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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自由貿易協定（FreeTradeAgrement: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包括獨立關稅地區）根據WTO相關規則，為實現相互之間的貿易自由化所進行的地區性貿易安排。由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約方所形成的區域稱為自由貿易區。FTA的傳統含義是締約國之間相互取消貨物貿易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但是最近幾年的FTA出現了新的變化，其內容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務貿易、投資、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化等更多領域的相互承諾。這種廣義的FTA也被稱為“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PartnershipAgreement:EPA）”(在GATT/WTO規則中，將FTA（締約國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以及關稅同盟（FTA＋對非締約國實行統一關稅）稱為“地區貿易協定（RTA）”。本文中的FTA，除了有必要特別區別說明之處外，都包括關稅同盟和具有更廣泛內容的“經濟合作協定（EPA）”在內)。
FTA的法律依據主要是被納入WTO法律框架之內的GATT第24條和根據烏拉圭回合確定的GATS第5條。但是也有一些全部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FTA是依據GATT/WTO的“授權條款”建立的。根據WTO規則，FTA在并不提高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所有貿易障礙和全部談判10年內完成等三個條件下，可以作為最惠國待遇原則的例外成立，但是如果由于FTA的成立使針對區域外的貿易障礙有所提高，則視為違反WTO規則。根據“授權條款”建立的FTA則可以享受區別于一般FTA的更為寬松的特殊安排。
關于FTA與WTO所倡導的全球貿易自由化之間的關系，盡管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但多數人認為是一種互補、互動關系，不違背WTO規則的區域貿易安排有利于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其中的原因：一是建立FTA可以為成員國實現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目標提供多種選擇的機會；二是可以彌補WTO多邊貿易體系的空白和缺陷，為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積累經驗；三是有助于減少多邊貿易談判的層次、提高WTO機制的運作效率；四是對貿易伙伴的貿易保護主義可以形成牽制。
二、世界的FTA新潮流
按照WTO的統計，截止到2002年6月，向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提出申請的FTA已經達到了143個。WTO的144個成員中，絕大多數成員都至少參加了其中的一個或多個FTA，而沒有同任何國家（地區）締結FTA的WTO成員，2001年底時，包括中國、日本、韓國、中國香港、臺灣等少數幾個經濟體，但是到了2002年底時，這一數字又有所減少。目前世界上的眾多FTA中，經濟規模最大，區域內發達國家成員最多。在世界貿易中所占份額最高的是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和歐洲聯盟（EU）。不僅如此，一個在NAFTA基礎上擴展成為覆蓋整個美洲地區的自由貿易區計劃已經開始啟動，EU的東擴也在加緊進行。
東亞地區在建立FTA方面遠遠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區。長期以來，不但日本、韓國和中國等主要經濟大國沒有同任何經濟體建立FTA，就連早在1992年就開始啟動的東盟自由貿易區（AFTA）也僅僅限于根據“授權條款”形成了一種并不徹底的自由貿易安排。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近年才有所改變。2002年1月，日本和新加坡簽署了“新時代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協定（JSEPA）”，成為日本的第一個FTA。韓國與智利之間在經過長達4年的談判之后，終于在2002年10月達成關于建立雙邊FTA關系的一致意見。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在2001年11月“10＋3”會議期間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于2002年11月簽署了關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一攬子框架協議，正式確定了10年內建立FTA的目標。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各國的行動也明顯加快。
在中日韓三國中，日本的FTA行動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邊。2000年前后，日本政府大幅度調整了對外經濟政策，完成了由單純重視WTO多邊合作向重視發展雙邊FTA關系的戰略轉變。主要目的在于順應世界潮流，通過對外經濟制度創新打破90年代以來的經濟低迷，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并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在這種政策主導下，短短幾年時間，日本不但已經完成有史以來的第一個FTA（JSEPA），而且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墨西哥、智利、韓國等國家之間的FTA研究與磋商，甚至由民間機構出面啟動了與臺灣的雙邊FTA研究。由于農產品貿易等問題的影響，日本的FTA政策面臨著國內以農業部門為代表貿易保護主義勢力的強大壓力。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日本政府選擇了一些能夠回避敏感領域的對象，優先進行雙邊FTA談判。從日本目前的FTA戰略(參見“日本的FTA戰略”（日本外務省經濟局；日本外務省網頁：go.jp）來看，并未將建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雙邊FTA列入優先考慮范圍。
韓國實際上是東亞地區最早倡議加強區域內各國制度性合作，提出FTA戰略構想的國家之一，并在1998年與智利開始進行建立雙邊FTA的政府談判，但是從目前情況來看，韓國在建立FTA方面的實質進展已經落后于日本和中國，與智利的談判曾一度中斷，直到2002年10月才最終達成一致意見。許多人認為，主要原因在于韓國國內來自農業等產業部門的反對比較強烈，政府不得不對這些壓力有所顧慮。實際上對于韓國而言，在東亞范圍內建立FTA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方面希望通過引導東亞地區制度性合作進程，提高自身國際影響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擔心處于中間發展水平的國內產業受到日本高技術產業和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夾擊”。因此，今后韓國的政策取向仍然是一個變數。但是迫于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形勢的強大壓力，為了維持自身的長遠利益，韓國政府采取更加積極和實際的FTA政策將是一個必然的選擇。
東南亞各國在建立FTA方面表現十分活躍。東盟一方面作為一個地區聯盟，與一些國家就建立FTA問題進行研究和磋商，另一方面其主要成員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政策，分別尋求與區域外其他國家建立雙邊FTA的機會。其中最具典型意義的就是東盟10國與日本于2002年簽署框架協議，決定就建立包括FTA在內的全面合作伙伴關系問題進行磋商；同時鼓勵東盟成員分別與日本就雙邊FTA進行研究。目前除新加坡與日本的FTA（JSEPA）已經正式生效之外，泰國、菲律賓等國與日本之間已經開始進行雙邊FTA的研究和磋商。在東盟國家中，新加坡采取了最為積極的FTA戰略，
已經先后與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歐盟、美國(2003年5月6日，經過兩年的談判之后，美國和新加坡在華盛頓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預計這一協定將在2004年1月正式生效)等簽署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目前正在推進與加拿大、墨西哥、韓國之間的FTA談判。
三、我國的FTA實踐與國際經驗比較
我國自從在2000年的“10＋1”會議期間向東盟提出建立中國與東盟FTA的建議以來，在推進雙邊FTA關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果，對促進東亞地區的制度性合作也產生了積極影響。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雙方就正式啟動FTA程序達成共識，決定在10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隨后經過多輪政府磋商，于2002年11月簽署了框架協議，就早期收獲項目和不同東盟成員的關稅減讓時間表達成一致。如果雙邊談判能夠如期完成，將以高達17億人口、2萬億美元GDP和1.3萬億美元貿易額的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自由貿易區。目前中國內地與香港作為兩個關稅區之間的“更緊密經濟合作伙伴協定（CEP）”磋商也在進行之中。
啟動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談判成為我國在FTA領域的一個新的實踐，也是“入世”之后在參與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開放型經濟方面的又一個重大舉措。加強與東盟的制度性合作既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也有利于周邊區域的繁榮與穩定，具有重要的長期性、綜合性和戰略性意義。但是我國的FTA嘗試還僅僅是開始，與其他地區和日本、東南亞的FTA戰略相比，仍然存在著一些差距和問題。首先，按照一般經驗，自由貿易區對區域內成員經濟增長的促進效果與其覆蓋范圍成正比，但是成員主體越多達成完全一致的難度同樣會明顯加大。相互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許多問題上的差異都可能成為多邊談判的“瓶頸”。即使能夠按期完成談判程序，各方共享的自由化范圍只有可能成為各方承諾范圍的“公約數”，從而使FTA的本來意義大打折扣。因此，許多國家建立FTA一般都是按照“由易到難”的方式，首先從雙邊談判開始。我國與東盟整體的FTA談判，在缺乏實踐經驗和同時面對10個談判對象的條件下，如果要取得預期的成果，可能需要作出相當多的讓步。日本在與東盟建立FTA關系時采取了多邊與雙邊并進的策略。一方面通過多邊形成的一攬子框架協議，在建立全面制度性合作關系方面取得共識，將希望加強合作的領域全部囊括其中，為適度選擇合作內容、方式和時間表留下空間。另一方面，在多邊框架協議內事先寫入鼓勵雙邊合作的內容，為根據需要選擇合適的合作伙伴和優先順序，推進雙邊FTA磋商鋪平了道路。實際上日本與新加坡、泰國、菲律賓之間的雙邊進程已經明顯領先于多邊，最終日本的獲益將可能是各個雙邊FTA獲益的“疊加（并集）”，而不是“公約數（交集）”效果。
其次，按照自由貿易區相關理論，由于貿易轉移效應的作用，如果與經濟效率高的成員建立FTA，則通過區域內貿易投資活動的擴大，有利于整體效率的提高；但如果與效率比較低的國家建立FTA，反而存在低效率商品或投資替代區域外高效率商品或投資的可能性。因此，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建立FTA，雖然有可能使發達國家的工業制成品更容易進入發展中國家市場，但是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發展中成員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產品能夠得到更大市場空間，并且有利于吸收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投資，有助于區域整體的資源優化配置和結構升級。墨西哥在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并與歐盟簽署FTA協定以來在貿易、投資和經濟發展中的諸多良好表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韓國、新加坡和東南亞主要國家急于同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發達國家建立FTA的原因也同樣在于這一點。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仍然十分落后，但是在勞動密集型產品領域具有較強的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自由貿易關系有利于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吸收合作伙伴的資本和技術要素，達到優勢互補和雙方要素生產效率提升的效果。
再次，選擇FTA對象和確定不同組合的優先順序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經濟合作戰略的基礎性工作。各國基本上是按照“由易到難”的原則，從緩解國內壓力、發揮互補性和追求經濟利益等角度出發來選擇談判對象的。日本選擇新加坡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可以回避對方農產品可能對本國農業帶來的壓力，在東南亞地區發揮更大影響；選擇墨西哥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日本企業產品進入墨西哥市場時與歐美企業相比的不利條件，并利用墨西哥作為NAFTA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了FTA協定的有利條件，為日本在墨西哥投資企業產品無障礙進入歐美市場創造條件；選擇韓國作為下一個伙伴則主要為了發揮貿易和技術優勢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遏制中國的影響，在地區事務中掌握主導權。韓國選擇智利作為第一個談判對象，一是由于有意選擇一個較小經濟體進行FTA方面的嘗試；二是韓國與智利季節相反，智利農產品不會對韓國同類產品構成直接威脅；三是由于智利作為南方共同市場成員，同時又與EU簽署自由貿易協定，這使得韓國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免韓國企業在智利市場與歐美企業競爭時蒙受損失；四是為了發揮自身汽車等工業制成品的優勢，開拓新的市場。東盟與中、日、韓以及美國等分別建立FTA，除了有利于東盟產品進入這些世界主要市場以擴大對外貿易之外，更重要的目的是作為零關稅連接各主要市場的生產基地，有利于吸收各國直接投資、獲取更多資本要素。我國目前除了正在積極推進與東盟、香港地區之間的FTA之外，尚未形成一整套清晰、立足于長遠發展需要的區域多邊和雙邊制度性合作戰略與優先安排順序。其主要原因在于缺乏對于未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和作用的足夠認識，沒有建立適應形勢發展需要的國家戰略應對體制。
四、FTA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FTA對區域內經濟的影響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指由于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取消關稅和貿易數量限制措施之后直接對各成員貿易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第二類是指締結FTA之后，由于區域內生產效率提高和資本積累增加，導致各成員經濟增長加快的間接效果。二者也分別被稱為靜態效果和動態效果。
靜態效果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影響是所謂“貿易創造效應”和“貿易轉移效應”(最早提出這些觀點的是美國經濟學家Viner，他在1950年曾經就關稅同盟對貿易的影響進行過研究)。貿易創造效應主要指區域內成員相互之間由于交易成本下降和貿易限制取消，導致本國內高成本產品被區域內其他成員低成本商品所替代以及過去受到對方數量和高關稅限制的本國低成本商品出口擴大，從而給區域內進出口雙方帶來更多貿易機會和經濟利益。長期以來，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關系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其中一些經濟體仍然保持了較高關稅水平，許多產品的貿易數量限制仍然存在，反傾銷等形式的貿易糾紛也時有發生。這些因素對相互貿易增長產生了很大制約，并且無益于提高區域內資源配置效率和結構升級。通過FTA，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相互之間的交易成本，刺激貿易需求增長，使各國之間的產業分工進一步趨于合理。在這種背景下，一方面，我國的許多比較優勢產品將面臨更加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帶動相關產業的較快發展；另一方面國內市場急需、而且在充分競爭條件下無法替代生產產品的
進口成本也會明顯降低，從而滿足國內消費和擴大再生產的需要。正如我國改革開放20年來的經驗所表明的那樣，貿易機會的增加和貿易規模的擴大會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
“貿易轉移效應”是指由于區域內交易成本的降低原有與區域外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可能被區域內成員之間的貿易所取代。目前東亞區域內貿易的比重只有30％左右，遠遠低于EU和NAFTA等主要FTA高達50～60％的水平。這也是各國對區域外經濟依賴程度長期居高不下，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波動影響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國與FTA伙伴之間的貿易關系的增長有利于提高對外貿易的穩定性和增長潛力。
動態效果主要包括“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前者是指隨著貿易規模的擴大，將產生生產和流通的規模效益，并帶來產業集聚效果。后者是指隨著區域統一市場的形成，將促進區域內壟斷行業的競爭，提高生產效率。我國建立FTA可以在WTO基礎上進一步結合比較優勢和自然稟賦條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的需要有針對性地選擇合作伙伴，加大相互開放的程度，并通過區域市場的統一促進國內競爭。這一點對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尤其重要。
對于FTA成員國而言，貿易創造效應、市場擴張效應和促進競爭效應會帶來許多正面影響，但是貿易轉移效應也有可能帶來負面影響，原因在于區域內的低效率產品可能會取代非成員的高效率產品。一般來說需要通過吸收高效率成員和擴大區域覆蓋范圍才有可能防止這一負面影響。
FTA對吸收直接投資也會產生積極作用。一是因為多數情況下FTA協定本身包括了促進相互投資的內容，有利于區域內的資本要素流動。二是從貿易與投資的關系來看，隨著貿易擴大效應的顯現，跨境投資活動也會增加；三是由于區域內商品跨境流通成本降低，區域外企業在區域內投資生產的產品有利于進入整個區域市場。墨西哥在這一方面已經取得了許多成功經驗。長期以來，周邊地區成為我國吸收FDI的重要來源之一，由于資源稟賦、要素條件的不同，我國與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將長期存在，尤其是我國的勞動力資源優勢將為其他國家的資本和技術提供轉化為競爭力和現實利益的大量機會。因此，隨著FTA的形成，相互之間的投資增長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和潛力。
FTA對經濟增長率的拉動效果是其經濟影響的綜合反映。常用方法是通過CGE經濟模型進行模擬的基礎上評估和比較FTA的經濟效果。我國目前尚未形成對各種不同組合FTA效果進行模擬和比較的權威研究成果。本文將根據日本經濟研究中心的模擬結果(參見（日本）日本經濟研究中心《日益增加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的選擇》2002年)分析FTA對我國經濟增長的綜合影響。
在該項研究中，假定存在6種組合的FTA，分別是①日本＋新加坡、②日本＋新加坡＋韓國、③日本＋新加坡＋墨西哥、④日本＋新加坡＋墨西哥＋韓國、⑤日本＋新加坡＋韓國＋東盟＋中國、⑥中國＋新加坡＋東盟。根據模擬結果，在不包括中國的①～④等4種組合中，僅有①組合下中國的經濟增長率會出現0.01個百分點的上升，而在其他三種組合下中國的GDP增長率會下降或不變。其中④組合下日本的GDP拉動影響可能達到0.18個百分點，是四種情形中最高的；而中國的GDP會下降0.03個百分點，是四種組合中下降幅度最大的。在同時包括日本和中國的⑤組合下，中國和日本的GDP上升幅度都高于其他組合；而在不包括日本的組合⑥中，中國的GDP上升幅度為9.17個百分點，而日本GDP增長率反而可能出現0.05個百分點的下降。
根據上述模擬結果可以得到以下結論：一是如果中國不加入任何一個FTA，則多數情況下，中國的GDP增長率將會出現下降；二是中國加入任何一個FTA都會帶來本國GDP增長率的上升；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FTA區域覆蓋范圍越大，對中國GDP增長的拉動效果越明顯。其他國家同樣符合這些規律。需要指出的是，這些估計僅僅是靜態分析的結果，并未把投資增長的動態影響效果包括在內。一個可以預見的結果是建立FTA明顯有利于我國吸收跨境直接投資的進一步增長，由此產生的投資需求增長、技術溢出和結構升級效應也將對我國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參見趙晉平編著《利用外資與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
從現實的選擇來看，由于FTA談判的復雜性和模型分析本身的局限性，模擬效果并不是判斷FTA可行性和經濟效果的唯一依據。但至少可以為我們認識與比較不同組合FTA對我國經濟影響的方向、確定我國FTA戰略的優先順序和階段性目標提供參考。五、我國的FTA戰略與階段性目標
根據以上分析，在今后20年中為了實現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長期性目標，除了積極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從多邊貿易自由化中獲益之外，還應當適應世界經濟格局的新變化，通過與周邊國家建立FTA的方式加強區域經濟合作。這樣才能回避被日益增加的FTA所“邊緣化”的風險，在地區多邊和雙邊貿易投資自由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從中獲益。因此，實施國家FTA戰略首先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的必然要求。
從FTA戰略與改革的關系來看。“建立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十六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之一。根據這一觀點，我國應當將逐步建立商品與要素自由流動、內外經濟相互融合的開放型市場體系作為對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基本目標。從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制度性合作（FTA）起步，首先實現區域范圍內的經濟融合和要素跨境自由流動，就完全有可能為達到開放型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積累經驗和創造條件。
在本世紀初的前20年中，適應我國開放型經濟發展與改革需要的FTA戰略應當具有以下幾個階段性目標：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CAFTA）”和“中國內地——香港更緊密經濟關系協定〔CEP〕”早日生效，以鞏固我國在發展FTA實踐中的最初成果；二是為了對中國＋東盟之間的多邊協定形成牽制和互動效果，可同時推進與新加坡、泰國等東盟主要成員的雙邊FTA磋商；三是積極促成中日韓三國FTA或中日、中韓雙邊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韓先行建立FTA，使我國在東亞地區合作中陷于被動；四是適時啟動我國與其他地區主要伙伴國的雙邊FTA和東亞自由貿易區（東盟＋中日韓）的談判程序；五是對未來更大范圍的FTA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和多邊磋商。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現階段需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國家FTA戰略實施指導和協調體系
目前我國缺少FTA總體戰略思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尚未形成統籌組織與協調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行動的有效機制。從一些國家的經驗來看，簽署FTA協定，不僅需要統籌考慮國際關系、外交政策、貿易投資制度等許多體制與政策層面的問題，而且需要系統了解選擇不同合作伙伴及其合作方式對國內國際經濟、政治和地區安全帶來的可能影響。為此，外交部門、對外經濟關系事務部門和國內產業政策部門之間的共同參與和統一協調十分重要。
（二）加強
對FTA戰略的系統研究
為了制定符合我國國情和形勢發展需要的FTA戰略，應組成由政府官員、學者和企業代表共同參與的研究隊伍，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趨勢與特點、我國對外經濟關系的問題與前景、各種可供選擇的FTA方案可能對我國和地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我國參與WTO主導下的經濟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總體戰略構想和步驟。在啟動各種多邊和雙邊FTA磋商程序之前，也應由專家進行可行性研究，為政府談判提供參考。
（三）充分發揮民間機構在多邊與雙邊合作可行性研究中的作用
2009年底出臺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廣西經濟社會發展的若干意見》中反復強調了北部灣經濟區的集聚輻射帶動作用，提出該區要大力發展特色農業，推進特色農業產業化。而要推進特色農業產業化，必定涉及到農業經營組織形式的變革，因此，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勢在必行。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這樣的組織可以加強農民在市場中的談判能力，化解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同時，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建立也有利于通過“企業+協會+農民”的經營模式實現農業規?；⒓s化和產業化，有利于提高農業的品牌效應，發展特色農業，推動北部灣經濟區農業的現代化。
一、對北部灣經濟區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
(一)對南寧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的調查
南寧市最早也是最大的一家合作社是昌盛無公害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到2007年8月合作社正式成立止，該社共發展了種植會員1280名，種植無公害蔬菜達到1.7萬多畝，年產值收入5000多萬元。合作社擁有蔬菜交易場所4500平方米，凈菜包裝車間450平方米；還有真空預冷設備、保鮮冷庫、蔬菜配送車等。截至2009年底，南寧市各類專業合作社已達412戶，僅2009年就成立了196戶專業合作社。專業合作社的經營范圍包括蔬菜、水果、茶葉、家禽、養蜂等20多個領域。
(二)對北海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的調查
2008年6月27日，“北海市潿洲金水井農業觀光專業合作社”成立，該社由52名潿洲農民自愿組織成立，經營范圍包括農業旅游觀光、香蕉種植、水產品養殖、為農民代購生產資料等。2009年，北海市蔬菜研究所與孫東村委共同成立了無公害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北海市擁有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已達到165家，實有成員5000多人，其中全市依法注冊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已達到68家，各類專業合作社涉及的產業涵蓋種植、養殖、流通、農機、土肥等各個領域，業務范圍進一步延伸到運輸、倉儲、初加工、農業投入品供應等各個環節。
(三)對欽州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的調查
2007年8月，欽州市欽北區首家農民專業合作社——欽州市欽北區十萬大山種養基地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欽州市欽北區工商分局注冊成立。此外，欽州市供銷社系統新發展的各類專業合作社都是以各基層社所在鄉鎮的有特色、有市場前景并具備一定規模的農產品或產業為依托的，如靈山縣供銷社領辦的三隆花心番薯專業合作社、豐塘益群肉牛專業合作社、文利興牧奶水牛專業合作社、平南惠民茶葉專業合作社等都充分挖掘了當地傳統產業優勢，打造自主品牌；靈山縣新圩供銷社領辦的新豐蔬菜專業合作社，以生產名優冬菜為主，依托市農業產業化重點龍頭企業龍三錢食品有限公司，實行“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的模式規范運作。截至2008年6月底，欽州市工商部門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共16戶，注冊資金44萬元，參股人數184人，其中農民168人，非農業人員15人。事業單位成員1人。這些專業合作社主要從事種植業、養殖業。而到2010年1月，欽州市已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45家，行業協會4個，涉及種植、養殖、農產品加工、流通、消費等領域，人社入會農戶1050多戶，聯結農戶10012多戶。
(四)對防城港市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情況的調查
2008年4月7日，防城港市第一家肉桂八角專業合作組織在防城區那良鎮成立，入社會員320人，遍及防城區8個鄉鎮，入股資金38萬元。目前，防城港市發展較好的是港鋒果蔬專業合作社，該合作社是集生產資料經營、種植、養殖、農副土特產品流通為一體的農業專業合作社。截至2009年12月底，防城港市共登記農民專業合作社58戶，出資總額達5929萬元，成員總數663個，同比增長478％、211％、298％，經營范圍涉及種植、養殖、加工服務等多個行業，大大促進了該市農村經濟的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二、對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存在的問題分析
(一)部分地方領導和農民對發展合作社的思想認識不足，重視不夠
從領導干部方面看，仍有部分地方領導對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重要性、必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支持力度不夠。少數基層干部甚至認為合作社是對自己的一種潛在威脅，在實際工作中缺乏統一的管理和指導，使合作社的發展完全靠能人帶動，有的處于分散、自由發展、各自為陣的狀態。由于認識不到位，使得發展合作社的優惠政策沒有得到很好地落實。如有的用電優惠政策得不到落實，使成本居高不下；有的保險得不到解決，存在后顧之憂，不敢擴大生產；有的稅收優惠政策執行不統一、不明確，造成許多合作社不敢建會計賬，擔心會被作為征稅的依據等。
從農民方面看，有的農戶“等、靠、要”思想比較嚴重，自立能力、自我發展功能不強；有的農民缺乏合作的主體意識，怕自身利益受到損害，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性質、地位、作用等心存疑慮，只能利益共享，不能風險共擔，寧愿單槍匹馬闖市場，也不愿加入合作社；有的種養殖大戶和能人缺乏奉獻精神，對領頭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總有顧慮，怕泄露了自己的專業技術，砸了自己的飯碗。
(二)合作社資金短缺，貸款困難
由于北部灣經濟區的專業合作社起步較晚，基礎差，底子薄，大部分合作社沒有穩定的服務收入渠道和融資手段。合作社入股股金是象征性的，能運作的資金極其有限，維持合作社日常運轉都很困難，對成員開展互助服務就更難。就是想向銀行信用社貸款，也會因其資質問題無法實現?！百J款難”的問題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制約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發展、壯大。如欽州市某縣農副產品產銷合作社由于資金短缺，不能完全收購農戶手中的產品，只得限制社員入社；另一合作社計劃開展產品貯藏、加工業務，受資金限制遲遲未能動工。
(三)合作社規模普遍較小，組織化程度較低
由于北部灣經濟區合作社規模普遍較小，網絡的農戶數有限，農民的組織化程度較低，專業合作社自身經濟實力較弱，對農村經濟的帶動作用有限。以南寧市為例，雖然南寧市各類專業合作社已達412戶，但普遍規模不大。除了昌盛無公害蔬菜農民專業合作社有1280名會員外，其他合作社成員較少。以武鳴桂科養豬專業合作社為例，該社共有加盟社員豬場75家，其中示范豬場35家，但帶動農村散養戶社員僅300戶；新科養牛合作社雖發展較快，但直到2008年底，該社的社員也僅為435人。再以欽州市為例，實行“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基地+農戶”模式的靈山縣新圩供銷社領辦的新豐蔬菜專業合作社，最開始農戶僅10多戶，后來逐漸增加到30多戶，連結帶動350多戶；蔬菜基地最開始僅1000多畝，后來發展到2000畝，年產值由500萬元增至1000多萬元；菜農人均年收入僅從400元增至600元。而欽北區供銷社領辦的平吉黃瓜專業合作社，才有6戶農戶入社，春季共種植黃瓜300畝，總產量120萬公斤，總產值36萬元。
(四)合作社管理人才缺乏。內部管理不規范
一般說來，合作社成員包括會員代表、監事會、理事會，但由于目前北部灣經濟區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民，他們的專業知識、政策水平、市場競爭能力、管理經驗都還比較缺乏。一部分專業合作社目前根本沒有完善的管理制度，理事會、監事會名存實亡，沒有開展活動；有的專業合作社雖然制定章程和管理辦法，但沒有按章程和管理辦法辦事；有的專業合作社與成員的聯結過于松散，利益關系不緊密，僅僅形成單純的勞務和買賣關系。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傷害了社員的積極性。
三、對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制度探索
(一)加強宣傳，提高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認識
首先，北部灣經濟區的地方各級領導要深入學習2007年國家出臺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從而充分認識到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保證農產品質量安全、提高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保護農民利益以及提高農民收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重視培育和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社，樹立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就是扶持農民促進增收的思想觀念。然后，通過發放宣傳資料、舉辦培訓班、設立服務臺、編寫黑板報等形式，使廣大農民群眾也充分認識國家出臺《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及其《登記管理條例》的目的，了解工商登記管理過程中“低門檻、零收費、重扶持”基本原則，消除廣大農民群眾的思想顧慮。最后，依托地方特色產品和涉農龍頭企業，送法入農戶，走訪到企業，有針對性地開展指導服務，幫助廣大農民群眾和涉農企業盡快掌握國家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措施，熟悉合作社的創建流程和運作模式，了解合作社成員的權利和義務；采取重點幫扶、典型示范帶動等方式，力爭“村村有社、鄉鄉有品”，努力營造鼓勵、支持合作社健康發展的良好氛圍。
(二)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資渠道
目前，北部灣經濟區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普遍資金缺乏，限制了合作社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地方政府要從各個方面加大對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扶持力度，增加合作社的融資渠道。具體措施包括：
1、加大財政資金的扶持力度
各地要安排一定資金，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技術、信息和項目服務，對已有一定基礎、發展較好的專業合作社進行必要的資金扶持。農民專業合作社在開發農產品加工及相關項目時，發改委、財政部門要在立項、投資方面按照產業化經營項目對待。此外，合作社服務裝備由當地地方政府買單，技術上的試驗、示范、推廣也由政府買單；吸收有能力、有技術、懂管理、善經營的農業生產經營管理的能人到綜合服務站中來。
2、加大信貸資金的支持力度
以農村信貸體制改革為契機，積極探索農民專業合作社信貸管理辦法。金融機構簡化貸款手續，加大授信額度和政策貼息力度，將農村小額信貸資金更多地向農民合作社傾斜。銀行機構(特別是農村信用社)應該把支持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作為自身生存、發展的基礎和前提，與農民專業合作社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切實起到“助推器”作用。一是銀行機構應采取深挖潛力、壓縮成本等措施，在利率等方面對其給予最大程度的優惠。二是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整合信貸風險流程，通過多種手段、多種方式加大對農村經濟相關內容的監測分析，在規范操作和風險管理到位的前提下，創新業務流程、縮短管理鏈條，制定符合合作社特點的信用等級新標準。三是創新貸款管理和服務，提高信貸供給效能，建立新的貸款營銷機制，拓展現有信貸種類，在風險可控原則下推出臨時性信貸品種。
3、落實對合作社的稅收優惠政策
在北部灣地區，除了實行國家要求的合作社稅收優惠政策外，還可以對一些專業合作社如經營采摘、觀光農業等合作社減免企業所得稅，同時各地地稅局要大力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發展。一是指定專人及時將農村合作社稅收優惠政策通過網站、電子觸摸屏和辦稅服務廳的公告欄等載體進行公開，并向相關部門及時傳遞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設立專門咨詢電話，答難解疑，優化服務。二是組織干部送政策上門，加強優惠政策宣傳，及時幫助合作社農民用足用好稅收政策，充分享受稅收優惠權利，為符合政策的涉農納稅人辦理了減免稅手續。三是在辦稅服務廳設立農村合作社綠色申報通道，對優惠政策申請實行“一窗式受理、一站式辦結”，對納稅人因特殊情況需在法定節假日辦理有關涉稅事宜的或需上門服務的，推行預約服務制度。四是加強跟蹤問效管理，對享受稅收優惠政策的納稅人實行全程跟蹤問效管理，確保優惠政策真正落實到位，以保證涉農納稅人享受優惠的真實性、實施減免的合法性、維護制度的嚴肅性和公正執法的規范性。
(三)逐漸擴大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規模，提高其組織化程度
作者簡介：
程永林(1975―)，安徽合肥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政治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方向為區城經濟合作、區域經濟政策。
摘要：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動態演化路徑是邏輯自洽的，當前泛珠三角地區存在的次區域跨邊界經濟合作現象。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與借助比較優勢互補的基礎上，推動泛珠三角整合的外源性動力是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考察雙方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日益成為雙方推進合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關鍵詞：區域經濟合作；泛珠三角；動態演化；治理機制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9)06-0061-05 收稿日期：2009-02-03
伴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席卷而至，2001年，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議應運而生。由此，國內市場統合勢在必行。2003年9月。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概念一經提出，各種論壇、構想和項目協議不斷展開或簽訂。根據不完全統計結果，從2003年泛珠合作提出到2006年7月底，已經舉辦以泛珠為名的論壇共31種46次。泛珠三角區域總計簽署各類合作協議65個，其中官方協議43個，非官方協議22個。截至2007年6月第四屆泛珠洽談會結束，合作各方累計簽約項目1.4萬個?？偨痤~超過1.6萬億元。
伴隨著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推進。泛珠三角地區學術界和政府，尤其是廣東、香港、廣西、云南等地的學術界和政府對于該項議題的研究方興未艾，其中尤以廣東省為重。例如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就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并在《廣東社會科學》上開辟泛珠三角研究專欄，深入探討泛珠三角區域的整合問題，并已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在2006年12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則借助學校中國一歐盟歐洲研究中心項目的資助，成功地舉辦了“歐盟經濟運行機制及其對泛珠三角經濟發展戰略的啟示”的國際研討會。2004年以來，暨南大學就主辦過數次有關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國內大型學術研討會，并將參會論文整理成《CEPA與泛珠三角發展戰略》一書正式出版(龔唯平等，2005)。而中山大學珠港澳研究中心則已經在建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研究數據庫。政府層面，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員會專門成立了泛珠三角合作辦公室以協調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問題，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研究項目仍然是十一五時期廣州市和廣東省社會科學規劃招標的重要選題。
(一)學術研究的現實理性與技術缺陷 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倡導初期，多數學者則對泛珠三角整合持肯定和支持態度，短期內，學術成果迭出。但也有厲以寧等甚至一度質疑泛珠三角合作的可行性與科學性；有的學者則認為泛珠整合與大小珠三角的發展實際上構成沖突，運作好后兩者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近期形勢發生變化，有關泛珠三角的研究又驟然變冷，客觀、理性、冷靜且能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深度研究成果闕如。概括起來現有成果：一類是經濟學、管理學與地理學的研究成果，以實證性的定量研究為主，但數據權威性且科學性也有待商榷，個別地方甚至得出以偏概全或似是而非的結論。而另一類是國際關系學、法學、行政管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其中不乏思路新穎邏輯嚴密的研究成果，但集中在以定性研究成果為主.以描述性的經驗研究居多，欠缺提升研究質量的技術手段。從整體上觀之，由于學科壁壘的存在.將戰略研究和技術分析結合起來的高質量研究成果還是非常匱乏。
(二)區域合作的功利導向與戰略缺位 有的省區政府和學術界的公開研究成果顯示，他們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建設實際上持觀望態度，立場含糊。對于自己在國內區域經濟合作中的定位不夠清晰理性.對于自己參與國際競爭的定位更為缺失。且研究者多從地區本位或行業本位出發來展開研究，具體表現就是不少省區盤算著如何從粵港澳地區承接產業、資金、技術轉移，通過比較優勢的探討來確定自己在泛珠整合中的定位。
(三)區域治理的利益博弈與機制缺失 如何深化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的內生性和外源性動力機制的研究是核心問題。當前各地政府在經濟發展中都存在本地區利益最大化的預期，在跨區域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上，對己有利的就積極參與，不利的就消極對待甚至阻撓拖延。(周黎安，2007)在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地方政府更愿意使本地區資源與跨國資本融合，這樣更容易在短期出政績，雖然會因此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內生性變弱。于是，在招商引資、主導產業選擇、對外貿易方面，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越演越烈的相互競爭與政績沖動(陸銘等，2006)。在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若泛珠三角區域所屬省區缺乏有效的治理機制，區域整合缺乏明確的利益指向和戰略導向，那么泛珠整合勢必難逃短期行為的發展終局。
一、區域經濟合作的動態演化
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的推進曾經如火如荼。在地區政府層面甚至一度如日中天，有關泛珠三角區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研討也是方興未艾。但是，這種區域合作形勢的背后實際上自其一出現起就存在重重隱憂，畢竟區域經濟合作進程自身的運行規律是邏輯自洽的(林毅夫等，2003)。當不存在發育良好的市場機制的時候，如果政府出面解決市場機制缺失或不完善問題，用政府職能發揮出類似市場機制的作用，填補因為市場機制不完備而留下的制度空白.可能會加速經濟發展(Lucas，1988)。譬如政府通過現代經濟發展因素的引入，刺激并強迫舊的社會經濟結構趨于解體，采取強制性的行動來完成制度變遷.并克服制度變遷中的搭便車問題。但是，政府層面的干預效應和影響多是雙重的，有時可能會產生諸多負面效應。尤其是中國政府管理體制中存在的任期政績沖動與發展戰略調整往往會帶來區域經濟合作進程的擾甚至中斷，進而導致上屆政府的決策給下屆政府留下很多發展隱患。而且在此之前，泛珠三角地區已經具有相對比較成熟穩定的小珠三角模式。尚在積極發展涵蓋粵港澳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大珠三角”模式。如果處理不好，三個“成長三角”之間必然互相影響，抓不住區域合作的重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通過微觀激勵機制的改進，借助增量改革進而松動資源配置制度，通過雙軌制形式推動價格體系的改革，與此同時通過新增資源的配置實現結構調整的漸進過程。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的變革引發市場逐步成為調節資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地區經濟利益主體地位不斷加強，區域利益格局隨之發生顯著變化?；谝幠＝洕捅容^優勢的區域分工與產業布局分散化平行發展，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不均和產業偏好，拉大區域之間產業發展的差異性。區域之間的交流合作發展變快，區域沖突開始日益嚴重(張可云，2005)。各種層次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也大量涌現，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就是協調區域經濟關系的重要嘗試。泛珠三角區域
整合戰略首倡以來，不可否認，由于國內權威主義導向的治理模式.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制定國家或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中不可忽視的關鍵干預變量。
其實，政府與市場是區域整合中的重要推動力量.然而光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預顯然就不會有泛珠三角區域今天的快速發展形勢，背后越來越起支撐作用的變量還是市場機制與經濟利益。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自然有針對咄咄逼人的長三角等地區合作形勢的考慮，然而與長三角地區穩妥漸進的誘致型整合模式而言，泛珠三角的區域經濟整合則帶有明顯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烙印(青木昌彥，2004)。從根本上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是我國市場經濟不完善的產物，在一個區域經濟體系中，發展的進程是趨向均衡還是極化取決于擴散效應占據優勢還是回流效應占據優勢(陳秀山等，2003)。在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共同的利益訴求會把分散的各方凝聚到一起。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就是要為區域合作各方提供一個有效的利益交換和利益補償的平臺。哪個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對參與方更加有利與合適，他就會更愿意參與和推動該合作體系的建設進程.這實際上是一個合作契約的自由選擇過程。2009年1月8日國務院頒布《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其中將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納入全國區域協調發展總體戰略.則時下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中面臨的尷尬問題與不確定因素勢必將會有所緩解。作為一種相對開放松散的區域合作組織體系，未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成員可能會有所變更，不能排斥會有成員的增減和進退。其實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市場統合不僅需要合作的核心圈層，也需要圈層。然而，只要核心緊密圈層成員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保持相對穩定.并通過擴散效應逐漸外延(克魯格曼等,2007)。另一方面，圈層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能夠深化與推進，形成次區域的經濟增長極，這反而會推動未來泛珠三角區域更有力的經濟整合。國內的區域融合應該與市場統合協調并進(徐現祥等，2005)。所以，當前泛珠三角區域存在的次區域經濟合作現象不是國內的區域分割和制造區域大戰.而是在認同國內區域經濟發展存在一定梯度和地區差距的基礎上，實現國內市場經濟一體化的路徑選擇和過渡戰略。
二、區域合作的治理機制
從區域經濟合作發展的經驗來看.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除了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外，更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任何區域經濟關系的發展嬗變，首先是政府內部與相互之間的合作與協調。如果沒有政府間的協調，區域經濟的合作發展最終會導致無序發展和惡性競爭(皮建才，2008)。所以，泛珠三角區域的建立和運作。需要考慮建立政府間的協調機制。這種協調可以體現在中央政府的區域戰略規劃和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方面.更體現在泛珠三角區域各地區中長期規劃的協調、大型基礎設施的協調、大型項目的協調、產業發展方面的協調、政府間產業政策和招商政策的協調、建立有序的產業轉移協調機制等(梁慶寅等，2007)。關于區域內部治理問題，筆者已經另有專文闡述。因此，下文主要側重外源性動力機制問題的研究。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國內特定區域發展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在區域分工格局中所處的地位，與其分工合作水平存在高強度的正相關?；诖?，筆者判斷，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正視區域發展落差和借助比較優勢互補基礎上.謀求通過區域經濟合作和地區制度安排來實現區域戰略利益。在國際和區際的區域經濟合作中，國家和地方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必然在區域合作中謀求地區利益的最大化(William D.Coleman etc,1998)。目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中，中國與東盟在主導產業選擇和產業轉移、吸引外資和國際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競爭有增無減。加速地區經濟整合.不僅要靠中國與東盟之間在政治和安全上的宏觀戰略利益捆綁，在區域合作的深化過程中，更加需要實實在在的區域性和次區域性合作的微觀經濟利益推動。合作與競爭是加快雙邊經濟一體化的兩個方面.關鍵在于秩序與利益、公平與效率的合理結合。
泛珠三角區域是對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影響深遠的國內區域組織.從戰略和技術層面研究泛珠三角與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問題.無疑將為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提供實質支撐和必要合作平臺，更是加快泛珠三角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銜接進程的重要路徑選擇。而且客觀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有著相通之處，前者作為國內的區域經濟戰略，將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與東部開放結合起來，實現東中西互動，尋求國內區域經濟的均衡良性發展與經濟增長。伴隨國內區域經濟梯度的拉大，彌補地區差異，協調國內區域平衡發展就具有國家戰略的作用。然而泛珠三角區域經濟整合戰略沒有進入國家戰略的規劃層次，一方面說明中央政府的審慎態度，泛珠三角整合還存在諸多戰略和技術障礙，需要時間和實踐的檢驗，不能變成政績項目和短期行為。另一方面意味著中央政府對于國內不同行政區域的自發整合抱持不置可否的態度.其中可能既有權力分配方面的考慮和對地區自治傾向方面的顧慮，涉及到一些體制改革中的敏感問題(布羅姆利，2006)。同時也是保持對地方自行發展的理性態度：鼓勵探索。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實際上是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的嘗試，具有先行區的功能.帶有實驗性質，是我國從相對內生型的大國封閉模型逐漸向外向型的大國開放模型轉變。兩大戰略的核心目標都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自身的發展問題。且泛珠三角區域也有對外經濟戰略.但是對外開放優勢的重要影響因素是區域經濟優勢。所以從地緣經濟上來說，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這樣就出現了泛珠三角區域與東盟的區域經濟合作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重合。所以，泛珠三角區域和東盟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完全可以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來研究和操作，以便更好地將泛珠三角區域的地緣優勢和區位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進而，這勢必要求各級政府必須在戰略層面加強協調和規劃，謀求實現公共權力對公共利益的合理分配與調整(Rodrik，D.A.subramanian and F.Trebbi，2002)。因此,中央政府在考慮華南和西南地區的發展時.要注意將其和中國與東盟間的整體戰略以及政策進行協調安排，而在考慮和實施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時.泛珠三角區域的市場統合、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則要注意放在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內進行籌劃和實施。泛珠三角區域在加強與東盟的區域合作時。則要注意與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對接。
對于東盟國家而言，由于他們越來越將重點放在集體聯合自主的區域政策上，區域一體化不再將
國家經濟作為惟一的合作內容，東盟國家傾向于采取共同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來應對第三國或區域外集團，并希望協調立場與政策。爭取在更廣泛的包括貿易援助、安全等一系列領域內重新定義區域合作的內容(Narine.shaun，2002)。與發達國家的區域一體化進程相比較而言.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在區域經濟方面的合作可能包含相當的戰略風險，原因在于：第一，本國或者地區的發展目標和戰略取向成為東盟和泛珠三角地區采取區域合作政策的主要動機，只有與本國或地區發展戰略相符的區域制度安排才具有現實意義；第二，東盟部分國家內部近年來陸續出現嚴重的政府治理危機，維護政府權威的迫切需求自然使區域合作的影響力降低.因此，泛珠三角和東盟之間區域經濟合作建設進程勢必受到干擾；第三，伴隨東南亞部分國家與區域外部的美國、日本、印度等不同大國的關系演變。東盟和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是逐漸趨向戰略性而非策略性合作，雙方有需要彼此借重的需求和動力，因此，當內部約束條件和外部戰略形勢發生改變時.與泛珠三角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雖是東盟的其中一個重要選項，但可能不是最優選項。
三、余論
要確保泛珠三角地區經濟合作的順利進展，需要建立大量的制度安排來約束與引導區域經濟合作的良性發展.而推動泛珠整合的外源性動力就是及早謀劃區域的對外經濟戰略。從地緣經濟層面分析，泛珠三角區域對外開放的主要戰略方向應該首推東盟。在考察泛珠與東盟未來區域經濟合作的可行性方面，成本收益的分配自然上升為雙方繼續開展合作問題的關鍵。從合作前后可能造成的力量對比或力量格局來看，西歐國家在區域合作下的機會成本比較確定.而東盟國家與泛珠三角乃至中國的合作情況則比較微妙復雜，當相對獲益不利于東盟國家時。區域經濟合作可能會受到影響甚至停滯。因此，滿足東盟國家的發展目標需要，又能確實對泛珠三角區域各個省區的經濟發展具有相當程度的促進作用.既不會造成各自部分國家或地區在區域利益分配中的邊緣化，又能提高整個區域的整體利益和實力的區域合作最容易得到成員或地區的大力支持和熱情擁護。東盟國家和泛珠三角地區在區域合作成本收益之間的關系上.省略)
注釋：
①數據來自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行政首長聯席會議秘書處編：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工作簡報[R]，2006年第17期，2006年8月，16日。
②國內學術成果眾多，代表性研究參見趙偉、汪全.2005.產業轉移方式的動態均衡研究：一基于泛珠三角的研究[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3)，程玉鴻，2005，長江珠三角經濟圈區域差異分析[J]，學術研究(3)。
③部分代表性文獻如朱羿錕、馬慧凌2005.泛珠三角區域經濟發展的法律保障[J].財貿研究(1).王麗.2006.泛珠三角區域合作中的利益沖突與政府協調[J].特區經濟(7).韋以明、周毅.2006.區域合作經濟的國家立法回應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為主例[J].學術論壇(10)等。陳瑞蓮、劉亞平.2007.泛珠三角區域政府的合作與創新[J].學術研究(1).
參考文獻：
保羅.克魯格曼等.2007.空間經濟學：城市、區域與國際貿易[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89.
陳秀山，張可云.2003.區域經濟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385.387
丹尼爾.w.布羅姆利.2006.經濟利益與經濟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論基礎[M].上海人民出版社：24.25.35.
龔唯平，韋前2005.CEPA與泛珠三角經濟發展戰略高級研討會綜述[J].學術研究(3).
梁慶寅，陳廣漢.2007 2007年：泛珠三角區域合作與發展研究報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林毅夫.劉培林.2003.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地區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3).
陸銘.陳釗.2006.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市場整合與工業聚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65～66.
皮建才.2008.中國地方政府間競爭下的區域市場整合[J].經濟研究(3).
青木昌彥2004.比較制度分析IM].上海遠東出版社：206.208.
一、政府壁壘相關概述
（一）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政策和規劃時所造成的障礙
1.制定不合理的優惠政策。在我國資本總量供給不變且有限的情況下，各地方政府通過博弈之后，為了吸引到更多的資金流入本轄區，一般會選擇對整體經濟最不利的結果，也就是采取不合作的惡性競爭措施，給予進入本地的企業低于市場成本的資源，造成了國家資源的浪費。資源浪費的結果，并沒有換來企業發展最佳配置，而是阻礙了經濟的發展。
2.采取戶籍優惠政策，醫療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歧視性待遇。由于以上不對等制度的存在，人口的流動性就被限定了，從一個行政區進入另一個行政區，后顧之憂就得不到解決，人才的跨區域流動就很難實現。較少的人口流動，很難為經濟的持續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這同樣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障礙。
3.采取對本地區產業有利的經濟政策。本地區的企業獲得更大的稅收減免，減輕及免除更多的收費，從而降低本地企業的成本，使得本地產品具有較高的競爭力。為了進一步提高本地企業的競爭力，當地政府可能會提供低于貸款利息的貸款以及其他優惠措施，降低企業成本。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限定外地產品的流入，設置行政壁壘，根本不給于其他外地企業進入本地的機會。即使產品可以流入，在經歷了跨區域運輸之后，高昂的路費也會增加成本，限制外地產品的競爭。
4.限制生產要素流出本行政區域。對于自然資源，地政府一般會限制本地自然資源的流出，而購買其他地區的自然資源。于此同時，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為了增加本轄區的經濟優勢，地方政府一般限制高科技產業的外流。
（二）各地方政府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時形成的壁壘
地方政府不僅有制定政策的行政權力，而且憲法中規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與規章。由于是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地方政府一般會考慮到本地區的經濟利益，而規定上面政策中采取的措施，從而將之規定為法規規章，形成正式性的政府障礙，在此不再多說。而且法規規章具有滯后性，曾經有利于促進經濟合作的規定，可能在經濟逐漸發展的過程中，而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二、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
行政分權結果，造成地方政府在更多的領域內擁有更大的主動權，間接促進形成地方市場。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央高度集權，統一管理全國范圍內的資源安排，各個地方政府只是中央地方政府政令的執行者，只要能夠圓滿完成上級任務即可，無法體現各地方政府積極競爭的情況。而中央政府分權后，相應地財政權與稅收權由地方與中央共同行使，而地方政府同時取得了相應的融資權利以及企業管理權，就有機會取得地方財政收入盈余。然而事物都有雙面性，原本為了激勵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策略，由于地方政府追求最大的經濟利益，則出現了阻礙經濟發展的現象。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利益，往往放棄規模經濟和產品更新換代，采取低效的地方保護，阻礙了區域經濟的形成。
1.我國的政績考核制度間接地造成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在我國當前官員考核制度中，地方經濟快速發展成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指標之一?？己说胤焦賳T，主要看當地GDP增長速度，以致地方官員將GDP指標作為任期的主要目標，形成了注重發展GDP而忽視經濟效益的情況。有些地方政府，為取得較快的經濟發展，鼓勵高稅收及高盈利的產業進駐該地區，從而引起各產業重復建設，忽略了與其他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
2.地方政府大而全的職能，出現了與民爭利的情況。地方政府本是市場經濟裁判者和調控者，而在我國現有體制下，國有企業大量存在，地方政府又成為了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在這種情況下，市場分割也就慢慢形成了。
3.地方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也是地方政府壁壘形成的原因之一。由于各地區不同的資源稟賦、地理位置、歷史文化、交通條件、基礎設施等客觀因素，各地區經濟發展并不均衡。因此，也就形成了各具優勢的不同產業，而由于相同行業在不同區域的重復建設，在地區經濟競爭中，各地方政府為避免本地企業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往往采取“利己”的措施，使發達地區與落后地區不能形成優勢互補和產業梯度的轉移，不但阻礙區域間的經濟合作，而且加劇了區域間的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情況。
4.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遺留的一些產業分配問題，由于先前的布局，難免會出現重新整合的阻力。于此同時為了獲得一方百姓“父母官”的美譽，地方政府官員則可能束縛產業升級與轉移，而只是的保持現有利益。
三、突破地方政府壁壘，促進區域間經濟合作
1.改革政治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創立正確的政績考核體系，避免各地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首先，在中央改革集權化政權的過程中，難免出現不適的情況，部分部門給予的權利過大，而有的則要求過于嚴格，現在普遍存在的現象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約束力越來越弱，所以有必要形成較嚴格的約束機制，以便地方政府在競爭的同時，也可以更好的合作。其次，政府職能需要從積極的市場參與者轉換到裁判者與調控者的角色，不僅不參與市場行為中，而且盡量能不調控的就有市場機制來約束，只有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時候，才可以謹慎的調控約束。再者，在有限的自然資源約束下，快速經濟發展作為政府官員最重要的考核指標，難免會引起惡性競爭，這時，需要將更多的指標納入到與經濟發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比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產業的更新換代等等。更合理的考核指標，就更有利于減輕當地阻礙。
2.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競爭體制，繼續深化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現政企分開，實現企業的自由競爭，形成規模經濟和各地區競爭優勢。第一，區域內各地方政府應實行統一的市場經濟原則，比如，非歧視原則、市場準入原則、公平競爭原則。逐步取消妨礙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與政策規定，以及妨礙商品、要素自由流動的壁壘。第二，政府部門既是行政行為的實施者，有事市場競爭的參加者，擁有強制手段的政府為了取得更多利益，必然會約束其他主體地競爭。因此，要不斷放寬對市場主體參與者的約束，逐漸改革國有企業制度，政企分開，使市場主體在平等的氛圍中更加活躍的競爭。在企業主體都可以按照市場規律來進行生產與轉移的情況下，規模經濟也就會慢慢的形成。
3.完善相關法制，將政府行為納入到法律規定之中，利用制定法律時的預見性，將部分阻礙經濟發展的行為規定為法律禁止的行為，在一方做出該行為后，需要按照法律承擔有關責任。為了促進法律更好的實施，則需要加強執法隊伍的建設，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嚴格依法行使，則可以很好的鉗制政府官員實施“利己”行為。
4.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對區域內交通、港口、通訊等基礎設施的統籌與管理，實現基礎設施建設的一體化。沒有區域基礎設施的一體化，地方經濟就很難有效地流動。重復建設不僅不利于區域經濟合作，而且造成資源浪費。因此，各地方政府間應該積極協調配合，完善各地區間的交通設施，通訊設施，教育科技文化設施，遙相呼應。
與此同時，中國―東盟博覽會落戶南寧，使廣西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迅猛發展。根據南寧海關統計廣西與東盟各國雙邊貿易額2004年首次超10億美元，2005年7月至2006年6月，達14.9億美元，2006年1～7月為9.37億美元，比2005年同期增長49.4％，其中進口4.19億美元，增長1.1倍，出口5.18億美元，增長22.2％。廣西與東盟的經濟合作迅猛發展。
所有這些投資、貿易、服務都涉及到稅收這個核心利益關系問題，除關稅解決貿易交往的利益問題外，投資、服務等經濟合作都與各國的國內稅收法規密切相關。如何根據、利用各國的稅收環境、稅收優惠資源，促進區域經濟合作，幫助企業的投資、貿易、服務趨利避害，增強競爭，成為目前各國政府、企業關心的重點問題。隨著區域經濟交流的進一步發展，對企業活動的利益、競爭、成功來說，稅收因素更為突現。
建設國際稅收研究平臺與加強稅收交流合作
為了適應區域經濟發展的需要，解決企業經貿往來急需迫切解決的問題，特別為參加中國―東盟博覽會的企業提供完善的稅收服務，以促進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經濟的發展，在中國國際稅收研究會的支持下，廣西國際稅收研究會于2005年成立了。其宗旨是：開展中國―東盟國際稅收研究，為各國政府稅收決策提供咨詢服務，充分利用中國―東盟各國稅收資源，為企業的經貿往來提供咨詢服務，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服務，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和稅收競爭的協調。在這個宗旨的指導下，目標的重點是聯系和組織中國稅務界、財經界、教育學術界、企業界的專家和實際工作者，對中國和東盟各國的國際稅收動向及其發展趨勢，各國稅收政策、原則、制度、管理的國內稅收環境，各國涉外稅收政策、制度，國家間稅收關系和區域性稅收的競爭與協調進行研究、宣傳和咨詢，與東盟各國的稅務、財經、企業專家進行稅收信息交流，共同開展研究；為政府、企業、社會提供稅收咨詢和稅收業務委托服務，最終建成研究、掌握中國―東盟稅收問題最權威的中心資料庫，成為最權威的稅收咨詢服務智庫中心。沿著這一目標，2006年8～9月份，我們和廣西地稅局共同組織了廣西地方稅務系統的業務骨干分三個團對東盟十國的稅務、財經、學術教育和企業界等部門進行了考察和交流，初步建立稅收研究的聯系交流渠道，開展了稅收信息的交流合作。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23-0011-03
粵贛兩省相鄰，雖自古以來便有經濟往來，然而受制于自然條件的限制，交通不便，導致粵贛兩省經濟交往并不是十分密切。但是隨著近二十年來粵贛兩省交通條件逐步改善，如京九鐵路、粵贛高速公路的開通，粵贛兩省經濟往來日趨緊密。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粵贛兩省政府多次簽訂合作協議，為粵贛經濟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2001年5月，粵贛兩省簽訂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兩省經濟技術合作的協議》；2003年底，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議（“9+2”——廣東、江西、湖南、福建、海南、廣西、貴州、四川、云南9省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簽署為粵贛兩省進一步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臺；2010年，粵贛兩省舉行了“廣東產品江西行啟動暨粵贛經貿合作項目簽約儀式”，進一步推動了兩省的經貿合作。
一、粵贛區域經濟合作觀點綜述
粵贛經濟合作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兩省旅游、交通物流以及農業等單獨某個行業的合作，以及閩粵贛經濟區合作和湘粵贛紅三角區域經濟合作等小范圍經濟區合作。旅游合作方面主要有鄭海燕（2011）從客家文化切入，認為閩粵贛客家地區文化底蘊豐厚、民俗風情濃郁，旅游資源和市場具有相似性，旅游開發潛力大，應該開展區域旅游合作，組成客家文化旅游大區，共打“客家文化”旅游牌，實現區域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袁慶林、周運錦（2005）和鄧峰、曾天雄（2011）等探討了湘粵贛“紅三角”地區的旅游區域一體化問題。交通合作方面主要側重于粵贛高速公路和粵贛運河設想等方面。物流合作主要是對閩粵贛經濟區物流情況的分析。王鴻鵬（2008）分析了該區域的物流合作情況，認為各方應從共贏互融的理念出發加強物流合作，如物流園區建設、通關和口岸一體化、人才培養等方面。汕頭大學對閩粵贛經濟區合作已有相對較為豐富的研究成果，如黃燕等（1998—2002）從區域經濟學理論和實證的角度分析了“閩粵贛”經濟區經濟差異、產業結構與產業素質差異，認為無論從構成城市或地理區域看三次產業構成均呈現明顯的差異性、工業化程度呈現明顯的梯狀性，經濟合作潛力巨大。
目前，關于粵贛兩省全面經濟合作研究的論文極少，只有陳恩、袁群華（2004）較全面地分析了粵贛兩省的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差異，提出21世紀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提升需要江西等其他地區為其經濟腹地，而作為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江西要實施“中部崛起”發展戰略，更應主動接受廣東經濟的輻射和承接產業轉移；粵贛兩省間經濟發展水平的明顯差異表明兩地具有進行產業梯度傳承和經濟資源整合的深厚潛力與廣闊前景。
二、擴散效應及其作用機理
所謂擴散效應（Gurmar Myrdal）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從而促使生產向其周圍的低梯度地區擴散，產生對周圍地區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其作用機理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使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的初級產品、初級產業得到發展。隨著高梯度地區的發展將會擴大對經濟不發達低梯度地區的原材料與初級產品的購買量，如果區域間產業結構形成了投入產出相互銜接的互補型關系，高梯度地區的產業為自己建立原材料與初級產品基地，常常會進行相應的投資與技術轉移。因此，高梯度地區產業的發展會促使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的相應發展。另一方面是產業變遷與轉移在動態發展中喪失比較效益或因過度集聚而不經濟的產業會逐步向經濟不發達的低梯度地區轉移，如簡單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擴散。隨著高梯度地區的產業部門由創新階段演進為成熟和衰退階段，便由技術密集型轉為勞動密集型，并向低梯度地區轉移，產生所謂“外流”現象。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美洲自由貿易區；影響對策
引言
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貿易、生產、金融乃至經濟政策趨向全球一體化為特征的，而這種一體化又首先以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形式表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以來，區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諸領域、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以及國際經濟秩序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區域一體化過程在全球展開，形式日益發展，排他性日益減少，合作領域日益擴大，從而為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論文在闡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美國和拉美對組建美洲自由貿易區各自所抱的動機及各自經濟一體化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接著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及其進展受挫的原因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指出了我國應該采取的幾點對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新現象。它首先出現于西歐，其后，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仿效。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維納（J.Viner）于1950年在《關稅同盟問題》一書中首先引入了現代關稅同盟的理論。這一理論成為當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核心。lwkoo.cn
在維納提出現代關稅同盟理論之后，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個提出了經濟一體化的定義。他認為，經濟一體化是指有關國家貿易的自由化，并將經濟一體化分為消極一體化和積極一體化。他認為，消除歧視和管制制度，引入經濟交易自由化是消極一體化；而運用強制的力量改造現狀，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為積極一體化。[1]
英國經濟學家賓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關于“將部分合成一體即一體化”的解釋，指出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不僅允許商品在它們之間自由流動，而且還允許生產諸要素自由流動，為此消除各國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各種歧視，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B.Balassa，1962年)在其論文中將經濟一體化定義為既定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作為一個過程的一體化意味著取消國家間的經濟歧視，強調了動態性質；作為一個狀態的一體化意味著國家間不存在各種經濟歧視，強調了靜態性質。[2] 3
前蘇聯學者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關經濟一體化的定義認為，一體化是國家經濟間發展深層次且穩定的生產分工關系的過程；是具有同類社會經濟體制的國家群體框架內的國際經濟實體的形成過程，這一經濟一體化過程顯然由統治階級所操縱，因而，也是一個商品政治化的過程。這一定義更多的是從政治經濟學出發，而不是從國際經濟學出發的。
霍茲曼(Holzman，1976年)強調，一體化是一個成員國家間相似產品和同類要素價格一致化的狀態。也就是說，經濟一體化是成員國間在有關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無障礙的狀態。這一認識實質上將區域一體化的討論由關稅同盟進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場的層次。曼尼斯和素邁(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則將經濟一體化同產業部門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統一聯系起來。
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強調了經濟一體化中傳統經濟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內克(1988年)的研究則提出了一體化同開放經濟及經濟相互依賴等觀念的差別。[3]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定義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演進的。這一定義所揭示的內涵在于：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顯著的標志是成員國之間關稅等貿易障礙的消除；其次，謀求最佳的國際生產分工是一體化的根本原則；最后，區域一體化的出發點是使每一個成員國能獲取比單獨一國時更大的利益。[4]
我國國內的學者們也對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對于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產品和生產要素可以無阻礙地流動和經濟政策的協調，一體化程度的高低是以產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差別或范圍大小來衡量的，從而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也有不同的形式。[5]區域經濟一體化指的是：在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推動和各國謀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主觀努力的綜合作用下，特定區域內的國家或地區通過達成經濟合作的某種承諾或者組建一定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謀求區域內商品流通、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以及生產分工的最優化，直至形成各國經濟政策和區域經濟體制某種程度的統一。[6]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
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其不同的組織模式。以一體化的目標高低為序，最低層次的是“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Zone)。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區內各國取消內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成員國的對外貿易等各項經濟政策仍保持獨立。
在自由貿易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關稅同盟”(Customs Union)，同盟內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關鍵的是建立統—的對外關稅，從而在對外貿易政策上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較關稅同盟再高一層次的是“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除了統一貿易政策外，各國間還實行各種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的自由流動。
關鍵詞：區域經濟一體化；美洲自由貿易區；影響對策
引言
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貿易、生產、金融乃至經濟政策趨向全球一體化為特征的，而這種一體化又首先以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形式表現出來。20世紀50年代以來，區域一體化的蓬勃發展對世界經濟諸領域、世界經濟的總體格局以及國際經濟秩序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區域一體化過程在全球展開，形式日益發展，排他性日益減少，合作領域日益擴大，從而為全球一體化的最終實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論文在闡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對美國和拉美對組建美洲自由貿易區各自所抱的動機及各自經濟一體化的進展情況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接著對美洲自由貿易區的談判進程及其進展受挫的原因進行了介紹和分析，最后分析了美洲自由貿易區的組建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并指出了我國應該采取的幾點對策。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本理論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出現的新現象。它首先出現于西歐，其后，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發展中國家也紛紛仿效。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維納（J.Viner）于1950年在《關稅同盟問題》一書中首先引入了現代關稅同盟的理論。這一理論成為當時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的核心。
在維納提出現代關稅同盟理論之后，荷蘭經濟學家丁伯根(J.Tinbergen,1954年)第一個提出了經濟一體化的定義。他認為，經濟一體化是指有關國家貿易的自由化，并將經濟一體化分為消極一體化和積極一體化。他認為，消除歧視和管制制度，引入經濟交易自由化是消極一體化；而運用強制的力量改造現狀，建立新的自由化政策和制度為積極一體化。
英國經濟學家賓德(J.Pinder,1959年)引申了牛津字典關于“將部分合成一體即一體化”的解釋，指出經濟一體化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不僅允許商品在它們之間自由流動，而且還允許生產諸要素自由流動，為此消除各國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各種歧視，做出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美國經濟學家巴拉薩(B.Balassa,1962年)在其論文中將經濟一體化定義為既定一個過程，又是一種狀態。作為一個過程的一體化意味著取消國家間的經濟歧視，強調了動態性質；作為一個狀態的一體化意味著國家間不存在各種經濟歧視，強調了靜態性質。
前蘇聯學者馬克西莫娃(Maximova,1976年)提出的有關經濟一體化的定義認為，一體化是國家經濟間發展深層次且穩定的生產分工關系的過程；是具有同類社會經濟體制的國家群體框架內的國際經濟實體的形成過程，這一經濟一體化過程顯然由統治階級所操縱，因而，也是一個商品政治化的過程。這一定義更多的是從政治經濟學出發，而不是從國際經濟學出發的。
霍茲曼(Holzman,1976年)強調，一體化是一個成員國家間相似產品和同類要素價格一致化的狀態。也就是說，經濟一體化是成員國間在有關便利的制度支持下貨物、服務和要素流動無障礙的狀態。這一認識實質上將區域一體化的討論由關稅同盟進一步引向了共同市場的層次。曼尼斯和素邁(Mennis和Sauvant,1976年)的研究則將經濟一體化同產業部門的融合，政策和行政的統一聯系起來。
馬洛和蒙蒂斯(Molle，1988年)強調了經濟一體化中傳統經濟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派內克(1988年)的研究則提出了一體化同開放經濟及經濟相互依賴等觀念的差別。
總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定義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演進的。這一定義所揭示的內涵在于：首先，區域經濟一體化最顯著的標志是成員國之間關稅等貿易障礙的消除；其次，謀求最佳的國際生產分工是一體化的根本原則；最后，區域一體化的出發點是使每一個成員國能獲取比單獨一國時更大的利益。
我國國內的學者們也對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進行了深入探討。我們對于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概念基本上可以歸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的產品和生產要素可以無阻礙地流動和經濟政策的協調，一體化程度的高低是以產品和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差別或范圍大小來衡量的，從而區域性國際經濟一體化組織也有不同的形式。區域經濟一體化指的是：在世界生產力發展的客觀推動和各國謀求國民經濟持續發展主觀努力的綜合作用下，特定區域內的國家或地區通過達成經濟合作的某種承諾或者組建一定形式的經濟合作組織，謀求區域內商品流通、要素流動的自由化以及生產分工的最優化，直至形成各國經濟政策和區域經濟體制某種程度的統一。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組織形式
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其不同的組織模式。以一體化的目標高低為序，最低層次的是“自由貿易區”(FreeTradeZone)。在這一組織形式下，區內各國取消內部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成員國的對外貿易等各項經濟政策仍保持獨立。
在自由貿易區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關稅同盟”(CustomsUnion)，同盟內部除了商品自由外，最關鍵的是建立統—的對外關稅，從而在對外貿易政策上取得某種程度的一致。
較關稅同盟再高一層次的是“共同市場”(CommonMarket)。除了統一貿易政策外，各國間還實行各種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的自由流動。
引言
產業革命之后，發生的幾次經濟危機，使經濟學家們逐漸發現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存在缺陷，特別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西方各國政府開始對市場經濟實施有效的干預措施，好的經濟政策成為一國經濟的發展加速器。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今天，合理有效的經濟政策對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更加突出。所以在區域經濟研究這一領域，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更加細致和深入，下面文章將從五個層面闡述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一、包括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從區域經濟政策的共性與個性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和微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研究。
（一）宏觀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
區域經濟不平等的現象世界各個國家都有，特別是國土面積大的國家。由于氣候地形的差異，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的不同等諸多因素導致了區域間的經濟不平等。為促進國民經濟整體健康快速的發展，絕大多數國家都正對自己國家區際的實際情況制定了相應的經濟政策。學界對發達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對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等幾個國家的區域經濟政策的進行研究。劉建芳（2002）分析了二戰后美國為縮小區域差距而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李亞琴（2011）分析了蘇聯時期、葉利欽時期、普京時期三個不同時期俄羅斯對遠東地區的區域經濟政策；衣保中、任莉（2003）闡述了戰后日本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實施的一系列區域經濟政策，主要包括地區振興與開發政策、區域產業布局政笨、縮小地區差距政策及促進落后地區發展政策，日本在實施區域經濟政策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視，進行統一規劃協調指導，給予財政金融支持，加強基礎設施推動和法律法規保障，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日本區域經濟政策；[1]李曉輝（2013）分析了統一后的德國為減小東德和西德之間的經濟差距所實施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目標、內容和實施步驟。而我國更是典型的區域經濟平等的國家，改革開放后更是進行了一系列推動各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經濟政策，東部沿海開放城市、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等區域經濟政策，眾多的學者從各方面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和研究。
（二）微觀的區域經濟研究
在對各國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宏觀層面的研究之外，還有大量學者致力于區域經濟政策的微觀研究，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分析各種區域經濟政策發揮的具體作用，例如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的體系構建、實施細則、取得的成績等；二、研究區域經濟政策與其他事物之間的關系，例如區域經濟政策與金融業、環境、民生以及公共產品與非公共產品的投資之間的相互作用；三、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相關內容，例如區域經濟政策法研究（紹躍，2008），區域經濟政策評價研究（樓海鵬，2007），區域經濟政策體系構建及評價研究（王文慧，2014）等。
二、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與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從理論層面看，當前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主要包括兩種情形：系統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產生和合理存在的基礎理論與運用具體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研究的焦點集中在博弈論上。
（一）系統的區域經濟政策的基礎理論研究
當前關于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僅涉及對現存的各種區域經濟政策進行分析和評價，還對區域經濟政策這一事物的產生、演變和發展從理論上進行闡述和支持，挖掘區域經濟政策存在和發展的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周毅（2003）在《區域經濟政策理論及其誤區超越》一文中闡述了區域經濟政策的三大支柱理論：地域分工理論、區域發展階段理論、非均衡協調發展理論。孔舒、李偉紅（2007）從區域經濟政策在區域經濟中的內在機理以及發展中的作用出發，從理論的角度闡述其存在的必然性。[2]金鑄（2013）闡述了區域經濟演化的理論基礎。
（二）具體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
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成果除了系統的理論分析區域經濟政策的產生和演變外，一些學者還用個別理論深入的闡述區域經濟政策。羅辰宇（2012）運用增長及理論分析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變遷。馬麗、龐效民（2001）針對傳統區域政策只基于目標區域利益考慮的缺陷，應用博弈分析的原理，分析區域分工的動力機制，以及區域政策對區域競爭和分工過程及結果的影響。[3]葛新蓉（2009）運用增長極理論、循環積累因果原理、倒U模型分析俄羅斯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
三、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和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從區域的大小的層面看，當前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第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主要是國際合作組織，現在世界上最成熟的國際合作組織是歐盟；第三、地區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當前的研究集中在省一級。
（一）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式下，各國加強了彼此的經濟交流與合作。現今世界，成立了多個跨國經濟組織。規模最大、發展成熟的是歐盟（EU）、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TTA），其中歐盟是迄今為止最成熟的跨國經濟合作組織，學術界關于歐盟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研究，從多個角度展開，例如現行制度框架中歐盟基金的分配機制問題（RiccardoCrescenzi，2009；Sascha0.Becker，2012）；歐盟多層系統內部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存在的財政負擔問題（Arthur Benz，2011）；歐盟經濟結構調整中結構政策和結構基金的設計與完善問題（周淑景，2002；馬穎，2000）；歐盟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空間布局與空間規劃問題（劉慧，2008）。[4]
（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關于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國內外學者從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出發，對國家層面區域經濟政策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討。例如，關于中央政府在區域發展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重要性（Delphine Anicien，2005）；區域就業保障政策的效應評估（BarryMoore，1973）；國家區域政策成功經驗的分析和總結（沈建法，1996）；國家區域政策發展歷史的回顧及其發展趨勢的判斷（魏后凱，2010；湯學兵等，2013）；國家區域社會經濟政策績效的評價（淦未宇等，201l；賈彥利，2006）；國家區域政策對生產企業空間布局的影響（劉可文等，2012）；國家區域政策執行過程中的“逆向軟預算約束”現象及其原因等（楊愛平，2007）。[4]
（三）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
相比于學界對國家層面和超國家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對地方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存相對不足。但是隨著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的不斷深入，也出現了一些省級層面的區域經濟政策的論文成果。促進京西南區域發展的地方性區域經濟政策趨向研究（梁延杰，2008）；地方區域經湫的存在讎與形成原因――來自蘇北的經驗證據（徐龍字、黎歡，2013）；湖南省糧食主產縣的區域經濟政策調整研究（江紅梅，2009）；試論東南亞因素與中國發展戰略作用下廣西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1950――2006）（吳永威，2008）。
四、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
從研究的方法層面看，當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個案實證分析方法和比較分析方法。
（一）個案研究
就研究區域經濟政策的內容而言，學者的研究更偏向于具體個案的實證分析。大量的論文都是闡述各國家、各地區的某個或某些區域經濟政策。例如，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王懷新，2006）；南太平洋區域經濟政策、體制和漁業開發（李令華，2003）；戰后日本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分析（張潔中，2013）；試論治理環京津貧困帶區域經濟政策（孟元新，2007）；論區域經濟政策中的政府干預―― 以江蘇省蘇北區域為案例（魏曉鋒，2005）等等。
（二）比較研究
相比個案研究，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研究相對較少，而且集中在國外與國內的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上。例如中外區域經濟政策的比較及其對西部大開發的啟示（頡雅君，龔勤林，2002）；中外區域經濟對比（呂允英、劉慧，2006）從歐債危機救助機制看中歐區域經濟政策的差異（時雨田，2011）。
五、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和針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從研究的對象的目的層面來看，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研究可以分為以研究成功區域經濟政策案例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的啟示研究和深入研究國內現有的區域經濟政策發現其功能和不足的反思研究。
（一）借鑒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凡具有一定規模的國家或地區，在其經濟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出現一系列的區域問題，如區域分工與合作不協調所產生的地區產業結構趨同、地區間競爭過度、市場分割、地方保護主義等諸多因素所引起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5]而一些發達國家在解決區域經濟不平等制定了一些成功的區域經濟政策，給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學界很多學者也致力對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成功范例的研究，為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給予啟示。例如，發達國家區域經濟政策的路徑建構與思考（李福柱、丁四保，2005）；歐盟區域經濟政策學習與借鑒（張志強，2005）；國外區域經濟政策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張秉福，2006）；美、日區域經濟政策及其啟示（陳濤，2008）；美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演變機理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張力、夏露林，2010）等。
（二）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
對國外成功案例的啟示研究是為我國制定更完善的區域經濟政策給予借鑒，而學界對區域經濟研究的重點更傾向于對國內區域經濟政策的反思研究。例如，完善區域經濟政策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發展機制（沈培科，2008）；我國區域 經濟政 策重心轉移及效應分析（李光德，2009）；我國區域經濟政策解讀（戴紹波，2010）；中國區域經濟政策演進與區域經濟發展變化分析（姚敏，2011）；我國區域經濟政策的效應與展望（劉名遠，2014）。
結語
研究有關區域經濟政策的文獻，梳理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的內容、方向和方法，能夠清楚看到學界對區域經濟政策的高度關注，也能夠深刻認識到好的區域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的促進作用，還能夠使之后的研究者了解現有的研究成果，為更加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區域經濟政策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 衣保中、任莉.論日本的區域經濟政策及其特色[J].現代日本經濟2003 （5）：18.
[2] 孔舒、李偉紅.區域經濟政策的理論基礎[J].現代商業2007（23）：144.
一、構建中日韓FTA的經濟效應分析
第一，分析對中日韓三國在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之后的貿易流向的變化。據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所得出的研究報告總結分析指出，在建立中日韓FTA以后的較短時期以內，必將會導致韓國對中國貿易黑字幅度的進一步上漲擴大和日本貿易赤字幅度的下降減少以及日本對中韓的貿易黑字幅度的進一步擴大，總體區域內貿易額度有很大提高。
第二，中日韓FTA的建立也會促進本區域內的中日韓三國相關產業結構的調整。根據一份韓國三星研究所得出的報告指出，對于農業食品加工業以及服裝業等中國對日本韓國出口的產品其數量會進一步增加，然而對于汽車金屬等產業卻相反即不增反減；此外像是日本韓國兩國的農產品的產量也會有所下降，但是這卻會使得很多制造業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例如日本電子電器纖維等產業的出口會增加，韓國的加工食品等會得到發展與增長，具體而言，對于中國，其擴大生產的主要商品有服裝、加工食品、電子電器、農產品等，而其減少生產的主要商品有金屬、纖維、汽車等，對于日本來說，其擴大生產的主要商品有電子電器、汽車、纖維、機械等，其減少生產的主要商品包括水產品、服裝、農產品等。
第三，建立中日韓FTA不但能夠讓自貿區內各個國家得到切實的經濟利益此外對于自貿區內的貿易投資環境改善和充分發揮市場所發揮的競爭作用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會對中日韓三國之間在經濟貿易與投資等方面發展發揮明顯的帶動作用。據印度尼西亞巴厘島舉行的中日韓首腦會議所得出的研究報告分析，中日韓FTA的建成建立會對中日韓三個國家的GDP增長起到明顯的帶動作用，具體來說，韓國是其中收益最大的國家，它的GDP增長率預計最高能夠提高4.73%，其GDP漲幅大約在1.29%-4.73%，而日本的GDP漲幅大約在0.03%-016%左右，最后對于中國而言，其GDP漲幅約在0.03%-1.05%左右。中日韓FTA如果能夠建立建成，將會對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發展發揮非常大的提升作用，其別是日本跟韓國，其在以后的時間段里則會取得更多的利益。
二、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制約因素分析
（一）經濟因素。當前由于中日韓三國在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態度方面和積極性方面存在差異，且三國的科技水平、經濟發展階段等方面也存在差異，因此要想在短期內使得三方談判內容達成一致相當困難。其中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其經濟體制屬于轉型中的市場經濟，而對于日韓兩國來說，兩國屬于發達國家，其經濟體制屬于成熟的市場經濟，使得三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在世界范圍內經濟地位的不同，這也必然導致中日韓三國在服務貿易、投資自由化、產業合作、競爭政策、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存在許多難以調和的矛盾，成為阻礙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設的重要制約因素。
（二）政治因素。建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雖然是種經濟方面的區域合作，但是不可否認，三方間的政治互信對于區域經濟合作卻有密不可分的影響。僅僅依靠經濟上的依存卻在政治互信、地區認同方面的問題得不到較好解決，那么也難以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盡管中日韓三國之間和平友好是當前的主流，不過同時我們更應該看到，也有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在制約三國關系的穩定健康發展，比如中日韓三國間關于島嶼領土爭端的問題，已成為阻礙中日韓三國開展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重要因素。
（三）外部因素。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其霸權主義與單邊主義的行徑是有目共睹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若能夠建成，這不僅會使得美國對整個東亞地區的控制難度加大，對于美國日后對全球性制度安排所獲得的利益也會受到重大的打擊，所以說，美國一定會干涉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這無形之中也就使得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的難度增加。另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也會受到東盟態度的影響，因為東盟并不希望中日韓三國間組織一個與其競爭對抗的自貿區。
三、加速建設中日韓FTA的建議
（一）追求超越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經濟技術交流。當前形勢下影響三國間的經濟合作進程進程的主要因素是中日韓三國不同的社會政治制度，這也成為中日韓三國間存在著較大的政治分歧的原因之一。中日韓三國必須在不應以社會制度跟意識形態的不同為先決條件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開展對外經濟關系與國際經濟合作。在經濟合作之中將暫時解決不了的矛盾擱置到以后再解決，相互間努力尋求經濟上的共同利益，求同化異，爭取達到一種超越意識形態領域的經濟技術交流，實現經濟上的共同發展。
（二）努力改善國際和周邊環境。要想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內開展穩定的經濟交流首先必須在這一區域內構建安全保障體系。緩和緊張局勢作為三國穩定發展的重要課題，必須要通過建立中日韓三國間的安全保障體系來預防和解決多重糾紛，達到三國間的合作共贏、相互依賴。其次，由于三國間經濟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差異，因此必須要建立健全經濟和法律制度，逐步完善通關制度以及投資保障制度等制度最終在三國之間形成一個高效健全的制度環境。
（三）建立多層次的合作對話機制。由于企業、非政府組織在國際區域經濟合作中的作用越來越重，因此應該充分調動學術團體和企業界的積極性，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采用官民并舉的方式上在更多層面上開展對話合作，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發揮民間交流的作用。使得無論是政治家還是企業家學者只要他們能夠提出他們具有建設性的意見，就一定能獲得一個為各方所接受的長遠方案，實現經濟飛速發展。
（四）追求中日韓三國共同發展的合作方式
1、中日韓三國可以通過合理調整三國的產業政策，從而建立共生共存型產業結構。
2、加強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內的技術合作，尤其是高技術領域的合作，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產業結構轉換的主要動力使得中日韓三國必須要加強三國間科學技術合作和人才交流，從而加快本區域的技術轉移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整個區域在高技術領域的整體競爭實力不斷加強。
3、中日韓三國可以通過聯合建立有效的處理金融危機機制以此來防范金融風險，也可以在加強對區域內投資金融支持的基礎上來促進區域間的金融合作，例如建立東北亞投資合作基金或投資銀行等等，從而實現為中日韓區域內產業提供信息、技術、金融支持的目標。
（作者單位：貴州財經大學）
參考文獻：
[1] 薛敬孝、張伯偉.東亞經貿合作安排：基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比較研究[J].世界經濟，2004（6）：51-59
[2] 李平，王薔.中日韓建立FTA的可行性及制約因素分析[J].黑龍江社會科學，2009（4）：93-95
[3] 金成華.東亞地區FTA談判進程中面臨的困境及其解決途徑[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9）：31-32
[4] 廉曉梅（2004）：《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建立的制約因素》，《現代日本經濟》，第6期.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指導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農業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市場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梢哉f，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經濟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11年的《歐盟憲法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 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民主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