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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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都市區先后出現于西歐、北美、亞太以至全球，伴隨都市區的出現與發展，都市區的行政組織與管理問題成為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廣泛關注和學術爭論的重要問題.近半個世紀以來，城市聚集化及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的發展更是引人注目。
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迅猛發展，新興城市大批出現，城市化進程大大加速，在東部沿海地帶特別是原有的城市群區域(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寫京津唐、遼中南、夏漳泉、.山東半島等)，都市區的規模不斷擴大，城市現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與此同時，中部地區的一些城市群也將崛起，如:江漢平原、中原地區、成都平原、湘中地區、陜西關中盆地等。這些地區在向都市化邁進過程中，都市范圍的確定、都市行政管理的職能、都市發展的模式等問題相伴產生，借鑒國外都市區發展中的一些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探討這些問題，對于改革我國現行都市區的行政區劃體制具有重要意義。
1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范圍的確定.
所謂都市區是指由一定規模以上的中心市及與其保持密切社會經濟聯系，非農業活動發達的地區共同組成的具有城鄉一體化傾向的城市功能地域。據此，在劃定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合理范圍時，需嚴格分析考察其區域一體化的表現程度。范圍過大.不僅不利于區域一體化發展，而且影響都市區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范圍過小，又會抑制甚至阻礙都布區的發展。英國曼徹斯特大都市政府之所以解體，除了重要的政治因素外，與其行政范圍被縮小有直接關系圖。這對于我國都市區行政范圍的合理確定，是一個可供參考的例子。
2都市區行政組織與管理模式的建立
都市區內若干城市在地域上的連續性，某些服務的共享性，使得在都市區建立統一的政府和管理機構成為必然，在國外大都市區政府管理演變過程中，出現了兩種典型的、體制不同的組織方式，即“大都市政府”和一系列松散的職能單一的政府聯合委員會，以提供和協調大都市范圍的公共服務，如計劃、交通、供水、金融等，前者被稱為單中心體制，后者被稱為多中心體制[’1.象倫敦、墨爾本、多倫多等都市區屬單中心體制，曼徹斯特、舊金山等都市區則屬多中心體制.兩種體制在國外都市區的發展實踐中，各表現出自身的優缺點。單中心體制，亦稱一元化體制，是指在大都市地區具有唯一的決策中心，有“一個統一的大城市機構”。在這種體制下，可以剔除或減少有害于大城市發展的竟爭和沖突，可以使資源流動更為暢通，可以在解決主要問題時適應大都市地區的戰略;但這種體制又易陷入等級化的官徐結構危機，突出地表現在對居民日常需求反映的遲鈍，不能代表當地的公共利益。呈爾本大都市政府行政結構的演化也體現了這一點。多中心體制又稱多元化體側，是指在大部市地區存在相互獨立的多個決策中心，包括正式的綜合的政府單位(州、城市、鎮等)和大t重登的特殊區域(學區和非學區)，各種管理區域的劃分和變動以及協調組織的建立，都是謀求特定的公共服務的經濟利益的結果.多中心體制試圖以此來滿足居民的種種孺求和偏好。由于政府較小.公眾容易參與鑒督，因而政府對當地居民的需求及其變化更具有彈性，反應更加靈敏。美國堪薩斯市的協調機構—美國中部區域委員會就是這樣做的。多中心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實現大都市區內超越各種功能小區的更大地區范圈內的公共利益問題。實現這種公共利益只有通過各地方單位的合作、競爭和協商來提供大規棋的公共服務。事實上，這種合作是相當困難的。
我國是一個國土遼闊、人口眾多、歷史悠久、多民族的發展中國家，各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水平、科技水平乃至管理水平、思想觀念等都有很大差異，而且在近期之內，這些地區之間的差距還會拉大.因此，在分析借鑒國外兩種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模式的同時.還應因地創宜，走多棋式發展的道路[.]。例:在我國的京津唐、蘇錫常、廈潭泉等地區，可借鑒多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我國特有的國體、政體下，探索中國式的地域性和專業性的協調方式，建立市與市、市與縣(市)之間的有權威的高效能協調機制，在上海、重慶、武漢、廣州等都市區，借鑒單中心體制的實踐經驗，在適當時候、適當地區，尤其是跨界城市區，建立聯合政府，是適應我國城市發展進免或解決“城市病”的一條可行途徑。
3明確都市區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的職能
在都市區設立跨城市的區域性的聯合政府、機構，對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必然產生影響，使單一城市政府的職能相對減少.例如:學區的設立，環保、公共交通、消防、供水等委員會的設立.都減少了單一城市政府的此項功能。因此，如何處理好都市政府與各地方政府職能的關系，成為都市區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多倫多都市政府作為解決都市問題、處理地方政府關系的成功范例，對世界城市的發展與管理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71。我國與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體、政體不同，在都市化發展中其組織與管理模式不能照搬國外的模式，但多倫多大都市組織與管理成功的經驗，對于解決我國都市化地區城市發展和管理的問題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多倫多大都市政府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是各級政府有較為明確的職責分工，使各級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有所責、有所不責，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目前我國政府職能分配中存在不合理的現象。有些事務，從低級地方政府、高級地方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插手管理，這樣常常不是各級政府管理效果的盛加，而是相互擠兌、相互推誘，造成管理混亂、行政效串低下.因此，在政府機構改革中，明確各級政府與都市區政府的職責，實行合理分工是極為重要的。
4都市區內地方政府利益的協調
從國外眾多都市區的發展來看，無論是大倫敦、多倫多、墨爾本，還是曼徹斯特、舊金山等，在其發展的過程中，無一例外地都充滿著區域內各城市政府利益間的矛盾，因此，怎樣在區域范圍內解決各城市共同面對的間題，成為都市區研究的熱點。
在我國，由于長期實行中央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中國特有的“行政區經濟”[8]現象進一步加強，區域內地方政府間的利益沖突更為加剮，因此處理好都市區各地方政府間利益關系顯得異常重要.
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城市地區MUC和RCM體系的建立.便是試圖在一事定區域范圍內聯合解決區域性問題的實例之一.在理論上，西方一些學者建立和發展了“公共經濟學”力圖從規模經濟的角度分析和解決這類問題.“公共經濟學”認為，城市間的利益沖突的主要原因，是行政邊界與市政公共設施的服務空間的不一致。從“公共經濟學”的硯點看，城市政府具有生產和提供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職能，理想的城市政府行政邊界.
應當大體上與公共設施的空間服務范圍的自然邊界相符。事實上，由于不同的公共設施有不同的服務空間范圍，因而在西方城鄉分治、“切塊設市”的體制下，一個城市政府管箱的行政邊界不可能與所有的公共設施的自然邊界相適應，相鄰的區域之間，地域相連的城市之間，公共服務相互滲透，而公共服務的費用支付，卻被限定在行政邊界范圍內。如何建立大城市地區合理的行政管理結構和組織，從而使城市公共設施和服務達到最佳經濟規棋，便成為西方管理及經濟學者十分關注和爭論的熱門課題。一些學者認為應通過聯合所有的政府服務(總費用)來考察規模經濟.在都市化區域實行一元化管理體制，有利于組織公共服務，使其達到規模經濟;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地方政府的合并或聯合造成了公共服務費用的增加，而不是減少.也就是說，在都市化區域實行多中心政府管理體制更為有利.它比一元化的體制更富有彈性。
盡管我國和西方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城市設置方式等方面存在諸多差異，但西方學者用“公共經濟學”的觀點解釋和研究都市化地區城市政府的行政管理體制問題的思路，對我國，尤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解決大城市地區城市間的利益沖突，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5都市區行政組織管理的法制建設
市場經濟是個法治的經濟，健全法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條件之一。國家要依法治理，行政區劃也要依法管理。美國的行政區劃管理既有資產階級政治的糟粕，也有人類行政管理的普遍經驗。我們完全可以立足于中國的國情加以揚棄吸納。在美國、法律的實施是市政府的重要職責之一。我國也有必要通過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完善各項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規，將各市施政納入法制軌道，讓市政府自主地依照法律實行行政管理，并接受人大和上級政府的法律監督和公眾輿論鑒督.逐步改革凡事均需逐級請示審批的人治傳統習慣，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適應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需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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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文化是指以三國時期的歷史文化為源，以三國故事的傳播演變為流，以《三國演義》及其諸多衍生現象為重要內容的綜合性文化［1］。時至今日，三國文化已被億萬中華民眾所熟悉，成為影響中華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重要文化之一。透析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對于我們今天建設城市文化品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三國文化品牌形成歷史原因透視
（一）三國歷史的自身特點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基礎
在漫長的中華文明歷史中，三國歷史只是很短暫的一段，并且歷史上類似于“三國”的分裂時期也有多次，秦統一全國前的戰國時期，秦末的楚漢之爭，西晉末年的“八王之亂”，之后中原大地出現的“五胡十六國”，隋末又是大亂，唐末大亂后中華土地上出現的五代十國，元末同樣如此，為什么這么多分裂期唯獨三國歷史最終形成三國文化品牌？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說：“三國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樣紛亂，又不象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保?］透過魯迅先生這段話可看出三國歷史一個重要特點是不簡不繁。眾所周知，矛盾是推動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力。矛盾過少，情節發展緩慢；矛盾過多，情節線索過于復雜。這兩種情況對一般普通大眾來說都是不樂見的，三國歷史記載了三個國家歷史事件，既不像楚漢兩國相爭只能圍繞一對矛盾描寫，又不像五胡十六國，描寫線索紛繁復雜。三個國家歷史事件使得三國歷史在傳播過程中可以不只有一對矛盾，同樣也沒有多對矛盾，既做到主次分明，有效推動情節發展，又不至于情節過于繁蕪，雜亂無章，普通大眾既易接受，又易于傳播。因此，三國歷史本身不簡不繁、容易傳播的特點，是其形成一種文化品牌的基礎。
（二）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要素
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載諸葛亮去世以后，其故事廣泛流傳：“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保?］唐代，三國故事是通俗文藝重要創作素材，（唐）顏師古《大業拾遺記》載隋煬帝觀水飾，其中水飾就有吳大帝臨釣臺望葛玄、劉備乘馬渡檀溪等三國故事。北宋時期玩影戲、傀儡戲、說話的伎家們演說三國故事，高承《事物記原•博弈嬉戲部•影戲》載：“仁宗時，市人有談三國事者，或采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爭之象。”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文八娘，叫果子。其余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苯鹪罕?、宋元戲文、元雜劇也多用三國故事，金院本有《赤壁鏖兵》、《刺董卓》，宋元戲文有《周小郎月夜戲小喬》、《關大王獨赴單刀會》，元雜劇有《徐夫人雪恨萬華堂》、《終南山管寧割席》等三國故事戲文，元代還出現了三國故事集大成者的平話———《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國故事在三國以后廣泛流傳為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積累了一定的群眾基礎，在普通大眾中也逐步建立起影響力，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必不可少的要素。
（三）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所體現出的價值觀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
（宋）蘇軾在《題三國名臣贊》中說：“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一文中也稱贊三國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如果我們將上述兩位對三國人物的評價歸納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智術高超；二是武勇動人；三是崇尚風節。對于智術和武勇都很好理解，至于崇尚風節，是崇尚什么樣的風節呢？當代學者沈伯俊先生在《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一文中認為：“向往國家統一的政治理想———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經線；歌頌忠義英雄的道德標準———這構成了《三國演義》的緯線。二者縱橫交錯，形成《三國演義》思想內容的兩大坐標軸?！保?］因此，沈先生認為“向往統一，歌頌忠義”為全書的主題。沈先生的提法基本獲得了學術界的認同。眾所周知，小說《三國演義》主要取材于三國歷史，小說之所以能夠提煉出這樣的精神內核，其實還是基于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這樣的核心價值觀，這也是三國人物所崇尚的風節內容所在。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渴望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當時思想領域，曹魏以天命所歸自居，蜀漢盛行漢朝氣數已盡、曹魏最終將統一天下的讖緯之學，從這個意義上說，結束戰亂，統一全國是三國時期比較盛行的思想。而一些關鍵歷史人物也以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為己任。曹操曾作《蒿里行》表達他有結束戰亂、統一全國的想法?！瓣P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茨系芊Q號，刻璽于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薄度龂?#8226;蜀書•諸葛亮傳》載劉備初見諸葛亮時說：“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保?］可見劉備也有結束混亂時局、統一天下的想法?！度龂?#8226;吳書•孫破虜傳》載孫堅見袁術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仇?！保?］說到底，孫堅之所以奮力討賊，還是為了國家統一。《三國志•蜀書•后主傳》載后主封為安樂縣公的策命曰：“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言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保?］從這策命可看出，司馬氏是站在愛護老百姓、保全國家統一的基點上看待劉禪投降的，這也說明司馬氏和蜀漢政權都希望維護國家統一?！度龂?#8226;蜀書•后主傳》裴注引王隱《蜀記》曰“艾報書曰：‘……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8］可見鄧艾也以保全國家統一為王者之義。三國時期還涌現出很多“忠義”志士。諸葛亮在先主劉備去世后，盡心輔佐后主劉禪，即便二人之間存在一些矛盾，他也沒有任何僭越的想法，而是采取一些避免矛盾激化的措施，盡力支撐起蜀漢政權這座大廈。諸葛瑾為諸葛亮的兄長，也對其服務的孫吳政權忠心耿耿。《三國志•吳書•諸葛瑾傳》裴注引《江表傳》載孫權在諸葛亮來吳時，曾讓諸葛瑾去勸諸葛亮留吳，諸葛瑾拒絕了，并回答說：“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9］其他忠心孫氏父子的謀臣武將還有周瑜、魯肅、陸遜、程普、黃蓋。周瑜面對曹操派來的說客禮讓有方，黃蓋為維護孫氏父子江東基業在赤壁大戰前夕獻火攻計謀，獻上詐降書后面對曹操誘惑不為所動。劉璋派人請劉備入益州時，從事王累在州門上吊自盡以勸諫。劉備攻取益州時，劉璋派張任等在涪縣抵御，張任兵敗，劉備聽說他忠心有膽識，便命令軍隊讓他投降，張任大聲回答說：“老臣終究不能再一次侍奉二主?！眲洳艢⒌羲?。荀是在曹操為奮武將軍時就跟隨他，他也深得曹操信任，但他依然對漢室忠心耿耿，因不支持曹操晉升為公爵被曹死。歷史上劉備、關羽、張飛并沒有結拜為兄弟，但情若兄弟?！度龂?#8226;蜀書•關羽傳》載：“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10］《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載他曾被曹操俘虜，曹操待他也甚厚，先拜他為偏將軍，后又表封他為漢壽亭侯，可他卻說：“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笔聦嵣纤彩侨绱俗龅?，當他知道劉備在袁紹處時，“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保?1］曹操為此贊他為天下義士，《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裴注引《傅子》曰：“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12］因此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智術高超、武勇動人、崇尚忠義、渴望統一的思想價值?？陀^說來，一段歷史或一件事物若本身就具有契合大眾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內核，將它提煉擴大成為一種文化的精神內核也就建立在牢固的基礎上面，這樣而成的文化自然也就容易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共鳴，上升為文化品牌也就相對容易。上述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的思想價值剛好契合大眾的思想和性格，它們內化為三國文化品牌思想價值基石，構成三國文化的精神內核，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核心所在。
（四）《三國演義》的問世和作者羅貫中的個人素養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關鍵
元末明初，天才作家羅貫中創作出三國題材前無古人的集大成者和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成熟小說《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問世就得到了廣大讀者喜愛，“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謄錄，以便觀覽”［13］，對三國文化品牌的形成起到了極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毫不夸張地說，絕大多數人了解三國歷史和人物都來源于《三國演義》，有些人甚至將小說事件、人物直接等同于三國歷史、人物。不僅如此，圍繞《三國演義》，又以其為發射點，產生了諸如戲劇、傳說，當代社會又產生了動漫、游戲、影視劇等衍生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又豐富了三國文化的傳播。因此，沒有小說《三國演義》，三國文化不可能被億萬中華民眾熟悉到今天這樣的程度，也不可能成為一種品牌，影響中華民族精神和性格?！度龂萘x》問世前，已經有很多類似《三國演義》的通俗文藝演講三國故事，在流傳過程中這些文藝或逐漸消亡或被束之高閣，唯有《三國演義》經受住了時間考驗，而這一切當與小說作者羅貫中有密切關系。（明）綠天館主人《古今小說敘》曰：“暨施、羅兩公，鼓吹胡元，而《三國志》、《水滸》、《平妖》諸傳，遂成巨觀?！绷_貫中其人，現存材料較少，《明代雜劇全目•前期雜劇家作品》曰：羅本，字貫中，或云名貫，號湖海散人。浙江錢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蓋元明間人。所著小說最富，有《三國演義》、《隋唐兩朝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三遂平妖傳》等，至今盛傳于世?；騻鳌端疂G傳》，亦出其手。戲曲、隱語，極為清新，所制雜劇三種，僅存一種。［14］羅貫中本人文學素養的高低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小說《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從上述材料可知，羅貫中此人具有很高的文學素養，不僅著小說，還擅長戲曲、隱語，且戲曲、隱語風格清新。（清）徐時棟《煙嶼樓筆記》也贊賞羅貫中的文學素養：“史事演義，惟羅貫中之《三國志》最佳……至其次序前后，變化生色，亦復高出稗官，盛傳至今，非幸也……大約列國、兩漢，不過抄襲史事，代為講說，而其人不通文法，平鋪直敘，驚人之事，反棄去之?！保?5］（明）王圻《稗史匯編•文史門•雜書類》“院本”下曰：“文至院本、說書，其變極矣。然非絕世軼材，自不妄坐。如宗秀羅貫中、國初葛可久，皆有志圖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醫工，羅傳神稗史。”［16］（明）楊爾曾《東西兩晉演義序》曰：“羅氏生不逢時，才郁而不得展，始作《水滸傳》以抒其不平之鳴?！保?7］（清）顧苓《塔影園集•跋水滸圖》曰“羅貫中客霸府張士誠”［18］。（清）徐渭仁《徐所繪水滸一百單八將圖題跋》曰：“施耐庵感時政陵夷，作《水滸傳》七十回。羅貫中客偽吳，欲諷士誠，繼一百二十回?！保?9］可見羅貫中具有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學而優則仕”、“達者兼濟天下”的政治情懷，他“有志圖王者”，曾為張士誠幕僚。小說《三國演義》描寫了君明臣良君臣相處的理想模式，塑造了諸葛亮這一承載古代中國知識分子夢想的典型藝術形象，表達了向往祖國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主題，當與羅貫中政治情懷及曾為張士誠幕僚的經歷有關。前面已說過，《三國演義》成書以前，已經有類似《三國演義》的通俗文藝在普通大眾中流傳，這些文藝傳播三國故事，也在普通大眾中有一定影響力，卻最終沒有促成三國文化品牌形成。原因就在于它們的創作者多為民間藝人，或沒有羅貫中那樣的文學素養，或沒有羅貫中那樣的人生經歷。三國時期及關鍵歷史人物體現出的價值觀雖說是內化為小說思想價值的基石，但沒有羅貫中廣闊的歷史視角和政治情懷就很難加以精準提煉和無限擴大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層面，所創作產生的藝術品也就不能達到經典層面，從而打動人心，升華為影響中華民族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文化品牌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國文化得以形成品牌，憑借羅貫中的個人素養創作出經典作品小說《三國演義》是重要的一環。
二、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
追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歷史緣由可以獲得一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一是具有容易傳播的特質，內容不簡不繁；二是在群眾中已具有一定影響力；三是具有契合普通大眾思想和性格的精神內核；四是依靠實力強勁的創作人員提煉和擴大文化固有精神內核以上升到精神生活層面，再借助老百姓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出影響力廣泛、大眾認可度高的經典藝術品，從而全面帶動文化品牌的宣傳和普及。
三、對成都市文化品牌建設的啟示
成都是國務院首批公布的全國歷史文化名城，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和獨具魅力的文化特色。目前成都市著力打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三大文化品牌。水文化以都江堰水利工程為核心，《華陽國志•蜀志》記載了李冰修建該水利工程情況，“周滅后，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頹隨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饒；又溉灌三郡，開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保?0］從上述記載可知，自李冰修建了都江堰后，該工程積極發揮防洪灌溉作用，成都平原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2000年都江堰水利工程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放水節始于遠古時期的“祀水”儀式，自1990年，都江堰市政府決定恢復清明節模擬放水活動以來，已連續舉辦多屆，2006年該放水活動被列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金沙文化其實就是神秘的古蜀文化，以金沙遺址為核心。2001年金沙遺址在成都市青羊區蘇坡鄉金沙村被發現，將成都市城市史提前到3 000年前。遺址共清理出文物千余件，絕大部分時代都在商晚期至西周早期。2005年，金沙遺址出土的太陽神鳥金飾圖案被公布為中國文化遺產標志。2006年金沙遺址被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在金沙遺址原址上建成的金沙遺址博物館正式開館。近年來，金沙遺址博物館通過舉辦金沙太陽節、開發旅游產品提高金沙文化知名度，目前共研發和生產旅游紀念品、工藝品、印刷品、音像制品等達1000余種?！督鹕场芬魳穭∈侵袊撞吭瓌撘魳穭。适聝热菀怨攀窆鳌敖稹迸c考古學家“沙”纏綿3 000年的愛情故事為主線，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也在劇中出現，是宣傳和普及金沙文化的有效方式。熊貓文化以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為核心。熊貓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萬年，是中國特有動物種類，被世界自然基金會列為13個全球優先保護的旗艦物種（類）之一。所謂旗艦物種，是指這類物種的存亡可能對保持生態過程或食物鏈的完整性和連續性無嚴重的影響，但其魅力（外貌或其他特征）贏得了人們的喜愛和關注。它是中國國寶和世界自然基金形象大使，其憨態可掬的形象被全世界人們所喜愛，曾多次作為友好使者贈與他國。熊貓文化跨越了東西文化差異，是成都走向世界、世界了解成都最有效文化之一。2008年，由美國制作的動畫片《功夫熊貓》在中國上映。前面我們通過梳理三國文化品牌形成的歷史緣由，發現一個文化品牌形成的理論規律，現將理論規律和成都市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情況進行對比，找出推動這三大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對策（見表1，第64頁）。通過表1可以發現，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距離最終形成，都還有一些關鍵要素需要補充和完善，建議可從以下幾方面推動文化品牌的形成。（一）深入研究文化精神內涵，奠定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堅實基礎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品牌，除都江堰水文化精神內涵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價值觀念比較明確外，其他兩種文化———金沙文化和熊貓文化的精神內涵相對不明確，并且金沙文化精神內涵尚處于挖掘階段，至于熊貓文化的內涵，則需要明確其承載的成都城市性格和思想價值的具體內容。由于文化固有的精神內涵對文化品牌形成有核心作用，因此，加大和加快對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精神內涵的學術研究，并盡快達成共識，有助于找到宣傳和普及上述三種文化強有力的立足點，奠定文化品牌最終形成的堅實基礎。（二）注重多途徑宣傳文化，提高文化傳播深度和廣度文化品牌最終形成，有賴于文化的宣傳和普及，要注重多途徑宣傳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一是挖掘和賦予文化故事。三國文化之所以容易傳播，在于它不僅有故事，且故事內容不簡不繁。挖掘甚或賦予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故事，改變以往單靠實物抽象傳播方式，滿足普通大眾接受需求，為文化傳播注入形象內容。二是充分借助傳統和新媒體。多種藝術形式對三國文化品牌最終形成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增加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傳播方式，充分運用傳統和新媒體，宣傳和普及三種文化。三是延伸文化產業鏈。在已有旅游產品和節會活動基礎上，進一步開發水文化、金沙文化、熊貓文化相關旅游產品，策劃相關節會活動，擴大普通大眾參與度和購買力。（三）采用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創作反映文化內涵經典藝術作品三國文化品牌最終形成，離不開《三國演義》這部經典藝術作品問世，可以說羅貫中創作出的《三國演義》是三國文化品牌形成最重要的推動力。成都市目前著力打造的三大文化都沒有反映其內涵的經典藝術作品，當然在人類文明高度發達的今天，反映文化內涵的經典藝術作品，不一定非要是小說這種藝術形式，也可以是電影、電視、動畫片等其他藝術形式。但無論選擇哪種，它必須是大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在此基礎上，根據達成共識的文化內涵，聘請相關的創作者，創作出反映文化內涵，大眾認可度高的經典藝術作品，以全面深入推動文化品牌形成。
作者:符麗平 肖又尺 單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館
參考文獻：
［1］沈伯?。叭龂幕备拍畛跆剑d《中華文化論壇》1994年第3期，后收入其專著《三國演義新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國內外學者對信息化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理論開展了多年的研究工作[19]，分別從信息經濟理論基礎角度、社會與經濟關系角度2個方面，闡釋了信息化水平測度指標體系，波拉特法[20]和RITE模型[21]分別是這2個不同角度的代表方法。其中，波拉特測算方法比較復雜，同時與中國現行的國民經濟統計方式也不相符合，因而國內很多研究人員傾向于采用日本的RITE模型，對包括農業在內的各類社會信息化程度進行度量。日本學者小松峙清介提出了RITE模型的信息化指數，主要從廣播、郵電、電視新聞等行業中選取通信主體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數、信息裝備率等進行信息化程度的度量，包含11項具體活動指標，如圖1所示。RITE模型是利用統計數據計算出上述4個方面的指數，然后相加得到社會經濟信息化總體指數。
1.2基于層次分析法
非等權重的農業信息化指數模型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數模型采用的是等權重賦權的思想。結合中國都市農業信息化發展和數據統計情況，以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數模型為基礎，改進了部分指標，采用層次分析法對信息化指數進行非等權重賦權，克服了小松崎清介的信息化指數模型采取等權重不足，以適合中國都市農業信息化指數的測算。結合農業信息化的實際特點，從通信主體水平、信息量、信息系數、信息裝備率等4個方面選取了12個相關指標，提出層次分析法非等權重的農業信息化指數模型。該模型除“通信主體水平”指數未變外，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調整了其他指標。一級指標分別為信息量、通信主體水平、信息裝備率、信息系數4個方面。對二級指標進行了不同程度地修改和調整：（1）“信息量”中刪除原模型中“每平方千米人口密度”、“每萬人書籍銷售點數”，增加更能反映信息量的“人均年郵政業務總量”、“人均年電信業務總量”，并將“人均年通話次數”界定為“人均年長途電話通話次數”；（2）“信息裝備率”中分別界定“每百人電視機數”、“每萬人電子計算機數”為“農村每百戶彩電數”、“農村每百戶電子計算機數”；（3）“信息系數”中增加了“農村家庭第三產業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的比重”。對各一級指標進行兩兩比較，由專家咨詢和定性判斷，確定各項指標的相對重要程度，建立矩陣進行重要程度比較。通過式(1)計算，得出各一級指標A、B、C、D的權重值分別為：WA=0.353，WB=0.353，WC=0.177，WD=0.117。同理建立各二級指標的比較矩陣，其中“通信主體水平”和“信息系數”各二級指標權重相同。得出各二級指標的權重值分別為：WA1=0.287，WA2=0.287，WA3=0.142，WA4=0.142，WA5=0.142，WB1=0.333，WB2=0.333，WB3=0.167，WB4=0.167，WC1=0.5，WC2=0.5，WD1=0.5，WD2=0.5。最終農業信息化指標公式為：S=∑(Wi∑WijSij)，其中S表示農業信息化指數；Wi表示一級指標i的權重值；Wij表示一級指標i下第j個二級指標的權重值；Sij表示一級指標i下第j個二級指標的指數數值。層次分析法非等權重的農業信息化指數模型及各項指標權重值，如表1所示。
2農業信息化與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分析
2.1北京市農業信息化相關指數計算
為了分析北京市農業信息化水平的發展趨勢，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北京市2000—2010年相關統計數據，得到北京市農業信息化各級指標、農業GDP值、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市型農業經濟GDP值（第三產業中除去交通運輸、餐飲住宿、金融、房地產等外GDP值）。以2000年為基礎年份，計算出2001—2010年北京市農業信息化各級指標指數和其他數據指數，如表2所示。
2.2結果分析
以第三產業中除去交通運輸、餐飲住宿、金融、房地產等外GDP指數代表以鄉村旅游等農村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經濟GDP指數，比較北京市農業信息化相關指標指數，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北京市農業信息化指數與農業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市型農業經濟GDP都成正相關性，表明農業信息化各項指標的增長，對農業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都市型農業經濟GDP有正向促進作用。同時，可以看出農業信息化指數增長與都市型農業經濟GDP增長具有高度一致，說明農業信息化發展對都市型農業經濟GDP增長極大的推動作用；而農業信息化指數增長對農業DGP增長的促進作用不明顯。結合北京市周邊農業已經基本完成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過度，而其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又是以鄉村旅游等農村服務業為主要發展模式的都市型農業，因此農業信息化對促進第一產業（農業）GDP發展的作用非常有效，而在增加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特別是推動以鄉村旅游等農村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方面更為有效。
3政策建議
農業信息化促進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在現代農業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對農業信息化發展水平與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的關系，特別是農業信息化對以鄉村旅游等農村服務業為主的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方面研究還比較少。本研究通過對北京市農業信息化指數與農業GDP、都市型農業經濟GDP、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農業信息化對促進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起到關鍵性作用，農業信息化與促進都市型農業經濟增長成正相關性關系，因此在未來都市型農業發展中，需要加大農業信息化投資力度，采取多種方法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如提高農村地區用戶的互聯網入網數量、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普及率，加大農村人口的高等學歷教育等，進而推動都市型農業全面快速發展。
明光市夏播大豆常年播種面積6666.7hm2左右，丘陵山區和平原地區都有種植。因夏播大豆常遇連綿陰雨，人工除草難度大、耗工耗時、勞動強度高、除草不徹底，效果差，一般田塊因草害減產10%~20%，部分田塊甚至絕收改種。筆者在夏播大豆田推廣化學除草技術，取得省工、省時、減輕勞動強度，降低成本的良好效果?，F介紹如下。
1苗期除草
1.1禾本科雜草田塊
用藥的關鍵時期要掌握在大豆2~4片復葉、禾本科雜草三至五葉期，要在雜草生長旺盛，有利于藥效發揮的條件下及時施藥，在雜草二葉一心斷奶期施藥更好。施藥過早雜草尚未出齊，達不到應有的除草效果；施藥過晚，雜草過大，增強了抗藥能力，在常用劑量的情況下達不到理想的除草效果。施用藥劑應以防除禾本科雜草為主，不需要考慮藥劑的混配問題，單一藥劑就能達到理想的除草效果。藥劑種類有：①12.5%蓋草能乳油；600~1200mL/hm2，在雨水充足、田間濕度大時用下限；在干旱情況下用上限，對水375~450kg/hm2噴霧。②35%穩殺得乳油為750~1500mL/hm2，15%精穩殺得乳油為750~1050mL/hm2，使用方法同蓋草能。③10%禾草克乳油900~1500mL/hm2,使用方法同蓋草能。
1.2單子葉和雙子葉（闊葉）雜草混生田塊
這樣的田塊要想達到理想的除草效果，除草劑不能單一使用，要兩者兼顧，既能防除單子葉雜草又能防除雙子葉雜草。目前所使用的除草劑中，兩種都能兼顧的品種還比較少，因此就要考慮到除草劑的混配問題?；炫洳⒉皇呛唵蔚臏惡?。要選擇對田間雜草種類防除效果最佳的藥劑相配合，配合后不因混配而降低防效才能達到好的除草效果。因大豆也是雙子葉植物，它和雙子葉雜草往往有很多相似之處，要考慮到除草劑對大豆的選擇性程度來決定，以免大豆受藥害。根據多年來的經驗，大豆田防除單子葉和雙子葉雜草的除草劑有：①單一使用，分期進行。用25%虎威水劑1050~1950mL/hm2于大豆第1復葉期對水450kg/hm2噴霧，防除闊葉雜草；在禾本科雜草基本出齊時，可使用穩殺得、禾草克、蓋草能等的任意1種750mL/hm2對水450kg/hm2噴霧,防除禾本科雜草。②混用。把2種除草劑混合一次性噴霧。據試驗，以25%虎威750mL/hm2與15%精穩殺得750mL/hm2混用，在田間雜草三至五葉期進行噴霧，除草效果非常好，無論是禾草科雜草還是闊葉雜草，防效均在96%以上。
2芽前除草
芽前除草，即大豆播種后出苗前進行土壤處理，控制雜草出土。土壤處理的技術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2.1精細整地
苗前進行化除，對整地的要求極為嚴格。整地質量的好壞直接影響除草劑的藥效發揮。土細墑平的田塊，不僅有利于一播全苗，而且易噴施除草劑，在常規的劑量下就能達到一定的除草效果；如果耕作粗放，墑面高低不平，土塊較大，這樣就增加了土地的表面積，在常規的劑量下就降低了除草劑的濃度，影響除草效果。同時，土塊較大，除草劑很難全面接觸土塊，加之經過雨水淋潤后土塊破碎，土中的雜草種子仍會生長。
2.2嚴把土地水分關
關鍵詞： 西安；城市；文化外交；國際化大都市；政策
Key words： Xi'an；city；cultural diplomacy；international metropolis；policy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3-0005-03
0 引言
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離不開城市的文化外交。2014年5月15日，出席了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并發表了重要講話，強調要推進城市外交，促進中外地方交流，推動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合作共贏。[1]2015年，在西安接見了印度總理莫迪，標志著西安成功以城市身份參與了國家外交活動，并且已經超越了國際友好（交流）城市間的這種地方政府開展公共外交的初級形式，這為西安發展城市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契機。西安政府可以借助這樣的機遇，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目標，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輻射下，創建對外開放的新優勢，以西安深厚的歷史文化為基礎，彰顯西安城市的文化外交影響力。
1 城市文化外交的內涵和特點
城市文化外交是由地方政府主導，在思想、文化和教育等領域對外開展的人員往來、文化推廣和思想交流，以實現軟實力和文化輸出等目的的外交活動，主要包括文藝外交、思想外交和文明外交三個層次。[2]一個城市的文化外交水平和能力代表了該城市軟實力的影響力。具體講，西安的文化外交大部分從屬于其城市公共外交的范疇，是由西安市政府配合國家文化外交總體戰略，大眾參與，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及西安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認知，即推進和拓展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城市形象品牌的塑造與傳播。
與其他外交形式相比，文化外交有自身特點：
首先，內容屬性的柔和化，文化外交不同于政治、經濟或軍事外交等“硬性外交”，它屬于“軟性外交”，平和而且貼近人心，形式靈活多樣，潛移默化影響受眾群體，更易達到對文化外交實施國或地區的文化認同。“因此，文化外交不僅僅是政治外交、經濟外交、軍事外交等傳統外交形式的有益的――乃至必要的――輔助或補充，而是一種可以獨立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式。”[3]
其次，行為主體多元化。傳統外交的行為主體是國家的外交部門，但是文化外交的主體既可以是國家的官方機構，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的外事部門、非政府組織、個人等，但是文化外交的主導者必須是政府，這是區別于民間“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標志。也就是說文化外交的行為主體是政府組織或經過政府授權并委托的非政府組織或公民個人，實施行為后果由相應政府部門負責；最后，實施路徑多重化。由于文化內涵豐富且行為主體多樣，文化外交實施路徑從簡到繁、從淺到深，形式多種多樣。從常見形式看，主要是物質文化方面的交流，例如影視、音樂、美術、繪畫、餐飲文化等；從實質意義上看，文化外交的開展是一種文化的輸出，傳遞時是一種精神文化信息；從追求目標上看，其實踐路徑是一種價值觀念的傳播。概括講，實施文化外交就是要使國外民眾接受并認同實施主體的文化習俗傳統、經濟發展理念和思想價值觀念。
2 西安文化外交的現狀與問題
西安能夠以城市身份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戰略，說明西安具有良好的外交基礎，而文化歷史底蘊是西安的城市符號和特色優勢，因此，西安實施文化外交既可以有助于實現國家外交的總體目標，又可以鞏固西安的城市發展定位。
目前，西安現有國際友好城市27個，友好交流城市51個（信息來自于西安外辦2016年工作總結），西安領事館區建設進展順利，2016年底前將建成4個統建館，力爭外國在西安新設立總領事館，商務代表處，芬蘭、意大利駐華大使館在西安設立簽證中心，吸引涉外機構等入駐西安領事館區，西安市已經形成與五大洲對外開放聯系緊密的網絡與渠道。2011年西安舉辦的世界園藝博覽會是其文化外交能力的成功展示，但之后的持續性影響不大，在西安“城市品牌”中很容易被忽略，說明此類活動的文化外交功能發揮不到位。因此，西安需要通過借力和造勢提升西安文化外交水平，進而提高西安城市的國際影響力。目前來看，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城市開展文化外交的重要性認知尚缺乏。
文化外交是提升城市形象重要手段?？梢哉f自2011年啟動世園會海外推廣以來，借助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歷史契機，順風而動，西安文化外交邁出了堅實一步，先后舉辦了國際文化周、世界華文教育大會、歐亞文化論壇、絲博會、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圓桌會議等，但是與其他國內外國際化大都市相比，西安在一些硬指標上雖有所建樹，但過度追求擁有跨國公司、國際航班、五星級酒店、酒吧、別墅、高爾夫球場、地鐵、西餐、外國樂隊、巨型建筑這些符號化的物質載體，就舉辦大型國際性賽事或國際會議級別和次數、一流大學數量、大型劇目年演出數等文化資源指標來講，西安的進步并不冥想。
所以，需要把城市文化外交納入到西安國際化大都市構建與推廣的系統工程中來，使其成為系統的常態運作機制，讓西安的文化外交布局涵蓋塑造國際化大都市形象的要求。
第二，西安文化外交框架還未形成。
西安政府在城市文化外交實踐中具有主導和統籌作用。西安市外事僑務辦公室、政協等機構部門是西安對外文化交往的核心。另外，企業、非政府組織、文藝團體、普通民眾等都應該有意識參與撿來，共同建構城市文化外交的組織網絡。相比國內其他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北京、上海等地都設有公共、城市或文化外交協會，在城市的對外開放上已經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而西安開展城市文化外交的依托仍然是傳統機構部門――外事辦，1985年外事辦下設成立西安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屬于人民團體性質，它通過舉辦文化等領域的民間對外交流活動，例如舉辦或參加紀念會、報告會、座談會、研討會，參加雙邊及多邊會議，交換資料、舉辦演出和展覽，青少年之間的國際交流等活動助力西安的國際化大都市建設。
目前這個協會還沒有榮譽大使，沒有形象代言人，并且包括西安海外華僑華人、外籍友人和“西安榮譽市民”等大量西安可以開展文化外交的潛在人脈資源還未得到充分開發和利用。
第三，西安對外文化交流方式保守且單一。
從現狀來看，仍是以互派留學生、開設孔子學院、派出文化演出團體等傳統的文化外交方式為主。隨著國際文化交往的深入和網絡等新媒體的出現，文化外交方式適應新的形勢和新的發展而變得靈活多樣。
經過調查，國際社會了解西安的主要來自于三條渠道：一是互聯網傳播（47.6%）；二是人際傳播（1%）；三是親身體驗（41.2%），因調查對象以年輕人為主，對互聯網的熟悉度要高于其他群體，其他傳播方式不能忽略?？梢越柚ヂ摼W發展人際傳播，并分享體驗信息，鼓勵他們把在西安的切身感受、見聞或旅游經歷制作成視頻在網絡上分享，依托媒體傳播效應擴大西安的國際影響力。
第四，西安文化外交對硬實力的依托不足。
2015年《中亞留學生眼中的西安城市形象調查研究》顯示，外籍人士對西安的第一印象分別是歷史文化名城（62%），現代化城市（24%），國際化大都市（12%），這說明，在外國人眼中，對西安的歷史文化認可度最高，而對其經濟和現代化程度上評價卻偏低，其中對西安歷史文化名城的認知主要來自于歷史古跡，如兵馬俑、大雁塔、鐘鼓樓等。而西安的文學、影視、秦腔等這類文化產品在外籍人士那里認知度較低。這都說明大眾對西安國際大都市認同的依據主要來自于歷史文化積淀，而非城市的現代化，這顯然與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城市發展目標背道而馳。也是就說，西安城市經濟影響力遠滯后于其文化影響力，而城市的經濟影響力恰恰是國際大都市建設中的重要一極。國務院批準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中，要把西安建成國際“現代化”大都市，拓展“向西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因此，西安不能僅滿足于只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定位，而應當繼承歷史上西安的區位優勢和開放傳統，借助“一帶一路”戰略發展成亞歐合作經濟、科技、文化交流的國際化大都市，建設成亞歐合作交流的主要基地，鞏固和發揮絲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的地位和作用。
第五，西安外國籍人口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人際傳播效應的發揮。
按照國際大都市的普遍標準，外籍人口占人口比例不低于5%。紐約、巴黎、倫敦、東京等城市外籍人口所占比重都在20%以上，而西安還不足1%，西安在這方面同世界其他國際化大都市相比存在較大發展空間。外籍人員少是西安的短板，意味著從事對外交往活動的人員少之又少，那么要把西安的城市形象和城市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地的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跨國人員流動無疑是傳播文化、加深理解的重要渠道。因此，西安不僅要擴大海外人才的引進規模，更要深挖現有的存量資源，把現有的百分之一外籍人士作為最主要的傳播對象，激勵他們成為西安國際化大都市形象的口碑傳播者，在城市形象推廣中重視外籍新西安人的聲音，這是西安城市形象塑造過程中必須依靠的重要力量。
3 西安開展文化外交的目標與對策
第一，文化外交目標設定對接城市發展需要，把服務推進國際化大都市建設與城市文化外交的布局統一起來。
西安并不缺乏文化交流形式，但在戰略溝通謀劃上缺失某些重要因素，沒有一個城市發展目標層面的詳細規劃，并且相互重復和重疊的活動內容很多，這就要求從事文化外交活動的相關部門整理并明晰相關信息，建立明確的文化外交目標方案。西安文化外交的目標框架設定可以圍繞短期見成效、中期見特色、長期見機制的方案展開。
①從短期目標上來看，以政府為主導或牽頭，盡快成立西安公共外交協會，以發展和擴大文化外交為先發機制，搶占時機。目前，國內的許多大城市包括上海、南京、揚州、溫州等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協會。這些城市基本坐落于東南沿海地區，西部城市中還沒有。西安如何在“一帶一路”戰略中迅速崛起，提升國際影響力，順利實現城市發展目標，借力造勢并抓住當下機遇是關鍵。當然，這里要打破一種舊觀念，文化外交不是政府單獨的行為，政府在機構設置上或特定的文化活動項目中需要與社會團體通力合作并保持穩定長久的合作關系；
②從中期目標來看，推動海外華人華僑對西安精神的認識，塑造更加多彩立體的城市形象。西安精神是這座城市發展的精神動力，是西安的文化內核，更代表西安的人文特色。因此，可以通過華人華僑“在海外從事商業、宗教、教育和其他活動方式來”[4]傳播西安精神，強化西安現代文化吸引力；
③從長期目標來看，堅定城市發展定位，維系國際社會對西安市的知名度、熱衷度和滿意度，把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目標融入到城市管理的長效工作中來。
第二，加快制定《西安市對外文化交往項目指南》，從觀念、機制和行動三個層面入手突顯對外開放的全局性，彰顯西安在走向國際化城市中的文化外交影響力。
就西安開展文化外交的對策而言，首先在觀念層面，要樹立這樣的觀念――中央文化外交工作的順利實施離不開地方的積極配合和參與，必須提升西安市政府對西安建設國際化大都市開展文化外交重要性的共識。觀念是行動的先導，有了這樣的觀念，西安政府的宣傳部門應該立即啟動打造專門的文化交流中心計劃，制定《西安市對外文化交往項目指南》。在這點上，西部地區另外兩座較有影響力城市――成都和重慶已經走在了西安的前列，轉變觀念成為當務之急；其次，在機制層面，實現文化外交工作有政府外事部門“獨家”統籌向各相關部門共同參與的“多家”協作的方向發展。
再次，在行動層面，文化外交活動的開展必須要依靠群眾、為了群眾，通過文化外交讓市民感受打到更多的自豪感，概括來講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原則，充分調動社會資源和民間力量，形成政府引導、全民共建共享的局面；最后，從國際經驗層面看，國際經驗特別是治理經驗是一筆不可忽視的財富，有必要對世界國際化大都市進行個案比較，特別是重視對紐約、巴黎、東京、新加坡等國際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對外推廣的案例研究。
總而言之，西安市在積極探索國際化道路中，就自身城市形象塑造方面仍需大膽摸索和創新，應利用中央大力推進城市外交戰略的契機，增強對外開放的系統性，突破建設發展中的部門化、政府化、零散化，將西安這座城市的文化優勢發揚光大，把文化外交定位為西安城市公共外交的核心，實現西安的現代化發展之路，成為世界最有吸引力、最有投資價值和適宜居住的國際大都市之一。
參考文獻：
[1]出席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并發表重要講話[N].人民日報，2014-05-16（01）.
一、論壇時間：20*年11月
二、論壇地點：中國石油大學（北京）學術報告廳
三、論壇主題：以人為本安全發展
四、主要議題：
（一）安全文化——提高政府安全生產監管水平的軟手段、軟實力，兼談安全生產監管的制度創新、措施創新和方法創新。
選題思路：通過對比“執法監察”等硬實力、硬手段與“安全文化”等軟實力、軟手段，探討全社會安全生產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的建設，為政府安全生產監管制度創新、措施創新和方法創新奠定理論基礎。
（二）“高危行業”安全生產管理的制度、措施和方法——行業文化與安全生產關系研究。
選題思路：通過發掘不同行業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形成的法律環境、人員構成、操作慣例、行為習慣，分析安全文化建設在行業安全生產管理制度、措施和方法等方面的作用。
（三）國際安全生產經驗及其對我國安全生產工作的借鑒。
選題思路：通過了解國際安全文化研究的現狀，特別是通過對德國煤礦企業安全生的借鑒、日本全民安全教育體制的借鑒、英國石油企業安全生產文化建設的借鑒，總結國際安全文化建設經驗對我國現階段、我市現階段安全生產工作的參考意義。
（四）城市安全文化建設——國際視野下的首都如何構建“有序、安詳、幸?！钡陌踩h境。
選題思路：通過都市視角，分析安全文化對建設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國際性大都市的影響，以及在城市規劃、經濟發展當中的具體制度和辦法。
（五）我國企業安全生產管理體系建設——從石油、石化行業實踐看“健康、安全與環?！斌w系的建設經驗和落實情況。
選題思路：通過石油、石化系統HSE建設的具體例子，分析我國企業安全生產管理體系的建設過程，以及在安全文化建設中的企業責任。
（六）危機預警及動員——從汶川地震看危機預警、危機管理和動員能力
選題思路：從汶川地震看危機預警、危機管理和動員能力的建設現狀和發展趨勢。
（七）根據論壇主題，專家自擬課題
五、論文征集
1、熱忱歡迎國內外高校、企業及研究院所的安全生產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其它科技人員參加會議并提交論文，有意者請填寫并以電子郵件返回會議回執；
2、提交的會議論文將編入《第二屆北京安全文化論壇論文集》。
在此背景下，本研討會主要是檢視文化資產的評價及保護過程中的張力和機會，并在較寬廣的社會領域中，檢視以發展為目標的文化資產使用方式。希望探索文化資產如何在轉變及在流動的價值觀中“運作”，并探索觀光與游客形塑、嵌入、改變社會遺產價值的各種方法，如：
·觀光的運作和身為游客，如何影響我們對文化資產的理解？
·我們對過去歷史的價值觀如何轉變？
·在這實時、多重實體的時代以及多重文化的社會中，（應該）如何使游客和社會大眾了解文化資產？
這類問題都影響文化資產的政策和政治活動，及國際觀光業的動態。
本研討會目的為提供跨越不同學術領域的關鍵對話，也征求各學術領域論文，如人類學、考古學、藝術史、建筑學、文化地理學、文化研究、民族學、民俗學、經濟學、歷史學、遺產研究、景觀研究、休閑研究、博物館研究、哲學、政治學、社會學、觀光研究、都市與空間計劃等。
我們歡迎所有探討關于觀光及文化資產關系的觀點。任何與遺產相關的論文都是我們征稿的對象——世界遺產、自然遺產、人造及都市遺產、殖民遺產、宗教遺產、遺產景觀、無形遺產、博物館遺產、食物遺產等等。主題包括：
·了解游客的遺址體驗——敘事、記憶與情感
·闡述并傳達遺產的價值——包含復雜的觀眾
·藉有形及無形資產建立認同感——挑戰傳統
·以遺產為基礎的再生計劃——懷舊經濟
·將過往歷史作為觀光消費的商品化過程——（反）傳統再造
本文對中國城市旅游的研究動態進行了回顧與反思后認為,中國城市旅游研究雖然成果數量多并呈現穩定遞增態勢,但同時存在著動態研究不足、系統性缺失、研究深度不夠以及方法落后等問題。本文從發展目的、形態、生產模式和空間結構四方面對城市旅游進行了重新認識,并探討了對城市旅游與城市發展以及與城市其他產業的融合和嵌入發展等問題。
關鍵詞：
城市旅游; 融合; 嵌入
1 引言
以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1976)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當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時,社會開始步入以信息化、知識化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化時期,經濟結構從以制造業為主轉向以服務業為主。貝爾認為,后工業社會是服務的社會,因此,在后工業化時代,城市的發展模式不再依據傳統的零售服務供給、制造業等活動,而是依據城市在全球化信息經濟中的地位,來促進服務業系統性發展(Daniel Bell,1976)。由于服務業涵蓋生產、生活、公共服務等眾多方面,因此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城市的綜合性特征日益彰顯。不斷完善的基礎和配套設施,日漸優化的環境和多樣化的服務功能,使城市不僅成為區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成為旅游活動的中心。城市旅游在西方發達國家已具有相當規模并走上規范發展的道路,比較而言,中國城市旅游起步較晚。自1995年起,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創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活動,帶來了城市旅游的迅速和持續繁榮。根據國家旅游局2010年5月公布的《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名錄》,截至2010年,全國先后有339個城市被命名為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占城市總數的51%①。實踐表明,城市旅游推動了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奠定了中國旅游業的發展基礎,已成為中國現代旅游業發展新的增長點,在整個旅游產業中地位突出。
產業的發展與繁榮必然引起研究的關注。在國外,自Stansfield(1964)闡述了城市旅游的概念后,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城市旅游的重要性,到20世紀80、90年代,西方城市旅游研究迅速發展,基本形成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局面,其研究領域涉及城市旅游的需求與供給、城市旅游的影響、城市旅游的開發規劃與管理等方面。隨著城市旅游的興起,國內學者開始關注城市旅游研究,并涌現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城市是由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形成的多層次多主體的復雜系統,造就了城市旅游研究的復雜性和多樣性。為了盡可能全面地評價國內城市旅游的研究成果和現狀,本文以中國知網為檢索源,對檢索到的相關文獻做了簡要分析,發現,國內的城市旅游無論是在實踐層面還是在學術研究層面都面臨著轉型問題,急需重新認識,廓清本質。
2 中國城市旅游研究的回顧
2.1 研究的興起
城市旅游研究在西方國家發軔較早。Stansfield(1964)在其著作《美國旅游研究中的城鄉不平衡》(An note on the urban-nonurban imbalance in American recreational research)中首次提出了旅游業中一個不可忽視的領域:城市旅游的研究。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世界范圍內,旅游學都忽視基礎理論研究,未能形成普遍認同的旅游研究的概念、理論乃至范式,導致研究陷于分散、凌亂的局面,城市旅游研究也不例外(古詩韻,保繼剛,1999)。因此,盡管當時西方學者已經認識到城市旅游研究的重要性,但絕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上;直至20世紀80年代末,城市旅游研究才真正開展起來,Ashworth(1989,1992)、Ashworth and Tunbridge(1990)等都做了開創性研究。
與國外相比,我國城市旅游研究起步較晚,盡管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現了極少量的城市旅游方面的文獻(以“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為關鍵詞,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為檢索源進行標準檢索,截至1994年底,共檢索到19篇文獻),并且基本停留在簡單介紹、描述層面。直到1995年后,隨著城市旅游業的快速和全面發展,理論研究才得以興起并不斷跟進,陳傳康(1996)、李蕾蕾(1995,1998)、宋家增(1996)等學者分別對城市旅游開發與規劃、城市旅游形象以及都市旅游的發展進行了相關探討,為城市旅游的后續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礎。之后,隨著我國旅游業的快速發展,旅游空間和范圍的日益拓展,旅游形式和內容的日益更新,旅游活動和現象的日益復雜,城市旅游研究變得異?；钴S,研究領域和范圍不斷擴大,研究成果也日漸增多(秦學,2001)。
2.2 研究成果的統計與分析
1995年以后,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投入到城市旅游的研究中。在中國知網學術文獻總庫中選取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國博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中國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和中國重要會議論文全文數據庫,以關鍵詞 “城市旅游”或者“都市旅游”為檢索式進行高級檢索,截至2011年底,我國有關城市旅游研究的相關文獻共2139篇,除2011年外,研究成果呈現逐年遞增的趨勢(見表1)。從文獻的年度分布來看,與旅游學科中的其他研究相比,城市旅游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穩定性,這也與城市旅游在旅游業中的穩定地位相吻合。
〔中圖分類號〕I01、G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10-0120-06
一、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理念
席卷全球的城市化進程正對當今世界產生至為重要、深刻與全面的影響。從學理上講，社會學一直將城市化定義為一種城市居民增長的人口現象。另一方面，盡管城市化包括城鎮化、城市化與特大城市（都市）化三種形式，但依托于規模巨大的人口與空間、富可敵國的經濟生產總量、發達的交通與信息服務系統而出現的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無疑代表著當代城市化進程的最高環節，對人類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當代城市化進程稱之為“都市化進程”（Metropolitanization Advancement）。
如同國際化大都市或世界級都市群日漸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樞紐與中心一樣，依托于其上而出現的不同于農村、城鎮、中小城市的都市文化模式，對當代人類社會的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同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首先，大都市不僅是經濟、金融、商業、信息技術的中心，在精神文化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等方面同樣具有霸權地位，并主導著當今世界文化市場的消長與盛衰。其次，依附于大都市而產生的新的生活方式與觀念，從其一出現就是全球性的主流話語，并迅速地淹沒了不同國家、地區固有的也許已延續了上千年的地方經驗與價值傳統。正如斯賓格勒說“世界歷史，即是城市的歷史”[1] （P353） 一樣，對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當代精神生產與文化消費而言，完全可以將之引申為“當代世界文化，即是國際化大都市的文化”。作為人類城市文化發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本身即是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最高環節，在它內部已攝含了前此各低級階段如鄉村、城鎮、中小城市文化的要素與精華，因此當代國際化大都市為我們在更高的歷史階段、更全面的整體視角及更深刻的本質層次上研究城市文化提供了現實對象。在當代，不是一般地研究城市文化――歷史上的城市文化或當代普通城市的文化，而是只有把研究對象放在作為中心及最高環節的大都市文化模式上，才能在深刻的思想意義與直接的現實意義上把握住人類文化發展的本質與規律。這是在當代研究都市文化的重要性所在。
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文明傳統沉重，以及它們作為物質基礎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在理論、觀念、方法、工具等方面的制約與局限，使中國當下的都市文化研究顯得相對貧乏，遠不能滿足中國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的需要。目前國內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主要有兩大話語譜系。一是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這是由于受西方大都市群理論影響而開辟出的新方向。盡管它好的一面是使都市研究作為一個重要對象進入到社會科學的學術視野，但由于主要集中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對都市文化結構及其人文精神層面很少觸及到，即使注意到文化要素，它們一般也停留在文化產業等實用與商業層面，對其深層的文化價值重視不夠。二是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與前者相反，這些研究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影視、廣告、網絡、流行文化與時尚等都市的審美外觀或文化幻像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會現實的社會學與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它們往往割裂都市審美文化外觀與產生它的經濟社會基礎的內在聯系，因而也不能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
因為國際化大都市不過是晚近五六十年才出現的，而全球性都市文化模式存在的時間還要更短，因而出現上述問題也是非常自然的。可以相信，都市文化研究要想真正成為一門成熟的世界性前沿學科，其道路也必是相當漫長與曲折的。在當下，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首先樹立起對都市化進程的理性態度。在某種意義上，當代的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的出現，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從主體角度講，都市的出現使人類在整體上被“都市化”了。盡管一個當代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可能對城市生活方式激烈地批判與否定，但無論現實中的衣食住行，還是更高層次的文化消費與精神享受，他們都不可能與大都市絕緣。因而，那些激烈反對都市文明的學術與思想，基本上都不是理性的產物。如加拿大學者簡?雅各布斯說：“企圖從那些節奏緩慢的鄉村中，或者是那些單純的、自然狀態尚未消失的地方尋找解救城市的良藥或許會讓人油然升起一種浪漫情懷，但那只是浪費時間?！盵2] （P502） 從對象角度看，都市環境本身構成了人類社會發展與個體存在的最新空間形態。在都市里固然存在著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如社會學家講的過度城市化、城市危機等，但另一方面，這并不能構成反對城市文明或大都市文化的理由與借口，因為它們不僅是當代人生存最重要、最直接的社會環境，也給個體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隨著經濟生產與信息傳播的全球化及世界文化市場的初步形成，國際化大都市文化對人類及其個體的影響更是變得無處不在，要想脫離這個現實背景去謀求更高層次的生存與發展，是不可能有任何現實意義的。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全面發展的個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終極目標，其內涵是“使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個人來代替局部生產職能的痛苦的承擔者”。[3] （P500） 這當然也是當代人在都市化進程中的最高發展理想。但另一方面，正如馬克思特別指出的：“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盵4] （P21） 也就是說，人的全面發展又是不可能在低級的原始和諧狀態或不發達的社會關系基礎上達成的。把這兩方面的要求結合在一起，就可以得出當代人“全面發展”的理論基礎。具體而言，一方面，由于影響人“自己先天的和后天的各種能力得到自由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由中小城市轉移到國際化大都市，另一方面，由于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代表著人類文明的更高階段與歷史的新篇章，因而，如何減少人自身在城市化進程的異化，如何在國際化大都市的社會背景中實現人的全面和諧發展，就成為當代中國都市文化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最深刻的價值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都市文化研究的目的就在于為當代人提供一種理性的方法、觀念、理論與解釋框架，以便整理他們在都市化進程中混亂的內在生命體驗與雜亂的外在都市社會經驗，幫助他們在“都市化”了的生命主體與迅速發展的都市現實世界之間建立起真實的關系與聯系，實現他們生命的本質力量并在真實的世界中得到全面的發展。這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應遵循的基本原則。
二、文學：從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當下與都市文化相關的研究各有不盡人意之處。對于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其問題主要是失之于“實”，忽略了都市的文化層面或文化的精神價值內涵，這是作為實證科學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必然表現。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研究，其問題則在于失之于“虛”，它們掩蓋了都市文化繁華表象背后的本質或深層結構，充其量只能生產出各種時尚化了的知識與趣味。由此可以得出兩點認識：（一） 盡管兩種話語都可以揭示出當代都市文化的某些側面或局部，但又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不可能指望依靠兩者之中的任何一者去建立一門具有相對嚴密的學科形態及較為純粹的學理價值的都市文化理論；（二） 這也帶來積極的啟示，即，要想完成解釋都市現實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理論與思想任務，必須在努力吸收以經濟學、社會學為核心的社會科學和以大眾文化、審美文化、文化批評為主流的人文學科等學術資源的同時，又能夠通過理論創新在這兩大話語譜系之間建構出一種對話、交流的知識生產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在知識結構與學科框架上為當代都市文化學科的誕生準備好充足的條件、奠定下堅實的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在兩者之間找到一座橋梁，以打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分類框架與學術傳統上固有的各種障礙。
從中國當代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實際狀況特別是就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具體語境看，我們認為，只有文藝學、美學最適合做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橋梁，這可以從原理框架與經驗研究兩方面加以闡釋與論證。
從原理框架的角度，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中國文藝學從一開始就不是只關涉原理與知識生產的純學術，它的一個具有理論基礎性質的命題即“文學是人學”。這個命題盡管初看起來沒什么問題，但如果從邏輯上嚴格考究，則直接混淆了“文學”與“人學”在本體存在、知識譜系與學科形態上的重要差異，以是之故，在文藝學近百年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中，與“文學”關系最密切的形式、審美、文學語言、文本結構等純粹學術問題是相當邊緣化的，相反卻是作為“人學”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直接表現的階級性、社會性、意識形態、生產與消費等外部研究一直是主流話語。對此中是非盡管難以一概而論，但這種學科形態與學術傳統，給中國文藝學賦予了相當濃厚的社會科學屬性與功能，則是無須做更多論述的。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影響是，在文藝學與經濟學、社會學之間并沒有過于森嚴的學科壁壘。在當代都市化的背景下，由于“文學”之“文”已發展為“都市文學”或“都市文化”，而“人學”之“人”也搖身一變為與農夫、小家碧玉等傳統生命主體很不相同的“都市人”，因而從中推出“都市文化學是研究都市人的學問”，也是不存在學理障礙的。其次，從美學學科的原型結構看，在康德哲學體系中，審美（判斷力）一直是知識（純粹理性）與倫理（實踐理性）之間的橋梁?？档略凇杜袛嗔ε小返男蜓灾?，也把這個“判斷力原理”稱為“謎樣的東西”。對此正如勞承萬的闡釋：“構成謎的是矛盾的雙方。一方面，判斷力是一個‘先驗原理’，它能夠‘運用于對世界本體的認識’，‘同時開示著對實踐理性有利的展望’，這似是邏輯理性之類的東西；另一方面，它又能對主體產生‘愉快及不快情緒’，盡管不是直接的關系?？档卵a充說，‘從這些概念（即認識中的諸概念――引者）永不能引申出一個對于愉快及不愉快情緒的直接結論來’?！@就構成了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質?！盵5] （P123） 引申一下，如果說純粹理性是一切社會科學最必要的主體條件，實踐理性是一切人文學科最深刻的價值基礎，就不難推出，以判斷力為學術對象與起點的美學研究――它一方面與認識論的概念、邏輯等有聯系，另一方面又與倫理學的欲求、價值等相牽連――正是關注主體價值建構的人文學科與注重經驗事實闡釋的社會科學之間最具合法性的中介與橋梁。從學理上講，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正可以使文藝學固有的“社會―人生”意向與美學固有的“悟性―理性”意向，在當代都市化進程中開拓出新的知識境界與前沿學科形態。進一步說，以文藝學、美學為中介，在都市文化的學理架構中實現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學科交叉建設，在充分保留前者的人文價值與后者的科學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兩者的互動，既有助于社會科學擺脫其僵硬的實證本性而變得靈動，也可為人文學科飄邈的審美天性提供真實可靠的地基。在這個新的學術空間中，實現科學性、人文性、審美性的良性循環與互動，催生出一門以當代國際化大都市及其文化模式為研究對象的具有重要理論與現實意義的人文社會科學來，其現實意義也是自不待言的。
從經驗研究的角度看，中國文藝學、美學與都市文化研究的學科親緣性，不僅不偶然，相反還是以相當深厚與為數眾多的經驗研究為根基的。從學科背景上講，中國都市文化研究與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都市文化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在中國，盡管在學科分類上都市文化研究最應納入的是社會學之下的文化社會學或其他學科下的藝術設計、城市建筑等，但由于中國學術研究與學科建設的特殊性，從一開始它就與中國文學、特別是其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等結下不解之緣。一些西方的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學者，之所以對中國文學學者研究都市文化想不通，原因大概就在這里。
都市文化研究與中國文學的學科淵源，可追溯到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的文化研究思潮。在某種意義上講，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運動，是中國文學從自身分化出文化研究的直接原因。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 它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學創作，對尋根文學的闡釋與評論直接導致了文學批評向文化批評的話語轉型。由于文化批評更關注文學文本背后與外部的東西，如政治、經濟、文化傳統、人種與民族、深層心理結構、性本能等，因而極大地拓展了文學批評的理論思維空間。而對當時以時代背景、思想內容、藝術形式為三項指標的文學批評模式的反感，同時又不滿于簡單運用西方文藝觀念與審美尺度解釋中國文學現象，也是造成文藝批評方式發生變革的重要原因。（二） 在西方文化研究理論的觀念與話語引導下，文藝學、美學研究者不再滿足于做基本理論與純粹學術研究，而是將有關理論成果直接運用于迅速發展變化著的現實世界，于是，非文本的影視網絡、非文學的大眾文化、非藝術的審美文化、非學理的文化消費與文化娛樂、非書齋的日常生活與超級市場，以及與經濟學等密切相關的文化產業、旅游文化等，就或隱或顯、或多或少地成為文藝學、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當代中國的文化研究思潮中，文藝學、美學既是其始作俑者，又是其學術重鎮，既掀起了巨大的學術波瀾，也產生了重要的社會影響。舉其要者，如王岳川、王寧、徐賁等人的后現代文化研究，高小康、王德勝、肖鷹等人的大眾文化研究，陶東風、姚文放、王紀仁等人的當代文化研究，吳中杰、陳炎、周憲、李西建等人的審美文化研究，王一川、尹鴻、戴錦華等人的影視文化研究，金元浦、花建等人的文化產業研究，也包括一些新的邊緣學術方向的建設，如童慶炳、李春青等人的文化詩學研究，胡經之的文化美學研究，劉士林的中國詩性文化及江南美學與文化研究，王杰等人的審美人類學研究等。從文藝學、美學學科發展出來的文化研究，在擴展文藝學、美學研究的對象與空間的同時，也使自身的傳統研究方式與評判尺度發生了重要變化。對此中是非盡管至今仍有爭論，但在某種意義上，由于它直接呼應了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中國當代歷史進程在中國學術研究范式與思潮上的具體反映，因而在生命力與影響力兩方面都是不容忽視的。（三） 它還具體體現為古典文學研究中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方向。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大本營，古典文學研究向以老成持重、傳承有序乃至相對保守為特色。但受“文化學轉向”影響，特別是由于引進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現代民俗學等新思維與新方法，在這個原本平靜的領域中也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葉舒憲、肖兵等人為代表的中國當代文學人類學派，在“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的總名目下，對許多中國古代典籍作了全新的闡釋與評估。盡管其中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在打破古典文學相對封閉的學術框架、豐富人們的學術觀念與研究的技術手段等方面，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其實，受“文化學轉向”學術思潮的影響，文學的文化研究并不局限在上述二級學科，如當代文學界對都市文學題材的研究，現代文學界對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界對上海與巴黎或其他國際化大都市文學（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盡管道術各有不同，但都殊途同歸于都市。對都市文化研究而言這些也都應予以充分關注與思考。
三、當前都市文化研究的特點與學術淵源
新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也進入到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首先，中國現代化的核心更明確地定位在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上。與此同時，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開始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不僅像北京、上海、廣州等近現代大都市日新月異，一些新的中心性城市也如雨后春筍般迅速生長出來。隨著城市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鎮化與城市化開始淡出，各種區域性中心城市、國際化大都市乃至于建設世界級大都市群，開始成為中國現代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目標，這為都市研究的深入與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社會基礎。其次，都市生活方式與都市文化模式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的中心。在都市的新天地中，生存的物質條件與精神環境的巨變，使人們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精神趣味等方面出現了許多重要的變化。都市化進程帶來的新經驗、新思想及新問題，也在尋找一種可以與之相適應的文化理論與解釋框架。與中國當下迅速發展的城市化進程相比，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顯然滯后了許多。而正是由于都市文化研究本身在學科上的空白，才為在文化研究中獲得一定研究經驗與方法工具的中國文學介入這個新的學科領域提供了契機，其在邏輯上僅是把研究對象從“文化”進一步確定為“都市文化”而已。
從文學學科背景出發研究都市文化，只是晚近十年才發生的學術轉型，現在從任何角度做評價都為時過早，因而，這里僅就其發生過程中的特點與學術淵源略作說明。
當代都市文化研究有三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地緣性。當代都市文化（文學）研究，最突出的特點是集中發生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如上海、廣州、深圳等城市，原因是這些城市本身及所處地區的城市化水平高，且與國際大都市的交流與聯系十分密切，生活在這些地區的文學研究者，出于對當代以大都市為中心的城市化進程的親身體驗與學術敏感，率先開拓了以國際化大都市為學術背景的中國文學研究新方向，使城市文學與文化研究成為當代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新空間與有機構成部分。
二是延續著文學的文化研究之學脈，在文學批評、文藝學、美學及古典文學研究中，不約而同地出現了都市文化研究話語。早在文學的文化研究中，中國文學的研究對象就發生了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其主題即由傳統的鄉村讓位于當代的城市，如文化研究涉及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影視文化、文化產業等，本就是當代都市空間最典型的文化形式，只是最初人們未能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而已。隨著當代中國的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初步形成，特別是上海等182座國內大中型城市（截至到2004年）相繼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發展目標以后，作為文化研究更高形態的都市文化研究，必然要進入到中國文學的學術框架中。在文學批評方向上，如蔣述卓、李鳳亮等從1996年開始，先后承擔了“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審美意識培養”（廣東省“九五”社科規劃項目）、“城市公民文化素質與現代人格培養”（國家教委專項任務項目）等科研項目，出版和發表了《城市的想象與呈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文學：涌向都市的潮聲》（《粵海風》1998年第1、2期）等著作與論文，認為城市文學應該成為都市人詩意棲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通過建立城市詩學，從積極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學、都市藝術的生產對都市人審美意識、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等。在文藝學、美學方向上，如高小康、劉士林等從1995年開始，將文化研究進一步定位在“文藝與當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國家社會科學“九五”規劃項目）上，高小康發表與出版了《論文藝活動的都市化》（《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游戲與崇高──文藝的城市化與價值訴求的演變》（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場與文學的發展》（《文藝理論與批評》2003年第3期）等著作與文章，開辟了從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闡釋文學與文化的新思路。劉士林出版與發表了《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文學批評的終結》（《文論報》2000年3月15日）、《90年代的娛樂文化研究》（《東方》2000年第2期，《新華文摘》2000年第8期轉載）、《當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關于城市音樂文化的闡釋語境問題》（《音樂藝術》2003年第2期）、《當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審美生態問題》（《光明日報》2005年10月11日）等專著與論文，從城市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比較、文學批評被文化批評取代、文化消費與城市精神再生產、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國語境、都市文化與審美生態等角度，推動了文化研究在對象上的具體化與在學理上的深入。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孫遜、潘建國等從中國古代小說與城市文化、近代小說與晚清上海書局等獨特角度入手，發表了《中國古代小說中的“雙城”意象及其文化蘊涵》（《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中國古代小說中的“東京故事”》（《文學評論》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區的書局與晚清小說》（《文學遺產》2004年第2期）等論文，在城市生活背景與文化語境中闡釋中國古典小說，為中國古典小說與文學的研究開拓了一個全新的學術空間。
三是以文學為學科背景的都市文化研究具有明顯的前沿學科與交叉學科性質。就前沿性而言，如有學者指出：“都市文化研究具有前沿性，是因為它所面對的各種都市文化經驗與問題幾乎都是前所未有的，許多新問題都是傳統人文社會科學沒有遇到的；有些問題盡管在表面上看與過去的一些歷史現象相似，但由于時代背景和社會基礎結構的巨大變革，這些問題在性質、程度和范圍等方面早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異，這也是在學科建設上之所以要提出‘都市文化學’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盵6] 將都市文化研究界定為“一門世界性的前沿學科”，是對中國都市文化研究在學科歸屬上的首次界定，對于其學科建設與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意義。就交叉性而言，以文學研究為學術背景，廣泛借鑒與吸收相關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是中國當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如發表于《學術月刊》2005年第8期的《江南都市文化歷史源流及現代闡釋論綱》，一方面，它不同于對江南文化傳統的文史研究范式，突出了闡釋歷史經驗中的現代性價值，目的是“從城市化進程這個在當代具有全球意義的時代背景出發，通過發掘與探索中國都市文化傳統及其精神遺產的現代性價值，從而為21世紀的中國新文化建設提供一種本土性的理性思想資源”。另一方面，不同于當下一般的大眾文化、審美文化那種宏大研究范式，而是在具體的研究對象上選擇了江南都市文化――這個“以中國民族為生產主體、在本土歷史文化背景中創造出來的都市文化模式”，主旨在于“還原與建構出一種真正屬于中國民族的都市文化的特殊形態與深層結構原理”。[7] 這不僅表現出都市文化研究鮮明的學科交叉性質，同時也在努力探索中國都市文化走向學科獨立的經驗基礎與理論方法。
總之，與西方的城市（都市）研究主要隸屬于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等不同，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淵源正在當代中國文學學科的理論建設與學術發展之中。在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以改革開放為主題的現代化運動中，中國文學研究的“文化學轉向”及其成果構成了中國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發生形態；而晚近十年開始的以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為社會發展目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則為中國文學研究從文化研究轉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質條件與學理契機。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再到都市文化研究的學術轉型，其現實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盵8] （P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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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舞,中國社會古已有之,但中國的傳統舞蹈終未能形成一種社會現象。后,隨西風東漸而來的西式跳舞卻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中國社會漸掀波瀾。西式跳舞進入中國社會后,與中國傳統文化發生碰撞,二者間的沖突和融合折射出中國近代都市社會演變的曲折過程。同時,東來的西舞還催生了社交公開、男女平等、個人自由、享樂主義等思想和觀念,是近代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內容和文化轉型的一個重要體現。筆者認為,從社會文化史的角度研究中國近代的跳舞問題能夠一窺中國近代轉型過程中社會風貌的變遷。
西舞雖東漸于晚清,但勃興于民國。目前,史學界對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F雖已有學者對民國時期的大都市如上海、天津的跳舞問題進行了可貴的探索,但跳舞問題作為民國時期城市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理應成為學界進一步關注的對象。因此,筆者擬將社會文化史范同內關于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進行梳理,為進一步深入研究該問題做一鋪墊。
一、娛樂生活研究中的民國跳舞問題
娛樂生活研究是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跳舞又是娛樂生活的一種。民國時期,西舞在上海、天津、北京這樣的都會城市中日益盛行,并漸成風氣。 故而,在研究民國時期京津滬娛樂生活的論著中,幾乎皆有對當時舞現象的論述。筆者現將這類研究中頗具代表性的論著作一綜述略陳如下。
將整個上海娛樂業納入視野并將舞廳業包含其中的兩部典型著作,一是高福進的《“洋娛樂”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娛樂產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樓嘉軍的《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文匯出版社2008年版)。高著中“室內娛樂:男女同舞同樂時代的來臨”這一章,概述了晚清至民國時期交際舞傳人上海的流變過程,但失之過簡,且錯誤較多。樓著中,作者為佐證整個上海娛樂業的空間結構、經營主體、娛樂特征等方面,對近代上海娛樂業的重要組成部分——舞廳業的發展概況作了分析,但略嫌泛泛,不夠深入。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0-1945)》一書,將舞廳作為一個重要的樣本,探究了以“聲、光、化、電”為特征的中國近代城市尤其是上海的“現代性”,是一部頗具影響力的著作。
扶小蘭的《近代中國城市文化娛樂生活方式之變遷》一文中的第五部分介紹了西方交誼舞在中國由初現到勃興的情狀,并認為交誼舞成為都市人娛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乃是近代社會發展之必然趨勢,并彰顯出其特殊的意義,但在筆者看來,作者以單薄的史料所得出的這一觀點,有以偏概全之弊。
李少兵的《1927-1937年的北京娛樂文化——官方、民間因素與新時尚的形成》(《歷史檔案》,2005年第1期)一文,從官方、民間因素對娛樂文化的參與以及二者之參與同新娛樂時尚形成之間的關系這一角度,介紹了1927-1937年間北平舞業的情況,但多側重于北平當局對舞業的管理。此外,作者于1994年出版的一部著作——《民國時期的西式風俗文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中,有一章專門論述民國時期的西式舞蹈,介紹了傳統的中國舞蹈和現代西式舞蹈的主要區別,交際舞從傳入中國到逐漸流行的過程,中國舞蹈家戴愛蓮,以及洋人對中國洋舞的看法。其中諸多內容鮮見于其他研究民國跳舞問題的論著中,不失為該文之亮點。
其他論及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社會文化史論著還有很多,比如忻平的《從上海發現歷史:現代化進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會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羅蘇文的《滬濱閑影》(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版),安克強的《上海-19-20世紀中國的和性》(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魏斐德的《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許慧琦的《故都新貌——遷都后到抗戰前的北平城市消費(1928-1937)》(臺北學生書局,2008年版)等等,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一一具體評述。
二、民國跳舞問題的專項研究
目前,在社會文化史范疇內,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作專項研究的論文有十多篇,但著作屈指可數。筆者在此略作綜述,以助后繼之研究者了解此專項研究的概況。
馬軍對上海的跳舞問題研究得頗為深入。他的《1948年:上海舞潮案——對一起民國女性集體暴力抗議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以1948年上海舞女反抗政府節約消費禁令而引發的暴力事件為研究對象,梳理出了這一事件演變的詳盡脈絡,并整理出珍貴的口述歷史文本,研究較為深入。他的另一重要著作《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版),則系統介紹了交際舞從清末傳人中國一直到改革開放后再次出現的百年發展脈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導論中較為細致地梳理了國內外涉及上海舞廳、舞女的研究,為后來者之研究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除此之外,馬軍還發表了《1948年上海舞潮案中的舞業同業公會》(《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從“舞潮案”看戰后上海市社會局的處境和職能》(《老上海透視——中日青年學人的上海史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論1948年上海舞潮案》(《上海研究論叢》第14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舞廳業的消逝(1949-1954年)》(《國史研究參閱資料》,總第290期,2004年8月)、《幾點鐘打烊?——論舊上海兩界三方圍繞公共娛樂場所關門時間的交涉》(《城市史研究》第24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兩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廳業——以1927至1943年為主要時段的考察》(《社會科學》,2007年第8期)等論文分別從舞業同業公會、社會局、舞潮案、舞業的取締、舞廳的關門時間、舞業管理等方面對上海的跳舞問題進行了研究。
張艷的《激蕩與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國》一書,“主要探討在近代百年間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西方舞蹈傳人中國之后引起的舞蹈藝術、社會風俗、社會心態、價值觀念、文化市場、政府文化管理等方面的變化,透視國人認識西方舞蹈和西方文化的心路歷程,探討多元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規律和特征?！?/p>
依筆者拙見,可將目前國內學界專門研究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十余篇學術論文分為如下三類:
第一,論述舞廳功能的文章。主要有:葛平的《交際舞場的交際功能和娛樂功能》(《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1986年第3、4期)和胡俊修的《近代上海舞廳的社會功能——以20世紀30年代(申報)廣告為主體的分析》(《甘肅社會科學》2007年第1期)。其中,胡文還指出了上海舞廳長久存在和興盛的原因。
第二,從舞女、都市化、現代性和公共空間的角度,論述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文章。主要有:陳文婷的《上海舞女:以休閑報刊與小說為中心(1927-1949)》,萬妮娜的《民國時期舞女性質探析——以上海舞女為中心》(《社會科學論壇》2011年第4期),張金芹的《另類的摩登:上海的舞女研究(1927_1945)》,趙鳳玲的《交際舞東漸與近代都市女性的“摩登生活”》(《江漢論壇》2008年第5期),李從娜的《從(北洋畫報)看民國時期都市交際舞業》(《中州學刊》2010年第1期),以及郭亮亮的《空間與想象——舞廳、舞女和穆時英的小說》(《樂山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第三,以禁舞為研究對象的論文。主要有:左玉河的《跳舞與禮教:1927年天津禁舞風波》(《河北學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的《象牙塔與百樂門——民國上海的大學生“禁舞”事件考述》(《開放時代》2007年第3期),趙巧萍的《1946-1948年廣州禁舞及其失效的原因》(《傳承》2009年第3期),以及前文所述馬軍的上海舞潮案的相關論文。
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費嘉炯及該國社會學家保羅·克雷西亦曾對跳舞問題進行過專項研究,且其成果不容忽視,后繼研究者理應仔細研讀。
三、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展望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筆者認為尚有諸多遺憾。
其一,僅將跳舞問題作為近代娛樂生活的一個方面而有所提及的論著多于對民國時期跳舞問題的專項研究。對于民國時期的跳舞問題,前者的研究多失之泛泛,或者材料單薄,有以偏概全之嫌,而后者的研究對象大多為西式交誼舞,似乎近代以來東漸至華的西式跳舞只有交誼舞而別無其他。實際上,存在于民國社會的西式跳舞除了交誼舞外還有西方各國的民間舞、芭蕾舞、現代舞等等,它們都曾對近代國人產生感官刺激,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
[2]譚兆紅.基于動漫的幼兒園藝術教育研究[M].湖南師范大學2012年學位論文.
作者簡介：
劉 彤，四川傳媒學院編導與戲文系副主任、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