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1: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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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實施現狀
通過對日本18所高校的調查并參考日本平成21年學校特殊教育實施情況調查研究報告書(高校部分數據)獲取分析數據。其中北海道、東北地區及九州、沖繩地區比例最高，其它地區比例相當，所調查82所高校基本覆蓋了日本全境。所調查高校，綜合性大學占52．4%，單科院校占42．7%，其它4．9%。本科生不足500名的學校占到了42%，500～1000名的學校占18%，1000～1500名的學校占17%，1500～2000名的學校占7%，2000～2500名的學校占5%，2500名以上的學校占7%。
2．1日本特殊體育教育基本情況分析
在全校范圍內體育作為必修課的高校占43%，另外作為院系單獨要求作為必修課的學校占6%，還有一類是體育綜合課程必修的占11%。但也有25%的高校將體育課程作為選修課，而不做強制要求。在這些高校中，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體育教學，38%的高校每年會根據學生不同的情況進行不同的處理，也就是說會安排適合他們的、更有針對性的教學方式;28%的高校是按學校多年常規進行統一管理和教學;15%的高校制定了相對細化的特殊教育體系，根據體系的劃分進行區別對待;另外11%的高校則按照普通學生對待，不進行特殊安排。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判定，不同高校判定的方法也不相同。對于特殊群體學生的認定依靠教師主觀判斷的占到了33%，根據校外醫療機關診斷的占21%，依據校醫院進行判定的占17%，其它判定方式占16%。幾乎所有被調查高校都未采用體力測定的方法來進行判定，也就是說主要還是依靠生理上的傷、病、殘進行判定的，對于肥胖等體質較差的學生依舊劃歸到正常學生的范圍。從圖1特殊群體學生殘障分類可知，涉及運動系統方面的人數最多，分別是35%和26%，運動系統原因是特殊群體學生不能參與正常體育教學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設置適合的體育特殊教育課程是面臨的主要問題，其次則是學生的康復和保健。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的情況下，項目選擇其實是比較廣泛的，包括迷你網球、排球、飛碟高爾夫、棋類、瑜珈、冬季運動、輪滑、蹦床、計算機游戲等26個項目。
2．2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模式調查與分析
只有6所學校沒有開設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體育課程，大部分高校都設置了專門體育課程。其中9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對一的教學模式，這無疑是最具有針對性的方式，但也對教學條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還有18所高校則根據學生情況開設了不同的體育課程。23所高校則開設相應課程，讓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上課，其中3所高校另外安排了專業護理人員。另外，有4所高校在原有體育課程教學中，增加助教或專業護理人員幫助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參與正常體育教學。還有17所高校針對特殊群體學生的實際，在他們不能很好完成體育教學的情況下，增加參觀、觀看或調查等教學形式，以加深他們對體育的理解。在選擇第一、第二選項的高校中，有76%的高校是由體育特殊教育的專職教師進行教學;12%的高校由一定比例的專職和兼職老師共同進行教學;8%的高校由兼職老師承擔教學工作;其它情況占4%。
2．3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實施情況調查與分析
調查問卷采用李斯特5級評價量表，表示為:5很符合、4較符合、3一般符合、2不夠符合、1不符合。平均值越接近5，說明所提問題越符合實際情況。反之，越接近1，則越不符合實際情況。日本高校對于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的認可度很高(平均值達到了3．24)，并且能夠根據學生情況進行不同的教學評價，并配置了相關的針對特殊群體學生需求的附屬設施，讓特殊群體學生能在比較良好的氛圍里進行學習(平均值達到了3．32)，而學生對體育課比較積極的態度和興趣。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存在資金短缺、醫療保障不完善、特殊體育教學設施、教具不齊全等問題。全納體育這一教育理念在日本高校已經得到廣泛認同，許多高校將特殊群體學生置于正常體育教育之中，因此，“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上課，教學效果理想”的平均值達到了3．30。同時，“將協助特殊群體學生進行體育學習，作為普通學生體育課程的組成部分”的平均值達到了3．57，充分體現了全納體育教育是對全體學生的教育理念。但在實際教學中也表現出“特殊群體學生的針對性教學具體實施時比較困難”、“滿足特殊群體學生的不同需求比較困難”等矛盾。
3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對我國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改革的啟示
3．1轉變體育特殊教育理念，構建體育特殊教育理論
199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召開包含92個國家及25個國際組織的國際會議，會議的主題是“specialneedseducation”，著重將有障礙孩子的教育作為主要問題進行了討論，旨在推進“Inclusiveeducation”(全納教育)的教育理念，創造沒有“特殊孩子”的社會，最終通過了“薩拉曼卡宣言”。也正是在這次會議后，“Inclusiveeduca-tion”的教育理念對日本傳統特殊教育理論產生了巨大沖擊。越來越多的日本高校開始反思傳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日本許多高校也嘗試將全納教育融入到體育教育之中，現在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一起授課已得到廣泛認同，其意義也已凸顯。針對全納體育教育，在適應性教育(adaptiveed-ucation)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也加大了適應性體育(adaptivesports)的推廣和創新力度，開發即能滿足全納體育教育需要，又能適合特殊學生不同需求的課程體系。2001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根據日本社會特殊教育發展的現狀，又提出用“特別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的理念，為了適應這一變革，日本體育界又進行了相應的改革。正是在不斷順應世界特殊教育理念發展并充分依據本國國情的前提下，日本高校體育特殊教育才能不斷變革、創新和發展。目前，我國體育特殊教育在先進教育理念的引進、推廣和踐行方面，無論是與國內特殊教育的發展而言，還是與國外體育特殊教育的發展而言都相對滯后。如果沒有先進的教育理念作為支撐，沒有完善的教育理論作為指導，就很難發現目前體育特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那么打破舊的桎梏從而進行改革創新也就難以進行。
3．2全面認識全納體育教育
薩拉曼卡宣言指出:克服歧視態度的最有效辦法，是讓普通學校逐步全納化，營造一個寬容的社會氛圍，建設一個全納的社會環境，逐步實現全民教育。全納教育的核心是忠實地把教育看作是個人和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其作為一種教育理念有著重要意義。首先，從社會發展的視角來看，通過一視同仁地為所有學生提供教育，使他們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改變社會對于特殊群體的態度，創造一個公平、公正、包容、沒有歧視的社會;其次，全納教育要求學校制定出適合學生特點的教學方法，讓所有學生各有所用，通過教育在身心兩方面受益。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節省教育、社會資源，讓教育效能最大化。在這種大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學省指出，21世紀的特殊教育應該符合每一位殘障學生的需求。全納體育教育就是針對不同的殘障(身體殘障、智力殘障、身體能力有缺陷等)學生，都有適合其參與的體育項目、器材、場地和規則。而近年來隨著我國對特殊教育越來越重視，教育環境也不斷發展和改善，殘障學生進入大學的比例也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到2007年，達到國家錄取分數線殘疾考生被普通高校錄取比例為95%，有近2萬名殘疾人在普通高校就讀。我們也面臨著殘障學生教育諸多問題，而體育所面臨的問題更加嚴峻。正確地認識全納教育，并最終形成符合中國國情的全納體育教育理念、思想和理論，對于我們正確認識特殊教育，從而進一步認識體育特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全納教育融合了當今對于殘障概念更廣泛的理解。按照全納教育思想，有些學生不能勝任體育教學，我們不能將這個問題歸咎于特殊學生本身，而是應從教育體制、體育教學模式、教學設計、教學方法、師資培訓、硬件等因素考慮我們自身存在的缺陷，為特殊群體學生掃除障礙，滿足他們學習的需求。全納教育自90年代被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研究熱潮，北歐一些國家更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就進行了相關的嘗試，全納體育教育是全納教育的有益補充，我們的體育特殊教育必須抓住機遇，創造條件，跟上世界發展的車輪。
3．3需要構建完整的“體育特殊教學體系”
從對日本高校的調查可以看出，體育特殊教育的開展是單一部門無法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有機系統?？梢哉f，“體育特殊教學體系”主要由學校內部環境、特殊體育教學系統、社會外部環境三部分構成。體育特殊教育不是僅集中于學校，集中于課堂實踐，它包括學校、社會、家庭的協同配合，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響，包括國家政策、教育體制、師資培訓、教育系統及其所服務的社區之間的關系，也包括資金和資源的管理問題。但對目前體育特殊教育面言，迫在眉睫的問題是構建合理地“體育特殊教學系統”，這是全面推行體育特殊教育的基礎和必經途徑?！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的建立就是要力求改變目前體育特殊教育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隔離”的現狀，努力做到教育的“融合”。從而最大程度滿足全體學生的體育教育需求?！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與普通體育教學系統的主要區別應該體現在四個方面:課程統整、差異教學、教學輔助設計和全納設計。“體育特殊教學系統”的構建強調的學習是學生積極參與并理解其實際經驗的過程，也就是說要讓學生學會自己理解并發現事物的本質。主要包括課程目標及課程結構調整。我們從上面的調查可以看出，日本高校體育課程內容的設置是比較豐富的，并能根據普通學生和特殊群體學生的不同需求設置和安排相應的內容，從而保證全體學生的需求。新的教學系統應該融入“全納體育教育”理念，將更加注重雙方學生一種“態度”的培養，即“協作、平等、公正”的態度，把“共同發展”的理念充分體現出來?！绑w育特殊教學系統”的課程結構主要包括人格教育、認知教育、情意教育。差異教學是實現全納體育教育的必然要求，我們即考慮學生的個體差異，但也不能忽視學生的共性，差異教學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正視殘障)，滿足不同學生體育學習的需要，促進每個學生身心最大限度的發展。通過評價差異、教學內容差異、教學方法、手段、方式的差異、教學實施的差異，從而能夠主動適應學生身心動態的變化，做到教育資源的共享，創造公平的教育機會，營造積極的情感氛圍，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并客觀評價學習效果。而要實現差異教學，就離不開相應的教學輔助設計，常規的體育教學很難滿足和適應特殊學生的要求，這就要求在教學實施、教材、教學設施、教具等多方面進行重新設計，做到“因材施教”。
根據對日本體育特殊教育的調查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高校在體育特殊教育中也存在體育教具、教學設施、教材、資金不足等問題，但相比較我們的體育特殊教育，日本在教學輔助的開發、研制上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踐經驗。比如盲人學生專用體育教材、為聽力障礙學生開發的體育多媒體視頻、為特殊學生學習或康復治療而改進或設計的體育教具、為行動不便學生提供網上教學等，特別教室、無障礙設施等在許多高校也作為常規化設施而存在，保障了特殊學生參與各種活動。在這方面國內體育特殊教育基本還是空白。教學輔助設計主要涉及兩個方面:(1)教學輔助技術。主要包括三個部分，計算機網絡和多媒體輔助技術在為特殊學生提供便利學習的同時，增加了獲取知識和技能的途徑;教學輔助器具主要針對特殊學生個體差異，設計出符合他們身體特點的教學器具，比如針對盲人學生設計的帶響聲的乒乓球和特制乒乓球臺，改變體積和重量的排球等等，使他們最大程度參與體育教學;第三部分是教學設施方面，設計更利于特殊學生出行和參與體育活動的場地、輔助器材等。(2)輔助治療技術。體育特殊教學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幫助特殊學生康復或治療，而不僅僅是承擔教學任務。因此在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手段、實施等設計上都要盡可能體現這一點，讓他們能更健康地走出校門，走向社會。全納設計是為了適應全納體育教學所提出的教學構想，目的在于提供一種教學方案，在規定的教學時間和場合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滿足全體學生的體育教學需求，這并非意味著針對全體學生提供單一的教學方案，相反，它強調采用多種方式滿足差異學生的需求。它通過創建適應學習者個體差異的靈活性教學目標、教學策略，教學資源和教學評價提供具有深遠發展空間的藍圖。例如，葡萄牙正在開發一套靈活的全納性課程，來代替原有的、嚴格的、內容過多的課程。這個新課程不是基于課程內容的細節，而是基于三個領域基本能力的發展需要:成為自我管理的學生所需要的能力;正確態度和社會技能的培養;個性發展和對人生質量的探求。根據這三個原則，規定了一個核心課程，在這個框架里，學校可以自由地計劃自己的教學項目，組織教學時間和使用教學方法。
4結論與建議
1)日本高校普遍開設了體育特殊教育課程，從體育師資、教學設施及教學輔助設施、項目選擇上都較充分地考慮到特殊群體學生的需求;全納體育教育已被廣泛接受，并能將全納體育教育的理念運用到體育特殊教育實際，保證了特殊群體學生與普通學生的共同發展。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國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的詩歌《我心雀躍》(MyHeartLeapsUp)中的詩句，意思是“成人應以孩童為師，讓天性永存”。筆者在這里意在強調兒童正處在學習外語的最佳時期和關鍵期，很多語言習得現象只有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才有所體現，兒童的語言習得對全面了解語言習得的過程、解決語言習得中的諸多問題有很多的啟示。換言之，若不關注和研究兒童外語學習的過程而高談闊論語言習得問題，則空口無憑、缺乏證據。為此，下文將主要探討當下基礎英語教育尤其是少兒英語教學中的幾個突出問題: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小學階段開設英語課程的利弊，基礎英語教育中的教材編寫、教學和測評等。關于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學術界眾說紛紜，尚無定論。談及該問題時不可回避的一個理論就是著名的關鍵期假說(CriticalPeriodHypothesis)，關鍵期假說認為從嬰兒出生到青春期(2—13歲)，左右腦半球都參與語言學習，對語言極其敏感，只要有足夠的語言輸入，人們就能毫不費力地學會一門語言，但是錯過了這段時間，伴隨著大腦的側化(lateralization)，人們很難掌握一門語言［6］12－13。盡管關鍵期假說存在不少爭議，但是有一點人們基本上是達成共識的，即從長遠來看，在具備一定條件的前提下，二語學習者的年齡還是越小越好。此外，語音習得方面，Kuhl指出嬰兒剛出生時就具備識別人類不同語言的語音的能力，但是這種能力從出生六個月后開始減退，到一周歲時這種能力基本喪失，兒童只具備識別自己母語語音的能力［7］。鑒于此，目前一般認為，少兒外語學習的最佳起始年齡一般在6—10歲，這時母語已經基本定型，而且語言學習的敏感性還很強?；谏鲜龉沧R，教育部在2001年頒布了《關于積極推進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指導意見》，要求全國各地小學逐步開設英語課程，小學開設英語課程的起始年級一般為三年級。這種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兒學習外語的生理優勢，有助于少兒高效地、輕易地學到地道的英語。然而，我國幅員遼闊，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顯著，全國范圍內開設英語課程存在著一定困難，如師資缺乏、教師自身語言素養不高、教學資源匱乏、語言環境缺乏等。事實上，兒童英語教學在許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為少兒是一張白紙，全憑教師涂抹。在條件不具備的前提下，開設英語課是徒勞無益的，對少兒來說甚至會貽誤終生。由于主觀和客觀的原因，當下基礎英語教育的教材編寫、教學及測評中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首先是“教材”或“教科書”的問題。當下流行的大多數主流小學英語教材內容過于簡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間無必然聯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對話，這其實是大多數教材編纂者按照成人對少兒語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觀臆斷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兒的超強語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語言習得的常識性規律。語言的習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習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間的聯系進而越易習得(當然這里有一個度的問題)。此外，英語國家一些語言學家的做法亦印證了這一點，如英國語言先驅JacquesRoston先生創辦了靈格風英語(Linguaphone)，靈格風英語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論年齡大小，所有的學習者一視同仁，學習的內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實的(authentic)語言素材，不對其簡化加工。錄格風英語效果卓著，享譽世界。此外，“教科書”(textbook)這個詞本身就告訴人們其中的素材應該是以“語篇”或“篇”(text)為主，因為無論是漢語的“篇”還是英語的“text”，它們都要求所選的素材是前后聯系緊密、上下文一氣呵成的具有“語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參照《義務教育英語課程標準》(2011版)提出的語言知識、語言技能、情感態度、學習策略、文化意識等五項課程目標，探討基礎英語教育教學中的一些問題。長期以來，人們強調最多的是其中的語言知識和語言技能兩項，這兩項的問題最為突出，由于篇幅問題，這里僅就語言知識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其他方面的問題日后詳述。就語言知識而言，少兒英語教學首先遇到的便是語音問題，少兒英語學習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確的、嚴格的語音訓練，這對少兒日后的語言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語音訓練必須是正確的，否則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復錯誤，從而貽誤終生。此外，如果教學不當，學生會以錯誤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觀感受，會漸漸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聽錄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語雖有一定的參照意義，但負面影響更為嚴重，對此應高度警惕①。少兒語音教學方面的另一個問題是音標是否要教的問題。少兒在接觸了一段英語之后音標是應該教的，不僅僅要知道每個音標，更重要的是能正確地發音。社會上一部分功利主義者出于商業化的目的倡導英語國家少兒語言學習中的自然拼讀法(即所謂的見詞能讀，過目不忘)，而不學習國際音標，這其實是一種誤導。自然拼讀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語言環境，但對于外語學習者而言這個前提是不具備的。此外，英語學習者到了一定階段自然就能夠見詞能讀，詞的讀音是沒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實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讀法，若沒有一定的語言基礎，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兒英語語法教學中的問題是語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問題。語法規則是對大量語言現象的規定，語法問題其實是一個邏輯問題，比如其中的時態問題其實就是時間概念的問題。對少兒來說，如果不影響理解，便沒有必要講解其中的語法現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齡段出于應試等目的需要專門學習語法，這時也要講究方法，即在透徹分析語法現象的基礎上把握其內在聯系、培養語法意識，而非一味地死記硬背語法規則而不會運用。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首先要注意的是詞匯的三要素的順序應該是音、義、形而非音、形、義，這更加符合少兒的認知習慣。在講授時，不宜過早提出拼寫的要求，不宜過于追求拼寫的準確性。單詞教學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驟:先聽單詞、讀單詞，然后根據圖片或實物說認讀單詞、把單詞與圖片或實物對應起來，最后才進入拼寫的教學。此外，少兒英語詞匯教學還應注意提供豐富的語境，加強學習者對詞匯的感知、理解和記憶。
二、附帶習得與刻意學習
“附帶習得”(incidentalacquisition)這個術語最早見于20世紀初實驗心理學的文獻中。在語言習得領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兒童母語習得中提及這個概念［8］。從詞源的角度來看，“附帶”(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詞根cadere，意為“降落”之意，“附帶”(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時帶來的非主要的收獲”之意。“附帶習得”意即學習者在完成學習任務的同時，無意中獲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識，這是一種隱性的(implic-it)學習行為。與附帶習得相對的便是“刻意學習”(intentionallearning)，即學習者在完成某項學習任務時，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確的學習目標，這是一種顯性的(explicit)學習活動［9］349－381。從本質上講，英語學習的過程是一個語感培養的過程，要以附帶學習為主，同時輔之以適當的刻意學習。適當的刻意學習是必要的，然而當下各個層次和階段的外語教育由于受傳統文化及應試教育的影響，刻意學習方式盛行。如在語音學習中，學習者沿用“音素———語流音變———重音———節奏———語調”的模式，過于分離地、刻意地進行語音訓練，一些語音的韻律特征(如重音、節奏、語調等)學生很難有效掌握。事實上這些方面的習得需要在刻意訓練的基礎上輔之以大量的聽音練習等附帶學習形式，以使學生形成良好的語感。在語法學習中，很多學習者可以自如地應對考試中的語法單項選擇等試題，但實際的語言運用(如英語寫作、漢英翻譯)卻難以盡如人意，連基本的“主謂賓意識”都不具備，不能寫出一個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說進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語表達了。詞匯學習也存在不少誤區。一方面，掌握一個詞并不僅僅是知道其相對應的漢語意思。詞的意義是語境賦予的，離開了語境而孤立地記憶詞義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個詞的漢語意思，使用的時候還是很難激活;另一方面，詞語方面的知識是多維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語義特征、發音、拼寫、詞性、搭配、語義韻(semanticprosody)、類鏈接(colligation)、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識中的語義韻、語用意義、詞頻的直覺等很難通過刻意學習的方式來掌握，必須大量接觸語言，進而去感知詞語的這些豐富內涵。
三、教無定法與“后方法”
近幾十年來，盡管應用語言學界關于教學法的研究不斷地推陳出新，如“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全身反應法、詞匯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際法、認知法、內容依托法、全腦法、全語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語作為外語的中國，各級各類外語教學機構過分強調通過閱讀、學習語法、文學欣賞、改寫(paraphrase)、翻譯等方法學習外語，“語法—翻譯法”等傳統的教學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講單詞、講語法、講課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語教學的主流模式，外語教學“費時低效”的問題依然突出。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人們想當然地以為語言教學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采用什么樣的教法。從上世紀70年代起，人們逐漸意識到外語教學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很難使用某一種或幾種方法解決問題，同時，受西方后現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響，外語教學逐漸進入一個新的時代也就是“后方法時代”，“后方法”與我國傳統上提的“教學有法、教無定法、貴在得法”如出一轍［10］。“后方法”的主倡者K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參數和十條宏觀策略。其中，三大參數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實踐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條宏觀策略包括創造最大學習機會、使師生理念錯位做到最小、注重語言輸入的語境、綜合多種語言技能、激發學生進行直覺探索(例如借助語料庫)、促進教學中的協商互動、促進學習者自主、保持與社會的關聯、提高文化意識、培養語感等十個方面［11］41。庫氏的三大參數與十條宏觀策略為外語教學提供了一個整體框架，具體的外語教學實踐可以在這個框架的指導下有效地開展。當下外語教學中與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參數和策略相違背的一些做法，勢必影響教學效果，如精讀課中的“改寫”(paraphrase)就與宏觀策略中的第一條(創造最大學習機會)相違背。不可否認，“改寫”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誦“改寫”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它僅僅是我們通向“更好的理解”這個“目的地”(destination)過程中“一座臨時的橋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達了彼岸，就應該將其拋在腦后，即對待“改寫”應該持一種“過河拆橋”的理念?！靶屡u”理論認為任何試圖借助“改寫”來鑒賞詩歌的嘗試都會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變原文［12］86。又如過分強調“聽說讀寫譯”分離的做法與第四條(綜合多種語言技能)相違背?？茖W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語言是一個活生生的整體，因此我們需采取“整一論”(holistic)②或“全語言”觀點來把握諸多技能之間的聯系，從而恢復英語的實際面目，促進英語實際運用能力的培養。
四、外語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養
培養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核心目標之一?！疤貭栰场表椖拷M提出的雙維結構模型認為思辨能力包括認知能力與情感特質兩個維度。認知維度又可分解為分析、推理與評價三項核心技能，情感維度包括好奇、自信、開朗、靈活、公正、誠實、謹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語專業學生的思辨能力不強，相對于其他專業學生尤其顯得不足，外語專業要想進一步發展，就必須在學生思辨能力培養方面實現突破，主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外語教育從業者要認真研讀各級英語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在教學目標方面的要求，在教學實踐中不僅注重語音、語法、詞匯、語篇等語言知識層面和聽、說、讀、寫、譯等語言技能層面的目標，更要重視智力、能力、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方面的目標。情感、態度、價值觀等是和知識教育、自我反思、自覺修煉等成人化行為聯系在一起的，要重視這些方面的目標，以重塑外語教育的靈魂，培養有健全人格、全面發展的人，否則，大學的外語教育與培訓班就無兩樣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識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臘，是非常古老的教育傳統，與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謀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訓練，培養博學多才的人，人文、社會、自然三方面的知識缺一不可。哈佛大學的“通識教育”有18門必修的核心課程，范圍廣泛，涉及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方面。當下外語專業學生思辨能力不強，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語教育中忽視了學生人文素養的培養及自然科學思維的訓練。再次，改革現行的教學測評方法和手段，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借鑒西方外語教育中的“一條龍”體系，制定統一的語言能力標準，各類升學考試依據該標準確定的等級提出相應的要求，要減輕學生在語言學習中的應試壓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養;二是重視形成性評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評估為主，終結性評估(summativeassessment)為輔”的測試體系，重視“為了學習”和“作為學習”的測評，通過“形成性評估”來促進學生思辨能力的培養。
體育債券可籌集社會資金，彌補國家財政支出在體育產業投入不足問題。體育債券按照股權形式向未上市體育經營企業管理與運作進行投資，這有利于產權明晰，加強出資人的有限責任，建立有效內部機制，促進體育企業向現代產業化發展。美國從1998年之后，體育證券市場活躍起來，占據總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體育公司當中，有5家公司是美國的，通過多年發展，美國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已較為完善。因體育債券市場是一種非完全的競爭市場，競爭交易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存在投機行為，而金融創新又層出不窮，一旦出現危機，受損失的是債券企業與投資者，很可能引發債券市場巨大的震動，這時投資者會因體育債券市場投資信息不足，逐漸遠離體育債券市場，體育債券市場出現疲軟問題，從而對整個社會的體育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在體育股票市場，存在已上市與擬上市體育企業的股票投資，體育企業一旦上市就會獲得很大利潤空間，收益為倍數概率，上市體育股票投資介入風險大，是高風險中的高收益。我國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體育企業，其平均營業收入的復合增長率是32．23％，凈利潤的復合增長率是39．24％，可以說，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是高風險中伴隨著高收益。
2．支持政策產品范圍
國內外體育產業的金融產品有體育債券與股票兩種形式，在體育股票市場存在一系列股票發行的限制條件，發行人應是股份有限責任企業，發行股票前要連續3年盈利，發起人所認購人民幣要在3千萬元以上等，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準許進入。我國的體育企業通過股票融資獲得發展資金是有效途徑，體育產業是我國新興朝陽產業，并吸引很多投資者目光。1996年我國第1家體育產業股份公司－北方五環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發行股票。1998年中體產業在上海上市，當年募集資金有2．5億元，隨后又募集2．6億，被認為是體育產業中風險投資開始的標志。緊接著青島雙星、北京雷諾與體育李寧等公司上市，盡管有些投資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實力更強的投資者進來了，為融資成本降低帶來了良好時機。有一些國際體育的風險投資企業也逐漸進入中國市場，像IDG、日本軟庫與高盛集團等，在2005年，我國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資金已有56億多元，2009年我國包括探路者在內的28家體育證券在深圳上市，標志著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形成。美國的體育產業經濟貢獻率為11％以上，而我國體育產業的貢獻率僅有0．7％左右，這表明我國在體育產業方面還具有很大發展空間。我國體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數，而西班牙的足球俱樂部當中，就有60％以上為上市企業。體育債券是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金融創新方法，成為體育產業投資的新工具。與資產證券、股權融資、一般融資方式比較，體育債券與它們存在本質區別，體育債券是個系統的復雜工程，包括服務人、發起人、投資銀行、投資者與資產管理者等，同時還應有完善規范制度環境，如稅收制度、信用評級、財會制度與金融擔保等。發展體育債券市場，可有效增強體育產業的融資能力，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二、國外體育產業發展現狀
1．風險投資發展
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已有幾十年發展歷程。尤其是美國，體育產業的資金支持多數來自風險投資，僅體育證券與體育股票融資額在2010年已占據體育產業融資結構總比例的30．26％以上。美國的冠軍娛樂、西班牙的巴薩羅納、皇家馬德里以及英國曼聯集團等，均是在體育產業風險投資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從證券市場籌集資金情況來看，二級市場中的體育股票影響越來越大，美國的二級證券市場，主營體育產品及其有關產業資本所占據的總市值為8％以上。通過國外體育產業發展調查可知，股份俱樂部資產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體育產業發展。英超聯盟所屬的西漢姆俱樂部，1964年股票發行為4000股，資產總值為125700英鎊，總收入是64683英鎊，通過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總資產已在3239萬英鎊以上，總收入也在2401萬英鎊以上，該俱樂部上市之后，資產上漲了257倍，總收入上漲了145倍左右。風險投資已成為體育產業發展有力資金支持，并為體育行業發展提供可靠運作平臺，從而推動體育產業可持續發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稅收優惠政策。這項政策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體育產業較為發達國家，為降低其投資風險，加大體育產業投資發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稅的優惠政策。美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施了稅制改革，對體育產業的投資稅收政策也給予了調整，減少了體育產業投資稅率，在1978年美國資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體育產業投資額中的60％不征稅，剩余40％為減半征稅，有效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改制后的投資額比原來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體育法中規定，稅法一般規定之外，股份體育的上市公司和職業體育活動存在法律合同關系，企業為發展體育活動支出就應該考慮減稅。德國的體育俱樂部也實施了稅收優惠，德國稅法規定體育上市企業利潤額在7500馬克時，可免收納稅，體育俱樂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資金的流轉額在6000馬克以下的，體育產業上市企業可將應納稅的流轉金額中的7％當作預留稅金。這些稅收政策出臺，有利改善了體育產業的外部環境，運用這一措施促進了體育產業的投資市場發展。第二，人才培養政策。在體育產業的投資者與科技創業者一起努力下，所發展來的體育科技的創業家為體育新技術發明者與創新者，而奉獻投資者為資本運作者與組織者。一些國家政府為促進體育產業發展，對于人才培養都很重視。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興體與科學立國戰略，其中，科技興體中的“體”就是指體育事業發展。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實施了2000年教育戰略，實施了2000年教育目標法，主要強調增加職工培訓與民眾教育水平確保經濟增長，美國體育產業的投資家成長是在政府政策鼓勵下成長起來的，再將新技術與新思路轉為產品的時候，產生了大量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專家，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家的成長可有效推動了體育產業發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為加強體育產業風險投資發展，一些國家政府擴展了體育產業融資渠道，并制定了與體育產業投資相適應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25個州成立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基金，有效促進了就業，刺激了體育經濟發展。有限合伙政策是體育產業投資較為適合的組織方式，有限合伙為2個以上依法設立，并擁有多個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資額為限承擔責任，否定了合伙人無限的連帶責任，而這些有限合伙人多為免稅實體，有效擴展了體育產業的融資渠道。在體育產業的投資運作中，主要包括投資項目規則、協議簽訂、投資輔導與資本退出等階段，而投資退出機制是體育產業投資關鍵，很多國家對體育產業的退出機制非常重視，在1983年法國建立了風險投資二級市場，美國為促進其體育事業發展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其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建立相應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從而有效解決了體育產業融資風險問題。
“體育”一詞產生于西方的工業社會。中世紀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為體育的產生奠定了思想基礎。以科學－理性主義為核心的工業革命催生了現代體育。體育自身形成體系并成為人類社會生活的獨立領域。我國的體育要遠晚于西方體育。最初是一些西方傳教士將體育帶入中國。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學制才第1次將體育列為學校教育的一門科目。由于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中體西用”的工具理性，我們對西方體育的引進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現形式，而對于其文化淵源以及哲學根基卻較少涉及。這也為后來的中國體育的發展定了調子，埋下了隱患。體育是社會文化現象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反思體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將體育置于整個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展開了一場盛況空前的“人文精神問題”大討論。不少學者針對我國人文學科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道德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滿懷著深沉的憂患意識，鮮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機”或“人文精神失落”問題，熱切地呼喚人文精神的“回歸”，“重建”與“高揚”。人文精神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滲透于社會的方方面面，體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轉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體育更為淋漓盡致地反映著社會的變革。中國體育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可以說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中國體育從解放前的“強國強種”“保家衛國”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奧運爭光”，它一直作為實現其他文化形態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沒有回歸體育的文化本位。面對2008年北京奧運會以及后工業時代的到來，中國體育自身的社會功能必將發生改變，它將從生產到生活、從群體到個體、從工具到玩具。它將以美統真善，用美實現對人生命意義的終極關懷，推動體育事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作者：耿傳輝 單位：吉林大學學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國金融危機與金融倫理缺失
在這場危機中首當其沖的投資銀行更是面臨著整個業務全面萎縮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業的影響，美國和歐洲的股市紛紛發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連續跌破歷史紀錄。金融機構與股市的糟糕表現對實體經濟也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從事汽車、建筑、房地產等行業的企業紛紛出現大規模的虧損與破產，其他各行業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響。如今，美國的次貸危機、歐洲的債務危機已經從單純的債券市場危機演變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很多國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響，經濟陷入衰退。各國開始聯合行動，試圖找到解決危機的辦法，但是到今日，這些行動和方法還是乏善可陳，沒有對危機的緩解起到決定性作用，金融機構的風險依然巨大，投資者的信心依然在冰點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樣繁多的歐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濫用？是什么讓無數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著巨大的風險去持續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額利潤？是什么使得本應該堅不可摧的法律與規則在這場危機面前變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許有很多，但其中長久以來有一個被人們忽視的問題就是金融倫理的缺失。從金融倫理的視角分析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說在金融服務行業、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倫理缺失問題。（一）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作為金融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和金融市場委托——關系中的人，金融服務行業的金融倫理問題將直接影響到投資者的利益和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性。由于金融服務是以一種合同關系提供給客戶的，大多數的倫理難題都與公司對客人的義務有關。在這種客戶與服務提供者的關系中，有些做法與實踐顯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則具有相當的爭議性，并且每種做法與時間都有一個灰色區域。在這個灰色區域內，可接受行為與不可接受行為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而正是這些模糊的灰色區域，成為金融市場中最危險的地帶，并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原因。在金融市場上，金融服務行業可能出現的違反金融倫理的行為有很多，具體來說，有以下幾種：虛假與誤導性聲明；欺詐；隱瞞相關重要信息；炒單；不進行合適性推薦與風險公布。這幾種行為違背了金融市場對于金融服務行業基本金融倫理的要求。而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主要的金融機構都或多或少地出現了上述一種或多種違反金融倫理要求的行為，并最終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3］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產生的導火索是次級抵押貸款市場的崩潰。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程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美國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的假設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達到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次級債危機就產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來，美國的住房市場出現低迷，新開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銷售量開始下降，房價也開始走低，住宅市場的周期波動不僅影響著美國經濟，也給銀行和金融業帶來不小的沖擊，其中，次級債危機成了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的導火索。［4］商業銀行作為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者，在貸款發放之時并沒有充分考慮到次級抵押貸款可能存在的風險，也沒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資者說明這種風險的存在。商業銀行為了盡可能地提高利潤與收入，完全沒有按照委托——關系中的要求保護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將委托人的資產置于巨大的風險之下。這種風險在不久之后隨著以投資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金融創新的不斷進行，各種基于次級抵押貸款的新型債券的發放與銷售，使這種風險迅速傳至美國的信貸市場。近年來美國旺盛的信貸需求使金融機構的整體風險意識普遍淡化，為提高收益而忽視操作風險的傾向在業務擴張中亦不斷強化。違約事件集中暴露后，許多金融機構陷入了不良資產激增、抵押品贖回權喪失率上升和資金周轉緊張的困境，加之對美國經濟增長預期放緩，一些金融機構提前催收可疑貸款的措施進一步增加了違約事件的發生。信貸資產質量問題的暴露又很快傳導至資本市場。在上面整個過程中，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險公司的各個金融機構都對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負有金融倫理層面的責任。這些金融機構違背了自己在委托——關系中的義務，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況下將委托人的資產大規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風險的次級抵押債券及其衍生品市場之中試圖賺取高額利潤，而當最終信用泡沫破裂時，委托人的資產均受到了巨大的損失。在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險公司，作為為金融市場中可能存在的違約現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機構，美國的保險公司為了獲得高額的利潤不顧投保人的利益，將大量的保險金投入到次級貸款及其衍生產品的市場，通過為這些產品提供擔保來獲取利潤。而當危機爆發，借款人無力償還時，巨額的保險賠償直接導致了大量保險公司的破產和投保人利益的損失。以美國最大的保險服務提供者美國國際集團(AIG)為例，據AIG2007年底的數據，在CDS產品上，AIG擔保的總金額高達5273億美元。也就是說，在最差的情況下，這是AIG要賠付的最高金額。除了AIG的金融產品部門“販賣保險”以外，AIG的人壽保險部門還同時購買了大量的MBS(房貸證券化)產品和CMBS(商業房產按揭貸款證券化)產品。據AIG2007年年底數據，整個2867億的投資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計算，AIG人壽保險在這兩塊資產上的風險敞口也達到近890億美元。如此巨大的風險敞口已經將曾經的保險業巨頭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產的邊緣。［5］（二）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倫理問題在這場由次級抵押貸款引發的金融危機中，金融創新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由次級抵押貸款所衍生出來的各種債券的爆炸性的運用最終導致了資本泡沫的形成。所謂金融創新是指變革現有金融體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標是獲取現在無法取得的高額利潤。金融創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來實現，目的是為了提高金融運營效率，其手段是通過銀行運用貨幣乘數效應和金融市場效應，加大對實體經濟的貨幣供給，加快財富的積累速度。在這個過程中，宏觀上是金融組織、金融制度的創新，微觀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創新，根本目的是節約資本量的使用，加快資本的周轉，實現風險的緩釋、對沖和轉移。這個過程是通過使用金融杠桿、金融產品來實現金融市場間風險的轉移。但金融杠桿若被隨意、過快放大，且風險的轉移和傳遞得不到有效監管，就極易導致金融泛濫，這正是此次金融危機的導火索。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過程中，同樣要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首先，從委托——關系的角度來說，作為委托——關系中的人的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創新、創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時應當充分考慮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創新帶來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為委托人帶來過高的風險，這種衍生產品的運作方式與風險情況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會因這種衍生產品的廣泛運用而受到損害，這些都應當是金融服務行業所考慮的內容。而在這場金融危機中，這樣的考量顯然被金融機構所忽視了。具有較高風險的次級抵押貸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違約掉期合約(CDS)、住宅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及相應的保險服務等各種金融產品不斷地被設計出來并投放于市場之上。這樣的行為本身已經違反了金融倫理對人義務的要求。從另一個層面上來說，這種不負責任的過度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產品的開發也導致了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增加和不穩定性的提高，對公共利益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風險功能也有放大風險作用，極具兩面性。華爾街投行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度創新，事實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場的風險和波動。次級抵押貸款、CDS、MBS等一個又一個衍生產品以追求高利潤為目的被創造出來，這種過度的創新與形式上的復雜化，導致了金融衍生品與實體經濟嚴重脫離，使得整個金融市場結構變得脆弱不堪。盡管如此，把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作為這次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未免太過苛責。真正應該為金融危機負責任的，是開發和買賣這些衍生產品的人，他們違背了金融市場中金融倫理對他們的要求，過度追求短期內的高額利潤，而忽略了這種行為可能對委托人和整個市場帶來的影響。因此，在加強對金融創新與金融衍生品監管的同時，也應當重視金融倫理在金融市場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機構監督與干預的金融倫理問題政府機構作為金融市場上法律與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在這場金融危機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政府機構在金融市場上的參與主要分兩個層面，其中政府監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場制度設置，引導市場發展方向，規范市場行為，實現市場健康發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矯正市場失靈與調控市場發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監督外，政府干預是政府介入市場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場出現系統性風險隱患或金融危機時，政府對政府監管失效或監管失敗進行的補救行為，即通過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場由非常規運行回復到正常有序的發展狀態。作為金融市場的成員之一，政府機構同樣也受到金融倫理的制約，這種制約主要體現在危機爆發前的監管與危機爆發后的干預兩個方面。［6］在政府對金融市場進行監督的過程中所面臨的最重要的金融倫理問題就是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效率與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場上金融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作為規則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慮的問題。如何平衡兩者的關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點，并依據此制定出相應的法律與法規是政府的重要職責。在這次金融危機中，正是美國政府以及相關的機構偏離了金融倫理的要求，過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場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導致了衍生品市場上監管的缺失。政府監管的缺失導致了金融市場信息失真，市場參與者行為失范與市場運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壞了金融市場的運行機制，抑制與削弱了市場機制的活力和作用。這些都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與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政府立刻開始積極地介入金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所使用的主要干預手段有兩種，一是修正相關的法律與法規，重建金融市場的秩序；二是對在這場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打擊的金融機構給予救助。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機構依然面臨許多金融倫理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則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由于此次金融危機的波及范圍非常廣，受到影響的行業除了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行業外，許多實體經濟行業如建筑業、房地產業和汽車業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盡管美國政府拿出數千億美元對金融機構進行救助，但是對于大量處于破產邊緣的金融機構來說仍然遠遠不夠。而每一家金融機構都代表了眾多投資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難免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問題。事實上，在政府救助的過程中，更多考慮的是獲得救助的金融機構對于整個金融市場和國家經濟的作用，這也是為什么美國政府屢次斥巨資救助美國國際集團的原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在進行救助時不得不以公平性為代價，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來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穩定，從而使金融危機得到緩解。
美國金融危機的啟示
目前，對于這場金融危機爆發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術層面，如次級貸款的泛濫和貸款標準的惡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過度發展和缺乏監管；信用評級機構缺乏內在約束機制，將大量按揭貸款資產評為AAA級，誤導投資者；金融機構杠桿比例過高；金融機構資產和債務期嚴重錯配(以短期債務來發放長期貸款和購買長期資產)；金融機構過度擴張；華爾街盈利模式存在問題等等。而這些技術層面的弊端，其實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內在缺陷的結果。制度層面的原因主要有四個：（1）所謂“華盛頓共識”導致許多國家不顧本國需要和監管能力，實施金融開放和資本流動自由化，導致短期債務急劇增加和國際投機資金到處沖擊各國金融體系，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國首創的股權激勵機制導致企業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價；（3）美聯儲2002-2003年的錯誤貨幣政策（連續降息）直接導致信用泡沫和資產價格泡沫、埋下了禍根；（4）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體制和浮動匯率體系，這個霸權貨幣體系的本質是讓全世界為美國的錯誤買單。［7］金融倫理的缺失是這次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服務行業人士對于委托——關系中人義務的違背、以追逐高利潤為目的的金融衍生產品的濫用對于金融市場公平性的破壞、金融市場上普遍的金融倫理問題導致信用鏈條的斷裂、政府監管過程中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成為金融危機出現和發展的原因。而從更深層的方面來看，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金融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所蘊含的金融倫理問題——不公平性，才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盡管在較短的時間內，重建國際金融制度和貨幣體系并不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但是對于金融倫理的忽略卻必須得到所有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重視。無論是從整個市場層面，還是以金融服務行業作為整體，抑或是作為個體的金融人士來說，金融倫理都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對于金融市場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政府及其相關機構來說，無論是政府監督還是政府干預，金融倫理都應當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內容。當前，美國金融危機未見緩解，歐債危機已經越過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國之勢，整個歐元區面臨著解體的考驗，而金融領域的危機已開始向實體經濟傳導，這場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也是長久而深重的。中國金融業當務之急應重視并大力加強金融倫理建設，全面提升金融業核心競爭力。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識碼]A [論文編號]1009-8097(2012)05-0010-07
計算機支持的協作學習(CSCL)雖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卻已經發展成為教育技術學與學習科學重要的分支領域。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國外CSCL研究領域理論演進的路徑是什么?目前研究的前沿問題有哪些?研究的熱點問題又有哪些?本文借助知識可視化理論與方法，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以期為國內教育技術研究者更全面地把握CSCL提供參考。一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在知識可視化研究領域，圖書情報學科將信息可視化技術與科學計量學有機結合起來，成為當今知識可視化研究的重要分支。這方面國際上公認走在最前沿的是美國德雷克塞爾大學陳超美教授。本研究采用陳超美開發的知識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ce II，應用其繪制CSCL知識圖譜，提取關鍵節點文獻，并運用其“突現詞”探測與“主題詞”聚類功能分析國外CSCL研究前沿與熱點問題。
學術期刊與國際會議論文可以視為研究領域主要的知識載體。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WOS)數據庫(包括：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為數據源，以“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OR“CSCL”為主題進行檢索，學科范圍限定在“EDUCATION&EDUCATIONAL RESEARCH”、“PSYCHOLOGY”、“COMPUTER SCIENCE”等相關學科，檢索時間為“所有年份”，共命中以CSCL為主題的804條來源文獻，18978條有效引文數據。來源文獻包括：作者、標題、來源出版物、摘要、參考文獻字段。
將上述數據導入Citespaee，并進行相關參數設置。在WOS數據庫中檢索到最早的CSCL論文為1991年，所以在Citespace分析中，我們設置“Time Slicing”為“1991-2010”，時間分區為“2”年一個分區。在語詞來源“Term Source”選擇“Title”、“Abstract”、“Descriptors”和“Identifiers”。在節點類型“Node Types”中選擇“Cited Reference”，三個值引文數量(c)、共被引頻次(CC)、共被引系數(CCV)分別設定為(2．3．15)、(3．3．20)、(513．20)。二 CSCL理論的演進
“共引網絡圖譜中的關鍵節點是圖譜中連接兩個以上不同聚類，且中心度和被引頻次相對較高的節點。這些節點可能成為網絡中由一個時段向另一個時段過渡的關鍵點?！痹贑itespace分析中，一般以“中心度”來作為節點在網絡圖譜中連接作用大小的度量。在文獻共引網絡譜圖中，中心度大的節點文獻往往被視為具有在領域知識發展過程中起到知識“拐點”作用的關鍵文獻。通過梳理分析某知識領域的關鍵節點文獻的演進，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代表該知識領域核心理論的演進路線。
Citespace可以顯示聚類視圖(Cluster-View)和時區視圖(Time-Zone View)兩種不同的視圖方式。時區視圖可以顯示出共引網絡中節點隨時間變化的結構關系。依照上述設置，運行Citespace，繪制出CSCL研究領域文獻共引網絡圖譜的時區視圖(圖1)，提取出中心度大于0.1的7篇關鍵節點文獻(表1)。
綜合圖1與表1，按時間順序我們可以梳理CSCL理論進的路徑，大致可以分為三階段。
醞釀期(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情境學習、社會共享認知等理論的提出為CSCL的醞釀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在發達國家村鎮規劃中，判斷可持續發展有2個不同的角度：一個是以生態為中心；一個是以人為中心的?！吧鷳B中心論”以環境可承受和環境得以改善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如決定人口和經濟增長的限度：“人本論”以滿足當前人的需要但不損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為前提來判斷可持續發展。兩個不同的立足點的差異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態中心論”的尺度是區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論”的尺度是地方的，一個村、一個鎮和一個城市。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時大都采取“人本論”的立場。
英國的《21世紀地方發展綱要》從4個方面考慮可持續發展的村鎮規劃設計：
（1）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采取生態學的方式去考察社區，重新研究社區與它的背景的關系，如自然景觀、生態系統、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應盡可能強化地方社區的獨立的和綜合的功能。一個地方對汽車的依賴會產生環境污染、交通設施使用不平等、過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問題，因此，避免地方社區的區域功能衰退，減少對汽車的依賴，是用可持續發展的方式去規劃設計社區的重要內容。
（3）在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與空間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維護地方的社會資本等基本準則。
（4）調動各方面積極參與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設計，使每個人都能負起盡可能減少對生態系統干擾的責任。
按照這些準則設計的社區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適當的住宅、工作機會、當地生產的農產品、穩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齡和收入的人們形成一個和諧的社區；人們在那里生活、工作、參與各類社區活動；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為了工作而長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認為他們自己屬于那里。這些描述可以歸納為6大設計原則：
（1）獨立性：無論從技術上、社會上還是環境上講，村鎮居民的日常需要應盡可能在當地得到滿足。例如，居民在村鎮里能夠得到就業或得到基本的社會服務，減少出行，從而減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2）混合性：在設計上給村鎮里不同的社會階層、經濟收入、年齡特征的人們以選擇的機會，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務和開放空間等，盡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適宜步行等基本設計手法。
（3）地方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順其自然，如地理環境、自然景觀、水系、生態系統、小氣候的條件，不僅增加了每個社區的個性，也保護了環境。
（4）綜合性：充分考慮人們在地方社區內的各種各樣的空間聯系，如公共場所使用的多樣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開放性：村鎮規劃與設計應盡可能對未來開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變更，住宅的擴大，基礎設施的增容，多功能的開放空間。
（6）自我管理：村鎮規劃的決策應放到盡可
二、村鎮規劃建設要注意鄉村的特點
（1）非農業使用的土地疊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開放空間上；
（2）人的尺度與鄉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鄉村空間基本保存著原有自然地理形態和多樣性的相互聯系；
（4）土地和空間的非農業化會對生態循環鏈發生影響；
（5）開放空間與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間布局上存在特殊規律；
（6）村鎮居民的資源供應能力和廢物吸收能力是確定的；
（7）農用地的保護與對農用地調整的生態約
（8）居民點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規劃并不涉及這8大特征，而村鎮規劃設計如果忽略它們，后果就是失去農業生產空間，失去自然的開放空間，失去良性的生態循環鏈，失去村鎮居民點的各種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對套用城市規劃的方式、去指導村鎮規劃，并不意味著拒絕采用城市規劃的技術和手段。相反，它僅僅意味著在規劃村鎮居住區的形體時應用城市規劃和設計手段，同時，還必須再加上對鄉村自然開放空間、鄉村自然尺度、鄉村自然地理形態及其聯系、鄉村生態循環鏈、鄉村生活與生產的混合等因素的考慮。
三、按照鄉村發展趨勢合理規劃村鎮布局
1.都市區和非都市區不同地區鄉村的變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區的鄉村（郊區）與一般農業地區的人口變動會有不同趨勢，鄉村居民點的生命力也會有不同情況。美國有都市區和非都市區的統計定義。都市區（也譯為“大城市統計區”），由5萬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響下的城市和鄉村組成。在80~90年代，美國有268個都市區，人口1.98億人，占總人口78％，面積占15％。在都市區中，郊區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區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鄉村。鄉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屬于城市區的居民點。非都市區的村鎮，1980年有2443個，1992年有2304個。鎮有多種形式，比如農業鎮、工業鎮、礦業鎮、退休人員鎮、官員鎮等。
在法國，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業和城市人口聚集區（ZPIU，類似于中國所謂城鄉結合部地區）內的鄉村人口，以及部分邊遠鄉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趨勢；也有1／3的村鎮人口在減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爾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區，一直存在著荒蕪化、人口外流和老齡化。
Dalton對“高管繼任”和“企業績效”之間關聯性進行論證，結果發現：在績效水平較低的企業中，高管變更發生的概率較大，此結果也說明了企業績效對企業高管變更決策有重要影響。此外，Laker從委托-理論視角出發，認為企業與高管之間是委托關系，但是由于兩者之間信息不對稱，人（高管）的經營行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業）需要投入監督成本來防止高管的“偷懶”行為，或者將高管的利益與企業利益掛鉤來規避高管的負向產出行為。如企業一般以企業經營績效的水平來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將高管利益與企業績效之間掛鉤。
1.2 公司治理結構與高管繼任
1.2.1 股權結構與高管繼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數據為樣本進行研究，結果顯示：企業股權結構中大股東持股比例與高管繼任之間關系并不是顯著，而筆者認為這種關系的不顯著主要與樣本量相關。當高管占有企業大部分股權時，高管變更或繼任的概率較低。此后，Volpin和Denis兩位學者都以不同國家的數據為基礎進行了相關研究，結果也表明了“高管繼任的概率，與其對業績敏感性，以及與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間存在一種負相關關系”①。
1.2.2 董事會結構與高管繼任
Jensen認為董事會規模越大，董事會中董事發生“道德風險”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問題也會增多，例如董事會決策的“搭便車”問題，決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為大股東，董事會決策也可能會成為高管自身決策，董事會的權限會由高管掌握，并且成為一種“象征”性的擺設，也就不可能有效監督高管的行為。對此，Fama認為企業決策效率還跟董事會中外部董事比重有關，外部董事由于不會與企業內部經理人之間存在“合謀”的可能性，在決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們更加關注企業高管在經理人市場中聲譽，更加關注高管對企業股票價格上升的貢獻。
1.2.3 市場環境、控制權市場與高管繼任
Defond使用了美國上市公司數據，研究發現不同企業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差異導致高管繼任頻率和模式的差異，越是在競爭程度的高企業中，高管繼任發生頻率越高，因為企業關注并不僅僅是關注企業績效提升，也關注與其他企業績效之間差距，一旦這種差距超出了預期，企業可能就會選擇能力更強的高管來替代現任高管（與“替罪羊”假說觀點一致）。Manne認為通過這種方式，企業獲得的“公司控制權”可以帶來意外的收益，可以為新企業注入優質管理隊伍而獲得收益，也可以為股東分配新的股權，并可以為母企的管理效率帶來提升。Conyan認為高管的年齡與企業的高管繼任決策之間存在關聯性，年齡越長，高管越有權力影響董事會決策，則強制繼任的概率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繼任模式的相關研究
2.1 高管繼任模式
高管繼任來源是指當企業需要解聘現任高管時考慮的替代者是來自企業內部，還是選擇外部（或者同一個產業領域，還是不同產業領域）等。Shen（2002）②認為企業選擇高管繼任者有三種渠道：一是企業內部類似崗位繼任者；二是企業內部崗位下屬崗位；三是外部繼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繼任、非既定高管繼任和外部繼任三種。
2.2 高管繼任來源影響因素
2.2.1 經營業績
企業什么情況下最容易發生高管變更呢？很多學者的研究證實了當企業經營績效處于困境時，他們極易實施高管繼任決策。當處于績效困境的企業現任高管來自企業內部時，董事會則更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者，因為可以帶來企業戰略的變化，帶來更多的創新之舉④。當企業經營業績達不到董事會預期時（如董事會對未來績效提升有更高的預期），董事會考慮實施高管繼任政策。由于內部繼任者往往與現任高管之間存在著種種顯性或隱形聯系，內部繼任之后的績效提升空間也較小。所以選擇外部高管成為董事會的最優選擇，外部繼任者可以帶來變革，企業績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僅如此，股東們的收益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經營績效，一旦績效水平下降，他們會懷疑現任高管的能力，也會對高管所帶領的團隊有所懷疑⑤，并且認為內部繼任者也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因為內部繼任者往往來自現任高管團隊），這些都表示了企業選擇外部候選人來繼任高管的概率較大⑥。
2.2.2 企業規模
Furtado就認為企業在內部培養一個高管繼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產品市場規模的支持。當企業經營規?；蛉藛T規模下降時，企業負擔各種形式的成本壓力會增大，此時從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內部培養，繼而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外部繼任。Dalton對此也表示贊同，他認為與規模較大的企業相比，規模較小的企業一般都是選擇外部人來繼任現任高管的，因為這種繼任成本遠遠低于內部培養繼任。
2.2.3 董事會工作經歷
對此，Helmich認為石油企業中董事會成員數量與企業高管繼任模式相關，且與外部繼任高管數量及其在總數中比例有直接關聯⑦。Borkhovich則將董事會中董事分為內部董事和外部董事兩種，認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業的外部高管繼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隨著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繼任的結果產出研究
3.1 結果之一：戰略調整或變革
戰略是現代企業持續生存的關鍵，經營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職責主要是制定和執行與企業特征相匹配的戰略，讓企業在競爭中受益。一旦企業陷入困境，董事們會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經營，期望他們能夠調整或變革現有的發展戰略來以提升企業績效。一般情況下，高管繼任后企業的經營戰略會發生調整或變革，或為銷售戰略、財務戰略和生產戰略等，此類調整或變革會直接帶來組織架構調整，讓企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模式⑨。Miller對內部繼任和外部繼任兩種模式進行研究，發現外部繼任更能夠給企業帶來變化，尤其是戰略的變化更為明顯。
3.2 結果之二：高管團隊晉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夠通過他一人體現，一般情況下，他的各種經營和管理是由他所帶領的團隊共同來實現的。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往往伴隨著大量的高管隊伍的升級或被替代。這種替代在外部繼任事件上更為明顯，因為內部繼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換。一旦企業選擇外部繼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團隊可能會發生三種形式的變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團隊中對新戰略有“反對之意”的個體或群體，組建凝聚力高的新團隊；二是用新的戰略來俘獲原有高管團隊的成員，讓他們盡心投入到新戰略的執行過程中；三是從外部引入新成員組建新的高管團隊⑩。
3.3 結果之三：績效改進
學術界關于繼任高管對企業績效是否有改進之處觀點也存在差異，不同學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傮w來說有三種：“改進論”、“消極論”和“平行論”。Helimich支持第一種觀點，他認為“企業的高管繼任事件是對原績效一種改進，繼任之后的企業股票市場表現較好，經營績效得到明顯改善”。所以，當企業績效處于較低狀態時，通過高管變更來提升績效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數企業采用。與第一種觀點相比，“消極論”則認為企業進行高管繼任是對企業現有運作體制一種打擊，每一次的繼任可能會導致企業績效的下降，例如組織架構和人員的調整等都會帶來企業經營市場上低狀態表現。
注釋：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1．調查對象與研究方法
1.1 調查對象：國內外優秀女子七項全能運動員。
2.2 研究方法
（1）文獻資料法 查閱國外的有關文獻資料和1981年以來我國有關女子全能項目的論文。
（2）歸納推理法 運用歸納推理與研究，探索女子全能運動的發展趨勢和培養全能運動員的方法與途徑。
（3）比較研究法 引用一些學者對過內外著名運動員各項成績差異的有關研究結果，進行比較分析與探討。
2．調查結果與分析
2.1 總體成績不穩定
我國女子七項全能大體經歷了從初期到發展，從發展提高到出現低谷，再從低谷狀態又開始回升的這樣一個”馬鞍型”的變化周期。自80年代女子七項全能引入我國以來，運動員的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80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過女子全能水平一直保持較好勢頭，先后8人打破亞洲女子全能運動紀錄和全國紀錄，有多名運動員總分達6000千分以上，在亞洲處于領先位置。1987年在第二屆世界田徑錦標賽上，我過女子全能選手朱玉清躋身前八名，這標志著我國女子全能項目的發展進入世界先進前列，并在1993年達到最高點，但此后我國女子全能水平開始出現下滑，特別是1995～1999年，我國選手在世界大賽中表現平平，達到或超過6000分的選手廖廖無幾，這種低谷狀態一直持續著，直到2001年第九屆全運會和2000年的第十四亞運會才有數人超6000分以上體育論文，在這兩屆運動會的比賽中，眾多女子七項全能運動員的表現使人又看到了希望。
2.2 我國優秀運動員的強弱項變化不均等
從表1988~1999年的各個不同時期比賽的情況來看（見表），1993年以前我國運動員的各項成績與世界水平相比差距較大，主要表現在跳高，跳遠，標槍和800m 這四個項目上。而1993年以后，我國運動員標槍這一弱項的成績已超過了世界水平，跳高也相對由弱變強。所以，這個時期的弱項主要是跳遠，200m 和800m。到了1996年，強、弱項的情況又有新的變化，投擲項目成為明顯的弱項站。目前，速度節奏性的項目仍然是我國女子全能選手得分較高的項目，但與世界水平比較，其成績不高.我國女子全能運動員強弱項目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個運動員本身的不同特點所致，另一方面則是在培養和訓練運動員方面尚有不足。
表1 1988～1999年各階段中外女子全能優秀選手各單項得分差值表
時間/年
100m欄
跳高
鉛球
200m
跳遠
標槍
800m
1988~1991
-42
-141.5*
--41
-53
-233*
-149*
-153*
1992~1995
-21
-66.96
-39.8
-79.5*
-78.657
7
-79.94*
1996~`1999
-107
-106.48
-136.48*
-111
學校體育作為一種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的體育形式，具有很多的優勢，如：有專門的體育場館、體育器材，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體育教師等。充分利用學校體育場館資源，完善體育場館的管理制度，對體育場館進行有償性對外開放，不但可以解決教職工的福利問題。而且還可以解決體育場館自身的維護費用。當今，國家把教育當作頭等大事來抓，為了改善教學環境和設備，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使學校的體育場館條件不斷改善，如果這些規范的場館、良好的設備僅僅用于體育教學，那么它們的利用率就太低，是對資源的浪費，優良的體育設施應服務于全體民眾，這樣才能真正體現出它們的價值。
一、國內外關于社區和學校體育場館設施的研究
(一)國外社區和學校體育場館設施的研究
日本三好喬教授編著的《現代社區體育論》一書對社區體育的定義、構成要素等進行了研究，認為社區體育是指：居民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為了加強相互間的聯系和作用，產生和鞏固社區感情而利用那里的生活環境和設施進行的體育活動過程和結果的總稱。為了提高學校體育設施的使用率，為市民提供參加體育活動的便利條件，日本政府要求，公立學校的體育設施在晚上和節假日向公眾開放。美國的家長普遍關心體育，每到節假日經常自愿到體育中心當義務工。日本在1976年頒布了推進學校體育設施開放的法令，現有97.7％的學校體育設施對外開放，很好地解決了社會體育對體育場館的需求和供給不足的矛盾。法國在《體育法》中明文規定“所有學校體育設施，應充分利用，向各類使用者開放?！痹谟?973年興建的巴克州美地安娜中學不僅將餐廳、運動場向大眾開放，甚至將大量教室開放，形成數理、科學、戲劇、語言等若干中心，方便附近居民學習。英國政府1982年制定的“社區使用計劃”的首要目標是：盡可能開放教育機構的體育設施，要求在學生放假或放學回家后，必須向社區開放，最大限度地使用體育設施。美國1927年就有32個州通過法律規定“社區可使用學校的建筑作為社區中心”。為了開展社區體育活動，政府與校方聯合制定了計劃，使學校設施盡可能多地向社區居民開放。
(二)國內社區和學校體育場館設施的研究
1 國內社區體育的發展及研究
我國社區體育研究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主要經歷了基礎理論研究、應用性研究，管理和發展性研究三個階段。第一，社區體育基礎理論研究階段(1990―1995)。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江蘇省體育科學學會體育社會學分會為代表的學術團體。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中科院的社會學研究所為首的中國城市發展模式研究社區體育作為城市文化與戰略措施成為研究對象，從而揭開了社會體育研究的序幕，但真正獨立地對社區體育開展研究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1990年我國學者編著的第一本《體育社會學》專著問世。1991年國家體委在天津召開了“全國部分社區體育工作研討會”其主要內容是對社區體育概念做討論。1993年11月舉辦首屆全國職工體育論文報告會，征集了7篇有關社區體育方面的論文，此后社區體育研究數量呈逐年上升趨勢，1994年6月中國社會學體育社會學專業委員會在福州正式成立。1995年《體育法》和《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出臺，對社區體育性質、功能的研究有所加強。1996年底的首屆全國體育工作會議，將社區體育作為發展和體育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推動了我國社區體育研究發展。1997年體育社會學開始納入國家社科專項研究，是體育界眾多學術組織中的第1個。1998年，盧元鎮的《體育的社會文化審視》、呂樹庭等人的《體育社會測量方法》出版。2000年12月第六屆體育科學大會上群眾體育專題報告會上，有關社區體育的論文占50％，從而形成社區體育的研究熱潮。第二，應用性研究階段。主要包括社區體育管理，居民需求研究等。此外，研究多結合現狀調查和對策研究，為社區體育政策提供了大量參考依據。20世紀90年代以后，它與體育管理學、體育哲學、體育文化學等學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頻繁，尤其與體育經濟學相結合來討論中國體育社會現象更是一個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來從事其他領域研究的學者轉而研究體育社會學，還常常帶有原來學科的痕跡，跨學科研究的現象也十分突出。第三，管理和發展性研究階段。隨著我國社區體育基礎理論研究的成熟及在社區體育中的應用，社區體育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變化，人們從事體育活動的熱情不斷增長促進了社區的管理問題的研究。與此同時，我國現有的經濟水平的制約，體育場地設施的缺乏與人民日益高漲的健身熱情的矛盾，使我們不得不尋找解決社區體育設施的最佳的發展方向。
2 國內學校體育場館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有關資料顯示，中國體育場館設施分布情況如下；體育系統的場地占有量僅為全部場地的2.34％，而學校系統的占有量為67.17％，工礦、鐵路、其他企事業單位的占有量為16.5％，而中國有70.76％的城鄉居民還是在自家庭院、公路、街道、住宅空地、場院等非正規體育場所鍛煉身體。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群眾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鍛煉身體的迫切需求與體育場地不足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如果能合理地開發學校資源，特別是高校體育場館設施對社會開放，將會有利緩解這一供需矛盾，更加有利于全民健身計劃的實施。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學校的這些場地設施除平時教學訓練使用之外，周末和假期基本閑置，即使是平時上課期間，有些學校的場地設施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白耀東在《體育預測學》中指出，我國未來體育將是學校體育、社會體育相互交融互為依存。當終身體育成為現實時，學校、家庭、社會，體育融為一體互為開放，為人們創造更為有利的體育條件，社會體育將依靠學校體育師資、場地、器材來發展，學校體育設施全天向人們開放，形成與社會體育設施共有、共用、相互開放，相百補充的局面。
二、社區體育與學校體育的現實狀況
(一)社區體育的現實狀況
盡管我國基層社區體育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其管理系統尚未形成一個能夠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協調有序、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從而推動整個系統運轉的運行機制。隨著各類基層社區體育組織的發展，標志著社區體育管理自主化程度的提高和組織基礎的初步形成。雖然舊的“單位制”基層社區體育管理模式已打破，而新型的體制尚未得以確立，
使得各類基層社區體育組織的管理權限不甚明確，管理職能難以協調，管理手段不甚合理，特別是缺乏橫向聯系與合作，尚不具備獨立運作的能力，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發展的無序性。致使其在場地、經費、管理人員、指導者和較大規?；顒拥慕M織上，不得不依賴于政府體育行政部門的幫助與支持。在調查中發現社區的管理者基本就沒有和學校領導者進行過接觸，缺乏溝通聯系，導致彼此之間的獨立發展。
(二)學校體育的現實狀況
在調查中發現，學校擁有體育館的數量比例很少，擁有的場館設施的數量比較多。特別是在調查中發現每個學校都有田徑場和籃球場，而且大多數的學校的田徑場地又多是塑膠為主。而位居城市居民體育活動之首的是散步、跑步，這為學校場地的開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學校體育具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和物質基礎資源，是社區體育開展活動、培訓、輔導最為理想的依托。
學校體育場館設施養護資金的來源，大多數都是國家撥款而且數量有限，根本不足以維持設施養護的最低支出。有些場館由于年久失修，許多功能已基本喪失，國有資產被閑置、浪費現象較為嚴重，因此又必須走“以館養館，以場養場”的道路。合理利用學校體育場館設施資源對社會有償開放，并把收入款項再投入體育場館設施養護中，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也會有效緩解資金來源困難的局面。
三、結語
(一)學校體育場館設施具備補充周邊社區體育的有利條件
關于夢想
“一位登不上賽場的殘疾人對我說，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實現?！?/p>
孫丕平所說的這位運動員名叫向清要。在殘疾人射擊領域并沒有他的名次，但是他始終有一個體育夢。曾經是是部隊神的他因為見義勇為而被飛馳的卡車截去下半截身子。人們總想，這個人能活下去就已經不容易了，而向清要心里想的，是去實現一個夢想――他要參加殘疾人射擊隊，他要參加北京殘奧會。有一天，人們驚異地看到這個半截身子的漢子重新像部隊戰士一樣，手上綁著磚，拿著一把玩具槍去練習瞄準。向清要說，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實現。
人生并不總是如意，向清要的成績并沒有讓他登上2008年北京殘奧會的賽場。但是他還是那句話――“我有一個夢想，我要去實現?！?/p>
體育夢，人生夢，皆為了一個證明。
奧運賽場上，人們不斷用身體的極限去挑戰一個個數字，殘疾人體育賽場上運動員留下每一滴汗水與淚水卻是更加的沉重。牙買加選手博爾特創造百米跑世界紀錄9秒69，在第七屆全國殘疾人運動會上，天津的腦癱女運動員張磊跑完 100米卻用了 2分43秒67。她在百米跑道上跌倒了又爬起來，跑幾步又跌倒，卻一直堅持到了百米的終點。伴隨她跌跌撞撞奔跑的，是全場數萬人經久不息的雷鳴般的掌聲。當記者問她為什么非要這么艱難地堅持跑完一百米時，她沒有豪言壯語，只是平靜地回答：“因為我是運動員。”
每個人都有夢，當張磊為了夢想而登上賽場，我們怎么能夠以失敗者來稱謂這最后一名選手呢？向清要、張磊不是賽場上的勝利者，也不是失敗者，他們是眾多追尋夢想的殘疾人中的一個。張磊用頑強與毅力抵達了終點，向清要還在為跨進賽場而努力，人們記住的該是什么呢？是成績？是精神？是感動？
每個人記住的不同，但是相同的一點是：是否殘疾并不應該影響拾起夢想――追夢的人，終會到達終點。
關于殘酷
“國內一位著名的射擊運動員對我說，殘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叫做掙扎?！?/p>
“殘疾人體育很殘酷”，這是殘奧專家孫丕平一直在糾正的一個錯誤觀點，他從1991年就開始講解殘疾人體育的美與價值，一直講到了2008年，17年前，也正是孫丕平第一次親身接觸到殘疾人體育的時間。當時正在籌備第六屆北京遠南運動會，這是中國第一次籌辦國際性的殘疾人體育賽事，也成為了殘疾人體育運動被社會廣泛關注的一個契機。一時間，關于“殘疾人殘疾體育賽事是否殘酷”的質疑成為了社會上爭論的話題?！爱敃r，一位著名的射擊運動員對我說，殘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那叫做掙扎。我想，如果連專業運動員都這么看，普通人對殘疾人體育的誤解更會大于了解了。”現代殘疾人體育運動起源于二戰后為傷殘士兵舉辦的運動會。它是伴隨著戰火和硝煙誕生的，是對于殘酷的戰爭帶給人們傷害的一種補償。“殘疾人練習書法不殘酷，外出經商不殘酷，為什么練習體育就殘酷了呢？”如果僅僅看到殘肢的無力，忽略掉殘疾人也有進行體育運動的能力與權利，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如果說殘酷，那一定不是體育本身帶來的。
天津有一位著名的盲人游泳運動員名叫楊博尊，他的人生經歷是命運開的一次殘酷玩笑。曾經是天津中考狀元的他身高1.86米，外表英俊，彈得一手好吉他，有一個漂亮聰明的女友為伴。當似乎所有的好運都給予了這個小伙子時，僅僅一次厄運便將他擊倒了――他因急性青光眼突然間失去了光明。那是一天的早上，當他再次醒來便墮入了一片黑暗。不甘、恐懼、掙扎還是詛咒，無論你以什么心態對待命運，命運依舊還是命運。楊博尊的女友說，雖然你看不見了，我要做你的眼睛，繼續和你一起生活。楊博尊不同意，他知道，他們人生已是岔路，他們不再是同路人，便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分手。有一天，楊博尊接到了電話，說她出車禍了，當趕到醫院的時候，她對他說：“咱們這次算是扯平了吧?！睏畈┳鹂蘖?，淚水中依舊是一片漆黑，他依舊看不到女友的摸樣，盡管這已是她生命中最后一刻。淚水無法阻擋一個生命的消逝，他的女友永遠走了，命運再次給了楊博尊重重的一拳。
人生還要繼續，但自己還能做什么呢？當悲傷無以復加，當前方似乎無路可走，體育給了他一個方向，一段新的人生之路從他躍入泳池的那一刻便開始了。全盲的他缺少平衡與方向感，碰壁、撞線，一次次泳池的水線將他的身體劃破，但這又算得了什么？在刻苦的訓練下他用超人的成績來證明自己的人生。當金牌掛在他的身上，他笑了，過去無法抹掉，但可以選擇開始；命運無法左右，人生卻可把握。
殘疾人體育殘酷嗎？當你的人生真的處在某一種境地的時候，你會發現，體育恰恰能夠給“殘酷”以救贖。
關于寬容
不能說維納斯因為殘缺而變得美，但她并沒有因為殘缺而變得不美。
在采訪孫丕平的會議室里，一整面墻上都掛著殘疾人運動員的攝影圖片，激情勃發者有之，駐目凝神者有之，這些瞬間并沒有讓人覺得殘疾是阻礙傳達“美”的障礙。孫丕平說：“比如斷臂維納斯，多少人試圖為她安上臂膀，都會破壞原來的美感。美是一種習慣，一種認可。如果原來看到的是完整維納斯，那么現在的斷臂維納斯也不會被廣泛接受的，這是一個角度問題?！痹谌粘Ｉ钪校捎诜N種原因人們不會經常地看到殘疾人，一旦殘疾人運動會出現，種種獵奇的眼光便會出現，人們首先看的不是比賽，不是韻味，而是觸目驚心于殘肢，這又怎么會出現美感呢？當然，這也是一種直覺反映，造成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的，國外對于殘疾人的寬容度就要好很多，而這種寬容也體現著社會文明的進程。
試著將心態脫離開獵奇，將視線離開殘肢，殘疾人體育會將獨特的美感與感動，傳達到你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