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1: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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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另外，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造，這種創造不僅表現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發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展規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現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展的影響。
二、當前中國家庭養老面臨的困難
目前，隨著中國“少子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中國的年輕人口正迅速下降，家庭養老的困難正日漸明顯，而與此不相適應的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老年人也要求生活質量不斷提高。因此，目前老年人的養老，不僅關系到老年人的生活問題，還有發展問題，即老年人不僅需要有良好的物質生活，還需要有豐富的精神生活。有報導稱，淘寶網最近出現了一個“看望父母”的服務，店主接到的訂單，代替子女去家中看望老人，替老人干家務、聊天、讀報等。這樣一則消息讓人很是震撼：家庭養老確已不再僅是經濟上的給予、物質上的保障，它還確確實實需要心靈上的撫慰。
三、國外發達國家對養老問題的做法老年人的養老問題
不僅我國存在，在世界各國也都存在。出于對發達國家的盲從，有些學者提出我們可以在養老問題上向發達國家看齊，將養老問題全面社會化。對有些學者的這一提法，作者不敢茍同，其實，對于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一些發達國家也在逐漸將社會化養老回歸到家中養老上來。
（一）韓國的養老模式韓國經濟在近30年的發展較為突出，不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而且韓國的社會結構、家庭結構也有了極大的變化。但唯一不變的是韓國仍與以往一樣，在“孝道”觀念的影響下，仍然主張家庭養老。為了更好地讓國民貫徹這一養老模式，韓國政府在各種場合都宣揚家庭照顧老人的重要性及孝順老人的儒家文化價值觀，并堅持“家庭照顧第一，公共照顧第二”的社會政策。為了將這一政策真正落實到位，韓國政府對家庭養老的國民給予各種優惠：如對在家庭贍養老人的子女可以減免其部分收入稅并提供家庭津貼；在接受遺產時，可對有家庭贍養老人的國民減免部分遺產稅……通過這些政策，政府希望有更多的家庭愿意承擔在家庭贍養老人的義務，從而使韓國能夠保持家庭贍養老人的傳統。
（二）日本的養老模式日本也是一個典型的東亞國家，其經濟也十分發達。在強大經濟能力的支撐下，日本在二戰后的很長一段時間，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是由社會提供、國家支撐的福利機構保障。但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意識到，老年人的家庭養老還需回歸家庭。因為調查發現，在福利機構度過晚年的老年人常因見不到自己的子女、親人而心情憂郁、悶悶不樂，長此以往，對身體非常不利；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因，住在福利院中的老人雖可在看護良好的條件下生活，卻不能消除他們緊張不安的感覺，因此，其因心情郁結而死亡的人數要大大超過居家養老的老人。為此，日本在2000年4月1日提出了要“由全社會支撐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口號，并實施護理保險制度。所謂護理保險制度是指一種新型的老年人社會保障制度，其內容包括福利、醫療、保健的綜合配套服務，實現形式主要有兩個方面：即設施服務和居家服務。而居家服務的宗旨就是在減輕家庭負擔的情況下，讓老年人在家里接受各種所需的服務，以此來增強老年人的幸福指數。
（三）新加坡的養老模式對于老年人的養老問題，新加坡一直就主張家庭養老。為此，新加坡將“忠孝仁愛禮義廉恥”作為“治國之綱”。孝道可以穩固家庭，可以使社會繁榮。前總理李光耀曾說，“我們須不惜一切代價，要盡可能避免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被谶@一目的，新加坡于1994年頒布了《奉養父母法》，這一法律是世界上第一個為“贍養父母”所立的法。在這一基礎上，1995年11月，新加坡又在其所頒布的《贍養父母法》中規定：成年子女需資助貧困的年邁父母，如其拒絕，父母可以向法院，法院調查情況屬實，將判處該子女1年有期徒刑或罰款1萬新加坡元。在分配政府廉租房時，對三代同堂的家庭給予價格上的優惠和優先安排。在這一系列制度安排下，新加坡國民很多人愿意在家贍養老年人。
四、我國如何應對家庭養老問題
（一）完善相關的家庭養老制度雖然我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中明確規定老年人養老應以家庭養老為基礎，但卻缺乏相配套的激勵機制與懲罰措施，僅是一紙條文。面對需要贍養四個老人的年青夫婦來說，事實上毫無意義。面對自己的父母，大多數年青夫婦雖有贍養的意愿，“無奈在各種經濟壓力、住房壓力的現實面前，只能無奈選擇將年老的父母留居別處，與自己分居?！睂θ找嫱伙@的老年人養老問題，我國政府是否可有限度地學一下韓國、日本、新加坡的作法，使年青的夫婦有能力在自己家中贍養自己的父母。
（二）將家庭養老多元化我國正處于養老模式的轉型期，單純依靠家庭、政府、社會養老似乎都不太現實，因此，必須根據我國的現實情況，真正做好老年人的養老工作。作為一個禮儀之邦，我國長期以來一直實行家庭養老，現在雖然由于經濟的發展，家庭成員的結構發生了變化，但我們可根據這一情況，將家庭養老進行泛化。即不是簡單地將與老人同住在一起稱之為家庭養老，對于與老年人居住的并不太遠，可以經常照顧到的情況也應歸于家庭養老。因為家庭養老的目的，無非就是使老人在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時，精神上也可以得到慰藉。而這一點對于與老年人居住相對較近的子女來說，客觀上相對容易實現。因此，我們可以將家庭養老泛化一些，在這一理念下，再看我的國的家庭養老問題就會發現，我國的家庭養老從形式上仍然保持著傳統家庭養老的格局，但在內涵上體現了從傳統模式向現代模式的轉變。
（三）社區協同家庭養老現在，不管在農村還是在城市，都有自己的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都有自己的社區管理機構。而在每個社區，總有一些熱心公益的志愿者。對于我國目前家庭養老實際存在的一些困難，各社區可以以社區的名義，組織這些志愿者，對需要幫助的老年人在居家養老有困難時進行一些必要的幫助。這樣，既實現了老年人家庭養老的愿望，又為在家庭養老中確實有困難的家庭解決了實際困難。此外，社區還可針對這部分老年人，開展一些形式多樣的服務：如可在社區辦一些活動室，組織家庭養老的老年人參加這些文化、體育、教育活動，使其精神上得到慰藉；對生活基本能自理但又需要一定照料的中高齡老人，可采取日間護理；低齡健康老人在自愿、量力的前提下，也可參與到照顧中高齡老人的活動中……家庭養老通過社區的協助，一方面確保了老年人在自己家中居家養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社區在一些項目中按保本微利原則增加一些收入，從而安置一批下崗職工就業?？梢哉f，社區協同養老是一件一舉兩得的善事。
2．高一、高二階段的教學應突出化學的社會性
化學教育的社會化，能提高學生學習化學的興趣，為化學教育專業化作好精神準備。還能讓大多數學生掌握一定的化學知識，認識生活中的化學現象。開展化學社會性教育，可產生積極的誘導因素，使學生喜歡化學，這是學好化學的先導，也是化學專業思想穩定的必經之路。3．結合筆者所在校大多學生來自農村這一具體實際，開展化學教學工作。
(1)結合教材講授化學史結合教材內容概括介紹我國造紙、制火藥、瓷器的燒制;石油、煤的最早使用;侯氏制堿法的貢獻;結晶牛胰島素的人工合成……。介紹拉瓦錫對“燃素”的否定、道爾頓原子科學的假說、凱庫勒苯環結構的夢得、門捷列夫元素周期律提出，以及居里夫婦釙、鐳元素的先后發現……。介紹化學及其應用的新成就和發展趨勢。這不僅提高學生學習興趣，還能陶冶學生的愛國之情，培養學生的進取精神，激發學生頑強刻苦和奮發向上。
(2)聯系生產和生活實際進行教學遵循化學教育社會化，應使未來公民掌握有應用價值的知識這一宗旨，加強化學教學同工農業生產相聯系，應成為中學化學教學的方向。例如:
①貴州紅壤、黃壤多，土壤呈微酸性(pH多在5～6之間)，且土壤粘性重、缺腐殖質、團粒結構較差、不利于農作物生長。因此，土壤改良時，應施以石灰和增加有機肥的使用等。
②肥料的合理使用。貴州農村大都有糞尿拌灰或把潮解的硝銨埋在草木灰里的習慣，為改變這一狀況，必須結合化學知識，讓學生了解銨態氮肥(如NH4NO3、NH4HCO3)及酰胺類肥料［如CO(NH2)2］等遇堿(草木灰中含有堿性鹽類K2CO3等)都會反應放出氨氣，從而使氮肥肥效降低?？傊?，在化學教學活動中，應結合教材適當對學生進行環境化學、農業化學、醫藥衛生化學、生活用品中的化學等方面知識的教育。這樣，不但能鞏固學生的化學知識，還能培養學生嚴謹的工作精神。使學生明確化學科學對升學、科研生產、生活、工作的所有領域都能發揮巨大作用。
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在我國的社會轉型過程中，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各個民族之間、地區之間的文化聯系和交流日益增多。文化與經濟、政治相互交融。與科技的結合也日益緊密，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來越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尺度之一。當前，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核心的主流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文化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
一、什么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任何一個社會的文化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之分，沒有一個社會能夠例外。主流文化就是在一個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或能夠在諸多文化中起到主導地位，并能整合和引領其他文化的文化。在當今社會，我國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就是以為指導，吸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和世界優秀文化遺產的、具有先進性并體現時代精神，為人民服務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包括指導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同時也更加集中、簡潔地表達了我國當今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內涵。
二、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構建和諧社會要大力發展先進文化，使先進文化占據社會文化的主導地位，成為主流文化，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精神支持、道德基礎和文化條件。在當代中國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的精神力量，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使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突出表現其人本性，先進性和時代性。先進的主流文化是先進政黨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幟，堅持什么樣的文化方向，推動什么樣的文化建設反映了一個政黨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堅持以先進主流文化為指導。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文化方向：要發展和諧文化，確保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構建的思想基礎。從而確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導地位。
三、堅持主流文化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
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典型特征是我國正面臨著“全球化背景下的轉型”。這一特征使得我國在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現狀上面臨著新的機遇和挑戰。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次序的重建》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崛起將“在21世紀初給世界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壓力”，將中華文明看做“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競爭者”。足以說明中華巨大的精神內涵和發展潛力。中國的崛起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漢語也成了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工具。貼在巴黎街頭的一則醒目的海報這樣寫著：“學漢語吧，那意味著你未來幾十年內的機會和財富?！敝袊幕呀涀呦蛉?。然而中國并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完善體系。比如在兒童語言教育方面，所謂的“雙語”教育正在打壓、矮化漢語教育，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教委竟然明令禁止幼兒園推行幼兒識字教學。數典忘祖、破壞民族文化傳承的舉動在復興本土文明、珍惜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民族信念的大潮前，多么愚昧可怕!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文字是文化傳承的載體，不理解我們的文字，談不上教育進步，更談不上發揚民族精神!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就需要構建中華民族的主流文化并堅持其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四、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
中國文化的缺失導致西方文化日益侵蝕，我們所經歷的種種困境無不在呼喚中國文化的崛起，中國主流文化的崛起!但如何科學發展社會主義主流文化呢?
首先要堅持以為指導核心，指導思想是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靈魂。只有堅持貫徹指導思想的指導地位，才能保證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科學性與先進性。以馬列主義科學發展觀為指導的社會主義主流文化既是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的延續，又是中國化在意識形態領域占主導地位的結果。貫徹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堅持走群眾路線，堅持文化改革，注重法制、效率、公平，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主流文化的主旋律。
其次要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繼承本土文化，發揚民族精神。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由這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積淀而成的。如果沒有傳統文化支撐，而一味地鼓動崇尚“崇洋之風”，那這個民族就是一個沒有靈魂的民族，而喪失了靈魂的民族必然會日漸衰亡，走向沒落?？倳浽赋?，一個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著這個民族對世界和生命的歷史認知和現實感受，也積淀著這個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和行為準則。
再次要充分發揮政府職能，占領網絡陣地。網絡社會作為對現實社會生活的一種延伸，形成了“虛擬世界”中多種文化并融交錯的格局。在網絡文化空間中，從直接涉及社會文化價值層面的高層次的理論論戰到低層次“娛樂至死”的消費文化甚至黃、毒、賭等丑惡社會現象，幾乎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應充分利用網絡優勢。通過建立和完善政府網站開展優質的政府公眾信息服務，積極宣傳黨和國家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組織優秀的傳統文化信息資源上網，把中國博大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和當代文化成果轉制成數字化的包括中文和外文界面的信息文化產品，拓展先進文化信息的輻射空間，提高中華文明在互聯網上的文化地位。
2．辯論中的“舌戰優勢”桑斯坦研究發現:在許多領域中，持某個觀點的人會比持對立觀點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比如，在涉及到罰款的情況下，主張做出較高金額罰款的人們比主張做出較低金額罰款的人們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雙方的討論結果也往往趨向于更高的罰金。擁有“舌戰優勢”的一方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據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懲罰性措施中，對于錯誤行為的懲罰被認為是正當的，而與此相對立的免于處罰甚至從輕處罰都可能會觸犯眾怒，使自己處于道德上被動的位置。在很多情況下，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經常在不經意間可能將問題的性質嚴重夸大，導致在論戰中的雙方向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迅速偏移，群體最終走向極端。
3．社會流瀑效應桑斯坦認為，群體極化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刺激，“當流瀑效應發生時，信念和觀點從一些人那里傳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傳播者的實際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決定自己的觀點。而這種信念很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別人做出的判斷?！鄙鐣髌傩漠a生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與群體成員間信息的傳播方式有關，而另一種形式則與名譽感相關聯。信息型流瀑:假定群體中的成員依次發言，A認為某種惡劣的行為實際上已經發生，B現在知道了A的判斷，假設他根據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斷與A的不同，但同時又不足以明確辨別誰的觀點更加可信，這時B就有可能會采用隨機方式決定，其結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觀點;現在輪到C來判斷，在A和B都已經表示惡劣的行為已經發生的情況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兩個人錯了，他也很可能會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況，轉而同意A和B的說法，因為在C看來，A和B所得出的結論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沒有百分百的把握，這樣C實際上就處于一個信息流瀑之中。名譽型流瀑:在名譽流瀑中，人們以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確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然采取從眾行為，以保持別人對自己的好感。比如A認為某一社會現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為他真的認為A是對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顯得對公共利益毫不關心，如果A和B都表示這一現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覺得這一現象有什么問題，也不會公開反對A和B的觀點，甚至還可能會附和他們的判斷，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敵視，失去群體對他的好感，這樣一個名譽流瀑就在事實上產生了。可見，社會流瀑效應就是使群體成員在新的觀點和意見面前發現了現有結論的不合理之處，也不會輕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動，結果往往是促使群體討論走向極端。
4．“群體思維”的特征“群體思維”這一概念是由社會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釋那些可能會導致社會的失誤、災難，甚至某些形式的極端主義的決策過程。賈尼斯認為，某些群體在決策時會窒息不同的意見，注重達成共識而非正確性，對于替代性選擇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結果往往釀成慘敗。群體通常強調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而這一觀念將使得群體成員面臨的信息和名譽壓力加強，群體成員會沿著處于優勢地位的觀點不斷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見的極端。群體思維還會貶低對某一決策或觀點的重新審查與思考，對對立面的看法也始終抱有成見，要么視之為十分邪惡而不愿與之交談，要么視之為十分愚蠢的意見而不愿對其進行審慎的思考。一個受群體性思維影響的組織，總是會施加各種壓力，迫使人們采取單一與組織中占主導地位相一致的思維方式。
二、大學生群體更容易走極端
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青年群體，他們朝氣蓬勃、富于激情，看重個人名譽，充滿正義感，具備較強的集體觀念，組織性紀律性強。這些特征使得這一群體更加容易走向極端化。
1．大學生更加重視自己的名譽誠如前文所述，名譽感經常扮演著極化推手的角色。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校園內，宿舍、班級、年級成為他們最容易找到歸屬感的集體，因此他們也非?？粗厮奚?、班級甚至年級同學對他們的看法和評價。一旦了解到別的同學的想法，他們就會朝著占據主導地位的立場調整自己的觀點，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見，而對目前集體中多數派的觀點表現出更多的熱情與支持，以使自己顯得更加的“合群”。在討論的過程中，意見處于弱勢地位的大學生會越來越不愿意表達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處的集體的立場逐漸走向某個極端。
2．大學生更容易受“舌戰優勢”的影響大學生群體通常更加富有正義感，在對一些違反規則或是道德行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遺余力?！吧鄳饍瀯荨苯洺０l生在討論實施懲罰性措施的情況下，主張予以較重處罰的人在與主張予以較輕處罰的人進行辯論時，往往會處于一個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優越感會使主張較重處罰的人底氣十足，氣勢上足以壓倒主張較輕處罰的人，最終的辯論結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較重的處罰。對于富于社會正義感的大學生而言，這種“舌戰優勢”發生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在對一些不公正現象進行批判性討論的時候，大學生群體的正義感有時會讓他們沖昏頭腦，盲信自己對某一惡劣行為的嚴厲聲討是正當的，在多數大學生都自信的選擇對某一行為進行嚴厲處罰時，那些對處罰結果的合理性存在懷疑的群體成員，這時也因為在討論時的劣勢地位，而難以對討論的方向發生實質性的影響，群體討論的結果更加容易向著主張嚴厲處罰的一方走向極端。
3．大學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應國內高校對大學生特殊的管理方式，決定了這一群體更容易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影響。在寄宿制條件下，所有學生被以宿舍、班級、年級等為單位分成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群體，群體成員生活和學習在一起，彼此之間比較容易形成情感聯系，這樣一些具有情感聯系且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的群體，正是社會流瀑效應產生的絕佳溫床。例如，某個宿舍的同學在討論學校食堂飯菜價格是否合理的問題時，A同學根據自己對其他高校食堂飯菜價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認為本校食堂飯菜價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學在聽到A的判斷時，由于對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學的考慮，也做出了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判斷;現在輪到同宿舍C同學，此時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夠證明A和B同學判斷錯誤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學和B同學敵視的目的，最終也會做出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表態，一個簡單的社會流瀑效應就這樣發生了，當這一效應的范圍擴大到班級、年級時，一場針對學校食堂飯菜價格的群體極化事件就有可能發生。
4．大學生更容易受到“群體思維”影響大學生是一個組織性紀律性非常強的群體，在學校日常的素質教育中，也會不斷強化大學生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團結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這些品質對于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大學生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這些品質在某些情況下，卻有可能會加劇群體極化出現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體成員高度的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譽兩方面面臨的社會壓力都得到加強，群體中發生流瀑效應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隨之而來的是群體討論的方向可能會由于損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觀點人們的意見而出現偏差。團結一致的潛臺詞其實就包含了需要抹殺不同意見，鼓勵群體成員意見和觀點的同質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樣也是需要群體中的某些成員犧牲個人的觀念和看法，服從在群體中處于多數派地位的觀點，在這兩種品質的共同作用下，大學生群體的集體討論往往更容易走向極端。
三、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的對策
對于如何防止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桑斯坦提出了幾個方面的對策:傳統主義、后果主義、協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樣性與平衡。這些對策在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方面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傳統主義強調經驗和約定俗成的傳統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學生由于激情與沖動引發的極化;后果主義通過對某一極端化事件所可能產生的惡劣后果的預判與呈現，能夠有效地警醒群體討論的極化傾向;協商民主重視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表達與辯論，有助于增加觀點的多元性;而多樣性和平衡則鼓勵新的觀念與聲音，避免群體成員的同質性，通過相互交鋒的觀點讓討論更加理性。
1．重視傳統的作用英國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發現，民眾的激情容易導致人們受到某種思想的煽動而走向極端，相對應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傳的經驗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具有理性的公民會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權力授予社會傳統。傳統主義肯定能夠作為對走極端的一種制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群體成員尊重過去的做法，他們就不大可能會將其拋棄，轉而選擇內部討論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尊重傳統的人們發生極化的可能性極小。大學生群體富于創新精神，喜歡挑戰和冒險，但有時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沖昏頭腦而做出極端的選擇。大學生要正視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將激情先放置于傳統和經驗中冷卻一下，充分尊重過去的傳統和積累下來的經驗的重要性。在許多情況下，“動搖不定和反復無常比固執和最盲目的偏見還要糟糕一萬倍”。
2．加強對極端化后果的預判和警示受邊沁功利主義的影響，桑斯坦提出了應對群體極化風險的另外一種對策，即后果主義。后果主義主張認真調查某種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通過必要的調查能夠要求人們與事實接觸，減輕社會爭端以及與群體極化相關的風險。桑斯坦研究發現:通過較好的認識一種或者另一種對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體極化的可能性，許多嚴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縮小的。對于大學校園中發生的許多群體極化事件而言，如果一開始就對即將產生的后果做出準確的預判，那么參與這一群體行為的成員會更加傾向于主動避免極化結果的發生。這是因為，對群體向某一個極端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的預判，可能會約束人們對現狀所抱有的激情，進而遏制群體的極端主義傾向。高校的管理者們應當在預測各種可能的極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針對存在極化傾向的大學生群體積極開展教育工作，通過分析其群體行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學生群體的極端化行為傾向。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闭Z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蛑袑W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皯媚芰Α笔恰吧鐣幕芰Α钡幕A，“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睆倪@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倍陉惤淌谒凑摷暗脑S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F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F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皞鞑サ钠鹪醇白罡呔辰?，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二、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影響下文學創作漏洞
文學創作有自己的標準。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影響下,當代文學創作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內容和形式上更加豐富,但是部分文學創作卻是不盡人意的,具體原因可從以下幾方面考慮。
(一)作家精神價值追求的冷漠和責任感的缺失
作家的創作動力不夠,沒有積極進取的意識。體制帶來的影響雖說是外在因素,但是在這種體制下,作家的思想認識和價值取向卻是作家自身的因素。創作的作品多數存在著類型化的趨向。與此•58•同時,作家不再關注社會民生和生活狀態。這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精神資源的匱乏和社會價值觀念的貧瘠。
(二)大眾文化時代對作家創作的價值取向的影響
隨著大眾文化的盛行,人文理性和技術理性顯示出越來越多的沖突。當代作家面臨文學創作最大的迷茫和抉擇。作家自身創作素材的匱乏、創作過程的遲緩和市場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和不平衡。在追名逐利的過程中,逐漸失去創作的初衷,部分作家為了迎合市場而放棄了自身文學創作的信念。
(三)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作家文學創作能力的弱化
文學是有魅力的藝術。文學創作應該具有一定的高度。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應該把文學的高度和魅力展示給讀者,而計算機語言的智能構詞法,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作家對文字的推敲和有效使用。作家過分依賴程序化的語言,從而放棄了對文字語言使用的主動性。
三、多元化社會價值觀下網絡文學與當代文學創作的關系
(一)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的網絡文學現狀
網絡傳播的興起,使當代文學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網絡傳播的條件下,文學創作者與讀者接觸更親密,溝通更頻繁,而這正是網絡傳播對當代文學創作的最重要影響之一。網絡文學作為當代文學創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已經越來越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網絡文學的存在與傳統的出版形式已經形成了彼此認可、合作互補的雙贏局面。網絡媒體的發展讓網絡文學有了新的市場。通過網絡資源,人們在短時間內建立了大量的文學網站,網絡期刊和各類文學論壇占據了讀者們的視野。
(二)多元化下的網絡文學是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充實和補充
在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的背景下,20世紀80年代網絡文學應運而生。經濟政策、管理方式的變化,還有不斷進步的科技和更替速度得到大大提升的資訊設備。這些現象緊密地聯系起來,最終導致人們的價值觀念走向多元化。人們開始有了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這些因素使得網絡文學的考察視角變得豐富。網絡文學的創作方式、存在形式和文學機制都呈現出新的價值趨向。不同的傳播方式迎合了不同的文學特征,不同的文學特征則需要不同的傳播方式。網絡文學對當代文學創作的影響,還具體表現在作者文學創作欲望表達的擴張、題材與文體的拓展、文學形態的變化、文本創作與傳播方式的變換等幾個方面。
四、多元化社會價值觀念下文學創作中寫作理念和手法的發展方向
(一)站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
傾聽國家和人民的聲音隨著商品經濟和傳媒技術的迅猛發展,大眾文學迅速崛起。中國當代文學出現了多元化的格局。社會價值觀念以及文化格局發生結構性的轉變,社會結構呈現多樣性。在多元化發展的社會大環境中,每個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都存在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扮演著一種角色。作家是一種職業,是一種社會行業。因此,作家要具有良好的社會責任感,要對社會負有責任。作家的文學創作雖是個體勞動,卻不會是個體事業。因為,作家代表的是一個行業。作家的文學創作,不僅僅要滿足于個人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應表達對社會生活的一種關注和關心,反映社會價值觀念,引導社會良好風氣的形成。作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要與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需求相聯系,融入到國家和社會生活中,要具有現實擔當的作用,也要具有指導教育的意義。這樣才能贏得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尊重。隨著我國綜合競爭國力的迅速提高,各行各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不僅人們生活幸福了,而且社會價值觀念也多樣化了。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時代,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都充滿著文學創作的素材。這正是作家創作文學作品的黃金時期。在這種條件下,作家應該站到人民的立場,關心人民的生活,傾聽人民的心聲。這樣,作家才能創作出反映時代,具有影響力的好作品。
二、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范式轉變
20世紀70年代以前，二語寫作僅僅被視為語言教學問題，教師關注的是寫作的成品，強調語法的正確性、詞匯拼寫的準確性、標點符號的正確使用，二語寫作學習者主要是通過記憶和模仿等學習策略來提高寫作成績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隨著認知理論的興起，人們開始從認知的視角審視二語寫作———寫作是一個不斷反復的過程，包括寫前計劃、草稿、修改、審校等。這一范式的轉換標志著從關注寫作成品到關注寫作者的個體認知行為的重大轉變。在認知理論框架下，寫作被視為一個“非線性的探索和生成過程，作者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發現并修正自己的觀點”［8］，其使用的策略包括規劃、翻譯、審查、監控、生成思路、組織、目標設定、評估、修改等［9］。然而，認知范式對于理解語境顯得太狹隘，它忽視了對社會、歷史、政治的語境的關照。于是一些學者建議在認知框架中添加更多元素［11］，認為學習策略的使用應該是認知與語境相互作用的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受社會文化理論的影響，學者們開始質疑多年來占主導地位的認知理論。社會文化派學者認為，語言認知不僅僅是單純的語言能力，也不只是思維所具備的心理功能，而是一種社會能力。換言之，語言認知來源于我們所經歷的社會、文化和歷史方面的情境，所以學習（包括語言學習）是我們從環境所提供的體驗中去提煉知識的過程，而這種體驗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在二語寫作學習中，學習者與環境、他人以及特定時間進行交互，而這種交互又是通過一定的中介工具（包括語言）來實現的。近年來，在社會文化理論的指導下，學者們開始把寫作視為社會行為、文化行為，強調語言習得過程的環境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凸顯認知與社會文化環境的辯證關系，在這一雙向互動的過程中，離不開中介工具的支撐和協助。具體來講，語言學習是個中介過程。針對二語寫作策略來說，學習者要充分利用中介資源，加速語言知識和技能的內化過程，進而提高二語寫作的產出能力。
三、社會文化理論視角下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
迄今為止，從社會文化理論視角探討中國大學生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的研究明顯不足，而且，現有的研究成果只限于寫作學習者，特別是善學者使用了哪些學習策略［12］。Lei研究表明，英語寫作善學者在英語寫作活動中使用了中介手段來完成寫作交際活動，這些中介資源包括文化中介、規則中介、他人中介、角色中介等［13－14］。Gao從社會文化理論角度解讀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和在目標語環境下使用學習策略的差異，進一步證實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言習得的重要性［15］。Liu也認為中國學生在外語環境下使用的學習策略與在目標語環境下學習策略的使用有明顯差異，學習者更多地使用社會策略，而較少使用記憶策略和補償策略［16］。從這些研究中我們不難發現，學習者學習策略的運用與具體的社會環境、歷史環境以及文化環境密切相關［17］。學習策略對于寫作能力的提高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隨著寫作研究從認知到社會文化理論的范式轉變，研究的重點已從認知轉到了語境。然而，目前有關社會文化理論的二語寫作學習策略研究大多屬于理論層面探討，如何應用社會文化理論在大學英語寫作教學中進一步指導和培養學生的寫作策略還在探索中，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鑒于此，寫作教師要善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學生的寫作問題和不足之處，有針對性地提供寫作訓練，并對學生進行寫作策略指導，全面提高其二語寫作能力和水平。
（一）環境中介策略傳統的以認知理論為導向的二語寫作，只關注寫作過程和應試技巧；而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二語寫作強調社會和文化語境的重要性，良好的社會、文化語境，對于學生深刻理解寫作的本質以及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和寫作能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事實上，學生在外語課堂中進行的二語寫作，缺少真實的寫作語境和大量的寫作實踐機會。作為一線二語寫作教師，我們應以社會文化理論為指導，整合課內外環境中介資源，對二語寫作學習者的學習過程、學習策略、社會文化環境等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指導，創設有利于二語寫作能力提高的學習環境，為進一步提升英語寫作教學提供理論支撐和教學原則。課內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是指多種多樣的寫作活動的組織和安排。教師可以嘗試“說寫互動”模式，例如在寫前活動中，教師可以組織學生進行全班或小組討論。Weissberg認為，課堂討論不僅有助于母語寫作者，而且有助于二語寫作者挖掘寫作主題，進行文字編碼，并進一步意識到寫作過程的方方面面［18］。顯而易見，討論在整個寫作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學生在討論中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拓寬視野，理清思路。這種以討論帶寫作的寫前交互活動不僅可以幫助學生克服寫前障礙，提高學生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也為后續的寫作過程奠定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譯寫結合”也是值得嘗試的課堂活動模式，可以采用與漢英翻譯有關的互動方式，將寫作課與漢英翻譯課相融合。例如，在賞析名言警句或是經典段落時，可以引導學生先進行英漢翻譯，讓學生體會英漢語言的各自表達方式、特點以及差異。同時，教師還可以在講授英語句子合并技巧時與學生進行漢英句子翻譯的教學互動。課外的寫作環境中介資源主要是指對網絡資源的有效利用。根據寫作話題，教師要求學生課外搜集相關寫作素材。學生通過多聽英文材料（例如英語新聞、英語辯論、英語演講、英文電影、英語訪談等）知曉國內外大事、熱點問題，了解不同的聲音和看法，同時也強化了學生的語感，增加語言知識的積累，為寫作儲備必要的素材。另外，學生通過閱讀英文報刊、英文原著，不僅可以接觸到原汁原味的英語表達方式，熟悉英文的寫作結構、上下文的呼應、內容的連貫等，還可以學到如何用地道的英語表達自己的思想?？偠灾浞滞诰蜻@些課內外的環境中介資源，為學生提供生態化二語寫作學習環境，讓學生的寫作學習與社會文化語境相結合，將聽、說、讀、譯與寫作形成良性互動，不僅有利于英語寫作教學，更有益于學生形成有效的英語寫作策略，實現寫作教學效益最大化。
（二）文化制品中介策略社會文化理論認為，第二語言習得是一個中介參與的過程。Lantolf把有關二語習得是一個中介過程的研究分成三類，即社會中介、文化制品中介以及個人中介。其中，文化制品中介包括語言和非語言的文化制品。1．母語中介策略根據社會文化理論，語言是最重要的中介工具。鑒于教師和學生都是雙語者，他們在交流互動中可以同時使用兩種語言，具體選擇哪種語言取決于交流的目的和交流的效果。在二語學習活動中，學習者可以通過有意識地使用母語進行自我調控，不應該極力避免使用母語，而是應該把母語作為學好二語的一種策略，尤其是在二語發展初期，學習者還很難運用二語進行高級認知活動，此時，可用母語來協助學習者規范高級認知過程，提升其二語表達能力。鑒于母語在二語學習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具體的二語寫作學習過程中，教師應引導學生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學習策略。例如，在預寫階段，從選題、構思的角度來看，漢語來得更直接，更容易，特別是學生在交流相互的看法和意見時，使用漢語明顯比英語更順暢，更易于表達觀點，使其更加專注于寫作內容本身，避免英語表達上的困難和障礙。同時，在反饋階段，可以適度發揮母語的中介作用。作為反饋過程中的一種中介策略，母語能夠起到促進溝通、提取信息、控制任務過程等作用，而且母語能夠幫助學生理解反饋的意義和價值，促進語言習得。因此，母語有助于排除語言障礙，拉近教師和學生之間的距離，便于教師和學生的交流，使學生更專注于寫作文本本身，從而減輕學生的認知負擔。由此可見，只要學習者適時適量地使用母語，也能使母語在二語習得中發揮積極作用。2．網絡、圖書館等工具中介策略除了語言中介工具之外，像網絡、圖書館以及電子詞典等也是非常重要的中介資源，特別是在英語寫作中它們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資源。Lei關于學生英語寫作中介策略使用情況的研究發現，善學者在英語寫作實踐過程中頻繁使用網絡資源和電子詞典，并達到了預期的寫作目標。給予我們的啟示是：要合理有效地利用這些中介資源，提高學生在應對不同寫作任務時采取適當的寫作策略的能力，以便使他們順利地完成寫作任務，進而達到交際的目的。社會文化理論指導下的大學生英語寫作策略所使用的中介資源又可稱為支架，它分為兩種，一種是同伴或教師提供的交互式支架，另一種是工具式支架（如圖書館電子資源、在線語料庫、在線詞典等），這些都可以成為寫作教學中重要并且可以利用的學習資源。教師應鼓勵學生充分利用這些工具資源，整合多維度、多視角的寫作資源，拓寬寫作思路和視野，提高語言表達的準確度和得體性。與此同時，可以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和寫作水平，建立模擬的寫作訓練庫。寫作訓練庫包括選題的規范、寫作提綱的撰寫、段落的銜接、詞匯的選擇等。寫作訓練庫不僅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潛能，而且能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語料庫可以提供真實語言運用的典型實例，促使學生真正掌握詞語的用法以及搭配語境等諸方面的系統知識，并在實際運用中提高交際能力。學生還可以利用現存的網絡語料庫和美國英語語料庫進行寫作訓練。顧紀鑫等提議可以模仿國外的做法，建立網上寫作實驗室或網上寫作中心，為學生和教師提供更多練習和指導寫作的途徑。總而言之，教師在寫作學習中介的設計和運用中，要充分發揮文化制品的多方面功能，最大限度地服務于學生的英語寫作學習，提高學生的寫作策略意識和寫作能力。
（三）共同體中介策略目前，對學習共同體的界定主要是從群體關系、社會組織的角度切入，凡是以社會協商的方法建構知識的團體都可稱為“學習共同體”，也可稱為“學習者共同體”［22］。在寫作活動中，當學習小組或班級通過寫作學習活動相互交往，形成一套共有的寫作學習的習慣，共同完成寫作學習目標的時候，“寫作學習共同體”隨即產生。寫作共同體的成員相互依賴，協作完成寫作任務，實現共同寫作目標。在進行寫作活動時，學習者不僅要完成自己的寫作任務，還要幫助完成小組的寫作任務。在共同體中，成員之間形成相互影響、互為依靠、共同提高的人際關系，最終促進所有成員的共同成長。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二語寫作不僅是個體的學習行為，而且是一種集體的社會實踐活動。在這一共同體的活動中，寫作者在與教師、同伴的循環交互中不斷修改和完善寫作文本，提高寫作文本的質量和二語寫作水平。教師的中介作用是提供“腳手架”的幫助，對學生的寫作過程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指導。對于二語寫作學習來說，學生在完全真實的環境下學習寫作往往是不現實的，這就要求教師必須通過提供設計恰當的支架，為學生提供有針對性的具體的支持和幫助。其中最重要的支架就是評價工具。評價工具包括評分規則、寫作檔案袋、評估表等，教師要關注學生的整個學習過程，應該根據具體的寫作學習需求設計評價工具，并適時提供給學生，目的是讓學生了解評價標準，規范自己的寫作行為，調整自己的寫作學習過程，為自己的寫作學習承擔責任。同伴的中介作用主要體現在同伴反饋過程之中。研究發現，同伴反饋有利于培養學生寫作時的讀者意識，訓練學習者的批判性思維能力，促進學習者之間的合作學習能力、社會交互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有助于學生在寫作過程中的意義協商以及多樣化寫作策略和技能的訓練等［23］。學生的寫作檔案袋是學習共同體中介策略的集中體現。學生寫作檔案袋通常是以一個文件夾的形式收藏每一位學生具有代表性的寫作作品和反思報告。它可以真實客觀地記錄學生的學習寫作的過程，展示每一位學生在學習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努力、取得的進步。寫作檔案袋的評價由學生本人、同伴、教師共同參與。同伴互評模式既可以減輕教師的評改工作量，又可以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培養學生的評判能力，增強學生對自己和他人學習的責任感，使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反饋，進而改進寫作教學。師生面對面交流是關鍵一步，教師檢查學生自評、同伴互評結果以及重新修改的文章，對學生取得的進步適時提出表揚和鼓勵，同時指出需要進一步改進的地方。通過師生面對面的交流，讓學生分析自己的寫作過程與現狀，看到自己的進步和不足，及時總結經驗和教訓，不斷進行自我反思；同時也幫助教師了解教學狀況，及時調整教學計劃，確定新的教學目標。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征。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并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通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系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運行規則。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為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為，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在韋伯看來，不能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為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并無關系。韋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置了一個倫理規范，實際上這種規范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后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并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通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為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于人們專注于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于鉆研，并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為“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秘化、儀式化的運行機制?！耙蛐欧Q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秘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罢嬲那褰掏缴踔習芙^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為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通過巫魅和圣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并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办铟取钡膫ゴ笾幵谟谄渲敢藗儗⑿叛龊屠硐胱罱K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于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于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復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義
雖然路德等人并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奮斗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于他們強調“因信得救”，并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疤炻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并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后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為方式聯系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對于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為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并不能因為擁有財富而過驕奢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斗，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導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為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著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韋伯實際上并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為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對于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術界對于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于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現的價值沖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办铟取笔棺诮痰膬r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復存在。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系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為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于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于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后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為的分析?！肮ぞ呃硇浴焙汀皟r值理性”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行為準則。人們因為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為的理解發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們陷入一種官僚的、以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著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并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么，為什么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于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為行為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為“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后來卻因為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為”和佛教的“輪回”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于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二、以“最近發展區”為理論依據，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學方案
Vygotsky將最近發展區定義為“實際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2001年Ohta將該定義具體到二語習得過程中，解釋為“由個人語言產出所決定的實際發展水平與通過和同伴或教師合作所產出的語言所決定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語言學習者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斷變化的，在教師或語言能力比較強的同伴的影響下可以達到更高的水平，英語教師應該針對現階段學生的實際水平以及學生通過一定的教學活動和同伴間的相互影響所可能達到的水平，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學方案。教學活動既不能太簡單，以至于對學生形不成一定的挑戰，也不能超出學生的能力范圍，以至于徹底喪失信心。
三、用動態評價來確定語言學習者的最近發展區
動態評價由Vygotsky的同事Luria提出，20世紀50年代Piaget關于兒童認知發展的觀點和智力評估的過程趨向為動態評價提供了一定理論基礎，而真正推動動態評價發展的是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最近發展區”。動態評價又稱學習潛能評價，是對在評價過程中通過評價者和學生的互動，尤其是在有經驗的評價者的幫助下，探索和發現學生潛在發展能力的一系列的評價方式的統稱。與靜態評價不同，動態評價不僅反映個體發展的結果，更關注學習者的學習能力和學生過程。動態評價因認識到學習過程不斷變化的特性并更關注學習者學習能力的開拓對于外語教學更具實際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