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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本土化戰略，是指一些跨國企業、公司為了在所在國或地區獲得最大市場利益，充分滿足本地市場需求，適應本地區文化，利用本地經營人才和經營組織生產、銷售適應特定地域的產品和服務，而實行的一系列生產、經營、決策的總和。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使得國際間經濟依賴性加強，經濟交往日益頻繁，國際合作不斷擴大，跨國公司應運而生，但能夠發展成為市場“常青樹”的卻并不多。且這些為數不多成功經驗顯示，只有實行“思維全球化，行動本土化”的戰略，國際營銷才能成功。
二、國際營銷本土化的必要性
1.“本土化”是國際營銷戰略的發展趨勢。
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長足發展，使得跨國公司的競爭日趨白熱化，即：他們不僅要與當地的公司爭奪市場份額，而且還要和同在一國市場的其他國競爭對手搶占有限的市場資源。因此，對東道國市場和文化習俗的了解和熟稔，勢必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獨占鰲頭。從產品細分市場、個性化方面等來看免費論文，為滿足不同社會文化對產品的需求，企業很有必要調查研究當地實際情況，因地制宜。
2.有利于跨國公司進行全球資源的有效配置。
本土化意味著企業融入當地，對東道國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源的調配得心應手，從而有利于企業在全球范圍內對各類資源進行配置。
3.從哲學的觀點看“本土化”問題—營銷矛盾的特殊性大于普遍性。
任何事物都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而本土化營銷成敗就在于企業是否注意到了東道國市場的特殊性，并能順勢而為，采取相應的營銷策略，這正是“本土化”的要義所在。迥異的國家人文因素，像其自身的特點，民風習俗、價值觀念、禁忌愛好、消費觀念、道德理想、政策制度等都會給目標市場的開拓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些差異使得世界各國消費者對商品持有不同的的態度和價值觀，進而導致購買行為也相應地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因此企業只有重視目標市場的本土化調研，做到“入鄉隨俗”，才能在拓展市場空間上如魚得水。
三、百思買“水土不服”和家得寶“中國失利”
今年年初，美國最大的電子產品零售商百思買（BestBuy）百思買宣布關閉中國所有的9家門店，實際上，百思買自2006年進入中國市場，就一直未能形成全國性影響，店面多集中在華東一帶，其間還多次被傳言將退出。知情人士透露，百思買采取自己購買物業，購買商品，自己員工銷售的模式，甚至連促銷贈品都是自行采購，產品陳列也是以品類和尺寸為標準，而不是以品牌為單位，但國內家電賣場的上述資源均由廠家承擔，產品均是以品牌專區形式出現。如此一來，前期投入較大，承擔更大經營風險的同時必然需要更高的利潤來支撐。然而，在國美、蘇寧等規模化擴張競爭下，百思買進入中國近六年，主打中高端品牌，卻一直無奈地在“價格戰”和“保持高端形象”之間苦苦掙扎。而對中國消費者而言，他們最在乎的是“低價”，只有低價才是實實在在的實惠，“更嚴格的品類管理，更合理的購物引導”在“低價”面前都變得有些無足輕重。
無獨有偶，年初早些時候免費論文，世界最大的家居建材零售商家得寶終于以一紙“致顧客聲明”畫上了打拼中國市場的句號。至此，家得寶進駐中國的時間僅有4年。2006年底，家得寶高調收購天津家世界12家家居門店，成功登陸了中國市場。當時，家得寶中國的門店版圖遍及北京、天津、西安、青島、鄭州等7省市。由于進入市場的時間晚于百安居，家得寶一開始就把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定位為收購現有網絡。東方家園、家世界家居等本土企業都曾和家得寶談判。然而，收購家世界進入中國市場的家得寶，并未打開局面。頻繁的人動和水土不服的盈利模式加上財務問題，家得寶的中國之路異常艱辛。
四、對我國企業“走出去”的啟示
企業走出去，在東道國市場上參與競爭，勢必要解決營銷手段和策略的適應性，更離不開對當地市場消費文化以及消費者心理的了解和把握。為此，海外生產企業與當地經銷商之間要從單純的利益關系上升為品牌共創、成功共享的戰略伙伴關系，及時融入當地文化，盡快實現市場營銷本土化戰略。國際市場營銷實踐中流行著一句話：“寧愿要一個第一流的經銷商，第二流的市場；也不要第一流的市場，第二流的經銷商。”百思買可家得寶這兩個鮮活的實例，以及沉痛的教訓，給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生動的教材，望本文能為我國企業更好地完善自己，做大做強，不斷培育中國的民族品牌提供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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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60年代，英、美兩國興起“新課程運動”。以此為開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逐步開始了課程改革運動。90年代初，校本課程開發的理念和思想傳入我國臺灣與香港。進入90年代中期，校本課程及教材開發的理念逐步引起了我國大陸少數課程研究學者的關注。
通過對中國知識資源總庫及萬方數據庫的模糊檢索，截止到2016年5月31號，以“校本課程開發”為關鍵詞能夠檢索到10000余篇研究文章，碩博論文2000余篇。以“校本教材開發”為關鍵詞能夠模糊檢索到1900余篇期刊文章，600余篇碩博論文。以“音樂校本教材”為關鍵詞能搜索到的的相關文獻僅70余篇期刊文章，碩博論文3篇。由此可見，雖然國內音樂校本教材建設還處于起步階段，但隨著我國三級課程管理體制的實施，我國基礎教育領域校本課程以及校本教材開發與建設工作已有了長足的發展。
以下就“新課程運動”以來國內外傳統音樂校本教材開發研究文獻做詳細梳理及闡述。
一、國外研究現狀
校本教材開發始于20世紀50、60年代西方的“校本課程運動”[1]。校本課程開發一詞最早由菲呂馬克和麥克萊倫在1973年愛爾蘭阿爾斯特大學的國際課程研討會上提出[2]。到20世紀90年代，才在日本、美、英等國家有所發展，很多國家鼓勵各地區、各學校設計具有特色的課程[3]。國內外很多學者將校本課程與校本教材合并在一起進行研究，而針對校本教材，沒有完整獨立的研究，故相關少數民族音樂校本教材的研究可謂是鳳毛麟角。
（一）校本教材研究
世界上多數國家并沒有像我國一樣實行統一的教材制度，而是由各個學校甚至是教師自行選擇、選編適合學校、學生發展的教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校本教材[4]。例如：經歷了“新課程運動”挫折后的美國教育采取分權制，全國沒有統一的課程標準、教學大綱和教材。大多數學校都有自己所屬的學校董事會負責學校教科書的選購以及教學策略的決定，政府不能干預各州的教育事務。教師作為課程實施者，有著諸多選擇、改編教材的機會[5]。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只能通過立法、調研、協調等手段對教育施加影響。出版商有權自己編寫教材，學校有權選擇教材，教師有權增刪教材內容。美國的音樂教材具有既注重本土化和民族性，又十分尊重多元文化的特點[6]。而英國一直都有尊重教師專業自的傳統，自“新課程運動”后采用學校普遍享有課程決策權和教材選擇權，教師可主動參與課程開發，選擇或改變教材，也可以決定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英國采用的是教材自由制度，即教材的出版發行是完全自由的，學校和教師可以自由選擇教材，也可以根據需要自編教材，教育部也沒有指定教材開發編寫的固定或審定的法規。自1988年教育改革法頒行以來，各學科的課程標準和“普通中等教育證書”的考試標準，就成為了全國統一課程教科書的編寫依據[7]。
（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
國外傳統音樂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向：
1.少數民族音樂教育政策
該研究方向的文章僅僅將視野停留在教育政策文本本身，關注的內容由少數民族音樂生存狀態到課程實踐不等，在理解層面都能深入探究教育政策與教學現狀的矛盾與問題。
澳大利亞皇家墨爾本理工大學的Neryl 和 David （2008）特教授在《澳大利亞當代音樂教育中的傳統音樂》[8]一文中探討了澳大利亞傳統音樂在澳大利亞學校課程中的生存狀態。文章指出，澳大利亞的學校音樂教育對本土音樂（或藝術）的學習是匱乏的。文章通過對各州音樂教育政策的實例分析提出了在學校課程中加入更多澳大利亞本土音樂教學的愿景。
較早意識到利用政策的實施來深化傳統文化環境的是香港教育學院的Yip和Scott（2010）博士，她在論文《保護本土傳統音樂：一個在音樂教育的政策和實踐兩難的局面》[9]提出：在香港，物質遺產和非物質遺產的保護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F代化的城市適應不斷增長的人口，而隨之產生的問題是：傳統音樂環境逐漸被惡化，傳統音樂有消亡的危險。論文通過香港傳統音樂生存現狀的分析，提出音樂教育實踐政策的漏洞和困境，最后提出一系列政策性的建議。如：允許教學實踐的創新，支持學生在傳統音樂相關領域工作的研究等。這些建議對香港當地文化遺產的保護是十分有益的。
此外，研究者Han 和 Leung（2015）對不同地區傳統音樂在音樂課程中地位進行比較研究，還有研究者提出傳播平臺和模式的改良是保護傳統音樂文化一種有效途徑等等[10]?？傮w來說，該研究方向的文章不僅沒有關注到音樂政策在教育實踐中的問題和解決途徑，也鮮有文章關注政策對于傳統音樂教材的影響與作用。僅有的研究難以概括整個文化多樣性影響音樂教育政策的全部內容。
2.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
芬蘭西貝柳斯學院的Heidi（2000）教授論文《不斷發展的實踐：本土音樂教材的新視野》關注的是芬蘭的本土音樂教材的生存狀態[11]，以及教材在互聯網教育上（尤其是音樂教育上）的應用。文章批判性地回顧了本土音樂教材的發展，并探討其在音樂教育中的潛力與局限性。然而，該研究并無特別涉及教材文本的部分，資源仍十分有限。文章分析了對本土音樂教材對于芬蘭音樂教育產生重要影響的一系列基本情況，對未來的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編寫提出了一些建議。
日本的Ritsuko （2009）博士在《“音景”的“肌理”：日本音樂課程的重新審視》[12]一文中提出，日本普通音樂教育中的教材只是簡單的將傳統和民間視為某種音樂流派，很少有人考慮為什么要用“傳統”或“民間”這樣的詞匯對音樂加以界定。
此外，有研究者關注于傳統音樂教材的設計中如何更好體現語言包容性的問題；更有研究者集中關注于傳統音樂教材編寫中認知偏好的適應性策略，以及學生對于傳統音樂態度的實證性研究[13]。但是該方向的研究沒有涉及到教材編寫的具體設計和實踐問題，對于教材運用到實際音樂課堂和教學中的反饋情況也鮮有提及。因此，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無疑處在一個初級階段，對于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編寫這一新領域的研究將是一種有意義的嘗試。
3.少數民族音樂實踐研究
國外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教學研究主要關注教學風格、模式、實踐三個角度。研究者提出的觀點有較強的針對性，一些建議和理念視角獨特新穎、引領研究前沿。
Wang（2006）的研究認為：民族音樂課程在教學理念上應是多元的和功能性的世界音樂。這是由該課程的教學內容、世界音樂文化發展的實際狀況以及培養音樂教師的需要和責任所共同決定的，其本質是要將它與西方音樂語法的不同規律分離開來，進行自身語言智力結構、文化結構的探索，打破以西方音樂本體結構為標準的認識框架的制約，進行自己較獨立的系統建構[14]。
世界上很多國家都非常關注音樂教育中的民族文化傳承問題，在近現代音樂教育歷史上就有以柯達伊（Kodály Zoltan，1882-1967）、奧爾夫（Carl Orff，1895-1982）和卡巴列夫斯基（Db.kbalefuskuu，1904-1987）為代表的民族音樂教育體系。他們各自所創的音樂教育課程體系始終與其國家歷史、文化傳統、民族特性密切相關，他們的音樂教材不僅在本國學校音樂教育中廣泛使用，還被世界上很多國家音樂教育學者、教師們作為參考教材。
柯達伊曾說“如果每一代人不能夠很好的繼承傳統的話，我們祖先的文化不久就將會消失，文化是不能自動永存的，我們正是為此而工作[15]”?？逻_伊認為“兒童的心靈純凈如水，只有真正的藝術、經得起推敲的音樂才能夠拿來教給孩子們[16]”?！叭绻覀儾辉敢獍押⒆优囵B成外國人的話，我們就只能用民族的音調培養他們學會音樂的讀寫[17]”?？逻_伊把音樂的感受變成身體的律動，音樂的音律變成節奏、變成了力量。他在教學手段和內容上突出民族音樂在教學中的重要地位，強調了音樂教學中民歌的演唱，以歌唱教學作為音樂教育的主要手段。他重視學校音樂教材內容的選擇，強調學校的教育作用。
奧爾夫曾在“奧爾夫音樂學院”成立典禮上的演講中說過：我所有的觀念，關于一種原本性教育觀念，并不是什么新的東西[18]。而只是一個把古老的精華繼續傳遞下去的人。奧爾夫體系的突出特點是，把“原始的”、“基礎的”、“初級的”、“自然的”、“元素性的”的貫穿到課程設計、教學方法上，通過肢體的活動讓人們感受音樂元素，并常常把音樂訓練與民族音樂教學聯系在一起。
卡巴列夫斯基的新音樂教學大綱，以“三根支柱”――歌曲、舞蹈、器樂為主要教育形式，以民族音樂為主要教育內容，樹立音樂價值觀和人生價值觀。達到學生能通過學校俄羅斯傳統樂曲而理解俄羅斯民族精神，了解俄羅斯傳統文化的目的。大綱規定：一至三年級主要以民族音樂內容為主，以“熟悉民間風俗、家鄉民歌傳統旋律；了解俄羅斯傳統樂器、民間歌曲及傳統音樂表現形式”[19]為教學目標實施民族音樂教學。
綜上所述，國外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音樂政策與教材研究及傳統音樂教育傳承的實踐研究。研究整體上更加強調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有效結合，但從整個宏觀背景下校本教材的研究情況來看，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研究還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少數民族音樂教材的理論和實證研究視野仍需要進一步擴展。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在我國現階段的學校教育中，教材仍然是基礎教育的核心環節。新課程改革實施以來，我國學者在研究校本課程的同時，也關注到了校本教材的開發，從教科書的“一綱一本”到“一綱多本”再發展到目前的“多綱多本”來看，校本教材研究在適應著教育改革發展的同時也在推進課程改革。綜合目前研究文獻來看，我國對校本教材開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和實踐研究兩個層面。
（一）校本教材研究
目前，國內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在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校本教材資源開發、校本教材編制、策略等方面。如蔡偉等（2006）在《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中提出，校本教材與統編教材應該相互借鑒補充，各具特色，并在融合中揚長避短、盡顯其能，校本教材的編寫目標應該是在適應現實的基礎上促進發展，編寫內容應看重科學性和求趣味性取得平衡[20]。劉學（2012）在《從“以何為本”到“何以為本”―關于少數民族地區校本教材建設的思考》中對少數民族校本教材建設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四種解決方法：1.適應社會發展狀況；2.充分利用少數民族地區的教育資源；3.充分體現學校特色；4.要促進學生的終極發展。就校本教材的資源問題。孫嬌（2011）在碩士論文《校本教材應用的困境及策略研究》中，分析校本教材的應用現狀，指出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困境，并分析出導致這些困境的原因；通過調查校本課程在實施中的問題，提出校本教材使用的原則。凌美鳳（2010）等學者認為，在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新理念、新領域中，“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被提上重要位置。在實施新課程的過程中，人們越來越深刻的認識到，沒有課程資源的合理開發與有效利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宏偉目標就很難實現[21]。
從已有研究視角來看，我國基礎教育中的地方音樂校本教材資源建設和少數民族音樂文化已逐步得到重視。如：英（2007）的《苗侗民族山歌走進校本教材》和劉小蘭（2009）的《民歌校本教材開發的價值及教學范式》兩篇文章中都是將地方民歌融入到校本教材的建設與實踐中，尋找民歌中育人的文化內涵，來培養學生審美情趣、愛國愛鄉情感的目的。呂志明（2011）的《本土母語音樂校本課程可行性分析》中也提到，在我國，尤其是少數民族地區的多民族環境下，本土母語音樂進校園的必要性。在少數民族音樂文化校本教材資源研究中，魚彬的碩士論文《本土音樂資源開發在西寧市中學音樂教學中的應用研究》中對青海西寧市本土音樂資源開發在中學音樂教學中的應用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并進行問題分析，根據現狀為青海省在中學音樂教學中開發應用本土音樂教材給出了相應的途徑措施與建議。博雅杰、楊麗容（2010）《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中校本課程開發探究》，博雅杰、張波、尹愛青（2012）《影響民族音樂校本課程開發的教師因素分析》與夏敏（2012）《地方課程開發與校本課程實施》《新疆中小學音樂校本課程開發與實施的對策之我見》等文章，在研究方法及觀點上都主要集中在理論綜述、討論分析等方面。缺乏對具體的開發策略、實踐的可操作性以及個案研究的描述。
（二）傳統音樂教育研究
這些年來，越來越多的音樂教育學者們認識到學校教育在音樂文化傳承中的重要性，越來越多的專家和學者將研究的觸角伸向了傳統音樂教育研究領域。1994年《音樂研究》第二期刊登了《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之得失》《關于當代中國音樂教育的文化思考》兩篇文章，拉開中國音樂教育體系理論研究的序幕。1996年《音樂研究》第四期刊登的《傳統音樂與學校音樂教育》中提出了“傳承民族文化，是學校教育的主要任務之一”的觀點。1999年，在呼和浩特召開的“全國民族音樂教育學術研討會”上，謝嘉幸教授提出“讓每個學生都會唱家鄉的歌”、趙宋光教授提出“扎根辦學”的呼聲得到倡導。2001年11月在南寧召開的“全國21世紀面向基礎教育的高師音樂課程改革研討會”上，與會專家們深入討論了“學校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傳承”問題。隨著各種學術會議對民族音樂與學校音樂教育的關注，很多專家學者開始關注教學實踐層面的學校教育傳承[22]。如由謝嘉幸、楊立梅負責的國家“九五”課題“學校教育藝術實踐研究”的子課題――“民族音樂傳承與學校藝術教育”項目，先后調查了“福建泉州中小學南音比賽”、“內蒙古呼倫貝爾學院開辦蒙古長調大專班”、“貴州省榕江縣的多聲部侗族大歌進課堂”等各地鄉土教材的開發與民族傳統音樂文化傳承活動；湖南吉首市民族中學音樂組開發的《湘西民族音樂》校本教材，教材內容由當地主體民族土家族的歌、舞、樂三個單元組成；河南省鄭州市中原區秦嶺路小學《戲劇音樂校本課程》，教材內容由河南豫劇的演唱與演奏組成；上海華東師范大學附屬東昌中學開發的《微型音樂劇實踐與音樂劇鑒賞》音樂校本教材，內容由國內外優秀的音樂劇組成；廈門市第二實驗小學的劉瑛老師主持開發的《閩南民間音樂校本音樂課程》，結合閩南民間音樂特點設計編寫了《閩南民間音樂》校本教材等。
我國多民族的獨特自然環境、社會風俗、語言文化孕育了豐富多彩、輝煌燦爛的民族音樂資源。在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下，在現代多元文化的沖擊下，我國的傳統音樂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傳統音樂文化面臨傳承危機。近年來，傳統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問題得到了國內音樂教育專家們的關注。如王耀華（1997）在《福建南音繼承發展的歷史及其啟示》中梳理了福建南音的發展歷史，并對繼承這一傳統音樂文化提出了建設性的啟示；孫麗偉（2000）《福建南音進課堂的實踐與思考》一文從教學實踐層面提出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方法與策略；楊殿斛（2003）《論侗族大歌音樂傳承》中就我們如何把握好基礎教育改革的良好機遇、如何把當地少數民族傳統音樂引入基礎教育課堂和高等院校殿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劉澤梅（2008）在《客家傳統音樂保護與傳承之策略研究》中對客家傳統樂種、劇種-漢樂、漢劇的歷史發展及生存狀況進行了詳細分析，并對客家傳統音樂文化的保護與傳承提出了建設性的策略方案；伍國棟在《當代中學音樂教育的守土職責-關于民族音樂的基礎教育理念及其認知討論》中指出：“中學音樂教師在音樂教學的本土化進程和民族音樂的青少年傳承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23]；岳圣東等（2014）在《自貢市部分中小學開展傳統音樂課程教育現狀調研報告》中對四川傳統音樂課程教育狀況進行調研、探討，分析了當下省內學校基礎教育階段中音樂課堂開設四川傳統音樂課程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意見與建議。國內更有不少碩博論文也在關注傳統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問題。如張亞利（2008）在《本土音樂文化在學校音樂教育中傳承的可行性――對鄭州十所中學豫劇教學狀況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和總結了豫劇教學的經驗和存在的問題，為本土音樂文化在學校教育中的傳承提出可行的建議；樂康（2008）在《南京本土音樂在初中音樂課程中實踐的可行性研究――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為例》一文中采用教育行動研究方法，結合學生實際情況，以南京白局、方山大鼓這兩種音樂形式設計了符合學生水平的教學課案進行課堂實地教學，通過多種方法手段讓學生參與、實踐、創編音樂活動，并邀請老藝人進課堂表演等形式來進行學習，目的是使學生從小受到本土音樂的熏陶，培養對本土音樂文化的認同感。與此同時，跟蹤、調查、測量以探討學生在實踐過程中的學習態度與音樂成就的變化，從而提出可行性建議；石瑩（2015）在《中學音樂教育中的民族音樂文化傳承研究――以西安五所初中調查為例》中分析了目前西安民族音樂教育在中學開展現狀不理想的原因，并提出了改善的方法。
在學校傳統音樂教育案例方面，目前最值得我們學習的要數福建南音進校園活動。從1990年開始，泉州市教委、文化局聯合發文，正式將福建南音列為學生課堂的教學內容[24]。市政府還推出一系列的獎勵措施，每年舉辦中小學南音演唱比賽，獲獎者可作為音樂特長加分。市教育局、文化局成立南音教材編撰委員會，根據學生的實際狀況和南音演唱的難易程度，編撰和修訂中小學南音教材[25]。2009年9月，“福建南音”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成為泉州文化的標志[26]。
綜上可見，目前很多國家的學者都將校本課程開發與校本教材的開發研究融合在一起，從實踐操作層面來看，國外校本課程開發較早的一些國家，校本教材的開發研究更加深入。但整體而言，國內外關于校本教材研究仍處在探索發展階段，仍缺乏獨立完整的研究體系。
管建華先生曾說：“鄉土音樂體現了民族靈魂的本質，每個民族、國家都將立足于自身的音樂文化的歷史與世界交流，并面向未來[27]”。隨著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國大部分地區的音樂校本課程及音樂校本教材的開發已經如火如荼地展開。如何有效地開發利用好地方民族音樂課程資源，使其能夠與學校音樂課程結合使用，更好地為基礎音樂教育發展服務，將是新時期音樂教育工作者無法回避的責任和使命。
注釋：
[1]鐘啟泉：《現代課程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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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5]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6]王秋菊：《語文校本教材開發的理論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浙江師范大學，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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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劉婷婷：《論福建南音的傳承》，《中國校外教育》，2014年第8期。
一、提供撰寫角度，突顯一個“多”
同一個主題，同一份素材，進行廣度拓展和深度挖掘，有助于多角度呈現立意。
1. 政治學科角度
小論文的撰寫要始終緊扣教材知識，思想政治學科的教材知識是寫好政治小論文的理論基礎。通過課堂教學，學生已了解并掌握了《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生活與哲學》《文化生活》等相關知識，由此構成一個學科體系。在學科理論觀點的指引下選擇小論文撰寫角度，有助于學生對教材知識的理解，使文章更具有嚴謹性、科學性和說服力。
例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天藍了 水清了——記馬渚鎮沿山村生態村建設》《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和《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三篇文章曾獲余姚市高中學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一等獎。三篇論文的共同點是：立足于教材，充分調動了《經濟生活》中的相關知識，如科學發展觀中涉及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市場經濟中涉及的宏觀調控等知識，對素材的解讀回歸于課本，避免了空洞說理，因此得到了評委的一致好評。
2. 時政性角度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實驗）》提出，堅持基本觀點教育與把握時代特征相統一……緊密聯系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與時俱進地充實和調整教學內容，體現當今世界和我國發展的時代特征，顯示科學理論的強大力量。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角度也應適應時代要求，密切聯系國際社會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直面高中生思想上的現實問題。如筆者指導學生撰寫的《盜版的世界“學問”大》《綠色奧運 綠色希望》和《似曾相識燕歸來——小手機折射出大道理》等小論文，以盜版、北京奧運會和手機等當年的熱點問題為載體，不僅引發了學生對社會現實問題的深度思考，同時也激發了學生的寫作熱情。這就要求政治教師在課堂教學時要注重課本知識與時政熱點相結合，把新聞引入課堂，讓學生逐漸積累撰寫政治小論文的新鮮素材。
3. 地方人文角度
政治小論文的撰寫要具有地方色彩，體現政治學科的獨特性，富有研究價值。筆者發現，近幾年獲得一等獎的小論文一般都有一股濃郁的家鄉味道。如本校學生所撰寫的《姚劇——姚江文明的瑰寶藝術》和《名邦之奇葩 余姚之驕傲》兩篇小論文，挖掘了余姚地方傳統文化——姚劇這個文化資源，從姚劇的起源和發展為主線進行闡述，使人們重新認識了本土文化的價值；《菜，榨出道理來》和《小楊梅 大道理》兩篇小論文，選擇聞名中外的榨菜和楊梅兩種余姚特產，從它們的起源、現狀和未來展望等角度進行撰寫，讓讀者深深體會到余姚本土產品的魅力；《光耀杭州灣 照亮全世界——來自梁弄鎮燈具產業的報告》《同樣的土地 不同的財富》《朗霞裘服的“春天”來了》《四明山經濟發展的“春天”——論四明山“農家樂”》和《白色珍珠——余姚的搖錢樹》等小論文，以余姚的梁弄燈具、朗霞裘皮、四明山的“農家樂”和塑料為撰寫角度，告訴人們這些產業是如何為當地經濟的發展插上騰飛翅膀的。由于學生對自己的家鄉非常熟悉，站在地方人文角度撰寫政治小論文，得心應手、有話可說。這就要求我們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聯系學生生活實際，以本土資源為素材，倡導“生活化”教學，達到理論聯系實際、學用知行的辯證統一。
二、幫助學生選題，突出一個“亮”
幫助學生選好題目，是教師指導學生撰寫小論文的重要一環。小論文的題目是文章內容的高度概括，用最簡潔、最準確和最新穎的文字告訴讀者本篇文章將要闡述的問題，使人閱讀之后一目了然、過目不忘。由于高中生的知識面、理解力和概括能力都有限，課余閱讀報紙雜志和上網了解時事資訊的時間并不多，教師可結合政治學科實際、社會現實問題、地方人文特色和學生個人的興趣愛好等方面來為學生選題提供素材，力爭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新”，不落俗套，注意“亮”度。題目是文章的“眼睛”，為文章選擇一個好題目，可以對整篇文章起到點睛的作用。政治小論文的“眼”，應該明亮而富有生命力，一般為20字左右。若學生以提煉小論文的觀點作為標題，應該注意以下三點：第一，仔細研究背景材料，認真領會材料要說明的中心思想；第二，聯系材料，找出其中心思想與教材知識的結合點；第三，將材料中心思想上升到一定高度形成小論文的觀點，確定標題。例如，本校一位學生以余姚特產——楊梅為主題，立題為《小楊梅 大道理》，一小一大，對比鮮明，給人以眼前一亮的深刻印象，在省高中生政治小論文評比中獲了獎。
三、指導學生搜集和整理素材，彰顯一個“實”
隨著21世紀經濟全球化發展，知識經濟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主要特征。高職藝術院校不再是以培養技能型人才為主，而是在注重學生技能發展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創新創意思維。創新創意的資源作為地方性、地域性的個性特征，是對接現有社會經濟發展的創業型人才的第一戰略共識。據相關資料顯示，現在80%多的國家對開放民族資源的認識已經達成有意識的共識性探索與培育。在2010年教育部的《關于大力推進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和大學生自主創業工作的意見》中，就要求在高職藝術類院校開展以探索和利用本土民間資源進行創新創業教育，從而發現和拓寬高職院校學生的就業資源、創業資源。
一、重慶本土民間藝術資源的特點
重慶地域環境中人文文化非常豐富，如山城文化、碼頭文化、火鍋文化、綦江農民版畫、銅梁龍燈、秀山花燈、酉陽擺手舞、九龍楹聯、梁平年畫和竹簾、接龍吹打、木洞山歌、蜀繡、榮昌折扇、藝廬微刻、土家族吊腳樓技術、武隆紙竹工藝等典型的民族人文資源。這些資源既具有各自的獨特藝術文化形成路徑，又具有各自的文化內涵。在諸多的本土資源中，可以被重慶高職藝術院校直接引入教育教學的有梁平年畫、梁平竹簾、蜀繡、榮昌折扇、藝廬微刻、土家族吊腳樓技術、武隆紙竹工藝等以典型技能工藝為主的藝術資源。以梁平的年畫和竹簾為例，梁平年畫已有300多年歷史，其起源于清初，采用大膽的藝術提煉和浪漫主義手法，將驅邪納福、喜慶吉祥融入相關的歷史故事等，以精美、獨特的人物形象造型，使人物形象顯得生動活潑、機智幽默，充滿強烈的地域性鄉土氣息，具備了剪紙、漫畫和動態形象效果。梁平年畫的畫面簡潔飽滿，構圖完整，造型粗獷古樸，神態生動，具有強烈的對比效果，給人以強烈的形式美感。梁平竹簾早在北宋時期就被當地官方作為貢品，進獻于皇家作為貢品收藏。其特點是運用當地盛產的慈竹為基本原料，編制或者串成成品，并運用傳統的工藝技術，結合書畫工藝、刺繡與植絨技術等多種表現手法，制作成各種形式的掛簾、屏風、裝飾畫和各式各樣的實用工藝品，視覺效果上具有色彩典雅、工藝精細的特色，人文表現方面具有濃郁的重慶本土地方特色和地域環境的自然風韻。從藝術形式的構成要素來分析。藝術內容在形式上的表現方式有結構、體裁、藝術語言、表現手法等。藝術形式與藝術內容的關系是形式為內容服務，內容離不開形式表現，同時形式也離不開內容，兩者是相互成就的。從梁平年畫和竹簾可以發現，其藝術形式在藝術領域中具有相對獨立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在高職院校逐一形成的課程體系中進行發展、傳承并與藝術設計類專業相結合的特有性。在高職院校課程體系中融入梁平年畫和竹簾，既能傳承與發展本土民間藝術資源，也可以為學生創新創業探索更多的發展路徑。
二、重慶本土藝術資源利用與發展局限性研究
1.專業課程設置方面
現在高職院校不再以技能型人才培養為主要目的，而是以培養創新創業人才為基礎，以傳承地域性非物質文化為導向，培養學生的創新創業能力，為地方發展服務，同時也滿足地方人才獨特性的需求。綜觀重慶高職藝術院校的專業課程體系，雖然每所院校都具有自身的專業特點，但部分院校的專業課程內容大同小異，專業課程體系設計差別不大。這種專業課程體系的設計沿用了以往高校的藝術課程體系設計，基本上沒有什么差別，所以培養出的人才具有共同性特點。專業課程體系的共同性特點是以行業發展或者企業發展為基礎，開發行業性課程體系，形成為行業服務的人才培養計劃。但結果是培養了很多同類型人才，造成了藝術院校同類型人才處于過剩狀態，而企業需求的創新創意人才較少。本土化的民間藝術資源如此豐富，因此高職院校在設計專業課程體系時，可以根據本土民間藝術資源分析專業課程的設計建構，結合地域或地方的發展進行地域性課程體系開發。
2.師資力量配置方面
重慶作為西南地區的一個地方性發展區域，其師資總量與學生數量的比率呈現不協調的狀態，人員結構也不合理。為了解決高職師資人員數量上的問題，形成專業型教師和專業教育的培養模式近親結構，但這導致培養出的學生在技能、思維、創新和發展上存在一些問題，最后導致學生就業上的緊張狀況。筆者認為高職藝術院校應該以本地的地方性或者地域性民間資源為基礎，促進民間藝術資源的傳承與發展，引進相關的專業教師，以開發本地的民間藝術資源為前提，重新構建教師結構。重慶高職藝術院校要打造本土化的民間藝術師資隊伍，以本土民間資源培養高技能發展型和傳承型人才，以滿足地方經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重慶高職藝術院校還要應用本土性文化，構建名副其實的職業化教育模式。從職業教育的表面意思看，職業教育是指傳授某種職業知識和技能的教育，但深入地分析職業教育的內涵，我們發現職業教育是指一切能夠增進學生的職業知識和技能、影響學生對職業的態度，并使學生能夠順利從事某種職業的教育。重慶本土民間藝術資源蘊藏豐富，重慶高職藝術院?？梢詮钠涑霭l，結合藝術教學的培養模式與藝術發展，發現和培養本土民間藝術專業教師，構建本土特有的教師結構。這種結構以民間藝術資源的研究與開發為主，促進新的市場化發展，再以市場化的發展為需求，加強教師隊伍的構建。這樣的構建與發展可以讓重慶高職藝術院校和本土民間藝術資源更好地結合與發展。
3.課堂形式變化方面
職業院校的藝術教育一直倡導把課堂還給學生，但是現在一些職業院校實施的課堂教學形式還是以灌輸為主，或者是練習為主，即“多講不如多練”的教學模式。兩極分化的課堂形式形成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教師在任何一門課程的開始階段，自主認為學生是什么都不懂的，所以必須進行大量的理論或案例分析，以便讓學生在充分掌握課程相關知識的情況下更好地接受課程的內容并應用課程的相關內容；其二，教師認為偏重技能的課程，需要以項目練習為主讓學生理解課程。這種從實踐到理論的課程教學方式，可以彌補從理論到實踐的課程教學缺點，但是如果兩者過于分離，就會造成課堂形式的局限性。深化教學改革是培養優秀人才的保證，盡管專業課與人才培養的結合是一個循序漸進并不斷實踐與完善的過程，但是我們可以在此基礎上，通過高職藝術院校與本土化民間藝術資源的結合，構建更加完善的人才培養方式和教育體系。目前課堂教學形式的設置具有靈活多樣的特點，既有傳統式課堂形式，如在教室中進行藝術寫生的教學教育和實踐考察形式的教學教育等，又有現念的課堂教學模式，如利用微課闡釋某個重難點的教學、慕課互聯網在線教學以及翻轉課堂的“互聯網+”課堂的混合教學等各式各樣的課堂設置形式。這些課堂設置的形式非常豐富，但是其內容還是以往的課程內容，這也成為重慶高職藝術院校與本土民間藝術資源利用對接的難點。利用本土民間藝術資源不能只是理論口號，而要付諸實踐。重慶高職藝術院校利用本土民間藝術資源，是需要實地考察與研究的，更需要實實在在的課堂操作與理論并重的再發現和再實踐，從而促進現代社會發展和學生就業。
4.課程及內容設置方面
藝術設計可以創造美、傳播美。隨著社會經濟和科技的飛速發展，各國知識和文化的深度交流，以及受外來文化和先進藝術形式的沖擊，民間藝術形式慢慢淡出了大眾的視野，于是出現了尷尬的“失傳”現象。近年隨著各種民間藝術的“申遺”成功與大力的宣傳，傳統民間藝術重新得到了人們的重視與認可，整個藝術界也在呼吁傳承、發展、創新民間藝術。藝術設計專業課程內容設計與創新關系到民間藝術的傳承與發展，因此各大高職院校在藝術設計教學中開始進行一定的改革創新。目前，重慶藝術類高職院校所開課程以及課程內容與本土資源結合的總體情況有如下幾類：第一類，很多院校已經增加了民間藝術賞析課程，主要是對中國傳統的、特色的民間藝術從歷史發展、文化內涵、功能、形態特點、材料特點、工藝技術等方面進行介紹，一般為2節課的理論教學，重點在于讓學生通過學習從理論層面了解中國傳統的藝術形式，從思想和理論層面提高學生對傳統民間藝術形式的認識，間接起到理論傳承和推廣的作用。第二類，為了更好地傳承傳統文化，有一些院校直接開設了民間藝術課程，不僅在理論層面對傳統藝術形式進行教授，還進行有針對性或選擇性的實踐嘗試，這對傳承和發揚重慶民間傳統藝術起到了直接、有效的作用。第三類，個別院校開始在設計創意類的課程中深入挖掘本土藝術精神內涵和形態特點，在課程項目設計中利用本土藝術，以期在新作品中傳承本土民間藝術，并且也為課程挖掘出新的素材，在學生群體中引起了一定的思考，間接地對本土民間藝術形式起到了推動創新和發展的作用?？傊?，目前的文獻資料和調查結果顯示，重慶高職藝術院校逐步對本土藝術資源的利用引起重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踐行著，但還沒有形成系統，在各個環節中仍有瓶頸，開發、利用得遠遠不夠。作為大眾藝術傳播中流砥柱的高職藝術教育更應該擔負起傳承之責任，盡創新和發揚之義務，從專業課程設置、師資隊伍建設、課堂形式變化、課程內容創新等方面齊抓共建，使重慶本土民間藝術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作者:塔懷紅 胡冰寒 符繁榮 單位:重慶工程學院
參考文獻：
［1］鄭冬冬.民間藝術引入藝術設計專業教學的意義.科教文匯，2009（7）.
［2］馮佳.重慶藝術人才隊伍現狀及建設研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在全球化語境和社會現實的雙重背景之下，有關都市現代性的探討與爭論層出不窮。關于“大都會”（metropolis）生活的描述――無論是西美爾所指涉的公共空間比例的大幅增加、波德萊爾及本雅明筆下“漫游者”的舞臺，抑或是馬克斯?韋伯所強調的“不同個體能夠共同進入的最無個體性的生活形式”――都突顯出了其迷一般的特質。作為中國都市現代化最早的發端之地，上海的現代性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界關注的焦點。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上海的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情長意深，傾國傾城。多少傳奇，寫不盡她的風姿；多少寓言，變作了她的胭脂。上海，到底是一種真實的存在，還是一個幻化的迷夢？
蔡翔先生的論文《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選擇系列文章《城市地圖》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他以上海想象的生產轉換為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寓言”為切入點，分析了上海兩種記憶的歷史對視、“風景”與“本土”的對立，空間生產、“禁言之物”與文化等級制度建構，從而提出都市的現代性想象，與被書寫遮蔽/遺忘了的底層記憶和地理的命題。其論文涉及三大領域：記憶、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整篇論文不但試圖在文學文本和社會文本之間尋找其內在的關聯，而且同時采用了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方法，顯示出了一種獨特的學術視野和跨學科研究的特征。
論文第一部分《兩種記憶的對視：上海的歷史》追述了作為上海“底層”和“上層”象征的以蘇州河南北為界的城市人文地理區劃的形成過程。指出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上?！钡摹凹w性敘事”實際上“無視”了其“底層”代表――蘇州河以北的生活敘事。而這一被城市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外部”卻在諸如《楊樹浦》、《浜北人》和《虹口軼事》等文學文本中無意識的“復活”，從而使我們得以見到一個同上海的“集體性敘事”形成“對視”的與電車、高樓、街道、人群、酒吧、霓虹燈等象征著都市現代性的物象所截然不同的“本土化”的上海。在這樣一個充斥著“棚戶區”的下層空間里，個體沖不出“家庭生活式”的聯結，他們被邊緣化卻又極力想進入城市中心生活；他們被城市的上層階級拒絕――在這個以消費為最主要特征的社會里，貧困使他們成為最卑微的“他者”。誠如西美爾所言，現代性的歷史就存在于貨幣經濟的發展之中；是貨幣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引起了現代社會關系的轉化，而且貨幣經濟也是現代都市生活風格的主要根源：它主宰著都市里現代人心態和氣質的微妙變化，并決定著他們的精神生存境遇。置身于消費社會之中，底層階級無法擺脫金錢對他們命運的宰治，同時也無可避免的會產生身份置換以及上層化的愿望。就深層意義而言，這體現出的是一種“政治無意識”，即：就某個政治群體（如階級、政黨、集團等）中的政治個體來說，他們作為個人所應該具有的那些有個性的思想意識，被無個性的、統一的政治意識形態所代替。在這個時候，這些個體的政治行為，實際上主要是被他們的思想意識中那些無意識因素所支配著的。作為被主流話語所“遮蔽”的存在，下層階級渴望著來自城市中心的認同；在尋找自身意義的過程中，他們是需要被上層社會所表征與建構的“他者”――意識形態強大的收編作用由此可見。
論文第二部分《意義尋找和“禁言之物”的出現》進一步展示了社會底層和上層之間的對立。文章指出，“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地理隔絕的原因，空間往往會演化成不同的階級形態乃至階級的生活形態?！?[1]然而這種“底層”與“上層”之間的對立在空間上卻又不是永遠壁壘分明的。在城市的中心地帶仍然居住著不計其數的貧民；在高樓林立與優雅的人性背后隱藏著的是黑暗骯臟、狹窄不堪的底層居住空間，以及一種隨之而來的“羞恥”感。這便是底層生活殘酷的真實寫照：它與上層社會并存卻永遠被其排斥，而成為敘述的“他者”，淪為主流話語中的“禁言之物”?！帮L景”與“本土”的對立也隨之產生：亦即“文化上和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人的空間”和“被剝奪了資源的，無權無勢的當地人的空間” [2]的對立。這種對立源自人在城市中的意義尋找，而意義的產生顯然已經由“政治無意識”而意識形態化了。因此，底層階級無論這樣努力都始終是都市里的“異鄉人”，孤獨、焦慮、寂寞以及彷徨時刻伴隨在他們關于身份置換與上層化的想象之中。
論文第三部分《“街道”的重現與職業化的空間想象”》指出“城市下層生活的記憶淡化乃至消失，在某種意義上，或許與‘家庭’在敘述中的退出有關?！盵3]而當家庭或是下層生活已成某種“禁言之物”的時候，意義的尋找，亦即敘述的中心便理所當然的開始向城市中心轉移。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一大批年輕的有著職業身份的非專職白領作者的出現，“街道”開始大量的在敘述中涌現。敘述者對“街道”的成功進入意味著“風景”與“本土”對立的消失：由于職業的原因，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涌向城市中心；他們尋找自身意義的同時也隱含著對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資源的空間爭奪。然而，先于這種成功“進入”之前發生的是他們的身份置換：即將自身轉化為消費主體――這也是他們成為消費社會“風景”的最根本前提。由此，依據一個人的出身、門第而對其進行身份劃分的傳統模式在消費時代宣告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以消費方式與內容為劃分標準的更為不公平的社會關系。于是，在這種巨大的現代性力量面前，人們內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被成功地壓制和扼殺，整個社會成為單向度的社會，而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這種人喪失了自由和創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就此而言，現代性已由制度層面轉向社會層面，即從宏觀轉向了微觀。
論文最后指出，有關“上?！钡募w性敘事的某種起源來自于對現代性的“塑造”或者“構建”。而現代性在當下的中國尚處在一個未完成的狀態，因此“城市書寫”會生產出更多的“禁言之物”，也會有更多殘酷的真實存在被遮蔽；與此同時，在意識形態作用下的文化等級制度也成為“城市書寫”所無法彌補的“先天不足”。
（作者單位：四川外語學院）
注釋：
[1] 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215頁，河北教育出版社．
[2] 同上，218頁．
[3] 同上，219頁．
參考文獻：
[1]蔡翔：《城市書寫以及書寫的“禁言之物”――關于〈城市地圖〉的文本分析和社會批評》，《視界》2004年第14輯，河北教育出版社．
[2][英]弗里斯比：《現代性的碎片：齊美爾、克拉考爾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現代性理論》，盧暉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論文關鍵詞]奢侈品本土奢侈品牌影響因素營銷對策
一、奢侈品以及發展本土奢侈品牌的意義
（一）奢侈品的特征
目前，國際上一般把奢侈品定義為“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范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從經濟學意義上講，奢侈品是指市場上那些價格和品質比值為最高的商品。無論人們對奢侈品有著如何的理解，無論奢侈品行業如何的發展，縱觀形形的奢侈產品，具有其本身獨特的特征元素。
1．高價格和高品質特征。奢侈品顯然具有高價格，是同類商品中最貴的。
2．稀有性特征。奢侈品是一種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奢侈品中常常包含著或是一定量的短缺資源（如紫檀木、黃梨木等），或很高的科技含量，或很高的人文因素，
3．炫耀性特征。奢侈品具有超出實用價值的“符號價值”，是消費者炫耀財富、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的象征符號。
4．地域性特征。奢侈品帶給消費者夢想和品位的同時，而且無論無形當中增加了多少生產成本，奢侈品的歐洲原產地是不會轉移的（奢侈品中只有極少數美國品牌）。
5．文化特征。作為一種藝術美學，奢侈品被賦予了許多的文化、歷史、藝術、哲學和社會涵義，其背后有一個由幾十年或上百年傳承下來的文化體系支撐，是一種高品位生活方式的外在體現。
（二）中國發展本土奢侈品的意義
中國奢侈品牌的出現首先要依賴于中國的經濟成功。從更深的角度，中國奢侈品牌在全球市場上出現及流行，必須有強大經濟實力支持下的中國文化做背景，在這種背景發展起來的中國本土化奢侈品不僅對于中國的經濟，乃至一個大國的形象都有著深遠而廣泛的意義。
隨著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人均收入和消費支出將大大增加。中產階級家庭的崛起意味著潛力巨大的消費市場，在平民貴族化風潮下，消費者不再滿足于低質量的廉價品，其消費品位逐漸升級。對于未來的我國市場來說，奢侈品不言而喻是黃金產業，是能夠給企業帶來高利潤、給消費者帶來高層次精神享受的商品。
二、國內奢侈品市場概況以及影響本土奢侈品牌發展的因素
（一）國內奢侈品市場概況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消費傾向與態度的逐漸改變，使中國正成為世界奢侈品消費新的主力市場。目前中國大陸地區奢侈品市場的年銷售額20億多美元，約占全球650億奢侈品消費的3%，實際上，中國人支撐的奢侈品市場還不止全球奢侈品銷售總額的3%，因為這只是中國國內的奢侈品銷售額，沒有包括在境外的購買量。
（二）影響發展本土奢侈品牌的因素
1．中國消費者偏好國際品牌。中國對奢侈品品牌盲目崇拜，他們心中奢侈品品牌總是和歐洲印象聯系在一起，購買奢侈品更多的是在體會歐洲的一種生活方式。對于奢侈品而言，品質只是一個基本條件，制造地點和歷史往往賦予了奢侈品更多的涵義。
2．國內企業缺乏奢侈品品牌化運作的理念。目前我國國內企業對奢侈品品牌概念還在認識模糊的基礎上，我國奢侈品品牌發展現在處于初始階段，缺乏長期戰略考慮。品牌根本不考慮長期發展戰略甚至3～5年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思路，采取隨波逐流的發展模式。導致國內現有的品牌鳳毛麟角，很多企業還選擇和大牌合資，沿用他們的生產和設計，以至于產品缺乏奢侈品品牌背后的一些元素，比如原創性的設計思想，以及賦予這個品牌的歷史感和品牌所代表的國家形象。
3．國際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奢侈品牌的產生是歷史積淀的結果，需要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精心培育，以形成獨特的品牌理念。同時，人們對奢侈品牌的理解與認可也要有一個過程。這些都是需要時間積累的。在我國，企業對品牌的重視也才一、二十年的時間，奢侈品牌的培育只能說是剛剛起步。隨著全球化和加入WTO，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市場。
三、發展本土奢侈品牌的營銷對策
（一）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有機組合，做到國際品位的時尚化
奢侈品牌的塑造需要很長時間，消費者對奢侈品牌的認同也需要一個較長過程，因此通過奢侈品牌的運作來實現盈利必須是一個長期的目標。由于奢侈品牌本身就是一段歷史、一種文化的承載，因此在奢侈品牌塑造上，不但要充分利用其得天獨厚的品牌資源，創建一個品牌強有力的、極具吸引力的故事；還需要對其注入獨特的中國元素或符號，如絲綢、刺繡、云錦及茶文化等。在此基礎上，運用西方化思維，搜集、保留奢侈元素；借助國際頂級設計師的品牌，中西貫通實現中西合璧，將人們對東方的感覺神秘化、時尚化，為現代新貴族塑造東方生活風格。
（二）立足在全球范圍內發現市場機會，滿足客戶需求
奢侈品牌屬性及消費者奢侈心理的研究結果證實：奢侈需要距離，這種距離可以與久遠的歷史、不同國別文化的地理跨度，以及卓爾不群的地位高度有關。統計數字表明近年來到海外旅游的中國游客人數的增加大大促進了奢侈品銷售額的增長，雖然中國的奢侈品消費者是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費群，但從統計數字來看，對于大多數本土奢侈品牌而言，國內消費市場還不夠成熟；國外市場則可能提供更多的機遇。
（三）遵循奢侈品牌運作的規律，分階段進行營銷規劃
奢侈品牌這一個領域，無論是運作服飾、珠寶、汽車或是名酒，成功的關鍵因素是這個品牌是否能夠成為特定階層的典型標志，是否能夠創造愉悅和舒適的消費體驗。因此不同于傳統實用品牌的運作規律，奢侈品牌的運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筆者認為：
1．鎖定細分的目標客戶。目標客戶就是那些有顯赫身份的金字塔尖人群，與這些富裕人群建立起密切的關系，研究他們的需求，了解奢侈品牌傳承的理念和精神是不是目標消費群最欣賞的。
2．通過專賣店管理客戶，通過高端印刷品做廣告。奢侈品牌的重要支柱就是名望，因此通過系列公關活動，與國際顯赫人群、社會名流建立良好互動關系，在向他們銷售產品和服務的同時拉近距離，提升品牌國際形象。
3．通過電視等媒體親近大眾消費者，以記錄片形式進行品牌推廣和奢侈品知識普及。通過大眾消費者對顯赫人群的選擇性的模仿消費擴大奢侈品牌銷量，同時進一步強化品牌區隔。在市場定位上，奢侈品牌就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因此，要維護目標客戶的優越感，就要使大眾與他們產生距離，使認識品牌的人與實際擁有品牌的人在數量上形成巨大反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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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寶軍，奢侈品中國市場前景談[J]財經界，2006(5)：186-187
前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時代的進步，國際之間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因而對大學生英語的綜合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大學生對英語的語言文化有深入的了解，并能進行跨文化交際。國際間的交流不僅促進了各國發展，而且推動了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模式的改革。
一、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研究現狀
1.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的不平衡。大學英語是各個高校都開設的一門公共基礎課，然而相應的核心期刊論文和著作的發表數量極少，平均僅為8.6篇和3.5部，與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規模極不相稱。對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公共課研究論文、著作較多，而對大學英語的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較少，其相關研究文獻僅為公共課英語的四分之一。另外，對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研究有結構和層次上的不平衡性，不僅英語核心期刊研究數量分布不均衡，而且期刊論文都均為非必修內容，導致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課程結構不盡合理，影響了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的進展。
2.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的跨越性弱。近年來，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模式引進了外國的研究成果，開闊了研究的視野，拓寬了研究的思路，促進了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的發展，但依然存在不足。中國提倡走出去、引進來，忽略了自主創新和自主研發能力的發揮，期刊論文多數是模仿、修改、完善，缺乏本土文化的介入，有待創新。
3.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缺少合作。隨著各門學科的不斷深入和細化，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出現了應接不暇的尷尬局面。學科交叉越來越成為一種熱門趨勢，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傳播學等學科互相交叉，因此對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研究也應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做出調整，以便從全面的研究中發現優質教學模式的端倪。目前，各個分支學科只知道閉門造車，缺乏學科之間的交流和探討，導致研究深度不夠，研究成果有失偏頗。由此看來，各位學術界同仁應攜手并肩作戰，努力形成合力和影響力，才能使研究成果有所突破，在學術界獨樹一幟。
4.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研究缺乏轉化。教育科研人員對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缺乏系統地轉換。調查研究數成果呈現以下模式：多為抽象概念和理論，少有定量研究；多為外國文化研究，少有中外對比和中國本土特色文化研究；多為靜態闡述，少有動態跟蹤分析；多為機械借鑒，少有本土創造；多為專一、孤立鉆研，少有綜合、交叉復本。此外，研究領域深度不夠，對跨文化教材和大綱、語言與文化的關系、測試與評價、實踐性與操作性等研究成果不明顯，很多研究成果也未付諸實踐，缺乏理論成果向實踐的轉化。
二、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實踐模式
1.均衡語言與文化授課內容。在傳統的教學模下，英語教師的授課模式以英語語言的學習為主，缺乏對外國文化知識的講授，這種現狀的出現，源于教學大綱和考試形式的誤導。學生對英語的學習局限在對英語語言的聽說讀寫能力的訓練，注重死記硬背，缺乏對外國文化的了解。殊不知，理解了的東西才更容易記憶，也更利于應用，如果僅僅專注于英語的符號和字母，就會把鮮活的語言文化學死，不僅學生苦惱，老師也會頭疼。因此，教育改革應靈活地涉及到英語文化背景，讓學生和教師都注重對英語本質、根源的了解，知曉外國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通過中英語言的對比學習，更能深刻體會文化的魅力。
2.中西語言文化與思維方式的對比。當今社會過分強調英語的重要性，導致中國學生忽視對本土語言的學習，是一種社會畸形現象。大學生學好英語沒有問題，但為何不能在靈活運用母語的基礎之上，通過中西對比，較簡單、方便、快捷地學習英語呢，這可是扎實掌握一門語言的捷徑。大學生之所以認為英語學習有難度，是因為缺乏對漢英語言的對比，如果能把中英文化融會貫通，會更利于進行跨文化交流與溝通。
3.融入英語新聞，接觸真切文化。大學生對英語的學習不能僅局限于書本知識，還應尋找多種接觸真實英語的途徑，在實踐中加強英語語言與文化的學習和運用。英語新聞有廣泛性、趣味性、時效性等特點，因此大學生在閱讀英語新聞的同時，不僅學到了英語語言，還對英語文化和國際大事有了了解和掌握，既開闊了視野，也了解了國際發展動向，何樂而不為呢。此外，大學生還可以通過網絡資源拓展英語學習的途徑，增強英語語言能力，便于用英語進行溝通和交流。
總結：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是時展的必然趨勢，建構教學結構模式和實踐模式是跨文化教學和國家培養人才的必經之路，因此應構建新的教學模式和理念，完善跨文化教學方法與策略，促進大學英語跨文化教學的可持續發展。同時，大學生應善于利用網絡英語資源，拓展英語知識的深廣度，緊跟英語跨文化交流的時尚，深入研究英語學習的策略，提升自身實力。
民間美術是當地人們長期生活積累的產物，它是構成民間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立足于本土適應本土民間民俗習慣，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面對外來文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使原本濃郁的民族與地方特色的民間美術賴以生成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土壤面臨危機，有的正逐步走向蕭條，衰退和消亡。現代流行文化的價值取向正在讓人們逐步疏遠自己民族和地方文化。民間美術課程與民間美術文化資源相結合，傳承民間美術文化是時代的需要，是繼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呼喚。
20世紀初，在我國魯迅和鄭振鐸先生最早提出了對于關注和研究民間文化的倡議，至8O年代，國內興起了一場鄉土意識回歸的思潮，在此影響下中央美術學院于1986年設立了民間美術系，在中國高等藝術學府首次開辟了對鄉土藝術的研究與教學，與此之后民間美術課程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和其他幾所地方美術院校相繼開設，使民間美術融入現代藝術設計教學系統中的改革與探索加快了步伐。
高校民間美術課程的開設，不僅在大學生中弘揚了中華民間傳統文化，具有“繼承”和“傳播”的天然優勢與特殊功用。高校是通過對專門知識的系統傳播和綜合修養的規范培育，是在造就高等級專門人才的過程中，進行文明傳承，推動社會進步的系統工程。
高校美術類專業民間美術課程在整個教學產研進程中形成豐厚的資源，如一、教育資源，體現在針對民間美術課程的教學研究所形成的教學大綱、教學課件、課程教案、編寫的教材、發表的研究性的論文等；二、學生資源，體現在學生愛國主義思想的提高，對傳統民間文化遺產傳承關注意識的提高，學生校內興趣小組的建立與網絡溝通推廣平臺的建立等。三、商業資源，體現在學生臨摹作品和設計作品通過網絡平臺或與企業結合的方式、渠道進行發售。
如何對這些資源進行整合利用，充分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從教學角度而言，對當地民間美術資源的普查與篩選，了解民間美術資源在地區與形式上的差異，探究民間美術資源的課程表現空間，并尋找本土資源課程開發與實際應用，拓展高校課程資源。選擇具有價值的教學內容，倡導基于資源的師生教學方式。民間美術理論的收集和進一步研究，有利于民間美術的發展。同時對于教學內容的定位、更新和優化，通過精選教學內容、優化教學過程、合理選擇教學媒體，教學力求有很鮮明的特色和很強的針對性，這樣才能達到有效地提高教學效果和教學質量的目的。由此形成了良好的課程教學資源，包括課程相關課件、教案、論文、教學大綱、多媒體課件等。
同時，從教學成果的開發和利用上來說，教學的最終結果是學生對于理論知識的理解與應用，學生通過對民間美術課程的學習，從臨摹學習到最終將設計與傳統民間美術形式相結合，在對傳統民間工藝繼承的基礎上，將現代設計元素注入其中使傳統民間工藝煥發新的生機。將設計成品轉化為產品，與企業相結合設計開發具有本地鄉土特色的旅游紀念品等，也可通過淘寶等網絡平臺，將自己的設計品轉化為產品，形成實際價值和資源。這種形式從側面促進了傳統民間工藝的傳播和發展。
從校園民間美術文化的傳播和發揚來看，通過成立校園民間美術興趣小組，在校園倡導周末創意市集，搭建新浪微博平臺，微信交流平臺等方式，促進校園民間美術文化的傳播和發展。
摘要：文化是導致旅游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加強地方旅游歷史文化教材建設對完善學生知識體系，滿足學生未來職業工作，彰顯學校特色，促進教師專業化發展等具有重大意義。學材視角下的高職地方旅游文化建設要做到參與主體多元化、材料來源多樣化、開發內容的針對性、結構序列項目化、呈現方式扁平化。
項目教學、地方旅游文化是指在某省或某市歷史上所形成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中具有旅游吸引物的那部分文化，包括當地的歷史、風土人情、民風民俗等人文知識，是導致旅游行為發生的重要因素。教材是體現一定教育理論思想的載體，也是知識、技能的載體，是課程實施活動的重要依據，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關鍵因素。我國高等職業教育起步較晚，對高等職業教育的研究特別是教材的研究相對滯后，導致各學科還缺乏成套的與高職教育發展相適應的能體現高職教育特色的教材，“高攀”“低就”現象嚴重。
一、地方旅游歷史文化教材建設的必要性
眾所周知，旅游資源包括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它們是吸引人們產生旅游行為的重要因素，但其中的自然資源如果沒有文化內涵，只是純自然景觀，是難以成為現實的旅游資源的。德國學者李凱爾德指出：價值是文化對象所固有的，因此我們把文化對象稱為財富，以便使富有價值的現實同那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并且可以撇開現實性的價值本身區別開來，自然現象不能當成財富，因其與價值沒有聯系。中國的旅游資源在國外游客看來，主要是其獨特的歷史文化、風土人情在吸引他們，根據有關統計：21.9%的國外旅客是為了游覽中國的名勝古跡，50.9%的旅客是對中國人民的社會方式、生活習俗、文化事業、倫理道德感興趣。因此，加強地方旅游文化研究，建設地方旅游文化教材已成為高職旅游專業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完善學生知識體系的需要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區孕育不同的歷史文化，地域性是其歷史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旅游行為產生的重要原因。失去地方歷史文化知識，旅游專業學生的知識體系就是一個有著明顯缺陷的體系。由于課程和教材體系的局限，決定了學生知識體系的局限。全國統編旅游教材就其內容而言，是針對整個旅游行業所應有的通用知識，但缺乏地方旅游歷史文化知識，從知識體系角度而言，學生的知識體系是有相當局限的，而旅游資源的地域性特點更是決定了學生知識體系中不能缺乏地方的歷史文化知識。
(二)滿足學生未來職業工作的需要
高等職業學校的培養目標主要是培養為地方經濟服務的高技能應用性人才。不論是導游、飯店管理還是客房服務、旅游管理等方向，學生就業主要是在本地，因此，地方旅游文化知識理應成為其知識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即使今后人才流動頻繁，但對服務地歷史文化的學習與掌握仍不可忽視。因此，把地方旅游文化教材作為旅游專業的專業基礎課程是十分必要的。
(三)彰顯學校特色的需要
特色教材的建設是實現學校辦學特色的重要載體。旅游業的特色是本土特性明顯，沒有本土的教材，要培養本土的人才也是無米之炊。當今，高職旅游教育所用教材多數為面向21世紀高職高專系列教材，這種教材的結構和內容缺少本土特色或與本土旅游概況聯系不緊密，以致本土適應性不強。
加強教材本土適應性改革應該突出本土旅游資源的特點、突出本土文化特色，增強本土旅游的案例教學，以便提升本土旅游的服務層次和水平(四進教，\'i專業化發晨的需要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旅游業也在不斷的發展變化。如果教師還在根據傳統的教學內容和教學模式對學生進行培養，那么，學生必然無法適應新的環境。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新的旅游景點，新的旅游方式的不斷涌現，對教師的專業化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師只有不斷的更新自己的知識和技能，才能保證自己所教的學生在未來的實習和T作中，有更強的競爭優勢。因此，通過編寫地主旅游文化教材，迫使教師到旅游企業去掛職或參與他們的管理和決策，去有關政府機構了解方針政策及地方的經濟發展狀況。這些舉措的實施有利于教師開闊視野，提高理論聯系實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促使教師快速成長。
二、學材理論及其發展
“學材”是廣義的教學材料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教科書相比，它是用于“直接幫助學生學習”的教學材料。教科書“學材化”問題是與“學材”概念的提出密切相關的。“學材”概念最早由日本的教科書研究中心提出。在其《關于教科書的內容和版式的改革》的研究報告中，教科書研究中心提出了變教科書為學生“學材”的建議。這一建議在1987年被當時“文部大臣咨詢機構臨時教育審議會”接受，“學材”這一概念也被寫入了教育改革第三次審議報告之中。“學材”這一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我國學者廣泛關注。沈曉敏(2001)首先對日本在教科書“學材化”研究方面的成果進行了系統地介紹，使“學材”這一概念為我國學術界所知。鐘啟泉(1989)提出在新的信息技術時代，教科書要發生轉型，從歷來的“作為教學之用的主要教材”轉型為“作為學生之用的主要教材”，簡言之，就是從“教材”轉型為“學材”。有學者認為從“教材”到“學材”不是簡單的概念置換，而是標志著新的教學觀的確立。
從世界范圍來看，隨著建構主義學習理論、人本主義教學理論、多爾的后現代課程觀和派納的存在體驗課程理論逐漸被教育界所接受，現代教材的功能正由教的方面向“學材化”研究的方面轉化。國外有學者把課程觀的轉變概括為六條，其中第六條是“從突出教師感興趣的教學內容向突出學生感興趣的內容的轉變”。許多新編教材不僅把教科書當24高等職業教育成學習的資源，還強調教科書是學生學習和教師教學的工具，多數教科書都把教學內容和學習過程結合起來進行編寫，使課本成為學習的指南。由此可見，教科書的“學材化”是世界性的課程教材發展趨勢，是任何國家的教材改革必須遵循的規律。
高職學材建設的核心理念是“以學生為本，促進學生的發展”，即從學生的T作和生活經驗出發，激發學生學習積極性;引發學生產生問題，促進學生思考和反思;突學生的職業活動，讓學生通過在T作情境中的經驗性學習，建構自己的知識體系，從而使學習的過程成為與客觀世界、他人、自我進行對話和交往的過程，成為實現自身價值和體現自身人格的過程，使學習成為創造世界、探索自我、結交伙伴的三位一體的對話性實踐，使學生在掌握知識技能的同時，學會學習，養成良好的習慣和止確的價值觀和方法論，即綜合職業能力的發展。
三、學材視角下的高職地方旅游文化建設
(一)參與主體多元化
在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成為高職教育的一個突出特點的背景下，邀請企業職業人來共同編寫作為教學主要內容的高職教材就是一條高職教材改革的必經之路。高職院校的教師，大部分都是長期從事教學工作的專職教師，雖然有著豐富的理論教學經驗，但對企業實際和行業特點的認識大多停留在感性認識階段，實際動手能力和行業、企業的專家有一定的距離，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高職教材建設向縱深的發展。因此，吸引行業專家參與教材建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義。由于高職教育具有一定的地方行業特點，地方旅游文化教材全國統一編寫的可能性很小，而一校獨編寫義往往不夠全。因此，邀請企業職業人參與教材的編寫就可以把企業最需要的技能要求編寫到教材中，充分體現職業特色。通過職業人的參與，可以避免學校教師在實踐經驗上不夠豐富的弊端，可以讓我們的職業教育緊跟職業發展的最新動態。
(二)材料來多樣化
從旅游發生學角度而言，旅游行為產生的直接原因既有人類“遠方崇拜”的天性問題，也有人們“換換環境”和獵奇的心理因素問題，遠方世界必須有不同于本土的風土人情、生活氛圍，才能導致人們對它的憧憬、遐想和行動。因此。地方旅游歷史文化教材在內容選取上，必須充分發掘具有濃郁地域色彩的地方文化知識，包括地方歷史、地理、經濟、文學、藝術、宗教、建筑、物產等內容。l大j此，要充分挖掘地方歷史文化典籍、詩賦、歷史故事、民間傳說、非物質文化遺產等，注意反映生產與社會實踐中的實際問題，做到有創見性、針對性和科學性，使教材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價值。兼職教師、講座(客座)教師，開展名師講學、授課或作報告。
(三)社會和謇庭應加強對大學生網絡創業的關注和支持
政府部門應通過各種渠道，大力倡導和弘揚創業型的社會文化，在全社會營造一種支持創業、尊重創業、創業光榮的良好氛圍和輿論環境。家庭樹立對大學生創業尤其是網絡創業的正確認識，摒棄創業不如就業、網絡創業虛擬不可靠等狹隘觀念，充分認識到網絡創業本身也是一種就業，尊重大學生的個人選擇，理解、鼓勵和支持大學生從事網絡創業活動，為大學生網絡創業營造良好的環境。
在高職院校實施創業教育，要結合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目標，堅持以素質為基礎、能力為本位，將創業教育滲透于高等職業教育教學全程，培養學生的創業素質和能力必須完善課程體系，創新教學模式，構建完善的創業教育課程體系，增設創業教育課程才能為創業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撐，以實現立體化綜合實施創業教育，提高學生創業素質和能力，實現職業教育創新型人才培養目標。
參考文獻：
我國幅員遼闊，不同的地方形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代表和文化特征，具有濃郁的本土氣息，反映了一個地域內勞動人民的審美情趣，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載體。高校美術專業學生通過對美術與本土文化內在聯系的學習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知道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激發學習本土文化的熱情和興趣，喚醒對民族本土文化的熱愛。樹立傳承和發揚的主人翁意識，讓民族本土文化的意義牢固鐫刻在自己的靈魂深處。
如何才能將本土文化更好地引入高校美術課堂，是高校教師需要思考的。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每一個省市區都有豐富的文化歷史資源。如何看待這些文化歷史資源在美術教育中的作用，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正確引導，因材施教
由于大學的生源較寬廣，來自不同地域的學生本身就受各自的文化、習俗、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審美情趣，要介紹當地文化，就要正確地引導和因材施教。首先，教師要熟悉當地的文化脈絡；以版畫課程中木刻為例，湖湘文化的源頭在于楚文化，歷史悠久，出現了大量的造型優美、色彩豐富的藝術佳品，而現存的灘頭年畫就是代表之一，灘頭由于地處內陸，避開了各種戰亂、災禍，才使原生態的藝術形式完好地保留下來，成為我國四大年畫產地之一，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教師要深入了解這個畫種的特點、歷史沿革、文化傳承，只有這樣才能滿足學生的求知欲望。其次，學生的審美情趣不同，學習興趣有高有低，可以鼓勵學生介紹家鄉的美術作品、文化等，再由教師加以引導、類比，凸顯出差異，激發學生的興趣。例如，山西的學生可以介紹當地的剪紙藝術，廣西的學生可以介紹當地的竹編，由教師從造型、題材、功用等方面加以分析，使學生找到自己感興趣的方向，再激發對不同地域文化的興趣。
二、因地制宜，融入課堂
課堂是教育的主陣地，本土文化能否以更大的比例納入美術教學課堂，融進美術教材里，凸顯本土文化的價值，讓學生獲得對本土藝術的重新認識和對本土文化的基本信念？這個問題急需思考。
1.整合當地藝術，豐富課堂教學內容。如何在美術課堂里結合教材滲透本土藝術？我省有豐富的本土藝術形式，如泥塑、瓷器、木雕刺繡、扎染、版畫等，如果給美術專業的學生定期開展本土藝術的綜合實踐活動，那么通過實踐不僅豐富了課堂，更保證了本土藝術的傳承，體現了教學的有序性和長效性。
2.利用獨到的教學資源，拓展教學。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教學資源，包括自然與人文環境及特殊的人才資源，因地制宜利用挖掘才能使教學變得生動有趣。例如：我在上版畫課程時介紹了我市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常寧板橋鎮的版畫作品，引發了學生的興趣，有些常寧籍的同學回家時收集整理了家鄉的藝術形式再反饋到課堂中，引起其他學生的羨慕，調動了學習積極性。還經常邀請一些本土藝術家跟學生交流，開闊學生的視野，明確學生的學習目的，激發學習興趣。在學習本土藝術的過程中，沖破思維定勢、回歸人類本性，有益于學生情感觀念的形成和民族氣質的造就。
三、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手段
美術教學多是以視覺教學為主，數字技術教學手段的應用能強化教學效果。例如教師親自拍攝、收集一些本土文化具代表性的圖片，其色彩效果和藝術感染力是課本圖片難以比擬的。再如利用視頻播放民間美術的制作過程，其生動性、細致性和準確性是教師的講授無法達到的。設計軟件應用到講授本土文化課堂教學中是教學的創新領域。例如利用photoshop和CoreIDraw等軟件制作出單元形，然后進行復制，就能輕松制作一些連續紋樣和對稱紋樣，學生不用像以前那樣不停地重復畫，節約了時間，提高了學習效率。利用PowerPoint和Macromedia FLASH MX整理網絡圖片、音樂等資料制作欣賞類作品，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根據網絡的即時性和便利性，可以輕松找到相關資料和信息，讓所學知識及時與世界接軌，讓知識的更新換代更迅速，讓學生通過網絡初步了解其特點及審美價值，從而拓寬學生的視野，培養學生收集、整理信息的能力。
利用多媒體進行教學，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了教學的條理性、直觀性，提高了課堂教學效率。
四、通過課堂作業，讓學生理解、創新本土文化
沒有創新實踐，便沒有繼承和拓展。我們在將本土文化結合到藝術教學中時要鼓勵學生在掌握特點的基礎上，敢于實踐，勇于創新。通過不同的課堂作業形式檢驗教學效果。
1.本科生要求具備獨立思考的能力，怎樣看待不同的地域文化，如何將本土文化融入美術創作中，是最難教授的內容。臨摹、復制本土藝術作品，通過自己的理解創作新的美術作品，以論文和作品的形式總結自己的所學所想是我在課程中經常布置的作業。如木刻年畫、刺繡、泥塑、扎染等，讓學生親身體驗本土藝術創作過程的構思、構圖、制作等，從實踐中體味民間藝術構思的大膽想象、構圖的無拘無束、造型的變化夸張、色彩的強烈熱鬧線條的粗獷簡略。
2.作業要與日常課程相結合。在繪畫創作中融入本土文化的元素，讓學生通過與日常生活結合制作美術作品。例如將傳統的木版雕刻印制轉化為平面設計和版畫課程，在圖案設計課程中結合湘繡的造型元素，在繪畫的構圖課程中借鑒圓形式，對稱式、方形式、S形式等常見的本土文化形式、在內容選擇上，更多的是大學生生活題材。同時積極注入新時代的元素，使其在繼承中得到發揚，在發揚中不斷創新，使作品既有古樸的美感又充滿時代氣息。這真正實現了美術課程與學生生活經驗緊密聯系，使學生在積極的情感體驗中提高想象力和創造力的新課程理念。
總之，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何將本土文化引入高校美術課堂，傳承和發展本土文化是高校美術教育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如何正確引導，加以善材利用，需要美術教育工作者不斷努力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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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建君.中國民間美術[M].上海畫報出版社，2006.
張清華《在世界性與本土經驗之間———關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與評價紛爭問題》［8］認為，世界視野與本土經驗、現代性與民族性之間的對立，是造成中國當代文學評價紛爭的根源。本土經驗這一命題應包含幾個維度:傳統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學神韻;在實現本土經驗表達方面，中國當代小說實際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超越種族和地域限制的人類共同價值的含量，對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經驗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華《文學革命終結之后———近年中篇小說的“中國經驗”與講述方式》［9］重點研究了中篇小說創作的本土經驗，認為中篇小說代表了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浪漫主義文學暗流涌動，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正在重建，多樣化的講述方式構建了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也正因為如此，盡管文學不可能再產生當年的轟動效果，但對于人類社會潛移默化的影響卻不會消失。賀紹俊《從思想碰撞到語言碰撞———以嚴歌苓、李彥為例談當代文學的世界性》［10］選取嚴歌苓、李彥兩位華人女作家進行比較研究，通過分析異質性文化碰撞對于她們寫作的影響，認為盡管同樣是處理“紅色資源”，嚴歌苓側重于思想層面，以一種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的思維模式來彰顯苦難生活中人性的光輝，而不是追問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判斷;而李彥更著力于語言層面，擺脫現代漢語的思維局限，用英語思維來處理紅色資源，雖在思想層面并未觸動國內主流的歷史評判，但仍能夠突破歷史而超越到精神層面。近代以來，在東西方關系中，中國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現代與民族、世界與本土這一悖論中艱難地尋找著平衡。而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本土經驗的生動呈現，反映了中國文化、文學自信力的增強。但是這份自信萬不可走到極端，變成了民族主義。我們認為，世界文學具有一種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著超民族或是民族應該取消。因為文學作為人學，總有些意蘊是超越了階級、地域、民族、國家等界限，能夠引起全世界的共鳴。好的文學總是能夠撥動所有人的心弦。文學創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遠大的追求，不局限于為本民族本時代的人而寫作，而是為全世界、未來的讀者而寫作，此即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傳統文化的養料，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自覺探索人的內心，捍衛作為人的尊嚴，保持關注現實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品格，此即為“手低”。從空間維度上處理好現代性與中國性之間的關系，即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從時間維度上淡化古代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差異。邊疆文學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強化。如，張檸、行超《當代漢語文學中的“邊疆神話”》［11］認為，新時期的“邊疆小說”具有自身特殊的敘事模式:朝圣模式、歷史敘事和探險敘事，作家筆下的“邊疆”已經被神化成了一個類似烏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號，作為福地樂土被人所向往。這一方面是現代文明種種弊端的暴露，不斷被異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遙遠的邊疆;另一方面是邊疆經濟、文化、基礎設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現出來的是邊疆純真樸實的精神、頑強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與本土化關系問題。宋建林《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現狀》［12］首先肯定了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取得的成就，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頒布、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啟動、少數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的設立、民族民間文學藝術的保護等等。而面臨的問題我們更是不能忽視的，如遺產資源所賴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環境和社會生活基礎不斷惡化、老一代傳承人的相繼離世造成了文化傳承的后繼不足、外來文化的強力介入與沖擊不斷改變著民族文化傳統。少數民族的弱者心態上是雙重的，一方面是發達與落后之間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與邊緣的對立。而民族問題始終是衡量社會發展的標志之一。
文學創作向邊疆遷移，整體上是有利于少數民族經驗的展現。同時我們也應借助“申遺”熱，應加大對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力度。視覺文化與文學之關系首先被關注的是視覺文化下文學的命運，對此有截然對立的兩種觀點。趙勇《影視的收編與小說的末路———兼論視覺文化時代的文學生產》［13］對小說的命運持比較悲觀的態度，認為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論文通過對中國當代作家及其作品與影視交往歷史的回顧，認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導演與先鋒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氣質、敘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礎上，是精英文化之間的對話;而在市場經濟沖擊下文化開始轉型，作家與導演之間的關系也發生變化，由精英文化轉為大眾消費文化。標志性事件是六作家為張藝謀電影撰寫《武則天》小說劇本。至此作家便頻頻“觸電”，引發視覺思維與影視邏輯對于小說構成的滲透:小說生產方式逆向化，先有劇本后改寫成小說;敘事手法劇本化，對話增多，語言運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膚淺化。因此，現在小說創作的繁榮只是一個假象，實際上小說的“閑”與“慢”的閱讀傳統已經被視覺文化所謀殺，而影視化小說用視覺思維和影視邏輯所創作出來的快節奏小說不可能成為文學的救世主，因為其所追求的畫面感、節奏感不斷滿足人們的感官刺激，使小說成為一種消遣，進一步摧毀著小說閱讀。所有這些使得小說在視覺文化時代命運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為。而戴文紅和黃發有均認為視覺文化對于文學的確存在著沖擊，但是文學并非不堪一擊，仍然能夠找出突圍之路。戴文紅認為，突圍之路是構筑“可能生活”;其《構筑“可能生活”———視覺文化中經典的接受及其意義》［14］一文認為，電子書只是作為傳統書籍的延續，不可能取代傳統書籍。而可視化閱讀這種動態接受方式才是經典的最大威脅。但可視化閱讀通過將經典轉為影像或是電視文化講座的方式，卻使經典淪為一種空洞媚俗的淺層閱讀，成為戲擬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業炒作的“景觀制造”。而這也正需要經典的力量予以拯救，為我們構筑“可能生活”，給我們以向上的指引，詩意地棲居于大地上。黃發有《淺閱讀語境中的淺寫作》［15］則從接受者角度來分析視覺文化下文學寫作的命運。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的盛行導致普遍的淺閱讀，特別是作家、批評家對于深度閱讀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這種淺閱讀又刺激著淺出版的盛行。淺閱讀與淺出版之間的惡性循環抑制了文學的創造性。這一切不僅沖擊著文學，也制約著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因此我們必須在深度閱讀中重新發現和激活偉大的文學傳統。學者們對于視覺文化的態度也所差異。肖偉勝《視覺文化的衍生與藝術史轉向》［16］對視覺文化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回溯，認為其作為反對文化精英主義的一種理論工具，是由圍繞著文化界定所引發的一系列爭論所興起的，以一種多中心、對話性與關系化的闡釋模式，成為進入互文性對話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與藝術史學科的發展密切相關?！霸诖蟊妭鞑r代，視覺形象已成為文化實踐的中心”。而視覺文化通過對形象所傳達的社會思想、信仰和習俗的揭示，成為文化建構的新領域。鄒廣勝《談文學與圖像關系的三個基本理論問題》［17］則主張語言與圖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問題，應該充分尊重兩者的差異和價值。從插圖本對繪畫敘事與語言敘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認為對圖像的感受力是與生俱來的，具有語言難以取代的優點，而且受眾面更為廣泛。潛在于語圖之爭背后的是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沖突。吳瓊《視覺機器:一個批判的機器理論》［18］以視覺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視覺機器為對象，指出其產生背景是19世紀開始的視覺轉向。這次視覺轉向不同于以往之處就在于充當觀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機器，因而將改變原有的觀看手段、觀看機制、觀看主體、權力配置等。視覺機器作為一種批評理論，只有對機器作解構式的批評才可能為觀眾擺脫機器的配置提供一條路徑。作為當代主導性的文化形式，視覺文化的發展是不可逆轉的，我們不可能螳臂擋車般予以阻止。視覺文化確實對當下文學創作產生了沖擊，就作家而言與影視的結合在帶來名利雙收的同時，造成作家創作水平的下降;在商業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場操縱下文字已經失去了力量。就讀者而言，影視圖像和網絡媒介使得人們不斷追求感覺刺激，放棄生命的沉潛與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東西，不再閱讀傳統的文學與文化經典。
就文學本身而言，一方面經典被戲擬、大話、重構，在傳承經典的同時摧毀著經典，另一方面各種迎合讀者趣味的暢銷書取代了經典，量多而質不高的作品充斥著網絡與圖書市場。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學就沒有發展的空間，相反，任何危機的背后都是發展的機遇。因為，文學從根本上說，不是媒介事件和現象，也不是純粹的物質性商品，而是同我們的生命存在休戚相關的東西。西方文論研究之反思近年來，人們對于西方理論研究從盲目引進介紹到開始進行審慎的反思。任何理論都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淵源和產生的具體社會歷史背景，有發展也有衰落期，有優勢也有弱點。幾乎每一波西方理論大潮涌入都會成為中國學術的研究熱點。比如說女性主義引進之后，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出現了很多以此為解讀視角的研究。誠然，理論工具的創新對促進術研究新的增長點的出現是有其價值。但是對于每一外來理論沒有審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熱點有時就像被風吹過的的海平面不時掀起波浪，但是風平浪靜之后我們又能在沙灘上找到什么卻是一個大問題。所幸，近來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剛開始時的激動與焦慮，開始以一種平靜審慎的態度來深入研究西方理論。如，章輝《后殖民理論與當代中國文化批評》［19］從歷史、現實、文學、個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論在全球興起的原因，指出這是數百年來東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運動和實踐的產物。怎樣看待文化研究，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金惠敏認為，文化研究已然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其《走向全球對話主義———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極不簡單認同現代性，也不是后現代性的產物，而是對二者的綜合和超越。劉方喜《當代文論的“跨學科性”》［21］從理論的跨學科性來揭示在學科分化弊端凸顯的當下文藝學應該怎么做。我們既不曾擁有真正的“跨學科”眼光，只強調文藝美學與其他學科的分化，把其他學科視為是恒定不變的，又不曾認識到現代學科在分中有合的狀態中總有一種學科的理論范式處于主導地位，特別是沒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會學范式。文化研究對于跨學科是有借鑒意義的，超越學科分化、遵循社會學范式而具有“去經濟化”的特點、“去哲學化”。在當揮文論跨學科優勢，必須拓寬文論的研究范圍和哲學基礎，特別是馬克思的“關系哲學”意義重大。盛寧《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則認為，文化研究十多年來雖然轟轟烈烈卻鮮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問世，造成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應是批評實踐的文化研究誤當作是理論與那就來深入研究，只有把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興趣轉向具體的個案分析，立足于中國的社會現實，去挖掘探究和當下文化現狀密切相關的問題，避免以政治利害作為評判思想是非的標準，而是在義理層面對各種文化現象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叭粘Ｉ顚徝阑币彩切率兰o的熱點問題之一。喬煥江《日常生活轉向與理論的“接合”———從“日常生活審美化”論爭說起》［23］認為，當代文藝學由于對自身結構性的盲視，如過分強調審美造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不斷被拉大，放棄了價值判斷與歷史認知，從而喪失了介入現實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認識到當代社會文化結構的未定性與復雜性。而正是這雙重結構性盲視，使得當代文藝學未能認識到生活世界轉向這一理論生產的趨勢。段吉方《理論的終結?———“后理論時代”的文學理論形態及其歷史走向》［24］對“理論之后”、“反理論”、“理論的抵抗”等觀念的生成語境與論域進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論之后”并非意味著理論真正的危機，而是理論在一種新的文化生態中的價值訴求，呼喚著更高層次的理論形態的出現。中國古代文論研究新進展2011年古代文論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論的基本理論和主要問題的探索與推進。限于篇幅，僅選取其中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慶炳《〈文心雕龍〉“物以情觀”說》［25］以劉勰《文心雕龍》反復提出的“情”的范疇為討論對象，論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認為劉勰突出提出“情”的問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他批判“為文而造情”所針對的就是當時作品的空洞之情、虛假之情和艷俗之情，他說“體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豐富的現實感的，并不是沒有根據的。至于劉勰對與山水詩、詠物詩和田園詩所體現出來的“情”，即那種社會性較小個體性較強的“情”，也加以肯定。劉勰既肯定那種以《詩經》為傳統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變化而變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會的、群體的、理性之“情”，也肯定個體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劉勰在“情”的問題上是在古典與新聲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義思想傾向。第二部分，劉勰對于文學情感問題的貢獻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學創作中的運動。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樣產生的?主體觸物起情后，所產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構思或動筆之時，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與外物融合為一?即主體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對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興”是情感從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內心的過程，“物以情觀”則是情感從作家內心移入到對象的過程。從“物以情興”(“物感”)到“物以情觀”(“情觀”)，是情感的興起到情感評價的過程，是審美的完整過程，它們構成了詩人在創作中的情感全部運動。第三部分，討論中華古文論中情感的表現方式。長期以來，人們只是注意到“物感”說，而忽略了“情觀”論即情感的移出過程。此文對于“物以情觀”的再發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劉勰的情感表現理論。王文生認為研究《文心雕龍》者都稱贊其體系嚴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對《文心雕龍》思想體系的內涵及作用進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龍＞思想體系考辨》［26］一文從《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認為儒家思想在劉勰文學思想體系中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劉勰所建立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用儒家思想來文藝自身特性和規律，用倫理政治價值來取代文學自身價值，劉勰對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貢獻在于其實事求是、細致精微地對文學傳統和現實經驗進行總結而形成的文學創作論。在對《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一片贊揚聲中，本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值得《文心雕龍》研究者關注。吳子林《超越“實用”之思———孔子詩學思想之再釋與重估》［27］一文對“《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一孔子詩學思想中最系統、最集中、影響也最大的詩學命題作了全新的系統闡釋，認為該命題所論為“學詩之法”，并非人們一般理解的詩歌功能論。具言之，詩的興發感動使個人的主體生命開始覺醒，進而反省社會、他人與自我，從《詩》中“徹悟”或“發現”某些人生的“意義”;在學《詩》過程中，“興”與“群”構成了互動互補的關系，詩情的興發感動，使學詩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聯結起來，產生對于自己所處社會的歸屬感、親和感;“興”與“觀”的學詩階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對象世界，到了“群”則認識到了個體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參與、融入到對象世界之中，達到人與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個體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層?！霸埂笔怯捎谶_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現為主體與對象世界的疏離、沖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為目標。在“學詩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見是《詩》“可以興”，審美的優先性毋庸置疑。這篇論文顛覆了20世紀以來郭紹虞、劉若愚、李澤厚等學者對孔子詩學思想的論說，提出與其說孔子的詩學思想是“實用理論”，毋寧說是重視人格修養之人生實踐的生命詩學，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這是一種“內在目的”論，而不是“外在目的”論。在培育生命意識，涵養人的情性，協調理性與感性、理想與現實，造就一個充實、整全、和諧的社會等方面，孔子的詩學之思有著極其重要的現代意義。這對于深化我們對于孔子思想的認識具有一定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