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10 15:2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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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運用公允價值的信息成本較高。首先，應該承認我國在市場經濟與市場交易等方面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較欠發達、活躍，金融市場規模小、金融工具使用不普遍，因此，要取得有關的公允的市價就要花費很多成本。其次，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是動態的，要求會計人員在每個會計期末分析各種因素，對資產和負債的公允價值做出認定，這個過程也需要大量的信息成本。
2運用公允價值不應作為企業操縱利潤的工具。很多業內人士認為，公允價值的使用會為企業操縱利潤提供便利條件。這讓筆者聯想到：1997年至2000年間財政部大力提倡使用公允價值（1998年6月財政部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首次引入“公允價值”的概念），而到了2001年財政部又不得不緊急剎車，在當年和修訂的11項具體會計準則中強調了真實性和謹慎性，明確回避了公允價值計量；但是到了2006年2月15日，在財政部正式的39項新會計準則中涉及公允價值的就有22個。由此可以看出：公允價值計量在我國會計準則中應用的歷程比較坎坷，從一開始的大力提倡，到后來修訂中的回避，直到現在的重新引入，特別是自2006年以來，財政部對公允價值問題公開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可以得出：公允價值與利潤操縱之間并不是沒有必然聯系--公允價值本身可以成為利潤操縱的一種手段，但只要企業都能夠做到潔身自好、不投機倒把，就一定能夠回避利用公允價值操縱利潤的現象。因此，公允價值的盈余管理問題也一定能得到相應的控制。
3可操作性。在公允價值的實際操作這方面，確實含有很多不確定性，這與我國單獨的公允價值計量準則及相關指引內容的缺失有很大關聯。因此，可能會阻礙公允價值計量的合理性、有效性，給會計核算工作帶來較多的可操作空間。
4可靠性。很多人認為公允價值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估計、假設和判斷，可靠性不足。原因在于公允價值產生的前提必須是公平交易，非市場化的因素還在很多領域存在著，使得企業的部分資產與負債缺乏統一的完善的市場評價標準，難以使得公允價值有憑有據，所以信息質量很難保證。就拿公允價值在壟斷市場上的情形來說吧：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壟斷行業真實存在，因此壟斷企業作為壟斷方具有絕對的價格決定權這一優勢，被壟斷方對于交易的價格多少存在一些非自愿性。但市場始終是資產或負債價格的決定者，在壟斷市場上交易雙方如果最終在自愿的情況下進行交易，則壟斷價格仍可作為公允價值；但問題是價格的壟斷源于市場的缺陷，背離市場評價，顯然會引起公允價值的操縱問題，影響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因此不得不承認公允價值在壟斷行業的公允性是存在爭議的。當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十全十美的，會計核算也一樣，估計、假設、判斷原本就是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并互相影響可靠性。在會計領域，可靠性不等于精確性和絕對性，而應該理解為合理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在實際應用中，只要根據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實際需求，選擇合理的計量基礎和計量方式，公允價值的可靠性就能很好的體現。
應用建議
1建立規范的公允價值計量理論框架體系。自2006以來我國新頒布的會計準則中涉及公允價值計量的已有22個準則，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和會計體系進步的結果，但是還應看到：目前，我國經濟事項中涉及公允價值的相關事項很多、且缺乏規范的指導公允價值的理論基礎和缺少計量公允價值的實務基礎。隨著我國經濟與資本市場的逐步放開，公允價值計量應用的緊迫性將會越來越引起我國會計理論界的重視，因此加速完善公允價值理論體系，對具體指導和規范經濟活動的發生、堵塞原有會計計量方法的漏洞、提高會計信息的可信度，具有積極的意義。
會計信息也必須達到一定的標準才能為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以幫助投資者和債權人等更好地了解企業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由于會計信息的生成必須依賴于會計計量來完成，因此，會計計量屬性成為眾多影響和制約會計信息質量因素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在我國目前的企業會計準則中，除了傳統計量屬性之外又再次引入公允價值這一計量屬性。毋庸置疑，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引入將對我國會計信息質量產生一定的影響。各種不同計量屬性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如表2所示:那么，究竟選用何種屬性來計量所持有或控制的資產，如何保證會計信息能夠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筆者以為，首先要考慮的是資產的用途和流動性，同時還要考慮會計信息的關聯性和數據的客觀性等因素。一方面，公允價值相對歷史成本而言，在反映企業真實的價值方面，信息可能還是相對可靠的。在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公允價值會計所依據的主要是相同或類似資產的市場價格。相對來說，這些市場價格還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的。但如果市場上缺乏可比價格，就要估計和判斷。此外，公允價值會計還對一些涉及到未來的交易進行了預測，其中不乏一些涉及金額巨大的交易，如衍生金融產品的未實現損益等。及時地在表內反映這些價值變化、在表外披露信息，將降低外部投資者所承擔的風險。在具備成熟的估值技術的前提下，計算出來的價格具有一定的相關性和可靠性。另一方面，公允價值提供的會計信息同樣存在著一些缺陷。公允價值雖然能夠提供相對及時有用的信息，但在市場化程度不夠完善，同時相關法規、估值技術尚不健全的情況下，公允價值提供的并不是絕對可靠的會計信息。此外，財務報告中披露的公允價值是報告日的公允價值，按公允價值計量的會計信息會隨著時間而變化，倘若忽視這一因素而只披露某一時點或某一時段的公允價值變動額，就不利于使用者作決策。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2006年2月頒布的新會計準則，在舊準則的基礎上加上了20多項準則及指南。從對盈余管理影響的角度分析，一方面，新準則禁止了長期資產減值轉回這一傳統的盈余管理重要途徑，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通過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的盈余管理；但另一方面，新準則在固定資產折舊、無形資產攤銷等方面賦予管理者更多選擇和判斷的空間（趙治綱，2007），例如，新準則下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折舊方法以及預計凈殘值的改變，都采用未來適用法，不用追溯調整；無形資產的攤銷年限不再被限制，并且攤銷方法也不僅局限于直線法。而公允價值的重新引入，在債務重組、非貨幣易等事項上需要更多的職業判斷，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管理者進行利潤操控的空間。此外，2008年的金融危機導致很多公司的資產大幅減值，之后的市場也大不如前，處于財務困境的公司有比較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假設1：新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提高根據新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當期的公允價值變動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并且影響當期利潤。由于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基于公開、活躍的證券市場，比較容易取得，留給管理者的盈余管理空間很小。同時，金融資產一旦劃分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在今后不得重新分類為其他金融資產，因此管理者在初始分類時會持謹慎態度。目前為止，采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數目很少，并且選擇采用公允價值后續計量模式以后也不得轉為歷史成本模式。因此，本文認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不會對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重大影響。由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反映上述兩項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據此提出假設：假設2：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盈余管理程度無顯著影響新債務重組準則將因債權人讓步而導致債務人豁免或者是少償還的債務，作為營業外收入，計入當期損益，對于實物抵償債務，引入公允價值計量。這一變化為一部分公司提供了進行利潤包裝的新手段。同時在新準則下，非貨幣易也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其價值確定需要大量的職業判斷。當一些公司陷入財務困境時，管理者很有可能通過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的途徑在短期內迅速增加當期利潤，實現盈余管理目的。所以新準則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增加了進行盈余管理的空間。已有研究表明，這兩項收入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選用營業外收入作為其替代解釋變量提出假設：假設3：營業外收入越高，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在舊準則下，長期資產減值的計提和轉回是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途徑。新準則下，雖然長期資產減值的轉回被禁止，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通過資產減值損失進行盈余管理，但存貨、壞賬準備等流動資產的減值準備在滿足一定條件下仍可轉回，上市公司仍有可能通過資產減值進行盈余管理。公司管理層有可能在財務狀況好的時候，多提減值，為日后盈余管理進行能量儲備；在財務困境時，違背真實的情況，少提或不提當期應該計提的減值準備，甚至轉回以前年度計提的減值準備，使得本期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提高，從而提升當年業績。本文以資產減值損失作為資產減值的解釋變量，提出假設：假設4：資產減值損失科目數額越少，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越高操控性應計利潤是管理者可以通過會計政策、會計估計等方法操控的應計利潤，作為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之一，被廣泛地應用于各種盈余管理相關的研究中。本文首先從操控性應計利潤的角度，對新準則實施前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進行比較，檢驗假設1。其后進一步探討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對假設2、3、4進行檢驗，最后分行業對假設1的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按盈余管理動機對假設2、3、4的檢驗結果進行驗證。
（二）新準則實施前后盈余管理程度比較具體為：（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部分研究中，選擇2003年至2010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數據來自國泰安金融數據庫。對上述樣本做如下處理：剔除金融、保險業的公司，剔除模型中主要變量數據缺失的公司，最終獲得樣本公司11976家。（2）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采用非操控性應計利潤作為衡量公司盈余管理的指標，計算借鑒吳聯生、王亞平（2007）總結的通過非預期應計利潤模型的方法進行。其中，DTACt為上述計算得出的公司第t年末操控性應計利潤；dummyt為虛擬變量，若年份t≥2007（即新準則實施后），dummyt=1，否則dummyt=0；ROEt為第t年的凈資產回報率，以當期盈余與期末凈資產的比值表示；LEV為產權比率；SIZE為規模，以期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PB為市凈率；此外模型還對行業進行控制。本文對于假設1的檢驗，就是要考察α1是否顯著為正。
（三）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具體為：（1）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部分研究樣本，是在上部分研究樣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剔除2007年之前的數據，以及模型二中主要變量缺失的公司，得到樣本數據5942個。（2）變量選取和模型建立。本部分研究探討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根據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變動情況計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因此本文選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和以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替代解釋變量“；營業外收入”一直是盈余管理的重災區，在公允價值計量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利得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本文選用“營業外收入”作為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以公允價值計量對盈余管理影響的替代解釋變量；此外，本文以“資產減值損失”作為資產減值的替代解釋變量。針對假設2、3、4，本文提出模型2。其中，FV表示“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數值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YYW表示“營業外收入”，以“營業外收入”科目數值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JZ表示“資產減值損失”，以“資產減值損失”科目數額除以期末資產總額表示。其他變量的解釋同模型1。對假設2、3、4的檢驗，主要考察β1是否不顯著，β2是否顯著大于0，β3是否顯著小于0。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1）提供了兩個數據樣本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新準則實施后公司的平均業績和市凈率有較大程度提升，但平均盈余管理水平也明顯提高，平均規模和平均產權比則較為穩定。另外，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平均數額遠低于營業外收入和資產減值損失，可見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或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并不多。為了控制極端值的影響，在回歸時對所有變量進行1%~99%winsorise處理。
（二）回歸分析表（2）是各假設的檢驗結果。模型1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dummy的系數為正，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2007年之后公司的操控性應計利潤水平明顯高于之前的年份，即新會計準則實施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顯著提高，假設1的推論得到證實。模型2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FV的系數并不顯著，表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操控性應計利潤不相關，即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并不對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顯著影響，這與假設2相符。YYW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營業外收入越高，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也越高。在新準則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是營業外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該結果顯示，公允價值計量下，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性資產交易很可能已成為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新途徑。假設3的推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驗證。JZ的系數為負，在1%的水平上顯著，反映資產減值損失數額越大，操控性應計利潤越小，表明在公司需要調高利潤的年度，管理者很有可能通過少提或不提資產減值損失，增加當年利潤，粉飾業績，達到盈余管理的目的。
（三）穩健性檢驗已有理論研究認為，新準則的實施對不同行業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影響并不均衡（沈烈、張西萍，2007），本文按照行業一級代碼將樣本一分為12個組，利用模型1分別進行回歸，檢驗新舊準則對不同行業盈余管理的影響。表（3）反映了檢驗結果。可以看出，針對新準則的實施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各行業情況有所不同：新準則的實施顯著提高了制造業、交通倉儲、信息技術、批發零售以及房地產業的盈余管理水平，而農業和電力能源行業的盈余管理程度卻是顯著降低，其他行業則不顯著。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在于：由于各行業涉及的業務范圍、競爭環境、生產特征等方面均有較大差別，新準則中各項實施細則的變動對各行業公司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很可能也會有所區別；新準則實施以后的年份中，一些制度法規的變動（例如稅收政策、行業規范等）對各行業的影響會有所差別；針對一些政府重點發展和扶持的行業，例如農業、能源行業等，享受近年來推行實施的各項鼓勵政策、引導政策以及政府較大力度的財政支持和財政補貼，而進行盈余管理需要承擔一定的風險，所以相比而言，從事這些行業的公司管理層，不會有很強烈盈余管理動機。根據公司所處的財務狀況不同，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各異，相應采取的盈余管理方式也會有所差異。前人已有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動機有“洗大澡”、扭虧為盈、配股和平滑盈余等（張麗，2009）。為了保證模型2結果的穩健性，同時為了進一步探究具有何種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管理者選擇利用公允價值進行盈余管理，本文根據ROE的范圍將模型2的樣本按照不同的盈余管理動機細分為虧損公司、微利公司、配股動機公司和平滑動機公司四個組，并利用模型2分別進行回歸。其中ROE<0的公司為虧損公司，ROE的范圍在［0，1%）的公司為微利公司，ROE的范圍在［6%，7%）的公司為具有配股動機的公司，ROE≥10%的公司為具有平滑盈余動機的公司。表（4）反映穩健性檢驗的結果?？梢钥闯?，四組樣本的回歸結果中，FV的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對于具有這四種盈余管理動機的公司，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與操控性應計利潤均不相關，假設2的結論比較穩健。其可能原因在于，目前為止，我國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司寥寥無幾，不能產生重大影響，而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有較為成熟的市場為基礎，易于確定，留給管理者的操控空間很小。因此，交易性金融資產和投資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都不會對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產生顯著影響。假設3的結論對于虧損公司和具有平滑動機的公司比較穩健，說明這兩類公司更傾向于通過“營業外收入”科目進行盈余操控，而債務重組和非貨幣易很可能已成為實現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此外，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程度的影響并不十分穩健，可能的原因是，在舊準則中長期資產減值損失的計提和轉回是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方式，新準則中禁止長期資產減值轉回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管理者通過這一途徑進行盈余管理（張然等，2007），因此資產減值損失對盈余管理的影響也會相應削弱。
第二，即使在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同樣也會引起資產和負債在計量上的錯配問題。對于負債在公允價值計量中考慮了信用風險問題，那么公司其他的資產，比如無形資產，商譽也會因為公司主體的信用風險變動而發生價值的變動，如果不對這部分資產計量，則同樣也會引起錯配的問題。
第三，對于這種由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可實現性上提出質疑。SFACNo.7中強調收益只有等到可實現或者已經實現時才能予以確認。對于這種在實現性上存在很大質疑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予以確認，既不符合公允價值計量的基礎：持續經營，也不能夠提供更具有相關性的財務信息（Lipe，2002）。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于2000年的財務會計概念公告第7號（SFACNo.7）中提到：一項負債的大多數相關計量都要反映負有支付義務的主體的信用狀況（FASB2000SFACNo.7para.78）。但是FASB在2007年的SFASNo.159中的態度十分含糊，表示僅關注與金融工具特有的（instrumentspecific）信用風險所引起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要求將這一部分變動損益計入到凈收益，對于公司主體的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問題一直未能在準則中予以考慮。2005年IASB在對IAS39進行修正時，引入公允價值選擇權概念（Fairvalueoption），強調負債的公允價值應該反應包括與該項負債相關的信用風險，包括在對金融負債的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中，并且規定由公司主體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要計入損益表。基于對損益表產生的反直覺的效應的爭議，IASB在2010年5月的征求意見稿中對由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提出了新的列報形式。在征求意見稿中，FASB承認在SFASNo.159中僅僅確認了與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風險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并不充分，因為這種金融工具特有的信用風險實際上仍然是來源于公司主體自身的風險，因此該問題其實仍然是由公司主體信用風險變動引起的金融負債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的問題（FASB，2010aBC162）。
二、我國金融工具計量中公允價值應用對策分析
（一）改善我國公允價值應用的市場環境一般來說，經濟環境以及市場條件對于公允價值的影響是十分顯著的，關系到公允價值能否被廣泛的應用。針對目前我國還缺乏一個健全、完善的市場機制的狀況，目前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健全我國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不僅如此，為了能夠將公允價值有效的運用到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來，因此必須進一步規范市場交易行為，開拓新的金融工具和交易工具的種類。并需要建立透明、科學以及合理的信息平臺，為信息獲取提供便利。當公允價值所需要的外部環境被完善后，那么公允價值必然會被應用與推廣。
（二）為企業管理者制定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當企業在制定激勵機制時，應該嚴格考慮，從而確保股權激勵機制的設置條件的科學性，避免企業管理者借助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收益操縱利潤的現象。一般來說，利用公允價值變動帶來的收益往往屬于短期收益，不會持續較長時間，所以企業在考察管理者的業績和能力時要通過長期觀察和跟蹤監督的方式，從而有效監管管理者的不當行為。
（三）通過各種措施有效提高會計人員素質公允價值計量的復雜性要求會計人員必須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為了應對公允價值計量提出的高標準和高要求，政府和企業就應當對會計人員進行培訓，培訓的過程中既要確保會計人員了解公允價值的相關流程和規章制度，也需要對其進行公允價值計量的業務知識的培訓，以便其能掌握各種知識，應對復雜的公允價值計量。不僅如此，會計人員也需要端正態度，認識到只有具備較高的專業會計知識才能應對時代的發展，也要認識到工作中必須堅持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
（四）建立健全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披露和監督機制公允價值計量所呈現的信息的準確性對于投資者而言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為了確保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客觀性、科學性與完整性，就必須建立健全相應的信息披露和監督機制。一方面，這既需要企業通過自律的方式嚴格要求自己，也需要通過社會各界的監督機構加強監督，確保所披露的公允價值會計信息的真實有效，保障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二）投資性房地產業務運用公允價值當有確鑿證據表明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可以取得時，企業可以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投資性房地產進行后續計量。公允價值計量應當滿足下列兩個條件：一是市場上有活躍的房地產交易市場；二是企業可以從相關交易中獲得信息，并對投資性方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作出合理估計。目前，我國會計準則中對于投資性房地產的規定和國際準則基本一致，增強了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投資性房地產對于國際公司的可比性，進一步拉近了我國會計核算和國際會計核算的距離，為國際會計一體化奠定了基礎。
（三）金融資產業務應用公允價值準則規定，交易性金融資產、持有至到期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等均按公允價值計量，包括初始計量和后續計量，只是后續計量有些差異，交易性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在資產負債表日，公允價值的變動計入所有者權益，持有至到期投資后續計量采用實際利率法，按攤余成本計量。
（四）企業合并業務運用公允價值準則規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業合并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購買方應按照確定的企業合并成本作為長期股權投資的初始投資成本，同時，比較購買日合并成本與被購買方可辨認凈資產公允價值的份額，確定購買日應予確認的商譽，或者營業外收入。其中合并成本包括購買方付出的資產、發生的負債、發行的權益性證券的公允價值之和。除了上述業務運用到公允價值以外，企業的債務重組業務、非貨幣性資產交換業務也要用到公允價值計量?？傊?，由于公允價值作為企業盈余管理的一種手段，目前我國在運用公允價值時特別要注意其對企業利潤的影響。
二、我國公允價值會計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一）成為操縱企業利潤的工具公允價值會產生“雙刃劍”的效應，可以提高當期利潤，也可減少當期利潤，目前許多企業濫用公允價值，以粉飾經營成果，公允價值計量模式成為了許多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的工具。
（二)易受管理層主觀判斷的影響由于我國不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做的也不夠到位，運用公允價值時需要依賴企業管理層與會計人員的主觀判斷，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客觀性。特別是當相關資產不存在活躍市場時，要依賴估值人員的職業判斷和估計來選擇貼現率和對未來現金流量作出估計。
（三）應用方法缺乏規范性和可操作性如何準確確定各種活躍市場價格、類似資產公允價值變化、估值技術精度誤差、針對非活躍與非理性市場情況下采用公允價值的會計處理方式的細則規定，企業缺乏一致性的操作標準。當市場環境發生較大變化時，資產或負債的確認與后續計量會加大隨意性，給企業帶來不良后果。
（四）公允價值應用中的“順周期效應”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所謂順周期效應，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在經濟蕭條期，運用公允價值可能會低估企業的金融資產，金融機構被迫確認大量的減值損失和投資損失，使得資本充足率、信貸和投資能力大幅下降，使市場陷入“金融資產交易價格下跌———企業計提資產減值準備———投資者恐慌性拋售———金融資產交易價格進一步下跌”的惡性循環之中。二是在經濟繁榮期，恰好相反，運用公允價值可能會高估金融資產，結果使確認的投資收益增多、計提的減值損失減少，使金融機構限于盲目樂觀中，資本充足率、信貸和投資能力大幅提高，更加助長了經濟環境的過熱度。公允價值的這種順周期效應影響了金融市場的穩定。
三、我國公允價值會計的改進措施
（一）加快建立我國的公允價值計量框架由于目前我國關于公允價值的一些規定過于簡單概括，操作時缺乏具體的指南，因此學習和借鑒IASB最新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加快建立適合我國具體情況的公允價值計量框架，已迫在眉睫。
（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讓更多的投資者積極投身到資本市場的活動中來，包括改善內部控制環境、調整和完善組織結構、加強內部管理和風險控制、加強內部稽核、建立和完善信息系統及溝通，建立健全風險識別和評估體系。
2、我國上市公司2007年度運用公允價值計量的總體情況在2007年度的1547家上市公司中，有404家上市公司涉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涉及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總額68.73億元，占利潤總額的0.51%。從公允價值計量上看，多數上市公司采用評估價格作為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使用股票或者債券的市場價格作為交易性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但是由于準則沒有明確規定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的計價方法，目前對于劃分為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限售流通股投資的計價存在一定的不一致。關于股票期權公允價值的確定問題，由于我國上市公司目前普遍采用“一次授權分批行權”模式，不少公司股權激勵計劃的等待期存在跨會計年度的情形，有的公司將股權激勵費用計入了一個會計年度，而沒有按照新會計準則的要求在等待期內合理分攤。有些公司在激勵計劃中規定授予日或事后追認授予日，還有的公司授予日不明確，影響了期權公允價值的計量。
二、公允價值在實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通過前面對公允價值概念及運用的分析可以發現，公允價值的應用是一把“雙刃劍”，在促進會計信息相關性、可理解性的同時，也使會計信息可靠性受到挑戰，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缺乏成熟、有效的市場環境根據公允價值計量的內涵，公允價值的獲取應該是在一個活躍的、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進行的，它要求參加交易的雙方在自愿的原則上充分了解市場情況，信息不對稱的程度應盡可能地縮小。雖然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但這種經濟體制的轉型并沒有完成，非市場化的因素依然存在，市場還不成熟，價格難以真正反映價值，絕大多數資產的公允價值難以獲得。因此，適宜于公允價值應用的土壤和環境尚不成熟，致使公允價值計量在實踐中較難運用。
2、缺乏高素質、高技能的會計人才由于公允價值在獲取和處理上千差萬別，對會計人員的專業技能和職業判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會計人員不僅是歷史數據的記錄者和報表的編制者，而且還應是估價師。目前我國會計從業人員大約有1200萬人，80%左右的從業人員處于基礎會計階段，會計人員整體的執業能力較低，會計電算化水平及相關的信息處理能力不高，很難正確理解、計量和運用公允價值。會計人員整體業務素質偏低，綜合判斷能力較差，便成為合理應用公允價值的又一難題。
3、公允價值計量的規定缺乏一致性新會計準則中關于公允價值估計的規定缺乏一致性。有些具體準則允許采用估值技術確定公允價值，有些具體準則不允許。如《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等具體會計準則只允許采用市場法確定公允價值，《企業會計準則第8號——資產減值》等具體會計準則允許在約束條件下采用其他估值技術，《企業會計準則第22號——金融工具確認和計量》等具體會計準則更寬松地允許采用其他估值技術。此外，新會計準則體系中有關公允價值計量與披露的規定和闡述分散于各項具體會計準則及其應用指南中，關于公允價值規定的差異導致了不一致，這些不一致性又增加了公允價值計量的復雜性。
4、在極端的市場狀況下，公允價值計量可能會把危機嚴重放大與歷史成本計量相比，公允價值隨市場價格的變化而變化能夠合理地反映資產的當時價值，但在極端市場狀況下公允價值計量的放大作用顯然實非投資者的福音，在市場存在泡沫時會給投資者傳達過于樂觀的信息，反之則過于悲觀。在金融市場處于泡沫時期，公允價值計量使金融機構的資產能以遠高于其基本面的高昂估值入賬，有關機構便能在超額賬面利潤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借貸和投資，從而進一步推高杠桿比率和催生泡沫。相反，在危機的市場狀況下，正如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國際金融動蕩一樣，伴隨信心的喪失，它足以觸發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
三、結論及建議
公允價值計量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產權秩序的必要手段，也是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重要途徑，它代表了會計計量體系變革的總體趨勢。針對運用公允價值計量在會計實務中存在的問題，參照歐美國家的經驗，本文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關鍵詞：企業會計準則公允價值運用
我國財政部于2006年2月了包括1項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準則的新會計準則體系,并規定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實施。新會計準則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新的突破,其中公允價值的引入更是吸引了許多業內人士討論與分析，這也是新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的最大變化。
一、公允價值的涵義
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中對公允價值的定義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況的交易雙方自愿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清償的金額。”
按照國際會計準則的定義，公允價值是指熟悉情況并自愿的雙方，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進行資產交換或債務結算的金額。如果金融工具在活躍和流動的市場上交易，其標明的市價（需經實際交易發生的交易費用調整）提供了公允價值的最好依據。
我國對公允價值的定義與IASB對公允價值的定義大體一致。公允價值最大的特點是來自于公平交易的市場，參與市場交易理性雙方充分考慮了市場信息后所達成的共識，這種共識后的市場交易價格即為公允價值。
二、公允價值在我國會計中的運用回顧
公允價值是歷史成本法、重置成本法、可變現凈值、未來現金流量現值等會計準則體系中最重要的計量屬性之一。
在我國,公允價值的應用起步比較晚,公允價值最早運用是在1998年財政部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債務重組》中,準則中允許債務人將重組債務賬面價值與轉讓的非現金資產的公允價值或股權的公允價值之間的差額確認為債務重組收益,并在利潤表中反映。此后,公允價值又出現在投資和非貨幣易準則里。然而,這三項準則中剛剛使用這種計量屬性不到兩年內,公允價值的使用就發生了很大變動。這主要是基于當時我國相關的公允價值難以真正地顯現出“公允”,證券市場不夠發達,且流動性不強,不能流通的國有股占較大比重,還不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有較為完善的會計和證券監管體系保證會計信息的真實公允。2001年1月,財政部對這幾項準則都進行了修訂,對于有關經濟業務事項的處理盡可能的回避了按公允價值計價,而改按賬面價值入賬。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頒布的新《企業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中再次引入公允價值的計量模式,這次重新應用公允價值是國內環境與國際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而且,此次公允價值在新準則中的應用十分謹慎,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相比,我國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在確定公允價值的應用范圍時,更充分地考慮了我國的國情。
三、公允價值在新企業會計準則中的運用
此次新頒布的會計準則,公允價值計量主要體現在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債務重組、資產減值、租賃和套期保值等方面,其中金融工具、投資性房地產、套期保值三大領域公允價值的應用尤為明顯:
1.投資性房地產的公允價值計量及其應用
《企業會計準則第3號——投資性房地產》中規范的投資性房地產，是指能夠單獨計量和出售的，企業為賺取租金或資本增值而持有的房地產，包括已出租的建筑物、已出租或持有并準備增值后轉讓的土地使用權等該準則為企業的投資性房地產提供了成本模式與公允價值模式兩種可選擇的計量模式。
在成本模式下，投資性房地產比照固定資產和無形資產準則計提折舊或攤銷，并在期末進行減值測試，計提相應的減值準備；在有確鑿證據表明其公允價值能夠持續可靠取得的，企業可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的折舊、減值或土地使用權攤銷價值直接反映在公允價值變動中，并通過“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對企業利潤產生影響，不對投資性房地產計提折舊或進行攤銷。另外,期末應將投資性房地產按公允價值進行估值，公允價值與原賬面價值之間的差額計入當期損益。已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不得從公允價值模式轉為成本模式。
在目前房地產價格處于持續上漲的背景下如果一個企業購買商品房進行房地產投資,在原有會計制度下此房地產應按歷史成本記入企業的固定資產,并按其估計使用年限提取折舊。顯然,這種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房地產的市場價值,扭曲了企業投資的真實含義,不利于會計報表使用者了解企業的真實情況,極大地損害了會計報表使用者的利益。
2.金融工具確認、計量和披露中公允價值的應用
隨著近兩年我國金融及金融衍生工具的推出,其在金融企業內的作用日益突出,如何初始確認和計量、后續計量、期末估價及減值等問題變得不可回避。由于金融及金融衍生工具具有短期在市場中價值變化比較大的屬性,所以采用歷史成本等其他計量方法是不能正確反映市場價值的,而用公允價值計量則能更好地反映其市場價值。
遠期合同、期貨合同、互換和期權等被列為公允價值計量的金融工具，其報告價值即為市場價值，且其變動直接計入當期損益。這也意味著，如果企業能夠較好地把握市場行情和動向，其業績即會隨“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增加而提升；相反，如果企業的投資策略與市場行情相左，其當期利潤就會因此受損。所以，公允價值計量可以被認為是一把“雙刃劍”，與舊準則使金融工具報告價值經常被低估的孰低法有很大不同。3.企業合并中公允價值的運用
“公允價值”對會計信息的影響還體現在《企業會計準則第20號——企業合并》中。非同一控制人之下的企業合并，經營主體發生重大變化，對被并購方資產負債的記錄，以“公允價值”體現，不影響一致性和可比性原則，所得稅方面，也沒有處理上的很大爭議。因為在并購交易的過程中，實現“當期收益”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實現，其金額也有限。
企業合并中，“公允價值”是必須采用的方法，主并方公司支付的并購溢價，分配為兩部分：(1)資產負債按照“公允價值”入賬，(2)支付對價超過“公允價值”的部分，記錄為“商譽”，主并方公司未來資產折舊的基數，將超過合并各方企業的簡單加總，因而產生所得稅遞延的效果，這是產業整合的結構性利好。
除了以上幾項以外,在存貨、長期股權投資、固定資產、生物資產、無形資產、非貨幣性資產交換、企業年金基金、股份支付、收入、政府補助、套期保值、金融資產轉移和首次執行企業會計準則一系列其他準則里,公允價值計量都或多或少有所涉及,共計17項。此次在企業會計準則的修訂中擴大了公允價值的應用范圍，提高了會計報表信息的相關性，使我國和國際通行的會計處理慣例又近了一步。
四、公允價值在我國運用需注意的幾個問題
1.注意公允價值的獲取和使用問題
由于采用公允價值的價值波動是通過損益表反映的,它直接影響到企業財務的各項指標和財務信息的正確性,因此公允價值的確定辦法有待于進一步規范。但是有許多會計要素在市場上很難找到可供觀察的交易價格,將未來現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現率折算成現值計量,往往就成為估計相關價格即公允價值的最重要的技術手段。
公允價值本身是合理的,我們不能因為公允價值難以計量就放棄其在新準則中的運用,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為公允價值提供一個良好的外部條件,優化其存在的基礎。
2.大力提高會計人員的專業素質
公允價值的表現形式有多種,內容相對比較復雜。由于公允價值主要是市場價格,在沒有市場價格的情況下,要由交易雙方自己來確定,公允價值的使用需要依靠活躍的交易市場,以及會計人員較高的職業判斷能力,稍有偏差,就有可能成為企業調節利潤的手段，公允價值可能再次成為會計造假的工具。因此,為了保證會計信息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全面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勢在必行。
3.正確處理公允價值計量與歷史成本計量的關系
公允價值和歷史成本兩種計量屬性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采用是基于會計的可靠性,而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應用則是基于會計的決策相關性和有用性。在現階段是兩種計量屬性并存的事實,即在歷史成本計量屬性的基礎上,盡量采用公允價值,以求得會計信息有用、相關和可靠,并且在外界經濟環境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中,由歷史成本計量逐步向公允價值計量過渡。
總之,從發展的眼光看,按照公允價值進行計量是必然趨勢,而不能僅僅看到公允價值容易縱的局限性。公允價值能夠不斷滿足外部投資者對公司價值信息的需求,我們應該在總結前期經驗的基礎上,加大對公允價值研究的力度并促進研究成果在我國會計準則中的運用。
參考文獻:
[1]財政部:《2006企業會計準則》.《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一)投資性房地產選擇公允價值模式的影響因素分析熊軍和葉建平(2010)認為決策有用觀、融資及盈余管理的需要是深圳中航地產變更投資性房地產計量模式的主要影響因素［11］。陳放(2010)指出薪酬和債務契約、管理層的風險偏好是除成本和利潤驅動因素以外影響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模式選擇的重要因素［12］。劉廣瑞和劉依含(2010)通過對津濱發展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的分析指出，市場環境的規范化及信息體系的健全度、法律制度、企業自身的估值技術及盈余管理的需要是企業選擇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主要因素［13］。張奇峰、張鳴、戴佳君(2011)指出準則之間的差異、監管機構對公允價值的態度、資本市場的成熟程度和投資者的理性程度是北辰實業對投資性房地產采用不同計量模式的考慮因素。劉文婧(2013)認為采用公允價值使成本模式下的折舊或攤銷的稅盾效應喪失及計量模式的不可逆轉性導致企業排斥采用公允價值計量，且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會加大會計與稅法之間確認損益的差異，使企業納稅調整工作加重(王萍，唐紅艷，2011)［16］。另外，股權結構也會影響計量模式的選擇，一般國有控股企業和股權制衡度較高的企業更偏愛于使用歷史成本模式(朱智敏，2013)。從我國上市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應用的現狀可以看出，大部分公司對投資性房地產是否使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仍持觀望的態度。由于企業可以自主選擇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模式，企業一般都會選擇對自身有利的計量模式。
(二)關于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核算過程的研究針對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核算的不同問題，我國學者有不同的觀點。羅軍(2010)認為以融資租賃方式租入后又以經營租賃方式出租的建筑物(無產權)應納入投資性房地產的核算領域［18］。張慶考(2011)建議新建和改擴建的投資性房地產統一通過“投資性房地產———在建”科目進行相關會計處理，同時指出采用公允價值模式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終止確認時，應將原計入所有者權益的金額轉入當期損益［19］。何志勇(2011)指出當其他資產轉換為投資性房地產之后再轉回為其他資產時，應將原計入其他資本公積的金額轉入“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當出售、轉讓投資性房地產時將不再對“公允價值變動損益”科目進行調整，如需調整，應調整“其他業務成本”科目。吳艷芳(2011)認為應在“其他業務成本”科目下增設兩個二級科目“其他業務成本———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投資收益一其它”，從而解決投資性房地產處置時對損益產生的不利影響。
(三)關于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相關性的研究與歷史成本相比，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能提高會計信息總體的價值相關性，也能提高每股凈資產的價值相關性(樊麗麗，2012)［22］，且對股價具有增量解釋力，但這種解釋力隨著企業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會有所降低;而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與企業凈利潤變動的相關性較弱，與凈資產變動未呈現出明顯的相關性(劉佳琪，2013)，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提高了資產負債表的信息含量，從而使投資者更多地從資產負債觀角度關注企業的會計信息(張志紅、田粟源，2013)?？梢娡顿Y性房地產以公允價值計量能更準確的反映企業當前的資產價值，充分反映投資性房地產的真實價值和獲利能力(侯魁，2013)，但在提高信息相關性的同時公允價值評估費用會加大企業的信息成本，增加企業的財務風險和經營風險(房志紅，2010)。投資性房地產的價值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下會隨市場環境的變化做相應的調整，公允價值模式具有動態性，能提供更相關的會計信息。
(四)關于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計量模式的應用對財務信息影響的研究應華羚和張維賓(2008)系統的分析了投資性房地產采用公允價值計量模式對企業會計信息、財務指標、融資、經營決策及盈余管理等各方面的影響。采用公允價值計量的投資性房地產所提供的會計信息更具有相關性和可比性，能滿足企業對利潤的需求，并且有利于改善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提高企業的融資能力(歐陽愛平、潘天笑，2009)。若行業處于經濟周期的迅速上升期，那么采用公允價值計量能對企業財務報表產生積極的影響(吳丹，2012)，但如果未來較長時間內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走勢不明朗，將會為公允價值的廣泛應用帶來隱患(侯魁，2013)。此外，公允價值計量可能降低利潤與現金流的相關關系，致使企業盈虧不定，擴大其經營風險、財務風險和籌資風險，給企業利潤分配政策的制定制造障礙(王萍、唐紅艷)。因此，選擇投資性房地產后續計量模式時既要結合本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也要考慮行業發展趨勢。
二、經理人與投資人策略選擇分析
由演化博弈動態過程相位圖中可以看出，鞍點G越靠近均衡點O，區域ⅰ的面積就越小，系統向穩定均衡點（0，0）演化博弈的概率也就越小，而向穩定均衡點（1，1）演化的概率將增大。所以將分析演化路徑的影響因素，轉化為分析三角形區域ΔOGL和三角形區域ΔOGN面積的影響因素。兩個三角形區域面積公式如下。
三、政策建議
二、公允價值信息披露沒有統一規范
我國當前的會計準則在公允價值信息披露上存在紕漏，規定內容不詳細且不確定，相關規定分散在各準則中，缺乏統一化。具體準則雖然要求上市公司應該披露公允價值，但事實上大部分公司并沒有按準則行事，只是不停地鉆準則規定上的漏洞，形式化的應付披露問題，對基礎、未來資金流量、折現率等公允價值部分沒有完全公開，披露真正有價值的信息少之又少。另外，公司盈余空間、資產減值、債務重組等應該披露公允價值的相關信息，更是無處可尋。報表在某種意義上也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根本就無從判斷信息的真實性和公允性。在我國，上市公司一般要求按照三個層次對公允價值進行披露。第一層次是企業在計量日已經獲得的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上的報價，以該報價為依據確定公允價值。由于會計準則的不規范、不系統性，很多上市公司在計量日，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就會對當時的資產和負債進行隱瞞或者改變報價，進行不真實的公允價值信息披露。這是對投資者的一種欺騙，投資者有權獲得相應上市公司真實的公允價值信息。第二層次是企業在計量日獲得了類似資產或負債活躍在市場上的報價，以該報價為依據確定公允價值。同上面的做法，一些上市公司鉆了會計準則的漏洞，故意隱瞞或者曲解這一層次上的公允價值。虛假財務報表，隱瞞真實的財務信息，使得投資者對企業將要獲得新的收益和產生的新負債不了解甚至一無所知。第三層次對企業無法獲得相同或類似資產和負債進行市場報價。這一層次公允價值信息的披露更具有隱蔽性。有時候上市公司為了維持股價，故意散布一些重組以及重大合同等信息，但不久又以種種借口予以否認；或者企業本沒有很多欠賬，但為了少分紅，故意披露虛假債務信息等做法。這些做法本就是對投資者和大眾的一種無視和欺騙，但由于財務會計準則等規定的模糊不確定性，造成即使發現上市公司錯誤做法也不好進行處罰與管理。
三、會計人員的整體素質較低
公允價值的表現形式還是比較多的，有成本重置、企業資產的現凈值、歷史成本等等。落實到具體操作上，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考慮的問題在不同的角度也不盡相同。比如需要取得最合適產品市場價時，需要觀察同類產品的市價如何，再進行分析比對；另外，如果沒有發現同類產品的市價，那么就要用估值技術來估計價格，然后對估值技術的具體問題進行分析等等。所以對于公允價值的取得不僅需要會計準則上做出相應的指導，還需要會計從業人員以專業素養進行職業上的判斷。可是，國內目前真正掌握公允價值確定方法的會計人員數量有限，從而也客觀上導致了公允價值在國內使用效果不明顯。就目前公允價值在我國的應用情況分析，國內對公允價值計量還不熟練，這需要加強會計人員在公允價值計算上的學習和進修，提升專業知識和工作素養。由于公允價值對于一個企業過去和未來交易雙重關注和涉及，會計人員不僅要了解所在企業本身發展的經濟業務、市場現狀、管理層在經濟上的動向，同時也要熟悉該企業所處行業市場現狀和走勢的大背景，還要結合大背景和企業現狀洞悉經濟上的風險，及時提出方案并解決。這就要求會計人員要掌握更多的知識點，精通會計專業知識的同時，還應熟練掌握諸多財務軟件，實現用計算機進行現代化財務信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