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5 11:2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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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崇尚實用主義，擅長總結經驗而非創新；
3、“學而優則仕”的第一追求扼殺了人們對自然規律探索的興趣，讀書人的思想被束縛在名利上，過度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經濟管理，缺乏數字進行管理。
二、主觀因素的影響
1.閉關鎖國政策在政治制度上的體現。我們國家沒有積極走出去了解其他國家而是一直以“天朝大國”自居，在其他國家開展科技革命的時候，自認為我們國家物產富饒，固步自封，仍舊過著三跪九叩的生活。這種夜郎自大的閉關鎖國的政策導致我們國家各個方面日趨落后，嚴重阻礙了我國近代科技前進的步伐，甚至成為挨打的罪魁禍首。
2.實行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上，忽視了資本主義萌芽。我國古代一直是“重農”，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抑商”政策的實行卻產生了很多消極影響，嚴重阻礙了社會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古代歷代統治者實行的重農抑商政策并與之緊密相連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社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們過著男耕女織的生活，這不僅可以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還可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的物質生活，但是對商人采取嚴格的限制管理措施，壓制商業經濟的發展，這些苛刻的條件嚴重地阻礙了工商業的發展，正是因為工商業在發展過程中受到壓制的這種現象到了近代中國依然沒有緩解，從而使我國沒有充分產生和發展近代資本主義經濟。
我國現在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時期，隨著勞動力的短缺和工資的持續提高，我們國家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優勢已經慢慢消失，中國經濟逐步進入了從二元經濟發展階段向新古典增長階段的轉變時期。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資本報酬遞減現象開始出現，繼續依靠大規模的政府主導型投資以保持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續性。目前，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主要表現就是政府投資比重過高，相應的，中小企業遇到進入障礙以及其他發展條件的限制比如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而國有企業依靠政府的行政保護，往往擁有行業壟斷地位，這些企業效率相對低下卻因為行政保護而盈利，政府出于對產值、稅收、就業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的考慮，不愿意做出讓低效率的大型國有企業退出經營的決策，這就會妨礙市場經濟的發展，因而難以具有高的資源配置效率。
二、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建議和結論
中國十報告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1.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我們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要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要尊重價值規律的作用，發揮市場機制調節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讓企業根據市場信號自主地做出生產經營決策。
2.轉變政府職能，減少直接干預政府要進一步轉變職能，不再繼續充當資源配置的主角，不去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撤銷一些以前主管企業的專業部門，放手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職能轉變為從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也就是為企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上來。
公路運輸對促進經濟的發展、貨物的流通和勞動力的流動提供極大地便捷，特別是在內陸欠發達地區，公路運輸是核心交通運輸方式，對促進當地的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公路運輸作為基礎產業能夠支持國民經濟的發展，反過來，經濟發展起來了又會促進公路運輸的不斷改進和完善。
2.公路運輸會促進板塊區域的發展
歷史實踐表明，要想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就必須先鋪設道路，道路打通了，交通方便了，能夠促進勞力的流動和貨物的流通。公路交通網絡一旦建立起來，可以增強對投資商的吸引力度，對周邊地區的各類經濟發展具有輻射促進作用，經濟的發展和公路交通的發達程度是正比例關系的，落后的公路交通則會制約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公路建設需要適當的保持超前速度。
3.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良好協調有利于社會發展
公路運輸與經濟的協調發展對創建和諧的社會主義社會有著重要的作用，和諧穩定的社會能夠增強人們安居樂業的信心，提高生產的活力，促進經濟的增長。公路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公共交通設施，是解決人們出行的主要運輸方式，滿足了人們的基本生活要求，促進了社會的和諧穩定，進而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加強公路運輸經濟管理的措施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對公路運輸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有必要為實現市場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加強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
1.整合運算并控制好公路運輸經濟成本
加強對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力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拉動周邊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但是也不能盲目過度、不計較效益的膨脹化地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發展公路運輸經濟往往是要以一定的犧牲為代價成本的，比如修路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農田耕地占用、對周邊居民的遷移成本等等，這些都是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的成本，增加可持續發展的負擔。所以，在發展公路運輸經濟的時候要整合運算公路建設和維護的成本，每一項工程的施工都會涉及到相關的利益體，這些利益都可以折算為成本，不管是工程前期還是勘驗階段都要做出科學合理的預算編制，以防止可能出現的市場經濟風險，并落實好工程職責，以合理、穩健推進公路運輸經濟規模的發展。
2.提高電子信息化管理水平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為了促使公路運輸經濟進一步邁向規范化和制度化，就有必要采用電子信息管理手段來實現對公路運輸經濟的管理。在公路運輸經濟的實踐管理過程中，要根據實際需要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特別是以計算機技術應用為基礎的信息技術，將現代化的技術應用到經濟的信息管理中來。電子信息化技術能夠將相關的參數用數學模型模擬出來，并隨著參數的變化自動得出相關的交通信息，可以更好的合理引導公路運輸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正在向規模化發展，現有傳統的管理手段效率低，已經無法適應管理的需求了，提高電子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利于實現公路運輸經濟的信息化和數字化，從而提高管理的效益。
3.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以行政手段為輔
公路運輸經濟是在市場經濟這個基礎條件上進行運作的，我們不能離開這個前提條件而套用計劃經濟時代的那種思維模式來進行管理。但公路作為國家的基礎設施，公路運輸經濟具有一定公共事業性質，具有公共服務特性和非營利性質。所以，在面臨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安全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重大公路運輸經濟項目時，需要調動政府的行政力量對其加以適度的管控，以確保國民經濟的安全和社會的和諧穩定。但不能讓行政管理手段作為主要的管理管理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以市場經濟發揮主要的調控作用，行政手段只是一種輔助手段。負責公路交通運輸的政府管理部門要協調運輸經濟的發展，承擔其相關的責任，并將責任落實到位，保證公路運輸經濟在合理的市場調控范圍內可持續的發揮作用，并配合適度的行政調控，使公路運輸經濟發展不會偏離軌道。
財政是國家憑借其政治權力參與國民收入的分配。國家在出現后，它并不進行生產。然而，為了維持它自身的存在和運轉，國家又必須從國民收入中分到一塊來滿足自己的需要。由于國家不進行生產，它不可能通過交換的形式來獲取它所需的社會產品，它所擁有并能加以運用的，只有強制性政治權力。國家憑借強制性的政治權力參加社會產品的分配，就是原始的稅收——財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另一方面，國家為了維持自身存在和運轉消耗社會產品的過程，就是財政支出。因此，國家的存在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能夠存在；只要國家存在，財政就必然存在。財政的存在，只需要國家這個唯一的前提?？梢哉f，財政是國家內生的一種東西。從古代的奴隸制國家、封建國家，到現代的計劃經濟國家，無不如此。在執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中，國家仍然是財政存在的充要條件。與財政的這種存在必要性相關的是財政籌集收入的職能。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的必要性得到了擴展。
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對資源配置起主導作用，市場上的一切經濟行為都是按照價格機制運作。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可以通過供求雙方的自發調節，使資源配置和社會生產達到最優狀態，即所謂的“帕累托最優”。如果情況真是這樣，財政的作用就應該只限于籌集政府收入，它存在的必要性也就只是源于國家的存在。但是，我們看到，現實情況并不是這么理想，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們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認識還應該更進一步。問題主要在于完全競爭的市場機制只是經濟學研究中的一種理想，在現實生活中并不具備形成完全競爭市場所需的全部條件。而只要有某一條件沒有得到滿足，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有效配置上就有可能出現失靈。
西方經濟學家對市場失靈現象進行了分析，認為導致市場失靈（marketfailure）的根本原因在于價格信號并非總是能如實反映社會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成本。具體來說，市場失靈有以下幾種情況：
1、公共產品
公共產品是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領域。西方經濟學認為產品分為私人產品和公共產品。薩繆爾森在其《公共支出的純理論》（ThePureTheoryofPublicExpenditure）一文中給出了公共產品的定義：純粹的公共產品指的是這樣的物品或勞務，即每個人消費這種物品或勞務不會導致別人對該種物品或勞務消費的減少。西方經濟學家根據薩繆爾森的定義，總結了公共產品相對于私人產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費的非競爭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由于公共產品具有上述特征，市場對公共產品的生產進行資源配置時，就會出現失靈的現象。一般來說，由于“免費搭車”現象的存在，完全由市場決定的公共產品的生產量是不足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就應該設法增加公共產品的供給。
2、外部效應
所謂外部效應，是指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之間或私人邊際效益和社會邊際效益之間的非一致性。即某些個人或廠商的經濟行為影響了他人或廠商。卻沒有為之承擔應有的成本費用或沒有獲得應有的報酬。由于私人經濟主體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所以對于帶有外部效應的物品或勞務的供給不是過多就是不足。外部效應除了影響社會經濟效率之外，由于外部效應導致的成本或報酬分擔不合理，它也會妨礙社會的公平。所以政府應當對外部效應進行矯正，將外部的成本或報酬內部化，使帶有外部效應的產品的生產數量改變到合理的水平。
3、壟斷
當一個企業可以通過減少其產品的供給，使其產品的售價高于邊際生產成本時，就形成了壟斷。由于壟斷者能夠操縱市場價格，它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辦法是將其產量確定在產品邊際效益等于邊際生產成本的水平上。結果是造成市場上該產品的供給量不足，價格偏高，造成社會效率的損失。對此，政府部門應該進行干預，通過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有效競爭，排除壟斷對資源有效配置的扭曲，強迫或鼓勵壟斷者增加產量，降低價格，使該產品的售價等于其社會邊際成本，以避免社會效率的損失。還有一些行業的規模效應很明顯，如果政府不加干預，就會自然形成壟斷。對這種自然壟斷行業，政府也應該及時加以干預，也可以劃歸政府來經營。
4、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
信息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完全的，要獲得更多的信息，需要付出“信息搜尋”成本；此外，市場在交易中總是存在信息不對稱，交易一方總是比另一方有著更多的信息或有著更低的信息搜尋成本。由于市場經濟主體在交易中總是根據自己所擁有的信息作出決策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市場失靈，資源配置偏離帕雷托最優。
5、宏觀經濟領域的失靈
市場機制在實現資源配置方面的失靈，不僅在微觀經濟中表現為上述偏離帕雷托最優的情況，市場失靈同樣也反映在宏觀經濟領域中。對宏觀經濟領域中資源配置效率的考察所依據的指標主要有：就業水平、物價水平和經濟增長狀況。但自發的市場機制并不能自行趨向于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適度的經濟增長。市場失靈在宏觀經濟領域中主要表現為收入分配不公和經濟波動與失衡。為此，政府也必須對經濟進行調控。
但在現實中，市場失靈并沒有使市場經濟制度崩潰，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在現實中應該有一條挽救市場失靈的途徑。其中，除了認為應由政府干預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的觀點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主張通過擴大市場覆蓋面（即市場完全化）和提高市場效率來挽救市場失靈，但在實踐中都是不成功的。西方經濟學家在對多種解決市場失靈的方法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由于市場失靈的存在，要優化資源配置，必須由政府進行干預。這就是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又一體現。
于其他手段相比，財政手段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中具有以下優勢：
1、財政手段比較靈活，稅率和補貼額可以根據外部性情況及時加以調整。
2、財政手段的管理費用低，避免了產權界定和市場交易的巨大費用。
3、財政手段在技術上比界定產權、擴大市場覆蓋面更易于操作。
三。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職能的界定
根據上述對財政存在必要性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財政所應具有的職能。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經濟的調節應以市場機制為主，在市場機制能夠完成資源有效配置的領域，政府就沒必要介入。只有發生市場失靈時，政府才應該介入其中。但政府介入的最終目的仍是為了維護或確保市場的正常運作，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財政作為政
府干預市場的手段之一，它的職能也只能限定在市場失靈的范圍內。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的職能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源配置職能。
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體現在提供公共產品上。公共產品所具有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決定了它難以由私人部門通過市場提供，只能有財政來進行供給。其次，財政履行資源配置的職能還可以實現外部效應的內部化，并解決壟斷的問題。
2、收入分配職能。
1．所有制變革。20世紀80年代，由匈牙利、波蘭、捷克等東歐國家開始，蔓延到蘇聯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完全相同。東歐國家的改革，實行國家所有制并發展市場，取消命令經濟。改革產生了一些變化，但是不徹底。
從中得出的第一條經驗教訓是，一個有效能的市場或者說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結構、財產所有權結構中私有制占主導地位和財產私有權的支配地位。這個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所有制所有權結構中的地位，不是以其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來反映，而是以企業的規模與性質去決定。如大型企業、金融機構是否具有私有性質。
私有制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謂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明確的、明晰的，它或者是專門的投資機構、或者是投資者集團、或者是某位個人。所謂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業的所有者是不明確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險機構、或者是銀行及投資基金、或者是證券市場中購買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資者。在美國的所有制結構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東歐改革中，這一問題曾引起較大爭議；我個人認為應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導、但是從過程發展的順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從人格化的所有者開始，逐步進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結構中占主導、支配地位。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條經驗教訓是，運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場經濟的另一個必要條件是，允許并鼓勵個人所有制即個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權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為地取代個人的所有權制度。
2．東歐國家國有企業變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與生產資料所有制變革，如何處置幾十年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兩種設想，一是出售所有權，二是分配所有權。
其具體操作有多種方式與技巧，如抵押、股權證等。所有國民及國有企業員工都能得到國有資產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權。捷克和俄羅斯就是這樣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費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書中指出，對國有企業應采取拍賣等形式銷售，而不是配置給國民。如果每位國民都分配，企業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沒有所有者，這是社會主義企業的普遍問題。
國有企業常常出現虧損而資不抵債，對這樣的企業不能拍賣銷售，只能破產。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條經驗教訓是，對于國有資產不應分配給每位國民，但可以大規模銷售出去。
3．如何選擇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所有制變革、企業變革，未來企業的所有者是由企業內部人擔當還是由企業外部人承負，是Insider還是Outsider，用效率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難的。當私有制被強大的社會力量推動后，企業內部員工的愿望是誰靠近火誰先得到肉（注：中國相應的說法是近水樓臺先得月），而市場經濟的經驗證明Outsider作為企業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這是因為，Out－sider更易于監督企業管理者，如果企業管理者沒有效率，來自外部的企業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將其解雇。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條經驗教訓是，對于由誰來擔當企業未來的所有權人，Outsider比Inside，獲得所有權要好。當然從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應鼓勵Outsider所有制。
4．怎樣對待虧損企業。企業由于虧損資不抵債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產是一件困難的事。這是一個有秩序的過程，債權人將分割破產企業，以拍賣的形式將其肢解賣掉，可能會有人買下整個企業。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條經驗教訓是，對虧損資不抵債的企業，重要的手段是通過破產與清償實行私有化。
二、經濟運行中的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
在東歐國家經濟改革開始之時，我們必須去做兩個重要方面的改變。一是自由化，即廢除早期對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行政約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變革，包括勞動的自由、放開價格、市場進入與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變所有制。那時起，我們需要新的約束、新的規則。在原先經濟條件下，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一種行政管制，體制上分為上層的管理部門和下層的執行者，通常由上層下達命令，由執行者執行命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體制上是一種平行的、橫向的關系，規章制度與約束機制是買者與賣者的關聯。這種市場約束成為我們市場化改革中最大的問題。因為在過去，人們習慣于遵命。而現在市場經濟中，賣者與買者不是被命令與命令關系，但卻出現了賣者不能按照承諾兌現合同、拖延時間不按期交貨；而買主則在收到貨物后不履行付款義務，以至形成債務連鎖反應。
約束系統的另一個層面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銀行借款給企業，而企業作為貸方卻既不還本又不付息。這在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中，違約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會主義國家對此還遠不適應。在《短缺經濟學》中，我討論了軟預算約束帶來的危害。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軟預算約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國有企業拖欠的債務總會由政府處理掉。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條經驗教訓是：改革需要新的規則與約束，一個有效能且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強化合同管理、嚴肅全融紀律秩序和硬化預算約束都是必要條件。
在制度變遷的初始階段，銀行仍為國家擁有，這是造成軟化預算約束的一個重要原因。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不能得到償還，這成為一種隱蔽的財政補貼。一些企業看上去擁有很多財產，但虧損的窟窿卻更大，壞帳、呆帳很多。在經濟運行中，應該注意呆壞帳指數，如果指數很高，那會對銀行系統構成威脅，成為一種定時炸彈。在市場經濟狀態下會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突然發生。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條經驗教訓是，銀行提供給企業的軟貸款是沒有透明度的，應清理和改組那些不能依據審慎和縝密的銀行業務規則運行的金融部門，將來完成銀行部門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設
新的規則、紀律、約束能夠得以遵循、遵守、執行，必須有制度保障，這要從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產法、合同法、會計法、銀行法等等。法律規范必須嚴厲、明確，需要完備的法律法規系統，且法紀亦嚴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師應起重要作用。
從東歐國家經濟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條經驗教訓是，強化國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運行的南場經濟的必要條件。
（二）過度干預及資源整合不利的科技支持體制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發展多為戰略上的宏觀考慮，而微觀和戰術層面考慮過少。且科技管理存在過重的行政干預色彩。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核心層面雖然是國家層面，但產業鏈及生態圈的二次劃分卻由各地方政府決定。由于缺乏溝通以及存在利益紛爭，地方政府選擇進行人才引進和技術支持的產業門類出現重復，這導致科技資源的重復利用和資源浪費。目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組織架構仍沿用傳統工業的科技體系布局，行政色彩過于濃重導致出現科技倒掛現象。[4]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所需的科技支持絕大多數還來自于政府控制的研究院所，企業掌握的民間智庫和研究團隊稀少且能力薄弱。這樣的組織架構固然能將一些尖端技術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對于民資新興企業的發展非常不利。缺乏針對性的研究，科技成果難以滿足不同領域的企業的具體要求，有時必須進行二次研發，不僅耗費大量時間精力，更浪費資源。除此之外，多頭共管、層級冗雜的組織架構導致科技組織內部存在巨大的尋租空間，技術研發和流轉成為政府控制力下的權利?？萍剂㈨?、批準及資源調配的整個技術研發鏈條都受制于復雜低效的體制限制?？萍既瞬诺娜笔б彩强萍俭w制落后帶來的又一大弊端?？茖W技術的演進離不開人，尤其是具有高附加值創造力的科技研發人員。當下的科技體制缺乏對高層次科技人才的全周期培養，過分重視末端培養，而沒有將培養鏈向前延伸，導致尖端科技人才的數量和質量始終不能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求。
二、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措施
（一）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財稅體制改革一是建立順應周期的分層次、結構性稅收體系。對推動指定產業發展的風險投資和并購投資等資本運作行為進行減免稅收的優惠，以此鼓勵社會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對科技型中小企業進行稅收優惠，鼓勵更多在針對性領域活躍的企業進行深入開拓；對于傳統能源集約型、資源集約型和不符合“兩型社會”要求的企業開征更高的環境稅和資源稅，以此逼迫傳統企業實現轉型，將市場更多讓與新興企業；進一步分層次地推廣“營改增”，以滿足各地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需要；對于處于不同周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應根據其發展特點對財稅優惠政策進行微觀調整，以適應其演化需求。二是對購置無形資產和更新固定資產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目前，對于企業為了快速掌握技術優勢而購置的專利、版權和技術使用權等無形資產，尚缺乏相應的財政補貼。所以應當建立無形資產購置補貼專項資金，給予能夠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整體產業環境具有改觀作用的技術等無形資產專款專用、一款多用。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更新固定資產，應鼓勵其采取雙倍余額遞減法或者年數總和法加速固定資產折舊，并通過轉移支付支持其更新固定資產。[5]三是均衡利用政府采購制度。政府采購制度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穩定市場尚未形成、原始積累尚未完成的初期至關重要，能夠盤活企業的資金流，并為新產品的市場化運作和及時修正提供便利。各級政府應當根據本地實際情況，有針對性的采購本土研發生產的、具有戰略性特征的新興產品，出臺強制性的政府采購保護性清單，突破過往僅對節能環保、新能源等產業進行政府采購的限制，利用政府掌握的工程建設項目充分向高端裝備制造業、新材料、新一代通信產業傾斜，利用民生項目向生物醫藥產業傾斜，利用公務用車向新能源汽車產業傾斜。
（二）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金融體制改革一是推廣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國外機構對企業進行貸款審查主要通過5C評估機制，即品格（Character）、能力（Capacity）、抵押（Collateral）、資本（Capital）、狀況（Condition）。這比我國僅基于企業實體資本規模確定借貸規模更為科學。戰略性新興企業的無形資產一般多于實體資產，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對于拓展融資渠道顯得格外重要。由于戰略性新興企業進行知識產權質押融資只能以預期現金流為擔保，所以對于資金供應方來說風險相對較大。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應借助政府主導的政策投資銀行的金融協助，建立類似日本“信用補充制度”的協同擔保體系，整合政府、信用保險公司、信貸協會等方面的力量以分化風險。同時，除了直接與政策銀行發生借貸關系外，應加強知識產權流轉管理機制及其中介服務機構的建設，將知識產權質押融資進行市場化操作，以利資金良性循環使用。二是建立健全政府先導基金。戰略性新興產業由于其高風險性導致融資市場接受度較低，而政府先導基金作為政府設立的按照市場化運行的非盈利基金，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美國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提出了小企業投資促進計劃（SBIC），經過嚴格篩選挑出具有發展潛力和市場占據能力的企業進行種子期和成長期的扶助，相繼培養出Intel和蘋果等著名企業。根據我國實際情況，可以由國家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科技部等部委聯合牽頭，以國家政策性銀行為紐帶推進政府先導基金發展。政府先導基金不是直接在市場運行的基金，并不直接作用于具體項目，而是創投基金的投資基金，主要功能是吸引民間資本進入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政府先導基金應注意對金融市場的培育，杜絕過度的行政干預和尋租行為，建立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和基金退出機制。三是進一步引導民間資本，活化金融市場。以民間資本為主的金融環境最能適應以民資中小企業為主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應當進一步開放壟斷領域，在風險可控的基礎上降低民資市場準入門檻。同時引導民間資本專注穩定投資，減少短期行為，樹立長期投資的思想。
（三）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體制改革一是整合資源以滿足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研發需求。中小企業是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的絕對主體，而最迫切需要科技體制支持的也正是科技型中小企業，政府應進一步加強針對性和更細化的政策支持。對于有能力自主開展研發活動的企業，應做好相關輔支持，例如開放國家級實驗室和相關基礎性研究資源；對于尚無能力完成自主研發的企業，政府應當擔任科技研發項目牽頭人，整合包括政府、研究院所、高等院校和各企業在內的諸方資源，以項目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提供全程科技支持。二是革新自主創新機制。包括兩個維度，即內在革新與外在吸納。具體來說，包括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機制、技術逆向突破及再創新機制、國際分工合作機制、集成創新機制和聯合攻關機制。政府應當引導建立一種主體以民資企業為核心，機構以研發機構為關鍵的自主創新體系，充分發揮民資、外資等諸方面的作用，根本上增加科技實力。三是加大高等院校對戰略性新興產業專項學科的設置，重點培養交叉學科的關鍵人才，在具備條件的院校、非營利組織等機構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實驗室。同時將培養鏈向前延伸，建立起中學、大學到繼續教育的全過程培育，著重培養具有較高專業素養的科技型人才，避免人才二次塑造。四是建立完善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研發相關保護性法律法規，尤其是對知識產權的重點維護；將對科技成果的保護放在未來一段時間科技體制改革的重點位置上。同時，支撐起保護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風險防范機制，在設備引進、人才吸納、專利保護等方面提供有力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力有了顯著的增長，近地方政府已經成為目前經濟運行中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但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還在進一步改革的過程中，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等還不健全，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尚欠合理，這都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使地方政府成為各種利益關系沖突和矛盾的焦點。這就迫切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實現職能的轉變。
一、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面臨的困境
（一）地方政府越位嚴重
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部門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往往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現在市場經濟中畢業論文題目，超越自身權限，涉足市場、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自主權力范圍，管了許多不該管，而且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比如，在漸進的機構改革中，地方政府重點進行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探索了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途徑，撤銷了一些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增強了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但是，由于國有資產監管機制尚未完善，政府仍然承擔著國有資產管理者的重要角色，這就決定了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經濟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取得一定效果以后，在某些地區、某些領域至今仍然伸得過長。表現在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插手，如地方政府和企業一起爭上市，爭競爭性投資項目，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與人事管理。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企業管理，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主體資格要求相違背，直接損害了企業利益。
（二）市場監管職能實施不合理
地方政府的職能在于制定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從地方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還很弱。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如何實現對本地區的市場經濟秩序的監督和管理，對壟斷行業如何限制，對市場環境如何構建，對產權如何界定和保護等等一系列問題都不是十分的明晰，因而常常造成地方政府市場監管職能實施不當。具體表現有：地方保護、政策歧視、監管不力、權力濫用等。這些都影響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三）社會管理職能定位模糊
從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來分析，由于人們是在政治統治職能的層面上來展開對社會管理職能的認識的，因此常常將社會管理職能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職能混同起來畢業論文題目，忽略了社會管理中的公事事業管理這一重要內容論文范文。一些地方政府社會管理的方式還處于短期性、被動性的“拾遺補漏”階段。地方政府社會管理職能中的危機管理意識和能力都比較薄弱，許多地方政府還未建立起來以政府為主導的對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地方政府和社會對公共危機的控制能力還較低.例如政府職能界定不清，定位不準、社會管理組織不發達，體制不順、管理機制不暢，手段落后等。另外，生產、交通、衛生和食品等公共安全越來越成為廣大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需求，需要逐步建立健全管理機制。
（四）服務職能不強
從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來分析，一些地方政府對本地區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遠遠不能滿足公共需求。這一點在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基層社會基礎薄弱，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長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村的文化教育、合作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影響了農村的發展。
二、經濟體制轉軌條件下我國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對策
（一）轉變地方政府執政觀念
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首先轉變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理念的轉變，能夠增強地方政府轉變職能的內在動力。在中國這樣有著集權政治、計劃經濟、一元文化等傳統文化思想深刻影響的國度，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的傳統管制型政府執政理念根深蒂固，而公民本位、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的服務型政府執政理念剛剛形成，明顯處于弱勢。所以轉變執政理念，成為轉變地方政府職能的首要問題。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樹立起以下五種執政理念：一是“以民為本”的服務理念。地方政府是為公民及其他社會主體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必須樹立“以民為本，顧客至上”的執政理念。二是有限行政理念。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的能力、權力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在管理中也會出現失靈現象。必須轉變政府神圣化、萬能化的觀念，改變事無巨細、政府統攬的局面，不做越位、越權的事情，政府不應管的事情要還權于民、還政于民。三是依法行政理念。依法行政是政府執政理念的核心畢業論文題目，是政府行政運作的一項基本原則。四是責任政府理念。要構造和完善包括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公仆責任在內的行政責任制度，以確保各級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百姓負責、對社會負責。五是誠信行政理念。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是老百姓滿意的政府，是老百姓心目中形象極佳的政府。這就需要政府不斷強化行政道德以提升其公信力。
（二）重新構建政府與企業、市場及社會公眾的關系
政府與企業、市場、社會的關系是地方政府職能中的核心問題，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載體，所以必須重新確立好政府與這三者的關系，才能順利實現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建立起為企業、市場和社會服務的新體制，是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根本所在。地方政府必須實現由全能政府、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克服越位、糾正錯位、彌補缺位，把工作重點切實轉移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上來，突出其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為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目標，必須妥善處理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方面，政府要把自主經營權利真正交給企業，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地方政府為企業服務的新體制；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建立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一個完備的市場機制和一個有效的政府都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二者缺一不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政府要注重社會潛能，充分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把不該管、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轉交給各種社會中介組織，建立地方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的新模式。
（三）加快政治體制變革和創新
首先，要加快地方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科學界定行政審批范圍，減少審批項目，簡化審批手續，規范審批方式和程序，取消不合法律、法規要求的審批事項畢業論文題目，取消可由市場自行調節、社會自我管理的審批事項，取消部門自設的審批事項。著力在推進依法行政、清廉為政、民主施政、科學理政四個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使各級政府在繼續履行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在加強和改革政府管理的同時更加注重建設服務型政府；其次，建立公共財政體制。要調整公共支出的范圍，提高公共服務支出的總量與比例。把生產投資型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型財政，財政支出要以人為本，普遍提高全體人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將財政支出的重點轉向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要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準，保證低收入群體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論文范文。同時，要通過體制創新，提高政府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對地方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國民教育、社會救助、公益事業、環境保護、市政建設等的體制進行創新，逐步從由政府提供向鼓勵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民間共同提供公共產品發展；再次，要完善地方政府績效評價和監督機制。必須盡快廢止以GDP 為取向的業績評價體系，糾正那種見物不見人的片面發展觀，整合現行考核辦法，建立社會性評價機制，確立多重社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目標管理（MBO）、全面質量管理（TOM）等手段進行績效管理，吸納專家學者、社會公眾參與評議和考核，對地方政府業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獎優罰劣，促進政府績效的提高，建立和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促進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與此同時，要完善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
（四）加快行政法制建設
依法行政是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有力手段。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措施，需要運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成果畢業論文題目，則需要上升為法律才能得以確認和鞏固。因此，只有加強行政法治建設，堅持依法行政，轉變工作方式，轉變工作作風，才能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切實轉變地方政府的職能。主要應做幾方面的工作：一是牢固樹立行政法治意識。意識指導行動，行動受制于意識。沒有行政法治意識，就不可能依法行政；二是完善法律體系。實現依法治國，堅持依法行政，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要對那些過時的、相互間存在相沖突、相抵觸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清理；三是理順現行行政執法體制。理順現行行政執法體制，按照條塊結合、適當分權、便于執法、講求實效的原則，走綜合執法之路；四是完善依法行政的監督機制。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監督機制，是實現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
轉變地方政府職能是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是一個常新的研究課題。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模式將更加明確和具體，那就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轉變、由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由封閉政府向透明政府轉變、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轉變、由失信政府向信用政府轉變、由傳統政府向電子政府轉變。實現以上這些轉變，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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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改革也使機制有了很大的變化，逐步完善以家庭承包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結合的體系，保護了農民的既有利益，激發了農民的耕種熱情，在改革的推動下取得了好的經濟效益。政策的改革實行了新的分配辦法，取消過去的統派購制度，建立了最新的合同定購制度，大力的調整農業的生產結構，使農業不斷的增收，同時也保證了農民對土地承包所享受的各種權利，使過去大鍋飯的發展方式得到了改革，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從真正意義上保護了農民的權益，為農業管理體制的改革提供了科學的發展思路，從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高效發展。
(二)加入創新的機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實現了公平稅負，加強了服務體系的建設。
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加入了創新性的機制，使農民因素和政府因素緊密結合在一起，在保護農民利益的基礎上，使農民和政府的關系更加融洽，并通過宏觀調配的方式，使農民認識到現有機制的優越性，使農民能夠主動協調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主動配合政府的管理，不斷調動農民發展生產和提高經濟的熱情，使生產得到了保障，農民的收入也在不斷提高。政府通過機制改革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使農民的經濟效益不斷提高，農民不再為日后的生活擔憂，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使農民有更多的精力去發展生產，逐步帶動了農民的精神面貌。在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體現了國家的公平稅負原則，使每一個納稅人所承受的負擔和自身的經濟狀況相吻合，使各納稅人的負擔能夠保持平衡，從而維護了農民的利益，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執政能力。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加強了服務體系的建設，使農民更好的發揮了服務功能，在不斷生產中能夠發揮自身的最大服務價值。同時也發揮了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功能，使政府通過農村機制的改革和加強服務體系建設帶動了農村的經濟建設，提高了農民的經濟效益，并把政府、農民、其它社會大眾緊密聯系在一起，最大限度的實現了農村生產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二、基于市場經濟體制下的農業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具體措施。
(一)改革管理體制，實行政社分社，政企分開，組織和開放城鄉的集市貿易，廢除不利于市場良性運行的各種限制和禁令。
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的未來發展中要改革管理體系，使公社管理的弊端從根本上得到改革，使傳統管理體制出現的問題得到處理，要實行政社分社方針，分清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通過政府主動調配與社會組織的關系，更好的體現政府的職能，也能帶動社會組織的高效發展，逐步提高農村生產效率，并不斷提高市場占有率。同時要堅持政企分開制度，要協調好政府和各企業的管理，要把政府和企業管理權限劃分開，使政府和企業可以發揮最正確的作用，也使政府和企業能夠實現既有的發展目標。要組織和開放城鄉的集市貿易，通過加入集市貿易政策使生產的糧食能夠及時的投放到市場中，不斷提高糧食的流通效率，把糧食流通到各大城市內，使城市的群眾也能夠享受到糧食豐收的成果。政府要組織農民自發的組建成銷售組織，定期到城鄉集市進行糧食銷售，把糧食銷售到城市的市場，從而帶動糧食的生產。政府要廢除不利于市場良性運行的各種限制和禁令，同時加強對市場的監督和管理，要限制政府禁止的市場行為，使糧食能夠合理流通到各市場，為農業經濟管理機制的改革提供市場和流通環節上的保障。
(二)允許和鼓勵多種農業經濟形式，要積極的引導和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要改革農業科技推廣制度，建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
在農業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中政府要允許和鼓勵多種經濟形式，要把經濟的發展方式向多渠道方向擴展，使各種形式的經濟內容得到有效的反饋和利用，政府要協調好各經濟形式之間的管理，積極的引導和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使各非公有經濟組織能夠得到政策上的支持，發揮自身對經濟和市場的促進作用，要加大對生產渠道和銷售渠道的管理，使公有經濟形式和非公有制形式都取得最大的發展。政府要改革農業科技推廣制度，通過對科技制度的推廣，使農業發展有了科技上的保障，并得到制度上的支持，能夠發揮科技對制度的促進作用。要建立農業科技推廣服務體系，用科技的手段來提高服務意識和服務職能，把管理體系向科技化和服務化的方向擴展，主動發揮科技和服務的作用，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市場分層次進行管理，并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特點采用最正確的服務政策，為農村的發展提供全新的改革思路。
2.所得稅。很久以來，哲學家、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一直在研究所得稅原理，不同的公平原理決定了稅收結構。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維克里分析中強調累進稅率安排將會影響個人努力工作的積極性，因此他重新定義這個問題時注意到了以下兩個方面:激勵問題——每個個人在選擇工作努力程度時會考慮稅收安排，非對稱信息——實際上個人的生產力對政府來說是未知的，他定義了解決的總原則，但并未成功地掌握其精確因素。直到25年后，這個問題才被米爾利斯重新考慮，他通過建立一個范例(樣本)，來分析具有廣效性的以非對稱信息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經濟糾紛，解決了這一問題。米爾利斯定義了一個嚴格的條件(單一交叉點)，大大簡化了問題，使問題有可能解決。他的分析中含有揭示原則——一個普遍原則的萌芽思想。根據這一原理，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問題能從相對有限的分配機制集合中找到解決方法，這種分配機制能導致個人在不與自身利益沖突的情況下暴露出真實的私人信息。通過這一機制，制定最佳條約以及對激勵問題的其它解決辦法變得容易多了。
3.道德風險。在經濟活動中，往往存在著這樣的現象，即某些人在最大限度地增進自身利益時，往往作出不利于他人的行動。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風險。如保險業存在顯著的問題是被保物品的損壞不僅僅依賴于天氣、偷盜這些外部因素，而且依賴于投保人對被保物品的管理，這一點使保險公司付出了昂貴代價。健康和殘疾保險等社會保障體系中也出現類似問題。保險項目會加大風險承擔并影響到個人管理被保物品的辦法。在分析這些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時面臨的主要困難與維克里強調，米爾利斯解決的所得稅問題很類似。20世紀70年代中期，通過簡化問題定義，米爾利斯為日益有力的分析鋪平了道路。他注意到人的行為間接暗示了對可能發生的各種結果可能性的選擇。因此，最佳補償協議的條件提供了人選擇可能性信息及保險保護必須被限制在一定范圍以提供商合適的激勵因素。在設計激勵方案時，委托人必須考慮激勵人的成本與委托人利益的一致性。人對處罰的敏感度越高，人對結果選擇的信息量越大，成本越低。合約中規定，人承擔不受歡迎結果的部分成本或者獲取令人滿意結果中的部分利潤。投保人像保管未保險物品一樣保管被保險物品，執行者像管理自己的公司一樣管理公司。
4.拍賣。拍賣的基本功能有兩個:一是提示信息，一是減少成本。非對稱性也是拍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拍賣時，潛在的購買者對出售的財產或權力了解不多。1961年、1962年維克里在兩篇論文中分析了不同類型拍賣的特點。維克里根據治理交易的制度規則，把拍賣分成四種類型:英式拍賣、荷蘭式拍賣、第一價格拍賣和第二價格拍賣(即次高價拍賣)。他著重研究了現在被稱為維克里拍賣的次高價拍賣。在這種拍賣中，物品根據封閉價被拍賣。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購買拍賣品。這是一種能引出個人真實意愿的機制實例。如果出價比自己所愿支付的更高價格，一個人需冒其他人也同樣行為的風險，則不得不虧本購買拍賣品。相反，如果一個人出比自己愿意支付的低的價格，他冒著也許其他人能比他自己所愿意支付的更低價格購得拍賣品。因此，在此類型拍賣中，真實報價對個人最為有利。這種拍賣具有更高的社會效率。維克里的分析不僅僅對拍賣理論有著重要意義，并且為設計能提供社會激勵的資源分配機制帶來了深入的洞察力。詹姆斯·米爾利斯和威廉·維克里共同榮獲了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獎勵他們在非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領域作出的重要貢獻。下面分別介紹他們的主要理論貢獻。
二．經濟中的非對稱信息以及相關問題
在勞動力市場中，雇主和雇員的信息是非對稱的。雇主無法了解雇員能力的信息，只能根據雇員的社會平均能力制訂工資標準，導致雇員的“逆向選擇”，直接造成高能力的雇員離職，公司多為低素質雇員，給公司造成一定損失，不能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甚至會造成“低素質員工驅逐高素質員工”的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公司必須選擇某些易于辨別的信息。目前，教育水平作為顯示能力的主要信息之一，即不同能力的個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不同，高素質人才通過選擇接受教育把自己與低素質人才區分開，但教育成本與能力具有非相關性，低素質的人才可以模仿高素質人才選擇相同的教育水平，從而使教育水平信息失真，導致“逆向選擇”。信息甄別成為解決“逆向選擇”的關鍵。這方面的研究和理論在模型上雖有重大進展，但它的實證性有待繼續測定。非對稱信息在產品市場中的表現與勞動力市場有相似之處，只不過是賣方更清楚成本、質量、價格等內在屬性，但不清楚買方愿意支付的價格、需求、市場的定位等;而買主正好與之相反。存在的隱患也主要是“逆向選擇”，問題的關鍵是信息傳遞。改善這種狀況的途徑，彭斯認為，如果較高質量的賣主能夠尋找到某種途徑向買主傳遞自身產品質量的信息，而為此付出的成本要比低質量產品的賣主低，使劣質產品賣主的模仿成本太大而不具有模仿的動機?？傊?，無論信息質量的優劣，只要高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小于低質量產品賣主的信息邊際成本，就可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改進。目前產品的廣告宣傳、商品的退賠、維修等保證，都是信息傳遞的簡單運用。
80年代西方學者把信息非對稱理論運用到金融市場，極大地豐富了金融中介理論和貨幣政策的傳遞機制，但同時也帶來了嚴重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由于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就鼓勵了信貸資金向低信用企業流動，抑制信貸資金向高信用企業的流動，即信用質量越差的企業，越可能取得信貸資金。這種不合理的資金分配機制對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具有極不利的影響。在完成交易之后，又引來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即放款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或損失，具體表現形式為:違背借款協議，改變資金用途，私自用于投機易或高風險項目;隱瞞投資收益，逃避償付義務;對資金的使用效益漠不關心，不負責任，致使借入資金發生損失。為什么金融市場中信息非對稱的表現與普通商品、勞動力市場有重大差別呢?因為金融市場具有不同于其他市場的重要特征。一般市場的交易是錢物交易，錢物兩清后，交易雙方基本上沒有后續權利和義務;而金融市場的交易大都是放款人放出資金后并不能馬上從借款人手中得到任何等價物質，他所得到的只是在未來某個日期償還本息的承諾。由于信息的非對稱，不同的借款人，甚至同一借款人在不同條件下作出承諾的可靠性，都不可能一樣，致使出現了嚴重的“道德風險”。如何解決這個問題，西方著名學者羅斯進行了大量開創性研究，他直切問題的核心，即企業的金融結構與市場價值的關系，這就是響譽世界的MM定理。他主張只根據企業負債比來測定企業的市場價值，他的分析方法雖沒有全新的結論，但他的方法是嶄新的，給人一種全新的境界。為了進一步規范金融市場，筆者主張在羅斯分析的基礎上，應完善以下機制:加強對證券持有人的約束;健全防止管理人員向外輸出錯誤信息的內在機制;嚴懲證券持有人賄賂管理人員，輸出錯誤信息，使自己謀利的非法行為;加快防止故意制造“道德風險”的立法工作。上述機制的完善和規范，都需要不斷地探索和實踐。
信息非對稱理論在證券市場運用中所引發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表現則更為嚴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在證券市場上沒有辦法解決“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為要減少“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基本條件是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要改善信息的非對稱狀態，必須花費一定的信息成本進行調查、分析和監督，然而證券市場的高度分散性，“搭便車”行為普遍存在，抑制了信息投資。目前，我國證券市場機構大戶操縱市場，銀行違規資金入市，證券機構違規透支，新聞媒介推波助瀾，誤導誤信股民跟風等，都是信息傳遞機制不暢，功能存在障礙的具體表現。西方學者普遍認為，在證券市場的信息傳遞模型中，除非有嚴格的約束條件，否則不存在唯一均衡。只有提高企業自己的信息成本，才能實現有效的分離均衡，才能使信用差的企業放棄模仿信譽好的企業的動機，但均衡的唯一性仍是一個有待繼續解決的問題。結合我國的證券市場，其核心是保證信息傳遞暢通、充分、準確，從而逐步趨于完全對稱。具體措施是:實現國有股和法人股的上市流通，以利健全信息傳遞機制，改善市場結構，減少信息扭曲，提高信息質量，發揮信息顯示器的正常功能。信息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需求者實際上無權選擇，一旦信息質量存在問題，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將無法挽回。因此規范和完善上市公司信息傳遞機制，降低信息成本，規范會計職業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加強對注冊會計師的管理，提高其風險度;另一方面加強行業自律，提高其約束自己的行為的能力。信息成本的存在使非對稱信息的產生成溪必然。
另外一個熱點問題是：中國國有企業由于經營不善，面臨倒閉，在新的政策下，國企拍賣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如何使國有企業的拍賣更為有效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拍賣前必須先清楚兩點:一是被拍賣企業的經營現狀;二是評估該企業的資產。拍賣理論的核心內容是弄清投標者對被拍賣企業的真實評價。這就需要投標者花一定的時間與精力去調查該企業的資產狀況，同時，拍賣者也要盡力弄清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在歐洲，許多拍賣者得到的價格都低于投標者對企業的真實評價，因為，常常有這樣的集團，由于他們比別人更了解該企業，掌握了有關該企業的更充分的信息，從而壓低了該企業的價格。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可以進行二級密封價格拍賣法，即通過投標者之間的競爭，由出價最高者以次高價格購買，從而激勵投標者說真話。不過，拍賣者有時也會與投標者合謀，從而使拍賣失效，尤其是在拍賣公益企業時。故而，應采取一種更為公開的拍賣方式，讓更多的投標者競爭。比如，英國就把一些公共事業企業賣給法國(如水利系統)和美國(如電信系統)。中國不一定要采取這樣的方式，但一定要使信息更為公開，拍賣更為公正，這樣，才能使拍賣成功。在經濟轉軌時期，國有企業的所有者是由政府代表的全體人民，但在實際操作中，不同的企業隸屬于不同的政府部門。因此在企業兼并時會常伴隨有“一定的道德風險”問題。這一問題很有意義，其核心是產權問題。兩個歸屬不同政府部門的企業兼并時，兼并合同會偏向哪一方或保持中立是很難給出清楚明確的解釋的，因為兩個政府部門有不同的利益目標。這與委托—理論略不同。委托—理論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委托人、一個人的情形，委托人應該為人設計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比如高工資，與工作績效掛鉤的獎金等使人更有效地工作。一般來說，為了控制風險，一個人不允許同時有兩個委托人。在這種情況下，“兼并”是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由于受到“兼并”的威脅，人即經理會更努力地經營企業，使企業的資產不斷增殖。通常情況下，經理并不希望“兼并”發生，除非其經營狀況相當糟。事實上，通過對兼并制度的分析及對兼并實例的考察，我們認為，“兼并”的作用與效果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好。如前所言，分屬兩個政府部門的企業之間的“兼并”則有所不同。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存在兩個委托人，其中一個委托人會控制兼并合同的簽訂，從而弱化另一個委托人的權力。
三．國有企業的激勵問題分析
國有資產是通過層層的關系才到達企業的，而中國國企的委托關系具有無限循環的特性。在委托—鏈條上的當事人既是委托人又是人。從理論上講，國有資產屬于全民，工人階級是全民的優秀代表，是初始委托人，委托政府作為國有資產的人，而政府又作為委托人委托經理來管理國有企業;經理是國企的人同時他又作為委托人，委托車間主任管理生產經營;車間主任是人同時又是委托人，委托工人進行生產。工人這時成為最低層次的人與最高層次委托人扣成一個環。因此，解決這種委托問題的關鍵就在于規避道德風險與逆向選擇，即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趨于一致。也就是委托人要在全社會設計一套對人的激勵相容約束機制的方案，使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必須維護委托人的長遠利益。變“損人利己”為“雙贏”是這套機制的核心所在。當對人付出的努力不能進行完全的檢驗，從而人有可能試圖只付出少于他能夠付出的努力時;當一個只根據行動而不兼顧結果支付報償的契約建立時，潛在的道德風險立即產生。對委托人來說，人行動是不可預測的，委托人的問題是如何根據可觀測到的信息(資產增值率、利潤率、市場占有率、同行業企業家正常利潤等)來獎懲人，以激勵其選擇對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動。我們用A表示人所有可能選擇的行動的集合，a∈A表示人的一個行動，可以是任何維度的決策變量如a=(a1、a2……)，a1、a2表示人在數量和質量上的工作時間或代表固定資產投資和開發研究等。θ是外生變量稱“自然狀態”，a、θ決定一個可觀測的結果π(a、θ)，如產出。委托人的問題是設計一個激勵合同S(π)，根據觀測的產出π對人進行獎懲。設人努力的負效用為C(a)，委托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V=π(aθ)-S(π)，人的期望效用函數為U=S(π)-C(a)。前面已經提到委托人和人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除非委托人能對人提供足夠的激勵，否則，人不會如委托人希望的那樣努力工作。委托人的問題就是選擇a和S(π)最大化，即上述自己期望效用函數。但這樣做的時候面臨著來自人的兩個約束。第一個約束是參與約束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小于不接受合同得到的最大期望效用U(由其他市場機會決定)，可以表示為S(π)-C(a)≥U。第二個約束是激勵相容約束，在任何激勵合同S(π)下，人總是選擇使自己期望效用最大化的a，因此任何委托人期望的a都只能通過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實現。如果a是委托人希望的行動，a′∈A是人可以選擇的任何行動，那么只有當人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大于從選擇a′中得到的期望效用，人才會選擇a，激勵相容約束的數學表述如下:s〔π(aθ)-C(a)〕≥S〔π(a′θ)-C(a′)〕a′∈A，這就是解決道德風險的基本簡化模型。當然要得出最優解需經過一系列的數學變換，還要考慮a、θ的分布密度，這里從略。
產品供給過程中的環保問題早已經媒體的不斷曝光，給公眾以極為惡劣的形象。這造成一種負面影響：公眾對于現代工業的反感增強。全球范圍內都有一股力量固執認為現代工業體系與環境是天然矛盾的，不可調和。但這種想法的反面似乎更不能讓大家接受。如果所有人現在一律茹毛飲血，恢復一萬年前的人類生存狀態，大家會更舒服一些嗎?答案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國工業體系的環保后果，更多是由于其不夠現代導致的。一家大火電站的排污量低于相同功率輸出總量的一堆小火電站，電價也更低。上規模的生產不僅能夠降低物價，還能由于集中處理、便于監督而增加產品環保性。對于華北地區的空氣質量，無數小鋼廠有明顯的責任。
充分調動社會各階層人員的積極性，建立起覆蓋面廣的社會協稅護稅網絡，形成全方位協稅護稅的格局。一是建立覆蓋式的監控體系，提高稅源監控的廣度；二是要建立起立體化的監控體系，提高稅源監控的深度；三是借助信息化實施稅源監控。
二、建立稅收預警提醒機制
稅收預警提醒就是指對可能出現涉稅違法違規行為的納稅人，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通過一定形式進行預先告警和提醒，促使他們自覺依法辦理涉稅事宜，減少或避免可能受到稅務行政處罰或其它不必要損失的工作制度。其中包括對辦理稅務登記的提醒和對稅負異常企業的提醒。
對辦理稅務登記的提醒，是基層稅務機關應主動與工商部門聯系，提前介入到工商執照的辦理程序中去，提醒所有從事生產經營的單位和個人，都應在營業執照批準之日起30日內，到稅務機關辦理稅務登記。
對稅負異常企業的提醒，是運用計算機系統，對納稅人近幾個年度內實際稅收負擔率進行對比分析，將同行業平均負擔率進行對比，對稅負偏低企業及各個年度稅負波動較大的企業進行善意提醒。要求有關企業自我分析稅負異常的原因，對自查出的問題，基層稅務機關視情況予以從輕處罰或免于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