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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征得溫特本人同意，將部分通信內容翻譯整理出來，并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以對話形式予以發表。（秦亞青）
一、體系層次和單位層次的建構主義
秦亞青：社會建構主義近些年來發展很快，出現了一些很有學術意義的趨向，也顯示了建構主義仍有著很大的學理發展空間。許多學者在分析層次和思想內涵兩個方面做出了新的嘗試。1987 年，你在發表《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的論文時（Wendt 1987），強調的是一種社會性互動，亦即施動者和結構之間的互構。這主要是一種雙向的活動。比如奴隸和奴隸主的身份互構，因為不是因果關系，所以沒有時間上的先后，奴隸、奴隸主和奴隸制三位一體，相互建構，相互依存。但是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Wendt 1999)，我覺得雖然你說你的體系理論同樣是重視互構的，但相互建構卻基本上變成為一種單向建構，即國際體系的觀念結構建構了國家的身份。國家之間的互動則成為次要的內容，溫特建構主義以體系理論為主，因而也就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理論。
溫特：我同意你的說法。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自上而下的向度是我的理論的主導向度，單位層次的因素因此受到了壓抑。我在1987 年的論文《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施動者-結構問題》中強調的更是一種互構互動的關系。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提出的是體系理論，不是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所以，我有理由強調體系層面的理論建構，強調自上而下的建構過程。正如我在書中說的那樣：“在這本書里，我的興趣在于國家間（或曰‘國際’）體系的結構及其產生的影響。所以，我將采用‘體系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Wendt 1999: p.11）
秦亞青：但是，一些批評者認為，如果沒有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也就沒有身份政治可言。比如，齊菲斯（ Zehfuss）在她2002 年的著作《國際關系中的建構主義》中，批評你的理論是沒有政治內容的身份/認同理論(Zehfuss 2002) 。她說，溫特認為國家的自生身份，即由國內政治形成的身份，從本體論角度來看，是先于國際體系的，是外生的和給定的(Zehfuss 2002: p.44)。據此，她認為你的中間道路抽去了“政治”這一靈魂。國內政治提供了基本語境，沒有這種語境，國家的身份/認同就失去了依托。
溫特：的確，對《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的許多批評都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家身份/認同的國內因素。但是，我認為這種批評有失偏頗。我承認，國內政治進程因素，對于國家身份形成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這本書中，我想要提出的不是解釋國家身份形成的理論，而是揭示國際體系的運動定律(the laws of motion of the system)。在這一方面，我與華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是相似的。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理論與對外政策理論是完全不同的。像華爾茲的理論一樣，我的理論也是體系理論。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沒有強調國家的身份形成和對外政策等內容。
秦亞青：許多學者采用體系層次的建構主義理論，獲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比如芬尼莫爾（Finnemore）對于國際規范的社會性研究(Finnemore 1996) 。但是，其他一些學者在分析層次上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在單位層次上面發展了建構主義理論。比較熟悉的是江憶恩的戰略文化理論。江憶恩的理論主要是考慮國內的政治和歷史進程如何建立起一個國家的集體戰略文化，而且這種戰略文化直接影響到一個國家的戰略選擇，影響到一個國家沖突還是合作的行為取向。另外，勒格羅的論文也在單位層次上面對建構主義理論進行了發展。
他提出了一個研究問題：是體系層面上的國際規范還是單位（次單位）層面上的組織文化對行為體行為的影響更大。他發現在許多情況下，“組織文化”這一解釋變量比體系層次的“規范”變量更能夠解釋行為體的行為。我觀察中國過去20 年里的發展歷程，也發現單位層次的觀念結構，在身份形成和再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秦亞青2003）。
溫特：我的理論是體系理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際關系學者不能建立關于國家身份形成的建構主義理論。江憶恩、勒格羅和其他一些學者的理論正是這樣的理論。但是，由于我的理論主要是體系理論，強調的是體系因素的影響力量，所以，批評者認為我的理論忽視了國內層面的研究，實際上，這是一種理論建構中的必要忽視（necessary neglect）。
二、現實建構主義與自由建構主義
秦亞青：另外一個方面也很有意思，這就是關于建構主義與其他主流理論的融合問題。你有一次來信就曾經談到“現實建構主義”或“建構現實主義”問題，是否可以繼續討論一下這個題目。在思想方面，建構主義有沒有與其他理論融合的空間？
溫特：巴爾金最近在《國際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的《現實建構主義》論文中，" 試圖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相融合。這可能是拓展建構主義的一個突破點。
溫特：我想先談一下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我是否將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如此，尤其是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進步的信念對我影響很大。但是，我的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高度的國家中心主義，因此，在這一方面不包含自由主義對個人高度關心這一標識性特征。同樣，我的理論之中也沒有關注非政府組織、全球市民社會等問題。在這個意義上，我的理論又表現出更多的現實主義色彩。在我的論文《為什么世界國家是歷史的必然：目的論與無政府邏輯》中(溫特2003) ，我至少也是表現出現實主義的取向。在這篇論文中，我借鑒了“新黑格爾”的觀念（黑格爾往往被認為是現實主義的鼻祖［proto-realist］），強調在世界國家形成過程中，群體性社會組織是核心單位，或者說強調了這一過程中的“集體單位（communitarian）”向度。雖然其中也包含了自由主義、世界主義（cosmopolitan）的動力因素，但現實主義的成分是主要的。所以，我既是自由主義者，又不是自由主義者。到底是什么身份，還要取決于怎樣解釋“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本身的意義。但是，不管怎么說，我認為，在我的理論中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
我認為，在評價巴爾金關于將建構主義和現實主義融合在一起的論述的時候，考慮的關鍵問題應該是：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的現實主義是否具有根本的社會理論內核（core）。我認為現實主義是具有這種內核的，這就是物質主義。這種物質主義是以不同形式出現的。不僅華爾茲的結構現實主義具有這樣的內核，其他現實主義學者從根本上來說也近似馬克思所說的那種歷史唯物主義者，只不過他們將馬克思強調的階級換成了國家而已。這方面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德尼（Deudney）的論著（Deudney 1995）。正因為如此，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表達了與巴爾金相似的觀點，即不應將現實主義完全等同于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當然，有的時候這樣做是有道理的），因為在華爾茲純粹徹底的物質主義理論中，觀念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的。相比之下，卡爾和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現實主義表現出更為精致、更為通融的本體論意識。不過，有一點需要注意，這就是比卡爾（Barkin）和摩根索走得更遠，從根本上否認現實主義也必然是物質主義這一觀點。即便是微弱的物質主義色彩，巴爾金也不予承認。我認為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觀點。如果他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那么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現實主義”呢？如果依照他的說法思考問題，現實主義就缺少了一種作為根基的本體性。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將現實主義視為一種建立在具有某種物質性社會理論基礎之上的理論。這樣一來，現實主義確實很難與建構主義融合在一起（當然，也并非完全沒有可能，這要取決于怎樣理解“建構主義”所包含的意義?。?。
秦亞青：雖然你認為《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包含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理論的成分，因此巴爾金的觀點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但我認為，巴爾金的觀點失之偏頗的成分更大。因為，他將建構主義僅僅視為社會理論，而沒有將它視為國際關系理論。我想，在你的論著《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你提到建構主義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理論，而是一種分析方式或曰分析框架（approach）。這是第二層面2005 年第1 期(second order)的討論，亦即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層面的討論。你說：“第二層面的問題屬于社會理論問題。社會理論涉及社會研究的根本假定：人作為施動者的本質以及他與社會結構的關系，理念和物質力量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社會理論的適當形式等等。這些涉及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不僅僅與國際政治有關，而且與任何人類團體有關，所以，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不僅僅專門用來解釋國際政治。”（Wendt 1999：p.5）
你認為社會實踐活動不僅會造就友善的康德文化，也會導致充滿敵意的霍布斯文化。這也許是同樣的道理，即建構主義可以融合自由主義的思想，也可以融合現實主義的理念。但是，在第一層面（first order），亦即在實在理論的層面上，你主要是吸取了自由主義的理念，這確實是將建構主義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比如，對于人類社會的進化式發展、希望并相信康德文化的出現、暴力權力的逐步消失等觀念，乃至集體身份和世界國家的形成，都明顯或含蓄地表現了你的自由主義理念。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巴爾金認為，美國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有著深嵌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內涵。馬丁·肖（Martin Shaw） 的批評更加尖銳，他認為溫特建構主義是美國后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形式，是為美國實現以自己的自由主義－理想主義理念整合和建構（或重建）世界觀念結構服務的(Shaw 2002)。
我們回到建構主義與其他理論的融合問題上來。在你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誤的話，你是既要建立一個社會理論，又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理論。也就是說，在第二層面上建立社會理論；在第一層面上建立國際政治理論。你書中的第二部分主要是要建立一個國際政治領域的實在理論。你提出的三種文化、集體身份的建立等重要問題，是專門用于國際社會的。在這個意義上，你" 的理論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分析的一般性模式。在第一層面上，社會建構主義是國際政治理論。
如果說社會建構主義的目的是建立國際政治理論，那么，根據科學實在論的基本原則，它必須有著明確的基本假定，并且這些假定與其他的理論范式的基本假定不可通約。古典現實主義的幾個基本假定（諸如國際政治的核心是權力，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沖突等）與古典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諸如相對權力并非極端重要，國際關系的根本特征是和諧合作等）相比，是不可通約的。當年，人們批評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時候，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所謂的“新新趨同”，指兩大理論流派的基本假定相互通約。建構主義作為一種重要的理論流派，其基本假定是不能與其他理論的基本假定趨同的，無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正因為如此，我以為，巴爾金的最大挑戰不是他試圖將建構主義與現實主義融合起來，以建立現實建構主義的理論流派，對抗你的自由建構主義。他的挑戰在于，如果這種融合成功，那么，建構主義就只剩下一個軀殼，而失去了它的精神。巴爾金的“建構現實主義”實際上是“建構現實主義”。他在文中也確實使用了“建構現實主義”的說法，也就是說，建構主義是分析框架，現實主義是思想實質；建構主義是標，現實主義是本。如果這種研究議程成為建構主義的主導發展取向，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就會名存實亡。
三、地緣－文化建構主義
秦亞青：不過， 巴爾金的批評倒是給了我一點啟發。既然他使用了溫特建構主義或曰美國建構主義的概念，他就含蓄地引入了建構主義的另外一種分類方法，亦即以地緣－文化為基本特征的建構主義。既然有美國建構主義，就可能有英國建構主義、歐洲建構主義、中國建構主義、東盟建構主義等等。你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指出，存在兩種結構：一是微觀結構，二是宏觀結構。在微觀層面亦即單位層面上，可能存在多種路徑，最終形成某種宏觀的、體系層面上的觀念結構。所以，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地緣－文化概念，對建構主義另行分類。這樣進行分類，主要是出于以下幾個考慮。第一，社會結構和社會制度與自然結構不同，前者有著時間和空間的局限，亦即受到歷史和地理位置的限制； 第二，這種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劃定了社會活動的境域（context），行動者只能在這種境域中互動，他們不可能在超越這種境域中的空間和時間里進行互動，在這種境域中的互動產生了共有知識；第三，由于在微觀層面上的互動有著明顯的地緣文化特征，不同社會在微觀層面上很少能夠以完全相同的路徑走向宏觀結構。如果我的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以地緣－文化為特征的建構主義學派就可以出現。也就是說，不同地緣－文化境域中的社會可以產生不同地緣－文化特征的建構主義流派。地緣－文化建構主義觀是具有時空兩個緯度的。你在過去的一封信中談到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并認為現實建構主義是可能出現的中國學派。但我覺得，中國建構主義研究議程中包含了較多的自由主義的成分。
溫特：我非常喜歡你提出的地緣－文化建構主義的概念，不同地緣－文化可以產生不同流派的建構主義，遵循不同的微觀層面路徑，形成宏觀層面的結構。實際上，你的論點說的是國際體系文化中的區域分異（differentiation）問題，亦即不同的地域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
我認為，這不僅僅在經驗層面上是真實的，而且在理論層面上，具有極大的開發潛力。所以，非常有必要進一步發掘（僅舉一例，如果將這種理論與“文明沖突論”進行比較研究，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
這就涉及另外一個因素，即以國家冠名的理論，比如中國的建構主義學派。我有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你提到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由建構主義比現實建構主義更有影響，我不知道這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我很想知道這方面的發展。我之所以提出這一問題，是因為米爾斯海默訪問中國。他回來之后，談到他在中國的所見所聞以及與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交流。從他的談話中，我的感覺是中國國際關系學界是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也許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表現出其他的觀點和自由主義的傾向。第二個問題是，如果自由現實主義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占主導地位，中國在現實世界中的對外政策是現實主義成分多還是自由主義成分多。這可能是驗證中國是否沿著一條獨特的地緣－文化路徑走向全球宏觀結構這一命題。在這一方面，我不知道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充分解釋中國的路徑。還是在這一方面，我也不清楚自由主義或現實主義是否能夠解釋美國的對外行為，至少是目前美國的對外行為。
秦亞青：雖然在談論中國建構主義的時候，我使用了自由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個詞，但我覺得真正的、作為國際政治理論的建構主義還是不能與其他主流理論融合的。建構主義的大部分核心假定是社會性的。這可能是巴爾金的觀點吸引了人們的注意。但是，一旦這些假定作為分析框架用于國際政治，它們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理論假定的不可通約特征。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這類實體理論的核心假定不是十分清晰，所以，融合說具有吸引力。我以為，需要進一步發展社會建構主義的核心假定，使其明顯地不同于其他主流理論派，而不是通過觀念譜域的拓展使其與其他理論融合。這樣，才能夠使建構主義在理論之林中保持獨立的理論范式地位和獨特的解釋能力，而不至于消失在現實主義或是自由主義或是兩者的思想海洋之中。
參考文獻：
J. Samuel Barkin, “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5, 2003, pp.325-342.
J. 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 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6, 2004, pp.349-352.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39/1964.
Daniel Deudney, “Dividing Realism: Structural Realism vs. Security Materialism on Nuclear Security and Proliferation,” Security Studies, No.1, 1993, pp.7-37.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
Jeffrey W. Legro, “Which Norms Matter? Revising the ‘Failure’ of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1,1997,pp.31-56.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48/1973.
John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Neo-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1998, pp.855-885.
Martin Shaw, “Waltzing Alexander: Constructing the New American Ideology,” sussex.ac.uk/Users/haf3/wendt.htm, 2000.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Addison-Wesley, 1979.
Alexander Wendt, “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1, 1987, pp.335-370.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是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出現的一種新的研究范式，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理論后果。國際關系中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與其他學科中的女性主義(Feminism)理論共同培育了國際關系中的女性主義。它借鑒生物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以女性主義為研究視角，以社會性別(gender)為核心分析范疇，通過將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揭示國際關系的男性特征，致力于發現隱藏在主流(mainstream)理論及其實踐背后的國際關系真實圖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帶來這樣一種清新的觀念，即國際關系學及為國際關系提供理論素材的世界政治都是性別化的；生別是構成國際關系及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要素。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歷經兩個10年，呈現出階段性特點。第一個10年主要是批判主流范式特別是現實主義學派的男性特征(masculinity)；第二個lO年圍繞性別和國際關系的關聯與主流范式展開爭論和交流。從理論的主題看，第一階段致力于將婦女與婦女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第二階段則更多地嘗試從完整性別而非單一性別的角度理解國際關系，建構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體系，推動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走向成熟。
一、批判：揭示主流文本背后的性別故事
在學術研究中似乎一直存在這樣的傳統：以普遍性壓制乃至取代特殊性。就兩性關系而言，男性被定義為自我(self)，用以指稱主體性、普遍性；女性被定義為他者(other)，用以表示非主體性、特殊性。排斥婦女及女性特征是傳統思想、話語和理論基本的結構性原則。這一傳統延續至國際關系學就是主流理論擠壓女性主義等邊緣理論。面對主流理論的圍堵、排擠，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要獲得生的權利，為自己爭得學術發展的空間，就必須抓住主流理論的致命缺陷——性別缺失予以重擊。自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學以來，女性主義學者致力于通過兩條路徑反映國際關系中的性別圖景：一是通過“添加婦女(adding women)”，揭示男性及男性特征如何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另一則是追問“婦女在哪里(Where are the women)”發現作為“國際關系中被掩藏的行為體”，的婦女。這兩條路徑相輔相成、密不可分，共同構成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知識計劃。從主流范式的角度看，女性主義與人們的傳統認知是不和諧的，它要求質疑并顛覆主流范式的核心假定，尋求聽到沉默者，發現隱而不見者，呈現出主流文本背后的真實圖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最首要的功能是批判性的，其批判的矛頭直指主導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主流范式——現實主義，揭示主流話語的性別傾向。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被認為是與性別無關的，性別議題從未出現在主流理論的視閾之內。從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的產生、發展看，似乎只有一種性別——男性——可以界定國際關系。國際關系的過程與行為是由男人操控的，其理論是由男人設計的，由此得出的觀點由男性思維及男性模式的支配，婦女和婦女問題是處于國際關系之外的?，F有的理論范式不可能體現并增進婦女的利益，也無助于提升婦女的地位。通過確立男性的主導地位，以及忽略婦女的貢獻及議題，國際關系理論及其實踐呈現出片面性和男性氣質特征。聲稱與性別無涉的國際關系，實則是高度性別化的，主流理論實為男流(male stream)理論。女性主義作為一個來自邊緣的視角，對于分析世界是有價值的，它使我們看到了從中心視角看不到的東西。對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為自己確定的首要任務就是以女性主義視角解讀主流范式的性別意蘊。
國際關系學的基本范疇及理論假定是由現實主義確定的，現實主義范式首當其沖成為女性主義批判的對象。女性主義認為，現實主義的前提假定、基本概念、理論進路、最終結論都是包含性別隱喻的。現實主義理論形成及推論的過程完全受男性與男性特征主導。從自然狀態到國家，以至國際社會每一個環節的設計都在不斷摒除女性的地位和作用，最終成就了具有女性缺席特征的國際關系理論。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指出，在現實主義的敘事模式中，故事與其背景間的依存關系被抹殺了，故事所賴以存在的背景隱而不見。現實主義(也包括新自由主義)將國際無政府狀態作為其敘事的基本前提和立論的基石，以此為邏輯起點推衍出了理性、權力、暴力、自助和戰爭等一系列核心概念與重要結論，并最終搭建起理論大廈。無政府假定是現實主義推衍出性別化理論體系的根本，發現國際無政府狀態的性別特征對于揭示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性別特征具有決定性意義。質疑無政府狀態意味著對主流理論的本體論發起挑戰，進而對其理論體系進行整體性的顛覆，改變主流敘事模式。女性主義理論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是國家產生前自然狀態在國際社會中的表現。傳統政治理論中，國家作為政治生活的核心是男性的領地，女性則處于私人領域——家庭之中。而國際關系(國際政治)作為國內政治的延伸是與女性無關的。在此意義上，國家造就的國際無政府狀態根本上是男性造就的，其前提是女性的缺席。女性的缺席是現實主義敘事的潛在背景，在現實主義的敘事中，它被隱藏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之后。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沿著現實主義理論生成的邏輯，逐一檢視后者理論構成的每一個環節，以破解現實主義性別中立的神話，還國際關系以本原。女性主義認為，在基本概念的設計上，主流范式呈現出典型的男性氣質。用以支撐現實主義的基本概念，如國家、安全、權力等都是性別化的：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關系中的安全、權力通常都被賦予國家這一主體之上；現實主義的國家觀念是以男性為基礎建構的，國家是理性人的化身，本質上是力量的體現；依照現實主義邏輯，理性的國家要謀求自身的生存、發展，權力就顯得異常重要，而權力無非體現了一種力量對比關系，實質上是一種支配與服從的關系；衡量力量的主要指標在國際政治中被界定為能直接征服他國的軍事力量，即武力；國家間利益的沖突性決定了追求各自利益的國家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實現本國利益，而解決沖突的主要手段也是最終手段就是戰爭。理性、暴力、權力、自助與戰爭等都與傳統觀念中的男性特征相關聯，或是用以表示男性特征的。
在對國際關系的正統理論——現實主義進行性別批判之后，女性主義并不甘于這種挑戰者的地位，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建立對國際關系學的性別分析，推動國際關系研究視角的多元化、多維度成為女性主義的學術使命。
二、論戰：與主流范式的爭鳴與對話
眾所周知，國際關系學的成長和發展離不開幾次重大的學術爭鳴和對話。正是在學派的沖突、爭論、對話、融合的基礎上，才有了今天國際關系學的蓬勃發展。但這幾次論戰是在認同現實主義范式的基本邏輯或分析框架下進行的，爭論集中于學科的邊緣地帶或停留在哲學層面，從而遺漏了許多能夠反映國際關系現實的重要信息。因此，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產生以前，“國際關系學內缺乏真正的、規范的爭鳴與對話”。而女性主義一經介入國際關系領域，即開啟了國際關系學真正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是以主流范式批判者的身份出現的，批判是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在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它更多的是集中力量對主流理論進行批評。這導致在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之間出現了一道鴻溝，兩者之間缺乏必要的交流與對話，出現了兩套話語體系言說各自理論的局面。這一方面是由于女性主義在發展的初期階段還沒有形成比較成熟、系統的理論，未能引起主流理論的足夠重視；一方面是因為操持學科話語權的主流理論拒絕將尚嫌稚嫩的女性主義作為對話的對象，排擠女性主義。無論從女性主義自身成長的角度，還是從學科發展來看，學派間互動性的相激相爭都是十分必要的。女性主義將自身的價值定位在超越批判，建立真正意義的學術爭鳴與對話，在女性主義與主流范式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而從主流理論的角度看，它們是兼容其他學派合理性的產物，這種兼容性使得主流范式不可能長期漠視新的學術流派和新的思想觀念。因此，面對女性主義勢頭猛進的批判，主流理論開始反思、自省并做出回應。在主流理論與女性主義理論的爭鳴與對話問題上，后者無疑具有處于弱勢。在大多數社會科學中，女性主義都面臨著被該學科的主流范式認可、接納的問題。國際關系學的歷史發展表明，不同時期國際關系學被不同的理論范式所主導。這意味著，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須經主流范式的認可方能取得“合法”的學術地位，另一方面，新學派與新方法會催生新的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爭論目前主要集中在三方面：(1)性別與戰爭、和平之關系，即是否必然是“男性進攻，女性和平”，最終歸結為“社會性別差異是生物意義的，還是社會建構的”之爭；(2)女性主義理論的議題是否可以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3)女性主義的方法論是否能夠經受科學的檢驗，女性主義可否構成一種理論范式。
主流范式認為，女性與男性對待戰爭的態度是不同的，這種不同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造成的，不可改變。一個女人統治的國家將會在充滿暴力與爭斗的國際社會中處于危險的境地，在當今國際政治中并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這成為主流學者反對女性參與國家外交事務，排斥女性從事國際政治研究的理據。女性主義則認為所謂“進攻的男性”與“和平的女性”的刻板印象是社會化的結果，與生理性別并無直接的、必然的聯系。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男人制造了戰爭，女人締造了和平。將戰爭或和平與某一性別種類簡單連接起來是主流理論的慣用邏輯，它導致主流理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簡單主義的窘境。在研究議題方面，主流范式是國家本位主義的，女性主義更傾向于個人主義。個人安全是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的主題，它關注戰爭期間的個人，特別是深受戰爭之害的婦女和兒童。在他們看來，國際安全問題的根本不是國家而是個人，個人在價值上優先于國家。主流范式認為，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主體，國際社會的無政府性狀決定了國家利益是國家行為的基本準則。女性主義所提出的研究議題在主流范式那里一直都是作為高級政治和外交的附屬而出現，不符合國際關系的“真正”議題，是邊緣化的，距離現實世界遙遠，難以為人們所理解。造成兩者研究議題差異的根本是女性主義與主流理論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不同。對于女性主義而言，方法論問題比研究議題的合法性問題更為緊迫。主流范式或根本上否定存在所謂女性主義方法，或承認女性主義方法的存在，肯定將性別及性別問題引入國際關系視閾具有重要意義，但同時又指責女性主義未能很好地適用于微觀經濟學和理性選擇的方法，對國際關系而言是非科學的，進而根本上否認存在所謂女性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這是傳統思維模式對女性主義的誤讀。女性主義研究建基于多樣性的“真實世界”，催動國際關系對微觀層面的關注，描繪隱藏在國際關系議程背后的真實圖景，強調從實踐，特別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建構理論。在女性主義看來，國際關系并非只是與國家相關的，“個人的亦是國際政治的”。國際關系研究應沿著自下而上的路徑，著眼于個人的日常生活政治。主流分析的失誤就在于，它忽視了國際關系的微觀層面，抹殺了國際關系與性別之間的關系，陷入了狹隘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框架。女性主義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獨特性，以及它從邊緣視角對國際關系核心問題的審視，使得女性主義無法契合國際關系原有的社會科學理論模式，而成為一種全新的理論范式。
時至今日，隨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術影響益隆，主流范式與女性主義的學術地位由原來的極不對稱逐步向平等對話邁進，女性主義所指出的主流范式中存在的問題開始引起后者的重視，女性主義學派的學術地位開始逐步得到主流范式的認可。
三、視野擴展：從“婦女問題”到社會性別
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理論價值在于引入性別問題，揭示國際關系在貌似性別中立面紗之下的男性特征，通過使國際關系“性別化”，以期最終改變性別化的國際關系?！皩τ谙嘈艐D女與國際關系間存在某種聯系的人來說，面臨的第一個問題是婦女，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性別。”這意味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使命有二：首先是在男性主導的國際關系中加入女性及女性問題，賦予男性及男性特征主導的同際關系以女性特征；二是超越單一性別(男性或女性)，使性別問題從邊緣到中心，成為國際關系的核心議題。
國際關系與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常常是缺乏性別視角，主要反映男性觀點、思維和模式的。國際關系研究在其概念中排斥大多數婦女的經驗，一方面是因為婦女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缺席，另一方面是因為國際關系理論是男性思維活動的產物，是建基于男性視角的。國際關系界定對婦女經驗的排斥，導致了學術研究過于關注沖突、無政府、權力等議題，限制了國際關系研究的領域和學科邊界。女性經歷與男性經歷的差異，女性視角與男性視角的不同，使我們有必要在國際關系研究中引入婦女及婦女問題。為了改變國際關系理論與實踐排擠、貶抑女性的歷史與現實，早期的女性主義致力于將被傳統理論所忽視的另一性別——女性帶入國際關系，并發現潛藏在傳統國際關系中的女性。婦女及其經驗被傳統上關注權力、競爭的公共領域，以及關注代表人類經驗的男性觀念隱而不見，通過追問“國際關系中婦女在哪里?”，為何我們這個學科關乎的主題與婦女的生活經驗相距如此之遠呢?”，女性主義對傳統國際關系構成了有力的挑戰。這一階段女性主義特別關注“婦女問題”，側重以女性個人的視角及經驗理解國際關系，從與婦女相關的一系列特征出發研究世界政治和國際行為，還女性在國際關系中應有的地位。對于只反映男性特征的國際關系及其理論而言，女性主義對婦女和婦女問題的引入增加了國際關系知識的載體。也正因其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被誤解為是關于婦女的學說，似乎它只是關于人類的一半——女性的理論，而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核心范疇，社會性別則被指責為婦女的同義語，這在一定程度上束縛了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
正如女性主義方法批判主流范式時指出的，僅從一種性別的視角，以單一性別的經驗打造理論是有缺陷的。主流理論的根本問題就在于僅從男性視角來認識國際關系，如果反對、摒棄男性視角及男性特征的同時，卻單純從女性視角認識國際關系，無疑會走向另一個極端，仍然難以全面地認識國際關系，同樣會陷入狹隘本體論的困局。為了避免重蹈主流理論本體論狹隘主義的覆轍，女性主義方法明確否定了這樣一種觀念，即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所追求的就是或應該是將婦女引入國際關系學。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識到，自身的目的不應局限于僅僅在現有理論框架內“添加(adding)”婦女問題，在由男性特征界定的諸如公共領域、軍事、理性、政治認同、客觀性、“經濟人”等范疇中簡單地“添加婦女”，而是要徹底地改變主流理論的思維結構、理論架構，改變主流文本的男性假定前提及其性別化的內涵，從根本上顛覆、改寫國際關系理論，最終達到自我實現之目的。
在將女性及其視角引入國際關系之后，女性主義學者認識到性別需超越于“婦女問題”來看待，不能簡單地視婦女為特例，更不能將性別直接等同于婦女，而應該質問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如何共同造就了性別化的國際關系，性別問題如何塑成了該學科的概念、思想和機制。這標志著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進人了第二個發展階段，開始走向成熟。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不僅包含女性，也是關于男人和男性特征的，只有全面地對待性別問題才能切中國際政治的核心。而恰恰是在有效添加婦女和婦女問題，彌補了主流研究的性別缺憾基礎之上，女性主義國際關系才能超越這些局限，進而研究由婦女和男人共同參與的世界政治、經濟進程。這一時期，女性主義開始正確看待、評價主流范式，對其理論貢獻予以了肯定，并開始尋求與主流范式的溝通、對話。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無論單純從男性的角度，還是僅以女性的眼光，其所見都是有限的、不全面的。這個世界是由男性和女性兩種性別構成的，單純從任何一種性別視角觀察世界所得到的都是片面的認知。同時女性主義視角也不能完全涵蓋其他研究視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并不是要從根本上全盤否定主流理論或既往的國際關系研究，而是致力于為人們提供認識世界的另一條路徑，使人們看到主流理論所未見的或忽視的事實。
四、面向未來：構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研究體系
一個學科中一種理論范式從萌生、成長到最終成熟大致要經歷三個階段：(1)確定獨立的研究議題：(2)對主流理論進行批判、吸納；(3)開辟獨立的研究領域，對本學科產生重大影響。就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而言，這三個階段表現為：(1)性別問題被引入國際關系研究的視閾；(2)對現有理論范式的性別缺失予以批判；(3)女性主義國際關系學成為國際關系學中的獨立研究領域，形成完備的研究體系和獨特的方法論，對整個國際關系研究產生重大影響。女性主義之于國際關系尚屬新生事物。女性主義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在國際關系領域進行“圈地”不過二十余年的歷史。相對于主流范式，女性主義仍處于邊緣地帶。
歷經對主流范式的批判并與后者展開激烈的爭鋒，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在國際關系學界的地位基本得到認可，但女性主義走向成熟與進一步發展仍然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比較突出的有三：一是進一步消除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輕視、誤讀，彌合與主流范式之間存在的鴻溝；二是搭建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自己的研究體系框架，確立系統的研究議題；三是彌補方法論的不足，建立適用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女性主義方法論。客觀地講，女性主義理論能否在國際關系領域穩步、健康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它與主流范式的關系狀況，而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指責多起因于后者在理論與方法論建構方面的缺陷，因此第一個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女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對后面兩個問題的關注與解決的程度。
女性主義者往往抱怨，在國際關系領域主流范式對女性主義的理解相當狹隘，對女性主義富有改造、創新作用的理論洞見卻視而不見。傳統理論家指出，女性主義理論的問題在于，它沒有為分析國際關系提供一個復雜的理論建構，它極不嚴謹，缺乏一個具有內聚力的、有組織的框架。國際關系學是一門探究國際關系實質和發展演變的基本規律的學問。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對現實的抽象，不僅要對國際關系現象進行客觀的描述，同時更為重要的是對國際關系現象作出合理的解釋。對于社會科學而言，為人們答疑解惑是其基本功能之一。而女性主義理論陷入了過于關注世界政治環境和世界政治研究是可以改變的這個怪圈，重描述輕解釋，重批判輕建構，沒有為指導全面的分析提供解釋性的理論工具。
國際體系乃系國際關系學界運用于分析國際關系的邏輯出發點，系指兩個及以上國家之間有足夠的交往，一國對其他國家決策產生足夠影響而促成某種行為時所發生的體系。［1］國際體系具備的諸要素:體系范圍、結構、單位行為體、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規則及支撐體系的經濟因素與文化因素。本文從國際法視角闡述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變遷。
一、國際關系的體系觀
國際關系學界存在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等三大國際體系觀，各自將國際關系置于國際體系內進行分析，各自論證方式不同，結論也不一樣，分別形成的各自體系對應為:結構體系、制度體系和文化體系。
(一)國際體系的屬性認識
結構現實主義的國際體系屬于單向的靜態體系，一方面，國家間的互動不會對國際體系造成影響，只是國際體系對國家間的互動產生作用，謂之“單向”;另一方面，國家之間并不會自己互動，而是由外力(如國家權力)來推動他們互動，謂之“靜態”。自由制度主義認為權力結構對國際體系的重要影響，但主要強調“進程”，從成本－利益角度來論證，將合作互動具體落實為“制度”形式。建構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是客觀存在的，但它認為是通過行為體人為改變的，而非天然存在的，國家利益和制度都只是通過觀念建構起來的。
(二)對“互動”的理解
結構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內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與單元無須分開，處于單元層次，行為體運行的動力來源于外部力量，每個國家被比喻為球臺上的一個球，當球桿打出之后，球與球之間在外力的作用下發生物理性的互動，并產生某種結果［2］。因此，它認為國際體系內不可能存在合作，即便是有合作，也是程度極低的合作。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際體系深受行為體自身的權力影響，但各行為體之間的互動仍然對于形成國際體系產生重要作用，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多是不考慮權力因素通過合作來達到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合作將產生各類制度規范，進而發揮約束行為體行為的效力，同時使得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期。建構主義所認為，行為體之間不斷的實踐活動將首先消除私有觀念，形成共有觀念，最后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謂之“文化”，或以“共同體”之概念來表達。［3］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初始的共同體、上升的共同體和實現行為體的彼此認同，三個階段均基于共同觀念而建立起來的共同遵守的規范則是互動的主要方式。
二、當代國際體系的要素變遷
按照秦亞青教授的觀點，國際體系在發生延續與變革，他從國際體系本體和要素兩個方面對國際體系展開論述，認為體系本體依舊沒有發生質變，但體系要素卻發生了變革。［4］國際體系本體上還是以為原則、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為體系在運行，但國際體系諸要素已經或者正在發生變革。
(一)行為體:單一國家向多元主體轉變
威斯特法利亞體系建立后，單一國家都一直是國際體系內部唯一行為體，但以聯合國為代表的一大批組織在二戰之后紛紛成立并在國際社會事務中發揮越發重要的作用，盡管這些組織目前難以取代國家，但長遠看來，國際組織有可能具備不亞于民族國家的地位，特別是在諸多需要國際組織參與的領域，比如軍事安全、恐怖安全、經濟危機的處理等方面，已經超越了一國的能力范圍，甚至若干個國家的合作也難以解決問題，需要國際社會的諸多國家共同聯合開展。國際組織可能成為諸多國家利益訴求的共同載體，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發揮其重大作用。另外，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個人在社會中發揮的作用也愈發明顯重要，當然也就包括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了，尤其在人權方面，個人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概言之，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社會，單一國家作為國際唯一主體的局面將被多元的國際主體共同支配的現實所取代，而多元主體的行為必將給國際體系帶來更多且更復雜的影響。
(二)結構:硬實力與軟實力并存
國際關系理論談及結構，實質是指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結構。權力結構所強調的政治權力是一直以來支配國際體系的硬實力。結構現實主義就是將權力在國際體系內的位置排列看作是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方面，認為權力是決定國家行為與其在國際體系內位置的唯一重要因素，硬實力對國家行為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甚至決定了一國的對外行為，霸權國家就是實例，20世紀以來，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以其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支撐，盡管有一段時間因為蘇聯的出現，使得國際社會呈現均勢局面，但這同樣是源于二者擁有其他國家沒有的軍事力量。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國認識到戰爭給人類帶來的巨大災難和痛苦，不約而同棄戰轉向將經濟發展作為各自的首要戰略目標，日本和歐盟的經濟實力在戰后得到了巨大發展，各自藉此成為世界多極化的一極。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約瑟夫•奈教授提出軟實力一說，［5］他把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實力都歸為軟實力范疇，與硬實力并列成為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將發揮超越硬實力的作用。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也在發生微妙變化，二者可以相互影響和作用，自由制度主義為此還創造出“國際政治經濟學”，就是強調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之間的密切關系。
(三)互動:能力與頻率提高
全球化促使互動能力得到極大地提高，而互動能力的提高也使行為體之間的互動更為頻繁。互動的程度首先與科技環境是密切相關的，它是支撐互動的基礎?；ヂ摼W和高科技打破了傳統的地緣界限，前者實現了虛擬空間的自由交流，后者使得地理空間上的交通變得更加順暢和便利。人們之間的交流互動頻率不斷增強，社會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國際交往更加廣泛和深入，互動愈加頻繁，國際社會趨于融合，以往國際所呈現出的碎片化正在逐步整合，在行為體的作用下，世界被勾勒出一幅宏觀層面的國際體系圖，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不斷在進行過程建構的結果，并且這一結果在未來的時間里將因持續與行為體的實踐活動互相作用而不斷發展。互動的目的就在于解決某些問題，其結果可能表現為沖突，也可能表現為合作。比如，經濟上的互動，歐債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都顯示出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彼此之間需尋求更大程度上的合作，在這個過程當中，互動是相當頻繁的。互聯網時代的文化傳播日新月異，各國文化的互動結果則可能表現為沖突。建構主義認為文化就是觀念結構，文化的融合實質上就是其所強調的共有觀念，行為體實踐與其觀念之間的互構其實就是一種互動，觀念在行為體的實踐互動過程中趨于統一與融合，即為共有觀念。
三、國際法對國際環境治理體系的影響
英國學者萊德利•布爾提出國際社會概念，認為國際體系進一步發展就是國際社會，視乎是否出現基于共同觀念所遵守的國際法律規范。從環境治理角度切入，探討國際法律規范在當代國際體系變遷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全球環境治理目標實現唯有依靠國際法予以規范達成。
(一)國際關系理論中的國際法
國際體系變遷是一個進程(process)，意為國際體系中的個體或曰單元之間的互動方式和互動類型。［6］自由制度主義認為國家通過制度合作能夠實現利益最大化，將國際制度定義為“一系列圍繞行為體的預期所匯聚到的一個既定國際關系領域而形成的隱含的、明確的原則、規范、規則和決策程序”，［7］建構主義所強調的進程是國家通過主動建構國際體系觀念結構的實踐活動，行為體交往的初始行為通過互動產生了主體間意義，在形成共有觀念基礎之上產生社會性的觀念結構，因而形成共同的規范、規則和程序。二者無一例外強調運用規則、原則和程序來保障國際體系進程的實現和維系國際體系的運行。在國際體系互動進程問題上，借鑒過程建構主義理論得出結論［8］:國際體系乃過程建構的結果，而過程建構將孕育國際法。過程建構主義的基本理論取向是社會性過程理論，強調社會性建構作用，認為社會性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要素，該理論假設之一就是堅持國際社會進化的原則，認為國際關系的運動是變化的，是行為體的能動作用使然，同時相信國際體系的變化是朝著更加符合人類期冀的方向變化，也就是朝著進步的方向變化，而這種變化正是一個不斷地通過主體間的實踐活動來建構的過程，或曰過程建構。在其看來，過程就是指產生社會意義的持續的實踐互動關系，其重要作用在于孕育規范。既然規范是行為體廣泛接受的適當行為的準則，那么，規范的孕育和形成動力之一，就是來自過程本身，就是說，規范不僅是行為適當性的標準，而且也是規范參與者的實踐活動，這種實踐過程使得規范得以塑造實踐者，也被實踐者所塑造。過程的運動既意味著規范通過行為體的社會性實踐被持續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共同利益不斷地被生產和再生產，也意味著這些被建構的規范和規則反過來對過程的持續又起到了促進作用。
(二)國際法對環境治理體系變遷的功能
國際關系錯綜復雜，國際社會在體系變遷中運行不免失序，國際法無疑是使之更加有序運行的有效路徑。國際關系學對于國際法概念界定，主要從國家行為體的角度將其概括為一種行為準則，分為限制性法律規范和構成性法律規范，前者主要體現為限制，后者則首先體現為構成。當代國際體系已非沃爾茨時代的單一政治體系，經濟、文化等方面已經或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宏觀國際體系內部已經或正在建構更多的子體系，縱橫交錯，稍有不慎即可能引發宏觀體系秩序的混亂與無序。國際法的產生、傳播和發展已經與國際體系的運行形成了不可分離的緊密關系。國際法之于國際體系的作用可謂不可或缺。一方面，多元主體使得規范化趨勢增強。當代國際主體的多元趨勢源于全球性事務的日益增多，并且處于不斷膨脹的過程。威斯特法利亞體系所形成的以民族國家作為單一國際主體的國際體系正在變革，國際組織數量的大幅度增加深層次反映出全球性事務的大量涌現，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體系的唯一行為體已經難以應付這些全球性事物，比如恐怖組織威脅、環境污染、經濟危機等問題，都是當代所出現的新問題，覆蓋面及其廣闊，甚至延伸至全球范圍，影響整個世界，這些問題涉及各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如不加以處理或者處理不當，勢必給各國造成深遠的消極影響，既然一國無力處理好這些全球性事物，只有通過國際組織來解決，在世界無政府的背景下，各國所組成的國際組織只能依靠相互合作來維系，而合作的重要載體就是國際規范，無論是基于經濟學的成本利益考量，抑或基于共有觀念的成形考慮，規范都將通過制度化和社會化而得以實現其效能，國際組織在當中將充當規范制定、執行和監督的平臺作用，使得國際社會能夠依此作為其行為的預期和指引的重要載體。另一方面，問題的互動由國際法保障實施解決。在國際體系理論中，互動是體系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互動亦是為了解決某一問題。正如上文所言，全球性事務需要行為體之間的頻繁互動，無論是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機制，抑或建構主義(包括西方建構主義和秦亞青教授所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所倡導的規范建構，都以互動作為國際體系的重要內涵視之，各國不同程度地發展多邊關系，互動結果是各方尋求彼此都予以承認或是遵守的共同規則來加以調整和協調，此即國際法。如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就是范例，為解決目前及未來所面對的國際性事務，組織內部的各國際組織也分別相應地制定規范性條約來保障通過互動達到解決問題的目標，像核安全問題，聯合國及其相應的內部組織制定相應的規制核行為的一系列規范和原則，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限制全球核危機爆發及保障因核試驗而帶來的戰爭危險。再如世界貿易組織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組織，其內部各成員國所制定的各類多邊協議或者是適應性不一的規范性文件，都在不同程度地保障國際經濟互動的有序進行，同時也能夠在規范的指引下尋找到解決各類經濟問題的途徑。本文以環境治理為例，建構具有普適性的國際法，以此為基礎和依據，各國互動顯其意義。1．無政府狀態下環境問題的產生國際體系的變遷并未實質改變其本體，即國際社會仍舊處于無政府狀態。全球環境問題卻愈發嚴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在客觀上給人類帶來危害的程度和廣度前所未有，問題的解決顯然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在無政府狀態下這就陷入了集體行動困境中，各國愿意搭便車而非主動采取行動來解決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共事務。國際社會并沒有一個凌駕于各國政府之上的國際政府像國內政府那樣采取強制性措施統一解決問題，各國從其本國利益出發，觀望之態者甚于主動為之者，諸如氣候減排這類環境合作的困境就在于國家認知其主動減排的成本將遠遠大于收益，最佳方案就是搭便車，等待獲取其他國家主動減排所帶來的公共收益，美國對待氣候變化的政策較為消極的原因便是實例，其認為如果該國主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盡管可能有所收益，但相對收益會較小，而其他國家可能從中獲取更多的相對利益，這嚴重不符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應該為了主要是其他國家未來世代的利益而讓國民承擔大量的成本［9］。2．要素變革下的治理路徑:建構國際環境法律制度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治理得到不斷加強，國際環境條約數量和締約國數量不斷增多，［10］，盡管并非所有的條約及締約國都能發揮效力和遵守條約;以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為代表的政府間和非政府間環境組織在環境治理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歸因于國際體系主體多元化的結果，國際組織功能發揮愈加明顯;公民對環境問題的認知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動環境問題的全球治理。國際體系變遷中的多元主體趨勢有助于沖破傳統國家利益的枷鎖而使得環境問題得以治理。在上述言及的相當數量國際環境條約中，臭氧層治理方面的國際法所發揮的實效性最強。1987年制定的《損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定書》被普遍認為是具有歷史意義的重要國際環境協議，該議定書先后經過五次修改，已有190個締約國加入和批準，協議實施后，共有超過85%的消耗臭氧層物質被淘汰，科學家依此預測到21世紀上半期，臭氧層將會得到恢復。［11］臭氧層國際協議的實施成功，證明國際法在臭氧層治理方面發揮著巨大的功效，從法律實施的有效性角度看，《蒙特利爾議定書》不僅使得締約國履行相應義務，而且能夠通過該議定書解決南極上空臭氧空洞問題，說明此議定書是有效，也證明包括臭氧層在內環境問題解決最佳方案只能是締結具有普適性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法。本文從國際法角度來探討當代國際體系的變遷問題，以全球環境治理為例，基于法律的穩定和預見等特征在其調整社會關系的優越性考慮，認為國際社會有與國內社會相類似的方面，而建立在觀念共享或成本收益上的國際法在調整國家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方面將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定紛止爭、獎罰分明，使得國際行為體對其行為產生預見性，保證國際體系朝著穩定和有序的方向前行。
［參考文獻］
［1］［英］赫德利•布爾，張小明譯．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秩序研究［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7．
［2］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反思與重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232．
［3］袁正清．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體:建構主義解析［J］．歐洲研究，2003(4)．
［4］秦亞青．國際體系的延續與變革［J］．外交評論，2010(1):1－13．
［5］約瑟夫•奈教授在1990年在其論文＜軟權力＞、＜世界權力的變革＞及其著作＜必定要領導———正在變化著的美國權力的性質＞中提出和闡述了軟權力概念．一般被界定為三方面的要素:價值標準、市場經濟和西方文明，其重點在于社會聯系、經濟相互依存和國際組織機制對國家的影響．倪世雄．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392－393．
［6］秦亞青．權力•制度•文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7．
［7］［美］基歐漢，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5．
［8］過程建構主義乃我國學者秦亞青教授所主張，他認為國際關系學派中應有中國學派的位置，中國傳統的哲學思維是“關系”，這恰恰是國際關系三大流派所共同缺失的，主張借鑒主流建構主義，將“過程和關系”植入國際關系理論中，提出一個過程建構主義的理論模式．秦亞青．關系本位與過程建構［J］．中國社會科學，2009(3)．
［9］JodyFreeman，AndrewGuzman．氣候變化與國家利益［J］．公法研究，2012(1)．
一
華爾茲對經典現實主義的一個重大革新是把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因素從人性轉移到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經典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的實質是為權力的爭斗，其動力來自人的本性，摩根索的現實主義六原則充分反映了這種以人性為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觀點。漢斯?摩根索：《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盧明華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頁。華爾茲在第一部著作里并沒有完全否認人性的因素，但在《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開始把體系結構作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分析層次，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的最根本秩序原則。參見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
Kenneth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NewYork:McGrawHill,1979).其他理性主義（如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學者在這個問題上與華爾茲觀點是一致的。阿爾特和杰維斯認為“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的根本事實”；奧伊指出：“國家處于永久的無政府狀態之中，因為沒有中央權威機構可以限制對利益的追求?！盧obertArtandRobertJervis,InternationalPolitics
(Boston:Little,Brown,1986),2nded.,p.7;KennethA.Oye,
CooperationunderAnarch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1.以上轉引自HelenMilner,“Anarchyin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
inDavidBaldwined.,NeorelaismandNeoliberalism:TheContemporaryDebate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p.144-145.基歐漢的《霸權之后》以無政府性為起點研究國際制度。他把無政府性視為“表述了國際政治的特征”的基本體系要素。Krobert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Boulder:Westview,1989),p.1.
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美國研究理性主義學派對無政府性不加質疑地接受說明了無政府性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根深蒂固的地位，也表現出無政府性這一概念的幾重意義。首先是其本體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是國際政治的基本事實。既然是事實，就是客觀存在的東西，也就具有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特性。只要國家體系存在，無政府性就是這個體系最顯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論意義，即無政府性成為國際政治中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無需質疑即可以認為屬真的東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幾乎所有國際關系的理論研究都以這個假定開始。如新現實主義從無政府性開始考慮為生存的競爭，新自由主義則從無政府性開始討論為發展的合作。第三是學科意義。國際政治和國內政治這兩個政治學的基本次領域也是以這個基本假定分界的。這樣，無政府性就具有了對國際政治定義的功能。
無政府性的基本定義是沒有集中的權威權力機構。雖然無政府性具有無秩序狀態的意義，但是現在很少有人認為無政府狀態是無秩序狀態。布爾對國際體系存在秩序的事實進行了詳盡的敘述，并因此稱之為“無政府社會”。HedleyBull,TheAnarchicSociet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7).所以，國際關系學界普遍接受的定義是無政府性即缺乏有政治權威的中央政府，亦既華爾茲所說的“缺乏全體系范疇的權威機構”和基歐漢所說的“世界政治中缺乏一個共同的政府”。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88；Keohane,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p.1.對于新現實主義來說，無政府性派生出兩種國際關系的基本意義。第一，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使得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在無政府條件下，體系單位是相似的單位，具有同等的，在它們之上沒有一個權威的中央政府。無政府性意味著權力分散，沒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保障個體成員的安全，因此，體系成員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護自己的生存和財產權利。Waltz,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pp.91-93.第二，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使得國家必然尋求和推行權力政治。無政府性造就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導致安全困境，國家面臨安全困境的應對方法只有采用權力政治的政策，其結果是無休止的權力競爭和利益沖突。根據這種推理，格里克指出：“國際無政府性造成了國家之間的競爭和沖突。”JosephM.Grieco,“AnarchyandtheLimitsofCooperation:ARealistCritiqueoftheNewest
LiberalInstitutionalism,”inBaldwined.,NeorealismandNeoliberalism,p.116.
所以，新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假定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性的基本特征，由于無政府性的存在，國際體系必然是自助體系，自助體系又必然導致權力政治，結果是軍事競爭、勢力均衡和國際戰爭。這被視為無政府性的唯一邏輯。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權力政治問題上面有所保留，但是同樣把國際體系的無政府性和自助本質作為基本理論假定，把研究重點置于國際制度如何削弱無政府性的負面影響上面。RobertAxelrodandRobertKeohane,“AchievingCooperationunderAnarchy:StrategyandCooperation,”
inOyeed.,CooperationunderAnarchy,pp.226-254;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CooperationandDiscordinthe
World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andStatePower.關于國際制度和無政府性問題，亦參見蘇長河：《全球公共問題與國際合作：一種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31、291-297頁。這樣，無政府性似乎確實成為國際體系的固有屬性，成為國家行為體的國際行為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成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成為一切國際關系研究的起點。
二
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體系的基本特征和第一推動似乎從來沒有受到認真的質疑。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重要國際關系理論著作，尤其是體系層次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無政府性為切入點的。但是，無政府性是國際體系根本特征和客觀屬性的命題是否確實屬真？這是溫特提出的一個重要質疑。溫特在1992年的重要論文里對無政府性提出了質疑，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進一步闡述了他的觀點。參見AlexanderWendt,“Anarchyiswhatstatesmakesofit:Thesocialconstructionofpower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WTBZ〗,Vol.46,1992,pp.391-425.根據邏輯推理，如果自質真是由無政府性派生的，權力政治真是無政府狀態的必然結果，那么，無政府性的競爭邏輯也就屬真，無政府性作為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命題也就成立。但是，如果推導不出這種邏輯上必然，無政府性的實質、內容和作用都須另當別論。
所以，要從根本上否定無政府性作為國際政治第一推動的論點，就要證明自和權力政治不是無政府性派生出來。為此，溫特作出的替代假設是：自和權力政治的產生和存在是國際體系成員的互動進程和實踐活動導致的，與無政府性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沒有國家直接的實踐活動，就沒有國際結構，就沒有所謂的無政府邏輯。由于自和權力政治是國家之間互動的產物，所以它們是社會性、制度性因素，不是無政府性內在的邏輯和必然的結果。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24-25，313-318頁。
首先來看無政府性是否必然派生自。
新現實主義認為，自身安全是行為體的第一考慮。在無政府狀態下，沒有一個中央權力機構保證行為體的安全，行為體只好自行保護自身安全。所以，無政府性必然派生自體系。溫特的駁論是：即使是在無政府狀態下，即使行為體的第一考慮是自身安全，體系也不是必然呈自質。當體系呈無政府狀態的時候，至少有著兩種可能的體系特性：(1)如果體系成員相互之間是敵人，那么，行為體勢必擔心自我安全，并且需要依靠自助的方式保證自己的安全，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體系呈現自。(2)如果體系中的成員相互之間是朋友，行為體就沒有必要擔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脅：行為體相互之間不會形成安全威脅，并且即使受到其他非體系行為體的威脅，也會相互維護安全。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下，體系不呈現自，而呈現助他性。據此，體系是否呈現自不在于它是否處于無政府狀態，而在于體系成員之間的身份關系。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191-193，318-328頁。
身份關系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為體之間的社會性互動實踐確定的。兩個從未謀面的行為體不可能互為敵人，也不可能互為朋友。它們只有通過相互接觸和相互行動，才可能確定對方是敵是友。正是這樣的實踐活動構成了互主意義，亦即形成關于自我和他者的共有觀念或集體意義，集體意義建構行為體身份，也建構了與行為體身份相吻合的利益。當行為體考慮自身安全利益的時候，首先影響到這種考慮的是自我與他者的認知性認同：正向認同就是朋友，反向認同就是敵人。無政府性到底具有什么邏輯、體系中物質權力分配到底有什么意義，都取決于這種認知性認同的差異。如果國家相互之間是反向認同，無政府體系就是爭斗性的安全體系，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體系當然是自助體系。如果國家之間是零向認同，無政府體系就是一個個體安全體系，一個國家的安全是這個國家自己的事情，與其他國家無關。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自助體系。但是，如果國家之間是正向認同，則它們就把他國安全視為自己的事情，屬于自己責任所在，這種體系仍然呈無政府性，但其基本特征不是自助，而是他助。
以上三種體系都可以出現在無政府性體系之中，即：在無政府條件下可以產生自助，也可以產生他助。這說明，產生自助和他助的根本原因不是無政府性，而是體系成員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認知性認同或互主意義。這就從邏輯上證否了無政府性派生自的命題。
我們再來看無政府性是否必然導致權力政治。
權力政治是現實主義對國際關系的一種基本理解，即：國際政治體系結構的無政府特征使國家之間出現不可避免的安全困境，由于體系的自助特征，沒有一個權威機構能夠保證國家的安全，國家只有通過推行以權力政治為基本內容的對外政策。這是結構的選擇，是無政府性自助體系的必然結果。同上，第328-332頁。針對這一觀點，溫特指出，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不是無政府性必然派生出來的結果。任何促成行動的意義產生于社會互動，權力政治也不例外。為了說明無政府性不可能必然造就權力政治，溫特使用了第一次相遇的假定：假定自我和他者是兩個行為體，沒有預先的互動經驗，那么他們在第一次相遇的時候不一定非要感到對方是在威脅自己。如果第一次相遇他者發出的動作和信號是威脅性的，自我經過接收、解釋和賦予意義這樣一個過程，把這種信號也理解為威脅性之后，才會產生威脅感。如果他者發出的信號是友好性質的，自我經過同樣的認知過程把信號也理解為友好的，那就不會認為相互具有威脅。是否具有威脅性是雙方在互動過程中通過共有知識建構起來的。這也就是說，沒有互動性社會實踐活動，也就沒有威脅和被威脅的意識，促成行為體采取行動的意義也就不會存在。雙方對對方在互動過程中的信號有著共同的理解，形成互主知識。這種互主知識不斷由互動行為加強，并相對穩定下來，形成觀念結構。正是這種觀念結構賦予行動以意義。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37-338，412-422頁。
據此，兩個國家在無政府體系中相遇，可能成為朋友，也可能成為敵人，關鍵取決于國家采取的行動和對這種行動意義的理解。一方發出的信號被另一方理解為威脅，并針鋒相對地發出同樣威脅的信號，安全威脅才會產生，安全困境才得以確立，權力政治才可以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基石。如果一方發出的信號被另一方理解為友好，并發出同樣友好的回報信號，則不會出現安全威脅和安全困境，雙方甚至可以形成安全共同體。所以，結構在本體上取決于進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安全困境不是無政府體系固有的，而是被行為體的互動實踐所建構的。如果國家處于安全困境之中，這是因為它們之間的實踐活動造就了安全困境，改變它們的實踐活動，就可以改變導致安全困境的共同知識和互主意義。因此，權力政治是社會建構，是行為體在互動行為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權力政治是國家建構的，不是無政府性派生的。
從這個推理可以看出，國際體系本身沒有內在的因素使兩個國家行為體必然產生敵意。把權力政治必然化的前提是確認無政府國際體系必然造就安全困境。溫特指出，這是一個錯誤命題。實際上，無政府體系本身不足以導致安全困境。這樣，無政府性導致權力政治的命題也被證否。
證否無政府性的兩個基本命題也就證否了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命題，被新現實主義界定為無政府性唯一邏輯的競爭性國際政治也就不能夠繼續成為唯一的邏輯?！盁o政府狀態……本身根本沒有什么邏輯可言，一切都要取決于國家之間共有的觀念結構。無政府狀態是國家造就的。”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中文版序》，第41頁。這一證否意義重大：它已經不再是針對理性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體系保護帶的輔助假說的質疑，而是針對這個理論體系基本命題的“硬核”本身的質疑。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蘭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章第三節。這是一個根本性質疑。
三
既然體系的性質和權力政治的形成取決于國家行為體的互動實踐，那么，就沒有單一的無政府性，也沒有單一的無政府邏輯。行為體的互動實踐可以造就多種無政府邏輯，建構多種無政府文化。關于溫特對國際體系文化的論述，參見《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六章。這一章從理論上闡述了國際體系文化的類型、內涵、邏輯和形成，是該書的精華所在。
溫特提出了三種理想類型的國際體系文化，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所謂文化，就是“社會共有知識”，亦即個體之間共有和相互關聯的知識。同上，第180頁。這樣的知識只能在社會范疇內存在，也只有在社會意義上產生。在國際關系領域里，規范、制度等是文化的表現形式，是國家之間的互動實踐造就的。國際體系文化的構成是由行動者之間的角色結構決定的。角色結構指行為體所相對主體的位置。同上，第325頁。國際體系中可以存在三種角色結構：敵人、對手和朋友，不同的主導角色結構產生不同的主導國際體系文化：敵人角色結構建構霍布斯文化，對手角色結構建構洛克文化，朋友角色結構建構康德文化。不同的無政府文化有不同的邏輯。
霍布斯無政府文化是由敵人的角色結構確立的，它的核心內容是敵意(enmity)。國家相互之間的再現是敵人，行為原則是不承認其作為獨立的行為體存在的權利，并且可以無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國家之間相互角色是敵人，它們往往表現出以下的行為取向：(1)力圖摧毀、消滅，或改變對方；(2)時刻把對方意圖向最壞處考慮，任何事件都會與敵意聯系在一起；(3)軍事實力被視為至關重要的因素，既根據敵人的軍事實力預測敵人的行動，又認為自我軍事實力是相互關系的決定性因素，軍事方式被認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終決定權的手段，發展軍事力量被視為安全的保證；(4)如果爆發戰爭，就會無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滅對方或被對方所消滅。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28-335頁。所以，霍布斯無政府文化的邏輯是“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狀態。生存完全依賴自己的軍事實力，相互之間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競爭的零和游戲。這是完全意義上的霍布斯自然狀態。
第二種理想類型的文化模式是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競爭對手的角色結構建立的，它的核心內容是競爭(rivalry)。競爭和敵意有著本質的不同：競爭的雙方相互承認生存和財產權利，這種承認由制度表現出來。競爭對手不像敵人那樣具有生死攸關的威脅，不會試圖統治和消滅對方。如果國家之間的相對主置是競爭對手，它們往往表現出以下的行為取向：(1)承認相互。雖然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執會涉及邊界甚至出現領土變動，但是作為一種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認和遵守的。(2)重視絕對收益。因為生存問題不是最緊迫問題，所以行為體趨于重視絕對收益，重視未來效應。(3)軍事實力比重減弱。雖然競爭導致的沖突可能使得國家訴諸武力，但是軍事力量的意義已經不像對敵人那樣至關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戰爭爆發，競爭對手會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目的。同上，第350-354頁。洛克無政府文化的邏輯是“生存和允許生存”。所以，國家之間的關系不是相互殺戮。溫特認為從1648年至今的國際體系主導文化是洛克文化，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標志性印記，國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許生存的邏輯。正因為如此，華爾茲表述的國際體系是洛克體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是霍布斯體系。同上，第357頁。
第三種文化模式是康德文化?？档聼o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結構確立的，核心內容是友誼。在康德文化中，國家之間相互再現為朋友，并為之遵循兩條基本規則，即非暴力規則和互助規則。這兩條規則界定了康德無政府文化中國家的基本行為取向：非暴力規則意味著不使用戰爭和戰爭威脅方式解決，互助規則意味著一方受到威脅的時候另一方將予以幫助。這不是說朋友之間沒有利益沖突，但是朋友之間不使用暴力解決利益沖突問題?！糧W(〗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第370－372頁?？档聼o政府文化的邏輯是“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當一個體系成員受到威脅或暴力侵犯的時候，其他體系成員即使在沒有直接利益的情況下也會盡力相助。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不僅不再是威脅其他國家的手段，而且還成為體系中成員的共同財富。這就是集體安全或安全共同體的體系。它排除了完全個體意義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種真正的集體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認同。在這種體系中，個體利益體現在集體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為一體。同上，第373－380頁。
溫特認為現行的國際體系基本上是洛克無政府文化體系。他對國際體系文化持進化態度，即認為國際體系會逐步朝著規范有序、相互友好的康德文化發展。
四
溫特通過邏輯推理，證否了無政府性是國際關系第一推動的論點，表明無政府性與自和權力政治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在證否了無政府性為國際關系的第一推動因素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了文化的概念，闡述了三種國際體系無政府文化的理想模式，指出無政府文化是國家建構的。
無政府性是文化因素，這是溫特對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貢獻。理性主義理論之所以作出無政府性是自和權力政治的原因這種邏輯上的因果誤判，是因為其理論假定把行為體本來只能從社會性互動過程中獲得的特征歸為行為體在自然狀態中固有的特征。自、權力政治還有無政府性都是社會實踐造就的，是社會實踐的結果。理性主義理論卻物化了無政府性，將其作為自然給定的東西。溫特從社會建構的角度重新審視無政府性，把它從物化中解脫出來，還其文化本意。這也就強調了從事社會實踐的、具有能動性的行動者，探討了這樣的行動者持有的目標和價值等意義結構。這些行動者的實踐活動和能動作用使意義結構成為開放性結構，因此也就使得改變這種意義結構成為可能。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4-0135-01
1 生存原則及道德含義
(1)個人本身的生存。人的生存是屬于自然本能的,無論是平日里的“謀生”,還是危及時刻的“逃生”,只要不危及他人生命,通常既不用譴責也不值得表揚。除非在某種“邊緣處境”中,在某種極限危險或匱乏的情況下的“逃生”還可表揚。如：在坍塌井下堅持數天、在海上船只遇險后漂流、從沙漠或極地逃離等。他們發揮了人的潛力、精神、勇敢、決心和韌性,表現出珍惜生命的一種精神態度,這就是生命的價值。從義務來講,假如說認為自殺有違背一個人對他人、對社會的道德義務,而在任何條件下都不可視自殺為人的一種必要乃至完全的義務。不過,在這一問題上還存有爭論。
(2)個人關系的生存。謀求自我生存就是自愛表現,是一種常會影響他人利益的自愛,發生利益沖突就會無法避免。實際我們可以識別出類似于國家“安全困境”的一種個人“生存困境”,一個人越是對自己珍惜就越有可能損害他人利益甚至生命,最后也很可能對自己利益產生損害乃至犧牲,所謂道德含義也出自于此。純粹個人行為是不具有道德含義的,影響他人生活行為才具道德含義并對其做道德上的褒貶。在一種文明和政治秩序已存在的狀況下,個人行為與個人關系反映著群體間的聯系,特別反映著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聯系。
2 道德“范圍”的重要性
(1)國際性道德的重要性。在人類歷史上,道德從氏族、部落到城邦、國家為核心的單位擴展。目前,道德實踐雖沒超出以國家為根本政治社會單位的倫理,但包含全人類乃至所有生命的倫理觀念在強有力地產生影響。人類迄今并沒有組織成真正的“大家庭”、政治共同體,而是一直生活在內外有別的政治群體中,道德要求就有內外差別了。所以,群體的領導者自然對這個群體安全及其他利益有優先和權重考慮且富有正當性,畢竟對其他群體同樣利益也必須有所顧及。只有致力于保障自身生存也顧及其他政治體中人們生存甚至整個人類生存的行為原則,才可獲得一種客觀普遍性,構成一種道德原則。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可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道義,這時的政治家或決策者“審慎”不能僅為自己考慮利害后果,也要為所屬群體甚至全人類、地球上所有生命考慮這一后果。這種“審慎”也成為一種國家“道德”,甚至是世界性倫理。
(2)利益性道德的重要性?！袄妗币紤]群體利益,是個人利益也是道德意義。通過種族、信仰或意識形態來比對利益權衡和競爭并導致更殘酷的行為?！吧妗惫倘话凇袄妗狈秶?但“利益”概念容易理解為物質或經濟利益,不如直接說“生存”或“安全”。國際政治中道德相關性主要是關系生存和安全。一個國家為保衛自己生存和安全是有理由奮起抗爭的,但用對外戰爭來擴展自己經濟利益或實現某種自持理想信念顯然得不到正當性證明。人類生存原則是處理人際及國際關系的更高原則,是可超越、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對立,可溝通國際關系理論領域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對峙甚至各種理論爭論,成為某種可共享、底線共識的東西。
3 生命原則的體驗闡述
有些基本道德原則不一定被人們所清楚的認知,而且“道德”之名還被人們進行評判和否認,但它還是被人們不假思索地作為自我隱蔽行為的前提和指導,并透過各種“利益”或觀念“沖突”頑強地表現自己。所以依據近代社會的思想發展,闡述出具有明確道德意義的“生命原則”。
(1)生命原則的優先性?！吧D自由―平等”,從霍布斯、洛克到盧梭的主要三個社會契約論者那里能夠輕而易舉地發現作為社會倫理原則的一個系列,而保存生命無疑是最優先和最基本的原則。人們只有先生存后才談其他別的事物。生存是可以制伏和壓倒一切的,這個原則在霍布斯那里不僅是主要而優先的,且幾乎是僅有的。在其他很多道德和政治哲學家那里還是有機會向其他原則開放的,不過,生命原則總是在最優先的。
(2)生命原則的寶貴性。作為價值原則的一個闡述,假如只從人的視角來看,生命原則的含義包括：一是生命是人類最優先和最根本的價值,是一切其他人類價值的先決條件。這一點在前面談到生存是否可作為一個原則來對待已略有說明,所以說這是生命原則最根本也最普遍的內容。二是生命本身作為目標是寶貴的,而不是作為手段而寶貴?？档略谒嘘P“普遍立法”、“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的三個絕對命令中闡述得最為有力。這種區分可以說是非常主要的,因為,也有觀點認為人是世間最珍貴的,但只作為一種生產力或戰斗力的珍貴。作為有明確道德含義、具有自我意識的原則,將其稱為“生命原則”,以此來區別于不自覺地、作為事實上的一種動機起作用的“生存原則”。在現代生態倫理學中,有很多學者強調人的行為決策必須把包括動物、植物在內的所有生命都考慮進來。
(3)生命原則的義務性。盡管生命是作為目標，自由自在的，寶貴的,那么,所有人的生命就都同樣值得珍惜,任何生命都同樣寶貴,都應當作為生命來看待,任何人也都應當有尊嚴的看待自己,都應當給予某種關懷和珍惜,即應該以合乎人道或人性的方式對待所有人。但作為一種義務原則,我們更要強調生命原則義務命令的否定性：即它們主要是作為禁令出現的道德義務。這主要包括兩層面內容。一是不要戕害生命,即要盡量避免殺戮和傷害生命,特別是不殺害無辜者。二是給生命提供最根本的供養,即讓生命得到基本營養和生活條件。這種物質生存有時被視為“經濟利益”,但是否盡可能提供這種基本生存資料并不是簡單分配公正問題,而是關系到生存根本道德問題。
4 結 論
總之,上面的陳述已富有現代色彩,特別表現在對價值原則和道德范疇兩點內容的陳述。而且這個原則要落實到目前以國家為根本政治單位生活的人們之中,出于政治制度不同,實現程度自然也有所不同,而且不可能完全消弭一種內外差別。在國際政治中這種道德義務主要體現在應當盡力避免暴力和戰爭、在戰爭中盡力避免殘酷和毀滅,特別是避免傷害平民和無辜者,而核武器當前仍然是威脅各國安全和全人類生存的最大危險。我們最深切的希望是世界和平,人人都能以和諧的思想來面對一切,這樣,才能為維護世界和平貢獻一份力量,人們才可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
專業骨干課程是政治學專業課程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為此，每年選取若干門政治學科骨干課程進行專項建設。比照國內一流大學政治學專業課程建設標準，制定了詳細的課程建設方案，并提供相應的經費支持。針對既有的教材不能適應“合訓政治學專業”建設要求，我們成立專業教材建設指導小組，按照“文理交融、指技兼備、軍地相容”的思路，先后派出3個調研組，深入地方著名高校、基層部隊進行專題調研，廣泛聽取意見，對教材進行修訂和完善，并及時將政治學理論、信息化戰爭、體系作戰等前沿問題引入教學，建立了一批體現政治學學科要求、與軍事斗爭準備密切相關、部隊建設急需、有較高軍事技術含量的專業教材。同時，建立了教材內容更新機制，及時將新理論、新知識和部隊基層建設新經驗，納入教學、進入教材，初步形成了必修課與選修課教材相配套、教材與講義相結合、文字與多媒體課件等電子教材相銜接的教材體系。
二、構建“學科、教學、科研、團隊”合力育人的新機制
堅持以“學科”為支撐，以“教學”為中心，以“科研”為動力，以“團隊”為基礎，建立了學科建設與條件建設良性互動、科學研究與團隊建設互相支持的機制，促進教學科研向育人方向聚焦，推動學科團隊為人才培養服務。
在“大政治學”學科視野下，“合訓政治學專業”以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理論、應用經濟學、軍隊政治工作學等三個一級學科為依托，以國際關系碩士點、國防經濟碩士和博士學科點、科學技術哲學碩士和博士學科點以及軍隊政治工作學碩士和博士學科點等相關學科點為支撐，大力加強了“合訓政治學專業”建設的學科基礎。適應國防和軍隊建設需要，我校“合訓政治學專業”確立了“大國外交與國際安全、地緣政治與周邊安全、執政黨建設與政治安全、軍備控制與太空安全、國防制度與軍事安全”等5個學科研究方向。依托高水平的學科平臺和研究平臺，積極探索政治學專業教育教學規律，建設了一支結構合理、學術水平高、創新能力突出的教學科研隊伍，取得了一批軍內外較大影響的學術研究成果，為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奠定了堅實的學科基礎。
始終堅持科學研究與專業教學相結合，圍繞教學搞科研，搞好科研促教學。8年來，政治學專業教學團隊成員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重大課題1項;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資助一般課題、青年課題和后期資助課題等10項;出版了各類學術專著和教材12部;發表學術論文15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論文60余篇，相關學術成果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反響。與此同時，政治學專業教學團隊強調將研究成果以專題教學的方式進入教學，提高了教學質量。其中一項獲全軍教學觀摩一等獎。
國際法與國際關系的關系十分緊密，其是國際關系法制化的結果。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是當今國際關系的主流理論，對國際經濟立法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其價值論的不足導致多邊貿易體制偏離了社會正義，使得多邊貿易自由化陷入困境。與之對應的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迅速，推動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法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與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
新自由制度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應全球形勢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國際關系理論，代表人物是美國著名的國際關系學者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他們合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轉變的世界政治》一書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巔峰之作。相互依賴、國際機制、全球主義等構成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概念。
新自由制度主義摒棄了現實主義認為國際關系的本質是沖突這樣一種理念，更加倡導國與國之間或組織與組織之間通過一種默契的行為使雙方之間或多方之間達成一種雙贏或共贏的利益關系。在國際關系中，尤其是在經濟領域當中，國與國之間只有趨利避害，才能在更廣泛的層面上達成一致，使參與其中的行為體在無政府狀態這樣一個國際大環境中，將這場博弈達成一種“非零和”（Nor-Zero-Sum）的結局，從而使其在博弈中達到最優。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保證國際合作的有效機制是國際制度，因為國際制度可以通過加大或減少國際之間的交易成本和提供可靠的信息、調整博弈效用結構、加強互信行為、加強對未來的重視，使行為體相互期望值趨同，達到促成國際合作的目的。①與新現實主義不同的是，新自由制度主義更強調經濟利益在國家利益中的地位，認為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至少同等重要，而且經濟利益顯然是國家安全的根本保證。②在這種思想影響下，各國為促進生產力發展而制定符合世界市場統一趨勢的國際經濟規則便成為欲求之目標，拆除各種不利于經濟自由化的法律壁壘成為晚近國際經濟規則談判的主要內容。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達成的一攬子協議是二戰以來國際經濟自由化立法的最重大成就。
新自由制度主義價值論的不足對多邊貿易體制的影響
新自由制度主義者在對國家行為的分析中，把道德因素排除在外，國際合作不需要依靠利他主義、理想主義、個人品德、共同目標、中立標準，或是共享深嵌在文化中的價值意識。這樣一來，新自由制度主義在價值觀上的缺失，對國際經濟法律自由化偏離“社會正義”的傾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即現有立法傾向是對發達國家有力的形式的“程序正義”，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緊迫需要的“社會正義”。其表現在不顧南北方經濟實力的差距，不切實際地要求南方國家加快自由化步伐，而對自由化可能產生的各種負面影響嚴重考慮不周。③
首先，從世界貿易組織達成的協議上看，烏拉圭回合產生的服務、農產品、知識產權等捆綁協議都要求發展中國家改變自身的國內經濟政策以適應自由化發展需要，這對許多發展中國家非常不利。其次，WTO協議中包含了一些關于給予發展中成員及最不發達成員有關差別和優惠待遇的規定。但實踐中，這些特殊和優惠往往被大打折扣。第三，從WTO的決策程序看，發展中國家也存在被邊緣化傾向。WTO在進行決策時，遵循的是“協商一致”的原則，在無法達成一致時，采用投票制，每個成員國擁有一票。協商一致和一國一票制相比，似乎更為民主，但在實踐中，由于一些非常貧困的發展中國家往往都不在場，對WTO而言，沉默就意味著同意，所以發展中國家很難得到真正的公平。④另外，WTO的爭端解決程序復雜，使發展中國家在啟動或辯護上存在很大困難。況且，爭端解決機制最終效力來源于成員方的報復能力，而發展中國家實施報復的能力很小，很難利用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自身的利益。
毋庸置疑，多邊貿易體制堅持的形式正義，沒有考慮或很大程度上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實力對比懸殊的事實，把發展中國家置于嚴重不利地位，發展中國家從多邊貿易中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總收益的很小一部分，出現了窮國愈窮、富國愈富的情況。因此在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中，各成員方動力不足，成為多哈談判失敗的關鍵。在多邊自由貿易進展緩慢、多邊貿易談判進程受阻的情況下，許多國家開始尋找新的實現貿易自由化的有效途徑，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各個成員的首選，而且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向縱深發展。WTO規定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主要為貨物貿易自由化，包括降低或取消區內關稅、消除非關稅障礙等，以及與貨物貿易自由化相關的貿易投資便利化。然而，目前全球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協定的內容逐步超越了這一范圍，除了貨物自由貿易外，還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投資與貿易的便利化與產業合作等內容。
第一，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具有新的發展特征。其一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突破了國家的限制。傳統上，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是一定地理區域的國家，即主權國家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唯一主體。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發展，出現了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成為主體的情形，比如APEC的成員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區和東南亞國家聯盟等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近年來，伴隨著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進一步發展，一個主權國家內的不同關稅區亦成為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主體。如CEPA，中國內地、香港、澳門同屬于一個主權國家，但在WTO框架內，又屬于不同的關稅區；其二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打破了地理上相連的特性。早期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主要在毗鄰或地理距離較近的國家間組成，但晚近成立的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大多打破了地理上的相連性，表現出跨地區、跨洲際的特征。如中國—智利自由貿易區、美國—以色列自由貿易區等均打破了地理上相連性；其三是雙邊一體化組織成為新的亮點。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擁有易于達成、靈活多樣、運作機制高效、涉及內容既廣且深，較少受經濟發展水平和地域相鄰等方面的限制等無可比擬的諸多優勢，成為許多國家區域一體化戰略的首選，現有的大多數FTA都是兩國間或一個國家與一個經濟聯合組織間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如美國近年來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中，有20個是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生效的FTA均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這導致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呈現出雙邊化發展趨勢；其四是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交叉重疊。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邊界清晰、成員關系單一，一般一個國家或地區只是一個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立的一些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則互相交叉重疊，一個國家或地區參加多個不同層次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或者大的區域組織包容次區域組織，相互關系錯綜復雜。
第二，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設置漸趨弱化。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為了保證本組織職能的常設性和穩定性，都設有一套常設機構，有具體的運行機制。傳統上，按照每個機構所承擔的職能來講，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的機構一般是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的，主要包括權力機構、執行機構、行政機構、司法或準司法機構。但由于晚近達成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多為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其具有運作機制高效的特點，無需按照“三權分立”的模式設置組織機構。大多區域性國際經濟組織采用強化自由貿易規則、弱化組織機構的方式來推動區域貿易組織的運行。各自由貿易協定的法律規則十分具體、明確，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對于龐大的組織機構的需求就不是十分強烈。
一、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困境
（一）各國利益主張的沖突
從近代國際關系的發展來看，國際法是國際政治的產物，勢必要受到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的制約，脫離國際政治和國家力量來談國際法是不現實的，尤其是涉及到國際法的實施和遵守問題，必須依靠國際法的基本主體——國家的配合與落實。國際關系理論現實主義的代表人物漢斯·摩根索認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是由國家所構成的，那么國際政治中實際上最后的語言就只能是國家利益”。
以聯合國氣候框架公約談判為例，美國言辭鑿鑿地表示盡一切努力就排放物減少這一議題與其他160多個國家達成一致，最終又因限制排放量影響美國發展而未批準《京都議定書》的生效。加拿大雖于2005年簽署《京都議定書》，但鑒于對反對者分裂國家的擔心和種種利益的影響，2011年正式退出。此外“77國集團加中國”、“傘形國家”及歐盟等不同利益集團的爭執，都充分反映出國際環境法的實施受到各國利益主張的牽制?！豆s》第十八次締約方會議的談判亦受到各國利益驅使而進程緩慢。
（二）國家環境條約規定內容的超前性
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指國際環境法中的某些法律規范所調整的法律關系在確立之前，國際社會為了達到保護全球環境的目的，通過科學預測，提前制定了調整未來可能出現的國際關系的國際法律文件或法律規范。當然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是由環境問題的特點所決定的，環境問題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的可變性，環境問題的發展又具有一種緩發性和潛在性，囿于人類科學技術發展的局限，人類對于損害環境的活動所產生的最終影響和后果很難及時的發現。環境一旦招致損害，往往具有不可逆轉性。例如植被遭破壞而引起的土地沙漠化問題，生物物種的滅絕問題，都是很難恢復或者根本不能恢復的。因此，預先制定有關的國際環境法規則以避免環境算損害的發生時十分必要的。國際社會為防止全球氣候變暖而制定《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就是國際環境法超前性的具體例證。
公約采用“框架公約+議定書+附件”的環境條約形式，在解決國際環境法的超前性立法問題上取得了良好的的實際效果，但是由于先采用“框架公約”形式，不能將各方具體的權利義務及相關的具體事項作出明確的規定，只得待以后對環境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后，再由締約國以議定書和附件的形式加以規定。這就意味著在框架公約的形式下，締約國各方承擔的義務較少且不能明確，對于公約的有效實施無疑是一個關鍵的阻礙因素。加之公約規定的超前性，先前設立的規則與之后發生的實際問題發生不符乃至沖突的可能性也時有發生，《京都議定書》第地一承諾期規定的排放量過低，導致第二承諾期的任務艱巨，且第一承諾期期間發達國家冗余的排放量，也成為多哈氣候大會上的燙手山芋，直接導致了第二承諾期的啟動困難。
（三）國際社會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的不同態度
在探索“可持續發展”之路的過程中，經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斷的協商和妥協，在國際環境法領域逐漸形成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由于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體現了發展中國家有限發展經濟的訴求，并且尊重發展中國家平等參與全球環境問題談判的意愿，因而得到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贊同。我國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亦持肯定的態度，但國外學者對此觀點的態度就有所不同，所以，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否為國際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尚存爭議。共同擔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能被國際社會廣泛接受的原因有二，其一，僅以造成全球氣候惡化的歷史責任作為區別責任的依據有著很大的局限性。其二，忽略發展中國家日益發展的排放量的不科學性，發達國家很容易予以反駁。
一、歐盟安全戰略的特征
在目前的國際關系語境中，“戰略”更多地指的是國家戰略。由于歐盟并非國家，“歐盟的安全戰略”似乎并不存在。不過，本文認為，無論是民族國家或者作為超國家與政府間合作混合體的歐盟，兩者制定戰略的目的、采用的手段以及相關戰略出臺的流程基本一樣，討論歐盟的安全戰略是可行的。
歐盟安全戰略同樣也存在狹義和廣義兩種不同的界定。狹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2003年出臺的《歐盟安全戰略》（“ASecure Europe in a better world：European SecurityStrategy”，簡稱ESS），這也是迄今為止歐盟發表的唯一的安全戰略。廣義上的歐盟安全戰略指的是歐盟所有為了保障歐盟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另外還包括體現在各種措施和手段背后的安全指導思想。歐盟安全戰略體現在歐盟出臺的各種政策法規中，也體現在歐盟的共同立場、聯合聲明、聯合行動中。換言之，歐盟的安全戰略不僅僅包括各種具體的文本政策，它同樣體現在歐盟處理對外關系的各種法律、法規，甚至包括各種外交工具的實施規則和創立的目的等各個方面。
二、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
歐盟作為超國家和政府間組織的混合體，在對外經濟領域兩種不同性質的安全行為主體都參與了歐盟經濟議題的安全化進程。必須指出的是，雖然歐盟有數個機構成為歐盟經濟安全戰略的安全行為主體，但是由于歐盟本身并沒有自有的經濟體系，因此，作為一個組織機構的歐盟不具備經濟安全議題。換言之，歐盟經濟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實際上只是對眾多成員國經濟安全的威脅，體現的是成員國對經濟安全的認知，歐盟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本質上是眾多成員國眾多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的交集。哥本哈根學派指出，外部供給暢通與否是國家經濟安全主要的存在性威脅，盡管歐盟成員國在經濟結構和自然資源方面存在諸多的差異，但是它們幾乎都毫無例外地關注能源的供給，能源安全（主要是生化能源，如石油和天然氣等）成為當前歐盟最主要的存在性威脅。
生化能源在世界各國的經濟體系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石油和天然氣不僅在世界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有絕對的主導地位，生化能源還是其它工業行業重要的原材料。生化能源作為現代社會和現代工業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較遠的未來也不太可能發生大的變化。雖然生化能源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不可取代，世界生化能源也存在枯竭的可能，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些并不是生化能源成為經濟安全存在性威脅的根本原因。 三、歐盟的軍事安全戰略
現階段，歐盟認為，地區沖突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構成了世界安全最主要的威脅。地區沖突雖然是軍事安全中的存在性威脅之一，但是，對于歐盟這一特定對象而言，它很難成為歐盟軍事安全的存在性威脅，其根源在于它在獲得歐盟這一安全復合體諸組成單元的普遍認同上存在困難：目前并不存在普遍對歐盟成員國安全構成威脅的地區性沖突。因此，防止WMD在歐盟周邊地區的傳播和擴散就成為歐盟軍事安全戰略的主要課題。歐盟認為，一旦恐怖份子獲得WMD，它們的危害性將超越以往的水平，到達國家間戰爭的高度。其次，歐盟認為歐盟邊界地區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將直接威脅歐盟的安全，而周邊國家和地區不穩定的政治狀態增加了歐盟遭受WMD攻擊的可能性。再次，歐盟還認識到，鄰近地區的軍事沖突可能使用WMD，從而造成大規模的人道主義災難，這將破壞歐盟的社會安全、環境安全。
經濟制裁是歐盟實施歐盟軍事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的民事能力之一，也是歐盟民事危機管理中使用最多的、較為有效的工具。目前在歐盟軍事安全戰略中，歐盟和成員國可以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甚至自動采取措施對破壞防WMD擴散努力的國家和地區進行經濟制裁，中斷和第三方國家的經濟和金融聯系，中止相關的貿易協定等。在需要做出相關決議時，歐盟首先由委員會做出評估并提出相關的建議，最后由理事會在CFSP的框架下采取一致同意的方式予以表決。
一、世界石油貿易流向綜述
(一)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及模式
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 000，合計為9 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參考文獻：
[1]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
棋局[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2] 蔡睿彥.中國對外貿易流向問題研究[D].福州大學2005年
1.石油貿易流向的概念
貿易流向是指貿易的地區分布和結構，通常表示為某地區貿易量在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從這個意義上講，石油貿易流向就是某地區石油貿易量占石油貿易總量的份額，因我國是以石油進口為主的國家，研究石油貿易流向主要是研究某地區石油進口量占我國石油總進口量的比重。另外，貿易流向包括兩個不可分的因素：貿易的方向以及貿易的規模，在討論石油貿易流向問題時，必須兼顧量的差別。
2.石油貿易流向的基本模式
在目前油價較高的情況下，世界各國的貿易流向模式大致可分為三種，并有各自的特點。戰略導向型，即國家根據自己長期發展戰略的需要來選擇貿易伙伴、地區及貿易量；經濟導向型，即出于經濟考慮，如考慮能源運輸成本或本國產業經濟發展規劃的要求，選擇貿易方式；地緣導向型，即在擴大貿易伙伴時，更多考慮地理位置臨近或者有著地理運輸優勢的國家作為潛在或現實的貿易伙伴。
(二)國際石油貿易整體環境
宏觀環境是研究問題的出發點，作為石油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石油貿易流向必須結合當前國際石油貿易的整體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1)全球經濟的區域結構變化助推國際石油貿易；(2)石油金融市場對現貨貿易的影響越來越大；(3)世界石油地緣政治格局呈現多元化態勢；(4)替代能源引發石油貿易格局演變。
(三)世界石油貿易流向未來趨勢
當前，世界石油貿易流向在出現新的分化組合，多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整體看來，歐佩克的統治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世界石油貿易逐漸向俄羅斯、非洲等非歐佩克國家偏移，正確分析世界石油貿易流向趨勢可以避免無謂競爭，有利于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主要表現在：(1)歐佩克石油貿易份額將有所降低，但總份額及發展潛力仍很大；(2)俄羅斯是未來石油貿易流向的重點地區；(3)里海地區貿易量增長潛力與障礙并存；(4)拉美國家石油貿易前景廣闊；(5)非洲是各國實現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的重點地區。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現狀分析
(一)世界石油儲量分布及發展趨勢
1.現有儲量分布
世界石油資源的分布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除在陸地上有大量分布以外，近年來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增長很快，現在海底石油的探明儲量已占世界石油總儲量的1/4以上。世界石油資源大都分布在發展中國家，其分布規律為西半球多于東半球；在五大洲中，大洋洲最少，亞洲最多。世界原油分布極不均衡，僅中東地區就占55.58％的可采儲量，美洲、非洲、東歐及前蘇聯、亞太地區，分別占24.78％、8.72％、7.45％、2.53％。
2.能源發展趨勢及未來油氣生產預測
從未來世界經濟、能源、環境協調發展的角度，從能源發展的資源基礎和技術發展的可能性出發，預測油氣生產和其他能源的發展結構，可以比較科學地反映客觀規律。石油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正逐步下降，而天然氣則是主要的替代能源，將成為21世紀的主力能源。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狀況分析
1.貿易來源。中國近年來雖努力分散原油進口來源，大力實施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戰略，但進口來源單一的狀況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具體到國家來講，2007年我國主要從沙特、俄羅斯、伊朗、安哥拉和阿曼五國進口原油，自每個國家進口的原油量，均超過了1000，合計為9069萬噸，占當年原油進口總量的61%。其中，沙特、安哥拉和伊朗分別以16%、15%、13%位居前三位。
2.貿易方式。當前，參與國際石油貿易的方式主要有四種，即現貨、期貨、長期合約及獲取份額油等，我國的石油貿易方式主要集中在現貨，期貨很少參與，長約及份額油的獲取都非常少：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石油貿易中，份額油只占進口石油的不足20%，現貨采購達50%，長約油僅為50%（日本高達90%）；我國缺乏充足的儲運設施，期貨市場剛剛開設燃料油期貨，原油期貨仍未啟動。國際油價的定價權在期貨，我國雖然是國際石油市場的“戰略買家”，但仍無定價權。
3.運輸狀況。相較而言，海運石油的成本較低，管道運輸相對可靠，鐵路運輸雖然運量有限，但是陸地線路對于國家能源安全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我國目前的石油進口方式，主要以海運為主，采用管道運輸的石油主要來自中亞，而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基本是通過鐵路運輸。
4.小結。綜合以上分析，整體看來，我國非洲、南美地區的石油貿易份額逐漸增大，石油貿易流向進一步多元化，但進口來源仍較為集中，主要是中東和非洲，而與我國有著良好地緣關系的俄羅斯中亞地區的貿易份額則相對不足，甚至呈現縮減趨勢。具體來講，我國目前的石油貿易流向也存在一定風險：(1)運輸風險。(2)中東作為貿易主流向有一定風險。(3)與美國可能產生較大沖突。
三、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及保障措施
(一)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策略
1.石油貿易來源多元化。從地理位置上看，我國北依俄羅斯，西臨中亞，與我國接壤的東南亞地區也有很豐富的油氣資源，我國獲得充足的油氣供應，有很強的地緣保證。同時，隨著我國進一步健全運輸管線建設，中東海灣地區的石油輸送安全性也將大大提高，我國與中東地區的石油合作也將進一步加強。
2.石油貿易方式多元化。國際石油貿易主要有三種方式，即分成油、長期供貨合同和現貨期貨貿易。為了提高我國石油貿易方式的合理性，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1)為了保證中國對石油資源獲得的穩定性，進口原油的貿易方式應以長期合同為主，應占60％以上。(2)國家間貿易多樣化。(3)大力發展石油期貨貿易，參與石油金融市場，規避石油進口和價格風險，爭奪石油的定價權。我國可在借鑒國際石油貿易市場多層次性、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多元性的基礎上，逐步完善國內實貨交易市場，有步驟地推進期貨市場的建設，形成現貨、遠期、期貨為重點的多層次、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和交易方式的多元化。
3.構建“蜘蛛網”式戰略運輸線路。海運作為我國的主要石油運輸方式，其運輸能力和風險抵御能力都不足以滿足國家能源安全的需要。結合我國的地緣特征和世界石油儲量分布，我國要保障石油運輸線路安全，應以石油管線為主，大力構建“蛛網式”戰略線路，有效解決我國對馬六甲海峽的過分依賴和我國周邊陸路運輸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具體講可分為以下兩個方面：(1)獲得印度洋的入?？?；(2)構建俄羅斯、中南亞陸地運輸體系。
(二)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優化保障措施
1.提高國內供給能力，適當控制國內需求和適度進口。提高國內石油供給能力是未來解決石油供需缺口最基本的一步，建議我國優先加強國內勘探，努力增加石油后備儲量，保持必要的石油自給率；鼓勵中國海上合資原油銷往國內。在控制國內需求方面，應適當控制一次能源消費中石油比例增長的速度，大力發展可替代能源；利用稅收作用，抑制石油消費。適度進口應是實現油氣資源進口盡可能地滿足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實際需要。
2.充分利用當前經濟危機，提高石油貿易主動性。經濟危機下，很多國家需要資金救市，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找到了有效的投資渠道。一是可以對政治友好國家進行經濟援助，為石油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關系；二是可以用外匯與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開展油氣資產交換，比如我近期實現的中俄“貸款換石油”交易，為保證本國能夠擁有長期穩定的油源供應奠定了基礎，并正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國際石油交易的格局，使之朝著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3.和諧發展國際關系，保障石油供應穩定性。發達國家與我國的石油競爭，最終要通過石油輸出國來實現。我國應該繼續發揮能源外交優勢，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發揮中國經濟崛起的優勢，將石油合作納入全方位的合作中，積極參與地區性、國際性的各種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與國際能源機構和石油輸出國組織的交流，深化原油資源合作，提高對資源的獲取能力。
4.健全石油政策和法規體制，推進石油產業市場化。歐美等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在立法的基礎上，通過政府制定政策、監管機構統一監管、企業商業化運作等途徑，形成了普遍認同的石油管理體制，實現了規范的能源產業市場化運作，也為我國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在市場化建設方面，引入競爭機制，取消上下游領域和南北海陸地域的限制，形成統一開放、有序競爭的市場環境，為石油企業開辟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結論
我國的石油貿易流向關系到我國能源安全，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的發展。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得出了以下結論：(1)由于石油本身的特殊性，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不應該僅僅局限于石油進口來源地，也應包括石油貿易方式和運輸方式，石油貿易流向的優化也必須從這幾方面展開。(2)石油貿易流向的研究必須緊跟世界能源安全的新觀念。(3)“石油衍生品”市場地位空前提高。(4)我國石油貿易流向多元化應是貿易來源、貿易方式及運輸路徑的系統多元化，相關策略制定應該充分結合地緣特征，構建以俄羅斯—里海及東南亞地區為主的貿易多元化體系。
參考文獻：
[1]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全球能源大
棋局[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5.
[2]蔡睿彥.中國對外貿易流向問題研究[D].福州大學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