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3 10: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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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認為，社會學在中國是有特殊重要性的。一是和美國這樣的結構穩定的社會相比，在現在的中國這樣一個轉型社會，社會學更有揭示問題與把握轉型機會的價值；二是社會學作為一個基本學科，為類似法律、管理、傳播等領域的訓練提供了基礎的認識論工具；三是在動態程度與復雜程度進一步提高的社會，社會學為多個領域的人提供了改善行動水平的方法論支持。我一直覺得我們的大學不應該在本科就設法學、管理學、傳播學這類學科，如果這些學科的學生上本科時學的是心理學與社會學，上研究生時再學那些應用性的學科，那么他們的基礎理解能力與自覺創造能力絕對有很大的提升，而不會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科學的本質常被看成是能夠產生不受環境制約且不斷增進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識。科學被看成是這樣一種事業，正是基于對科學本質的如此理解，人們特別是社會學家長期以來形成一種觀念：即認為科學的內容，比如新的科學思想和重要的科學發現等，從根本上說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不是受社會影響的。這種觀念從根本上抹煞了科學的社會性。
科學到底有沒有社會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會性?這一涉及到知識的元理論的問題(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學知識在內的人類知識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問題，對于所有追求和傳播知識的人來說，恐怕是一個必須要認真和仔細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問題。而把科學本身作為研究對象，對元理論問題進行審視和研究已成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學術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這就是科學知識的建構主義的產生。
一、建構主義產生的背景
所謂建構主義，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諾爾一謝廷娜的說法是指這樣一種立場“它把現實的總體看成是裝配而成的，現實的齊一性是異質的，現實的光滑外表包裹著一種內在結構，對建構主義來說，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飾的事實。”建構主義認為科學知識本質是社會建構的，而不是被發現的，即認為科學知識是建構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蘭奇才，細菌學家，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就指出，科學事實是歷史背景的產物并反映著一定的思想風格，往前還可追溯到“文化知識社會學”的創始人舍勒，他認為全部知識的內容甚至全部知識的客觀有效性是由社會利益支配的思想所決定的，并且獲得知識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會結構共同決定。再往前卡爾·馬克思提出的著名論斷：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即所有知識都是由社會決定的，馬克思甚至認為自然科學知識也是由社會目標所決定的。所有這些思想，都閃耀著建構主義的火花。
2、建構主義產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構主義產生之前出現許多社會學新理論和新方法，象符號互動論、人類學方法論、社會現象學等社會學理論和方法，這些被稱為微觀社會學的研究結果對宏觀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戰，一方面它們從社會秩序的規范解釋向認識秩序轉化，把興趣轉向語言應用和認知過程，它們放下有關社會“結構”“整合”等信條，轉而研究具體的社會實踐，規范不再被看作是鐵板一塊的系統而是看作具體的溝通和互動，社會秩序不是控制個人愿望把社會聯合起來的東西，而是許多人意愿的聯合，另一方面是從方法論上集體、個人主義向情境主義的轉化，在方法論上不僅要首先關心成員的認知過程，意義的解釋程序，而且要優先地分析小的社會情境，主張從社會情境的互動即人與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來分析知識的社會形成。
3、建構主義產生的直接原因
我們知道布魯爾為代表的科學知識社會學的“強綱領”聲稱社會原因是首要的和決定性的，科學家的思想受社會信念、社會地位或其所在的團體的影響，為此還提出了“強綱領”的四個信條即因果性、公正性、對稱性和反身性，主張“科學地研究科學知識的性質”，但由于這種強綱領割裂了科學與理性的道路，因而無法回答在什么時候，社會因素是怎樣進入知識客體之中的，而遭到來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對這一宏觀研究進路的不滿和反抗導致了建構主義的產生，正如夏平在這一新的發展階段開始時說的“僅僅斷言科學知識與社會秩序有關或說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們現在必須專注于如何準確地將科學文化處理為社會的產物”，建構主義的產生使經驗研究成為科學知識社會學家的工作重點。
二、建構主義的研究方法
社會學家平齊認為實驗室研究、科學爭論研究、科學家話語文本研究這些經驗研究都集中在科學知識在更加廣大的社會范圍內的建構過程上，即認為科學知識能夠、實際上已顯示出其構成完全是社會性的，平齊把這些驗研究稱為社會建構主義方法論。
1、實驗室研究
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末發展起來的一個經驗研究場點，在這方面影響最大的當推拉都爾和伍爾加，這種研究方法側重于對科學工作的實際場所進行直接的觀察、研究，這是一個借助于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就象人類學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樣，因為科學家從事研究的實驗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叢林，通常起到保護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窺視”的作用，社會學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觀觀察立場，不帶先入之見地深入科學活動的“現場”，這無疑為科學知識的社會學研究開辟了透視科學“黑箱”的一個新途徑，其優點在于允許直接觀察科學家日常實踐的微觀互動過程，探究科學事實和文本產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疇內生產出來的，拉都爾在觀察實驗室工作之后得出實驗室的全部活動成果是產生論文，實驗室中產生的科學事實只不過是全體實驗人員努力構造的產物，實驗室科學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審查由技術員、操作儀器、設備產生的所謂“文學銘寫”標記，實驗室就如一個工廠，事實在一條流水線上被生產，有些事實被制造出來，而有些事實未被制造出來。該方法的實質就是運用富于觀察性、紀實性和靈活性的采訪方法和技巧進入科學家當中作出“情景定義”和“選擇行動路線”的過程，并解釋在這些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克諾爾一謝廷娜曾特別撰文說明“實驗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認為，將研究聚集于實驗室，允許研究者在儀器和符號實踐的更寬闊的情境內考察實驗活動，從而將包括知識生產的整個活動范圍推向了前臺。
2、爭論研究
該方法是英國科學知識社會學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廣泛發掘的一個研究場點，科林斯認為，科學爭論之所以作為一個受到青睞的研究場點，是由于它較容易揭示科學的社會性質以及科學研究實際上是如何形成的，與“現成的”科學不同，“爭論的”科學打開了科學的黑箱子，擾亂了科學的常規實踐，在發生科學爭論的情況下，爭論各方會發現那些理所當然的規則因新的發現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質疑，它們不再能產生無疑義的結果，因而，通過爭論中的科學家的眼睛來看世界，研究者可以親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學”。拉都爾在其著作《科學在行動》中對把爭論作為研究對象作了說明。他指出：我們研究中的科學是行動中的科學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學，因而我們要么在事實和儀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們，要么跟蹤科學中的爭論重新打開它們。再者為了確實科學家聲稱的“知識”的客觀性抑或主觀性，我們并未給定陳述的內部屬性，只能通過尋求掌握事實或儀器的使用者們的陳述的變化。這樣科學爭論可以使研究者觀察到科學活動的一種臨界狀態，這在其他時刻通常是看不到的，這種狀態不是也無須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學家自己通過辯論弄清主張的接受與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狀態處于批評狀態進而通過爭論的“結束機制”得到科學知識的一致性解釋。
3、科學家的文本、話語研究
社會學家馬爾凱認為事實上科學家的言談舉止變化是非常大的，對同一件事不僅不同的科學家的說明不一樣，同一個科學家的話語也會因說話的場合不同而變化，甚至還會因分析者的介入而發生改變，因此，如何對待科學家的言談便是科學知識社會學中需要首先解決的問題，這一研究與舊科學社會學不同，它不再把科學家的交流語言看成是一種轉達信息的中性媒介，或僅僅是社會交往由之發生的一個通道，而是把構成科學相互作用的言說行動本身作為分析焦點，從中揭示出隱含在這些話語中的科學知識的社會性質，上文提到實驗室研究其全部活動成果是產生論文，而在論文的產生過程中，科學家顯然要通過修辭手段，文字表達技巧、社會性辯論技巧以試圖使人們相信它的有效性，齊曼稱之為“這是一種決不意味著科學家們是說謊者和偽君子的一種虔誠的‘欺騙”’。科林斯認為應該對文本的觀點、事實的形成過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觀地展示它們是如何被定位的，為此他把科學家的文本分為兩類，一類是科學家之間的會話、信函和對科學家的訪談記錄，另一類是正式出版的論文，他更看重前一類中發生的事情，所謂真情流露于不經意之中，只有這類非正式文本和話語，才能顯現出話語在被納入研究論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實風貌。馬爾凱在他稱之為“言讀分析法”方法中給出了研究思路：通過分析比較科學家就某項研究正式發表的論文與直接訪問科學家關于該研究的談話記錄，從而較真實地說明科學家工作的實際情形，了解科學發現或者說科學構造的社會學特征。
筆者認為以上三個研究場點應該與研究者的特定目標相聯系，并且要根據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側重，不可把它們看成是各自獨立和分離的研究方法。例如實驗室研究就不適于考察共識形成的過程，科學爭論研究關注于科學共同體之內的研究群體，難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對共識形成產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話語分析則孤立于科學活動的其他部分，而難以說明科學事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實際上科學家的實踐工作是一個整體，在考慮一個研究場點時要兼顧別的研究場點，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學知識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因素，從而作出科學的建構。
三、建構主義形成的對科學知識的幾個觀點
建構主義的總綱領認為科學知識是由社會建構的，由此形成以下觀點：
1、科學知識是人工制造的產物
科學并不是客觀過程的描述，僅從自然界的形態來說明科學信念的產生是不完備的，因為科學所揭示和表達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應的客體，也就是說科學知識是人工事實。謝廷娜認為：在實驗室里我們找不到描述主義所看重的事實和現實，“實驗室所表現的是盡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學知識產生包括選擇性、科學操作是決策負荷的”。她把科學產品看成制造過程的結果，制造過程與產品的獲得息息相關。這就是說，在實驗室中，所有的活動都是有選擇、有目的、有計劃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學活動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進行選擇決定最終導致科學產品的出現。
2、科學知識是磋商的結果
磋商即指科學家之間的互動，這一互動不僅超越了實驗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會關系之中，這些互動包括科學家之間的，科學家與外面科學家之間的，還有科學家與外面的非科學機構及角色之間的，例如需要資金的支持與財政部門的磋商，這些都會影響科學研究的選擇，科學家之間的磋商包括對科學結論的修改與濃縮，實質上是圍繞著包含修辭手法、語言技巧、科學家威信以及其它符號資源在內的說服與被說服的過程，正如謝廷娜認為的：“體現在科學產物中的選擇是和在一定時間、空間中發生的磋商的社會過程相聯系的，而不是由個人所做的邏輯的決定?！?/p>
3、科學與其它社會文化一樣，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這個觀點較激進?？铝炙拐J為“自然世界對科學知識的建構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語言、概念、社會行為之外沒有什么可以影響這些論點的結果。”科學知識的產生是不同利益個人、利益團體之間互動的過程，通過相互爭論、相互磋商、彼此說服達成一致，科學沒有任何特權，在認識論上科學并不優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體系，并不比社會科學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魯爾聲稱“如果社會學不能貫穿始終地用于解釋科學知識，這種社會學將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學，無論是文化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是知識社會學研究的合法領域”，這就告訴我們科學文化與其他文化一樣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構主義的評述
隨著體育社會實踐活動內容的不斷豐富，體育社會學的應用研究越來越廣泛，該學科成為體育社會科學領域中常用的學科名稱，它的性質和作用得到了較充分的討論和界定。但是，何為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卻很少有人問津。從學科方法論上探討體育社會學與其相近學科之間的關系，遠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似乎只要對體育領域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就可以冠之為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其實，研究視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視角是科學共同體普遍認同的思維框架，是一種研究的范式，也是對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等的更高層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較長時期的穩定性;分析角度則是研究者個體對研究對象具體屬性的選擇性研究，或者是對研究過程的不同方面的選擇性研究等，可以隨意轉換”。體育社會學是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一門基礎學科，體育社會科學體系中的諸多基礎學科視角為我們認識體育現象的本質與規律，及促進現代體育的發展與繁榮都可以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認識深刻地影響著體育社會學的學術規范。本文主要通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的探析，借以明了體育社會學的學術空間，同時也試圖揭示體育社會學在體育科學體系中的價值。
1、社會科學一些學科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社會科學是科學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科學研究肩負著兩個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體問題的新知識并提供解決意見;二是，為社會成員提供考察社會現象的主要形式。這兩個使命的有機結合將有效地推動社會科學向著專業化與獨立化的方向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約，而且還受到社會分工方式與水平、大學設定學科的需要等的影響。近代以來，社會科學的發展呈現出學科獨立和專業化分工的格局，從本質上說，是社會科學發展的必然過程。但是，社會科學在自身建制化的過程中，由于過度強調職業標準的獨特性、專業語言和理論體系的統一性以及研究調查的客觀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確造成了與公眾的隔膜。美國學者羅伯特·n·貝拉認為:“關心整體并不意味著把來自各個專業學科的事實加在一起。這類事實只有依據一種能包括各專業學科、又能形成一種整體概念的參考系統來加以闡述才會變得具有重要意義。這種概念不一定能簡單地從尋常所謂的跨學科研究中形成。因為社會作為一個整體，它所涉及的知識不只是來自鄰近學科的有用見識，而是完全超越學科界限的”。由于社會問題具有很強的綜合性與復雜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種社會問題的解決僅僅依靠單個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它必須建立在多學科、多視角的整合與分析的基礎之上。
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同樣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因此，運用多種社會學科的基本理論、基本方法分析體育現象，并揭示體育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規律，是我們認識體育社會屬性的必需手段。體育社會科學是研究體育與人、體育與社會相互關系基本規律的學科群，主要相關學科有哲學、史學、文化學、倫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管理學等。用社會科學對體育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研究，旨在從理論上做出闡釋，為體育社會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方向做出評判，為在實踐中進行體育決策、建立和完善我國體育方針、政策、法規和制度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學者們運用眾多社會學科在體育領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諸多社會科學的分支應用學科，如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法學、體育史學等。這些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如體育社會學與體育史學就是研究內容相近，研究視角卻存在本質差異的學科。體育社會學是運用社會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如體育群體的特征與互動形式、體育組織的結構與功能等。體育史學是根據體育發展的時序性，研究體育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進化與退化、分化與組合等現象，通過對體育發展與演進的過程研究，對體育的歷史進行系統的認識。體育史學以時間的概念為基礎，是對體育現象發展過程的歷時性縱向研究。體育社會學雖然也進行歷時性研究，但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目的是在紛繁復雜的體育現象中尋找具有本質的、相對穩定的、重復性的聯系或關系，從而對體育現象進行解釋與預測。
2、體育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
方法論是關于方法的基本性質、結構、類型以及合理性標準等內容的理論系統。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是關于體育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理論，是其學科研究視角形成的理論基礎，對體育社會學研究視角起著規范與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涉及相互聯系的3個層次，即哲學方法論、一般社會學方法論和體育社會學方法論。
在知識領域，理論既是關于研究對象的描述和解釋，又是關于研究對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說，理論不僅是關于認識客體和客觀屬性及其運動規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還是在已有的、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知識基礎上向新的知識領域滲透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理論就是方法。哲學作為理論的最高形式，無論是對于自然現象的研究，還是對社會現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導作用。哲學理論既是表述社會現象的最高理論，也是認識社會現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學的精髓是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關于社會發展和社會認識的理論，它準確地反映了“在現實的歷史過程中繼承和否定的統一”和主客觀因素“在社會認識中的相互關系”。因此，唯物辯證法在體育社會學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體地說，唯物辯證法是幫助社會學研究者確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綱，編制研究程序和選擇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則系統。哲學方法論是體育社會學方法論的基礎，對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具有指導作用。體育社會學與哲學的關系，是具體的社會科學與哲學科學的關系，是特殊與一般的關系。體育社會學的最基本的任務是研究體育活動中的各種社會現象，揭示存在于體育活動中的社會現象的本質、相互聯系及其發展規律。在對體育社會現象的研究過程中，無論在理論前提預設上和在基本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導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學世界觀的影響。
對于體育社會學研究者來說，僅僅具備正確的思維方式是不夠的，他還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會學理論作為自己研究的出發點，一般社會學理論是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方法論基礎。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了社會學基本概念和概念間的關系，提供了社會學理論的結構框架及結構變量的相關分析。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架構是在進一步分析一般社會學理論給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聯系基礎上得到的，體育社會學理論要給出研究者的是“具體變量”。體育社會學方法論包括作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論假設和價值觀念，還包括研究者用來解釋資料、引出結論的標準或準則。體育社會學方法論指導著體育社會學研究者怎樣提出假說，怎樣選擇必要的證據來說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具體地說，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方法論必須涉及以下幾個方面:1)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的理論與經驗的關系問題。在這方面，既要研究社會學理論向體育現實經驗的滲透，用社會學理論解釋體育現實經驗，又要說明體育現實經驗對社會學理論的支持。2)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發現或形成問題。研究和論述體育社會學理論探索活動范圍內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分析和確定評價與接受理論的準則。3)體育社會學理論的結構和功能問題。對體育社會學理論做出靜態和動態的結構分析，揭示體育社會學理論的解釋、預見等功能。4)體育社會學的發展問題。研究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演變與更替過程的合理性標準和準則。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研究者經過哲學方法論的指導、一般社會學理論的提示和體育社會學理論的概念分析，最終得到了關于體育社會現象的具體變量和理論框架。只有經過這樣一個理論思維過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準確地把握體育社會現象中各要素的本質特征和要素間的本質聯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種具體的理論假設，從而保證體育社會學經驗研究的質量。
3、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現象的視角
體育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運用多維視角進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說明任何可能性，在說明一種研究視角時，人們最容易犯的錯誤就是把對象體系和理論體系相混淆。“研究視角并不是依據對象體系來劃分的，而是根據理論體系來劃分的，對象體系只是說明了某種研究視角的必要性，理論體系才能說明某種研究視角的可能性”。體育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只是為我們提供了對象世界，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體育社會學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概念、命題、假設及理論原理以及一個比較完整的相關分析框架。從體育社會學的學科演進而言，早期的體育社會學研究多為社會學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國社會學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國社會學雜志》上發表的“芝加哥的市立運動場”及1918年美國社會學者羅斯發表的“作為社會問題的成人娛樂”等。直到20世紀60年代以前，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只限于體育與閑暇及體育與文化的關系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后，不論是競技體育還是大眾體育在國際社會都得到迅猛發展，體育這一社會現象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體育社會學的研究領域逐漸擴展到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地，如體育與政治、經濟等的關系、體育群體、體育組織、體育社會問題、體育社會化等諸多領域。原波蘭科學院體育科學委員會主席畢格紐·克拉夫契科與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蘭體育社會學”一文中對西方體育社會學的總結指出，20世紀60年代后，體育社會學才真正獨立起來，并在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上都獲得了全面進展，西方體育社會學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會轉型與農村體育、城市體育、精英體育的社會學問題等領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體育職業化問題、政府管理體育的職能、體育組織的社會學問題及體育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等領域。伴隨著體育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不斷涌現，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地位漸漸得以確立。體育社會學的發展與體育運動面臨的越來越多巫待解決的社會問題密不可分。因此，體育社會學領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視應用性研究，探討解決實際問題的辦法。
x 綜上所述，體育社會學是從社會學研究中分化出來的，是社會學理論在體育領域的大量應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門社會學分支學科。在理論上則是運用社會學的思維方式和基本原理來解釋體育領域中的社會現象，分析其原因，給出解決問題的思路。在研究體育群體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體育情境中社會互動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方法;在解釋體育游戲與運動競技對參與者的社會影響時，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角色規范理論，使我們對體育社會化的研究成為可能;在研究體育組織時，社會學的結構功能論為我們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職業體育組織的經濟行動、政治行動和社會行動是分別執行職業體育組織的生存與發展、達到特定目標、行動整合與模式維持的功能，相對于職業體育組織的結構功能框架來說，職業體育組織行動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維持職業體育組織的系統均衡，我們經?？梢钥吹?，一些職業體育組織舉辦販災義演活動、到社區與球迷搞聯歡活動，如果從經濟學的投人產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經濟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動，而從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卻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體育社會學也是直接援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如社會調查中的問卷調查法、訪談法等，并對某些具體的體育社會問題，采取定量的分析。
4、當代杜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趨勢擴大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視角
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流行的分類方式是按照學科來分，并且認為特定學科的獨立性是與特定的研究對象相聯系的，研究對象決定特定學科的屬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人們發現，往往許多學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對象，或者說，研究某個對象是單一的學科無法勝任的，這樣，傳統的社會科學分類和組織方式發生了危機。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經常需要考慮和解決的，不只是學科內的問題，還有學科之間的關系，而且，這種學科之間的關系也不只發生在社會科學內部，還要處理與自然科學、人文科學的關系，或者說，把在自然科學長期發展中所醞釀的科學精神以及人文主義傳統或人文科學在歷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這不僅是社會科學研究的組織和管理問題，也是一個創造學的問題，局限于單一的學科和角度，往往會妨礙社會科學的創新和發展。
從學科分化史來看，研究對象、方法、范疇、領域、內容、路線、主題等，在不同時期都曾單獨或組合成為學科分界的標志。經驗告訴我們，這些標志性的東西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發生變化。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科學各學科不斷交叉、滲透，以往以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為分科模式的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其研究對象逐漸趨同，研究領域逐漸重疊，研究方法互相借鑒。社會科學出現了不可忽視的融合趨向，學科分化與交叉已成為一種重要趨勢。先生曾對社會科學之間的關系做過精辟總結，“多科并存、緊密交叉、互相促進、共同發展”。
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趨勢表明，任何研究對象都不可能成為某些學科的世襲領地，體育社會學作為一種極具應用性的新興學科，在當代社會科學研究對象趨同與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視角變得更加廣闊，研究領域也不斷拓展。自1898年起美國學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開始從社會學視角研究體育現象。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大多集中在大眾體育領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體育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與體育教育學、體育經濟學、體育管理學、體育心理學等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互重合之處越來越多，體育社會學的視角涉及到體育教育、職業體育、運動訓練等諸多領域。如體育消費既是當前體育經濟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體育社會學關注的熱點，從體育社會學視角分析體育消費，并不僅僅是因為體育消費具有一些獨特的非經濟特征，更重要的，是因為體育社會學研究體育消費有自己的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社會學中的互動理論、交換理論、沖突理論等，它們較之體育經濟學所運用的供給需求分析、消費積累分析、投人產出分析等理論是一些不同的理論模式。盡管它們分析的對象可能是同一社會現實，但體育經濟學側重的是供給與需求關系對體育消費的影響，體育社會學側重的則是家庭及社會群體等對人們體育消費的影響。以體育與暴力為例，心理學從本能論的角度認為，暴力攻擊性是與生俱來的、獨立的、本能的心理傾向;體育社會學則將體育運動看作消除社會暴力的安全閥，認為打擊對方的運動就是一種被壓抑的攻擊驅力的釋放或宣泄的替代過程。在這些領域形成的諸多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成果，不但促進了體育社會科學的繁榮，也顯示了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價值，體育社會學所獨具的綜合性研究視角，為人們更加深刻地理解體育社會現象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5、結論
1.體育社會問題的復雜性與綜合性要求體育領域的社會科學研究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削減它的學科邊界存在的張力，并在多學科或跨學科的領域對其做出一種積極的回應，體育社會學、體育經濟學等諸多社會學科由于理論原理與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體育社會現象時，給我們提供了不同的學術視角。
自然法學派和實證主義法學派在法的概念、原則和方法論上持有不同的主張，國際法理論的發展也深受兩種主流法學派的影響。然而，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為國際法理論的革新帶來契機，批判性國際法研究方法應運而生。作為批判性國際法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赫爾辛基大學的國際法教授馬爾蒂·科斯肯涅米在《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和《國際法的方法論》中批判性論述了自然法和實證法下的國際法理論、原則和方法論，他認為國際法話語搖擺在相對立、排斥的觀念之間，因為前提相互矛盾，所以國際法話語內在不一致。本文對科斯肯涅米的兩篇文章進行了介紹和評析，以探求在自然法和實證法的語境下，如何以新穎的視角看待國際法的概念、原則和方法論的發展趨勢。
一、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
在《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談論了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國際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釋國際法的約束力；三是國際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四是規范性原則和社會性原則之間的沖突。為了全面描述每個方面問題的研究情況，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國際法理論的發展史，即從維多利亞、格勞修斯、普芬道夫論述的自然法和國際法開始，一直到當今國際法學界采用的學科間多領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國際法存在的理論沖突。筆者認為，這種沖突最終應當歸咎于“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之間的理論沖突，文中最后談到了“規范性原則”和“社會學原則”的沖突就是上述沖突的具體化。
科斯肯涅米在文中談到，國際法的普遍性在國際法誕生之初就存在，例如16世紀關于西班牙對于印第安人統治合法性進行的討論。為了證明荷蘭爭取海上權益的合法性，格勞修斯創立的“自然權利學說”發揮了重要作用?！白匀环ā敝赋鰴嗬钠降刃院筒豢汕址傅奶卣鳎瑖抑g的交往是平等的，他們都要受到“自然法”的約束，這種普適性是論證國際法普遍性的理論基礎，因而“自然主義”理論是支持普遍國際法的?！皩嵶C主義”強調國際法與社會學、心理學等實用學科之間的交流融合，而二戰之后多元化的國際法理論也可以佐證國際法的普遍性理論。筆者認為國際法的普遍性與國際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民族國家的增多，國家之間密切的交往和聯系，國家之間的沖突矛盾也日益增加，國際法管轄的范圍也在擴大。普遍適用國際法中的條約和習慣性規則是處理現代國家關系的前提，一個無法忽略的事實是國內穩定發展與國際和平和安全休戚相關，根據實用主義的觀點，為了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在遵守國際法下處理國際關系已經是國際社會的共識。
科斯肯涅米在這篇文章中有很多筆墨都在論述約束力的問題，既然國際法的普遍性已經得到了公認，那么國際法的約束力則是保證普遍性的關鍵所在。文中提到國際法約束力的依據依然存在著爭議，最初是“內部解釋”和“外部解釋”之爭，而筆者根據科斯肯涅米的分析認為，這最終還是歸于“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之爭，它承接著普遍性的兩種主義之爭。學界與實務界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科斯肯涅米認為上述之爭不利于國際法學者在國際爭端解決中解釋約束力的問題，轉而提出“合法性”解釋的概念，但這仍然掩蓋了爭論的實質問題，因而關于國際法約束力解釋的爭論依然會持續下去。筆者認為這或許更有利于國際法的遵守和實行，因為隨著國際法約束力的深入探討，盡管各方仍統一解釋問題未達成一致，但是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各國已經就處理國際關系所遵循的規則達成共識，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以公然違背，否則就會受到制裁，例如《聯合國》的頒布和實施。所具備的約束力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國際社會也認可的約束力，因而這可以被視為一種有力的解釋。
文章最后討論了當代國際法理論中的趨勢之一，規則主義原則和社會學原則的沖突。在評價這種爭論時，筆者注重將規則主義原則和社會學原則溯本清源，即規范性原則和社會學原則的核心或者實質是什么?？扑箍夏撞]有進行具體的闡釋，他只是指出規范性原則和社會學原則的差異，規范性原則是關于法律淵源、法律的適用和解釋的原則，而社會學原則是關于國際法的目標和影響的原則。筆者認為規范性原則強調規則的完整性，必須予以遵守，規則的多變性不利于規則的穩定和遵守，而社會化原則強調國際法要緊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如文中提到的國際法憲法化，如有些學者和律師主張聯合國的合法化，這就要求國內法必須做出積極的回應，影響著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國內法或積極或消極的應對都會影響國際法規則的確立，因此二者出現沖突也是必然。
二、國際法方法論
馬爾蒂·科斯肯涅米在《國際法理論和原則》中論述了“自然法學派”和“實證主義法學派”就論證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產生的爭論，這必然會影響到國際法方法論的應用，而理論和原則直接指導著國際法方法論的執行。筆者認為《國際法方法論》一文貫穿著“自然主義國際法”方法論和“實證主義國際法”方法論之爭，科斯肯涅米指出國際法方法論有規范性和具體性之分，規范性包括正義規范性和淵源規范性，具體性則涵蓋社會學、政策導向、工具主義和法律工程學等領域。文章最后主張兩種方法的相互融合，采取折中主義的辦法，結合兩種方法論的優勢形成的方法論才會使論述國際法的法律依據富有說服力。
正義的規范性是指要重新回歸正義、神的意志或者假設國際社會的需要和價值觀、或者人類應該享有的權利（如人權），這顯然是“自然法”的思想，但是往往較為抽象，無法具體言明人類應該享有的權利的具體含義，而且不同的國家在國際交往時會根據國家的意志和利益決定自身的正義理念、需要和價值觀。這顯然會造成國際法規則的隨意性，一國按照本國的意志和利益實施的行為在他國看來很有可能是違背國際法的。盡管國際社會就國際正義、人類享有的權利有著一定的共識，但是“自然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概念的模糊性，這很容易造成國際法理論依據的分歧，削弱論據的說服力。而作為補充，科斯肯涅米提出淵源規范性的命題，這是對于正義規范性的補充，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的規定，國際法的淵源包括國際條約、國際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以及其他輔法律淵源，筆者認為國際條約、國際習慣作為主要的國際法淵源，清晰地指出國際法的規范依據，這是正義規范性的具體化和補充。國際條約規定了締約國應當遵守的國際法規則，具有約束力。如科斯肯涅米所言，國際習慣是國家在交往過程中形成的習慣性實踐，而任何時間都必須包含同意的方面——法律確信，法律確信的存在保證具有規范性效力，國際法論據的約束力得到更明確的保證。然而，科斯肯涅米也指出淵源規范性存在的問題，這讓論證更加的嚴密。
就具體規范性而言，它凸顯了“實用主義法學”對于國際法方法論的影響，如國際法與社會學的結合，運用社會學原則理解國際法的論據，而以政策為導向、工具主義和法律工程學的理解模式擴展了證明國際法依據說服力的途徑。筆者認為美國以政策為導向的國際法模式體現了美國的實用主義文化，主要目的在于幫助國際法學者在爭端解決中更好地捍衛美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在科斯肯涅米看來，工具主義則是減少了法律的規范性效力，因而它容易瓦解成為現存制度性權力宣傳的工具。筆者覺得這種擔心也是存在的，因為國際法在工具主義下會成為一國實現其國家利益的法律工具，而不再是維護國際法律體系的統一和穩定，堅持法律的工具化，那么國家在實施國家行為時完全可以不顧及國際共識、他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體系的完整性。對筆者而言，國際法規范性的工具主義會導致國際法規范理解的簡單化，國際法規范不只是用來維護本國的利益，還要促進全世界的和平穩定和人類幸福，單純采用工具主義顯然會片面地將國際法視為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和國家意志利益的體現，這與《聯合國》的規定也是背道而馳的，國際法方法論模式的選擇應當對這種方法論的解釋予以警惕。
在《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一文中，韋伯提出人們在大學授課時是否應當宣明他們所贊成的某種倫理的或者建立在文明理想以及其他世界觀基礎上的實際的價值判斷這一問題。針對此問題，有兩種不同的回答：其一是以可以從純邏輯演繹而得到的事實和經驗事實為一方與以實踐的、倫理的或世界觀的價值判斷為另一方的區分是正確的；其二是盡可能在課堂上不講實際的價值問題。對于上面兩種回答，韋伯發表了自己不同的見解，他認為大學教師在一切具體情況下，甚至在面臨使他的授課內容變得毫無吸引力的危險時，都會毫不猶豫地向聽眾，首先向自己宣明，哪些陳述是純粹從邏輯推理演化而來的或者對純粹經驗事實的說明，哪些陳述是實際的價值判斷，并且把這一點看作自己天經地義的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上述的第一種回答才可以接受；而韋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贊同第二種回答，認為第二種回答只適于掩蓋向聽眾發表的意見的實際影響，韋伯認為如果讓教師放棄實際的價值判斷，不能講激情昂揚的話語，會使聽眾迷失于各種不同范圍的彼此混淆之中。
在講壇上一般是否應該進行實際的價值判斷的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政策的問題，因而它最終只能由個人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而對大學的任務所取的觀點來決定。韋伯批評了種種不合時宜的德國教授們在大學課堂的言行，認為“如今的大學生在教室里應當向自己的教師學到的東西，首先是熟練地完成給定的任務的能力；其次，承認事實，即使是令人不堪的事實，然后把關于它們的規定和自己的價值態度區別開來；第三，使自己服從職責，因而首先抑制不必要地表示自己個人興趣和其他感受的沖動。”提出在每一項職責任務中，承擔任務者應當克制自己，排除那些不屬于職責的東西，而最需要排除的是他自己的愛與恨。
韋伯認為經驗科學只能告訴人們事實怎么樣，它可能怎么樣，但決不指導人們應當怎么樣，因此關于實在的經驗認識的科學必須拒絕承擔價值判斷的任務，從而保持科學認識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茖W研究者在涉及社會事實時，應當克制對它公開發表個人見解，韋伯寫道：“一個職業‘思想家’如果有什么職責的話，他所迫切要做的便是，面對時下盛行的理想，哪怕是傾人的理想，都要保持個人才智的清醒，倘有必要，就需‘逆潮流而動’。”韋伯深切地認識到研究者在科學研究的過程中和做學術報告時需要回避價值判斷，不借科學研究來鼓吹自己的價值觀；正是在這些因素之下，韋伯提出了“價值無涉”的概念。
韋伯寫《社會科學和經濟科學“價值無涉”的意義》這篇論文的意圖在于，批判德國的教授們利用自己不受攻擊的權威在學術講壇宣揚自己的價值觀點，混淆了價值判斷和關于經驗事實的科學知識之間的界限。在韋伯看來大學教授不能任意的發表其價值判斷。即應該做到價值無涉（價值中立）。所謂價值無涉是指要求研究主體按主觀愿望選擇了所要研究的問題之后，應該客觀地描述關于所要研究問題的全面資料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得出的結論，而不管這些資料和結論是否與研究主體、社會或者他人的價值觀念相沖突、相對立。
價值無涉這一原則首先是由韋伯提出的社會科學的客觀性原則，今天在社會科學領域內依然廣為接受的標準。社會科學是否需要堅持“價值無涉”的原則，引起了學者的廣泛爭論。這兩種立場在中國社會學界爭論了十幾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刊登在《社會科學研究》雜志上的鄭杭生教授和李金教授之間的爭辯。
李金教授對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持“價值無涉”的立場是持基本接受的態度。他在《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寫道：“在中國社會學界正如在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一樣，有一種十分流行的觀點，即主張我們應當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堅決拒斥價值中立的研究立場。
鄭杭生教授對“價值無涉”立場是批判的接受。他在《究竟如何看待“價值中立”？――回應〈為“價值中立”辯護〉一文對我觀點的批評》中寫道：“‘價值中立’作為一種來源于實證主義的科學觀，是一個在總體上包含根本缺陷但又有局部合理性的西方社會學方法論原則，是一個在國外學術界有嚴重分歧、毀譽參半、仍難一致的爭論問題，是一個在本質上與相左但又有部分一致的理論命題，因此，對它極有必要采取具體分析的態度，既不能全盤肯定，把它夸大為我國社會科學的普遍的方法論原則，也不能全盤否定，將它說得一無是處，連它包含的合理因素也否認了?！?/p>
鄭杭生教授傾向于批判，他提出用“實事求是”的原則來代替“價值中立”。他在《關于我的社會學定義――序董駒翔主編的〈社會學〉?答我的一些批評者》一文中寫道：“總之，我與那位批評者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科學性，在堅持科學性上我絲毫也不亞于他；分歧在于科學性能否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來達到。我認為通過所謂‘價值中立’不僅不能達到科學性，還會引起十分有害的后果；在我看來，科學性只有通過實事求是才能達到?！?/p>
在我看來，對“價值無涉”我們應該做到批判的保留，而不是簡簡單單地認為要完全接受或者是全面地、徹底地拋棄?！皟r值無涉”原則在韋伯那里是一種原則，而非方法。是以解決實際出現的問題為出發點的，這也是科學研究過程中所要求的基本態度。因此，我認為在大學教學的過程中大學教師可以適當地進行價值判斷、發表其主觀性的評論。以讓學生能夠更好的了解老師的思想，使大學課堂充滿活力、學生更加愿意地加入課堂討論，增加其知識，開闊其視野。
參考文獻：
方法論的研究歷來是學科研究的關注重點，這主要是由其功能決定的。方法論研究主要有兩個功能：認知功能和社會學功能，前者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場，以便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導和進行辯護，后者則是指學科獲得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正因為方法論的重要作用，它歷來為比較教育學者所關注，甚至傾盡一生建立自己的方法論體系?；裟匪咕驮谄洳恍傅呐χ薪⒘俗约旱谋容^教育方法論體系——問題解決法。
一、霍姆斯問題解決法的認識論依據
比較教育方法論研究上主要有三種認識論依據：實證主義、相對主義、折衷主義。
比較教育誕生之初就與實證主義結下不解之緣。這一點從比較教育鼻祖朱利安提出建立“近乎實證的教育科學”的主張就可以看出，而之后的庫森、阿諾德的方法論亦都是以描述外國的教育制度為主，顯現出描述性的特征，由此可見，實證主義對比較教育方法論影響之深。由于實證主義的種種缺陷，相對主義開始占據研究者的視野。
相對主義屬于科學哲學的范疇，經過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和批判二元論開始在比較教育方法論中得以發展。相對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否定科學中的絕對“客觀性”與“理性”，認為客觀性與理性都是相對于范式而言的， 不同的范式具有相同的權利?？紤]到不同國家、不同文明下的教育影響因素，以此來分析教育而不是追求普適法則，是相對主義在教育中的最大應用。
霍姆斯認為實證主義與相對主義差異的關鍵在于理解規范定律和社會學定律之間的區別。這個區別是由波普爾的提出的，他認為規范定律指的是社會行為規范、戒律或禁忌，而社會學定律指的是與社會制度運作功能有關的定律，并且這種社會學法則是描述自然規律的法則， 是不能隨意違背的（除非能證明它是錯誤的）。
二、問題解決法之要義
霍姆斯對比較教育的教育決策功能相當重視，認為比較教育的任務就是探討解決教育問題的各種方法，通過對一定變量的分析和控制，來預測教育改革的相應結構。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論體系，提出了問題解決法。問題解決法主要是從某一主題或世界教育的某一共同問題出發，進行調查分析，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問題解決法的基本邏輯——五步法
霍姆斯在1981年發表的《比較教育：對方法的一些思考》一書中，論述了比較教育的問題解決法。他的問題解決法是建立在杜威的反省思維法和波普爾的假設演繹法基礎之上的。
杜威認為反省思維的功能就是為了使模糊不清的形勢明朗化，也就是說，為了解決問題。整個反省思維的過程包括以下五個階段: （1）假設或解決辦法的形成；（2）問題理智化或分析；（3）背景分析和詳述；（4）結果的邏輯演繹；（5）實踐驗證。杜威的反省思維是屬于實用主義范式的，他的獨特性主要體現在如何提出問題和驗證假設。在提出問題方面，杜威認為，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對于一個復雜形勢的理智化思考的過程中逐步清晰的。在驗證假設方面，杜威認為，檢驗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在相關背景下，根據假說，進行邏輯推演；其二是預測結果與觀察到的實際結果之間的比較。然后根據反省思維的五個階段，重新進行分析，直到問題得到解決。
波普爾在《歷史主義的貧乏》一書中宣稱無論是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都使用同一種科學方法，這種方法便是假設演繹法。在驗證假設上，波普爾于杜威存在明顯的差異，杜威強調證實假設性的解決辦法，而波普爾強調證偽假設性的解決辦法。
霍姆斯認為，在缺乏實驗檢驗的情況下，這些假設性的解決方案應該通過批判性的比較研究來檢驗，從而解決特定問題。為此，霍姆斯提出了問題解決的五步法。1、問題分析或理智化。主要是選擇和分析那些多數國家共同存在而又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2、提出假設或政策方法。霍姆斯認為，比較教育學者在研究中不要像決定論者那樣企圖找到普遍適用的法則，應當根據問題的背景和對問題特定的研究，去分析哪些政策和方法更適合于特定地區和環境；3、識別及驗證相關因素?；魻柲匪怪赋?，要選擇科學的政策或解決方法，關鍵是識別同問題相關的所有因素，并用這些因素去識別、驗證有待研究的教育問題的基礎結構，如哪些變量是關鍵的，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如何，變量是如何發展變化的等；4、邏輯地預測可能有的結果。問題解決法的目的在于在綜合分析各國教育問題的基礎上，為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解決某一教育問題提出最佳的解決辦法，并產生對教育行為的相應預測；5、比較和驗證預測的結果?；裟匪拐J為通過對預測結果與實際情況發展的比較研究，可以有一個修改的機會，從而使研究模式更完善。從以上五個步驟可以看出，霍姆斯的問題解決法實際上是對杜威的反省思維法和波普爾假設演繹法的發展，實質上是一種演繹法。
（二）問題解決法的基本原則——四模式
霍姆斯的四模式論是在對其五步驟中的第三步進行解釋時提出的，是一種比較教育研究的資料分類體系，它使因素分析有法可依，并且使研究結果盡量具有可重復性。它主要包括規范模式、體制模式、精神狀態模式、自然環境模式四個模式。
波普爾對規范法則和社會學法則進行區分的批判二元論觀點為霍姆斯的“四模式”提供了依據。波普爾認為任何社會都有兩種法則，規范法則和社會學法則。規范法則是由人制定的，也可由人改變的關于一定社會的行為規范和規則。社會學法則指的是社會生活中人們無法更改和選擇的一些自然法則。批判二元論認為，社會學法則對人的社會環境的影響就像自然法則對人的自然環境的影響一樣。因此，波普爾把它稱之為“社會生活的自然法則”，并且認為，根據社會性法則產生的變化很難被人們直接控制。波普爾的批判二元論毫無疑問成為霍姆斯理論體系形成的依據。由此，霍姆斯建立了自己的資料分類體系的四模式論。
四模式的具體內容如下：規范模式包括關于某一個國家的男女公民都了解并都準備接受或反對的規范和規范法則的陳述。主要指社會規范和規范性法則， 它包括影響教育問題的信仰、宗教、哲學、政治觀念、意識形態、經濟理論、道德價值觀等方面的規范和規范法則的陳述。精神狀態模式與規范模式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它不能從態度測驗或國家法規中得到，它主要包括傳統觀念、民族意識和特征等方面的資料。制度模式包括兩大方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對政治、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制度進行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對教育制度內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與其他制度的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的描述。由此可見關注的重點在于制度本身和影響制度的背景因素。自然環境模式包括自然資源的知識和開發資源的知識和技術。四模式論是霍姆斯對五步法中第三步識別和驗證相關因素的一個具體解說，是其創建的一種資料分析體系。相對于之前因素分析所關注的尋找決定各國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探索其形成的原因，以便真正地了解外國教育，這種問題解決法注重一種前瞻性的分析，注重教育的預測功能和服務于教育決策的功能。
三、問題解決法之評價
有學者稱“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發展，必須在方法論上取得突破”，方法論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見一斑。方法論中涉及的方法不是個別具體的方法，與方法論對應的是方法的立體體系，他關注的是研究對象與方法整體的適切性，其核心是“思維方式”?；裟匪沟膯栴}解決法以教育決策服務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方法論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自然法學派和實證主義法學派在法的概念、原則和方法論上持有不同的主張，國際法理論的發展也深受兩種主流法學派的影響。然而，世界政治和經濟形勢的巨大變化為國際法理論的革新帶來契機，批判性國際法研究方法應運而生。作為批判性國際法研究方法的代表人物，赫爾辛基大學的國際法教授馬爾蒂·科斯肯涅米在《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和《國際法的方法論》中批判性論述了自然法和實證法下的國際法理論、原則和方法論，他認為國際法話語搖擺在相對立、排斥的觀念之間，因為前提相互矛盾，所以國際法話語內在不一致。本文對科斯肯涅米的兩篇文章進行了介紹和評析，以探求在自然法和實證法的語境下，如何以新穎的視角看待國際法的概念、原則和方法論的發展趨勢。
一、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
在《國際法的理論和原則》一文中，科斯肯涅米主要談論了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國際法的普遍性；二是如何解釋國際法的約束力；三是國際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四是規范性原則和社會性原則之間的沖突。為了全面描述每個方面問題的研究情況，科斯肯涅米梳理了國際法理論的發展史，即從維多利亞、格勞修斯、普芬道夫論述的自然法和國際法開始，一直到當今國際法學界采用的學科間多領域交叉式的研究模式，揭示了國際法存在的理論沖突。筆者認為，這種沖突最終應當歸咎于“自然主義”和“實證主義”之間的理論沖突，文中最后談到了“規范性原則”和“社會學原則”的沖突就是上述沖突的具體化。
(一)什么是畢業論文
畢業論文從文體而言，它是對教學領域的現實問題或理論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探索的具有一定價值的論說文.從側重點不同,分為學術論文和理論論文。經濟學本科的畢業論文一般為理論論文.理論論文是以議論為主要表達方式來探討、論述理論問題,表述理論研究的成果,或應用理論對現實問題進行分析、說明、提出對策辦法,并提升到理論高度的一種著述文體.由于畢業論文的寫作，具有總結理論學習成果，培養學生的獨立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性質，就不能簡單地重復已有的結論,而是從已知求未知,具有一點新的思想深度和自己的觀點、主張。
(二)撰寫畢業論文的目的
畢業論文的撰寫和答辯考核是取得高等教育畢業文憑的重要環節之一,畢業論文是高等教育完成學業的最后一個環節，它是學員畢業的標志性作業，目的在于總結專業理論的學習成果，培養綜合運用所學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也是衡量自考畢業生是否達到全日制普通高校相同專業相同層次的學力水平的重要依據之一。畢業論文的撰寫和答辯是整個學習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學員要有嚴肅認真的科學態度,絕不可應付了事。
(三)畢業論文的基本要求
1、首先畢業論文應符合社會學科類論文的基本要求,這有以下幾個方面：
（1）思想性:社會科學各學科是思想性很強的學科，它反映了作者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以我們必須以為指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看待我們周圍的客觀事物，在科學理論的指導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2）學術性:學術性是學術論文的基本特征。畢業論文的論點和論證不能只停留在描述事物的外部現象，而應在立論和論證過程中盡可能觸及事物內部較深的層次，深入剖析事物的內在本質揭示出事物的規律性。
（3）科學性:畢業論文的撰寫應以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以科學理論和科研實踐為基礎，采取嚴謹的態度去探求未知，得出結論。論文的科學性還體現在論文的立論要客觀、正確；論據要可靠、充分；論證要符合邏輯，嚴密、有力；表述要嚴謹、準確。
（4）創造性:創造性的核心是創新。在畢業論文撰寫時要注意對所研究問題采取新的分析方法，得出新的觀點，不能只重復前人的研究或人云亦云，不要大段復述已有的知識。當然，創造性并不排斥繼承性，事實上，創造性是在繼承基礎上的創新。
2、除了以上四點外，畢業論文還應達到一些特定的要求：
（1）符合本專業教學的基本要求，應圍繞自己所學專業進行。
1.問題提出
目前有關體育英語教學的研究正在成為相關專家、研究人員關注的熱點，越來越多的體育科研論文對體育英語教學的相關概念、基礎理論、研究內容、研究難點、問題對策、研究方法等做了許多前瞻性的、獨創性的探索。有學者認為，體育科學，尤其是體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與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并無二致，在實證研究與反實證研究之間，不應簡單地進行調查、問卷、統計數據，而應在實證的基礎之上，運用邏輯主義方法，對基本理論進行判斷和推理[1]。也有學者從宏觀的角度出發，對整個體育科學研究現狀做出分析，選取我國1999-2004年度體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論文作為分析樣本數據，對我國體育科學的體系內部結構、研究的“社會化”傾向、所運用的研究方法及論證方式四個方面展開分析。在體育科學研究方法方面，得出體育科學研究論文運用定量方法較少的結論[2]。另有學者從微觀的角度出發，專門分析了我國藝術體操科研現狀[3]。
綜上所述，研究方法的探討正成為體育科學研究領域的熱點。盡管體育英語教學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對于體育英語教學研究來說，還有許多欠缺的地方，沒有形成規范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內容。
2.統計分析
本文以中國知網期刊全文數據庫（http：///Grid20/Navigator.aspx？ID=1）為檢索對象，第一次檢索以“體育”為篇名，匹配選擇“精確”，檢索時間跨度為1979―2014，再在以“體育”為篇名的搜索結果中進行第二次檢索，以“英語”為篇名，最后得出相關論文112篇。第二次檢索，首先以“英語”為篇名，再在搜索結果中以“體育”為篇名進行檢索，其他搜索各項與第一次檢索相同，最后搜索結果是同樣的112篇論文。盡管112篇論文的篇名中都包含“體育”和“英語”字樣，但經筆者甄別，剔除一些關于《中學體育課堂英語名詞活用》、《英語自考》之類的非學術論文，最后確定87篇為分析樣本總量。
2.1時間分布
在所有統計的樣本中，最早有關體育英語教學研究的學術于1987年。如果以2003年教育部啟動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評估工作為分界點，那么在2003―2014年間的學術論文數量為57篇，占總樣本數的66%；2003年以前的學術論文數量為30篇，占總樣本數的34%。
數據顯示，以2003年為分界點，在教育部啟動為提高英語專業辦學水平和教學質量的工作之后，很多體育院校紛紛開設了體育英語專業，有關體育英語教學研究論文數量越來越多。與經驗判斷相一致，這表明體育英語教學研究在我國逐漸受到重視，而且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研究這一體育科學研究的熱點領域。
2.2論文作者單位類型、專業
本文將總樣本87篇有關體育英語教學的論文的作者單位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專業體育院校；第二類是非專業體育院校（包括各類綜合性高等學校中的體育院系、社會科研單位及其他）。其中，對專業體育院校的論文作者又可分為三類：一是英語專業研究；二是體育專業研究；三是不清楚（文章沒有標識）。經統計，有58篇論文作者來自專業體育院校，占論文總數的66.7%，其中作者從事英語教學研究的論文為40篇，占論文總數的46%，將近占據了體育英語教學研究的半壁江山。有29篇論文作者來自非專業體育院校，占論文總數的33.3%。這說明，目前我國體育英語教學研究的主陣地是在專業體育院校中從事外語教學工作的教研人員。因為在專業體育院校中，從事英語教學工作必須面對學習體育各專業的學生。這部分學生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文化課成績較差，活潑好動，英語成績難以提高。所以研究他們的學習環境、學習特點，提高英語教學成績成了在專業體育院校從事英語教學工作教研人員的一個重要課題。進行體育英語教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群體是來自非專業體育院校從事英語教學工作的教研人員，他們結合自身較強的英語專業背景，對體育專業學生學習英語進行研究。
2.3研究主題分類
從87篇總樣本中的研究主題分析，可以發現體育與英語相結合，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有關于體育專業學生的大學公共英語教學，一般主要研究體育院?；蚓C合大學體育專業學生的大學英語教學現狀、問題、難點及對策分析。典型代表如《綜合性大學藝術體育類學生英語教學現狀與啟示》、《體育院校英語教學模式的改革與探索》等。這類研究主題的論文數量共有80篇，占論文總數的92%。第二，有關于體育院校專業課程的英語教學，研究此類問題的作者主要認為大學英語僅僅是體育專業學生的英語學習的基礎階段，而體育專業英語教學是使學生從英語基礎階段過渡到專業階段的必經環節，使其順利閱讀體育專業英文資料。該類研究主題的論文數為4篇，占論文總數的4.6%。第三，第三類文章是有關于體育英語專業（或英語專業體育外事方向）設置等問題的探討。典型代表如上海體育學院的吳貽剛對體育學院英語專業辦學定位與課程設置等問題的分析。該類研究主題只有3篇，占論文總數的3.4%。
由此可知，體育英語教學論文研究主題分布不均勻。現在很多專業體育院校和非專業體育院校因我國體育對外交往的大好形勢，紛紛開設了體育英語專業（或英語專業體育外事方向）。到目前為止，我國至少有30多所高校開設了體育英語專業。作為一個新開設的專業，應該理論先行，理應有很多的學術論文百家爭鳴。但從論文統計數據得出，目前對體育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專業定位、培養方法等進行探討的論文只有4篇，即使加上3篇研究體育專業課程英語教學的論文，也只有7篇，不到論文總數的8%。
2.4研究類型分析
按社會學家詹姆斯?S?科爾曼的說法，所謂“理論研究”，是指建立旨在一種理論體系（或概念體系）但又不以經驗資料加以驗證的研究[4]。這里，我們按科爾曼教授的理論，把對體育英語教學研究分為理論研究（規范分析）與經驗研究。理論研究主要探討體育英語教學的基本概念、原則、理論、范疇等研究；體育英語教學的經驗研究主要是指那些經過實地調查、個案分析、問卷調查、實際觀察等方法而得出的可以直接指導、規范體育英語教學活動和關系的經驗研究，這類研究不作純理論上的邏輯分析。
從檢索結果看，有58篇論文采用規范研究方法，占論文總數的66.7%；有29篇論文采用經驗研究方法，占論文總數的33.3%。采用規范分析、邏輯分析方法研究的論文篇數比采用經驗研究、應用研究方法的論文篇數多出29篇，說明體育英語教學的規范研究遠遠多于經驗的應用研究。
2.5研究的規范性
一般地，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含四個基本階段程序，本文從這四個方面對體育英語教學論文的規范性進行研究：一是是否有理論預設（或稱理論假設）；二是是否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即有沒有提出需要加以論證或驗證的問題；三是是否有對相關現存的文獻加以評論；四是文獻引用情況。
從研究的規范性所設定的四個指標來看，沒有理論預設，沒有文獻評論，但有明確問題的論文占據了大部分，它們分別占有論文總數的91%、92%、94%。這些數據說明，在體育英語教學研究中，從問題或假設提出到論證檢驗、形成、發展過程中，還存在關鍵環節嚴重缺損。論文研究的規范性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至于是否有文獻引用，有25%的論文沒有文獻引用，在某種程度上，沒有文獻引用，容易導致重復研究，沒有文獻評論，難以提出獨創性問題見解。
2.6經驗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
從統計87篇總樣本看，主要的經驗研究方法有：參與觀察、普遍調查、局部調查、個案調查、問卷調查、非隨機調查、隨機調查、文獻收集。采用以上8種具體的經驗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共有29篇，其中采用普遍調查與非隨機調查方法研究的學術論文共有6篇，而采用局部調查研究方法的學術論文有17篇，占總數的59%。這說明采用普遍調查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為要進行普遍、廣范圍的調查，需要較多的經費支持，而這又是很多研究者、研究機構面臨的難題。采用局部調查的論文中，大部分把調查的對象限定在一個班級、一個年級、一個學校，跨學校、跨省之間的調查很少開展。如果普遍調查沒有人力、財力的支持難以開展，那也可以理解。但沒有論文采用既省錢又省力的個案調查方法，這確實是體育英語教學研究的一個誤區。
3.結論建議
從上文數據可以看出，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對外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的體育事業發展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特別是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使得體育領域對于英語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環境的變化要求體育英語教學越來越受到教師、學生、社會用人單位的重視。如何培養高素質的體育英語人才，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目前體育院校和高校體育專業教研人員關注的熱點。
但在體育英語教學研究中，還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研究者偏重于規范研究，而較少采用經驗研究，論文研究不規范，不能遵循科學的研究程序。如缺少研究的理論預設，相關研究問題理論綜述、評價較少，這就容易導致研究者相互重復同一個問題。經驗研究手段單一，不能充分運用多種經驗研究方法全面、廣泛的開展研究。
筆者認為，體育英語教學，要從規范研究到經驗研究、從宏觀研究到微觀研究、從靜態研究到動態研究，力爭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體育英語教學方法論體系，首先必須進行方法論上的補課。如開展普及性訓練和方法論討論。其次，像《體育科學》等專業核心刊物要發揮專業示范導向作用，倡導刊發論文的規范性。最后，組織編寫、翻譯相關體育科學方法論方面的著作和教材。
參考文獻：
[1]張洪潭.體育基本理路研究[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52-257.
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保▉啴敗に姑?1996,252頁）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敖洕恕痹诎l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痹谏鐣W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诔姓J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梢?，韋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經濟人”仍是全部經濟學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現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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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董建新，1999，6-7頁）[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保▉啴敗に姑埽?996，252頁）[2]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敖洕恕痹诎l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3]：“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4]。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5]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在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常基于承認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6]。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7]，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4]（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8]。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6]。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梢姡f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6]。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9]。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 “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敖洕恕比允侨拷洕鷮W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F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5]，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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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992：“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中國人的行為與觀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