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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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雙語教學的目的和意義
1.1培養學生雙語思維能力
我們開展中國醫學史雙語教學的目標是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在更豐富的語言層面上擴大英語實踐的時空，培養英語思維能力，同時使用漢、英兩種語言進行思維，并能夠根據工作環境和交際對象的不同進行語言轉變；因而，筆者在課堂上運用英語、漢語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語，通過雙語教與學，課下雙語討論、寫文章，進行知識上的交流，使學生們在獲得醫學史知識的過程中，不斷鞏固了英語知識。
1.2激勵學生
學好中國醫學史，增強民族自信心，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樹立跨文化意識中國醫學史是研究中國醫藥學起源、形成和發展規律的一門學科，在歷史的平臺上科學地揭示出中國醫學的發展軌跡和內在規律；是醫學精神、醫學思想的載體；是連接醫學科學與社會人文科學的紐帶［2］。古往今來，一些杰出的中醫學家在長期實踐過程中，凝煉出博大精深的醫學思想；眾多醫技高超之人以他們高尚的道德風范彪炳青史。在教與學的過程中，培養學生運用英語講述前輩醫家的光輝史實，如藥王孫思邈、醫圣張仲景、華佗、扁鵲等，并運用英語撰寫評論；激發學生努力學習中醫藥知識的勇氣，促進中醫藥走向世界。
2教學的策略
2.1課堂設計重視學生的需要和興趣
2001年召開的外語教學研討會認為：EAP（EnglishforAcademicPurposes）教學能幫助學生樹立自信心，提高他們學術方面的文化差異意識［3］。因此，在課堂設置上，筆者適當加大了EAP的內容，增強了聽說能力的訓練，為學生創造一個用英語進行學術交流的平臺，激發他們學習的動力。
2.2幫助學生樹立雙語意識
注重雙語思維的培養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中文和英文的表達方式和思維習慣有很大的不同，為了避免“中式英語”的出現，筆者在教學的過程中，通過從聽、說、讀、寫等方面培養學生運用外語思維、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以語言的應用能力為目標，使得學生能夠掌握并應用英語。既強調醫學史中的重點知識，又注重培養學生進行英語思維的能力和習慣，通過雙語教學帶來的醫學史學習的趣味和英語語言文化帶來的不同思維方式來提高學生的綜合能力。
2.3循序漸進地實施雙語教學
雙語教學的開展并不是在課堂上均衡地使用兩種語言，而是根據學生的實際能力，堅持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原則，讓學生在逐漸積累中掌握使用英語學習醫學史的方法。
首先，在教學中簡單滲透醫學史的英語專業術語，以中文為主講解，必要時用英語解釋醫學史有的重要問題；比如講述晉代王叔和的《脈經》時，在同學們對知識完全掌握的前提下，用英語解釋“三部九候”。接著進入中英文并用階段，加大了英語的使用程度，運用英語提問，鼓勵學生用英語發言、做課堂筆記、完成作業等。最后，英文大量滲透到教學內容中，運用英語講授大部分內容，培養學生形成英文的思維習慣。
2.4強調師生英語互動
通過教師與學生的充分互動，激活學生已有的知識，增強其自信心，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筆者在課堂上積極鼓勵每一個學生參與課堂教學，促使那些羞于開口的學生用英語回答問題；并根據各個章節的不同內容設計專題討論，小組學習；開展群體課堂活動。如講完金元四大家后安排同學們對其學術思想進行小組討論。鼓勵學生積極思考，用英語向老師提問，使得語言能力和中醫學知識在各種活動中得到強化和提高。最后實現中醫學術水平和英語運用能力的同步提高和有機統一。
2.5處理好專業英語與英語學習
雙語之間的關系在教學過程中，既要創建英語學習環境，又要使學生理解和接受專業課程知識，二者不可偏廢。同時，要處理好漢語與英語的關系，在提高英語水平的同時，不能夠忽視用中文對醫學史知識的把握。對于一些重點、難點知識更是如此，醫學發展各個時期重要醫家的學術思想，醫學著作的內容與意義，醫學發展的標志性成就等。同學們只有在充分掌握的前提下才能夠進行英語講述。
3教學手段
3.1改善教學模式
由于雙語教學屬于非母語教學，學生或多或少存在語言障礙。同時，雙語教學要求學生在掌握好醫學史知識的同時，還要全面學習和應用英語知識，因此，雙語教學除了教師下功夫備課外，學生的課前預習也是很重要的，在教學過程中，逐漸培養學生形成“課前預習-課堂互動-課后實踐”的模式。課前預習，學生能夠對于所學的內容有一個大致的了解，為課堂學習做準備，筆者在授課的過程中鼓勵學生緊跟老師思路，沿著師生互動的教學模式，既有利于學生學習，也便于老師了解大家掌握的程度。課后通過多種實踐方式鞏固課堂學習的內容。
3.2采用循序漸進
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由于雙語教學還處于嘗試階段，我們采用循序漸進的教學方法。醫學史教育是審美教育的依托［4］。比如，王清任的《醫林改錯》體現出糾正前人錯誤的質疑美，眾多醫家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展示出的貢獻美與道德風尚美等。因此，在講課的過程中，我們采用滲透式雙語授課，帶領學生深入發掘教材中美的內容。剛開始的時候，重點攻克醫學英語專業詞匯，講授重要的概念的時候，先用中文講一遍，然后慢速用英語講授，使學生多一些機會接觸英語專業詞匯，學會如何用英語表達中文內容。課程結束的時候用中英兩種語言作簡要總結。在講課的過程中選用一些必要的教學手段，多媒體，圖片、模型等均可以選用，將抽象的英漢語言描述轉變成為生動的形式，如在講述醫藥學的起源時，先給學生講授重點、難點知識，而后向學生展示圖片的同時用英語強調講過的內容。必要時可以給學生們提供一些相關的英漢文獻。
3.3作業的布置
對于每一章節的作業，要求學生采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完成，有助于學生掌握課程教學內容，同時鍛煉英文寫作能力。其次是英文文獻資料的閱讀，由老師根據課程教學內容提供一定數量的英文參考文獻，學生閱讀并針對文獻部分內容進行評論，以英文方式寫成小論文，講完每一章后鼓勵學生將自己感興趣的醫家學術思想寫成小的文章，通過專題討論、課程小論文交流等互動形式加深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
3.4采用靈活的考試方法
筆者認為：醫學史考試采用雙語方式較好，其中一些題目采用中文形式，另外一些題目用英文形式，既考察學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情況，又考核學生專業英語的綜合應用能力。題目的設計可以靈活多樣，設計一些開放性的題目，給學生以自由發揮的空間，比如講藥物學家李時珍時，可以讓學生談一下《本草綱目》在醫藥學中的貢獻及其對自己的啟發（Pleaserelatethecontributionofmedicinalherbsdetailedoutlineinthemedicalfieldandit''''sinspirationtoyou.），全程授課結束后可以了解一下學生對《中國醫學史》的總體把握情況（What''''syourgains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historylearning？）考試形式采用書面考試與口語考試相結合。在進行成績分析時，應該把考試成績、平時成績、課堂表現和筆記記錄情況全部考慮進去，使得學生在雙語學習中所付出的努力與成績才能夠得到公正的反應，學生雙語學習的積極性才能繼續得以發揮。
3.5寓學于樂，激發學生興趣
通過辯論培養學生們的勇氣和自信心，培養其批判性思維能力，鍛煉其口頭表達能力，還可組織中國醫學史相關的名詞術語英譯大賽，醫學史英文作品比賽等。還可以指導學生充分利用internet來拓展視野。另外，還可以利用高質量的英文醫學史書籍與雜志。最后，充分發揮學校中的外國留學生，就學習中的一些問題開展中外學生學習經驗交流會，增加學習興趣，變“要我學為我要學”。
4小結
總之，筆者在醫學史雙語教學的過程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但是雙語教學也同時存在一定的問題，比如，同一個教學班上的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沒有適合雙語教學的理想教材，有些同學對于雙語教學的認識不夠等。這就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今后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會通過不斷改善教學理念與模式，積極調動學生們的積極性，師生密切配合等多種途徑，進一步開創中國醫學史雙語教學的新局面。
【參考文獻】
［1］陳發俊.醫學史教學方法之管見［J］.醫學與社會,2003,12（16）:64.
上述三大問題足以嚴重影響《中國古代文論》的教學效果，因此，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勢在必行。筆者積累了多年的教學經驗，針對這三大主要問題，對這門課程的教學改革談談認識，拋磚引玉，以期廣大教師提出寶貴的批評意見。
一、《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和教學改革
筆者初從事這門課教學時，常常為找不到一個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引導他們積極思考的切入點而發愁。后來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以宏觀視角為切入點解剖某一時期或某一文論家的文學觀念、思想、范疇、概念、術語，比較容易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正如武漢大學李建中教授所講：“中國古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及演變以儒、道、釋文化為思想背景和精神資源，在思維方式、范疇術語、理論形態等方面都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筆者在講授每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理論時，都緊緊扣住古代文論與儒、道、釋的關系，在中國文化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闡釋古代文論的演進脈絡和理論精粹。”[1]《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宏觀意識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重視政治、經濟、社會風俗對中國古代文論的影響，找準引導學生主動學習、積極思考的切入點。
2.緊緊扣住儒、道、佛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深刻影響，拓寬學生的學習視野。
3.讓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形式，使之成為學生自主探究性學習的利器。
4.前后貫通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
中國古代文論知識體系非常龐雜，閱讀理解的難度很大，而《中國古代文論》課程的教學課時非常少。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有些老師只挑選兩、三位重要文學理論家進行重點教學，其余只花兩三個課時進行簡要介紹，有些老師則相反，以史代論，全部拉通，面面俱到，讓學生淺嘗輒止。這兩種課程安排都不利于學生學習，前者是零碎的，后者是粗糙的。因此，教師要處理好宏觀與微觀的關系，用宏觀意識幫助、引導學生搭建知識體系，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用微觀填補、夯實宏觀。因此，教師在教學中要樹立微觀意識，從細處著手，讓學生真正學有所得。所謂微觀意識，就是教師高度重視古代文論文獻，從字、詞、句入手，引導學生通過對文獻的細讀，領悟中國古代文論的內在精神。
二、《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比較意識與教學改革
教師在教學中樹立比較意識，有利于拓寬學生的知識視野，增強他們從多側面、多角度理解問題的能力?？梢詮囊韵聨讉€方面進行比較：
1.中國和西方文論比較
中國和西方文論關于文學本質、文學功能、文學創作規律、文學表現手法及范疇、概念、術語等具有很強的可比性，教師在教學中可以進行適時、適度、合理的比較。第一，關于文學本質，中國和西方都有“反映論”和“情感說”，二者的異同；第二，關于文學功能，中、西都認識到了文學的審美功能和意識形態功能，二者的異同；第三，關于文學創作規律，如“靈感”、“直覺”，中、西文論家都有很細致、很深刻的描述、論述，二者的異同；第四，關于文學表現手法，如中、西小說理論，都有人物形象論、情節論、結構論，二者的異同；第五，關于范疇、概念、術語，如中、西都有審美意象相關理論，二者的異同。在比較中西文論時，一定要結合中、西的歷史文化背景進行分析，如關于對文學功能的認識，古希臘思想家主要從討論悲劇功能開始的，而中國則主要從論述《詩經》的作用開始，主要因為觀看戲劇演出是古希臘人生活的一部分，《詩經》對中國春秋時期的政治有很大影響，諸侯國家都很重視“詩”，外交使節往往通過“觀詩”了解出使國的政治狀況和社會風俗。
教師如果善于把中、西文論聯系起來教學，那么不僅會增強課堂的學術氛圍，而且會大大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2.中國同時期文論家關于某一文學觀念、范疇的比較
唐代王昌齡、皎然、劉禹錫等文論家都討論過“境”這一重要范疇，筆者在教學時引導學生找出這幾人關于“境”的相關論述，重點進行比較分析，探究其中的相似和不同。通過比較學習，學生了解了意境范疇的演進史，進一步理解了現代意境范疇的本質內涵。
3.對中國不同時期相似文論的比較
上文已經提及，中國古代文論有很強的承繼性。何以讓學生深刻理解這種承繼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比較分析。司馬遷提出“發憤著書”說后，有不少古代文論家繼承發展了這一重要的文學創作動機理論，比較而言，韓愈的“不平則鳴”說影響更大。因此，講到韓愈文學思想時，筆者從歷史文化背景、內涵、影響等方面對此進行了重點比較分析。
韓愈提出“文以明道”說，宋學家提出“文以載道”說，如果不進行比較，學生就很容易把這兩種文學觀念完全混淆。筆者首先重點分析了“明”與“載”的不同含義：“明”并沒有把文學當成“道”的工具，而“載”則完全否定文學的獨立性，宋學家只是把文學看成“道”的工具，其次分析了韓愈所說“道”和宋學家所說“道”的內涵并不完全一樣，韓愈的道就是儒家之“道”，而宋學家的“道”雖然以儒家之道為根本，但吸收了道家和佛教思想。通過比較，學生對中國古代這一重要文學觀念有了更明晰的理解。
教師教學中運用比較法需要注意以下問題：第一，不可隨意，選擇重大理論問題進行比較；第二，課堂時機要選好，有時需要用比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時需要通過比較畫龍點睛，有時需要用比較進行總結，有時需要通過比較引發學生探索未知領域的熱情；第三，找準同和異的焦點問題，不可面面俱到；第四，點到為止，更多問題需要學生自己課后查閱相關資料進行比較。
三、《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意識和教學改革
《中國古代文論》教學的現代性指兩個方面：一是教師樹立用現代文學理論、研究方法闡釋古代文論的思想意識；二是教師有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提高教學效率的意識。關于第一個方面，各種《中國古代文論》教材編寫者都注意到了，教師只要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視并加強對現代文學理論的學習就能做到。關于第二方面，教師必須能熟練使用現代多媒體技術和網絡圖書資源查找資料。
1.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教學古代文論的總的指導思想和根本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的實踐觀、聯系觀、發展觀、矛盾觀等哲學觀念都對中國古代文論教學和研究工作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如“實踐觀”，中國古代文論都是對文學活動實踐的總結；“聯系觀”，上文也有論述，中國古代文論與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都有很緊密的關系；“發展觀”，中國古代文論的承繼性很強；“矛盾觀”，中國古代文論的很多觀念具有矛盾、辯證統一的特點，如“文”與“質”、“實”與“虛”、“陰”與“陽”、“和”與“同”、“近”與“遠”等，正是這些充滿辯證性的觀念催生了豐富多彩的文論思想、范疇。
2.教師要合理運用現代文學理論、美學發展的最新成果
A Theoretical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Key Words: medicine;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Abstract: The article states the author’s opinion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n the light of its definition， researching targets and approaches， as well as subject values and subject situation. As a result， the author holds the belief that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 is a branch of history which applies cross-discipline researching methods to the studies of human medical activities ever since， hence， recognizes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vicissitude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history， this subject probes the medical activities from the prehistoric period till the present time. Its researching targets encompass the co-existing structures and changes in medical activities for all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tory. As for researching approaches，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ans’ modernization and western ways’ civilization are required. Considering its subject values， not only can this research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history， but stimulate the historians to reconsider the targets and significance of history.
醫學社會史是20世紀初以來的“新史學”向縱深發展而產生的一門社會史分支學科。在整個社會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說是較年輕且影響較小的成員，以至于在一些中國社會史學術回顧中幾乎被忽略。①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醫學社會史是一門無足輕重的學科，也并不意味著它的研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事實上，醫學社會史是最貼近大眾的歷史，它不僅關注大眾的生命健康，而且關注大眾的社會生活，是最能解釋人類本質屬性（生物性與社會性統一）的歷史，因而它理應從社會史的邊緣漸入社會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潛在價值，一些學者早在上個世紀后期就涉足該領域，并取得了一些開創性的成果。②當然，這離醫學社會史學科的成熟還有較大距離。從理論上看，還沒有形成完整的醫學社會史理論體系，比如什么是醫學社會史，其學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對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價值何在等問題，史學界至今仍無定論；從實踐上看，醫學社會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狹。正如馮爾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處于試著做的態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還在摸索之中。” [1](p93)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醫學社會史”相近的一種表達。這些問題正是制約醫學社會史研究向縱深發展的障礙，也是醫學社會史未能在社會史領域取得應有地位的根源。因此，從學科（歷史）哲學的高度對這些問題進行理論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醫學社會史的定義
近年來史學界雖然頻繁使用“醫學社會史”之類的話語，但關于醫學社會史的定義卻沒有明確的定論。究其原因有二：一則因為作為分支學科的醫學社會史在其母學科“社會史”的定義仍有爭議的情況下，③是很難有明確的定義的；二則因為長期以來關于醫學的歷史解釋幾乎被傳統的純技術層面的醫學史所代替，人們很少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解釋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因而沒有明確的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繁盛和越來越多的學者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考察人類的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不僅為弄清醫學社會史的基本理論問題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為之提供了現實可能性。一些學者已開始用社會史的一般理論和方法來建構醫學社會史的理論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試圖給“疾病醫療社會史”下一明確的定義。他指出“它應是指從社會史的視角探討歷史上疾病、醫療及相關問題的分支學科，是中國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顯然易見，這一研究關注的不是技術本身，而是將疾病醫療作為一個切入點，藉此來考察社會文化的變遷，因此它應該主要由歷史學者承擔。”[2](p97)這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國內學者關于醫學社會史較成熟的理論思考。然而，余文并沒有把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整體地納入到社會史的視野之中。從研究的切入點看，他選擇的是人類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中最普遍最直觀的“疾病”及“醫療”；在紛繁的疾病中，他選擇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傳染?。骸拔烈摺?。事實上，醫學除了疾病及醫療以外還有更重要的內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還有更復雜的體現，所以如果把“疾病醫療社會史”等同于“醫學社會史”，就略嫌偏狹。這也正說明了醫學社會史的理論建構任重而道遠。此外，楊念群、張大慶等學者也對醫學社會史進行過理論探討。楊念群通過揭示在西方醫療體系滲透下產生的衛生實驗區對北京社區控制力和人們生死觀念轉變的影響，把一個純粹的醫學史問題轉換成一個醫學社會史問題。作為醫學出身的學者張大慶卻沒有囿于傳統醫學史“由醫生為醫生所寫的關于醫生的事”（By doctors about doctors for doctors）的編撰模式，而是努力從社會因素入手來考察人類過去的醫學活動或醫學現象。他把醫學社會史理解為“研究醫學活動中醫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與死、健康與疾病的觀念及演化”，“更多以問題為導向，更多地開展跨學科研究” [3](p37)等。以上學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醫學社會史的理論建構。
在學科的理論建構中，弄清概念及定義是最基礎的工作。關于醫學社會史的概念，目前史學界也有多種表達，如身體史、疾病史、疾疫社會史、疾病醫療社會史、生命醫療史、人群生命史等。④這些概念所包含的內容無疑都屬于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但是，它們并不一定都能代表醫學社會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個包含上述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為該學科的名稱。通過比較各相關概念發現，“醫學社會史”是這一學科領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為“醫學活動”幾乎包括了人們認識和干預人的身體及生命過程的全部活動。
在對醫學社會史的定義進行闡述之前，還必須弄清“醫藥活動”、“社會”、“醫藥社會活動”、“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學”、“醫學史”、“社會史”、“醫學社會史”這幾個與之相關的概念及其相互關系。這些概念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包括“醫藥活動”、“社會”、“醫藥社會活動”，這是客觀存在社會活動以及在活動中體現的各種關系。關于“社會”，按照的觀點，是指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是各種社會關系的總和。[4](p27)也就是說，社會是指在人們生產和生活的交往過程中產生的各種關系?！搬t藥活動”是指保護和加強人類健康、預防和治療疾病的科學知識體系和實踐活動，[5](p23)是人們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醫藥活動以及在其中產生的各種關系也就構成了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部分可以命名為“醫藥社會活動”及“醫藥社會關系”。第二個層次包括“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學”，這是根據不同研究對象分類的學科。關于“社會學”，可簡單認為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即“通過人們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行為來研究社會的結構、功能、發生、發展規律的一門綜合性的社會科學”[4](p5)。而“醫學”則是以“醫藥活動”（包括主體、客體、工具及手段）為研究對象的科學?！搬t學社會學”是以“醫學中的社會學問題和社會學中的醫學問題”[6](p1)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即研究醫藥活動中的各種社會關系以及醫藥活動與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的關系的科學。因此，醫學社會學是社會學的重要分支學科。第三個層次包括“醫學史”、“社會史”、“醫學社會史”，這是與上述學科相對應的歷史學科。無論是社會學、醫學，還是醫學社會學，都是以研究共時性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的科學，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歷時性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那就屬于社會史、醫學史及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了，它們不僅關注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在某一歷史時期的靜態表現而且關注其歷時性的動態變遷。上述概念及相互關系可用下圖表示：
（醫藥）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醫學）社會學（醫學）社會史
在縱觀醫學社會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醫學社會史相關概念的基礎上，結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對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作一個嘗試性的解釋：醫學社會史，是從社會史的角度，運用多學科的研究方法，通過對歷史上人們醫藥活動的考察來認識社會（文化）的形態及其變遷的學科，是歷史學的分支學科。它的研究范圍涉及歷史上人們認識和干預人的身體及生命過程的一切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包括“認識”和“實踐”兩個范疇，包括“技術”、“制度”和“觀念”三個層次。
二、醫學社會史的學科定位
從理論上講，弄清了醫學社會史的定義也就明確了其學科定位。即醫學社會史首先是歷史，其次是社會史，再其次是醫學社會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繪醫學社會史的準確位置并非如此簡單，因為歷史學科發展至今已形成了一個龐大的體系，各分支學科相互交錯滲透，很難給某一學科準確的定位并劃清與其他學科的界限。葛劍雄、周筱赟曾試圖從時間系列、空間系列、內容系列、人物系列、另類歷史等幾個方面將當今歷史學科進行分類，[7](p77)基本上囊括了歷史學科的大多數成員，為人們解析歷史學科提供了一種范式。受這一范式的啟示，我們不妨根據歷史的“時間、空間、人物活動”三大要素把各歷史分支學科置于一個簡單的三維笛卡爾坐標之中來分析。以時間為縱軸，以空間為橫軸，以人物活動為立軸。從時間序列考察歷史，可分為通史、斷代（階段）史；從空間分布考察歷史，可分為世界史、國別（地區）史；從人物活動考察歷史，可分為總體史、專門史。在上述三維中，人物活動是核心，時間和空間只是人物活動的特定環境。正如湯因比所言“作為歷史研究對象的可以說明問題的單位，不是民族（國家），也不是時代，而應該是一個社會”[8](p2)?？铝治涞乱仓赋觯骸皻v史學要弄明白的是哪一類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 gestae［活動事跡］：即人類在過去的所作所為”[9](p19)。所以，我們可以只依據“人類活動”這一歷史研究的核心內容來更為簡單地把歷史劃分為總體史和專門史兩類，而時間與空間只是作為“歷史”的限制性定語。以“中國通史”、“明清江南經濟史”為例，從時間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斷代史；從空間上看，前者是國家史，后者是區域史；從內容上看，前者是總體史，后者是專門史。故任何歷史都不外乎是總體史或者專門史，其區別只是不同時空限定而已。⑤
要為醫學社會史準確定位，還不得不對社會史有較準確的理解。社會史是專門史還是總體史？目前史學界仍存爭議。爭論的焦點在于對“社會”兩字的不同理解?！吧鐣庇袕V義和狹義之分，因此社會史也有廣義社會史和狹義社會史之別。廣義的社會史應該是以人的一切活動為研究對象，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是如前所述的總體史；狹義的社會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動、經濟活動、文化活動以外的其他社會活動為研究對象，⑥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就是如前所述的專門史。作為醫學社會史的母學科的社會史，應當是專門史范疇的社會史，因為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只是與“醫”有關的特殊的人類活動。
如果把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置于歷史視野中就變成了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同樣，如果把醫學社會活動及醫學社會關系置于歷史視野中也就變成了醫學社會史研究的對象，它們是社會史研究對象中的特殊部分，故醫學社會史就是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學科。需要指出的是，雖然社會史存在廣義社會史和狹義社會史之爭，但醫學社會史卻不存在“廣義醫學社會史”與“狹義醫學社會史”之別。歷史上所有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社會活動及社會關系都應當屬于醫學社會史研究的范疇。當然，由于“醫學”既不屬于政治范疇，也不屬于經濟范疇，而是屬于狹義的社會或文化范疇，所以醫學社會史應當歸屬于狹義社會史，是狹義社會史的一個分支學科。
至此，通過向上“尋宗問祖”終于找到了醫學社會史在歷史學科體系中的位置。然而，對醫學社會史的學科定位還必須有一個向下的“追波逐流”的過程。醫學社會史由于自身研究對象的復雜性，也可繼續離析為若干子學科。如果考慮時間因素，醫學社會史可分為古代醫學社會史、近代醫學社會史等；如果考慮空間因素，醫學社會史可分為世界醫學社會史、中國醫學社會史等；如果把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人物活動”再進一步分解，醫學社會史又可分為疾病醫療社會史、預防保障社會史、醫學教育科研史、醫藥衛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觀念史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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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英]阿諾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9][英]柯林武德著．歷史的觀念（節選本）[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①例如趙世瑜、鄧慶平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歷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從學術思想史的高度，對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做了細致的爬梳。該文以時間（代）為經，以重點問題、研究者及其成果為緯，描繪了一幅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的長卷，然而，通覽長卷卻未發現一點有關醫學社會史的“墨跡”。又如常建華在《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周積明、宋德金主編《中國社會史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紀中國社會史研究從模糊、宏觀到清晰、微觀的發展歷程，并檢討了中國社會史“興起、停滯、復興”各個時期的研究概況。該文敘述了復興階段的“新社會史”在外延（深入）式發展中產生的諸多研究領域，提及社會生活“衣食住行”諸領域，但與人的“生老病死”有關的醫學社會史的研究卻只字未提。再如郭松義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五十年》（《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點對80年代以來社會史“復興”階段中國社會史研究的特點、復興的動因等問題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該文也僅在探討社會史研究方法時提及“醫學”及疾病、死亡等有關生命的字眼。上述關于中國社會史的學術回顧，都可謂史學界關于中國20世紀社會研究回顧的權威之作，然而其中卻沒有給“醫學社會史”這一新成員予以適當的位置，這足以說明醫學社會史在史學界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
② 在西方，醫學社會史的研究起步較早且成果較豐。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有了專門的學術機構：醫學社會史學會（The 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這個學會的支持下又由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了專門的醫學社會史雜志（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并涌現了大批杰出的醫學社會史研究者，如羅伊.波特（Roy Porter）、克里斯托弗.勞倫斯（Cristopher Lawrence）、約翰.皮克斯通（John Pickstone）、威廉.拜納姆（William Bynum）、羅杰.庫特（Roger Cooter）等。國內的醫學社會史研究，雖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興起，但也取得了許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詳細情況可參閱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國疾病、醫療史探索的過去、現實與可能》（《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關注生命——海峽兩岸興起疾病醫療社會史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論文《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這一領域具有開創性的典范之作。當然余新忠關于中國醫學社會史研究的綜述并沒有窮盡國內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實北京大學醫學史研究中心的張大慶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的楊念群等在我國醫學社會史研究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學術重鎮以外，全國各院校和研究機構也有一大批醫學社會史的學者，他們的工作對中國醫學社會史的興起與發展也產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動作用。
③ 如張國剛在《試論社會史研究的學科結構》（《天津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會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對象是什么？其學科體系是什么？迄今為止，國內外依然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蛘J為社會史是與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思想史、藝術史等相對的一門專史，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或認為社會史是總體史，真正的通史應該是社會史；目前比較時興的一種看法認為，社會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專史，而只是代表了歷史研究中的新視角、新范式、新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4）07-0035-01
眾所周知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更是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語言所包含知識和信息極為廣泛，任何文化的內容都可通過語言來呈現和反映，因此要想真正領會一門語言的深刻內涵，就必須學習這種語言特定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重視文化導入，唯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培養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依據《大學英語教學大綱（修訂本）》要求：“大學英語教學應有助于學生開闊視野，擴大知識面，加深對世界的了解，借鑒和吸收外國文化精華，提高文化素養”。
一、當前大學英語文化導入的現實狀況
目前，很多高校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著一個理解和認識誤區，那就是認為學習文化主要學習的是西方國家的文化，片面重視對西方文化的學習及理解，而忽視了中國文化的學習和深化，更不用提雙向文化的互動學習，學生培養跨文化能力的意識較為薄弱，未能真正參加各種跨文化交際活動。同時，大學英語課程的設置、教材的編寫片面宣傳西方文化要點，而忽視培養學生的中國文化英語表達能力的提升，關于中國傳統文化的相關英語資料和書籍也相對匱乏，宣傳力度不夠，認識程度不夠，這些都進一步導致了中西方文化比例嚴重失調，并不斷加深。
高校大學英語教學未能真正貫徹以提高學生綜合運用能力，培養符合型應用人才為主的教學原則，而是更多以學生通過大學期末考試和四六級考試為主要衡量目標。同時在教學模式和教學內容上，教師仍堅持以語言教學為中心，詞匯和句子等材料脫離語境而且較為抽象，片面重視課堂翻譯，而在嵌入在課文背后的文化背景知識較少，只是粗略的一提而已，學生雖能通過四六級考試，但缺乏系統全面的文化知識，同時由于語言教學脫離文化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極大地打擊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能動性，教學效果比較差，因為對漢英文化差異的理解較少，嚴重影響了學生語言創造能力和語言交際能力的提高。因此，從現實情況來看，文化導入對于能否較好的實現大學英語教學目標，提高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是至關重要的。
二、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文化導入的重要意義
進入新世紀，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更加深入，科技的迅猛發展，知識和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交流更加頻繁，對具備跨文化交際能力的符合型英語人才需求更加迫切，這就要求在大學英語教學過程中，在加強英語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培養的同時，更加側重中西方文化背景知識的學習和導入，增強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滿足他們語言學習的要求，這不僅有利于擴大學生的英語學習知識面，激發英語學習興趣，而且有助于學生充分理解英語語言的文化內涵和外延，更加有利于英語學習效果的實現，更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跨文化交際能力。
2007年我國教育部頒布的《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中明確要求：“大學英語課程不僅是一門語言基礎課程，也是拓寬知識、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質教育課程，兼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彼?，大學英語課程的設計應當充分考慮學生文化素質培養和國際文化知識的熏陶和教授。而且教學大綱及課程要求都明確要提高學生的文化素養和語言應用能力及跨文化交際能力?；诖?，當下大學英語教學的立足點不應只是停留在聽、說、讀、寫等基本技能和能力的培養上，而是應該以培養大學生的跨交際能力為目標，重視文化導入在英語教學過程中的必要性。
三、大學英語文化導入的實現方式
首先，充分利用和挖掘大學英語教材的文學內容和價值。
當前很多高校使用的大學英語教材中有很多課文及章節，都涉及很多文化背景知識，深入挖掘教材中的相關文化內容，利用恰當的課堂導入形式，加強文化背景教學。特別是新視野大學英語讀寫教程3中關于美國文化的五個象征就是很好的文化背景知識。同時英語教材還有很多歷史典故和文學典故，這些典故具有濃郁的民族色彩和獨特的文化個性及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教學過程中教師靈活運用典故，可以豐富學生知識，開闊視野。同時在教學過程中以閱讀和欣賞為主，增強學生的文學學習興趣，提高學生感悟英美文學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意義和美感。
其次，改變傳統教學方式，將人文思想引入課堂，注重文化差異。
在大學英語過程中，高校應該改變傳統教學模式，改變過去片面強調學生語言基礎知識和技能培養的教學理念，注重提高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建立開放教學空間，將教學內容有機結合，充分利用課上及課后時間，增強語言文化知識的輸入。構建個性化課堂，鼓勵學生課余時間注重積累的語言知識，特別是人文知識，引導學生對新內容、新知識進行語言應用建構，強化語言實際應用能力和交際能力。
再次，充分運用現代網絡等多媒體技術，廣辟途徑豐富學生文化知識。
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為高校英語教學提供了更加先進的教學手段，也為大學英語授課提供了很好的媒介。教師可以運用多媒體，創建各種日常生活場景，增強教學的實際效果性，同時可以通過網絡或者電視等媒介播放具有文化知識的電視劇和電影，開闊學生的視野，增強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能動性，這種教學方式不僅直觀而且生動，更易于讓學生接受，能夠更好地優化教學，提高課堂教學質量和效果，幫助學生不斷積累英語文化背景知識，更好地增強學生的文化意識和在實際生活中的語言應用和交際能力。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把大學英語教學同文化教學緊密相結合是十分必要的。進入世紀，大學生只有深入了解英語國家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以及思維方式，才能正確地理解和掌握英語語言文化，不斷提高學生的文化交際能力，才能避免由于文化差異導致的交流障礙和理解困難，切實提高當代大學生的人文素養和綜合素質。
參考文獻：
新聞學的學科地位時常被人質疑，這一問題值得每一位新聞學學者深思。鄭保衛教授扛起保衛新聞學和發展新聞學的大旗，提出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的目標。應該說這個目標比較明確，回答了中國新聞學的特性問題，有助于明確中國新聞學的個性價值和努力方向。新聞學只有充實了自身的內涵，凸顯了自身特色，才能進一步鞏固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價值和意義。本文就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談一些粗淺看法。
一、理論溯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提出
由于新聞在中國總是與政治聯系在一起，新聞學又與文學、歷史學、社會學、傳播學有著密切的關系，不少人發出“新聞無學論”[1]的質疑，甚至一度有人認為新聞學已“走入黃昏”[2]中國人民大學鄭保衛教授認為，新聞學并未走入黃昏，而是在不斷邁向輝煌，新聞學學科的基礎扎實，其學科獨立性具有現實和理論依據。鄭保衛教授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大背景下，我國的新聞學的學科發展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環境和條件，豐富多樣的改革實踐、不斷改善的政治環境、逐步開放的學術氛圍，都為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現實基礎。[3]新聞學的學科創新是宏觀創新理念的要求，是新聞事業內在發展的需要，是新聞工作不斷創新的需要，我們應該在創新的基礎上不斷發展新聞學。[4]鄭保衛教授認為，我們應該堅持在找準問題、繼承傳統和學習借鑒的基礎上發展，堅持在理論創新中發展，堅持在科學與人文精神的關照下和在馬克思新聞觀的指導下發展新聞學學科。[5]他提出，我國新聞學研究創新與發展的最終目標，應該當是構建一個能夠體現當代最高水平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以適應新世紀新聞事業和新聞學科發展的需要。[6]鄭保衛教授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要堅持用馬克思新聞觀作指導，并體現兩個特點：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反映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本質；二是要具有中國特色，適應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需要。[7]
鄭保衛教授的觀念為我們探索新聞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但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應該說是一項艱巨而長遠的任務，如何明確這一理論體系的內涵和功能，解決這一體系的貢獻和普世性、闡釋力等問題，規避理論構建中的倫理風險，都值得我們深思。
二、理論的時代背景：“去西方化”理論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
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內在上與目前學界認同的推進“去西方化”理論研究有一定程度的契合。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新聞學開始大量引介、吸收西方學術理論，以信息、傳播等概念取代原有宣傳的學術話語，希望借西方話語達到學術研究“去政治化”的目的，推動了學術研究的極大解放。經過了20多年的引入，西方理論與中國國情的不相匹配、“水土不服”現象開始引起學界的討論，新聞學開始反思西方理論的局限，并希望在未來研究中能體現中國的傳播實踐與學術理論的平衡點。這種“去西方化”理論研究，雖然任重道遠，但目前學界取得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就是應該找一個基于全球化中國的“去西方化”范式。如同李彬、黃衛星所言，當務之急需要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層面和更加廣闊的社會層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在于擺脫技術化、“貧血化”的庸俗路線，而且更在于科學解釋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并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價值依托。[8]在這樣的背景下，新聞學研究的視野被進一步擴大，學術研究的諸多禁忌開始被打破，新聞與政治的關系再次被重新審視，在“再政治化”的過程中學界越來越強調學術研究的公共參與精神。
中國傳播學研究正在經歷著一個學科走上歷史前臺的重大轉折時期，政府或國家的需要發揮著一種引領和重組中國傳播學研究群體的作用。目前，新聞學研究面臨的是一個黃金時期，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并面臨轉型，信息化持續加速新聞需求高漲，媒介技術變革推動公眾公共意識不斷增強。姜飛[9]認為，目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面臨的社會形勢和公共需求，同戰后美國對新聞傳播學的需求十分相似。在這個冠之以“轉型”、“信息”、“風險”、“新媒體”等名稱的社會中，傳播媒介和新聞媒體的作用空前重要，而黨和政府、企業組織、公眾個人等，對新聞傳播的需求也空前高漲。這個時代是難得的理論創新機遇期，新聞學有必要加強“去西方化”研究，而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或許可以成為“去西方化”理論的一個恰當選擇。
三、理論合法性：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和文化書寫
學界中的很多人對但凡牽涉以“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理論常常嗤之以鼻，或敬而遠之。他們認為，理論應該是具有普世性的，能夠接受特殊性或普遍實踐的檢驗，或者理論應該是意識形態中立的，不應有政治傾向。這些人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和科學性，學術不是政治，應該保持相對的獨立性，理論也應該具有強大的闡釋力和適應性。但理論研究作為人的一種思想活動，仍然無法解釋實踐中遇到的全部問題，而且理論也無法回避自身的意識形態。
后現代思潮中，真理已遭到質疑，人文學科遭遇表述危機。人文學科中處于支配地位的觀念正在被重新評估，那些曾經想當然地被當做事實，或者被當作范式的有效性基礎的“確定性因素”，成為有問題的東西。[10]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在《寫文化——民族志的詩學與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所有建構的真理都是通過排斥和修辭的強有力的“謊言”而變得可能的，沒有一個“完整的”第一時間知識大全。[11]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不僅僅限于文學界和人類學界，但人類學民族志所作出的反思已經深刻地影響了諸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后現代思潮帶來的質疑權威、消解中心、打破權力，給傳統的理論帶來諸多挑戰，這種質疑給所謂的普世理論和客觀真理以巨大打擊，普世理論和絕對中立都是被后現代給解構了的“神話”，他們并不存在。在后現代思潮的挑戰和實驗民族志的啟發下，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反思理論構建中的基本問題，我們應該放棄那種構建普世理論的追求和完全中立的態度。
但是，如果放棄理論的普世性和中立性，理論的合法性依據又從何而來呢？公共人類學的實踐或許對我們有一定啟示意義。公共人類學的主要聲望來自它對世界范圍的某些問題及事件所作出的直接的和實質性的貢獻，它從過去的研究所積累的傳統中吸取智慧并應用于當代。[12]學術研究應該是作者（學者）利用文本（理論）與讀者（公眾）的一種對話，這種對話面對的是具體的公眾，要解決的是理論的普世性與本土性之間的矛盾。在這一解決過程中，普世性成為解決“本土問題”的前提和語境，而“本土理論”成為特殊人群面對的特殊問題，并證實或證偽普世理論。我們要發展的新聞學理論就是這樣一種理論，新聞學學者借助這一理論體系建立同中國公眾的公共關系。以公共精神為基本原則，這符合學術研究的價值關懷和人文精神。
知識的產生與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類的知識總在一個原點開始旅行，后人會按照沿著前人走過的路繼續走下去。但是當知識積累到一定的程度，必然會走入歧途，誤入困境。這時知識會推崇復古或是返回原點，重新考問，擺脫困境，以便開始新的旅程。人文學科的表述危機如此，民族志也是如此，當原有的學術傳統難以解決困境中的問題時，我們需要返回原點。在這個原點，永遠高昂著人性，永遠駐扎著對人的生命的追問，對真理的追問。后現代主義返回了這樣的原點，打破了原來樹立的傳統和權威，但在打破這一切的同時，它仍然在建構。后現代民族志同樣打破了民族志積累起來的權威，但同時它也致力于一種新的秩序。
現在，新聞學的理論構建也急需做這么一項工作：返回原點。返回原點，不是完全“返祖”，而是要回到我們傳統理論無法支撐社會發展、西方理論大量涌入中國的時刻，返回那一時代，梳理最近30多年來學習借鑒西方理論的經驗和不足，以公眾聯系的時代變遷為底色，在總結的基礎上創新，描繪新的理論圖景。這種總結的源泉就是30年來的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四、理論闡釋力：中國模式和生動的社會主義實踐
目前，中國研究成為西方學界的熱門，西方新聞傳播學界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成為熱點。很多西方理論無法在中國得到驗證，因此中國研究成為理論驗證的天然“試驗場”。很多西方學者將中國的特性表述為“中國模式”，這一模式一方面表達中國特色，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意識形態色彩。在西方學者研究中國的同時，中國學者更喜歡生搬硬套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問題，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怪圈”。我們所要構建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就是要解決這種怪現象。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要在吸收消化西方理論的基礎上，研究中國的特殊問題。這種研究很像民族志研究，民族志學者在走入一個村寨做研究時，他首先要了解村寨所處的鄉情、縣情、省情，乃至國情和整個世界。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理論體系，并不是要把自我封閉起來，排斥西方和全球化，而是要在西方理論和全球化的基礎上來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問題。這一理論體系可以對西方理論進行發展或修正，它的創立目的是強化普世理論的有效性，并不是要在西方學術界以外再建立一個理論界，學術理論是不分國界的。這一理論是一個完全的開放系統，它最早借鑒了西方理論，并同中國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結合在一起，同當前的現實中國保持了密切關系；它大量吸收了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也歡迎西方理論和西方學者的檢驗。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施行，中國的經濟社會迅速發展，國際化程度越來越高，國際影響逐步提升，構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具備了越來越多的理論和現實可能性。這一理論建立在從殖民時代開始從未有過的全新世界經濟格局基礎上，建立在社會主義的全新嘗試和探索實踐基礎之上，建立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大國影響逐步擴大的基礎之上，這些現代歷史上的嶄新經歷和發展歷史將給我們所要構建的新聞學以更強的闡釋力。
我們的態度并不是為了通過中國模式和社會主義實踐的研究建立一種真正的“普世理論”?？死５略凇秾懳幕芬粫杏昧恕安糠值恼胬怼币辉~，用來說明民族志的真理，也正是這種“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真理帶來的“一種有力的不完全感”，才能“成為機智表達的源泉”。[13]或許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體系就是要探索這樣一種“部分的真理”，這種部分真理與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理論或真理不同，但這種真理面對世界背景中的中國公眾時，可以解釋中國的問題，并與世界交流。
我們所要建構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與中國國情、社會主義政治密切相關，同時又堅持理論建構的一般原則（普世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堅持服務于公眾和公共事業的一種理論體系。我們應該放下對“中國特色”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成見，深刻地去思考目前我們理論創新的依據和可能。我們應該捕捉歷史難得的機遇，將中國的新聞傳播實踐納入世界范疇之中，發揚公共精神，服務于中國的公共事業，擴展學術的公共空間，發揮學者的公共作用。
注釋：
[1]參見唐遠清：《對新聞無學論的辨析及反思》，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8年。
[2]參見郜書鍇：《走入黃昏的中國新聞學——30年中國新聞學的回望與反思》，2009年第3期。
[3]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4]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5]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6]鄭保衛：《試論我國新聞學的學科地位及學科發展》，《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7]鄭保衛：《從“保衛新聞學”到“發展新聞學”——當前我國新聞學學科建設之我見》，《現代傳播》，2007年第1期。
[8]李彬、黃衛星：《從去政治化到再政治化——讀趙月枝〈傳播與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分析〉》，《新聞大學》，2012年第1期。
[9]姜飛：《中國傳播的三次浪潮——紀念施拉姆訪華30周年暨后施拉姆時代中國的傳播學研究》，《新聞與傳播研究》，2012年第4期。
[10]喬治·E·馬爾庫斯、米開爾·M·J·費切爾：《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一個人文學科的實驗時代》，三聯書店，1998年，第23、25頁。
[11]詹姆斯·克利福德：《導言：部分的真理》，見詹姆斯·克利福德、喬治·E·馬庫斯編：《寫文化》，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5、36頁。
1985年，美國后現代主義理論家弗?詹姆遜在北大作了的名為《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的專題講座，次年同名演講集譯著在中國出版發行。一石激起千層浪，當時受后現代主義影響頗深的中國青年學者王寧、王一川、陳曉明等人紛紛出書解讀或譯介后現論，響應這股風潮。后現代主義波及到了海峽兩岸的文藝理論、文學、電影等各個方面，引起學界乃至社會強烈的反響。
在熱議的同時，有人對后現代主義在中國的合法性產生了質疑，文學理論家從學術研究角度論證了這一問題。首先，后現代主義作為一種哲學思想和理念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其次，后現代主義為中國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理論批評視角和方法，為文學理論的拓寬了道路，發展出更多可能性；最后，后現代主義在中國也有助其成長的土壤和條件：科技的迅猛發達、信息的飛速傳遞、各種媒介層出不窮、文化進一步形成產業化和商業化模式、藝術逐步趨向大眾化和日常化，這都成為后現代主義思潮在中國所要面對和解釋的對象。鑒于后現代主義自身特點和其發展的經驗教訓，中國文學理論家們一方面要杜絕后現代主義一味反現代主義的弊端，另一方面，要找準后現代主義和中國傳統文論的契合點，使二者和諧地融合，同時碰撞出新的思想火花，為新世紀文學理論和文藝學學科拓寬發展道路，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在后現代主義的滲透下，中國文化氛圍以及文人心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反傳統、反本質成為學界熱點，文藝學學科自身存在的許多問題也被發掘出來，亟待解決。
一、反本質主義在新世紀文論教材中的凸顯
新世紀的三本教材（南帆的《文學理論新讀本》，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版、王一川《文學理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版和陶東風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版，2007修訂版）的出版和推廣，是后現代主義對文學理論和文藝學學科最直接最具影響力的改變?！氨举|主義”是三本教材的核心關鍵詞，它們動搖了作為大學統編教材的童慶炳現實的《文學理論教程》的官方地位，徹底了對文學進行的本質主義界定的傳統。三本教材的作者一致認為，傳統文學理論在討論文學之前總會給文學設定一個本質，在這一大前提之下再向讀者和學生介紹文學的規律。但這一前提根本就是一個錯誤。陶東風在其發表在2001年《文學評論》上的《大學文藝學的學科反思》中就強烈表示，文藝研究和教學要克服本質主義和普遍主義的束縛。他認為童慶炳的教材被“審美本質主義”的框框所束縛。他的《文學理論基本問題》便是針對童版教材而寫的，既要學本質，同樣也要徹底地反“審美本質主義”。反本質主義繼承了后現代主義對傳統質疑、解構的精神，為文學理論學者推薦了一種全新的探索視角，為文學理論和教材的拓展了一條更具潛力的發展道路。但如果辯證地看待這種反本質主義，需要注意，文學本身雖然隨著時空的變化而發生著改變，但不可否認，一定有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本質特性存在，并且是超越時空存在的，對此應加以區別對待。
二、關于當代文論邊界問題的研討
文學理論僅僅依靠新的哲學思想和觀念輸入是不夠的，正如童慶炳在《文學理論的邊界》中指出的，“文學的當務之急是重建文藝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有機、積極的學術聯系”，文學理論只有理論聯系實際，與時俱進才有生存空間。但應該是以陶東風主張的通過研究“大眾日常生活的審美化以及相應的審美活動的日常生活化”作為建構方法，還是童慶炳先生認為的要回歸文學現狀本身，即關于“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討論為根本。前者希望借鑒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的理論方法，力圖改變文藝學的尷尬處境；后者則認為固守文學實踐陣地也可以絕地反攻。對于截然相反的兩種論調，朱立元先生進行了客觀的分析，認為“吸收文化研究的某些思路、視角、思考方式、研究方法和合理成果，對于文藝學的學科建設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僅僅依靠文化研究拯救文藝學也不現實。畢竟中西方的文藝理論發展過程和狀況存在著差異；再者，文化研究在西方已走入了“性文化研究”的死胡同，自身難保。因此，朱先生既主張回歸文學本身，也提倡對當前的通俗文學文化現象加以關注，并很好地解決古今文論、中外文論的融合問題才是根本。
三、當代文論“失語癥”
四川大學的曹順慶教授提出了當代文論“失語癥”的問題。他認為，當代文論喪失了表達自我的語言，一味跟從西方理論思維和話語，引用借鑒多過創新和思考，這是后現代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針對中國文論沒有自己的理論體系的缺點，曹順慶提出了首先應當加強古代文論向現代話語的轉換，“從傳統文論的意義生成方式、話語表達方式等方面入手，發掘、復蘇、激活傳統文論話語系統”，強調中西文論的對話和融合；其次是將西方文論中國化，即“處處以我為主，以中國文化為主，來‘化西方’，而不是處處讓西方‘化中國’”，避免中國文論被后現代主義同化。這兩點的核心都是以中國文論建設為中心，利用西方思想來輔助和為其服務，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文論。這也成為了文藝學學科建設的一個強大目標，是中國文藝理論者為當代文藝學建設所做出的創造性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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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并非僅限于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把砸庵妗蓖癸@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內在地影響和制約著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對于漢語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為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儒家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系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為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并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著眼，一旦發現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以達“意”為目標。儒家雖發現有言不盡意的現象，卻認為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辭達而已矣”；道家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著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梢哉f，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文化內部的問題，是為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啟蒙”為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為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啟蒙的宏大敘事中，并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系，這已經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為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啟蒙的根本立場出發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啟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啟了后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后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啟超、裘廷梁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啟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于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于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現“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從啟蒙的需要出發，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
這一命題的基本內蘊也延續到了“五四”時代。文章應該傳達出個體的獨立意識并以此達到啟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探討言文關系時的基本出發點，體現出更為徹底的現代意識。提倡白話文運動，正是要以白話文傳遞現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卞X玄同支持，但態度更加激進，明確主張廢除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p>
可見，發生在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著眼于言意矛盾，從達意的需要看待語言；“言文之爭”發生于晚清及“五四”時代，已深入到語言體系內部，卻是從啟蒙的根本需要出發，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已經具備現代質素。
二、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
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決的方案。言意之辨針對的是言意矛盾，對此道家與佛家有感于語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隨說隨掃、不立文字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從語言內部進行顛覆，通過破除語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領會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國古代占據支配地位的觀念，卻是立象以盡意。早在《周易·系辭上》中這一觀念即得到正式認可：“圣人立象以盡意?！辈粌H如此，《周易》還對“象”作了具體的解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吨芤住吠嘎冻龅男畔⒁馕渡铋L：一方面，“象”不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韻的相通，能夠以具體喻抽象，以有限表無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創造出來的，而“立象以盡意”又是孔子所講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盡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發點而言，《周易》并不是為了論證“言不盡意”這一觀點，而是為了闡述“立象以盡意”的策略。雖然意識到言不盡意，但是最終卻肯定“意”是可盡的。在言意關系問題上，《周易》體現出鮮明的儒家色彩，這與它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晉時代，何晏、王弼等玄學家以道家觀念解說儒家文本，從而使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周易》轉變為玄學的“三玄”之一，這是一個耐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儒家詩學和道家詩學在沖突與悖立中開始走向滲透和互補的現象，也即經學的玄學化現象”。對“立象以盡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確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沒有明確指出言盡意或言不盡意，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明確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在王弼看來，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產生，又指示著意，它們結合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須探求言外之義；要得意，就不能膠著于個別之象，而是要透過有限、具體的象去體味無限與抽象的蘊意。王弼的觀念對于中國古代詩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到晚清與“五四”時代，“言文之爭”則日益凸顯出來。人們關注的不再是言如何達意，而是進一步發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識界看來，言文分離才是造成語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務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這一方面，黃遵憲有首倡之功，他認為要改變中國語言、文字脫離的現狀，當務之急是“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啟超則注意到白話小說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故強調“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癮，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以白話翻譯《十五小豪杰》等歐洲政治小說。
“五四”時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識分子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與晚清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識分子強調個性自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錢玄同指出，言文分離是和文妖造成的，“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運動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則不能與白話文運動相比。晚清時就已經出現多種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說，康有為則在日本文獻資料的影響下萌生了設計“幼學捷字”的念頭。在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張，在此之后則有萬國新語、國語羅馬字等主張。但是這些主張或是停留于紙面討論，或是雖付諸實踐卻終歸失敗，個中緣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來，語言固然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字也同樣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對漢字加以改造。但是這樣一種改造與白話文運動是不一樣的：后者雖然融合了外來語，卻是以古漢語為根基的，是漢語現代蛻變的產物。文字拼音化則不同，從漢字本身特性來講，拼音化難度極大，如郭紹虞所言，“語詞為了遷就文字，即使復音語詞也往往兩音相綴三音相綴至多四音相綴，除翻譯外來語外，絕沒有多音相綴的復音語詞，因此同音語詞又比較多”，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難”。而且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態，兩千多年一直形態穩定，為維系中華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堅信國語隨國民性而演化，漢語漢字自有其獨特文化品性，這種內在的精神不會消亡。
三、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
中國古人的言意之辨，對于言意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種學術流派與見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卻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對語言所作的批評，更多地關注語用。在先秦諸子中，名家注重語言分析，把思考的重點真正放在語言自身，卻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擊而無立足之地，以至于長期背上了“詭辯”的罵名。實用立場與語言工具論相輔相成，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意識的顯著特色，即“文以載道”、“道”“器”二分的觀念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藝術，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屬品”，“古代論文的話，總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說到本身構造的技術，所以雖然是論文，實在是重義而不重文”。雖然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形式對于文學的重要性，魏晉六朝更是以語言作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依據，但是語言始終只被視為工具，處于從屬的地位，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文學自身特性的認識。
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時代依然在發揮其影響力。但饒有意味的是，關注語言問題引發了晚清和“五四”時代的文學變革，這與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批評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其語言意識也在發生著變革——從單純的工具論到開始從本體的層面考察語言，意識到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從而以語言變革作為文學變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導。當然，此時的變革多少還是不成熟的，還是在“工具”與“本體”之間徘徊、游移。
黃遵憲在《雜感》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眾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笨梢娝呀浾J識到語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厚重的文化，這種觀念與視語言為本體的現代語言觀有相通之處，已經透出了現代的氣息。而這樣一種在體用之間徘徊的矛盾，在梁啟超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梁啟超早年在論語言文字時，主要著眼于言文分離不利于開發民智；在中西對比時也是從功用人手，語言工具觀表現得十分突出。不過，梁啟超與“五四”學人的觀念已經透露出變革的氣息，因為他們已經是在動態的框架中思索。梁啟超指出：“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范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币粤簡⒊瑸榇淼耐砬逯R分子抨擊言文分離，號召三界革命，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格局。但是“五四”時代的變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層面觸動了古代漢語的根基，由現代漢語建立起現代思想文化。等人發起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學，明確提出“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比嗄旰螅劦阶约旱倪@一主張時，仍堅持認為“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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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興起，與女權主義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它是政治運動深入到文化領域的產物。一般認為，女權主義文論的誕生是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的第二次女權主義運動的結果。1970年，凱特·米勒特的《性政治》的出版，標志著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的形成。此后，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一直在不斷地蓬勃發展。它大致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在初期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這種文學傳統歧視婦女，歪曲和詆毀婦女的形象，并把眾多的女作家排除在文學史之外。在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重要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著，如：帕特里夏·邁耶·斯帕克斯(Patricia Meyer Spacks)的《女性的想象》（The Female Imagination，1975），埃倫·莫爾斯（Ellen Moers）的《文學婦女》（Literary Women，1976）；肖沃爾特的《他們自己的文學》(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1977) ，以及桑德拉·吉爾伯特（Sandra Gilbert）和蘇珊·古芭(Susan Gubar )的《閣樓上的瘋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1979)。這一時期還出現了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和同性戀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第三階段，女權主義文學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之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了修正。女性主義文學從許多其他批評理論，如心理分析、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讀者反應批評、新歷史主義、黑人美學等借用了不少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從而形成了形形的觀點和主張。
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60年代后期源于法國的一種哲學思潮，其主要倡導者是德里達。他認為，西方的思想傳統是建構在一種二元對立范式的基礎上，例如：言說—書寫、存在—非存在、本質—表象、事物—符號、真實—謊言、意識—無意識、男性—女性等等。并且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傳統認為每一組的前者優于后者，比后者重要；后者是前者衍生出來的“他者”（Other）。德里達對這種體現了等級差異的二元對立范式進行了批判，他把那種等級次序顛倒過來，這樣，后者并不低于前者，至少具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樣存在的理由。而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無論這種方法的實施者是有意為之還是無意中與解構主義的原則相契合。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對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制度進行拆解，改變這種對婦女不利的兩性對立狀態。
美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主要學者之一伊萊恩· 肖沃爾特（Eline Showalter）拋掉傳統的文學史分期，根據女性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特征，把婦女文學史劃分為“女性”（Feminine）—“女權”(Feminist)—“女人”(Female) 三個時期。第一時期（1840—1880）：特點是婦女致力于寫作，企盼達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他們不自學地接受了男子對婦女的偏見，標志之一是女性作家使用邏輯性化的假名。第二時期——1880——1920）婦女開始反抗對他們本性的歪曲，表現出昂揚的女權意識。第三時期（1920年以后）婦女既反對對男權文學的模仿，也超越了對男性的對立，他們更多地把自身的經驗看作自主藝術的根源，以建立真正的女性文學。
《她們自己的文學》——肖沃爾特與女權主義文學經典的構建。她倡導建構獨立的婦女文學史和女性文學經典。她認為現有的文學經典是男性中心的產物，它們排斥、忽略了婦女作家。女作家和她們的作品成了“被壓抑的聲音”。因此，面臨女性主義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建構婦女自己的文學史和文學經典。《她們自己的文學》就是婦女文學史的一部開拓性著作。在此書中，肖沃爾特批判了父權制文學傳統對婦女文學的偏見、壓制和漠視。并從理論的深度找到了婦女文學長期遭受壓制、埋沒的原因。另外，《她們自己的文學》發掘出了近二百位被父權制文學傳統湮沒的女作家。證明了婦女有著她們自己的文學，而且婦女文學有著自己特殊的歷史和傳統。這部作品對美國女權主義批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了西方女權主義評論中的里程碑。
《一間自己的屋子》——弗吉尼亞·沃爾夫的“雙性同體”觀。沃爾夫的女權思想在1929年出版的《一間自己的屋子》中表現得最為直接和充分?！耙粋€女人如果要想寫小說一定要有錢，還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 “錢”和“一間屋子”不僅僅是它們本身，而且是一種象征，是婦女沒有經濟地位、沒有文學傳統、沒有創作自由的生存狀況的寫照，也是婦女要進行創作的必要條件的象征。沃爾夫雙性同體思想的提出，是對歷史上以男性價值為仲裁者的單一價值的標準的反叛。針對兩性的處世態度，她提出了男女和平共處的理想。這可以看作當代解構主義女權主義者對性別二元對立進行解構的萌芽狀態的思想。
《閣樓上的瘋女人》——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的“作者身份的焦慮”理論。吉爾伯特和古芭在這部著作中運用了傳統的細讀和意象研究的方法。她們運用了“禁閉”、“洞穴”、“天使”、“魔鬼”、“瘋女人”、“女巫”等意象和隱喻來討論女性作家的作品。女權主義批評家將女性形象在傳統的男性文學中分為兩類: 天使與妖婦。那些溫柔美麗、順從賢惠，為家庭默默奉獻的女性被神話為天使，而那些意欲走出家庭，擺脫男權統治，追求自我價值的女性則被丑化為妖婦，為男性所厭惡和恐懼。她們認為，由于婦女被“禁閉”在由男性對她們以及對她們的潛能的界定之中，女作家們總是憂慮她們不能有所創造，擔心她們永遠也不能成為文學史上的“先輩”，擔心寫作的行為會孤立她們或者甚至會摧毀她們。為了克服對作者身份的憂慮，女作家們一方面選擇男作家不太感興趣的體裁和類型，諸如兒童諒、書信、日記等；另一方面，隱瞞自己的身份，否定自己，模仿男作家寫作。這些作家通過既遵從同時又顛覆父權制文學標準，來取得真正的女性文學的權威。從而她們超越了對作者身份的焦慮。
《尋找母親的花園》——愛麗絲·沃克的黑人女性主義觀。解構和抨擊男性中心文學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對婦女文學的贊美和發展，也就必然伴隨著對女性文學傳統的尋找。在《尋找母親的花園》中愛麗絲·沃克指出，奴隸制和種族歧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約束、歷史性地扼殺了黑人婦女的創造性。在性、種族、階級的三重壓迫下，黑人婦女在美國社會中成了真正看不見的人，被稱為“世界的騾子”。沃克運用縫制百納被和培育鮮花這種無語的藝術形式隱喻黑人婦女受到壓制的創造力，號召人們尋找黑人文學母系，反對歧視黑人婦女文學的種種謬論，旨在向世人昭示黑人女作家有著與本國黑人男作家及白人女作家一樣可靠的歷史傳統。深受這種傳統影響的不僅僅是愛麗絲.沃克，還有像佐拉·尼爾、赫斯頓、托尼·莫里森等許許多多黑人婦女作家。這些作家以獨特的黑人女性主義審美觀和身為女性雙重身份（既是黑人又是女人）的獨特經歷，充分描述了黑人女性在美國社會的生存狀態和她們的奮斗歷程。
女權主義文論的理論方法，從根本上講是一種解構的方法。因為女權主義文論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所以解構主義作為一種方法論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工具。解構主義為女權主義文論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婦女運動的宗旨不應只是得到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和地位，而是要懷疑所有的地位與權力，以避免將原有的對立雙方簡單地進行反轉。這種全新的思維方式，對于全面消解二元對立，從而建立全新的、不排除差異又不存在壓迫的女性文化是至關重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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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叭~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分泻谧訐渌访噪x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茖W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艾F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F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叭~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艾F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仡櫚倌晡膶W，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轉貼于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