀者理解欣賞的角度闡釋了《紅字》中大量出現的象征手法、矛盾性和模糊性帶來的美學效果。蒙雪琴從《紅字》中提煉出“人與人是無法溝通的，是注定要孤獨的”[13]這一現代主義文學主題。
二、關于霍桑其他作品的研究
除《紅字》之外，霍桑的其他作品也受到國內評論界的關注。在《七個尖角閣的房子》的研究中，除了關注象征手法、罪錯觀、哥特手法、羅曼司手法等傳統研究方向之外，方文開的兩篇論文分別從“阿拉貝斯克”式敘述結構和文化政治策略兩個方面重新解讀了這篇小說的藝術價值?！陡９葌髌妗芬话阏J為是霍桑超驗主義思想的體現，金衡山通過考佛代爾這樣一個失敗者的形象，認為考佛代爾“反映了那個時代的一些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社會面臨變化時的心態，而這正是隱含作者的用意”[14]。《教長的黑面紗》一文中蘊含著與《紅字》相似的主題和寫作手法，其中黑面紗的象征意義以及文中涉及的宗教主題是探討的熱點。在有關《胎記》的研究中，陳榕結合女性主義觀點，把主人公阿爾默解讀為“殺妻”的兇手，而他的妻子間接成為該事件的幫兇。朱麗田從生態批評視角下研究《胎記》中的環境倫理觀，認為霍桑試圖通過作品表達一種對人與自然、科學關系的關注。應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方英從人格動力的角度剖析《小伙子古德曼?布朗》中主人公自我理想崩潰、人格異常及因此經歷的焦慮和痛苦。劉煒關注文中楔子與正文的關系和作用，正文各部分之間的關系及蘊含的意義和美。陳琳采用性別研究中關于“男性氣質”的相關理論，分析主人公羅賓通過自身實踐、知識更新和話語實踐實現的“男性氣質”形構。
三、關于霍桑的總論性研究
除了關注一部作品的研究外，研究者還試圖從霍桑不同的作品中尋找共性。從作品體裁來看，霍桑本人堅持自己創作是一種羅曼司體裁。方成針對這種羅曼司體裁深入研究，分析其作為美國羅曼司傳統個案的意義。從創作背景來看，霍桑作品中有著深厚的鄉土情結與歷史積淀，張華回溯霍桑家族的歷史，從祖輩的經歷中找出遺留在霍桑小說創作中的影響。從創作思想上看，霍桑作品中無一不滲透著作者自身對人性、生命、社會的思考，蒙雪琴、季崢用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人性觀分析霍桑的作品，說明霍桑把人的非理性因素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認為其作品中的人物是通過非理性的因素才最終達到認識世界的目的。戚濤結合霍桑創作的歷史語境，指出霍桑中后期的作品“主要旨在顛覆和解構愛默生的超驗主義，揭示其思想的利己主義實質。”[15]方文開的一系列論文分別探討了霍桑小說中浪漫主義反諷的運用，作品中的夢境描寫以及霍桑的審美現代性。另外，霍桑作品中常出現的幾種主要人物也被歸類總結出來，分為女性形象、自然人形象、知識分子形象、科學家形象以及魔鬼形象，通過分析這些人物進一步理解作者的創作意圖。與其他學科結合的交叉研究也頻繁出現，陽根華關注霍桑小說中的婚姻制度與家庭結構，把家庭主體形象的萎縮和他者角色的缺失闡釋為作者對主體身份建構的精神焦慮及對他者的角色期待。張曉毓探討霍桑小說中繪畫藝術的集中表現形態，認為這一創作傾向與霍桑的繪畫才能和他的浪漫主義美學原則是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縱觀新時期國內霍桑研究狀況，雖然我們緊隨西方文學理論發展的腳步，各種評論視角都有所涉及，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現有情況來看，國內研究仍以《紅字》為主，其余作品較少涉及，著重點反復停留在象征意義與宗教主題上，其他方面則未能深入探索，這種現象與霍桑本人在美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在將來的研究工作中，現代批評理論應更多應用于霍桑研究中，跨學科研究也會包羅更多未涉及的領域，有關霍桑及其作品的探討還會向著更加深入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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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梁宗岱；象征主義；純詩；詩學意義；宇宙意識；本土化思
“五四”是新舊文學轉型的時期，新文學在與傳統決裂的同時缺乏自身發展所需要的內在資源，于是“求知識于異邦”成為當時的時代潮流，在19世紀末產生于法國的象征主義與其他思潮一起涌入中國，20世紀20年代，象征理論已經在中國有所傳播，穆木天和王獨清的詩論標志著中國象征主義詩論的發軔，戴望舒的詩論則是中國象征主義詩論發展的標志，而成熟的標志就應當是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論。
1926年，留學在法國的梁宗岱在法國巴黎大學結識了法國后期象征派詩人保爾?瓦雷里，他對瓦雷里很是推崇與崇拜，自己的詩學理論是深深的受到瓦雷里的影響，他傳承著瓦雷里的象征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在與對梁宗岱的生平研究、詩歌創作研究、翻譯研究，這幾個方面的對比之下，梁宗岱的詩學理論研究的成果是最為豐富的，受到關注最多的自然是象征主義詩學。然而在眾多的研究成果中，卻沒有對這些成果進行較為完整的整理與梳理，本文的出發點就是對已經取得顯著成績的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成果，進行一個綜述式的羅列。
1984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將梁宗岱在30年代研究外國文學藝術的兩本論著《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合并一冊出版。這兩本分別出版在1935年和1937年的論著，收集了他的新詩批評文章，是他的代表性的批評論集，《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一共15篇評論（另有瓦雷里的3篇論文中譯），大都是評說外國文學（主要是法、德文學及其代表作家、如瓦雷里、歌德、羅曼?羅蘭、波特萊爾、韓波、馬拉美等等），或者作中西文論比較的，而且偏重學術性。這些文章常被劃入外國文學研究范圍。然而不容忽視的是，梁宗岱在對外國文學進行學術探討時，或隱或顯地總是連帶作中國新詩的；他孜孜以求討論的“純詩”理論，也是從外國文學中襲取，以針對中國新詩的狀況，再作出獨特的理論闡發。梁宗岱的新詩理論是對中國新詩發展流弊――反詩傾向的反撥，對今天仍具有諸多的啟示意義。
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是卞之琳率先對梁宗岱的現代詩學的意義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梁宗岱30年代的譯述論評對中國新詩的現代化發展作出應有貢獻：“譯述論評無形中配合了戴望舒二三十年代已屆成熟時期的一些詩創作實驗，共為中國新詩通向現代化的正道推進了一步?！薄拜^早參與引進法國為主的文藝新潮而促使新詩向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純正方向的邁進，作出過應有的貢獻?！盵1]近年來，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更多的集中在“純詩”論、象征說、契合說，這三個方面也是構成梁宗岱象征主義詩學體系的最重要的部分。這些方面的論著也相對比較多，代表性的人物有：溫儒敏、龍泉明、潘頌德、吳曉東、許霆、王澤龍、楊思聰、廖四平、段美喬、曹萬生等的研究取得一定的學術成果。
在1995年溫儒敏的《梁宗岱的“純詩”理論》[2]則是專篇論述梁宗岱的“純詩”說，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象征主義不足以概括梁宗岱的批評，貫穿于他的代表性批評論集《詩與真》和《詩與真二集》的，是“純詩”理論，這是更能體現梁宗岱的理論批評特色的。從批評史上考察，與其把梁宗岱視為象征主義詩論的譯介者，不如說他是“純詩”理論的探求者。他聯系了新詩的歷史發展，重新審視梁宗岱“純詩”理論的價值。吳曉東在《象征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3]、許霆的《梁宗岱：純詩理論的探求者》[4]都對梁宗岱契合論和純詩說的論析具體深入，認為中國新詩史上梁宗岱對象征主義闡釋最精到。吳曉東談到了梁宗岱對中國象征主義詩學的貢獻“只有借助于另一個異質的文學傳統的參照，民族自身所獨具的文學特征才可能更清晰地呈現出來。異質的文學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對自身文學傳統的重新觀照和體認。中國新世紀的現代文學對西方象征主義詩學的引進和接受，走的正是這一條路徑。它不僅引入異域文明的詩學之花，更重要的是它把異質的根芽嫁接在自身的文學之樹上，從而打破了中國古典文學近親繁殖的生長格局，使兩種詩學在互相融合中結出了新的果實?！痹S霆從梁宗岱倡導純詩理論的原點是在于中國的新詩壇，是為了救治詩壇弊端和糾正主流詩學偏頗的現實動機而論開，揭示了梁宗岱純詩理論提出的現實原因，純詩審美發生的機制，純詩追求的審美境界；接著他談到了梁宗岱基于對純詩的理解，在一系列詩學理論和批評文章中，從中外詩學中咀華掇英，重點探討了象征主義，成為現代新詩史上對象征主義闡釋最精到的詩人，而且這種闡釋又是同具體的創作同我國傳統詩歌理論結合著的，所以又是最切實的。段美喬《實踐意義上的梁宗岱“純詩”論》[5]，從梁宗岱結合中國二三十年代新詩創作現狀，對純詩理論作重大的調整和發揮，以強烈的針對性而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來論述梁氏的純詩并不是純粹詩學理論，而是建立于一定的實踐意義之上的。梁宗岱的“純詩”理論的提出，實質上是對二三十年代中國詩壇風氣的反駁，這種反駁是在一代新詩創建和先驅者對舊詩的整體性的反駁基礎之上進行的。為詩與散文勾畫具體的界限，強調生命哲學與宇宙意識，要求觀念的具象化和戲劇化以及現實生活的背景化都是針對中國新詩壇的種種問題和弊端提出的，是對新詩內在藝術結構的調整。
潘頌德較早論述梁宗岱的象征詩學意義。潘頌德在《中國現代詩論40家》[6]中的《梁宗岱的詩論》一文中從梁宗岱對象征主義的象征意義和特性的解說，象征主義追求的境界，同時也提出了梁宗岱的詩論跟象征派的詩論之間也是有明顯的不同之處，它跳出了象征主義強調表現“內心夢幻”的藩籬，提出了觀察生活的現實主義的論命題；通過外國詩人格的與瓦雷里的比較中引申出了最高的智慧，也就是真正掌握真理，在于從一件特殊的事物或現象中找出它所蘊蓄的那把它連系于其他事物或現象的普通觀念或法則。對梁宗岱提出的“詩人是兩重觀察者”的主張，對于糾正詩壇的偏頗是有益的。
龍泉明則將梁宗岱的詩論納入中國現代詩學發展維度進行歷史觀照，認為梁宗岱是現代派詩學代表，在《中國現代詩學歷史發展論》[7]一文中：“梁宗岱的詩論不僅在理論上較系統全面，而且結合詩歌創作實際深入闡發象征主義的本質特征，較李金發、穆木天等人的理論基本停留于介紹階段是一個突破”；他關于“象征即興”，“純詩”論和“契合”論等的提出，為現代派詩藝建設提供有益的啟示。
另外有一些論者將梁宗岱象征詩學建構的觸角不僅深入到民族傳統詩學資源探究，而且從世界文學視野審視其中透出的宇宙意識，閻玉清在《鄭州大學學報》上發表的《梁宗岱詩論的宇宙意識初探》[8]一文中，認為梁宗岱的詩學理論的核心是宇宙意識，這種宇宙意識的生發，是從“心齋”狀態進入“陶醉”狀態，進而達到形神兩忘，最后完成與宇宙大靈的“契合”的。宇宙意識淵源既有莊學、玄學的余續，又有對西方象征主義的接納，是中西合璧的體現。范勁《中國現代新詩中的宇宙意識的嬗變》[9]，此文從梁宗岱在《詩與真》中將宇宙意識的確立，作為他所倡導的“純詩”創作的最高標準，希望中國新詩人在詩中表現出浩蕩蒼涼的宇宙精神出發，對這種宇宙意識的表現形態及嬗變線索進行梳理、闡發，探究中國新詩中有沒有這種超越性的宇宙意識表現。從比較文學的主題角度入手，董強的《梁宗岱穿越象征主義》[10]將梁宗岱的創作、批評和翻譯活動放置到法國乃至世界性的象征主義大視野中，從而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進行整體評價，將梁宗岱象征主義的一些重要主題進行了溯源整理。
在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本土化的思考中，杜金玲的《象征主義的本土化思考――評梁宗岱象征主義詩論》[11]中，從本土化方面論述梁宗岱象征主義并非只是對西方象征主義詩論的繼承，糾正偏于他對外國文學的評論，因為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理論，既吸收了中國傳統文論的意象論、意境論，是綜合了中西文論中寓言的思想而形成，分別從三個方面：意象與象征的關系；意境與象征的纏結；寓言與象征的區別，討論了他的詩性智慧和詩化精神在本土化方面的體現。文學武、黃文麗在《梁宗岱詩學與中國藝術精神》[12]中從中國藝術精神方面探討了梁宗岱詩學，在哲學層面他的詩學受莊禪哲學的影響，在文學批評的范疇和概念上受中國傳統文論的影響，在批評話語的選擇上也借助了中國傳統批評話語的形式和方法。
至此，對梁宗岱象征主義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些許整理，但如上的評述自然并不足以涵蓋這么多年來梁宗岱象征主義理論研究的全部觀點，對與梁宗岱這樣一位有著豐富的精神內涵的詩論家來說，隨著研究的深入展開，可以研究的課題會越來越多，許多我們尚未發現的問題會得以進一步的揭示、討論。全面客觀的評價梁宗岱在象征主義理論方面的成就，以及這種理論的來源與影響仍然有待深入與拓展。除去前文所述，有一些尚未得以重視的角度也是有必要提出。
其一，翻譯的角度。很多學者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中的“純詩”理論的看法都是，梁宗岱吸收了法國后期象征主義詩人瓦雷里的純詩理論后，結合中國的實際狀況或者是結合中國的傳統后自己的發揮，但是是否有從翻譯的角度進行思考。雖然梁宗岱跟瓦雷里私交甚好，也頗受瓦雷里的教誨，然而梁宗岱是一個翻譯家，他具備著能夠融貫中西的知識，他對象征主義詩歌的翻譯過程或者翻譯詩歌本身也是能夠對他的詩歌理論產生影響，而且看其理論的代表作《詩與真》這一書名與歌德的自傳《詩與真》的書名是一樣的，這也應該從翻譯的角度去加以解釋。對于翻譯過程或者譯詩本身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理論的影響這一方面的研究尚屬缺乏。
其二、從傳播學、讀者接受等角度的關注還不夠。這些是影響中國20世紀三四十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發展的因素，同時也是對象征主義詩歌在新時期的發展的重要條件。在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詩學的研究中，這方面的論述相對是很少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象征主義是以何種傳播媒介傳播，讀者對這種理論的接受情況如何等等，這些能更好的讓讀者對象征主義理論在中國的發展有進一步的了解。
在一個對詩歌這種貴族式的文體任意“踐踏”的時代，口水詩、梨花體的濫觴到詩歌成為一種最簡單的文體，在需要提高寫作的難度，鑒賞的深度的時代，梁宗岱的“純詩”理論或許正好是這種良方妙藥，象征主義的優點會更多的體現出來，也會有更多的研究者對梁宗岱的象征主義理論進行闡析，將來一定有更多的成功問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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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生于1818年，卒于1848年，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創作出193首詩歌作品，她只創作出一部長篇小說《呼嘯山莊》，其成為英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的佳作。艾米莉被認為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偉大的天才型女作家，曾被贊譽為19世紀英國22位最杰出的詩人之一，代表作有《老禁欲主義》、《囚徒》、《紀念品》等。在西方，艾米莉文學研究已經成為著名顯學，當代文學研究家對艾米莉作品有著不同聲音的探討，多種角度的研究均得到學界的關注，其中包括結構主義、女權主義、新批評主義、新歷史主義、神話原型主義以及后殖民主義等層面。在國內也同樣掀起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熱潮，本文以近三十年國內學者研究艾米莉文學狀況為視角，深入概括和分析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的內容和特色，找出存在的問題，提出后續研究需要注重的事宜。
一、近三十年艾米莉在中國的研究狀況
上世紀80年代起國內開始系統化研究艾米莉文學，根據本人的資料搜集和統計，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收錄的論文中，最早出現與艾米莉文學有關的研究是在1980年1月份，截止2008年10月份，一共收錄359篇艾米莉文學研究論文。
在近三十年的時間內，艾米莉文學論文呈現出不均衡的狀態，從總體角度分析，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表現為上升的趨勢。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年均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在兩位數以內，80年代的總研究數量為40篇左右，這表明相關領域的研究處于萌芽狀態。進入上世紀90年代，除了1997年研究數量明顯增多以外，其他年份的平均研究數量仍保持在兩位數以內，90年代的總研究數量為60篇左右，這說明相關領域的研究進入前期發展狀態。進入21世紀，艾米莉文學論文研究的數量出現快速增長的態勢，其中2000年有20篇，并保持穩步增長的狀態，在2007年研究的數量為50篇，創造歷史新高。到2008年10月份時，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總數量為259篇，這意味著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進入快速發展狀態。
通過上面的介紹，能得到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具有逐步增長、總體增加的特點，經過對比統計分析說明艾米莉文學研究有著階段性發展的規律。進入新世紀后西方評論界領域掀起新一輪的艾米莉文學研究熱潮，在客觀層面上也影響著我國相關領域的發展。正是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國文學研究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上，融合西方多元化的批評理論，在新世紀快速推動著我國艾米莉文學研究的發展進程。
以階段性發展為分析視角探討國內近三十年對艾米莉文學研究的概況。
（一）1980年到1989年：起步階段
在上世紀80年代國內評論界主要研究艾米莉代表作《呼嘯山莊》中的內容理解、創作技法、男主人公藝術形象以及綜合論述等層面。隨著國內出現大量《呼嘯山莊》的譯本，其會更好地推進艾米莉文學在我國的廣泛傳播。最初艾米莉文學研究者還具備翻譯家的身份，也可以將其看做是學術評論家，在譯本作品中著寫的譯序已經成為艾米莉文學的初始研究內容。譬如楊飲借助于社會學階級屬性探討凱瑟琳的婚姻悲劇和希思克利夫的復仇歷程，在某種程度上會引導本譯作讀者的閱讀思路。早期楊靜遠對艾米莉文學進行全面而細致的介紹，方平的研究觀點構成艾米莉文學研究的核心理論，他身兼翻譯家和文學評論家兩種身份，擁有淵博的學識。他在《呼嘯山莊》的譯序用“希望在人間”來闡述自己的觀念，分析和介紹原著的主題思想和藝術架構，涵蓋著小說中的兩種愛情模式。
綜上所述，在上世紀80年代，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進程中受到時代環境的限制，既表現在論文研究的數量有限，也體現在研究的內容不夠深刻，大多數研究觀念局限在艾米莉作品中藝術特色的介紹。但正是經歷過起步階段，這才會為后續研究提供必要的前提。
（二）1990年到1999年：推進階段
韓敏中于1992年在《無窮盡的符號游戲――20世紀的
（三）2000年到2008年10月：快速發展階段
進入新世紀，《呼嘯山莊》翻譯水平和能力的顯著提升，又促使評論界關注艾米莉文學的熱度上升，相關論文的數量呈現出大幅度上升的趨勢。評論者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和研究思路也在不斷拓展，這也體現出由觀念認同到爭議的發展歷程，充分表明學術界對艾米莉文學研究不斷深化。
這一時期艾米莉研究的特點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繼續探討作品中的創作主題和創作思想，這也是傳統的研究范疇。譬如有的學者分析愛的主題，有的學者分析故事主人公原型，有的學者將故事中的情節和希臘神話相聯系，展現出神話母題的內涵。很多學者關注小說中的人性主題，并進一步探討小說中的人性關系、人際關系以及雙重人性等，并概括出人性復歸的內涵。
其二，繼續探討艾米莉的創作意圖和創作風格，以作者為視角探討作品的內容。譬如有的學者從作者的生活時代背景角度思考，分析艾米莉的成長經歷和性格，找尋作者和作品之間的共性聯系，探討作者的父母、身世、處境和英國社會的現實狀態，分析作品中的精髓和作者坎坷生活經歷之間的聯系，有的學者以人物形象塑造、創作風格體系以及主題思想發掘等角度探究作品所反映出的作者性格。譬如董春萍借助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研究自戀心理狀態，發現作者在童年時期遭受的心理創傷造成其具有自戀性格。
其三，以人物形象塑造分析作品，已經成為熱點研究方式。目前主要探討的是男主人公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性格突變以及現實的悲劇等。在上世紀90年代，分析希思克利夫的復仇成為研究重點，其中汪嵐通過系統論方式詳細研究了希思克利夫的多重人格；胡鴻在2006年《安徽文學》第9期上發表的《本我?自我?超我――中凱瑟琳悲劇命運的解析》分析凱瑟琳的形象，從弗洛伊德精神理論探討造成凱瑟琳悲劇命運的根源。
其四，更多的學者熱衷于探討《呼嘯山莊》的審美理念和藝術特征，主要集中在作品中哥特式的文藝風格。學者探討文學主題、意境營造、人物塑造以及情節構思等內容。譬如蒲若茜在2002年第2期的《外國文學評論》發表《與哥特傳統》，他認為小說中充滿著哥特式激情風格。鄧穎玲在2005年第4期的《外語教學》中發表《論艾米莉?勃朗特對哥特傳統的發展》，她認為小說中的哥特式風格可以凸顯出小說所具有的時代現實感。
二、研究中的不足及應重視的問題
歸納總結我國近三十年研究艾米莉文學的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其一，三十年的研究取得多種學術成果，也成為世界文學研究的寶貴經驗。研究學者在各類學術期刊中發表大量論文，其中包括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既能夠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作品，也為相關研究提出新的觀念。其二，研究學者從更多層面、更多角度探討作者和作品，遵循世界文學批判方法，用開拓的視野和創新的理念分析，其涵蓋著、結構主義、原型批判主義、女性主義以及社會學等理論。其三，在359篇論文中有350篇論文專門研究《呼嘯山莊》，占研究總數的97.5%。這也表明《呼嘯山莊》具有藝術和思想等多重研究價值和欣賞魅力，這也被稱為是英國文學中“斯芬克斯”之謎。在不斷的研究中，也讓《呼嘯山莊》這部小說持續綻放出新的光彩。
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內研究艾米莉的文學還存在著很多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層面：其一，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不夠全面，出現偏離重心的問題。在359篇論文中，針對艾米莉詩歌的研究只有9篇，占論文總數的2.5%，其余的研究內容均是以小說為主，這也體現出艾米莉詩歌研究的盲點。其二，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時深度還有待發掘，研究的內容也容易出現重復的問題。一些論文還局限于傳統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思路，在選題和視角上出現趨同的現象，鮮有創新性觀點。其三，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難以“中國化”，研究方式主要依賴西方現有的模式，尤其是體現在分析中的批判意識，客觀上影響著研究的效果。其四，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資料有限，也存在著不透明溝通的現象?，F在非常缺乏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者的傳記、書信和其他資料。國內的很多研究成果還沒有得到西方學術界的認可，這使得研究的效果出現邊際效應。其五，目前國內研究艾米莉文學的學者很少，專業化從事研究的學者更少，出現嚴重的人才斷層和人才流失的現象。
針對上述問題，筆者提出如下的解決建議：首先要重視本土化研究艾米莉文學的意識，在批判研究中要凸顯兩個主體存在的思路，有效處理研究的意圖和研究的模式，融入創新性的研究理念。其次，在研究艾米莉文學時要完善作品的編譯力度，拓展學者的研究視野，找尋更加豐富的材料，關注艾米莉詩歌藝術的研究，以此達到多元化促進的研究效果。
三、總結
我國學界研究艾米莉文學已經有三十年的歷程，經歷三個歷史發展時期，進入新世紀，國內艾米莉文學研究達到新的，同時也為現階段的后續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在探討的過程中，發現諸多問題值得考量。本文先介紹艾米莉文學研究的三個階段，闡述國內學者研究艾米莉文學的四個內容，在此基礎上分析存在的五個方面的問題，再根據研究的內容提出兩個解決思路。相信在未來的研究中，國內學者能夠以更加開拓的視野、更具創新意識的思路，進行更有針對性的研究。
參考文獻
作為亞裔美國文學的一個分支，美國華裔文學可往上追溯至20世紀初，以華裔作家水仙花為代表。美國華裔文學是隨著美國華裔對自我的重新認識而發展起來的。而目前對于美國華裔文學的研究，也已不單純只是對文學作品的討論研究；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也開始通過對華裔文學的研究，來幫助他們對社會與歷史進行研究。
而為了鑄造“華裔的美國身份”的需求，中西方對華裔文化身份的探討和研究也越來越多。從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亦可看出，華裔文化身份的研究得到的關注也在與日俱增，并且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
從華裔文學作品中，反映出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在美國這個大背景下，華人作為美國的少數族裔，華裔文化作為美國的少數族裔文化，都受到了美國主流族裔和文化的強有力的沖擊。
而美國華裔作家們，以考慮自身存在狀態為契機，自覺或不自覺地擔當起消除文化對立、促進文化交融的重任。[1]如作為美國華裔作家代表之一的譚恩美，以其“作品中的新原始主義元素揭示文學創作，尤其是少數族裔女性文學創作，與充滿神話性的原始色彩元素的關系”[2]。
通過分析美國華裔文學作品，從中可以發現美國華裔在至少兩方面的文化訴求：第一，為了尋求和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美國華裔堅持固守并強化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
如在譚恩美的代表作《喜福會》中，故事的主人公，是作為第一代華裔的四位母親，她們都是在中國解放前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既為了懷念過去的中國生活，讓自己在陌生的環境有所寄托；又為了學習適應新的生存環境，她們決定每隔一段時間聚會，并給她們的這種聚會取名為“喜福會”。
但從書中能看出，即便她們已經非常努力地去適應美國的環境與生活，她們的思維方式依然還是中國式的；如母親蘇安梅，強烈反對女兒嫁給美國人而非華裔――這說明了盡管已在美國生活多年，已持有美國護照，蘇安梅內心深處，還是沒有真正把自己當成是“美國人”。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許正是這些母親對于中國文化傳統的固守，讓她們不能像她們的子女、第二代華裔那樣，在美國生活中如魚得水。如四位母親之一的顧映映，在書中就談起了幼時對月亮神的記憶，以及嫦娥后羿的故事――從中可以看出，基于神話故事無論對哪個民族的本族文化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所以對于美國華裔們來說，即使他們已離開自己本身的中國原文化，神話故事卻成為延續他們民族記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即使“語言的障礙……強勢的主流文化使得這些母親們一直生活在一種邊緣狀態”[3]，但對于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堅持與執著，確保了華裔文化之根并未枯萎。
第二，第二代華裔及其后代因在美國出生成長，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國文化的同化，所以他們身上帶有明顯的美國文化特征和西方價值觀念，甚至美國的文化意識形態主導著第二代華裔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導致他們理解與認知的實際上是從美國文化視角所接受的中國文化。
體現在美國華裔文學作品中，就可以看到有美國華裔作家對于中國文化記憶的混亂：如著名華裔作家湯亭亭（馬克辛?金斯敦）創作的作品《女勇士》中，就出現了將花木蘭和岳飛的故事相混淆的場景。因此，對美國華裔文化的文化本源的正確揭示，影響著美國華裔和美國華裔文化在未來的走向；亦可使華裔們不至于在探求自身主體性時，覺得無論中美哪種文化都是自己的桎梏，從而被壓抑在這兩種文化的夾縫中無法成長。
而在《喜福會》中，面對文化沖突，四位母親最終的選擇是做出“‘最優策略均衡’：一方面堅持固守并強化自己的中國文化傳統，……另一方面，美國文化的刻痕在這些母親們身上越來越深”[3]。其實，顧映映的名字，就暗示了美國文化的刻痕在她身上所留下的印跡：自從與美國人圣克萊爾結婚后，顧映映即遵從美國習慣，改從夫姓，改名為了圣克萊爾?映映。
而第二代華裔對中國文化的某些誤讀，導致了他們無法接受中國母親們所認為的“最完美的”中國思想：如“孝敬父母，聽從母命”，“不表露聲色，把想法隱藏在內心深處，在暗中掌握優勢”，等等，都被認作是“老觀念”[4]（p275）。
所以，在中國文化和美國文化不斷交際與相互影響之后，最終得到的結果，就是美國華裔所認同的文化，既不是純粹的中國文化，也不是純粹的美國主流文化，而是一個“第三度空間”――美國華裔文化。學者徐穎果指出：“華裔所認知的中國文化是在美國語境中的中國文化，是既非純粹意義上的美國文化，也非純粹意義上的中國文化，而是第三種文化――美國華裔文化?！?/p>
美國華裔文化的形成，除了中美文化的影響之外，種族、性別、階級等范疇亦都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雙重的文化身份，于華裔來說，往往卻會陷他們于尷尬甚至禁錮之下，所以華裔文化必須要確立自己獨有的文化身份。因自從離開中國，華人也就從自己的中國“原文化中被連根拔起”[5]，被移植到了異文化的土壤中；但若水土不服，產生排斥反應，華裔文化就會因找不到自己的根，而導致最終的枯萎。因此，美國華裔文化要延續自己本源文化的優勢，方能不至于在文化歸屬性上缺乏明確指向，同時被中美兩種文化排除在外。
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文化傳播越來越快捷，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也越來越普遍。在美國，美國文化受美國華裔文化的影響出現了文化的雙向轉移，即不僅是從美國到中國，同時還有中國到美國的影響。因美國華裔文化脫胎于傳統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化屬于同一文化體系，而同一文化體系內部人員可共享一套對于其他體系成員來說是獨特的文化特點；所以美國華裔文學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美國華裔文學所構建的跨文化語境。（作者單位：四川師范大學基礎教學學院）
基金項目：華裔文化之生存狀態研究 編號：14QN1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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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uai’an 223001。Jiangsu，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cognitive function of metaphor in Heminway’s Snous of Kilimanjaro，we can see the author’s attitude and comprehension towards life.Through it，we can also see the author’s concise and implicit characteristics which form the author’s style of“Iceberg".
Key words： metaphor； the cognitive function
隱喻是人類組織概念系統的基礎，是人類一種基本的認知方式，對人類的日常的思維方式和話語表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萊考夫和約翰遜把時間就是金錢
之類的隱喻稱做是“結構喻”（Structural metaphors），另外，還有一種所謂的“方向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即用諸如上下、內外、前后、開關、深淺等表達空間的概念來組織另外一種概念、系統。這類隱喻與我們的生理構造特點和我們觀察事物的方式（文化觀念）有著密切的關系。例如，根據Happy is up（幸福等于向上）這一隱喻概念，英語中可以說I'm feeling up today（今天我感到很開心）又如Good is up：bad is down（好是向上，壞是向下）。Virtue is up；depravity is down（美德是向上，墮落是向下）。各種空間隱喻之間有一種整體的外部系統性。因此，Good is up給與“好”有關的概念一種“up"的方向，如Happy is up，alive is up，control is up，status is up等。但要注意，我們的物理和文化經歷為空間隱喻提供了許多可能的根據。不同的文化會選擇不同的方向喻。例如：海明威的作品《乞力馬扎羅的雪》（以下簡稱《雪》）一文中以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來隱喻人類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不朽，登山自然是向上的，攀登人類的純潔不朽之山也是向上的，向上的路總是艱難又曲折的。正如《雪》文中，題辭里是凍僵的豹子，它隱喻著敢于攀登高峰而獲終永垂千秋。豹子雖然在向上靠近（close to the western summit）峰頂的途中凍僵，其身體雖已凍僵，但豹子向上攀登的勇敢無畏的精神卻給在黑暗里尋找光明的人們的精神家園送來了一縷燦爛亮麗的陽光。豹子的肉體已僵，但豹子的追求精神終將鮮活在有著同樣向上追求精神的人們心上。正如詩人藏克家在一首詩中寫的那些“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詩中的死活均超越了肉體的層面，是就精神而言的。死神離哈利越來越近，哈利離乞力馬扎羅的峰頂也越來越近。終于，哈利和獵人夢游飛到了乞力馬扎羅山峰，飛入了永恒的精神世界。
隱喻是人類組織經驗的工具。隱喻通過某一領域經驗來認識另一領域的經驗。這樣，就為人們利用相對熟悉或相對容易的經驗領域，來組織相對不熟悉或較難把握的領域的經驗，形成某種態度，并為采取相應的行動提供了可能?！堆芬晃闹?，通過對彌留之際的作家哈利的心理、現實、夢境的交織描述，尤其通過乞力馬扎羅山峰由平地上凸現了人物注定要面對的孤獨、失敗和死亡的宿命壓力，敢于直面慘淡人生，正視邪惡的現實世界，在不可測度的人生厄運中百折不撓，真正戰斗到底——到死，依然保持著人理性的優雅和從容的風度。哈利這個人物的成功塑造，與海明威援用乞力馬扎羅山來隱喻哈利的精神追求是密切關聯的。主人公哈利的人格精神因敢于從容直面死亡，精神境界得以升華，如巍峨高聳的乞力馬扎羅山峰般高大。大筆如椽地描繪海明威式的死亡，乞力馬扎羅山式的雄健，激起的是威嚴與崇高。通過人作為個體瀕死的絕境，以簡潔、含蓄而著稱的海明威其實是在簡潔含蓄地告知文本的讀者：生命確實注定要死亡——文本中關于死亡的眾多隱喻喻體：大鳥、鬣狗、騎自行車的警察，特別是開頭提到的那里在乞力馬扎羅山峰，即“上帝的廟殿”近旁已經風干凍僵的豹尸。在這宿命的強大壓力面前勇敢地選擇抗爭，臨死不懼，與死亡斗爭到底的強烈個性，即使面對死亡，也要保持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在絕境中顯示出一種打不垮的風度?！堆肺闹械墓鎸λ郎癫讲奖平謶?、煩躁不安，但更多時候是清醒冷靜地審視，閱讀自己的人生讀本：作為一名作家，他力圖寫出一種永恒。為此，他來到非洲尋找他的靈感，不幸卻把腿弄傷了且無法治療。在同死神搏斗的過程中，他突然領悟到自己苦苦追求的永恒還沒有來得及寫下便被死神奪走了肉體，但他的精神，他更生的愿望及美好理想的追求卻勝利了。
隱喻是認識事物的新視角。萊考夫和約翰遜認為，有些隱喻可以為我們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視角，賦予日?；顒右孕乱饬x?；轄栙囂兀╓heelwright 1962：170）指出：新的語境可以被看作是一種視角，一種維度，通過它們，人們可以以某種方式，某種獨特的、與任何其他方式不同的方式來看待現實。
《雪》文中的大鳥，騎自行車的警察，大鼻子的鬣狗，乞力馬扎羅山峰的凍僵的豹子，還有味覺直觀，比如大鼻子鬣狗。無形的死亡，在海明威的《雪》文中，由于隱喻手法的靈活，反復的運用被描得可觀、可觸、可嗅，幾乎形神兼備，生動形象，從而構建了文本中濃郁的、幾乎令人窒息的動態的步步逼近死亡程序。在這種緊張氛圍之中，主人公哈利終于拋棄了腐臭的——曾耽于享樂的行尸走肉的肉體，從某種哲學意義上來說，他的死是思想境界的升華，精神世界的永生，就如乞力馬扎羅山峰的雪。當然，需要說明的是，隱喻是一種語用現象，語用中尤其強調語境的重要性，如果說具體的文本是水，而置身于其中的隱喻則是魚，魚是離不開水的，隱喻意義是依賴于語境的，在語境里它生機勃勃，如魚得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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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師范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趙康太、海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副主席孫紹先、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阮忠、書記韓捷進參加了開幕式并致辭。海南省重點(扶持)學科責任教授、海南師范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學位授予權建設學科負責人畢光明主持了開幕式。開幕式后，張耀銘總編和閻晶明主編分別作了主題發言。
當代文學批評的現狀與出路
作為文學批評期刊主編，并且多半身兼文學批評從業者，到會專家首先關注的是文學批評的現狀及困境。馮希哲分析了當前批評的基本趨勢：一、更為理性和自覺；二、整個批評界開始由外向內轉型，自省、自察成為主題。但總體來說，80年代的自由活躍的批評氛圍變了，現在是讓人郁悶的環境，大家不愿意說，或者不知道說什么。他還把當代文學批評面臨的困境歸納為四個問題：一、理論困境；二、評價尺度統一與多元矛盾突出，三、批評人格、偽批評和人情批評現象仍然比較嚴重，四，批評隊伍分化。
張燕玲對這種沉悶的批評環境作了更具體的揭示：“現今，文學創作出現生活貧乏和思想匱乏的狀態，尤其是學問家凸現，思想家淡出，在這種情況下，文藝界要立在時代的潮流，對社會包括對現狀保持獨立思考和批評立場并發出自己的聲音是相當有難度的?！?/p>
對于如何走出這種困境，代表們紛紛表達了自己的思考，提出了幾種解決途徑。閻晶明首先指出，在文學建設方面，批評家要積極發揮批評的作用，要加強自身的發言權。譚桂林說：“當代文學學科是個不斷成熟的學科。文學批評要尋找自己的生存空間。它對文學創作仍然有一種積極的鼓動作用?，F在的文學批評期刊要發揚過去的傳統。”吳子林認為，批評家首先要有問題意識，不能跟著西方的文學思潮亦步亦趨，而要用切合中國傳統文化的方式研究中國問題，借用甘陽的話說就是“用中國的方式研究中國，用西方的方式研究西方”。其次是返回中國文化本原，將中國傳統的感悟思維發揚光大。再者，將學問和生命融為一體，把感悟思維與理性思維相結合，做縱貫古今、會通中西的“生命的學問”。
批評有無力量，說到底取決于批評者所持的批評觀。朱小如提出，批評其實是一種偏見，這種偏見如果是深刻的就很有價值。但是，批評如果過于學術化反而會失去批評的力度。他認為在一片假話聲中出現的幾句真話才真正有價值。單正平指出：對一流作家，人們對他的批評還是很嚴肅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商業化批評，比如一些老板花錢請業內人士幫忙出書，另一個現象是人道主義批評，有人為了精神的寄托將自己辛辛苦苦寫的東西整理出來并自費出書。對第一種人，大家應該抵制，對第二種人可以適當鼓勵一下。
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困境與建設方向
當代批評期刊是反映當下文學狀況的重要平臺，張學昕更強調批評的支點就是當代文學期刊，沒有期刊作者就無法找到支點，得到認可。因此，批評期刊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但是，當代批評期刊也面臨著一系列復雜的現狀和困境。就像韋健瑋所說的：在辦刊中越來越感覺困惑，很懷念80年代的批評環境。因為，在B0年代，批評期刊是非?；钴S的，有一段很輝煌的歷史，那時不管是作者還是編輯都有高漲的熱情。但是現在很多編輯已經改行，一些期刊也消失了，其他的期刊能堅持下來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堅持下來的刊物也面臨一些生存問題，因為資金短缺，一些辦刊人越來越覺得迷茫。
閻晶明指出當代批評期刊的生存比建設問題更加緊迫，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十幾年前難以預料的變化，而且文學內部分化很嚴重，很多東西的消極力量遠遠大于我們的建設力量。在這種條件下，文學批評期刊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很多機遇和挑戰。
除了生存問題以外，還有環境問題。目前，文學在很多方面都出現了危機，學術刊物正在失去讀者。單正平認為原因在于：首先是經濟因素，將學術刊物推向市場化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第二是空間的大幅度壓縮問題，作者想說的批判現實的篇幅被壓縮了或者刪減了，第三是新媒體和體制化的影響，有許多作者寫文章的出發點是有疑問的。
張耀餡在主題發言中提出批評期刊要突出問題意識。他認為，一本優秀的學術期刊，必須提高核心競爭力，而核心競爭力的重中之重是理論創新，思想性、時代性、規律性與創造性是理論創新的標志；必須突出問題意識，善于提出有意義、有價值的真問題，揭示時展中的瓶頸因素，深刻反映人類應對挑戰的智慧及成果，必須肩負學術研究導向的使命，必須推出新人、扶持新人，為他們提供平臺，必須關注學術的大眾化，讓一流的學術走進百姓的視野，成為經世致用的顯學。學術期刊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轉貼于
張燕玲重述了首屆研討會提到的“艱守”與“堅守”問題，并針對批評期刊如何回到文學前沿提出了三個方面的建議：一個是生存建設，一個是思想建設，一個是學術建設。在生存建設方面：要重樹自身建設的自信心，要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一個雜志首先要生存下來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表現自己的個性。羅勇肯定張燕玲的“艱守”與“堅守”觀點。他指出這兩個方面是有矛盾的，艱守，再困難你也要把刊物辦下去，不能把它丟失。堅守，要堅持文學品位、文學情懷。他的最深刻感悟就是：不管是作品雜志還是理論雜志只要是把自己的文學情懷融入進去，哪怕再困難我們也可以迎來自己一個辦刊物的碩果。周泉根也非常贊同張燕玲關于重視網絡文學的影響，他認為我們要正視信息時代的寫作是我們當前理論反思的重要任務，也是反思創作評論類期刊困境的重要角度。爭取把網絡上的東西跟學院派東西結合起來，甚至跟大牌網站合作，讓網絡的不羈的創造力和浪涌不竭的激情來重建我們的話語空間。只有有了話語權，知識分子才能在平權的時代重新找到自己位置，才能重新介入歷史。
關于期刊雜志欄目設置方面，陳子善根據自己的辦刊經驗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議。他介紹，他在辦刊物時做了一些嘗試：首先，每期都會做一個學術訪談，采訪一些知名學者；其次，不限制富有價值的學術論文的篇幅；再次，每一期出一兩篇著名的外文翻譯文章；最后，每一期都有史料考證文章，發表一些比較重要的對現代文學研究有價值的史料。
其他方面的建議有：王涘海認為文學期刊建設應有的態度是——自信，要堅守下去，以自信的態度來看待今天的社會和文藝事業，李云雷也說出了自己獨特的辦刊體驗，就是從具體的鮮活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人手，站在時代的前沿，重新去看文學史和文學理論；李國平指出批評刊物應該回應文學現實和中國社會現實，刊物需要名人的作品，也需要年輕一代的吸引人眼球的、有銳氣的作品。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6）10-0016-02
中國和伊朗都是有著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文明古國。公元前2世紀開通的絲綢之路將兩國緊密聯系在一起，中國對波斯文明的探究自古就沒有中止過。1971年，中國和伊朗正式建交之后，兩國高層互訪增多，各領域友好合作關系不斷加強。2013年，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2016年1月，訪問了處于“一帶一路”中轉站的伊朗，中伊關系翻開全新篇章。隨著兩國關系的穩步發展，我國學者對伊朗的研究也漸趨廣泛、深入，中國的伊朗學研究蓬勃發展。
一、關于伊朗文學的研究
對伊朗（波斯）文學的研究始終都是我國伊朗文化研究的傳統和重點所在，在上世紀未到本世紀初的幾年里，我國翻譯、出版了大量的伊朗文學作品和一系列研究伊朗文學的論著，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自本世紀初起，隨著世界局勢的變化，學界加大了伊朗政治、外交關系等的研究力度，而對伊朗文學的研究有所減少。
㈠對伊朗作家、作品的介紹和研究
伊朗的古典文學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古典文學作品，尤其是詩歌仍是近年伊朗文學研究的主要對象。如林姝的《一路荊棘，一路陽光――中的悲傷與美麗》（《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榻B了波斯詩人菲爾多西的偉大史詩《列王紀》反映出的悲傷基調和人物及語言的優美。魏丕植的《讀魯米》（《黃河之聲》，2013.10）介紹了波斯大詩人魯米及其詩歌。王汝良的《在中國》（《東方論壇》，2014.5）認為，《阿維斯塔》的研究價值體現在宗教、神話學、歷史學、文學、民俗學等諸多領域，在中國對其譯介和研究雖然有了一定的基礎，但仍存在廣闊的空間。穆宏燕的《主線故事探源》（《國外文學》，2015.1）分析了《一千零一夜》主線故事從印度到波斯再到阿拉伯的發展演變軌跡。
當然，對現當代伊朗作家、作品以及文學思想的研究也是近年伊朗文學研究的內容之一。穆宏燕的《兩大獎項與伊朗新世紀小說》（《外國文學動態》，2013.6）對獲得古爾希里文學獎和賈拉勒?阿勒?阿赫瑪德文學獎的新世紀伊朗小說進行了梳理?！?0世紀的伊朗女性解放思潮與女性詩歌》（《職大學報》，2015.3）論述了伊朗幾位女詩人在女性解放思潮的影響下，為20世紀伊朗詩歌的繁榮做出的重要貢獻。武磊磊的《赫達雅特研究在中國》（《雪蓮》，2015.21）對伊朗著名小說家薩迪克?赫達雅特的生平概況進行了介紹，對其作品的譯介和研究現狀也進行了梳理和歸納。
㈢中國文學與伊朗文學比較研究
中伊兩國的文學都非常發達，這就使得文學比較研究成為可能，從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兩者的異同以及互動。張廣興的《酒里人生――李白飲酒詩與歐瑪爾?海亞姆飲酒詩比較》（2011年南京師范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碩士學位論文）探討了李白與歐瑪爾?海亞姆飲酒詩思想內涵的異同，并從跨文化的角度探析了其異同的原因。韓文慧的《絲綢之路上的文學傳播與影響――以對的影響為例》《昌吉學院學報》，2013.1）將波斯英雄史詩《列王紀》與中國新疆柯爾克孜民族英雄史詩《瑪納斯》進行了比較，指出《列王紀》對《瑪納斯》在外部結構的譜系式與內部結構的悲劇意識方面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李丹的《從波斯文學中的儒道精神內涵看文化的相似與溝通》（《學理論》，2012.3）指出從中世紀波斯兩位作家海亞姆與薩迪的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的影子。作者認為這種文化相似性是個體思維發展的共同之路、現實政治的被動引導以及兩國文化的客觀交流等因素所導致的。
㈢對伊朗文學名著翻譯的研究
波斯詩人歐瑪爾?海亞姆的代表作《魯拜集》，因英國學者菲茲杰拉德的英譯而聞名于世，“五四”時期經、郭沫若等人的譯介傳入中國。90多年來，《魯拜集》的漢譯層出不窮，它所引發的關于詩歌翻譯的討論也經久不衰。邵斌、繆佳的《互文性與詩歌衍譯――以菲茨杰拉德和黃克孫翻譯為例》（《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1.4）、王一丹的《跨越東西方的詩歌之旅――從（魯拜集）的最初漢譯看文學翻譯成功的時代契機》（《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6）、張建偉的《主要譯本比較》（《綿陽師范學院學報》，2012.9）等論文對《魯拜集》的各種譯本及詩歌翻譯的相關理論與途徑進行了探討。
二、關于伊朗電影的研究
伊朗電影經過100多年的曲折發展和幾代電影人的努力，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作品頻頻在世界各主要電影節上獲獎，已成為一種獨特的伊朗電影現象，引起中國研究者的廣泛關注。
㈠對著名導演及其作品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伊朗影壇涌現出賈法?帕納西、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馬基德?馬基迪等一批優秀的電影導演，他們為伊朗電影在世界上贏得了廣泛贊譽，我國學者對他們的作品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唐燦燦的《從遮蔽到解蔽――解析馬基德?馬基迪電影的敘事方法》（《電影評介》，2014.17）用存在主義理論從敘事角度解讀了的馬基德?馬基迪電影的敘事方法。梅云慧的《賈法?帕納西?節制的現實主義大師》（《電影文學》，2015.1），結合帕納西的生平經歷及電影作品，探討了隱現在其作品中的現實主義元素。《往返運動中的旅行者：論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的電影》（《電影新作》，2014.1）論述了阿巴斯導演利用往返運動的主題深刻反思了伊朗現實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個體的生命哲學。
㈢對某部電影作品的多角度研究
阿斯哈?法哈蒂導演的《納德和西敏：一次別離》在2011～2012年大放異彩，斬獲了包括第84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在內的40多個獎項。我國學者撰寫了大量論文，從電影的主題、拍攝手法、敘事風格等多個角度對這部電影進行了全方位的評述，僅中國知網收錄的就有40多篇。如唐燦燦的《“私欲”與“道德”的博弈――論中宗教力量的鏡語表達》（《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12.5），王向輝的《西敏的離婚訴求――從看知識女性的生存困境》（《太原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2），朱自然、唐科霞的《淺析電影（一次別離）敘事中的新現實主義色彩》（《環球人文地理》，2014.14）等。
對其他電影作品分析的論文也有一些，但數量上遠遠少于《一次別離》。如趙鑫、黃兵的《尋找與希望一（何處是我朋友的家）讀解》（《電影文學》，2012.24），黎燕敏的《電影（天堂的孩子）的敘事藝術》（《電影文學》，2012.14），張愛民的《殘酷與愛的雙向書寫――（背馬鞍的男孩）評析》（《名作欣賞》，2011.17）等。
㈢中伊電影作品比較研究
中伊電影作品的比較研究，既有具體電影作品的比較，如肖鷹的《中國電影要國際化視野，不要全球化模式――與的比較研究》（《貴州社會科學》，2012.3），張金堯、韓天棋的《文化背景和美學修養的比較一以伊朗電影（一次別離）和中國電影（親愛的）為例》（《電影評介》，2015.21），唐仁躍的《真情摹寫與矯情錯位――和之比較》（《當代文壇》，2014.3）；地有類型電影的整體比較，如王春鳴的《伊朗與中國的兒童電影敘事風格比較》（《電影文學》，2013.19）。
三、關于中伊文化交流的研究
絲綢之路的打通為兩國文化的接觸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近年來，兩國的文化交流從政府到民間，從雙邊到多邊，形式和內容都在不斷豐富和發展。從檢索的結果來看，有三篇碩士學位論文以中伊文化交流為題進行了研究。分別是田鴻坡的《中國――伊朗文化交流研究》（2011年西南大學碩士論文）、李巧茹的《論蒙元時期中國和西亞的文化交流》（2013年湖南師大碩士論文）和張歡的《元至明初中原地區與伊斯蘭地區文化交流狀況研究》（2013年景德鎮陶瓷學院碩士論文）。前者回顧了中伊文化交流的歷史，論述了交流現狀，分析了影響因素，并對交流的趨勢進行了預測。后兩者則論述了特定歷史時期中國和伊朗進行文化交流的情況。
關鍵詞:艾米莉?狄金森 詩歌 生態批評 生態美
中圖分類號:I106.2 文獻標識碼:A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是美國最偉大的天才詩人之一,與美國文學史上愛倫?坡、惠特曼齊名,“被公認為標志著美國詩歌新紀元的里程碑”。她以詩風獨特、文字細膩、觀察明銳、意象突出而著稱。她的詩被譽為“美國文藝復興的一部分”,她也被稱為“美國詩歌的開拓者”和“現代美國詩歌中其他一切傳統的先驅”。
狄金森一生潛心創作了1775首詩,對自然、愛情、人生、死亡等層面作了新穎深刻、細膩纖巧的描寫。評論家威廉斯說:“迄今為止,在詩歌這個人跡罕至的精神領域里,狄金森和惠特曼代表了19世紀美國心靈拓荒最高的才智。”然而,在生態意識日益高漲的今天,從生態批評的角度重讀狄金森的詩歌,我們可以體味到詩人對于和諧的自然之美,孩童般的純真之美的贊嘆,了解她對于人和自然界關系的體驗和認識,從而揭示其詩歌的生態美學價值。
一 生態批評理論
生態批評是誕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一種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美國生態文學批評家徹麗爾?格羅費爾蒂(Glotfelty.C)指出,如果說女權主義批評從性意識(gender-conscious)角度考察語言與文學的關系,批評把生產、經濟、階級的意識納入文本閱讀,那么,生態文學批評是把以地球為中心的思想意識運用到文學研究中,探討文學與自然環境之關系。中國學者王諾認為“生態文學是以生態整體主義思想為基礎、以生態系統整體利益為最高價值和表現自然與人之關系和探尋生態危機之社會根源的文學。生態責任、文明批判、生態思想和生態預警是其突出特點?！?/p>
在日益惡化的生態危機面前,人們提出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口號,并重新審視、反思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生態批評把文學放歸大的整體世界中,借助文學文本呼喚自然生態意識的覺醒。正如克來格?加拉德(Greg Garrard)指出的:“生態批評在當代的文學和文化理論中獨樹一幟,正是因為它與生態科學的密切關系”。
二 狄金森詩歌中人性的自然美
生態文學主張“普遍共生”與“生態自我”的原則,主張人類與自然休戚與共,將人類的“自我”擴大到自然萬物,成為自然之友。
狄金森用其女詩人獨特的明銳觀察和細膩文筆表現了自然與人類的相互依存關系。在她的詩歌中沒有激烈的生態批評言辭,但主張人與自然是平等主體關系的生態意識處處可見。她把蝴蝶說成“叢林中美麗的居民”(J.111);把被人嗤之以鼻的老鼠說成“簡練的房客”,并描述了鼠與人之間“根本無法打破”的“合法”的“均勢”(Equilibrium)(J.1356);把蟋蟀的“啾鳴”比作一種重大的慶?；顒?J.1068)。她在描繪禽鳥、昆蟲等動物時能充分感受它們的生活體驗,從而能夠將其看成是平等的生活主體。她在觀察自然物時所帶的真誠與欣賞,比科學家的銳利高出一個境界,因為她觀察時的親昵眼神表明她是沉浸在自然中去感受,而非居高臨下冷眼旁觀。在狄金森的詩歌中自然界的一切和人同享著自然賦予的靈性。這正是狄金森人性自然的體現。
詩中大量擬人手法的使用更顯示出狄金森把自然的種種當作生活中的朋友來看待。在《雨落蘋果樹》(J.794)中描寫夏天陣雨時,想象豐富:輕輕的“雨點在跟屋檐親吻”,而他們的“親吻”惹的“山墻”發笑,有些“雨滴去幫助小溪”,小溪則奔瀉而去“幫助大?！薄Ｔ凇冻筷乇纫酝岷汀?J.12)中,詩人將秋天的草莓、玫瑰、楓樹和田野都人格化了:“草莓的臉頰更加豐滿――/玫瑰已離開小鎮――/原野穿起鮮紅衣衫――/楓樹披上艷麗的頭巾”。
三 狄金森的詩歌中童真的自然美
生態文學認為文學作品在描繪自然和感悟自然同時要以人為中心、以“我”(作家)為中心,把人以外的自然物當作工具、符號、對應物,來抒發、表現、暗示、象征人的內心世界和人格特征,進行文學領域里的自然的人化或人的自然對象化。
狄金森將昆蟲,小鳥等視作朋友,用孩子般天真而又獨特的想象和比喻來表現復雜的內心世界及人生哲理,在不經意間進行了自然的人化。因此她的詩歌流溢著童真的光彩,她的語言質樸清新,有如小兒學語那樣天真。她寫自然如家園,細致入微、準確生動,平凡的景象在她的筆下總是使人感到一種無可置疑,確實存在,而又不曾為常人意識到的美。
在《我品嘗了一種從未釀造過的酒》(J.214)一詩中,狄金森寫道“當房東把喝醉的蜜蜂/趕出毛地黃的家門/當蝴蝶否認它們的酒漿/我還要飲得更多!”她把蜜蜂、蝴蝶及毛地黃描繪的栩栩如生:蜜蜂被喻為喝醉的人,蝴蝶也成了釀酒者。我們很容易發現狄金森的童真。而最為特別的是“I”的形象,“我”坐在了一旁,安靜地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 沉浸在自然中去感受,一靜一動,仿佛在向我們播放一出兒童卡通劇。
詩歌《草叢中一個細長的家伙》(J.986)視角獨特地向世人描繪了自然的生靈之一,蛇。在一般成年人的心里,蛇往往是和“vicious”,“cunning”和“surreptitious”相聯系。但在這首詩歌中,狄金森把它稱為“一個細長的家伙”,就像是在稱呼她的寵物一樣。而“the snake divides the grass as the comb divides the hair”,讓我們察覺到這一個生物細微的移動。當作者還沉寂在遐想中的時候,蛇已經在以十分迅速的速度溜走了。詩歌的最后一節狄金森性格純真的一面躍然紙上:“其他生物對我都十分的友好,只有它,這一條蛇是如此的冷酷”。她表現了自己對蛇的不滿的情緒,就似一個孩子在抱怨他的同伴一般。動態的童真美通過狄金森的筆下頓時舒展開來。同時,在這首詩歌里,與其說蛇分享了人的高級情感,毋寧說它使人失去了優越性,于是蛇自然的身份便凸現出來:并非它有許多人的特點,而是和人同享著自然賦予的靈性。我們可以看出在詩人心中人與自然是主體間平等對話的關系,人以外的動物同樣也是“生活的主體”(subject of a life),有體驗生命、感知苦樂的能力。
這位在美國文學史上與惠特曼比肩站在一起的女詩人,喜歡以自然界及其生靈為主題。一片樹葉、一只小鳥、一縷清風都是她靈感的源泉。她細致入微,準確生動的描繪,總能讓讀者感受到一種不為常人所覺察的自然的純真之美。
四 結語
生態批評認為大自然具有自己的運行節奏。具有美感的自然寫作應該自覺地追求這種節律,通過審美形式把這種節律傳遞給美的接受者。
狄金森的詩歌正是如此。她并非像站在風景之外的游客,而是全身心地融入進去周圍的世界,她用心靈去看、去承載、擁抱和感悟一切。詩歌代表了她的詩意和生態思想的集結,是她對發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的了悟,是對最原初風景的深情緬懷,是對善良而微小的事物的關注。與之相應的是她溫厚、親切的文體,讓自然自己活動起來言說的敘述方式,把人過去在自然面前的傲慢態度抹去。
文學的生態性與美感成為同一種特質的不同表述,這在狄金森的詩作中體現得十分完美。在其詩歌中,狄金森對自然的感悟充滿了和諧的精神。她以特有的方式去感知大自然,謳歌它的和諧,寫它給人類帶來的愉悅。狄金森在空氣、露珠、樹木、花朵等的小世界里找到了純真友誼和歡娛,她對自然的敏感顯示出她已把自己的生命節奏調諧得與自然完全合拍。她緊隨自然跳動的韻律,詮釋著她對自然的體悟。“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體現了狄金森強烈的難能可貴的生態意識。
參考文獻:
[1] 江楓譯:《狄金森詩選》,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
[2] 吳定柏:《美國文學欣賞》,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
[3] Williams,S.Experiments in Poetry .The Macmillan Company,1972.
[4] Glotfetlt.C."Introduction".C.Glotfelty and H.Fromm.The Ecl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London:University of George Press,1996.
[5] 王諾:《歐美生態文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