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1 10: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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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來，累計少生4億多人，節約了9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年的96259萬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萬人，年均增長1.1%,比改革開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9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70億，2050年前后將是16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萬人，形成了連續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雙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年，大陸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達到10.4%;2025年達到13.59%;2030年達到16.59%;2035年會20.13%。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年的7000萬增加到2003年的1.4億，10年內翻了一番，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至35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個百分點。⑤5.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107之間。但自80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5,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9,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6,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線。⑥6.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達到44.84%,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7%。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1997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人，而日本為4909人，美國為3676人，俄羅斯為3587人。⑧另據2000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9%,受累家庭達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0∶22.3∶27.7,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3%、44.1%與39.8%,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54%,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13%;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46%,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初中平均為23,2001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31,初中為16.99,農村小學僅為10.19,農村初中僅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9%和6.7%。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年全國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3%,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年我國少兒人口（0-14歲）為2.89億人，2004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萬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25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5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6%,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6%。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1測算，2005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7%,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2%。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與OECD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年的51%,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1,估計約有50%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年開始持續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年相比，小學（1991年）為2.72倍，中學（1997年）為1.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A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人。l|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刂迫丝谂蛎?，應從多方面著手，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74、3.81、3.08、2.41與1.94。2001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4、3.4、7.0、18.9與36.5。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學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薄ⅰ皞髯诮哟?、“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年，我國15歲至19歲人口為1.03億人l~,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2]胡鞍鋼《：聚焦中國人口國情》《，學習月刊》2007年15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義《：13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
[5]王惠詩《：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當代經濟》
2008年第5期。
[6]陳俐《：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頁，第315頁，第61、317、318頁，第299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頁。
[11]沈百?！叮何覈逃顿Y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年第2期。
[12]陳鈕芬《：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年第2期。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偤蜕蕪?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傮w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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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消費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負擔孰輕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們考慮到這兩個不同年齡組的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我們就會發現，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簡單的1: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3億未成年人口簡單。因此，考察年齡結構的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研究，它會使我們能更準確地把握人口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谥袊?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更低。人們對目前總和生育率的水平眾說紛紜，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4)《人民日報》，1986年7月30日。
(5)曾毅，1994年。
(6)王慧炯，楊光輝，1984年，《邁向2000年的中國經濟》，氣象出版社，北京。
(7)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8)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2)世界銀行，《1984年世界人口預測》。
(3)中國老齡委，《中國老年人口發展預測》，1986年全國老年學術討論會參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鵬，1994年，《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
(6)于學軍，1995年,《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中國人口出版社，北京。
從表2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特點及由此產生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都會有所變化，這是人口老齡化過程中以往未被廣泛認識的另一個重要方面。這里將運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老年人口的更替規模和更替率進行分析。（4）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四、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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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呼喚學術自覺:人口社會學本土化思考
3.人口社會學研究對象的再探討
4.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初探
5.外國人及港澳臺居民在中國大陸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應對人口老齡化危機的社會學思考
7.人口社會學淺談
8.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老年糖調節受損者主觀幸福感的影響
9.人口社會學的理論特點及其實踐功用
10.外出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和艾滋病KAB調查
11.人口社會學的課題
12.新疆高校大學生“五觀”的人口社會學差異分析
13.SARS對人口社會學的挑戰
14.關于人口社會學發展的思考
15.人口社會學淺談
16.人口社會學因素對護士離職意愿的影響
17.面向現代化的人口社會學
18.人口社會學的學科地位和理論體系初探
19.農村光棍的類型研究——一種人口社會學的分析
20.對《人口社會學》構成體系的初步設想
21.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思考
22.網絡社會的群體參與——以人口社會學為視角
23.城鄉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關聯初探
24.高職護理專業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學生人際容納狀況的差異性研究
2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興起與發展前景
26.人口社會學的研究范圍
27.人口社會學的個理論問題
28.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29.流動人口犯罪原因的社會學分析及對策
30.“人口社會學”探究式學習教學法的應用
31.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結構
32.深入探討人口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全國第四屆人口社會學年會綜述
33.第三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34.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35.縣城不同職業流動人口社會學特征及艾滋病知識知曉情況調查
36.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研討會綜述
37.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38.人口社會學的基本框架結構初探
3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40.第一講:人口社會學是研究什么的
41.當前人口社會學研究中的熱點與難點——全國第三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2.不同人口社會學特征的老年糖調節受損者應對方式分析
43.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44.聯合國人動基金委員會駐華顧問默頓斯在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講授人口社會學
45.理論聯系實際,探索深化創新——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6.探討·開拓·創新——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綜述
47.農村流動人口研究的再思考——以身體社會學為視角
48.英國穆斯林移民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49.老年人生活質量與人口社會學特征
51.人口社會學的對象和方法50.人口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5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犯罪現狀的社會學分析與控制對策
53.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4.流動人口規模、結構及特征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55.創建幸福家庭——人口社會學的一個視角
56.全面認識社會與發展中的人口——評《人口社會學》
57.不同等級醫院門診患者就醫原因及其人口社會學特征
58.全國首屆人口社會學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59.老年人口養老意愿的社會學分析
60.農村體育人口“二元性”分化趨勢的社會學研究
61.自愿不育的人口社會學視角
62.出生性別比偏高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3.春運問題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64.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5.人口社會學研究內容探析
66.全國第二屆人口社會學討論會述評
67.人口資源環境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的界定
68.一部有創見的《人口社會學》
69.對加入WTO后流動人口犯罪的社會學分析
70.民族宗教流動人口社會學調查——廣州市化隆拉面從業群體的基本特征調查報告
71.第二屆全國人口社會學討論會側記
72.對“溺嬰”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73.遼寧流動人口犯罪社會學分析及控制對策
74.基于社會學視角的人口就業理論探討
75.我國體育人口性別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76.試論人口社會學的研究
77.城市流動人口社會融入的法律社會學思考
78.知識社會學與1950年代中國人口控制論間的競爭
79.農村流動人口的文化社會學研究
80.公安機關流動人口服務管理創新研究的知識社會學分析
81.中國人口與中國體育人口比較的社會學分析
82.影響大學生體育人口形成的多因素社會學分析
83.當代中國體育人口結構的社會學分析
84.農村人口控制的社會學思考
85.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
86.社會學與人口問題
87.海寧市外來務工人員人口社會學特征及麻風病認知情況調查
88.中國人口社會學的定向歷程(續)
89.我國當代人口流動的教育社會學分析
90.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1.從民族社會學視角看中國人口文化素質中的性別因素——兼論提高女性文化素質對和諧社會構建的意義
92.流動婦女心理健康狀況分析
93.我國老齡人口健康評價指標的社會學初步研究
94.2015年德國難民庇護申請者的人口社會學分析
95.流動人口犯罪的犯罪社會學分析及其社會性防治對策
96.試論社會學研究人口問題的內容和方法
97.流動人口聚居區形成過程的社會學考察——一個城市空間轉型的個案研究
98.“義莊”:創建現代農村家族鄰里互助養老模式的重要參鑒——基于社會資本的視角
99.湖北地區革命傷殘軍人健康狀況抽樣研究Ⅰ.傷殘及人口社會學特征
100.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1.中國社會學2013學術年會“流動人口與城市融合”分論壇成功舉辦
102.影響體育人口因素的社會學分析
103.山東省青壯年勞動力人口健身觀念的社會學分析
104.論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對“生男偏好”的影響
105.農村流動人口“回流”動因的社會學分析
106.人口控制與社會學
107.大型社區的人口、住房、活力與公平 上海大型社區規劃理念與策略的社會學思考
108.論人口、貧困與幸福——從《人口原理》談起
109.人口結構與生育意愿變遷的社會學分析——以改革開放為背景
110.試從社會學角度談人口增長
111.勞動就業和社會學——討論人口普查中“在業人口劃分標準”的一些想法
112.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村職業教育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關系——基于社會學的視角
2.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討
4.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國人口生育變化的新特點
5.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計
6.論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遷移、生育率及人口穩定狀態的老齡化問題研究
8.中國流動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的分析
9.單獨二孩政策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試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的經濟后果
11.中國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國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處——基于六普數據的分析
13.中國人口生育變化及影響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性別偏好及其決定因素
15.中國出生人口的新變化與趨勢
16.婚姻擠壓下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性別偏好——基于相對剝奪感視角的分析
17.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調整對中國出生人口規模的影響——基于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的視角
19.自主到計劃:人口生育和增長變遷——1950~2014年中國人口論綱要
20.流動人口對當前生育水平的影響
21.論計劃生育權利義務的雙重屬性——以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為背景
22.城市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綜述
23.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鎮外來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行為分析——來自深圳調查的發現
25.生育水平評估與生育政策調整——基于中國大陸分省生育水平現狀的分析
26.滯后與壓縮:中國人口生育轉變的特征
27.21世紀初中國人口的生育觀念——基于對山東省一項問卷調查的研究
28.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計方法及其影響因素——基于隊列視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題與中國生育政策演變
30.人口生育觀念嬗變與社會發展
31.遷移流動人口生育特點及相關理論——中外研究述評
32.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33.隊列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基于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34.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35.蘇南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吳江流動人口為例
36.不同代別農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廈門市912位農村流動人口的實證研究
37.外來人口與我國城市低生育率
38.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變動關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變遷及其影響
40.計劃生育政策、社會保障與人口出生率的區域差異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41.清中葉以降浙南鄉村家族人口與家族經濟——兼論非馬爾薩斯式的中國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國人口生育趨勢:出生數據和教育數據的比較分析
43.文化適應——研究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新視角
44.人口負擔與人口紅利的權衡——論中國現階段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45.集體化時期的分配制度與人口生育——以日照市東村為中心(1949~1973)
46.人口遷移對延邊朝鮮族育齡婦女生育行為差異的影響程度分析
47.我國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徹底改革——基于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分析
49.從穩定人口與人口再生產認識總和生育率真實涵義
50.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
51.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研究
52.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與人口老齡化
53.人口流動的經濟效應對生育率的影響——基于CGSS農村微觀數據的研究
54.人口老齡化機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續下降視角
55.生育政策潛在人口的結構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對兩項大規模調查結果的分析
56.人口優化理論再探——新人口危機和國家安全
57.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間隔及其影響因素——以上海市為例
58.鄉-城轉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問題
59.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
60.企業青年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61.云南流動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差異分析——以廣州市流動人口為例
63.基于廣義穩定人口模型的中國生育率估計
64.流動人口生育保險參與及其性別差異研究
65.生育率結構性變化與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實證研究
66.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相關人口研究問題
67.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該何去何從:近年的爭論和討論
68.中國婦女生育意愿決定研究:基于工資收入獲取視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研究
70.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評估
71.低生育時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考證和未來人口發展的策略選擇
73.外來流入人口的分母效應與大城市育齡婦女的超低總和生育率——以京、津、滬為例
74.東部較發達省市人口下降區人口發展趨勢——基于生育政策調整的縣域個案詮釋
75.我國生育政策演進與人口均衡發展——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論家庭變遷與人口的生育行為
77.中國人口生育問題研究
78.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健康狀況調查
79.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
80.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生育轉變
81.生育率轉變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經濟效應評估——以四川省為例
82.婚姻家庭與人口生育立法分離之探討
83.對“單獨二孩”政策新的認識與思考
84.中國省際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與實證
85.中國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對哈爾濱市已婚在業人口的調查
86.從以人為本看我國人口問題與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研究:回顧與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89.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綜述
90.高出生性別比地區人口預測研究——基于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調查
91.中國的城鎮化如何影響生育率?——基于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問題與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策略選擇——以廣東省潮汕地區為例
93.中國的低生育率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轉變論的補充和發展
95.“單獨二孩”:生育政策調整的社會影響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國的福音?——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中國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
97.現階段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來自戶籍登記數據的新證據
一近年來北京市人口變動的趨勢。
從1999年到2007年，北京市的經濟發展速度連續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與此同時，北京市常住人口和外來人口也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北京市近年來人口變動表現出以下幾個趨勢。
1.人口保持增長態勢。
從過去的幾年看，北京市2007年常住人口為1633萬人，相比1998年的1245.6萬人，9年間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43萬人，人口增長仍然呈現較高的增長水平。
2.外來人口保持較大規模增長。
北京市的人口增加主要是由外來人口引起的。
數據顯示，9年間，外來人口由1998年的154.1萬人，增長到2007年的419.7萬人，每年新增29.5萬人，占常住人口新增量的68.6%,即每三個新增人口中就有兩個是外來人口……這體現了外來人口的常住化趨勢，故控制外來人口的增長規模是北京市人口管理的重要課題。
3.戶籍人口的機械增長。
目前，人們對北京市人口增長的關注主要集中在外來人口的增長上面，對戶籍人口的增長尚關注不夠。通過數據對比可以看出，近9年來戶籍人口也呈大幅上升的增長趨勢，每年新增13.5萬人，占新增常住人口的31.4%,相當于每三個新增人口中有一個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增長的90%來源于機械增長，且常住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保持穩定。這種增長固然是經濟社會發展所必需的，但面對如此快速的增長，也應有相應的對策。
4.區域人口增長格局分化明顯。
近五年來，人口變動的區域差距性最為顯著也最具有代表性。核心區人口大幅減少67.1萬人，拓展區人口大幅增加190.9萬人，發展新區人口增加86萬人，涵養區人口整體增加2.3萬人。核心區和涵養區的人口變動數量符合北京市人口發展目標，但拓展區外來人口增加幅度過大（每年增加人口為47.7萬人）,發展新區吸引中心城區人口能力相對不足，每年僅吸引7.6萬人。
二存在的問題。
1.人口快速增長使北京市面臨巨大壓力。
按現在每年凈增43萬人口的規模，北京市到2010年常住人口將達到1762萬人，到2020年將達到2192萬人，大大超出北京市“十一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到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規模。而且2007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新增52萬人，相當于國外一個大中城市的規模，是歷年來人口增加最多的一年，人口增長呈現出加速膨脹的趨勢，如不加以合理解決，未來人口比上述預測數字還要龐大。這對北京市的資源、能源、環境、城市服務等方面造成的壓力會越來越大。
2.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
拓展區目前已經成為外來人口的主要聚集地。2002-2006年，拓展區新增外來人口56.1萬人，占北京市新增外來人口的58.1%,拓展區良好的投資環境、教育水平、發展空間（就業吸引、置業吸引、學業吸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口，造成了人口分布也呈“攤大餅”式發展。這種外來人口過于集中在拓展區的趨勢不利于北京城市的整體發展。
3.新城承擔中心城人口疏散功能需加強。
目前，新城地區承擔了大約北京市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發展新區，外來人口增加量占整個新城地區的83,3%。應當說新城的人口集聚效應開始顯現。但作為未來北京市人口疏散的重點區域，其產業集聚能力還較弱，其人口承載能力還需要進一步增強。
4.周邊地區發展相對滯后。
據《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顯示，2006年，京津冀區域的“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這說明盡管北京市自身的發展速度很快，但對周邊區域的輻射帶動作用很弱。周邊地區發展的落后，導致這些貧困區域的人口不斷地涌向北京市，致使北京市的人口出口不暢，人口只進不出，難以疏散。
這也是近年來北京市外來人口（較低素質人口）不斷增加的一個重要因素。
5.戶籍管理及人口統計工作需加強。
戶籍的多頭管理和政策放松是人口機械增長的主要原因。中央、市屬和軍隊三大系統均握有進京戶口審批權（涉及26個單位的41個部門）,小城鎮、房地產外銷、高校進京指標等方面的戶籍管理政策也較為寬松。同時，因政策性原因造成的人戶分離現象比較嚴重。據統計局抽樣調查數據，截止到2005年底，北京市人戶分離人口已達228.6萬人，占戶籍人口總量的19.4%,五分之一的戶籍人口人戶分離。人口管理的松散，造成人口統計工作不清，人口政策指向不明。
北京市人口增長應該主要吸引高端人才，以實現“高端、高效、高輻射”產業發展，但目前的人口管理現狀難以做到這一點
三對策建議。
在全國快速城市化、人口大流動的背景下，實現北京市人口與資源的協調發展，應該多措并舉。一要靠管理，采取市場經濟措施，以優化產業結構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先導，引導人口自由、合理的流動，而且滿足吸引高端人才的需要；二要靠疏導，從整個區域發展的角度考慮人口疏散，把更多的人口放到新城、周邊地區及全國各地去。
1.優化北京市人口增長空間結構。
按照北京城市空間布局規劃，應以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逐步形成按主體功能定位的人口發展趨勢，力爭用5年時間，實現核心區人口比重有所下降，拓展區人口比重基本穩定，新區人口比重明顯增加，涵養區人口集聚水平提高。
一是優化各主體功能區產業結構，控制功能區人口的相應比例，疏解中心城市部分功能轉移到新城，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實現人口的有序、合理流動。
二是調控戶籍政策，適當限制城八區的外來人口規模，積極引導外來人口流入發展新區。用鼓勵外來人口在發展新區入戶籍的制度，減少城八區外來人口持續增長的壓力，實現北京市人口空間的合理布局。如新增機械遷入人口，戶口優先落在新城；由中心城遷入的人口，其子女可優先進入新城優質中小學就學等。
三是加強房地產業的調控與管理。房地產業在全市范圍內合理布局，在發展新區和軌道交通站點附近，采取積極措施使其成為中心城區人口的主要疏散地，控制新城商品房外銷比例，避免成為外地流動人口的“新城”?？梢詫Ψ铣鞘锌臻g布局要求的居住區采取低生活成本的政策。
四是加強新城的優質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著力解決新城在教育、醫療、體育等方面的先天不足現象。建設若干重點項目，鼓勵中心城優質公共服務設施整體搬遷到新城，以提升新城的人口吸引力。
2.加強區域合作。
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環境保護等方面的協作，從區域的角度平衡資源和產業，帶動周邊區域發展，引導人口在大區域空間上的合理流動。
一是加快推進京津冀區域在基礎設施布局、產業發展、城鎮建設等方面的合作實質性的開展，以產業就業引導人口轉移疏解，減緩北京的人口涌入壓力。
二是應特別注重與廊坊等周邊中小城市的合作，提高其承載力，通過經濟適用房、老年公寓、高校轉移等方面的合作，引導人口向外疏解。
三是加強人口異地疏導政策研究，探索異地養老的醫療、社會保障政策，鼓勵人口跨區域流動。
3.加強人口管理。
人口管理是一項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的工作，應該在傳統戶籍管理手段與經濟社會發展、勞動力供需與城市承載能力、完善各項服務與有效控制人口規模的現實矛盾中尋找平衡，立足現有條件，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不斷提高人口管理與服務水平。
一是成立由國家有關部委、駐京部隊和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參加的首都人口發展委員會，統一領導、協調首都人口管理政策法規的研究、制定、實施和修訂工作；清理戶籍遷入政策，變“多支筆”審批為“一支筆”審批，提高戶籍遷入人口素質，確實為首都經濟發展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持。
二是建立流動人口管理信息系統，統籌協調各職能部門，建立標準一致、互為補充的全市人口綜合動態信息管理平臺，及時掌握全市人口信息，提高人口管理效率，降低人口管理成本。
三是對外來務工人員實行常態化管理。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勞動監察，規范用人單位的用工行為，如保障最低工資水平，健全社會保障機制，提高企業雇用外來勞動力的成本；嚴格限制大量使用外來人口為主體的企業和產業的發展。
四是對外來人口提供市民化服務。依法加強對居住場所的管理和服務，改善外來人口的居住和工作條件，如清理整治“城中村”、城鄉結合部、城市地下空間等聚居地，防止形成“貧民窟”；合理調整水、電、氣等生活要素價格，提高北京市居住、生活成本，以此控制和減少“三無”人員等寄居型人口的盲目流入。
中圖分類號：F124
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個奇跡，中國也被稱之為“趕超經濟體”。改革初期，中國人均GDP只有100美元，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之一。必須以快于其他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來實現GDP增長，否則永遠不可能趕超發達國家。目前我國已經超越日本50%，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預測中國將于2016年超過美國。中國與其他金磚國家相比，經濟增長速度快很多。中國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型國家，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是有目共睹的。只有根據國情，認清中國經濟增長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原因，才能認識經濟增長的規律，才能了解目前的減速是必然的。
一、中國經濟減速與周期性失業
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到了8%以下，但并未看到過去出現的擔心。截止2012年9月，中國有1024萬新增就業，超過全年計劃數14%，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2011年持平，18個省市區提高最低工資平均漲幅19.4%。工資持續上漲意味著就業空間縮小，而用工荒、招工難仍是主旋律。以勞動單位提供的崗位數為分子，求職者為分母，2012年約為105%，與2011年持平。這說明崗位數多于求職人數。從經濟學家觀察就業的指標上看，就業沒有出現周期性褪變。當然有些行業如出口行業狀況不好，但其他行業又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彌補。雖然出現了一些結構性失業、摩擦性失業現象，但這都是短期的，不是根本性問題。
造成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一是中國迎來了劉易斯轉折點；二是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以二元經濟為基礎，特點是能夠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的農業部門，能夠實現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無限供給。在整個經濟增長過程中，勞動力不斷涌現取決于是否有足夠快的經濟增長率足以創造多個勞動崗位，能夠按照不變的工資水平支付勞動力。如果發展到某一階段，用不變工資招不到工，要想招工必須提高工資時，劉易斯轉折點就來臨了。劉易斯轉折點的核心不是勞動力短缺，而是勞動力沒那么無限了。2004年是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第二個因素是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這兩個因素注定中國勞動力不足狀況已經發生，由此而產生的宏觀經濟波動與以往不同。將“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速度主動調到7%，2012年又放棄了8%的增長率，表明中央政府也意識到中國勞動力市場發生的根本性變化。
菲里普斯曲線與奧肯定律均表明經濟增長與就業密切相關。經濟增長速度快，就業崗位就多，失業率就低。經濟增長速度慢，崗位數減少，失業率高。因此，將通貨膨脹率替代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表明：失業率高，通貨膨脹率低；反之，失業率低，經濟增長較快，通貨膨脹率反而較高。通貨膨脹率與失業率之間是反向關系。這就是著名的菲里普斯曲線。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提出的奧肯定律則直接以經濟增長與失業率做比較。此處的失業概念僅指周期性失業。
一般意義上的失業概念分為自然失業與周期性失業兩種。自然失業主要包括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失業是指勞動者與崗位不相匹配，需要對勞動者進行技術培訓或實踐訓練而產生的失業。摩擦性失業是指雇主與勞動者之間還未簽訂勞動合同階段中勞動者的失業狀態。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周期性失業完全被農民工承擔了。2009年春節前后，由于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出口、外向型企業受到打擊，農民工遭受了周期性失業、大規模返鄉。反之，當經濟恢復，特別是勞動力需求大幅度增加時，又反映出用工荒與就業難。
如果經濟真正減速或者說是消極減速的話，就會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如果沒有導致周期性失業現象，證明經濟減速可以接受，是自然、合理的。實際經濟增速仍高于潛在增長率的經濟減速是可以接受的?，F實中2012年遇到的現象正是如此。2012年的增長目標是7.5%，“十二五”規劃的經濟增長率為7%，2011年為11%，大幅超過該指標。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 “十二五”期間平均潛在增長率是7.2%，2012年實際經濟增長率是7.7%，高于增長目標與該年的潛在增長率，同時高于“十二五”期間的平均潛在增長率。由此判斷，我國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的現象。
二、經濟增長的主要理論與實踐
英國人口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提出了“馬爾薩斯增長”理論。認為人類經濟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不增長。因為人們的生活稍有改善，就進行繁衍，人口的增長將創造的價值攤薄了?！榜R爾薩斯式增長”是一個貧困的陷阱，現今很難再見了。但在工業革命之前被稱為馬爾薩斯時代，經濟增長不增長或增長得十分緩慢。
二是劉易斯轉折點。經濟學家們發現，這種經濟增長既不同于馬爾薩斯時代，也不同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不完全靠現代的科技推動，在二元經濟結構背景下，有大量的、剩余的勞動力促進經濟的增長。
三是是索羅時代，即新古典經濟增長。認為經濟增長依靠技術的創新與產業結構的轉化、升級。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核心是資本報酬遞減論，認為生產要素是等量回報的，投得多，收入就多。但如果在勞動力短缺的基礎上不斷投入資本，最終不會產生效率，報酬會不斷遞減。了解這三個階段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就可以較為系統地了解人類的經濟增長史。
世界銀行是第一個發現世界經濟發展史上出現了所謂“東亞奇跡”的機構?！皷|亞奇跡”包括日本的發展。戰后的日本曾經是一個貧窮的國家，但在短短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富裕國家，日本是第一個奇跡的表現。日本之后，又有了“四小龍”，其經濟增長速度、趕超速度均超越了日本。90年代中期后，東南亞五小虎甚至中國的沿海地區崛起，經濟增長十分快。1993年，世界銀行出了一本報告——《東亞奇跡》，吸引人們的目光去觀察亞洲經濟、東亞經濟。在關注中，有些學者持懷疑態度，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劉遵義在內做了很多研究，認為“東亞奇跡”主要靠投入，投入資本、勞動力，但是沒有技術進步，也沒有生產力的提高，是前蘇聯模式。世界銀行出這個報告時，蘇聯已經解體。因此，很自然地就出現了這樣的觀點。很多經濟學家通過經濟模型、大量的計算來證明對亞洲經濟懷疑的觀點。最著名的是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麻省理工大學杰出校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保羅·克魯格曼，他用流行的語言將學者們復雜的理論與公式寫成文章，認為因缺乏技術進步，東亞模式是不可持續的，最終結果將與蘇聯一樣。接下來兩年后，東亞發生了金融危機，由此認為他預測了亞洲金融危機。筆者認為克魯格曼的判斷是錯誤的。這些國家雖發生金融危機，并未危害到國家經濟的健康。四小龍仍是發達的、高收入的經濟體。判斷錯誤的原因是克魯格曼雖然是凱恩斯主義的捍衛者，但按照新古典經濟學觀點與思路來分析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看來，資本報酬遞減是天經地義的。西方國家發展初期，勞動力不是無限供給的，而是短缺的。在這樣的視角下思考問題，容易忽略東亞的人口紅利問題。東亞經濟增長現象不是索羅能夠解釋的，是劉易斯才能解釋的。如果克魯格曼沒有認識到東亞、中國有無限供給的勞動力這個問題，就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由于沒有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就不會出現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而東亞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無限供給的勞動力、使勞動力大規模地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實現經濟較快、持續、長期的增長。
由此可見，人口紅利可以決定是否有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是來自人口紅利。簡單地說，我國的人口結構這些年發生了變化。目前，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依賴型人群，年齡段為15歲以下和65以上。特點是只有消費能力，沒有生產能力。第二類是勞動型人群，年齡段在15-65歲之間，是生產型人群，生產多于消費，扶養老人與孩子。2010年之前，中國的人口結構具有“食之者寡，生之者眾”的生產性。15歲以下的少年兒童趨于減少，65歲的老年人口趨于增加，但速度不是特別快。增長得最快的是勞動人口。這種生產性表現在：由于勞動力增長非常快，數量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以勞動型人口為分母、依賴型人口為分子的人口撫養比一直在下降，就可以實現可持續生產與高儲蓄率。這種人口結構對經濟發展是非常有利的，是所謂的人口紅利。整個經濟增長的源泉中都可以看到人口紅利。不能簡單地將人口紅利理解為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過去30多年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的積累。資本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71%，資本投入與人口紅利有直接的密切關系。首先，人口紅利證明人口結構好，扶養比下降，有可能實現高儲蓄、高積累，就有資本來投入。其次，有人口紅利，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就打破了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勞動力短缺的規律，資本報酬不會遞減，國家投入資本就有產出，促進經濟增長。
人口紅利致使資本報酬不發生遞減、扶養比下降、高投入高回報、包括技術進步、管理水平的提高、體制的改善、人的素質提高、資源效益的在內都可以提高生產率。計量經濟模型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進步，一類是資源配置優化。資源的配置更優化來自三大產業。農業中勞動力大量過剩，產值就會大大低于其他的部門，如果把這個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資源配置效率可以得到明顯的提高。例如，在生產率的提高的全過程中，技術進步占一半比例，而勞動力配置效果在提高，即勞動力從農業轉向非農產業部門貢獻了另外一半。生產率提高也與人口紅利相關。有了勞動力的轉移，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每一種推動經濟增長的源泉都與人口紅利相關，而不僅僅是勞動力。很顯然，如果人口結構變化，人口紅利消失，不僅是勞動力供給受到影響，所有的經濟增長源泉都將受到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就不可能那么快了。人口紅利消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速度的下降。
三、人口紅利消失導致潛在生產力下降
2010年進行了第六次人口普察，這次普察的結果是勞動型人口絕對減少，即2010年達到頂峰，隨后下降。扶養比從2010年開始上升，“十一五”與“十二五”的轉折點，成為人口的轉折點。就此，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這對我們的經濟增長能力產生了影響。經濟增長能力又稱為潛在增長能力，或潛在產出能力。投資、勞動力的投入與勞動力的改善影響著經濟增長能力。勞動型人口數絕對減少，勞動力的增長率顯然是負的。投資的增長速度過去是平均16%，未來不可能保持這么高。未來平均增長速度是13%，期間還是遞減的。投資下降，勞動力負增長，假設生產率的變化與過去保持一個趨勢，那么，潛在增長率一定會下降。
未來投資增長要減速的假設是否有道理？中國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就越來越出現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特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資本的邊際扣除率無一例外也在下降。特別是這一兩年，有更加嚴重的趨勢。投資不再能帶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按市場規律假設，投資增長速度減緩。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會產生繼續投資，即政府給予的補貼，廉價的或免費的資本。
1978-1995年，中國的經濟潛在增長率是平均10.3%，1995-2005年平均是9.8%，“十一五”期間，是10.5%。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勞動型年齡人口由正變負，人口扶養比由負變正，變化較大，潛在增長率下降。因此，預測出“十二五”期間經濟增長率只有7.2%，“十三五”期間還會進一步下降，只有6.1%。這種減速是人口紅利消失導致的潛在生產能力的變化，決定了潛在生產率是必然下降的。失業是趨勢性、長期性的，不是周期性的。如何看待國際上對中國需求的減少而導致中國經濟減速？筆者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國際上出現的這些不利于中國出口的現象是好事，中國的潛在生產率下降，而國際上如果還保持著強勁的對中國產品的支持，則中國經濟將受到結構性的傷害。如果此時國際需求減少，反而對中國經濟有利。
四、可持續發展是中國經濟問題的關鍵
能否創造可持續增長，取決于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是否轉向內需。城鎮化蘊含著濃厚的內需，筆者認為，此處的“內需”指的是消費需求，而地方政府會更多地理解為投資需求。針對經濟增長減速，一些經濟學家也提出了經濟增長應以拉動內需為目的建議，當然大部分經濟學家也認為此處的需求是投資需求。如果要走投資需求的道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恐怕要落空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城鎮化要有房地產開發、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主要是投資需求的問題。這種說法獲得支持的原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經濟學家提出來的以投資拉動需求的建議與政府以往推動經濟增長的經驗一拍即合。成功經驗有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等等，這些項目都創造了巨大的投資需求。第二，政府通過產業政策這個手段，達到了刺激投資需求。例如，確定了十大振興產業、七大戰略型新興產業，可能還會根據新的情況來推行，認為這是政府可以做的，也是善于做的。第三，2009年，政府提出了4萬億一攬子的投資計劃，也是在刺激投資需求。日本等一些其他國家也出現了用短期政策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的現象。第四，經濟學家的建議、政府的認同與其他國家政府與經濟學家的推動，導致中國采取人為地制造投資需求的手段來保持經濟增長。國外一些投資經濟學家、政治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提出中國恐怕只能“硬著陸”的觀點，建議中國出臺一些刺激政策。雖然，中央政府很堅定地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但地方政府仍有一些小分歧。這有可能會導致中國在經濟上犯錯誤。當學者們進行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時，問題不在于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使我們處在他們所提出的中等陷阱中，真正的危險在于當潛在增長率下降時，用人為的需求因素將實際經濟增長率提高到潛在增長率之上。這個錯誤會導致經濟的崩潰，長期陷入停滯不前，這才是真正的中等收入陷阱。
經驗告訴我們，過度運用產業政策會導致產能過剩。政府鼓勵的產業，其利用率低于平均水平，意味著產能過剩。產業政策中的產業都處于優先發展之列，輕工業、紡織業位于世界前列，鋼鐵、汽車、船舶、石油、化工、有色金屬均是政府鼓勵的產業，但鼓勵的結果是產能過剩。由于政府的鼓勵，給予相應的優惠政策、補貼，甚至資金投入，不考慮企業投資報酬的問題，因此企業無需考慮盈虧的問題，成為“大而不倒”的企業，宏觀上也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問題。
鼓勵西部和中部發展的區域政策，著力點放在刺激經濟增長與投資上，導致中西部地區產業資本密集度大大高于沿海地區。按照經濟規律，中西部地區應該是資本稀缺區域，而沿海地區人均收入高，資本密集度高。而現在中西部地區資本密集度比沿海地區還高，人均收入并未提高，偏離了比較優勢，不可能實現可持續增長，還會導致一些常見的錯誤，如扭曲生產要素價格、導致通貨膨脹等現象的發生，以日本為例，20世紀50年代日本的人口扶養比都在下降，處于人口紅利時期，保持平均9.2%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日本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70年代日本的人均扶養比降到了最低點，20年內未提高也未下降，穩定于此。而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減速，從9.2%降到3.8%，在此期間，日本經濟學家們不愿意接受下降的現實，民間、產業界與政府達成了一致的共識——促進經濟的增長。由此，日本成為凱恩斯主義與各種變形的凱恩斯主義的大試驗場。試的結果就是泡沫經濟、保護落后，造成僵尸企業。1990年，人口紅利消失了，人口扶養比上升，泡沫破滅，自那以后，平均每年GDP增長速度為0.85%，日本在20年中是0.24%的增長速度，因為其通貨膨脹率不到1個百分點，日本失去了20年，判斷日本還會失去第三個10年。目前，日本仍然認為自己存在需求不足的問題，包括內需與外需，仍然采取大幅的寬松貨幣政策與財政刺激政策。筆者認為日本不能走出困境。
五、關于中國經濟的建議
筆者認為，潛在的增長速度是不應當用人為制造出來的需求來拉動的。中國人口紅利消失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所以，可以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方式，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提高潛在增長率。勞動力供給不足，自然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因素有三個。一是從定量角度上來說，定量資本是提高勞動者素質，二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三是提高勞動資本比率，即多用資本，少用勞動力。均能解決勞動力短缺、供給不足的問題。在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過程中，日本又提供了反面教材。1920年，日本出現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工資上漲，于是日本開始提高資本勞動，大量投入資本，以機器帶動勞動力，剛開始很有效，但繼續就使得機器投入太快，超越勞動力的承受能力，資本報酬下降，不可持續了。同時，日本保護落后，在人口紅利消失后犯的所有的錯誤，都使全要素生產率沒有提高。這是第一個失去的10年。1991-2000年間，日本在資本勞動率提高，人力資本雖然也做了貢獻，但94%來自資本勞動力的提高。有了高儲蓄，開始大量投資，推行區域鼓勵政策，大量補貼，而要素生產力的貢獻是-15%?？梢岳斫馄錇槭裁词チ藝H地位。
（一）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勞動參與率
提高勞動參與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目前，我國潛在增長率下降是由于勞動力供給不足、勞動年齡負增長造成的。即使出臺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也不可能瞬間造就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勞動參與率，讓有工作能力的人能夠充分工作，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生產率。如果將勞動參與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可以提高潛在增長率0.88%。光靠延長退休年齡來提高勞動參與率是非常有限的，還要推行戶籍制度改革。目前，1.6億農民工進城實現了1.3%的城鎮化率，而進城后由于沒有城市戶口，非農業戶口人口比重是34.7%，戶籍差別導致了不平等待遇，使他們成為周期性失業的唯一受害者。勞動力供給呈現不穩定、不充分的狀態。戶籍制度改革恰恰提高了農民工的勞動參與率與勞動供給?？偟膩碚f，戶籍制度改革是一種立竿見影、一石三鳥的改革。
首先，穩定與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勞動生產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納的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部門。過去已經呈現了這樣的趨勢，但因為待遇的差別與工資需求，轉移的動力不足了。如果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這項公共政策，替代工資拉動效益，讓農村勞動力繼續轉移出來，創造資源重新配置效應，將有利于提高生產率。第三，農民工轉移更充分，就業增長就更快。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可以大幅提高消費需求，使經濟增長更加平衡。
今后，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放緩，但產業結構調整速度應該加快，勞動者將從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轉向第三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和第三產業的技術密集型，這是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目前轉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密集型所需要的大量勞動者與產業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是不匹配的。需要加強對勞動者的培訓，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與鼓勵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教育年限。重點放在鼓勵更多的人完成高中教育，進一步擴大高等教育的招生規模。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勞動者的教育年限提高。
（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我們今天正處在從二元經濟結構模式轉向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式的轉折期。一般認為，正是在淘汰舊知識、學習新知識的階段，會出現中等收入陷阱。我們還未學會、還不善于做的就是如何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適應中國目前的國情了。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常見的辦法是技術進步。中國與發達國家有技術差距，也就具有“后發優勢”，可以學習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其次就是要充分發揮資源匹配效應。由于產業之間、行業之間有生產率差別，流動可以提高配置效率。重點是生產要素可以在一個行業中企業之間自由流動。沒有效率的企業被淘汰，被有效率的企業所兼并，擴大規模，整體的效率就提高了。
目前，行業之間、企業之間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是所有制歧視、國有企業的壟斷、民營企業準入門檻高。部分企業獲得補貼與特許經營后，未與其他企業處在同一起跑線上。筆者用3個30%的來自完全無關三個領域數據來說明問題。第一類數據來自美國，其生產率的提高有30%-50%來自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消漲，有效率的企業擴大了規模，沒效率的破產。第二類數據是在中國部門內、企業間有巨大的生產率差距，這種差距如果縮小到美國的水平就可以提高生產率30%-50%。第三類數據來自中國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生產率比較。在改革期間，國有企業的生產率表現只有非國有經濟的30%。提高生產率的潛力主要取決于企業之間生產率差距是否可以縮小，能否創造出一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的環境，由于國有企業的壟斷，這個潛力無法充分發揮。應該用改革的辦法獲得新的經濟增長源泉，提高潛在生產力，而不是用人為拉動需求的老辦法去超越潛在生產力。筆者認為，用改革的辦法提高潛在生產率保持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符合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深化經濟體制要求的。
國際上認為，中國是東亞經濟的加強版。東亞經濟在崛起的過程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政府在經濟中作用異常重要。東亞是唯一的最早實現經濟趕超的地區，政府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而政府認為自身可以做無所不能的經驗會延續下去，當需要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時卻無法意識到時，出路是什么呢？讓政府多關注民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當公共服務成為政府的唯一職能與日常工作時，政府就沒有精力跑步前進替企業拉贊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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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2）9-0088-02
一、相對過剩人口理論
1.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機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出發，論證了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的機制。從資本積累的規律看，資本的有機構成具有不斷提高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形成相對過剩人口的必要條件。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直接結果就是可變資本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而減少。可變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比重日益減少時，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減少。在生產力迅速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很快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甚至還會絕對地減少。但是，與此同時，勞動力的供給卻在絕對地增加。因此，在資本積累中，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時，必然出現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方面，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有時甚至是絕對地減少；另一方面，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卻絕對地增加。這兩種對立趨勢發展的結果必然形成大量失業人口，即相對過剩人口。
2.相對過剩人口的作用
相對過剩人口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認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第一，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需要有大量的勞動力迅速的投到擴張的部門中去，而又不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勞動力就是由相對過剩人口提供的；第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有效的調節經濟周期波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起到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相對過剩人口通過競爭對就業工人產生壓力，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積極性，降低工資水平。
二、我國就業問題
1.我國的就業現狀
當前我國就業問題的基本形勢是供大于求，就業形勢復雜。從2011年城鎮就業情況來看，我國新進入人力資源市場的勞動力達到1500萬多人，加上900多萬結構調整等因素新產生的失業人員，城鎮需安排就業人數超過2400萬人，我國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達到1200萬人左右。2012年預計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總量有增無減，比“十一五”時期的年均數多100萬人，而今年年全年新增就業和補充自然減員增加就業仍將是1200萬人，城鎮就業供求缺口會在1300萬人左右。因此，擴大就業，穩定就業形勢是我國今后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2.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原因
當前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我國就業形勢之所以嚴峻是市場經濟的共性原因和基于我國自身的基本國情的個性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分析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大再生產也以資本積累為前提，存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隨著我國生產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形成社會主義相對過剩人口。
第二，勞動力供給增長過快，勞動力需求相對于勞動力供給增長不足。一方面，我國持續的高自然增長率成為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重要來源。我國總人口由1950年的5.5億增加到2011年的13473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增加為94000多萬人。另一方面，我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潛在的過剩人口。隨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本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勞動力長期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會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我國勞動力供給日益增長，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減少的，這勢必造成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局面。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下，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取代了勞動力而
上升到首要位置，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供給大于需求，產生相對過剩人口；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導致一部分勞動者由于不適應新的工作崗位而變成結構性失業人口，使得相對過剩人口增多。
3.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來開拓就業新領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拓寬就業空間。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型企業，擴大就業和創業規模。
第二，創業促進就業。健全創業培訓體系，增強創業的理念，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創業能力。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稅費減免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增強為創業者提供咨詢服務、融資服務、人力資源服務等的服務機制和機構以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
第三，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政府應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就業信息引導，使信息能及時有效的傳遞。進行職業培訓，努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以減少結構性失業。同時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城鎮化過程，消除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更好的實現我國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
[1]馬克思.資本論[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 多年來，累計少生4 億多人，節約了9 萬多億元撫養費用，有力地支持了經濟與教育的發展。
但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研究我國人口問題的狀況及其對教育的影響，探討教育約制人口問題的思路與對策，對于促進人口、教育、經濟，乃至整個社會和諧發展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一、我國人口問題的基本特點。
我國目前正處于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教育快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實現著兩個轉變： 一是人口再生產類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長”的轉變；二是由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變。根據統計資料，中國當前的出生率、增長率以及綜合生育率均接近發達國家水平，明顯低于亞洲水平、發展中國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這說明，經過30 多年的計劃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標已經基本實現。由于人口發展的慣性作用，以及與低生育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系統尚未完全建立起來等原因，人口問題仍舊是我國當前面臨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同世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當前的人口問題具有下列特點：
1. 人口基數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堅持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8 年的12. 0 ‰下降到2007 年的5. 2 ‰，年均下降0. 2 個千分點。年末總人口由1978 年的96259 萬人增加到2007 年的132129 萬人，年均增長1. 1 % ，比改革開放前（1949 - 1977 年） 的年均2. 0 %的增長速度下降了0. 9 個百分點。①但由于育齡婦女規模較大，現在仍以年凈增800 萬左右的速度繼續膨脹。②另有人口學家預測，2020 年大陸總人口將達到14. 70 億，2050 年前后將是16 億左右。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我國人口出現了較大的反彈優勢，部分地區超生比例超過30 ‰，這是不容忽視的人口增長現象。
2. 生育高峰間隔出現，使人口呈現波動式增長。1950 年至1958 年，共出生1. 8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 萬人，形成了大陸連續9 年的第一個高峰期。1962 年至1975 年，共出生3. 6 億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 萬人，形成了連續14 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 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陸續進入婚齡、育齡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據預測，2008 年前后將迎來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這是因為大陸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獨生子女人數累計將近1 億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進入生育旺盛期。同時由于生育政策的調整，即在農村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人也可生兩胎，這些人也多進入生育年齡?！半p峰疊加”的生育小高峰將持續十幾年，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高峰大概在2010 年左右。由此將給今后穩定低生育水平帶來巨大壓力。
3. 人口將進入老齡化時期，社會負擔日益加重。人口老齡化指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2001 年我國老齡人口為7 % ，但老齡化的速度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預計到2017 年，大陸65 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10 % ， 達到10. 4 %; 2025 年達到13. 59 %; 2030 年達到16. 59 %; 2035 年會20. 13 %。人口加速老齡化會降低生產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費性人口比重，增大勞動力成本，降低儲蓄率，并進而影響到經濟增長和教育發展。③4. 流動人口規模龐大，加劇了社會的就業矛盾。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布的數字，全國流動人口數量從1993 年的7000 萬增加到2003 年的1. 4億，10 年內翻了一番， 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 %;約占農村勞動力的30 %。流動人口中年輕人口占絕對大多數，其中15 至35 歲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70 %以上。④流動人口龐大的后備軍是9億農村人口，而農村的教育還比較落后，在農村勞動人口中，l5 歲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齡不足7年，與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 年；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 個百分點。⑤5. 性別比持續偏高，影響著未來社會的穩定與發展。20 世紀80 年代以前，我國出生性別比基本上屬于正常范圍，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 -107 之間。但自80 年代以來，出生性別比明顯升高，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嬰兒性別比為108. 5 ，比例偏高現象初顯端倪，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上升到111. 3 ，而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則已達到116. 9 ，個別地方甚至達到135. 6 ，遠遠高于國際社會可以容忍的107 的最高警戒線。⑥6. 人口素質偏低，難以適應日趨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人口素質是指人們在社會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術、個性心理與身體健康等方面的綜合發展的水平。盡管大陸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質得到不斷提高，但人口總體素質仍然較差。據2005 年1 %人口抽樣調查資料顯示，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 8 年，尚未達到初中畢業年限；15 歲以上人口中的盲率達到11. 04 % ，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西藏達到44. 84 % ，貴州、云南、青海、甘肅4 個省的文盲率都在20 %以上。⑦在從業人員中，文盲占8 %，僅接受過小學教育占33 % ，而接受過高中和中等職業教育者只占12. 7 % ，接
受高等教育的僅占4. 7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2001 年人文發展報告顯示，1987 —1997 年，我國每十萬人口中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只有454 人， 而日本為4909 人， 美國為3676 人，俄羅斯為3587 人。⑧另據2000 年人口普查統計，我國約有6000 多萬殘疾人，占全國總人口的4. 9 % ，受累家庭達到18. 1 % ，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兒80 萬人。⑨此外，表現在民主參與率、遵紀守法率、社會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質也比較低。
7. 職業結構不合理，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比重過大。2001 年我國三級產業就業結構比重為50. 0 ∶22. 3 ∶27. 7 ，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國第一、二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明顯偏高，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又相對偏低。發達國家或新興工業化國家，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一般在60 %至75 %，巴西、埃及、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分別達到54. 3 %、44. 1 %與39. 8 %，明顯高于中國。這種不合理的職業結構，反映了我國物質部門從業人口的勞動力素質低下，以及科教、衛生、服務等非物質生產部門的落后狀況。
8. 人口分布不平衡，導致區域經濟教育發展極不均衡。從我國人口布局看，東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據2000 年統計，西部面積占全國總面積的71. 54 % ，而人口僅占總人口的28. 13 %;東部面積占全國面積的28. 46 % ， 而人口卻占總人口的71. 87 %。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東部地區人均耕地面積日趨緊張，生產效率、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西部地區許多耕地潛力及自然資源未能開發，浪費嚴重。
二、人口問題對教育造成的壓力。
從本質上說，人口問題就是經濟社會與教育的發展問題。我國人口的上述特點，直接影響著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從不同方面造成對教育的壓力。
1. 人口膨脹對教育的壓力。這一壓力首先反映在影響教育投資比例的擴大。國家確定教育投資的比例，除了考慮發展科技對人才的需求狀況、經濟發展狀況與政治形勢三個因素外，還必須考慮人口年齡結構狀況。人口增長過快，撫養指數升高，國家和家庭付出的撫養費增大，在這種情況下，必然影響到國家的資金積累。國家積累資金少，擴大教育投資比例就困難。即使國家能克服困難，不減少或適當擴大教育投資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學齡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經費平均到每個學生身上也會相對減少。近年來，我國教育經費總量增長非常迅速，但是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卻較低。1998年，經濟合作組織（OECD） 國家的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平均為18 ，初中平均為23 ，2001 年我國小學生人均經費指數為12. 31 ，初中為16. 99 ，農村小學僅為10. 19 ，農村初中僅為12. 83 。lv其次是引起校舍、設備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經費增長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設投資嚴重不足。據統計，目前我國小學、初中和大學的教學儀器設備的達標率分別只有20 %、37 %和30 %。lw2001 年全國普通中小學共有危房面積5267 萬平方米，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達4. 9 %和6. 7 %。其中，農村初中、小學校舍危房率分別為6 %和8. 1 %。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積不足，初中超大班額問題十分突出，2001 年全國初中66 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 5 萬個，占初中班額總數的21. 3 %，超大班在讀學生約為1619 萬人，約占初中在校生總數的1/ 4 。lx其三是造成教師隊伍量少質低。2000 年我國少兒人口（0 - 14 歲） 為2. 89 億人，2004 年高中階段教育人口為7587 萬人，2008 年高等教育人口為1. 25 億人，龐大的就學人口壓力和師資建設的相對滯后，成為我國教育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制約因素。中小學由于師資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課教師。2001 年，全國中小學共聘用代課教師70. 5 萬人，占崗位教師總數的6. 6 % ，其中農村中小學代課教師58 萬人，占農村中小學崗位教師的9. 6 %。[ ]
按照“十五”計劃，高中階段教育要達到60 %的毛入學率，即使按照生師比18 ∶1 測算，2005 年教師隊伍的缺口達到116 萬人，如考慮到退休的教師，則補充的教師數量可能達到120 萬人。另外，高中專任教師學歷合格率為70. 7 %，職業高中專任教師的學歷合格率僅為49. 2 %。高校教師隊伍數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 年至2001 年期間，與我國普通高校學生規模增長近1 倍的發展速度相比，教師總量僅增長31 %。一些基礎課及高新技術相關專業任課教師嚴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師比以15 ∶1計算，高校教師隊伍的缺口達11 萬人。ly此外，學齡人口急劇膨脹，導致教育總體供給能力不足，制約了國民素質的快速提高。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9 年統計，我國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為73 % ， 與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 % ，與OECD 國家平均水平相差13 %。三級教育綜合毛入學率偏低，影響了我國國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 人口波動給教育造成的困難。人口的變化過程如一列行進的火車，有很大的慣性。我國已經出現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給教育造成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困難，首先是幼兒入托、入園難，接著是上小學、中學難，繼之出現考大學的激烈競爭與就業難等問題。在學齡人口的高峰期內，中小學生在短期內迅猛增長，教師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應付緊張局面；校舍不夠，只得辦大班，或改為二部制、三部制教學。這樣，不僅教學質量難以保證，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學生，不是被關在家里，就是游蕩在馬路上，既不利于學生健康成長，也使家長擔心。入學高峰期過去后，學校又會出現人員超編。若要裁員，困難很多，若不裁員，人頭費又會擠占教育經費，使辦學條件依然難以改善。以北京市為例，2000 年城區的小學生人數只有1990 年的51 %，東城區的小學學生和教師之比更達到6 ∶1 ，估計約有50 %的小學教師資源過剩。l{問題的嚴重還在于這種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難，而是呈現波浪起伏的運動狀態，使困難重復出現。如1962 年開始持續了14 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 年開始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批人將相繼結婚生育，1987 年我國進入新的中小學生入學高峰，這次高峰持續了16 年，其間小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3年，中學生入學的峰頂在1999 年，中小學合計的入學峰頂在1995 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與1985 年相比，小學（1991 年） 為2. 72 倍，中學（1997 年） 為1. 53倍。即將出現且可能持續十幾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兒數量將達到1700 萬—1800萬，必將給十年后的教育穩定發展帶來新的巨大壓力。
3. 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人口結構是指人口在年齡、性別、文化、技術、職業、階級、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構成狀況。人口結構的每個方面的結構變化都要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教育。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著各級各類教育的發展規模?；A教育是其他各級各類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礎教育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主要取決于基礎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民主化的進程，高等教育的發展規模也必須考慮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
文化技術結構的狀況影響著不同時期的教育任務。當前我國人口文化技術素質普遍偏低的狀況已成為現代化建設的嚴重障礙。為了盡快改變這種狀況，迫切要求教育在鞏固“普九”工程的同時，加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進一步提高農村地區中等職業教育普及率，大力促進城市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穩步發展高等教育，著力構建國家創新體系，重視培養高層次創新人才；構筑完善的全面終身學習體系，不斷提高國民的整體素質。
職業結構的變化趨勢指示著教育結構的調整方向。職業結構變化有著自身的規律，這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勞動力必然出現由第一、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的趨勢。職業結構的這種轉化趨勢要求教育對自身的類型結構、專業結構與課程結構等作出相應的調整。否則，職業結構的轉移就會困難重重。
4. 人口流動對教育的挑戰。隨著我國現代化、城市化進程的日益加快，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配置，社會流動加速，農業人口向城市遷移流動成為歷史的必然。然而流動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質普遍偏低，使他們選擇職業、參與社會生活等方面都面臨諸多障礙，由此對農村教育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流動人口迅速增加的態勢，以及仍然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決定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穩定，人戶分離，社會地位的不確定等原因，許多流動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動人口家庭那樣撫養與教育自己的孩子，導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長出現了這樣或那樣的困難與問題。流動人口子女問題，首先是入學難，近半數適齡兒童不能及時入學，超齡上學現象比較嚴重；其次是流動兒童失學率較高；其三是不在學兒童，即“童工”問題比較突出；其四是由于環境轉換與城鄉文化反差導致的流動兒童心理問題加劇。
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導和調適，將會產生更多的“問題少年”。
5. 人口分布不均對教育的制約。我國東部人口過密與西北部人口過稀的狀況，制約著各地區教育事業的發展和教學質量的提高。人口過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擁擠現象，如學額過滿、教學資源緊張、大班上課、多部制教學等。據2005 年對湖北省部分鄉鎮中小學的抽樣調查顯示，許多班級的學生都達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過100 人。l| 由此引起教學秩序混亂、學生質量下降。人口過密的社區，還容易形成亞文化群體，青少年往往為爭奪生活空間而經常發生摩擦，甚至出現越軌乃至犯罪行為。人口過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煙稀少的老、少、邊、窮地區，學生上學非常困難。小學生上學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這也是造成這些地方義務教育難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同時，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學額不足、小班上課，或不得不采用復式教學、巡回教學等方式。這樣，既妨礙了學生的身心發展，也制約著教育質量的提高。
三、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
約制即約束規制，使之不越出應有的范圍，引導其按既定方向發展。教育約制就是通過教育的引導和規范，從微觀層面上提高社會成員的文化與道德修養水平，使他們能夠自覺地約制自己的行為；從宏觀層面上促進教育整體的和諧發展，使之能夠主動地適應社會變革的要求。教育對人口問題的約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質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質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推廣優生學，提高先天素質。要把優生學納入教育內容，逐步提高人們對優生優育的認識，懂得優生優育的重要意義，自覺地做到優生優育；通過教育宣傳把生殖健康與計劃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節育優質服務工程、出生缺陷干預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預工程積極推廣到農村地區；發揮多學科的優勢，共同研究影響我國人口健康素質和衛生服務提供的種種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流行病學因素、社會和行為因素、生態環境因素及其相互間的作用，在此基礎上制定各種有利于促進教育發展、人力資源開發、環境、公共衛生與法律法規建設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發展教育，加強后天培養。提高各級各類正規教育質量是提高未來人口素質的關鍵。應從切實抓好普及初等義務教育入手，保證入學率、鞏固率、合格率達到規定的要求，為提高人口素質打下良好基礎。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續，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礎，還是社會勞動后備力量的儲備所。提高初中后階段的教育質量是提高整個民族人口素質的重要環節。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各級各類高層次科學技術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不僅能有效地提高各類專門人才的素質和國際競爭力，而且能極大地推動我國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成人是人口的主體，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國現有人口素質的有效途徑。成人教育的對象和主要內容是：對文盲進行掃盲教育；對已經走上工作崗位，或需要轉換工作崗位的人員，以及正在謀求就業的待業者進行他們所不具備的履行崗位職責所必需的文化知識、專業技術和實際能力的教育和培訓；對已經離開正規學校的人員，根據他們所具有的文化基礎和實際需要，繼續進行基礎教育或高等教育；對已經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更新和擴展知識、提高能力的繼續教育；開展法律常識、婦幼衛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術書法、美容美發、烹調營養、花卉栽培等內容豐富多彩的社會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對象的廣泛性、辦學模式的多樣性、教育內容的針對性、教育方法的靈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點，很受成人歡迎。大力發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養各種專業技術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脹的重要途徑?？刂迫丝谂蛎洠瑧獜亩喾矫嬷?，一方面通過加強對計劃生育的領導與宣傳；綜合運用法律、行政與經濟等手段；加強科研工作，普及避孕節育知識；建立并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免除獨生子女父母的后顧之憂，使控制人口數量的政策能夠貫徹落實。但是，這些都是治標的辦法。另一方面，通過教育改變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選擇，才能達到治本的目的。因為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受生育觀念支配的，而生育觀念的形成，既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與人們的受教育程度有關。據1982 年統計，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程度的婦女已生育子女數分別為4. 74 、3. 81 、3. 08 、2. 41 與1. 94 。2001 年對婦女多胎率的調查也顯示出文化程度與生育率的反相關性，大學、高中、初中、小學文化和文盲的婦女多胎比例分別為0. 4 、3. 4 、7. 0 、18. 9 與36. 5 。調查還顯示，文化程度與早育率也密切相關，當年我國20 歲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婦女的早育率是：大專文化的占0. 5 % ，高中文化的占1. 8 % ，初中文化的占5. 4 % ，小學文化的占7. 1 % ，文盲占8. 9 %。l}
可見，文化程度越低的婦女，越容易受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傳宗接代”、“重男輕女”等舊觀念影響，她們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數量，而很少考慮孩子的素質，結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貧困的惡性循環。文化程度越高的婦女，她們往往從事專業性較強的工作，對工作追求相對較高，受傳統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現代科學所提供的避孕節育方法，愿意優生優育。
教育還可以通過實施人口教育，直接影響年輕一代生育觀的形成。所謂“人口教育”是指對一定年齡階段的青年實施關于家庭、社會、國家及世界人口情勢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們獲得人口學的基本知識，包括受孕、優生、遺傳、營養衛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養他們對家庭的計劃生育、國家的人口計劃的理智態度與責任感；樹立符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生育觀。2000 年，我國15 歲至19 歲人口為1. 03 億人l~ ，在十年內，他們都將進入婚育期。這批人口的生育數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對象，通過各種形式對這部分人進行新的生育觀教育特別重要。他們正處在世界觀的形成過程中，通過教育使他們樹立新的生育觀，必將支配他們今后的生育活動，產生移風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過教育促進社會合理流動，還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漸趨合理的作用。
注釋：
[]1國家統計局《： 改革開放30年：人口素質全面提高就業人員成倍增加》， http :/ / stats. gov. cn/ tjfx/ ztfx/ jng2gkf30n/ t20081103_402513671. htm，2008211203/ 2008211217.
[2]胡鞍鋼《： 聚焦中國人口國情》《， 學習月刊》2007 年15 期。
[3]張車偉：《我國人口問題性質的轉變及其新挑戰》，《人口與發展》2008 年第1 期。
[4]朱彬、王義《： 13 億人口使我們面臨新挑戰》，http :/ /news. xinhuanet . com/ newscenter/ 2005201/ 05/ content _2420125. htm ， 2005201205/ 2008204217.
[5]王惠詩《： 農村流動人口集聚化就業》《， 當代經濟》
2008 年第5 期。
[6]陳俐《： 中國出生嬰兒性別比的現狀分析和對策》，《人口學刊》2004 年第2 期。
[7]童玉芬《： 從人口大國走向人力資源強國———中國人力資源的現狀和形勢分析》《， 現代經濟探討》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國教育與人力資源問題報告課題組《： 從人口大國邁向人力資源強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 頁，第315 頁，第61、317、318 頁，第299 頁。
[10]田雪原、王國強主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人口與發展》，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04 年，第364 頁。
[11]沈百?！叮?我國教育投資的進展與問題》，載《教育科學》2003 年第2 期。
[12]陳鈕芬《： 我國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與居民消費模型的實證分析》，載《數理統計與管理》2004 年第2 期。
1.1人工種植牙的適用范圍。通常情況下,種植牙適用于以下范圍:個別牙齒缺失,失牙區種植床正常;多數牙缺失,擬用固定義齒修復,為減輕缺牙間隙兩端基牙的負擔,中間種植基牙;游離端缺失牙,失牙區牙槽嵴吸收嚴重,不能承擔義齒基托的負荷;全口牙缺失,可行全口覆蓋式或全口固定式種植義齒修復;頜骨缺損,可通過種植修復完成功能重建和形態恢復;因生理或心理原因,不能習慣戴用有較大基托的可摘義齒,或因基托的刺激出現惡心嘔吐反應者。
1.2人工種植牙的禁忌癥。植牙治療的絕對禁忌癥中以全身疾病為主,如心臟病、高血壓、消化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糖尿病和骨質疏松癥等,患者患有需要住院治療的疾病或可影響種植體骨性結合的情況均可列為絕對禁忌癥。其它絕對禁忌癥有精神分裂癥、偏執狂、酒精成癮、藥物依賴癥、神經過敏體質、極度緊張癥、前期老年癡呆癥,以及對種植治療效果期望過高、夜磨牙或其他不良咀嚼習慣、惡性軟硬組織病變等。相對禁忌癥有缺牙區骨組織條件不夠、咬合高度不夠、缺牙間隙寬度不夠、進行性牙周炎等。相對禁忌癥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予以解決,待情況好轉后也可進行種植牙治療。
2、種植牙手術前應做的必要準備工作
在口腔醫學領域,人工牙根就是牙種植體,是通過外科手術將其植入人體缺牙部位的頜骨內,愈合后在其上部修復假牙的裝置。在牙齒種植前,應當做好以下準備工作:
2.1牙齒種植前設計。牙齒種植手術前,首先要拍照片取模型等資料收集工作,確定修復的類型,種植系統,種植體的數量、位置、方向、長度,然后制作出種植手術用模板,使手術能準確順利地進行。
2.2牙齒種植前常規檢查。檢查缺牙的部位、間隙大小、牙槽骨的寬度、牙槽嵴狀況、粘膜組織狀況,根據其大小寬度和高度選擇能否種植和種幾個種植體。
2.3放射檢查。主要了解牙槽骨密度和數量及有無疾病。牙片可較清楚地了解牙槽骨的密度,部分了解牙槽骨的數量。以及鄰牙的牙周組織、牙體組織及根尖情況。頜骨曲面斷層全景片,可以了解牙槽嵴高度、鼻底、上頜竇高度、下齒槽神經情況、頦孔的位置。螺旋CT,可以準確地了解牙槽骨高度、寬度、準確定位和進行術前模擬手術。后牙區的種植由于有上頜竇高度和下齒槽神經的問題,螺旋CT的檢查很有必要。此外,術前還應測量血壓、檢查血常規、凝血酶原測量,必要時還應檢查血糖及心電圖。然后根據前述檢查確定進行手術是否可適,并在可以手術的前提下精確選擇適合種植體的直徑與長度。
3、種植牙的步驟及具體方法
3.1麻醉方法。建議采用阿替卡因注射液作局部浸潤麻醉,下頜慎用傳導阻滯麻醉。
3.2切口設計。1期植入法應在缺牙區牙槽嵴頂正中切口;而2期植入法則應在牙槽嵴底中線偏舌側作梯型或角形切口。
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是伴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產生的。這里的流動人口子女主要是指戶籍在農村，并且在城市中從事生產性和服務性勞動的“農村外出就業者”的子女，年齡范圍界定在6～16歲之間，即在義務教育范圍內的這部分孩子。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指跟隨父母進城，在城市中的各類學校學習的這部分孩子，他們又被稱為“流動兒童”。
一、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存在的問題
(一)家庭環境影響孩子教育
1.貧困的家庭條件，直接影響孩子的教育。家庭作為兒童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家庭教育對子女正常的社會化進程和人格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與城市正常家庭相比，流動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教育，要繳納很大一部分費用。而對于現實中的大多數流動人口家庭來講，家長的經濟收入低且不穩定，他們不僅僅要承受生存、就業的壓力，也面臨著子接受正常教育的經費壓力。龐大的經濟壓力，使得農民工無法給子女同城市孩子同樣的條件。
2.父母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會對子女的教育產生很大影響。當前，城市流動人口子女中有很大一部分處于失學或輟學狀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父母自身忙于生計，而忽視了對子女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很多父母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受經濟利益誘惑和封建小農意識、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認為讀書無用，與其花大把的錢讓孩子讀書，不如把孩子帶在身邊，幫自己掙錢，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長了農村孩子輟學打工現象的增長。
(二)學校條件有限，孩子就學難
流動人口子女在流入地就學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在當地公立的學校借讀；二是在流動人口自發興辦的“打工子弟學?！弊x書。
1.公辦學校
近年來，雖然流入地政府部門對流動子女的教育問題已經開始關注，但明顯地保障力度不夠，對于經過努力進入城市公辦學校就學的農民工子女來說，當他們的父母把他們送進校門時，問題也就接踵而來。主要表現如下：
(1)因成績跟不上，面臨老師不公正的待遇。由于經濟收入、文化背景以及教學質量等構成的城鄉差別，在農民工子女進城學習過程中，學習基礎差，出現成績跟不上的現象普遍存在，這就致使一些對農民工子女有偏見的教師，在對待城鄉孩子的態度和行為上往往會出現一些不恰當的做法。如在處理城鄉學生的矛盾沖突中，偏袒城市孩子；在學習輔導上，對農民工子女缺乏耐心，相反對城市孩子給予更多的照顧等。
(2)由于教育資源本身的有限性，公立學校不可能做到全部接收。對公辦學校來說，近些年來，新生入學人數和在校生的縮減趨勢，使之具有了接受外來人員子女入學的條件。但是，相比于外來人員子女的數量，公辦小學可接收的學生人數有限，這就致使流動人口子女被公辦學校拒之門外的現象頻頻出現。
2.農民工子女學校
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出現是進城人口自立自救的結果。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存在給那些被排斥在公辦學校之外的流動兒童提供了一個受教育的場所，但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農民工子弟學校存在資金缺乏、校舍不穩定、課程設置不到位、師資力量單薄等很多問題，嚴重影響了孩子們的教育。
(三)地方政府支持不足
由于長期以來的戶籍管理藩籬，流動子女很難享受到和城市孩子相同的待遇。雖然有很多流入地政府制定了相關政策法規來解決流動子女就學問題，但其實施結果并沒有達到預期目標。政府對于外來人口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仍然處于支持能力不足的現狀。
二、造成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原因
(一)國家相關制度形成城市壁壘
1.長期實行與戶籍制度相應的城鄉分割的義務教育體制。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出現與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義務教育體制密切相關。戶籍制度致使城市兒童與農村兒童相割裂。同時與戶籍制度相對應，我國長期實行城鄉分割的二元義務教育體制，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城市的義務教育由政府財政擔負，而農村的義務教育卻由農民自己買單。這種城鄉分割的二元義務教育體制嚴重影響了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公平性。
2.政府政策管理缺位。城市外來人口子女的大量流入，使城市接受義務教育的群體結構發生了變化。在法律上，《義務教育法》中明確規定了流人地政府對外來人口子女義務教育的責任，然而，由于沒有具體的統一標準，使得上述政策在實際運行過程中面臨一系列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流入地政府的做法是盲目地將外來人口子女義務教育的責任推出來，并對其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致使外來人員子女教育出現很多問題。
(二)學校教育的不公平
一方面，由于公辦學校資源的有限性，面對龐大的流動子女大軍，城市學校只簡單地以家長的經濟實力作為篩選條件，直接損害了外來人員子女公平的接受教育的權利。另一方面，雖然在城市中有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存在，但是由于其是私人辦學，不管是經費，還是師資力量都很難達到規定標準。與城市子女相比，流動人口子女在接受學校教育上存在著先天性的不公平。
(三)家庭教育的有限性
長期以來，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滯后于學校教育，家長在配合學校教育上處于被動地位。究其原因，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家長們自身的文化素質不高，對孩子的學習輔導能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農民工進城后從事的職業大都為低層次的體力勞動，勞動報酬低且十分辛苦，父母也就沒有額外的精力來管理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家長會認為孩子進了學校，教育方面就是學校的事了，而自己在教育子女上的任務就是為子女提供充分的經濟上的支持。
(四)變更的學校環境。使學生很難適應
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環境、生活方式等與城里孩子有較大差別，同時流動人口工作的不穩定性，致使其子女在接受教育上也存在間斷性和不穩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流動人口子女不僅要去適應城市學校的學習環境，還必須不斷地去適應變更的學校環境，這都嚴重影響了孩子對學習的熱情，使其跟不上學校的教學進度，心理上出現厭學、抵觸情緒。因此，在以城里孩子為主要服務對象的傳統教學模式下，流動人口子女遭遇了適應性障礙。
三、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對策
(一)加大政府工作力度，解決流動子女就學問題
流動人口子女規模龐大，其教育問題關系到我國義務教育能否全面普及，關系到教育的公平和社會的公正，更關系到社會的穩定以及和諧社會的建設。政府應從以下幾個角度解決這一問題：
1.加大就學渠道，為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順利實施創造條件。鼓勵公辦學校充分利用閑置教育資源，挖掘辦學潛力，使其擴大招生容量。同時鑒于城市公立學校在接受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方面的有限性，當務之急就是規范民間辦學，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適當放松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審批條件，盡量簡化入學審批手續，為其提供實際幫助。
2.制定相關法律制度，將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納入法制軌道。第一，應把流動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權利用法規形式規定下來，當地政府要把流動人口子女就學問題納入本地重要工作內容，明確公辦學校接受流動人口子女入學的義務和責任。第二，應在全國范圍積極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從根本上為保護流動人口的平等權利提供法律保障，真正保障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的權利。
3.充分發揮社會、媒體的功能，使流動人口子女家庭教育環境得到改善。作為流動人口現居住地的政府，必須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和歧視流動人口的做法。政府可以通過媒體向社會公布更多的關于流動人口的正面信息，讓更多的人了解他們；同時鼓勵更多的社會工作者主動走進流動人口家庭，了解這個群體。從根本上給流動人口創造一個公平的社會環境，真正使其子女在學校中樹立信心，與城市孩子共享一片藍天。
(二)充分發揮學校育人功能，保障流動人口子女受教育權利
1.充分發揮學校育人功能。以公立學校為主，流入地的公立學校應切實做好接收工作，積極利用教育資源，禁止在入學手續和贊助方面對流動人口子女設置障礙。同時農民工子弟學校在政府部門的積極引導和鼓勵下，應該積極爭取在師資、辦學條件等方面達到公立學校的標準，從而更好地發揮學校的。育人功能，為流動兒童創造一片新的天空。
2.教師尊重學生，幫助營造一個良好的班集體氛圍。流動人口子女從農村走向城市，這需要一個較長的適應過程。這需要老師、家長等積極地給予他們心理輔導，尊重他們，培養他們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但又由于流動人口子女家長本身認知的有限性，這就要求學校老師更加關注這些外來子女，在學習上給予更多的鼓勵幫助，同時在生活中還應注意組織城市兒童與流動人口子女之間的互動和交流，以便他們能夠真正融入班級中，在班集體中獲得更健康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