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5:47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環境與經濟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一）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保證了對網絡教育的持續投入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總體上依然保持著平穩較快的發展勢頭，國民生產總值逐年增加，居民收入穩步增長。十報告中指出，過去十年期間，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了一個大臺階。總的來說，我國經濟健康發展，國庫殷實，居民收入穩定增加；同時，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12年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GDP比例首次實現4％，居民對教育的消費支出也在不斷增加，企業內部的教育培訓支出也持續增加，從而保證了網絡教育的持續投入。
（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科技創新體系
建設的要求為網絡教育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十七大報告提出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代服務業。十報告進一步指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十報告同時提出，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健康發展，加快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壯大，把我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隨著傳統產業轉型和升級，部分勞動力不得不選擇新的工作崗位。他們在走向新的工作崗位之前，必須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術?？萍技夹g創新體系的建設，更需要各級各類勞動者和管理者不斷加強學習和研究。網絡教育為各類在職人員獲取新知識、新技術甚至開展協同研究提供了最便捷的方式：通過網絡教育手段，他們可以在不耽誤工作的情況下，利用業余、碎片時間不斷學習和更新知識。
二、社會文化環境與網絡教育有關的社會文化環境
一般包括社會成員的文化傳統、價值觀念和教育水平、人口規模、年齡結構、人口流動性等。影響我國網絡教育發展的社會文化因素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傳統上學觀念受傳統文化影響
中國人歷來重視教育，且在教育的投入上不惜血本。統計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家庭在教育上的消費已經超過養老和住房消費，成為居民儲蓄的最大目的。這種重視知識和教育的思想，構成了網絡教育的市場需求基礎。
（二）年輕一代的成長環境
現在的年輕一代成長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聯網時代，娛樂和學習在這一代中基本上是同步進行的，他們習慣了使用網絡和各種社交媒體工具；相對于面對面交流，他們更愿意在線發表意見和參與討論。在這種環境下成長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的前輩相比，學習方式必定會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會更加適應和喜歡通過網絡進行學習的方式。
（三）終身學習的理念深入人心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知識經濟已經逐步取代工業經濟，成為21世紀的主導經濟形態。在知識經濟環境下，科技和知識成為經濟活動甚至生活中最核心的要素。而科技和知識的最大特點是發展迅速，這種迅猛發展帶來的直接影響就是全新的和不斷變化發展的職業、家庭和社會生活。為了與這種變化和發展相適應，人們必須用新的知識、技能和觀念來武裝自己，必須持續地接受教育和學習。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在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首的國際機構的大力提倡、推廣和普及下，很多國家把終身教育作為本國的教育改革總目標；我國也大力推廣和積極實踐終身教育理論，將建設學習型社會作為奮斗目標和戰略任務先后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報告，并作為了《國家教育事業發展規劃綱要》的重要內容?！秶医逃聵I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要“基本形成學習型社會”“從業人員的繼續教育參與率達到40％左右”，并將“推進繼續教育體系建設”和“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完善高等教育體系”并列，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梢哉f，終身學習的理念已經被包括決策層和普通民眾普遍接受并積極實踐。而“終身學習”的首選形式就是網絡教育。
三、技術環境與網絡教育相關的技術環境
是指能為網絡教育順利實施提供支持的信息技術水平、條件和學習者及從業人員對信息技術的運用程度等。以多媒體網絡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技術是網絡教育得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具體來說，影響網絡教育的信息技術環境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軟硬件技術能為網絡教育服務的軟硬件信息技術
主要包括服務器、通信網絡、多媒體技術和遠程學習及管理平臺等。伴隨著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服務器的性能越來越強大。高性能的處理器、大容量硬盤和內存、基于PCIExpress和HyperTransport的近乎完美的系統總線架構等技術，保證了服務器在處理能力、穩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擴展性、可管理性等方面得到極大的提升，為網絡教育打下了堅實的硬件技術基礎；融合了衛星廣播網、計算機網絡、有線電視網絡等綜合網絡系統的通信網絡為網絡教育中各種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高清視頻錄制設備和技術、音視頻轉換、動畫技術、多媒體數據壓縮編碼技術和視頻直錄播和點播技術，在網絡教育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在實踐的基礎上不斷完善和發展起來的、具備強大功能和良好易用性的網絡學習和管理平臺，在具有更強交互性的web2．0和web3．0出現后，為網絡教育提供了完美的遠程管理和虛擬學習環境，并通過“虛擬實驗教學環境”實現實踐和實驗教學內容。另外，各種功能強大的即時通訊工具的廣泛應用也為網絡教育過程中的師生交互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目前，伴隨著“云計算”出現的“教育云平臺”是未來網絡教育的基礎架構。這種教育云平臺包括了網絡教育所必須的一切硬件計算資源、教學資源和教育社交平臺，這些資源經虛擬化之后，可以向網絡教育機構、從業人員和學習者提供一個良好的平臺。教育云平臺廣泛應用會使得網絡教育進入一個高質量、低成本、覆蓋面廣的嶄新發展階段。
（二）終端設備網絡教育中的終端設備
是對學習資源進行處理、傳遞和接收的平臺，也是學習者和學習資源之間、學習者和教師之間，以及學習者相互交流的平臺?，F階段所倚賴的終端設備主要包括pc機、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等。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使得高性能的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成為一般民眾的生活必備物。據CNNIC統計，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4．1％，手機網民規模達4．64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和4G技術的普及、無線網絡的發展和手機應用的創新促成了我國手機網民數量的快速提升?；ヂ摼W和智能手機的便捷性和高性能不僅為現有的網絡教育學習者提供了便利，更為網絡教育提供了規模龐大的潛在學習者。
（三）學習資源學習資源是網絡教育的核心
前文所述的軟硬件技術和終端設備都是為處理、呈現和傳輸學習資源服務的。它為網絡遠程學習創造了一個虛擬的課堂環境，可以為學習者提供學習材料，對學習活動進行管理，并對學習者給出學習結果評價。網絡教育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在學習資源建設的理念和技術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同時，在此基礎上，各高等學校、職業學校和其它教育機構建成了一批高質量的網絡教育學習資源，為網絡教育的質量提高并吸引更多學習者參與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現階段網絡教育的學習資源完全實現了數字化，其特征主要包括非線性、超文本（超媒體）、動態性、交互性、海量性、易重組與易復制等，學習資源的類型包括設計合理、內容豐富、媒體多樣、導航清晰的網絡課程，高清視頻課程和能解決實際問題的微課程。各種類型的學習資源能滿足學習者對資源的知識組織、多樣化、泛在性、可選擇性、個性導航等需求，也能支持各種學習終端，真正實現隨時隨地、利用任何終端進行學習的“泛在學習”。
四、總結與建議通過對影響
我國網絡教育發展主要環境的分析，我們能得出一些基本結論，即我國的網絡教育正在得到政策、經濟、社會和技術條件的大力支持，處于一個最佳的發展環境中。在這個環境中，如果以目前的節奏發展下去，網絡教育雖然不至于會取代傳統的全日制教育，但至少代替函授、夜大等繼續教育形式，會成為各類成人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的主流教育形式。盡管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網絡教育的發展前景保持樂觀，但是也不能忽視目前存在的問題，如學生支持薄弱、網絡教育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大量重復建設、學習成本居高不下等。
（一）加強學生支持
如果說軟硬件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等是網絡教育的基礎和核心，那么學生支持應該是網絡教育質量的保障。學生支持包括學術性和非學術性兩個方面，前者主要指學習內容方面，后者包括技術、情感、經濟等層面。有效的學生支持不僅能幫助學生及時解決學習中的困難，而且能幫助他們克服虛擬學習環境中的孤獨感，增強存在感和成就感，提高學習動機，從而提高學習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傳統的教育環境下，從幼兒園到大學，學生的學習一直在有老師現場教導、學習目標明確這一個真實的社會環境中進行，學生習慣了這種學習方式。一旦他們的學習時間、方式、任務和進程等完全由自己控制，許多人往往會不知所措，他們還不能完全適應網絡環境下的自主學習。在這種情況下，個性化的學習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我國目前的網絡教育，無論是學歷還是非學歷，都存在強調基礎設施和學習資源建設，而忽視了對學生的支持服務。
美國環保主義者哈丁在《公地悲劇》中指出，每個人都力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忽視了資源的有限性和承載量，公地悲劇的發生不可避免，個體的經濟動機與公共利益之間的沖突激化是公地悲劇和環境問題出現的深層次原因，無節制的市場經濟體制本身存在著固有的缺陷，使得某些人類共有的資源得不到應有的嚴格的保護，在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共有資源成為追求經濟利益的犧牲品，整體的環境質量不斷惡化，最終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二）法制基礎。
一方面法律的社會化、系統化、政策化使得近代法律的發展日新月異，傳統的資本主義民法以私權為本位，在私法本位的觀念下形成了法學的理論基礎，但是這種傳統的法律理念正受到當代法治發展的挑戰，法律社會化正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趨向；另一方面公法不可干預私法的理念也日益弱化，在二者之間出現了過渡地帶，新型的法律正是在這種土壤中找到發展的空間并且反過來又促進了二者的融合，這種融合也為環境法這種跨部門立法的范例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
二、傳統法律思想與實踐應對環境問題的不足
我國的憲法中缺乏環境保護的實質根據，因為按照現代法治的原則，國家只有依據憲法才能承擔環境保護的責任和保護公民環境權益的責任，但是傳統的憲法模式并沒有將環境權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來確認，這樣的直接后果是公民的環境權益得不到法律保障，作為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在有關環境權方面規定的缺失使得其它有關公民環境權保護的立法缺乏憲法依據，因此必須明確人們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適和優美的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環境權，當然憲法中是存在關于環境保護的條款，但是并未明確國家和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具體責任或職責，這種不確定性也使環境保護過程中要求的集中統一的環境管理權難以實現，表現為現實中的多龍治水，效果卻不明顯。
有關環境權的屬性問題學界尚無定論，主要有人權說、人格權說、財產權說和人類權說等，直接后果是傳統民法理論在環境保護中相當的不力，當今社會中調節社會關系的基本法首推民法，但是傳統的民法理論比如所有權理論、契約自由原則和過失責任原則，這種絕對所有權、絕對支配權，使得個人為了取得利益而在訂立契約時顧忌甚少，只有故意和過失才承擔責任的過失責任原則使得對環境權益的保護難以落實，因為在我國環境要素為國家所有，當這些要素受到侵害的時候誰有資格進行權利訴求，這在傳統物權理論里無法解決，而依照傳統的契約自由原則不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也可以視為一種自由，國家不得干涉，更為嚴重的是現如今的環境污染和破壞往往是社會物質生產部門的物質生產活動的負面產物，造成這種污染和破壞的企業或個人并無直接的故意和過失，按照過失責任原則其后果便是污染者無需承擔責任，受害的利益無法得到補償，保護環境何從談起？可以說大多數的環境保護工作都是由環境行政管理機構來進行的，那么我們來看一下作為管理管理者之法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否得力，傳統行政法對于自由裁量權做出了較嚴格的限制這對于應對復雜多變的環境問題極為不利，因為很多環境問題的解決在現有的法律和政策的范圍內缺乏依據。另外行政法一直以來是以權力的行使作為其基本方式的，但是我們知道僅僅靠權力手段是不足以對環境實行有效地保護的，此外環境保護所要求的預防為主，預先采取措施限制不利于環境保護的民事行為的需求跟行政管理的滯后性相矛盾，可以說當前的行政法對環境的保護是相當的不力的。當然，存在的問題還有很多，恰恰說明了需要有新的法律規范來適應和滿足環境保護和國家環境管理的要求，這就是環境法，可以說正是由于傳統法不能滿足而環境法可以滿足現實的需求才導致了環境法的產生，那么這些需求到底是什么呢？
三、環境法得以應對不同層次的需要
（一）作為應對廢舊品處理、環境工程設計、垃圾的回收利用等問題的環境法規、判決和條例是第一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直接原因，所謂的第一需要是因為為了應對各種因環境污染和環境破壞所帶來的公害問題，相關的環境法以一種應急性的法規、判決和條例的形式出現，由于具體問題的類型多種多樣變化萬千，所以這一層次上的環境法的變化也就異常迅速，往往是問題已出現就會出現對應的環境立法，正如當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日趨嚴重的時候，相應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固體廢棄物污染防治法等很快就出臺了，又如日本50年代后期，由于伴隨著產業活動而產生的大氣污染和水質污染，在其國內各地相繼出現了諸如骨痛病，水俁病等公害事件，于是緊接著在其國內出現了公害立法，《關于公用水域的水質保全的法律》等，不過這個層次上的環境立法內容主要涉及到相關的環境要素，而且總是等到狀況出現后才得以反映，因此帶有強烈的應急色彩，所以說是第一需要。
（二）使相關的環境政策與社會制度一體化、體系化是第二需要。
這也是環境法產生的間接原因，這一層面的環境法是建立在第一層次的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基礎上，在已有的各種應急性的和預防性的環境政策法規的基礎上，將其與已有的社會制度一體化，并在此一體化過程中強調環境政策也必須要通過行政自由，行政裁量權，司法制約來實施，同時在實施過層中尊重各級政府權威，事實上這是一種程序性的體現，之所以要貫徹這一程序主要的是要在實質上使得已經制定的環境機制與我們社會的經濟現實、傳統財產權和國家能源政策相適應，當然由于在第一需要已經得到滿足的情形下，將原本雜而無章的應急性的環境法律、法規體系化，不僅是為了更好的保護環境的需要，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這也是國家為了保護環境而使相關的環境法律法規與現行制度協調統一的結果，這一過程的結果必然是環境法與現行的政治、法律、經濟體制和國家能源政策的契合，這一過程也伴隨著各種體制的優化和重組。
經濟、能源消耗及環境現狀
近幾年來，江蘇省經濟發展速度相當快。江蘇正處于工業化加速和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全省的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超過10%的速度在增長，但是江蘇省的增長速度普遍比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快。從1990～1993年，江蘇省的GDP增長率每年都在上升，到1993年達到最大值，其具體值為22.02%。1993年后，其增長率有所下降，但總的來說，其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大的，均超過了全國的平均增長速度。
伴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能源的消費量也是相當大的，江蘇省的能源消費量逐年遞增，并呈加快趨勢。1999年，江蘇省的能源消費總量是5960.14萬噸標準煤，而到2007年則快速增長到18031.67萬噸標準煤，是1999年的三倍多。同時，電力的消費量也在增加，其年增長率變化較大，最大已達22.1%。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對各種能源的消耗量也將不斷增加。但是，由于江蘇省自身產能水平極低，供需缺口很大。而且，由于電力供應不足，江蘇省在過去幾年普遍出現了拉閘限電的現象，許多企業被迫調整廠休，避峰讓電，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江蘇經濟的發展。因此，能否很好地解決能源供需矛盾，將成為影響江蘇省經濟能否持續高速健康發展的關鍵。
在環境污染方面，這里主要分析工業廢水的排放情況。工業廢水的排放量從總體上來說也在不斷增加。1996年排放量最低，為85481萬噸，2007年則上升為192426萬噸，這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因此，在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卻是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的，這與可持續發展思想是相違背的。
能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雖然社會能源的種類很多，但是一個經濟系統中的各種能源投入，其初始狀態通常是煤、石油、天然氣及水電四種能源。而環境污染包括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與振動危害及其他。本文僅以全省工業廢水排放量（FS）表征環境污染程度。并以能源消費量（NY）和廢水排放量為自變量，全省生產總值（GDP）為因變量，建立如下計量模型進行研究：
Y=β0+β1X1+β2X2+μ
其中，Y、X1、X2分別表示GDP、NY、FS，μ為隨機項。
本部分收集了江蘇省1990～2007年的全省生產總值（人民幣億元）、能源消費總量（萬噸標準煤）、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噸）等有關數據。所選數據全部源于1997～2008年各年的《江蘇統計年鑒》。由于從年鑒上得到的全省生產總值是按當年實際價格計算的，各年的數據不具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以1985年為基期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其進行修正，以便使所得結果比較客觀準確。
根據以上建立的模型，對所收集的數據運用計量經濟學軟件Eviews3.0進行線性回歸，根據回歸結果，建立了如下回歸方程：
Y=-554.7009+0.307044X1+0.001697X2
(-13.29282)(52.36129)(3.287607)
R2=0.998840，F=5594.677
統計學檢驗、計量檢驗。從回歸結果看，擬合優度R2接近于1，解釋了總離差的99.884%。同時，在給定5%的顯著性水平下，各變量的參數估計都通過了t檢驗，F值也大于其臨界值，這說明回歸方程的總體顯著性水平較高，擬合得很好，而且變量電力消耗量、工業廢水排放量與經濟增長存在著顯著的線性關系。此外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自相關及異方差。因此，回歸方程是總體線性顯著的，它能正確地反映能源、環境對江蘇省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意義分析。從回歸方程可以看出，β1為0.307044，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能源投入的增加，江蘇省的生產總值將不斷增加。能源多消耗1萬噸標準煤，全省的生產總值將增加0.307044億元，這種正向的相關關系與實際也是相符的。能源是一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物質基礎，沒有能源的提供與利用就不會有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更談不上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但是從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江蘇經濟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能源的供應。然而，由于江蘇省“無油、缺煤、少電”，資源匱乏，95%以上消耗的能源都要從省外調入。因此，江蘇省不適合發展高能耗項目的產業模式，需對產業結構進行調整。
另外，β2為0.001697，說明江蘇的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因此，可以說,江蘇省經濟的增長是以犧牲環境、污染環境為代價的。在我國，普遍采用GDP或GDP的增長率來評價一個地區的發展成就，用產值和經濟增長率對各級政府的政績進行考核，這就導致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片面地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而不惜以環境污染為代價。由此所產生的惡果也最終將對經濟產生“報復”。因為環境污染的加劇，又不斷會拉大治理環境污染的費用支出。
同時，運用Eviews軟件計算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矩陣，得出能源消耗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著較大的相關關系，其相關系數為0.79059。這說明能源的高消耗是造成環境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要改善環境，就要從減少能源的消耗入手，不斷提高能源的效率，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
綜上所述，江蘇經濟的增長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同時江蘇省資源不太豐富，不斷拉大的供需缺口將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環境污染最終也將對經濟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這是一種不可持續的發展，是一種極不和諧的經濟增長方式。能源、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建議
（一）優化江蘇省的產業結構
推進產業優化升級，進行產業結構調整，調整輕重工業的比重，大力發展輕工業，向結構輕型化發展。限制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行業的發展。必須建立標準化的定量技術指標，在水泥、鋼鐵等行業，堅決淘汰浪費資源、污染環境的落后工藝、技術、設備和產品。從而促進能源、環境與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優化江蘇省的能源結構
首先要加快江蘇省的電源電網建設，并大力推行電力需求側管理，以緩解電力供需矛盾。其次要積極開發水電，利用江蘇抽水蓄能的豐富資源，重點考慮建設一批調峰能力強的中型水電和抽水蓄能電站。再次要優化發展煤電，推行高效潔凈燃燒技術和提高技術設備水平，以提高煤炭等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后要利用江蘇省具有引進天然氣港口和良好住址的條件，大力發展天然氣，并加快對風電、潮汐發電等適合江蘇省情的新能源項目的建設。從而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降低環境污染。
（三）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循環式流程，從而使物質和能源能夠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循環經濟在環境保護上表現為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并把清潔生產、資源綜合利用、生態設計和可持續消耗等融為一體。同時，循環經濟還能拉長生產鏈，推動環保產業和其他新型產業的發展，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社會發展。此外，循環經濟在不同層面上將生產和消費有機地聯系起來。因此，發展循環經濟符合江蘇省的省情，我們要依靠科技進步，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將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消耗型向循環型、投資推動型向創新推動型經濟轉變，實現江蘇經濟向高級化發展。
（四）完善綠色GDP指標體系
江蘇省作為全國“綠色GDP”核算的試點之一，首次也是全國首家向社會公開通報了全省生態公益林的建設與監測效益。但是，江蘇試點的并不代表全面計算完整意義上的綠色GDP，最多只能稱之為“淺綠色”GDP。而且在已有的工作中還有很多不足，如現有核算只是對當年流量的核算，對歷史造成的污染治理成本如何估價，懸而未決；污染損失的口徑范圍也沒有明確等。因此，要不斷著力于提高全民，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對綠色GDP的認識觀念，提高綠色核算技術，構建科學完整的環境資源統計指標體系，并制定出與綠色GDP核算相關的法律制度，以摸索并完善綠色GDP核算體系。
參考文獻：
（二）清潔能源發展速度滯緩中國為了保持GDP每年以兩位數的高速發展，以煤炭和石油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短期內不可能發生改變。但必須減少化石燃料燃燒時所產生的污染，實現傳統能源的清潔、高效使用就是中國的必然選擇和當務之急。對于減少煤炭燃燒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染，應大力發展清潔燃煤技術。通過對原煤的脫硫脫硝，采用燃燒過程中石灰固硫法，從而減少氮硫有害氣體的排放。除此之外，應該大力發展以風能、核能為代表的新能源。雖然我國正在大力新建水電站、核電站，但這些能源發電的總量卻不到全國用電的15%。與此同時，核電的高風險性也令國家在核能的發展上有所遲疑。自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中國變停止了建造核電站計劃，從而阻礙了中國核電的發展。為了解決我國當前的能源危機，發展清潔能源任重而道遠。
二、我國的環境危機
狹義上，環境問題指的是由于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使自然生態失去平衡，反過來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問題。廣義上，環境問題又指自然力或人力引起生態平衡遭到破壞，最后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切客觀問題。近幾十年以來，隨著社會的進步，人們生活水平很大程度上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們對能源的使用量也達到了前人無法想象的高度，而這些能源是我們社會不斷進步的前提和必要的保證。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不盡的污染。當前，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十分嚴峻，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迫在眉睫。我國由能源引發的環境問題主要有：
（一）酸雨污染大氣中的硫元素和氮元素有自然和人為兩種來源。如果只有自然一種來源，比如微生物活動與火山活動，這兩種元素的數量大體上是均勻的并且是無害的。但是在工業革命以后，隨著社會的進步推動著能源的使用，煤炭石油的燃燒，各種化工產品的生產與造紙等工業活動的逐步擴大與進行，對這兩種元素的人工排放量逐步上升到大自然難以消化的地步，從而導致一些災害，其中大家最為熟知的就是酸雨了。酸雨對生態系統的危害巨大，能夠導致生態系統中動植物的死亡。同時酸雨也能夠溶解建筑物，加快建筑物的腐蝕，危害人類的健康。
（二）大氣污染細粒子是大氣灰霾現象的重要誘因，霾是大量極細微的干塵粒等均勻地浮游在空中，使水平能見度小于10.0km的空氣普遍混濁現象。能見度的下降指示了霾天氣的分布，變化和嚴重的程度。當前我國東南部幾乎所有區域的年平均能見度較60年初期都有約7km~15km以上水平視距的損失。中國城市PM2.5污染十分嚴重，北方城市和區域（如北京及周邊省市）顆粒物細粒子PM2.5濃度高達0.08~0.10mg/m3，超過美國標準年均限值（0.015mg/m3）5~6倍，南方城市和區域顆粒物細粒子PM2.5濃度高達0.04~0.07mg/m3，超過美國標準2~4倍。霧霾天氣嚴重地危害了人類的健康，容易引發一些呼吸道疾病和肺炎，我國如今的癌癥高發率也與大氣污染有著重要聯系。
三、解決危機的方法
1）我們需要實行節能優先的政策。我們經濟雖然這幾年發展迅速，但是從長期來看，我們的發展是建立在對能源的粗放式管理使用上的，隨著能源的不斷緊缺，我們這種發展方式勢必會被淘汰，因此，節能減排勢在必行。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現實載體，是促進區域經濟持續發展的必然途徑，是調整結構、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戰略選擇，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新的技術范式，一種新的生產力發展方式，為實施新型工業化開辟了新的道路。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和規范經濟社會活動，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更高層次上進行產業結構調整，開創新的發展模式，創造新的發展機制，尋找新的發展活力，拓寬新的發展空間，培育新的發展環境，構筑新的發展優勢。
要樹立循環經濟三條理念所謂循環經濟，就是按照自然生態物質循環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它要求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其本質是一種生態經濟，具有三條基本理念:一是以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為核心；二是以“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為原則；三是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它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閉環反饋式循環過程。循環經濟是對過去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在生產過程中，把線性流程變為反饋流程，讓所有的物質和能源在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中得到合理、持久的利用，同時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盡可能的降低到最小程度，從而實現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人與自然的和諧、經濟和環境的雙贏。
要堅持循環經濟三項原則在現實操作中，循環經濟的基本原則包括減量化原則、再使用原則和再循環原則。減量化原則要求用較少的原料和能源，特別是控制使用有害于環境的資源來達到既定的生產目的或消費目的，從而在經濟活動的源頭上節約資源和減少污染。在生產中減量化原則常常表現為要求產品體積小型化和產品重量輕型化。再使用原則要求企業制造出來的產品和包裝容器能夠以初始的形式被多次使用和反復利用，而不是用過一次就丟棄。因此，再使用原則還要求生產者將產品及包裝當作一種日常生活用品來設計，以達到再三使用的目的。再使用原則還要求制造商應盡量延長產品的使用期，而不是由于更新換代而非?？斓靥蕴a品。再循環原則要求生產出來的產品在完成其使用功能后能重新變成可以利用的資源，而不是變成不可恢復的垃圾。按照循環經濟的理念，生產者的責任應該包括解決廢棄產品的處理問題，即生產出一件產品只能算完成一半的任務，關鍵的任務是要提品使用功能耗盡后如何處理的設計。
要認清循環經濟的三大趨勢循環經濟體現出節約資源、優化生態和提高效益的統一性，反映了一種越是生態環保越有經濟效益的發展趨勢。第一，符合生態環保標準是企業生存的必要條件。生態環保標準在世界各國正在成為強制性標準，企業只有服從才能發展，違背必然會被淘汰。第二，符合生態環保標準已成為允許企業產品進入市場的通行證。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提高，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以后不符合環境標準的產品將很難在市場競爭中獲勝。第三，越符合生態環保標準的產品，附加值越高，越有效益。從當前國際市場上看，有機食品、綠色產品的價格遠遠高于同類產品，而且越是有機食品、綠色產品，市場占有份額越來越大，越受消費者的歡迎。由此可以得出生態環境就是生產力，發展循環經濟就是發展生產力這樣的結論。同時，循環經濟又將是市場經濟的最佳運行方式。這是因為無論是從循環經濟和市場經濟遵循的原則，還是從規范市場秩序和經濟發展的趨勢上看，二者都具有統一性，都是必須遵循的客觀經濟規律。
要提倡循環經濟三種模式自從循環經濟理念問世以來，發達國家先后把物質化的經濟增長模式作為提高自己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目標，循環經濟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迅速發展起來。發達國家發展循環經濟所處的大環境是一樣的，都是在面臨資源和環境巨大壓力的情況下逐步推行循環經濟的，但是都從本國具體國情出發，所選擇的切入點不同、有的從節約資源入手，有的從減少廢棄物及回收利用入手，因而各國所提倡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也有所不同，在我國面臨的資源和環境雙重壓力下，我們應該提倡不浪費資源、不污染環境、不破壞生態的“三不”發展模式。從我國資源人均占有量很低，經濟發展中的單位能耗很高，開發建設中的資源浪費嚴重的基本國情出發，在經濟發展中首先要考慮資源的節約和可持續利用的問題；從我國已進入快速發展的工業化社會的實際出發，既要講發展這個硬道理，又要講保護這個硬要求，正確處理二者之間存在的矛盾，走發展和保護雙贏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要學會用生態學的規律來指導人類的經濟活動，反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或局部的經濟利益，自覺地把經濟活動和諧地納入到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中，從而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要積極推進三個層次循環經濟發展循環經濟大體上有企業、園區和區域等三個層次，這些層次是由小到大依次遞進的，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平臺。首先要發展企業層次的循環經濟，以企業為單元，建立“點”上的小循環。在企業實行清潔生產是實現循環經濟的最小單元，在生產的全過程中充分利用資源，使每一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最小化、資源化、無害化，并建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促進產品的生態設計。其次是發展園區層次的循環經濟，以行業為單元，建立“線”上的中循環。就是在工業集中的地區，積極發展產業園區和生態工業園區，使上游企業的廢物變為下游企業的原料，不斷延伸生產鏈條，實現區域或企業群的資源有效利用，實現廢物產量最小化，甚至實現“零排放”。發展區域層次的循環經濟應以城市和地區為單元，建立“面”上的大循環。就是以生態鏈為紐帶，統籌規劃工業與農業、生產與消費、城市與農村的發展，大力發展資源循環利用產業，實行可持續生產和消費，逐步建成循環型社會。同時，我們在發展循環經濟的過程中，要加強循環經濟的宣傳和教育，努力培養循環經濟典型，制訂相關的制度和政策，加強循環經濟法制建設，探索建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加快相關理論和科技發展，為循環經濟提供技術支撐。作者為環境保護局副局長。
二、區域經濟環境下的高等職業教育的路徑選擇
區域經濟環境下，高等職業教育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同時又掌握著一定的主動權。一方面，區域經濟的轉型發展要求高等職業教育必須面向當地經濟發展，主動承擔為當地經濟服務的責任；另一方面現代化的經濟發展方向為高等職業教育提供了更為先進的教學資源，也滲透了更為先進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方式。因此，高職院校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社會環境下，要具備高瞻遠矚的精神和激流勇進的氣魄，選擇正確的教育路徑，實現教育服務于經濟的重要目標。
（一）提高專業人才培養的社會適應度社會適應度是指學生在就業過程中對自己所從事職業的適應能力，主要表現為是否能夠較好地認同自己的職業、是否能夠很好地解決工作中的問題等等。在區域經濟環境背景下，高職院校一方面必須認識到應用型技術人才在市場經濟中所占的分量，以市場需求為出發點，以就業為導向，積極培養專業對口的綜合性人才；另一方面要在堅持“掌握知識是硬道理”的基礎上，重視學生實際操作能力、應用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使學生能夠較早在實際體驗中積累“實戰”經驗。永州職業技術學院在專業的設置上緊跟湖南經濟轉型發展的現狀，理工電子、醫學、信息工程、商貿旅游、師范等五個學院面向當地人才需求，及其“注重素質教育和動手能力培養，培養的學生基本功底扎實，實踐操作熟練，適應能力強”。臨床醫學系更是強調培養市場需要的應用型、技能型的臨床醫學人才，并與當地多家醫院建立合作關系，為學生提供實習、實訓的良好平臺，以為學生“走出去”搭建橋梁。
（二）提高高職院?？茖W研究的服務性高職院校所培養的人才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必然要求其教育方向緊扣當地經濟發展趨勢，以更好地服務于當地經濟發展。因此，高職院校要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著眼于當地產業結構的調整需求和經濟增長方式改變需求，致力于有利于當地經濟發展的科學研究，從而為區域經濟轉型升級做出卓越的貢獻。如學?？梢耘c企業建立合作關系，以“產學研”為合作紐帶，一方面學校通過企業將知識直接轉化為科技成果，為企業贏得利潤，另一方面企業為學校提供研究資金和研究設備，確?？茖W研究工作的開展，通過這樣良性的互動循環，從而達到雙方利益最大化的目的。永州職業技術學院始終堅持以服務為宗旨，以就業為導向，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道路，不僅取得到顯著的辦學業績，而且為湖南經濟的發展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綜合性人才，如臨床醫學系學生畢業后大多直接服務于城市社區和農村鄉鎮醫療、醫療保健、醫藥等市場，可謂是“好鋼用到了刀刃上”。
（三）提升區域內高等職業教育的特色品質特色品質是高職院校的生存之本，在形形的各類學校之中，要想在市場中贏得一席之地，就必須形成自身獨特的辦學理念、人才培養結構等。從湖南經濟發展的特點來看，由于消費需求、凈出口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的拉動，促使其已進入到“發展快車道”之中，但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等問題仍然突出。因此，高職院校在教育方向上要積極尋求區域環境下新的突破口，在人才培養目標上既要突出自身學校的特色，又要結合當下區域經濟發展的特點，制定適應時展要求、迎合企業發展需求的辦學計劃，從而在社會上樹立良好的學校形象，積累一定的信譽。永州職業技術學院所形成的“永州模式、永州方向、永州精神”既是對學校辦學理念的一個準確定位，也是對湖南當下經濟發展的準確把握。
低碳經濟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在國外2003年才提出，使用的概念較多，也沒有形成共同的認識；更主要的是，發達國家進入了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優化階段，碳生產率水平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他們的發展可以擺脫對高碳能源生產和消費的依賴；他們是在解決了局部環境問題(如噪聲)、區域性環境污染(如河流污染和城市污染)后，才將重點轉到全球環境保護這個議題上。國內提出低碳經濟的時間更短，雖然媒體和專家的討論很多。但基本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還不知所云。雖然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決定了我國不得不使用高碳能源，但部分地區資源耗竭的現實也說明我國不能再走粗放式的發展道路了。低碳經濟的核心是節能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口號為地球是我們的唯一家園，保護全球環境是人類的共同責任；統計指標是碳生產率(排放1噸二氧化碳產出的CDP)。因此，低碳經濟是從保護全球環境的角度評價經濟發展的環境代價。
總之，可以將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納入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的范疇。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發展循環經濟的結果可以提高資源(包括能源)效率，也減少廢物(包括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反過來也是一樣。因此，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并行不悖，均是我國建設兩型社會的重要內容。
二、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殊途同歸
循環經濟思想的形成，與可持續發展一樣，有一個內涵不斷深化、認識不斷升華、重點與時俱進的過程。第一次產業革命前，人類干預自然界的能力較低，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只是局部性的、小規模的和不明顯的。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人口的急劇增長，人類社會活動的規模不斷擴大，人類向自然索取的能力越來越大，自然資源消耗速度加快，廢棄物排放明顯增加，環境污染問題越來越嚴重，對社會經濟發展構成較大威脅。
人類對于自然資源耗竭的擔心出現在許多著作中。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1965年和1966年發表《地球是一艘宇宙飛船》和《未來宇宙飛船地球經濟學》兩文，強調人類要由“牧童經濟”向“飛船經濟”轉變，否則地球這一封閉系統內的不可再生資源將消耗殆盡。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增長的極限》報告，提出：“如果讓世界人口、工業化、污染、糧食生產和資源消耗的現在趨勢繼續下去，增長極限將在未來一百年的有朝一日發生?！边@份報告被認為是第一次系統地考察了經濟增長與人口、資源、生態環境和技術進步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自然資源供給與環境容量無法滿足外延式增長的觀點，迄今對人類依然有著警示作用。
從20世紀60年代起，環境污染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卡遜發表《寂靜的春天》一書。用觸目驚心的案例、生動的語言闡述了大量使用殺蟲劑對人與環境的危害，指出生物界和人類所面臨的化學品危險，敲響了工業社會環境危機的警鐘。1970年4月22日，美國舉行要求保護環境的大規模游行，這一天后來被確定為“地球日”。1972年聯合國發表了《人類環境宣言》，鄭重聲明只有一個地球，人類在開發利用自然的同時，也要承擔維護自然的義務。這次會議成為人類社會邁向可持續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人類通過對工業發展負面影響的反思，追求發展與環境的協調，先采取“末端治理”與控制措施，又轉向污染預防和清潔生產。可以說，資源的高效、循環利用和從源頭預防環境污染，是循環經濟理論產生的最直接原因。
發展階段也決定了原料來源需要改變。西方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消耗了大量自然資源，礦產資源所剩不多。客觀上要求降低經濟發展中的實物流量，開展廢物的回收和再生利用，以較少的資源消耗支撐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固體廢物快速增長也要新的管理戰略，這是日本建立循環型社會的出發點。由于大量的垃圾需要處置，日本垃圾填埋場的使用年限急劇下降，新建垃圾場又要占地，一些地區已經出現沒有地方填埋垃圾的情況。另一方面，經過長期的積累，垃圾中含大量廢舊物資。如報廢交通工具、廢舊電子電器產品等，在一些地方“堆積成山”。其實，這是放錯地方的、并可回收利用的資源：也正是有了這些不斷增多的廢物，才使資源再生產業發展成為可能。廢物回收和循環利用，既可以減少原料投入和廢物產生，又可以減少垃圾填埋占用土地，可以收到一舉多得之效。發達國家通過廢物的再生利用，再投入少量的資源生產新的產品，單位GDP的資源消耗強度也大幅度下降，礦產資源等不可再生資源消費增長速率遠低于GDP的增長速率，出現所謂的“脫鉤”現象。
與此大致類似，低碳經濟概念的形成和提出背景，可以歸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應對氣候變化是低碳經濟提出的最直接和最根本原因。由于人為排放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引起全球氣候變暖，反過來又影響到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隨著技術水平的提高和研究的深入，人們對大氣中二氧化碳(CO2)等溫室氣體濃度升高帶來的全球氣候變化、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可能產生的不利影響等問題的認識日益深化。1988年由世界氣象組織(WMO)和聯合國環境署(UNEP)共同成立的氣候變化政府間專門委員會(IPCC)，從科學證據、適應與減緩、政策措施等方面進行全面評估，2007年第4次評估報告。報告指出：20世紀后半葉北半球平均氣溫是過去1300年中最暖的：在過去100年中世界平均氣溫上升了0.74℃，平均海面上升了17厘米。如果不能扭轉這種趨勢，21世紀末氣溫將上升4℃，海面將上升60厘米。于是，降低生產和生活活動中溫室氣體的排放強度、提高碳的生產率，成為一種新的世界發展潮流和人類的努力方向。
其二，發達國家邁過了以使用高碳能源為主要動力的發展階段。保持其現有福利水平，可以不依賴高碳能源、特別是煤炭的生產和消費了。從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看，如果消費1噸標準煤排放的二氧化碳為1個單位(約2.6噸二氧化碳)，則1噸標準煤的石油排放的二氧化碳約為0.7個單位，1噸標準煤的天然氣排放的二氧化碳為0.4個單位。即相對于煤炭，石油天然氣是低碳能源。鋼鐵、水泥等是需要消耗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的產品，又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必需的。因為沒有鋼鐵和水泥等物質和原材料投入，就建不了高樓大廈，建不了鐵路、橋梁等基礎設施，生產不了以小汽車為代表的工業品，也就實現不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相反，以銀行、保險等為代表的生產型服務業，能源消耗強度要低得多。發達國家在后工業化階段，生產的目的主要是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吃飯、住房等可以不依賴高碳能源的生產和消費了。一般的，發達國家工業化時的經濟是以高能耗、高碳排放為主要特征的“高碳經濟”；世界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是依賴低碳能源實現工業化的。換句話說，人類的工業文明是建立在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基礎之上的，生態文明尚在探索中。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完全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僅要生活，更要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一項歷史任務，是第一要務。因此，發展低碳經濟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其三，煤炭、石油等能源危機是發展低碳經濟的內在要求。低碳經濟，最早出現在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作為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先驅和資源并不豐富的島嶼國家，英國已認識到能源可持續利用對于經濟乃至整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性。英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正從自給自足走向主要依靠進口。按目前的趨勢，有關預測認為2020年英國80％的能源將依賴進口。從世界儲量看，化石能源還可以開采利用較長時間。但也應看到，人類使用化石能源的成本越來越高，技術要求越來越強。如果說氣候變化還存在不確定性的話，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的不可再生性則沒有爭議。而不可再生能源總有用光的一天。這一點。可從發達國家把應對氣候變化的重點放在節能、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的技術開發上得到驗證。于是，“小的就是美的”、“我們不是給后代留下資源，而是從子孫手中借用了地球資源”、“不僅要滿足當代人的需求，還要使我們的子孫后代能夠滿足他們的發展需求”等可持續發展理念，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和追求；研究開發第三代核電技術、節能技術、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技術、氫能技術、電動汽車等，成為發達國家加大投入的領域。
總之，無論是循環經濟還是低碳經濟，都是國際社會轉變生產方式和生活模式的戰略選擇。
三、循環經濟的實踐及其中的經濟學原理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促進法》的界定，循環經濟是指在生產、流通和消費過程中所進行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所謂的3R原則)活動的總稱。
《循環經濟促進法》中界定的減量化，包括源頭減量和末端減量兩個方面。我國當前大力推進的節能減排，包括了這兩個方面。實際上，減量化既有絕對減量，也有相對減量，核心是效率問題。準確地說，我們追求的是用同樣的資源能源生產出更多的產品；或者說，生產同樣的產品要消耗更少的資源能源。減量化的做法和例子很多。例如，小汽車原來用幾噸鋼板，現在的汽車變輕了。我國實施的十大節能工程，推廣的節能減排技術，都可以起到減少資源消耗、減少廢物排放的目的。這也是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在討論循環經濟的概念和法律時，對是否將減量化納入循環經濟，國內有不少爭論。焦點在于，實現減量化有不同途徑。此外，減量化也有個度，不能走極端。例如偷工減料，不僅不能鼓勵還要堅決反對。
按照《循環經濟促進法》界定的再利用，包含四個層次：一是用舊的東西直接利用，相當于二手貨，換言之，發展二手貨市場是發展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途徑：二是修修補補再利用，與過去工廠的修舊利廢大致相當；三是用壞的東西，換一些零件還可以利用；四是用壞的東西，其中的零件還可以利用。中國勞動人民有勤儉節約的傳統。再利用的例子舉不勝舉。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再利用活動都是值得鼓勵的。例如，“黑心棉”、一次性注射器、“五大總成”的拼裝車，以及有毒有害物質等，都不能循環利用。換句話說，再制造產品、資源再生產品等必須符合國家質量標準和安全標準，否則就會出問題，這也是需要政府管理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原因。
資源化實質是將廢棄物用作資源，或者說。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循環經濟促進法》在對主要活動的解釋中，把資源化與再利用放到了一起。事實上這兩者是有差別的，差別在于物質的形態。準確地說，再利用基本沒有改變原來的物品形態，而資源化的產品基本上看不到原來的物品形態了。資源化的做法和例子眾多。我國在建國后就開展的資源綜合利用中，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粉煤灰利用、煤矸石發電等，均屬于資源化利用的范疇。又如，國內不少地方進行的垃圾發電，通過國際合作將減排溫室氣體額度賣給西方國家的企業(所謂的CDM項目)，獲得資金或技術，既減少了廢棄物排放產生了環境效益，又解決了就業產生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因而屬于利國利民的、“一舉多得”的好事，是值得大力提倡和推進的。
需要強調的是，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需要一定條件，否則就難以實現資源化利用。如果我們“霸王硬開弓”。單純追求廢棄物的資源化，就會出現有“循環”沒“經濟”的結果。比如，“垃圾是放錯地方的資源”，這種說法得到有關專家的大力推崇。但深究一下，就會發現不少問題。比如說，為什么我國的不少城市還出現“垃圾圍城”現象?為什么外國還沒有將這些資源用起來?因為價值規律在起作用。如果利用這些資源的企業不能產生經濟效益，還要連續投入，這樣的事情是沒有企業愿意干的。更廣泛地，如果循環經濟不能產生經濟效益，是難以持續發展下去的。
另一方面，不是所有的廢棄物都能資源化的。例如，英國“瘋牛病”的出現與不適當的同源廢物循環利用有關。這一點需要我們特別注意。如果說一些廢棄物，如油漆等不能資源化利用僅僅是資源利用效率不高的話，一些廢棄物的資源化，如牛、雞等內臟等會影響到食物鏈，并通過食物鏈影響到人類本身。一旦出現這樣的問題，結果是難以想象的，2003年“非典”的爆發已經說明了這一點。
對于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原則的每一個活動，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上的貢獻是有層次的。以減量化為例，第一個層次是結構調整和優化。第二個層次是減少工藝過程。第三個層次是“將合適的材料用到合適的地方”，換句話說是物盡其用。
二、FDI加劇中國環境污染原因分析
1投資母國政府方面
發達國家政府都建立起完善的環境保護法律制度，如美國頒布《清潔水法》、《清潔空氣法》等，實施排污許可證制度，并對違反排放行為進行嚴厲制裁。環境保護主義的盛行加上嚴密完善的監管制度和措施加大了發達國家企業發生環境污染的成本，如美國企業處理1噸有毒廢物的費用超過400美元。對于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企業只有兩個選擇：停止生產或將生產轉移到環境規制寬松的國家。美國環保署在2006年出臺標準降低苯和其他有毒污染物的排放；2007年通過了東部削減污染排放法案，制定了嚴格的限制和削減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的計劃。美國企業在嚴格規制的壓力下，為降低成本和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把相關污染產業的生產進行跨國轉移。投資母國主要通過三種形式將污染產業轉移到中國：第一，將那些會造成環境污染，并在本國已經淘汰的技術和設備出口到中國。中國的技術水平落后于發達國家，國外淘汰的技術在中國仍然比較先進并有市場需求。在引進落后設備的短時間內會利于推進經濟發展，但是從長期看最終會因環境污染而損害經濟的正常發展。第二，推動危險性高、污染排放大的企業向中國發展。這些外資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中國，可以降低其環境成本，還能向中國輸出環境治理技術。第三，由不良外資企業假借原材料進口將大批工業廢棄物運到中國。例如美國，每年都有60%的電子垃圾出口到中國。另據相關統計，發達國家每年向中國轉移5000萬噸工業廢棄物，其中大部分散布到東部沿海地區。這些工業垃圾對地下水、大氣和土壤都造成嚴重污染，破壞了中國的自然環境，危害了中國人的身體健康。
2FDI企業方面
外資企業在中國投資主要是為獲取利潤，而排污治理費用是較大的一部分成本，所以外資企業對于中國環境保護的積極性不高。當然外資企業為了維持其跨國公司的形象和應對中國環境規制的要求，也會采取一定的環境保護措施，但實際上許多來自發達國家的外資企業在中國和其母國采取的是“雙重標準”。薛偉賢、劉靜研究提出，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產生污染主要是由于缺乏社會責任感，同時在本國與東道國采取不同的環境保護標準的結果。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國長期將GDP作為各地方經濟發展的主要考核指標，結果地方政府為了完成考核任務，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紛紛降低環境標準來吸引外資；二是在中國并沒有形成強烈的環境保護意識，人們過于容忍外資企業污染和破壞環境的行為。例如日本政府多年前就禁止本國企業生產、銷售多種類型的電池。但這些電池的生產卻通過日資企業不斷地轉移到中國。這些都反映出來自發達國家的FDI企業將污染生產轉移到中國這一現狀。
3國內地方政府方面
為保護自然環境，實施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防止對外招商引資過程中造成對資源的過度開發與生態破壞，中國政府作出了積極努力，如頒布了《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等一系列法律規定。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的慣性，各地方政府以經濟建設為首重，環境保護觀念淡薄，對環境保護與治理的投資遠遠不夠。另外還有一些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方面急于求成，只重視引進外資的數量，忽略對外資的質量和在環境保護上的監管，主要表現在對外資企業的選址、環境影響評價等方面工作簡單應付，結果是雖然在一些大型生產建設項目上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但是卻產生了嚴重的環境問題。這種為獲取短期利益而犧牲長遠利益帶來的后果：第一，各地方政府為提升政績、吸引外資無底線降低環境標準；第二，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愈發淡漠，最終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會日益嚴重。
三、利用FDI推動產業升級改善環境質量的對策建議
1合理引導FDI的產業流向
首先，應引導FDI投向低污染、低能耗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適當限制外資對于低附加值、高能耗和高污染產業的投入，對投資于這類產業的FDI提出更加嚴格的環境保護要求。對那些污染嚴重、影響深遠的工業項目，外商投資更應持謹慎的態度。同時應加強對投資項目的污染評估，并提出嚴格的污染防治要求。其次，應制定傾斜政策引導FDI對農業和服務業增加投資。作為經濟的基礎產業，中國農業在規模化程度和機械化程度上都遠落后于發達國家。引導FDI投資農業生產能夠有效促進中國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業生態環境的改善。
2完善環境保護的法律制度
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加強執法力度，是實施環境保護的重要舉措：第一，應建立起科學系統的環境保護法律體系，并且加強法律規定的技術標準，既要設定原則性要求，又要包含具體的實施辦法、違法制裁措施，提高法律的執行性。第二，積極促進中國環保法律制度與國際規定接軌。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各項污染物排放標準都比較低，對違規超標排放的懲罰力度也明顯不足，結果就會使企業因違法成本過低而不積極采取有效的環境保護措施，并容易造成跨國公司進行污染的國際轉移。第三，建立污染密集型產業目錄，對污染產業實行重點監控。對相關企業應進行嚴格的準入審查，明確企業只有生產規模和防污技術水平達到要求才能獲準進入，并在進入后繼續嚴格監控其生產行為，防止其排污超標。第四，建立企業污染情況檔案。根據法律規定，將企業按照其環境保護實施及治污方面的執行業績來進行分類，并重點監控級別低的企業，同時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排污達標爭優創先。
3引進綠色GDP理念，建立綠色GDP考核體系
推行綠色GDP是近年來的新理念。綠色GDP是指在傳統GDP基礎上扣除環境成本和資源成本帶來的經濟損失，如環境污染、自然資源的退化、教育倒退、人口數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從而得出真實的國內財富總量。引進綠色GDP理念，不但能反映經濟真實發展狀況，還能反映經濟發展的健康程度。綠色GDP占GDP比重越高，表明經濟發展越健康。以往中國地方政府把引進外資數量作為主要考核政績的指標，導致地方政府對外資疏于審查和管理，忽視對本土環境的保護。引進綠色GDP理念、實施綠色GDP考核就可以使地方政府摒棄過度讓利來吸引外資、犧牲環境來爭奪外資的做法，促使其在引進外資時更重視外資的質量和對環境的保護，加強外商投資項目的科技含量、選址標準、環境評價等方面的審核，強化對污染嚴重企業的管理。
（一）內生變量。
一是環境污染程度(epd)?；跀祿目傻眯裕疚睦霉I廢水排放量、工業固體廢棄物產生量、工業廢氣排放量以及工業廢氣中的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煙(粉)塵排放量等5類環境污染排放指標構建環境污染綜合衡量指標。參考Ma等的方法，采用熵值法計算環境污染綜合指數。二是經濟集聚程度(agd)。經濟集聚反映的是經濟活動在單位空間內的集中程度，傳統的集聚指標有Herfindahl指數、Gini指數和地理集中度指數等，但這些指標未考慮較小地理單元面積的差異所產生的空間偏倚。單位面積上承載的經濟活動量被認為是衡量一個地區經濟集聚的良好指標，因而本文采用單位面積的非農產出來測度經濟集聚。
（二）控制變量。
為了盡量減少因其他變量遺漏造成的估計結果的偏差，本文在計量模型中增加了影響環境污染和經濟集聚程度的其他控制變量，主要有:①勞動生產率(pro)。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有利于生產的集中和促進經濟集聚，同時在生產和環保技術一定的條件下，產生的污染也越多。本文采用人均非農產出來測度。②對外開放度(open)。采用人民幣表示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來測度。③環境規制(regul)。采用人均工業環境污染治理完成額來測度。環境規制會抑制企業的排污行為，同時過高的環境規制會影響企業的選址，從而影響經濟集聚。④產業結構(lis)。采用各地區第二產業產值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測度。⑤經濟發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測度。⑥人口規模(pop)。人口的擴張和集中是導致經濟集聚的原因之一，采用各市常住人口數量測度。⑦交通便利度(tran)。采用人均道路面積測度。便利的交通有利于區域對外經濟交流和要素的流通，吸引更多的投資，提高經濟集聚水平。本文所選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和《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產出指標均根據GDP平減指數調整為2002年不變價格。為了減少異方差和偏誤，在實證分析之前，對所有變量均進行了自然對數處理。計量分析均采用EViews7．0軟件進行。
二、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
一般而言，用不平穩的數據進行回歸往往會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在回歸之前須對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分別采用LLC檢驗法和Fisher－ADF檢驗法進行面板數據的同質單位根和異質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中除了環境污染指標(epd)為平穩序列之外，其他變量均接受“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為非平穩序列。對這些非平穩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后，各檢驗值均拒絕了原假設，表明這些變量都是一階單整序列，體現出了一定的平穩性。
(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
雖然非平穩變量經過一階差分后為平穩序列，但是還需對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分別采用Pedroni檢驗和Kao檢驗進行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其中Pedroni檢驗選取Panel－PP統計量和Group－ADF統計量。結果顯示，各統計量均顯著拒絕了“無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即各模型中的因變量與自變量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因此，可對原值方程進行回歸分析。
(三)聯立方程實證結果與分析
由聯立方程模型的工具變量個數大于其內生解釋變量個數可以看出，聯立方程(2)和(3)均為過度識別。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有效性，本文采用系統估計法中的三階段最小二乘法(3SLS)對方程進行整體估計。其顯著優點是既考慮了內生變量的潛在相關性，同時還考慮了各方程隨機誤差項之間可能存在的相關性。
1．環境污染方程估計結果分析。
經濟集聚對環境污染的影響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經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引起污染排放強度的增加，經濟集聚每增長1%，污染排放就增長0．626%。長三角地區的城市化依賴于工業化的推動，大量工業集中于城市，當經濟活動密度較高時，必然伴隨著產出規模的擴張和能源消耗的增加，產生更多的污染，從而影響環境質量。勞動生產率對環境污染的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正，說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增強了污染排放。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意味著勞動、資本、技術和環境等投入要素組合的優化，其對環境要素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相對減緩了污染排放。但是勞動生產率伴隨著產出規模擴大而引起的污染排放增加卻大于要素替代對污染的節約。污染排放的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污染排放強度與周邊地區的污染排放密切相關。對外開放度和環境規制的估計系數均為負且顯著，表明對外開放和環境規制整體上改善了長三角城市的環境。大量的FDI和國際產業向長三角轉移，外企的生產技術和污染處理技術相對較高，在環保標準上更傾向于執行來源國的標準，加上近年來長三角城市對環境保護重視度增加，環境治理投入不斷增加，因而整體上改善了長三角城市的環境狀況。產業結構的估計系數為正且通過5%的顯著性水平，說明產業結構中工業份額比重越大，污染排放強度就越大，因此上海等地為了治理污染將大量污染產業外遷或者淘汰。經濟發展水平及其平方項的估計系數在5%的統計水平下分別為正和負，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之間符合EKC假說，呈現出倒“U”型關系，即經濟發展初期，污染排放強度隨人均GDP增長而增加，當達到一定的臨界點后，污染排放強度就隨人均GDP增長反而下降。隨著長三角各城市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對城市環境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充裕的財政為環境治理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些均是形成拐點的重要原因。
2．經濟集聚方程估計結果分析。
經濟集聚方程中的環境污染強度和環境規制估計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下顯著為負，表明環境污染和環境規制對經濟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環境作為一種要素投入，企業需要為此付出成本，為改善環境質量，政府不斷提高企業的排污費用或者提高環保標準，那些污染費用占總成本較高的企業會由于污染成本的增加而重新選址，從而影響經濟集聚的程度。經濟集聚空間滯后項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周圍城市的經濟集聚水平每提高1%，本地的經濟集聚水平提高幅度便為0．025%。長三角城市群內部經濟關聯度較高，已形成了較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梯度，中心城市上海與周邊城市的經濟發展相互依賴程度較高。勞動生產率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即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會促進經濟集聚。對外開放對經濟集聚的影響為正，表明大量的國外資本和產業的進入有利于形成更高的經濟集聚度。人口規模、交通便利度的估計系數均為正且顯著，表明人口規模越大、交通越便利，就越有利于促進經濟集聚。近年來，戶籍制度的松動導致大量人口向東部沿海城市集聚，為城市的經濟集聚創造了條件。同時，長三角城市交通基礎設施的完善為城市間的經濟互動提供了保障，有利于城市的經濟集聚。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主要結論
本文運用2003－2013年長三角16個核心城市的面板數據，通過構建面板聯立方程模型，考察了經濟集聚與環境規制之間的交互影響，研究結果表明:
1）經濟集聚在一定程度上會引起污染排放強度的增加，反過來環境污染對經濟集聚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2）經濟集聚與環境污染均存在空間溢出效應，即城市的經濟集聚程度與周圍臨近城市的經濟集聚程度密切相關，城市的環境質量受到周圍城市環境質量的影響。
3）勞動生產率和產業結構對環境污染產生了正向影響，而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環境規制的加強則有效改善了環境污染;經濟發展水平與環境污染之間呈現倒U形關系。
4）環境規制對經濟集聚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勞動生產率、對外開放度、人口規模以及交通便利度均有利于城市的經濟集聚。
(二)政策建議
1．相互協調。
建立長三角地區區域經濟協調組織，全面協調區域發展規劃、發展戰略和環保政策。由于經濟活動是污染的主要來源，因而經濟協同發展是污染聯合治理的根本，長三角地區應形成地區經濟協同為主、政策管理協同為輔的聯合治污格局，制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共同行動綱領。要依托各地發展優勢，做好統籌協調，促進形成各具特色、互補互助的地區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最大限度地發揮分工合作效應。
2．監督到位。
構建長三角城市經濟活動的空間分布和環境污染聯動預警機制。各地區在推進城市化的進程中不僅要關注城市的規模和經濟密度，而且要考慮到環境污染對經濟集聚的負面影響。應借鑒國際經驗，分階段逐步提高環保、技術、質量、安全等各類標準等級，并建立嚴格的監管和執法體系。在此基礎上，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構建長三角城市經濟密度與污染數據的動態關聯監控平臺，引入排污權交易制度，建立健全資源要素的價格形成機制和資源收益的分配制度，利用市場機制有效控制污染排放。
(一)宏觀經濟環境對銀行穩健性的影響
BarryEichengreen和CarlosArteta(2000)研究發現，信貸規模的增長會導致銀行危機的出現［1］;BorioFurfine和Lowe(2002)發現，存貸差、貸款損失準備的順周期性特征會放大經濟波動;SebastianEdwards(2004)認為，外來資本的過度流入降低了銀行體系的穩健性;SaibalGhosh(2010)選取印度銀行為樣本，研究信貸增長和銀行穩健性之間的關系，發現信貸增長會降低銀行穩健性;DenizIgan和MarceloPinheiro(2011)以90個國家銀行為樣本，發現信貸膨脹和銀行穩健性存在正相關關系［2］;WahyoeSoedarmono等(2011)以12個亞洲銀行為樣本，實證研究發現銀行業市場競爭越激烈，銀行穩健性越差;Dib(2010)、Chris-tenden等(2010)的研究表明，正向的宏觀經濟沖擊會增加銀行信貸，但宏觀經濟沖擊對銀行風險的影響存在差異。
(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的影響
關于銀行準入監管主要是從特許權價值角度進行分析。Furlong和SimonH．Kwan(2006)、李燕平和韓立巖(2008)、尚文程等(2012)發現，特許權價值會減少銀行風險［4］;而Fisher和Gueyie(2001)等發現，特許權價值會增加銀行風險。后一種觀點也不是對前一種觀點的否定，他們認為特許權價值減少銀行風險必須符合特定條件，否則特許權價值會增加銀行風險。而后許國新和石琴(2009)、彭壽康和戴亭園(2011)、曲洪建等(2013)發現內生性的特許權價值會降低銀行風險。資本監管制度通過規定最低資本要求，緩解了銀行風險，維持了銀行系統的穩健性。這一觀點得到了很多學者的認可，Pasiouras(2008)實證研究發現，資本監管能夠提高銀行效率;FotiosPa-siouras等(2009)實證分析發現，資本監管力度加強會降低了銀行成本，從而提高銀行績效;宋琴和鄭振龍(2010)的研究發現，資本監管能夠有效降低銀行風險。然而反對的觀點依然存在，Shrieve和Dahl(1992)認為，資本充足率監管不僅降低了銀行效率，而且會增加銀行風險;蔣海和王麗琴(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機強化了銀行資本監管效果，但也增強了銀行風險，這與監管當局初衷相違背［5］。現行的存款保險制度主要有兩種:顯性存款保險制度和隱性存款保險制度，現有的研究主要從這兩個方面展開。關于顯性存款保險制度，由于該制度為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使保障是不完全的，存款人對風險監督動力也會削弱，這一結論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GeorgeG．Kaufman(1996)認為，政府監管和銀行安全網削弱了存款人對銀行監督的動力;Nier和Baumann(2006)的研究發現，未保險存款能夠約束銀行降低風險，但是當政府給銀行提供保護時，這種風險的約束效應降低。關于隱性保險制度，張正平和何文廣(2005)認為，隱性保險制度會增加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Imai(2006)對日本商業銀行的研究發現，隱性保險制度會降低銀行風險的約束效應;曲洪建則發現，隱性保險制度削弱了銀行穩健性，且隱性保險制度覆蓋全部銀行。從國內外文獻綜述可以看出，學者們關于銀行穩健性的研究只是強調銀行風險或者是銀行績效，很少涉及銀行流動性，而關于其影響因素只是強調宏觀經濟環境或者政府監管中的一個方面，很少有關于宏觀經濟環境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風險性、盈利性和流動性)共同影響的研究。本文認為銀行穩健性包含三個方面內容: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協調，共同決定銀行穩健性狀態。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銀行風險、銀行績效和銀行流動性指標度量銀行穩健性，研究宏觀經濟環境和政府監管對銀行穩健性的共同影響。
二、研究設計
本文選擇16家上市商業銀行①2006—2012年間的數據作為樣本，進行非平衡面板數據分析。其中，資本監管的數據根據銀監會年報整理得到，其他數據由上市商業銀行的半年報和年報整理得到。
(一)變量的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認為，銀行穩健經營應該包含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動性三個方面的內容，所以，選取不良貸款率、撥備覆蓋率、凈資產收益率、成本收入比、流動性比例、存貸比六個指標考察銀行穩健性。本文對銀行穩健性的所有指標以均值和標準差為基準進行標準化，然后進行算術平均合成銀行穩健性指數BSI，其中，由于不良貸款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貸比對銀行穩健性的貢獻為負，因此，先對三個指標取倒數，再進行標準化和算術平均合成。2．解釋變量。關于資本監管的度量，Shrieve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李維海和王營(2010)都是設置虛擬變量考察資本監管力度，與他們不同，本文構建資本監管指數度量資本監管力度。關于隱性保險的度量，與李燕平和韓立巖(2008)不同的是，本文認為，國家對于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的隱性保護比較多，因此，設置虛擬變量對其性質進行控制，工、農、中、建四大銀行為1，其他為0。關于宏觀經濟環境，選取GDP增長率、信貸資金增長率、上證指數三個指標。
(二)回歸模型的構建
以銀行穩健性的指標BSI作為被解釋變量;以FV、RGEI、DIS、GDPGR、CFR、TSCI為解釋變量，構造中國上市商業銀行面板數據的多元回歸模型如下:BSIi，t=β0i，t+β1FVi，t+β2REGIi，t+β3DISi，t+β4GDPGRi，t+β5CFRi，t+β6TSCIi，t+ηi，t(1)其中，BSIi，t代表銀行i在t時期的穩健性不同度量指標，β0i，t是截距項，β1、β2、β3、β4、β5、β6分別代表特許權價值、資本監管、隱性保險、經濟增長、信貸變化、股市波動對于銀行穩健性的回歸系數，ηi，t是誤差項。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文后表2列出了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其中，特許權權價值、GDP增長率、信貸資金變化率和上證指數相差較大;特許權價值最小值為0．995968，最大值為1．786764，說明銀行準入以后，由于銀行經營狀況的不同帶來了特許權價值的差異;GDP增長率最小值為0．076858，最大值為0．233981，說明經濟波動幅度較大;信貸資金變化率最小值為0．032714，最大值為0．266470，說明信貸資金的量也是不斷進行調整的;上證指數最小值為1820．8，最大值為5261．6，說明股市波動性較強。
(二)相關性分析
研究發現，被解釋變量銀行穩健性與解釋變量政府監管、宏觀經濟環境有一定的相關性，說明基本符合回歸分析的要求。而部分解釋變量之間存在相關性較大的情況，說明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為了進一步檢驗多重共線性問題，本文進行VIF檢驗，研究顯示，VIF最大值為5．716，最小值為1．005，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進行回歸分析，從回歸結果可以看出:
1．FV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38．7%，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特許權價值的自律效應沒有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從已有的研究結果看，特許權價值能夠約束銀行行為，降低銀行風險。本文研究銀行穩健性既包含銀行風險，也包含銀行績效和流動性，說明特許權價值對銀行績效和流動性的影響較小，從銀行穩健性的整體看，二者之間沒有顯著性關系，也符合商業銀行現狀。
2．REGI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4．3%，通過置信度為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資本監管力度增加可以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資本監管是提升銀行體系穩健性、維持銀行業公平競爭的主要手段，監管力度的提高，增強了銀行抵御經營風險的能力，可以使銀行及時沖銷由不確定性帶來的損失，從而保護存款人的利益，減少銀行危機發生的概率，維持整體銀行系統的穩健。
3．DIS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8．1%，通過置信度為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隱性保險制度能夠提高銀行穩健性。隱性保險制度對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保護效果明顯，而對其他銀行的保護效果不明顯。工、農、中、建四大銀行在整個銀行體系中所占的比重較高，國家為了維持經濟的平穩運行，順利實施貨幣政策，會通過財政注資、不良資產剝離等措施保護其發展，這些保護提高了銀行穩健性，但也增加了銀行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隱性保險制度從短期看效果不錯，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四大國有銀行提高核心競爭力，也不利于提高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健性。
4．GDPGR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6．4%，通過置信度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國民經濟增長可以顯著提高銀行穩健性。當宏觀經濟發展處于繁榮期時，一方面，企業發展狀況較好，企業貸款能夠及時償還，銀行的盈利水平上升，銀行風險下降，銀行穩健性提高;另一方面，銀行利率下降，企業債務負擔減輕，企業抵押貸款價值上升，將導致銀行風險水平下降，銀行穩健性提高。
5．CFR對BSI影響的顯著性水平為0%，通過置信度1%的顯著性檢驗，且回歸系數為負值，說明信貸資金的增長會降低銀行穩健性。信貸資金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調整的主要手段，信貸資金數量一般是逆經濟風向調整，經濟繁榮時控制信貸資金數量，經濟衰退時增加信貸資金數量。信貸資金數量增加意味著原來不符合貸款要求的銀行也會獲得貸款，而這部分貸款變為不良貸款的概率提高，銀行的風險加大，銀行績效降低，銀行穩健性降低。
一、對會計目標模式的彤晌
會計目標是會計工作的基本服務方向，代表著社會各利益集團政治經濟利益的基本要求。在會計模式系統中，會計目標模式處于最高層次，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會計模式的基本框架和運行導向，甚至被一些學者作為不同會計模式的標志。
會計目標模式的構建，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必然受其文化環境尤其是價值趨向因素的制約。具有代表性的價值趨向主要有兩種:一是以個人主義為核心，強調個人奮斗、個人創造以至個人冒險的個人價值觀;二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注重群體意識、團結合作、共同奮斗的社會價值觀。
在全面強調個人價值的國家和地區。會計側重于將維護私人投資者的利益作為會計工作的基本方向，形成以投資人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美國是這種模式的突出代表。美國政府及社會公眾都非常重視個人價值，認為個人價值是社會價值的基礎，『有充分實現個人價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進社會價值。這種文化觀反映在會計目標上，認為保護私人投資者利益與維護全社會利益是一致的。而在大力倡導社會價值的國家或地區，會計傾向于承擔社會責任，關心公眾利益。由于社會利益實質上是通過國家利益體現的，這就必然形成以國家利益為導向的會計目標模式。我國社會公眾看重集體主義精神，認為個人只是集體的一分子，個人價值也只是社會價值的一部分，必須服從于社會價值。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西方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個人價值開始受到重視，但傳統的價值趨向并未改變。因此，從會計目標看仍然是以服務于國家利益為基本傾向。
二、對會計規范模式的彤巾
會計規范是會計人員開展會計工作應當遵循的行為標準，是指導會計行為朝著合法化、合理化和有效化方向發展的路標。對各種會計法規制度和職業道德按照一定的邏輯關系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即為會計規范模式。會計規范展于上層建筑的范疇，體現國家意志和社會特征，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文化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其一，會計法規制度的特征與文化價值趨向密切相關，越是強調集體主義和社會價值的國家，會計法規制度的統一性越強，強制力越大，持續時間越長。如法國的\\\會計總計劃\\\、瑞典的宏觀會計制度都具有指令性、統一性和強制性特征，我國的會計法規更是如此。相反，崇尚個人主義和個人價值的國家，則會計法規制度的靈活性越大，強制力越小，如美英等國的財務會計準則。只提供原則性指導，注重專業導向，，全國公務員共同天地提倡依賴會計人員的專業判斷能力，很少具有強制性。
其二，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與\權力差距\大小密切相關。荷蘭學者何斯德在其著名的文化模式中把\權力差距\\\作為衡量各國文化特征的一個重要標準，認為權力差距越大的社會，其成員越是認同組織結構、紀律和社會秩序，對權力的不公平分布越能默認，服從性越強，主觀判斷能力越差。相反，權力差距越小的社會，其成員的服從性越差，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越強。這種文化現象反映在會計法規制度的執行問題上，必然出現:權力差距大的國家，會計人員喜歡按部就班地執行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完整性和具體性要求較高。不善于進行專業判斷和政策選擇，因此在執行過程中難免會死搬教條，依樣畫葫蘆。我國的情況就基本如此。而權距小的國家，會計人員則喜歡獨立思考，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進行專業判斷，靈活機動地理解和執行會計法規制度，對法規制度的靈活性及務實性要求較高。美英等國的情況大體如此，法國則截然相反。
三、對會計管理模式的彤晌
會計管理模式是指國家對全社會的會計工作和會計人員進行組織管理的方式，它是會計工作得以正常運行的組織保證。會計管理模式取決于國家經濟管理模式，但文化環境同樣具有影響作用。如同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的美國和法國，會計管理模式卻大相徑庭，不能說與文化環境沒有關系。在美國，會計管理模式基本上是一種\協會模式\，民間性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權限很大，作用明顯，會計行業的自律性較強，政府的管理作用極其有限。這與結構松散的美國社會的思想觀念、價值趨向、權力差距及思維方式等正好相符。法國的管理模式與我國類似，屬于\政府模式\，即國家基本上控制了全國會計工作的管理權力，民間會計職業團體的管理作用極其微弱，其主要任務是解釋國家的會計法規政策。這與法國比較注重集體主義、權力差距較大、強調社會組織程序、對不確定性問題和不明朗因素
比較敏感等文化特征密切相關。至于我國，從古到今都非常強調集權，包括會計人員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都樂于接受來自政府的領導，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已成為大多數人的行為準則。因此，我國的會計管理模式更為強烈地表現出政府特征。
四、對會計核算模式的彤吶
會計核算模式是對會計核算的依據標準、對象范圍、程序方法等進行有機組合而形成的體系。其構成元素更多地表現為業務技術和方法，因此受文化等外部環境的影響相對較小，更多地取決于會計的自身運動規律。但如果因此否定文化環境的作用則是錯誤的。美國與法德等國比較，會計核算的保守程度為什么偏低?方法、技術、手段的更新為什么較快?為什么更強調實用性?所有這些問題，都可從美國社會的文化特征中找出合理的解釋。眾所周知，美國人對社會人生較為樂觀豁達，標新立異、求真務實是大多數人的信念追求，重視現實、面向未來是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這種信念追求和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國會計人員大膽創新的精神動力。加之會計規范的靈活性、會計管理行業的自律性，留給會計人員發揮個人才能的空間較大，客觀上促使美國的會計核算模式偏向樂觀，技術方法的發展更新較快，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因此更有利于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會計問題。而法德等國則相反。這說明社會文化越保守的國家，傳統會計核算方法的市場越大。
五、對會計報告模式的彤晌
會計報告模式是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披露內容、傳遞方式以及使用對象等進行的綜合描述。各國會計報告模式的區別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會計信息的公開化程度不同，二是會計信息的主要服務對象不同。兩種區別的存在都與特定的文化環境有關。一般來講，凡價值觀趨向于個人主義，社會成員要求公平分配社會權力的欲望較強、對社會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因素回避較弱，能夠直面現實、敢于迎接挑戰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使用者對會計信息的透明度要求較高，尤其是投資人和潛在投資者更加關注會計信息的透明度。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會計報告較為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既全面又詳細，并把滿足投資人要求作為首選目標。如美國的會計報告模式，既以信息充分披露又以最大限度地服務私人投資者要求而聞名于世。相反，社會價值觀念較重、權力差距較大、對不確定性因素反應較強、個人成就欲和決斷能力較弱、思想比較保守的國家和地區，會計信息不僅公開化程度低，而且更傾向于滿足國家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的需要。例如，法國、德國、瑞典等國的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一般不超過法律和歐共體指令的最低要求，甚至提供一些經過加工、符合保密要求的會計信息，其透明度很難與美國相比。我國會計報告模式類似于法德等國，即公開化程度較低，強調會計信息為宏觀經濟管理服務。
六、對會計監審模式的彤響
會計監督模式是圍繞會計監督的對象范圍、組織機構、依據標準以及運作方式而建立的經濟監控體系。按照國際慣例理解?企業內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內部審計機構，企業外部的會計監督主要依靠社會審計（民間審計)機構。因此，一個國家的會計監督模式是否
健全完善，基本上可以從該國審計業的發展狀況考察，而審計業的發達程度與民族文化密切相關，尤其受到各民族觀念意識的影響。
如果對中美兩國的審計發展狀況作一比較，將會迸一一步證明上述分析的正確性。在美國，不僅社會審計業發達，從事審計業務的注冊會計師的社會地位較高，其中介作用巨大，而且內部審計機構健全，制度完善，多數企業的內部審計工作由副總經理專門領導，或由董事會屬下的審計委員會領導，這與美國社會對人性的懷疑不無關系。相比之下，我國對人之本性的傳統看法是\人之初，性本善\，這種文化觀隨著歷史的發展，雖然受到當代人的懷疑甚至批判，但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痕跡依然存在，有時還十分明顯，可以說它對我國審計業的發展有直接的阻礙作用。當前社會審計地位不高、活動范圍狹窄、中介作用有限、內部審計不受重視、審計機構及其工作不能獨立，無不與此有關。
七、對會計教育模式的彤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