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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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再來看看第二條途徑讓孩子進入流入地公辦學?；蚬k學校開辦的專門招收流動兒童的簡易學校。這也是辦法規定的最需要解決途徑。但是這途徑在現實面前也遇到了諸多問題。
1.義務教育的管理體制問題。我國義務教育事業實行地方負責，分級管理。地方政府是負責籌措經費，設置學校的主要負責部門，教育經費也是按戶籍學生人數下撥。目前，一些特大城市自身義務教育經費比較緊張，加之特大城市流動兒童少年的基數相對較大，再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專門投入筆經費，負擔較重。
2.公辦學校的現實狀況。近幾年各地，尤其是特大城市，相繼出現義務教育階段的入學，升學高峰，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校學位非常緊張。許多學校都存在著超大班額教學的狀況直接影響了義務教育的質量。在此情況下．義務教育階段的公辦學校接收流動兒童少年就學，存在著學額的現實局限。3.學費問題。在目前情況下，完全由流入地政府投入經費解決流動兒童少年就學問題并不現實。為此，有人提出，這部分經費應由流出地政府承擔。但由于流動人口流動性大，且來自四面八方，此辦法在實際操作上難度較大。目前，現實中比較通行的辦法是由學校向流動兒童少年的家長收取借讀費或教育補償金。但由于一些學校收費都很不規范使得流動人口中的低收人群體難以承受，除此之外．各個公辦學校名目繁多的收費卻讓那些低收入的民工望而卻步。因此，在實際當中，公辦學校并不能成為解決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主要途徑。那么就剩下最后條途徑了，進人社會力量舉辦的專門招收流動兒童少年的學?；蚝喴讓W校。這類學校通常是由流動人口自身開辦的習慣上稱作打工子弟學校，打工子弟校是在城市和城鎮現有教育資源不足以完全吸收流動兒童少年時的一種合理而必然的選擇。由于流動兒童的空間分布極其集中，他們一般分布于城鄉結合部地區．這就使這些城鄉結合部地區的全日制中小學難以全部承擔流動兒童少年人口的教育任務。在這樣的背景下，允許流動人口中的一些人開辦“打工子弟?！眮斫鉀Q流動兒童少年的教育問題不僅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選擇。事實上，各地流動人口在開辦學校方面已經走在了政策的前面。早在90年代初期，北京市的流動人口就開始舉辦“打工子弟?！绷?。迄今．共有百余所規模不等的“打工子弟?！?，小者只有10來名學生，而大者學生人數將近2000人。對于這些打工子弟校．流動人口家長是普遍持支持和歡迎的。各種“打工子弟?！笔軞g迎的主要原因是：收費低廉，管理靈活基本解除了家長的后顧之憂。然而，這些受到歡迎的打工子弟學校卻由于自身的先天不足而受到各地的查禁?！按蚬ぷ拥苄！敝斜容^普遍地存在以下問題：第一，衛生條件較差。為了節省開支打工子弟學校盡量減少投入每班的人數盡量最大等。第二，存在比較大的安全隱患。狹小的校園簡易的校舍使得些學校存在明顯的安全隱患。第三，教學質量問題。由于打工子弟校的工資一般較低因而難以吸引較高水平的老師。新開辦的“打工子弟?！笆呛茈y在短期內達到城市和城鎮的辦學標準的，因此很難獲得辦學許可證，大部分還戴著”黑帽“。但是這些學校被取締之后，孩子們怎么辦呢？實際上，很多打工子弟學校是在家長的配合下和教育主管部門打游擊，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讓孩子有書讀。這也是打工子弟學校屢禁不止的根源所在。
近年來，我國城鄉義務教育的發展差異顯著，突出表現在辦學條件、經費投入、師資水平和教育質量等方面。這種差距加劇了城鄉義務教育發展的失衡，阻礙了義務教育目標的實現。2005年5月25日，教育部下發《關于進一步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若干意見》，要求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把今后義務教育工作重心進一步落實到辦好每一所學校和關注每一個孩子健康成長上來，有效遏制城鄉之間、地區之間和校際之間教育差距擴大的勢頭，逐步實現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這表明我國義務教育政策將發生轉變，從忽視農村教育發展轉為優先向農村地區、弱勢群體傾斜；從集中優質資源打造重點學校、培育精英的教育轉向面向大多數人的教育，重視基礎教育的公共性、公平性。義務教育具有“公共產品”的特性，它作為一項公共支出，理應由國家承擔，政府提供。本文從財政的角度，提出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對策。
一、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必要性
(一)義務教育機會均等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基本組成部分，而義務教育的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則是實現教育公平的基礎。在現代社會里，人的基本教育權利，是人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之一。作為政府提供的最低標準的合格規范教育，保障的是人的基本人權和發展權利。所以，為所有兒童提供平等的義務教育權利和機會，是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要求，是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責。為此，無論兒童出生于城市還是鄉村，政府都應該為各地區提供均衡的經費，使他們接受相同條件和水準的義務教育。
(二)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突出，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必將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農村教育，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的水平如何，關系到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如果對農村義務教育投入不足，必然造成農村文盲增多、勞動力素質下降，使其陷入“落后—貧困—教育水平低下—更落后”的不良循環。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教育投資就是生產投資，通過接受教育，人們的經濟決策效率得到了提高，人們的獲利能力也相應得到了提高。而且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如農村，初等教育的投資收益率是最高的。因此，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是縮小城鄉差別、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政策手段。
二、促進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財政政策
(一)加大政府對義務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其一，中央政府要下決心壓縮其他開支，確保國家教育財政性支出占GDP的比例達到4％，并在2010年達到4.5％左右。各地政府也要嚴格按照新修改的《義務教育法》的要求，教育投入要確實做到“三個增長”，年初看預算，年終查決算。人大要加強對同級人民政府落實教育經費“三個增長”的法律監督。其二，各級教育投入既要解決總量投入不足的問題，也要解決配置不均衡的問題，明確政府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全部責任方。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中，要對農村義務教育給予更多的政策照顧和傾斜，真正縮小農村義務教育財政投Adz的差距。
(二)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我國現行的義務教育經費投入體制是實施“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管理體制，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以最困難的縣鄉兩級財政為主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在縣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相當部分縣鄉財政困難的情況下，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僅依靠縣鄉的財力是很難保證的，進一步完善“以縣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必須在強化縣級政府作為管理主體的管理責任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財政分擔責任，加大縣級以上各級政府財政對農村義務教育的經費投入主體責任，健全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機制?？梢愿鶕骷壵默F實財政能力，對東、中、西部三類地區農村義務教育所需的各項經費的初始來源和責任作出明確合理的分工，對教師工資、公用經費、危房改造等義務教育所需要的各項教育經費，根據經濟發展情況，分別由各級政府財政來分擔。建議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主要責任，對中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承擔部分責任；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省級政府也應承擔本地區農村義務教育的部分經費。通過明確各級財政主體的投入責任，為農村地區義務教育的發展提供可靠的經費保障，真正將農村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體系。(三)同一區域內，以學生數為標準，實施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有條件的地區可以不區分城市和農村，以學生數為標準，實行義務教育均等化撥款制度。以北京為例，2001年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財政局重新修訂了《北京市普通教育事業公用經費定額標準》，新標準對滿足教學所必需的正常運行經費做了明確規定，不再分為城鎮、農村標準，實行統一的公用經費標準。市級財政還專門設立了農村義務教育專項資金，規定每年至少投入一億元重點支持農村小學布局調整、改善辦學條件、消除危房、信息化建設、教師培訓等項目，為“城鄉統一標準辦學”提供了資金支持和制度保證。
美國民族教育政策與實踐在20世紀60年代之前呈現出同化主義、英語中心主義、教育隔離制三個顯著的歷史特征。首先，老移民用主流文化同化新移民，目的是把他們變成符合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取向的美國人；其次，美國少數民族的語言選擇經過了從語言多樣化到“英語惟一合法”的轉變。再次，美國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在隔離的學校體系中接受劣質教育。直到20世紀60年代民權運動興起，少數民族才爭取到一定平等的權利。由于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影響，19世紀至20世紀60年代美國少數民族教育政策與實踐呈現出三個顯著的歷史特征。
一、同化主義
從殖民地時期到20世紀60年代，同化主義教育傳統一直控制著美國的少數民族教育和移民教育。美國的早期移民，主要來自西歐和北歐，其中英國人最多，影響力最大。因而英國的語言、法律、宗教觀念、政治傳統和政治體制都轉變成了美國社會的主體，構成美國主流文化的基本骨架。
美國的教育，也主要是英國教育模式的移植。盎格魯—撒克遜的教育思想、教育實踐占據支配地位?！皬闹趁竦貢r期到十九世紀，美國教育的主要形式都是盎格魯—撒克遜式的。非新教式的學校，從未占據過主導地位?！蓖搱猿钟斜匾Ａ粲降捏w制，英語以及英國的文化模式，使之在美國生活中占支配地位并成為規范；強調灌輸社會主流民族—盎格魯的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強調單純學習有關基本事實的知識。同化論認為教育是將社會的少數民族塑造于主流民族之中的必要手段，公民教育其實是對少數民族文化進行限制和改造的過程?！懊绹北举|的目的在于強力限制少數民族的文化特征，使他們遵循主流文化的語言、價值和行為規范，將移民們的本民族文化及其附屬物清除，變成一個個符合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取向的美國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完成這一過程，后來被形象地稱為“高壓同化”。
1909年，美國著名教育家卡伯里（Cubberly）這樣總結同化主義教育的重要作用：1.拆散各民族群體和居民點，使各民族移民同化和融合成美利堅民族的一部分；2.向兒童灌輸盎格魯—撒克遜的正義、法律、秩序的觀念以及現行政治，并培養他們對美國的民主制度及在民族生活中有永恒價值的東西的尊重。在同化主義理念的指導下，兒童無論從哪里來，具有什么背景，都一律接受同樣的對待：讀主流社會的書，參加主流社會的考試，不考慮民族和文化差異。少數民族和新移民的文化，包括語言、習俗、宗教、傳統等，受到輕視和壓制。
在同化論盛行的同時，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種比較寬容、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理論逐漸形成，這就是熔爐理論（Themeltingpot）。熔爐理論的代表人物是美國歷史學家F.J.特納（F.J.Turner）和英國猶太作家張維爾（IsraelZangwill）。該理論認為美國是個大熔爐，來自不同民族和種族的移民都會融入其中。移民原民族的實體和文化像原料一樣在熔爐中不斷熔化和改造。主流文化影響和同化著移民的少數民族文化，同時，少數民族文化反過來影響和作用于主流文化。二者在相互作用過程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文化和擺脫了祖先紐帶的美國人。如果同化主義的理想是要把所有移民按照英國盎格魯式的意識形態同化，那么熔爐理論的提出則是看到了不同種族、文化的差異性而“”的結果，其著重點在于把不同文化盎格魯化后鑄出新的文化，從而形成有別于英國的美國特性。與同化論相比，熔爐理論的出現意味著進步。前者把主流文化凌駕于少數民族文化之上，完全排斥少數民族文化。而熔爐理論至少開始關注少數民族文化，給予它們與主流文化同等的文化原料供給者的地位。當然，熔爐論把移民的同化和文化融入簡單化，理想化，同實際情況相去甚遠，五六十年代后受到愈來愈多學者的否定。
二、英語中心主義
美國少數民族的語言選擇，經過了從“語言多樣化”到“英語惟一合法”的轉變，形成少數民族教育中的英語中心的特點。
建國初，由于英國文化的巨大影響和實際需要，英語在一些地方和場合成為通用語言。但這并不排斥美國居民使用其它語言。在一些城市和農村定居點，少數民族語言常常在商業、學校和宗教機構中使用。聯邦政府對于語言的選擇采取不干預政策。建國初幾任總統甚至支持使用多種語言。而且，為了鼓勵家長把孩子送進學校而不是送去工廠做工，一些公立學校承諾在公立學校傳授學生的本民族文化和母語。內戰期間，政府的不干預立場占主導地位，他們包容語言多元化現象并鼓勵公立學校推動民族語言教育。
南北戰爭后，產業革命開始，人們需要一種通用語言來處理迅速增加的工商、政府及公共事務，這種實際需要使英語變得日益重要。大量的法律、政府文書用英語寫成，政府事務以英語為媒介處理，在工作中人們很可能因為看不懂英文警示而出現傷亡。以上種種事實，提出了對于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的要求。此外，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老移民之爭，大大增強了美國的排外主義情緒。為了壓制這種情緒的滋長，美國政府采取了要求移民學習英語的政策，并以此作為獲得公民權的條件，當排外主義情緒日漸強烈，在英語和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基礎上建立美利堅民族認同的想法逐漸占上風時，部分州立法規定學校中的部分科目必須用英語講授。這樣，公立學校不得不改變了包容各種民族語言、文化的傳統而采取美國化、同化外來非英語國家移民的策略。威斯康星州1889年通過《本尼特法案》（theBennettLaw）規定，英語是一些課程唯一的授課語言。雖然由于地方社區學校和地方公立學校長官的強烈反對，《本尼特法案》于1891年被廢除，然而，它卻為制訂“英語唯一合法”的法律奠定了基礎，成為一個開始。
“英語惟一合法”的法律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消極作用明顯，對移民及其后裔的學校影響很大。例如，德裔移民原有巨大的雙語（小學）和第二語言（中學）教學網絡，包括教會、私立、公立學校等。1900年，約有20萬孩子在公立小學接受德語教育，1914年，在密爾沃基（Milwaukee）、辛辛那提(Cincinnati)、克利夫蘭(Cleveland)和代頓（Dayton）的公立學區至少有1/3的小學生接受英語德語雙語教育。然而，1917至1919年間，美德處于戰爭狀態時，隨著中等德語教育的縮減，英、德雙語教育課程被大大減縮了，實際上，德語已經被取消。
在英語同化教育作用下，到移民第二代、第三代能講父母語言的人數越來越少，由于語言的障礙，少數民族學生在學校中無法享受平等的教育，學習成就很低，直接影響到他們成人后的生活質量。
三、教育隔離制
自十六世紀黑人被販運到美洲起，到十九世紀南北戰爭，白人殖民者把黑人當作“黑奴”，從未考慮到他們受教育一事。南北戰爭后，黑人在名義上取得了
政治地位和教育權利。但北方企業主和南方種植園主一如既往地剝削黑人，使黑白平等教育原則成為泡影。
黑人長期以來在隔離的學校體系中受教育，質量低劣，無論人均教育費、就學率、在校學習年限、教育質量、交通工具、直觀教具、實驗室設備、學校建筑、教材、教師工資及培訓等方面都不如白人學校，黑人不能享受與白人同等的教育機會。
隔離學校中黑人教育的目的，是培養逆來順受，為白人忠實效力的黑人。因此他們所受的教育與生活道德和勞動生產緊密聯系，以職業課和家事課為主。主流社會希望把他們培養成勤勞、節制、誠實的人，培養成忠心為主、生活節儉、信守契約、沒有侵犯性的人。
1896年，最高法院在“普萊西訴弗格森”一案中判決“隔離但平等”（separatebutequal）合乎憲法，即為白人和黑人學生提供相同質量的公共設施予以隔離不違反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批準南北方種族隔離可達60年，從而支持了種族隔離的教育制度。直到1954年，美國高等法院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Brownv.BoardofEducation，1954)一案做出裁決，了1896年“普萊西訴弗格森”一案的裁定，判決迫使黑人就讀種族隔離學校違反美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把黑人學生同白人學生隔離是對黑人的歧視，給黑人的身心造成了難以磨滅的傷害。”此案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意義最重大的裁決，標志著“合法的”種族隔離在美國的終結，換言之，受法律保護的在公共場所的種族隔離的終結。
2014年9月，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提出高考英語將實行社會化考試，這一決策引起社會各界廣泛熱議?，F階段高中英語教育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教學效果不夠理想等原因，外語教學受到不少質疑和批評，外語教育政策的評估與調整刻不容緩［1］。實際上，外語教育政策最終要落實到外語課程政策上，高中英語課程政策主要由《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課標》）、教材政策及高考英語政策組成，其中《課標》是核心［2］202［6］。但長期以來，中國對外語教育政策與教學實踐的銜接還關注不夠。語言政策與語言教育銜接性研究是以問題驅動的，基于語言教育實踐并以政策為指向的研究，中國當前以語言教育規劃為核心的銜接性研究正當其時。外語教育政策屬于公共政策的分支［3］28。公共政策過程包括議程設定、政策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終結，其中實施過程是檢驗政策有效性的最關鍵環節［4］8，而外語教育政策的實施成效在于其對于外語教育的目標是否實現，這又依賴于政策的上傳下達及政策目標與教育實踐之間的銜接效果［3］125。鑒于此，文章主要以《課標》為政策對象，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3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及其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反思現有研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建議。
一、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研究
（一）教師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的認識與評價
中國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由中國教育部基礎一司和二司制定［5］248。2003年，教育部頒布《課標》，明確提出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它的形成建立在學生語言技能、語言知識、情感態度、學習策略和文化意識等素養整體發展的基礎上。李婭玲指出中國外語教育政策的制定主要表現為自上而下的“內輸入”模式，缺少自下而上的意志上傳［3］176－183。教師是《課標》客體的重要組成，是將政策轉化為教學實踐的關鍵群體［6］，同時，教師也會作為政策制定的主體發揮重要作用。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教學實踐，對此進行考察對政策的落實尤為關鍵。從既有文獻來看，此方面的成果還比較少。羅桂秀通過問卷考察了40位教師對高中英語課程政策的態度與認識［6］，研究發現：在《課標》方面，大多數教師認為《課標》培養學生綜合語言運用能力的目標過高，最難實現的課程子目標是語言技能目標與文化意識目標，《課標》的制定未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60％的教師認為《課標》中最難操作的實施建議是課程資源開發與利用建議；在教材方面，多數教師認為教材存在缺陷，教材內容和課后練習并沒有注重培養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維能力；在高考英語方面，多數教師認為選擇題題型并不能有效考察學生的綜合語言運用能力，高考試題與教材的課后練習并未有效銜接，也沒有很好地體現《課標》規定的課程目標。徐冠興調查發現，天津市部分參與課改的高中英語教師對《課標》理念的貫徹存在偏差［7］，對其規定的課程目標認識不足。張曦元也發現，教師對《課標》認識不足［8］。不過陳芳發現，教師理解和實施《課標》的能力自評在多個方面與所在學校學生的英語能力無顯著關系［9］。這些研究顯示，盡管《課標》政策引導著課程教學，但大多數高中英語教師對此教育政策的認識相對不足，評價褒貶不一，進而可能影響政策在教學中的實踐。
（二）教師的教育實踐
政策的實施是政策過程的最關鍵環節，事關政策成效的達成。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就體現在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銜接好壞體現在教師是否按照政策規定的目標進行教學。在外語教育政策實施過程中，教育行政部門是政策的主體，但教師才是真正把政策轉化為教學實踐的主體，沒有教師的實踐，政策就只是文本而已，如果忽視教師作為教育實踐者的角色，忽略外語教育實踐本身，無疑會為外語教育踐行制造障礙［2］126。對教師的教育實踐狀況進行實證調查至關重要。從既有文獻來看，涉及教育實踐的研究較少，主要從教育實踐（即政策實施）面臨的困境及教師的教學實踐兩個角度進行研究。第一，教育實踐（即政策實施）面臨的困境。目前政策實施還面臨諸多障礙，如政策脫離實際、經費投入不足、政策落實不到位、應試教育制度影響嚴重等［3］193－196。整體上，實施《課標》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困難：對學生評價難、評價方式單一、老師負擔過重［10］；某些課程目標前后矛盾，要求過高，不易實施；對《課標》的理論基礎的可靠性的疑問造成的困難；現存的高中英語測試體系對其實施帶來的阻力；其他因素如師資缺乏、課程資源不足、教師接受培訓和學習的機會少等［11］；《課標》未兼顧階段性、地域性差別和城鄉差異，缺乏相關部門的支持，應當貫徹多模態教學，解決教學的費時低效問題［12］；教材使用期限問題；還有一些學校擅自更改課程時數，與素質教育背道而馳［13］。因此相關部門應針對以上問題制定相應方案，為教師的教學實踐與《課標》的順利實施保駕護航。第二，教師的教學實踐。教師的課堂教學是否遵從《課標》規定的5個方面的目標，是檢驗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好壞的依據。語言技能方面。在實際教學中，教師對學生語言技能的訓練厚此薄彼，對于學生聽力、閱讀技能的訓練遠超對口語、寫作技能的訓練［7］。申麗調查發現長沙3所高中英語課堂教學中，學生的聽說讀寫4項技能均存在一定問題，如閱讀理解水平不高、閱讀速度慢等，原因在于教師仍側重傳統的教學方式，學生缺乏科學閱讀與學習習慣的引導，學習動機不強［14］。張曦元發現，應試教育的影響導致教師過多注重培養學生的應試能力；學生英語水平參差不齊、閱讀能力低下等［8］。鄧兆紅發現英語教師對跨文化交際知識的了解程度不高，未遵循跨文化交際教學的基本原則，未采用科學有效的教學模式，高中生跨文化交際能力也普遍較低［15］。語言知識方面。語法教學和詞匯教學存在一定弊端，很多教師仍采用填鴨式教學，未能引導學生通過比較、探究等方式自己發現語法和詞匯規則，因此學生并不能做到學以致用［7］。情感態度方面。由于應試教育的影響，教師忽視了人文素養教學，學生也缺乏情感態度學習的積極性，情感態度目標與教學實踐脫節［16］。學習策略方面。教師在教學中對學生的學習策略缺乏深入、系統地引導［7］。文化意識方面。學生和教師文化意識目標缺失，實施難度大。教師自身文化知識欠缺，對文化教學不重視且教法單一，學生對文化學習動力不足，教師應加強自身文化素養，正確引導學生，培養其文化意識及批判思維能力［6］［17］。既有研究顯示，《課標》規定的課程目標達成度較低，教師教學實踐效果也不盡如人意，教育規劃與教學改革勢在必行。教師課堂對《課標》政策的實踐研究成果十分有限。
（三）學生對教師教育實踐的反饋
作為外語教育政策的重要客體，學生對教師課堂教學實踐的評價與反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師的教學實踐是否符合學生的實際學習目標與需求。如果教師并未按照政策規定的目標進行教學，反而卻符合學生的學習需求，說明學生的學習目標與教育政策的目標相背離［2］127，間接表明政策目標的不合理。而涉及該方面的研究也十分不足。羅桂秀調查發現，約50％的學生認為學習英語最主要的目的是掌握聽說讀寫各項技能，約30％的學生是為了應付高考，而60％的教師秉持“一切以高考為中心”的思想；多數學生認為，未來學習和工作所需的英語能力與高中階段學習和考核的知識很大程度上不相符［6］，這說明語言教育規劃應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學習需求。郎雪調查了高中英語課堂形成性評價的實施情況，發現多數學生認為，教師在課堂上很少能設置符合學生需求的教學活動，很少為學生創造自主學習條件，平時不會記錄學生的課堂發言等課堂活動情況，期末成績僅由考試分數構成［18］，可見，學生在形成性評價中的主體地位未得到充分實現，評價方式仍以傳統的終結性評價為主。孫勇發現，高中生對目前傳統的英語寫作教學興趣不高，認為寫作訓練的有效性低，希望教師采用符合學生興趣、激發學生創造思維的教學方式［19］。研究表明，學生對教師英語課堂教學實踐的反饋狀況不容樂觀。學生作為政策的接受者，其態度對評估政策的有效性尤為重要，在學習需求、方式和手段多元化的當今時代，學生對課堂教學的反饋亟待得到充分重視，這方面成果也需加強，以進一步提高課堂的有效性。
二．主要不足與反思
既有研究對促進高中英語教學改革意義重大，也豐富了中國外語教育政策與規劃研究，但成果仍比較有限，有待進一步完善。第一，從理論支撐來看，現有研究的理論基礎較為單薄，理論建構不足。外語教育政策的研究是以語言政策和規劃理論為基礎的，由于語言政策和規劃理論的不完整性，外語教育政策研究缺乏系統性和科學性［3］27。因此，如何從理論高度構建中國外語教育政策的研究體系，還需更多的關注。第二，從研究內容來看，諸多研究對外語教育政策（如《課標》）的內容介紹和描述居多，但缺乏深入的探討；而教師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的態度和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狀況、以及學生對教師教育實踐的反饋是探究教育政策與實踐銜接狀況從而進一步檢驗政策有效性的關鍵因素，這三方面的整合研究卻鮮有見及。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政策的有效性如何、傳達者傳達效度如何、接收者學習需求的達成度如何，每個環節都緊密相關，值得深入調查研究。第三，從研究方法來看，目前此領域實證研究成果較少。鄒為誠指出，研究外語教育政策，應采取定性調查、補充式定量調查和文本分析相結合的手段［20］。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好壞與政策的有效性直接相關，建議各學者加強此領域的實證研究，從理論走向實踐，既要有理論的分析，又要有實踐的探討，關注課堂教學，通過記錄教師的教學實踐以及測試學生的綜合語言應用能力來反觀政策的有效性。此外，由于外語教育政策屬于公共政策的范疇，可借助公共政策的研究框架，為外語教育政策研究提供全新的思路。第四，探索新的研究視角?？傮w來看，中國的外語教育，缺乏戰略層面的整體思考和規劃［21］。長期以來，中國高中英語教育實踐深受“費時低效”的困擾。從外語教育政策發展角度來看，“費時低效”是對外語教育政策最為核心的價值問題的判斷，主要是對外語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有效性提出質疑［22］208。而政策的有效性又與政策的制定、實施、評估各個環節密切相關，因此外語教育的“費時低效”不應僅僅歸結于外語教師的教學問題，而應當審視中國整個外語教育政策制度。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不足并不能簡單歸于教學方法或課程設置問題，更關涉到語言政策問題，涉及政策制定、實施、評價和調整環節，更牽涉到國家發展戰略、社會經濟發展和教育改革大局。需關注政策過程的各個環節，尤其是實施和評估環節，從公共政策分析視角探究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狀況，在研究政策本體的同時，更要關注政策主體及客體，并探析影響其銜接性的各種因素，以期進一步提高中國高中英語教學的質量，促進政策制定和落實的科學化。
三、結語
文章聚焦國內近年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銜接性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現狀，從教師對政策的認識與評價、教師的教育實踐、學生對教學實踐的反饋三個方面對高中英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相關研究進行梳理，并反思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學界目前對外語教育政策與教育實踐的銜接性研究關注還比較不足，需構建科學的研究體系，豐富研究內容，拓展研究視角與方法。
作者:楊榮華 董云云 單位:河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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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只是針對學生的文化教育以及德育等教育方面的內容，學校的行政管理也很重要，行政管理是教育的領頭羊，只有行政管理到位得當，教育才能在這一平靜的大背景下順利向前，行政管理在高中教育階段尤其如此。高中是學生整個學習過程中的轉折階段，關系著學生的未來，因此對高中教育中行政管理出現的問題要予以重視并及時提出對策解決這些問題，方能讓高中教育健康發展。
一、高中教育行政管理存在的問題
目前新課改在盡力實施，目的是解決高中教育中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引導教育平穩發展，利于學生，利于政府，利于社會。隨著新課改的深入，部分老舊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但是那些根深蒂固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并且新的問題不斷浮現。其中主要面臨的行政管理的問題有：盲目擴大規模，忽略了特色；資金短缺導致的教育質量下降；高中教育所處在的復雜而敏感的社會位置。由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受教育的條件也相對增加，對于教育環境和教育設施的要求也不斷拔高。因此目前很多高中學校盲目的擴大辦學規模，增加校區，擴大校區面積，大力招聘教師，合并學校。這樣一來，學校的特色被稀釋或者消失不見了，生源雜亂，管理方式回溯到傳統的模式，只是為了學習而學習。這樣的做法從反面削減了教育質量，失去了本來引以為傲的教學特色。還有一種情況便是教育模式的多元化趨進，很多高中現在都合民辦，綜合高中為一體，從目前的情況看，這樣的合并讓學生在畢業時有了更多的選擇，既可以選擇繼續深造，也可以選擇就業。但是這種相對中庸的做法讓教育質量得不到保障，教育資源分配方式不合理，衍生了高中教育中各種新的問題。另一個方面是學校的辦學資金方面的問題。目前我國高中教育的資金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社會資金的注入；二是學生學費；三是政府撥款。這其中的政府撥款是主要的資金來源，由于政府撥款并不是不竭之源，因此在高中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特別是資金管理方面就會出現問題，教育質量隨之下降。同時也由于資金的不足導致很多民辦高中學生的家庭的負擔增加，整個教育鏈出現問題。最后一個問題是目前高中教育在國民社會中所處的復雜而敏感的位置。高中階段，學生的生理開始成熟，心智處于羞澀懵懂的青春期，從而決定了這個時期受教育學生的復雜性，管理成本增加，教育成本增加。同時人們生活水平提高，受教育意識得到空前解放，家長和社會各方對高中教育的關注程度與日俱增，因此高中教育像被放在放大鏡下面一樣，所有的不好和問題都被放大，所處的這樣的位置給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帶來的壓力也與日俱增，管理難度空前上升。此外就是高中教育處在初中教育和大學教育之間，大學屬于高等教育，初中屬于義務教育，這就給夾在中間的高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高中教育起到承上啟下、完美銜接的作用。因此高中教育便不知不覺被放到了一個及其敏感的位置上，所帶來的行政管理難度可想而知。
二、高中教育行政管理的對策
針對高中教育所處的位置，社會大環境所決定的發展方向，出現的各種問題，在行政管理方面應當給予足夠的重視并盡快得出相應的措施，出臺相關政策，在保證高中教育行政管理良好運行的情況下平穩地發展文化教育，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同時不辜負社會和各界人士的希望。本文提出的對策主要有：優化高中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建設高質量的管理隊伍；科學合理地利用各方教學資源。行政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管理體制，也就是各個管理階層的職能規劃，明晰每個管理部門的職能，各個部門各執其事，做到管理中的清晰明了。在每一個方案實施之前都應該有相關部門經過一定的流程，提出方案，討論方案，評估方案的可行性，表決、執行、反饋是這一流程的主要步驟。優化職能之后，從內部看來，管理人員的素質便是決定管理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為行政管理提供一個優良的人文環境是行政管理良好向前的保障，國家或是政府部門通過有效的措施對高中教育中的行政管理人員進行培訓，問答，考核，對管理成果進行評估。建立一個高素質、高質量的行政管理隊伍，是提高行政管理質量的關鍵一步。最后就是整合教育資源，優化資源配置，科學合理地利用各方資源，提高管理的效率。在新課改的大環境下，作為適應性的第一人，教師便成為了管理中的重點，科學的培訓會讓教師在適應新課改的過程發揮重要的帶頭作用，保障高中教育的順利向前發展。
三、結語
高中教育階段是一個敏感而多變的階段，處在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中間，處在一個復雜的位置上，因此對于高中教育的行政管理要提起十二分的精神，在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同打造一個良好的高中教育的環境。
參考文獻：
二、現階段中國殘疾人教育政策存在的問題
注重提出大體要求，實現途徑較為模糊。改革開放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推動我國殘疾人事業與世界的接軌，殘疾人教育作為殘疾人事業的關鍵點逐步得到重視。在法律保障、工作引導等方面，政府作出了一系列政策回應：《殘疾人教育條例》《中國殘疾人事業五年工作綱要》《關于進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業發展的意見》等等。這類大方向上的政策文件給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的發展做了法律保障的同時，也提出了大體要求，每階段也都有需要完成的任務和指標，但對于具體的實現途徑卻鮮有提及，文件頒布之后也沒有用其他較為細致具體的實施政策或者行動指令進行另外的補充，這對于下級單位來說就成為了一個需要自行琢磨的難題。政策制定較為分散，少有系統性的專攻。在每階段的政策分析中，可以發現后期政策的覆蓋面呈擴大的趨勢，包括了師資、經費、體制等各個方面，然而針對一個方面的政策往往是孤立的狀態——例如，對于優秀特教園丁的評比，政策僅圍繞評比作出了選拔和授予的通知，而忽略了交流會等形式可能讓榜樣對其他特教教師產生的帶動效果，所以就沒有作出后續的宣傳等政策支持；通知舉辦了盲、聾、培智學校學生的藝術匯演，沒有在前期出現在藝術培養方面的政策支持，也沒有在后期出臺針對表現優秀的團體或個人的宣傳交流。在殘疾人教育的其他方面，類似情況還有許多，都體現了已有政策的分散性。政策更新還未完全跟上殘疾人現實需求。現階段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相較于剛起步之時已經有了相當大的發展，但要做到完全和國際接軌，還有一段距離。對于殘疾人來說，義務教育是基本要求，高等教育也是對自身做出的更高要求，但真正的需求其實遠不止這些：不是能夠進課堂就夠了，而是能夠更好地學習，學習得更好。例如在高校中，沒有無障礙通道的教學樓比比皆是，圖書館沒有盲文書籍，宿舍大部分都是為健全學生設計的，沒有相應設施的幫助，殘疾學生基本無法自理生活。政策做到了讓殘疾學生進入大學讀書，但卻沒有考慮到僅僅“踏進校門”是不夠的。如何能夠讓殘疾人在教育方面真正做到“無障礙”？這將是我國殘疾人教育事業下一階段發展需要思考的關鍵問題。
一、加強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策劃
職能的策劃與設計在組織設計中起著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這里的“上”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戰略任務和目標，“下”指的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組織結構的框架，即承當各項管理職能的各個管理層次、部門、職務和崗位。
1.加強計劃職能策劃，增強管理的預見性
計劃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的一項基本職能，是各級教育行政管理者為有效地使用資源條件、把握發展方向所進行的預測未來、設立目標、決定政策、選擇方案的連續程序，是制定計劃的管理過程。具體而言，計劃職能策劃的步驟可以分為七個步驟：①估量機會；②建立目標；③確定計劃的前提；④確定抉擇的方案；⑤評價各種方案并擇優；⑥制定派生計劃及相應的預算；⑦計劃的執行。
2.加強組織職能策劃，注重管理的實效性
工業經濟中，教育行政組織結構從機械官僚制占統治地位到特別專案制日益普及的進程，其實就是組織的正式化程度不斷降低，等級的垂直分布不斷減少的過程，也即傳統的金字塔型的組織結構逐步失去市場的過程。
金字塔型的教育行政組織結構有許多弊端：①過度集權化；②組織的中間管理層較多，人浮于事的現象嚴重；③無法根據工作所需靈活機動地調整組織的營運方向。要克服這些弊端，組織結構就應趨向扁平化。
隨著我國教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教育行政效率成為了影響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因素。這就要求教育行政組織朝著高效的方向發展，扁平化的組織設計有利于這一目標的達成。①結構精簡，組織能輕松上陣。②決策權分散到員工手中，一方面增強了工作人員的主人翁意識，另一方面，工作人員能自主地根據服務對象的要求，重新配置組織提供的資源，提供個性化的服務，組織因而既有效率又有效益。③普通工作人員得以擺脫“金字塔”的重負，從工作中體會工作的意義，感受工作的樂趣，并由此激發無窮的創新精神，使工作常做常新，進而營造出整個組織的創新氛圍，提高組織的競爭力。
3.加強控制職能策劃，降低管理的風險性
正如法約爾曾指出的：“在一個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中，控制就是核實所發生的每一件事是否符合所規定的計劃、所的指示以及所確立的原則，其目的就是要指出計劃實施過程中的缺點和錯誤，以便加以糾正和防止重犯?？刂圃诿考?、每個人、每個行動上都起作用?！笨刂谱鳛閷τ媱潓嵤┑谋O督和保證，貫穿在計劃執行的每個階段，每個部門，因此，實施控制職能是每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主要職責。
雖然管理對象千差萬別，但控制的基本程序是相同的，一般包括三個步驟。①確定控制標準；②衡量實際成效；③分析偏差并予以糾正。
二、關于轉變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的幾個建議
1.堅持教育督導“督政”制度，轉變教育行政管理模式
教育督導是指教育行政部門根據國家制定的有關方針、政策、法令和法規，對其所屬下級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的工作進行監督、檢查、評估和指導。我國教育督導的主要任務可以概括為兩條，一是“督政”，二是“督學”?！岸秸笔侵袊逃綄е贫鹊娘@著特征。教育督導作為一種教育行政監督手段，對下級政府履行教育工作職責的情況進行監督、檢查、評估、指導，是教育督導本質和我國國情以及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實際需要所決定的。
長期以來，我國的教育行政管理，基本上是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習慣于命令和布置任務，淡化了監督和調控。在整個教育管理的運作中，“計劃”占據主導地位，“指揮”、“執行”環節得到了較充分的強化，而缺乏強有力的監督，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某些決策上的偏差和執行效果的不理想，也助長了報喜不報憂、弄虛作假之風。開展“督政”，就是為了加強對政府及其相關部門教育行政行為的監督，以防止和糾正教育行政工作在決策、指揮、管理上出現的偏差和錯誤。同時，隨著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入，政府簡政放權、轉變職能，許多權力下放到學校，學校辦學自擴大，對教育的管理必須從以指令性為主的領導模式轉變為以指導性為主的領導模式。實現這個轉變，必須在宏觀上加強管理，以強化反饋、監督功能為前提。建立教育督導“督政”制度是教育實行宏觀管理的一個重要方面。“督政”是彌補教育行政管理某些缺陷的有效措施。由于在傳統的教育行政管理中，教育部門與同級政府的其他部門之間、與下級政府之間，不是一種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也不是一種隸屬關系，因而教育管理中的有些工作，出現“管不到，抓不了”的局面。通過教育督導，代表本級政府行使對教育工作的監督職權，就可以與同級政府的有關職能部門、與下級政府形成一種正常的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教育行政管理秩序，加強對政府相關部門法定的教育工作的監督，督促政府相關部門的教育工作落實到位。2.促進教育行政職能的重心轉向提高教育質量
雖從靜態的角度看，幾乎所有現代國家都行使著較為相同的職能，但是從動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社會和教育發展的時空差異，造成不同時期的國家和同一時期的不同國家之間教育行政職能的側重點不同，這也正是教育行政職能歷史性發展的重要表現。由于在那些現代化比較早的國家，教育的發展經歷了由數量到質量、由精英模式到大眾模式的過程，從數量上看，發達國家的義務教育年限在數十年前，普遍達到9年以上。如果從普及的角度來看，發展水平則更高。例如美、日和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的高中就學率已達到90%以上。因而，教育效能(主要表現為教育質量)的提高就成為這些國家共同關心的首要問題，各國為此在政策上調整了自己的工作重心。美國自從1983年發表《國家處于危機之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的質量調查報告書之后，首次全美教育目標的制定、教育標準的全國統一以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中教育質量委員會、全國共同教育目標委員會的成立等改革無一不在強調：在21世紀，美國的教育政策要進行從機會平等到提高效能的重新定位。
3.注重教育行政職能的法制化
在不同國家中，各級政府之間、國家與社會和個人之間的職能、權力(利)劃分有不同的表現形式。一是行政化，二是法制化。前者是指這種形式的職能劃分缺乏法律基礎，任何涉及中央與地方及其他部門之間的權責分工和變動都是以上級政府的單向命令或兩級政府之間的討價還價，因而行政化命令和指示的使用較為頻繁，這樣也就容易引起摩擦和權責混亂的后果。后者是說這種職能劃分有明確和系統的法律依據(包括法定的內容和程序)，職能的變動也要以法律的變更為準繩，以使管理有法可依，這不僅可以避免各部門之間的權責混亂和管理的隨意性，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管理的效率。教育行政職能作為國家職能的組成部分，它也帶有這種形式上的特征和區別。在西方發達國家，隨著教育法制化的普及和深入，教育行政職能的法制化也受到重視，如美國、日本等不論是在相關的《憲法》、《教育法》中，還是在專門的《文部省設置法》中，都明確而嚴格地規定了國家的各級政府、相關部門及學校在教育事務中各自承擔的職能和擁有的權力。這對于教育的長期和穩定發展是必要的。例如，日本的《文部省設置法》首先指出，本法的目的是：明確規定文部省主管事務的范圍和權限，確定能高效地完成主管事務的組織，文部省以振興與普及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學術及文化為己任，是一體化地處理上述事項及有關在宗教方面的國家行政事務的行政機構，為完成前條規定的所轄事務，文部省擁有下列權限。但是，其權限的行使必須遵循法律(包括基于法律的命令)。教育部頒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第十個五年計劃》進一步明確了教育行政部門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教的三項重要目標：轉變政府職能。今后政府主要運用立法、撥款、規劃、評估、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執法監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教育進行宏觀管理。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教育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保證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規范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條件標準和辦學行為，保證教育的公正性和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維護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加強教育宏觀決策的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決策和管理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加強教育法規建設，進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加強教育普法宣傳，加大教育行政執法力度。進一步健全教育督導機構，完善教育督導制度，加強督導檢查。
4.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
教育部頒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第十一個五年計劃》進一步明確了教育行政部門轉變政府職能、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全面實施依法治教的三項重要目標：轉變政府職能。今后政府主要運用立法、撥款、規劃、評估、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執法監督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對教育進行宏觀管理。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責是創造教育健康發展的良好環境，保證國家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保證學校正確的辦學方向，規范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條件標準和辦學行為，保證教育的公正性和學生平等的受教育權，維護學校、教師和學生的合法權益。加強教育宏觀決策的科學研究，提高教育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水平。完善教育行政決策和管理制度，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教育行政管理隊伍，提高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不斷加強教育法規建設，進一步健全完善教育法律體系。加強教育普法宣傳，加大教育行政執法力度。進一步健全教育督導機構，完善教育督導制度，加強督導檢查。
三、結束語
轉變教育行政管理職能的任務是艱巨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我們應進一步加大學習、研究力度，力爭取得更大成果，不斷把教育行政管理改革引向深入，從而使教育改革發展更好地服務于國民經濟社會的發展。
2007年3月5日，國務院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在6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東北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華中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和陜西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從2007年起，考入這6所學校的師范生不僅免交學費和住宿費，還能得到國家的補貼。我國在相當長時間內曾實行的師范生免費教育制度重返大學校園。當年9月，隨著首批10933名免費師范生先后進入6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就讀，免費師范生教育政策的落實跨出了堅實的第一步[1]。與此同時，新的問題也隨即進入人們的視野：免費師范生教育將給師范教育帶來哪些影響？師范教育該如何改革？對免費師范生應當如何培養？本文試圖對此做初步探討。
一、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的背景及意義
自1997年開始，師范大學逐漸實行收費制度。10年后的今天，師范教育收費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報考師范院校的優秀生源明顯減少；師范院校畢業生中相當一部分主動放棄教育工作；由于傾斜政策不到位，中小學教師不可避免地從農村走向城市、從貧困地區走向發達地區，從一般學校向重點學校集中，教師資源分布不均日趨嚴重。同時，由于對高師院校的發展缺乏頂層設計和政策支持，師范教育呈現被弱化的傾向。從長遠來看，這些均不利于教育的百年大計。
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直接影響到地區教育發展的不平衡性。在廣大農村地區，師資匱乏問題成為農村兒童失學、轉學的重要原因。而同時，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推進，對高質量的優秀師資的需求量也必將快速增長。在這種背景下，培養、輸送合格的大學畢業生充實教師隊伍，成為高校尤其是高等師范院校當仁不讓的責任。如同高水平大學必須要辦好本科教育一樣，師范大學首先要辦好師范類系科專業。當然，師資隊伍的建設需要投入，需要建立健全法規政策。
作為涉及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兩個領域的一項鼓勵性的教育政策，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的意義正在于：首先，教師是制約教育發展的關鍵因素，師范生免費教育是全面持續提升中小學教育質量的重要保障。其次，國家通過公共財政干預來調控師范教育的發展，能夠提高教師地位和職業吸引力，從根本上有利于保障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能夠吸引優秀學生報考教師教育專業，并到中小學尤其是農村任教，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再次，在當前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每個國家都高度重視教育尤其是師范教育的發展，注重國民精神、知識和能力的訓練、國民人格的培養和文化傳統的傳承。而擔負這種責任的便是由師范教育所造就的師資。所以，從國家戰略和民族本位的角度看，師范教育是國家和民族生存發展的基本前提，事關國家改革和發展的全局。
二、師范生免費教育面臨的問題
任何政策從制度設計到具體實施，難免會有新的問題有待進一步解決。審慎地分析師范生免費教育可能出現的問題，對于該政策的順利推行將大有裨益。
1．部屬師范院校師范生教育免費，可能會帶來非部屬師范院校的不公平
如果將優惠政策僅限于部屬師范大學，教師隊伍素質的整體優化和全面提升將很難順利實現，其表現出的地區差異、校際差異將會更大。國家如果只是在某些師范院校搞試點，勢必會對其他師范院校產生沖擊，影響他們的生源，造成新的對其他非部屬師范院校的不公平。我們必須認識到，能夠到服務于基層教育事業的，多數還是地方師范院校的畢業生。相對于部屬師范大學，本身就缺乏吸引力的地方師范院校，更需要國家的財政支持，更需要免費的師范教育。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當中曾明確提到，在六所師范大學實施師范生免費教育叫做示范性舉措。所以，要促進教育公平和社會的和諧發展，在于該項舉措在全國各地的推廣實施。在這樣一個指導思想下，進一步研究總結部屬師范大學師范生免費教育的經驗，應該是在更大的范圍進行推廣。
2．師范教育免費政策可能難以惠及真正需要享受政策優惠的學生
總理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在言及“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時，是與“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職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建立健全國家獎學金、助學金制度……進一步落實國家助學貸款政策，使困難家庭的學生能夠上得起大學”相提并論的。由此可見，實施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是為了解決貧困家庭子女上大學難的問題。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有利于吸引優秀高中畢業生就讀師范,鼓勵優秀大學生畢業從教”。由此看來,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另一個出發點在于提高師范生的生源質量。事實上，隨著師范教育免費制度的推行，師范院校生源質量的改善，不排除只是出于政策的優惠措施而選擇報考師范院校的現象，也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學生都是樂于從教。
因此，如果國家對師范院校實行免費政策，必須有非常具體的細則，這種免費政策要讓該享受的人享受到，盡量減少漏洞。師范生中途退出師范專業、未接受教育行政部門安排或其他情況不愿履行協議內容時，應退還所享受的國家資助經費的本息，并按資助經費交納相應的違約金。退還資助經費的方式可以借鑒國家助學貸款的還款方式。此外，還要進一步完善有關制度，讓這部分補貼都用在有志于獻身教育事業的師范生身上。
3．免費師范生可能導致學習動力不足，進而影響師范教育質量
對絕大部分免費師范生來講，他們會珍惜難得的學習機會，并且從根本上講，免費師范生更適合做教師，首先在招生環節，學生填報志愿時是自主選擇，所以他們會根據自身的職業選擇進行人生規劃。但免費師范生由于緩解了過多的經濟壓力和就業壓力，很容易導致學習動力不足，這樣，無論素質高低的免費師范畢業生都去任教，將會降低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因此，也需要配套措施相繼跟進，以保證每一位免費師范生能夠真正珍惜學習機會，按照優秀教師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
被六所師范院校錄取的學生入校后，要接受有針對性的培養，各個學校還要建立淘汰機制，對學習成績或者表現不好的學生要淘汰出列。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韓震說，該校對此按照協議有終止條款，其中一項是因為各種原因不能完成學業包括學業上達不到相應標準，比如說知識上的、教學實踐當中的學分不達標，如果拿不到學分可以終止學業[2]。
另外，在師范生就業時，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應免費組織他們進行雙向選擇，為他們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如果畢業生想得到自己希望的崗位，他在學校期間的學習表現將是很重要的依據。
4．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高度重視職前關愛，職后保障可能成本太高
師范生享受了國家提供的免費教育待遇，就應有服從國家需要、服務國家教育事業的義務，成為國家輸送給農村及貧困落后地區的優質師資。要使廣大師范畢業生能夠長期從教，并在教師崗位釋放最大的熱情和作用，國家應該進一步為他們創造深造、發展的機會和空間，如此方能收到長遠效果。
目前的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包含了就業和激勵方面的優惠措施：第一，對免費教育師范畢業生實行統一調配與雙向選擇相結合的就業政策。師范生畢業時通過雙向選擇落實工作崗位；未落實工作崗位的免費教育師范生由生源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門統一安排工作。第二，免費師范畢業生作為就業單位的正式教師，與其他教師享受同等待遇。中央財政對接收免費師范畢業生的中西部地區給予了一定的支持，而地方政府和農村學校要為免費師范畢業生到農村任教服務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條件。第三，對免費教育師范應屆畢業生經考核合格，可以錄取為教育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在服務期間，在職學習專業課程，任教考核合格并通過論文答辯的，頒發碩士研究生畢業證書和教育碩士專業學位證書。對工作業績突出、學業特別優秀的還可繼續攻讀教育博士學位[3]。
以上免費師范生的職后保障政策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但從中可以看出職后保障的成本可能太高。
三、幾點思考
1．增強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是關鍵
從教師教育的發展規律來看，強化師范生特質的“免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只是權宜之計。要從根本上穩定基礎教育教師隊伍，特別是吸引優秀人才到農村、到艱苦地方從教，提高教師崗位的吸引力是關鍵。以國外的一些經驗為例：德國教師是國家公務員，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可以終身任職。在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中，德國教師的工資待遇最高。為提升教師職業的吸引力，德國聯邦和各州政府投入大量經費為師范生發放專門補助，同時不斷提高教師的福利待遇，加大對教師繼續教育的經費投入，教師基本免費參加在職進修。法國政府在不斷提高在職中小學教師工資的同時，還為教師培訓學院培養的新教師制定了新的工資標準。新工資標準的特點是工資額得到大幅度提高，初等教育教師工資與中等教育教師工資完全拉平，大大提高了中小學教師特別是初等教育教師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日本教師享受公務員待遇。韓國教師收入水平高于其它行業從業人員[4]。相比較而言，我國免費師范教育制度硬性規定畢業生到基層從教3年，尚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基層教育師資隊伍的問題，只有逐步提高基層教師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才是解決問題的長久之計。
2．實行師范生免費教育必須使外部激勵轉化為師范生的內在需要
在我國當前教育經費緊缺、教育成本不斷增加的情況下，國家對師范院校實施的師范生免費政策，為有志于教育事業的學生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2007年六所師范大學招生工作非常順利，生源的數量非常充足，學生報考非常踴躍，最后招生的數量、質量都很好[5]。免費師范生首次招生情況良好，這為免費師范教育的推廣實施提供了可喜的開端?？梢?，無論國家的師范教育如何改革，真正熱愛教育、甘心獻身教育事業的人員對教師職業的情感、信念是永恒的。正如師范教育免費政策出臺后，有學生家長所言，即使師范教育仍舊收費，還是愿意子女報考師范院校。還有的教育工作者坦言，自己選擇教師這個職業，正是由于可以通過自己的工作去影響他人。但在師范教育免費政策的吸引下，會有越來越多的優秀中學畢業生報考師范院校，其中也不乏部分人對奉獻教育事業缺乏足夠認識和充分思想準備者。因此，師范院校還應該加強對免費師范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他們認識到，到基層的教育服務期，對他們的人生發展是寶貴的財富，使他們將接受師范院校師范教育的目的上升到報效祖國、振興民族教育的高度并內化為自身的精神需要。六所部屬師范院校在對免費師范生的職業理想和師德教育上頗費心思，學校將師德教育貫穿于免費師范生進校、學習、入職的全過程。
3．采取多種措施，提高免費師范生培養質量
目前中央提出我國教育的發展目標是讓廣大適齡兒童既能“上得起學”，還要“上好學”。這涉及到師范院校的責任，要求師范院校提高師范生的綜合素質[6]。近來不少專家、學者呼吁，基礎教育的改革、提高要從師范生的培養抓起。因此，高等師范院校要從拓寬知識面，健全人格等方面調整師范生培養目標，提高培養質量。
國家選擇六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作為試點，一方面反映了國家對高素質教師和優秀人才從教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是對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教師教育質量和優勢的認同。為提高免費師范生的培養質量，六所教育部直屬師范大學采取了多種措施，制定了相應的培養計劃，主要包括：實施寬口徑、厚基礎的教育；針對免費師范生立項設置教育研究與拓展類課程；強化教育教學實踐環節，加強教育實踐基地建設，安排師范生到中小學進行教育見習，高年級師范生到中小學實習半年；實行導師制，由本校優秀教師和中小學優秀教師組成導師組，指導師范生的學習、實踐與研究；加強師范生的職業理想和師德教育；設立“師范生基礎教育改革研究與實踐”專題基金，用于支持相關課題的設置和研究等措施[7]。
4．國家調控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探索師范教育免費制度的多種模式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在我國各地區間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狀況長期存在，教育發展不均衡的現象比較突出的情況下，如果把教師培養看作是純粹的市場行為，教師隊伍的整體優化和全面提升將是一個緩慢過程。而國家通過公共財政干預機制來調控教師教育的發展，提高教師地位和職業吸引力，有利于保障教育的公共產品屬性，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和教育公平。
同時，國家有關師范教育的政策也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就目前的師范生免費教育政策而言，因其“有條件”之原因，可能會將部分有志于教育事業的優秀高中畢業生拒之門外從而失去好的生源。因此,在政策設計時一定要允許免費和非免費師范專業的共存,這既是給不同考生以公平選擇，也更符合我國的國情和師范教育長遠發展的需要。今后師范教育免費制度可嘗試多種有效形式，比如經濟發達地區的師范院校學生實行交費上學，畢業后沒有服務期限制，不一定從事教育工作；貧困地區則仍然實行師范生免費上學和服務期制度。亦可借鑒新加坡、法國、韓國等國家的做法，實行低收費的師范教育，并加以多種補助手段，這樣才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優秀青年投身教育事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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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很少有學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與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資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筆者以為，采用資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強調的往往是經濟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邏輯更多體現為一種救濟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務的責任擔當，這遠遠不足以涵蓋教育福利的核心要義。
福利經濟學派的開創者英國經濟學家庇古認為，福利由效用構成，效用就是滿足，人性的本質就是追求最大的滿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說是追求最大的福利。從經濟學視角看，教育本身具備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與福利密切相關。所謂教育福利，是指以促進和保障教育權利公平為目標，通過各種途徑為扶持和發展教育事業所做出的努力，從而達到提高國民素質、推動個人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整體效用。
從功能主義觀點出發，有學者將社會福利分為“補救型”的社會福利和“制度型”的社會福利兩種類型[①]，前者的服務目標主要是針對“弱者”，后者則強調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據此，作為社會福利重要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強調所有社會成員都有權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種類型的教育，并通過一定的制度設計維護其受教育權利或機會，如向適齡兒童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二是“選擇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實上的教育不公平狀態和促進教育的整體效用考慮，傾斜性地為弱勢群體提供福利服務，保障其受教育權利落到實處。社會學理論一般認為，所謂弱勢群體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礙或缺乏經濟、政治、社會機會而在社會上處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會中需要給予特殊關愛和照顧的人群共同體[②]。
與社會政策旨在“解決社會問題以實現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會目標”[③]的根本觀點相契合，所謂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國家和社會針對具有普遍意義的教育公平問題，為調節和滿足社會或特定群體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過一定的決策程序，制定并頒布實施的系列法律、條例、措施和辦法的總稱。從動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蓋政策決策、執行、監督和評價的全部過程；從靜態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關法律、條例和措施等具體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標社會群體，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選擇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種教育福利政策，往往與一定的國家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水平、社會特定結構以及社會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關。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維護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深刻影響社會生活的其他領域，推動社會協調全面發展。總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曾強調指出：“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會公平?！?/p>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權利，促進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礎，教育福利政策是促進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學機會公平、受教育過程公平和教育結果公平三個層面。與此相呼應需確立三項基本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即不論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觀點、民族或社會出身、經濟條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機會升入教育系統某個特定學習階段；過程公正原則，即學習者在大致相當的環境和條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規則要求開展競爭；結果補償原則，即對處于相對弱勢的受教育群體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參與學習和競爭，共享教育發展成果。誠如羅爾斯主張：“為了平等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機會，社會必須更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于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④]。
“在現代社會，受教育已經是一個人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沒有受過教育的公民難以融入現代社會，其個性、尊嚴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和實現”。[⑤]通過制定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種途徑對教育資源進行調節和再分配，為貧困學生、殘疾學生、流動人口、女性群體等常常處于教育困境的人們提供必要補償，可以有效地維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權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教育公平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比如隨著教育主體多元化，公立、私立學校以及不同等級學校之間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異，在不同教育機構接受教育，往往會導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辦學校學生助學貸款難即是一例。從更深層次分析，社會資本進入教育領域后，如何均衡資本逐利本性與教育公益屬性二者之間的摩擦和沖突，需要不斷完善教育福利政策來加以和統籌發展。
（二）經濟功能：提高個人收入水平，促進國民經濟增長
現代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推動經濟長期增長最主要的動力來自知識（人力資本），這些知識一方面可以轉化為新技術和新產品，直接推動經濟增長；一方面會通過溢出效應增加社會的知識總量，長期推動經濟增長。隨著我國勞動力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教育與人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間的共變關系越來越密切。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將直接決定其工作機會的選擇和工作報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與經濟收入相關度的重要指標，表示社會成員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經濟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學岳昌軍教授基于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據研究表明：簡單明瑟教育收益率從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隨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現出明顯的遞進規律。相對接受小學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專、大學?？啤⒋髮W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過完善和落實教育福利政策，為人們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機會，有助于縮小社會教育差別，進而彌合日益拉大的社會收入差距。事實上，也惟有均衡發展教育，才能將我國龐大的人口資源轉換為人力資源，從而為國民經濟的永續發展注入不竭動力?！白鳛橐环N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大大高于諸如資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尤其是在知識經濟的形態下，這種趨勢更加明顯?！盵⑦]
（三）社會功能：促進社會流動，建設和諧社會
社會階層結構是社會結構體系的核心內容。我國社會階層結構呈現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極少數位于塔尖的群體享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并占據大部分社會資源；大部分群體居于塔基，他們缺乏必要的社會話語權，生活狀況常常處于貧困線和溫飽水平之間；介于二者之間的中間階層群體只占社會的少數。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與職業選擇高度相關。從事較高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受教育水平；從事較低層次職業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較低；不同的職業選擇本身往往意味著不同的社會聲譽、社會地位和資源擁有程度。
社會流動是社會充滿生機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社會分層理論認為，形成合理的社會階層結構的前提是有開放的社會空間、合理的社會流動，尤其底層成員能夠有機會向上層流動。結構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學校教育的社會功能有二:一是社會化，二是社會選拔?？铝炙乖怃J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經濟領域中具有優厚報酬職位的競爭者數量的篩選工具，幫助那些接受過較高層次教育的人占據這些職位。[⑧]在現代社會，教育對于社會分層的影響更加深遠和廣泛。在社會差別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賦予處于社會底層而往往成為弱勢群體的人們以更多的教育機會和必要的救濟支持，他們就有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和奮斗，順利流動到經濟、政治、社會地位更高的階層，從而改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現狀。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貧困家庭“缺乏知識和技能”的素質缺陷就會如同疾病基因一樣代際相傳，世代沉淪于社會的底層。（四）文化功能：消除“貧困文化”，促進社會融合
美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提出的“貧困文化”觀念認為，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的窮人，會逐漸脫離社會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響而形成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這一“貧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續，會對周圍的人，特別是窮人的后代產生深遠影響并且代際相傳。處于“貧困文化”體系保護下的窮人群體，彼此之間維系著簡單的人際關系，以血緣、親緣、地緣為半徑而建立的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小，社會資本質量低。而且，由于“貧困文化”的阻隔，窮人與主流社會的接觸機會很少，無法通過社會關系網絡獲取更多的稀缺資源?！柏毨幕爆F象割裂了社會群體之間的融合，并極有可能造成彼此間的對立和沖突，與建設和諧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馳。
哈夫曼和沃爾夫認為，教育具有積極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窮人的知識貧困狀態，改變觀念、行為、意識與精神面貌，增加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意愿和機會，增強社會參與能力，擴大其人際交往的范圍，從而提高窮人的社會資本存量，切斷貧困代際傳遞的紐帶；教育可以增加醫療衛生知識，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員的健康狀況，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減輕家庭撫養子女的負擔，等等。誠如鄭杭生教授所主張：“要消滅貧困，首先必須改造貧困文化……而要擺脫貧困文化的束縛，就應當增加他們及其后代與主流文化接觸的機會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納的技能。而要做到這一點，關鍵在于教育，即促進教育機會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價值取向
任何時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價值取向。上世紀70年代，西方許多國家經濟發展下滑，一些所謂的“福利國家”開始更弦易轍，大力削減包括教育在內的龐大公共開支，一些學者也開始鼓吹“高福利的負面效應”和“市場機制的高效率”。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種政府的壟斷，缺乏必要的市場競爭將導致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無論從經濟從社會還是從教育上看都是失敗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場化的條件。哈耶克則認為片面強調社會正義會促使人們對市場秩序產生各種不切實際的期望，市場和競爭原則才是教育活動的基礎和依據，并主張國家對教育的投資規模完全應由教育投資的回報率來決定，而一個社會如果要從有限的教育投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報，就應該將投資集中于少數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免費加助學金”的福利教育模式，與西方許多所謂“福利國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當中產生深刻影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觀點成為共識。基于這一邏輯假設，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我國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則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內的社會福利領域逐步退隱。“教育不是免費午餐”成為改革時代的流行語。直至上世紀末期，隨著社會公平引發的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漸次認識到公共服務對于社會良性發展的重大意義，“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關注民生”等概念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同，并引領政府職能轉變的努力方向。隨著政府角色轉型趨勢的日益顯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和演變趨勢更加清晰。
（一）從消極走向積極
傳統社會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種權利為理論基礎，如社會權或公民權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極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礙經濟發展效率的因素。近年來，各國政府和社會政策研究者開始重新檢視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義理論認為，經濟全球化、勞動力的流動性、家庭生活的復雜化以及社會結構的變化迫切要求改變舊有的社會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為只有用于人力資本的投資，才能增加個人參與經濟機會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資本投資功能，通過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識和技能，增強其社會生存和發展能力，從而減弱對一般性社會福利的依賴。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簡單的社會再分配方案，而是變被動恩惠式福利為主動進取式福利，變事后補償利為事前預防利，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這也有助于增強整體社會福利政策的可持續性，并推動教育福利政策的關注重點從扶助弱勢群體的“選擇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普惠型”福利。我國實施免費義務教育政策的漸進路程很好地闡釋了這一趨勢：由少數貧困地區到中西部農村地區，再到全國農村地區，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鋪開，最終實現全國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同在一片藍天下”。
（二）從濟貧走向發展
傳統的教育福利政策，關注的往往只是少數貧困特殊群體，以致人們似乎形成這樣一種思維定勢：教育福利是社會的善義之舉，僅與救濟經濟貧困學生相關。隨著工業化、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人們逐步認識到貧困不只是物質和經濟的匱乏，更是一種“能力的剝奪”，“社會排斥”的概念由此開始納入對貧困的闡釋當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關注通過教育路徑促進社會的整合與可持續發展。教育福利的供給對象開始逐漸覆蓋貧困群體之外的其他社會群體，如女性群體、有殘障者、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少數民族群體，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處于劣勢的群體。就此而言，教育服務的性質已經具備更多的公共特征，即從基于救濟的目標向發展的目標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會公益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促進教育公平進而推動社會公平的實現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題中應有之義。不論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財產背景如何，盡量滿足所有社會成員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現實要求，是建設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為此，一方面要營造積極的公平教育環境，實現教育權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時要采取必要的優惠政策和特別保護措施，以彌合現實中存在不同群體間的教育不平等鴻溝。事實上，通過必要的幫扶措施，幫助教育弱勢群體及個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共享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會利益最大化”的全面發展的價值選擇。
（三）從單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國家，教育福利政策的決策主體和行為主體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國家”流行時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強化。國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領域，以公共權力干預市場分配不公，使社會成員特別是弱勢群體成員的受教育權利得到充分保障。與此同時，教育服務質量欠佳、效率低下、嚴重、政府負擔過重等問題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場化”呼聲鵲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義”日漸占據主流觀點：強調教育福利服務可由公共部門、營利組織、非營利組織、家庭與社區共同來負擔，政府角色逐漸轉變為福利服務的規范者、福利服務的購買者、物品管理與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門從事服務供給的角色。
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采用“國家─單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攬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內容。伴隨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國退民進”的角色變遷過程在教育福利領域同步上演。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我國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過程中存在嚴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視了政府的主導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視了對教育福利的社會組織體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費制度和準入制度政出多門，缺乏科學統一的規范；四是個人及其家庭負擔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圍。但無論如何，我國政府推進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國家”逐步演變成“福利社會”是促進教育福利事業發展的有效路徑。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從過去的直接提供者變成主導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導決策者、教育福利資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務質量的監控和評估者、教育福利社會組織的扶持者，等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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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執行；廣州市
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是當今社會的一個熱點問題，國家為解決這個問題出臺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并要求各地政府認真貫徹執行。廣州作為農民工外出務工“最為滿意”的城市之一，農民工數量在全國名列前茅，同時大量的農民工子女也隨之而來。廣州市各級教育門對農民工子女入學、接受義務教育問題高度重視，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一、廣州市執行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存在的主要問題
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一躍成為全國最為發達的地區之一，其中外來農民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其子女入學問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據2007年廣州市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全市有300多萬人口在城鎮流動。在廣州市就讀中小學的流動人口子女達39.01萬人，占全市中小學生總數的26.7%。但是離國家政策的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廣州市在解決外來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的過程中，依然面臨諸多困難和問題。
（一）教育經費嚴重短缺
教育經費問題是廣州市執行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要面臨的首要問題。2003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轉發教育部等六部委《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提出建立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經費籌措保障機制，規定“流入地政府財政部門要對接受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較多的學校給予補助。城市教育費附加中要安排一部分經費，用于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義務教育工作”，“流入地政府制訂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收費標準，減免有關費用，做到收費與當地學生一視同仁”。這些政策為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子女入學創造了條件。在實踐中，廣州市取消了借讀費，只是收取了一定標準的學雜費，加大財政投入，支持公辦學校接受更多的流動兒童入學。隨著外來農民工子女人數的急劇增長，公辦學校的學位壓力越來越大，為了解決這部分人就讀學位嚴重不足的問題，通過新建、擴建、改建學校是一種較好的辦法，但建設經費、教育經費卻缺口巨大。
（二）民辦學校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困難
1、辦學經費不足，學校條件簡陋。學校收入主要依賴收取學生的學雜費，收入單一，無法滿足正常的開支和運轉。一些學校生均占地面積嚴重不足，場地狹窄，師生活動空間有限，同時存在消防、飲食、交通、防疫等多方面的安全隱患。教學設備數量不足、配置落后，難以滿足正常教育教學的需要。
2、教師待遇較差，整體素質不高。大部分民辦學校師資力量薄弱，缺乏專業訓練和相應資質。不少民辦學校不能改善教師待遇，不能提供配套的生活環境，致使教師流動幅度大，影響了教育教學質量。
3、管理不夠規范，運作水平不高。部分民辦學校沒有規模效益，發展后勁不足。沒有建立現代學校管理制度，民主管理水平處于低層次，管理隨意性大。教育主管部門沒有對辦學人和學校管理者進行系統培訓，管理效能和社會責任感較差，制約了學校的健康發展。
（三）教育管理難度加大
1、辦學規模難以預測。廣州市外來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流動性大，教育行政部門無法準確地獲取外來人口中適齡入學兒童的數量，這是困擾教育部門的一大難題。在外來人口登記中，一般只有成年人的信息，而是否攜帶子女同來、其子女是否處于學齡期等重要信息至今仍然是空白。同時，外來農民工居住分布也很不均衡。由于許多外來農民工沒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工作地點經常更換，子女也跟著轉學，有的民辦學校每年的轉學率竟高達40%以上，這就給對這部分學校的教育行為管理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這一問題使得教育部門難以進行學校布局和事業規劃，難以預測教師需求和教學用書，從而嚴重影響到城區“普九”的鞏固率。
2、學籍管理難以統一。由于農民工子女來自全國各地，其學籍管理辦法也不統一，一些地方不要求有學籍轉出證明，就可以隨意轉入學生，因而許多外來農民工子女說來就來，說走就走。這種現象在廣州市各級各類民辦學校、打工學校中還是比較普遍的，這個也給教育管理帶來了難度。
3、正常教學遇到困難。一些外來農民工子女的學習能力、社交能力、活動能力表現一般或較差，同時心理素質也與當地的學生有差異。此外，不少外來農民工學生原有行為教育不足，如課堂上的坐姿，寫字時拿筆的方式等不規范行為，平時衛生習慣差，吃飯前不洗手，有時隨地吐痰，亂扔紙屑，并且有打架現象發生。在許多農村小學，一般都沒有開設正規的音樂、美術、體育課程，尤其是小學三年級以上沒有開設英語課、計算機課。這些地方的孩子來城里后，要學習從未接觸過的課程，他們感到無從著手。這給老師的教學、學生的學習均帶來了較大的困難。
二、改進廣州市執行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的對策建議
透過廣州市這幾年的實踐，我們深深地感到，落實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的確難度很大，外來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問題關乎教育公平、城鄉協調發展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要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實施這項政策，必須進一步統一認識，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尤其要強化流入地政府的責任，著力完善相關的配套措施。為此，當前要努力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一）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救助制度
政府作為社會資源和價值的整合者和管理者，應該承擔主要救助責任，建立完善的社會救助機制，建立貧困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救助制度，實現從道義性扶貧到制度性扶貧的轉變。國家政策明確規定，在實施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可享受“兩免一補”（即免雜費、免書本費、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廣州市應該將家庭貧困的外來農民工子女也納入其“兩免一補”救助范圍，保障所有外來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以幫助他們完成學業。同時，還要在全市范圍內營造一種重視、關心、支持外來農民工子女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氛圍，發動各種社會力量，為落實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保障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提供幫助。
（二）強化規范中小學學籍管理
首先要強化現有學籍制度的嚴肅性；同時，建議設立統一標準的電子學籍管理系統，不但要全市聯網，而且還要實現全國聯網，為外來農民工子女在入學、轉學、升學等方面提供“一條龍”式服務，做到卡隨人走，人流卡流，實現學籍卡的網絡化管理。具體的做法可以：建立學生學習檔案數據庫，將學生的學籍表、考勤表、成績登記表、操行評定、健康卡片及獎懲記錄納入其中，在各級各類學校之間形成網絡。這樣，外來農民工子女四處“流動”、頻繁轉學就不必在所有學校都重新建立學習檔案，而只需要學校之間通過網絡聯系，轉移學籍檔案即可。這樣既可以保證學生學習情況記錄的連續性、完整性，又能簡化學生轉學的手續，減輕學校管理的負擔。
（三）健全外來農民工子女入學的經費保障機制
建議建立以流入地政府為主、各級政府共同分擔的經費籌措機制。因為取消“借讀費”所形成的生均公用經費缺口，應由學校所在地政府按新增學生人數據實足額安排，補助學校。新增教師的工作由區（市）財政承擔。堅持以流入地政府為主，解決學校改擴建所需經費。學校改擴建用地，由市政府統一規劃，改擴建學校所需建房及配套設施費用由市、區兩級政府負擔，以區為主，除市教育費附加足額安排給教育以外，市政府還應在城市維護建設稅中每年也應安排一定經費，按建設項目補助到校。同時可以建議中央和省政府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并建立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專項資金，按廣州市接納外來農民工子女進城就讀總體數量及財政狀況進行補助。還可考慮設立流動兒童“教育券”來解決專項資金撥付中的困難，做到“錢隨人走”，從而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和教育質量，使外來農民工子女享受到較好的教育。
（四）加強監督和考核，完善督導評估制度
建議廣州市各級人大加大義務教育執法力度，并將解決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問題列入政府日常工作的考核內容當中。各級政府教育督導部門要加強督導，建立對政府履行此項工作責任的督導評估機制。建立健全農民工子女入學督導檢查機制，將外來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作為廣州市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工作范疇和重要工作內容，指導和督促中小學認真做好外來農民工子女接受就學和教育教學工作；建立對民辦學校評估制度，將民辦學校納入督導評估的范圍，加強監督、規范和指導工作，促進其辦學水平的提高。
（五）改革政府教育投入機制，提高教育撥款的公平與效率
為了鼓勵和支持民辦學校的發展，動員和激勵更多的公辦學校接受外來農民工子女上學，必須改革教育財政的撥款方式，建立公平和高效的財政投入體制。為此，廣州市可實行“生均撥款制度”，不分公立學?；蛎褶k學校，按照其接納外來農民工子女的數量撥付相應的財政經費。也可以實行“教育券”的方式，將政府預算內義務教育經費直接按生均經費直接分配給學生，由學生自由選擇學校。這種方式不僅可以促進民辦學校的發展，為其改善辦學條件創造條件，也可以引進競爭機制，調動公辦學校的接受外來農民工子女的積極性，并提高財政投入的效益。由學生自由選擇學校，還有助于打破地區和戶籍的限制，為外來農民工子女入學創造條件。
（六）適當放寬民辦學校的辦學條件，鼓勵和大力扶持民辦學校發展
從目前來看，廣州市各級各類民辦中小學校承擔了相當數量的外來農民工子女的教育，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公辦學校及政府財政的壓力，分擔了政府的責任。接下來，在貫徹實施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時，廣州市政府一方面應強調“流入地政府負責，以公辦中小學就學為主”，另一方面要“積極扶持作為義務教育有益補充的民辦中小學?！钡陌l展。對這類學校的辦學標準和審批辦法可適當放寬，但應消除衛生、安全等隱患，教師要取得相應任職資格，將其納入教育發展規劃和體系，統一管理，使外來農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環境得到明顯改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程度達到一定的水平。同時，對于一些社會需要，而辦學條件較差，教學設施不足的民辦學校，政府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上、物資上以及財政上的支持，為他們改善辦學條件創造條件，鼓勵和扶持其發展，以滿足農民工子女入學、接受義務教育的需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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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企業的聯系,其教學模式還是以傳統的理論模式為基礎,以學生“憑空構想”的商品包裝來完成實踐教學,知識覆蓋面過窄,缺少與相關課程的關聯,知識更新跟不上市場發展的需要,教學方法陳舊,導致包裝設計教育游離于市場之外?！皟啥宦勈袌鍪?一心只作設計圖”,這樣的作品,只能是與市場需求、人們的消費需求脫節的“紙上談兵”,缺乏實用性。我國包裝設計人才培養模式與教育體系存在的現狀,與設計藝術與工程技術嚴重脫節有很大的關系,包裝設計課程究其內涵來說是體現在科技與藝術的有機結合上。目前,在高校藝術設計專業中,包裝類課程一般是劃分為平面設計課程,通常開設有包裝結構、包裝材料、包裝設計等課程,這些僅僅是包裝設計的基礎?！鞍b設計的教學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系統的過程”[3],教學中不僅要讓學生了解材料、結構、設計,更需要讓學生有整體的、全局的思想,讓學生了解到包裝設計是一門多學科知識的綜合運用的學科?！翱鐚W科”教育是經濟快速發展對教育的需求,跨學科教育就是跨越不同知識研究領域,與相關的、鄰近的專業、學科相交融。對于包裝設計來說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與設計門類相近專業融合,如與環境藝術設計、廣告藝術設計、工業設計等;二是“與技術學科及相關學科的融合”[4],如與市場營銷、消費心理學、材料學、印刷工藝、機械自動化等。這種跨學科教育打破了各學科界限,使相關知識系統重組,在強調包裝設計課程系統教育的同時又能以實用性為前提進行人才的培養。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包裝設計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