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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特征
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是指行業協會以其決議、決定、章程等形式，意圖排除、限制會員之間的競爭、會員與同非會員的競爭，或者實際達到排除、限制競爭后果的行為。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明顯的行政壟斷性
依照其產生途徑，我國的行業協會主要分為“官辦行業協會”、“民辦行業協會”和“半官半民行業協會”j大類?！肮俎k行業協會”主要通過分解和剝離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自體制內部由上而下培育產生；“民辦行業協會”具有較強的自發性，主要是依據當地市場的實際需要，由同一行業企業自發組成；“半官半民行業協會”屬于上述兩者的混合形態。這其中，官辦行業協會體現出明顯的行政主導性和依附性，具有強烈的行政色彩：以政策為建立依據、建立時間早且數量多、位于重要的行業或較大的地區中，相對于企業及其他行業協會享有明顯的行政優勢。這類協會既可利用行業協會成員集體的經濟優勢實施限制競爭行為，又可利用其手中的部分行政權力，或者利用其與行政機關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所產生的影響力來實施壟斷行為[2l。綜上，以官辦行業協會為代表的我國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普遍具有行政壟斷性，對新生代民辦行業協會的興起和發展、整體行業協會數量比例控制等問題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消極影響。
(二)實施主體的特殊性
從形式上看，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發起者只有行業協會這一個法律主體，但其實質是團體成員復數意思的表示，在性質和后果上相當于成員的協議[31。從合意的角度，一般經營者實施限制競爭行為多需要經過全體的共謀、合意，最終達到協商統一，自愿實施。行業協會可以通過內部民主程序的運作，運用協會成員的集體力量，以少數服從多數為由要求成員服從行業協會決議。故行業協會形成的決議并不以全部成員完全自愿為必要，只要多數通過即可，對未參與表決或反對者亦有拘束力141。實施主體的特殊性還體現在責任的劃分和承擔，是單罰制還是雙罰制，如何認定等相關方面。
(三)實施過程的隱蔽性和穩固性
比起普通經營者，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協議更為隱蔽且難以查處，因為其多寄生于行業協會章程、決議之中，伴隨合法職能一起履行。例如，行業協會可以利用信息交流這一平臺，晴中形成價格同盟，或者以標準認證為由，不合理的設置市場準入標準，實則保護會員企業的利益等。其次，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實施具有穩固性。行業協會作為一個相對穩定的同行業利益代表者，其成員基于自身長遠利益考慮，也會對行業協會所作的決議產生內在的、自覺的履行動力；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因自治權而享有對違規成員進行直接懲罰的權力，有時還可以通過向政府部門提出建議或施加影響等方法，間接的使違規會員承擔行政方面的責任甚至法律方面的責任，以此保證決議的實施。
(四)實施后果的嚴重危害性
行業協會的規模效應決定了其限制競爭的行為后果比一般企業所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更為嚴重——不論是會員數量，還是市場劃分、地域區域等規模因素，都是普通單個或者數個經營者所不可比擬的。影響力越大的行業協會如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其限制競爭行為將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范圍內全行業的市場競爭秩序，導致相關行業長期競爭力的下降，后果極為惡劣。另一方面，整體行業協會一直謀求建立的公正、中立的形象也會受到不良影響，同時降低經營者和消費者對其的信任感，整體上亦不利于行業協會可持續發展。
二、反壟斷法對于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法律責任規定的不足
(一)規定過于簡單和原則
我國現行法律中關于行業協會的立法較零亂、分散，主要存在行政法規與規章中，如《社會團體管理條例》、民政部《關于(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經貿委主管的行業協會管理意見》等，這些行政法規規章中鮮少涉及法律責任方面。細化至競爭法領域，《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既沒有關于限制競爭行為的界定和規定，也沒有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明確責任設定?！秲r格法》只針對價格卡特爾做了相關規定且責任主體限定為“營業者”，并不適用于行業協會。只有《反壟斷法》第46條針對行業協會的法律責任進行了明確規定：“行業協會違反本法規定，組織本行業的經營者達成壟斷協議的，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處5O萬元以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社會團體登記機關可以依法撤銷登記?！鄙鲜鱿嚓P的法律法規主要存在以下三個問題：第一，相關規定太少，除了《反壟斷法》外，其余的法律法規幾乎沒有涉及；第二，以《反壟斷法》的規定為例，法律條文過于籠統、簡單，相關法律責任的設置尚屬于起步階段，漏洞較多；第三，處罰的手段單一，主要依靠的是行政處罰，處罰的力度也有所欠缺。
(二)責任主體不明確
按照《反壟斷法》第46條規定，承擔責任的主體僅指行業協會。而依據上文的分析，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存在有別于普通經營者的特殊性：其限制競爭行為的實施并不限于協會，還包括參與共同行為的經營者；其協i義的實施也并不限于共謀，合意，還可能存在強迫實施。因此，應當依據限制競爭的協議是否具有強制性及行業協會成員對于該議有無實質選擇的自由，劃分出限制競爭行為的責任主體范嗣：單獨處罰行業協會還是行業協會連同成員企業一起；在此基礎之上，從相關限制競爭行為實施的后果、獲利程度、發展角度等方面，區分責任主體承擔責任的程度：牽頭組織者、積極參與者還是被迫參與者。
此外，作為行業協會主要決策者和實施者的協會負責人，也應當承擔相適應的責任。此舉一方面可以更加有效的遏制行、會負責人實施、參與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另一方面可以細化并完善個人責任追究機制，以維護行業協會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同理，個人責任追究機制應適用于成員企業的主要負責人，這也和國際通行做法一致。
(-)責任體系不完善
通過對比《反壟斷法》第49條第46條等相關條文，不難發現行、會行政責任的設置方面存在諸多漏洞：其一，處罰標準過于單一，缺乏選擇性。其二，5O萬元這一上限過低，易造成違法利益期待可能性。其三，對于一些較大的行業協會不具備較強的震懾力。其四，撤銷登記這種懲罰措施如何適用于“一業一會”地區值得商榷，且如何適用撤銷登記制度本身就缺乏具體操作標準。其五，針對行政性壟斷現象較嚴重的行業和地區，行政處罰的貫徹實施缺乏有效監督，很難保證最基本的制裁和威懾作用。
我國《反壟斷法》對民事責任的規定僅見第5O條的規定，“經營者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依法承擔民事責任?！边@其中，如何界定行業協會和經營者之間的關系，是解決行業協會承擔民事責任的先決條件之一。另外，國際上鼓勵采用的私人訴訟制度未見到規定，單倍賠償標準也有待商榷。刑事責任方面的規定空白，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四)查處機制不健全
《反壟斷法》第46條僅指出了處罰行使權及撤銷登記權的歸屬，并未對查處機制進行職責劃分。《反壟斷法》第六章中指出，對涉嫌壟斷行為的調查、查處由反壟斷執法機構依法進行。依據《反壟斷法》相關條款和國務院有關部門的解釋，現階段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主要是國家工商總局、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和商務部。其中，國家工商總局主要負責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非價格壟斷的協議及行為，發改委主要負責價格壟斷行為，商務部主管經營者集中行為。對于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查處，以上三者的主要職責范嗣均未涉及，而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機關又不屬于法定的執法機構，無權進行查處。因此，不論由哪方進行查處，都需要一個明確具體的規定以解決這個法律漏洞。
三、完善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法律責任制度的建議
(一)制定統一的《行業協會法》
從我國現在相關行業協會的法律法規分析，現有立法主要停留在地方性法規階段。我國尚未形成包括行業協會的性質在內的，關于行業協會之地位、職能、運作方式、組織機制、結構和違法規制等的行業協會法律體系[51。全國性統一立法的缺位，必然導致行業協會法律適用的混亂、法律規范的粗糙籠統、法律體系的混亂和多頭管理等現象，還容易導致行業協會法律地位的不明確、不獨立及法律責任追究的困難等問題。本文由中國論文范文收集整理。
筆者認為，制定統一的《行業協會法》對于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規制十分關鍵：我國行業協會的正常運行需要法律對其進行角色定位，對權利義務責任進行明確界定，只有這樣，才能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產生起到預防管理的作用，不給其提供成長的土壤。其次，只有在明確角色定位的基礎上，通過專門的行協會立法，確立公開的準入及退出制度、成立及解散制度等相關獨立人格制度，才有可能脫離長期以來因為制度問題而造成行政隸屬性，徹底根治行業協會行政性壟斷這個問題。再次，專門的行業協會立法中設立專門的法律責任章節，無疑比放在《反壟斷法》中更能夠準確和有效的規制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
(二)明確法律責任主體
顯而易見，現行法律中比照普通經營者進行簡單規定處理的方法并不能適應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責任設置的需求，筆者認為，應當依據責任主體的特殊性這一特點，構建一個有針對性的結構框架：
I．由行業協會牽頭并組織的，以行業協會決議、章程等形式為主導的限制競爭行為。首先追究行業協會的責任，假如賠償和處罰超出了行業協會的責任認定承擔范圍，可由參與決議的會員企業共同分擔，被脅迫的成員企業可免除處罰。對于行業協會的主要負責人采用雙罰制，即同時承擔一定的民事、行政責任，如若違法情節嚴重，造成后果嚴重的，必要時可采用刑事責任加以制裁。
2．在協會內的大企業、強勢會員企業的實際支配控制下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此時的行業協會淪為被利用的工具。對于此類行為，只要證明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是由大企業支配形成的，就可以把這些企業作為真正的責任追究對象加以規制，由其以經營者身份適用《反壟斷法》的具體規定，行業協會承擔的一定的行政責任，例如警告等。對具體實施者進行責任認定的方法可以參考“揭開法人面紗”制度。
3．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的實施是相關政府部門的意志所致，旨在維護地方、部門間經濟利益和競爭相對優勢等。由于此類限制競爭行為具有行政性壟斷的特點，因而可以參照我國現有立法對行政性壟斷行為的處理方式——責令相關行政部門改正并給予直接責任人員以行政處分。
4．個人利用行業協會實施限制競爭行為打壓會員或者徇私枉法謀求私利等。在要求實施者承擔相應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的基礎上，可以參考《日本禁止私人壟斷及確保公正交易法》第95條之三款②的規定，同時要求直接監督者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
(三)完善法律責任體系
行政責任方面，增加行業協會罰款的種類和標準，如以非法獲利或者銷售額為基準；同時增加罰款的上限額度，以確實起到罰款的威懾力。針對原則性較強的規定，出臺相關的立法、司法解釋，以確保反壟斷法的有效實施。執行方面，反壟斷法規定由社會團體登記機關對行業協會實施處罰，社團登記機關并不是反壟斷主管部門，由其對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給予處罰，名不正，言不順，而且還將造成職能重疊，給反壟斷的實際執法將帶來諸多不便[61，筆者建議將行業協會的限制競爭行為亦納入反壟斷執法機構的執法范圍，由反壟斷執法機構統一行使執法權。另還可以增設其他行政處罰方式，如名譽處罰等，通過降低公眾影響力以達到警告的目的。當行業協會限制競爭行為是由上級行政部門操控實施時，亦應當對有關行政部門和責任人員予以處罰。
民事責任方面，首先應當將行業協會明確納入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范圍之內，例如在《反壟斷法》第5O條增加一款，即行業協會實施壟斷行為，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其次，應當增強私人訴訟的運用，改變既往由反壟斷執法機構主導反壟斷案件的傳統觀念，逐步增強受害者的應訴積極性，可以比照現有訴訟舉證制度，適當放寬受害人舉證的標準。最后，關于損害賠償標準問題，筆者認為對于行業協會主導，策劃，積極推動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從嚴發落，適用兩倍之上3倍之下的賠償標準；對于行業協會充當工具，默認、放縱態度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則從輕發落，適用兩倍的賠償標準。
在原有的刑法抽象危險犯基礎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對相關罪名的罪狀表述進行了修改，將部分具體危險犯調整為抽象危險犯，這種危險犯的調整具體表現在生產、銷售假藥行為中。在原有的刑法中，認為生產、銷售假藥的行為會對人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的危害，屬于具體危險犯，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對人們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條件，使得生產、銷售假藥的犯罪行為變成藥品管理法的假藥犯罪，這樣不對這種行為是否能造成實際危害進行考慮，也不對這種行為的危害可能性進行考慮，使得生產、銷售假藥行為從具體危險犯變為抽象危險犯。
(二)危險犯范圍的外部擴張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危險犯的罪名，實現了危險犯范圍的對外擴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中增加了“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相互追逐情節惡劣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行為，處以拘役，并處罰金”，這實際上對社會上的“飆車”、“酒駕”等行為進行了刑法規制。追逐駕車和酒駕在情節要件上有一定的差別，追逐駕車會根據情節惡劣情況進行確定，而酒駕不需要根據情節惡劣情況判定，這兩種行為沒有犯罪結果的明確規定，顯然不屬于結果犯，同時追逐駕車和酒駕會對行車安全帶來危害，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增加了道路交通管理的難度，因此，追逐駕車和酒駕屬于危險犯。酒駕的罪狀描述主要是對駕駛員本身行為進行描述，沒有對身外的相關行為進行規定，這就將酒駕擬制為一種具體危害公共安全行為的意味，立法機關將酒駕行為推定為會對公共安全帶來危害，因此，可以將酒駕行為看成是一種抽象危險犯。對于追逐駕車行為，其危害性需要根據情節惡劣程度進行判定，不能簡單的將追逐駕車看成具體危險犯，在辨別追逐駕車行為的危險犯類別時，要在危險犯的基礎上，根據具體情況進行司法裁量，如果具備具體危險犯的實質特征，則將其判定為具體危險犯。
二、危險犯立法范圍變化的司法應對
對危險犯進行準確區分的主要原因是和一般的行為犯以及結果犯相比較，危險犯在證據審查中有一定的特殊性，同時在行使司法裁量權時，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具體來說，危險犯的特殊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危險犯的行為定性
更加關注行為本身對于一般的結果犯來說，由于罪犯的行為已經對社會、公民造成了實際危害，并且這種危害可以通過數量、傷情程度等進行量化，其犯罪結果證據也容易提取，因此，可以準確的揭示這種行為的實質危害性。危險犯和結果犯不同，其行為帶來的危害僅僅是現實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危害，沒有造成實質性的危害，這種危害可能是一個觀念，也可能是一種狀態，因此，危險犯的判定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對于抽象危險犯而言，其行為危害是一種擬制危害，更難以通過現實危害進行判定，同時在取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難點，因此，對于危險犯要更加關注行為本身體現的危害。危險犯行為的危害性可以從行為的具體時間、地點、工具、行為手段、行為動機等幾個方面進行判定。以生產、銷售假藥為例，這種行為的對社會穩定有很大的危害，如果這種行為正處于疫情擴散、戰亂等非正常時期，必然會對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造成影響，但這些都是立法推定的，最終判定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對于追逐駕駛行為，如果是超速追逐駕駛，并且在車輛中安裝有易燃易爆等危害物品，很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對公共安全造成危害，當行為人采用這些手段進行追逐駕駛時，需要將這些因素綜合以判斷其行為危險性。雖然犯罪動機是犯罪成立的選擇性要件，但犯罪動機能揭示行為人的主管惡性程度和實施危害行為的深層次原因，可以說關注行為動機，就是關注行為人。如生產、銷售假藥，動機如果是謀取私利，其危害性必然比惡意報復社會的危害性小，需要注意的是行為動機可能和案件本身沒有直接關系，只會對判斷行為危害性起到間接作用。
(二)要綜合判斷危險犯的裁量
危險犯行為定性判定結束后，會進入自由裁量司法環節，在具體的檢查工作中，體現為逮捕、，而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不僅涉及到法律，還關系到政策、民意等因素，因此，對于危險犯的自由裁量，要綜合判斷，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對于大多數犯罪可以通過限制解釋的方法進行犯罪圈限縮，甚至可以根據刑事政策，將部分犯罪行為按照非犯罪進行處理，這種嚴寬相濟的刑事政策并不是代表對所有的行為人都進行從輕處理，對于危險犯這種對公共安全、社會穩定有潛在風險的罪犯，要果斷的對其進行刑法規制。同時在評估危險犯的逮捕必要性和必要性時，要根據行為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是否會從抽象危險犯轉變為具體危險犯等進行綜合考慮。
出相應的對策。
二、我國銀行保險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1．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松散
目前我國的銀行保險主要以銀行兼業經營保險模式為主，是淺層次的合作，實質性的“戰略聯盟”不多。這種銀保之間的合作比較松散，缺乏長期利益紐帶，使合作過于短期化，隨意性強。松散的銀保合作模式制約了銀行保險業的縱深發展。
2．銀保產品同質、開發和創新滯后
銀保產品主要有投資分紅保險、意外傷害險、家庭財產保險和抵押貸款保險等險種，其中儲蓄和投資類保險占主要地位，據統計壽險業務中98%以上為分紅產品，產品同質化程度較高，真正意義上的保障類險種還未形成。產品的同質性，使得現有銀保產品與銀行自有產品之間存在競爭。銀保產品，尤其是儲蓄分紅型的產品具有很強的銀行儲蓄替代性，向消費者銷售此類產品，無疑將直接影響儲蓄的增加，這樣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響銀行自身業務的發展。
3．缺乏專業化的銀保銷售隊伍
作為聯系銀行和客戶紐帶的保險公司的銀保業務員，有時為了提高業績從而提高個人收入，不惜采取缺乏道德的不良手段，使得公司聲譽受損，進而影響整個銀行的聲譽。銀保產品的銷售由銀行網點的柜臺業務人員完成。銀行柜臺人員缺乏系統的保險知識。
4．技術落后
銀行保險的一個優勢在于讓客戶享有“一站式”便利快捷的金融服務，但目前我國銀行和保險公司的合作由于安全與技術等方面的因素，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系統尚未實現聯網操作，電子化管理水平參差不齊，信息不能互通。網絡不能連通，銀保業務的信息就不能及時處理和反饋，降低了銀行保險業務的處理速度。
5．相關法律、法規、監管制度不完善
監管制度跟不上銀行保險業的發展。一方面，銀監會和保監會的合作監管相對落后，各監管機構一般依照自己的監管職能進行監管，尚未對銀保業務開展合作監管進行更明確的規范。另一方面，銀行、保險機構相對于其他民事主體而言，業務、行為需要更多、更明確的規則和程序性規定。目前監管機構對銀保合作的方式、組織形式沒有明確規定，銀保合作責任承擔機制也不完善；在資格申報時要求的材料并不十分嚴格。銀行保險業務可能會出現一些新的風險因素，而這些風險因素在目前的法律制度下，銀監會和保監會并沒有特別的監管措施和風險分擔機制。
三、對我國銀行保險未來發展的對策分析
1．建立銀行和保險公司雙贏的戰略合作機制
銀行保險業的合作，必須創新銀保合作機制，通過資本的相互滲透，業務相互交叉，文化相互交融，產品相互融合等，最終過度到銀保綜合經營。在歐洲國家，銀行保險呈現一體化趨勢，銀行、保險公司除了在業務上合作外，還有資本上的聯合，甚至兩者本身就是一體的，這種深層次的合作有利于形成長期的、互利的合作關系，避免了許多利益沖突問題，也極大地促進了銀行保險的發展。因此，從長遠來看，“一對一”的長期戰略伙伴關系應是最佳的合作模式。
2．加大銀行保險產品的開發力度
在新產品的開發上，銀行和保險公司必須聯手，不能完全由保險公司獨自承擔，應有銀行的積極參與和配合。保險公司需要運用自己的人員和技術，在借鑒外國保險公司經驗，充分考慮我國需求特點的基礎上，研究開發出滿足客戶和市場需求的產品。只要開發的產品能將金融服務功能與保險保障功能有機的結合起來，必將受到市場的認可，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雙贏”。
3．建立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銀保產品營銷隊伍
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化銀保銷售隊伍，一方面，加強銀保銷售人員的培訓。另一方面，要立足長遠，積極搞好客戶經理隊伍建設。第三，銀行應考慮為銀行職員制定一個良好的激勵制度，將保險銷售指標納入業績考核體系中，切實激勵員工保險業務的積極性。
4．建立和完善信息網絡技術支持系統
建立和完善銀行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信息網絡系統，使銀行保險業務信息得到及時輸送和反饋，提高銀保業務處理質量和效率，是促進銀保業務發展的一個重要措施。
5．加強對銀行保險的監管和進一步健全法律法規體系
監管當局應根據銀保合作的既成事實制定一些有利的方案措施，爭取出臺更多的關于銀行保險合作方面的成文政策。即將的，《銀行保險業務人壽保險數據交換規范》涉及保險業和銀行業兩大領域，將是我國首個跨行業聯合的行業標準。對現有市場進行規范，堅決糾正誤導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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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臨床資料
患者男性，17歲，患者緣于4年前無意中發現雙側內各有約紅棗大小腫物，以“男性乳腺發育癥”收入我科。查體：雙側對稱，較同齡男性增大，皮膚未見異常，無紅腫，無橘皮樣改變，擠壓無溢液，雙側乳暈下均可觸及約7×7cm大小質韌腫物，無壓痛，表面光滑，界限清，與周圍組織無粘連，活動良好。雙側腋窩未觸及腫大的淋巴結。手術方式為乳腺腺體下緣做長約10cm弧形切口，做乳腺切除，于切口皮下放置引流條，病理結果回報：“雙側乳腺”符合男性乳腺發育癥。
3護理
3.1傷口護理對患者傷口要進行評估,詳細了解病情和傷口情況,制定最佳的治療方案,密切觀察患者傷口的分泌物、滲出物、傷口滲液的氣味，觀察其性質并初步判斷細菌的種類,必要時做細菌培養。①控制傷口感染：密切觀察患者傷口局部紅、腫、熱、疼及氣味情況,傷口局部應徹底清創,保持傷口引流通暢,根據細菌培養結果,遵醫囑靜脈輸注抗生素,防止炎癥擴散。②清理傷口:根據傷口情況進行清理,充分清除傷口內異物和壞死組織,用大量鹽水沖洗,然后用清創性敷料至基底層變為肉芽組織,清創性敷料可活化自體溶解過程。③保持傷口濕潤:保持傷口濕潤可維持細胞活動所必需的、最適宜的濕潤環境。④更換敷料:更換時以滲液的多少而定,以下次換藥時傷口內無大量滲液滯留為標準。填充敷料要注意松緊度,過緊會影響引流和血供,過松則使敷料不能與基底很好地接觸,降低敷料效用[2]。
3.2心理護理本例男性乳腺發育癥年齡小，正處青少年時期，對身體的變化很關注，同時易受外界影響。由于患者反復求醫,接受不同的治療方案與建議，對醫務人員不信任,對病情不認可,同時頻繁換藥增加了患者痛苦,使其易出現焦慮、緊張、抑郁等不良心理反應,對治療失去信心。故護理人員應關心、安慰患者,向其詳細講解有關疾病的相關知識,與患者溝通,耐心解答患者所提出的問題,提高其正確認識疾病和自我護理的能力,指出心理焦慮、緊張可降低人體的抗感染能力,影響人體免疫系統的功能,導致傷口延遲愈合,增加傷口感染機會。良好的心理狀態,可調動自身潛能,有助于傷口愈合。介紹處理傷口的先進方法及國內外對傷口處理的最新進展,介紹治療成功的病例,增強患者治療信心。
4結果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從國外引入銀行保險銷售模式以來，銀行保險發展迅速，成為壽險公司的重要銷售渠道。2003年，銀行保險占我國壽險保費收入的比重達到26％。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銀行保險在國內的發展減緩，2005年前10個月更是進入低迷狀態。2005年末起銀行保險一改近兩年的頹勢，出現迅猛上升的勢頭。2006年一季度，銀保業務量占到壽險公司總保費收入的33．9％，中國人壽股份公司的銀保收入同比上升了121％，占到新單保費收入的40％。銀行保險業務量的忽上忽下，表明我國銀行保險業務還不夠成熟，銀行和保險公司之間的合作基礎并不牢固。
從保險公司角度看，隨著保險公司的增多和競爭的加劇，銀行渠道成為稀缺資源，銀行由于其優勢地位而對合作保險公司手續費要價過高。據調查，保險公司支付給銀行的手續費大體在3％～3．5％的水平，個別渠道甚至達到4％。除手續費外，保險公司還須向銀保銷售人員支付激勵費用。此外，相當數量的商業銀行會對合作保險公司提出購買基金產品等不同要求。
從銀行角度看，各公司的銀行產品同質化現象嚴重，結構單一，主要產品一般為期限較短的躉繳型分紅產品，與銀行儲蓄產品相似進而構成競爭。此外，保險公司還有濫用銀行信譽之嫌。
從消費者的角度看，銀行保險誤導銷售問題仍十分突出。銀行保險的宣傳資料往往混淆了儲蓄和保險的界限，有的銷售人員夸大宣傳銀行保險產品的收益性，以錯誤的收益率計算方法誤導分紅產品客戶。另一方面，銀行保險的售后服務也不到位。各銀行機構保險大多為手工操作，保單流轉緩慢，客戶從投保到拿到保單通常需要一周左右的時間。同時由于現行銀行保險合作主要集中于柜臺銷售，其他方面的合作極少，大部分公司的查詢、契約保全、保單貸款、保單更改及理賠等服務項目，還只能在保險公司操作，從而使客戶感到十分不便。
進一步看，銀行保險發展困難的深層次原因是，銀行與壽險公司的合作缺乏長期利益共享機制，銀行尚未將銀行保險業務納入銀行發展的整體戰略框架，保險公司也只是簡單地將銀行保險作為一種銷售方式，側重利用銀行的品牌效應而忽視了自身品牌的維護和產品創新。因此，銀保合作只能在簡單銷售的低水平進行。在各公司產品差別不大的情況下，對銀行網點資源的爭奪就成為保險公司發展銀行業務的重要手段，而這種爭奪又主要體現在手續費的競爭上。銀行保險產品銷售成本的不斷攀升縮小了保險公司的利潤空間，加大了經營風險。
二、發展綜合經營對銀行保險業務的影響
由于綜合經營具有節約交易成本、分散金融風險和獲得協同效應等優勢，在市場競爭日趨加劇和金融機構加速轉型的環境下，通過穩步推進綜合經營來提高我國金融業競爭力已在上下達成共識。特別是隨著我國國有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的深化和內部治理的改善，商業銀行正在重構盈利模式，將經營重點轉向理財和零售業務。在這種情況下，發展綜合經營的內在要求更加迫切。在監管部門的支持下，近來金融業綜合經營的態勢日趨明顯。
綜合經營的實質是通過調整和改進業務結構，滿足客戶對金融服務的全方位需求，將過去需要多家金融機構才能提供的多種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集中到一家機構提供，從而使得客戶能夠得到質量和效率更高、成本費用更低的服務。換言之，就是要使客戶能從一個窗口購買更多的商品。因為研究表明，客戶從同一個金融機構購買的商品種類越多，他離開這家機構轉買別家金融商品的幾率也就越低。
對于金融機構來說，推進綜合經營活動，不僅要加強與其他金融行業的業務與經濟聯系，更要調整金融機構的內部構造，改進運行機制，以適應經營方式的變動和有效控制風險。從目前金融機構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以下一些調整動向：
一是從戰略的高度出發統籌規劃各類業務，重估不同業務的價值，調整業務發展方向和發展重點。同時整合、重組內部組織機構與管理流程，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綜合管理能力，全面提高人力資源、業務流程、客戶服務、風險管控、定價與成本等方面的管理水平。
二是改進營銷模式，使營銷組織由分散向高度統一轉變，營銷渠道由簡單的客戶經理服務向一攬子綜合金融服務轉變，營銷方式由僅依靠自身渠道向各類金融機構聯動、多渠道銷售轉變。
三是積極開發多樣性產品，將多種產品和服務集成組裝成多種“產品套餐”，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
四是改進技術系統，依托計算機和網絡系統的強大功能，實現數據大集中和信息處理的高效化，以迅速感知客戶需求，開發新產品、新服務，搶占市場和培養新客戶群。
在上述調整的過程中，無論對銀行還是保險公司來說，銀行保險的地位和作用都將發生變化。過去銀行保險對銀行只是一項簡單的業務，其手續費收入只是銀行利潤的一個渠道。今后銀行會越來越重視銀行保險對銀行自身發展的作用，將之納入銀行整體發展戰略格局，整合于銀行的銷售模式之中。過去銀行保險對壽險公司只是銷售產品、拓展市場的一個手段，未來保險公司將更加注重銀行保險的產品開發和配套服務，借助銀行巨大的客戶資源，細分市場和尋找潛在客戶，設計有特色的、對應于不同客戶需求的產品，逐步擺脫低水平價格競爭模式。更加注重通過發展銀行保險，降低對傳統人的依賴程度。更加注重與銀行實現信息、網絡等各項資源的共享，降低經營成本。
具體來看，今后銀行保險將朝著以下幾個方向發展。
一銀保合作將由簡單的初級方式轉向深層合作
實踐表明，簡單的銷售模式使得雙方缺乏長期的共同利益機制，難以建立穩固的合作關系，并成為保險公司之間過度競爭的誘因。隨著我國金融控股公司的發展，出于控股關系的銀保聯盟將產生和增加。銀保之間的合作將由柜臺銷售深入到售后服務、配套服務、數據資源共享等多個方面，根據產品的特性和目標客戶群的特點，選擇適合的銷售方式。通過深層合作，不僅使合作雙方的金融服務多元化、差異化、綜合化，還要通過融資、資金匯劃、聯合發信用卡等業務的合作，進一步挖掘客戶潛力，深入了解客戶需求，拓展雙方的業務空間和利潤空間。
二銀行銷售銀保產品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過去一家銀行往往同時銷售多家保險公司產品，人們常?？梢钥吹皆谝粋€銀行網點中多家保險公司營銷員爭奪客戶甚至互相詆毀，使得客戶無所適從，損害了銀行和保險的信譽。隨著金融控股集團的發展，今后部分銀行可能會從集團的整體利益出發，對關聯保險公司的產品實行專營。即便是繼續采取銷售協議模式的銀保合作，也有一部分會建立起排他性的長期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目前在有的地區，已經出現了網點與保險公司建立“一對一”關系的情況。此外，過去10年中銀行保險業務主要在五行一郵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交行、郵政儲蓄中展開，因為與其他類型的商業銀行相比，五行一郵具有無以比擬的網點優勢。但是近年來股份制等商業銀行發展迅速，尤其在高端客戶的理財業務方面已經占有競爭優勢。同時由于網絡技術和無線技術的發展，國外電話銷售和網絡銷售正在成為銀行的主流渠道，網點的重要性隨之降低，因此保險公司與股份制等其他類型商業銀行之間的銀行合作也會逐步得到發展。
三銀行保險產品范圍進一步拓展
如前所述，目前銀行保險的產品主要是短期躉繳型分紅產品，險種單一、雷同且與銀行儲蓄產品相似，不僅對銀行自身業務發展幾乎毫無幫助，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競爭關系，形成銀行產品與保險產品“兩張皮”現象。下一步銀行保險產品開發的核心將集中于兩個方面：
一是開發銀行主業關聯業務產品，例如辦理住房貸款時提供房屋保險、辦理中小企業貸款時提供業主壽險、辦理消費貸款提供信用保險、辦理汽車貸款時提供汽車保險、辦理匯兌業務時提供旅行或運輸保險等。這類業務是銀行自身業務的延伸，客戶也存在實際需求，產品開發和營銷的難度都不大。
二是開發全方位服務類產品，使保險產品與銀行產品相融合，為客戶提供更好的個人財富管理服務。為達此目標，通常銀行與保險公司之間需要共享客戶資料，共同進行新產品開發，甚至建立共同的產品庫。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職能急劇增加，為了有效履行廣泛的監督管理職責，越來越多的行政機關開始運用行政處罰手段。據調查，1991年，僅北京市
行政機關實施的處罰行為就達800多萬次，其中罰沒款物處罰700多萬次，折合金額9000多萬元，警告拘留違法人59.9萬人次，吊銷許可證、責令停業756起，拆除違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機關廣泛行使處罰
權，對于制止和糾正違法行為，維護社會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須承認，目前的行政處罰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現有處罰手段跟不上，難以制止和糾正日益增多的違法行為；二是行政機關亂設處罰、濫施處罰現象日益嚴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權益，也損害了法律尊嚴，影響了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為此，必須盡快制定一部行政處罰法，統一解決目前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具體而言，制定處罰法的作用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制定處罰法有利于監督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務。
由于缺少一部統一的行政處罰法，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遇到很多困難。（1）違法現象日益增多，行政機關現有處罰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藥違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時達1.3萬起，衛生檢疫違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為277起。對于酒后開車、超載運輸、道路遺撒等現象僅采用小額罰款已遠達不到制裁效果。（2）執行處罰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預和妨礙執法現象十分嚴重，據反映，北京市每年查處900萬起違法案件，除現場處罰外，有近500萬起處罰決定存在執行問題，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國工商行政管理系統1990年發生妨礙公務案件1.7萬起，造成13名執法人員死亡，754人重傷，35人致殘。（3）處罰制度不健全，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中，絕大多數都是對處罰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對行政處罰的依據、證據要求、程序、原則及幅度等內容的規定不統一、不明確，給行政機關造成較大被動，使法院也難以審查裁決。（4）由于財政體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機關處理罰沒款項做法不一，為違法截流、坐支、引誘相對人違法獲取財源大開方便之門。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制定一部行政處罰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處罰法有利于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機關亂設處罰、濫施處罰，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現象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行政機關隨意設定處罰權，超出法定幅度規定人身罰、財產罰，致使設卡罰款泛濫成災、勞役罰花樣翻新。許多縣、鄉、區自行設定各類處罰，嚴重破壞法制統一和法律尊嚴，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2）某些行政機關鉆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對罰款幅度規定或規定的幅度過寬、罰款上繳程序不嚴的情況下，顯失公正處罰相對人。坐支截流、非法獲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以罰款養執法"，以罰款解決獎金、福利，亂開財源的混亂現象，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3）行政機關處罰管轄權不明確，出現多個機關爭奪一項處罰權，"互相打架"。如海關與公安、工商對走私的處罰、食品衛生與質量監督對食品的管理、藥品與工商對藥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對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經常發生的摩擦糾紛。據統計，目前已有16對機關在處罰管轄權方面出現爭執和矛盾。由于多機關處罰和重復處罰，給公民法人帶來不公正的處罰后果。（4）行政處罰缺乏嚴格的程序限制和證據規則，出現大量罰款不開收據、扣押財產不列清單、吊銷許可證不說明理由、處罰不告知訴權等隨意處罰現象，侵犯權公民法人合法權益。因此，制定行政處罰法對于限制監督行政權力，保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三）制定處罰法對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訴訟法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實施，在事后監督行政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并沒有完全解決行政機關隨意設定處罰權、不公正行使處罰權的問題。實踐中迫切需要對處罰行為加以事前事中監督，避免違法處罰實施造成的損害。為此，制定一部處罰法，對行政機關享有什么處罰權、如何行使處罰權作出嚴格限制規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訴訟法實施，完善對行政行為的事先監督機制，也有利于維護和加強法制統一。
（四）制定處罰法對于轉變政府職能、糾正"為罰而罰"的傳統觀念，加快改革開放均有重要意義。
傳統上政府管理注重計劃與命令、強調制裁與禁止，助長了行政處罰中"為罰而罰"的不良觀念，忽視了說服與指導、服務與保障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這種傳統的管理經驗與觀念已經很難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管理模式?，F代經濟要求政府多服務，少計劃，多指導，少命令，多監督，少制裁。為此，必須改變目前這種多機關職能交叉、爭搶處罰權，為了罰款而罰款，忽視指導與服務的現狀。而重新劃分處罰權，轉變單一處罰職能、增強服務與指導觀念必須通過統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認為，制定行政處罰法的條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處罰條款多出自各部門的法律法規，因而完全可以通過修改部門法的方式解決行政處罰種類不齊、力度不夠、程序不全、執行不力等問題，不必另起爐灶制定一部統一的行政處罰法。加之行政處罰中存在的一事再罰、多機關爭奪處罰權、罰款流向不明等問題并不是缺少一部處罰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協調、行政組織權限不明、財政體制局限性、執法人員素質低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制定一部處罰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們認為；這些同志的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過于消極悲觀了。因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羅萬象、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棄它。行政處罰法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解決現存的問題。一是通過規定處罰設定權的歸屬來限制各級政府濫設處罰的權力，從而結束所有機關均可創設處罰的混亂現狀。二是通過規定處罰程序規則切實有效地保障受處罰人的合法權益，消除行政處罰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現象，同時也可以保證合法的行政處罰決定得以順利執行。
二、行政處罰立法中的幾個問題
（一）關于行政處罰的種類問題
行政機關普遍反映，現有處罰手段不夠，難以有效制裁違法相對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門僅憑罰款手段難以及時糾正建筑運輸單位的道路遺撒問題；漁政管理部門對外國船只進入我國漁域捕魚行為也往往束手無策；交通管理部門對酒后駕車行為也缺乏有效處罰手段。為此，我們主張在處罰法中增加幾種新的處罰手段，同時對現有一些處罰手段加以修改和調整。例如，申誡類處罰應建立警告登記和累積轉罰制度，對多次受過申誡罰的違法人應轉換適用更重一類的處罰。規定申誡罰的必要公開制度，使之發揮有效的威懾力。財產罰應解決罰款幅度過大、隨意性強、流向不明的問題。建議將罰款的決定機關與執行機關分離開來，避免處罰者獲益不處罰者失職的現象。將沒收非法所得、扣押
、變賣、銷毀等措施納入處罰手段范圍。行為罰部分則需解決"責令賠償""責令履行某種義務"等決定的性質問題，特別要解決"責令性決定的"的執行問題。增加勞役罰內容，通過恢復原狀等勞役措施教育違法人。除此而外，應當明確行政機關適用人身罰具備的條件和范圍，規定除公安機關外，其他任何機關均不得適用人身罰手段。
至于如何在處罰法中規定處罰種類，我們認為應當采用歸類與列舉并用的方式。即規定行政機關可以采用申誡罰、財產罰、行為罰、人身罰的同時，還應規定幾種主要處罰形式的適用方式，如警告登記累積制度，罰款決定與收繳分離制度、拘留處罰的傳喚、訊問、取證制等。
（二）行政處罰種類的設定問題
行政處罰事關重大，只有特定層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規定處罰種類。對哪些機關有權設定哪類處罰，理論和實踐界有較大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有權規定處罰，人身罰只能由法律規定，其他任何機關及組織都無權規定并適用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根據目前我國立法現狀，取消規章的處罰設定權是不合適的，因為規章是多數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而且已經規定了不同形式的處罰，因此，應當允許規章設定一些非人身罰。還有同志認為，既然法津賦予地方政府諸多的管理職責，并允許市、縣、鄉制定在本地區內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那么就應當認可地方政府設定部分處罰的權力，體現"權責一致"原則。
我們認為，行政處罰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財產權益，必須由特定的立法機關規定，這是保障人權，維護法制統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機關規定處罰必須有法律授權，而且授權的范圍和規定處罰的行政規范必須受一定的限制。從我國目前處罰設定狀況看，由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依據法律授權設定部分處罰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權方面設定處罰。其他行政規范可依授權規定一些實施細則和標準，而不能創設處罰權。
除對設定處罰的機關作一定限制，還應該對設定處罰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機關都不得通過非正式的規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術標準、規程設定行政處罰權。
三）行政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
關于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理論和實務界有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行政管理權與處罰權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力，行使兩類權力的機關應當分離。至于分離到什么程序，有兩種方案，一是相對分離，在同一個機關內，行使管理權的機構與行使監督處罰權的機構分離開，使監督處罰機構專司處罰及執行，不進行一般管理活動。二是完全分離，行政管理機關與監督處罰機關完全分開。各機關原有的處罰權從管理部門分離出來，組成若干相對獨立的綜合監督處罰機構。如目前地方從城建、交通、衛生、公安、稅務、工商部門分離出來的綜合執法隊、市容監察組織等就屬這一類。
另一種意見認為，管理權和處罰權是不可分離的兩項權力，處罰權是行政管理權的一部分。例如，許可證管理中，吊銷許可證是處罰的一種形式，但是，很難將吊銷權從許可證管理權中分離出來。
解決好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有利于減少行政處罰管轄沖突，也可以保證一事不再罰原則的貫徹實施。例如，由多機構組成的統一市容管理組織負責維護市容的各項工作，不僅減少多機并爭奪管轄權的現象，而且能夠避免就某一違法行為進行兩次以上的處罰。
（四）法規競合與一事不再罰原則
一個行為違反兩個以上法律規范的，行政機關應如何處罰，這是一個法規競合行為。例如，某人用毒藥制成的誘耳在漁塘捕魚的行為，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漁業法、環境保護法等多個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權交叉重疊、法規不斷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各個行政機關依據各自的法律對某一行為分別作多次處罰，顯然有失公允。對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罰原則"。即對某一違法事件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的處罰。但對"一事"的理解不盡相同。較窄的理解是一個行為違反一個法律規范為"一事"，較寬的理解是一個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為，每一事都可以進行不同層次的多次劃分，而且處罰機關也不止一個，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罰"原則難以成立。
我們認為，一事不再罰原則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權益，防止行政機關專橫武斷的重要原則，應當在行政處罰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圍如何界定，必須考慮目前處罰機關職權交叉重疊的現狀。為避免行政執法機關失職不處罰或越權濫處罰，應當將"一事"界定于"一個行為違反一個法律"的范圍之內。例如，某司機出車時被交通警察以尾燈不
亮為由處罰一次，在他駕車回單位期間，交通部門不得以同樣理由再次處罰該司機。
那么如何解決因一個行為受多次處罰的問題，目前有兩個方案：一是參照刑法中法規競合理論采用"重罰吸收輕罰"方式處理，即一個違法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由其中量罰最重的機關處罰。但這種方式
存在一個問題，即會出現各機關爭奪或推脫處罰權、互不通氣現象。第二個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執法機關，改變傳統上"一個機關執行一部法律"的習慣，將擁有相同或類似職權的行政機關合并，由綜合性執法機關對同一違法行為進行"重罰吸收輕罰"的選擇性處罰。我們認為這種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處罰權的委托問題
行政處罰權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財產權，應由法律規定的有權行政機關行使。但是，由于個別部門執法任務重、條件跟不上，遂將自己的處罰權委托給下級機關和所屬機構同級其他機關，非行政機關、個人去行使。隨著委托處罰權現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價、城建、計劃生育、公安等部門執法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第一，誰有權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機關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將自己的處罰權委托出去。委托機關必須是依法享有處罰權的機關。本身沒有處罰權或其處罰權來自其他機關委托的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機關委托的鄉（鎮）政府不得再將其處罰權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須符合什么條件？委托必須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同時也必須符合其他定法條件。第三，委托應履行哪些手續？有些行政機關向個人組織委托處罰權時不辦理任何手續，致使委托隨意性增加，委托后責任不明確。為此，應通過立法明確委托處罰權的必經程序，如簽定委托書、劃分雙方責任，約定委托權限、范圍及期限。第四，委托處罰的責任歸屬如何？目前委托處罰的責任并不明確，具體做法也不一樣。例如委托權限內的處罰行為由誰負責？委托權限以外責任由誰承擔？有同志認為，無論處罰是否超出委托權限，都應由委托機關負責。第五，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是否無須委托行使行政機關的權力？有同志認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等擔負大量行政職責，相當于一級行政機關，但又沒有明確的執法主體地位，引訟被告資格的混亂。為此，應當明確其獨立執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續。
（六）行政處罰程序問題
行政處罰程序不完備是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處罰程序種類不全、沒有關于溯及力和時效的統一規定、證據規則不明確、缺乏有效的執行措施和執行保障、協助執行不力等。
1.程序種類不齊全。行政處罰是針對不同程序、情節、條件的違法行為實施的制裁，可以分為幾種類型：普通處罰程序，即通過正常程序實施的處罰，原則上應履行通知、訊問、聽證、制作處罰裁決等程序；特別處罰程序，對緊急情況下或是非清楚的現場違法行為實施的處罰，如強行制止、糾正、現場處罰等。特別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續，如通知、聽證等，但有的事后應補正。
2.時效規定少。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必須有時間限制，即超過追究時效，不應再施處罰。治安處罰條例規定為6個月，是否該時效規定也適于其他種類的處罰？我們認為立法原則上可規定為6個月，其他法律法規另規定的除外。
3.處罰適用規范的溯及力不明確。行政機關適用的法律、法規前后規定不一致的，處罰應本著"從舊兼從輕"原則。對于法律實施以前的違法行為，不適用新法律處罰。對過去開始，持續到新法律實施后的違法行為，應適用較輕的法律予以處罰。
4.證據規則不明確。行政處罰往往涉及轉瞬即逝的違法行為，難以收集到明白無誤、雙方當事人共同認可的證據。加上行政證據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行政機關根據現有條件，也無法象刑事偵查一樣，收集到準確完整的證據。為此，應當確立
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文化事業的迅速發展，行政機關的監督管理職能急劇增加，為了有效履行廣泛的監督管理職責，越來越多的行政機關開始運用行政處罰手段。據調查，1991年，僅北京市
行政機關實施的處罰行為就達800多萬次，其中罰沒款物處罰700多萬次，折合金額9000多萬元，警告拘留違法人59.9萬人次，吊銷許可證、責令停業756起，拆除違章建筑2000多起。行政機關廣泛行使處罰
權，對于制止和糾正違法行為，維護社會秩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必須承認，目前的行政處罰也存在一些問題：一是現有處罰手段跟不上，難以制止和糾正日益增多的違法行為；二是行政機關亂設處罰、濫施處罰現象日益嚴重，侵犯了公民法人合法權益，也損害了法律尊嚴，影響了政府和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為此，必須盡快制定一部行政處罰法，統一解決目前實踐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具體而言，制定處罰法的作用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制定處罰法有利于監督保障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職權，有效完成行政管理任務。
由于缺少一部統一的行政處罰法，行政機關在行使職權遇到很多困難。（1）違法現象日益增多，行政機關現有處罰手段制止不力。如制造假藥違法案件1986年2000多起，1990年時達1.3萬起，衛生檢疫違法案1990年177起，1991年上升為277起。對于酒后開車、超載運輸、道路遺撒等現象僅采用小額罰款已遠達不到制裁效果。（2）執行處罰缺乏有力手段，非法干預和妨礙執法現象十分嚴重，據反映，北京市每年查處900萬起違法案件，除現場處罰外，有近500萬起處罰決定存在執行問題，完全推到法院是不可想象的。全國工商行政管理系統1990年發生妨礙公務案件1.7萬起，造成13名執法人員死亡，754人重傷，35人致殘。（3）處罰制度不健全，引發的行政訴訟案件逐年增多。法院受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中，絕大多數都是對處罰不服引起的，但由于立法對行政處罰的依據、證據要求、程序、原則及幅度等內容的規定不統一、不明確，給行政機關造成較大被動，使法院也難以審查裁決。（4）由于財政體制和立法不配套，致使行政機關處理罰沒款項做法不一，為違法截流、坐支、引誘相對人違法獲取財源大開方便之門。為了解決上述問題，制定一部行政處罰法已非常必要。
（二）制定處罰法有利于保護公民法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缺少法律限制，行政機關亂設處罰、濫施處罰，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的現象十分嚴重，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1）行政機關隨意設定處罰權，超出法定幅度規定人身罰、財產罰，致使設卡罰款泛濫成災、勞役罰花樣翻新。許多縣、鄉、區自行設定各類處罰，嚴重破壞法制統一和法律尊嚴，侵犯公民法人合法權益。（2）某些行政機關鉆法律空子，在法律缺乏對罰款幅度規定或規定的幅度過寬、罰款上繳程序不嚴的情況下，顯失公正處罰相對人。坐支截流、非法獲利。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以罰款養執法"，以罰款解決獎金、福利，亂開財源的混亂現象，嚴重影響了政府形象。（3）行政機關處罰管轄權不明確，出現多個機關爭奪一項處罰權，"互相打架"。如海關與公安、工商對走私的處罰、食品衛生與質量監督對食品的管理、藥品與工商對藥品的管理、土地和城建對非法建筑的管理等經常發生的摩擦糾紛。據統計，目前已有16對機關在處罰管轄權方面出現爭執和矛盾。由于多機關處罰和重復處罰，給公民法人帶來不公正的處罰后果。（4）行政處罰缺乏嚴格的程序限制和證據規則，出現大量罰款不開收據、扣押財產不列清單、吊銷許可證不說明理由、處罰不告知訴權等隨意處罰現象，侵犯權公民法人合法權益。因此，制定行政處罰法對于限制監督行政權力，保護公民法人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
（三）制定處罰法對于健全法制，配合行政訴訟法實施具有重要意義。
行政訴訟法的頒布實施，在事后監督行政行為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并沒有完全解決行政機關隨意設定處罰權、不公正行使處罰權的問題。實踐中迫切需要對處罰行為加以事前事中監督，避免違法處罰實施造成的損害。為此，制定一部處罰法，對行政機關享有什么處罰權、如何行使處罰權作出嚴格限制規定，有利于配合行政訴訟法實施，完善對行政行為的事先監督機制，也有利于維護和加強法制統一。
（四）制定處罰法對于轉變政府職能、糾正"為罰而罰"的傳統觀念，加快改革開放均有重要意義。
傳統上政府管理注重計劃與命令、強調制裁與禁止，助長了行政處罰中"為罰而罰"的不良觀念，忽視了說服與指導、服務與保障的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這種傳統的管理經驗與觀念已經很難適應現代商品經濟管理模式?，F代經濟要求政府多服務，少計劃，多指導，少命令，多監督，少制裁。為此，必須改變目前這種多機關職能交叉、爭搶處罰權，為了罰款而罰款，忽視指導與服務的現狀。而重新劃分處罰權，轉變單一處罰職能、增強服務與指導觀念必須通過統一的立法才能完成。
有同志認為，制定行政處罰法的條件尚不成熟。目前行政處罰條款多出自各部門的法律法規，因而完全可以通過修改部門法的方式解決行政處罰種類不齊、力度不夠、程序不全、執行不力等問題，不必另起爐灶制定一部統一的行政處罰法。加之行政處罰中存在的一事再罰、多機關爭奪處罰權、罰款流向不明等問題并不是缺少一部處罰法造成的，而是立法缺乏協調、行政組織權限不明、財政體制局限性、執法人員素質低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造成的，要解決這些問題，也不是制定一部處罰法就得以根除的。
我們認為；這些同志的看法雖有一定道理，但過于消極悲觀了。因為任何法律都不能是一部包羅萬象、醫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但不能因為它作用有限而完全舍棄它。行政處罰法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解決現存的問題。一是通過規定處罰設定權的歸屬來限制各級政府濫設處罰的權力，從而結束所有機關均可創設處罰的混亂現狀。二是通過規定處罰程序規則切實有效地保障受處罰人的合法權益，消除行政處罰的任意性和不公正現象，同時也可以保證合法的行政處罰決定得以順利執行。
二、行政處罰立法中的幾個問題
（一）關于行政處罰的種類問題
行政機關普遍反映，現有處罰手段不夠，難以有效制裁違法相對人。例如，市容管理部門僅憑罰款手段難以及時糾正建筑運輸單位的道路遺撒問題；漁政管理部門對外國船只進入我國漁域捕魚行為也往往束手無策；交通管理部門對酒后駕車行為也缺乏有效處罰手段。為此，我們主張在處罰法中增加幾種新的處罰手段，同時對現有一些處罰手段加以修改和調整。例如，申誡類處罰應建立警告登記和累積轉罰制度，對多次受過申誡罰的違法人應轉換適用更重一類的處罰。規定申誡罰的必要公開制度，使之發揮有效的威懾力。財產罰應解決罰款幅度過大、隨意性強、流向不明的問題。建議將罰款的決定機關與執行機關分離開來，避免處罰者獲益不處罰者失職的現象。將沒收非法所得、扣押
、變賣、銷毀等措施納入處罰手段范圍。行為罰部分則需解決"責令賠償""責令履行某種義務"等決定的性質問題，特別要解決"責令性決定的"的執行問題。增加勞役罰內容，通過恢復原狀等勞役措施教育違法人。除此而外，應當明確行政機關適用人身罰具備的條件和范圍，規定除公安機關外，其他任何機關均不得適用人身罰手段。
至于如何在處罰法中規定處罰種類，我們認為應當采用歸類與列舉并用的方式。即規定行政機關可以采用申誡罰、財產罰、行為罰、人身罰的同時，還應規定幾種主要處罰形式的適用方式，如警告登記累積制度，罰款決定與收繳分離制度、拘留處罰的傳喚、訊問、取證制等。
（二）行政處罰種類的設定問題
行政處罰事關重大，只有特定層級的國家機關才有權規定處罰種類。對哪些機關有權設定哪類處罰，理論和實踐界有較大爭議。一種意見認為，只有法律、法規有權規定處罰，人身罰只能由法律規定，其他任何機關及組織都無權規定并適用處罰。另一種意見認為，根據目前我國立法現狀，取消規章的處罰設定權是不合適的，因為規章是多數行政機關的執法依據，而且已經規定了不同形式的處罰，因此，應當允許規章設定一些非人身罰。還有同志認為，既然法津賦予地方政府諸多的管理職責，并允許市、縣、鄉制定在本地區內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那么就應當認可地方政府設定部分處罰的權力，體現"權責一致"原則。
我們認為，行政處罰涉及公民、法人基本人身財產權益，必須由特定的立法機關規定，這是保障人權，維護法制統一的基本前提。行政機關規定處罰必須有法律授權，而且授權的范圍和規定處罰的行政規范必須受一定的限制。從我國目前處罰設定狀況看，由最高行政機關國務院依據法律授權設定部分處罰是必要的，但只能就非人身權方面設定處罰。其他行政規范可依授權規定一些實施細則和標準，而不能創設處罰權。
除對設定處罰的機關作一定限制，還應該對設定處罰的文件加以限制，即任何機關都不得通過非正式的規范性文件，如政策、通知、技術標準、規程設定行政處罰權。
（三）行政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
關于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理論和實務界有二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行政管理權與處罰權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權力，行使兩類權力的機關應當分離。至于分離到什么程序，有兩種方案，一是相對分離，在同一個機關內，行使管理權的機構與行使監督處罰權的機構分離開，使監督處罰機構專司處罰及執行，不進行一般管理活動。二是完全分離，行政管理機關與監督處罰機關完全分開。各機關原有的處罰權從管理部門分離出來，組成若干相對獨立的綜合監督處罰機構。如目前地方從城建、交通、衛生、公安、稅務、工商部門分離出來的綜合執法隊、市容監察組織等就屬這一類。
另一種意見認為，管理權和處罰權是不可分離的兩項權力，處罰權是行政管理權的一部分。例如，許可證管理中，吊銷許可證是處罰的一種形式，但是，很難將吊銷權從許可證管理權中分離出來。
解決好管理權與處罰權的關系，有利于減少行政處罰管轄沖突，也可以保證一事不再罰原則的貫徹實施。例如，由多機構組成的統一市容管理組織負責維護市容的各項工作，不僅減少多機并爭奪管轄權的現象，而且能夠避免就某一違法行為進行兩次以上的處罰。
（四）法規競合與一事不再罰原則
一個行為違反兩個以上法律規范的，行政機關應如何處罰，這是一個法規競合行為。例如，某人用毒藥制成的誘耳在漁塘捕魚的行為，可能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漁業法、環境保護法等多個法津。在目前行政管理權交叉重疊、法規不斷增多的情況下，如果允許各個行政機關依據各自的法律對某一行為分別作多次處罰，顯然有失公允。對此，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罰原則"。即對某一違法事件不得給予兩次以上的處罰。但對"一事"的理解不盡相同。較窄的理解是一個行為違反一個法律規范為"一事"，較寬的理解是一個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也算"一事"。由于每一行為，每一事都可以進行不同層次的多次劃分，而且處罰機關也不止一個，所以，也有人提出"一事不再罰"原則難以成立。
我們認為，一事不再罰原則是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權益，防止行政機關專橫武斷的重要原則，應當在行政處罰法中占有一席之地。至于"一事"的范圍如何界定，必須考慮目前處罰機關職權交叉重疊的現狀。為避免行政執法機關失職不處罰或越權濫處罰，應當將"一事"界定于"一個行為違反一個法律"的范圍之內。例如，某司機出車時被交通警察以尾燈不
亮為由處罰一次，在他駕車回單位期間，交通部門不得以同樣理由再次處罰該司機。
那么如何解決因一個行為受多次處罰的問題，目前有兩個方案：一是參照刑法中法規競合理論采用"重罰吸收輕罰"方式處理，即一個違法行為違反多個法律規范，由其中量罰最重的機關處罰。但這種方式
存在一個問題，即會出現各機關爭奪或推脫處罰權、互不通氣現象。第二個方案是重新整合行政執法機關，改變傳統上"一個機關執行一部法律"的習慣，將擁有相同或類似職權的行政機關合并，由綜合性執法機關對同一違法行為進行"重罰吸收輕罰"的選擇性處罰。我們認為這種方案是合理且可行的。
（五）行政處罰權的委托問題
行政處罰權涉及公民法人的人身財產權，應由法律規定的有權行政機關行使。但是，由于個別部門執法任務重、條件跟不上，遂將自己的處罰權委托給下級機關和所屬機構同級其他機關，非行政機關、個人去行使。隨著委托處罰權現象日益增多，交通、市容、物價、城建、計劃生育、公安等部門執法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第一，誰有權委托？并不是任何行政機關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將自己的處罰權委托出去。委托機關必須是依法享有處罰權的機關。本身沒有處罰權或其處罰權來自其他機關委托的組枳不得委托。例如，接受公安機關委托的鄉（鎮）政府不得再將其處罰權委托他人行使。第二，委托必須符合什么條件？委托必須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同時也必須符合其他定法條件。第三，委托應履行哪些手續？有些行政機關向個人組織委托處罰權時不辦理任何手續，致使委托隨意性增加，委托后責任不明確。為此，應通過立法明確委托處罰權的必經程序，如簽定委托書、劃分雙方責任，約定委托權限、范圍及期限。第四，委托處罰的責任歸屬如何？目前委托處罰的責任并不明確，具體做法也不一樣。例如委托權限內的處罰行為由誰負責？委托權限以外責任由誰承擔？有同志認為，無論處罰是否超出委托權限，都應由委托機關負責。第五，行政機關的派出機構是否無須委托行使行政機關的權力？有同志認為，目前大城市的街道辦事處、派出所等擔負大量行政職責，相當于一級行政機關，但又沒有明確的執法主體地位，引訟被告資格的混亂。為此，應當明確其獨立執法的地位，不必履行一般委托手續。
（六）行政處罰程序問題
行政處罰程序不完備是比較嚴重的一個問題。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處罰程序種類不全、沒有關于溯及力和時效的統一規定、證據規則不明確、缺乏有效的執行措施和執行保障、協助執行不力等。
1.程序種類不齊全。行政處罰是針對不同程序、情節、條件的違法行為實施的制裁，可以分為幾種類型：普通處罰程序，即通過正常程序實施的處罰，原則上應履行通知、訊問、聽證、制作處罰裁決等程序；特別處罰程序，對緊急情況下或是非清楚的現場違法行為實施的處罰，如強行制止、糾正、現場處罰等。特別程序可以省略某些手續，如通知、聽證等，但有的事后應補正。
2.時效規定少。對違法行為的處罰必須有時間限制，即超過追究時效，不應再施處罰。治安處罰條例規定為6個月，是否該時效規定也適于其他種類的處罰？我們認為立法原則上可規定為6個月，其他法律法規另規定的除外。
3.處罰適用規范的溯及力不明確。行政機關適用的法律、法規前后規定不一致的，處罰應本著"從舊兼從輕"原則。對于法律實施以前的違法行為，不適用新法律處罰。對過去開始，持續到新法律實施后的違法行為，應適用較輕的法律予以處罰。
4.證據規則不明確。行政處罰往往涉及轉瞬即逝的違法行為，難以收集到明白無誤、雙方當事人共同認可的證據。加上行政證據涉及專業技術問題，行政機關根據現有條件，也無法象刑事偵查一樣，收集到準確完整的證據。為此，應當確立
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的后現代性很少有人提起，學者更多地是對經濟法的現代性給予了關注。而筆者認為，經濟法卻是后現代之法，具有濃厚的后現代性。本文擬從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內涵出發，對此進行論證。
一、經濟法的現代性之誤解
綜合學者的觀點①來看，主要是從歷史起點、內在精神以及制度構成三個方面說明經濟法與傳統部門法的聯系與差異，以闡釋經濟法現代性。其基本思路是：從經濟法內在和外在的特殊性出發，分析其與傳統法律部門的差異，從而得出經濟法現代性的結論。然而是否可以僅僅因為與傳統法律部門的“傳統性”差異就冠之以現代性之名？筆者認為，答案是否定的。要分析經濟法是否具有現代性，應當從什么是現代性談起。
首先，從時間角度來看，在今天，現代性主要是指大約從17世紀開始以來的這一段歷史演變時期或這個時期的人與事物所具有的性質或狀態。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的影響。②”學者宋林飛也指出，“現代性是一個歷史斷代的術語，是指接踵中古世紀或封建制度而來的新紀元，涉及各種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以及文化的轉型。③”其次，現代性還可以從外在的社會結構層面上來理解。韋伯認為，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區分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關鍵?；诠ぞ吆侠硇院蛢r值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的區分，他認為現代性主要表現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F代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就是以形式理性為核心觀念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而建構起來的，因而現代性在社會結構上表現為社會規范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再次，現代性還指向貫穿在現代社會生活過程中的，支配社會政治、經濟等領域的歷史變遷的某種內在精神。正如舍勒所指出，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不僅是環境和制度的轉化，而且是人自身的轉化，這是一種發生在人的“靈魂和精神中的內在結構的本質性轉化”④。隨著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結構轉型，人們對自由的追求越來越彰顯出來。哈貝馬斯曾經這樣刻畫了現代性的“自由”：“現代性首先是一種挑戰。從實證觀點看，這個時代深深地訂上了個人自由的烙印，表現在三個方面：作為科學的自由，作為自我決定的自由，還有作為自我實現的自由。⑤”總之，現代性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具有內在張力的整體性概念，理性是現代性的核心觀念，自由則是其根本價值。
社會的現代性也必然會引起法的現代性，法的現代性又以現代性為價值取向和追求目標，兩者是緊密相連的。法的現代性包含了現代社會中法的共同特征，其核心要義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形式理性，形式理性主張“法律主治”和對法律的絕對服從，強調法律中排除宗教和道德等實質性價值判斷以及法律面前人人都有形式上的平等，強調市民社會與國家的明確分野，主張消極自由的保護和正當程序，從而對遏制國家權力擴張、捍衛私人權利和自由起到了重要而關鍵的作用。二是理性經濟人。理性經濟人“舍卻了其固有的經濟上的、政治上的和知識結構上的區別⑥”，從而是具有人格獨立、理性自由和功利主義精神的“自然人”，能夠對自己的生命、價值和社會秩序負責，并且通過每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來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而法律則只需要提供足夠的發展空間和自由、平等競爭的規則即可。三是個人自由?，F代性觀念體現的是一種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權利本位觀，體現了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市民社會的內在氣質。
從以上來看，法的現代性實際上是對人的主體性的確認和對理性精神的弘揚，這一信念直接促動了現代法治信仰和私法文化精神的形成。可以說，私法文化精神才是法的現代性觀念中孕育的自由精神和理性精神等價值理念的必然表現或延伸。而經濟法是公法與私法融合互動的產物，并不必然屬于公法或者私法，而是由于兩者的互動而催生的新興法域——社會法域的獨立法律部門，因而與現代性以及法的現代性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可以說，現代性并非經濟法的特性。
二、經濟法的后現代性之確認
現代性的理性、自由精神對人類社會的“祛魅化”、理性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尤其是20世紀中葉之后，人類所面臨的越來越多的困境和難題顯示了現代性的危機，例如人類精神家園的喪失，工具理性的膨脹導致生態環境的惡化，功利主義日漸泛濫，政治系統的官僚化的形成，等等。為此，人們不得不對現代性進行重新的審視和反思。最為突出的是后現代主義者高舉批判的大旗，展開了對現代性的反思和解構，反對現代主義對基礎、權威、統一的迷戀和對主體中心論的確認，強調的是破碎化、非連續性、散播性、多元性和批判性。因此，與現代性不同的是，后現代性并不是以時間為基礎的概念，它不是位于日歷上的處于前現代和現代之后的一個時代，而是代表了一種現代之后的精神狀態，是對以知識至上為主要特征的后工業社會的精神回應。盡管后現代性在基本傾向上是持一種與理性決裂的態度，但是后現代性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并非是“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對現代性的繼承與揚棄的基礎上的。這恰如臺灣學者高宣揚所說的：“不管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們賦予‘現代性’什么樣的內容和意含，他們都以批判現代性為己任。——‘后現代’孕育于‘現代性’內部，而又不斷地進行自我超越。⑦”實際上，后現代性是隨著社會及其需求的變遷而發生的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的轉換，是人們面對現代社會日益顯露出來的危機所做出的理論上的批判與反思。除去這一點以外，后現代性與現代性所具有的人文關懷和和終極指向并沒有差別，都旨在實現人的真正自由、平等和幸福。因此“已被宣布為后現代性的東西，實際上并不構成現代性的斷裂，而只是一種‘激進化’形式或者說‘高’形式的現代性。⑧”
后現代性同樣對法學理論的變革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諾尼特和塞爾茲尼克主張建立回應性法，圖伯納主張建立反應性法，從而對現代新觀念下法律理念的進行反思及重建。在法學領域，后現代性觀念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形式理性的提升——實質理性的弘揚。由于形式理性最終主張的只是一種形式平等，因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尤其是在進入壟斷資本主義以后，法律的形式理性在社會現實面前愈來愈尷尬。人們愈來愈主張突破形式化的自由、平等，強化對自由和權利的實質性保護，從而出現了從形式理性走向實質理性的傾向。其二，理性經濟人的反思——社會人的提出。
理性經濟人的假設隨著社會變遷使得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利益、理性追求發生了扭曲和變異。社會人的假設逐漸取代經濟人假設而被提出。在社會人的假設中，人是真實的人、本來的人、生活中的人，是法律對權利和義務進行規范的真實基礎。以此出發
所進行的法律制度框架設計，才是真正體現人的自由、平等、權利和理性精神。其三，對個人自由的質疑——自由精神的重塑。極端個人自由的實踐使得自由變成了不被剝奪的先占、利用和揮霍的權利，而“法律也隨即成為‘適用于獅子和公?！膲浩刃苑散帷薄：蟋F代性的法律思維強調以社會本位的價值信念來克服和修補自由主義的個人本位缺陷，而不是完全否認自由。實際上，縱觀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自由精神歷經了由前現代社會的政治共同體自由、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自由再向社會本位自由的轉向。以社會本位的自由為目標而建立的社會不再是個人主義精神、適者生存的社會，而是對人的主體性和人的基本自由權利與以關懷的社會。正如后現代性是對現代性的提高，法的后現代性是對于建基在現論之上的法治理論的批判，從而有助于適應時代要求的法治理論的重建。
從以上對后現代性以及法的后現代性的闡釋來看，經濟法的產生、成長過程正是對對現代性進行反思、重建過程的寫照。首先，在經濟法領域，自由不再是現代性的個體自由和形式自由，而是社會自由、實質自由。經濟法能夠站在社會整體的高度，以社會自由為出發點和目標，對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進行協調，抑制自由的濫用，從而有效避免和抑制自由市場經濟中產生的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信息的不完全性等諸問題。在經濟法領域，對自由的追求不再表現為直接的、絕對的個人自由，而是更高層次、更具普遍性的社會自由。此外，實質自由是經濟法自由精神的又一個側面。經濟法是國家徹底擺脫了守夜人的角色，強調國家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應該發揮積極的作用，使其承擔了更多的經濟職能，并且以法律制度的形式確認了國家適度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經濟法通過由有限政府向有效政府的扭轉，尋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協調，為每個人都能成為自己的主人，獲得自我的實現提供現實的條件和手段，體現了一種實質自由理念。
其次，經濟法對經濟主體的參與作用十分重視。在領域，早已有學者⑩認為，應大部分政治和社會理論的主要關注及其對于揭示我們集體生活的潛在現實的關注，轉變到從設計者即公民的觀點進行分析，并以此為出發點建立一種較廣泛的社會科學來補充理性重建的不足。這表明在領域，學者已開始關注公民參與權力的有效運用問題。實際上在經濟法領域也是如此。經濟法吸收了后現代法律的主體觀念，在這個領域，人們不再是消極的防御者，而是以投資者、消費者、經營者、勞動者等身份積極參與經濟運行。同時，作為單個個人的經濟主體在參與市場經濟的同時，還積極“尋找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11)”，經濟自治團體便是這一結合的典型形式，它是連接政治國家與社會的橋梁，使得國家與社會之間建立了一種功能上的互補機制和互動結構，形成了其與政府之間、與其成員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一方面，經濟自治團體承擔了越來越多的原應由國家履行的經濟功能，在滿足社會經濟多元化要求的同時，可以通過其自我保障機制在相當程度上制約了國家權力，為國家不恰當地介入私人領域設置了一道屏障，有效地維護了其成員的自由權利，進而促進社會自由的實現；另一方面，經濟自治團體是市場主體組織化的結果，它可以通過自律機制和協調機制來有效解決各成員之間自由權利的矛盾沖突，有效地制約了市場的盲目性等缺陷，從而實現個人自由的最大化。正是在此意義上，作為經濟法主體的經濟自治團體表明了其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張顯了經濟法的后現代性。
再次，從形式上看，經濟法實現其立法目標的手段主要表現為確認和規范政府干預，即經濟法不僅確認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同時規定制約政府干預經濟權力的措施，從而通過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徑，使政府經濟權力的實際運行有利于維護和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經濟權利的實現，同時又給予經濟主體以自由的空間。其一是明確了國家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對國家的經濟權力予以確認。現代性的形式理性和個人自由的張揚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帶來了一系列問題，例如共物品的不可能性、信息的不對稱、分配的不公平等。而這些問題是依據傳統部門法理論和規范不能有效地予以解釋和解決的。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經濟法確認政府對市場秩序和宏觀經濟進行必要的干預與調節的經濟權力，以保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其二是明確了有效政府的權力框架，從法律角度規范經濟權力的行使。由于政府干預也存在失靈和缺陷，例如易于產生浪費和缺乏效率、缺乏判斷其干預行為的適當與否的標準、政府干預存在任意性等等。因此，需要用法律對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進行規范。經濟法就是在確認政府干預的同時，又對其進行規范，這也是對現代性觀念下的自由價值的升華與擴展。經濟法要求的是建立一個負責的、有限、有效的政府，反對對經濟運行的專橫的威權和絕對的干預。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經濟法以其自身的特質，充分表明其是張顯實質理性和社會自由、實質自由的后現代之法。但在這里需要補充一點，前文已提到，后現代性是對現代性的自我反思與自我超越，兩者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仍然是一致的。正是由于這種相互區別又緊密聯系的關系，對于具有現代性特征的法來說，后現代性的經濟法是對其在制度實踐和精神追求上的超越。因此，強調經濟法的后現代性并不是否認其作為產生于現代社會的法律一些特征，例如公開性、權威性等等。
①張守文：《論經濟法的現代性》，《中國法學》，2000年第5期；張鴻志，蔡岱松：《經濟法的現代性芻議——從歷史的角度考察》，《湖南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4年第2期。
②安東尼·吉登斯著，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頁
。
③宋林飛著：《西方社會學理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68頁。
④舍勒著：《“諧調時代”中的人》，載舍勒：《資本主義的本來》，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07頁。
⑤哈貝馬斯著：《現代性的地平線：哈貝馬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頁。
⑥王晨：《日本契約法的現狀和課題》，載《外國法譯評》，1995年第2期，第46頁。
⑦高宣揚著：《后現代論》，臺北五南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09頁。
一、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歷史
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是銀行業務發展和人們對金融風險認識不斷加深的產物。最初，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主要偏重于資產風險管理，強調保持銀行資產的流動性和盈利性，這主要與當時商業銀行業務以貸款等資產業務為主有關。20世紀6O年代以后，隨著銀行業的迅速發展和擴張，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重點轉向負債風險管理，強調通過使用借入資金來增加資產規模和收益，既為銀行擴大業務創造了條件，但也加大了銀行經營的不確定性。
20世紀7O年代末，國際市場利率劇烈波動，單一的資產風險管理或負債風險管理已不再適用，資產負債風險管理理論應運而生，突出強調對資產業務、負債業務的協調管理，通過償還期對稱、經營目標互相替代和資產分散實現總量平衡和風險控制。
8O年代之后，銀行風險管理理念和技術有了新的提升，人們對風險的認識更加深入。特別是銀行業競爭的加劇、存貸利差變窄、衍生金融工具被廣泛使用，市場環境的這些變化都顯現出原有資產負債風險管理理論存在的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表外風險管理理論、資產組合管理理論、金融工程學等一系列思想、技術逐漸應用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深化了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內涵。1988年，《巴塞爾資本協議》正式出臺并不斷完善，標志著西方商業銀行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統一，也意味著國際銀行界相對完整的風險管理原則體系基本形成。
二、商業銀行風險管理與新《巴塞爾協議》
8O年代至今的2O多年，是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模式和內容獲得巨大發展的時期，回顧2O多年來銀行風險管理理論和實踐的發展歷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理論與實踐成果幾乎都凝結在《巴塞爾資本協議》當中。因此，對于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來講，《巴塞爾協議》的誕生和完善，是國際銀行界風險管理革命性的成果。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誕生于1975年，設立的初衷是為了加強銀行監管的國際合作。委員會制定的《巴塞爾協議》，標志著國際銀行業協調管理的正式開始。之后，《巴塞爾協議》經多次修改，并推出了多項文件和準則，其中最為重要的是1988年7月通過的《關于統一國際銀行的資本計算和資本標準的報告》(簡稱《巴塞爾報告》)，該報告對銀行滿足總資本和核心資本的要求做了規定，核心思想有兩項：一是將銀行的資本劃分為核心資本和附屬資本兩類，二是根據資產類別、性質以及債務主體的不同，確定了風險權重的計算標準，并確定資本對風險資產的標準比率為8％。報告的產生標志著資產負債管理時代向風險管理時代的過渡。
此后，隨著金融領域競爭的加劇，金融創新使銀行業務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對于銀行風險管理和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亞洲金融危機、巴林銀行倒閉等一系列銀行危機都進一步使人們認識到，損失不再是由單一風險造成，而是由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等多種風險因素交織作用而造成的。因此，巴塞爾委員會先后于1999年6月和2001年先后公布了《新巴塞爾資本協議》征求意見稿。新巴塞爾協議全面繼承以1988年巴塞爾協議為代表的一系列監管原則，繼續延續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以信用風險控制為重點，著手從單一的資本充足約束，轉向突出強調銀行風險監管從最低資本金的要求、監管部門的監督檢查和市場紀律約束等三個方面的共同約束。新巴塞爾協議的基本原則體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風險范疇進一步拓展。盡管信用風險仍然是銀行經營中面臨的主要風險，但新協議開始重視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影響及其產生的破壞力，并在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公式中，分母由原來單純反映信用風險的加權資產加上了反映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的內容。
第二，堅持以資本充足率為核心的監管思路，但風險衡量方式更為靈活。銀行資本是銀行抵御風險的基礎，1988年的巴塞爾協議提出了銀行業最低資本金的要求，協議對銀行資本的構成進行了界定，其基本精神要求銀行管理者根據銀行承受損失的能力確定資本構成，并依其承擔風險的程度規定最低資本充足率。在新協議中，保留了對資本的定義以及相對風險加權資產資本充足率為8％的最低要求。與此同時，新協議放棄了1988年協議單一化的監管框架，銀行和監管當局可以根據業務的復雜程度、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靈活選擇使用，允許銀行選擇外部評級和內部評級，促使銀行不斷改進自身的風險管理水平。
第三，強化信息披露和市場約束。在新資本協議中，委員會對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狀況、資本充足狀況等關鍵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場具有迫使銀行有效而合理分配資金和控制風險的作用。
新巴塞爾協議充分體現了國際銀行業風險管理理念的發展方向，在巴塞爾資本協議規范下的銀行競爭將是以風險識別、度量、評價、控制和風險文化為內容的銀行風險管理能力的競爭。
三、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
按照國際銀行風險管理的理念和經驗，結合我國商業銀行的特點和要求，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發展方向將體現為五個方面的轉變：
第一，風險管理內容由信用風險向信用、市場、操作性風險轉變。隨著銀行業務的不斷復雜化，銀行的風險南原來的信用風險為主發展到多種類型風險共同作用，從發現風險到形成損失的時間大大縮短。與此同時，國際銀行業對各種類型風險的認識程度和管理能力也在逐漸提高，風險的管理由管理單一風險到管理多種風險、由分散在不同的管理部門走向集中管理，體現了現代銀行風險管理的發展方向。未來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不僅要對信用風險進行管理，而且應更加重視市場、操作性、法律等各類風險的管理；不僅強調對市場風險因素的控制，而且應更加重視對人為風險因素的控制；不僅將可能的資金損失視為風險，而且還將銀行自身的聲譽損失也視為風險。
第二，風險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向直接、間接管理相結合轉變。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風險管理方法和手段還比較簡單，一些銀行風險管理還主要以直接管理為主，如審批授信項目、清收不良資產等。但從未來風險管理的發展趨勢看，要進一步發揮間接風險管理的作用，特別是針對一些時效要求短、批量化處理的銀行業務，如資金業務、零售業務，要進行間接管理，運用模型用定量分析工具、進行國別風險、地區風險、行業風險、企業風險等分析，結合信貸審查等直接管理形式，有效控制業務風險。
第三，風險管理對象由單筆貸款向企業整體風險轉變，由單一行業向資產組合管理轉變。目前，隨著經濟活動的變化，企業經營特征、資本運作的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審核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為主要內容的信用風險管理方法已經不能適應防范風險的要求，子公司、關聯公司、跨國公司等復雜的資本運營模式使風險的表現形式更為復雜和隱蔽，這就要求風險管理要由對單筆貸款的管理向對企業的整體風險轉變，不僅要對財務情況進行審查。還要關注企業的經營管理、股權結構、對外投資以及全部現金流。同時，要把風險管理的視角從一個企業擴大到整個行業、市場的變化，在微觀分析的基礎卜強調系統性風險的研究。在這些工作的基礎上，最終過渡到資產組合的風險管理和資本制約下的組合模型的管理。
一、傳統憲法概念綜述
縱觀中國憲法學的研究，學者們對憲法概念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形：一是以憲法調整對象來定義憲法，這種界定方法主要突出憲法規定公民權利、國家權力以及二者的相互關系。如有學者認為：“憲法是調整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之間基本關系的部門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二是以憲法的功能與作用為視角來定義憲法。這種方法主要突出憲法的兩重功能——授予權力、限制權力，它是自由主義思想的產物。l9世紀的自由主義者認為，美國憲法是保衛自由的重要手段，它既規范了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權力平衡，也規范了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權力平衡。它的目標是約束國家權力。三是以憲法的表現形式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定義突出了憲法的兩個主要要素：“具有成文法典形式，具有特定的修改程序?！彼紫戎貜娬{必須有貫以“憲法”的規范性文件，以與其他部門法相區別。其次是有嚴格的修改程序，以區別于其他法律的修改程度。從這兩個主要的形式要素來體現憲法的根本性，而不是從憲法的調整對象來體現其根本性。四是以憲法在整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界定直接突出憲法作為根本法的屬性。這種定義著重指出，憲法制定者將憲法確定為治理人類政治組織群體的一種根本大法。憲法文獻指出并闡明一國政體所賴以建市的原則。因此美國學者施華茲說：“憲法是包括治理國家的指導原則的國家根本法”。是以憲法的政治性、階級性為視角定義憲法，這種定義從法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出發，認為憲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它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在法律上的最高反映?！耙驗閲沂菍儆诮y治階級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一切共同的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都帶有政治形式?！薄皯椃ㄊ墙y治階級意志和利益的集中體現”，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憲法的。
綜上所述，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對憲法的內涵有著不同的界定，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憲法的某一特性．對于我們認識與研究憲法具有積極的意義。然而，憲法的基本用語概念與歷史的發展同時發生變化，它與憲法原理的變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說，憲法原理隨著歷史的發展發生變化，而基本用語的概念又隨著憲法原理的變化而變化，以適應憲法原理。就在這個過程中，實踐首先對憲法的概念提出了疑問，然后憲法學理論也開始對此予以探討，并涌現出大量與之相關的成果。
二、傳統憲法概念的局限性之反思
(一)歷史局限性之反思
從憲法學說史的角度看，憲法概念的爭議首先始于對國家與憲法關系的不同認識。傳統憲法慨念都有著相同的學說史背景：憲法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奴隸制和封建制時期只是憲法史上的幼年時期。那時的憲法，在形式上不明確、不定型，在內容上不完備、不系統，甚至還沒有憲法的名稱，還沒有從一般法律中獨立出來。然而，這種粗鄙的憲法卻與近代資產階級憲法有著不可忽視的聯系。近代憲法不是憑空產生的，它不僅必須以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為其前提，以資產階級為其助產婆，而且是對自古以來已有憲法成果的批判繼承，與古代憲法存在某種法的連續性。所以，傳統憲法概念是從近現代憲法史中提煉出來的。
哈耶克認為：“抽象性”是所有早在其表現為有意識的思想或為人們用語言加以表述之前就決定著人之行動的過程所具有的一種特性。當某種類型(atype)的情勢使一個人傾向于(disposition)做出某種特定模式(pattern)的回應的時候，那種稱之為抽象的關系就已然存在了。這就是進化論理性主義的基本觀點。反映在制度建設方面就是：我們只能使制度依附于社會從而使修改制度的需要易于覺察，使變化盡可能符合需要。要保證這種靈活性，就要使政治組織附著于社會的現實條件與需要，從而使政治組織不因其自我的價值或自我的力量而確立，而因其與社會之一致而確立。它們的存在不是因為它們是絕對正確的，而是因為它們實際上是與社會相適應的。這樣的一種制度觀念反映在憲法之中就是：決定人的“權利”的是一個國家的歷史，而不是那些神圣的理念和精美的宣言。沒有傳統的支持，一部成文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因此，憲法傳統的存在才是憲法的基石。
綜上所述，割裂歷史的聯系，認為憲法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產物，從而忽視了“法律就像語言一樣，既不是專斷的意志，也不是刻意設計的產物，而是緩慢、漸進、有機發展的結果”之論斷。而這一論斷的正當性又是建立在社會物質的連續性之上的。
(二)抽象對象的局限性之反思
這里所說的“抽象對象”是指概念所賴以存在的現象的總和。概念的任務就在于對所有抽象對象進行概括，而傳統憲法概念的局限性就在于它的抽象對象僅僅是成文憲法，從而忽視了現實憲法、觀念憲法的存在。
在哲學的發展史中，人們已經意識到了“常識的、科學的和哲學的三層次的概念框架，為人們提供了三種不同性質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范。正是在這三種不同性質的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范中，世界得到了不同層次的描述和解釋”?！笆澜鐖D景是關于經驗世界的圖景，而不是幻想的或玄想的圖景?！边@就說明了“世界圖景”的物質性，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所謂‘思維方式’，通常是指人們用以把握、描述和解釋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組合方式和運作方式?！彼侨祟愒谏鐣l展過程中形成的邏輯體系，具有工具論的意義，存在于人的主觀世界之中?！八^‘價值規范’，就是對人們的價值取向、價值認同、價值選擇、價值評價和價值踐履等的規范?！边@種規范可能是道德的，也可能是行為的?？傊鼘θ说男撵`或行為具有規范性?！叭藗兊氖澜鐖D景、思維方式和價值規范是相互制約和相互依存的”，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系。
憲法學作為研究憲法現象及其規律的科學，也應該具有上述的哲學背景。那么，我們對憲法內涵的界定毫無疑問也應遵循上述的哲學規律，憲法首先是一種現象，它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具有自身的客觀實在性。因此憲法現象構成了憲法學中的“世界圖景”。它是一種事實判斷，不具有任何主觀意志性，我們把這種世界圖景稱之為現實憲法，它存在于客觀世界之中。與之相對應，還存在主觀世界，從哲學上看，它就是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由于“思維方式”的存在，我們才可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釋“世界圖景”，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一種應然的概念。故人們對憲法現象的判斷就形成了一種應然的憲法，我們稱之為觀念憲法(模范憲法)，是指現實憲法的發展前景，代表了未來應該出現的憲法。人類在對社會現象進行思考的過程之中，形成了自己的主觀世界，但人天生有一種改造世界的能動性，總要把主觀世界進行外化。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形成一個“價值規范”。就憲法這個學科而言，這種外化的結果便是成文憲法的出現，它是觀念憲法對現實憲法加工的結果，是客觀世界與主觀世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一種價值規范。當人們把這種成文憲法予以實施之時，它必將對現實憲法產生沖擊。
傳統的憲法概念只以成文憲法為抽象對象，而不顧現實憲法、觀念憲法的存在，更忽視了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具有抽象對象的局限性。
(三)定位上的局限性之反思
傳統的憲法概念都是以法律體系為定義系統，這樣，憲法就逃不脫實在法的宿命，從而僅僅在實在法的視野下來界定憲法。正如上文所說，現實憲法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現象不是實在法。觀念憲法是一種思維觀念，也不是實在法。如果站在實在法的角度來定義憲法，必將不能揭示其真實內涵。到目前為止，對于這一問題的追問已有所觸及，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憲法是政治學的分支，還是法學的分支，抑或二者的交叉學科?第二，馬克思認為：“憲法——法律的準繩”。我們不妨一問：“法律的準繩”是法嗎?第三，由于現代憲法以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為基本任務，以反對“特權”為基本價值目標，它屬于根本法的性質，因此，不能簡單地劃歸為“公法”與“私法”的范圍。按照這一趨勢，憲法一公法說即將破產，擺在我們面前的課題就是憲法是傳統意義上的法嗎?這三個方面都是對“憲法是法”這一觀念的挑戰，也印證了傳統的憲法概念在其定位上的局限性。
三、超越傳統憲法概念
(一)方法論
通過對傳統憲法概念的局限性分析，對其補救的方法只能是對癥下藥。首先，要打破歷史的界限，從歷史的長河中來挖掘憲法的內涵。其次，從哲學的高度(世界圖景、思維方式、價值規范)來考察憲法概念的層次(現實憲法、觀念憲法、成文憲法)，并且要從歷史的角度來探討它們各自的產生。再次，要跳出傳統的思維模式，不要僅僅局限在“法”這個層次上來考察其內涵。最后，分析三個層次憲法的同一性，抽象出憲法的內涵。
(二)三個層次的憲法
現實憲法。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中使用“憲法”一詞，他說：“政體(憲法)為城邦一切組織的依據，其中尤其著重于政治所由以決定的‘最高治權’組織”?？梢?，他認為憲法就是關于城邦的組織，它僅僅是一種實然的秩序而已，是一種客觀存在的現象。他考察了158個古希臘城邦政體，認為不同的政體有不同的憲法。判斷一個政體或憲法的好壞，主要看其能否選擇有才能的人為公共利益進行治理。亞里士多德的憲法概念具有幾個特征：第一，它以政體為前提，可以看成。反之，不是任何組織都存在憲法。第二，它是一種基本組織秩序，具有客觀實在性。這兩個特性都符合現實憲法的內涵。故現實憲法就是范圍內的社會基本組織秩序。進而言之，現實憲法產生于國家出現之時。觀念憲法。人本能的具有“思維方式”，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其發達程度不同而已。這種“思維方式”最終還要形成某種價值傾向，只要有現象，人們就會思索。因此，觀念憲法與現實憲法是同時產生的。它在法律的發展史中，主要表現為自然法中的高級法觀念：“不同類型的人立法旨在貫徹更高一級的法，特別是通過具體限定所達致的自然法。”這種具有更高權威來源的正義觀超出了一切有關政治秩序的嚴格意義上的政治爭論。近代憲法價值的確立主要得益于自然法的高級法觀念，由此觀念憲法可以定義為人們對范圍內的基本秩序的要求。
作為新興的法律部門，經濟法與傳統的民商法和行政法存在著“天然”的聯系。正如施米托夫教授在分析英國經濟法的要領時所指出的：“經濟法應位于商法與行政法之間。它與商法分享對經濟事務的調整，與行政法分擔政府管理的職能?！盵1]關于經濟法與民商法的界限，隨著民法通則的頒布和民商事立法的完善，法學界的看法已基本趨于一致了。但經濟法和行政法的界限如何劃分，這仍然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有不少專著、文章都對此問題進行了論述，但顯得過于抽象，本文意在通過對土地管理法的分析來具體論述經濟法與行政法之關系，使經濟法的本質特征能被較直觀地把握。
對土地可從不同角度進行觀察。首先，它是民法上的物；其次，它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再次，它又是行政管理指向的對象。我國的土地管理法正是基于土地的“物”、“資源”及“管理對象”的多重屬性進行綜合性立法的。因此它集民事性規范于一體。而其中經濟性規范占著很大的比重?！锻恋毓芾矸ā饭卜职苏?，除總則（第1章）、法律責任（第7章）、附則（第8章）外，土地的所有權和使用權（第2章）主要由民事規范構成，監督檢查（第6章）主要由行政性規范組成，其余三章，即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第3章）、耕地保護（第5章）、建設用地（第6章）基本上是經濟性規范，只是個別兼具行政性規范屬性。
土地管理法中這些經濟性規范所涉及的內容包括：立法宗旨（第1條）、基本國策（第3條）、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4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第17條）、建設用地總量控制制度（第24條）、土地調查制度（第27條）、土地統計制度（第29條）、建立土地管理信息系統對土地利用進行動態監測制度（第30條）、占用耕地補償制度（第31條）、基本農田保護制度（第34條）、土地劃撥制度（第54條）、土地有償使用費專項使用制度（第55條）等。此外，還有一些關于促導性措施的規定，如關于獎勵的規定（第7條）、鼓勵開發未利用土地（第38條）、鼓勵土地整理（第41條）、支持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從事開發經營、興辦企業（第50條）等。還有一些特殊的規定，如關于增加安置補助費的規定（第47條）、征地補償方案須聽取被征地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的意見的規定（第48條）等。
上述這些規定，體現了經濟法的一些特性，以此為基礎可分析出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如下差異：
首先，經濟法與行政法調整的社會活動領域及其調整宗旨不同。經濟法，又可稱之為經濟政策法，是國家管理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宗旨是執行國家經濟政策，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如國家針對耕地嚴重流失，建設用地外延式擴張的現狀，基于“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提出了”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為了執行這一國策，于是進一步完善了《土地管理法》，以法律的形式將上述政策要求制度化、規范化。由此可見，經濟法帶有極強的經濟政策性，是國家貫徹經濟政策的手段。就其宗旨而言，是為社會公益的。如為了確?，F有耕地規模，防止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土地管理法規定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占用耕地補償制度，在農用地內，又劃出基本農田進行特殊保護，這都是基于我國耕地面積有限、開墾潛力不大、農村人口眾多這一現狀考慮的，以期達到確保農民生活水平、農業發展、農村穩定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公益目的。因此，國家一定階段特定的經濟政策是經濟立法的依據，保證該經濟政策所確定的社會公益目標的實現，是經濟法的功能和宗旨，它有著特定的、具體的經濟內容。行政法則與此不同，行政法以國家行政主體的設置及其職權行使為其調整領域，其宗旨是保障國家行政職權的依法行使和行政管理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不受行政機關的侵害。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由于歷史傳統不同，關于行政的認識也存在著差異。英美法系側重于控權說，重視程序規則，認為“行政法涉及對行政機關的授權；行使行政權力必須遵從的方式（主要強調法定程序規則）；以及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2].而大陸法系側重于保權說，以行政職權及其行使作為研究中心，“強調的是行政行為，即作有效意思表示的主體資格，意思表示的有效成立要件，有效意思表示的法律效力（意思先定力、公定力、確定力、拘束力和執行力），有瑕疵意思表示的補救和違法意思表示的法律責任，以及緊急狀態下的意思表示問題”[3].由此，不管是英美法系的行政法，還是大陸法系的行政法，都不十分關心行政管理活動的具體社會經濟內容及其要實現的社會經濟政策目的。這是行政法區別于經濟法的一個根本點。以我國土地管理法第6章“監督檢查”為例，該章規定了監督檢查的主體（第66條）、可以采取的措施即職權（第67條）、關于身份公開的程序規則（第68條）、其他職權及公法上負擔的義務（第68、70、71、72條）等。這些規定充分關注的只是行政組織及其權力設置、行使、制約、監督，而不大關心活動的具體經濟內容和要實現的經濟政策目標。總之，經濟法和行政法都分擔國家管理經濟的職能，但其側重點不同，前者側重管理的具體內容和要實現的目標，后者側重于管理主體及其職權。
其次，經濟法與行政法立法上所遵循的科學原理不同。經濟法主要以經濟學的原理為指導，如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制度、土地調查制度、土地統計制度、土地利用監測制度等，就是在經濟學原理的指導下，將一定的經濟技術手段運用于土地管理，以期達到土地資源的科學、合理地開發、利用和保護。在這里，立法只不過使其獲得了強制執行和一體遵循的效力而已。行政法則主要以政治學原理為指導。如土地管理法關于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行分級審批的規定（第21條）、將土地利用年度計劃的執行情況列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的內容的規定（第25條）、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的規定（第44條）、關于監督檢查的規定（第6章）以及關于行政責任、行政救濟的規定（第7章）等，體現了行政機關與權力機關、司法機關之間，行政機關上下級和管理相對人之間相互監督的關系，這些都是政治學分權制衡原理的運用。
再次，經濟法與行政法追求的法律實施所要達到的社會效果不同。法律的實施效果指法律的實施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產生的影響。這種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而法律所追求的則是積極的影響。經濟法的實施追求的是，它所執行的特定的社會經濟政策目標得到全部或部分的實現，整個社會經濟呈協調有序持續發展的狀態。就土地管理法而言，是要通過實施實現土地資源開發、利用、保護的科學化、合理化，耕地得到了切實有效的保護，整個社會經濟在此基礎上能夠得以持續發展。而行政法實施要追求的是，國家行政管理活動的民主化、法治化，即依法行政。具體言之，就是行政主體的設置、職權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行政活動做到合法、合理，一旦違法，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還是以土地管理法為例，它的實施在行政方面就是要實現土地行政管理的法治化，使國家的土地行政管理職能得到實現?？傊洕ㄗ非蟮氖巧鐣洕\行的效率和有序，行政法追求的是國家政治生活的規范和進步。
最后，從經濟法與行政法既相區別又相滲透的客觀現實和辯證關系出發，應該注意到二者間的界限具有相對性。就法律部門的劃分而言，具有主觀性的一面，它并不是法律現象客觀的必然的界限所惟一導致的。這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法的部門劃分是相對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這是由立法和法學的主觀性決定的。這種相對性主要表現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交叉性和層次包容性，也表現為同一項法規在不同的國家或不同時期可以屬于不同的法律部門?！癧4]而一個時期以來，我國的一些法學者卻未能足夠認識這種法的部門劃分的相對性。有的行政法學者基于經濟法調整手段的不完備、無獨立的責任制度等，就否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地位；而一些經濟法學者則從論證經濟法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獨立的、完整的調整手段和責任制度出發，沒有令人信服地論證經濟法具有像民法、刑法、行政法這些傳統的法的部門那樣所具有的全部特征。與此不同的是，有的學者獨辟蹊徑，從反思和重新確立法的部門劃分標準出發，既看到了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差異，又看到了兩者的交叉、重疊，既論證了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部門法的地位，同時也”純化“了行政法的研究范圍。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從法律史的角度指出了新興法律部門對傳統法律部門在制度上大量借鑒的客觀現象[5].總之，經濟法與行政法二者間的界限是相對的，經濟法在調整手段和責任制度方面大量地借鑒了行政法的某些做法；同樣，也不能以此否認二者是不同的獨立的部門法。得注意的是，現代法律更加關注特定的社會活動領域和特定事項。在立法上，一方面，新的法律部門不斷出現；另一方面，法律部門相互滲透和綜合性法律文件的制定。前者如環境法、社會保障法等，后者如本文分析的土地管理法。這在法學上，既要求具有開拓意識的新領域的法學工作者的涌現，也要求不同部門的法學者對同一立法文件從各自的學科背景出發進行研究和闡釋，不是相互否定，爭奪地盤，而是合理分工，相互促進，共同繁榮法學事業。
注釋：
[1]（英）施米托夫：《國際貿易法文選》，趙秀文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