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20:23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哲學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概略說來，這些深層次理論難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研究對象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對作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對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經得起嚴格的學術推敲、而又富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定義。綜合觀之，無論國內目前進行文化哲學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種“獨特”的文化定義，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視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處只在于具體的表述方式而已。而這樣一來，不僅素以學術研究的嚴格性和深刻性著稱的“文化哲學”研究，必然會因為無法確切界定其研究對象的獨特本質特征、存在方式和發揮社會作用的具體形式和途徑，而處于非常尷尬的學術研究境地，難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學理論高度的、系統全面的理論體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為它主要是沿襲以往的、早在時期就已經出現的“大而全”的文化定義，試圖把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各個方面都當作文化現象來加以研究，而沒有加以更準確的界定。所以，它在具體進行各項研究的過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學科的研究對象、沖擊其他學科的研究領域，而不是真正發揮自己的理論優勢和指導作用。
第二，從理論創新的角度來看，難以真正從馬克思實踐哲學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發，進行面對現實的、扎扎實實的學術研究和深刻徹底的哲學批判反思。真正實現對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義傳統思維方式所表現出來的基本立場，研究模式和方法論視角的突破和徹底變革。找到既符合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精神，又適合作為其研究對象的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之本質特征的哲學研究框架、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有進行這樣的扎實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過不斷擴大研究對象的范圍，不斷探究研究對象的細枝末節而維持表面繁榮的不斷“發展”局面。從嚴格的學術研究角度來看，這樣的研究雖然得出了不少具體研究結論，但由于沒有找到真正適合于對文化活動和文化現象進行哲學研究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視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學的理論深度和高屋建瓴視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說建立相應的、系統全面的文化哲學理論體系了。
最后，從理論研究的現實意義角度來看，由于上述兩個方面的基本理論難題所導致的根本性理論研究缺陷的存在，國內迄今為止的文化哲學研究雖然各種專著、論文不斷涌現，研究領域也不斷擴大和細化，但從根本上說，文化哲學研究實際上仍然處于嚴重滯后于現實要求的狀態。這既表現在它作為哲學的一個理論分支，沒有為當今蓬勃發展的各種文化研究和文化產業研究提供有價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時也表現在，它對一些具有至關重要的現實意義的理論問題往往束手無策，甚至避而不答：諸如“文化在現實社會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進文化”，“評價文化先進與否的標準是什么”，“是否科學技術發展了、物質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著文化一定是先進的”，“先進文化與先進生產力的關系是什么”，等等。顯然，這樣的研究狀況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學所應當肩負的現實重任和歷史使命的。
綜觀當前國內文化哲學研究的現狀和存在的上述主要基本難題，我們認為，對于今后的文化哲學研究來說，雖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當今的文化哲學研究者若希望取得根本性的理論研究進展，或者希望取得嶄新的學術突破，就必須充分認識到這三個方面的基本問題的存在，從馬克思實踐哲學的基本立場出發，并且通過自己所進行的、密切關注現實和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真正把文化哲學研究提升到哲學研究的理論高度上來，從而使自己不辜負這個迅速發展的時代所賦予的天職和使命。
一、二、國內文化哲學研究的現狀
從國外學術著作的翻譯引進角度來看，從由周谷城等任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統介紹國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叢書》開始，包括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系列、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大型系列叢書在內，國內各大出版社所組織的翻譯叢書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別是自2000年以來，商務印書館推出的“文化和傳播譯叢”、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的“當代學術棱鏡譯叢·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推出的“知識分子圖書館”翻譯系列叢書等等，更是為國內這個方面的學術研究引進了比較系統的參考材料，同時極大地縮短了翻譯引進和原作出版在時間上的距離，為國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學研究與世界學術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不足之處主要在于，翻譯和引進尚缺乏明確的問題意識，由于沒有對這些著作的學術發展脈絡進行必要的梳理而顯得有些雜亂，而且嚴格的文化哲學方面的著作偏少。
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疾病譜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在外感類傳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的今天，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又成為了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用西醫線性思維還原論方法物質檢查和單靶點治療手段進行防治，不僅臨床防治乏術且費用高昂，當現代西醫學認識達到細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決內傷類自身損傷性醫學難題，也在向系統醫學、整體醫學回歸。中醫學是用象思維構建的且誕生于生產力極其落后的遠古農耕時代，從理論到臨床均具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筆者根據二十多年對中西醫診療體系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哲學基礎、科研路徑、價值取向、認知方法和防治手段的系統研究，結合我國國情民情、現時代復雜性內傷類疑難重癥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術和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問題，特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本文謹從1、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概念詮釋2、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時代背景與內涵闡述3、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4、結論等層面展開闡述。
主題詞：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方法學研究；
中醫藥學是用象思維科學構建的，其指導哲學是實象論；哲學是關于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學問，哲學的意義再于指導實踐；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規律性的一種概括的、間接的反映過程；象”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主觀反映，象思維是東方思維的典型代表，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面對同一個研究對象,中西醫學分別形成了不同的理論體系，在科學家看來，“方法掌握著研究的命運”[1] ，中醫學是沿著唯象的、整體的、直觀的、定性的、醫哲交融的形象思維路徑進行研究的醫學理論[2]，是唯物立象盡意求道思維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國象數文化的智慧結晶，是整體觀、運動觀、屬性觀和辯證觀的集中體現。只有充分理解和尊重中醫學文化特質、思維特征、哲學特性、學術特色、診療特點的基礎上才能真正感知它博大與至簡的學科魅力[3]，在實象論哲學象思維科學指導下和筆者撰著的《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大膽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1、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概念詮釋 中醫、哲學與思維都是獨立的學科，都有各自的研究范圍和相應的概念體系，現在把哲學與思維同中醫一起組成一個集合概念是因為自然科學研究離不開哲學指導，離不開科學的思維方法，中醫學的形成與發展有其自己的文化特質、思維特征、哲學特性、學術特色、診療特點，可以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進行概括。
1、 1、 中醫藥學的概念與內涵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感受中醫哲學思維智慧，首先要弄清楚中醫的概念和內涵。中醫即中國傳統醫學，是相對于西醫而言的。是在實象論哲學思想指導下用象思維方法來研究人體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診斷防治和養生長壽治未病的一門學科，以形下之器為體，以形上之道為用，是東方以時間文化為邏輯開端所形成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象思維科學的典型代表，是在中國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指導下誕生形成和發展起來學科；具有文化哲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多重屬性，具有天人合一整體觀和辨證論治運動觀兩大特點，具有道法自然、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具有綠色天然、節能低碳、生態環保、承載文化等多維功能，具有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司外揣內的方法論、大道至簡的四診技術、就地取材的治療手段、見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調陰陽的養生智慧和簡便廉驗的價值追求[3]；中醫對世界的認識也屬于一種建構，但這種建構是用“象”完成的，中醫的“象”是對世界本質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因此，在描述復雜系統的規律和指導對復雜事物的應用方面常常顯示出更好的效果。對中醫“象”的深入研究將是中醫理論取得突破的一個關鍵[4]，更是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智慧源泉。
1、2、哲學概念及其中醫哲學內涵 哲學是理論化、系統化的世界觀，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思維知識的概括和總結，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統一。哲學是人類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識的一種理論形態。適用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的一切領域及其一切科學。哲學是改造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的強大的思想武器，哲學的精髓、意義和作用在于指導實踐；哲學是具體科學的燈塔，哲學的成功無不以自然科學的發展為基礎，而自然科學的創新發展又必須用哲學引領方向，因為哲學可以為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論。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界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以發現各種自然規定和自然規律作為己任的社會實踐活動；而哲學的研究對象是整個世界（自然界、人類社會、思維）及人與世界的關系，揭示最一般的最本質的最普遍的規律。哲學為具體科學的研究提供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只有堅持正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家才不至于在研究活動中迷失方向，醫學家們才不會被醫學的功利性所左右，使價值觀直指醫學的目的、意義和根本任務，從而研究出時代需要和人類需求的、大道至簡、簡便驗廉的低成本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來服務人類貢獻社會；中醫學是用古代的氣、陰陽、五行等哲學概念來解釋和說明生命、健康與疾病問題。是以整體觀念為主導思想，以臟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為基礎，以辯證論治為診療特點的醫學理論體系，屬智慧醫學是中國創造。構建實象論是中醫哲學的本質特征，低成本醫學智慧是實象論哲學的價值追求，象思維是產生實象論哲學的理論基礎，是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科學路徑，是創造出低成本最優化綠色節能環保高效普適符合衛生經濟發展要求的全新醫學范式的智慧源泉[3]。中醫哲學思維智慧可以突破狹隘的思維疆域進入無限的宇宙，直面永恒的生命本質，通過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的超驗反思涌動和領悟實現了人的靈魂和肉體（形神）的統一，創造出了生命科學研究的完美境界并充分展示了低成本醫學智慧特色與魅力[5]。
1、3、思維概念及其中醫思維內涵 思維是人類大腦能動地反映客觀現實的過程，思維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一般特性和規律性的一種概括的、間接的反映過程。中醫學是唯物立象盡意求道思維模式的科研成果，是中國象數文化的智慧結晶，是整體觀、運動觀、屬性觀和辯證觀的集中體現。恩格斯曾經說
過:“不管自然科學家們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他們總是在哲學的支配之下?！薄耙驗樗麄冸x開了思維便不能前進一步,要思維就必須有思維規定,”《自然辯證法》。思維方式決定行為方式，中醫學是形象思維的結果，屬象思維科學體系。一、用“象”建構的中醫理論更能容納、解釋和說明生命健康與疾病的相關問題。二、實象論哲學思維造就了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兩大獨特學科特點。三、用實象論哲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更能反映復雜性疾病問題的本質與規律。四、用實象論哲學方法解決預防保健養生治未病方面的問題無可替代。五、實象論哲學指導下的象思維科學體系及其診療技術具有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的學科價值觀。中醫學在實象論哲學思維指導下，把人放在自然社會這個整體大環境中進行研究，并站在哲學的高度，從物質能量信息，現象狀態本質以及形態結構功能等高層級多維度入手，對生命、健康與疾病的運動變化規律從自然、社會、人文等宏觀整體上進行把握，用哲學的抽象思維和理論概括的方法成功孕育了中醫藥科學體系，為護佑中華民族繁衍昌盛做出了突出貢獻，經兩千多年的時間歷史與實踐檢驗而歷久彌新，在中醫發展史上所取得的醫學成就更令世界矚目[3]。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中醫藥學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認知模式充滿著對生命科學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智慧，中醫哲學突出了對生命科學對立統一質量互變和否定之否定三大客觀規律的概括和總結，中醫思維即形象思維，屬象思維科學范疇，充分體現了天人合一、形神一體、以人為本、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節能環保、綠色天然的發展理念和學科價值觀，走的是低成本醫學研究路徑，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為指導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歷史的必然。
2、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時代背景與內涵闡述
2、1、提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概念詮釋 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特撰著了《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書中系統闡述了科學假說、理論框架、認知模式、概念體系、病因特點、病機特性、辨證模型和治療方藥。從20__年開始，求證《陰陽證治學》創新著作的理論與臨床研究性論文陸續發表并應邀參加每年一屆的國際絡病學大會，與國內外同行一起研討疑難病對策，為建立低成本醫學范式做了大量的理論準備。低成本醫學范式即用最可能少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獲得更高的健康維護效率與效益的思維與行為模式。最大的健康問題用最少的錢解決，小病不花錢，大病少花錢，花同樣的錢能顯著提高療效并解決一體多病，一次性投入多維獲效，寓防于治，治調防養，少用治病，多用養生，在治病的同時更贏得健康長壽。
2、2、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時代背景 近百年來由于西學東漸，西醫學的構成論和致病學醫學范式成為了醫學界的主流醫學模式，他的單靶點對抗性的診療手段，在外感病盛行的時代可謂大顯身手一枝獨秀，然而在復雜性內傷類疾病成為了人類健康主要威脅的今天，則明顯暴露出西醫學診療思維的局限，加之利益博弈、過度市場化和過度追求醫學功利，使得衛生事業的福利性和公益性逐漸淡化，天價醫藥費屢見報端，民眾看病難看病貴已成為重要民生問題，加之以藥養醫引發過度醫療，不僅造成醫源性疾病更使醫藥資源浪費驚人，環境污染嚴重，性價比嚴重失衡，公民的健康維護成本過高，遠遠超出了收入增長水平和支付預期，世界醫學科技的飛速發展和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萍歼M步本來應該使就醫成本大幅度削減，然而實踐證明：西醫學在生命科學研究中屬高成本醫學，對經濟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已經顯現其局限性。隨著醫學模式轉變、疾病譜變化、社會老齡化、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等衛生主題轉換，對那些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的集中涌現，特別是面對那些病因不明、靶點不清、多因素致病、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和一體多病的復雜性內傷類患者更顯力不從心，而中醫用象思維構建的天人合一、醫藥合一、形神統一、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醫學體系處理此類問題卻得心應手優勢凸顯效驗全面價格低廉，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努力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與發展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2、3、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的內涵闡述 認識世界是為了更好的改造世界。縱觀2千多年的中醫學發展史，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疾病譜的變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伴隨著現代醫學的成熟與發展，嚴重威脅人類健康的外感類傷寒與溫病等傳染病已得到有效控制，隨著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人類社會的經濟變革和物質生活的空前豐富，使傷于七情、飲食居處和陰陽喜怒等內傷類疾病成為了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面對老年病、生活方式病、富貴病、代謝綜合征、骨骼退行性病變及心腦血管病等復雜性內傷類疾病的集中涌現，用西醫的線性思維、還原論方法、物質檢查和單靶點治療手段進行防治，不僅臨床乏術且防治費用高昂。當西醫學認識達到細胞水平，基因水平的今天，仍不能解決內傷類復雜性醫學難題，也在向整體醫學、系統醫學回歸。筆者根據二十多年的中西醫內傷病理論與臨床研究，結合現時代內傷類疑難重癥及慢性病、老年病防治乏術和看病難、看病貴的現實問題，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2、3、1、中醫學的認識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可能 《現代醫學概論》指出：“以還原論為基礎的現代醫學科學不能適應人體和疾病的復雜系統，生命整體大于各部分之和--涌現，不僅生命體本身病理過程復雜，而且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都會影響病理過程，在保障全民健康中過于偏重單一病種的診治和局部醫療技術的發展而忽略了生命整體，過分依賴儀器設備、藥物和手術，而忽視了病人的主訴和醫生的智慧，醫療技術發展失控，醫療費用大幅度提高并浪費驚人，且好多疾病由于理論滯后臨床乏術而進行著無效醫療，超過了社會經濟和個人收入的承受能力加重社會不公。治療學的第一原則是自然痊愈力的利用”。人是以物質為基礎的精神本體。人體作為整體存在的復雜開放巨系統，面對復雜性內傷病防治，理應遵從整體性、動態性、交叉性、非線性、最優化原則，從中醫的象思維科學入手，從《內經》的四時五臟陰陽整體觀切入，發揮中醫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中醫學思維模型優勢，彰顯中醫藥學理論智慧。中醫學以氣一元論整體觀和陰陽互化辯證觀為認知途徑，從宇宙生成學和疾病發生學角度切入，把人體看成是一個有機整體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用中藥之偏性調整人體之偏頗大道至簡，所用方法與藥物醫藥合一就地取材節能環保自然天成，中醫學的認識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可能。
2、3、2、中醫學的方法論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提供了保障 方法是科學的靈魂。是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目的所選取的手段途徑或活動方式。方法論則是對方法的理論研究和哲學反思，關注的是從抽象層面來把握方法的性質發展規律及其價值。方法與方法論包括哲學觀念、人文思想、科學理論、診療行為、人際交往技藝以及科學實驗的設計與具體操作等不同層面，是客觀存在著的，活生生的，無處不在發揮其作用。中醫學用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司外踹內的方法論和象思維科學研究路徑，在深刻理解和把握生命健康與疾病內在運動規律、形態結構功能生理病理轉化規律和物質能量信息變化規律的基礎上，用哲學的反思和思維的抽象，將人放在自然社會環境等大背景下整體考慮，源于客觀實在又高于客觀實在，注重發揮醫學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充分發揮對人體自然愈病力的利用，努力調動生命自身自適應、自組織、自調節、自修復、自穩態、自愈病的生物學機能，最終達到陰陽平衡而愈病療疾治未病并贏得健康長壽，方法科學至簡。
2、3、 3、中醫學的價值觀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指引了方向 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取向、價值追求，凝結為一定的價值目標；另一方面表現為價值尺度和準則，成為人們判斷價值事物有無價值及價值大小的評價標準。中醫學具有厚古薄今、重道輕器、重神輕形、以人為本、物以天成等價值追求和大醫精誠、求真崇善尚美達圣的精神道德追求。無形的精神本體一直據于世界文明毋庸置疑的高度和中心地位，醫學是人學，因有其精神本體而免遭失落，因有其形而上而達到應有的高度。中醫學以其大道無形，以象會意、用象釋道、道器合一的認識路徑和思維高度，通過中醫哲學的超驗思維、經驗反思、創新涌動、意象感悟和主客一體、體用合一特點及其探索性、多維性、中介性、開放性、批判性和可接受性思維特征為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指引了方向。
2、3、4、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我國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本質要求
建設節約型社會是國家做出的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重大決策。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事關現代化建設事業，事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事關中華民族生存和長遠發展。衛生行業作為政府職能部門的重要組成力量，在建設節約型社會中主動承擔起社會責任和實現好行業功能，是體現衛生行業先進性解放和發展醫學生產力的重要途徑，是衛生戰線干部職工實現人生與社會價值必須思考和回答的課題；戰略影響格局。從國家戰略高度行業客觀現實和衛生發展需要出發，筆者在系統研究中西醫診療體系的文化背景、思維方式、哲學基礎、科學路徑、價值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民情提出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推動節約型社會建設與發展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2、3、5、用《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 筆者在《陰陽證治學》一書中系統闡述了陰陽證治的學科概念、內涵與外延，提出了“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失衡、疾病叢生、陰陽可調、疾病可治、調平陰陽、長壽健康”的科學假說、“一元兩極三維全息實象中醫理論思維模型”理論框架和“一元兩極三維四時五臟生命功能律動體”生命運動規律概括；系統闡述了人體生命陰陽“和合生命，失和生病”重要學術概念；發現了‘陰陽失衡——內傷病屬性病機’和‘陰陽證治---調和治平’科學規律；概括出了復雜性內傷類難愈性疾病“久、慢、雜、難、纏”的發病特點；提出了“陰陽—體病因機脈證治藥”創新辯證模型和“整合效應--陰陽承制調平”防治原則，總結出了“屬性方藥--治調防養”多維獲效的用藥規律，創制了‘全息實象診療法’和‘屬性方藥調治法’系統建立了陰陽證治體系并創立了河北博雅中醫--陰陽證治學科遠程診療網，通過使用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全息實象診療技術系統實現復雜性疑難重癥的網上異地診療并向全球開放，通過中醫藥創新技術與互聯網整合實現了無障礙跨時空隨時隨地異地診療夢想，既節約并充分利用國家優質醫療衛生資源又使患者省心省事省力省錢。其價值目標是：追求低成本高療效愈病同時更贏得健康長壽；《陰陽證治學》充分體現了中醫學實象、全息、多維、內求、整體、系統、辯證、恒動的理論特點和“簡便廉驗”的學科特色，對探討陰陽證治屬性組方的效應規律和防治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和老年病及提高臨床療效方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只有用科學思維和正確思想為指導并大膽實踐，才能更快的走向真理；只有思維創新才可能有學術創新，所謂創新就是超越原來的規則?！蛾庩栕C治學》是在傳承傳統中醫理論的基礎上為適應時展而創立的診療與防治內傷病的低成本臨床新范式，是適應疾病譜變化，醫學模式轉變，疾病防治重心前移，社會老齡化，生活方式病大量涌現的現實需要的創新理論，是應對社會經濟發展，生活方式改變后所出現的內傷類代謝性疾病、富貴病、難治性疑難重癥及老年病創新的防治方法和診療技術。符合中醫學自身運動特點和醫學發展規律，符合生物醫學特征與美學要求，符合國家倡導的自然、綠色、節能、環保政策要求，符合衛生經濟發展要求與醫學發展方式轉變。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人體自身的完整性，充分調動人體自身生物學機能和自然愈病力的利用，綠色低碳環保高效節能。
2、4、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
何為哲學思維智慧？哲學思維智慧其實就是理性思考的方式，指的是人們認識、改造客觀世界時所運用的具有哲學特征的思維方法。哲學思維具有抽象性、辯證性、批判性、超經驗性和實踐第一性等特征；哲學思維的意義在于教導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去看待問題、哲學和世界，從而使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掌握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正確方法。中醫學是象思維科學的結晶，《黃帝內經》是象思維運用于醫學理論研究的典型代表，從理論方法到技術手段都是以象思維方式建構的，用象思維方法創立適合時展與社會要求的低成本醫學范式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更是解決看病難、看病貴醫學難題的有效途徑，《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醫學是什么？是研究人類生命過程以及同疾病作斗爭的科學體系，屬自然科學范疇。醫學首先是人學。醫學行為就是人與人之間打交道及其人際關系與交往的過程。人是萬物之靈，是有思想有文化的高級動物，所以醫學是科學的更是人文的。醫學人文指關于醫學的文化現象?；颊咝枰t學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美國特魯多語)，所以醫學應該為可為之事。唯科學技術至上有時往往讓普通百姓病未治愈卻因高昂的診療費用讓家庭生存出現危機。范式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1962）中系統闡述的。庫恩將其概括為三種類型或三個方面: 一是作為一種信念、一種形而上學思辨, 它是哲學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為一種科學習慣、一種學術傳統、一個具體的科學成就，它是社會學范式;三是作為一種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個解疑難的方法、一個用來類比的圖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構造范式。.范式概念是庫恩范式理論的核心，而范式從本質上講是一種理論體系。庫恩指出：“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種公認的模型或模式。”在庫恩看來，范式是一種對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本承諾，是科學家集團所共同接受的一組假說、理論、準則和方法的總和，這些東西在心理上形成科學家的共同信念。范式的特點是：（1）范式在一定程度內具有公認性；（2）范式是一個由基本定律、理論、應用以及相關的儀器設備等構成的一個整體，它的存在給科學家提供了一個研究綱領；（3）范式還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可模仿的成功的先例?？梢钥闯?，在庫恩的范式論里，范式歸根到底是一種理論體系，范式的突破導致科學革命，從而使科學獲得一個全新的面貌。如果非要簡單概括的話，它的內涵有兩層意思：一是科學共同體的共同承諾集合；二是科學共同體共有的范例。再進一步，一、可以簡化為一種約定，二、就是范例。學術范式不是別的，就是看待研究對象的方式和視角，它決定了我們如何看待對象、把對象看成什么、在對象中看到什么、忽視什么。范式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共同的基本理論、觀念和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種自然觀（包括形而上學假定）。范式的基本原則可以在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個層次表現出來，分別回答的是事物存在的真實性問題、知者與被知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以及研究方法的理論體系問題。這些理論和原則對特定的科學家共同擔起規范的作用，協調他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他們的行為方式（百度文庫）。
3、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高投入、高消耗與低產出、低效率的情況也顯現出來。在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我國政府面臨著服務社會的目標與資源供給有限兩者之間的突出矛盾,自身存在著合理利用多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消耗獲得最大的經濟和社會效 益的需求,市場經濟的進—步完善和全球經濟一體化促使我國提出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目標要求，這必然引起醫學體系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時空進入21世紀，面對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集中涌現和多系統發病、多病位損傷、一體多病的現實問題使西醫診療陷入了窘境，醫藥費用的飛漲并未與解決醫學問題同步，更多內傷病患者因不能達到消費預期而在遺憾和無奈中煎熬帶病生存。而用象思維建構的中醫藥學可以充分的給與解釋和說明。正如張維波教授所說：“中醫的“象”是對世界本質特征的抽提，用“象”建構的世界比西方用要素建構的世界更能反映世界的綜合本質特性，因此，在描述復雜系統的規律和指導對復雜事物的應用方面常常顯示出更好的效果”[4]。筆者用《陰陽證治學》中醫藥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所建立的低成本醫學范式，在積極應對復雜性內傷類疑難病、慢性病、老年病、癌癥與婦科雜癥等疾病方面，可有效降低衛生經濟運作成本并明顯提高臨床療效，且節約資源，節能環保，屬中醫象思維科學創新成果，是研究復雜性內傷病共性發病規律、病治異同規律、屬性方藥效應規律和保健養生規律等理論及其臨床應用的學科。用《陰陽證治學》創新理論方法與技術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是時代的選擇歷史的必然。
4、結論
中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是哲學成長的沃土，哲學是思維的搖籃，思維是客觀現實的間接的和概括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質和事物間規律性的聯系，包括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中醫學是用象思維構建的，屬象思維科學體系。象思維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集中反映，也是對東方思維方式的概括，中醫藥學誕生于兩千多年前生產力極其落后的我國遠古農耕時代，中國古人在尊重客觀事實和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在當時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極其有限的條件下，集中文化思維哲學醫學智慧和其他自然科學研究成果，以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為指導，以象思維科學為研究路徑，以思維模型為研究方法，以人--自然—社會—環境—七情為醫學模式，道器合一且精于氣化而略于形質，通過觀察演繹推理與綜合而創立的中醫藥理論體系。以其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四外踹內的方法論、四診合參的診療技術、就地取材的防治手段、簡便廉驗的價值觀、見微知著的治未病策略、平調陰陽的養生智慧和低成本健康維護理念，經兩千多年的歷史時間與實踐檢驗而歷久彌新，在人類醫學史上豎起了一座豐碑。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廣泛滲透力、象思維科學影響力、樸素的唯物主義哲學感召力、中醫藥學自身特色與魅力和解決復雜性醫學難題的超凡能力，借鑒和利用天人合一、道器合一、主客合一、體用合一、形神合一、醫藥合一、以人為本、大道至簡、簡便廉驗、節能環保、綠色天然的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觀，結合現代醫學認識和其它自然科學發展成果，為推動節約型社會發展降低人類健康維護成本，用中醫哲學思維智慧系統構建低成本醫學范式理性維護人類健康。
參考文獻
[1]、巴甫洛夫巴甫洛夫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139.
[2]、張宗明：中醫方法論的一個研究框架[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__年第3期
2引導學生閱讀哲學書籍，積累哲學素養
學習哲學如果僅僅局限于教科書，是永遠不會理解哲學微妙的之處的，要想讓中學生真正喜歡上哲學課堂，引導他們適當閱讀哲學類書籍是非常有必要的。著名哲學家周國平先生在談到如何學習好哲學這個問題時說：“根據我的經驗，要真正領悟哲學是什么，最好的辦法就是讀大哲學家的原著。”可是對于中職生來說，他們年齡小、閱歷淺，思維能力弱，而且很多哲學原著晦澀難懂，接受能力有限，讀原著的可能性較小，因此可以向學生介紹一些起點較高而有趣的哲學入門讀物，如《蘇菲的世界》、《哲學家講的哲學故事》，以及傅佩榮的《哲學與人生》等，并邀請有閱讀的同學定期與筆者探討，在思想的碰撞中，引導他們探求生活的真善美，從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學生在閱讀中領會哲學家們所面對的“問題”，把握哲學發展的脈絡。在具備初步的哲學知識和哲學思維之后，再推薦學生閱讀中外較有影響的哲學書籍。
3攫取典型案例，豐富課堂內容
哲學的抽象思維如何通過形象化的東西表現出來，典型案例的恰當輔助教學必不可少。尤其是新版高教版《哲學與人生》教材，更加重視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即在指導人生方面所發揮的作用。在講到“積極行動實現人生發展”一節中，為了讓學生明白人在行動中才能存在和發展，并且要積極行動才能實現人生發展時候，筆者選取了我校優秀畢業生烹飪班洪泓的案例，洪泓為了實現咖啡師的夢想，積極行動，每天奔跑于實訓室訓練，最后以當年最小的年齡獲得了國際ECC咖啡師大賽的海西賽區亞軍。這種身邊的案例更容易與學生們產生共鳴，讓學生明白：不斷行動的奮斗的青春才最美麗。在講到“人生價值和勞動奉獻”一節中，同學們對人生價值的終極意義始終無法理解透徹。為解決這一問題，在教學實踐中，筆者引入當代雷鋒郭明義的案例，讓學生感動的同時，也讓學生明白了一個人的人生價值不是看他從社會、他人那里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為社會、為他人盡到了什么責任，作出了什么貢獻，個人是通過對社會的奉獻來體現自己人生意義的。
正是鑒于其著之“創建性”和“非常卓越的貢獻”，以及一個“標志”的“開始”，本評論將主題擬為“篳路藍縷開生面”。探尋中國哲學的民族性與時代性是該著主題。相應的是糾正百年來中國哲學研究中存在的“多史少學”、“以史代學”，或“‘中國哲學史’一路而單邊的強勢傳習發展”（第7頁）和“史與學混同”（第8頁）的現狀。在回望百年中國哲學研究，特別是諸如謝無量、、馮友蘭、張岱年、侯外廬、牟宗三、勞思光、成中英等的研究之后，陸教授申論他對哲學與哲學史關系上的觀點。在陸教授看來，學科應以學與史兼備示其健全，而“學”顯然是突出學理，“史”則偏重學理演進的歷史。二者的關系應是“先學而后史，學是史的本體，史是學的進程”，尤其是“學理形態應當自體呈示邏輯進程，而非沒有自我實體的發展進程”。因之，“哲學的學與史是哲學科目本質統一性下的兩個性質差別的異域”。（第7頁）還說：“哲學之為學科的機體，本然地包含著哲學之‘學’與哲學之‘史’的差異性論域^哲學之‘學’是哲學之為學科的學理形態自體，它是決定哲學之‘史’的實體質素?！?第15頁）由此自然涉及黑格爾“哲學史本身就應當是哲學的”那個著名的思想論斷。這個思想后來又以“哲學就是哲學史”的命題而廣泛流傳。在陸教授看來，“哲學就是哲學史”這個命題成立的條件是有限的。它不能掩蓋二者有區別的事實。我們并不能因此把哲學歸結為哲學史，也不能把哲學研究局限于哲學史研究。從這里，作者試圖開出他的《中國哲學》的立根之基來。陸教授說：“學術生命力在于與時俱進地開新其生機途道。應世之需與綜合創新是《中國哲學》生成的動因條件。”（第8頁）該書比照一般哲學所關注的問題域而論中國哲學的所謂理論論域，也同時就是中國哲學之“學”所關注的問題。
除了緒言和結束語外，作者大體以此為依據將中國哲學的“學”分為本原論、格致論、名辯論、美識論、倫理觀五大板塊，各板塊有概述，且每個板塊也工整地區分為六章，全書共三十章。分述先秦諸子百家、儒、釋、道各家哲學思想，而以六經之首《易經》作為全書之開篇。不僅如此，陸教授還將他所思考編排的板塊、章名和節名分別稱之為“宏觀的板塊論域”、“中觀的致思問題”和“微觀的語義概念”三個層次。于此我們看到該書特殊的邏輯結構。陸教授說：“宏觀的‘板塊論域’進向中觀的‘致思問題’，中觀的‘致思問題’在（再）進向微觀的‘語義問題’，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層次結構邏輯鏈。”(第17頁）又說：“篇名意義的‘板塊論域’、章名意義的‘致思問題’、節名意義的‘語義概念’是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的主體質素要件。論域、問題、概念的等差層階，堅實地組構并支持著中國哲學大系及其學科理念運動的法則性。論域、問題、概念是哲學的形態質素，也是哲學之為學科合法性的實體部件”。這是說根據“論域”劃分板塊，而以“問題”構成不同的致思路徑，以“概念”區分語義。論域、問題、概念就不僅成為構成橫斷面的《中國哲學》板塊與板塊、章與章、節與節之間的內在邏輯，且它們又縱貫性地是論域、致思、語義間相互聯系的環節。陸教授嚴厲批判無視中國哲學現實學理形態存在的錯誤看法，以及那種輕鄙中國哲學研究者和教學者的不適之言。他說：“人們似乎不應該設想某個民族國家的哲學史不合法的問題，倘若執意擬設這一表示少數哲學工作者奇思妙想的‘問題’，那就需要等待他們拿出地球表面確實存在著‘生活著而無思想’的人類證據，同時還需要回答地球表面以思想為本質的哲學是否必要與某洲某國哲學相一致的終極難題！”.
講“天人之際”首先必須講“天”，但“天”究竟是什么？歷來有爭議。在《易傳》中，明顯涉及到兩個方面的內容，“天”或者是神，或者是自然界。但是從《易傳》各篇的論述來看，答案似乎是明確的。
《易傳》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如果天、地相對而言，天泛指地面以上的整個天空，如果再分而言之，大體上又有兩層意思。一是指當時人們所能觀察到的宇宙空間，似與天文學、宇宙學有關；一是指地球以上的大氣層，似與氣象學有關。這兩方面的內容在《易傳》中都有論述，前者如日、月、星、辰，后者如風、雷、雨、露，等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易傳》在談到“天”之諸象時，都與生命現象有關，如“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彖傳》）、“天地變化，草木番”（《坤·文言》）。如果天、地合而言之，則常常以“天”代表天、地，亦即代表整個自然界。在《易傳》看來，天地間的萬物皆“統”之于天，地與天相輔相成，不可缺一，但地畢竟“順承天”，因此，天能夠代表天地自然界。以天為最高神的思想，在《易傳》中已經基本上沒有了。
地與天相對而言，指人類和一切生命生存于其上的大地，它是人類賴以存在的家園。沒有任何一種生命是能夠離開大地的，天空中飛鳥也不例外。天地乾坤如此重要，所以《易傳》稱之為“易之門”，“易之蘊”，從這個意義上講，“周易”就是講天地自然界的，天地自然界即是“易”之所蘊涵，這是一個分析的命題。正如《系辭上》所說：“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薄兑讉鳌凡粌H用天、地代表自然界(亦可稱為宇宙自然界)，而且看到天地自然界的生命意義，這才是《易傳》“自然觀”的特點。它是從人的生命存在出發去理解自然界的。乾卦之《彖傳》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崩へ灾断髠鳌氛f：“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比f物的生命來源于天，生成于地，正因為如此，《說卦傳》將乾、坤二卦視為父母卦?！扒煲?，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边@所謂“父母”，是指宇宙自然界這個大父母，不是指人類家庭中的父母，是講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不是講人類自身的血緣關系。當然，這里的父、母二字是從人類引伸而來的，因此有人說《易傳》對自然界的看法是一種“擬人化”、“移情說”，并進而歸結為原始神秘主義。
我們說，這種比擬確實具有某種“原始性”，因為它是從人類生命的最原始、最初始的根源而言的，但是如果把這說成是人與自然混而不分的神秘主義，則是有問題的。因為《易傳》不僅明確區分了人與天地，提出了著名的“三材”學說（下面還要討論），而且肯定了人的主體精神?！兑讉鳌分v天人關系，常常用比擬的方法，（“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比類”、“擬議”等等），這里有深刻的哲學道理，并非一般的自然哲學語言或認識淪的邏輯語言所能說明。因為它處處都關心生命問題，關心人的問題，講自然界也是從人與自然界的生命關系立論的，不是將自然界單純地看作一個“對象”。
在《易傳》看來，人與自然界本來是統一的，不能分離。人類離了自然界，還有什么生命？自然界離了人類，還有什么意義？乾、坤二卦是代表天、地的，天地本是以發育生長萬物為功能。天之大，具有無限性、永恒性，所謂“天地之道恒久不息”，就是形容其無限永恒之意義的。在現代宇宙學的發展中，有些學者提出宇宙是“有限”的，這種學說如果成立，那也是自然科學的問題，并不妨礙天對人而言具有無限性意義。所謂“萬物資始”，是說明萬物生命是由天而來的，天就是生命之源。地之厚，能夠“生物”，也能夠“載物”，是一切生命得以存在的基礎。所謂“萬物資生”，就是說明萬物的生命是由地而生成的。在這個意:上，并且僅僅在這個意義上《易傳》將天地比之為父母，并沒有其他任何神秘的意義。所謂“稱乎父”、“稱乎母”，只是說在發育生長萬物的意義上，天可“稱”之為父，地可“稱”之為母，父母只是個“稱呼”，并不是說天地是真父母。人們說，“大地是人類的母親”，這不只是文學語言，也是真正的哲學語言。可見，稱天地為父母，是有哲學意義的，人類生命確乎是由天地自然界經予的，人對自然界有一種崇敬之心，這是毫不奇怪的，奇怪的是，人類從自然界獲得生命，反而傲視自然?暈約毫瞬黃稹?nbsp;
二
這樣看來，人作為天之所“始”，地之所“生”，不過是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但這一部分，確實與其他萬物不同，因為人是有理性的，在自然界有其特殊的地位與作用。這正是《易傳》所特別強調的，也是《易傳》哲學的特殊意義之所在?！断缔o傳》與《說卦傳》都講到“三材之道”，將天、地、人并立起來，視為“三材”，并將人放在中心地位，這足以說明人的地位之重要。所謂“材”，不只是材質、材料，而且指才能。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沒有人之道？天之道在“始萬物”，地之道在“生萬物”，那么，人之道又是什么？所有這些，都是《易傳》所要講座的問題。其結論就是，人不僅有人之道，而且人道的作用就在于“成萬物”。
《系辭下》說“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這是就卦象卦位而言的。“周易”是由卦組成的，每一卦都有六爻，每兩個爻組成一“材”，共有三材，即代表天、地、人。對“易”卦的這種解釋，意在說明，“周易”就是講天、地、人三材之道的，進而言之，是講人與天地自然界的關系問題的。這反映了《系辭》作者對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作用之極端重視，三材并列而人居其一，說明人的地位是很高的。
但是《系辭傳》雖提出了“三材”，卻沒有說明“三材之道”是什么，《說卦傳》回答了這個問題。(由此或可說明《系辭下》與《說卦傳》的先后問題，即先有《系辭下》而后有《說卦傳》；當然也不排除相反的可能性，即先有《說卦傳》說明“三材之道”，后來的《系辭下》不必再說了。這類問題只是順便說說，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說卦傳》說：“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說卦傳》指明“三材之道”的實際內容，不僅發揮了《易經》思想，而且概括了《易傳》各篇的基本精神。
天、地、人三者各有其道，但又是相互對應、相互聯系的，這不僅是一種“同”關系，而且是一種內在的生成關系和實現原則，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則，人之道則是實現原則，二者缺一不可，在這一點上，天、地、人真正統一起來了。
陰陽作為天之道，是兩種普遍的要素或成分，同時又是兩種最基本的功能或作用。正是這兩種要素及其作用推動了自然界的一切變化，產生了一切生命?！肚f子·天下篇》說，“易以道陰陽”，就是對陰陽普遍性意義的認識。在中國哲學中，陰陽可用來解釋一切現象，因此有人稱之為“陰陽模式”。但陰陽的根本意義是說明生命的，不是說明無生命的自然界的，是生成論的，不是機械論的，因此它和一般所說的正負還不完全一樣。柔剛顯然是同陰陽對應的，但陰陽是無形的，多以氣言之，故為天之道，柔剛則是有形的，多以形言之，故為地之道。大地上的萬物多是有形的，可以感覺到，觸摸到，故以柔剛概括之，有些則是就其性能而言的，即具有剛柔之性、現代科學與哲學所說的“剛性材料”與之也有相近的意思。石是剛的，土是柔的，火是剛的，水是柔的，但這些東西及其性能與生命并不是毫無關系，在《易傳》看來，它們恰恰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或基礎。
仁義則是就人而言的，只有人才有仁義，也只有人才能盡其仁義而“成物”。所謂“順性命之理”，就是指人而言的，但“性命之理”，就其根源而言，又是與陰陽、剛柔有聯系的，這種聯系正是從生命的意義上說的。天地能生物，所生之物便有性命，便足以與天地并立而為三，這正是由人的特殊地位所決定的。這里有一種“進化”的無窮過程，這種過程具有道德目的性意義，就是說，自然界的生成變化是向著一個有秩化的目的進行的，人的仁義之性就是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對此《序卦傳》進行了系統說明。“有天地，然后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很清楚，自然界的萬物是由天地“生”出來的，這種生成是由低向高發展的，《序卦傳》還描述了這一過程的順序，即：“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边@可說是萬物生成與人類進化的一幅自然歷史圖畫。“萬物”是指一切存在物，包括有生命與無生命之物，而以無生命之物為主?！澳信眲t是指有生命之物，不只是指人類，雌雄、牝牡皆用“男女”代表。“男女”也就是“陰陽”。由此往后，才有夫婦、父子、君臣等家庭、社會關系，由此便有仁義之性，禮義之措。這里重要的是，人的仁義與天地之陰陽、柔剛是一種生命的“進化”關系，而不是簡單的橫向關系，它說明，人性是不能離開“自然性”的。這所謂“自然性”，不是純粹生物學上所說的生物性，而是具有生命的目的意義和道德意義，也就是說，對人而言，自然界不僅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人的生命意義和價值的根源。人之所以能夠與天地并立而為三，固然是由于人具有一種特殊地位，但這種特殊地位追根到底是由自然界給予的，而且同時便負有一種使命。
古人顯然對當時的“天文”、“地理”和“人文”進行了仔細觀察，并從生命活動中體會到人與天地即自然的生命關系，而不是將自然界僅僅作為人之外的對象去觀察而已?！断缔o下》說：“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八卦究竟是不是伏羲所作，這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古之“圣人”作八卦，是在“仰觀俯察”與“近取諸身，選取諸物”的過程中作成的。這里所說的“近取諸身”，不僅僅是純觀察的觀察問題，而與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及其活動密切相關，不僅是客觀的觀察，而且是主觀的體驗，觀察和體驗是不能分開的，也就是說，在觀察中有生命體驗，在體驗中有客觀觀察。這樣作的結果，當然不只是創造出純客觀的“自然哲學”，而是人與自然合一的生命哲學。
這一點被某些人稱之為原始落后性與末開化性，即沒有將人從自然界真正分離出來，建立起人的獨立意識或人的主體性。但是，如前所說《易傳》并沒有將人與自然完全混一而是很重視人的地位與作用。那么，問題在哪里呢？問題在于，《易傳》己經自覺地意識到，人與自然之間，有一種內在的生命聯系，而不只是認識主體與認識對象之間的關系。當《乾·象傳》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象傳》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時，就不僅僅是“法天”、“法地”，即效法天地之義，而是變成了人的內在需要，人的生命目的本身。當《乾·彖傳》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乾·文言》說，“利貞者，性情也”時，這個意思就更加清楚了，“乾道”即天道，就內在于人而存在，就是人之“性命”，人之“性情”，具體而言，就是仁義。這就是《易傳》講“三材之道”的義蘊所在。
三
那么，“易”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經過上面的分析就更加清楚了。歷來說“易”者，都認為“易”有三義，三個方面的意義合起來，就能代表“易”的全部精神。所謂三義就是，一者“變易”，即認為“易”是講變化之道的，也就是講“辯證法”的；這方面的內容確實很豐富，不必多舉。二者“簡易”，即認為“易”雖然包羅萬象，但有一個最簡化的公式或“模式”，有人稱之為“套子”，一切事物和現象都可以裝迸這個套子，都可以用這個“模式”來說明，甚至可以數字化、符號化。這方面確實也有很多例子。三者“不易”，即認為“易”雖講變化，但這變化之“道”卻是永恒不變的，這也可以說是“以不變應萬變”。這方面的內容《易傳》也講過?？偠灾@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符合《易傳》的精神。但是，除此之外，“易”有沒有更重要更根本的精神？這正是今日研究易學者應當進一步追問的。其實，《易傳》早已作出了回答，這就是“生”，即它的生命意義。講“變易”也好，“簡易”也好，其核心是“生”即生命問題，這就是“易”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說，“周易”不是一般的講世界的辯證法，也不是一般的講宇宙“模式”，而是落在生命上，所謂乾坤、陰陽、變化等等，都要落在“萬物化生”（《系辭下》)上，最終落在人的“性情”、“性命”上。用《易傳》的話說，“生生之渭易”,“天地之大德日生”(《系辭上》)，這才是“易”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系辭下》的“生生之謂易”，是對“易是什么”這一問題的最直接最明確的回答，也是對“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徹的說明，也可以說是對“易”之何以為“易”的一個最明確的定義?！耙住本褪恰吧?，這也是一個分析命題。“大化流行”、“生生不息”，在中國哲學史上常被人們所引用的這些話，正是從“周易”而來的，也是最能反映中國哲學精神的?！吧笔沁B續不斷的生成過程，沒有一刻停息，它不是有一個“主宰者”創造生命，而是自然界本身不斷地生成，不斷地創造，天地本身就是這個樣子，以“生生”為基本的存在方式。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就在于“生”，所謂“變化”之理，“易簡”之理，說到底就是“生生”之理。
《易傳》進而提出天地以“生”為“德”，這就不只是講生成問題，而是賦予天地以某種道德意義。馮友蘭先生所說“天”之諸義中之一義，就有義理之天、道德之天，《易傳》中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庶乎近之。但是仔細說來，天地雖以“生”為“大德”，但天還是那個自然之天，地還是那個自然之地，天地只是“生生不息”，并沒有某種人格化的道德目的道德意識，它既不是如同基督教的上帝那樣，以其自身的完美性創造世界，創造人類，也不是如同斯賓諾莎的“上帝”(即自然)或康德的“絕對命令”那樣，按照某種“必然性”或“先驗法則”創造秩序和人類道德。這些都是實體論的說法，無論“上帝”還是“物自身”，都是絕對實體，而《易傳》所說“天”(或“天地”)，并不是實體，而是“大化流行”的過程，以其“流行”表明其“存在”，以其“生生”表明其“本體”。
那么，天地以“生”為“德”又有什么意義呢？它說明了自然目的性這一意義，即自然界本身在其變化生成中有一種有序化的秩序，這種有序性包涵著生命的目的性，我們稱之為自然目的性。
所說“意義”，當然是對人而言的，離開人，便無“意義”，但這種對人而言的“意義”，卻又是自然界所具有的，不是人給它安上去的。何以能知道？由人的生命存在及其體驗而知。《易傳》論“天人之際”，其奧妙就在這里。這不僅是一個價值推論，而且是自然演化的事實。“意義”雖是由人創造的，“目的”也是人的目的，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人的創造，人的目的，又是從何而來？答案只能有三種：一是由上帝或神給予的(自然神論包括在內)，或精神實體給予的，這是宗教神學或理性化的神學所主張的；二是由人自己創造的，這是人類中心論所主張的；三是由自然界給予的，這就是《易傳》哲學所主張的?！兑讉鳌分猿缟凶匀?，談到“天地”時總有一種崇敬感與使命感，原因就在這里。
自然界的生命意義在于“生生之德”，自然界的目的性在于“善”（《乾·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德”與“善”都是說明生命價值的，也是對人而言的，其實現則在于人。《易傳》言天必言人，言人則必言天，其用意也在于此。人之德性與目的，就其最初根源或“初始條件”而言是由天地即自然界給予的，但要真正變成人的“德性”，則只能靠人自己去實現。后來的中國哲學如玄學、佛學與宋明理學，有“本體論”之說，特別是宋明理學，提出一個道理本體與宇宙本體，作為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價值的最后根源，但這所謂“本體”，同西方哲學所說的本體(即實體)是不同的，這種不同與《易傳》哲學是直接有關的(理學家們都以《易傳》為其理論來源與基礎)，而《易傳》哲學雖然提出了“形而上者謂之道”以及“太極生兩儀”之說，但就其理論意義而言，則是講生命過程的，是講人在自然界的生生不已的過程中究竟居于何種地位，應起何種作用。所以，人的問題始終是它所關注的?！断缔o上》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边@是《易傳》講天人之學的真正目的。
四
按照《易傳》的天人觀，人作為天地之所“生”，只是萬物中的一個成員，如果以“類”言之，人只是萬物中的“一類”成員。但人畢竟不同于萬物，人不僅有特殊地位，而且有特殊作用，其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仁義”之性，有“性命”之理，這就決定了，人在天地萬物之中，負有一種神圣的使命。
所謂“天人之際”，不是只從“天”一方面來說的，也不是只從“人”一方面來說的，而是從天、人兩方面來說的，只有從人與自然兩方面著眼，才能說明二者的關系。從“天”方面說，“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辭下》），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并沒有完結，“萬物化生”之后，便有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就這一層說，又有兩方面。一是天對人而言，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即自然界使人各有其性命；一是人對天而言，便是“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即實現自然界賦予人的目的，完成人之所以為人之性。
《易經》乾卦卦辭有“元、亨、利、貞”四字，《文言傳》解釋說，元、亨、利、貞是天之“四德”，又稱之為仁、禮、義、正四德，這就真正變成人的德性了。天之“四德”之中，“元者，善之長也”，是說元是善的真正的生長點，但這還只是一種“向善”的自然過程，真正“繼”此而生者便是人，人繼此而為善，這才是自然目的的實現。人雖然“繼”之而有善，但能不能成為人之“性”，還有待人自身去完成，這卻是人自身的事，不是“繼”之而為善就算完事了。這說明“善”只是一種目的，并沒有完全實現出來，真正實現出來還要“成性”。
事實上〈易傳》所說的“元”，就是儒家所說的“仁”,“仁”即是愛，是一種道德情感?！断缔o上》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庇卸睾竦娜实拢隳軔廴f物。這應是人性的真正實現，也是仁的目的的實現?！独ぁは筠o》說：“君子以厚德載物?！边@“厚德”也就是“敦仁”,“載物”也就是“愛物”。不愛，能有負載萬物的責任與氣量嗎？
“成性”是人自身的事情，但又不只是人自身的事，它關系到如何對待自然界的萬物這樣一個問題。對待自然界萬物的態度問題能不能解決，又關系到人能不能“成性”的問題。所謂“成性”，便蘊涵著對萬物的愛，對萬物有一種義務?！俺尚源娲?，道義之門?！薄断?/p>
辭上》）“存存”即存其所存，所存之“存”，就是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存其所存，就像出人門戶一樣，是人人應當實行的，這個“道義”就是道德義務，有沒有“道義”，就是能不能盡道德義務。可見《易傳》講“存在”哲學，是有道德意義的，是要追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的。這個價值就是普遍的道德情感與道德理性。
《易傳》雖講普遍的道德理性，但也不能歸結為泛道德主義。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上，它既講仁，同時也講知，是仁知并重、德業并進的?！爸芎跞f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瓨诽熘什粦n?！保ā断缔o上》）既要以知“周”天下，又要以道義“濟”天下。它還主張“窮神知化”，了解宇宙自然界的神妙變化之道，即生生之道，以此安排人類的生活。人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自然界，取之于自然界，這是人類共同的需要，《易傳》也不例外，它對歷史上的技術與工具的發明創造是很尊重的，所謂“進德修業”（《乾·文言》)、“崇德廣業”、“盛德大業”（《系辭上》）之學，不僅從道德上樹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原則，而且從智性上確立了人的主體性，以及認識自然的必要性，“周易”之所以“廣大悉備”，由此亦可以得到說明。
“知周乎萬物”之知，無疑具有客觀認識的性質，“極深研幾”、“當名辨物”(《系辭上》)等等，都有認識論、邏輯學的意義。至于“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乾·文言》），則包涵著古代協同學的原則。觀察、推類等認識方法也都受到極大的重視。知對于德、業都很重要，尤其與功業、事業有直接聯系，而“業”是以“致用”為目的的。治理天下是業，創造發明也是業，安排經濟、生產活動更是業，其中當然包涵著對自然界的認識與研發。這些都是毫無疑問的。
但是，《易傳》的“崇德廣業”之學，將德性與知性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整體互動的聯系，而不是只朝著一個方向發展，更不是向知性一面發展。這正是值得我們重視的。“德”不僅是個人的德性，而且要施之于萬物，如同自然界的雨露一樣，使萬物得到它的潤澤。只有這樣，才能稱之為“盛德”，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相處?！兑讉鳌返娜宋闹髁x精神就是表現在這里。
“人文”一詞是《易傳》首先提出的，泛指人類文明。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以及人類所從事的實踐活動，都屬于“人文”。但是《易傳》認為，所有這一切都不能離開自然界，且只能在處理好人與自然關系的過程中去創造，去完成。這就是“人文化成”?！顿S·彖
傳》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薄疤煳摹?包括“地文”)代表自然界的變化生生之道。按照《系辭》、《說卦》所說，天之道為陰陽，地之道為柔剛，但《賁·彖傳》卻以剛柔說明天文，可見，剛柔即是陰陽。剛柔交錯而生變化，變化而生生不已，如上所說，我們不能將《易傳》所說的“變化”簡單地理解為機械的物理變化(盡管它是最基本的)，也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物學的自然進化，而應當理解為與人類活動密切相連的生命流行，其中便有目的性和道德進化論的意義。這才是“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渭易”、“元者善之長，……”以及“復其見天地之心”(《復·彖傳》)的意義所在。萬物變化是在時間中進行的，生命流行是在時間中展開的，所以“時”的觀念非常重要。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就是“時變”，這種變化直接關系到人類的活動，因此，要“觀天文”而“察時變”，便人類活動與自然界的“時變”相適應、相諧調。只有在人與自然相適應、相諧調的情況下，才能創造出人類文明，推行“人文”以行之天下，從而出現“天下文明”的景象。
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化成”固屬于“人文”，卻不離“天文”，不僅如此，“化成”本身即包涵著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這一目的，即不僅要行之于“天下”（指社會)，而且要行之于“天地”（指自然)。這是人的責任與使命，用《易傳》的話說，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泰·象傳》)?！安贸伞睕Q不是對自然界實行制裁、控制或任意改造，以滿足人的欲望，以顯示人的成功，而是裁度以成之，按照自然界的生生之道完成自然界的生命過程?！拜o相”即是輔佐天地以完成其生長之“宜”。大要生存，當然需要向大自然索取，自然界提供了人類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但問題的關鍵是，人不能只“索取”而不“回報”，只享受其“權利”而不盡其“義務”。正好相反，人在獲得自然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條件的同時，更要“裁成”、“輔佐”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義，從而也就完成了人的生命目的?！兑讉鳌匪f的“裁成”“輔相”與《中庸》所說的“參贊”“化育”具有相同的意義，都是指通過人的活動，實現自然界的生生之道。這既是人的責任和義務，也是人的“德性”所要求的，人類的知性活動應當在這一前提下進行。
五
《易傳》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天人合一”境界。這里所說的“天”，具有超越義，但并不是實體，它無非是宇宙自然界的全稱，是一種哲學的概括。所謂“天人合一”境界，就是與宇宙自然界的生生之德完全合一的存在狀態，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由”?！兑讉鳌匪f的“大人”、“圣人”，就是實現了這種境界的人。“大人”之所以為“大”,“圣人”之所以為“圣”，就在于他們能與“天德”合一，充分實現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乾·文言》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边@是對“天人合一”境界的一個全面的描述，它不僅包括“大人”的道德人格，而且包括“大人”的種種功業?！芭c天地合其德”之“德”，從天的方面說，就是“生生之德”,“元亨利貞”之德；從人的方面說，就是“性命”之德，“仁義禮正”之德。“生”始終是天德之根本義，由“生”而有仁義等等德性。既然如此，所謂“合德”，就是完成生命的意義，實現生命的目的，其中當然包涵著“裁成”“輔相”之功。
氣是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氣是萬物之源，是精神的根蒂。氣涵蓋物質與精神、自然與社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氣有陰陽剛柔之分。古代思想家把萬事萬物皆納入陰、陽兩個對立的范疇之中，用陰陽對立統一哲學來解釋天地萬物的生成和變化。在古代思想家看來，陰陽兩種相反相成的力量互相作用，不斷地運動、變化、生成與更新，這就是氣的運行?！吨芤住氛J為，萬物的構成及其演變，皆由具有剛、柔二性的陰、陽二氣所致；有天地然后有萬物，世界萬物皆由陰、陽結合而產生而演變，并呈現出各種具體的象。《周易•系辭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保?］（P78）《淮南子•原道訓》曰：“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保?］（P82）由此可見，氣是萬物之根本，氣可通神。而作為萬物之根本的氣，亦自然可以移之于文，故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保?］（P2270）在曹丕看來，文之高下，是由氣所決定的，而氣的陰陽清濁，決定了創作主體氣質與才性的多樣化，從而也決定了其作品風格的多樣化，所謂“徐干時有齊氣”、“應玚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3］（P2271）此皆與諸人文中之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劉勰亦云：“若夫八體屢遷，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保?］（P506）劉勰又以賈誼、司馬相如、王粲、嵇康和陸機等人為例，進一步說明了其才氣與文學風格的關系，認為“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4］（P506）由此，劉勰將氣與“勢”相聯系，以進一步解釋文體風格之不同：“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保?］（P531）由此可見，氣與“勢”有著天然的內在關系。在古代文論家那里，凡言氣必導向“勢”，而凡言“勢”則必承氣而來。換言之，氣為“勢”奠定了必要的方法論基礎。因此，以氣為哲學基礎的“勢”，必然具有一種飛揚躍動的多變的態勢。“勢”之中，有陰陽二氣的力的奮發，有不盡的氣的動力做驅動，卻又渾然天成，絕無痕跡，體現出整體性、多樣性與豐富性的統一。氣論為“勢”提供了獨特的詩學智慧。宇文所安曾說：“傳統中國思想比較推崇那些把抽象物與實物統一起來的或者把心理過程和生理過程統一起來的詞匯?！保?］（P68）氣這一詞匯正是如此。在中國人看來，氣不僅是一種自然之氣，更是生成一切的本原。宇宙大化的生命節奏與律動，以及人們心靈深處的節奏與律動，皆源于氣?！吨芤住氛J為，世界萬物都是在陰陽二氣的作用下生成的，其各種卦象，均包含了宇宙自然與社會人生的一切信息?！豆茏印吩唬骸皻庹撸碇湟?。”［6］（P778）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保?］（P733）《孟子•公孫丑上》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保?］（P231）既然氣乃萬物之根本，生命之所在，于是，氣便成為主體詩性感知的生命基礎。因此，氣可會通創作主體與客體，所謂“文以氣為主”［3］（P2270）、建安文學之“慷慨以任氣”［9］（P49）、“真畫一劃，見其生氣”［10］（P19）云云，皆是如此。氣既與勢相生，則氣勝而“勢”飛。謝赫《古畫品錄》曰：“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保?1］方東樹《昭昧詹言》曰：“觀于人生及萬物動植，皆全是氣所鼓蕩。氣才絕，則腐敗惡臭不可近。詩文亦然?！保?2］（P38）氣乃萬千，則“勢”亦萬千。氣以混成為上，“勢”以生動為要?；斐蓜t無跡，生動則流走。于是，“勢”之形，誠所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13］（P688）；“勢”之神，則不可以形求，須“不著一字，盡得風流”［13］（P40）。至此，“勢”與詩便走到了一起，從而體現出一種詩性思維，詩味。從這一層面而言，“勢”拓展了文人的精神境界。
二、“勢”的理論特征：自然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自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范疇。它已潛入中國古代各種文化形態中。在中國古代各種文學藝術中，自然作為藝術的合法合理性的存在，有著不證自明的天然基礎；同時，自然也是藝術創作的理想和藝術批評的標準。由氣而來的“勢”，則鮮明地體現出對自然的審美趣味的追求，與對自然的創作方法的追求。關于“勢”與自然之關系，劉勰《文心雕龍•定勢》有云：“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9］（P339）劉勰認為，弓上的機栝發射箭頭的姿勢是筆直的，曲折的山澗沖出急流的姿勢是回旋的，這都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向；因此，規的形體是圓的，其姿勢便總是轉動不已，矩陣的形體是方的，其姿勢便總是安定。由此可見，“勢”乃自然，所謂“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9］（P339）。激水不生波，枯木不生陰，非由造作，實出自然。在中國古代的書論、畫論、詩論中，有關“勢”的論述非常多。歷代書畫家都很重視“勢”，且皆標舉自然之“勢”。蔡邕《九勢》討論書法的各種技巧，認為筆勢的九種方法或法則，都以自然為宗旨。皎然《詩式》提出作詩應“明勢”［14］（P73）、“偷勢”［14］（P86），齊己的《旨格》和遍照金剛的《文鏡秘府論》則指出，在作詩時，應通過句法的前后結構安排以及巧妙配置，來營造各種不同的“勢”，以使所作詩歌能達致良好的審美效果。王夫之在《姜齋詩話》中，將“勢”與神理相通，認識到了“勢”對于詩歌作品意義表現的神奇功效。
范疇的定義根據研究者的選擇目標和數學結構而逐漸演變。在艾倫伯格和麥克萊恩按照群的公理化定義給出了一個完全抽象的“范疇”的定義之后，范疇論的概念成為更方便的一種語言并不是很明顯，這實際上是20世紀50年代的情況。在隨后的十幾年中，當范疇論開始應用于同調論和同調代數的研究時，事情逐漸發生了變化。新一代的數學家可以直接使用范疇語言來學習代數拓撲學和同調代數，并掌握圖的方法。1957年，格羅騰迪克（A.Gr0thendieCk)使用范疇語言和公理化方法來定義和構造更一般的理論,[3]證明了如何用抽象的范疇設置發展同調代數，并將此應用于特定的領域，例如代數幾何。1964年，弗賴德（P.Freyd)介紹了關于阿貝爾范疇的函子理論。w由于許多重要定理甚至各個領域中的理論都可以看作等價于特定范疇之間存在的特定函子，這使得范疇理論家們逐漸看到了伴隨函子概念的普遍性，伴隨函子的概念也開始被看作范疇論的核心。從格羅騰迪克和弗賴德開始，更多人因為實用性而選擇用集合理論中的術語來定義范疇。此外，由于與同調理論連接的方式有關，一個范疇的定義還必須滿足一些附加的形式性質。我們在大多數范疇論的教科書中都能找到這種明確地依賴于一種集合理論背景和語言的范疇定義。到了20世紀60年代，拉姆拜克（J.Lambek)提出將范疇看作演繹系統。[5]這一思想源于圖的概念。一個圖由箭頭和對象兩個類組成，且它們之間具有映射。箭頭通常被稱作“有向邊”，對象被稱作“結點”或者“頂點”。通常，把一個演繹系統的對象看作公式，箭頭看作證明或者演繹推理，箭頭上的運算看作推理規則。于是，一個演繹系統就是一個圖。因此，通過在證明上加上一個合適的等價關系，任何演繹系統都能夠轉化為一個范疇。所以，將一個范疇看作一個演繹系統的代數編碼也是很合理的。這種現象已經為邏輯學家們所熟知。同樣是在20世紀60年代，洛夫爾(F.W.Lawvere)使用了一種變換方法，通過描述范疇的范疇開始，然后規定一個范疇是那個全域的一個對象。[6]這種方法在不同的數學家、邏輯學家和數學物理學家的積極發展下，導致了現在所稱作的“髙維范疇”。有了這些發展，范疇論巳經成為一個自主的研究領域，一種較為方便的形式語言。一般地，具有適當的結構保持映射的一個數學結構產生一個范疇。例如，集合范疇（set)具有對象：集合和態射，即通常的函數。這里的函數有些變體，人們可以考慮用部分函數，或者單射函數，或者滿射函數代替。因此，不同情況下構造的集合范疇是不同的。又如，拓撲范疇（top)具有對象：拓撲空間和態射，即連續函數。向量范疇（vec)具有對象：向量空間和態射，即線性映射。群范疇（gip)具有對象：群和態射，即群同態。環范疇（rings)具有對象：環（有單位元）和態射，即環態射。域范疇(fields)具有對象：域和態射，即域同態。任意的演繹系統工具有對象：公式和態射證明，等等。
范疇論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統一了各種數學結構。上述這些例子恰好能夠說明范疇論如何以一種統一的方式來處理結構的概念。首先，正如我們所見，幾乎每一個具有適當的同態概念的集合理論上定義的數學結構都產生一個范疇。這是由集合理論的環境所提供的一種統一。并且一個范疇以它的態射而不是它的對象為特征。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個方面，一旦我們定義了一種類型的結構，確定如何由已知結構來構造新的結構是必要的。例如，給定兩個集合4和集合論允許我們構造它們的笛卡爾乘積4XB。此外，確定給定的結構如何能被分解為更為基本的子結構也是必要的。例如，給定一個有限的阿貝爾群，如何將其分解為它的某些子群的積？在這兩種情況中，某種結構可以怎樣組合是我們必須了解的。從純集合理論的觀點上來看，這些組合的性質好像是相當不同的。
范疇論不但統一了各種數學結構，還揭示了許多結構在一個范疇中實際上是具有“泛性質”的某種對象。實際上，從范疇的觀點來看，集合論中的笛卡爾積、群（阿貝爾群或其他群）的直積，拓撲空間的積和演繹系統的命題合取都是根據泛性質所刻畫的范疇積的實例。范疇論也揭示了不同種類的結構如何能夠彼此互相關聯。例如，在代數拓撲中，拓撲空間以同調、上同調、同倫等各種方式與群、環和模等建立起聯系。我們知道，具有群同態的群構成一個范疇。艾倫伯格和麥克萊恩恰恰是為了闡明和比較這些不同種類結構之間的關系而創造出了范疇論。
范疇的定義還具有哲學的價值，因為反對范疇論作為基本結構的其中一種言論聲稱：由于范疇被定義為集合，所以范疇論不能為數學提供哲學上具有啟發作用的基礎。
二范疇論的哲學意義
范疇論既是哲學研究的有趣客體，也是哲學上的概念，諸如空間、系統，甚至真理等研究的一種潛在的、強大的形式工具。范疇論能夠應用于邏輯系統的研究，而在這種情況下，在語法的、證明論的和語義的層次上，它被稱作“范疇主義”。范疇論以兩種方式向哲學家挑戰，這兩種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方面，哲學家的工作是既在數學的實踐中又在基礎的情境中闡明范疇的一般認識論和本體論情況以及范疇的方法；另一方面，哲學家和哲學邏輯學家能夠使用范疇論和范疇邏輯來探索哲學的和邏輯的問題。[7]在數學家的工具箱中，范疇論只是一種普通的工具。這一點是相當清楚的。顯然，范疇論系統化并統一了許多的數學內容，沒有人會否認這些簡單的事實。在一個范疇結構中所做的數學工作通常從根本上不同于在集合理論結構中所做的數學工作。但也有例外，例如，如果使用布爾拓撲的內部語言工作，只要該拓撲不是布爾對象，則主要區別就在于事實上邏輯是直觀的。因此，當采用一個不同的概念框架時，關于所研究對象的性質、所涉及知識的性質和所使用方法的性質的許多基本問題必須重新評估。
首先，我們必須強調在一個范疇結構內部的數學對象的兩方面性質。一方面，對象總是在一個范疇中被給定。一個對象存在并且依賴于一個環境范疇。而且，一個對象由進人它的態射和由它出來的態射所刻畫。另一方面，對象總是被刻畫到同構的意義上，在最好的情況下能被刻畫到唯一同構。例如，沒有像自然數之類的事物，然而我們卻可以說有像自然數概念這樣的東西。實際上，借助于戴德金-佩亞諾-洛夫爾（Dedekind-Peano-Lawvere)公理，能夠明確地給出自然數的概念，但這個概念在特定情況下指的是什么卻依賴于它被解釋的語境。例如，集合的范疇或者拓撲空間上的層拓撲。抵制住認為范疇論包含一種結構主義形式的誘惑是很困難的，結構主義把數學對象描述為結構，因為后者可以假定總是能夠刻畫到同構。因此，在這里，關鍵是必須在一個范疇結構內處理恒等標準，以及它如何類似于被看作一般形式的對象所給定的任意標準。反對這個觀點的一個標準異議是如果對象被看作結構且是唯一的抽象結構，這意味著它們從任意特殊的和具體的陳述分離出來，于是在數學的域中不可能找到它們。[8]理解該情境的一種不同方法是將數學對象看作類型，其具有在不同情境中給定的記號。這與人們在集合論中發現的情況顯然不同，在集合論中，數學對象是唯一定義的且它們的參數也被直接給定。盡管借助于等價類或者同構類型，人們通常能在集合論中為類型讓出地方，但基本的恒等標準在根據存在公理給定的結構中，所以，參數基本上由具體的集合組成。此外，可證在一個類型和它的記號之間的關系不能由隸屬關系充分地表現。一個記號不屬于一個類型，它不是一個類型的一個元素，而是它的一個實例。在一個范疇結構中，人們總是參考一個類型的記號，而該理論直接刻畫的是類型而不是記號。在這種結構中，人們不必查找一個類型，而是査找它的記號，這至少在數學中是認識論上所需要的。在認識論的意義下，這僅僅是抽象和具體相互作用的反映。
其次，范疇論的歷史為探究和考慮歷史上敏感的數學認識論提供了豐富的信息資源。很難想象沒有范疇的工具，代數幾何學和代數拓撲學如何能發展成現在這樣。范疇論已經導致基于純抽象基礎的各種數學領域的重新定義。此外，在范疇結構中發展時，學科之間傳統的界限被打破并重新配置。我們必須提及的一個重要例子是拓撲理論給代數幾何學和邏輯之間連接提供了一座橋梁。在這一點上，代數幾何中的某些結論被直接翻譯成邏輯，反之亦然。某些起源是幾何的概念更明顯地被看作邏輯概念，例如，相干拓撲和代數拓撲的概念。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可證數學和元數學之間的區別不能以它已有的方法明確地表達，所有這些問題必須重新考慮和重新評價。
最后，接近數學的實踐，范疇論考慮已經改變的方法的發展，并且繼續改變著數學的面貌?？梢哉f，范疇論代表了20世紀數學觀念中最深刻和最強大的趨勢：在給定的情境中尋找最一般和抽象的成分。在這種意義上，范疇論是戴德金-希爾伯特-諾特-布爾巴基（Dedekind-Hilbert-Noether-Bourbaki)傳統的合法繼承，其強調公理化方法和代數結構。當用于刻畫一個具體的數學領域時，范疇論揭示了所構造領域上的結構，總體結構決定了它的穩定性、強度和一致性。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具體領域的結構可能不需要依靠任何事物，也就是說，在某個實體基礎上，它可能只是一個更大的網絡中的一個部分’沒有任意的阿基米德點，猶如飄浮在空間中。用一^比喻的說法，以范疇的觀點來看，邏輯實證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創始人之一紐拉特(OttoNeurath)提出的用來說明其整體論觀點的著名隱喻一“紐拉特之船”完全成為了太空飛船。 ‘但是，范疇論是否應當“在同一平面上”還有待觀察，打個譬喻，如同集合論那樣，它是否應當被看作數學基礎的集合論的嚴格的替代物，或者在不同的意義下，它是否是基礎的。范疇論這一數學學科的出現，使得多年來學術界關于數學基礎的爭論愈發激烈。范疇論是否是數學的基礎，或者范疇論在何種意義下可以充當數學的基礎，這也是近年來西方數學家和哲學家所關注和致力于研究的問題。在目前有關范疇基礎問題的文獻資料中，我們分析有三種研究方向：
第一，以洛夫爾為代表支持的觀點，即范疇論或者范疇的范疇為數學提供了基礎。洛夫爾一直以來提倡將范疇的一個范疇用作一個基本結構的思想。這個提議如今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高維范疇，也稱作弱n-范疇的發展。20世紀70年代拓撲斯理論的出現為此帶來了新的可能性。麥克萊恩建議將某種拓撲看作數學的真正基礎。拉姆拜克提出將所謂的自由拓撲看作最可能的結構，在這種意義上，具有不同哲學觀點的數學家也可能贊成采用這種觀點。而且拉姆拜克認為沒有任何拓撲能夠使一個傳統的數學家完全滿意。
第二，反對范疇論作為一種基本結構的討論也在日益增加。主要原因應該是：一方面，出于認識論的考慮，范疇論不能為數學提供一個適當的基礎，由于其預先假定了更加簡單理解的概念；另一方面，范疇論可能在數學的某些領域，諸如代數拓撲、同調代數、代數幾何、同倫代數、K-理論、理論計算科學甚至數學物理學中是有用的，但它不能提供比得上集合論那樣的數學畫面。這是由于存在為數學提供結構的非形式集合論，這種非形式集合論雖不十分清晰，但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存在一個眾所周知的、很好理解的全域，即累積分層，以及一個用眾所周知的、很好理解的形式語言書寫的同樣眾所周知的、很好理解的理論，即用一階語言書寫的ZF公理化系統。因此，反對意見認為范疇論不能滿足顯而易見的哲學和元數學的需要，人們可能期望或要求一個基本框架。為此，梅白瑞（J.Maybeixy)等人提出范疇論不能為數學提供基礎。因為說到底，像所有其他的數學分支一樣，范疇論也需要以集合論作為自身的基礎。布拉斯（A.BlasS)考察了范疇論和集合論之間交互作用的一些方法，在某種范疇，特別是拓撲范疇中來構造集合理論上的結構，并利用集合理論的概念和范疇理論的概念之間的相互作用來證明這種結構的可能性。但他認為，雖然集合論是整個現代數學的基礎，但并沒有一種最適合范疇論的集合理論上的基礎。[91費弗曼（S.Feferman)、貝爾（J.LBell)和赫爾曼（G.Hellman)等人也分別駁斥了范疇論，提出范疇論和集合論是并行發展的兩個理論，不能將其中一個理論看作優先于另一個理論。由于范疇論本身的基礎還沒有被闡明，這件事情變得更加復雜。因為可能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將高維范疇的一個域看作數學的一個基礎，所以仍然需要提出對于這樣一個域的一種適當的語言和對于數學的明確的公理。
第三，針對范疇論是否是數學基礎的這些討論，麥克萊恩提出了另一種新的觀點。他給范疇論指派了一個組織的角色，也就是允許范疇論以系統化的和統一的方式，選出所有數學分支的共同的結構要素。蘭德瑞(E.Landry)也堅持反對洛夫爾和梅白瑞關于范疇論基礎問題的研究方式，提出應當將范疇論看作一種數學語言。他認為沒有必要減少數學理論（包括范疇論中的集合全域或范疇的范疇）的內容或結構。范疇論的作用是組織數學概念和理論結構的論述，是一種非常合適的數學語言，因而為數學結構主義提供了一個框架。
總而言之，范疇論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數學理論，它對現代數學的強大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所有的數學概念，包括當前數學的邏輯元理論結構，都可以用范疇論的術語來解釋。眾所周知，集合論提供了一個通用框架來處理各種數學結構。范疇論雖然依靠集合論作為數學實體的最終來源，但通過構造一個公理化的一般結構理論（即范疇理論和函子理論）超越了集合論的特殊結構?？梢哉f，范疇論的成功，’范疇論基礎性的重要意義就起因于數學中無處不在的結構。因此，范疇論完全不是反對集合論，它最終能夠令集合概念達到一種新的普遍性。我們認為以范疇論目前的基礎作用，它完全可以替代集合論成為“官方的”數學基礎。
三范疇論應用于邏輯學的研究
隨著范疇論成為自主的研究領域，純范疇論得以不斷地發展。實際上，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范疇論的應用主要是在其源背景，即代數拓撲學和同調代數，以及代數幾何學和泛代數中。20世紀60年代，洛夫爾提出將范疇的范疇作為范疇論、集合論，甚至整個數學的基礎，范疇對數學的邏輯方面的研究也是如此。洛夫爾概括了適合邏輯和數學基礎的一種完全新穎的方法，并取得了一系列豐富的研究成果：譬如，討論了公理化的集合范疇和范疇的范疇；給出不依賴于語法選擇的理論的一種范疇描述，并且概述了如何通過范疇的方法得到邏輯系統的完全性定理；描述了笛卡爾封閉范疇，并且證明了它們與邏輯系統和各種邏輯悖論的關系；證明量詞和概括模式能夠作為給定基本運算的伴隨函子；證明了憑借“范疇主義”的概念，伴隨函子一般發揮重要的基礎作用。同一時期，拉姆拜克根據演繹系統描述了范疇，并且為證明理論上的目標使用了范疇方法。所有這些工作，由于拓撲斯的概念而達到頂點。在代數幾何學的背景下，拓撲斯是一個具有邏輯結構的范疇，足以豐富發展大多數“普通數學”。拓撲斯能被看作集合的范疇理論，它也是一個廣義拓撲空間，因此提供了邏輯和幾何學之間的一種直接連接。到了20世紀70年代，拓撲斯概念在代數幾何學之外許多不同的方向有所發展和應用。例如，集合論中的各種獨立性結果可以根據拓撲斯而重新改造。拓撲斯理論已經被用來研究各種形式的構造性數學或者集合論、遞歸論和高階類型論的模型。20世紀80年代以來，范疇論有了新的應用，它為新的邏輯系統的發展和程序語義學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總之，運用范疇論研究邏輯和哲學已是一個確定的事實。實際上，范疇邏輯，即通過范疇方法對邏輯的研究到現在為止巳經進行了大約30年，而且仍然很有活力。西方學者在范疇邏輯的研究中得到了一些哲學上相關的研究結果。諸如，對于范疇學說層次結構的探究，正規范疇、相干范疇、海廷范疇和布爾范疇等各個層次的范疇都對應于定義明確的邏輯系統，以及演繹系統和完全性定理。邏輯概念，包含量詞以一種特定的順序自然地出現，并且不是隨意組織的；主要有對于加雅爾（A.Joyal)關于直覺主義邏輯的克里普克-貝特（Kripke-Beth)語義到層語義的概括的系統研究；對于所謂的相干幾何邏輯的研究，但其實際性和概念性的意義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討論；對于某一種理論的通用模型和分類拓撲概念的研究；對于強概念上的完全性概念和相關定理的研究；對于連續統假設獨立性的幾何證明和集合論的其他強公理的研究；對于模型和構造性數學的發展研究；對于合成微分幾何的研究；對于所謂的有效拓撲的構造性研究；對于線性邏輯、模態邏輯、模糊集合和一般高階類型論的范疇模型的研究；對于稱作“示意圖”（sketches)的一種圖語義的研究，等等。邏輯中的范疇工具具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像我們舉例說明的事實一樣，幾乎所有令人驚訝的構造性和直覺主義數學的結果都能夠用適當的范疇來設置模型。同時，標準的集合論概念，例如，塔斯基語義也已經在范疇中找到了自然的概括。在20世紀的發展中，范疇邏輯起源于邏輯，同時也提供了一種與數學的其他部分有許多聯系的強大和新奇的結構。
二
對儒家來說，成功解決爭端的關鍵不是維護受害者權益或判給無過錯方以損害賠償，而是用道德規則教育當事人。這些規則中蘊含有中庸和忍讓思想。中庸思想防止人們采取直接沖突或極端措施（如訴訟或暴力）以捍衛自己的權利。忍讓思想不讓人們堅持維護自己的利益，哪怕自己有權享有。如果人們遵循這些思想，他們就會始終為他人的需要和感受考慮，并運用自制來防止爭端。君子不與人爭。他不應只為自己利益，尤其是當這樣會使他人受損時。追求物質利益要讓位于保持和諧。道德的基本規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社會上的所有成員都照著做，當然不會有爭端。進一步講，儒家思想的本質是完善自我。即使他人沒做好，君子也要做好。儒家相信每個人最終都能被教育成君子。儒家愿意接受任何侵犯自己權益的行為以向他人證明自己是怎么做的。這樣，就會有更多的人被教育成君子，爭端也就會變少，即使有一點也能很好地加以解決。按照這種世界觀，原始的和諧是完美的。任何變化都只會擾亂它。其實，孔子是古代最著名的中國傳統思想家。他曾承認自己只在傳播傳統思想而沒有創新。他也曾自豪地指出他所推崇的禮是周代的東西。在一個封閉的條件下，習慣成了規范人際關系的最好準則。在社會或經濟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人們可以僅靠遵循習慣來避免沖突。這樣，習慣就更為人所接受，因此社會和諧就得以維持。正如儒家看到的，一個人與不同的人保持著各種各樣的關系。兩人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隨著他們關系的改變而改變，而禮則明確了他們待人接物的適當方式。如果人人都接受儒家規范并遵循禮，社會將會和諧。那么防止爭端的最好方式將是教育人們遵循禮并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但是，如果有爭端，解決它的過程將被視為一次對沖突各方進行道德教育的機會。其目標是教人怎樣按禮去做。
三
道家的中心思想是個人主義。他們從不細化人們為人處事的規范。但同其他學派一樣，道家也帶有和諧思想。這不難理解，因為儒、法、道三家都是在動蕩的春秋戰國時期發展起來的。對道家來說，事物的初始階段是最好的。這種見解并不少見。事實上，在每個文明的神話時代，和諧常被頌揚以充當自然秩序，也被用在人類社會的原始狀態。中國傳統文化的特性，特別是在道、儒兩家看來，就是這個被頌揚并持續了兩千多年的和諧。對道家來說，與自然保持一致，與他人保持和睦關系，是一件最快樂的事情。與他人發生爭端，會受到公眾的譴責。道家以自制作為必要元素來構筑和諧社會。老子提出，人應盡量無欲。因此，他們不應斤斤計較。老子視爭端為壞事。他為人們給出指導性原則。老子描述的理想社會沒有爭端。從其字面理解，可以認為是每個人過著完全隔離、不與他人來往的生活。不鼓勵為私權斗爭。老子主張，如果沒有爭端，大家會很開心。盡管說人不應為私權斗爭，但他在表達這一意思時態度并不拐彎抹角。他相信做出忍讓的人最終將擁有更多。天道偏愛保持自然，越無為越能持久。其實，一個與世無爭的人才是順應天道的。這一思想稱為“天道無為”。原則上應是：“不要發生爭端，采用調解?！备鶕献拥恼f法，法律沒必要存在也不會被接受。建立理想社會的第一步就是摒棄法律。其思想是為了讓人回歸到天真狀態。這可能是自然法的中國版本。盡管認為天道無情，老子仍主張天道老是偏袒好人。因為制定法律是為了顛覆天道，如“損不足而奉有余”，這與天道是相違的。因此應摒棄法律。莊子也持同一觀點，不過，一個人如果犯了錯或貪得無厭，最終仍將被上天懲罰，因為“天網恢恢，疏而不漏?！?/p>
四
墨家推廣其“兼愛”思想。他們表示，愛他人必將最終讓全體受益。這種態度的根源在于墨家對人性的信任。人們存在爭端有兩個原因。其主要原因是人是自私的。由于自私，人們為擴展其自身利益可以不擇手段，哪怕傷害他人。另一理由是辨別是非沒有標準。當存在不同標準，爭端就不可避免。處理爭端的最好辦法，要么是解決，要么仍用堅持天道的預防爭端規則。正如墨家所理解的，這一規則是“兼天下而愛之”。
Abstract：SocialConstructionwithitsradicalattitudeshasposedchallengestothephilosophyofsciencetousesocialrealismtoreplacenaturalrealism.Thesechallengesaremainlyreflectedinthreeaspects：toreplacereasonablenesswithsymmetry，logicwithcontext，andrealismwithconstructionism.Suchchallengehasopenedabroadsocialandculturalanalyticcontextforscientificknowledgeand，isof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However，thiswasdoneattheexpenseofthenaturalbasisonwhichscienceisbuilt.Thesolutiontothisdilemmaliesinscientificpractice.
Keywords：socialconstructionism；scientificphilosophy；scientificpractice
對傳統科學哲學的批判最有力的來自于布魯爾，以他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以其激進的姿態向科學哲學提出了挑戰，目的就是要用社會建構論來取代自然實在論。
一、以對稱性取代合理性
科學合理性一直是科學哲學的核心內容。正如邏輯實證主義代表人物賴欣巴哈在《科學哲學的興起》一書中所言，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是闡明科學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基礎。勞丹在《進步及其問題》一書中也有對科學合理性極為重視的類似表達。同時，科學合理性理論一直是科學哲學中眾說紛紜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內容。自18世紀啟蒙理性主義誕生以來，哲學家們大多把科學知識視為自然之鏡，是對外部世界的真實摹寫，是不以科學家的個人品質和社會屬性為轉移的客觀知識。此時對科學合理性的理解當以邏輯實證主義所倡導的標準科學合理性模型(又稱邏輯合理性模型)為典范，該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規則，例如：邏輯規則、算術規則、數學及科學方法論等。以卡爾納普、賴欣巴哈等為代表人物的邏輯實證主義者把觀察看作是不可懷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單靠經驗可決定理論真偽，通過制定對應的規則來檢驗定理，進而檢驗理論的正確與否。正如賴欣巴哈所言：“哲學不過是科學理論和科學方法的邏輯分析，歸納邏輯應當是科學知識合理性的根據，理論之被接受……是以事實到理論的推論為基礎；這個推論不是演繹的，而是歸納的。所給予的是觀察材料，觀察材料構成確定的知識，理論是通過確定的知識被證為有效的?！盵1]值得一提的是，邏輯實證主義者注重把邏輯和方法的不變性作為科學合理性標準，并沒有考慮科學發現中的歷史、社會和心理因素。緊隨其后，批判理性主義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隨者雖然在劃界標準、科學邏輯的性質上與邏輯經驗主義有著嚴重分歧，對他們的意義標準并無興趣，排斥歸納邏輯，但他們的科學方法論仍然是科學邏輯，只不過是比邏輯經驗主義的歸納邏輯更強的演繹邏輯而已。同樣，他們也沒考慮科學發現范圍內的社會、歷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學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學哲學的首要原則就是選擇一些方法論原則，以構成全部科學研究的說明性工作的框架。在這種哲學的指導下，人們就應該可以把科學展示成具體體現這種科學哲學的各種原理，并且是根據它的教誨而發展的某種過程。只要人們做到這一點，他們就可以根據哲學來表明科學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確立在科學方法論原理上的工作稱為“合理性重建”或“內在的歷史”。同時，拉卡托斯認為給社會學家預留了一個角色，讓他們以“外在的社會史”來解釋理性主義無法說明的非理性的殘余物。拉卡托斯的觀點可以概括如下：①內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學發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說明科學發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對于外在史來說，內在史具有一種重要的優越地位，外史不過彌補了存在于合理性與現實性之間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會學的研究屬于“病態”社會學研究，亦即科學方法無法充分說明的所有問題，就移交給社會學家進行研究，進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說明。拉卡托斯說：認為科學的內在的歷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歷史是第二位的，因為外在的歷史之最重要的問題都是由內在的歷史界定的。外在的歷史要么對速度、位置、選擇性等以及對人們根據內在的歷史解釋的各種歷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說明；要么在歷史與人們對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時，提出對這種不同之發生原因的經驗性說明。但是科學增長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們的科學發現的邏輯來說明。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勞丹在其《進步及其問題》中，把科學合理性與進步性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茖W進步則表現在一個理論總體解題效力的提高，即盡量擴大已解決的經驗問題的范圍，同時盡量縮小反常問題和概念問題的范圍。同時，勞丹對“認知社會學”提出了警告：“我們若要研究科學的合理性的社會背景，必須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230在他看來，科學的合理性只是意味著整體上遵循科學的方法，并不是說科學家的行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強綱領SSK的原則不能界定一個值得承認的科學實踐方式(即知識社會學)，它對科學實踐的說明也不能用于說明它自身。勞丹希望社會學家扮演著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與思想史和認識論完全不相干的科學的非認識的社會學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劃界原則的前提條件下進入認識論。在后一種情況下，他建議社會學家遵循一種“外理性原則”。按照這種方法論的約定，“當且僅當那些信念不能用它們的合理性來解釋時，知識社會學才可能參與對信念的解釋。”[2]217這種思想史家與知識社會學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頓·史密斯[3]的支持。牛頓·史密斯認為，至少存在關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說明，可以用來決定一個確定的信念在一個給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數科學哲學是“內在”于科學的認識論之中，區分了科學知識的標準、證據與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認識論之外的社會因素之間的區別。在社會學內部，由羅伯特·默頓所確立的規范的社會學傳統，目前仍然在美國學術界占統治地位，強調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研究自然科學，但堅持科學制度與規范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拒絕社會學介入科學知識的成功內容。默頓學派一直關心的是科學工作是怎么樣在制度化與文化中體現出來，恰當地解釋它們為什么會脫離了已有的社會規范。
面對著科學哲學家與社會學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務，布魯爾與巴恩斯提出了強烈的異議。對知識內容在哲學家與社會學家之間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會建構主義的強烈不滿。為此布魯爾提出了對稱性原則。對稱性原則是布魯爾強綱領的核心[4]，其具體內容是同一類型的原因應當既可以說明真實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說明虛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對稱性原則堅持，無論真的還是假的，合理的觀點還是不合理的觀點，只要它們為集體所堅信，就全部都應平等地作為社會學的探究對象，都應訴諸于同樣類型的原因獲得解釋。這就意味著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認識論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別優越的地位。從而否定了理性模式，為其科學合理性的社會學解釋模式尋求合法依據。布魯爾曾經多次舉一個例子[5]來說明這種對稱性?？紤]兩種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個部落中，都有一些人們傳統的信念，以及人們普遍接受的被認為比其他理由更有說服力的理由。每一個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達其偏好的詞匯。面臨著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與另一個部落文化信念之間進行選擇時，每一個人都很自然地傾向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對部落的人來說，這些文化傳統將會提供可用來對信念的選擇進行證明的或辯護的規范與標準。關鍵在于，社會建構主義認為，他們的選擇與評價像這兩個部落的成員的選擇及評價一樣，是與環境密切相關的，并不存在著與環境無關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規范，并且“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種環境中可算作是某種信念的“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在另外一種環境中會被看作一種截然不同的東西。因此，社會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并不是“可以作為證據的理由”，它所關注的恰恰是“可以作為證據的原因”的理由。堅持知識與信仰是一回事。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人們只能夠依賴于其部落的傳統信念來對真理與謬誤做出“直接”的肯定。社會建構在社會語境下對科學合理性的一種解讀，理性、客觀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內容最終被歸結為某一共同體采用的社會文化規范，消除了科學合理性的客觀理性基礎。正如馬丁·霍利斯在《社會對實在的破壞》一文中所言，“強綱領的目的是腐蝕掉人們所熟悉的客觀性概念之理性基礎”[6]。
布魯爾的上述觀點引發了勞丹與他的一場著名的爭論。勞丹認為，不論科學研究的個體還是群體，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產生條件，因而不構成對稱性主題。首先，就科學研究的個體而言，他在采納某種理論信念之前，必須具體說明該理論信念的因果關系和邏輯基礎，用因果關系解釋理論信念，通過邏輯推論過程完成因果解釋，這樣就可成為保證其理性信念的原因。與此相對的，對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釋卻需要極為不同的解釋，因為它們是“由社會和心理行為的直接行為導致的信念”[7]59。勞丹曾舉例說：“如果接受某種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結果，那么認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會或經濟原因引起的就毫無道理了。對信念Y和Z的接受當然也可能是社會因素在起作用，此時我們可以認為對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會境況的間接結果。但是這并不能用來反駁以下說法：對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說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結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與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關，那么對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說明看來應該根據理性之外的因素來作出，例如該信仰者社會(或心理)的狀況?！盵2]207其次，就科學研究的群體而言，他們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產生的條件也完全不同。“我們可以設想，人類社會存在兩個群體：一個是非理性社會，另一個是理性社會。在理性社會中，人們只能在仔細懷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動者(指理性社會群體)自我意識到與自然相關部分的因果聯系后才會采納信仰，這些相互聯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構成理性行動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會里，即允許存在認識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里，每個人可以采用獨立于任何公共的認知政策的信仰。每個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沒有；每個人可以有信仰的證據，也可以沒有等等?！盵7]62理性社會和非理性社會的信念形成社會機制完全不同，兩種不同信念來源于兩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基礎，這直接駁斥了布魯爾的對稱性原則。
對上述勞丹論證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觀點，布魯爾予以激烈的批評和反駁。布魯爾認為，勞丹的理性解釋模式實際就是“手段—目的計算模型”，該模型不論用于科學研究個體還是群體都缺乏說服力，更無法否定對稱性。他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貶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經歷恐嚇、賄賂、洗腦或者損傷后的頭腦內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產生真的不同嗎?布魯爾認為，理性與非理性的對比不過是表明了“大腦是一個計算的機器”，“理性”表明機器處于運行狀態，“非理性”是表明機器中斷和失控的標簽[8]。機器的運行和中斷不過是裝置的兩種可能的物理狀態，這種狀態不需要任何先驗的評價，“運行”和“中斷”的語言體現了對稱性原則。布魯爾還認為，勞丹的錯誤在于把對稱性理解為“完全因果同質”即同種原因只能產生同種結果。而實際上，同種原因完全可產生不同的結果。
總之，勞丹在這爭論中始終堅持外理性原則，堅定地捍衛科學合理性理論。而布魯爾則一直堅持要用對稱性原則來取代科學哲學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張對所有的信念進行社會因素解釋。勞丹在這里不僅強調了知識，而且還強調了知識是真實的內容。從這一點來看，像勞丹那樣要求把產生真實信念的機制與產生錯誤虛假機制區分開來的做法看來是合理的，因為它是借助了自然來進行的辯護機制。但如果強調的是“制造過程”，那么要求解釋產生信念的機制，而不問其認識論地位如何，同樣也是合理的。從這一角度來看，布魯爾認為除非社會約定，否則不會存在著這樣一個過程，能夠區分出真與假的信念，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發現的語境取代辯護的邏輯
社會建構與科學哲學之爭的關鍵還在于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之爭?？茖W或更為一般的經驗探索，就是利用種種手段去發現世界可能是如何，但無論什么樣的結果出現，得服從具有權威的哲學判斷，以確保是合理的知識。科學哲學本身就具有某些毫無疑問的評價標準，如一套先驗的邏輯范疇，無論是在康德意義上，還是在邏輯實證主義意義上，這套規范都是無時間性的。
社會建構主義關鍵點在于拒斥這種“第一哲學”，他們認為，首先，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邏輯的區分是非常難以進行的；其次，有關勞動分工的問題，也即科學家的工作在前，哲學家的工作在后。這特別在邏輯經驗主義的工作中體現得最為突出，他們趨向于把科學哲學視為一種在時間上后繼，是尋求對“完成了的”陳述系統的永恒的評價標準。再次，它還會產生出科學家自己在評價他們工作的角色與權利的問題，因為它同樣把評價權威置于科學家之上，以致蔑視實際的科學工作者的能力與決定權。
社會建構主義還認為，作為一種合理的論證的辯護模式，消除了科學研究實際上所涉及的艱苦工作。在具有邏輯重構特征的論證被形成之前，(社會學家與歷史學家所感興趣的)幾乎所有的艱苦工作都已經完成。但對哲學家來說，論證是很有規則的，它并不會顯現科學家實際上所顯現的工作步驟。這種重構或許可能表明我們外行人能夠接受的科學結論，但這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理想化了認知活動的概念。如果認為這種重構代表著科學家在制造知識過程中的實際推理，那么這與科學家的實踐的認知活動無關。
這種區分還具有更進一步的意義。一個更為重要的意義是對發現的(邏輯)理性的明確拒斥。邏輯實證主義視發現的過程為隨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運的。因此，科學哲學傾向于放棄對歷史學家、心理學家、社會學家或者說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進行研究的實際場所的混沌狀態的語境。獲取帶有真理主張的理論的科學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的社會與歷史環境中獲取了他們帶有機遇與幸運的成果，但科學哲學家總是要施展他們的想像力、理論與實驗方法的嚴格性來制止這類混亂的語境，他們所制造的理論能夠被合法化與建構為真理的命題，他們為科學家制造了帶有徹底簡明與確定特性的邏輯的評價標準。
在邏輯實證主義看來，科學發現的語境，就像語境自身一樣，是不能被化為經驗的。但對辯護語境的分析卻給形式邏輯以特權?！百囆腊凸嘘P發現的語境與辯護的語境的區分的要點在于有關科學數據產生的信息是無關于對這些數據的評價的?！盵9]還有另外一種區分，即“內部”與“外部”之分，內部被確定為邏輯的，而外部被認為是經驗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會建構主義的突破點就在于尋求發現中邏輯的作用，尋求辯護中的科學合理性的產生的社會致因。這樣，邏輯在發現中就具有作用，社會與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價值”在辯護中也就扮演著重要角色。
隨著“價值”一詞的引入，兩種語境的區分中的問題最終顯露出來：傳統的科學哲學所持有的發現的與辯護的區分，目的在于強調上述“價值”對理論的評價(規范標準)的無關性。規范并不是來自于經驗的結果：兩者間有著一個無法逾越的界線。兩種語境的區分是邏輯實證主義的中心教條。社會建構主義否認這種鴻溝的存在。因此，從一開始，強綱領SSK與科學哲學的對抗，甚至超過了它與默頓式的科學社會學的對抗。強綱領SSK要求用社會學來取代科學哲學，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樣：“布魯爾不斷地把傳統哲學及其‘理性主義’的認識論作為一種特殊的目標。強綱領的整個事業就是特別關注于用社會學來取代所有的傳統的認識論，繼承了被稱之為哲學的所有主題”[10]。
科學哲學家認為觀察與推理對辯護是關鍵的。社會建構主義聲稱，當他們把觀察與推理置于其真實的語境之中時，這些實踐看起來并不像是哲學家所歸屬的辯護的結果。也就是說，科學家不僅是在觀察；他們在特殊的場所，為特殊的目的而設計與操作特殊的實驗，他們用特殊的測量儀器來計算特殊的樣本，他們為特殊的田野研究選擇特殊的場所?？茖W家并不理性；他們解釋觀察與實驗，他們支持或批評猜測或假說，他們推理出結果，他們把模式擴展到新領域。在他們進行的所有活動過程中，他們有著多種理由來進行一種特殊的選擇與決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應用、審美價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費者的利益、對形而上學與意識形態的反映。這些就是包含在“社會”大傘下的各種因素。社會學家主張知識生產就體現在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著這樣的實際實踐會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脫離了在哲學描述中的理想，知識并不具有傳統哲學所描述的那種優越性。
三、以建構論取代實在論
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問題，在波普看來是科學哲學的中心問題，并且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科學方法論中尋求答案，因為，方法論可以解釋科學在提供有關自然的可靠而有效的知識方面的優越性。在波普以前，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通過經驗積累的經驗證據來為理論做出辯護，科學家運用確定的事實來證實理論，如果他們成功了，那么科學就在向真理邁進。波普意識到，這種實證主義的策略會因為歸納問題而擱淺。因此，他更偏向于證偽而不是證實，用猜想代替了確定的真理?？茖W通過大膽的猜想與嚴厲的批判而走向真理。科學家從問題出發，走向邏輯概括與基本語句，這些理論概括與基本語句在原則上都是可反駁的。猜想越大膽，科學(客觀知識)進步的速度就越快?？茖W必須接受嚴厲的判決性實驗的檢驗，盡最大的努力去反駁理論。沒有什么理論能夠被免于批判。因此，科學不是證實的游戲(尋求與普遍的理論相吻合的證據)，而是反駁的游戲(尋求證據來反駁它)，科學理論不是確定的真理，而是更加大膽的猜測。波普的證偽主義為區分科學語句與非科學語句提供了一個劃界標準。對波普的劃界標準，柯林斯認為其問題集中在證偽性的經驗證據是否具有可重復性這一點上?？勺C實性或可證偽性作為一個邏輯條件，而證實與證偽卻是實際的觀察與實驗的過程，波普與柯林斯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們爭論的焦點在于，證偽是用直白而清晰證據去反駁理論，還是說證偽過程具有解釋的模糊性，只有通過復雜的社會磋商來解決。此時，哈里·柯林斯提出了所謂的“實驗者回歸”的問題：最著名的論證出現在其《改變秩序》一書所討論的韋伯對引力波探測的實驗中。最初的發現刺激了大量在實驗上“重復驗證”的努力，包括許多物理學家努力建造的“引力波探測器”。結果是一組類似的但不完全相同的探測實驗，其中有一些肯定的結果，另外一些是否定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引力波是否已經被探測到的問題同樣也是實驗是否有能力的問題，什么樣的探測器被正確地設計的問題。如果我們知道了引力波是怎樣圍繞在我們的身邊，我們就能說什么樣的實驗是有能力的，什么樣的探測器是好的。如果我們知道了什么樣的實驗是能勝任的，我們就能說引力波是什么樣的。這樣，在柯林斯看來，并不存在嚴格的標準來判斷一種合理的實驗結果或者一種好的實驗儀器，所有評價儀器的標準依賴于儀器在實驗中所產生的結果。這樣就導致一種實驗的循環：好的實驗儀器只有通過其獲得的正確結果來定義，而正確的結果只有用好的儀器才能獲得?？铝炙箞猿终J為這種不正常的循環總是要困擾任何實驗者。這就是“實驗者回歸”。在實踐中，這種回歸是通過科學家之間的談判來解決的，并且這種談判并不依賴于任何認識論的標準，而是靠解釋學的力量來解決的，特別是由參與這場爭論的科學家盟友與其敵人所組成的“核心群”的磋商過程?！昂诵娜骸背蓡T的活動，是運用“磋商策略”來打破實驗者的回歸，其結果是形成各方都感到滿意的“適當的科學知識”。正是“核心群賦予社會偶然性以方法論的正當性”[11]。這就不僅對實驗證據的確定性，而且對其合理性也產生了懷疑。因此，實驗并不能為科學知識提供任何合理的基礎。所以，在柯林斯看來，正是科學家之間的談判，而不是自然界本身決定著什么作為一種有能力的實驗，決定著什么才能算作實驗結果，因此，這項研究對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提出了挑戰。確定某些實驗是否重復、是否可信，這僅是權力的顯現，是一種文化與修辭的游戲，結果，實證主義的劃界標準就成為科學家之間磋商的產物，也就是一種社會建構。
總之，20世紀70年代布魯爾提出了強綱領之后，標志著科學哲學出現了社會學轉向，傳統的科學哲學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應該承認強綱領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這主要因為它突破了傳統哲學預設的自然科學知識內容不可被社會學家碰的，打開了科學知識的“潘多拉盒子”，打開了科學知識的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分析語境，正確地看到了社會與文化因素是真理不可或缺的一種組成部分。但是，它夸大社會因素的作用，認為社會因素是首要并且是決定性因素，而自然科學知識是科學內外的人們社會交往的產物，科學知識是由人們借助于權力與修辭手段社會性建構出來的；在這建構過程中，自然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者幾乎不起任何作用。這種貶低甚至完全忽視自然界作用的做法，就切斷了知識與物理世界的聯系，顯然消解了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和真理性，也沒有給科學的內在邏輯留下位置。正如曹天予所指出的那樣：“在對科學知識的實際產生和演化過程的分析中，一旦自然狀態的基本作用被社會語境所取代(在這種社會語境中研究資源以一種特定方式被分配)，那么一些認識論術語，諸如實在論和相對主義，應該相應地用社會術語所取代(諸如由某些研究資源支持的最容易得到的證據等)。而這必然導致去消解科學的合理性思想，而科學合理性思想是不可分割地與揭示自然奧秘聯系在一起?！盵12]因此，對科學哲學中傳統問題的探討，我們不光要重視社會維度，也要更重視自然維度，不能顧此失彼。當然，我們也不贊同科學哲學中的反映論傳統，我們應該從理論走向實踐，從表征走向干預。這種實踐的科學觀它包容了諸如自然與社會、理性—非理性、主觀—客觀、主體—客體、物質—精神、可說—不可說等一系列矛盾的辯證運動，實踐范疇因而具有不可還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過程客觀性。科學實踐中所融入的所有的異質性的文化因素都在實踐的開放性過程中歷史性地注入科學實踐的過程，并在相互作用的過程中制造出科學。這一過程并不是把某些因素強行地化歸為單一要素(如化歸為自然，或化歸為社會)，而是一種辯證的綜合，科學是在各種異質性要素的辯證的綜合的語境之中突現出來的。
參考文獻：
[1]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M].伯尼，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78.
[2]拉里·勞丹.進步及其問題[M].方在慶，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
[3]SMITHWN.Therationalityofscience[M].Boston：Routledge&KeganPaul，1981：238-257.
[4]大衛·布魯爾.知識與社會意象[M].艾彥，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7.
[5]BARNESB，BLOORD.Relativism，rationalismandthesociologyofknowledge[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3：29-30.
[6]HOLLISM.Thesocialdestructionofreality[M]//HOLLISM，LUKESS.Rationalityandrelativism.Oxford：BlackwellPress，1982：69.
[7]LAUDANL.Thepeudoscienceofscienc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
[8]BLOORD.Thestrengthofthestrongprogramme[M]//BROWNJR.Scientificrationality：thesociologicalturn.Holand：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4：84.
[9]SEAGELH.Justification，discoveryandthenaturalizingofepistemology[J].PhilosophyofScience，1980，47：297-332.
2、時代性
五千年中華文明史，政權的更迭，戰爭的創作……都會令許多人從精神的角度出發，用哲學的目光去審視它，中國哲學的時代性日漸清晰。在春秋戰國五百多年的戰亂之中，百家爭鳴的局面之下，各國都需要一種思想體系指導它擺脫弱勢，謀求強大，在對各家學說的體驗中，法家得到了各國的認可，戰國后期各國推行法家思想，變法圖強。這其中對法家哲學利用最為徹底的秦國實現了華夏的首次統一，可以說這是各個國家的選擇，更是時代的選擇。而在漢初要廢除秦的苛法與民休息的大背景下，道家的“無為而治”思想又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待到漢朝元氣恢復，道家哲學出就不再適用，維護君子與小人區別又根據德、才區分君子與小人的新儒學被推到漢代歷史的前臺，同時也被推到了中國歷史的前臺。當儒家哲學成為中國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以后，它的內容與深意就在隨著時代的發展日益完善、充實，且名聲遠播，倍受珍視?？梢哉f它滲透到了中國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它沖擊著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在2009年央視的開年大戲《走西口》中，落泊書生田青為求重振祖業，心懷以儒家思想精華匯聚而成的祖訓“大忠大愛為仁，大孝大勇為義，修齊治平為禮，大恩大恕為智，公平合理為信”踏上了走西口的征程。當時主人公的目標非常明確，心態非常平和，他只求通過走西口能掙到錢，讓娘過上好日子，收回祖上的田家大院。所以祖上的家訓就是他全部的精神依托，最穩定的世界觀。當他認識了一些革命人士，接觸到革命思想以后，對于革命志士為他修正的“祖訓”“天下一統為仁，民族興亡為義，自強不息為禮，福虧自盈為智，以義取利為信”他沒胡反對，他接受了，并把它做為自己所開辦的“志同貿易公司”的行業準則。
二、語言的界限
維特根斯坦認為可說的只是自然科學命題，除自然科學之外的所有命題，倫理學、美學等都是是超驗的，即不可言說的。在《邏輯哲學論》前言中說：“因此本書想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因為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我們就必須能夠想到這界限的兩邊（這樣我們就必須能夠想那不能想的東西）。因此這界限只能在語言中來劃分，而處在界限那一邊的東西就純粹是無意義的東西”。維特根斯坦以語言為界，為思想的表達劃了一個界限。并提出了自己認為正確的方法。“哲學中正確的方法是：除了可說的東西，即自然科學的命題———也就是與哲學無關的某種東西之外，就不再說什么，而且一旦有人想說某種形而上學的東西時，立刻就向他指明，他沒有給他的命題中的某些記號以指謂。雖然有人會不滿意這種方法———他不覺得我們是在教他哲學———但是這卻是唯一嚴格正確的方法?！薄罢軐W將通過清楚地表達可說的東西來指謂那不可說的東西?！倍以谒磥?，那些無法用語言準確描述的（不可說的）東西更為重要，面對那些問題，必須沉默無言。在羅素為《邏輯哲學論》所作的序言中，羅素指出，維特根斯坦認為“不能說關于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任何事情，能夠說出的必須是關于世界的有限部分。”因為“只有假如我們可以處在世界之外，也就是說，假如世界對于我們已不再是整個的世界時，我們才能談論關于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事情?！币讓W則不然。六十四卦，每卦六爻。被劃分出了天道，人道，地道。初爻、二爻為柔剛，為地道；三爻、四爻為仁義，為人道；五爻、上爻為陰陽為天道。天地人同為三才，三才合起來，方能成為一個卦。人正處于天地之間，但易學并沒有否定把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的可能，并不認為人不能把世界看作一個整體來討論。維特根斯坦自己在前言中概括的《邏輯哲學論》的全部意義：“凡是可以說的東西都可以說得清楚；對于不能談論的東西必須保持沉默?！薄昂芮宄?，倫理是不可說的。倫理是超驗的。（倫理和美學是同一個東西。）”“我們覺得，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學問題都已得到解答，也還完全沒有觸及到人生問題。當然那時不再有問題留下來，而這也就正是解答?！本S特根斯坦把倫理歸于不可說的范圍。易學中根本沒有考慮這個問題，《象傳》（大象）則由卦象推及人事，倫理色彩極為濃重。六十四卦之大象（對卦象的解釋），無一不是由卦的自然表象推導出人應如何。如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艮卦：“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小過：“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蔽礉骸跋笤唬夯鹪谒?，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睆摹断髠鳌方嵌榷?，倫理顯示于天地萬物萬象之中，萬物都在告訴人處于何種境況應該如何如何。倫理雖然可說，但《系辭》中也有“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圣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提出了一個問題：即使明白卦象的意義，但言意之間有一定距離，卦象的意義如何完整表達。
三、沉默與得意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