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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我國的進出口總值達17606.9億美元，同比增長23.8%。其中，出口9690.8億美元，增長27.2%；進口7916.1億美元，增長20%，順差1774.7億美元，增長74%。伴隨經濟全球化以及國內市場國際化,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勢正在逐漸喪失,以低成本、低價格取勝的競爭優勢不僅不能幫助企業贏得競爭優勢,還有可能成為提高競爭力的障礙。所以我們要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審視貿易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對癥下藥”以期達到貿易增長方式轉變的目標。
1.目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的現狀
(1)相對于貨物貿易，我國的服務貿易比較落后。據WTO統計，2007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額為7620億美元，占世界貨物貿易出口額的7.3%；而服務貿易出口額為810.2億美元，僅占世界服務貿易出口額的3.4%。同年，我國貨物貿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務貿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國服務貿易總是逆差，2005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達97億美元，盡管2007年逆差額減少，仍為40.1億美元。
(2)出口產品結構仍不合理。目前，中國出口商品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現在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出現了快速增長。但我們也要看到，高新技術產品出口還處于起步階段，與發達國家相比，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顯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還遠未成為出口的主導產品，在技術含量較高的商品領域，我們仍然屬于凈進口國，我國對外貿易總體上仍然呈現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費品換取資本品的格局。
(3)從貿易主體結構來看，外貿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國出口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只體現在最終產品上，主要是生產環節上的勞動力成本優勢，而技術水平、研發能力、核心技術、產品品牌、營銷網絡還受制于外來的跨國公司。外商投資企業主導機電產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資企業的機電產品出口占我國全部機電產品出口總額的73.7%。2007年機電產品出口中一般貿易額723.1億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貿易出口2398.9億美元，外資企業占86.6%，主導了加工貿易中的機電產品出口。
2.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原因分析
(1)出口導向型外貿政策沒有適時調整，在亞洲“四小龍”成功運用“出口導向”政策實現經濟的巨大飛躍后，我國也采用這種外貿政策。不可否認，當時出口導向型政策對經濟增長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隨著我國出口額的大幅增長，這個政策的弊端也逐漸顯現，“以量取勝，相互降價”是擴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亂等種種弊病暴露出來就不足為奇了。
(2)“比較優勢說”沒有動態運用由于勞動力成本低廉，勞動密集型產品是我國出口的主要產品。盡管目前機電產品和高科技產品在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然而我國只是承擔了組裝、裝配的角色，這部分附加值低，其實質仍然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動出口的增長。
(3)沒有及時調整引進外資政策，目前，外資已逐漸從合作、合資轉化為獨資、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獨資在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中所占比例為67.33%，大大超過中外合資的22.90%，況且相當一部分外資企業只是將生產環節放在中國。在這種形勢下，技術的溢出效應就要減弱，企業的管理水平得不到顯著提高，“以市場換技術”的目標不能實現。3.從對外貿易結構與增長方式角度提出貿易發展的對策
(1)轉變發展觀念，加快結構調整轉型步伐。以“共贏”的理念營造良好的外貿經營環境。要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需從單一考慮本國利益轉變為樹立一種“共贏”的觀念。要充分認識到，通過技術引進可縮短與發達經濟體的差距；通過進口可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推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出口結構調整；通過進口可為出口打開更廣闊的通道，創造更好的出口環境。在重視出口發展的同時，也要關注進口，優化進口結構，以實現出口的協調、可持續發展。貿易額不能再成為發展的唯一目標取向，提高產品競爭力，降低對資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應成為發展中更關注的方面。
(2)向知識密集與研發領域進行政策傾斜，集聚并提升知識產權優勢，發展知識產權戰略。比較優勢的局限就是“比較優勢陷阱”和二元經濟結構下的“貧困化增長”；競爭優勢涵蓋著國家、產業從高到低的多層次內容，要求極高，我們一時很難滿足邁克爾.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種新要素和兩種輔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產權優勢則可以以相對較小的局部性投入，獲得局部的、趕超型的、戰略性的優勢。
(3)優化貿易結構，完善貿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增加服務貿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結構就是要鼓勵那些附加值比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費能源、資源的商品。逐漸轉變競爭手段，從“以價格取勝”轉變到“以質量取勝”；要提高銀行、金融、保險、電信、運輸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勵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貿易產品結構。2007年加工貿易在出口中的比重達53%，其在推動我國企業的技術創新，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和增加就業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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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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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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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偟膩砜?，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
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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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美］邁克爾·波特等著.日本還有競爭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處】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陽
【原刊期號】200302
【原刊頁號】119～123
【分類號】F52
【分類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5
【標題】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與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標題】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劉向麗/車
【作者簡介】劉向麗(1971-)，女，遼寧本溪人，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車(1954-)，男，遼寧沈陽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則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雁行模式業已結束。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本文對比了日本與“四小龍”和部分東盟國家出口主導產品的差異，闡明了日本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說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關鍵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偟膩砜矗^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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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年出口貿易依存度穩步提升（如圖2所示）從圖1統計結果中可以看出，安徽省對外貿易依存度在2009年-2013年間保持穩定上升，從10.64%逐步上升至14.88%，但是與全國對外貿易依存度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表明安徽省的國民經濟對國際貿易經濟的依存度仍然比較低，在對外貿易發展方面仍然蘊含了極大的發展空間。
二、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國際競爭力分析
（一）安徽省出口商品市場占有率情況從2013年安徽省對外貿易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2013年安徽省進出口總額達到456.3億美元，其中出口總額達到282.5億美元，同比增長5.6%，占全國出口總額（22100億美元）的2.06%，且與其他經濟強省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這表明安徽省的出口貿易水平處于一個較低水平，出口貿易商品的市場競爭力較弱。
（二）安徽省人均貿易額情況通過對安徽省人均貿易額數據來看，2013年安徽省的人均貿易額為725美元，但是全國平均人均貿易額為4152美元，由此可知安徽省的人均貿易額僅占到全國的17.46%，低于全國平均水平；2013年，安徽省出口貿易總額達到282.5億美元，人均出口貿易額為482美元，而2013年全國人均出口貿易額為3524美元，安徽省的人均出口貿易額僅占到全國水平的13.68%，同樣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三）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競爭力指數情況貿易競爭力指數主要是指以出口、進口貿易總額之間的差值并與進出口貿易總額的比值。TC指數若在-1-1之間，TC指數若靠近-1，則提示該產業的進口額高于出口額；若TC指數約靠近1，則提示該產業的出口額高于進口額。在TC指數中，貿易競爭劣勢極大、較大或者微弱時TC指數分別采用（-1，-0.6）、（-0.6，-0.3）、（-0.3,0）表示，而貿易競爭優勢極強、較強、微弱時TC指數分別采用（0.6，1）、（0.3,0.6）、（0,0.3）表示。從圖3中可以看出，安徽省進出口貿易指數出現短暫下滑，從2010年開始出現明顯上升，但是仍然處于（0,0.3）、（0.3,0.6）之間，這表明安徽省的進出口貿易的國際競爭力水平處于較強水平，雖然在2013年進出口貿易TC指數出現一定下降，但是與2009年、2010年、2011年相比保持較高的競爭優勢，由此證明安徽省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量的逐漸上升及產品結構不斷優化，國際貿易競爭力具有巨大的上升潛力。
（四）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地位情況從出口貿易產業鏈分工角度來看，安徽省的出口貿易產品均來自于低端產業鏈，出口貿易優勢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如：茶葉、家具、紡織品、服裝等），雖然在短時間內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保證安徽省出口貿易穩定增長。以安徽省茶葉出口情況來看，從2009年至2013年間，安徽省茶葉出口量從2.56萬噸增加至3.68噸，出口總額也從4957萬美元增長至13635萬美元，具體統計數據如表2所示。但是從長遠角度來看，隨著人工、材料成本的逐漸上升，這種競爭優勢會逐步消失。從近年來安徽省出口貿易方式來看，雖然一般貿易（如：茶葉）一直占據主導地位，每年出口量達到加工貿易的3倍以上，但是加工貿易近年來的增長率卻明顯高于一般貿易，這表明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的技術含量正逐步提升。從宏觀角度來看，近幾年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對國家外貿扶植政策的依賴性仍然比較強，對國際市場變化相對比較敏感，因此國家政策及國際市場的變化全省出口貿易影響比較大。
三、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發展現狀
（一）全身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結構偏低通過對安徽省最近五年的出口產品結構進行比較分析，雖然在產業結構方面有了明顯優化、調整，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比重有一定提升，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出口比例仍然偏低，明顯低于全面平均水平。因此，安徽省出口產品結構中高新技術產品的市場出口量及市場競爭力仍然有待提升。
（二）傳統優勢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安徽省長期以來出口產品主要以農產品、制造業產品為主，在整個出口額中占據較大比重，每年出口增長額明顯高于出口額增長，這表明安徽省在傳統優勢產業方面仍然處于以量取勝階段，產品的附加值較低，經濟效益不高。目前，由于國外經常以反傾銷方式阻礙我國傳統產業產品出口，再加之國內相關法制、政策不健全，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安徽省的對外貿易摩擦，不利于營造一個良好的對外貿易環境。
（三）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仍然偏高從安徽省出口貿易的RCA指數、TC指數來看，安徽省出口產品中0類產品的市場市場競爭力相對比較強，但是從最近五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出口的數量、市場競爭力上升比較平穩，這可能因為安徽省豐富的資源有關。安徽省作為人口大省，勞動者輸出量比較大，勞動力成本比較低，雖然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可以獲得豐厚的經濟效益，但是缺乏強有力的市場競爭力。
（四）出口產品品牌競爭力不足目前，從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可以看出，出口產品中紡織、服裝、鞋襪、旅行用品、家具等商品上具有較強的出口競爭力。我們以服裝出口為例，2013年安徽省服裝出口的TC指數已達到0.997，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優勢。但是作為服裝出口的大省，安徽省卻沒有一個國際性的服裝品牌。出口產業由于缺乏知名品牌，使安徽省出口企業和出口產品形象一直處于低端行列。
四、提升安徽省出口貿易量的策略分析
安徽省通過對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產業結構進行不斷優化、調整，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一般貿易的增長率出現不斷下降，而加工貿易的增長率出現明顯上升，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作用于安徽省出口產品結構的優化、升級，增強安徽省的出口經濟對國內政策、國際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從目前的發展現狀來看，雖然安徽省出口貿易產品結構、產業結構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狀態，但是這種狀態并不是同步的，且未對彼此起到高效的促進作用，對此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制定對應的發展策略。
（一）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創新對外貿易方式目前，安徽省的出口貿易產品中機電產業仍然是主導產業，但是從總體上來看，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貿易水平仍然比較低。鑒于上述貿易發展形勢，筆者認為安徽省應該整合優勢資源，增加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的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出口量，出口產品推動從初級產品逐漸過渡到高級產品，增加出口產品的附加值，具體來說可以一方面可以加強相關專業人才的培養、引進，提升自身的技術實力[3]；另一方面則是加強與國內外相關企業之間的交流、合作，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生產工藝、管理方法，以此來增強自身的自主創新能力，提升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除此之外，在黨的十七大中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任務，要求各個省市要積極調整產業結構，完善現代產業體系，全力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的新興產業，提升地區的“智造”水平。目前，安徽省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已經不適應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必須走特色型工業化產業發展道路，努力提升自身的技術優勢，強化產業自主創新、結構優化升級、節能減排，加快推進“安徽智造”發展戰略，為優化出口產品結構奠定堅實基礎。打造綠色農業產業產品品牌是目前國際農業產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安徽省作為我國內陸省份，擁有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通過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綠色農產品品牌不僅能夠讓本省農產品滿足國際標準，也是應對外國農產品綠色壁壘的最佳策略之一。因此，筆者建議可大力研發、引進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重點加強生態農業產業園區、綠色農業產業基地建設，構建優質特色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出口貿易“一條龍”產業鏈，提升本省農產品的附加值，優化出口貿易產品結構，增加本省出口貿易額。
（二）實施“進口”、“出口”平衡戰略，促進出口產品多樣化近年來，我國與歐盟、美國之間的出口貿易摩擦不斷，國外的貿易保護主義嚴重影響了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效果。因此，若我們單純性依靠出口貿易作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是不夠的，必須充分結合“引進來”、“走出去”發展模式，通過“引進來”先進的技術、設備、產品、人力資源以及管理經驗，這樣可促進“走出去”經濟實現穩定、持續發展[5]。通過對安徽省的外貿情況進行分析發現，安徽省的進口貿易、出口貿易之間長期存在明顯的差距，因此平衡“進口”、“出口”水平符合安徽省的發展現狀。實施“進口”、“出口”平衡戰略具體可從政府、企業兩個層面來落實，一方面地方政府應制定一系列的補貼、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從政策層面對出口企業、外資企業給予一定扶持，有利于大量吸引外地資本、技術進入本地，同時也可以將本地區優秀出口企業、產品輸送出去，從而實現“進口”、“出口”平衡戰略；另一方面外貿企業作為出口貿易的主體，首先應該學會“引進來”，以市場需求為主導，利用各種機會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生產理念、技術、設備及管理經驗，并逐步轉化為自主創新，提升外貿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最終實現“進口”、“出口”之間的良性互動。
（三）全面開拓新興市場，促進對口貿易區域結構多元化安徽省為了進一步獲得更多的出口貿易份額，在鞏固傳統國際市場的同時應采取有效措施克服國外貿易壁壘影響，出口企業應根據國際市場需求及時調整出口市場結構，努力尋求新興出口市場，堅持走市場多元化發展戰略。在拓展新興市場過程中，出口企業應細致分析出口地的人口總量、經濟規模、消費水平、市場環境等多項指標，目的在于開發最具發展潛力的國際新市場，例如：北非、拉美、東南亞等其他周邊新興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6]。針對本省重點出口企業，筆者建議加強技術、資本及人力資源投入力度，切實提升企業自身的自主研發能力及知識產權，提升本省出口企業產品附加值。在企業全面拓展新興市場中，政府也應該給予極大的扶持與幫助，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升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增加貿易伙伴國數量，降低出口企業的國際貿易風險，促進本省出口產品結構形成多元化布局發展目標。
（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優化升級從國外出口經濟發達國家發展進程來看，其出口產業的工業化發展基本上需要通過“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發展模式。目前，安徽省出口工業發展正處在由勞動密集型產業階段，由于該產業人力成本高、生產率偏低，隨著市場經濟水平的不斷上升，人力成本、材料成本會成為產業發展的瓶頸，為了推動安徽省出口工業實現資本型、技術型產業轉化，就必須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一是加強高等或者技術類教育領域投入力度。雖然安徽省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但是文化水平、技術水平卻低于全國其他省份。為了推動安徽省出口貿易產業的快速發展，必須加強對高等或者技術類教育的投入力度，重點扶持職業技術教育院校發展，優化職業教育教學結構；同時增加高等院?？蒲薪涃M支持，引導企業與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培育優質人才、高新技術，推動安徽省出口企業實現產業優化升級。二是出口企業要不斷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管理戰略等，吸取國外企業的經驗教訓，充實自身的技術與管理水平，在不斷創新、優化自身管理、技術體系，有助于提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樹立良好國際形象，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促進本省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逐步轉向資本型、技術型企業。三是政府機構應加強基礎建設與行政支持。地方政府應加強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力度，為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環境條件；根據國家相關要求及本省出口經濟發展戰略，制定并出臺一系列針對出口企業的扶持或者優惠正常，如：區別對待營業稅、出口退稅等。
（五）加快培育創新系統，提升核心技術競爭力據相關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安徽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產品研發經費達到247.7億元，與2012年相比增長約18.5%。近年來，安徽省企業逐步認識到掌握核心技術才能真正進入國際市場，逐步由技術引進向技術研發轉變。但是從目前發展現狀來看，企業持續增長的研發經費未在短時間內推動企業核心技術創新與發展，很多高新技術企業仍然需要依賴于國外技術，這對安徽省出口經濟帶來嚴重影響。安徽省應多管齊下提升出口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政府機構應進一步建立健全稅收、財政、采購等方面激勵機制，從政府金融政策上保障企業自主創新資金源，共同承擔企業研發風險，有助于激發企業投入更多的科研力量與經費；廣泛收集企業技術需求信息，并合理整合高校、科研機構資源，進一步完善高校、科研院校及企業之間的科技轉化進程，引導上述機構科研方向逐步向企業需求靠攏或者共建經濟實體或研發機構，為“學、研、產”提供最佳平臺，利于增強“學、研、產”體系對接力度，增強科技成果的有效供給、轉化，最終將提升安徽省出口企業的核心科技水平，增強企業的世界競爭力。
（一）對重要產品的進口依存度較高
入世后，我國進口商品結構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原材料、中間產品、能源及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增長較快，尤其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我國進口依存度高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據趙瑾2005年對我國各種戰略性資源進口依存度的測算，2003年，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進口依存度分別是35%、36%、47%；鎳、天然橡膠的依存度則高達55%以上。2007年我國鐵礦砂及其精礦的進口額達到337.88億美元，與2003年相比增長596%；原油進口額達到797.73億美元，增長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級產品，如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等進口額增長均超過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如我國一般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為52.87%，中檔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0%，大型和高精度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幾乎是100%。再如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14.1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億美元，增幅達96%。
能源、礦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戰略物資進口依存度過高，易使一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業壟斷地位的出口商對資源進行控制或出口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對產品出口設置障礙，則會給我國帶來潛在的風險。同時，由于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一旦大量進口，就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將惡化我國的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較高
盡管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有了改善，但從總體上說，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要出口產品。定義某類產品出口依存度為該類產品的出口額與GDP的比重。按傳統SITC分類，將0、6、8類產品歸為勞動密集型產品，1、2、3、4類產品歸為資源密集型產品，5、7類產品歸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得到這三類產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別是17%、1%、20%。需要說明的是，從表面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不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美國普查局將高技術產品分為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電子電機、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術、武器、核技術10類。顯然，據此標準，第5類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第7類機械及運輸設備在目前技術水平條件下，更多地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我國商務部最新標準，即將高新技術分為計算機、通訊技術、電子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材料技術、其他技術10類，2005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183.7億美元，出口依存度應為10%，比傳統方法計算的18%明顯要低。這就是說，我國事實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低得多，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高得多。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高，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技術要素。這種競爭力格局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惡化了貿易條件，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使我國貿易發展面臨著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低層次競爭局面。（三）服務貿易依存度低于貨物貿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出口額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18.7億美元和24.8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744億美元和838億美元。但與貨物貿易比，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很低。定義服務貿易依存度為一國服務貿易額與該國服務業產出的比重。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僅為20%。同時，由于服務貿易包含的范圍極廣，需要進一步細分。2005年服務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及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的集中在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三類，其他九類出口依存度都很低。這說明我國服務業出口以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為主，知識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如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廣告宣傳、金融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出口比重極低。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運輸、保險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項目上，2006年此三項逆差占服務貿易總逆差的323%。
一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決定于該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猛，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對象，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日益成為決定一國貿易競爭力的主要指標。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低下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貿易依存度較高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加工貿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別定義加工貿易依存度和一般貿易依存度為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及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貿易依存度，詳見表2。
由表2可見，目前我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貿易形成的。加工貿易成為我國的主要貿易方式，這符合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目標。但對我國來說，即便出口產品已從傳統的紡織品轉為機械、電子等制成品，企業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核心技術，大多數企業承接的加工貿易仍屬勞動密集型產品，從加工貿易中獲利的主要也還是勞動力報酬。
從現實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格局已發生了所謂的“貿易順差國際轉移”現象，即貿易順差大、依存度高，在貿易過程中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下。據計算，我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5%-20%之間，拉動GDP增長在1.5%-2%之間。不僅如此，高貿易依存度還為他國利用，成為西方國家向我國施加貿易壓力的籌碼。
（五）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市場依存度較高
目前，與我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有220多個，但我國進出口市場集中于少數國家。定義某市場依存度為一國對其某一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額與該國GDP的比重。從出口來說，2007年我國對歐洲、美國、日本、東盟、韓國的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60%，對以上國家（地區）的市場依存度分別為7.6%、7.2%、3.2%、2.9%、1.7%。再從進口來說，2007年我國從日本、歐盟、東盟、韓國、美國的進口占總進口的73.6%，對以上國家（地區）的進口市場依存度分別為5.3%、3.9%、3.1%、2.9%、2.7%?？梢?，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高度依賴直接導致出口企業間惡性競爭，相互殺價，不僅限制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極易在主要貿易伙伴國內部形成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環境。
結論與政策建議
從商品結構依存度、貿易方式依存度、進出口市場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國的貿易依存度結構不平衡，這種不平衡不僅容易引起貿易摩擦，使我國面臨巨大的出口壓力，而且對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因此，必須調整貿易依存度結構。
盡管有關我國貿易依存度高低的爭論不絕于耳，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什么樣的貿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僅從量上考察貿易依存度，而應進一步分析貿易依存度的結構。
我國貿易依存度結構的特點
貿易依存度是指一國對外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趨勢，特別是2000年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1990年我國貿易依存度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達到61%，2007年則接近70%。不斷上升的貿易依存度反映了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貿易結構看，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點：
（一）對重要產品的進口依存度較高
入世后，我國進口商品結構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原材料、中間產品、能源及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增長較快，尤其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我國進口依存度高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據趙瑾2005年對我國各種戰略性資源進口依存度的測算，2003年，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進口依存度分別是35%、36%、47%；鎳、天然橡膠的依存度則高達55%以上。2007年我國鐵礦砂及其精礦的進口額達到337.88億美元，與2003年相比增長596%；原油進口額達到797.73億美元，增長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級產品，如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等進口額增長均超過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如我國一般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為52.87%，中檔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0%，大型和高精度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幾乎是100%。再如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14.1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億美元，增幅達96%。
能源、礦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戰略物資進口依存度過高，易使一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業壟斷地位的出口商對資源進行控制或出口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對產品出口設置障礙，則會給我國帶來潛在的風險。同時，由于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一旦大量進口，就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將惡化我國的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較高
盡管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有了改善，但從總體上說，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要出口產品。定義某類產品出口依存度為該類產品的出口額與GDP的比重。按傳統SITC分類，將0、6、8類產品歸為勞動密集型產品，1、2、3、4類產品歸為資源密集型產品，5、7類產品歸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得到這三類產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別是17%、1%、20%。需要說明的是，從表面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不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美國普查局將高技術產品分為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電子電機、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術、武器、核技術10類。顯然，據此標準，第5類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第7類機械及運輸設備在目前技術水平條件下，更多地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我國商務部最新標準，即將高新技術分為計算機、通訊技術、電子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材料技術、其他技術10類，2005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183.7億美元，出口依存度應為10%，比傳統方法計算的18%明顯要低。這就是說，我國事實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低得多，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高得多。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高，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技術要素。這種競爭力格局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惡化了貿易條件，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使我國貿易發展面臨著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低層次競爭局面。（三）服務貿易依存度低于貨物貿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出口額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18.7億美元和24.8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744億美元和838億美元。但與貨物貿易比，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很低。定義服務貿易依存度為一國服務貿易額與該國服務業產出的比重。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僅為20%。同時，由于服務貿易包含的范圍極廣，需要進一步細分。2005年服務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及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的集中在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三類，其他九類出口依存度都很低。這說明我國服務業出口以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為主，知識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如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廣告宣傳、金融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出口比重極低。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運輸、保險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項目上，2006年此三項逆差占服務貿易總逆差的323%。
一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決定于該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猛，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對象，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日益成為決定一國貿易競爭力的主要指標。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低下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貿易依存度較高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加工貿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別定義加工貿易依存度和一般貿易依存度為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及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貿易依存度，詳見表2。
由表2可見，目前我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貿易形成的。加工貿易成為我國的主要貿易方式，這符合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目標。但對我國來說，即便出口產品已從傳統的紡織品轉為機械、電子等制成品，企業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核心技術，大多數企業承接的加工貿易仍屬勞動密集型產品，從加工貿易中獲利的主要也還是勞動力報酬。
從現實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格局已發生了所謂的“貿易順差國際轉移”現象，即貿易順差大、依存度高，在貿易過程中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下。據計算，我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5%-20%之間，拉動GDP增長在1.5%-2%之間。不僅如此，高貿易依存度還為他國利用，成為西方國家向我國施加貿易壓力的籌碼。
（五）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市場依存度較高
目前，與我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有220多個，但我國進出口市場集中于少數國家。定義某市場依存度為一國對其某一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額與該國GDP的比重。從出口來說，2007年我國對歐洲、美國、日本、東盟、韓國的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60%，對以上國家（地區）的市場依存度分別為7.6%、7.2%、3.2%、2.9%、1.7%。再從進口來說，2007年我國從日本、歐盟、東盟、韓國、美國的進口占總進口的73.6%，對以上國家（地區）的進口市場依存度分別為5.3%、3.9%、3.1%、2.9%、2.7%?？梢姡覈M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高度依賴直接導致出口企業間惡性競爭，相互殺價，不僅限制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極易在主要貿易伙伴國內部形成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環境。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進口
借助于進口產品來開拓國內市場,引發該產業在國內的發展。當該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規模經濟得到充分利用,生產成本顯著下降時,再利用本國某些生產要素稟賦比較優勢,出口該產品,并通過國際市場的開拓,進一步促進該產業的發展。
2.出口
即使本國的工業生產面向世界市場,并以制成品出口逐步替代過去的初級產品出口,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擴大出口帶動整個工業結構調整。具體做法為:首先在國內開發新產品,形成國內市場,以此促進該產業的發展。當國內市場趨于飽和時,便開拓國外市場,擴大出口。隨著國外市場的形成,進一步出口有關技術和輸出資本。當國外生產能力形成之后,再把這種產品以更低價格打回本國市場,以此促進國內這一產業的收縮,乃至轉向其他新產品的開發。通過這樣一個周而復始的過程,該國的產業結構便不斷發生變動,從而獲得動態比較利益。
3.貿易二元化
一國既需要由出口產業,也需要有不出口的產業,這樣國內產業結構才能均衡發展。同時,一國的出口產業會對不出口的產業產生影響。
綜上,國際貿易能有效調整產業間各種耦合方式,提高產業協調性,強化結構聚合效應。
(二)產業結構影響國際貿易的形式
1.在自由貿易中,產業結構的差異決定了各國貿易機會成本的差異
產業結構的差異,不管是階段性差異還是部門結構差異,都會體現為邊際轉換率的不同。產業結構層次較低的國家,由于其技術層次較低,那么為了換取它所需要的工業品,就不得不動用更多的資源,所喪失的機會成本就會很大。對于產業結構層次較高的國家,由于技術層次高,轉換率高,因而用較少的資源生產工業品就能換取較多資源生產的初級產品,這就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資源的一種變相掠奪,即使貿易條件均衡的情況下,這種掠奪也是存在的。
2.產業結構的階段性差異與國際貿易條件
產業結構的階段性差異是由生產技術體系的差異決定的,是技術層次差異的表現。技術的不斷進步,意味著邊際轉換率的不斷提高,從而改變某些資源的相對稀缺性。邊際轉換率的提高,對于既定的貿易條件,就意味著貿易條件的相對改善,而對于技術停滯或進步緩慢的國家來說,就意昧著它對于技術進步國的貿易條件相對惡化了。
3.產業結構的部門性差異與國際貿易中適應經濟波動的能力
產業結構較完全的國家,其適應經濟波動的能力強于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并且可以通過向它國輸出這種波動來穩定自己的經濟。而產業結構單一的國家由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性使它在適應經濟波動上顯得極其脆弱。
二、我國產業結構與國際貿易的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產業結構總體現狀
我國的產業結構經過長期的調整得到了較大改進,但與世界各國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存在著明顯的缺陷。產值結構突出地表現為總體水平低下,結構嚴重失衡:第一產業嚴重滯后,第二產業過度超前,第三產業發展不足。而且第二產業的超前發展,是建立在大量消耗不可再生性自然資源為代價的。
(二)我國國際貿易的現狀
我國國際貿易實踐中的以進養出當屬于這一類型。以進養出是指利用國外原材料和技術加工生產成品再出口。在國內生產有潛力,國外銷路較好,而在原材料和零部件短缺的條件下開展以進養出業務,可以充分發揮勞動力豐富的優勢,挖掘設備、技術潛力,擴大出口商品生產,形成勞動密集型要素組合方式。
(三)應注意的問題
1.結構開放的負效應
國際貿易有可能在沒有改善國內產業結構甚至導致國內產業結構惡化的情況下也會帶來短期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是以國內資源的大量低效使用為代價的,最終仍會阻礙經濟增長。
2.注意深度開放結構下的國際產業分布與產業轉移。在各國生產要素稟賦差異基礎上的國際分工分業格局,必然是發達國家主要發展尖端產業,中等發達國家主要發展現代產業,而發展中國家主要發展傳統產業。作為發展中國家,一方面,這一產業分布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種完整的產業關聯,然而從每一國家來說,其產業結構則是“殘缺不全”的,有必要提防國民經濟由于國內產業結構“空心化”,造成國民經濟內部機制失控;另一方面,還應注意借助于某種力量(如政府扶植等)發揮潛在要素稟賦優勢的產業潛能。
3.我們應根據世界貿易結構的變化趨勢,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以動態比較利益為著眼點,堅持可持續性、資源效益性和競爭性原則,在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附加值和競爭力的同時,擴大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保持傳統產品競爭優勢的同時,創造新的優勢,促進結構升級。
4.優化資源配置就要發揮資源比較優勢,建立主導產業群,實現經濟規?；?。必須運用財政金融的“整合力”,促進企業廣泛開展分工與協作,使企業從“各自為陣”、“封閉全能型”向“市場牽動型”、“產業拉動型”、“群體聯動型”轉化,推動產業優化組合。
5.應以新興產業的發展帶動整個產業結構的跨越式成長。在國際貿易中,逐漸強化第三產業的開放,發揮我國勞動力和旅游資源豐富的優勢,加強國際間長短期資本的輸出入管理,鼓勵跨國公司的國際經營,大力發展國際服務貿易。
6.把技術化作為發揮后發優勢的戰略目標,促進和帶動其他產業的發展。按傳統的方式建立起的低技術含量的經濟成長方式,會因能源和物資等的匱乏,非但沒有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反而擴大了差距。充分利用信息技術的滲透性和增值性,提高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的生產能力和經濟效益,才能加速產業結構的成長。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一、貿易依存度與對外貿易發展的不平衡
1、我國外貿依存度的現狀：
我國今年的外匯儲備達到7000億美元，如此巨額的外匯儲備自然來自于中國對外貿易的大量順差貿易。由此，我國的對外貿易結構不平衡已初露端倪。大量順差貿易自然引發高發性貿易磨擦。進口影響供給，出口影響需求。需求擴張引發貿易磨擦。
這里引入外貿依存度這個概念。外貿依存度，是指一定時期一個國家或地區對外貿易總額相當于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它是衡量一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一個基本指標，也是反映一國與國際市場聯系程度的標尺。世界各國的平均外貿依存度由1970年的27.9%到1990年升到36.7%，2000年又升到41.7%，直到2003年也才接近45%。而對比我們國家的情況：1970年5.0%，到1990年一躍升為29.8%，2000年又創歷史新高43.8%，2004年已達70%。我國的外貿依存度較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增長過快，而且已明顯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對比日本的外貿依存度，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21%-26%下降到80年代末至20%以下，基本上維持在3個百分點變化范圍內。而且世界范圍內存在一個趨勢，越是經濟發達的大國，外貿依存度變動范圍越小。
進口依存度的提高不僅會對我們國家的相關產業發展造成沖擊，而且在目前經濟過熱的條件下，將進一步增加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
出口依存度結構來看，我國輕工業和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依賴國際市場，不僅容易引發貿易磨擦，增加就業壓力，而且嚴重影響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移。我國的出口市場主要依賴加工貿易的方式，不僅減弱了出口結構升級對國內產業結構升級和技術進步的作用，而且使我國貿易福利水平降低。
2.造成我國外貿依存度增速如此之快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我國的加工貿易所占比重較大，且以制造業為主。第二，我國的對外服務貿易發展程度較低，而且一直處于逆差狀態。單從國內GDP角度來講，美國的第三業占GDP的比重超過75%，而我國的僅為33%左右。第三，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當GDP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速，而對外貿易增速越快則外貿依存度越高。
3.要減小外貿依存度，必須要在對外投資以及擴大內需，擴展國內市場上下功夫。
如果從另一方面來講，我國的對外貿易年均增速在10%左右，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速在7%左右來看，外貿依存度過高也不一定就代表著我國國家經濟安全系數會下降；同樣，也不能說明國家的安全系數會上升。關鍵在于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制定正確的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政策，建立規避外部風險的機制。
二、進出口貿易行業間增長的不平衡
進出口貿易行業間包括貨物貿易發展的不平衡，服務貿易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之間結構的不平衡。當然這其中有地區性的不平衡，也有貿易額方面的不平衡。
廣義的進出口結構是指一國對外貿易額中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所占的比例大小。它是一國進出口貿易處于何種程度的外在表現，即一國國內生產能力的大小。我國在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平衡，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存在嚴重的不均。
1.貨物貿易
2004年，出口貿易中機電產品實現出口貿易額3234億美元，較上年增長4.3%，占出口總額比重54.5%；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貿易額為1665億美元，同比增長50.2%高于出口增幅14.8個百分點，占出口總額比重上升到27.9%。
進口貿易中原油增長34.8%，成品油進口增長34.1%，煤同比增長73%，鐵礦石增長40.5%，棉花增長1.2倍于上年同期，機械設備增長28%，主要作為中間產品的電器及電子產品進口增長36.7%，當然這些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國貨物貿易中的一些結構優化的趨勢，但是仍然存在出口初級產品所占比例過高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依靠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國家，屬于內需拉動型國家。所以能在進口貿易中滿足不斷增長的國內消費市場需求，這也有利于我國在出口貿易中出口占重要地位的勞動密集型相關產品，以達到平衡貿易、緩解貿易壓力、避免及減少貿易擦的目的。然而在進口貿易中卻要不斷考慮到國內市場的消化能力，要注意到對國內相關產業的保護，以及對國內一些重要行業的扶持，引進必要技術，重要的是對技術的吸收及利用。中國出口貿易中也要不斷得到出口結構的升級，商品結構的優化。增加產品的技術含量，以圖實現科技興貿的目的。國內也要不斷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在較高領域中尋找利潤。爭創有優勢的產品，在國際貿易中爭得一席之地。
2.服務貿易
國際服務貿易是指服務提供者從一國境內通過商業現場或自然人現場向消費者供服務并獲得外匯收入的交易過程。
我國服務貿易的現狀，總體處于逆差狀態。這之中僅有少數的行業如旅游、建筑服務、計算機與信息服務處于順差地位，絕大多數行皆處于逆差地位。
首先，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較低。2004年上半年，中國服務貿易額占整個對外貿易總額（含貨物和服務）的10%，較2003年底下降2個百分點。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外資流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等第二產業。據不完全統計，服務產業利用外資約占全國外資流入總額的1/5左右，由于服務領域總體對外開放程度較低，影響了國外先進管理經驗和制度的引進。另外，中國大部分服務領域（如電信、運輸、金融和保險等）主要以國有成份為主，缺少必要的市場競爭，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緩了中國服務產業的發展速度，造成服務貿易和貨物貿易的非均衡發展。
其次，服務貿易發展不平衡，項目和市場過于集中。中國服務貿易收支主要集中在旅游、運輸和其它商業服務，分別占服務貿易總收支的32%、29%和17%，合計占服務貿易總收支的78%。目前，中國服務貿易收支伙伴也主要集中在美國、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從國內地區發展情況看，上海、北京和廣東等地區服務貿易規模較大，而中西部地區服務貿易所占份額極小。服務貿易交易項目和地區分布的不均衡，形成了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總體水平偏低、短期內難以有所突破的格局。同時，由于服務貿易發展的多元化程度不夠，導致中國服務貿易抗沖擊能力較差，易受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影響。
再次，高附加值服務產業落后，制度和技術的創新能力不足。中國服務貿易發展較快的項目集中在旅游、運輸、轉口貿易、經營租賃等勞動密集型或資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項目上，而金融、保險、計算機信息服務、技術咨詢、專有權利和特許、廣告宣傳和電影音像等技術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務項目，受制度、技術、知識和文化等基礎因素的制約，發展速度相對緩慢。
三、不同性質企業進出口貿易額的不平衡
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外資企業的進出口貿易額占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一半以上；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在不斷下降；其它性質企業的規模在擴大。
1.外資持續穩定流入對貿易增長發揮了巨大推動作用。2004年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制造業領域吸收外資的比重仍保持在70%的較高水平。2004年全年外商投資企業出口3386億美元，增長40.9%，占出口總額的比重達57.1%，較上年提高了2.3個百分點；進口3246億美元，增長40%，占進口總額的比重達57.8%，較上年提高1.6個百分點。
2.國有企業出口擺脫了近年來相對低迷的局面，實現了22%的較快增長，增幅同比提高了19.3個百分點；國有企業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到16.6%，同比提高了13.9個百分點。集體私營企業出口增長59.8%，仍然大大高于總體出口增幅。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增長34%，略低于出口總體增幅，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仍然達到56.7%，但同比回落了14.5個百分點。
3.其它性質的企業中民營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熱情進一步高漲。除了全面放開對外貿易經營權的因素外，今年中國政府出臺了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支持非公有制企業開拓國際市場。民營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體制政策環境進一步改善。
四、針對我國對外貿易結構不平衡的建議、措施
一、簡單的文獻綜述
FDI和國際貿易是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流動的兩種不同形式，FDI是資本要素和知識要素等在不同國家之間的直接流動;國際貿易是多種生產要素隱含在物化的產品中，通過商品的流動實現要素的間接流動。 關于FDI和國際貿易的關系，許多學者在這個領域貢獻了大量的筆墨，也奉獻出大量經典文獻。目前部分學者都專注于爭論FDI流出的貿易效應，FDI與貿易出口是替代關系還是促進關系，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Mundell R. A.(1957)發表在AER上的文章修正了H-O理論，放松了H-O理論中要素不可流動的假設，認為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相互替代。
小島清(1987)認為，FDI的母國通過在東道國投資建立生產基地的垂直型投資于貿易有互補關系。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對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之間的相互關系做了進一步的分析，認為商品貿易和要素流動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替代還是互補，取決于貿易和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合作的”還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兩者會相互促進是互補關系，反之，則表現為一種替代關系。
這方面的研究也逐漸由定性分析轉向定量分析，不同學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采集不同的數據得出不同的結論，所以爭論仍在繼續。此外，還有大量的學者傾向于對FDI流入對東道國貿易的影響，Hein(1992)和Lucas(1993)分別對拉美各國以及東南亞各國數據進行分析研究認為，實施促進出口貿易政策的國家明顯更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出口貿易顯著有利于吸引FDI，但是兩者存在時滯。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過對中國利用外資與出口關系的研究得出與Hein同樣的結論。不過，Bayonmi， Lipworth(1995)，Muchielli， Chedor(1999)等人的研究結論得出相反的因果關系，他們認為是FDI的增長導致一國出口規模的增加，先有FDI增長后有出口貿易的繁榮。
二、實證分析
目前，在理論角度上普遍認為，流入東道國的FDI可以促進東道國的貿易出口，改善、提升貿易結構;東道國貿易結構的改善象征著其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加上貿易出口的增加，必然會推動經濟的增長;經濟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吸引FDI的流入。所以，FDI流入、貿易出口結構和GNP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復雜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實證分析過程中，我們不能簡單地進行回歸就草率地得出其相關的結論，而要注意到變量之間的雙向相關關系。 本文著重考察中國FDI流入和貿易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通過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以明確流入的FDI是否有利于國內貿易結構的升級，或者是國內貿易結構的升級是否促進了FDI的流入。在考察這兩者關系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另一個變量，即經濟增長，因為其跟要考察的兩個變量之間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忽略對經濟增長變量的考察，將會導致我們結論的牽強和不準確。
首先，我們采集中國1984—2011年期間的數據。數據包括： GNP、FDI流入額、初級產品出口額、制造品出口額。 構造變量，令Y代表出口貿易結構=制造品出口額/初級產品出口額;X代表FDI的流入金額;Z代表歷年國民生產總值。為了消除變量之間因為數量級的差異而產生的波動，我們以1984年為基期，構造了各變量的指數數據，表1所示。 然后，對變量分別進行單位根檢驗，以檢驗變量是否平穩。運用統計軟件測算結果： 三個變量本身都是非平穩的，不能直接進行回歸分析;對變量進行差分，消除變量的非平穩性，經過二階差分后，在10%的顯著水平下各變量都是平穩的，存在協整關系。
第三，在前面檢驗后的 基礎上，對X， Y， Z三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做Granger檢驗： Granger檢驗結果顯示，在5%的顯著水平下，變量Y是變量X的Granger成因;變量Y是變量Z的Granger成因;變量Z和變量X互為成因，兩者的作用是雙向的。 所以，雖然中國的貿易出口結構與FDI流入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系，但是僅從歷史數據實證分析結果來看，FDI流入對我國貿易出口結構的改善沒有明顯的作用;相反我國貿易出口結構的改善促進了FDI的流入。此外，貿易出口結構的提升促進了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國內經濟增長和FDI的流入存在相互促進的雙向關系。 第四，對變量X和變量Y，以及變量Y和變量Z分別回歸：X=1.06*Y+1.31*X(-1)-0.56*X(-2) (2.56) (6.25)(-2.78) R2=0.97 D.W=1.86 Z=0.55*Y+1.56*Z(-1)-0.86*Z(-2)-55.2 (5.18) (10.69) (-6.30)(-3.64) R2=0.998D.W=1.85
三、結論
通過前面部分的對歷史數據的實證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第一，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會促進FDI的流入，但是FDI對貿易出口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第二，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同樣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但是經濟增長對貿易出口結構的影響也不顯著;第三，FDI的流入會促進經濟的增長，反之，經濟的增長也會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理論上普遍認為FDI流入可以改善貿易出口的結構，但是歷史數據顯示結果卻是恰恰相反。仔細分析一下，所謂貿易結構的改善并非簡單的貿易部門本身出口結構的變化，其背后是整個國民經濟產業結構的變化，正是由于產業結構的變化，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影響到貿易部門出口結構的變化。相對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國內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的影響明顯更為基本和深刻，所以，一個國家貿易結構的改善和升級，在根本上是需要以本國的產業升級為基礎和前提;外部因素，像國外資本的流入對我國貿易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明顯。
貿易出口結構提升對FDI的影響是通過兩個方面進行的：直接作用，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意味著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為國內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條件，為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和行業效應。國外資本看到國內較為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熟的宏觀環境、廉價的勞動力以及廣闊的市場前景，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驅動下，自然有進入中國的動機;間接方面，貿易出口結構的升級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東道國經濟發展對外資的吸收效應已經被學者們深刻討論并證明。所以，貿易出口結構升級可以直接的和間接的通過多種途徑吸引國外FDI的流入。 中國貿易結構的升級與外資流入有顯著的正相關性。其實，本質上是國內產業結構的升級促進了貿易出口結構的變化，同時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在另一個方面，根據歷史數據測算，FDI流入對促進中國貿易結構升級的作用并不明顯。我國貿易結構的升級需要以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為基礎，單純的依賴外資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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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
加工貿易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工業中又以重化工業為主，輕工業被置于次要地位，產業結構失衡。在改革開放時，恰逢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日本和東亞新興國家因為收入的持續增長，工資成本快速上升，勞動密集型生產部門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我國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加工貿易，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迅速增長，帶動了我國輕工業部門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其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很多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將中國作為其生產基地，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90年代后，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層次明顯提高，改變了過去初級產業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加工貿易開始迅速發展。加工貿易產業層次的提升直接帶動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2006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約90%都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完成的。
2我國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作用的實證研究
2.1研究思路
在我國出口產品中，傳統產品增長緩慢，紡織品服裝出口在對外貿易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相比之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相當活躍，由于這兩類產品的出口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說明我國貿易總量的增長與出口產品結構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加工貿易的發展。
從圖1中看到，紡織品服裝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科技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到2006年，兩者的出口總和占總出口的85.74%，已經成為我國主要的出口產品。而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貿易出口，越是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的比重越高。（見表1）
從表1中看出，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和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到2006年分別為87.3%和71.2%，而且這個趨勢在不斷擴大，而紡織品服裝加工貿易出口占紡織品服裝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梢钥闯黾庸べQ易對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作用不可忽視。
2.2模型的建立與數據選取
通過研究上述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在各產品出口中的比重與各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TC）的相關性，來驗證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
貿易競爭指數（TC）定義為：TCij=(Xij-Mij)/(Xij+Mij)
它表示i國j部門的產品的凈出口與該部門進出口總額的比，其中X表示出口，M表示進口，TCij的取值范圍是區間［-1，1］。如果貿易競爭指數大于0，則表示i國j部門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凈出口部門；反之，如果貿易競爭指數小于0，則表示該部門是凈進口部門，具有比較劣勢。
2.3檢驗結果
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加工貿易出口所占比重為解釋變量，以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被解釋變量，驗證加工貿易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推動作用。（見表2）
從上述得出的相關矩陣來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貿易競爭力指數，與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之間存在較大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的不斷上升，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力不斷的增強，可以說目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我國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加工貿易在其中的推動作用，按此思路我們在二者之間建立回歸方程，進一步研究其量化的關系。
選取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X）為解釋變量，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Y）為被解釋變量，運用SPSS軟件計算，根據分析結果建立一元回歸方程如下：
Y=-3.614+0.04X
(-3.954)（3.806）
R［2］=0.617；F=14.483
方程式的擬合優度為R［2］=0.617，F檢驗值為14.483，解釋變量t檢驗值為3.806。其檢驗結果都大于相應得臨界值，說明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X）作為解釋變量是顯著的。其經濟意義說明，從1996年到2006年期間，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會上升0.04。加工貿易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加工貿易的發展為中國成為全球高新技術產品的制造基地提供了可以利用的便捷途徑。
3政策建議
3.1加大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延長國內產業鏈
充分利用和不斷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加快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積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為配套產業的快速增長提供微觀主體。最終帶動中國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延伸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產業鏈條。
3.2引導加工貿易向高技術產業發展
積極利用信息通訊技術改造傳統加工貿易產業，提高傳統加工貿易產業的技術含量，還要努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發展，設立具有標志性的國家級研究開發中心，制定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扶植性政策。同時積極培養相關的知識型、技術型人才。
3.3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發展
我國中西部地區具有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的相對優勢，而且地域遼闊，中國的資源性加工產業也大多數集中在這些地區。引導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而沿海地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從而使得東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區優勢互補。
3.4加強監管
加強海關、質檢、港務等管理部門的協調，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現行加工貿易管理體制，遏制加工貿易走私犯罪活動，適當簡化加工貿易進出口的相關手續，為加工貿易的良性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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