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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日，杭州灣跨海大橋正式開通，位于寧波市北侖區的梅山島保稅港區也已被國務院批準成立，進入建設階段，這對寧波市招商引資工作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筆者在招商引資工作中接觸過許多來寧波開發區投資的外商，通過與他們交流，了解了外商投資決策的程序和影響決策的因素，認識到外商在投資過程中，對物流的重視程度，同時也加深了對物流的理解，筆者認為在當前企業成本上升、美元持續貶值的經營環境下，只有提高物流管理水平，才可能增加企業競爭力，提高利潤。本文擬結合寧波市招商引資重地——北侖區的實際情況談談加快企業物流建設的必要性以及提高企業物流管理水平的途徑。
一、物流是第三利潤源泉
1.物流的概念
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一詞源于國外，最早出現于美國，1915年阿奇·蕭在《市場流通中的若干問題》一書中就提到物流一詞，并指出“物流是與創造需求不同的一個問題”。現在歐美國家把物流稱作Logistics的多于稱作PhysicalDistribution的。Logistics包含生產領域的原材料采購、生產過程中的物料搬運與廠內物流和流通過程中的物流或銷售物流即PhysicalDistribution，可見其外延更為廣泛。物流可以定義為“是指物質實體從供應者向需求者的物理移動，它由一系列創造時間價值和空間價值的經濟活動組成，包括運輸、保管、配送、包裝、裝卸、流通加工及物流信息處理等多項基本活動，是這些活動的統一”。
2.企業物流
物流的分類方法包括宏觀物流和微觀物流、社會物流和企業物流及國際物流和區域物流等。
企業物流是從企業角度上研究與之有關的物流活動，是具體的、微觀的物流活動的典型領域?？梢詤^分為以下具體的物流活動：
（1）企業生產物流：企業生產物流指企業在生產工藝中的物流活動，實際上已構成了生產工藝過程的一部分。企業生產過程的物流大體為：原料、零部件、燃料等輔助材料從企業倉庫或企業的“門口”開始，進入到生產線的開始端，再進一步隨生產加工過程一個一個環節地流，在流的過程中，本身被加工，同時產生一些廢料、余料，直到生產加工終結，再流至產成品倉庫，便終結了企業生產物流過程。
（2）企業供應物流
企業為保證本身生產的節奏，不斷組織原材料、零部件、燃料、輔助材料供應的物流活動，這種物流活動對企業生產的正常、高效進行起著重大作用。
（3）企業銷售物流
企業銷售物流是企業為保證本身的經營效益，不斷進行銷售活動，將產品所有權轉給顧客的物流活動。
（4）企業廢棄物回收物流
企業在生產、供應、銷售的活動中總會產生各種邊角余料和廢料，這些東西的回收是需要伴隨物流活動的，回收物品處理不當，往往會影響整個生產環境，甚至影響產品質量，也會占用很大空間，造成浪費。
3.物流是“第三利潤泉”
我們曾接觸過這樣一個項目，計劃把位于加拿大和美國交界的阿拉斯加冰川水通過30萬噸散裝貨輪運到中國，通過管道分裝，再通過裝瓶灌裝送至市場。這個項目是否可行的關鍵就是物流，可以說，物流成本對這個項目具有“一票否決權”。許多投資項目能否在中國成功落戶與這個例子一樣，關鍵取決于物流效率。在今天的國際工商業界，降低物流供應鏈的成本已經成為經營管理的首選重點。物流領域已成為繼降低資源（人工和材料）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及通過擴大市場銷售獲取更多利潤之后的“第三利潤源泉”。
二、北侖區企業物流管理存在的一些問題
盡管我國物流業近幾年有了較快發展，許多企業也對物流管理有了一些認識，但通過對北侖區內的內、外資企業的調查、了解，我們發現，一些外資企業，已經導入準時制生產方式，物流效率較高，對物流理念的理解比較深入，在倉庫設置、物品存放、運輸等各環節，都有具體設計規劃、標識，實施也比較到位。而一些民營企業與這些外資企業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主要表面在下面幾個方面：
1.物流理念認識不足
企業經營者，重生產輕管理、重工藝輕物流，對現代物流對新經濟時代中企業生產營銷的巨大支撐作用和“第三利潤源泉”的潛在能力缺乏應有的認識，墨守成規，缺乏物流革新精神。
2.企業的組織機構設計不合理、不科學
企業的計劃、采購、供應、存儲、運輸等物流活動分屬于各職能部門，各部門和各物流環節因沒有統一管理，只對上級負責、容易強調部門利益而沒有全局觀念。
3.物料儲放、運輸混亂
企業總體布局一般沒有進行物流的規劃設計，企業現有的總體或局部的物流格局不清晰，物料流混亂，物料流轉時間長，交貨周期長，空間浪費大。
4.物流信息管理的基礎工作薄弱、效率低
采購信息、供貨信息、供貨質量信息、庫存中各種物資的歷史分布等物流的基礎數據沒進行很好的歸納整理；沒有利用看板管理、顏色管理等目視管理方法進行信息共享，信息網絡沒建立。
5.物流基礎設施不完善
技術裝備落后、機械化、自動化程度低。
6.物流成本方面管理滯后
相關物流系統一般沒有采取總成本控制、物流成本模糊，分部門核算時總成本不清，各種物資、人員、設備設施和時間效率的浪費現象普遍存在，沒有采用先進的物流比較成本。
三、如何提高企業物流管理水平
可以說我國的企業現在都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因為即使在國內，也有眾多外資企業同我們競爭。如果要在競爭中取得優勢，必須降低物流總成本，提高物流管理水平。
1.物流管理的定義
物流管理是指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根據物質資料實體流動的規律，應用管理的基本原理和科學方法，對物流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指揮、協調、控制和監督，使各項物流活動實現最佳的協調與配合，以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和經濟效益。
物流管理的內容包括：
（1）對物流活動諸要素的管理，包括運輸、儲存等環節的管理；
（2）對物流系統諸要素的管理，即對其中人、財、物、設備、方法和信息等六大要素的管理；
（3）對物流活動中具體職能的管理，主要包括物流計劃、質量、技術、經濟等職能的管理等。
2.物流系統化
物流系統就是指在企業活動中的各種物流功能，隨著采購、生產、銷售活動而發生，使物的流通效率提高的系統。這種系統大致可由作業系統和信息系統兩個系統組成。
（1）作業系統就是在運輸、保管、配送、裝卸、包裝等作業中，引入各種技術，以求自動化和效率化，同時，使各功能之間能完滿地聯接起來的系統。
（2）信息系統也稱物流信息系統，在企業活動中和其他的功能——采購、生產、銷售系統有機地聯系起來從而使從定貨到發貨的信息活動更完滿化，從而提高物流作業系統的效率。
3.提高物流管理水平的具體對策
(1)建立企業物流成本構成模式與物流管理會計制度
在很多企業中，物流成本在企業銷售成本中占了很大的比例，企業物流總成本是企業產品在實物運作過程中，如包裝、裝卸、儲存、流通加工、物流信息處理等各個環節所支出的人力、財力、物力的總和。企業要明確物流成本的構成，全面、正確的把握包括企業內外發生的所有物流成本在內的企業整體物流成本，以企業整體成本為對象削減物流成本，建立企業物流成本的構成模式，從原來財務成本費用中剝離出屬于物流成本范疇的內容，能準確判斷和計算企業現有物流成本及其構成情況。分析和比較物流成本與制造成本，物流費用與其他費用之間的關系，建立科學的物流管理會計制度，使物流成本管理與財務會計在系統上聯結起來，切實掌握物流系統的成本。分領域全面清理物流系統的資源配置，建立物流成本數據庫，建立物流成本科學的比較依據。
(2)在企業內部，充分利用7S、看板管理、顏色管理等手法，加快企業物流速度，提高資金利用效率
物流速度越快，所需流動資金越少，同時，盡可能減少流通環節和節約物流時間，盡可能直運輸、減少物資集中和分散運輸的次數，實現效率化的配送，從而加快企業物流速度，降低企業物流總成本。
(3)在企業外部，與上、下游企業配合，構建一體化物流戰略
企業要努力與供應鏈上下游企業之間合作形成一體化供應鏈。實現由生產企業、銷售企業、消費者組成的供應鏈的整體化和系統化，構筑一體化物流戰略，使整個供應鏈利益最大化，從而有效降低企業物流成本和供應鏈成本。
(4)借助第三方物流公司或成立物流子公司降低企業物流成本
在控制物流成本方面，歐美國家采用較多的是物流的外包，或稱第三方物流或合同制物流。它是利用企業外部的分銷公司、儲運公司或第三方貨運人執行本企業的物流管理或產品分銷職能的全部或部分。其范圍可以是對傳統運輸或倉儲服務的有限的簡單購買，或者是廣泛的，包括對整個供應鏈管理的復雜的合同。
除了通過將物流業務外包給第三方物流公司來削減物流成本外，建立企業物流子公司也是貨主企業控制物流費用的一種方法，這種方法的特點是物流業務仍然處于貨主企業的總體控制之下，與此同時，通過子公司的獨立經營，來實現物流成本的下降。成立物流子公司后，一方面由于物流子公司是一個自負盈虧的獨立經營實體，因而在內部費用管理上會更有效，可以更好地消除設施、設備的重復投資、人員費用過大等現象，遏制物流成本上升的一些主要因素；另一方面，從各經營公司來說，物流作業全部外包給物流子公司，物流費用支出將能在財務報表上明確地表示出來，進而有利于促進各經營公司銷售上的成本效益管理，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在北侖區的一些大型石化、鋼鐵企業，已經采取第三方物流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如何更好地通過招商工作提高北侖區企業物流管理水平
1.充分利用港口優勢，引進高水平的物流企業，促進北侖區物流企業發展
寧波市北侖區“十一五”規劃提出了奮斗目標：把北侖區域建設成為長三角南翼的國際航運中心和服務全省、輻射華東的區域性港口物流中心；2006年2月，寧波市“十一五”規劃再次確定，北侖臨港產業區是寧波市臨港大工業基地、上海國際航運中心重要組成部分，要大力發展石化、能源、鋼鐵等臨港工業和現代物流業。擁有天然深水良港的北侖區，區位優越，港口集疏運網絡正在逐步建成，發展港口物流產業的條件得天獨厚，世界港口發展的經驗證明，要成為國際航運中心，首先要成為區域物流中心。因此，在今后招商工作中，我們要加強對國際知名物流公司的宣傳，吸引這些高水平物流公司來北侖區投資。由世界500強企業馬士基集團投資的寧波龍星物流有限公司，去年上半年落戶北侖，該項目現已投產年可處理25萬TEU。
一、引言
貿易結構的決定是國際貿易理論回答的基本問題之一。從古典比較優勢理論誕生以來，經濟學家試圖從不同的角度解釋決定貿易結構的因素，形成了不同的理論流派。一些西方經濟理論對外商直接投資和動態比較優勢，貿易結構的變化進行了闡述，而較為著名的是維農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和“雁行”理論。維農把國際貿易與FDI產生的原因統一在“產品生命周期”的概念之下，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與國際化經營區位選擇，方式選擇聯系起來，并證明了投資是在貿易基礎上進行的比較優勢轉換的結果。而“雁行”理論認為在一個經濟相對落后而且對外開放的國家，某一產業可以通過吸收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獲得發展。近幾年，國內學者關于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也做了許多研究，江錦帆（2004）發現FDI在中國經濟增長中存在資本效應和外溢效應兩方面的作用協整檢驗，外溢效應對出口貿易有積極影響。江小娟（2002）對FDI與中國出口競爭力的關系進行了定量了研究核心期刊目錄。她對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份額進行了比較，認為FDI有利于優化中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劉重力（2000）比較研究了中國出口商品結構與國外出口商品結構，發現FDI促進了我國機電產品出口的增長。已有的文獻上看，這些研究都是從國家層面上來研究FDI與貿易結構的關系，而對于浙江省這樣一個出口大省來說，研究FDI對出口貿易結構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浙江省貿易結構的現狀
（一）、外商投資企業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
外商投資企業作為浙江省FDI流入的典型代表，其對浙江省出口的貢獻可以看出其對浙江省貿易的影響，我們用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貢獻度來衡量其對浙江省出口的影響；“外商投資對浙江省出口貿易的貢獻度”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整個浙江省出口貿易總額中所占的份額，表明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的作用力大小。
表1 1997-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資對其出口貿易貢獻度
年份
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浙江省出口額
(單位：萬美元)
貢獻度（%）
1997
246640
1011113
24.39
1998
268295
1086623
24.69
1999
332783
1287125
25.85
2000
534843
1994279
26.82
2001
709961
2297747
30.90
2002
919969
2941102
31.28
2003
1304773
4159499
31.37
2004
1964667
5814638
33.79
2005
2726282
7680353
35.50
2006
3795210
10089427
37.62
2007
4725567
12827293
36.84
2008
Abstract:
Forward linkage is an important outlet of the MNC's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to the local companies.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cal spillover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MNCs in Zhuhai and raises some proposals on how to improve its effectiveness.
一、問題的提出
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內部渠道或外部渠道向東道國本土企業轉移技術。例如，可以向其子公司轉讓技術、專門知識與技能；也可以通過許可證交易向他國本土企業轉讓技術與管理經驗。除了以上直接聯系外，跨國公司與東道國企業的技術水平還存在間接的聯系，即還存在著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其中前向聯系是跨國公司向東道國本土企業發生技術溢出的重要渠道。
前向聯系中的跨國公司是東道國本土企業技術能力提升的外部知識源。本土企業通過與跨國公司建立的各種前向聯系也成為其進行技術學習的主要途徑之一。本土企業如何有效地吸收前向聯系中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強化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這是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本文通過對珠海外商投資企業的問卷調查，總結其技術溢出的特征及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對策。
二、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與前向聯系
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的理論基礎源于跨國公司的形成與發展理論。Hymer(1976)指出，FDI的主要動機是跨國公司為了在不同國家的市場上控制生產和市場營銷，以便充分利用其專有的知識和技能資產。Hymer的論述表明，創建跨國公司的必要條件是必須擁有專有知識和技能的所有權優勢，否則跨國公司無法在與東道國本土企業的競爭中取勝，因為本土企業往往具有市場環境、消費者行為以及商業經驗等方面的知識優勢。然而，在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的頻繁接觸中，跨國公司的專有知識和技能可能不通過市場交易就轉移到東道國的本土企業中，即發生技術溢出效應。一般認為發生技術溢出效應的渠道有示范和模仿、競爭、人力資本流動以及聯系等。
跨國公司通常擁有技術或信息上的優勢，當其子公司與本土的供應商或客戶發生聯系時，本土企業就有可能從跨國公司子公司先進的產品、工序技術或市場知識中“免費搭車”，于是就發生了溢出效應。即使跨國公司子公司會向本土供應商或客戶收取一定的費用，但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可能攫取本土廠商從中獲得生產率進步帶來的全部利益。這類溢出渠道按照溢出的對象可分為后向聯系的技術溢出和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兩種。
所謂前向聯系是指外國跨國公司與東道國本土企業之間通過市場關系長期形成的一種供應方面的契約，在這種契約關系中，跨國公司作為供應商向本土企業或消費者提品或服務。通過這種契約關系形成的關聯，對提高本土企業競爭力非常重要，因為通過這種關聯，大量的知識、技術、管理經驗從外國子公司轉移到本土企業。
與后向聯系相比，有關前向聯系的實證分析要少得多。Aitken & Harrison(1991)認為，來自前向聯系的溢出在大多數行業都很重要。事實上，與跨國公司的前向聯系比后向聯系對本土企業更有益處，因為前向聯系有助于盡快形成本土的生產體系，開發其制成品市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技術的國際擴散還會引起另一種層次的前向聯系。如資本內含型技術的國際擴散，如果只是從產業聯系的角度來衡量，起碼促進了技術引進國本土有關技術設備維修業務的發展；如果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分析，還可能促進本土R&D產業的進步。
以下部分將對珠海外商投資企業進行問卷調查，以把握其基于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特征及其存在的問題。
三、基于前向聯系的跨國公司技術溢出效應分析
——珠海外商投資企業的問卷調查
根據文獻研究、推導和演繹，本文就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渠道設計了調查問卷，并以相對平實、易于理解的語句分別表達出來。2006年11月共向182家珠海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發放了問卷?；厥?1份，其中有效問卷56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30．8%。
（一）樣本企業的特征
在回收的56份有效問卷中，除了選擇“其他”選項的12家企業外，產業分布排在第一位的是電子產業，共有11家企業，占總數的18．6％，第二位的是家用電器產業，共有9家企業，占總數的15．3％，第三位是紡織服裝產業，共有6家企業，占總數的10．2％。第四位的是機械和輕工業，分別有4家企業選擇，占總數的6．8％?？傮w來說，產業分布較分散。
樣本企業的投資方式以外商獨資企業為主，共有36家企業，占回答企業總數的65．5％，中外合資企業有19家，占回答企業總數的34．5％。沒有一家企業選擇中外合作形式。說明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對外資股權政策的放開，中國投資環境的改善以及外商在華經營經驗的積累，外商獨資企業成為跨國公司進入珠海的首選方式，這一結果與楊學軍（2004）結論相同。
樣本企業的來源國家（或地區）以歐美、日本企業為主，共有26家，占樣本總數的58．5％，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港澳臺投資企業，這與珠海毗鄰港澳有直接關系。
（二）本土銷售水平
樣本調查顯示，中國市場對多數外商投資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有45．5%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了50%以上的產品，其中，有16．4%的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了75％以上的產品。有45．4%的企業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少于它們產品四分之一。外商在中國市場產品銷售呈現兩頭大中間小的局面。
對外商投資企業產品本土銷售情況分析表明：
第一，外商投資企業具有一定的出口導向的傾向。文獻研究顯示市場進入和技術轉移能力之間具有一定的相關性。這一傾向顯示通過技術轉移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水平得到了明顯提高，一些以國內市場為目標的外商企業開始轉向國際市場。
第二，大多數外商在珠海投資項目是下游產品生產。樣本中，53．7％的企業屬于相對容易轉變為本土銷售的組裝或最終消費品生產。
對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與企業狀態特征關系調查分析顯示：
外商獨資企業更加傾向于產品出口，有50％的企業本土銷售不到25％，而中外合資企業這僅有36．8％的企業本土銷售不到25％。這與Hoyle(1990)的分析結論即合資企業的技術水平——足以吸引本土的消費者，但是沒有高到足以進入世界市場上去競爭，大致相吻合。
企業的設立方式與本土銷售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表現為：嫁接企業對本土市場的依靠程度較高，有62．5%的樣本企業顯示其產品本土銷售比例超過50%；而非嫁接企業具有比較高的國際市場導向，有58．4%的樣本企業顯示其產品國際市場銷售比例超過50%。分析表明，外商選擇嫁接方式設立合資企業的主要動機在于合作伙伴的國內市場網絡，以合資形式組建的非嫁接企業的主要動機在于外方的國際市場網絡。
投資者的區域來源在本土銷售狀況有一定的差異。港澳臺企業和日資企業表現出較強的國際市場傾向。樣本中，有58．9%的港澳臺企業，有53．3%的日資企業，有44．4%的歐美企業將50%以上產品銷往中國以外的市場。這與Frank(1980)的西方投資表現出高的國內滲透而日本人的投資或多或少地像重建一個工場的結論有相似之處。
外商投資企業的本土銷售對本土企業產生了前向聯系技術溢出效應。其效應水平與其在本土銷售的目標市場和方式，即買方是本土消費者還是本土企業，有較大關聯。
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一半(53．7%)的樣本企業的產品為最終消費品，直接進入消費品市場。只有7．4%的樣本企業將本土企業列為目標市場，與其產生直接的前向聯系。樣本中，有33．3%的企業將其他外商投資企業列為其目標市場。這種類型的本土銷售有兩種情況：一是成立時就以其他外商投資企業為目標，其企業設立的目的就是為其供應配套；另一個是成立之后目標市場從本土公司轉為外商企業。以上數據說明本土銷售對提高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效果還很有限。
（三）本土銷售的效果
無論本土的買方是消費者還是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的主要作用，在經濟學意義下被廣泛定義為進口替代。但是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實現的技術擴散作用在這兩種類型的買方之間是不同的。
本土買方是企業時，通過前向聯系的外商投資企業技術擴散能從兩個層次上觀察到。第一個層次通過外商投資企業所提供的產品對本土企業作用效果得到反映。樣本調查數據表明，83．3%的樣本企業都認為他們提供的產品幫助本土買方提高它們產品的質量。第二層次的技術擴散與外商投資企業的其他活動密切相連。這些活動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對本土買方的售后服務和員工培訓，主要是在高科技項目中，尤其是電子行業，因為本土買方對這類產品不熟悉。其過程通常伴隨著產品功能展示與操作技巧傳授，這將加速本土買方對特定新技術發展過程的熟悉；另一類通常在傳統行業的生產領域。這些行業的激烈競爭迫使外商企業提供更多技術信息以保證本土買方提交他們的訂單。同時，本土買方企業通過向其先前的供應商展示外商企業提供的樣品，也將激勵這些供應商提高其產品性能、質量和服務。調查顯示有64％的外商投資企業向其本土買方提供了售后生產技術服務和培訓指導，這是主要的溢出途徑。另外有12％的企業向其本土買方提供了產品技術信息。
當本土買方是消費者時，本土銷售對提高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效果非常微小。但也有兩個層次的信息流產生。第一層次是由于消費者市場中高質量產品的增加，從而通過產品的展示產生了技術溢出。調查顯示有55．2％的企業提供了售前產品功能展示。第二層次的技術擴散有兩種途徑。第一是營銷管理示范。外商投資企業大多數都是自己銷售產品而不是通過本土的分銷網絡。除此之外，由于利益保護，中國市場的地方化趨勢比較明顯，在不同的地區外商企業要重復他們的市場活動。這些因素使得本土公司有更多的機會學習外商企業的銷售技巧。調查顯示，有72．4％的企業提供了售后服務。另一種途徑是消費者教育。對本土銷售目標市場進一步分析顯示，大多數以國內消費者市場導向的外商企業產品為其市場的高端產品。在他們的本土銷售中，由于其產品相對高的技術含量，消費者教育經常發生。這種教育不僅在傳統的售后服務中發生，而且通過采購前的消費者培訓發生。通過這一過程，還沒有真正采購時一些技術知識就能被擴散。結果是，消費者變得對產品和服務的質量更有識別力。這一結果的反面是迫使本土企業提高他們的產品標準。調查顯示，有66．7％的企業認為其在本土銷售消費品提高了消費者對產品的識別力，另有51．9％的企業認為刺激了同類其他企業產品的發展。
四、結論與建議
外商投資企業本土銷售狀況反映了其與中國本土企業前向聯系與影響。調查表明，盡管有45．5%的珠海外商投資企業在本土銷售了一半以上的產品。但由于其大部分產品為最終消費品。因此，實際上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前向聯系很弱，只有7．4%的外商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發生了緊密的前向聯系。這表明，通過前向聯系，外商投資企業對本土企業的技術溢出體現為一種間接性為主導的方式，其主要的渠道是知識運用、消費者教育和市場演示。
經驗研究證實，技術溢出的增加是與本土企業吸納能力相聯系的。如果國內吸納能力不足，就不能形成聯系效應?？鐕九c本土企業的技術差距越大，則它與本土企業建立前向聯系的難度也就越大。如果本土企業的技術能力與管理水平不能達到一定的程度，就很難形成彼此間的配套合作關系。因此，本土企業對引進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和組織實施能力對技術的溢出效應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引進技術能否在所處的環境中盡快產生溢出效應，還要看國內企業的技術能力，看它是否能迅速地模仿、消化、吸收，并在此基礎上創新，形成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促使跨國公司轉讓更先進的技術，從而造成新一輪的技術溢出。
強化跨國公司基于前向聯系的技術溢出效應，微觀上不僅需要本土企業的努力，宏觀上也需要政府政策環境的引導。其中，有兩方面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第一，鼓勵產業集群化，加強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聯系效應。產業集群化程度越高，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的聯系效應越強，跨國公司的技術溢出效應越顯著。政府應形成清晰思路，進行縝密的可行性研究，確定適宜國內發展的產業，并加大政策引導力度，營造形成產業集群的制度環境。當具有較強技術關聯度的產業實現空間集聚后，政府可通過建立相關產業共性技術開發基地，強化共同技術池的知識累積效果，進一步促進產業集群化，為本土企業技術學習提供基礎。
第二，提供信息，縮小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之間聯系機會的“信息缺口”，通過收集和有關關聯機會的信息，并確保所提供信息的準確性，政府可以發揮服務的作用。促進關聯的主要任務使克服信息隔閡。首先，加強信息的可獲得性。如建立、更新有關雙方信息的專門網站，經常發放宣傳冊，舉辦各種交流會、見面會等。其次，與存在可能的本土企業進行關聯撮合。此外，可引導跨國公司與本土企業建立高密度、強關系的企業聯系網絡，使其彼此間建立有效的信任機制。政府要大力建設促進企業間知識交流的合作網絡，為技術溢出提供平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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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華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義
目前外資企業在我國利用關聯交易轉讓定價作為規避稅收的主要手段。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稅務》雜志社公布了2010年度中國納稅500強企業排行榜，其中，外企納稅百強的總納稅額幾乎零增長成了最大的看點。2011年我國批準成立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為73萬戶，其中在稅務部門登記的僅占三分之二，年度企業自報虧損額竟達1200億元，60%的在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是虧損的。這與企業采用關聯交易轉讓定價進行避稅有很大關系。轉讓定價是造成這一損失最主要的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開放進程的加快和加人WTO，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進國門，在國內投資、享受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益處。在國內投資就會涉及到轉讓定價問題.企業只有把轉計定價策略與公司的其它策略有效的結合起來，才能有效的提高其國際競爭力。同時通過對轉讓定價的研究，弄清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原理，有利于找準在我國投資的外國跨國公司采用轉讓定價逃避我國稅收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關鍵所在，為完善我國稅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使我國企業經營和國家稅收獲得同步增長。本論文的研究意義在于通過我國跨國企業的轉讓定價行為進行經濟和管理理論分析，探討其轉移利潤的途徑和會產生的經濟效應，實現對跨國公司理論的拓展和對稅收管理理論的拓展。
二、跨國公司在華轉讓定價的分析
（一）跨國公司在華轉讓定價的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在我國進行了大量的直接投資，設立了許多外資企業，其中有不少就屬于跨國公司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它們在中國普遍實行轉移定價做法。
外商投資企業偷逃稅、避稅的現象比較嚴重，其表現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虧損面仍然很高。據國家稅務總局歷年外商投資企業年度所得稅清繳統計表明，1988年度至1993年度虧損面平均達40%，1994年度虧損面平均為63.28%，1995年度虧損面平均為70.29%，1996年度至2000年度虧損面達到65%-70%，2001年度虧損面平均達到60%，以2000年度為例，如果按外商投資企業自報的1200-1500億元虧損，三分之二虛虧實盈的話，以平均24%稅率計算，稅收損失約192-240億元左右，加上未參加匯算清繳的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外國企業避稅。稅收損失約為300億元左右，大約相當于中央財政收入的三十分之一。
（二）跨國公司在華實施轉讓定價的影響
1、中方合資者、合作者利益被侵吞。對于合資企業來說，中方合資者根據股權比例分享利潤，而對中外合作企業來說，中方的利潤由合同規定，中方占有一定利潤分配比率。然而一旦外方動用轉移價格，就可以使合資、合作企業的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負利潤”，導致中方利潤減少甚至虧損，而外方公司的總體收益變大。
2、減少我國的稅收收入?！叭Y企業”的稅收效果是決定我國利用外國直接投資收益的另一個重要指標。我國正常的所得稅率為33%，但為了吸引外資，規定了“三資企業”在稅收上可以享受“兩免三減半”的優惠，于是許多外資企業通過“高進低出”的轉移價格將在華子公司的利潤轉移，從而逃避我國較高的所得稅。
3、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本地企業的引致需求是衡量我國利用外資實際獲得程度的另一個重要標志。由于我國目前對“三資企業”的轉移定價尚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很多外商就利用其對企業的進口控制權，高價從國外關聯企業購入許多國內可生產的、質量完全符合要求的原材料、半成品等，以便更多地利用轉移價格攫取利潤，從而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關聯效應。例如，醫藥行業的“三資企業”每年要花大量外匯進口原料藥，即便國內已有生產甚至大量出口的原料藥。
三、我國對在華跨國公司轉讓定價的稅務管理
到目前為止，我國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轉讓定價稅務管理制度，在實踐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還處于初級階段，無論是在法規的制定方面，還是在管理的經驗，都存在較大的差距。
（一）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工作概況
1、反避稅法律制度不斷完善
自1987年11月深圳市人民政府在全國率先了《深圳經濟特區外商投資企業與關聯公司交易業務稅務管理的暫行辦法》以來，國家稅務總局連續印發《關聯企業間業務往來稅務管理規程》（國稅發[1998]59 號），推動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逐步走上法制化、程序化、科學化的軌道。特別是2009年2月出臺的特別納稅法調整實施辦法，明確要求關聯交易各方的成本按照獨立交易原則分攤，賦予企業及其相關方在轉讓定價調查中的協力義務和稅務機關較大的反避稅處置權，強化了反避稅手段，增強了反避稅措施的威懾力。
2、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征管水平不斷提高
我國涉外稅務管理機構在實施匯算清繳、納稅評估、稅務審計和反避稅等的基礎上，注重整合信息管理資源，優化管理程序，建立起各種征管手段相互協調配合的管理機制，節約了管理成本，形成了管理合力，收到了較好的效果。我國還建立、規范了重點稅源監控報告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外資企業稅收收入的增長。
（二）我國轉讓定價稅務管理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
1、強調可比性的轉讓定價方法在實踐中運用困難
中國轉讓定價稅制基本上采納了轉讓定價指南的公平交易原則和可比性方法，但是在實踐中可比性的運用存在很大的困難。
可比性分析是轉讓定價調整中最關鍵也是難度最大的一項工作。它貫穿著轉讓定價調整工作的始終，稅務機關在難于尋求到完全可比公司和可比交易的情況下，只能在初步的職能分析和風險分析的基礎上，比較基本類似公司的類似交易的利潤因素，如直接比較其“銷售毛利潤率”等指標，按同等水平類推處理，這實際上也是不符合正常市場價格原則的。
2、新形式的出現給轉讓定價征管帶來挑戰
無形資產、服務、成本分攤協議等新的轉讓定價形式是各國稅務部門所面臨的征管挑戰。中國雖然在新的企業所得稅法中首次接受了成本分攤協議條款，但是在實踐中對成本分攤協議以及無形資產、服務等存在很多的困難。
3、行業差異增加了轉讓定價調查的難度
由于轉讓定價在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稅務人員在面臨不同的轉讓定價案件時面臨難題。如何獲取不同行業的信息，如何對不同的行業采取有差別的征管方式也提高效率，如何確定重點監管的行業并進行有效的管理，都是轉讓定價的征管中涉及尚淺的領域。
4、征管人員素質有待提高
審查和調整轉讓定價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沒有受過一定專業訓練的人很難勝任，我國各級稅務部門反避稅專業人員一直就較為缺乏。
（三）關于我國對在華跨國企業轉讓價稅務管理的建議
目前，我國對轉移價格的防范主要是利用轉移價格稅制，從表面上看，我國轉移定價管理在理論上和具體做法上似乎已與國際慣例接軌，采用了正常交易原則，并規定了一套轉移定價調整方法，然而面對錯綜復雜的轉移定價問題，我國轉移定價規則顯得過于簡單，可操作性較。因此，完善轉移價格管理，已是迫在眉睫。
1、完善現有法規，增強可操作性
(1)增加對可比性的規定與說明，參照國際慣例，引入正常交易值域的概念，以適應錯綜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
(2)增加國際慣例中所認可的交易利潤法，即將利潤分割法和交易凈利潤率法作為現有方法的補充，完善轉讓定價調整方法體系。
2、針對無形資產、服務等新形式的轉讓定價征管建議
（1）明確服務、無形資產轉讓定價同樣適用“正常交易的原則”及轉讓定價調整的方法，優先使用“交易利潤法”，包括可比利潤法、利潤分割法等。
（2）制定服務和無形資產可比性分析具體的內容，包括各種經濟因素、對無形資產的保護、風險的承擔、對合同各方權利義務的評估等。
（3）制定無形資產轉讓定價的事后調整制度，規定調整的比例和時效，使對無形資產轉讓定價的調整盡量準確，這樣既保證了國家的財政利益，又維護了關聯企業與非關聯企業之間的公平競爭。
3、細化轉讓定價的分行業管理
由于不同行業在商品和服務特征、無形資產比重、價值鏈體現等方面呈現不同的特征，針對不同行業進行不同的轉讓定價征管，是轉讓定價向縱深發展的必然要求。具體建議如下：
（1）定期對轉讓定價的重點行業進行調整。目前，應該重點對外商直接投資集中的制造業，尤其是制藥業、汽車業、計算機及軟件制造業、零售業予以關注。
（2）加強對新興轉讓定價敏感行業的研究，如金融業、電子商務等，緊跟國際稅收的最新趨勢，及時制定相應的轉讓定價征管措施。在可能的情況下，在這些尚未形成國際規則的新領域，提出符合中國的“全球治理方案”。
4、建立高素質的稅收隊伍，確保法規執行富有成效
（1）培訓現有人員，提高稅收征管稽查人員的素質和工作水平。
（2）配備國際稅務專家作為顧問人員，增強稅收人員分析新問題和解決新問題的應變能力。
參考文獻：
[1]朱青.國際稅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發展對外貿易，是蘇州外向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20世紀90年代以來，蘇州FDI流入與外貿總額持續增長。例如，1992年，蘇州實際利用FDI為8.36億美元，2005年增加到113.43億美元;同期，外貿總額分別為10.35億美元和21405.89億美元，增幅很大。FDI與外貿發展是否存在相關性?現有研究表明，兩者之間相關性存在不確定性。本文以蘇州為例，分析1992年～2005年FDI與外貿的關系，探究蘇州地區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文獻綜述
FDI對外貿發展的影響最具代表性的理論是替代論和互補論。替代論的代表是羅伯特·蒙代爾，在赫克歇爾-俄林模型理論基礎上， 提出貿易障礙在一定條件下會導致資本的國際流動或者直接投資。蒙代爾認為，在自由貿易條件下，兩國的生產要素的絕對和相對量完全一致。資源實現了最合理的利用和最大限度的福利，并不存在引起要素流動的原因。如果滿足要素均等化及兩國有相同生產函數的條件，貿易與資本的流動有完全替代的關系。而且資本流動越自由，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大。
以蒙代爾等為代表的關于FDI對國際貿易的替論有效地解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各個國家之間發生的直接投資。 對蒙代爾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提出挑戰的是小島清的互補論。小島清認為，生產要素流動雖然減少了商品的稀缺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但另外一方面，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處于比較劣勢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相應產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東道國的技術差距越小，技術就越容易為東道國所吸收和普及，進而就可以把東道國潛在的比較優勢挖掘出來。
由此可見，國際直接投資并不是對國際貿易的簡單替代，而是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促進關系。在許多情況下，國際直接投資也可以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 由于統計數據不全或統計方法的缺陷，蒙代爾的貿易與投資替代模型及小島清的互補模型，都是從傳統理論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來的，并沒有經過實證的檢驗。20世紀80年代以來，貿易和直接投資的實證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實證研究來看，支持互補性關系、替代性關系及關系存在多樣性的研究都已出現，并各有自己的論據，國內學者也對中國引進外資和推動出口之間的關系展開了理論和實證方面的分析。
例如，楊全發(1999)通過對廣東利用外資與出口增長的實證研究，認為廣東總的出口貿易和一般出口貿易與外資的關系并不顯著;施敏穎(2001)則認為，FDI與我國進出口總額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但對進口的貢獻大于對出口的貢獻;謝冰(2000)依據1980年～1997年問的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后得出，FDI對我國出口的增長作用顯著。 二、實證分析 1.蘇州地區FDI與對外貿易總量變化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數據采用了蘇州市1992年～2005年間進出口與FDI統計數據。如表1所示：在這14年間，蘇州進出口總額與FDI呈快速增長。例如，進出口總額由從1992年的10.35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405.89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45.9%。FDI由從1992年的8.36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113.43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達22.2%。
1992年～2005年蘇州進出口總額及FDI情況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為了進一步討論FDI對蘇州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本文擬采用回歸模型對數據進行進一步分析，建立FDI對進出口貿易的乘數效應模型。分別以進出口總額、進口額與出口額為因變量，以當年FDI與累計FDI(累計FDI是指滯后一年的FDI余額)為自變量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
由于考慮到FDI存量也會對當年的進出口總額產生一定影響，所以也將其設為自變量。模型如下: Yt=b0+b1CFDIt-1+b2FDIt+ut (1) Mt=d0+d1CFDIt-1+d2FDIt+vt (2) Xt=f0+f1CFDIt-1+ f2FDIt+wt (3) 其中，Yt、Mt、Xt、分別代表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出口額，CFDIt-1代表第t-1年末的FDI存量，FDIt代表第t年的FDI數額，b0，b1，b2，d0，d1，d2，f0，f1，f2為待定參數，ut，vt，wt為隨機誤差項。對該模型進行最小二乘估計，得出回歸方程為： Yt=-229.105+0.03 CFDIt-1+13.51 FDIt (1) Mt=-116.203+0.008 CFDIt-1+6.728 FDIt(2) Xt=-112.035+0.027 CFDIt-1+6.757 FDIt(3) 方程(1)中，R2=0.98，F=284>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7.56>t0.025(11); 方程(2)中，R2=0.98，F=35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8.46 > t0.025(11); 方程(3)中，R2=0.98，F=222>F(2，11)，變量FDIt的t值為t0=6.63>t0.025(11)。
上述三個方程的擬合度和顯著性都非常高，回歸方程能夠很好的解釋FDI與進出口總額，進口額、和出口額之間的關系。所以Yt，Mt，Xt與FDIt之間均存在顯著相關性。根據上述回歸方程，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當年FDI每增加1億美元，蘇州的對外貿易總量可增加13.51億美元，其中，進口額可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可增加6.757億美元。FDI對蘇州的對外貿易有著強大的促進作用，乘數效應非常大。 2.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衡量外商投資企業對出口貿易貢獻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考察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情況。因此筆者引入兩個衡量指標。一個是外資企業出口額在蘇州出口額中占的比重;另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出口的貢獻度。貢獻度(用P表示)是指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量(用FXM表示)占蘇州出口增量(用XM表示)的比重，即：P=FXM/XM。具體情況見下表： 表2 1992年～2005年蘇州外商投資企業出口統計(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1992年～2005年蘇州市統計年鑒。
蘇州每年的外商投資企業出口額在總出口額中的比重始終很高，平均達到77.6%。顯然，蘇州的出口依賴于外資企業的出口。此外，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對蘇州總出口保持著正的貢獻度，特別是在1995年，P值高達457.3%，表明當年蘇州對外出口完全是由外資企業出口拉動的。所以，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出口增長是蘇州對外貿易增長的重要源泉。
三、FDI在促進蘇州對外貿易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FDI對蘇州對外貿易起了積極作用，促進了蘇州外向型經濟的發展。但隨著FDI的不斷投入，一些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現出來。
1.外商投資在產業間的分布不均。第二產業仍然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2005年，在蘇州吸收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14%、93.47%、6.39%。2006年1-3月份，蘇州市利用外資中，三次產業分別占0.35%、88.77%、10.87%。雖然今年第一季度情況有所緩和，但總體來看，第一、第三產業吸收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很不樂觀。三次產業的不協調發展，勢必導致蘇州對外貿易結構的不平衡發展，最終將延緩蘇州的工業化進程。
2.蘇州對外貿易對FDI依賴過大。從模型中可以發現，FDI對蘇州對外貿易的促進作用非常明顯，這個結論還能這樣理解：蘇州的對外貿易對FDI的依賴性也很強。蘇州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是過分地依賴對外貿易量的增長，這種情況已持續了好幾年，FDI對外貿的這種促進作用進而可以傳遞到對蘇州經濟的影響。一旦蘇州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消失，FDI的減少將會以乘數效應對蘇州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 3.對外貿易中出口過度依賴進口。從模型中還發現，FDI每增加1億美元，進口額增加6.728億美元，出口額增加6.757億美元，兩者幾乎相等。這是由于蘇州的對外貿易形式以加工貿易為主，而加工貿易出口過度依賴于原材料和零部件的進口，因此出口的增長實際上主要取決于進口的規模。進口主要不是為了滿足產業結構優化、技術的進步，而是為了維持出口數量的擴張。外商投資的真正目的是為了獲取當地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在出口商品的價格構 成中，主要是進口原材料零部件的高昂成本，蘇州僅僅處于低附加值的加工環節，這樣的格局使得蘇州雖然在對外貿易的規模上不斷擴大，但對蘇州當地的經濟增長、產業結構、社會福利并非有利。 四、對策建議 針對當前FDI對蘇州對外貿易具有強大促進作用的現狀，蘇州目前仍應該不斷吸引FDI，從而帶動對外貿易及經濟的發展。
但在吸引FDI時應該改變原有的格局，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新實施的《公司法》做了重大修改,在此次修改中,借鑒了國際上公司資本制度的發展趨勢,對公司資本制度進行了較大的修改,摒棄了嚴格法定資本制,過度到允許分期繳納的法定資本制。其變化和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仍屬于法定資本制范疇
1993年的《公司法》關于公司資本的規定,主要體現在第23 條、第25 條、第78 條,這些規定強調資本總額一次發行,一次性全部繳納,不允許分期繳納,實行的是嚴格的法定資本制。2005年對上述規定進行了較大修改,修改后的《公司法》第26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公司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其余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第59條規定:“一人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為人民幣十萬元。股東應當一次足額繳納公司章程規定的出資額。”第81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發起設立方式設立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發起人認購的股本總額。公司全體發起人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于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發起人白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其中,投資公司可以在五年內繳足。在繳足前,不得向他人募集股份?！钡?4條規定:“以發起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應當書面認足公司章程規定其認購的股份;一次繳納的,應即繳納全部出資;分期繳納的,應即繳納首期出資。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權的轉移手續。”由此可見,設立有限公司和發起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但允許分期繳納;設立一人有限公司和募集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時,資本總額必須一次性發行、不允許分期繳納。對這些新規定,學者認為我國公司資本制度的屬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實行的是折中授權資本制;另一種觀點認為新公司法是折中資本制和法定資本制并行。筆者認為上述對我國公司資本制度屬性定位的兩種觀點是不正確的或者說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法定資本制的特點是強調一次發行與一次認購,在繳納時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不授權董事會發行。而折中資本制的特點則是資本的發行與認購是分次進行的,也就是說允許第一次只發行注冊資本的一部分,設立人只需認購部分資本,其他部分發行與認購可在公司成立以后進行,可以一次繳納,也可以分期繳納,但授權董事會發行,對董事會發行有限制要求。法定資本制與折中授權資本制的主要區別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看資本的發行或認購是一次還是分次,二是看是否授權董事會發行。至于是一次繳納,還是分期繳納,不是兩者的主要區別。從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來看,比較符合法定資本制的特點。因而,從整體而言,2005年新《公司法》規定的資本制度不是折中資本制,仍為法定資本制,是分期繳納與全額繳納相結合的法定資本制,比1993年《公司法》規定的嚴格的法定資本制在繳納出資方面有所放松。
與外商投資企業法的資本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統一
《中外合資企業法實施條例》第18條、《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實施細則》第16 條、《外資企業法實施細則》第21 條、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關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營各方出資的若干規定》第4條對合營企業、合作企業,外資企業的資本做了明確規定,規定注冊資本是認繳資本, 企業設立不以資本實繳為前提的,而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可以在企業成立后一期或分期繳付,不要求在企業成立時一次到位。對這些規定,有些學者認為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是折中資本制,也有些學者認為是法定資本制。筆者同意是法定資本制的理解,應該說外商投資企業的資本制度更符合分期繳納的寬松的法定資本制的特點。
一、新時期下FDI呈現的新特點及其原因
（一）新時期下FDI呈現的新特點
1．行業結構出現重大調整
不少制造業的 跨國公司 認為中國已經奠定了發展現代制造業的良好基礎，因此開始增加系統性投資，在中國興建“世界工場”。 以往歐美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 通信 、汽車等資本、技術型密集產業對華投資程度不高的局面已經開始改變。高新技術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已愈發成為國際直接投資流入的一個重要行業。隨著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跨國公司還加強了對 金融 、 保險 、物流和咨詢等行業的投資。
2．跨國并購已成為主要方式
由于“綠地投資”這種過去的投資方式要經歷征地、建廠房、安裝設備等一系列過程，投資規模大、投資周期和回收周期長，項目風險大。因此，新時期下收購兼并或投資控股等方式成為主流。通過資金的滲透和聯合，全球跨國企業在中國迅速的建立起一批生產基地，并逐步實現本土化經營。
3． 人力 資源 的爭奪加劇。
入世后，隨著競爭性 市場 環境 的形成，跨國公司將改變原來的人力資源策略，他們更需要的是真正具有戰略思維和全球眼光的高素質人才。中國員工，特別是經理人員不僅需要協調關系能力、政府關系能力，更要求有真正的市場能力，擁有這種緊缺素質的人才成為爭奪的重點。
（二）FDI呈現新特點的原因
1．產業結構升級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商在我國重點投資的行業主要是服裝、鞋類、 電子 元器件、箱包、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沒有明顯的帶動作用。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大型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大多數進入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大力發展的產業?？鐕就顿Y最密集的行業有微電子業、汽車制造業、家用電器業、通訊設備業、化 工業 等行業，都是技術、資金密集型的行業。
2．國有企業的改制與改革
3．利用外資政策變化
4．國際分工的深化
二、新時期下的FDI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一）FDI與就業效應
外商 投資 對就業的影響是極其復雜的。為了對外商投資的就業效應做一個全面的了解，依據國內外有關文獻，可以把外商投資的就業效應歸納為以下三種類型：
1．FDI的就業創造效應
包括直接就業創造效應和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前者是指外商投資由于增加新的生產能力所直接創造或增加的就業機會；后者是指外商投資帶動了與其有關的前后向及相關產業的發展，這些前后向及相關產業的發展所增加的就業機會。
2．FDI的就業替代或就業損失效應
一方面是指外商投資并購東道國企業后，在整合、重組的過程中， 因人員精簡而導致的就業人員就業機會損失或喪失；另一方面指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入，加劇了國內 市場 的競爭程度，為了和外商投資企業的競爭，國內企業不得不減少就業人員，以提高效率和競爭力，或者為了提高競爭力而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使一些人員失業；或者由于外商投資企業的激烈競爭，使國內一些企業倒閉破產，從而導致許多就業者失去就業崗位。
3．FDI的就業轉移效應
是指由于外商投資和東道國企業的合資，或合作，或并購使那些停產和瀕臨于倒閉的企業得以挽救，從而轉移了原有企業從業人員的就業。
（二）對我國就業的影響
1．增加的就業總量下降。
長期以來， 跨國公司 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以上新項目、建新企業的方式進行，或者說多數是“綠地投資”。90年代中期后跨國公司在華投資將越來越多地通過并購投資方式進入中國的制造業、服務業及研究開發等領域。這是由于中國實施并購的有利條件逐步增加了，但從增加就業角度來看，與綠地投資相反，并購方式并不創造新的就業。隨著跨國公司戰略調整和國際分工進一步深化，從總量上看，FDI 的就業效應與90年代前高速發展的時期相比呈現了下降的趨勢。
2．直接效應的弱化
在90年代中期以前，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的主要目標是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要素，根據比較優勢進行產業轉移，因此創造就業的數量效應十分顯著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程度的加深， 中國 經濟 發展水平的提高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深化，中國政府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主導思想由彌補“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調整為彌補“技術缺口”和“ 管理 缺口”，由注重擴大引資規模調整為注重提高引資質量。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實現全球戰略目標，外國投資者(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將搶占市場作為對中國投資的主要目標。因此在新時期下設立的外資企業的技術含量和資本含量明顯提高，創造就業數量的效應相應弱化。
3．間接效應增強
除直接雇員外，外商投資企業也通過與東道國企業建立的各種連鎖關系及乘數效應創造就業。根據產業的關聯效應，在新時期下，外商投資的汽車、 電子 行業比之前投資的輕工、紡織行業具有更廣泛的前向與后向聯系，可以使供貨商、銷售商和服務商創造就業機會。近年來隨著大型跨國公司內部分工的不斷深化以及垂直一體化程度的逐漸下降，這類效應顯得越發重要。那些大企業相繼將關注的焦點放在價值增值鏈特定的部分，出于技術原因或增強靈活性方面，它們在一國或國際范圍內日益轉向尋求外部資源，造成就業正逐漸地外部化。
4．就業質量的提升效應進一步被強化
一般來講，跨國公司比較重視 人力 資源 開發和培養東道國的技術和管理人才，這將有益于東道國經濟的就業間接質量效應。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優勢建立在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基礎上，為了使其技術、設備能夠有效運轉和經營方針能有效貫徹，跨國公司就必須在我國培養掌握其經營理念、經營管理知識和技術能力的人才。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它們都有一整套成熟的員工培訓計劃，培訓內容豐富而實用，培訓效率也高。這不僅提高了本企業員工的素質，還為國內企業培訓員工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現成方式及教材。
三、應對FDI新時期下就業效應的對策
促進 經濟 增長、加快技術進步和增加就業一直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 投資 的三大目標。但隨著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制造中心， 跨國公司 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向我國轉移，直接就業效應明顯弱化，說明三者之間的關系不可能完全協調發展，三個目標不能同時實現，加快技術進步和增加就業兩者之間存在一定替代關系。就業效應在新時期下發生變遷是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階段變化的必然結果。
（一）促進產業關聯，增加間接就業。
跨國公司在新時期下具有更強的前、后向連鎖關系，應大力扶持當地配套企業的發展，提高跨國公司在我國的零部件采購率和配套率?？鐕九c當地企業的關聯不僅可以促進我國產業群集的形成和提升，而且可以創造間接就業。 例如鼓勵外商企業進入與我國供應商聯系緊密的行業，帶動我國與外商企業有關的前向、后向產業的發展，使我國企業參與到外商企業的國際生產、經營和銷售的網絡之中去，充分發揮外商企業間接就業創造效應增加我國勞動力在外商的生產網絡、經營網絡和供應商網絡中就業。
（二）加強 人力 資源 開發，提高就業質量。
隨著跨國公司產業轉移的實施，人力資源的素質成為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跨國公司促進人力資源開發，發揮跨國公司在員工培訓方面的優勢，培養當地高素質人才，提高就業質量。
（三）調整利用外資的策略。
一方面，我國對外商在 農業 、基礎設施的投資，僅局限資本設備減免進出口關稅外，在信貸政策和價格形成、價格體系方面，都未能體現出鼓勵性傾斜政策，這將使我國政府的鼓勵政策、措施以及其目標的實施都大打折扣 ，難以從根本上將外資吸引到這些產業上來，從而造成了這些產業的資金短缺。因此，應明確對外資的優惠政策導向，有效引導外資商投向我國急需發展的產業和部門，增加就業。
另一方面，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必須有選擇地引進外商投資企業。必須大力引進產品出口比重大、產品能夠和國內企業形成互補的外商投資企業，也要適度引進那些產品和國內企業比較接近、但在產品質量和消費層次上有區別的外資企業。只有這樣才能開拓新的 市場 ，提高總需求水平，增加就業。
（四）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與勞動密集型產業并重。
在鼓勵發展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產業的同時，繼續鼓勵外商投資于第三產業和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 社會 就業基礎。以勞動密集型擴大就業，以資本、技術密集型優化就業結構。雖然跨國公司的資本、技術密集型行業的投資有利于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但它創造的就業崗位是有限的，而且對勞動者素質有較高要求．但這對于優化我國就業結構具有重要意義．從擴大就業的角度，我國應堅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利用外資并重。
參考文獻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及特點
(一)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現狀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0年興辦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起，目前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統計，截止2004年底，寧波累計批準外商投資項目9153個，總投資371．60億美元，合同利用外資2l1．8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99．6億美元。外商投資成為寧波市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特點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社會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并呈現出以下特點：(1)投資規模：外商實際投資穩步增長，尤其是2000年開始，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呈現新一輪大發展的態勢。大項目投資又有新突破，2004年l—9月份新批投資總額1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17項。(2)投資方式：已由中外合資經營為主轉向以外商獨資經營為主。2003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合資項目520個，合作項目14個，外商獨資項目達到674個。(3)資金投向：外商投資行業集中度仍然較高，但產業結構有所優化。第二產業吸引了絕大多數的實際外資。200年寧波外商投資項目共1209個，其中第一、第二產業為1154個，第三產業為45個。與此同時，外商投資可持續發展理念日趨顯現。(4)資金來源：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近兩年，日本和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和投資金額增幅明顯。其他國家和地區，如歐洲的德國、英國，北美的美國、加拿大等，增長較快。(5)地區分布：南北差距比較明顯。鄞州、余姚、慈溪、北侖、鎮海等縣(市)、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要大于南區的奉化、寧海、象山。(6)引資方式：重新整合、利用民企的閑置廠房和土地資源正成為寧波提高土地資源利用率的有效途徑。寧波民營經濟發展快、競爭力強，借助外資引進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市場機制和高素質國際化人才，可以提升產業層次，打造先進制造業基地而民企的不斷壯大，產品、市場的不斷成熟和穩固，也可以吸引境外企業與民企合資合作，這是“雙贏”。
二、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蘇州的比較
(一)總量比較
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在總量上與蘇州存在著很大的差距。2003年寧波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17．3億美元，雖然在長三角16個城市中排名第五，但與排名第一的蘇州的68．05億美元相比，差距達近51億美元之大。1998年到2003年6年蘇州累計合同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為1616．99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232．22億美元，而寧波這兩項指標則分別只有96．5億美元和53．55億美元，不及蘇州2003年一年的合同及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可以看出與蘇州相比，不管是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還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寧波總量偏低。
(二)外商直接投資構成、投向比較
無論是蘇州還是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以亞洲國家和地區為主，歐美國家為輔。以2003年為例，在兩地投資處于前十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七個國家或地區相同，說明兩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來源地結構單一，外商直接投資來源過度集中。同時寧波和蘇州的外商直接投資投向也較為一致，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
(三)外商直接投資的幅射影響、帶動力比較
從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緩解兩地建設資金短缺、推動產業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增強國際經濟的參與能力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寧波與蘇州相比，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寧波市經濟的貢獻度還不高，對國民經濟的拉動作用還不大。一在涉外稅收占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上，1997年以前，兩地比重差不多，但1997年以后，無論是在絕對值上還是在比重上，蘇州都高于寧波。二在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上，寧波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5％左右，2003年也只是17．17％，而蘇州這幾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一直在45％左右，說明寧波投資增長中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明顯不如蘇州。三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鶯上，寧波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比重偏低，長期徘徊在30％左右，而蘇州外商投資企業自營出口占全市外商直接投資出口的比重從1996年開始就達到60％以上，2003年更是達到86．3％。這說明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發展外貿的拉動作用也明顯不如蘇州。四在三資企業從業人數上，從三資企業從業人員在城鎮從業人數中的比重來看，寧波和蘇州兩地的比重差不多，近幾年都在40％左右，這說明兩地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帶動就業的作用都差不多。
三、寧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困難
寧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相對落后，這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錯綜復雜的主、客觀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思想認識不夠高
對利用外資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全局地位和作用認識不足，政策措施不力。長期以來，寧波對利用外資的作用的認識主要停留在解決建設資金不足這一點上，而對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促進出口創匯和產業創新等方面的認識不足。不僅領導重視程度明顯偏弱，而且支持、鼓勵利用外資的地方性法規、政策少，與周邊省市相比，往往落后一個節拍。
(二)配套條件不夠強
寧波生產力布局比較分散，生產要素積聚程度較低。外資項目，特別是一些大項目的進入，一般要考慮的首要因素是當地有沒有大量的可用人才，信息是否靈通，企業配套資金能否保證，相關行業是否發達，市場潛力和輻射能力有多大等等生產要素供給方面的問題。而寧波由于歷史的原因，長期以來工業布局呈現“低、小、散”的狀況，產業層次低，企業規模小，地區布局分散。1988年財政體制改革后，浙江實行了“省管縣”的財政體制。這種體制雖可調動各縣的積極性，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加劇了生產力布局的分散局面，各縣(市)產業結構雷同、低層次競爭，不利十生產要素集聚。加上全省城市化進程慢，小城鎮數量過多、布局分散、規模偏小。如20萬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廣東有31個，山東有27個，江蘇有22個，浙江僅有8個。這樣，必然造成浙江工業企業布局重復雷同、生產配套半徑過大、生產成本過高，不利于質量的控制和要素的集聚，一些大型外商投資項目難以落戶。
(三)工作體制不夠順
寧波位于長江三角洲的南翼，包含在上海經濟圈范圍內，但是長期以來沒有做好接軌上海的文章。全市的外商直接投資工作機構不夠穩定，專業招商隊伍力量不足；管理體制不夠統一，項目管理、招商工作、外企管理都比較分散；招商水平還不高，招商引資的成本較高，針對性和實效性不強；招商網絡不夠健全，招商方法不夠靈活，大項目批準難，公關手段少，變通方法少。
(四)投資環境不夠優
有關政策的科學性不夠，透明度、穩定性不高，可操作性不強，政策編纂不及時，優惠政策承諾隨意性過大；法律制度還難以滿足外商對投資保障的心理要求，執法不嚴、司法不公、監督不力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對外商的稅外亂收費現象仍時有發生，涉及外商的經濟糾紛發生頻繁，外商投訴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增多。
在服務機構建設上，除寧波開發區、保稅區外，其他各縣(市)區、各級開發區都沒有建立完整的投資服務機構，市里雖然成立了外商投資服務中心，但服務、協調的制約很大。各地重招商、輕服務，不能為外商提供咨詢、注冊、建設、經營全過程、全方位專家式服務。服務工作不夠深，服務效率不夠高。
(五)輿論宣傳效果不夠明顯
與沿海其它省市相比，廣東的招商重點為港澳，福建為臺灣，上海為歐美大公司，江蘇為新加坡，山東為日本、韓國，目標均比較明確。而寧波始終沒有在招商的重點國別上有明確的定位和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部分招商隊伍走馬觀花，打一槍換個地方，錢花了不少，效果卻寥寥。在招商項目準備方面，宣傳資料十分簡單，引不起外商的注意；項目資料也難以集中。由于體制上的原因和部門協調等方面的原因，符合浙江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和產業導向的重大招商引資項目庫，喊了多年始終沒有建立和完善起來。國家級新聞媒體對寧波的宣傳力度與大連、青島、蘇州等城市比相去甚遠，寧波主要媒體很少有外語節目或宣傳國外先進技術信息的專門欄目。
四、寧波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對策建議
(一)寬領域有重點地利用國際資本。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投向傳統農業改造、生態農業、綠色食品、農產品加工、水產品養殖加工等特色農業領域；重點吸引外商資金投向電子信息、現代醫藥、石化、紡織、服裝等五大標志性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及制品、造紙業及紙制品、家用電器及設備、食品arms0造等六大成長性產業；抓住我國開放服務業的契機，加大科研服務、管理咨詢、工業設計、現代物流、金融租賃、教育培訓、文化傳媒等現代生產型服務業和房地產、醫療保健、休閑旅游等新興服務產業領域的引資力度。
(二)做好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工作。目前寧波的企業建設中，港澳臺中小企業存量投資已經很大，今后引進國際資本的重點應放在跨國大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上，爭取更多國家的大公司、大集團來投資設廠，并促進已投資跨國公司積極增資擴股。要制定更為完善合理的激勵政策，促進國外高技術企業來投資，以提升寧波的工業產業結構，增強國際競爭優勢。
論文關鍵詞：WTO ；補貼 ；稅收優惠
自2006年11月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美國對華反補貼調查拉開帷幕。其中多數案件涉及到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申訴。本文旨在通過對SCM協議中補貼的構成要件以及美國對華反補貼裁決理由的分析，結合我國新出臺的企業所得稅法，從中國政府的角度提出應對措施。
1 WTO對成員方補貼行為的規制及目的
1.1 補貼的影響
補貼是國家在經濟政策中經常運用的方法之一。國家通過各種方式對相關產業進行資助，使目標產業的生產成本或者費用減少，從而達到扶持目標產業，或使目標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占有優勢。亞當斯密在其著作—《國富論》中指出，國家對出口生產商進行財政支持，旨在降低生產商的成本，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一種價格優勢。
由于補貼對進出口貿易的扭曲作用，GATT1947在第6條和第16條中將對補貼問題的規制納入多邊國際條約。隨后，由于世界經濟的衰退，補貼的運用越來越普遍，在1979年“東京回合”談判中，補貼及反補貼措施成為重要議題。各成員方最終達成《補貼與反補貼守則》。該守則規定了補貼紀律，明確禁止對初級產品的出口補貼，這種禁止可以看作是禁止性補貼的雛形。1994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全面啟動，各成員方最終達成了SCM協定。該協定有32個條款和7個附件，明確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并針對不同類型的補貼提供了不同的救濟方式。
1.2 WTO對補貼行為的規制
SCM協定首先規定了“補貼”的定義：“如果有政府提供的財政資助或收入或價格支持，并且因此給予了利益，則可認定存在補貼”。從專家組和上訴機構對協定的解釋和應用中可以看出，補貼有三個要件：
（1）補貼必須是一種政府或公共機構提供的財政資助。
此條的意圖在于不將所有的政府行為都認為是補貼，只將補貼限定在提供財政資助的政府行為的范圍內。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第1.1條中對于財政資助的列舉是窮盡性的。財政資助既可以是資金的直接轉移，也可以是稅收優惠等間接轉移。
（2）這種財政資助必須授予了一項利益。
專家組在“美國限制出口”案中指出，利益和財政資助是確定是否存在補貼的兩個單獨的要件，不能認為財政資助直接導致利益。在“加拿大飛機”案中，專家組指出判斷財政資助是否構成利益的標準是財政資助是否使得接受者處于比沒有接受財政資助時更有利的地位。其中，市場是判斷接受者地位是否更有利的基礎。
（3）專向性。
SCM協定第2條將專向性分為3種：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以地域為標準的補貼；禁止性補貼。在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中，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第2.1（a）條規定了法律上的專向性的一般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將補貼的獲得明確限于某些企業，則此種補貼應屬專向性補貼。第2.1（b）條列出了一種排除情況，即如果成員方立法制定了獲得補貼的客觀標準或條件，其該標準和條件得到嚴格遵守，則不存在專向性。第2.1（c）條規定了事實上的專向性。 當適用（a）項和（b）項規定的原則表現為非專向性補貼，可考慮其他因素認定是否構成事實上的專向性補貼。
2 WTO反補貼規則對稅收優惠政策規制
第1.1條同時列舉了幾種政府財政資助的方式，其中一種就是“放棄或未征收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的政府稅收”。在“美國外國銷售公司”案中，專家組首先指出判斷是否“在其他情況下應征收”應當依據實質上的情況。上訴機構肯定了這一觀點，同時指出應當同時尊重各成員方的稅收主權。
同時，專家組提出針對特定法人的稅收減免情況，如果不是該法人符合該減免的條件，則應當對其征收稅收。上訴機構在此案中認同了這一測試，但是同時表示該測試在運用時應當結合特定國家整體稅制的綜合情況進行考量。
3 美國對華反補貼案對中國稅收補貼的認定
2007年2月，我國首次受到其他成員方就出口補貼問題向WTO提出的申訴，該申訴由美國提起。最終，我國與美國達成諒解備忘錄，我國承諾在2008年1月1日前永久性取消美國所指控的出口補貼。
2006年美國商務部決定對原產于中國的銅版紙展開反補貼調查開始。自我國承諾取消禁止性補貼之日，也就是2008年1月1日，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更甚。從美國對華展開的反補貼調查來看，其反補貼申訴主要針對以下幾點： （1）企業所得稅的減免；（2）增值稅退稅或者進口關稅退稅。其中，針對企業所得稅減免的反補貼申訴可以分為兩類，2008年1月1日之前和之后的案件。
轉貼于
3.1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前的案件的主要特點就是，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的申訴，我國政府和相關企業多從專向性上做出抗辯。這些抗辯毫無例外的全部被認定為不能成立。美國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反補貼案的備忘錄中指出，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只適用于非國內企業，根據聯邦法律，應當認定這種稅收優惠是給予“特定企業”的。雖然在之前的案件中，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對“中小型企業”的稅收優惠不具有專向性，但是“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是不同的。
3.2 調查期間在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
2008年1月1日之后的案件，有些沒有對稅收優惠進行申訴，有些案件涉及到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但是申訴方和應訴方爭議的焦點是2008年1月1日之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是否終止。我國沒有進行抗辯。美國對我國在2008年之后終止稅收優惠的做法的態度是判斷這種調整是否是構成《美國聯邦規則》中規定“項目終止”。確定這種“項目的改變”是否構成“項目終止”的標準為：被終止的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并且目標項目被終止后，沒有“替代項目”代替被終止的項目構成補貼。
以現在美國在對華反補貼案中的做法，被終止項目是否存在“剩余的利益”是美國針鋒相對的焦點。對這一點的反駁主要有以下兩個角度：
第一，缺乏證據證明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已經終止。美國在多個案件中認為，我國政府在實地核查時沒有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被終止項目不存在剩余利益，例如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其中在后拖式草地維護設備及零部件反補貼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美國調查官員在進行實地核查時，要求中國政府提供證明增值稅超額退還不存在的證據，但是北京稅務官員無法提供這樣的證明。在向家山市稅務官員索要證據時，該稅務官員認為提供這樣的證據會泄露商業秘密，因此拒絕提供。” 因此，美國認定在證據不足，并且中國負有舉證責任的情況下，認為項目終止存在“剩余利益”。我國政府在鋼格板案中提供了《關于停止執行企業購買國產設備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但是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我國政府提供的這份文件與其要求不對應，不予采納。
第二，新企業所得稅法中對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我國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采用了一種過渡安排。美國認為這種過渡安排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剩余利益”。但是美國對于這個觀點并沒有進行深入的論述。例如，在檸檬酸和檸檬酸鹽案中，美國貿易委員會指出“中國政府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仍然賦予相關企業利益”，但是并沒有相關的論述。美國貿易委員會在多個案例中還強調“項目終止”是普遍的，意圖排除單個企業提供的證明利益不存在的證據的適用。美國貿易委員會認為“即使能夠證明某個企業在項目終止日期之后沒有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但是其他企業仍然能夠收到稅收優惠的利益，因此項目終止的實際情況并沒有達到《美國聯邦規則》的要求”。美國貿易委員會在鋼格板案中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綜上所述，現在美國對我國的反補貼案件中關于稅收制度的申訴主要是關于我國舊的稅收優惠制度的過渡安排。這一問題的關鍵是舊的稅收優惠制度具有專向性。
4 國外對華反補貼的應對
4.1 立法上的應對
綜上所述，《企業所得稅法實施細則》中關于稅收優惠的過渡安排被認為是稅制改革不完全的標志。另外，新企業所得稅法在第四章規定了稅收優惠制度。第27條規定：“企業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減征企業所得稅：……（三）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四）符合條件的技術轉讓所得；……?！睆脑摋l規定來看，3、4項規定的所得稅減免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環保、技術發展。符合《SCM協議》第8條不可訴補貼的規定，但是由于不可訴補貼的條款失效，因此這些補貼都落入了可訴性補貼的行列，這兩項有可能和前兩項一樣遭到可訴性補貼的申訴。
這些有關稅收優惠的條款在法律上沒有與出口實績相聯系，不違反WTO項下有關禁止性補貼的相關規定，但是在實踐中，由于審批標準的不透明，可能會構成事實上的出口補貼。
4.2 應訴策略
據上所述，專向性的認定問題是是否構成補貼的一個基本點。由于我國對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優惠針對的對象主要是生產型外商投資企業，因此適用屬于SCM協定第2.1條規定的以企業或產業為標準的補貼。由于我國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及其過渡政策明確的規定在企業所得稅法中，因此應當適用第2.1（a）條和第2.1（b）條規定的法律上的專向性。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抗辯：
（1）專向性問題的關鍵點在于對“一組企業或產業”的理解。
SCM協定中并沒有對“一組企業或產業”進行進一步解釋。有學者考察了GATT的締約歷史，指出了締約方對于這個問題的一個基本共識，即“該協定所指的專向性是與產業專向性密切相關的。”在實踐中，專家組在報告中涉及到專向性問題時更傾向使用“產業”這個詞。而美國認為“外商投資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不同，因此具有專向性是與合理的解釋不相符的。
（2） 我國稅收優惠政策以及過渡性措施都是在立法中有“客觀的標準或條件”，并且在執法中得以嚴格的遵守，符合SCM協定第2.1（b）條規定排除情況。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梢?，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捎^，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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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貿易的關系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但以往大部分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常常停留在出口貿易模式方面，使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也只是流量而非存量。本文引進了貿易模式演進的概念，使用流量與存量相結合的方法，從理論和實證兩個角度，從貿易總量、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方面較為完整地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資和我國貿易模式演進之間的關系。
研究結果表明:(1)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和我國商品進出口總額成正比。(2)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模式有長期均衡顯著影響，會引起工業制成品進、出口比重的上升，有利于我國貿易模式的正向演進。(3)外商直接投資指數對我國價格貿易條件總指數的改善起積極作用。
迄今為止，全球化的浪潮發展得如火如茶，國際投資使得國際貿易的發展更為迅猛，經濟一體化的縱深寫作碩士論文發展使得國際貿易的作用發揮得更為自如。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的報告顯示，200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538萬億美元，超過2000年創下的前歷史紀錄1.4萬億美元。其中，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吸引的FDI總量居世界第五位。2007年中國實際使用非金融機構外商直接投資748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6%(按照uNcTAD①統計，為670億美元，下降3.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吸引的FDI從最初的每年幾億美元到后來的每年十幾億、幾十億美元再到現在每年幾百億美元，可以說FDI在量上的發展保持了一個較快的增長。隨著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增大，國際游資等大規模FDI流入中國，2007年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較上年增長13.8%，創下了中國FDI的最高紀錄。FDI對我國經濟的各方面影響甚廣，其中最顯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外商投資企業對我國外貿進出口的貢獻。從以往的數據及前任研究成果看來，FDI與一國的貿易額有極大的關聯性，并且相關系數還不小。從我國的情況看來，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擴大自身優勢產品進出口不僅大幅度增加了我國外貿進出口總量，而且對我國進出口結構也起到了很大的提升作用。據海關統計，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達到17607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3.8%。其中，出口9691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億美元，增長20.0%。出口大于進口1775億美元，比上年增加755億美元。與此同時，全年對外直接投資額(非金融部分)161億美元，比上年增長31.6%②。
在這種背景下，研究FDI對我國貿易模式轉型的影響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國FDI和貿易進出口額雖然增長迅速，但我國目前進口的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制成品卻大多是附加值低、加工程度淺、技術含量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③，或者是粗加工或初加工產品，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仍然很少。具體表現在紡織品出口比重過高，遠遠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機電產品出口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大大低于發達國家。貿易利益與貿易總量相比十分之少。但是僅僅從總量上分析FDI與我國貿易結構的關系顯然是不妥的，這也正是之前的學者研究時容易忽略的地方。本文將通過FDI如何影響貿易模式的理論研究及對FDI和我國貿易進出口總額、貿易結構、貿易條件三個角度的實證分析來研究其與貿易模式轉型的關系寫作碩士論文及其從何種機制、渠道來影響貿易模式，并據此探索應當如何對FDI在各個層面加以引導，為今后制定正確的方針政策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