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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陶瓷裝飾是為了點綴與美化陶瓷而采用的一種陶瓷生產與制作方法?？梢哉f，從陶瓷產生之日起，陶瓷裝飾就開始孕育并逐漸形成，成為陶瓷生產的重要工藝之一。
所謂新彩，就是陶瓷綜合裝飾及應用的產物，即集古彩、粉彩，以及琺瑯彩瓷器的裝飾于一身，并吸收了中國畫、中國民間裝飾，以及西方油畫、水彩畫等諸多畫種的技法，進而與陶瓷工藝緊密結合而形成的綜合性陶瓷裝飾方法。它是中國陶瓷發展到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是中外陶瓷文化交流與互動的產物。
2 新彩是集中外陶瓷材料與相應技法于一身的陶瓷裝飾的新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早在“絲綢之路”開拓時代就開始了，從最初的物物交流到后來的產品貿易，再到技術交流與思想文化交流。在交流中雙方文化都得到相應的發展，形成了既相互影響又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新彩就是在這種文化交流下的產物。19世紀末期，中國陶瓷裝飾利用了西方在陶瓷生產與制作上先進技術和工藝，將傳統陶瓷彩繪技術發展到新階段。新彩是傳統陶瓷工藝、中國畫，以及西方油畫等藝術文化相融合的既含有陶瓷工藝技術，又具有中國畫內涵與精神，并吸收了西方藝術精粹的現代陶瓷裝飾類型。
中國陶瓷裝飾發展到明清之際，不論釉下彩，還是釉上彩都達到相當成熟的高度。作為釉下彩的青花，在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釉下和釉上緊密結合的高度。所謂斗彩，就是釉下青花和釉上五彩的結合。事實上，青花加彩，在明代成化時期就已經取得突出成就。青花加彩的裝飾表現方法，實際上可分為斗彩和填彩兩種。填彩的方法是先在胎上用“蘇泥勃青”畫出花紋輪廓，然后再花紋輪廓內填以彩色釉料。斗彩又稱逗彩，其法是在胎上先用“蘇泥勃青”青花釉料畫出部分花紋，又在釉上與之相適應部位的加以彩繪，使青花和彩繪形成變化統一的裝飾效果?！吧舷露泛?，構成全體”，故名斗彩。有關斗彩的記述，最早見于康、雍年間的《南窯筆記》，“用青料畫花鳥半體復入彩料，湊其全體，名曰斗彩”。由此可見，釉上彩在明清時期已經相當成熟了。
這種將釉下彩和釉上彩相結合的陶瓷裝飾方法是明清陶瓷裝飾工藝的突破與取得的成就。此外，中外文化交流，也給陶瓷生產和裝飾工藝帶來新思維、新方法，促進了中國陶瓷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發展。清代康熙時期景德鎮陶瓷裝飾是在繼承明代五彩技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陶瓷彩繪，俗稱古彩，與雍正時期達到完善的粉彩，合成陶瓷裝飾釉上彩繪之精華。它們在材料工藝和繪畫工藝上都達到至臻至善的高度。古彩在清代又稱為康青五彩，它是黑、藍、黃、紫和綠及紅彩的統稱，并采用黑色的珠明料單線平涂，筆力健勁，色彩濃艷，又富有層次感，所以，又稱硬彩。與硬彩相對應的，就是軟彩。所謂軟彩就是粉彩，它用玻璃白涂底，用渲染的方法表現，使畫面顏色由深到淺，產生明暗濃淡變化，富有溫潤勻靜之美，因此，稱為軟彩。不論硬彩，還是軟彩，是為釉上彩，均屬于二次燒成。與此同時，中外陶瓷文化交流也越來越影響到中國陶瓷生產的發展。18世紀的西方國家，在科學技術的進步中促進了陶瓷工業的迅速發展，其中，“釉上陶瓷顏料的制備也形成了一套科學的方法，即以氧化鐵、銅、錳、銻、鉻等礦物為原料，高溫煅燒成各種色彩的熔塊，再配以低溫釉面附著劑（熔劑）研磨制備而成?！睂τ谖鞣竭@種陶瓷釉上彩繪材料及其工藝的吸收，促進了中國傳統陶瓷裝飾的發展與進步，它不僅將中國傳統繪畫藝術吸收陶瓷裝飾并使之發展到新高度，而且，將西方造型藝術中的繪畫，諸如油畫和水彩吸收至陶瓷裝飾之中，進而改變了陶瓷生產工藝上的不可預見性。以“此種低溫釉上顏料發色穩定，絕大部分顏色都可互相調配，燒成前后顏料色相基本保持一致，因此，繪制時對畫面的最終效果有預見性?！北M管如此，這種材料還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新彩，它屬于外來的“洋彩”。這種“洋彩”被引入中國以后，在陶瓷裝飾上從根本上改變面貌的是經過相對較長的實踐摸索而實現的。正因為如此，新彩是中西陶瓷文化交流及合璧的結果。
新彩裝飾是傳統陶瓷裝飾材料工藝與相應裝飾技法的繼承與發展，不僅如此，它主要吸收了西方近代陶瓷科學的積極成果并進行本土化的結果。
3 新彩是傳統陶瓷裝飾在中外文化交流與互動下發展的結果
在繼承中國陶瓷裝飾傳統與吸收西方科學技術成果的同時，中外廣泛的藝術文化也隨之進入新彩裝飾領域，并使之出現了姹紫嫣紅的局面。
首先，新彩是相對對于洋彩而言的，是洋彩在中國本土化的結果。這正如現代陶瓷藝術家李磊穎所言，“景德鎮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瓷用化工廠，專門生產洋彩顏料、金水及陶瓷貼花紙，從此結束了洋彩材料依賴進口的局面，并鑒于洋彩藝術表現形式的本土化，這個時期的洋彩也正式更名新彩”。當然，洋彩更名為新彩的中國本土化也不僅僅是就創辦了自己的瓷用化工廠而如此簡單。洋彩在中國本土化，實則是中國諸多文化因素，尤其是藝術要素注入的結果；它吸收了中國民間藝術的若干因素，諸如圖案結構的方式，內容以及文化內涵等表達因素；它還廣泛吸納了中國畫的題材、表現內容、表現形式，與中國畫的表現技法，諸如線描、暈染、皴法，以及虛實關系，乃至中國畫的審美等等藝術因素；它是中國陶瓷傳統技法的延續，吸收了陶瓷裝飾中的古彩、粉彩等釉上彩繪的技法和相應的工藝技巧等等?？傊殡S著中國文化藝術的發展，與中國陶瓷工藝技術的進步，并在“洋為中用”的過程中逐漸披上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陶瓷文化的外衣。
其次，新彩重在“彩”字上發展技術、技巧，并具有一套綜合裝飾方法。新彩因為其用料適宜，既能勾線，又能填加，還能彩繪，甚至是渲染，所以，新彩不僅在表現技法廣泛吸收，而且在藝術形式和內容的借鑒上也同樣具有游刃有余的獨特創新性。從表面上看，新彩是簡單的彩字的深化和演義，其實不然。新彩之所以“新”是因為它在陶瓷工藝制作上，綜合利用了陶瓷裝飾的傳統工藝的技法，諸如古彩、粉彩的勾線法，與創造性地吸收了中國畫暈染的效果。彩既可以彩出不同的色彩結合效果，又可以彩出不同層次的色階變化效果；還在于新彩吸收中國畫和中國傳統圖案并西方油畫和水彩畫的表現技法的綜合，形成了自身獨居特征“新”。正因為如此，新彩才真正成就了自己獨特的裝飾方法，并與傳統陶瓷裝飾相媲美。
再次，“新彩”是中國傳統陶瓷裝飾的繼承和發展，新彩具有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它不僅將中國傳統裝飾因素更多地吸收到它的裝飾領域，――從而表現了民間藝術文化內容，并具有喜聞樂見藝術形式，而且，將中國畫的藝術成分吸收到它的裝飾領域，在陶瓷裝飾上更加廣泛地展現了中華民族的藝術審美精神?！靶虏省睆闹袊嬛形盏木蕉鄻踊木€描，以及靠彩所達到的暈染效果，既能表達中國工筆畫嚴謹工致的技術干練，又能伸張中國寫意畫揮灑自如的人文胸意。從某種程度上講，正因為新彩的出現與在釉上的廣泛運用，促進中國陶瓷藝術審美與中國畫藝術審美的緊密靠攏與相互滲透。
陶瓷文化的發展不僅是傳統陶瓷文化內容和形式的延續，更是對傳統陶瓷文化內容和形式的繼承，突破與創新。“新彩”裝飾具有這種思維精神。“新彩”在形成過程中，廣泛繼承傳統與吸收現代創造成果既表現在時間上跨越，又突出體現在地域上的縱橫，它集東西方藝術表達之精華而富有創新特征及風格。由于新彩從時空上對優秀陶瓷文化成果進行創造性的吸收，繼承與發展。因此，新彩具有多元性的文化特征，并體現了多元性的人文精神。
因此，陶瓷文化的創新，不僅是陶瓷材料的創新，也是表現技法的創新，更是文化內容和形式的創新。新彩就是在陶瓷文化不斷創新思維引領下的創造性成果。
最后，新彩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結果，尤其重要的是它吸收了西方繪畫藝術的內容、形式，以及表現技法，將中國傳統陶瓷文化推進到一個更加多元化的高度。新彩的所謂洋彩說，就是中國陶瓷文化從利用舶來材料到利用舶來技術的轉化，不僅如此，新彩在吸收舶來陶瓷材料工藝技術的同時，還吸收了西方油畫、水彩畫的表現技法，表現內容、表現形式，以及藝術特色和藝術審美。在具體表達及其藝術效果上，新彩可以達到寫實甚至超寫實的程度，可以與當代攝影藝術效果相媲美。此外，新彩富有創新性的特征主要在藝術效果上，它同樣可以表現出西方古典藝術的古典美，近代藝術的理性美，以及現代諸多藝術流派的風格和特征。這樣，集中國傳統陶瓷裝飾與外來文化因素于一身的新彩，成為陶瓷裝飾之族的新成員。
總而言之，新彩是在中西方陶瓷文化交流與互動中產生的，并在發展過程中不僅繼承了陶瓷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且又進行著突破與創新。正因為新彩的廣收并蓄，所以，使得新彩具有多元性文化的藝術特征。
4 結 論
顯而易見，從新彩裝飾在中國的成功誕生可以看到，中外文化交流，對于雙方而言，皆是共贏的。中外文化交流不僅使中國的陶瓷文明傳播到西方，而且，西方文明也影響到中國陶瓷的發展，尤其是近現代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促進了中國陶瓷業的快速發展。
一、中國古代的對外文化交流
在古代，我國同世界各國的交往是逐漸發展的。
從周邊的國家開始，像朝鮮、日本以致東南亞，然后漸漸擴散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歐洲、東非和北非。
我國封建社會對外經濟文化往來，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為秦漢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往來僅限于近鄰的朝鮮、日本、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等一些國家。直到東漢晚期才和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往來。而由張騫開通的“絲綢之路”，則為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最光輝的表現。東漢時期，班超出使西域時，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甘英到達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況行至波斯灣而還。到166年，大秦國王安敦派使者正式來中國，這是中國和歐洲正式交往的開始。
第二個時期為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更主要的是隋唐時期。唐朝由于經濟發達，文化在當時也處于世界領先的地位，與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化交流非常頻繁。朝鮮、日本派來許多留學生到長安學習。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畫和雕塑有40%是唐代的作品。而唐代對外交通的繁榮，是在隋代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歷了魏晉南北朝長期的分裂，隋代重新統一全國，使內地與外界的交通進入了新的階段。尤其是在隋煬帝繼位之后，專門設置了四方館，負責接待并處理四方客使事宜，加強隋朝對外交往的職能。
第三個時期是宋元明清（前）時期，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明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游歷家。他們包括元朝的汪大淵、明朝的鄭和等人。同時從阿拉伯、波斯和歐洲來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現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時來華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等等。但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統治階段采取閉關政策，這些聯系便逐漸中斷了。
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
曾說：“文化之盛衰，民族之興亡系之?！?/p>
2009年1月31日，總理在同西班牙文化界人士、青年學生座談時的談話中指出，中國5000年的文明史，博大精深，從未間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大了對外文化交流的力度，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從組織中法文化年、中國俄羅斯年、中意文化年、美國的中國文化節，中非合作論壇等，都具有一定聲勢和影響，取得了良好效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發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系，增進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理解，為各國漢語學習者提供方便、優良的學習條件，中國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將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條件的若干國家建設以開展漢語教學為主要活動內容的“孔子學院”，并在中國北京設立“孔子學院總部”?？鬃訉W院的廣泛設立為世界各國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也體現了新世紀中國語言文化將逐步融人世界的發展趨勢。孔子學院已經成為我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品牌。
三、廣西柳州的對外文化交流
廣西是中國唯一與東盟國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陸地通道連接的省區。泰國的泰族，越南的岱儂族、泰族、高欄族，老撾的老龍族，緬甸的撣族等，均起源于中國南方，與廣西的壯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水族等是同根生的民族，文化上的近似容易引起這些國家的民族對廣西民族文化的認同與共鳴。這些都是廣西與東盟國家文化交流中的基礎以及優勢。
東盟博覽會不僅對廣西的經濟貿易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更重要的促進了廣西乃至中國對東盟國家的對外文化交流。廣西充分利用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獨特區位優勢和中國―東盟博覽會落戶南寧的重要機遇，加強與東盟國家的文化交流和貿易，不斷摸索文化“走出去”的路徑，文化交流和貿易的次數和規模逐年增長?？梢哉f，中國―東盟博覽會是廣西對外文化交流的一個里程碑。
2004年3月，柳州與越南永福省永安市締結友好城市關系，這也是第一個與柳州結成“友城”關系的東盟國家城市，隨著近11年時光流逝，柳州與東盟各國之間文化外事交流也日益頻繁起來，“山水柳州”的文化風情，早已在東盟國家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就在去年剛剛舉行的第二屆中越青年大聯歡中，700名來到柳州的中越青年代表，不但游覽了穿城而過的碧波柳江、欣賞了兩岸斑斕旖旎的風景，參觀了柳州市博物館、柳侯祠、城市規劃設計展覽館。而且在參觀胡志明舊居時，看到胡志明的革命經歷和在柳的活動，更是讓越方代表團的青年們感慨萬千。而作為第二屆中越青年大聯歡的分會場，柳州不但積極配合國家外交大局，同時，也讓“山水柳州”的美譽通過活動在越南青年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記。
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不斷推進，作為廣西重工業城市的柳州，與東盟各國的經貿往來日趨緊密，貿易合作迅速發展。以貿易合作良好展開為基礎，柳州對東盟國家的文化交流也積極的展開來了。“自從東盟博覽會召開后，東盟的留學生來到了柳州，到東盟經商、旅游的柳州人也越來越多，雙方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從而‘山水柳州’的文化風情也越來越為東盟國家人民所熟悉和了解?！蓖鈨S辦國際交流科相關負責人如是說。
四、中國文化走向世界
牛津大學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國變色龍：對于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1]中詳盡而具體地介紹了西方對中國的種種看法，并總結說：“在西方人眼中，中國的形象似乎在兩個極端間變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國，或者是停滯與落后的象征。中國時而被描繪為富裕的、先進的、聰明的、美好的、強大的和誠實的，時而被描繪為貧窮的、落后的……。”矛盾的認知說明了世界需要更了解中國。
文化是溝通人與人心靈和情感的橋梁，是國與國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紐帶；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和靈魂，是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的強大力量。21世紀是文化制勝的時代，保護文化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才能留住民族的“根”。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文化建設是今后相當長時間內的工作重點。
文化交流必須正確處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從一定意義上說，文化發展是各國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選擇、吸收、創新的過程。由于西方國家現代化建設起步較早，生產力較發達，科學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較高，文化勢能也較高。我國在文化的對外交流和合作中不可避免地要與西方國家發生聯系，因此必須正確處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關系，積極吸取其文化的精華，自覺抵制其文化的糟粕。
正如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我國文化的發展，不能離開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要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原則，開展多種形式的對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國文化之長，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建設的成就。堅決抵制各種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p>
語言作為人類最重要的思維與交流工具，是學生實現全面發展的基本素養之一。而語言學習中文化意識和能力的培養則貫穿語言學習的全過程，它不僅是語言習得的重要體現，也能促進學生心智、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發展和綜合人文素養的提高。新《英語課程標準》更是凸顯了文化教學的重要性：“語言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外語教學中的文化是指所學語言國家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教學中涉及的英語國家文化知識，應與學生身邊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并能激發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在英語學習的較高階段，要通過擴大學生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幫助學生拓展視野，使他們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進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币虼?，在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力圖幫助學生提高聽、說、讀、寫等語言技能，從而使他們能利用這些語言技能來獲取信息、處理信息和傳遞信息。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要大力開闊學生的視野，促進學生的創新思維，引導學生獲得豐富的文化知識，養成尊重、平等、開放的跨文化觀念，提高他們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切實提升學生的綜合人文素養。然而在英語教學實際中，很多教師極為關注學生詞匯，語法等的學習，而忽略了對學生在語言學習過程中文化意識和能力的培養。我們認為教師可以通過以下途徑在英語教學中開展文化教學：
一、結合富有文化內涵的模塊話題融入文化意識的培養
學生文化意識的培養必須以含有豐富信息的話題為載體。所以我們必須緊密結合教材，認真挖掘教材中的有用素材來融入文化教學。目前我們所使用的外研版的《新標準英語》就以模塊為單位，不僅從學生實際出發，選取了較為新穎務實的題材，體現了濃郁的時代氣息，更重要的是，每個模塊的題材均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為我們在教育教學實際中開展文化教學提供了契機，使文化教學具有極強的操作性。以外研版《必修教材一》為例，Module1選取的題材為My First Day at Senior High，緊密結合學生實際，包含了美國學生介紹自己學校的文章，教師可以對這些素材加以利用，從而激發學生貼近語言、學習語言并使用語言進行文化交流的興趣。而外研版《必修教材四》 Module 3則選取了Body Language and Non-verbal Communication這一話題, 介紹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人們如何使用不同的身勢語言相互問候，如何與不同國家的人們禮貌、有好地交流。這一題材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教師可以在此基礎上逐步引導學生了解英語國家人們在行為舉止和待人接物等方面與中國人的異同，從而使學生能熱愛本國文化，尊重他國習俗養成無偏見的跨文化觀念。
二、聚焦Cultural Corner,開展多種活動，體驗文化交流
文化意識與能力的培養是學生體驗的過程，而不是教師講授的過程。我們可以幫助學生了解文化知識、理解文化的差異，但學生必須通過自身的發現、理解、體驗才能真正有所得。
《新標準英語》的每個模塊中，均設置了cultural corner作為輔助閱讀材料，這一部分深化和拓展了本單元的話題，突出體現了中外文化的比較和交流，可增進學生的文化理解能力和跨文化交流能力，是我們開展文化教學的極好載體。例如，在《必修教材一》中，Module 1的Cultural Corner 通過美國學生的來信，旨在幫助學生初步了解中美兩國的中學教育系統的異同?！侗匦藿滩亩?Module 6的Cultural Corner則通過閱讀文章Steven Spielberg-Film Director,讓學生了解美國著名導演斯皮爾伯格及其主要電影作品，旨在讓學生大致了解并比較我國和西方國家在影視方面的主要情況、特點和風格，并學會通過影視作品學習語言，了解文化。教師可以聚焦這些內容，精心設計教學環節，讓學生充分自主參與其中，體驗文化交流的魅力。例如：教師可通過互聯網或已構建的友好學校平臺，根據學生實際要求學生寫回信或發出電子郵件，可要求學生制作學校宣傳冊，電影海報，可要求學生進行深入調查并作出報告等。教師還可將“設問權”還給學生，即讓學生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自己不明白的問題，并通過課堂討論、課后利用各種資源，在分享、交際中解決問題。學生可以在這些環節中親身體驗，思考并實踐文化交流，從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意識與交流能力。
中圖分類號：G642.41 文獻標識碼：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17.136
一些西方國家文化現狀與思想內涵主要是通過英文文學來體現的，西方思想文化不同于我國，其文化有著自身的民族特點和內涵，因此要想了解西方的文化，必須從真正意義上對英語文學有正確的認識。言內意義是詞語成分之間、句子成分之間和篇章之間的關系所反映的意義。言內意義是指在文學作品中所體現出來的一類意義，它是英語文學翻譯中的難點也是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多項語言方面的內容，在英語文學翻譯中，需要對言內意義進行正確的分析與處理，從而使從英文中翻譯過來的文章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證源語的主題，有效地降低二者之間的信息差別。為了加強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須對英語文學進行翻譯，這是二者進行溝通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使讀者對同一作品能夠有正確的、真實的、相近的理解與感受。每個讀者或翻譯者的文化素養不同，其在在翻譯過程中，不可能對同一作品有著相同的理解或描述，但是其應當在對作品所處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與鑒賞能力的基礎上，對英文作品進行準確的翻譯。
1 英文翻譯中言內意義的內涵
1.1 英文翻譯的言內意義的定義
以社會符號學的意義觀，為劃分標準對意義進行分類，可將其分為指稱意義、言內意義、語用意義三種。其中在英語的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被看作是翻譯的重點，其涉及到語言翻譯中的語音、語法、句子、詞匯等方面。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一定要遵循一定的原則，不僅要最大限度地保持譯文與原文的相同或相近，還要最大可能地使英文作品的文化背景、民族特色、意境等方面用最貼近地語言表現出來，這就對翻譯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要求翻譯者將言內意義達到最高標準，盡量縮小語言的信息差別，從而增加了人們對英語文學的閱讀興趣。
1.2 英文作品翻譯的原則及意義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不僅僅單純要求翻譯的準確性、廣泛性和通俗性，更要求翻譯的英文作品的語言富有感染力、具有藝術性和邏輯性。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的著重點和難點就在于是否能夠翻譯出最地道的語言，例如對電影《盜夢空間》中一些翻譯進行分析：
I can't stay with her anymore because she doesn't exist. I wish. I wish more than anything. But I can't imagine you with all your complexity， all you perfection， all your imperfection. Look at you. You are just a shade of my real wife. You're the best I can do ；but I'm sorry， you are just not good enough.
“她不是真實存在的，我不能和她呆在一起。我也想，我比什么都想，但我想象不出你復雜的情緒、你的種種完美和不完美?？纯窗?，你只是我妻子的一個影子。你只是我竭盡全力創造出來的而已，但是很遺憾，你遠遠比不上真實的她?！边@樣的翻譯十分文雅，也能夠很好地表現出電影所要表達的真實意圖，所采用的語言也簡明通俗。
1.2.1 英文翻譯的歸化原則
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使用翻譯歸化的策略往往能夠達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但當前隨著國外文化的滲入，異化策略的使用較歸化更為明顯，但并不是說翻譯歸化就不重要，特別是在句子結構的翻譯上，還是應該保持句子的原始結構不能變，否則翻譯出來的句子不可能讓讀者喜歡。翻譯的實質就是充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介，只有翻譯出地道的語言才會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歡。例如，在《盜夢空間》中有這樣一句話No space to think in that broom cupboard. 如果從直譯的方式就是在那個放掃帚的壁櫥里根本沒有空間思考，這樣的句子會對觀眾造成理解障礙，讓人簡直就是不知所云。從英文翻譯的歸化策略進行翻譯，翻譯成在那個耗子洞里沒有辦法思考，就能讓觀眾更容易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電影語言的表現力。在臺詞：Hmm， Arthur， you still working with that stick in the mud ？ 其中stick in the mud可以直譯為“沒有進取心的人”，如果使用翻譯歸化策略就可以譯為觀眾都容易接受的“混小子”，就使得電影跟觀眾的親和度增加了，更適應于中國觀眾。同時在對電影《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也引用了很多中國元素進去，例如：I tried not to come， but 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it.我不想來的，但別的東西都不給力。因此，正確使用歸化翻譯策略的優點就在于更容易讓人理解和接受，更具有親和感。
1.2.2 英文翻譯的異化
隨著中西文化交流進程的加快，英文翻譯的異化策略已經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盜夢空間》是中國觀眾非常熟悉的一部美國好萊塢電影，其中體現很多政治、宗教及倫理方面的內容，而這些方面都是很多中國觀眾所不了解的，因此政治、宗教因素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雷區。如果在對英文字幕進行翻譯時不能夠充分考慮到這些，就會嚴重影響到對英文作品的興趣。
2 英語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的處理
2.1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語音方面
英語和漢語語言的不同其語音方面也存在的很大的差異，將二者進行比較，其具體結果見表2.1
表2.1英語與漢語語音方面的比較
[[不同點＼&漢語＼&英語＼&音節＼&單音節，故漢語中存在很多多音字＼&多音節，故英語中存在的同音字少＼&平仄＼&漢語格律詩在平仄上有嚴格的韻律和節奏＼&英語沒有嚴格的韻律和節奏＼&聲調和語調＼&漢語是聲調語言，特別是在漢語古詩中講究形式固定，強調平仄、對仗、押韻＼&英語是語調語言，韻腳和節奏構成韻律＼&]]
通過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博大精深的漢語詩歌中的音韻、節奏等語言特色，要想在翻譯的過程中體現在譯文中，基本上是很難實現的，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對中國古詩歌文化的美學損失，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言內意義的缺失，有時言內意義上的缺失也會產生信息差。因此在對中國古代詩歌進行翻譯時，必須正確處理語音層面的言內意義，作為翻譯者不能夠機械地翻譯原文，必須能夠掌握并應用各種翻譯技巧。例如使用目的語的語音形式，淡化原文的語音形式，在翻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睍r，可以翻譯成In the steep cold waves are swiftly sweeping by；On the vast earth warm winds gradually growing high.充分體現了言內意義，真正做到了在語音方面給翻譯的文章注入新的活力。
2.2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句式方面
在中國的文學觀念中向來將“語言文采”視為文學的生命，因此在對英文作品進行翻譯時也要充分考慮到中國人的文學審美習慣。中國自古至今一直有使用四個字成語的習慣，且成語的文化博大精深，無論是在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英文翻譯還是對英文作品進行中文翻譯都要充分考慮到這一點。例如，在對影片《盜夢空間》進行翻譯時，使用了大量了中國觀眾所喜好的四字格結構。在中國人的文學觀念中，四字格結構在語言表達上除了言簡意賅、生動有力外，還能夠充分滿足語音上的和諧。例如影片中的臺詞：Well， he was a very inspiring figure. I’m sorry for your loss. May he rest in peace， huh？ 他的一生鼓舞人心，節哀順變，愿他安息。So do you want to take a leap of faith…or become an old man，filled with regret，waiting to die alone ？那你究竟是想放手一搏呢？還是遲暮之時，滿心悔恨，孤獨等死？四字格結構使整部影片在語言上更富有感染力，極大地滿足了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和閱讀的習慣，從而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2.3 英語文學翻譯中的詞匯方面
雙關語是指有的詞有一詞多義的現象，它包括語義雙關（詞的多義）和諧音雙關（同音、音似及近音詞）。在英語和漢語中都存在雙關語，但是英語和漢語有著語言自身語音形式的不同，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也很難實現都詞匯語義的一致對應，這就在很大程度上給翻譯者帶來了更高的、更有難度的翻譯要求。例如，在對紅樓夢中第十六回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哪里照管得這些事！見識又淺，口嘴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著針了。將其翻譯為I am incapable of running things. I am too ignorant blunt and tactless， always getting hold of the wrong end of the stick.其中有一個詞“萬艷同杯”被翻譯成：“Ten Thousand Beauties in One Cup Lachrymal Rerun.”其中“杯”與“悲”是同音字，就是諧音的雙管詞。向這樣的詞語在英文翻譯中是無法體現出來的，如果采取直譯的翻譯方式，就會造成言內意義的喪失，譯文不可能準確地符合原文的意思。 因此，在實際的閱讀過程中，讀者從直譯的譯文中不能夠了解到其中蘊含的真實意境，只有通過對照注解才能夠了解到文章所有表達的真實主題。
2.4 英語文學翻譯中書寫方面
漢語和英語的語系不同，漢語屬于漢藏語系，英語屬于印歐語系。在書寫上漢字大部分為象形文字，而英語的書寫是由26個英文字母組成的，可以說單憑這點來判斷二者之間的差異是很大的。漢字在書寫上講究字方、對稱、美觀、象形、指事、會意，漢字有著其他語言所無法比擬的優勢，一般把漢字的結構關系分為三大類：上下結構，左右結構，內外關系。英語采用的是將26個字母進行組合的拼音文字，便于進行模擬自然聲音。漢字的象形書給人在視覺上一美感，同時中國的書法藝術自古至今在世界上都是聞名的，這種美感要想通過翻譯來得以體現，基本是不可能的。拆字是漢語特有的文字游戲，也是很常用的修辭方法，在翻譯成英語時就很難翻譯出來。例如，在《紅樓夢》中有這樣一段話：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金閨化柳質，一載赴黃粱。將其翻譯為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Who on his saviour turned when he was able， 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 Shal， in a twelvemonth only， break apart.從譯文中我們可以看出，譯文完全不能體現出原文所隱含的意義，只有通過注解才能夠幫助讀者對原文的理解，能夠最大限度地理解體會原文所要表達的真正的信息內涵。
3 結語
隨著中外文化交流進程的逐步加快，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涌入中國，同時大量的中國文學作品也走向了世界，因此在對中英文作品之間的翻譯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在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時應當充分考慮中外文化交流的特點，熟悉原語和目的語文化，如何迎合讀者的口味，理想的翻譯是將原語的信息完全傳遞到譯文中，使譯文的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或相似的感受。本文通過對英文文學翻譯中言內意義的內涵及處理方式進行探析，以期為我國的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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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韜研究”分期概述
在傳統向現代演進的時代，王韜成為“口岸知識分子”①的典型代表，經歷從“文人”到“譯者”的蛻變。七十年的人生幾經跌宕：譯書、辦報、游歷、教學，柯文筆下的“新人”在中西文化與信仰的沖突中探索著。毋庸置疑，他是學者、政論家、文學家。但放眼流淌近代中國的滾滾“西潮”，一個頭銜或許更配得上他的貢獻——中西文化傳播中的先行者。
黨月異②《王韜研究世紀回顧》把始于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王韜研究大致分為始發期、持續期、發展期、深入期四個階段。最近的一個階段是從1990年至今，這個階段的研究在王立群看來“突破了前期研究王韜生平和籠統整理介紹王韜著作的局限”③，全面而細致地考察了王韜的各種思想和活動。九十年代以后，相繼問世的研究專著主要有兩部《王韜評傳》（忻平④1990、張海林⑤1993）、《王韜年譜》（張志春⑥1994）、《在傳統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2012年，王立群《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采用原典實證的研究方法，全面考察了王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活動以及西方文化的沖擊給他觀念上帶來的變化。目前，這種對主人公跨文化傳播中表現的關注已逐漸開辟出研究王韜新的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黨月異在《王韜研究世紀回顧》中把王韜的事業劃分為“報刊事業”、“中西文化交流”和“翻譯事業”三個方面?？傮w看似沒有問題，但細究起來卻值得商榷。站在跨文化傳播的角度，三者之間有重疊部分，翻譯書籍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式之一，而《循環日報》的創立尤其是政論文體的大量采用，其實同樣是在給民眾灌輸西方制度思想，增進民眾對西學世界的了解。
二、王韜與中西書籍互譯
王韜不僅協助麥都思將《圣經》等宗教作品翻譯成中文，也在英華書院同理雅各合作將儒家經典譯成英文。此外，王韜還與傳教士合譯過不少科技類書籍，如《格致新學提綱》、《華英通商事略》等。盡管著述頗豐，王韜的工作場所卻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兩地。
1、上海墨海書館
選擇步父親后塵前往墨海書館的王韜，最有可能是出于經濟利益。王宏志⑦ 《“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力主此類觀點并結合證據詳盡剖析。關于他在上海13年的翻譯工作，有學者將其大致分為兩期：前期以《圣經》、中文贊美詩等宗教作品為主，后期以科技、貿易類書籍為主?？挛牡膶Ｖ秱鹘y與現代之間——王韜與晚清革命》提供了王韜參與《圣經》翻譯的相關細節，包括成員構成、工作流程和時間安排等。就王韜對兩期工作的態度而論，不少學者從王韜的自述中得出大體一致的結論：前期“消極應付、厭惡不已”，后期則“積極參與、引以為傲”。童元方和王立群等都察覺到了主人公前后微妙的心態變化以及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在王立群的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里，將前期厭惡抵觸的原因歸結為傳教士中文功底差勁和文化差異帶來的“內在抗拒”。童元方⑧《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認為，后期翻譯寄托了王韜“經世致用”的抱負?！耙云魍ā馈?、藉‘器’見‘道’， 因中西之道相通而實現大同世界的理想”構成了傭書墨海的王韜獨樹一幟的思想內涵。不論王韜自身是否滿意，他的翻譯工作卻在“第60屆傳教大會報告”中得到高度肯定，羅香林⑨《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也對王韜參與的“代表本”《圣經》報以“文辭雅達、音節鏗鏘”的肯定。
2、香港英華書院
1862年，因政治避難而客居香港的王韜給理雅各當起了助手，工作性質與在上海類似——翻譯。不同的是，這次是把儒家經典譯成英文，使“東學得以西漸”。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肯定了王韜在中西文化傳播中的突出貢獻，并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勾勒了王韜參與的不少細節，比如面對浩如煙海的各家注釋，王韜不因個人喜好偏重一門一派等等。在英華書院的幾年時間里，王韜直接參與翻譯的經書共5部，分別是《書經》（第3卷）、《詩經》（第4卷）、《春秋》、《左傳》（第5卷）、《禮記》（第7卷）。在與傳教士的合作中，“華夷之辯”的心態普遍存在于傳統文士的內心。如果說在上海翻譯《圣經》的王韜多少存有“獲罪名教”的痛苦與不安，那在香港翻譯《中國經典》則充分填補了他“宣孔孟之道于西土”的虛榮心。王志宏《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深刻洞察了王韜的上述心態，并把這次的跨文化傳播與中西文化的第一次接觸進行對比，得出了“盡管傳播方向各異，卻都秉承‘以儒學為重心’”⑩的結論。由于在上海有著十幾年與西人合作譯書的經驗，外加自身深厚的經學功底以及對“東學西傳”的積極態度，王韜在英華的表現稱得上可圈可點。理雅各將其譽為“最博通中國典籍”的學者。王立群《王韜與近代東學西漸》也認為正是王韜扎實細致的工作使譯作達到了極高的水平。
三、王韜與西學論著編撰
王韜一生著述頗豐。據學者統計截止目前約有40余種。這些書目中，涉及西學與中學的含量大體相當，而站在歷史角度看，顯然對西學的介紹更具分量。
1、科技類書籍編撰
王韜在上海除協助麥都思翻譯《圣經》外，還花費大量時間與其他傳教士們合譯科技類書籍，主要有《格致新學提綱》（與艾約瑟合譯）、《重學淺說》（與偉烈亞力合譯）、《光學圖說》（與艾約瑟合譯）、《西國天學源流》（與偉烈亞力合譯）等四本?！稄|園著述總目》中對此做了記載，一部分學者如宋建昃⑾《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等都對上述內容進行了考證和詳盡分析。作為“譯者”的王韜工作同時也留心西學知識，竭力讓自己成為“學者”。并在工作之余以上述四部譯本為原始材料，另外編撰了《西學原始考》、《西學圖說》、《泰西著述考》等三部著作。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逐本考證了其內容和材料來源。可以說，王韜在介紹和傳播西方的科技知識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在中西科技交流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2、文史類書籍編撰
在國外文學作品翻譯方面，王韜可謂是最早的“試水者”。李景元⑿《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指出翻譯外國文學的第一人不是林杼而是王韜，并將法國《馬賽曲》的早期翻譯歸功于他。此外，這篇論文還引述和評價了王韜“選材必嚴，取材必富，擦言必雅，立體必純”的翻譯主張。
在王韜的眾多著作中，世界史方面的研究占有相當比例，其中尤以《法國志略》和《普法戰紀》兩部影響最為深遠，在當時的中、日兩國均引起較大反響。鄒振環⒀《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介紹了王韜編撰的歷程，并給予《普法戰紀》高度評價，認為這是“近代世界史著作中影響最大的一部歐洲當代專史”。忻平⒁《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則從體例、內容、評析等方面深入解讀了這兩部史著，認為“王韜治法國史絕非單純為學術”，還寄托了個人“振興中國”的夙愿。王韜對以法國史為典型代表的世界史的編撰對近代國人觀察世界提供了全新窗口，引導人們通過閱讀西方各國歷史來深入了解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
3、貿易類書籍編撰
1857年，王韜與偉烈亞力合譯的《華英通商事略》問世，并于同年在《六合叢談》連載。對一個重農抑商的國家來說這部著作的意義可謂非凡，而“中國欲制西人以自強，亦莫如由商務始”的見識更是卓然超群。張廣杰⒂《王韜商本思想論略》認為王韜的“商本思想”成形于歐洲游歷歸來以后。但不可否認，“羈旅香?！庇绕涫蔷幾g了《華英通商事略》之后的王韜在某種程度上已開啟思想的轉型。
4、綜合類書籍編撰
1853年，王韜逐步參與《中西通書》這部綜合性科學刊物的翻譯與編訂，并為之作序。序中，王韜以“用心不?！薄ⅰ澳爻煞ā备爬ㄖ袊萍悸浜笥谖鞣降脑?，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認為“這在當時無疑是非常先進的觀念”，并進一步揭示出王韜在編撰西學書籍過程中思想轉變的信號。
四、游歷海外、宣道異域
跨文化傳播的形式除了以文字為載體的書籍，還有以聲音為載體的演講以及衣食為主體的習俗。按當時的條件，除了第一種方式的傳播能做到跨越時空外，對于后兩種來說則必須親歷親為，零距離溝通。作為早期踏上西土的傳統知識分子，王韜在幸運之余也多了份責任。
1、歐洲之行
1867年，王韜隨理雅各前往英國，游歷歐洲近三年時間。這期間，零距離接觸西方文明的王韜逐步意識到中、西文化具有各自特點，無分貴賤。但彼此缺乏了解的事實讓他自覺的承擔起傳播儒家哲學與文化的使命。通過《漫游隨錄》不難發現，王韜跨文化傳播的一條主要途徑就是演講，地點包括在理雅各故鄉亨得利的教堂、在金亞爾鄉書院、在愛丁堡的教堂、在牛津大學的畢業典禮上。對此，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進行了細致的梳理。據她闡述，在王韜的演講中，“吟誦詩詞”成為展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手段。
就演講的反饋效果來看，王韜自己是比較滿意的。不是“諸女皆相顧微笑”⒃就是“一堂聽著，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墻壁為震”⒄等等。當然，這樣用詞難免有夸張成分，但不可否認這樣的傳播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一部分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的偏見。另外，演講的順利進行離不開精通漢學的理雅各的穿針引線，是他勁道的翻譯讓王韜的講述精彩紛呈。
逗留英倫期間，王韜曾將所帶的中國典籍贈送給牛津大學和大英博物館，被譽為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盛舉”。對于這起“置書英國事件”的幾個細節如“書籍存放何處？”“共多少書籍？”“是贈還是買？”等，多位學者間存在爭議。田正平、葉哲銘⒅《重新認識王韜在中外文化教育交流中的置書英國事件》梳理了各家的意見，推測出王韜置書地應為大英博物館，有203本共712卷中國書，被購買的可能性大。
2、日本之旅
1879年，王韜開啟歷時百日的日本之行，并據此寫下《扶桑游記》。但實際上，他對日本的關注早在墨海書館時便已出發。通過英美傳教士，王韜逐步意識到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變化。而憑借幾部歐洲史著蜚聲海外的王韜受邀前往日本進行文化交流。舒習龍⒆《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將王韜在日的文化活動做了大體描述，主要是與日本文士“相互拜謁、切磋學問、探討詩詞”。此外，舒習龍還進一步把這些文士分為兩類：一類是中華文明的欽慕者；另一類則是西方文明的同路人。
關于王韜對日本態度的嬗變和矛盾，王立群《從王韜看十九世紀中葉中國文人的日本觀》認為，在王韜筆下的日本西化運動是徹底的，單從日本角度看值得肯定，但崛起后的日本不斷以威脅中國為代價則令王韜無法釋懷。此外，王立群還提出，“對中國文化在日本遭遇的冷落，王韜也深感惋惜和遺憾?！雹?/p>
五、王韜的辦報經歷
在近代口岸知識分子中，王韜的影響力可謂巨大。究其緣由，除游歷海外的特殊經歷外，離不開辦報活動的推動。學者王立群在專著《中國早期口岸知識分子形成的文化特征》中按時間順序，將其辦報經歷大致梳理如下：參與《遐邇貫珍》文字校對和發行、兼任《孖刺西報》中文附錄《近事編錄》編輯、香港《華字日報》主筆。1874年，《循環日報》創辦，王韜的新聞事業步入頂峰。
《循環日報》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內容方面提出“君主立憲”等政治改良方案。形式上，政論文體則開啟一代文風。王韜晚年，一部分政論文章被匯集成《弢園文錄外編》出版，成為后人研究其新聞思想、改良思想等的重要參考依據。
六、王韜與格致書院
在李鴻章的默許下，王韜回到上海，為獻言獻策。當初正因科舉而受拒仕途之外的王韜，在人生最后的十幾年里把大部分精力留給了“教書育人”，在格致書院踐行自己“傳播西學、教育新人”的教育理念。通過王韜《格致書院課藝》和傅蘭雅《格致書院會講西學章程》，不少學者（如王立群）認為，王韜接管下的格致書院與傳統教育相比，從招生到教學內容和方式都發生了質的變化，“為近代中國教育改革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另外，王爾敏專著《上海格致書院志略》對王韜在書院“考課”等一系列舉措進行詳細考證和記錄。
結語
從上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王韜的研究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績，幾百篇論文的發表和五部專著的出版就是最好說明。盡管如此，對王韜跨文化傳播的研究仍有較大上升空間。一方面新的史料不斷被挖掘和整理，如浙江師范大學的陳玉蘭《王韜著作整理》項目獲得高校古委會規劃立項等；另一方面，新的理論視角不斷涌現，新聞傳播學、社會學、文化學、史學等領域的共同推進和交叉分析或將成為未來研究的主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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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張海林：《王韜評傳》[M].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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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⑩王宏志，《“賣身事夷”的王韜：當傳統文士當上了譯者》[J].《復旦學報》，2011（2）
⑧童元方：《論王韜在上海的翻譯工作》[J].《上海科技翻譯》，2000（1）
⑨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交流》[M].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61：78
⑾宋建昃，《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王韜》[J].《夏之卷》，2001
⑿李景元，《王韜和他的翻譯事業》[J].《中國翻譯》，1991（3）
⒀鄒振環，《最早由中國人編譯的歐洲戰爭史》[J].《編輯學刊》，1994（4）
⒁忻平，《王韜與近代中國的法國史研究》[J].《上海社會科學院學書季刊》，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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⒆舒習龍，《晚清江蘇人與日本文化的交流和融合》[J].《淮北煤炭師范學院學報》，2008（4）
引言
從化市位于廣東省中部，廣州市的東北面，依山傍水，風光旖旎。五百多年的歷史孕育了從化獨特的嶺南魅力，眾多的歷史古跡讓從化更具文化內涵，在嶺南文化及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義。為進一步提高“從化的昨天”的保護意識，并付諸行動，作為從化市的高校大學生，我們有責任以實際行動服務從化、建設從化。
本項目旨在通過對從化歷史古跡的實地走訪和考察，透析從化歷史古跡所蘊含的深厚文化氣息，并結合英語專業特色，運用相應的翻譯方法與技巧，將收集的材料譯成英文，使得從化歷史古跡的英譯既準確傳遞信息，又折射其背后的地方文化，更好地進行跨文化傳播，真正起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同時增強從化市民對文物古跡的保護意識，宣傳從化市歷史文物景點，促進從化市的旅游發展，增強在校大學生通過所學專業知識服務社會的意識。
1.項目介紹
1.1研究目的
各個國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成為人們自立和進取的精神支柱。文物古跡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它具有很高的藝術、精神、研究、欣賞的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流傳于世的文物古跡會越來越少，所以文物古跡的保護和傳統文化的弘揚刻不容緩。五百多年的歷史孕育了從化獨特的嶺南魅力，眾多的歷史古跡讓從化更具文化內涵，在嶺南文化及中國傳統文化對外交流中具有重要意義。為進一步增強“從化的昨天”的保護意識，并付諸行動，作為從化市的高校大學生，我們有責任以實際行動服務從化、建設從化。
1.2研究意義
當今世界正處于全球化時代，而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與溝通。廣東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在中外文化之間的跨文化傳播、中外相互加強了解與溝通中起著重要作用。中外人民頻繁的來往溝通、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為廣東嶺南文化及中國文化與外國交流提供了更廣闊的平臺。而獨具特色的從化市文化古跡，卻被日新月異的現代經濟建設所遺忘，如此寶貴的文化遺產不應被埋沒。因此，我們通過此次科研項目考察增強人民保護歷史文化古跡的意識，帶動人民加入到實際保護的行列中，形成“文物保護，你我共同參與”的氛圍，為從化市文物保護貢獻力量，為全世界人民提供有關從化市歷史文化古跡的英文介紹，讓世界人民了解從化市歷史文化古跡，提高從化旅游項目的知名度。此次活動可讓外語系學生將所學專業知識運用到實踐當中來，增強在校大學生服務社會的意識，提高大學生的社會責任感。
1.3立論依據
本項目的考察人員通過與從化博物館、旅游局等部門合作獲取官方信息，深入從化市各文化古跡保護單位，收集相關資料并整理，再發揮人員專業特長，將已整理的資料翻譯成英文。通過對古跡的官方稱謂、歷史由來、存在意義、演變發展、文化地位等進行考察發現，目前文化古跡中只有極少部分做了中英文版本的介紹，大部分古跡的中文資料不完整、英文資料欠缺，需要進一步地完善與補充。
本項目的實踐考察采用圖文并茂、視頻剪輯的形式，研究上述因素，力圖通過從化歷史古跡反映出嶺南文化所蘊含的歷史意義與內涵，并運用相關翻譯理論和技巧準確翻譯，兼顧信息傳遞與文化傳播功能，更好地向世界介紹與推廣嶺南文化，促進文化間的交流，實現文化間的互補與發展。
1.4項目的創新之處
本項目的創新之處在于通過對從化歷史古跡的實地走訪考察，以及對后期資料的匯總與整理、圖片編輯與視頻制作，最后同從化博物館、旅游局等部門取得合作，將相關資料譯本推行實踐，廣泛應用于各大官方網站和報刊讀物等宣傳媒體。分析嶺南文化的歷史形成因素，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研究，充分考慮英漢語言差異、英漢語言轉換、思維方式和文化差異等因素，結合翻譯理論與技巧、翻譯策略與方法，增強跨文化的意識，準確翻譯文物古跡相關資料，揭示并詮釋嶺南文化的內涵，加深對嶺南文化的理解，加強嶺南文化與世界文化的交流，促進從化旅游業的發展。
2.研究內容、技術路線及進度安排
2.1研究內容
本項目的研究內容包括：（1）對從化市各文化古跡保護單位進行考察研究，收集和整理其相關資料（包括官方稱謂、歷史由來、存在意義、演變發展、文化地位等）；（2）針對當前古跡現有資料的英譯進行分析、研究，并將結果匯總、分類；（3）結合英語語言專業和翻譯理論與技巧，對尚未翻譯的古跡資料進行準確翻譯，突出其文化特色和意義；（4）聯系從化各大旅游單位、咨詢網等媒體，推薦增設英文版的歷史文物古跡介紹。將古跡所反映出的文化內涵推廣至嶺南文化領域，用于指導和促進跨文化交流。
2.2技術路線
我們將運用社會調查學、英漢翻譯學、統計學等學科知識，通過實地考察、追蹤調查、電話采訪、面談等方式對從化市各文化古跡進行深入的研究。利用自身所學知識，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進行信息收集，使信息全面、真實、可靠。本項目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既采用實地考察研究收集資料，又運用理論對考察成果進行分析，最終利用分析研究的理論成果指導實踐。
2.3進度安排
3.研究成果的形式、項目驗收指標及內容
本項目采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形式，研究成果的形式和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階段，實地考察，主要為收集與匯總從化市歷史古跡的相關資料（包括官方稱謂、歷史由來、存在意義、演變發展、文化地位等），通過一系列的文字、數據、圖片，從多角度展示文化歷史古跡的深厚底蘊，從而提高廣大人民對從化歷史古跡的認知，了解其影響力的深度和廣度。根據考察結果撰寫社會調查報告（從化歷史古跡資料的英譯調查與研究），取得第一階段的成果，為后一階段的研究打好基礎。
第二階段，針對第一階段的成果，采用系統的研究方法分析探索，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完成科研論文：從化歷史古跡實地考察與資料翻譯，此篇論文擬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中發表。
4.工作基礎和實驗條件
本項目與商務英語專業、英語翻譯專業密切相關，將本專業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申報者與合作者具有申報、執行本項目基本專業知識和素質，具備專業能力與技能完成實踐調查，并在指導教師的指導下完成社會調查報告與科研論文的撰寫工作。
本項目在申報準備階段已有一定的積累和基礎，并進行了初步社會實踐調查，收集和積累了一些第一手調查資料，為以后階段工作的實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項目根據各成員的特點、特長進行了明細的分工，各成員能夠利用理論知識完成各自的任務。在指導老師的指導下及外語系師生集體力量的協助下，本項目的重點任務：從化歷史古跡的實地走訪、資料整理和英譯，宣傳歷史古跡，增強保護意識。社會實踐論文與科研論文的撰寫和發表一定能夠按時完成并取得相應的成果。
5.調查研究的基本情況
5.1研究方法
此次調查選取的景點共計十處，基本上囊括了從化國家省市各級重點保護的名勝古跡，如廣裕祠、五岳殿、從化學宮大成殿等。課題組成員利用課余時間分三組對上述名勝古跡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實地調查、拍攝和撰寫旅游景點的中文介紹等。再將中文材料詳細考究，翻譯成英文。最后，通過老師們的認真審核，最終將材料形成完整的課題結果。我們還作了分類統計并進行了分析和總結。
5.2名勝古跡翻譯中的文化因素障礙
名勝古跡翻譯中文化因素導致的障礙主要來自于其自身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所蘊藏的豐富內涵。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不同的地理環境、歷史條件等使兩種語言的詞匯出現非對應和非重合的現象，它們之間沒有語義共鳴，有的只是語義空缺或語義錯位，也就是文化空缺所產生的詞匯空缺及文化沖突導致的詞匯沖突。此次研究中出現的不少對聯翻譯難以進行的現象，主要是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如五岳殿中，“穆穆威靈光萬戶，綿綿德澤普千家”，翻譯起來困難重重，盡管能按照意義翻譯出來，但那種韻味已經完全喪失，實屬可惜。
名勝古跡中文化因素導致的翻譯障礙還來自于語篇層面上的行文和修辭的差異。中國傳統文化喜歡借景抒情，書畫、建筑、詩歌都講究神似重于形似的風格，反映在語言上就有了漢語行文辭藻華麗、情感橫溢等特點。此外，“受‘中庸’哲學思想的影響，中國人美學觀念別強調平衡美，除了極為頻繁地使用對仗這一修辭格，還大量使用四字詞組，在這些方面，西方民族則迥然不同”。這些行文和修辭差異也不可避免地造成翻譯的困難。
6.名勝古跡旅游文本的漢譯英策略
明確名勝古跡翻譯中的文化因素障礙有助于我們提出有針對性的翻譯策略。旅游文本的目的就是將從化名勝歷史古跡通過中文材料翻譯出來，向外國游客介紹景點情況，旅游翻譯應該是“文化的使者”，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己任，以旅游者為導向，因此，在翻譯時應該以中國文化為取向，以譯文為重點。所謂以中國文化為取向，就是盡量保留中國文化信息，盡量多地宣傳中國文化。所謂以譯文為重點，即指翻譯時，既要忠實于原文又不拘泥于原文，又要從譯文讀者的角度出發，對信息進行適當調整，讓他們好讀好懂。基于上述策略，提出以下幾種實用方法。
6.1增補與刪減
旅游資源除了其本身的自然景觀所具有的欣賞價值外，還含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具有特殊的欣賞價值。不增添背景信息，一般外國游客則無法理解。對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容，如事件發生的年代，名人的生卒年代，他們的身份及其對歷史的貢獻、名勝的具置等，通過增加字、詞、句，對原文略加注釋，則讓人易于理解，并加深印象、增添樂趣。
在名勝古跡的翻譯中，刪減有時是十分必要的。刪減即刪去中文資料中對譯文理解沒有幫助的東西。一方面中國人在寫事狀物時喜歡引用名人名言或古詩詞加以驗證，中國讀者讀了會加深印象，并從中得到藝術享受，而在外國人看來似乎是畫蛇添足，有時還可能使他們越看越糊涂，刪去反而干凈利落，明白曉暢。另一方面名勝古跡中存在的大量的詩詞、對聯，如果由于種種原因，這些詩詞翻譯過來造成譯文的累贅和臃腫，甚至扭曲原意，妨礙外國游客理解，破壞他們的游興，達不到預期的交際目的，則可刪去不譯。
如五岳殿中，“有收分覆盆式柱礎，為‘鴨屎石’，風格古樸”這一句中的“鴨屎石”，這一詞語比較難以理解，甚至會造成游客們的不良心理效應，可以將其省去。
6.2音譯與解釋
完全音譯的方法適用于行政區劃名稱，如城市、鄉鎮等的翻譯，對于一些景點的名稱音譯加意譯則較為理想。解釋是指增加的部分是對字、詞、句的字面意思的解釋，屬于創造性翻譯，在不損害原文信息的前提下，不拘泥于原文，對原文不符合譯語習慣的詞句、語序進行必要的改造和調整，以期更好地服務讀者。
6.3類比或轉譯
為使旅游信息在英語讀者中產生反響，我們采用“以此比彼”的方法拉近讀者與中國文化的距離，使他們產生親近感，激發游興。譯者可以把中文資料中有關的內容轉化為外國游客熟悉的同類內容，借譯語表達式和形象翻譯源語有特定文化含義的表達式和形象，以求等效。有的學者稱這種方法為文化替換（cultural substitution），在找不到文化對應詞的時候，使用譯語文化中同類典故、成語、委婉語等，有時會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斑@樣可以簡潔而準確地介紹人物和景點，使譯文讀者在自己文化的基礎上理解異國文化情調，加強文化的交流與理解”。
結語
以上結合從化歷史古跡的翻譯情況，分析了名勝古跡中翻譯中存在的文化因素障礙，探討了名勝古跡漢英翻譯中文化因素的處理原則和方法。隨著全球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各國之間更加頻繁地交往，旅游業將更加繁榮，我國名勝古跡的翻譯必定會更加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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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作為忠實記載亞歐非洲諸國幾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號，忠實記載和綜合反映了沿途各個民族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極為珍貴的宗教與世俗文化信息，這些信息成為許多學者關注的對象。
陜西師范大學中外民族戲劇學研究中心主任李強做了題為“絲綢之路文化藝術與文學微探”的發言，對絲綢之路文化的研究現狀和機遇進行了詳細分析。
關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現出多元分化的大趨勢下，絲綢之路成為一個更為廣闊的跨文化場域。研究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現的新魅力，產生的新影響，對拓展絲綢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間意義重大。陜西師范大學的王文通過對絲綢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讀提出絲綢之路文化不是單純的“絲綢”文化、商賈文化，它匯聚了中國文化、印度文化、閃族伊斯蘭文化以及以希臘和羅馬文化為代表的歐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疆師范大學的王佑夫用比較的方法提出絲綢之路上西域詩學的多元性、交融性、紀實性和斷層性的特征。陜西師范大學張艷奎向與會學者展示了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的兩件作者認為是關于古代吐魯番地區數學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學文書《古抄本乘法訣》和《數字習字紙片》。
關于宗教文化方面，還有許多學者從多重視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論價值及其藝術特色。韓國高麗大學鄭廣薰介紹了敦煌配圖本的版面編排。西北大學的梅曉云做了《少林寺那羅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植入和變遷》的報告，借著名的少林寺護法伽藍那羅延神的失落問題，探討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國的植入和變遷。此外，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的羅漢向大會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國的傳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權中的體現》的論文。
關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會科學院海上絲綢之路研究中心的陸蕓對近30年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研究進行了總體述評。此次會議上，還有部分學者就絲綢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藝術、民族關系、審美范式服飾美學等要素做了相關探討。
二、絲綢之路民族文學與文獻
在語言方面，陜西師范大學黑維強提出了關于古代契約文書界限類詞語演變考察的看法。吳嬡就古全墜聲母在關中西府方言的歷史演變向大會提交了論文。
在文學創作方面，陜西師范大學魏景波分析了絲綢之路與唐代邊塞詩的關系。趙穎借舊體詩這一文學范式在海上絲綢之路的傳播，提出南洋諸國華文文學的研究領域中，新加坡有大量華文舊體詩的文本，但華文舊體詩論述極少。
在文學的傳播交流方面，部分學者從文化地理學的視角，對區域文學與民族文學的關系及某區域的民族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了理論闡述。
作為一個有民族責任心的畫家，陽小毛十分清楚這一點，要讓歐洲人看懂中國畫，那么中國畫的國際化，中國民族繪畫與國際接軌是中國藝術家繞不開的話題，作為中國畫的繪畫語境當隨時生轉型，這是歷史的必然。在巴黎期間陽小毛與來自國內各美術學院的教授藝術家學者探討這一命題。他欣喜地見到一些畢業于中央美院的留學生，在法國春季沙龍、秋季沙龍中所作的各種嘗試，異國的環境迫使他們求變，他們汲取許多西歐藝術的元素融入傳統的中國畫，使之中國畫更具現代意識，也就更易于讓大胡子的老外大致明白，起碼是先從視覺上產生共鳴。他開始以國際化的目光關注傳統的中國畫，如何讓中國畫走向國際，自覺地成為他的一份責任，青年時代他對西洋畫的民族化進行過深入地學術探討，陽小毛教授是在西方形式構成美學理論影響下切入中國畫的，然后回歸到傳統。他發現中國傳統繪畫與現念是吻合的，只是如何豐富傳統形式的藝術表現值得去嘗試。他十分關注中國畫的國際化與現代化，他要讓更多的海外人士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國畫。自2001年他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畫展、2000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畫展、2002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之后，2010年到來之際畫家陽小毛將自己的畫展辦到了韓國的國會，韓國的國會副議事長以及許多的國會議員觀看了畫家陽小毛的畫展。畫家陽小毛的作品被收藏，許多陽小毛早期的創作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這些90年代的大量印刷品在收藏界流傳，并有學術論文譯成外文在一些國家與地區傳播。
畫家陽小毛曾在中央美術學院研修西洋畫，隨之公派赴法國巴黎深造，堅實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礎為提升和改造中國畫建立了自己的學科體系，力求傳統的中國畫與國際接軌，他認為無論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差異有多大，最終均屬視覺藝術，視覺藝術具有自身的視覺規律，這就為中國畫的國際化、現代化，中國畫的突破與創新提供了可能。陽小毛將傳統的中國畫傳播到世界各地，在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化的同時使自身更多地了解了世界。他走出了傳統與地域的局限，與其他本土藝術家所不同的是，他將自己的目光投向了一片蔚藍色的海洋，投向了一個更加廣大的視域。
藝術簡介
陽小毛：中國著名畫家，江西財經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畫百杰藝術家。大學本科攻讀西洋畫，先后于中央美術學院深造繪畫藝術，公派赴法國巴黎研修歐洲美術，20世紀80年代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印刷品和早期的水彩畫在國內收藏界和海外廣泛流傳。堅實的造型能力和色彩基礎為提升和改造中國畫建立了學科體系，力求傳統的中國畫與國際接軌，他認為無論中國畫與西洋畫的差異有多大，最終均屬視覺藝術，視覺藝術具有自身的視覺規律，這就為中國畫的國際化、現代化、中國畫的突破與創新提供了可能。畫家陽小毛對中國畫新視域的拓展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全國許多媒體《中國畫家》《當代名家》《美術時空》《書畫名流》《文化娛樂》等專題介紹畫家陽小毛與作品，專版介紹《畫家陽小毛掠影》刊登于人民美術出版社《水彩藝術》叢書，曾多次榮獲全國及省市各類獎項，兩次榮獲市政府獎。
1998年中國畫《女性之光》參加日本東京第51回國際文化交流展
2000年在中國北京舉辦畫展，并由《北京日報》《中國日報》予以報道
2001年在美國華盛頓舉辦畫展，并由《華盛頓郵報》《美術報》予以報道
2002年在法國巴黎舉辦畫展，并由《歐洲日報》《歐州時報》予以報道
1989年《祖國在我心中》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三次再版
2007年《陽小毛中國畫作品集》中國民族美術出版社出版
論文《陷入溫柔泥沼的當代美術》發表于《美術報》
論文《精神的追尋與放逐》發表于《美術報》
論文《漂泊的家園》發表于《北京日報》
1 問題的提出
筆者長期從事高校圖書館文獻信息資源建設的業務與管理工作，發現近年來國內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日趨困難，且有難以區分的趨勢。雖然國內有關編目機構早已了有關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或規定，但還是沒有達成統一共識，因此，出現同種圖書在不同圖書館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況，在此僅舉2007－2008年國內出版的圖書4例，如表1所示：
圖書館界曾經有“國內出版物應是中文圖書的常規”的說法，而且“由于授權版西文書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國內出版的新書目錄中，并以人民幣標價，各館多隨中文圖書一同購入，按照中文采編和西文采編各自歸口的傳統做法，于是這批書被‘順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編目組”，“受以上這些因素的影響，多數圖書館將這類文獻作為中文圖書編目，并歸人中文目錄似乎已經成為一種‘約定俗成’”。國內原版外文圖書也出現類似情況，“鑒于本土西文圖書以上特征及出版數量還不多的情況，使得該種圖書在從采購到進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為中文圖書處理”。另外，國內出版的圖書的在版編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種編目。且中文題名為正題名，外文題名為并列題名，這也造成圖書文種界定的誤導。目前，國內出版的中外文圖書征訂目錄結合在一起，圖書館一般由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負責采購，到館后再區分中外文圖書，分別移交中文編目部門和外文編目部門，國內版外文圖書與進口的國外原版外文圖書一起編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圖書的界定成為重要的業務工作。
2 中外文圖書的界定
2.1 中外文圖書界定原則
對中外文圖書的界定，一般多從圖書的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版權頁、前言、目次、出版說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種特征來描述分辨，制定詳細的區分界限。但事實上，目前的圖書出版外表特征千差萬別，舉不勝舉。例如有學者單單就國內出版的授權重印版西文圖書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種，而且以后還會有更多種多樣、紛繁復雜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圖書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詳細描述越來越無法包羅萬象，造成圖書館采編人員經常無所適從。筆者認為，圖書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圖書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們更應該解放思想，以人為本，服務讀者。拋棄采編部門注重技術、自我完善的傳統工作方式，從讀者需求的角度來考量?！拜p外表，重內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細小區別，側重從圖書偏重的主要讀者群、讀者借閱的傾向、圖書閱讀效能的最大化等圖書的使用功能、讀者實用性方面來界定。下面分別探討兩大類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 引進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譯及注釋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宜界定為外文圖書 對于與原版圖書在內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圖書封面、題名頁等地方增加翻譯中文題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圖書館一般界定為與原版圖書一樣的文種。例如有學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圖書文種的確定，決定因素是文獻內在特征，授權版圖書的特點是引進版權，受影響的只是圖書的版權，而不涉及圖書的語種”。但國內出版的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出版形式越來越多樣化，外表跟引進版權的譯著版極為相似。內容簡介、出版說明、序言、導讀、目次等內容都為中文；中文CIP及版權頁、內容改編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內容等情況日趨普遍，經常讓圖書館采編人員產生包含了這么多中文內容，是否應該界定為中文圖書的疑問。例如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的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釋版，除了按原版版權方的要求翻譯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書的正文部分之外，還在多位業界專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頁邊和頁腳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釋，算是一種新的嘗試，力求為讀者能夠提供更多的價值”。筆者認為，盡管此書章節標題有中文翻譯，內容有中文提示主題，還有中文內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簡介等內容，但是，本書還是應該被界定為英文書。與本書類似的情況還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構(英文注釋版)》、《企業應用架構模式(英文注釋版)》等書，以后多種語言交叉的情況還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 外語教學參考資料，即使是授權影印版圖書，從讀者外語學習的作用出發，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正題名應該為中文。如《挑戰日本語中級》(978－7－301－12863―3)正文為日文，是日語水平考試參考資料，授權影印版。國家圖書館界定為中文圖書，正題名為中文；北京大學圖書館雖然也界定為中文圖書，入藏中文書廳，但著錄時正題名為日文，中文題名為并列題名。筆者認為，系列文獻的中外文界定要盡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編人員在界定圖書文種時，應該查檢本館館藏狀況及通過有關出版動態信息查詢系列圖書出版預期，特別是避免多卷書前后界定為不同的文種并入藏到不同的書廳。與此書關聯的還有《挑戰日本語學生用書》(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書為《挑戰日本語》系列叢書的學生用書?！鳖}名頁與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樣，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譯，從整系列圖書總體考慮，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2.3 引進版英漢雙語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過去英漢對照圖書一般是為學習英語而編著的，當然界定為中文圖書?，F在引進版專業圖書也在正文中出現英文原版和中文譯文，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英漢對照，而是分開兩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業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雙語版專有出版權屬經濟科學出版社”。題名頁沒有英文，標明“英漢雙語”，責任者有“主編”、“譯者”，還有“譯審”，“總目錄”中顯示本書前半部分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譯，還有審譯。因此書是引進版圖書，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訪部門的圖書驗收人員很直觀就把本書界定為英文圖書。筆者認為，雖是引進版專業圖書，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譯文，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2.3 國內原版圖書的中外文文種界定
2.3.1 國內原版外文圖書出現中外文交匯在一起的狀況 為適應國際學術文化交流需要，近年來，我國學
者用外文撰寫學術專著在國內外出版的數量迅速增多，特別是隨著雙語教學的進一步開展，更多國內學者根據我國國情用外文編寫出版教材，同時外國學者在國內出版的外文專著也日漸增多。國內原版外文圖書比授權影印版外文圖書更容易誤判為中文圖書，且多數內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復雜多樣，中外文交織在一起，出現了許多不但封面、封底、書脊、題名頁有中外文字樣，圖書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內容的圖書，給圖書館圖書中外文界定增加難度。
2.3.2 沒有英文題名的英文圖書 《德國文學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本書的著者是美籍學者，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題名頁、封面、書脊、版權頁都只有中文題名，還有譯者，但第二題名頁的第二責任方式卻改為“編注”。全書是由英語寫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腳注有中文解釋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題，沒有中文翻譯，所以第二責任方式實為“編注”。有圖書館將該圖書界定為中文圖書，筆者認為雖然題名頁等處沒有英文題名，但從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文獻來考慮，并結合本書的內容特征，還是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 我國學者在國內出版社出版的學術專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漢語稱贊語中的性別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書脊、題名頁等處都出現中文題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權頁、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參考文獻，甚至正文中還出現個別中文內容，但考慮到圖書的主要文種還是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又如，對于有區分不同外文文種的圖書館，宜以主要的文種來界定文種圖書，如國內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國語言研究)(978－7－89490－391－4)，題名頁中文題名在上，英文題名在下，系我國學者撰寫的外國語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還有幾篇是日文。論文的參考文獻出現少量中文，應該界定為英文圖書為宜。
2.3.4 外語教學與自學的圖書宜界定為中文圖書 國內原版圖書《英語演講選評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紹：“我們從2002－2005年‘CCTV杯’全國英語演講大賽的半決賽和決賽中挑選了定題演講和即興演講各50篇，每篇演講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簡短的點評，指出該演講的優點和可以改進的地方”。點評和演講內容都是英文，而且本書的目錄、正文(包括演講的基本原則介紹、演講建議等)都是英文，如果只從圖書正文的文種形式來區分，一定界定為英文書，但筆者認為，從外語教學和學習的角度出發，還是界定為中文圖書為宜。
3 國內版外文圖書的采編工作
3.1 國內版外文圖書采訪職責有待明晰
國內版外文圖書經常把中文題名用大號字體突出印刷在封面、書脊等處，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錯架混進外文書廳，圖書館藏雜亂無章”的錯覺。這種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況給圖書館現場采訪也造成一定的困難，往往導致未能及時正確判明文種而造成錯過選擇的機會或采購不恰當的復本量。此外，征訂目錄都是與中文圖書混雜編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題名，與中文圖書一樣的采訪途徑，與目前圖書館文獻采訪一般按文種區分中文圖書采訪與外文圖書采訪的分工現狀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圖書采訪人員認為是額外負擔，而外文圖書采訪人員又愛莫能助，成為誰也不愿辦理的圖書采訪三角地帶。由于業務缺乏溝通，未能很好地協調國內版與國外版外文圖書采編，也沒有建立完善的鏈接檢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為合理的采編業務職責崗位的設置。
3.2 授權影印版圖書的國內拆分出版及跳頁現象
有的授權影印版圖書在國內拆分出版，如清華版雙語教學用書《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電子電路分析與設計)(978－7－302－15684－0)就是根據國內電子技術類課程教學的特點，在國內出版時一個題名下按多卷書形式出版三分冊，高校圖書館采編人員就要注意完整采購和編目。大多數雙語教材都進行改編，但一般不改編正文的實質內容，只是刪除部分內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數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刪除了原書3章，并且“編輯在對原版圖書進行刪節、重新編排頁碼的同時，為了便于讀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書的頁碼(在每頁正文的上面)”。這類書的出版特點應引起采編部門的重視，雖然每頁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頁碼，但圖書驗收人員如果沒有詳細了解本書改編影印的特點，一看到正文每頁上面的頁碼，容易誤解為圖書缺頁。有的改編版影印圖書甚至沒有重新排列頁碼，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國際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現跳頁的現象，“因為文中提到的頁碼或內容有可能已被刪掉……”，也造成圖書著錄的“頁數”項不準確。
3.3 國內版外文圖書書目數據著錄注意事項
對于國內讀者來說，正題名是檢索識別圖書的最重要標志，因此，我們一貫非常重視題名檢索點的設置。ISBD規定：“如果題名用不同的語言和／或文字，正題名應是資源內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語言和／或文字的題名”。國內版外文圖書應該著錄外文題名為正題名，把中文題名著錄為并列題名，并分別提供檢索點。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據要盡量提供原書的題名、ISBN等檢索點，以備國外原版圖書采訪時。要建立國外原版外文圖書、授權影印版圖書、引進翻譯版圖書的機讀目錄數據聯接，例如，上面列舉的引進版外文圖書《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員修煉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譯本，圖書館機讀目錄編制應該進行有效鏈接。授權影印版圖書出版發行項應該客觀著錄，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進行翻譯；許多授權影印版圖書都系叢書之一，叢編項也宜如實著錄，無須再翻譯。這可以說也是授權影印版圖書編目數據區別于國外出版外文圖書的一個特色。筆者認為，版本項應該是與出版發行項對應的，出版發行項著錄了國內授權影印出版社與出版時間，版本項就不應該著錄原版版本，原版版本應該與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錄在附注項，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開始。
4 進一步的建議與設想
通過本文的圖書實例分析和研討，筆者認為針對國內圖書出版的形式日漸多樣化，中外文交織在一起，
論文摘要:在貿易、文化、政治交流日益繁榮的今天，跨文化交流已經成為現代生活的主題曲，所以， 跨文化教育已經成為教育領域關注的焦點，英語教育理當為跨文化教育中的先行者。本文結合相關語言現象來談所涉的文化差異，并提出了大學英語教學中的跨文化教育的內涵，層次以及注意的幾方面問題。
一、跨文化教育概述
(一)跨文化教育的內涵
所謂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是指橫跨兩種文化的相關教育活動的總和。其英語同義詞翻譯過來，還可以表示為“多種文化的教育”和“異文化的教育”等。而換個角度來看，教育是一種文化傳承的載體，而教育的載體便是特定的文化基礎，也就是說教育要建立在一定程度的文化基礎上。進一步來講，每個人都隸屬于某個或多個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不同的文化，衍生不同的教育制度，因此，跨文化教育，就在在兩種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間進行。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學生教育、多民族國家中的少數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屬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疇。也就是說，在單一層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實施異文化教育的現象，都可以視為跨文化教育。
(二)跨文化教育的作用
英語教學中的跨文化教育可以讓學生接觸和了解英語國家文化，對英語國家文化及中外文化的異同有粗略的了解，并逐步擴大學生接觸異國文化的范圍，幫助學生拓展視野，使他們提高對中外文化異同的敏感性和鑒別能力，進而提高跨文化交際能力。
二、基于跨文化教育研究的英語教學措施
在實施文化教學的過程中，教師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要使文化教學取得效果和進展，教師應從以下幾方面開展工作。
1.充分咀嚼課程中的文化因素
在現有的英語課程設置中，貫徹實施文化教學最可行的一條途徑就是充分利用、挖掘各個課程中的文化因素，把文化教學真正落到實處。
以精讀課、聽力為例。精讀課以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能力為目標，從選取的材料中獲得豐富的文化信息。如:教育方式，家庭關系，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等。聽力課程也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許多的功能對話包含了日常生活中的許多方面，如問候、看病、度假、聚會、打電話等等，這些對話本身就為進行得體的交際提供了很好的典范，而且，通過一些真實的社交語境，學生可以更容易掌握一些詞的文化內涵。
2.積累豐富的經驗知識
(1)角色表演:在課堂教學實踐中，創造機會讓學生進行角色表演是提高學生跨文化交際能力的有效手段。角色表演需要學生創立真實的交際語境，考慮社會文化習俗、與講話者的關系，評價語言表達與行為表達的得體性。通過此類練習，學生可以主動地認識、感受文化差異，在實踐中培養符合交際準則的行為習慣。
(2)鼓勵與英美人士交往:學校可以組織英語角、英語沙龍等活動，鼓勵學生多與外籍教師交流接觸，學生在與外教交往的過程中，可以親身體會到西方人士不同的行為方式、風俗習慣、思維模式，也可以學習到許多生動的課堂上學不到的有關社會文化背景方面的東西。
(3)開展與文化知識有關的講座討論:學?？梢远ㄆ陂_展關于英美文化背景知識的專題討論和講座，介紹英美文化的各個側面內容，并可以對照漢語相應的文化內容，通過介紹、討論、對比、分析等有意識的活動，可以增強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使他們在外語學習中善于發現目的語文化的特點并樂于了解和學習目的語文化。
3.結合現代化手段組織豐富多樣的教學活動
以事實為中心，必須就有關當地的文化等通過授課、討論、照片、錄像帶、文獻等，使當事人獲得必要的知識。
教師可以組織學生觀看一些原版的英文影片，因為影片的內容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某個側面的縮影，教師可以有目的地引導他們注意某些文化現象，注意了解和學習非語言交際的方法和手段。學習和了解文化知識僅僅靠有限的課堂時間是遠遠不夠的，教師應該鼓勵學生課后閱讀一些英文報紙、雜志和英文原版小說，并促使他們在閱讀時留心積累有關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社會關系等方面的知識。教師也可以布置幾個文化話題，讓學生在課余通過因特網等各種媒體收集相關材料，然后開展討論。
4. 其他輔助教學方法
(1)從當地文化的觀點對一些文化現象的原因加以闡明，并指出因為行為方式不同而易帶來誤解，尤其要擺脫自文化中心的評價和判斷;
(2)樹立正確文化觀，要對當事者指出自文化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的特征;之后，闡述當地文化的這些特征，從而使其了解在進行文化交流時所產生的文化上的差異;
(3)修正認識上的偏差，將心理學的原理應用到跨文化的研究中。如利用賞與罰的心理學原理，使學習者更容易對當地文化的理解做出適當的修正。
參考文獻
大運河的輸出
在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中，馬可·波羅（1254-1324）描述了他看到的長江以北運河：忽必烈已經開通了從瓜洲到大都的水路。這條水路是一條寬而深的航道，把江河、湖泊連接起來?！队斡洝愤€記錄了他在山東一帶看到的運河城市如臨清、濟南和東平等地的情況。
近代西方人進入中國、并對中國逐漸產生影響，最早大約可以追溯到明代。這個節點與世界歷史的發展有關。史學家一般把哥倫布1492年第一次航海當作中世紀和現代的轉捩點。此后，西北歐沿海強國通過戰爭、掠奪、貿易、傳教、建立殖民地等方式逐漸向外擴張。至19世紀，歐洲在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迅猛發展。而明清時期的中國早已繁華，舉世聞名，引發了西方人的關注，當時外國人來中國，首先接觸的往往就是大運河。前往北京的外國使節、傳教士、旅行者等多取道于此。大運河沿線的水利工程、城鎮鄉村和風土民情，給外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的作品中的觀察與描述無疑有助于西方加深對中國的認識。
1488年，朝鮮人崔溥（1454-1504）在海上遭遇風浪，漂流14天后在寧波附近獲救登岸。之后，他沿浙東運河、京杭運河前往北京，歷時44天，成為明代走完大運河全程的第一個朝鮮人。他用中文寫下的《飄海錄》成為彌足珍貴的大運河史料。
日本僧人策彥周良（1501-1579）于1539年和1547年作為日本遣明使副使和正使來中國，在中國逗留5年多，多次沿大運河南來北往。他將兩次來華經歷寫成《初渡集》《再渡集》。這兩本記事性詩文集是中日關系史上的重要文獻。
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在明萬歷年間來中國。他從南京出發沿運河前往北京，沿途經過許多大運河城市。對明代運河漕運的有關情況，他甚感興趣，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做了詳細記載。
除了利瑪竇之外，明清時期有不少來中國的傳教士將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寫成書，在歐洲出版，其中不乏關于大運河的詳細描述。這一時期還有不少中國傳統典籍經翻譯而介紹到歐洲。英國傳教士、漢學家理雅各（1815-1897），是牛津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和文學教授。他不僅翻譯中國典籍，還著書立說，系統論述孔子、孟子以及中國的文學和宗教。在牛津任職之前，他于1873年4月從上海出發，坐船經大運河訪問北京，回程時去了泰山和曲阜，之后經大運河返回上海。他對中國文化的譯介，可以聽到大運河的水聲。
但外國人對大運河的描述，并非僅限于見聞。他們目的性很強，頗有系統性，撰寫專門報告，研究大運河，研究大運河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
英國學者吉恩斯在1890年在倫敦出版《世界各國的水道和水運》中提到中國的大運河，認為“就許多方面來說，世界上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的大運河。它也是所有其他運河中，我們了解最少的。”1895年出版的《時代世界地圖集》中載有中國大運河的地圖。1912年10月，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刊登F.H.金的學術論文，題目是《中國的運河，人類的奇跡》，該文對江南運河地區河網密布做了詳細的記錄。1917年在倫敦出版的《百科全書，中國》有關于大運河的詞條。
大運河的接納
通過大運河，西方對中國有所了解。而現代西方文化最早進入中國，所謂西風東漸，正是沿著大運河而播揚。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1577-1628）在利瑪竇逝世后不久抵達北京，并發現了利瑪竇的札記。明萬歷四十年（1612），金尼閣返回歐洲，他身著中式服裝出入于各國公共場合，以感人肺腑的演講宣傳利瑪竇和其他在華傳教士們的功績，并著手整理翻譯《利瑪竇中國札記》。該札記于1615年在德國出版，掀起了歐洲的“中國熱”。當時，大批歐洲年輕傳教士申請赴華，德國人湯若望（1592—1666）即是其中的一位。湯若望歷經明清兩代，為西學東漸做出重大貢獻。1618年，金尼閣離開里斯本第二次來華時，攜帶在歐洲各國募集的7000冊圖書和儀器，從杭州沿大運河抵達北京，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外國圖書館。金尼閣本人估計書籍和儀器在離開歐洲時價值1萬金幣。金尼閣擬定了一個龐大的計劃，聯絡艾儒略、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王徵、李天經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譯出版這些書籍。金尼閣二度來華后，先在南方進行傳教和譯著工作，較長時間住在杭州，并以杭州為中心沿大運河到嘉定等地活動。1628年，金尼閣在杭州去世，把“西書七千部”介紹給中國知識界的計劃流產，大部分書籍流失。1938年，北平天主教堂整理藏書樓時發現了殘存的數百部，其中有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和開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學概要》等重要的科學典籍。
之后，外國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浙北的運河城市早已成為一些外國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基地和大本營。嘉興的文生修道院西臨大運河，1902年建成之后到1908年，它是天主教中國遣使會的唯一總修院。嘉興的天主教堂在1930年建成，號稱中國第一、遠東第三大教堂。文生修道院和天主教堂均為浙江省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曾經擔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1876-1962），出生在杭州。父母均是美國南長老會在杭州的傳教士。南長老會海外傳教的第一個基地是杭州，以后沿大運河逐步向嘉興、蘇州、江陰、南京等地擴展。1904年，司徒雷登在美國結束學業，回到杭州開始傳教，他的傳教足跡正是沿大運河迤邐北去。
19世紀后半期起，大運河沿岸城市建立了相當數量的教會學校。教會學校最直接的貢獻就是把現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國。經過多年經營，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13所教會大學和幾十所教會中學為中國融入現代文明、為教育和社會的現代化作出了重大貢獻。而這些學校中相當一部分位于大運河沿線的城市或者與運河關系甚為密切的城市。
教會大學各校名師云集，各有自己的個性和特殊專業，辦學有聲有色，學生才俊輩出。燕京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新聞系，在全世界都有影響力。在二戰后的“東京審判”中，中國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畢業于東吳大學。醫科更是教會大學的強項，協和醫學院、湘雅醫學院以及齊魯大學的醫科，為中國培養了最優秀的醫學人才。
1901年，清政府廢除漕運，大運河似乎失去了歷史作用，但因為依靠大運河為廣闊腹地而有機會迅速成為中國最大港口和最繁華城市的上海，中外文化交流在20世紀結出碩果。
很多人驚異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江浙一帶大量涌現文人政客這一現象，細究起來，卻不難看出大運河的作用。正是大運河使得整個地區經濟繁榮，積聚起深厚的文化底蘊，從而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在各個層面廣泛深入進行，人才輩出是理所當然的。
（除署名外，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Grand Canal：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By Wei Daguo
Historicall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served as a corridor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The exchanges were mutual： in the early centuries， Chinese culture went out to the outside world； largely in the Ming （1368-1644） and the Qing （1644-1911） dynasties， foreign cultures began to come in.
Prosperity of the Grand Canal
One of the earliest description of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was made by Marco Polo （1254-1324）， who traveled across China for years. He mentioned the Grand Canal that connected the Yangtze River and Dadu， the present day Beijing， the capital of the Yuan Dynasty （1279-1368）. There are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the travelogue about the canal towns in Shandong Province.
It was in the Ming Dynasty that westerners began to flood into China on a large scale. Their arrival in China followed Columbus’ epoch-making travel. Afterwards， the west expanded outward through wars， trade， religious missions， colonialism， profits through looting. By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played a big role in the world. Europeans came to China， allured by the legendary wealth of China. During these centuries， foreign diplomatic envoys， missionaries， and travelers usually traveled on the Canal to reach Beijing. They were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size and the grandeur of the Grand Canal. Their reports deepened the wester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eat country in the orient.
The Italian missionary Matteo Ricci （1552–1610）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of the M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from Nanjing to Beijing and chronicled his canal tour in detail in his book. In addition to Matteo Ricci， other missionaries also wrote books and introduced their China experiences to Europe. Some missionaries even provided Europeans wit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James Legge （1815-1897）， a noted Scottish sinologist and missionary in Malacca and Hong Kong for 33 years and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at Oxford University for 21 years. He translated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and wrote books o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well a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e took office at Oxford， he started in April 1873 in Shanghai to visit Beijing. He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On his way back， he visited Mount Tai and Confucius Temple. Then he traveled on the Canal again on his way back to Shanghai.
By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the Grand Canal of China had become a constant subject in encyclopedias， map atlases， and academic books published in the west.
Western Culture Came In
While information on the Grand Canal went abroad， westerners brought western culture into China. In China scholars describes the phenomenon through the Ming， the Qing and the Republic years in words “Western Winds Blow into East.” The Grand Canal played a big role in this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arrived in Beijing shortly after Matteo Ricci passed away. A French missionary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influential westerner in China. He toured China before going back to Europe to report to the Pope on missionary affairs in China. In 1612， he returned to Europe. He traveled across Europe， publicizing the work of the Jesuit missions in China and raising funds. He appeared in public dressed in the Confucian gown. It was during his European tour that he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tteo Ricci’s China Journal. The work was published in Augsburg in 1616 and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 and widely read. Twenty-two young missionaries followed him back to China.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was one of the 22 missionaries. He served the empero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Nicolas Trigault brought 7，000 books and instruments to China and traveled on the Grand Canal all the way from Hangzhou to Beijing. He set up the first foreign library in China. He planned to translate the books into Chinese in collaboration with a group of elite Chinese scholars. He died in Hangzhou in 1628 and he was buried in Hangzhou. His translation project aborted and most of the books dissipated. In 1938， hundreds of books were found in a library of a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These books were part of the 7，000 books Trigault had brought to China.
After the Opium War in the mid 19th century， missionaries flood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anal cities and towns in northern Zhejiang were home to headquarters of some foreign missionaries in China. St. Vincent de Paul Seminary， a Catholic abbey in Jiaxing， served as the only seminary for all the missionaries in China from 1902 to 1908. The Catholic Church in Jiaxing， built in 1930， was the largest church in Chin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Far East at that time. The two sanctuaries are now cultural relic units under provincial prot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