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19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外商直接投資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即保電量，保電價，?；貓螅兄Z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可見，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诤透Ｖ莸戎槿浅鞘械耐恋爻杀驹谌珖旁谇傲?。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2)提高對FDI的要求。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可分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和允許類外商投資產業項目。對于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我們應該鼓勵外資進入，而對于技術含量低的對我國經濟沒有促進作用的項目，我們應該加以限制。一是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業傾斜，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彩電、空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手機、電話等家電和一般電信設備行業；二是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對于我國現階段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大的計算機、電子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業應鼓勵外資進入。對這些行業可以實行幅度較大的稅收減免和優惠，同時，政府可給予相應的科研補助，放寬外資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勵外資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對于汽車、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應該以促進其核心技術轉移為目標，加快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四是對于目前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較快的重化工業則應以注重產品的資源節約和環保為原則，對于生態資源環境形成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造紙和一些重化工產品行業應提高外資進入門檻，加大稅收征管，限制外資流入。
(3)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尤其是促使外資向知識型現代服務業流動將是現階段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任務。一是加快對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零售集團的投資；鼓勵外資對國有商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二是加快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金融財團采用合資和開設分支機構等形式的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商業銀行以及保險、證券業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對文化、教育、影視服務等行業的開放力度。
參考文獻
[1]BarroLee：《經濟增長》，中文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杜江：《FDI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分析》，《世界經濟》，2002年第8期。
[3]國際經濟學（第五版）清華大學出版社。
[4]江小涓：《利用外資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管理世界》，1999年第2期。
[5]賴明勇、包群：《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02年第6期。
[6]王元龍：《外商直接投資宏觀調空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西安市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穩定的正向均衡關系,但由于西安市利用外資的過程中,存在諸如引資結構不合理,引資主體、方式和來源單一,投資成本過高和市場及配套服務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削弱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正向效應。因此,西安市在進一步引進外資時應注意以下幾點:
一、積極改善投資環境
(一)拓寬基礎設施融資渠道
無論國際上還是我國國內,在外資流入多的地方,基礎設施都是較完善的。相應的,結構合理、配套完善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可以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F代化的大規模生產經營活動對于能源、交通、通訊、醫療等基礎條件的要求越來越高。因此,我市應繼續加強對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力度,同時要加強現有基礎設施的更新改造和維護管理。但是基礎設施建設對資金的需求量大,期限長,回收慢,僅僅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付是遠遠不夠的,可以考慮讓民間投資參與基礎設施建設。目前國際上常用的BOT,TOT的融資方式,可以進一步緩解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制約”,減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壓力。
(二)注重營造投資軟環境
西安市實行的“一廳式”和“一票式”辦公,以及投資服務中心和投資商及企業投訴服務中心的成立,是西安市整頓投資環境、強化政府服務職能的重要舉措。應增強政策的透明度,保持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提高行政效率、規范行政行為,建立結構合理、管理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行政審批管理制度。切實保障客商的合法權益,避免“重招商輕管理,重承諾輕兌現,重宣傳輕服務”的現象。
二、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拓展引進外資方式
(一)應優化利用外資結構
西安應加強基礎設施、基礎產業、現代農業方面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比重。注重由工業領域的利用外資向服務貿易領域的轉變,積極推進商業零售試點、旅游、外貿、金融、保險等領域的利用外資。要以農業產業化、基礎設施、會展旅游等項目為重點,引進一批對全市經濟發展帶動作用大、有利于促進就業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項目。例如果業深加工、畜牧業深加工等現代農業和農產品深加工項目,旅游開發項目等。此外應加強西安市與港澳臺地區優勢互補,香港是世界重要的金融、商貿、物流和信息中心,西安市的科技優勢、旅游資源優勢和人力資源優勢突出。2002年,“西部大開發西安投資發展協調委員會”和2005年國內首家香港西安商會的成立,為西安擴大與外合作搭建了發展平臺。
(二)拓展引資方式
西安應深入實施“以商引商、以外引外”的招商新模式,充分利用港澳臺地區以及外資項目商的各種優勢,擴展平臺。通過實施委托招商,以外引外,實現借力引資。不僅可以降低招商成本,還能提高招商引資的速度和效果,以最低的投入,實現最佳的引資實效?？梢栽诟郯呐_地區設立招商聯絡點,市政府還可以委托港澳臺地區、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地的外商、華僑以及商會作為招商顧問或者招商代表。著力引進一批關聯度大,帶動性強的旗艦型項目,逐步實現“招商引資”向“招商選資”的轉變。強化產業、園區、企業專題推介,建立健全考核監督機制,提高項目簽約的成功率和外資到賬率。
三、建設引資帶和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一)建設引資帶,形成梯度引資網絡
西安市目前有4個國家級開發區,1個國家級出口加工區和諸多產業園區,旅游度假區等,在此基礎上應確立不同層次的引資帶和引資區域,形成點、線、面相互交錯的引資網絡,實行錯位競爭和重點支持戰略相結合的外資政策。
首先,形成南北兩條引資帶。南面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引資亮點,拓展曲江旅游度假區、交大國家大學科技園、韋曲航天科技產業開發區和郭杜教育科技產業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中心,進而帶動長安區,形成南面的一條引資帶。這里高校眾多,應以高科技和人才為比較優勢吸引技術含量較高的外商直接投資。北面以西安經濟開發區及其內屬的國家級出口加工區為增長亮點,輻射周邊的區縣,擴大引資規模和范圍,使經濟開發區的引資能力得到拓展。向北延伸到未央湖旅游開發區、未央工業園、閻良國家航空技術產業基地和高陵西安涇河工業園。從這五個引資點聯結成北面的引資區域,目前西安市從北郊張家堡到南郊韋曲的二號地鐵線已全面動工,更有助于加強北面與南面的經濟聯系,形成南北的一條引資帶,與東西面形成產業和資源的優勢互補。
其次,從南北引資帶分別逐步向東西實行傳遞機制。西面的工業區僅有戶縣西安灃京工業園,相對于南、北郊較少,應加快“西咸一體化”戰略的實施,打造“大西安”,實現“規劃同籌”“交通同網”“信息同享”“市場同體”“產業同步”“科教同興”“旅游同線”“環境同治”。東面相對比較落后,應該積極發展浐河經濟開發區和灞橋科技產業園,加快打造西安浐灞生態區的進程,應以吸引外資和內資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其融資不足問題。在政策上應該有所傾斜,除了稅收優惠政策,還應該創造引資“直通車”的方式,在經營管理機制和審批機制上給予優先,通過財政優惠和其他優惠政策并進的方式吸引外資。在此基礎上以引資帶為線,以各經濟開發區為點,在全市形成一個分層次、梯度推進的引資網絡。
(二)建設產業鏈,形成集聚效應
現有的大部分經濟開發區建設沒有形成為外商投資配套的產業鏈,也沒有形成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而現代工業產業鏈的構成,包括原材料加工、銷售、服務等多個環節,一個企業不可能包攬所有項目,必須依靠整個產業集群來共同完成。產業鏈和集聚效應可以降低信息和原料成本,并且通過增強企業間的優勢互補降低了經營成本,它的穩定性和短期內難以復制的特點有效的鞏固了東道國的區位優勢。當前跨國公司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根據之一便是這種由一些相關聯的公司、專業化的供應商、服務提供商等相關機構在某一地域或某一產業相互競爭又相互合作所形成的集聚效應。因此,西安市應當充分發揮各個經濟開發區的作用,根據各自的特點和發展規劃,制定不同的引資戰略,優化產業布局,避免重復建設和重復定位,促進開發區產業集群的形成。同時,以各開發區為中心,以其產業集群定位為目標,制定周邊區縣的產業配套計劃,培養為外商直接投資配套的產業鏈,優化投資環境。
四、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
西安市應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推動國有企業改組改造的重要舉措之一。況且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能力相對較弱,對于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也比較弱,合并和被兼并是提升國有企業技術最有效的方式。西安市在鼓勵外資并購改造國有企業的過程中,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
(一)完善外資并購的法規建設并進行管理
國外對外資并購問題有著一套完備的、能夠對跨國并購進行有效規制的法律體系。國外的外資并購法律以反壟斷為最高準則,并且大多數國家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實行的是同一法律體系。但是我國長期以來對外資企業和內資企業采用的是不同的政策,因此我國的外資并購法律,也可考慮借鑒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的經驗,制定單獨的法律體系,加強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規制和管理。該法律體系應包括反壟斷法、跨國并購審查法、公司法、社會保障法、破產法等。
(二)建立公開的信息平臺,使外資并購透明化
外資并購國有企業過程的暗箱操作,是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原因。現階段我國在國有企業轉讓方面還無法做到信息公開和交易透明,這會直接影響到外資并購國有企業的效率。要建立完全公開的信息平臺,促使國有產權交易透明化,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完全公開的網絡信息平臺,及時全面的披露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相關信息,包括國有企業的基本情況(資產負債、經營狀況等)和產權交易信息?？梢允构娂皶r地了解到相關國企產權交易的信息。這不僅為外資并購提供了便利,也使并購過程處于公眾的監督之下,可以有效避免各種不合法、不規范的交易發生,使國有資產增值保值。
(三)完善和發展中介機構
跨國并購涉及的問題很多而且復雜,包括資產、財務、政策、法律等。在西方發達國家,幾乎所有的并購活動都是由中介機構組織參與完成的,而西安市現在缺少高水平的中介機構。因此,應加快培育外資并購的中介機構及高素質的從業人員,提高外資并購的成功率。超級秘書網：
參考文獻
[1]史冬梅。我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效應及其對策分析[J]理論導刊,2007,01:22～23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一個國家資金不足問題，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招商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策略，大量吸納國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以下就是由為您提供的淺談中俄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
伴隨著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可能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或擠入效應，擠出效應會帶來負的外部性;擠入效應會帶來正的外部性。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在大量引進外資后是為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正的投資效應還是負的投資效應值得引起關注與研究。
中國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于外匯和技術的“雙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政策，同時也以豐富的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優勢和一系列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1993年以來我國的外商投資水平一直居于亞洲前列。200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FDI對我國經濟向前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取得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在FDI大量進入我國的同時也帶了一些負面影響：FDI一般都會流向邊際利潤較高的行業，導致中國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也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由于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擁有資本、技術優勢和所有權資產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往往會擠出國內一些技術創新型新興企業，從而不利于我國資本產業構成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中，FDI對東道國的投資到底是有擠出效應、擠入效應還是中性效應成為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FDI的流入沒有增加一國的總投資，或在一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擠掉了一部分國內投資，那么總體上會對一國宏觀經濟負的外部性。
目前，FDI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FDI對我國資本是否存在擠出效應也引起了學者的爭論。編輯老師為大家整理了淺談中俄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2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形式分析
東道國的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方式受跨國公司的外資進入影響越來越深遠。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影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方式：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通過上兩條思路可以進行如下的概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直接影響方式主要體現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投資形式本身對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東道國在引入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外資企業所具備的技術水平高、管理經驗先進的優勢，隨著對東道國的外資投入，滲透到東道國，緩解東道國優勢行業壟斷、劣勢行業只能淘汰的現狀，使得產業結構優化、資源合理整合。二是外商直接投資通過間接的溢出效應影響經濟增長方式，外商直接投資從表面上看僅僅有資本的流動功能，但是在資本輸出的過程中管理經驗、產品技術、銷售技巧、網絡覆蓋等都隨之輸出。并能大大提高東道國的產業技術水平。而這些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是一種相對表面和外部性的表現。
3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經濟增長方式的效應分析
3.1技術轉移和擴散效應的影響東道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機制與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兩個關鍵問題：第一是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技術控制約束著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轉移與擴散力度；第二是東道國自身的技術吸收能力制約著模仿學習能力。由于外商直接投資跨國公司企業便會對在東道國進行的技術研發實行壟斷或技術控制。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梢?，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捎^，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饒光明，孫亞平.發展新經濟，根除中國出口貿易“貧困化”增長[J].商業研究，2001(11).
王志樂.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5.
李國榮.我國外商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關系的實證研究[J].國際貿易問題，2006(4).
高峰，高越.外國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關系[J].國際貿易問題，2006(4).
劉可，王維，陳儀.中國外商投資與貿易政策的經濟學分析[J].國際經貿探索，2006(2).
張紅霞，等.制造業FDI流入與進口貿易關系的實證分析.工業技術經濟，2005(12).
黃強胤.試論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差異[J].科技創業月刊，2006(2).
張永春.外商直接投資與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經驗分析[J].經濟問題探索，2006(2).
黎峰.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競爭力影響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05(6). [11]
黃志勇.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分析[J].國際貿易問題，2004(7). [12]
張宗益，李見春，等.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進出口貿易影響實證分析[J].當代經濟科學，2005(2). [13]
[關鍵詞]市場一體化；外商直接投資；長三角地區
一、引言
近年來，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發展的趨勢備受矚目，對其成因的討論也越來越被學界和政府所廣泛重視。事實上，市場一體化和市場非一體化（市場分割）是同一個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兩方面的研究相互聯系。自Young(2000)以來，眾多文獻試圖解釋市場非一體化的原因。例如，林毅夫、劉培林(2004)強調趕超戰略在各地區的延續帶來地方保護。陸銘等(2004)從地區分工收益的策略性考慮的視角論述了市場分割的優勢，其進一步的實證還表明適度分割有利于經濟增長（陸銘等．2009）。周黎安(2004)認為地區間缺乏合作根源于“基于相對績效的考核制度”。這些關于市場分割的原因探討可以歸結為地方政府和其支配的國有企業這兩股力量，認為這兩股力量加強則帶來市場非一體化，減弱則有助于市場一體化。
然而，已有的關于市場一體化文獻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市場一體化效應缺乏足夠的重視。毋庸置疑，我國經濟改革的過程就是我國經濟重新融人全球經濟的過程，而實現重新融人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量引入外商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導致了地方政府間激烈的競爭，另一方面也影響著中國企業參與國際貿易的途徑和方式；從區域經濟層面上來看，外商直接投資還帶來了地區間的技術外溢和轉移。因而外商直接投資對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具有重要的影響。對于我國長三角地區來說，其外商直接投資水平位居全國先列。外商直接投資給長三角地區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洪銀興、劉志彪，2003）。因此，考察長三角的市場一體化進程，忽視外商直接投資因素的研究結論很可能存在偏誤。
外商直接投資到底如何影響市場一體化進程？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歸結為截然不同的兩種假說：首先是價值鏈假說，即從宏觀上來看，外資大舉進入使得長三角逐漸嵌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中。由于嵌入的主要方式是進行加工制造，長三角在全球價值鏈中仍然處在低端環節，并具有“依附經濟”的特征（劉志彪，2007）。因此，長三角只能被動地接受全球價值鏈的治理。全球價值鏈治理以效率提高為標準（Kaplinsky，2000），其以利潤為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很可能帶來各地區參與分工的深化，以及各地區專業化的形成，從而客觀上提高了長三角的市場一體化程度。第二種假說是市場替代假說，即從微觀上來看，對于以外商直接投資作為載體的各類外資企業而言，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之間可能存在著替代效應（黃玖立等，2006）。在國際貿易的規模經濟效應得到青睞的同時，國內市場的規模經濟被拋棄，這將加劇國內市場的分割水平（陸銘等，2009）。因此，理論分析并不能給出一致的預測，這就需要我們基于實證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與市場一體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本文將在構建長三角16城市市場一體化指數數據庫的基礎上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市場一體化之間的關系。對于長三角地區而言，實證分析的結論了外資進駐加劇市場分割的觀點。換言之，外商直接投資有助于市場一體化進程。對此，本文的結論部分給出了一個基于政府競爭行為的解釋。
二、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
由于沒有現成的長三角地區的市場一體化指數數據，我們在這部分將構造一份可以反映長三角地區2001至2007年間16個城市的市場整合程度的面板數據庫。計算市場一體化指數的常見方法有生產法、貿易法、經濟周期法和相對價格法（余東華、劉運，2009）?？紤]到如下兩點原因，本文選用相對價格法：首先，其它方法盡管可以反映市場一體化程度變化，但往往受到很多非市場的干擾因素，干擾因素比較難控制；其次，由于數據的限制，其它方法都難以形成城市層面的面板數據。
相對價格法的基本出發點是通過區域之間商品價格的差異來度量市場一體化程度。如果差異縮小則說明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相對價格法被認為是一種較好的計算市場一體化程度指數的方法，是因為“市場一體化意味著價格信號在空間上分散的市場間平滑地傳遞”（Goletti等，1995）。Sam-uelson(1954)的“冰川”（iceberg）成本模型為相對價格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該模型表明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兩地的價格P：和P，最終不可能完全相等，既可能同升同降，也可能一升一降，只要相對價格p，/p，的取值不超過一定的區間，均可認為兩地之間的市場是一體化的。在此基礎上，Parsley和Wei(1996，2001)開拓了以相對價格的方差變動來衡量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新方法。如果方差隨時間變化而趨于收窄，則反映出相對價格波動的范圍在縮小，“冰川”成本降低，市場一體化程度在提高。相對價格法被廣泛用于計算市場一體化程度，如Goletti等(1995)以及Poncet(2005)運用這種方法研究了大米等農產品市場的整合程度；Parsley和Wei(2001)、范愛軍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運用這種方法對包含多類商品的綜合市場進行了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度量。應用于綜合市場的研究凸顯出價格法的另一個優點，即價格法可以收集較多的信息，能夠全面考察市場的一體化程度。
相對價格法計算市場—。體化指數首先需要各類商品的價格指數?！堕L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統計年鑒》為我們提供了長三角地區16城市的居民消費價格分類指數數據。該統計年鑒開始于2003年編寫，最早的價格數據追溯到2000年，但由于2000年數據不完整，實際選擇的樣本區間只能是2001-2007年。統計年鑒上商品分類價格指數包含8類：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和個人用品、交通和通訊、娛樂教育文化和居住。由于煙酒及用品類數據不完整，我們實際選擇了除此之外的7類商品作為計算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程度的原始數據。
類似于Parsley和VVei(2001)，范愛軍等(2007)以及桂琦寒等(2006)，我們分四個步驟來計算該指數：第一步，對長三角16城市兩兩配對皇選擇同分類價格指數做相對價格的差分Q并取其絕對值得到1Qk。計算差分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這種方法既利用了統計年鑒上提供的商品環比指數，又通過取對數的方法緩和了異方差和偏態性。
上述公式中，k表示第k類商品。通過取絕對值可以消除同一配對組中兩個城市的置放順序的影響。在做完第一步后得到了7類商品120個(C216)配對組城市7年度共計5880個(7x120x7)差分形式的相對價格數據。第二步，對1Qki，1采用去均值的方法剔除各分類商品固有的異質性（Parsley和Wei，1996）的影響得到qk第三步，計算qij,的方差var(qi)，共可得到840個觀測值(120x7)。var(qit)衡量了價格波動的范圍，波動范圍越大，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第四步，把方差按城市合并得到各城市的市場一體化指數，共有112個觀測值(16x7)，其中合并的方法是計算一個城市與其他所有城市方差的平均值。
表1反映了采用相對價格法計算出來的長三角地區16城市2001-2007年市場一體化指數。由于該指數反映了價格方差的大小，所以指數越大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越低，指數越小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圖1中的點是根據歷年數據得到的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指數的平均值，擬合的曲線反映出總體程度下降，說明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程度呈上升趨勢。
三、外商直接投資如何影響市場一體化程度
（一）回歸方程及數據說明
基于已有文獻對相關影響因素的探討，本文采用如下的回歸方程：
MFit=po+p1.fdit+p2.gov+p+soe+pd.dis+o
回歸使用的樣本是長三角16城市2001-2007的面板數據，采用面板數據的一個好處是可以通過差分消除不隨時間變化的未考慮岡素的影響。方程左邊為被解釋變量，MF代表市場一體化程度。方程右邊為一系列解釋變量，fdi代表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為緩和可能的異方差，這里采用其對數值；gov代表政府消費占CDP的比例，遵循文獻通常做法政府消費剔除了教科文衛支出，該指數反映了當地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soe代表國有及集體企業職工人數占總職工人數的比例，該指數反映了地區經濟的國有化程度；dis代表i城市到其他城市的平均距離，這里也采用其對數值；o和s分別表示與截面相關的未觀察因素和隨機誤差項。外商直接投資和政府消費的原始數據來自《長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臺統計年鑒》（2003-2007年），職工人數比例的原始數據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2001-2007年），平均距離的原始數據來自Coogle地圖查詢出的城市之間距離。所有變量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二）計量方法及結果
由于o為未觀察因素，其可能與其它解釋變量相關，OLS方法將導致系數的估計偏誤。因此，本文的計量方法首先分別采用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分別見表3中的re及fe欄。Breusch-Pagan檢驗的結果表明模型不存在異方差，Hausman檢驗結果表明應選擇固定效應模型進行估計。因此，需要關注的是fe欄目報告的結果。其中，最為關注的fdi的系數為負，并且通過了顯著性l%的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MF下降。前文提到MF為反向指標，MF下降則表示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閃此，關于外資帶來長三角市場分割加劇的觀點不能成立，從而支持了外資可以增進長三角地區市場一體化進程的觀點。
其他的變量中，政府消費因素為正，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職工比例因素為正，并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經濟的同有程度越高，市場非一體化程度越高（MF上升），符合通常的認識。由于不隨機時間變化的變量在固定效應模型中被差分消除，所以距離因素未能出現在fe欄目的估計結果中，但是隨機效應表明城市之間的距離越近，區域市場一體化程度越高。
（三）結果的穩健性
考慮到結果的穩健性問題，本文進一步采用了自抽樣法(bootstrapmethod)和工具變量法進行參數估計，分別報告在表2的febs欄目和ivfe欄目中。自抽樣法下fdi的系數為負，并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工具變量法中選擇的工具變量是fdi的滯后一期(fdi滯后一期和不滯后的相關系數為0.983)，得出的fdi的系數仍然為負，并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固定效應模型、自抽樣法和下具變量法所估計出的fdi的系數值分別為-1.776、-1.776和-1.53，這三個系數值非常接近，都具有顯著性。因此，外資提高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的判斷具有較強的穩健性。
一、FDI促進新疆產業結構升級的機理分析
1、FDI通過資本供給促進新疆產業結構升級。根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經濟增長的源泉是技術進步和資本增加，同樣產業結構的升級也需要資金的有效供給。一般地說，新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是積累能力不足，亦即資本供給不足，特別是在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新疆地區，往往需要大量的固定資產投資。新疆地處中國大西北，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速度較快，區內有效資金供應不足，利用外資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區內資金供給的缺口論文怎么寫。通過利用外資，可以增加中國現有的資金存量，加速資本的形成，大大提高新疆的投資水平。
2、FDI通過技術提升促進新疆產業結構升級。國外直接投資促進技術水平的提升主要是通過技術外溢實現。所謂技術外溢又稱“外部效應”，是指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進行直接投資，其先進技術、經營哲學、管理經驗等能夠通過一定途徑滲透到東道國或地區的其他企業，從而對該國經濟的發展和增長發揮作用。技術外溢主要通過以下方面實現：一是技術波及；二是示范效應作用；三是競爭對技術的刺激作用；四是對人員的培訓作用。
Borensztein等人(1998)構建的包含FDI的內生增長模型較好地闡釋了FDI通過溢出效應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結果表明：以外資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占東道國或地區產品總量的比率來衡量FDI的水平，其比例越高，東道國或地區引入新技術 (新產品)的成本越低，可獲得的新產品的數量也就越多。技術水平越落后的國家新疆地區，與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越大，即N/N*比例越低，引入新產品的成本越低，從而增長率越快。而且，FDI對經濟增長率的影響與人力資本的水平正相關，也就是說，新疆地區的人力資本水平越高，其相應的技術吸收能力越強，從而FDI對其經濟增長率的影響也越大論文怎么寫。
二、FDI促進新疆產業結構升級的實證分析
1、方法。本文采用新疆自治區1990年――2008年時間數列數據。
運用多元回歸的方法，來考察FDI對新疆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衡量產業結構升級有許多評價指標，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采用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來衡量新疆的產業結構變化，用符號PGDP(2)表示。
外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主要途徑之一是資本供給新疆地區，本文采用本區FDI占本區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來衡量外資引進的規模，用PFDI表示。
外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另一條主要途徑是技術外溢，總量為N的資本品由本地企業和外資企業共同生產，n為本地企業生產的數量，n*為外資企業生產的數量，則有N=n+n*，從博仁斯坦等人的分析可 知，n*/N與技術采用的固定成本成反比，因此，n*/N的值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地區的產業結構變化。
由于新疆缺乏外資企業的年產出值，本文用本區工業企業的年工業總產值來代替N，用“三資”企業的年工業總產值來代替n*（本文因數據所限，用“其他類型工業企業”年產值代替“三資企業”年產值）新疆地區，因為外商對本省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所以這樣計算出來的n*/N不失一般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衡量技術外溢過程中的固定成本。
新疆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關系到該國的技術吸收能力從而影響外資對新疆地區經濟增長進而影響對產業結構的變化作用，本文采用本區每萬人中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人數來衡量本區的人力資本存量，用HC表示。
不同的投資方式可能產生不同的技術外溢效果，因而會對產業結構產生不同的影響，本文將分別考察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及外商獨資企業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具體用3種投資方式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來衡量3種方式的投資情況，分別用PJV、PCE和PFE來表示，但是鑒于新疆數據可獲得度，本文僅以外商獨資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比例計算論文怎么寫。
另外，由于中國多年來一直實行出口導向型的產業政策，出口對產業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作用新疆地區，在設立模型時，不能忽略出口的作用，本文采用本省的出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作為控制變量加入到模型中來衡量出口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作用，用PEX表示；本區居民的消費支出結構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FDI與本區產業結構的關系，本文中用居民的儲蓄額表出，用DES表示。
出口額用當年的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匯率換算成人民幣。
需要說明的是，對相關變量采用比例的形式是為了消除通貨膨脹對其產生的影響。數據1990年――2008年《新疆統計年鑒》。
2、模型。經分析設定如下形式的計量經濟模型：
PGDPt＝β1t+β2PFDI2t +β3 n*/N 3t +β4HC4t +β5PJV5t +β6PCE6t +β7PFE7t +β8DEP8t+μt
其中：PGDPt――第t年的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
n*/N―― 三資企業占本區企業工業年產值比例
PFDI――FDI占本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千分比
HC――本區每萬人中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人數
PJV――合資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
PCE――合作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
PFE――外商獨資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
PEX――新疆的出口額占本區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
DEP――本區居民年底儲蓄額
為估計模型參數，將新疆1990年――2008年的統計數據整理，如表1所示：
表1 1990年――2008年新疆外商直接投資（FDI）的相關數據
年份
第二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比例 PGDP
FDI占本區國內生產總值的千分比PFDI
“三資”企業的年工業總產值占外商的直接投資的比例 n/N
本區每萬人中高等院校的在校學生人HC
合資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PJV
合作企業占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PCE
外商獨資企業外商直接投資的百分比PFE
新疆的出口額占本區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PEX
年底存款DEP
1990
30.6
2.6943084
1.4959985
2.0449789
71.607041
11.584327
8.9775857
128.42
1991
32.1
7.2773302
1.186785
2.0181787
96.203766
7.5680688
162.22
1992
36.6
18.890905
1.3019356
2.141994
59.010526
9.6736842
7.8969451
193.8
1993
41.4
8.5564866
1.6012132
2.4558016
33.228242
89.314706
6.9977385
244.12
1994
37.6
103.23711
2.3606313
2.6757518
81.303381
4.8087048
60.8896
347.71
1995
34.9
9.0765172
4.4942116
2.7037048
61.276366
1.3412655
6.6044057
477.18
1996
34.8
8.9720622
4.7754456
2.6595789
90.785827
2.5633413
4.2714195
575.79
1997
37.1
3.1750733
5.8482565
2.6973133
57.039011
9.9588079
4.4797711
676.13
1998
35.8
9.9928633
15.378425
2.7163419
42.981124
15.093657
5.1088396
759.14
1999
36.2
9.0844846
20.899151
3.0962817
33.849415
14.123481
6.1831117
824.68
2000
39.5
7.7494206
68.744641
3.9400133
33.849415
14.123481
6.1812902
908.55
2001
38.5
6.7524806
80.763129
5.8530852
23.820492
28.832407
0.0079428
31.371883
994
2002
37.4
7.6609308
81.81369
7.0770369
30.790649
30.525157
5.6797383
1137.87
2003
38.1
6.8479338
85.142277
7.8210915
41.140769
31.120332
0.5202205
9.4338113
1371.59
2004
41.4
9.3381438
86.119304
8.5704316
37.865508
30.326534
1.0121772
9.653776
1534.67
2005
44.7
8.3672921
89.254419
9.3890119
32.885413
26.111539
1.310717
13.548304
1816.38
2006
48
9.5726473
90.044492
10.130341
33.848349
35.160131
3.7569637
16.410622
2035.63
2007
46.8
10.372279
89.181365
10.787184
43.402877
2.4540817
0.2517568
22.854985
2054.91
2008
49.7
12.286215
91.307862
11.323769
19.129425
33.452095
作者簡介：張發民（1978-），男，河南財經學院工商管理系助教，管理學碩士，研究方向：資本運營。
中圖分類號：F1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09）05-0033-03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在數量迅猛增長的同時，并沒有均衡地進入到我國各個地區，從東、中、西三大區域帶來看，東部地區占據絕對優勢；從各個具體省份來看，FDI的區域分布差異也是非常懸殊。外商直接投資在地理空間上的這種非均衡分布狀況對我國區域經濟的不平衡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分布差異的現狀
（一）絕對差異
從表1可以看出，河南明顯落后于山東，在差距較大的2003年達到了20.1倍；和四川相比，差距也較明顯。2004年，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量為全國的1.4%，同是中部，卻是江西省的42.7%，湖北省的50%，湖南省的61.6%。這表明，河南利用外資的規模相比于全省的經濟總量和經濟發展需要而言還比較小，這種狀況與其在中部地區的地位是不相稱的，總體上來說還需要大力吸引外資。
（二）增長率差異
從變動速度看（見表2），三地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率差異也是比較明顯的，而且波動的幅度較大。2000~2005年，山東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率基本上是一直增加的，2003年達到了最高點72.7%，但2004年卻跌到了最低點-12.8%。而河南和四川的增長率都表現得不很穩定，特別是四川。總的來說，近兩年河南出現引資增速較快的趨勢，這對縮小與東部地區差距有一定推動作用。
（三）相對規模差異
從相對規模來看，3個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資水平的差異更為明顯。如表3所示：
“相對規模”是衡量一個地區吸收FDI水平的重要指標，表示的是該地區FDI與當年GDP的比值。2000年，FDI/GDP的全國平均水平為2.41%，3個省份中只有山東超過了平均水平，河南與全國平均水平的差距更大。此外，在全國來看，“相對規模”最低的省市，FDI/GDP比例均低于1%，河南就在其中，河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其國內生產總值相比，表現出更大的差距，明顯的表現為引資不足。
（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業績與潛力差異
FDI的業績指數，是指在一定時期內（一般指一個統計年度），該地區FDI流入量占全國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該地區GDP占全國GDP總量的比例。根據這種方法，選取2000、2005年作為分析的樣本，計算得出這兩年河南省利用FDI的業績指數分別為0.245和0.166。由于樣本年的業績指數值都小于1，可見河南省吸收的FDI與其GDP規模不相稱，或者說，相對于其GDP規模而言，河南省吸引了較少的FDI。
FDI的潛力指數，是指該地區未來吸引FDI的國際競爭力和潛力。依據UNCTAD所采用的方法，選擇7個主要變量作為評價各省市吸引FDI的潛力指標。7個變量分別是：（1）人均GDP；（2）過去10年實際GDP的增長；（3）出口占GDP的比例；（4）人均基礎設施投入；（5）人均商業能源消耗；（6）R&D支出占GDP的比例；（7）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占總人口的比例。通過計算得出，在2000年和2005年，河南省都屬于落后省份，表明這期間，河南省在利用FDI方面業績變化不大，潛力也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河南省利用FDI的潛力逐漸增強，而業績卻是趨于下降的。
以上從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在3個省份的區域分布差異是顯著的，不僅反映在外資規模的絕對差距上，同時更多地表現為增長速度、相對規模等方面。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地域分布上的差異，在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過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差異的形成有它的客觀原因，是各種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二、外商直接投資區域差異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性因素的差異
從全國各個區域來看，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具有明顯的地域分布差異。簡單地說，中央政府漸進性的對外開放政策導致了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差異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這種政策的地區一旦獲得政策上的優勢，對其發揮潛在的區位優勢將是有很大推動作用的，并且還會形成一種非均衡發展模式下的自我強化力量，這些都使外資傾斜政策的影響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東部的山東省率先享受到了國家優先開放沿海城市的優惠政策，對其大量引進外資有很大的帶動作用，這也是山東拉大和河南省等內陸省份差距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處于西部的四川省也在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后，享受到了一些優惠政策，對該地區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這一戰略的提出對中部地區發展經濟來說有一些政策方面的優惠，具體對于河南省來說，可以利用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發揮自身的區位優勢，根據自身的特點，更大、更高質量地吸引外資，以彌補吸引外資方面的不足。
（二）區位因素的差異
宏觀意義上的區位因素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就單從狹義的角度來理解區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異，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區域分布差異問題也和區位因素具有很高的關聯性。比如：山東省的區位優勢可以被具體化為接近港口和對外聯系的便捷運輸條件等。由于我國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初期，主要是發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資，在這種政策的指引下，投資者的理性選擇是在有利于對外經濟貿易的地區進行投資。而地處中部地區的河南在這方面卻不具有任何的優勢。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大多是“兩頭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業，正是這種區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資在注重一般性規律的前提下，表現出自身集聚與擴散的規律，并因此也導致了我國在地區分布上吸引外資的差異狀況。
（三）要素稟賦的差異
地區要素稟賦主要包含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方面的內容。具體來說，我國各地區自然資源呈現由東至西優勢度遞增的特點。如果對能源、礦產資源、耕地和氣候資源進行綜合比較和測算，3個地區自然資源綜合優勢度的排序應該是四川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和山東。但是，從目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區域狀況來看，自然資源稟賦的影響作用不是很明顯。
要素稟賦的另一個指標是勞動力資源。從效率工資的角度來看，全國最低的省區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區；若從勞動力的絕對數量來考察，基本來說東部地區的人口密度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根據2006年數據，目前高于5000萬人口以上的省區中河南位于第一位，其次是山東，四川居后；若從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而論，則山東居于全國的前列，河南和四川都較為落后。相對來說，勞動力資源是山東地區所具有的比較優勢。
反映技術資源優勢度的各地區綜合科技水平居于前列的地區有四川、山東，河南較為落后，可見從這方面來說山東仍然占據優勢。這說明要素稟賦差異和我國外資分布具有一定的相關性。
（四）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
要素稟賦反映了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的差別，是反映各地區靜態差異的一個重要的指標。如果從動態的經濟運行效率角度來看，不同地區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的差異必定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形成產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說，各地區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與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相關性。因為，從任何一個投資者的角度來說，總是希望投資于投資回報率較高的地區。具體就資金這一資源來說，東部地區的山東由于其在吸引投資過程別注重引進產業鏈條長的資金，其吸引的投資企業基本包含有一個行業的上、中、下游企業，因此其投資效率相對較高；而河南省在這方面存在不足，據了解，其產業園區內吸引的投資企業關聯性很小，產業鏈很短，在吸引投資之初，較少考慮投資企業之間的關聯性。這也是造成地區之間引資差異的一個明顯因素。
四、結論
通過分析三省份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現狀，我們發現，不管是從絕對量、相對量上還是從增長率、業績與潛力上來說，河南都落后于山東和四川。導致外資在3個省份區域分布差異的原因主要有政策方面的差異、區位差異、要素稟賦差異、資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等等。
利用外資的差異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因為FDI不僅僅表現為資本變量，它更多地體現為知識、技術以及經驗的載體。因此，FDI對于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就不是單純的某個方面，它可以滲透到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并發揮作用，其中既有直接效應也有間接效應。
當前，正值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之際，中部地區各省市紛紛出臺各項優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資力度。在中部六省市中，河南具有明顯的資源優勢、區位優勢、市場優勢和后發優勢，基礎條件較好，但是，河南還有人均占有量少、改革滯后、經濟開放度低、高層次人才缺乏、就業壓力大等許多薄弱環節，因此，積極有效地引進FDI對解決上述問題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為此，建議河南在今后引進外資的過程中可以考慮從自身優勢出發并為吸引外資構建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責任編輯：郭金宇）
參考文獻：
［1］ 楊特.論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收入差距的影響[D].復旦大學碩士研究生論文,2008.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23-0110-03
1江蘇外商直接投資的概況
經濟飛速發展的21世紀,作為當今世界經濟活動中最活躍、最重要的因素,國際直接投資開始迅速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他國的生產經營并掌握一定的經營控制權的投資活動。它是資本國際流動的主要方式之一。資本國際流動不僅彌補和緩解了東道國的投資缺口,更為重要的是,它還帶動了其他生產要素的國際轉移,從而促進了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在不斷發展的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中正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同時國際貿易和世界經濟的發展也進一步促進了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江蘇是個經濟大省,積極實施經濟國際化戰略,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利用外資工作一直走在全國前列。截至2008年度,江蘇省累計實有外商投資企業38554戶,投資總額為4159.30億美元,注冊資本為2203.10億美元,分別占全國總量的13.45%、17.9%、16.9%。江蘇省外商投資企業發展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但仍好于全國其他省市和地區,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已超過廣東省,躍居全國第一。在外資流入不斷增長的同時,江蘇外貿出口從1985年的15.86億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2380.4億美元,增長了近150倍。顯然二者發展是具有同步性的。那么外商直接投資對江蘇出口貿易發展的具體影響有多大?造成這種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內容,通過分析,得出相應結論,找出利用外資存在的問題。
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關系實證分析
2.1FDI對江蘇省進出口總量影響
外資企業1995年進出口金額為67.28億美元,2008年為3035.6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進出口的比例也從1995年的41%增加到2008年的77%。2008年全省出口總額達到3922.7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1749.6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74%。數據顯示,總體來說,總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
表1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江蘇省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充
2.2FDI與江蘇省對外貿易的實證分析
(1)所需變量及分析指標。
根據進出口方向的不同年度分為以下具體變量: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進口額(IM)、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選用1999年至2008年這10年的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的數據進行分析。運用的分析軟件為SPSS13.0。
(2)FDI與進口出口量相關性實證分析。
FDI為當年江蘇外商實際直接投資總額,FDIC為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因為一般經驗認為FDI當年的流入并不會立即引起出口增長,因為FDI企業建廠初期有籌備、引進設備然后再進行生產的過程,所以FDI對出口有一個滯后效應,又考慮到資本的累積效應,因此在對FDI對江蘇出口總量影響的分析中運用FDI-2,FDIC兩個變量,EX為當年江蘇對海外的出口額,IM為江蘇當年從海外的進口額。
根據表2所列數據,運用SPSS軟件分析對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額的相關性。
表2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額情況 (單位:億美元)
注: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2)、出口額(EX)、進口額(IM)。
從輸出結果表3中,每個變量都有三行數據:第一行為該變量與相應列上變量的簡單相關系數;第二行為相關系數檢驗的相伴概率值;第三行為參與計算的觀察值個數。從表第二行中的數據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額、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前兩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江蘇的出口額和進口額都具有某種線性相關性,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比前兩年的外商投資額與進出口的相關性更強,簡單相關系數達到了0.944,0.926,而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出口的相關性又超過了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50,前兩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口的相關性超過了當年外商直接投資額,相關系數達到了0.927,且在顯著性水平為0.01時,都通過了統計檢驗,都呈現出了明顯的線性相關關系。首先說明了江蘇外商直接投資額對江蘇的進出口都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同時我們看到FDIC,FDI-2與進出口的相關系數更大的現象,這說明了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也存在時滯性的特點。之外我們可以觀察到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對當年的出口促進作用大于進口。
表3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口量、出口量的相關系數
表4中所列數據為1999-2008年江蘇省各年度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進出口情況。我們通過相關性分析,發現由于時滯性強,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相關性比較大,因而為了改進研究結果,除了選用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與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以外,還選用了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作為研究對象,以FDI-1來表示。
先研究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的相關系數。其次以出口為例,選取FDI-1與EXM,EXP,EX分別建立一元線性回歸方程,對直接投資額與初級產品出口額,制成品出口額,出口總額作回歸分析,分別以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制成品出口額(EXM),出口總額(EX)為被解釋變量,以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為解釋變量。
表41999-2008年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對外貿易結構(單位:億美元)
注:年度外商直接投資額(FDI),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C),前一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FDI-1)與工業制成品出口額(EXM),初級產品出口額(EXP),工業制成品進口額(IMM),初級產品進口額(IMP)。
如表5所示,外商直接投資中當年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當年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上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與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初級產品的進出口均呈現較大的相關性,出口商品中的工業制成品與初級產品的比重與外商直接投資有著很高的正相關關系,尤其是當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這反映了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江蘇省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優化具有重要意義。
表5江蘇省外商直接投資額與進出口商品結構的相關系數
由此可得方程:EX=339.467+0.674FDI-1(3)
以上的三個方程FDI-1的系數的T值都比較大,在顯著性水平a=0.05下,大于t檢驗的臨界值,表明系數都很顯著,可以用來解釋各變量之間的關系,在(1)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工業制成品出口就提高0.667倍,在(2)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初級產品出口就提高0.007倍。在(3)式中,前一年的外商累計直接投資額每提升一單位,總出口就提高0.674倍。這表明江蘇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改善了工業制成品出口結構,對初級產品的出口也有一定的影響。其主要原因是外商直接投資要從國外進口大量機器和設備?？梢?相對于初級產品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更能促進工業制成品貿易規模的擴大。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江蘇省對外貿易結構有顯著的改善和優化作用,而且存在一定的滯后性。
3總結與建議
3.1總結
由于長三角經濟帶造成的磁場效應,再加上江蘇良好的投資環境,來江蘇投資的國家(地區)越來越多,突破了先前以港、澳、臺為主的局面,并且在加入WTO后歐美發達國家在江蘇的投資逐步擴大。
外資在江蘇以制造業為切入口,向商業、證券、保險銀行等服務業和多領域滲透的步伐明顯加快。
FDI在江蘇省三大區域的不均衡分布和不均衡增長,是江蘇省三大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之一。FDI對江蘇省區域經濟發展有短期的需求拉動效應,也有長期的供給創造和溢出效應,但長期效應小于短期效應。因此,合理借助FDI的區域分布來逐步消除江蘇省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3.2相關建議
(1)應進一步加強投資環境建設,努力營造地區聚集效應。
首先,要重視投資的硬環境建設。江蘇在投資硬環境上下了不少功夫,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昆山地區開發區先后投入30多億元用于交通、通訊、供水、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其次,在投資軟環境上,應特別強調樹立服務意識,實行“親商”政策,始終使外商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形成有利于FDI發展的外資來源國家和地區的集聚效應。最后,蘇中、蘇北地區土地、勞動力資源豐富,是吸引FDI的有利因素。蘇中、蘇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包括加強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建設和實行,發展為FDI服務的配套產業,增強為FDI服務的意識。
(2)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引導外資流向。
目前,在外商投資的具體行業上,制造業投資比重仍然較大,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等技術密集度高的產業,以及化學、紡織、機械、冶金等產值比重排列前位的勞動密集型傳統產業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的重點。江蘇省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外商投資往第一、三產業延伸。對于第二產業,關鍵是要注意比較優勢的動態轉換,實現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的升級換代,實現長遠發展。因此,在引資政策制定上,應該有所側重,有所選擇,有所鼓勵,積極引導外資進入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和部門,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領域。
(3)加強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提高自身技術研發能力。
中國過去多年引進外資的教訓之一就是以“以市場換技術”方針的失效,多數外商愿意轉讓的標準化技術不但無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反而導致低水平建設的重復,而重化工業賴以升級的先進技術,外商要么不予轉讓,要么作為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外商獨占技術秘密,把中方人員嚴格地隔離出來。因此,對江蘇內資企業來說難以通過這種利用外資方式達到學習目的,只能造成國內產業發育、壯大的市場基礎喪失。而對于一些先進的技術,由于內資企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強,外資企業的技術溢出效應不僅不能很好的加以利用,反而造成其對國內市場的壟斷。內資企業要取得技術的根本性突破,一方面要提升自己的消化、吸收能力,增強其自身的研發能力。進而,即可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水平,也可以促使外資企業采用更高的技術水平,擴大其技術溢出效應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強同外商直接投資企業的研發合作,加大內外資企業人員之間的流動,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內資企業的技術指導,從而保證內資企業可以有效提高消化、吸收能力,最終增強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
(4)促進自主品牌成長。
經濟增長質量的高低,最終都體現在產品的競爭能力上。充分發揮外商投資企業的技術優勢,通過延伸產品的加工深度、精度,提高最終產品和中高檔產品的比重,實現“以質取勝”,創自己的品牌。政府應把保護知識產權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加快科技創新的載體建設,結合國家知識產權局啟動的全國專利技術產業工程的一系列政策,配合出臺有關地方措施,優化專利市場環境,采取各種方式,讓專利的擁有者與需求對接,促進專利技術的轉化和實施。對外貿易要進一步推動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轉變。優先發展和扶持技術密集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重點扶持具有自主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實施以質取
勝策略,狠抓出口商品質量;實施出口品牌戰略,推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加快形成品牌優勢,最終提高外貿企業競爭力。
參考文獻
[1]保羅•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2]白承彪.外商直接投資與江蘇省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D].江蘇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3]李志森.FDI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及對策分析[D].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梁穎.FDI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結構影響的實證研究[D].哈爾濱工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
[5]任為.我國FDI國際貿易效應的實證分析[J].海南金融,2008,(9).
[6]李海波.FDI對我國國際貿易影響的區域性差異分析[J].財經科學,2008,(10).
[7]霍愛英.FDI對我國出口貿易的效應分析[J].統計與決策,2008,(18).
[8]林杰斌,劉明德.SPSS10.0與統計模式建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