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6 18: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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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礦業境外投資存在問題
礦業企業融資困難盡管國際上已經形成了包括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中國香港、澳大利亞證交所、英國倫敦證交所、私募基金等融資平臺，目前我國還沒有針對礦業這樣一個高風險行業的融資平臺。礦業企業融資方式相對單一，多為銀行貸款和風險基金等方式。對于境外礦業投資企業而言，一方面，海外收益不能作為在國內銀行貸款的依據，另一方面，國外的資產評估結論國內又不承認，這無形中成為境外投資銀行貸款難以逾越的障礙，給礦業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實際經營帶來了阻力。此外，全球金融危機以來，諸多金融機構資金普遍收緊，礦業企業特別是中小礦業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融資條件也日漸嚴格，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造成礦業企業的融資渠道相對狹窄，且融資規模較小。境外勘查開發投資風險大企業開展境外勘查開發投資活動面臨著國內外雙重壓力和風險。一方面，由于國家不同、地區不同，存在的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這種差異導致企業在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員工價值認同等方面的不同，而且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實現管理、認同等方面的相互協調和融合；另一方面，對于境外投資企業來說，還要面對國內外兩個不同市場和貨幣體系的壓力，比如，國內外利率、匯率的雙重變動、礦業原材料價格雙重走向等問題。這些因素都加大了國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境外礦業投資門檻提高近年來，很多國家對資源政策表現出收緊的勢頭，對于收購審批程序進一步嚴格，附加條件也越來越多。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利用礦業權協議條款重新談判、調高稅率、提高國有企業參股比例、戰略性資源國有化、礦業權重新審查等各種手段，加強了對資源的控制。例如玻利維亞出現了“當地資源民族主義”，宣布其所有的礦業權全部由國家所有；再如2009年紫金礦業曾在海外收購一個儲量達1500萬t的銅礦，由于審批手續半年多還未結束，最終錯過最佳收購機會。此外，還有一些國家要求進入本國經營，必須辦理臨時簽證，才可獲得法人資格，越來越多的國家在臨時簽證的辦理中愈發嚴格。這對我國企業境外礦業投資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根據安永的2011年全球礦業和金屬業的主要戰略性商業風險報告，資源民族主義風險由2010年的第四位上升至第一位。3．4中國“”的負面影響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在海外不斷升溫。由于近年來我國海外投資相對集中于能源和礦產領域，加之部分參與海外投資并購的企業具有“國有”背景，部分發達國家開始渲染中國擴張、中國威脅等國際輿論，一些限華政策和對華貿易壁壘層出不窮，許多投資國政府對中國海外并購礦產資源項目的審批更加嚴格和謹慎［4］。這些不良的國際輿論環境，成為中國礦業企業跨國投資的經的重要障礙。
(一)境外投資項目立項后審批前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
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主要是審查投資所在國（地區）的信譽、投資風險等級，投資所在國（地區）有關投資項目方面的法律、法規，投資所在國（地區）外匯管制狀況，以及投資回收計劃的期限是否合理。外匯資金來源審查主要是審查境內投資者是否利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根據《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限于境內投資者的自有外匯，未經國家外匯管理局批準，不得使用其他外匯資金。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須報國家計委審批。外匯主管部門受理后30日之內出具正式批復。
(二)批準境外投資項目后的外匯管理
境外投資項目經有關審批部門批準后，境內投資者到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辦理登記建檔、匯出投資資金等有關手續。隨后，境內投資者須向外匯管理部門定期報送境外投資企業的年度財務報表，接受外匯管理部門的監管。
(三)對境外投資利潤匯回保證金的管理
按照規定，境外投資企業在匯出資金前必須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但援外項目、不涉及購匯及匯出外匯的境外帶料加工裝配項目和中方全部以實物出資的境外投資項目，可以用境外投資利潤匯回承諾書代替保證金支付。保證金存入外匯局在指定銀行開立的保證金專用帳戶。
(四)對境外投資項目境外融資的管理
對境內投資者利用國際商業借款進行境外投資，需要經過國家計委批準。境外投資企業根據經營需要，可以在境外自行籌措和運用資金，對此不列入國家外債管理范疇，但如果需要境內母公司、境內金融機構以及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必須經境內投資者所在地外匯管理部門審查，并報國家外匯管理局審批。
二、現行境外投資外匯、外債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一)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過嚴，阻礙了境外投資的發展
為了平衡國際收支，防止外部金融風險向國內傳遞，我國一直實行嚴格的資本項目外匯管制。在亞洲金融風暴中，資本項目外匯管制成為維護我國金融安全的重要手段。此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雖然有所放松，但對境外投資的管制仍很嚴格。目前，我國限制企業購匯進行境外投資，除戰略性項目、援外項目和帶料加工項目可以購匯進行投資外，其余項目的境外投資以企業的自有外匯為主。企業有自有外匯的，首先使用自有外匯進行投資；沒有自有外匯的，可通過貸款等進行投資。另外，我國鼓勵企業使用實物投資，或以設備投資，或允許企業不結匯出口。企業能用于境外投資的自有外匯和籌措貸款的能力十分有限，依靠實物投資也存在很大的困難，這些都不利于境外投資企業的經營和規模的擴大。調查中，企業普遍反映以現有設備投資難以符合項目的需要，因為有些設備技術落后，甚至是國內已經淘汰的設備，為適應東道國的競爭需要，許多投資項目需要購買新設備。而以貨物不結匯出口的方式投資，雖然可以部分解決企業投資資金的問題，但輸出的貨物必須銷售后才能變成資本，企業的投資能力受到其銷售能力的制約，結果許多項目因無法及時獲得外匯資金而喪失有利商機。
(二)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對企業資金周轉不利
為保證企業境外投資資產不流失，我國要求境內投資者交納外匯匯出金額5%的利潤匯回保證金。利潤匯回保證金管理也屬于資本項目外匯管制的重要內容，其本意是鼓勵境內投資者將境外投資所得匯回國內，但對企業來說，卻占壓了大量資金，妨礙了企業競爭力的提高，尤其是在境外投資的初創階段，境外企業多半無法創造利潤，保證金的占壓增加了企業的負擔。調查中，許多企業反映保證金管理對促進利潤匯回的作用并不明顯，有時會迫使企業采用規避保證金管理的投資渠道。境外投資企業在獲得盈利以后，多半希望擴大規模，進一步提高盈利能力，如果將利潤匯回后再投資，則將再一次面臨繁瑣的審批程序。雖然利潤直接轉為再投資也需要主管部門的審批，但手續相對容易。許多企業為了降低擴大規模的成本，傾向于將利潤留存在境外。為解決保證金資金占壓問題，需要用現匯進行境外投資的企業，有時不得不轉向境外帶料加工貿易的投資方式，或是一些非正常的投資渠道，造成資源不必要的浪費。
(三)對國際商業融資的控制，阻礙了企業利用國際資金市場
境內投資者如果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屬于我國外債管理的范疇，需要國家計委的審批。境外投資企業的境外借款則不受此規定的管轄。但如果需要境內投資者、金融機構或其他部門、單位提供擔保，則要經過外債管理部門的批準。對境內投資者使用國際商業貸款進行境外投資的限制，實際上阻礙了企業對外部資金市場的利用，而利用外部資金市場，企業往往可以獲得更有利的融資條件，對降低成本，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大有裨益。調查中有些企業反映，在其對項目進行調研論證的過程中，許多得到消息的外國金融機構也會對該項目進行考察，如果認為該項目有利可圖，則會為企業提供信息便利和附有有利條件的貸款承諾。但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使用這部分資金非常困難。
三、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我國對境外投資進行嚴格的外匯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維護國際收支平衡，防范外部金融風險。短期內，境外投資增加了資本項目下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產生負面影響，但這只是境外投資引起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直接變化。為全面評價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我們還要考察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長期、間接影響，包括對國民經濟穩定發展的影響，對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影響，子公司和母公司盈利能力的變化對國際收支的影響等方面。
(一)利用自有資金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對于資源類項目，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匯支出，但彌補了我國資源的不足，對國民經濟總體發展非常有益，而國民經濟穩定發展是國際收支平衡的根本保證。我國在境外投資開發國內稀缺資源，可以直接控制境外資源，保證國內資源的及時供應，而且在國際市場價格變動頻繁時，也可以起到穩定國內資源價格的作用。寶鋼在巴西投資開采的礦石就全部運回國內。進口到國內的資源，國內進口商支付的外匯最終會成為境外企業的利潤。這些利潤作為投資收益計入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因此國內企業控制的境外資源進口對我國國際收支不會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有的項目在彌補國內資源不足的同時，也在國際市場上銷售，從而可以增加我國的外匯收入，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例如，農化集團公司每年可以為國內提供50～100萬噸磷肥，其余的大部分均銷往國際市場。
對于市場開拓類項目，境外投資有利于提高產品的知名度，促進出口的增加。如果境外企業盈利增加，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計入經常項目，國際收支得到改善。即便企業在境外的工廠虧損，只要能夠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帶動國內產品的出口，也會改善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例如，海爾公司在美國建廠后，在國際市場上的商譽大大提高，其產品出口每年翻一番，2001年出口額高達4.2億美元，2002年計劃出口8億美元。在境外進行以加強技術研發、收集市場信息和加強售后服務等為目的的投資，也可以通過增加母公司的國際競爭力，促進國內產品的出口，對改善國際收支有促進作用。
對于尋求有利投資環境的項目，如利用當地廉價的勞動力，避開某些發達國家的配額限制等，只要這些項目不與國內生產商形成競爭關系，對國際收支的影響也將是積極的。目前華源在加拿大、墨西哥、泰國等國進行的紡織服裝加工投資就屬于此類。受當地勞工管理的限制，這些項目并不能帶來大量的勞務輸出。但由于這些國家的紡織服裝出口沒有受到像我國那樣的配額限制，我國企業就可以繞過發達國家的貿易壁壘。這些企業如果在國內擴大生產，產品根本無法出口或出口成本很高?？梢哉f，這種項目不但不會與國內產品形成正面沖突，反而可以擴大國內原材料的出口，促進了我國出口的增加。
另外，還有一部分項目以帶動生產資料（包括設備、原材料、勞動力和技術）輸出為目的。這些項目對國際收支經常項目的改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二)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的境外投資對國際收支的綜合影響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大型金融機構一般都在全球范圍內尋求融資對象，并形成了高效的投資決策機制，對可能投資的項目進行評估。如果項目收益前景良好，則這些機構愿意為項目的投資主體提供各種服務，如信息咨詢、優惠貸款承諾等，以此與這些投資主體保持良好的關系。一旦項目運行，這些機構通過提供貸款從中獲利。由于這些機構能夠提供比國內銀行更好的服務和更優惠的融資條件，且沒有換匯成本，我國企業很愿意利用境外融資進行境外投資。目前，我國少數優質大型企業，如中集集團已具備無需銀行擔保的國際融資信譽。
利用國際商業融資進行境外投資，雖然增加了外債，在償還時增加了外匯支出，對國際收支長期平衡產生負面影響，但企業在獲得有利條件的融資后，盈利能力提高了。企業境外投資收益的增加可以反映在經常項目上，有利于國際收支的改善。
四、政策建議
“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旨在鼓勵企業擴大境外投資，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增強國際競爭力。改善外匯、外債管理可以為企業擴大境外投資提供便利，有助于更好地貫徹實施“走出去”戰略。為此，我們可以從下面幾個方面著手對現行管理制度進行完善。
(一)適度放寬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限制
這順應了境外投資發展的需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經濟仍將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外匯儲備還將維持在較高的水平，從而為境外投資用匯的放開提供了有利時機。但是，出于我國資本項目開放總體進程的考慮，對境外投資外匯管制的放松必須是部分的、漸進的?？梢钥紤]由計委主導，并綜合各部門的意見，制定一個年度境外投資額度的總盤子。在額度內，對符合境外投資鼓勵條件的企業和項目，從寬進行外匯審批，并簡化審批手續，允許企業開立用于境外投資的資本項目外匯帳戶。
在這種管理模式下，如何制定年度境外投資總規模成為關鍵。在制定總規模時，需著重考慮境外投資引起的資本流出凈額對外匯儲備水平和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及境內企業對境外投資用匯的需求。我國外匯儲備已經超過2300億美元，遠遠高于滿足3～4個月進口需求的水平，即使將資本外流、償債等外匯儲備支出需求因素考慮在內，比較保守的估計是，如果制定100億美元的境外投資額度，將不會降低我國的國際清償能力，而且可以滿足境內企業境外投資的需要。對此，我們可以以1998年的資本外逃對國際收支的影響情況作參考。盡管當年因外部沖擊，資本外逃情況相當嚴重（經查實在200多億美元的應收未收外匯中，有100多億屬于逃套匯），資本項目下出現了逆差，但由于經常項目有較大盈余，我國的國際收支仍表現穩健，當年外匯儲備增加50億美元，達到1450億美元左右。因此，如果我們將境外投資額度設定在100億美元左右，并不會威脅國際收支平衡。根據有關主管部門的分析，境內企業是否進行境外投資主要根據企業自身的發展狀況和條件而定。由于國內市場發展穩定，放開外匯限制并不會造成大量資本流出的局面?，F在我國每年境外投資額穩定在20多億美元，如果放開對境外投資的外匯限制，那些過去沒有經過正常渠道出去的投資將浮出水面。將這部分境外投資需求考慮在內，估計我國每年的境外投資需求大約在30～50億美元。因此，100億美元的額度是可以滿足境外投資需要的。
(二)簡化境外投資外匯管理程序
根據有關部門的意見，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的審查可并入主管審批部門的職責范疇，無須指派單獨的部門進行審批。為簡化審批手續、提高效率，可考慮改變職能轉移后的外匯風險和外匯來源審查方式。由于外匯風險主要考查的是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匯兌風險等內容，因此可將外匯風險審查并入境外投資的國別政策管理。
外匯來源審查主要包括審查用于境外投資的外匯資金是企業的自有外匯，還是其它外匯資金（購匯，貸款等），外匯資金的來源是否合法等。原來審查外匯來源主要是在國家外匯短缺的歷史條件下考查企業的創匯能力或外匯平衡能力，將境外投資企業的外匯資金來源分為自有外匯和其他外匯資金（購匯和外匯貸款等），規定外匯來源以自有外匯為主。以購匯進行投資雖然會改變外匯市場的供求狀況，但在實行總量控制的前提下，這種影響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因此可取消以自有外匯為主的管理辦法，允許在額度內購匯進行境外投資。不再區分自有外匯和購匯以后，對企業只須進行資金來源審查。在進行資金來源審查時，對使用財政撥款、政策性銀行貸款的項目要嚴格，對使用自有（籌）資金的項目應放寬，而不論企業的自有資金是外匯還是人民幣，因為企業使用自有資金，投資風險由企業自己承擔。對外匯資金來源的合規性審查今后仍可由外匯主管部門執行。
剝離審批職能后，外匯主管部門只負責為企業辦理外匯支付手續，監督企業外匯收支情況。同時設立國際收支預警機制，由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對國際收支進行監督。如果國際收支出現惡化，則應立即通知審批部門放緩或停止對境外投資項目的審批。
(三)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
企業盈利后存在強烈的擴大規模的傾向，而利潤即便留存在國外，同樣會改善國際收支狀況。因此，可考慮取消利潤匯回保證金要求，同時通過加強對境外投資項目的事后管理來防止國內資產的流失。
我國境外投資的始于改革開放之初。但當時國際收支平衡壓力大，外匯資金短缺，投資主體單一（主要是國有企業），國際市場經驗不足，因此境外投資主要是設立貿易公司或者窗口公司，投資規模較小。20多年來，我國境外投資由無到有，不斷發展壯大，尤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呈現出高速發展的態勢。到1998年底，境外企業數達到5666家，中方協議投資總額為63.3億美元。從1979～2001年底，我國累計設立各類境外企業6610家，中方協議投資額84億美元。更為重要的是境外投資突破了以往的單一模式，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體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1投資地區多元化
中國境外投資原來都以港澳投資為主，到2005年底已經遍及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亞、非、拉美新興市場投資很快。截止2004年底，我國在港澳合計設立境外企業2856家，中方協議投資43億美元。
1.2投資目標多元化
我國傳統的境外投資的目標大多是以設立貿易公司并將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或者設立開發公司并將原材料（包括資源）供給環節內部化。當前境外投資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多元化趨勢：一是市場服務性的投資，即通過投資建立完善的國際營銷及服務。如溫州的月兔電器集團公司在西班牙設立公司，為出口的空調提供零配件和售后服務。這種境外投資的目標是產品服務環節的內部化，可以視為進出口貿易環節內部化目標的延續和深化；二是出口導向型的投資，即在出口市場或者出口市場的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生產基地，主要設備、原材料由國內供給，產品一般在境外銷售。這種境外投資大多是我國邊緣產業（也是優勢產業）向其他國家的轉移，符合產品生命周期；三是技術獲取型的投資，通過投資加強與國外的技術合作，獲取上游技術。如東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在美國設立依斯泰克有限公司，進行CDMA技術和產品開發。
1.3投資主體多元化
從20世紀90年代起，民營資本境外投資占投資總額的比重逐年上升，到2004年已經達到60%，其特點是規模較小但是效益普遍很好。這一點與國有企業恰恰相反。
1.4投資方式多元化
除傳統的新建投資外，大多數企業在境外投資選擇合資、參股的方式。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發揮各投資方在資金、技術、原材料、銷售等方面的優勢，形成優勢互補，并且不易受到東道國民族意識的抵制，容易取得優惠待遇，減少投資風險。同時，在經營上較少受到各種限制，有助于打入新的市場。
上述的我國境外投資呈現的多元化趨勢并非偶然，它是在國際形勢和我國國內經濟發展水平的雙重因素下產生的。如果把我國的境外投資過分簡單化、或者模式單一化、或者過度強調某一種所有制形式或者投資形式都不利于我國“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不利于境外投資的健康、持續發展。構建我國境外投資宏觀管理框架，必須從經濟規律入手，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境外投資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需要。
2構建多層次的重點管理模式
境外投資作為國家宏觀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和滿足現階段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加強國際經濟合作的需要。我國境外投資基本戰略目標應該以下述三個方面為主：第一，獲取我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資源，主要包括我國日益短缺的鐵礦、石油、木材等；第二，發揮我國比較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通過成熟技術和設備進行投資，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出口創匯；第三，向發達國家投資，獲取高精尖技術，進入產業價值鏈的上游環節，發揮后發優勢。
根據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以及境外開發的可能性，今后應將境外資源開發的投資重點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采礦業。我國礦產資源總儲量固然較大，但許多礦種的品位較低。在我國已探明儲量的鐵礦資源中，貧礦高達95%以上，平均含鐵率僅為30%，加上交通和開采條件的限制，難以滿足國內生產的需要。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鐵礦資源卻相當豐富，供過于求，利用直接投資開發國外鐵礦資源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經濟、合理的。二是石油業。我國石油資源比較匱乏，人均石油可采儲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9，而我國在石油勘探開發方面已形成了較強的技術能力。發揮這種能力優勢，在境外投資開采石油，既可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需要，又能為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保留較多的不可再生資源。三是林業。在過去一段時期內，我國林木資源受到了過度的開采和破壞，使本來就不豐富的林木資源進一步銳減，現有人均林木蓄積量僅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6。為了彌補國內林木資源的不足，很有必要增加這方面的境外投資。值得注意的是，資源開發型項目所需投資額大，投資回收期長，受地理位置的限制較大，一旦東道國政治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投資不易轉移，因此對這類投資項目應加強可行性研究和投資風險預測，同時要有雄厚的資金和政治上的保證。
二、重點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制造業投資
制造業是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首要行業。這個行業門類眾多，輻射面廣，對經濟發展關系重大，并且擁有很大的市場需求量，因而受到國際投資者的高度重視。對于我國而言，將制造業列為境外投資重點行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首先，我國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制造業生產規模已很可觀，其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顯著提高，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定的競爭能力；其次，我國制造業擁有大量成熟的、標準化的適用技術，符合發展中國家小規模、低成本的生產需要，將其用于境外投資不僅容易找到立足點，而且能帶動本國技術設備、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充分發揮我國在技術方面的相對優勢，獲得比較經濟利益；再次，目前國際上對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產品的進口限制日趨嚴格，依靠擴大出口來發揮我國制造業的生產潛力有很大難度，而通過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在國外實現就地生產和銷售，有利于繞過國際貿易和關稅壁壘，擴大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有率。此外，我國制造業中某些產品的生產能力已經過剩，并已出現不同程度的生產滑坡，通過境外投資將其轉移到國外，既可使富余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延長這些產品的生命周期，又有利于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然而，目前我國制造業的境外投資不僅規模偏小，而且層次偏低，主要集中于技術簡單的初級加工制造行業，這與我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產業地位和龐大的經濟技術實力很不相稱。因此，國家應該采取有力措施，對制造業的境外投資進行重點扶持和政策引導。尤其是在機械加工、輕工紡織、化學工業、家用電器等制造業領域，我們應該充分發揮技術上的相對優勢，擴大其對外投資規模，并逐步由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為主過渡。以家用電器為例，目前我國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電風扇等產品制造技術已進入成熟期，其在國內的市場已趨飽和甚至生產能力過剩，亟須拓展國外銷售渠道。然而，由于這些產品直接出口受到其他主要出口國（主要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供給競爭和進口國貿易壁壘的雙重限制而不易發展。在這種情況下，積極利用境外直接投資方式就成為這些富余的生產能力謀求實現的最佳形式。當代國際投資經驗表明，這類投資不僅能獲得廣闊的國際發展空間，而且也有利于獲得較高的投資效益。
三、適當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
所謂高新技術是指以微電子技術為代表的一個新興技術群，包括信息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技術、海洋開發技術、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等。目前，這些高新技術正在呈現產業化趨勢，在發達國家逐步成為支柱產業。為了在世界高新技術產業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一些國家紛紛向技術先進的國家投資，在那里新建高新技術子公司或收購兼并當地的高技術公司，借以進行科研開發和引進新技術、新工藝以及新產品設計，實現高新技術的輸入和回流，促進國內產業結構高級化。
我國目前對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雖然已經起步，但投資規模明顯偏小，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帶動作用不大。為了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技術水平和層次，很有必要擴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規模。首先，我國已有較強的高新科技研究開發能力，在微電子技術、宇航技術、生物工程、超導研究等領域具有一定優勢，我們應該充分利用這種優勢，發展境外投資；其次，目前在國際市場上高新技術產品很暢銷，其附加值也相當高，對該領域投資不僅有利于獲得豐厚的收益，而且能提高我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占有率，這符合我國境外投資的戰略目標；再次，發展高新技術領域的境外投資，能打破國外競爭對手的技術封鎖和壟斷，獲得一般的技術貿易、技術轉讓許可協議及其他方式得不到的高級技術和最新科技信息，從而加快我國科技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進程。
考慮到我國目前的情況，可以將高新技術產業的境外投資大體分為兩類：一類以技術回流為主要目的，即針對高科技發達的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舉辦合資合作企業和參與科技聯合開發等，從中學習和吸取對方的先進技術，然后將技術傳輸回國內運用；另一類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為目的，即在國外組建高科技產品開發和經營公司，就地生產和銷售，或者將開發的新產品交給國內企業生產，然后再將產品銷往國際市場。
四、逐步提高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的投資比重
最近十多年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的一個顯著變化是：用于金融、保險、房地產、咨詢和旅游等服務業的投資額大幅度增長。據聯合國跨國公司中心統計，20世紀70年代初的世界直接投資存量總額中，服務業約占25%，到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接近40%，到90年代初期已提高到50%左右。迄今為止，用于服務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呈現增長趨勢。國際服務業領域投資之所以迅速發展，根本原因在于隨著國際化大生產的發展，國際分工日趨精細，要求把為生產和管理服務的若干職能分離出來，實行專業化。而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反過來又方便了資金的融通，加速了信息和商品的流通，有利于生產技術、產品質量的改進和提高，也有利于產品、人員和技術的國際交流，從而大大促進生產資本的國際化。從東道國來看，在第一、二產業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會對服務業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增加這部分項目和設施，提高金融服務、咨詢服務和旅游服務的效率，因此一些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先后取消了對金融保險等服務業領域外國投資的限制，這也促進了服務業國際投資額的增長。
在我國非貿易性境外投資中，目前服務業投資所占比重僅為19%，這一偏低的比例與國際投資發展潮流不相吻合，因而需要逐步提高對服務業的投資比重。與第一、二產業相比，服務業投資風險較小，投資回收期較短，而且資金有機構成較低，勞動力容量較大，發展服務業的境外投資適合我國現實情況。同時，只有加快對服務業的境外投資，才能配合其他行業的投資，增強我國境外投資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特點，目前應大力對外開拓發展的行業有：一是金融保險業。它有利于我們在國際上融通資金，增加境外企業和國內企業的資金來源，防范和化解境外投資風險，對我國境外企業的成長發展起到重大的支撐作用；二是建筑承包業。它是建立在人力資本輸出基礎上的，既能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人力資源，緩解國內的就業壓力，又能帶動國內設備和材料的出口，獲得更多的外匯收入；三是交通運輸、醫療保健、餐飲服務業。在這些行業領域，我國不少企業已擁有一定的境外投資經驗。其中遠洋運輸已在不少地區取得了較為鞏固的市場地位，以我國傳統醫學技術為主要手段的醫療保健服務業也受到不少地區居民的歡迎，而具有中國特色的餐飲服務業則幾乎在世界各地都已扎下了根。因此，繼續向有關國家的這類市場發展，是有深厚基礎和較大潛力的。
在制定我國境外投資的行業戰略時，不僅應考慮各行業本身的特點及其發展程度，而且應該與投資區位戰略結合起來考察。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自然資源條件、技術層次與特點、外資政策與法規均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我國境外投資行業選擇的重點亦應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行業選擇應以制造業為主，向其提供適用技術，這對雙方均有利。與此同時，注重開發這些國家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彌補我國人均資源的不足。有些發展中國家（如中東國家）具有廣闊的海外工程承包市場，我們可因地制宜地發展勞務輸出型的建筑承包活動。在發達國家，我國投資行業選擇應以高科技產業為主，旨在獲取其先進技術，實現技術回流，而利潤目標退居其次。我們還應積極發展金融保險等服務業投資，以便利用發達國家廣闊的市場和雄厚的資金。此外，在獨聯體和東歐國家進行投資，可以選擇的主要行業有資源開發和消費品行業等。尤其是俄羅斯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但缺少開發資金和技術，而我國的資源開發技術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完全有能力與其共同開發當地自然資源。至于消費品行業，目前正是這些國家的“瓶頸”環節，產品嚴重短缺，這為我國企業在該行業投資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以上是就我國現階段境外投資行業的總體戰略而論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情況的變化，境外投資行業戰略亦應適時加以調整與完善。我們應把境外投資行業選擇戰略與國內產業政策的制定緊密結合起來，使境外投資的行業選擇成為國家產業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及時制定和頒布《境外投資產業指導目錄》，以便加強對境外投資活動的政策導向與宏觀調控，使境外投資與國內投資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為了確保境外投資行業戰略的有效落實，國家應結合產業結構調整的實際情況，對鼓勵發展的境外投資項目在稅收、外匯、信貸等方面予以扶持，允許其按國際慣例在境外以靈活的方式籌集資金，為其創造相對寬松的投資環境。同時應建立健全各類行業協調和咨詢組織，對屬于同一行業內的境外投資進行統籌協調，避免投資分散和內部過度競爭，以便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提高我國境外投資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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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松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分析1.有利于規范個人境外投資行為，提高外匯管理政策有效性長期以來，我國境外投資管理體制對境內個人的境外投資活動一直未予政策認可，但實際上境內個人在境外從事各類投資的行為卻一直存在。制度的缺失導致一些確有投資需求和投資能力的境內個人，一方面通過外匯黑市、地下錢莊等方式轉移資金或以經常項目交易的名義辦理資金匯兌，非法外匯交易擾亂了外匯市場秩序；另一方面，繞開政策障礙迂回操作，通過多人分拆購匯聚集資金后帶出境外投資，造成申報用途與實際用途不符，從而直接影響到外匯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和嚴肅性。放開個人境外投資，建立健全相關政策，不僅可為個人境外投資者提供便捷的資金流動渠道，提高外匯監管效率，而且可以實現個人境外投資的合法化，保護個人境外投資的合法權益。2.開展個人境外投資，能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省內外近些年個人境外投資的成功經驗表明，境內個人境外投資加工制造產業和農、林、牧、漁等產業，能帶動省內要素輸出和富余勞動力的轉移。像浙商海外種田，不僅帶動五、六十萬剩余勞力在全球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從事農、林、牧、漁等開發，而且其所涉及的農業機械、化肥農藥、種子等大都來自本省和國內。江西作為農業大省，浙商海外種田對江西有一定借鑒意義。江西個人境外投資放開后，其個人在境外投資中所涉及的農林牧漁業及相關產業所需的農業機械、設備、農藥及種子（種畜、種苗）等若絕大部分由省內購進，那必定會帶動省內相關產業的發展。當然，在個人境外投資剛放開時，這種效果也許不大明顯，但一旦形成規模，其對相關產業的帶動將會愈加明顯。
（二）可行性分析1.目前江西省已進入全面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階段根據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鄧寧的“經濟發展四段論”，一個國家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2000~4750美元之間的階段時，對外直接投資迅速增加；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5000美元的時候，“對外直接投資占經濟總量的規模和比重增大，成為經濟總體實力的重要力量”。為印證其效果，我們特選取商務部網站登載的2008~2013年我國各省市自治區對外直接投資排名中有關江西與中部另外五省的資料進行整理作一比較，如下表。表12008~2013年我國中部六省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從表1可以看出，2008~2012年江西人均GDP（美元）處于鄧寧“經濟發展四段論”的第三階段。2008~2009年，當江西人均GDP處于第三階段初期時（2000~2500美元），江西對外直接投資在全國的排名處于26~27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處連續兩年的末位；2010~2012年，當江西人均GDP上升至3000~4000美元區間時，江西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在總量上有大幅提升，而且在全國的排名已上升到19~22位，在中部6省的排名則超過了山西和河南2省。由此可見，鄧寧“經濟發展四段論”對江西省而言，具有較強的適用性和效率性。2013年江西人均GDP已達到5176.96美元（按當年美元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計），也就是說全省已進入“經濟發展四段論”的第四階段。這一階段既是江西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全面快速發展期，也是全省放開個人境外投資的最好時機。因此，在這一最佳節點上同時放開江西省境內個人境外投資，必然如虎添翼，對全省經濟的快速發展起有力的促進作用。2.江西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孕育出的富裕群體是開展個人境外投資的中堅力量近幾年，江西經濟取得了快速持續增長的好勢頭，在使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進一步改善的同時，也孕育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富裕群體。一是億萬富豪。據《江南都市報》2014年4月2日刊登的《2014年江西創富榜》顯示，江南都市報財富工作室以5億元為起點，共篩選出億萬富豪100位，總財富為1750億元，平均財富為17.5億元。從其分布來看，房地產占28%，股權投資或主營業務為投資的占16%，主營業務超10%的還有礦產業及醫藥（醫療器械）等。此外，據胡潤的2013年《中國財富報告》，江西共有億萬富豪840人，在全國所占比重為1.3%，列全國各省市區排名第18位。二是千萬富豪。據胡潤研究院和群邑智庫聯合的《中國財富報告》，2009年，江西共有千萬富豪7800人，至2013年底，江西共擁有千萬富豪9800人，在全國所占比重為0.93%,在全國各省市排名列第20位。《中國財富報告》還指出，在中國千萬富豪中，一般企業主所占比例為50%，職業股民占比為15%,炒房者占比為15%，金領（指在大型企業集團、跨國公司領取年薪的高層人士）約占20%。三是注冊資本為500萬以上的私營企業主。截至2013年底，江西省私營企業注冊資本500萬以上的達4.04萬戶，其中，1000萬以上至1億元（不包括1億）的有19969戶，億元以上的有717戶。我們認為，上述富裕群體將是江西省開展境外投資的中堅力量。首先是制造業。在各類富裕群體中，制造業的占比最大。但是，江西近些年經濟增速逐年放緩，也與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制造業中過剩產能的增多不無關系。因而，此時如果放開個人境外投資，制造業的富裕群體出于分散風險、尋找海外資源、促進出口、擴大市場或開辟銷售網點等不同目的，直接進行個人境外投資的可能性加大。其次是房地產業。2014年上半年，江西房地產與全國多數省市一樣開始轉冷，究其原因，既有宏觀調控的原因，也有商品房源積壓過多以及房價已處于高位的因素。相比之下，美國及歐洲許多國家卻因受困于經濟增長的乏力，房地產市場相對而言更具有投資價值。因此，放開境內個人境外投資后，不僅房地產行業中的億萬富豪、千萬富豪會有不少投資境外的房地產業，甚至一些中產階層人士出于種種目的也會考慮境外購房。第三，證券市場。近幾年，我國股市長時間處于低迷狀態，截至去年5月，上海市場A股的平均市盈率只有9.8倍，這一估值水平比2008年10月末金融風暴肆虐時還低30%。我國股市長時間萎靡不振，導致上市公司的股價大大縮水，從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江西創富榜上億萬富豪的人均財富也大為減少。2011年江西創富榜的63位億萬富豪，平均財富為24.8億元，但至2013年江西創富榜上的80位億萬富豪，平均財富只有15.84億元，人均財富縮水8.97億元，縮水幅度達36.15%。而歐美和中國香港等股市較為成熟，投資環境相對穩定。因此，個人境外投資放開后，不少長期涉足國內資本市場的億萬富豪、千萬富豪以及其他一些具有一定投資實力的職業股民，一方面仍然會繼續涉獵國內資本市場尋找機會，另一方面，也有相當一部分還會參與境外證券投資。3.國際金融危機為境內個人境外投資歐美市場提供了外部條件由于次貸危機以及歐債危機的發生，近幾年歐美國家經濟發展緩慢，為刺激經濟增長，不少國家紛紛出臺優惠政策，鼓勵外商直接投資。像英國、法國等國家都先后出臺了不少針對外國投資者給予的優惠政策。美國目前雖然只承諾對外國投資和投資者給予全面的國民待遇，并強調對外投資的高水平保護，但在一些偏遠的州，地方政府也承諾提供一切可能的稅收和土地優惠等。上述優惠政策的出臺，都為境內個人境外投資歐美市場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三、對策建議
（一）放寬個人境外投資外匯管理1.總體原則：循序漸進，風險可控。從總體上說，個人境外投資應按照風險程度的高低逐步開放。在順序上應先放開與實物投資相關的的境外直接投資、境外放款等業務，后放開證券投資、境外購房等業務；先放開個人長期資本交易，后放開個人短期資本交易。在對外投資區域選擇上，也可以考慮先放開對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及亞洲周邊國家的投資，再放開對歐美等投資環境較為成熟國家的投資，最后再全部放開。對于先放開的項目，應加強政策評估，待時機條件成熟再放開下一項目。2.以登記制度為核心，實行限額管理。（1）實行事前登記制度。個人境外投資者應在開展境外投資前到外匯局進行登記，并符合一定的資格條件，如主體資格、行業性質等。由于不少投資者常年身處境外，因此對于境外投資事項的變更及年檢等信息，可以考慮允許投資者通過網上應用平臺進行申報。（2）實行限額管理。一方面適度提高部分原有的個人結售匯限額，可以考慮將個人結匯和境內個人購匯年度總額提高至每人每年等值10萬美元；另一方面，可以考慮根據個人境外投資者的資產狀況設定一定的投資限額，在投資限額內的購付匯可以自行在銀行辦理，并且不包括在個人結售匯限額內，超過限額的可以憑相關的證明材料到外匯局審批。3.對已經存在的個人境外投資實行“補登記”制度。從實踐看，雖然個人境外投資政策沒有放開，但已有一部分人通過地下錢莊、分拆結售匯等違規方式進行了境外投資。這部分境外投資由于缺乏合法手續，在境外會面臨較高的法律風險,資金安全難以保障。同時，這部分投資數據不明，也給國際收支統計平衡帶來不確定性。因此，可以考慮設計“補登記”手續。對于已通過違規途徑匯出資金，但確有真實投資背景，且符合其他相關法律法規的投資行為予以“補登記”，從而改變原來投資者的“灰色身份”為合法身份，使之受到國內、國外相關法律保護，為其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4.逐步放寬個人境外證券投資。一方面，通過合理擴大投資范圍，加大產品研發力度，適當降低QDII準入門檻等措施進一步完善QDII制度。另一方面，以滬港通為契機，摸索進一步放寬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的管理經驗。2014年11月10日，中國證監會與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聯合公告，批準上交所、聯交所、中國結算、香港結算開展滬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簡稱“滬港通”）?！皽弁ā闭叩膶嵤?，為投資者提供了更多的投資機會和更大的投資自主性。通過“滬港通”的運行，監管層可以加強政策評估，摸索和總結相關監管經驗，為將來推出“滬倫敦通”、“滬紐約通”等后序機制，進一步放寬個人境外證券投資管理打下基礎。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狀況
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研究，主要還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方面的影響狀況進行跟蹤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
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國內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態度，比如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的國民收入，是一個雙贏的投資行為。因為發達國家向高度工業化國家邁進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和產品過剩提供進一步獲取高額利益的途徑，并且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旺盛的投資供需形成了當時的雙贏發展態勢。而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是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而開始被跟蹤研究的。國內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了我國國內經濟的產出增長。由于我國區域差異較大，進一步分析各區域對外投資的效應也具有現實意義，比如認為我國東、中和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時東、西部地區的GDP增長差異也由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引起。可見從不同層面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具有互相促進關系，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能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支持，但這種增長效應由于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而處于較低水平。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技術進步效應三個方面。肖怡楠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體現在平衡國際收支上，對外直接投資能夠加快資金流出，從而適當平衡國際收支順差。吳建軍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能夠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帶來的增長效應不明顯，表現為對外投資不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并且從短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GDP的影響并不顯著，但長期則呈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可見，多數國內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但是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對外投資流向主要是資源類行業，可能對我國當期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時滯。所以，持續跟蹤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研究
目前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衡量生產率的變動，體現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另一方面是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分析。從對生產率影響看，國內學者主要是通過實證研究檢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存在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生產率的提升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資本存量較高的東部地區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果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認為這種促進作用小于國內研發資金存量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所以，自主研發才是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同時，還有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的觀點。從對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看，研究普遍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影響作用。白潔實證檢驗了1985年到2006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R＆D投入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表征的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研發投入作用不顯著。也有學者加入技術吸收能力與國外研發資本存量溢出等指標，得出2003－2010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并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對國內創新能力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但是持續對外投資會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及技術溢價。多數成果也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正技術溢出效應，而持不同觀點的認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還較小，產業和地區分布不夠均衡，導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可見，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術創新能力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沒有考慮到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對提升母國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影響。在驗證逆向溢出效應存在性時，忽略了之后效應。而且，多數實證研究忽視了技術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對于能否消化吸收外來技術至關重要。因此，繼續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獲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調整效應也存在觀點不同的研究，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調整效應的驗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未能明顯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并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變化，僅與第二產業有正相關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宏觀績效分析，發現2009年以來的對外投資并未發揮出應有的效應，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國自身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也在加快。多數文獻的實證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升級效應，實際上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優化效應影響會不斷增加。有的研究從分產業角度研究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具有明顯的升級效應，但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實證結果有差異，也有認為我國第二、第三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第一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但普遍認為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可見，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有影響，但其影響大小、方向（正相關還是負相關）有不同。多數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不佳，影響了對實證分析產業升級效果的全面認識。相信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規范，逐漸引入長期和短期影響，會使研究結果更客觀。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貿易效應研究觀點主要表現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互補作用，或同時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也有認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補作用，可見其研究結果的不確定。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效應的最早始于蒙代爾，認為資本越自由流動，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明顯。隨后國內外學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斷進行論證。實踐檢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替代作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則相對較小。進一步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大小決定其貿易替代的影響作用程度。比如，項本武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但對外直接投資對從東道國的進口也形成了替代效應。也有從長期關系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和制成品進口產生替代，對初級產品進口和制成品出口產生補充?？梢?，在研究替代效應上并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多數觀點認為在短期內存在替代效應，但長期則是互補效應，或者局部是替代效應，但整體不是替代效應?？傊?，得出具有替代效應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貿易互補效應的分析認為，多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的作用。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成果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具有補充和促進作用。國外學者一般認為對外投資和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為互補關系，在工業化國家則不明顯。大量的實證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不同的計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對出口貿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對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應，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處于較低階段，這種刺激效應還較為有限。而柴慶春引入時間因素后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在短期和長期中的表現不同，短期內直接投資的流量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從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梢姡壳把芯繉ν庵苯油顿Y的貿易互補效應有著相似的研究結果。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產生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多數認為互補效應處于主要地位，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起到創造作用，對進口貿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過引力模型對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既存在互補關系也存在替代關系，并且對零部件貿易的影響非常明顯。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均表現明顯的互補關系。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都不明顯。顯然是否存在貿易效應與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實際上到201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大幅增長，今后對外投資的貿易效應會日益顯著?？梢?，以后的研究會以更長遠、更全面、更系統的視角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觀點各異。有的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存在替代關系，并且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較明顯，但同時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高新技術行業的就業，一定程度上可以優化就業結構。與此相反，也有認為總體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刺激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就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果較小。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效應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就業效應不明顯，但增加了我國建筑業的就業崗位。從對外投資對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影響程度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效應程度較小，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會提高相應的影響程度。也有研究發現在短期內，我國對外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表現出在當期對外投資會減少就業，從長期看對外投資與就業表現出長期正相關，有利于增加就業。
但是，境外資源開發投資額與企業數在寧波市境外投資總量中占比較小。至2008年底，寧波僅有19家企業投資境外資源開發，投資總額11896.5萬美元，占寧波企業對外投資總額的1.93％，相對于其他投資類別，排名最后。從運營狀態上看，61％的企業能正常運營，其中13％的企業能持續盈利，48％的企業基本維持現狀。另外39％的企業或面臨倒閉，或出現利潤明顯下滑，或因其他原因尚未正常運營。
二、民營企業投資境外資源開發的制約因素
(一)資金制約
從寧波民營企業投資境外資源開發的狀況看，之所以出現起步慢，無法投資大項目，或后續經營不佳的現象，最大的制約因素是資金不足，主要原因有四方面：
其一，投資額核準條件名亡實存，在源頭上制約著企業的對外投資規模。2006年以前，審批部門在核準投資額時執行“企業投資額不能超過凈資產一半”的規定。200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正式實施，從法律層面取消了對外投資額的比例限制，但各部門操作不一，外匯管理部門審核企業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時仍按老辦法，如寧波興隆車業有限公司原打算投資2000萬美元，但因凈資產不夠，只能投資800萬美元，最終錯失良機。
其二，融資渠道過窄，使企業投資后難以持續經營。目前，企業的官方貸款機構只有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兩家，重國有企業，輕民營企業，惜貸現象普遍存在。寧波華州礦業投資有限公司在加蓬勘探到礦產后進入冶煉階段，東道國落后的經濟條件逼迫企業自行投入大量資金來建設基礎設施，而向中國進出口銀行申請的貸款始終未獲批準。只能將大部分股權(開采權)忍痛賣給投資商，大大影響公司發展。
其三，財政支持覆蓋面小，大多數企業難以獲得。目前，國家對“走出去”企業的財政支持包括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境外經貿合作區發展資金、支持紡織企業“走出去”專項資金，主要形式為前期補助或貸款貼息，但“僧多粥少”現象十分嚴重。如2007年全國有1000多家企業申請對外經濟技術合作專項資金，只有十分之一的企業能得到，其中中石油等國有大型企業又擠占了民營企業的得款空間，寧波已連續數年未獲資金。當然，地方政府對這幾類支持基金也會同比配套，如寧波市級和區級財政就根據投資額的大小給予3—15萬元人民幣的補助，而這對企業而言是杯水車薪。
其四，外匯和稅收制度阻礙資金的有效運作。目前，外匯管理部門已進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寬了資本項下的用匯條件，取消了境外投資外匯風險審查和匯回利潤保證金制度等，但仍需對資金來源進行審查，自有外匯投資的仍需在外匯賬戶上存足對應金額外匯，對后續外匯投資和資金匯出仍需逐筆登記與核準等，依然阻礙著民營企業流動資金的有效動作。
對企業境外收入主要采用稅收抵免等直接鼓勵措施，加速折舊、延期納稅等間接鼓勵措施涉及較少。這些政策雖然透明度高，但對于投資大、見效慢的資源類項目刺激效果有限，資產運營效率較低。
(二)行政制約
表現一，審批程序復雜。商務部在今年已出臺《境外投資管理辦法》并將于5月1日實施，原第16號令《關于境外投資開辦企業核準事項的規定》同時廢止，該辦法大量下放核準權限，但國家發改委于2004年的第21號令《境外投資項目核準暫行管理辦法》仍在實行，對境外投資項目核準做出的具體規定與商務部標準不一，造成同一個境外投資項目兩頭申報，效率低下。行政部門間的權力制約使投資項目越大越難成功。2008年，寧波合盛集團已被寧波外經貿局批準赴俄羅斯投資建廠，但因注冊資金過大(7000萬美元)至今仍壓在國家發改委，未獲批準。
表現二，審批材料多且隨意性大。行政部門隨意或變相增加核準所需材料的現象頻現，如對境外收購項目，需先備案(即先書面上報項目的基本情況)然后核準。
(三)人才制約
一是缺乏國際型的企業家。調研顯示，民營企業“走出去”的動因之一是創辦人具備國際眼光或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系，但在后期管理、決策與運營中這種企業家精神的效應減弱，小富即安、國際化管理水平弱等民營企業家的軟肋開始顯現。
二是缺乏復合型的國際化操作人才。對外投資的復雜性和國際性需要大批通曉金融、外語、科技、管理、法律、信息工程的復合型人才和高素質的穩定員工，但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民營企業的規模、財力和環境都無法吸引這些高素質人才，人才瓶頸從根本上制約了境外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四)支持服務體系薄弱
一是信息服務體系缺位。調研顯示，民營企業獲取東道國的信息渠道單一，主要以進出口貿易、商務考察和國外親友介紹為主，缺少專業的信息與評估中介，企業由于獲取信息不暢導致投資失誤或延后的案例不少。
二是對外直接投資保險機制不夠健全。目前，我國的海外投資保險處于起步階段，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是國內唯一的政策性保險公司。承保對象主要惠及國有企業，承保范圍僅涉及政治風險，即征收、匯兌限制、戰爭以及政府違約風險，未涉及海外市場風險。
當然，民營企業本身也存在問題，如內部治理不完善，缺乏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等。
三、加快中國企業境外資源開發投資的政策建議
當前，“走出去”的主客觀條件已成熟，政府在借鑒其他國家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應從戰略高度規劃、管理、指導和支持境外資源開發投資。
(一)提高認識，形成境外資源開發投資的戰略機制
投資境外資源開發是企業行為，更是國家的戰略行為。應發揮新聞媒體的主渠道作用，如開辟“走出去”專欄，定期宣傳“走出去”政策導向、成功典范和各國投資信息等建立對外投資的共識。應制定資源開發投資的遠期規劃，建立多元化資源合作與供應渠道，發揮外交為經濟服務的作用，構建長效的支持服務體系。
(二)深入改革審批管理體制。加快核準進程
一是改革對外投資管理體制，理順關系，歸口一個部門核準管理。嚴格執行國務院《關于投資體制改革的決定》(2004年)，除重大項目和限制類項目外，對不使用政府投資資金的建設項目，一律實行備案制，淘汰審批制。按照“誰投資、誰決策、誰收益、誰承擔風險”的原則真正落實企業投資自。
二是提高核準效率。放寬核準條件，徹底消除投資額與企業凈資產間的關聯；簡化手續，減少申報材料，可要可不要的材料堅決不要，不隨意增加材料；確立具體可量化的審批標準，對材料的必要性和繁簡度在部門間實現統一評價；嚴格執行《行政許可法》加快核準進程。
三是根據中國外匯儲備現狀，相應改革“寬進嚴出”的外匯管理政策。如取消境外投資外匯資金來源審查或先規定取消的時間限額，放寬境外企業利潤匯回等限制，簡化對外擔保的審批和履約核準手續，消除境外放款資格條件和資金來源的審查要求，為企業“走出去”提供外匯便利。
(三)加大金融、保險、財政支持力度，完善稅收鼓勵政策
1充分運用金融創新，構建雙層三位的金融保險支持體系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政府提供政策性金融和保險至關重要。中國應充分運用金融創新，嘗試構建國家與地方相結合，政府與企業、銀行相結合的雙層三位支持體系。
第一層，國家應增加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資本金，增加貸款額度，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合理擴展貸款貼息和保險的規模與范圍。不但在“走出去”的初期，更要在后期加大政府財政支持的力度，對民營企業不但要“扶上馬”更要“送一程”，真正顯現支持效果。
第二層，作為地方政府應結合國情市情，通過金融創新構建政企銀三位一體的合作模式。首先，政府整合服務資源篩選優質企業推薦給金融機構獲取貸款，并做好后期跟蹤服務，借銀行之力振興企業；銀行通過財團貸款或企業聯保等多種形式支持企業，借政府之力降低風險。其次，建立風險補償基金。由銀行“出讓”部分貸款上浮利率的利潤和政府的一部分財政補貼組合，為銀行提供風險保障，同時彌補資源獲取型ODI周期長、見效慢等項目劣勢。第三，政策性金融機構實行項目貸款制。對各類企業一視同仁，簡化手續，提高服務水平。第四，降低保費，增加保險品種，拓展高風險國家(地區)的保險業務。
2完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新一輪稅制改革，制定獨立的民營企業海外投資稅收鼓勵政策，尤其加大境外資源開發投資的優惠力度，增加設立虧損準備金、加速折舊等間接鼓勵措施。建立健全與資源豐富國家的稅收協調網絡，避免重復征稅。并以信息化建設為基礎，提高稅務機關的納稅管理水平。
(四)以境外投資促進機構為服務主體。形成服務體系
學習外商投資促進中心的做法，成立境外投資促進中心。設立“境外投資業務咨詢專窗”，將外經貿、海關、商檢、銀行等境外投資所涉及和全部行政部門歸口咨詢，實行首問責任制，使企業在遇到困難時的第一時間得到服務，減少“關系”成本。
中心主要職能是：提供人才培訓與引進，成立人才服務中介；為企業提供境外投資項目的信息咨詢；提供經常性投資業務培訓；組織企業參加各類國內外投資活動，推動企業與外方的聯系；提供行業協會的辦公場所，以第三方力量整合“走出去”優勢。
(五)建立健全符合國際慣例的對外投資法律體系
建立完善一整套法律體系。包括最基本的《對外直接投資法》及配套的單行法，如《對外投資保險法》《對外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對外投資審核法》《對外投資外匯管理法》等，加快制定《對外收購法》，填補法律空白。
四、企業對策
一是采用多種措施，全程控制投資風險。投資前要注意了解投資國當地情況，尤其是人文風情、生活習慣、勞工政策等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定，盡最大可能地做好調研與評估工作。要正確選擇投資路徑，積極進入周邊亞太地區、中亞和俄羅斯市場，適當參與非洲市場，密切關注中東地區。可靈活開展商業運作模式，采用獨資、合資、兼并或收購等投資形式。投資后，通過增加當地員工的持股比例、采購當地原料配料、關心當地公益事業等本土化策略弱化投資風險。
二是國內外業務聯動，優化資源配置。調研顯示，國內外企業間業務聯動是經營成功的經驗之一。境外企業供應給國內穩定的資源、信息和生產管理經驗等，而后者為前者提供技術和設備、后勤保障、國內銷售渠道、資金和國內需求信息等，兩者相得益彰，使資源配置最優化。
近年來，國內銀行紛紛大舉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上到四大國有銀行中的中行、建行等國有大銀行，下至數家股份制銀行和城市商業銀行等中小銀行。目前為止，已有21家外資金融機構在17家中資商業銀行持有股權，投資總額140億美元，占被投資銀行股權的比例約為15％。隨著2006年我國開放銀行業市場最后時限的逼近，將有更多的國內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以迅速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應對日益復雜的競爭環境。中資商業銀行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已如滔滔江水勢不可擋，因為無論對于國內中資商業銀行還是外資金融機構來說，這種合資和合作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但是，中資銀行引進境外投資者也不能盲目樂觀，有許多問題需要值得注意。如果不認真處理這些問題，則可能會影響引資的效果，并最終影響我國金融安全。
一、中資銀行引進外資應注意的問題
（一）境外戰略投資者的選擇問題
對于國內商業銀行而言，引入外資以其操作便捷、易行的優勢成為其迅速改變現狀最為可行的策略，通過引進外資可以充實銀行的資本金并提高資本充足率、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借鑒境外銀行的先進經營管理理念、引進新的金融產品和技能、提高競爭力等。但是不能盲目選擇境外投資者，而是要審慎，必須有嚴格的標準和條件，要經過嚴格篩選，而不能盲目引進。
所選擇的戰略投資者，應該是聲譽良好、資本雄厚、管理先進、注重長遠利益的知名金融機構，而不是那些只追求短期股票市場價值與投資收益的投機者。同時，作為戰略投資者，應該具有中資銀行所不具備的競爭優勢和資源，如管理、技術、業務、產品和服務方面的優勢和資源。不同資產規模、資產質量、所有制性質、股權結構甚至地域范圍的銀行，在選擇國際戰略投資者時要從本行的實際出發制定相應的標準。如中小商業銀行的經營對象主要是面對中小企業和個人，以中小額信貸和個人零售業務為主，在引進境外金融機構投資時要選擇戰略目標、經營范圍相似的投資者。所謂理想的戰略投資者應當是最適合銀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標的合作伙伴，換句話說，“引資”要務實，而不能務虛。
（二）銀行股權轉讓價格的確定問題
在外資入股的過程中，價格是最敏感也是最關鍵的談判要點。由于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不夠完善，因而缺乏比較完善的定價機制。我國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轉讓的重要參考指標是每股凈資產，對于銀行股權轉讓的溢價沒有成熟的參考標準。對此，國內銀行要盡可能的爭取最有利的價格，而不能單純被動的接受低價，防止出現中資銀行被“賤賣”，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
在外資入股的談判中，外資金融機構往往根據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盈利水平等指標壓低收購價格。但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國有資產在國內占有很高的比例，加入這樣的銀行可以充分借助國有經濟的力量，外資進入以后，直接可以在我國金融領域站到很高的層次。同時由于內地金融市場仍是一個封閉的市場，有著巨大的開發潛力和利潤空間，外資銀行入股中資銀行可以充分利用其品牌、機構網絡和客戶等豐富的資源，將自己的業務品種通過中資銀行已有的強勢網絡擴散出去，并在時間上避開中國開放人民幣業務的時間限制和地域限制，提前全面進入國內銀行市場。
譬如，很多境外金融機構都看中了國內的信用卡、消費貸款等前景巨大的業務。作為入股條件，匯豐銀行和上海銀行、花旗和浦發、恒生和興業、匯豐和交通等均提出進行信用卡業務合作。所以，我國商業銀行的市場價值不能簡單地用資產質量、盈利能力等通常的財務指標來衡量，也不能簡單的按普通上市公司以凈資產定價的方法來估算。凈資產可以作為雙方定價的基礎，但還應考慮品牌、市場、客戶以及國家支持等因素。如2004年交行獲得86%的凈資產溢價，2005年建行股權轉讓獲得17％的凈資產溢價。另外，在談判中，國內銀行還可通過各種靈活的方式以爭取最有利的價格，比如通過與多家境外金融機構同時談判的方式。
（三）法律適用和會計標準的選擇問題
合作過程中出現糾紛后的法律管轄權問題，也是入股的爭執焦點之一。對此問題，國內商業銀行不能妥協讓步采用外商所在國家的法律，而應盡量爭取適用我國的法律或第三方國家的法律，利用自己比較熟悉的法律條例充分維護國內銀行的利益。如在花旗入股浦發的過程中，花旗堅持要適用美國的法律，中方要適用中國法律，最后決定適用注冊地中國法律，一旦有糾紛用第三方法律——新加坡法律。又如在濟南市商業銀行與澳洲聯邦銀行合作中，雙方也通過協商最終選擇第三方法律——香港法作為法律適用。同時，還要選擇雙方認可的會計標準。從目前情況來看，國際會計準則與國內會計標準有較大差異，按照兩種標準審計的結果往往會大相徑庭。因此，雙方必須在會計標準的選擇上達成一致。
（四）銀行控制權的歸屬問題
境外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的目的絕非僅僅是獲得部分股權、分得部分利潤，其主要動機是為了占領中國市場。作為其全球戰略的一部分，這些境外金融機構希望通過入股中資銀行，最終能對這些商業銀行進行控股。銀監會2003年12月的《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管理辦法》將境外金融機構向中資銀行入股的比例從15％提高到20％，總體入股比例從20％提高到25％。如果出現中資銀行的股權比較分散，且大股東的持股比例不高的情況，可能會使外資實現對中資銀行的控制權。事實上，我國已經存在個別境外金融機構實現對國內中小銀行控股的例子，如美國新橋資本“控盤”深發展，通過股權轉讓，新橋已實際持有深發展17.89％的股權，從而成為其第一大股東。所以，對銀行控制權問題，我們要高度重視，引進境外投資者要警惕控制權旁落，防止金融霸權，維護中國金融體系的穩定。
（五）引資后的消化、吸收及互相融合問題
中資銀行競爭力低下正是由于公司治理、風險管理、內部控制、信息系統及產品創新的落后造成的。這些問題導致中資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風險集中度和經營成本過高，而產品創新和業務盈利能力較低，最終使其市場競爭力下降。所以對中方而言，引進戰略投資者，不能光為了補充自身資本金的不足，更為重要的是要消化、吸收戰略投資者帶來的先進的管理技術與經驗、產品開發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等，以改善國內銀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完善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提高業務和產品創新能力，與國際資本接軌，建立健全市場化運行體制。中資銀行與境外戰略投資者要實現經營管理理念及文化上的真正融合，真正成為緊密的戰略合作伙伴，從而真正提高中資銀行的競爭力。
二、對中資銀行引進外資的建議
（一）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管和指引
在巨大利益推動的引資浪潮中，要警惕外資潛在的金融霸權，以防止其威脅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健康發展。我國的金融業對外開放，必須堅持“以我為中心”，監管當局應強調第一大股東在股份制企業里的特殊地位，如規定境外戰略投資者不能成為第一大股東，以確保國內商業銀行的控制權掌握在中國人手里，保持我國商業銀行的自主性。面對越來越熱的銀行業引資浪潮，國家應對引進國際戰略投資有一個全盤的統籌規劃，積極引導，既要積極爭取國際戰略投資，又要控制在合理范圍內。監管當局應該加強對外資入股中資銀行的監管，強化、細化對外資參股的金融監管，出臺《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的管理辦法》相應的實施細則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法規，關注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風險。
（二）中資銀行引進外資要穩健進行
在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中資銀行要保持健康的心態，既不能患得患失，也不能急于求成，對于引資要戒急戒躁、穩健進行。首先是要選擇理想的境外投資者，即最適合銀行自身需要和改革目標的合作伙伴；其次在引資談判中要爭取合理的股權轉讓價格，即最能體現本行潛在價值的適宜價格；還要選擇恰當的法律適用和會計準則，爭取自己比較熟悉的法律條例和會計準則；引資后要切實把握銀行控制權，防止金融霸權；并加強引進境外金融機構的先進經營管理經驗和風險管理技術等，切實做到“洋為中用”，切實提高中資銀行的競爭力，以更好的與外資銀行在世界金融市場上“共舞”。
【參考文獻】
1.2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不同，金融危機使投資領域和結構深度調整國際投資理論通常根據投資動機的不同，將FDI分為市場尋求型、效率尋求型和資源尋求型等三種類型。不同類型投資受危機影響的程度也不同，迄今受直接沖擊的公司主要為市場尋求型，特別是以發達國家市場為導向的投資。危機對效率尋求型投資的影響難以一概而論。但資源尋求型投資的蕭條往往發生在一段時期的極度繁榮之后，危機一過，需求迅速回升，FDI支出會很快進入快速增長的軌道。與此相反，跨國公司在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則相對謹慎，僅有17%的公司表示將實質性增加其海外投資。特別是對紡織和服裝等中低技術領域，投資前景遠低于總體平均水平。
1.3金融危機正在加速改變全球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使投資流向和地區格局出現新變化在全球FDI總流量急劇下降的背景下，作為危機中的資本運送渠道，FDI正加速流向資本稀缺地區。UNCTAD預測表明，2008年發達經濟體跨國并購降幅為33%，其中歐盟、美國及日本分別下降33.5%、17%和10.8%。而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總體增長15.7%。OECD預測，2008年非OECD國家跨國公司在OECD國家的并購將增加25%，成為金融危機下少有的亮點。從占全球跨國并購總額50%的100起最大的跨國并購交易趨勢看，到2008年10月22日，OECD國家源自非OECD國家的跨國并購已達到710億美元，相當于OECD國家100起最大跨國并購交易額的15%，而2007年僅為9%。
隨著資金可能一面倒地流入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面臨巨大融資困難。OECD預計，2009年發展中國家吸收FDI跌幅可能高達40%。只要發達國家深陷危機，資金就很難回流到發展中國家。
2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中國境外直接投資已取得了較大突破，戰略布局基本形成。但是由于目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仍處在初級階段，各方面經驗較缺乏，在客觀上中國的技術經濟實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因此難免出現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總體規模偏小，投資產業結構也不盡合理近年來，盡管中國境外直接投資規模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但在世界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比重仍然偏低。從近年境外直接投資流向看，過分偏重初級產品的產業投資，忽視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偏重生活消費品行業投資，忽視生產資料行業投資；偏重勞動密集型產業投資，忽視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由于投資項目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技術和檔次較低，很難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
2.2境外直接投資主體發育不成熟，政策支持與監管不到位目前國有企業由于產權所有者的虛置和缺位，產權約束難以到位，加上企業治理結構不完善，容易造成企業盲目決策或缺乏投資動力。政府有關部門對境外投資主體重審批，輕監管；而國內母公司往往只顧及短期的利潤，同樣忽視對境外企業的資產和經營狀況的監管，導致國有資產在境外不僅沒有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境外投資者利用東道國法律與中國法律不一致的矛盾，以個人名義用國有資產在國外注冊公司，然后加入該國國籍，給國有資產流失造成嚴重隱患。
2.3境外直接投資項目缺乏前期研究，導致投資經營風險偏高境外直接投資比在國內辦企業的風險更大，因此必須進行嚴格的可行性研究。但是，我國某些企業對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不夠重視，對東道國的資源供求狀況、交通運輸條件、企業技術裝備、投資政策法規等缺乏全面的考察和論證，對境外投資的商機、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尤其是投資風險缺少深入和客觀的分析，從而導致了錯誤的決策。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境外投資企業中有1/3盈利，1/3持平，1/3虧損，其中盈利的多為非生產性企業，而虧損的多為生產性企業。造成這種局面雖然有多種原因，但忽視境外投資項目的前期研究往往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3當前發展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戰略思考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快，我國經濟必將更多更深地嵌入世界經濟，我國企業也將在更大范圍和更高層次上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我國應積極面對新的挑戰，抓住新的機遇，借鑒國外成功經驗，抓緊構建“走出去”戰略的政策體系，完善境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對策，盡快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使我國企業能在國際經濟舞臺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3.1擴大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當前我國境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偏小，與我國在當今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很不相稱。2007年我國GDP總量已達到32801億美元，排在世界第四位，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已達到2360美元；國際收支多年來一直保持順差，2007年年末我國外匯儲備達到15282億美元，排在世界首位；對資本流動的管制雖然仍將繼續存在，但國家支持企業發展境外投資的政策導向是確定的。在適當擴大境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同時，還要合理調整投資的產業結構?，F階段重點投資于三類產業：一是能滿足國內短缺要素需求的資源開發產業；二是能發揮本國比較優勢的制造業，如輕工、紡織、家電等制造業；三是有利于推動我國技術升級和產業升級的高新技術產業，并向國內進行傳輸和擴散，充分發揮技術的“外溢效應”和“示范效應”。
3.2加快培育境外直接投資主體，構建實力較強的跨國企業集團我國企業要走向世界，必須抓緊時機構建一批集團化的跨國經營企業，使其成為境外直接投資的“排頭兵”，經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尤其是近年來的企業并購重組，我國已有一批企業逐漸發展壯大。在2008年美國《財富》雜志評出的世界500強公司名單中，我國共有35家公司入選，其臺地區有9家，內地公司有26家。但與美、日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企業仍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我國應該下大力氣，采取多種經濟手段和政策措施，鼓勵和扶持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為其迅速發展壯大創造優越的條件。誠然，在以大企業為主塑造我國境外投資主體群的同時，也不能忽視經營機制靈活、應變能力較強的中小企業，精心培育多元化的投資主體。
3.3加強境外投資項目可行性研究，努力規避投資經營風險境外直接投資是以整個世界作活動舞臺的，其所面臨的投資環境具有復雜多變性，往往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包括政治體制變動風險、匯率風險、國有化風險、法律對抗風險等。為了降低投資風險，實現預期收益，必須認真做好投資前期的可行性研究工作。只有認真做好投資項目可行研究，實事求是地評價各種利弊得失，才能為項目決策提供科學而可靠的依據，從而有效地規避境外投資中的各種風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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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多元分散的資產配置，穩步推進多元化經營戰略。多元分散是外匯儲備控制風險、獲取收益的成功之道。一是遵行分散化原則，實行風險對沖的資產配置方法。利用不同資產的風險收益特性及其相關性，以及對經濟環境的敏感性，建立優化的資產配置組合，利用在不同經濟環境下各類資產間回報的此消彼長，實現風險對沖，實現儲備收益長期穩定。二是穩步拓展投資領域。將外匯儲備由傳統的債券投資領域拓展到發達國家股票、新興市場債券、商品等領域及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另類投資。以后逐步開展了房地產等直接投資、新興市場股票投資以及對發達國家股指期貨投資。三是穩步推進多國別、多幣種、多資產投資。目前外匯儲備投資于全球主要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幾乎所有貨幣，資產類別和金融工具覆蓋了國際金融市場幾乎所有品種。由于實施了多元化、分散化投資，外匯儲備經營經受住了亞洲金融危機、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一系列嚴峻考驗，在保持資產安全和流動的前提下，實現了經營收益穩定增長。堅持自主經營與委托投資相結合，不斷創新外匯儲備投資方式。外匯儲備目前實行以自主經營為主、委托投資為輔的投資方式。一是實行自主經營，直接投資。充分利用其全球化經營平臺，按照資產配置戰略，選擇適宜資產類別，構建不同投資組合，圍繞投資基準，直接在國際金融市場進行積極投資。在投資管理上，把投資決策與交易執行分開，建立投資組合管理與交易執行兩個模塊，明確職責分工、授權及相關流程，在投資組合層面爭取好于基準的超額收益，在交易執行層面形成層次量化基準，爭取以最優報價達成交易。二是實行委托投資。按照“吸收經驗、提供參照、以我為主、不斷拓展”的原則，通過建立科學評聘流程，從國際上眾多的市場專業機構中挑選出最優秀、最先進的資產管理機構，將部分儲備資產委托其進行投資。目前，已開辟上百條外聘投資通道，委托資產規模成倍增長，形成了規模大、類別全、策略多的委托投資格局。
堅持安全優先原則，實行全面科學的風險控制。外匯儲備最基本的職能是滿足對外支付需要，其對安全性、流動性的要求要遠高于對保值增值的要求，因而非常注重風險控制，確保儲備安全。一是實施全方位風險控制。建立起覆蓋市場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操作風險等各種風險，包括資產配置、組合管理、交易執行、清算交割、會計核算和業績評估等所有經營環節在內的風險管理體系。二是實施審慎的風險管理政策。客觀評估外匯儲備投資的風險偏好和風險承受能力，加強總量和結構管理，建立科學、合理、有效的風險管理框架。全面界定、審慎評估外匯儲備經營面臨的各類風險及水平，加強風險分析和預警，對各類風險實施全面管理和監控。三是實施全流程的合規性檢查。建立起全覆蓋、多層次、多角度的合規監控檢查框架，對所有風險指標的執行情況和業務流程操作情況進行監控檢查，同時針對重點領域、薄弱環節及新業務或新產品，開展專項監控檢查，并定期回顧梳理，以查促改，督促相關部門不斷完善業務框架、操作流程和制度建設，加強工作人員的合規意識，防范操作風險。四是加強內審內控。專門成立內部審計部門，堅持獨立性原則，獨立檢查評估儲備經營執行各項法規、政策、指令、程序和經營管理目標的適當性、合法性和有效性，對資產、財務、信息和人員管理進行審計監督，并獨立向上級領導報告。
二、外匯儲備經營對社?；鹜顿Y的啟示
2012年底全國五項社會保險基金累計結余3.75萬億元，基金利息收入831億元，年度平均收益率為2.44%，其中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金結余2.39萬億元，利息收入455億元，收益率為2.6%，低于一年期銀行存款年利率（3%），與同期CPI（2.6%）持平。如此低的收益率使社?；鹈媾R實際減值的巨大風險，無法應對即將到來的人口老齡化高峰，社會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面臨重大挑戰。應當學習借鑒外匯儲備經營的有益經驗，通過設立專門投資機構，在有效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實施專業化、多元化、分散化投資，逐步拓寬投資渠道，穩步提高投資收益率，確保社?；鸨Ｖ翟鲋?。成立專業化的社?；鹜顿Y運營機構。目前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結余全部存入財政專戶，由地方各級財政部門和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門共同協商負責管理運營，社會保險基金結余實際上處于分散管理、低效運營的狀態。同時，在保值增值方面缺乏激勵約束機制，致使過度注重基金安全，而忽視基金保值增值。這種沒有專門機構管理運營的體制，雖然確保了基金的安全，卻嚴重削弱了基金保值增值的動力和能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社?；鹗袌龌⒍嘣顿Y運營的方向，有效突破了社?；鹜顿Y的制度樊籬。而要實施市場化、多元化投資運營，當前的基金管理體制難以勝任，成立專業化的投資運營機構是必然選擇。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基本實現省級統籌，其他各項社會保險實行市級統籌并將過渡到省級統籌，省級政府承擔的社會保障責任越來越重。按照權責對等原則，在省一級設立社保基金投資運營機構，建立專業化投資團隊，負責對省內社?；痖_展專業化投資，是最佳選擇。這不僅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改革方向，也順應世界養老金投資運營的發展趨勢，世界主要國家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都由專業機構實施投資運營，如美國成立聯邦社保信托基金管理委員會，專門負責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運營，等等。
新成立的投資運營機構應當是一個職能明確、邊界清晰、高度專業化的專門機構。所謂職能明確，就是通過建立規章制度及章程，明確其基本職責、資金來源、投資范圍、投資渠道等，為機構高效運轉奠定基礎。所謂邊界清晰，就是要明確與財政、人社及地方政府的關系，明確各相關主體在基金歸集注入、收益分配、基金監管等運轉過程中的權利、義務，避免互相扯皮、影響效率。所謂高度專業化，就是要通過設立高效順暢的管理部門、組建專業化投資隊伍、構建規范化投資流程、設置先進投資基準、實施專業化投資決策，努力打造一個高度專業化的金融資產管理機構。實行直接投資與委托投資相結合的投資運營模式。從外匯儲備的經驗來看，實行直接投資與委托投資相結合的模式，既可以充分發揮直接投資貼近市場、反應靈敏、決策高效、風險可控、管理成本較低的優勢，確保投資收益，也能通過委托投資達到分散投資風險、實現投資多元化的目的，還可以通過對外部委托管理人的監督及學習，提高自身投資能力。社保基金運營機構應當學習借鑒這種投資模式，所不同的是要根據自身投資管理能力及投資的產品類型，合理搭配直接投資與委托投資所占比重。一是要以直接投資為主。目前社保基金的投資范圍僅限于國債和定期存款，在國家放寬投資限制之前，仍應以直接投資為主。省級社?；疬\營機構要構建清晰完整的投資生產線，設計高效順暢的投資流程，配備好資產配置和投資部門，充分考慮社?；鹬Ц兜臅r間、金額以及經濟周期變化，充分利用省級社?；鸾y一運營的規模優勢，科學設計社?；鹜顿Y期限組合，對定期存款和國債進行長、中、短期合理搭配、將長期、中期、短期投資有機結合起來，實現基金收益最大化。二是嘗試開展委托投資業務。2012年廣東省將1000億元養老保險結余基金委托全國社?；鹄硎聲顿Y運營，近兩年年化收益率都超過了6%?？山梃b廣東省的經驗做法，允許各省將一部分結余基金委托全國社?；鹄硎聲顿Y經營，以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確保養老保險基金不因通貨膨脹而縮水并能有所增值。三是做好擴大委托投資比重的相關準備工作。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將于明年啟動，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的改革部署很快也要落地，屆時社保基金的來源將更加多元，投資范圍將逐步拓寬，完全由社?；疬\營機構實行直接投資力有不逮，因而實行并不斷擴大委托投資是大勢所趨。應當未雨綢繆，提前做好相關準備工作。首先，要完善社?；鹬卫斫Y構：建立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有效監督委托投資過程；建立明晰的問責機制，增強基金管理的透明度，實現有效的外部監督。其次，要研究提高資產配置能力，包括戰略資產配置和戰術資產配置，為委托投資確定基準，便于實施業績考核。第三，要研究評選優秀投資管理人。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F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