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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6X(2009)-16-0079-02
湖南衛視于2004年至2006年成功舉辦了三屆的“超級女聲”,是一檔帶有娛樂性質的平民選秀節目。當中夸張的評委、平民化的選手、癡迷的粉絲團、飆高的收視率都使“超級女聲”攀上了娛樂化和商業化節目之巔。自2009年5月起,湖南衛視將原先的品牌節目”超級女聲”更名為“快樂女聲”。對比“超級女聲”2004年接近5萬人、2005年超過15萬人、2006年超過8萬人,以及“快樂男聲”2007年超過10萬人的報名總人數,“2009年中國快樂女聲”以15萬人的總報名人數,持平了2005年的超級女聲人數?！翱鞓放暋币廊皇谴蟊娮顭嶂缘倪x秀節目,它擁有最高的電視廣告報價,最熱烈的媒體討論,持續數月的“高燒不斷……更值得一提的是,像“快樂女聲”這樣的娛樂類選秀節目,引起大眾的廣泛關注,評論更是褒貶不一,有人說這是無知的惡俗,也有人說這是大眾化娛樂的勝利;有人譏為純商業炒作,又有人指責為青年文化的墮落?！翱鞓放暋币宰陨硖赜械奈幕螒B,顯示出當代青年的亞文化特征。青年亞文化具有自發性、享樂主義、率直性和以自我為中心的特征。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國青年大多為獨生子女,獨生子女比有兄弟姐妹的同齡人更少得到情感支持,因此獨生子女在心理上更早獨立,更早成熟。這種獨立促使他們渴望認同感, 通過認同追星文化來抵抗主流文化。當下媒介對中國青年的追星亞文化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追星文化等亞文化中包含一些消極的成分,但在青年們看來,這些文化內容中充滿了輕松、自由和愉悅,自然就很容易得到他們的認同,這類例子不勝枚舉。從某種意義上講,這類文化的追逐和消費在部分青少年那里變成了一種對家庭、社會各種壓力的“抵抗儀式”。 青少年狂熱地發短信支持選手,其真正的原因是源于一種對自我符號的認同感。選手與支持者同悲同喜的命運相感,再現了大眾的一些渴望實現而又無法實現的愿望,一種渴望遠處發泄的情緒,而“快樂女聲”則成了這種情緒的解壓閥。因此,“快樂女聲”是青少年文化認同的特有方式,也是他們情感溝通和身份認同的渠道。
一、“快樂女聲”所體現出的青年亞文化
“快樂女聲”能吸引社會成員的廣泛關注和參與,究其本質應是以青年為主體所創造出的青年文化現象。青年文化是相對于社會主流文化而言的一種“副文化”或曰“亞文化”,它受社會主流文化的影響和制約,但又有其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領社會文化潮流?；谇嗄晡幕倪@個特征,青年文化或顯或隱地和主流文化發生著對抗,這種對抗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快樂女聲”的熱點現象。早在2005年超級女聲風靡全國的時候,15萬人參賽,至少400萬人參與票決,兩億多人收看的盛況所顯示出的青年亞文化特征就已開始引發大眾的思考。人們對于輕松的文化體驗和訴求空前膨脹。順應這一潮流,大量的娛樂類選秀節目迅速在電視上泛濫開來:央視的“夢想中國”、東方衛視的“我型我秀”和“加油好男兒”、江蘇衛視的“絕對唱響”等節目輪番上場,雖然遙控器還掌握在觀眾的手中,但娛樂節目的嚴重同質化使得觀眾無從選擇,迷失了“遙控”的方向。大量虛構的、精心設計的節目充斥著熒屏,無法再喚起觀眾收看的興趣。最大的間題是,帶有娛樂性質的電視媒體無法充當“寓教于樂”的角色,無法承擔社會教化的作用。作為一檔娛樂節目,它更多地是給觀眾一個娛樂的效果,產生愉悅,麻痹痛苦的感覺。因此,透過節目所表現出的青年亞文化已經在逐漸與主流文化發生偏離,產生對抗。青年越來越成為文化發展的創造者,社會主流文化對青年的影響也在日趨弱化,而同群(輩)的交流、互動、影響則越來越得到強化,加上眾多社會機構普遍看好青年文化市場的商業“錢途”而不遺余力地推波助瀾,其結果是青年文化的強勢發展或者畸形擴張。然而,當渾水澄澈、泡沫散去,包括快女在內的選秀只不過是大眾自娛自樂時代文化工業流水線上的一件產品而已,那些對它神話般的價值詮釋只是一種美好的過度想象。它根本承載不了宏大的價值,它的精神內核還不足以強大到去感召所有年輕人。只不過,在這個文娛消費品種多樣化的時代里,它的存在讓本已亂哄哄的熒屏更熱鬧一些而已。
二、社會主流文化對青年亞文化的引導
2005年的“超級女聲”引發了社會大眾積極參與,共同娛樂的狂潮。在商業運作的精心策劃下,“超級女聲”的動員方式覆蓋面廣,影響力大,青年利用手機短信投票的方式去左右比賽的進程,更有無數癡迷的超級粉絲走上街頭,為自己所喜愛的選手拉票,他們在網絡論壇激揚文字,為自己的選手積聚人氣,發動親戚朋友為自己喜愛的選手投票……湖南衛視將“超女”進行包裝,宣稱其目的就是送快樂,這是對部分青年追求快樂最大化的一種迎合?！俺壟暋背闪巳窨駳g的娛樂節目,年輕的一代開始變浮躁,由于這類文化娛樂活動大都反對賦予青年活動的崇高的動機、沉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即追求一種世俗價值,這在一定意義上適應和滿足了當前的青年需求。對于他們而言,苦讀十年,不如超女的一夜成名,一蹴而就、一舉成名、一鳴驚人代替了求真務實、持之以恒和埋頭拼搏,投機心理越發滋生,誰都想要賭上一把。大眾的成名心理日趨泛濫,上至退休老人、下到正在讀書的青少年,有工作的、沒工作的,正在上學的和沒有讀書的,專業歌手與業余愛好者都踴躍地參與到快女中,形成了比擠高考獨木橋還嚴峻的競爭局面。一朝選秀而天下揚名的理念,在參與“超級女聲”的數萬人中似乎有了印證,似乎全社會都在關注這檔忙得不亦樂乎的“超女”節目。針對“超級女聲”所產生的不良影響,廣電總局對2009年的“快樂女聲”下達了針對評委、嘉賓、主持人的詳細批文,觀眾的投票方式改為登錄到金鷹、搜狐、騰訊、新浪等各大網站進行投票,下載所喜歡歌手的彩鈴作為投票方式以及加入到大眾評審的隊伍中進行現場投票,而不再能通過手機短信投票,以此減低快女對青少年的影響。此外,廣告總局對評委、主持人及選手的要求如評委、嘉賓要具有良好的社會公德、個人品德和文化涵養;不得涉及主持人、嘉賓、選手的私生活內容;提倡 “快女”增加公益性等都顯示出社會主流文化在適應和滿足青年現實需求的過程中引導青年追求理想、提升需求的層次,引導青年成為社會先進文化的創造者,這是社會主流文化對青年亞文化的一種引導。
現在的社會是一個商品化的社會,而“快樂女聲”恰恰體現了現代社會文化的浮躁。眾所周知,當今的中國是一個開放的中國,市場經濟走向全面繁榮。在這市場經濟蓬勃發展的條件之下,“超級女聲”也就無可避免地成為商品經濟的產物。商品經濟兼容開放,充滿競爭,極具活力,面對無比廣闊的文化市場,選秀活動的幕后人員以其敏銳的商業嗅覺和超凡的組織能力,讓“快樂女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橫掃處于炎熱夏季的中國,最終成為一種史無前例的文化現象。在造星工業日益繁榮的今天,快樂女生們也同流水線包裝出來的明星越來越趨于同質化,她們在鏡頭前做著同樣的表情,說著同樣的話,擺著同樣的POSE,同樣的完美、同樣的光彩、也同樣缺乏個性和真誠,再加上她們負面新聞層出不窮:“山寨版張柏芝身陷艷照門”“ 曾軼可和包小柏秘密戀愛同居”“郁可唯搶走了譚維維的前男友”諸如此類的負面新聞不可勝數,這也讓將平民明星們視作榜樣的觀眾們有些沮喪,所以到頭來,今日之綜合運用了高科技的電子音響設備,現代化的燈光舞美藝術,走在時尚前沿的服裝穿著,有百變的發式化妝造型;糅合了搖滾樂、鄉村音樂、R&B、hip以及中國古典樂曲等多種曲風的平民快女依然只是商業時代的包裝產物。
在以“快樂女聲”為例的青年亞文化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風靡全國的電視品牌節目,操縱著青年流行文化的走向,讓無數的青年為之瘋狂。媒體的過度渲染是對青少年樹立正確人生觀的無形栽害,這樣的信息環境會影響到青少年的行為,使他們的價值觀產生單一化傾向,并且由于他們的過分追逐成名而忽視踏實努力,整個社會客觀環境趨于浮躁,這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更大。誠然,今天的社會是個個性張揚的時代,展示自己,我秀我酷,充分釋放潛能,沒有過錯,就像“快樂女聲”給這些花季少女們一個展示自我的舞臺。這在娛樂與傳播的層面自有其價值,但是它顯現出與當代社會價值觀念相背離的成才價值觀念,這種觀念滋生了青年的浮躁心理。畢竟,娛樂至上、選秀至上不能夠成為社會文化背景和時代的普遍趣味,人們日益緊張、繁忙的工作、學習所需要的徹底放松,亦應區別于娛樂節目的日益浮躁、淺薄?！翱炫睙岢币l爭議的背后,希望能夠喚起的是我們每個普通人的社會責任感,個人不應該只從個人名利得失出發,而應該站在我們這個社會、民族的文化發展的立場,多加以思索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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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1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3-0205-02
和國外的青年亞文化一樣，中國的青年亞文化也是隨著大眾文化的勃興而生成的，它的存在與媒介文化息息相關，與大眾傳媒的變化與沿革保持著緊密的關系，青年亞文化生命體中保留著大量的媒體特征。這些媒體特征，有大眾文化生成的共性內容，也有青年亞文化發展變異產生的特質。
需要我們關注的是，當前媒介文化本身也經歷著多重變化，媒體的存在方式不斷推新，媒介的存在方式的生成，影響著青年亞文化人群的塑形。報紙、雜志、廣播、電影、電視影響下的受眾和新媒體影響下的受眾，有著不僅僅是審美方式上的差異，在行為方式、思維方式、信息接收方式及反饋方式上都有巨大的不同。同時，媒體的話語權掌握和信息方式也在發生顛覆性變化。從“他媒體”到“自媒體”，從傳統的把關至上的媒體流程到當下隨手拍隨手的新流程，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媒體權力革命。
也正因為媒體本身的變化轉向，才深刻影響青年亞文化的存在形式和特征。本文以此為切入口，初步探討青年亞文化的媒體特征。
一
最早提出青年文化的是美國社會學家T.帕森斯，而社會學意義上的青年文化緊緊依托經濟學和政治學、人類學。它從階級和國家政治的角度看待青年工人階級和青年無產者的生活形態和階級意識。因而，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文化批判時，這些青年文化人群被學院精英認定為“反文化”、“幻覺文化”、“墮落文化”，是“垮掉的一代”[1]。這種20世紀60年代生成的新型文化被認為是“相對普遍的富足，大眾文化的發展，戰前與戰后兩代人之間的裂痕，延伸的中等教育以及以青年為中心的文化形式的出現”[2]。在人們心目中，青年亞文化人群“群魔亂舞”，是“享樂主義擴展的結果，是上層階級早已實踐了的放蕩行為的民主化過程”[3]。這段表述可謂青年亞文化的幾個特征。一是言明了青年亞文化的社會角色，邊緣化的角色。二是言明了青年亞文化和社會主流文化的關系，文化取向和生活方式具有裂痕。三是青年亞文化的表達方式，是“群魔亂舞”式的享樂和行為上的放逐。四是青年亞文化的社會作用，是解構文化和文化幻覺的溫床。
這是早期對青年亞文化的認識，這一時段，青年亞文化成為西方主流社會話語的“他者”，完全可以隨意妖魔化的對象。
但隨著大眾文化的成熟，尤其是進入新的媒體時代，青年亞文化似乎也在發生角色的變化?！皝單幕歉鼜V泛的文化內種種富于意味而別具一格的協商。它們同身處社會與歷史大結構中的某些社會群體所遭際的特殊地位，曖昧狀態與具體矛盾相應”[4]。青年亞文化不再作為一個搗蛋鬼的角色出現，而是問題的反映者出現，它的存在就是復雜性、矛盾性、曖昧性文化問題的本身，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文化認知上的進步?！皝單幕乾F代性的一個獨特方面，建立在對普通文化認同中包含的價值多樣化的接受上?！盵5]同時，亞文化的潛在功能是揭示母文化中隱藏的或未決的矛盾。
從“裂痕”到“協商”，從“文化垮掉”到“文化母體問題的揭示和解決”，青年亞文化的身份變化正是這樣發生了重大轉向。
二
眾傳媒與青年亞文化的關系是歷史形成的?！懊襟w在現代社會中充當一種核心角色。因為不同的亞文化和社會階級過著非常不同的生活。有著不同的世界觀，大眾媒體為不同群體理解其他群體的生活提供了手段”[6]，在紙媒時代，紙媒是文化生產和文化把關的產物，更屬于主流意識根植的文化場域。所以，紙媒尤其是大眾報紙和大眾雜志，對待青年亞文化的態度是“他者”的認知。在這個認知框架里，青年亞文化人群，是接近被污名的邊緣文化群體，和主流文化人群相對立。被邊緣化的亞文化人群，少有自己的話語權，難以掌握屬于自己的大眾媒介。他們能夠表達自己的，除了自己身體符號之外，就是不會被大眾文化直接接納的“符號體系”。在這個紙媒當道的時代，文字是權力的重要工具，而青年亞文化人群既不能完全運用文字，也不能完全主導話語。所以，紙媒與亞文化之間的關系主要是排斥和規訓的關系。
進入以音畫符號為載體的電影電視時代，對青年亞文化人群而言，無疑是文化上的福音。音畫符號是直觀的符號體系，而且更能直接為青年亞文化運用。在電影電視作品中，大都市的神話敘事離不開亞文化的“起筆”和“奇觀”，這也是文化多樣化的價值探索和藝術塑形。正因為如此，亞文化與城市音像發生了廣泛的交集，“都市是這種過分促進所有個人生活的真正場所”[7]，都市是亞文化展示的空間，亞文化又是都市文化的產物。通過這樣的推演，讓青年亞文化人群看到了實現自我的可能。電視電影無疑放大了這種可能性，甚至將這種可能性轉換成合理性。
進入新媒體時代，對于青年亞文化人群而言是文化上的一次重要轉型。
1.青年亞文化人群從惡名走向了化名
新媒體時代，對于青年亞文化人群而言，最大的變化是，真正屬于人的延伸的新媒體，被青年亞文化人群掌握了。他們來到網絡世界，拋掉了大眾傳媒給予的一切命名，他們首先是自我命名。我們稱之為“網名”，很多傳媒學者稱這樣的行為叫“匿名”，有學者認為“網絡的交流有最突出的匿名性”、“與面對面交流是完全不同的，與那些署名的紙媒交流也是差異甚大”[8]。對于絕大多數的主流社會人群而言，隱匿自我的真名實姓，是一種自我保護和身份轉移。而對于青年亞文化人群而言，這不能稱之為匿名，而應該是“化名”。化名是強調個體審美和文化訴求的表達手段之一，主要不是保護自我，青年亞文化人群更強調自我炫耀和自我滿足。所以，他們的化名，總能體現這個人群的文化價值觀和心理狀態。因為“這些亞文化群體被諸多權力機構以各種方式所認定、確認、污名化、邊緣化或者‘對待’”[9]。所以，無論是匿名，還是化名，都是去污名化的一種努力，這是新媒體帶給亞文化的福利。去污名化，就是利用自命名的方式給自己起一個或多個表達自己文化要求和審美意愿的網名，從而以這個身份在虛擬世界獲得文化身份，這就是亞文化人群的文化選擇。“身份不明的社區”成為扮演他人者的天堂”[10]。
2.青年亞文化人群獲得話語權
如果說新媒體以媒體形式的“天然”合理性賦予青年亞文化人群自我命名的權力，那么，這一權力并不是所有文化權力中最重要的權力。文化話語權力最重要的權力是三類，首先是文化話語生產權，其次是文化話語作用權，最后是文化話語解釋權。傳統媒體正是以傳播權、把關權、解釋權的權威身份作用于我們這個社會。新媒體的不斷翻新，導致青年亞文化人群在這三方面不斷掌握著一部分自。
首先，傳統媒體的話語生產，是由專業的生產者來完成，專業的生產者并不掌握所有話語權，卻掌握著優先話語權，媒體尤其是主流媒體更是如此。亞文化人群介入新媒體的文化生產，呈現井噴態勢。博客、微博、微信、跟帖等等，都能看到帶有明顯亞文化特征和審美取向的文化符號。從數量到質量，從宏觀影響到微觀影響，都顯示出亞文化人群的符號生產能力和愿望[11]。
其次，傳統媒體得以支撐，依靠追求平衡而展開的文化把關[12]。很多文化傳媒研究者對新媒體出現的擔憂，就是認為新媒體的監管難度大，而且從電子郵件到微信，似乎解決了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的無縫對接，雙劍合一，監管難度不斷提升[13]。青年亞文化的蕪雜性和多元性，在傳統媒體的把關體系中，會多層過濾，而新媒體弱化了把關，敞開式的話語生產機制，幾乎是即時性的呈現。把關作為傳媒生產流程的一環，固定了一整套文化機制，而這對于亞文化個體而言，從自律到自覺地遵循外在于個體的把關機制，無疑是難事。也故如此，把關對亞文化的弱性制約，導致了亞文化的影響力事實上的蔓延。如果說，亞文化以往階段面臨的危機是無話語權的危機，在新媒體時代就是泛話語權的危機。
同時，對文化的解釋，也明顯有了多義性。理解，從接受美學的角度而言，本來就是受眾或讀者的個體完成的事情?！肮姵蓡T沒有被概念化為文化的傀儡，而是被概念化為能夠重新闡釋主導意識形態話語以滿足自身需要的積極主體”[6]。然而，對一則新聞、一首詩、一幅畫、一個符號、一個電影的解釋，主流媒體往往要事先給出一個定義。這對接受美學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對于青年亞文化人群而言，更是不可想象的。在他們看來，一旦掌握了可以發言的媒體，那么，如何解讀、如何闡釋完全是自己的事情。一般情況下，權威的主流媒體解讀體系和非權威的亞文化人群解讀體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分歧和隔閡。
3.青年亞文化人群開始再次分解
如果說，青年亞文化人群在新媒體時代最大的變化是什么，那就是亞文化人群內部再次分解。這是很奇特的文化現象。“亞文化一詞原本意指的與媒體和消費工業產品的那種約定方式，已經變得更加寬泛了，并導致了日常文化領域的多元化和碎片化?！盵9]青年亞文化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媒體的更迭，也在發生著重要的分解，它的內部發生著以年齡、性別、興趣、文化立場、實際利益、符號價值為界限的區隔，最終，形成了不是以大眾文化和亞文化為區隔標準的文化類型，這就是粉絲文化，“由于粉絲是所有媒介技術的先行實踐者，他們的美學和文化政治在很大程度上送達了公眾對主導媒介和草根媒介之間的關系的理解”[14]。通過媒介的引導，通過粉絲文化的生成，亞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間的文化格局發生了變化。
三
綜上所述，在大眾傳媒不斷更新的趨勢下，青年亞文化產生的三個方面的轉向必然導致一個結果，那就是青年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均質化。也就是說，因為新媒體的存在，主流大眾文化和亞文化之間的界限變得越來越模糊。
第一，青年亞文化人群和主流人群在網絡虛擬世界里，呈現混名狀態。我們知道，傳統大眾媒體把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用一整套評判標準劃分得非常清晰，主流大眾文化的特征和亞文化特征也是迥然有別。也故如此，主流文化的命名機制和亞文化的命名機制更是截然不同。然而，新媒體讓大眾具備了傳播流程的重要身份，其中也包括掌握了新的命名文化機制。在這個新機制面前，主流大眾的命名和亞文化的命名都具有化名性，都具備個體的特征，甚至都能在新媒體的虛擬世界里掌握自我命名的。從網絡世界里，一切命名，都是化名，即便是實名，也和化名等量齊觀。所以，命名文化的內在合一導致主流大眾與亞文化人群之間不但難以區別，甚至界限模糊。
第二，青年亞文化人群不再是文盲或者不學無術者，截至2013年12月，高中及以上學歷人群中互聯網普及率已經達到較高水平，初中占36.0%，高中、中專、技校占31.2%，大專占10.1%[5]，大學本科占10.8%。學生依然是中國網民中最大的群體，占比25.5%。在新媒體時代，生活方式和審美方式的不同，已經慢慢被大眾接受，被大眾媒體認同。也故如此，亞文化人群的文化創意和時尚先鋒性，總能被文化產業和大眾傳媒所借用，形成新的文化消費品。尤其在文化創意方面，亞文化總能形成文化奇觀。
第三，新媒體的出現，激發了話語的熱情。當下的文化人群，首先不是考慮話語權的獲取，話語權可以通過購買通信工具、電腦或手機，就能掌握一種新的話語權。網民的意見，包括大眾人群和亞文化人群的意見，在同一個平臺上呈現，你會發現，話語走向了新的樣態、新的修辭、新的語法、新的接受互動習慣、新的語義形成、新的話語權博弈格局。網絡改變了社會的話語態勢，從而也改變了亞文化人群的話語生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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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The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成立于1964年（2002年關停），它奠定了此后20年亞文化研究的取向和方法。CCCS的第一任主任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他曾在萊斯特和伯明翰教授過英語，其頗有影響的著作《識字的用途》（TheUses of Literacy，1957），成為英國文化研究這一學科的三部奠基性著作之一。該書和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1958）及E.P.湯普森（E.P.Thompson）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Working Class，1963）一道，與城市社會學、犯罪學及參與觀察法的研究方法分道揚鑣，轉向分析大眾傳媒、流行文化、文學及“日常生活”：這些分析是對這些現象的意識形態化解讀，因為此處的文化總是被視為階級沖突的問題。所有的文化評論者都是基于左派的立場，并且無疑都非常懷舊，尤其關注工人階級“有機”（organic）文化的重要性。對雷蒙德?威廉斯來說，“工人階級文化主要是社會的……而不是個體的”，工人階級文化是社會中社群的典范；文化本身是與把社會理解為作為活生生的社群的觀點聯結在一起的。湯普森的著作在英國的亞文化研究中尤為重要，他將英國工人階級的起源追溯至18世紀的當地傳統，這些傳統圍繞實踐、觀念及價值系統的特定編碼組織起來。在這個意義上，文化高于經濟，湯普森論述了一個自覺且獨立的工人階級的成長，這個工人階級是自為的、具有象征意義的，他們在艱難的條件下團結一致，并將自身與他者區別開來。他寫道：“當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繼承的或分享的）經歷，感覺到并且能表達清楚他們之間的利益的共同性和與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對立的）時，階級就產生了。”在此意義上，工人階級自身具有亞文化認同，講述這個階級的故事，就是書寫后來湯普森所說的“來自下層的歷史”（history from below）：這是許多亞文化研究著述中常見的敘事方法。
伯明翰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包括菲爾?科恩（Phil Cohen），他于1972年發表了《亞文化沖突與工人階級社群》一文，恰巧是約翰?歐文（John Irwin）回應美國的“亞文化多元主義”（subcultural pluralism）兩年之后。但是，從某些方面講，科恩的著述與早期的芝加哥學派有著驚人的相似，其中甚至也有關于青少年犯罪的論述。該文研究的對象是英國倫敦東區的工人階級社群，倫敦東區是社會學和文學研究大量涉及的場所，例如，羅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在其關于芝加哥的著作中借鑒了瓦爾特?比桑特（Walter Besant）的《倫敦東區》（East Lon-don，1912）一書。但是，科恩的文章追溯的是倫敦東區工人階級社群的終結，因為城市規劃者對這一區域進行了“現代化”和去中心化。他關注青年（這也一直是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焦點），并用三種相互關聯的重要方法對倫敦東區的青年進行了分類：第一，他們受與“父輩文化”（parent cul-ture）之間發生的代際沖突的約束；第二，他們日益沉湎于現代化給東區帶來的“新消費社會”；第三，他們因此直接顯示了社群或階層的解體。似乎當青少年失去他們的階級歸屬感時，他們就會成為現代版本的流氓無產階級。但科恩認為，亞文化認同為工人階級青少年提供了解決這一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形成與他同姓的阿爾伯特?K.科恩（Albert K.Cohen）在1955年的研究中所說的犯罪幫派。加入亞文化群體意味著脫離父輩文化，并參與到一種新的消費經濟當中，但同時也意味著保留了社群或團結的意識。對于菲爾?科恩來說，亞文化的群體認同，例如，光頭黨（skinheads）、摩登族（mods）、搖滾族（rockers）和無賴青年（teds）等等，首先是在區域性的范圍表達的。隨著工人階級社群的轉移及城市開發者的遷入，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在這一地區之外仍以一種“象征的”或“神秘的”方式占據著他們的父輩當年認為屬于他們自己的地方。
菲爾?科恩關于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的著述影響了伯明翰學派的其他研究者。其中一個觀點就是斷言亞文化總是根植于工人階級。在這一方面，就整個社會而言，亞文化必定是從屬的，是“來自下層的歷史”的表達。這就是菲爾?科恩為什么說“我并不認為中產階級能產生亞文化”，但是，他也把青年亞文化置于日益瓦解的工人階級社群與消費社會的現代壓力之間，置于理查德?霍加特所說的“舊秩序”與“新大眾藝術”之間，這意味著亞文化是過渡性的。菲爾?科恩還賦予青年亞文化以政治意義，把它視為系統的社會變遷的晴雨表，他寫道：“亞文化是符號性的結構，不能與那些作為實際參與者、支持者的青少年混為一談?！边@一觀點與芝加哥學派的經驗的、人種學的以及更常見的犯罪學觀點的距離已非常接近。
最后，菲爾?科恩把青年亞文化視為一種妥協，而它的社會反抗能力很小。這一觀點在更廣泛的文化研究學科中頗有爭議，因為后者試圖確認一種大眾文化形式中的進步政治。托尼?杰斐遜（Tony Jefferson）與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于1968年接替霍加特成為CCCS的主任，他們于1975年編寫了題為《通過儀式進行反抗：戰后英國的青年亞文化》（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 in Post-war British）的論文集，由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e）、斯圖爾特?霍爾、托尼?杰斐遜及布萊思?羅伯茨（Brain Roberts）所寫的引言部分《亞文化、文化與階級》，對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做了進一步分析。他們的研究重點仍停留在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居于從屬地位的層面，但認為這種亞文化的反抗具有更多的潛力。他們援引意大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認為霸權是指統治階級通過立法和協商、甚至高壓統治使在社會、意識形態及文化上從屬于他們的人表示“同意”的手段。然而，他們也指出，從屬群體也可以相應地“爭回空間”。這樣，他們關于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的論述就比科恩的論述更積極，盡管他們甚至進而指出，亞文化不能真正“解決”工人階級的問題，因為青年亞文化的反抗是在閑暇時而不是在工作時進行的：從政治角度來說，這是在不存在強制的、而且是相當“有限”的非生產領域中進行的反抗。約翰?克拉克等人編寫的文章拓展了菲爾?科恩的討論，把工人階級青年亞文化看作是由于其階級背景才形成的（盡管已陷入代際沖突），只是它卷入了把青年人設計為一個與眾不同的范疇的新消費市場。他們的研究重點也因此由“地域”（ter-ritory）轉向了“風格”（style），風格即亞文化群體通過時尚及相關的興趣和實踐來獲得并組建他們的“外觀”（look）和“觀點”（outlook）的方式。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者們致力于研究亞文化風格的意義，這也影響了此后亞文化研究的諸多著作。在此，城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瓦解了，并將被帶有意識形態印記的符號學實踐所替代，即閱讀亞文化的語言符號并且把它們理解為亞文化獲得其社會認同的方法。
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者轉向了左翼的歐陸文化理論，即葛蘭西、法國的者路易?阿爾都塞及早期的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梢哉f，他們的興趣是文本而不是經驗，因為他們間接地閱讀語言符號，而不是與實地的亞文化參與者面對面地交談。但是，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是個例外，在其經典著作《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中，威利斯與西米蘭德茲郡（West Midlans）一所學校的一群“家伙”（lads）進行了交談，并記載了這些工人階級子弟作為特立獨行者參與以中產階級價值觀為基礎的體制內活動的方式。在這方面，威利斯的看法可以與阿爾伯特?K.科恩有關工人階級違法犯罪的解釋相提并論，盡管科恩的研究不是經驗的而是理論的。威利斯認為，這些“家伙”拒絕與統治當局保持一致不是由于個體的異常狀態，而是由于他們作為工人階級子弟的艱難社會處境。這樣，威利斯就通過他與整合相反的所謂分化（differentiation）概念對他們做了結構性的界定。在這里，工人階級子弟發展出一種“反學校文化”，這種文化賦予他們以力量，但同時也注定他們將從事體力勞動而非腦力勞動，并因此再生產出預先存在的階級不平等。
威利斯關于這些“家伙”的論述后來遭到了安吉拉?默克羅比（Angela McRobbie）的批評，部分原因是威利斯的研究僅僅局限于他們的公共生活空間，似乎把他們與更為私人的生活隔離開來，例如“餐桌旁以及臥室內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威利斯的研究僅僅關注男孩。默克羅比是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她在該中心亞文化研究的發展歷程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因為她的研究轉向了女孩在亞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她的兩篇代表作之一是《女孩與亞文化：一種探索》，該文是與珍妮?加伯（Jenny Garber）合著的，最初發表在由霍爾與杰斐遜主編、出版于1975的《通過儀式進行抵抗》的文集中。寫于早期的這篇文章的關注點并非真正在于階級，盡管默克羅比曾在1978年寫過關于工人階級女孩的文章，并且為了回應威利斯，曾經要求一種正確的“工人階級的性別觀念”（sexed notion ofworking class）。相反，這篇文章探討的是女孩在與亞文化風尚（“飛車女孩”、“摩登女孩”等等）以及大眾文化、商業文化的關系中所處的結構性地位，即霍加特的“新的大眾藝術”（newer mass arts）。實際上，默克羅比與加伯還談到了經常被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者所忽視的中產階級亞文化風尚。該文以對所謂的“少女流行音樂迷”及她們對流行音樂偶像的崇拜的評論而結束。青春期以前（13歲以下）的女孩的文化基于家庭而非俱樂部或街頭，其反抗的能力顯然是有限的，實際上，可能不是違反而是遵從規范。盡管如此，“新潮少男少女文化”（teenybopperculture）仍從屬于建構在日益覺醒的性別意識與消費自信之上的“積極的女性認同”（active feminine identity）的發展。雖然青春期以前的女孩可能不酷，但是，在文化與社會方面，她們至少能夠把自身與“比她們年輕和年長的同類”區別開來。盡管如此，默克羅比晚些時候寫的第二篇文章《二手服裝與舊衣市場的角色》，真正關注了體現在倫敦舊衣市場的買賣之中一種“更酷”的亞文化風尚。在這里，女性們忙于“翻新的”（retro）或“二手的”服裝生意，她們不是行為異常的犯罪分子，而是“亞文化的倡導者”。此處的消費文化無法提供更多的“反抗”方式，但它卻是反世俗陳規的、即興的、有都市生存智慧的，可以與大型商業中心、專業設計者及“主流百貨公司”相提并論。當默克羅比描述嬉皮士與朋克的二手市場品位時，她向我們展示了“來自下層的當代消費文化”的歷史：這正是E.P.湯普森“來自下層的歷史”的著述中所要求的敘事地位的一個變體。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分析
（一）國外研究現狀
據統計資料顯示，日本每年產生的流行語高達2000條，除此之外，每年通過“流行語、新語大獎”不斷更新出版《現代用語基礎知識》。可以說，流行語已經完全融入日本民眾的語言習慣中，并產生超越語言本身的社會影響。
日本研究流行語的學者米川明彥在其著作《新語?流行語》（1989）中，從語言的視點對流行語下了定義。石井正彥、小沼悅共同編寫的《流行語和語言》（1997），從語言學的角度肯定了流行語這一語言形式。伊藤雅光在《流行語的構成及含義》中，從流行語整個發展變遷過程，提出了流行語的構成模型。
青年亞文化研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英國伯明翰大學的學者集體撰寫了一部叫《儀式抵抗》的著作，對英國工人階級青少年的亞文化給予了廣泛的關注。研究者認為，青少年中流行的亞文化構成了對體現中產階級價值觀的英國主流文化的反抗，在當時的社會情景下，階級的對立也表現在文化領域，平民階層的青少年因無法進入主流文化而自創了一種時尚文化，這一文化富有反抗的象征意味。青年文化里，、、頹廢這些墮落的標簽曾一度讓多少家長擔心發愁，但另一方面，自行車文化的環保意識、動漫產業的積極發展等等都不得不讓我們改觀，不得不重新審視這一難以琢磨的亞文化。
（二）國內研究現狀
我國對于青年流行語的研究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以胡明揚、張瑩撰寫的《70-80年代北京青少年流行語》及金大陸的《南北城市青年流行語》為起點，到后來《青年學報》開設的專欄“流行語與青年文化”，以及2004年起，貓撲和天涯網聯合舉辦“十大網絡流行用語”評選活動等，可見流行語與青年文化早已引起國內外關注。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發表和出版了不少與本課題研究相關的論文及專著，如黃濤《流行語與社會時尚文化》（2004）、劉世華、鐘帆《從流行語看都市青年亞文化區群體》（2011）、申鑫《從日語流行語看現代日本年輕人現狀》（2013）等等。
從整體趨勢上來看，對青年流行語的研究初期主要是針對產生原因、流行的條件、特征、類型等基本問題進行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更有學者從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領域進行研究，鞏固了研究基礎，更擴寬了研究視野。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聯系社會熱點，緊貼大眾心理，使流行語的研究更有科學性、客觀性。使流行語從口頭流傳發展到文化領域。由此可見，對流行語與青年文化的研究值得引起人們重視。
二、流行語的定義及其特點
日語辭典《世界大百科事典》中解釋：指在某一段時間內，突然被多數人們接受并頻繁使用的詞語或句子。小矢野哲夫的定義如下：一般來說，流行語是在一段時間內，不同地域、不同年齡的人都能極具共鳴地去使用，反映當時世態的語句。在了解流行語的定義后，我們將從流行語的構成以及傳播兩方面來探討流行語的特點。
（一）流行語的構成特點
1.字母化。2007年，「KY入選了當年日本的年度流行語，日語寫做「空をめない，中文意思是不懂得察言觀色?！窴Y是「空和「めない發音的首字母組成而來。除此之外，還有「JK由「女子高校生而來，「TKG來自于「卵かけご。
2.省略化。?？慈談【蜁l現，日本校園里同輩間的問候，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常常省略為「おっす，「さようなら則常常省成「さよ。這樣的表達不僅能表達個性，拉近同伴間的距離，在互通短信、網上聊天時也非常方便。比如「52意為「ご自由に，「39表示「サンキュウ，「5963是「ご苦さん的意思。這種省略表達，中文里也有“886”之類的表達方式。
3.emoji化。emoji源自日語「文字，意思是表情符號。Emoji可以簡單地表達說話人的心情，看起來親切可愛，一度在日本女性間大受歡迎，現在更是普遍應用在手機短信和社交軟件中。
（二）流行語的傳播特點
1.口語化、信息化。日本流行語從大正時代開始就早有記載。但在那時，科技的局限使得當時的流行語只局限在一個很小的范圍里，只能通過人們的口口相傳來傳播。口語化就成了流行語最基本的傳播特點。發展到信息時代的如今，網絡、大眾傳媒的力量將世界連成了一體，可以說人人都是信息源，信息化就成了流行語傳播的另一特點。
2.年輕化。據日本總務省「平成24年通信利用向の果（2012年）調查結果顯示，截止到2012年底，日本的網民人數已達到9652萬人，占了人口總數的79.5%，可以說日本國民中，每10人中就有8人在享受網絡帶來的便捷。其中，13-49歲的人占了九成以上。不只是網絡，電臺廣播、雜志、facebook，博客的使用者大多數都是青年。由此可見，年輕化是流行語傳播中不可忽視的一大特點。
3.流通速度快、流傳時間短。流行語多來源于某熱點事件或名人的口頭禪，但隨著這一新聞的淡去和電影余熱的退散，就很容易被人們所遺忘。因此，流通速度快、流傳時間短這一流通特點常被人們喜聞樂道。
一、研究意義
教材是教學的基礎，一部好的教材不但能夠指導學生的“學”，還能為教師的“教”提供幫助，最終能夠達到較好的教學效果。但何為一本較好的教材呢？如何對教材進行一個評估，也是眾說紛紜?，F今，對教材的評估多是從教材的內容：課文、詞匯、語法、練習的角度入手進行綜合分析。相關的文章有：《留學生教材漢字復現率的實驗研究》（郝美玲 劉友誼）；《初級漢語綜合教材研究》（）；《對外漢語教材編寫要注意的幾個問題》（朱素第）等。本文選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的《博雅漢語準中級加速篇Ⅱ》作為研究教材，試圖對該教材中的文化因素進行分析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點與建議。
二、文化的分類
“文化”，自從187l年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給文化下第一個定義后，現在已多達300余種。概括說來，文化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文化與文明的涵義相近。即文化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它不僅僅包括城市、學校、旅游景點等物質的東西，而且包括思想、習慣、家庭模式、語言等非物質的東西。
在跨文化交際的研究中，對文化分類的一種傳統的做法是把文化分成主流文化（dominant culture）和亞文化（subculture）。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林頓，加拿大文化人類學家鮑德里奇等根據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來區分主文化和亞文化。根據他們的觀點“主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所有正常人共有的文化，是劃分民族的核心。”我國學者認為，主文化“是世界各國人民在其各自的生息繁衍和生存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淀而成的共同文化。民族文化屬于人類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眮單幕歉髅褡逯心承┨囟ǖ娜巳核赜械奈幕苍谀承┓矫媾c社會主導性文化的價值體系不同者，都被稱為亞文化。從二者關系來看，亞文化存在于主文化之中，主文化是各類亞文化所共同具有的內容。一定的民族、地區、經濟或社會群體的文化就屬于此類文化。
本文又將主文化和亞文化進行細分：
表一：主文化的具體分類
表二：亞文化的具體分類
三、課文中的文化分析
1.課文話題文化分析
一本教材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過課文來體現。下面筆者將從課文的題材和體裁兩方面來分析。題材也可以稱為話題（《1998――2008十年對外漢語教材述評》），話題是教學內容設計思想的集中體現，該教材以話題理論為原則，由八個單元構成，每個單元包括了兩課，一個單元即為一個話題。每一個話題又體現出不同的文化類別。
表三：主流文化在《博雅漢語準中級加速篇Ⅱ》中的體現
由上表可以看出：該教材的一般文化和民族文化分配較為平均，其中人類共有的普遍文化占56.25%相對多些，不但有成長的煩惱、職業的選擇，還有健康、旅游、環保等這些全世界感興趣的話題，便于學生形成文化通感。而在民族文化上，選取了最易顯現中國文化的幾個切入點：職場文化、家庭文化、婚戀觀念、送禮文化以及中國歷史和重要歷史人物的介紹。既把握了中國特色文化又沒有一味的弘揚中國文化，比較客觀地展現了中國文化。
表四：亞文化在《博雅漢語準中級加速篇Ⅱ》中的體現
表四體現出：該教材在男女比例分配上很均衡，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在年齡階層上青年占37.5%，兒童和中年都占12.5%，但沒有老年文化。由于使用該教材的人群大多都是學習第二語言的成年人，因此，以青年作為主體，符合學生的實際，也比較貼近他們的生活，并且富有時代氣息。但年齡階層涉及得不夠全面，應該涉及一些老年文化，而且老齡化已經是全球面臨的一個較大的社會問題，應該有所涉及。對于地域文化，該教材也有涉及，將南北方的地域文化做了簡單的介紹，便于學生對中國的地域、風土人情有個大體的了解。
2.課文中的句子分析
表五：《博雅漢語準中級加速篇Ⅱ》每課中體現出來的中國文化
表六：
表五、表六反映出：
1、該教材中涉及了大量的中國文化理念。全書共十六課，其中十二課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中國文化?？梢娢幕虒W滲透到了每一課之中，并且對于文化知識的安排并不是非常密集，而是分散到各篇課文之中，從而使得留學生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既沒有讓文化成為學生的負擔，又讓留學生們在學習言語技能與交際技能的過程中，在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中逐漸了解與習得中國文化，這些文化知識又促使其加深了對有些語言知識的理解。譬如：成語、俗語、一些詞匯的構成，漢字的書寫等知識的了解。
2、對于歷史文化、觀念文化、家庭文化及送禮文化這些相對抽象的精神文化、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化，該教材都做了較詳盡的描述，運用事例，生動而形象。教材把握了所教授的教學對象是留學生這一原則，因此，教材內容的選擇上雖然有中國文化的介紹，但是，主要控制在言語知識地掌握上。
四、總結與建議
1.調整主文化的選文，建構和諧對外漢語教材的文化世界
任何一個國家的對外教材，絕不簡單地是幫助學生學習語言要素或言語技能，也不僅僅是為了提高學生的語言使用能力，雖然這是它們其中重要的目標，但是對外教材、對外教學，從更為深層的意義上，承擔著其他課程所無法單獨完成的傳播文化的任務。在一個文化多元的社會，漢語課承擔的文化傳播任務至少應該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國家文化的傳播；第二，民族文化的傳播；第三、對于多元文化認知和尊重理念的傳播，第四，對于世界文化精華的傳播。一套好的對外漢語教科書，應該考慮怎么樣使其承擔上述文化傳承和傳播任務得以實現。
用這樣的認識考察本文所分析的教科書，審視《博雅漢語準中級加速篇Ⅱ》在實現上述任務方面的程度，不難發現，雖然編者們作了很大努力，力圖體現教科書承擔的文化傳承或傳播的任務，但是，從國家現代化、民族現代化和培養學生具備全球視野方面仍然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進的地方?！恫┭拧吩谖幕倪x取上雖然具有多樣性，由學生身邊的生活、學習，這些貼近學生生活的話題向歷史、環保等抽象概念過渡，體現了由淺入深、循序漸進的原則。但是在廣度上還有所欠缺，除了主體文化――漢文化以外，對于中國其它55個少數民族的文化毫無介紹，并且也沒有涉及一些優秀的外國作品，缺乏文化橫向上的對比。
2 .關注亞文化，建構符合學生需求的教科書文化世界
在我國，語文教科書中的亞文化問題從90年代末開始引起學者的注意，不少學者從年齡，階層，性別等角度針對不同的語文教科書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但在對外漢語教材上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筆者尚未查到。教科書中的亞文化比主文化還貼近生活，主文化只能通過亞文化才能被具體化。合理安排教科書中的亞文在對外漢語教材能否貼近學生生活，能否滿足學生需求等方面具有決定性作用。因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在性別文化的構成方面，要讓師生能夠認識現代實際生活中男女社會地位的轉變；在年齡文化方面，應該涉及到各個年齡階段的人群，對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有所展現；同時還應涉及到不同職業、不同層級人們的生活方式，如教師、工人、醫生、經理等各行各業人們的生活狀態，讓學生能對周圍的生活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地域文化方面，除了南北方地域的對比外，還可以涉及一些城市和鄉村間不同文化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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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是中學生在生活、學習過程中形成的不同于主流校園文化的一種文化形態，是中學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中學生主流文化的必要補充。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是基于中學生這個身份以及相關年齡段而自發形成的、具有同層次傳染力的一種社會意識，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了人在社會化過程中的逆反性，同時其本身也是社會化中的一個必然過程。[2]該群體亞文化是一種非正式文化，呈現出一種多極化狀態，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發展模式，然而究其發展本質，無外乎以下幾種特點。
1.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是一種非正式文化
中學校園中的群體亞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都是自發性的，并沒有涉及相關規章制度，而是基于某一共同特征或興趣愛好而自發形成的一種文化形式。[3]對于學校主流文化來說，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未必具有組織和章程的約束，更多的是一種年齡特性。一般情況下，學校對有益于學生心理健康的群體亞文化采取支持、引導和深化，而對有害于學生心理健康的群體亞文化會予以處罰、解散或者轉向引導等處理。群體亞文化成員本身的身份是多重的，很大一部分成員既是主流文化群體中的一員，而又在群體亞文化氛圍中表現活躍，其非正式的形式不只表現在某一個方面上。
2.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具有相對性
根據成員對群體的心理向往程度可將群體亞文化劃分為現象群體亞文化和榜樣群體亞文化，現象群體亞文化是實質性的存在，而榜樣群體亞文化則是指成員的追求目標。[4]現實生活中榜樣群體亞文化并不存在，而現象群體亞文化中由于成員的心理狀況不同，對該文化的認知程度也不一樣。一部分群體成員可能會按照榜樣群體亞文化的要求主動規范自己，并向目標文化靠攏，而也有一部分人則會因為受到其他文化的影響而產生心理轉向，從而離開這一亞文化集群，而且由于年齡的增長和升學等原因，會有一大部分人退出該集群，同時又有另一部分人補充進入。由此可見，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是一種流動的、相對的文化形式。
3.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具有不可控性
中學生受群體亞文化影響是一種必然性的選擇，這種影響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不同而有所區別，而導致該文化產生的因素是不可控的也是無法阻止的。中學生由于生理和心理的不成熟，自身控制能力較差，而且由于處于青春期，逆反心較強，在接受家庭和學校教育的同時，他們也會不自覺地融入到某一種群體亞文化中去。[5]很大一部分人進入該文化集群中并非是自主選擇的，而是由于心理因素和境遇的相同才加入亞文化集群。經過家庭和學校的干預以及學生自身的心理轉向，進入者會出現文化偏移，但是受到群體亞文化的影響是中學生必經的一個階段，是不可逆轉的。
4.中學生群體亞文化是一種非穩定文化
在具體的文化表現上，中學生對群體亞文化的興趣傾向性表現得非常明顯，但缺乏常規的規章制度約束。這種文化是不穩定的，甚至在某些時候，群體亞文化受眾可能出現朝入晚出的情況，受眾之間盡管交往密切，但是這種交往的程度并不深，一旦發生思想和行動上的沖突，就會解散或者離心。[6]群體亞文化所形成的非正式組織并非是一個穩定、平衡的組織，而是在不斷地重新組合，重復地進行建設與破壞，在這過程中，除了中學生本身的心理變化，外部條件的改變也非常重要?？梢哉f成員不穩定、成員心理不穩定以及組織形式的不穩定導致整個文化現象的不穩定性。
5.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可以產生強烈的共情心
由于有著共同的興趣、感受、情感和境遇，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受眾在很多時候表現出強烈的凝聚力，由于是在自愿的基礎上形成的文化集群，沒有他人的安排和主流文化群體組織的承認，其高度的共性表露無遺。在很多時候可以被稱為是共情心，這種共情心在該群體遭到禁止、破壞以及被要求解散時表現得更加明顯，其向心力非常強大，這也提醒外部干預者應該順勢而行，給予正確的指導，在一定情況下要理解成員行為，認可成員行動，并給予幫助，從而促使該群體能夠正確地處理日常事務，讓群體成員得到鍛煉，同時對中學生的心理健康產生導向作用。
二、群體亞文化對中學生心理健康的雙面影響
中學生心理健康的培養和發展是一個長久的過程，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如果能夠培養良好的心理狀態，這對中學生以后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著名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一個人在12～16歲期間是心理健康培養的重點時期，在這個培養過程中，人所處的環境、遭受的境遇以及個人愛好對心理健康導向有著重要的作用。[7]中學生正好處于這一年齡段，同時中學生群體亞文化跟環境、遭遇和個人興趣有著緊密的聯系，所以群體亞文化對中學生心理健康有著重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又可以分為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兩種。
1.積極影響
（1）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具有延展與警示功能。群體亞文化可以為中學生心理健康帶來新的內容及發展空間，心理健康培養可以借鑒群體亞文化的發展形式而變得豐富多彩。盡管當代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在某些領域表現出叛逆性，在一定程度上反對主流文化，但是主流文化卻可以通過一些具有特色的活動創造新的大眾文化形式，依靠電視、網絡等宣傳，豐富中學生的文化生活。同時，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偏離和抗拒，也可以讓我們反思文化體制與教育體制的不足，能夠警示我們關注主流文化的缺點，不斷完善和發展社會文化。
（2）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具有中介與補充作用。群體亞文化在客觀上起到了中學生與社會溝通的中介作用，對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具有補充作用。中學生處于競爭和競賽的快節奏生活當中，如果沒有一種特殊的文化緩解壓力，必然會造成各種心理問題。群體亞文化是中學生面對社會的一種思考和探索，也是一種精神訴求。追求獨立的生命體驗以及生活感悟是中學生逐漸走向成熟的一個標志，通過興趣愛好、追求合作和獲得信任，中學生才能逐漸成長起來，由于這些東西并不是家庭與學?？梢匀刻峁┑模谌后w亞文化當中，中學生卻能獲得這一部分的成長經驗。[8]這對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來說是一種積極的補充。
（3）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具有啟示作用。群體亞文化讓中學生擁有歸屬感，能讓中學生尋找到自身的價值與潛力，避免中學生誤入歧途，對心理健康的發展起到重要作用。處于“心理斷乳”期的中學生非?？释@得群體的認可和尊重，而這在亞文化群體中可以獲得。人本身追求自我實現的本能和動機，讓群體亞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中學生在該年齡段的精神指引。
2.消極影響
（1）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對主流文化的灌輸有抵制作用。群體亞文化是對主流文化的一種疏離，反權威的文化態度、浮躁不安的心理狀態以及對感官刺激的追求讓中學生對影響心理健康的基本理論產生抗拒心理。與主流文化的疏離以及顛覆權威的心態對學校進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性影響很大。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強調的價值觀是權威性、經典性的，由于浮躁不安的心理狀態以及對心理共鳴的忽視，青少年難以接受一般的心理健康教育，更談不上出現心靈共鳴，因此產生與主流文化的疏離，使心理健康教育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
（2）中學生群體亞文化容易導致學生缺乏自我約束。群體亞文化顯得輕松愉快，但是其惡搞化、戲謔化的語言表現形式使得青少年對心理健康教育體系難以形成一個整體性、邏輯性的理解。[9]由于長期受到群體亞文化的影響，中學生更愿意接受輕松愉快的思想形式，卻缺乏判斷這些思想有用與否的基本能力。在這種情況下，心理健康教育難以發揮有效性。過于依賴電影、電視、網絡、手機等事物，而不肯埋頭苦讀，更沒有了實干精神，這對中學生來說是十分有害的。
三、引導中學生群體亞文化，促進中學生心理健康發展
從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來說，教育工作者應正確引導群體亞文化的發展，從大局出發，努力把握中學生的思想特點和心理發展狀況，了解他們的思想困惑以及心理變化，積極引導中學生心理健康發展，推進校園文化建設，促進社會和諧統一。[10]
1.樹立多元文化觀，引導中學生正確看待人生發展
對于教育工作者來說，要正確引導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發展，就應該樹立多元的文化觀。一些家長與教師盡管自身也經歷過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熏陶，但是在面對自己的學生、孩子時，卻大力打壓他們對群體亞文化的認同，并采用一些不科學的方法教育孩子，使得孩子不但沒有解決群體亞文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反而還要遭受更大的壓力，從而形成叛逆的思想和行為，這對促進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極其不利的。[11]正確的作法是樹立多元的文化價值觀，理解孩子，尊重孩子，利用科學有效的手段進行引導，最終實現孩子的有效社會化。
2.挖掘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積極作用，促進群體亞文化與主流文化接軌
學生文化是一種不斷生成和發展的生活方式，體現了學生不斷濡化和涵化的過程。在各種文化并存的現實基礎上，家庭與學校應該用更開放的心態理解和包容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存在，譬如在中學生興趣群體亞文化的發展上，家庭和學校應該給予支持，充分開發教育資源，為中學生通過興趣獲得社會經驗提供有利的基礎。再如中學生喜歡網絡、電視、流行歌曲、崇拜偶像等，家庭與學校首先應該給予理解，其次給予積極的引導，對那些不健康的文化因素應該給予適當的提醒和教育，但是對那些能夠促進孩子發展，孩子也比較感興趣的方面則應該給予支持和幫助。在很多時候，中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參與者應該脫離“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二元思維模式，更應該擺脫居高臨下的教育姿態，充分挖掘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積極作用，讓中學生學習知識、發展智慧變成一件積極主動的事情。
3.加強主流文化的滲透功能，建立有益于中學生心理健康的文化環境
著名心理學家維特海默認為：“沒有一種文化是嚴密而沒有邊界的，文化間的相互滲透是解決心理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12]中學生在學校環境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接受各種文化的信息，然而過于明顯的文化灌輸則會讓中學生感到迷惘，教育本身應該培養人的自我界定能力，而不是培養人去適應傳統的世界。教育的目的是全面促進人的社會化，而不是死板的知識灌輸。在中學校園中，主流文化往往是以一種強硬的姿態，強行灌輸給中學生，而這對處于叛逆期的中學生來說，是非常不易于接受的，真正有效的方式，是將主流文化“隱形化”，通過不那么明顯的方式，降低學生的抵抗心理。譬如通過興趣小組、社團、俱樂部等形式，給予學生探索主流文化的機會與平臺，這樣做能夠培養學生公平競爭意識，促進學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發揮學生的創新精神。
4.消除群體亞文化的消極影響，糾正中學生錯誤的心理狀態
中學生群體亞文化中有一部分對中學生的發展有著消極的影響，要規避這些影響就必須有所作為。一應加強中學生的法制教育，提升中學生的法治修養，使其能夠自覺地依法律己、依法做人。二應調整心理咨詢與心理健康教育的手段與方式，及時檢測中學生的心理變化，促進中學生的心理健康。三應開展性教育，處于青春期的中學生對性有著懵懂的認知，開展性教育，可以解決許多不必要的尷尬，更可能避免一些過失和犯罪。四應加強網絡道德教育，隨著互聯網的逐漸普及，中學生是互聯網的積極參與者，規范網絡知識，培養和提升中學生網絡信息素養，培育中學生信息識別能力和道德判斷能力。只有通過這些手段，才能逐漸消除消極群體亞文化的影響力。
四、結語
個人的心理健康對其一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智力和心理正處于逐漸成熟階段的中學生來說，保持一個良好的心理狀態，對其今后的發展有著重大的意義。然而中學生也必然經受群體亞文化的洗禮，為了保證中學生的心理健康，所有的教育參與者都應該積極參與到正確引導中學生群體亞文化的任務中來，通過長期有效的科學方法，促進中學生的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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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史迎霞（1977-），女，滿族，遼寧鞍山人，遼寧對外經貿學院思想政治理論教研部，副教授。（遼寧 大連 116052）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1年遼寧省教育廳科學研究一般項目（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專項）“現代信息手段在輔導員工作中的作用及運用的實證研究”（課題編號：WSZ201140）的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6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0079（2013）32-0189-02
自媒體時代是指以個人傳播為主的媒介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人人都是記者、人人都是新聞傳播者。這種媒介憑借其交互性、自主性的特征，在改變傳媒生態的同時也使網絡學生工作因信息的高度自由化而更加復雜和充滿挑戰。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2013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設，全面提高教師運用信息化手段進行教學、科研、服務的能力?！陛o導員是高等學校教師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高等學校從事德育工作，開展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大學生健康成長的指導者和引路人。自媒體時代輔導員能否運用現代媒介平臺創新工作，直接影響高校學生工作的實際效果。
一、自媒體時代高校輔導員工作面臨的挑戰
1.多樣化的自媒體平臺挑戰輔導員的傳統教育載體
教育者只有與被教育者在同一個平臺下實現話語的對接，才能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提供可能。在媒介日益發展、社會輿論環境逐漸寬松的今天，始終走在潮流前沿的大學生早已不再滿足于結論化的新聞表述，不再滿足于只做傳播流程中被動的接受者。他們通過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樣化的自媒體平臺，不僅隨時隨地接收各種信息，也隨心所欲的信息、表達觀點、傳遞情感，成為一個個富有個性的麥克風、傳話筒甚至是揚聲器。在這一背景下，班會、講座、談心等這些輔導員常用的傳統教育載體，已經因無法滿足大學生的需要而不能適應輔導員工作。只有充分運用QQ、博客、微博、微信等多樣化的自媒體平臺，與學生同臺共舞才能增強輔導員工作的影響力、輻射力和感染力、親和力，從而切實提升輔導員工作的實效。
2.青年亞文化的流行挑戰輔導員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從2009年至今，我國的媒體生態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傳統媒體文化是經過層層把關過濾后自上而下傳播的主流文化，對大學生具有天然的教育和影響功能，使輔導員的思想政治教育因與外部媒體的文化環境保持一致而容易產生實效。[1]但自媒體拓展了自下而上的新傳播模式，學生不再僅僅是信息的被動接收者，他們參與信息的創造與傳播，有“自己動手做新聞”的熱情，這也是自媒體時代的重要特征。在這一背景下，自媒體平臺上大量未經把關和過濾的信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形成了形形的亞文化，而青年亞文化是重要的表現形態之一，青年亞文化最突出的特點是邊緣性、顛覆性和批判性。這種處于破壞、顛覆狀態的亞文化容易使涉世未深的青少年產生錯覺，將全部媒體上的青年亞文化內容當做主流文化來接受，把亞文化宣揚的價值觀念當做主流的、健康的價值觀念來吸收，對輔導員宣傳的主流價值觀、主流文化產生不同程度的抵制，從而大大影響思想政治教育的實效。
3.大學生“網絡異化”挑戰輔導員的既有經驗
人與網絡的關系本應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但現實世界中，人常常在網絡世界中迷失甚至喪失主體性、喪失自己應有的價值目標和理想追求，這就導致人與網絡的顛倒化和異常化。人成了受制于網絡的客體，網絡反倒成了控制人的主體，這就是人的“網絡異化”。[2]在網絡成為大學生生活重要組成部分的現實狀況下，“網絡異化”已是較為普遍的現象。他們在人際交往、學習行為、娛樂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等方面都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異化：大學生注重虛擬世界的人際交往卻忽視甚至拒絕現實世界的人際交往；學習上遇到問題不再自己思考而是習慣“百度一下”，做作業寫論文不再自己完成而是習慣“復制”；玩網絡游戲本是為了休閑娛樂卻被游戲綁架，甚至個別人不分晝夜的無節制的沉迷于艱巨的游戲任務，等等。輔導員工作本身是有規律可循的，特別是在多年實踐工作中總結的經驗更是寶貴的財富。但面對“網絡異化”的大學生，輔導員既有經驗也會變得蒼白乏力，甚至要求輔導員進行徹底的洗腦、轉換思維，以全新的視角來面對全新的學生。
4.自媒體傳播特點挑戰輔導員的輿情監控和突發事件處理能力
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特別是自媒體時代的到來，中國社會的話語空間得到極大拓展，形成了一個異常復雜而又精彩紛呈的網絡輿論場。在這里，真與假、善與惡相互交織，特別是在個別網絡推手的推動下，虛假信息的即時“裂變式傳播”容易使不良情緒急劇蔓延、發酵，形成網上具有巨大的輿論影響和破壞力的輿情事件，甚至升級成現實中的群體性突發事件。高校大學生是網絡大軍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有強烈的表達欲望又因涉世不深缺乏對信息的甄別能力，極易被虛假信息誤導，甚至成為虛假信息的傳播者和被鼓動者、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這對輔導員的輿情引導、監控能力以及群體突發事件的處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戰。
二、當前輔導員現代信息媒介使用的現狀和問題
1.各種媒介使用狀況參差不齊
在對遼寧省9所高校128名輔導員的問卷調查中發現，各種自媒體媒介在輔導員工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但總體情況差別較大。與微信、微博、飛信、博客等媒介相比，QQ是輔導員工作中使用的主流媒介，不僅被調查的輔導員100%都有QQ，其所帶班級也全部建有QQ群。QQ也是輔導員工作中最常用且運用最熟練、最有效、最適合與學生交流思想的媒介平臺。另外，雖然超過75%的輔導員都開通了微信、實名制博客和微博，但無論是與學生的對接、活躍度還是使用頻率、效果等，與QQ相比都有較大的差別。
2.新興媒介得到較為廣泛的運用
除了1999年產生的QQ在被廣泛的使用外，2000年之后陸續出現的博客、微博、微信等都在輔導員工作中一定程度的使用。調查發現，目前遼寧省81.8%的輔導員開通了微博，79.4%的輔導員開通了微信，75.6%的輔導員在遼寧大學生在線聯盟下建立了實名制博客。輔導員所管理的大部分班級都建立了與輔導員對接的微群、微信群和班級博客，所帶的學生大多開通微博、微信，部分學生建立了實名制博客。輔導員認為在工作中最能夠看到學生真實思想、發現問題的平臺是QQ、微信和微博，分別占40.5%、22.7%和15.9%。在實際工作中，除了運用這些新興媒介工作通知外，部分輔導員能夠積極開展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部分輔導員能夠運用這些媒介發現并通過交流解決學生的問題，開展卓有成效的隱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自媒體媒介功能發揮不夠充分
自媒體時代的媒介功能較之傳統媒介更為豐富和完善，無論是QQ、微信、博客還是微博用戶都可以把看到的、聽到的、想到的事情寫成一句話，或發一張圖片，隨時隨地分享給朋友，一起分享、討論；還可以關注朋友、加好友，即時看到朋友們的信息。但從輔導員工作中的具體使用情況來看，這些媒介的即時互動交流功能發揮不夠充分。以使用頻率最高的QQ為例，數據表明：輔導員在QQ上的最多的信息是單向傳遞的工作通知，占75%；對學生留言的回復和節日問候，分別占15%和10%；而與學生分享的幽默笑話、經典文章段落或句子、時事評論等均為空白。表明輔導員在工作中通過自媒體平臺進行的即時交流思想教育還十分薄弱。
三、推進高校輔導員運用自媒體媒介的對策
1.高校要不斷完善相應的保障條件
與傳統的輔導員面對面工作相比，自媒體媒介的運用不僅需要相應的設備保障、經費支持還需要適當的技術條件。在遼寧省9所高校的調研中發現，輔導員認為自身在運用現代媒介手段中面臨的主要困難是技術更新太快，希望高校給予一定的經費支持和設備保障。因此，高校要切實推進輔導員工作中與時俱進的創新手段，與學生同頻共振，就必須完善相應的保障條件。實現輔導員辦公室一人一機，保障必要的辦公設備；制定相應的經費補貼制度，對輔導員工作中運用自媒體媒介按工作半徑、工作量等予以不同程度的補貼；提供必要的技術培訓，盡管目前自媒體媒介幾乎都是零技術壁壘，但要充分運用好自媒體，還需要高校輔以必要的技術支持。高校只有完善相應的保障條件，才能從根本上推動現代信息手段在輔導員工作中更為廣泛和快速的運用。
2.高校要不斷健全配套的激勵機制
美國哈佛大學的威廉·詹姆斯（W·James）教授在對員工激勵的研究中發現，按時計酬的分配制度僅能讓員工發揮20%～30%的能力，如果要得到充分激勵的話，員工的能力可以發揮出80%～90%，兩種情況之間60%的差距就是有效激勵的結果。
當前，高校輔導員在工作中運用自媒體絕大部分是自發行為。調查表明：84.8%的輔導員是出于方便自己工作的主動嘗試，只有15.2%的輔導員是因為學校要求而被動參與。表明輔導員在與時俱進豐富工作載體上是積極主動的，這為不斷出現的新媒介在輔導員工作中的運用提供了很好的基礎。但是輔導員每天使用各種現代媒介用于工作不僅要耗費大量工作之外的時間，還要自己負責在此過程中的金錢耗費，而高校大多又缺乏在這些方面相關的激勵制度，必然容易導致輔導員對自媒體運用的積極性弱化。目前輔導員對于各種自媒體使用的單向性、信息內容的單一性、頻率更新較低、互動性較弱等都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因此，高校必須建立與推動相應的激勵機制，使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正激勵和負激勵有機結合，才能從根本上推動輔導員更加積極、主動、充分的使用各種現代信息手段。
3.輔導員要充分發揮自媒體在工作中的作用
盡管QQ、博客、飛信、微信、微博等現代信息手段都是雙向交互式的信息傳播通道，但目前這些手段在輔導員工作中的運用過程中，依然是以單向傳遞為主。對于這些去角色化的、開放對等的交流平臺，輔導員在使用過程中的作用發揮并不充分，如圖1所示。
輔導員不僅要把這些現代媒介作為信息的平臺，更要通過及時的撰寫、分享、交流，使這些媒介成為了解學生思想動態、發現學生問題、幫助學生解決思想和實際問題的載體；成為和學生交流情感、凝聚情感、以情感人的媒介；成為展示輔導員個人魅力、塑造網絡世界教師形象的平臺；成為指導服務學生、引領并和學生一起成長的舞臺。
[中圖分類號]J60 [文獻標識碼]A
由中國世界民族音樂學會主辦、云南師范大學和云南藝術學院共同協辦的“世界民族音樂學會第五屆年會”于2015年11月5日至7日在昆明花之城隆重召開。來自全國23個省市的90多位會員與受邀而來的德國、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緬甸的專家和藝術家，圍繞著“東南亞音樂”這一中心主題，就“東南亞音樂研究”、“其他地區音樂研究”和“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三個議題分別展開了討論。
在氣氛熱烈的開幕式上，世界民族音樂學會會長、中央音樂學院陳自明教授致開幕詞。致辭中，他首先對此次會議的籌備和論文收集情況進行了說明。其次，他對世界民族音樂在我國取得的長足進展進行了介紹。他指出，世界民族音樂學是21世紀的新興學科，目前在我國發展勢頭強勁，根據管建華副會長的統計，目前我國已有200所院校開設了“世界民族音樂”課程，南京藝術學院正在籌建中國第一個“東方音樂系”；圍繞“世界音樂”的中外交流也日益增多，2015年7月，一場以秘魯民族樂器演奏中國民歌名曲、以中國傳統樂器表現秘魯名家佳作的音樂會就在北京舉行；而多元文化與世界民族音樂的意識在青少年群體的普及程度也逐漸提高；21世紀以來，在中國出版的關于“世界民族音樂”書籍也從幾本增至30余本，翻譯類書籍有7本。與此同時，陳自明教授也指出了我國世界民族音樂發展面臨的問題與解決途徑。一是，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質量問題。他提出應開辦培訓班，提高教師的教學質量，并開設網站，加強基層教師的聯系、交流和互動。二是，世界民族音樂學科體系建設問題。為把世界民族音樂建設為成熟的學科，應向“西方音樂”和“中國音樂”學習，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完善學科的“文獻學”，掌握前人研究的成果并進行實地調查。他就此提出設想，認為可以針對世界各地區的民族音樂成立學術小組或分會，設立召集人，進行獨立工作。致辭的最后，耄耋之年的陳自明教授對新一任會長的選舉進行了動議，表達了對世界民族音樂后繼者的殷切希望。
中國音樂學院院長、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會長趙塔里木教授，首先代表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學會向世界民族音樂學會第五屆年會暨東南亞音樂論壇的順利召開表示熱烈地祝賀。其次，他指出世界音樂文化體現了人類獨特的創造力，推動著人類社會發展。世界民族音樂學會對促進世界文化交流、培養音樂學術事業和文化胸懷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第三，他強調中國音樂是世界音樂文化多樣性構成之一，少數民族音樂是中國音樂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區域民族音樂的研究既促進了中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完善，同時也對世界音樂文化做出了中國人應有的貢獻，以此形成中國音樂與世界音樂平等對話的平臺。第四，他對中國跨界民族音樂研究的內涵、興起、發展、問題等進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跨界民族音樂研究的重要意義：一是，有助于認識歷史發展脈絡和新的變化規律；二是，有助于拓展對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的研究范圍；三是，有助于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民族音樂學研究領域；四是，在“一帶一路”國家戰略下，更加有助于國家、地區之間的溝通、交流和理解。
會議特別邀請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賀圣達研究員作了題為《漫談東南亞文化――東南亞文化發展與中國-東盟文化交流》的報告。他首先對“文明與文化”和“東南亞與東盟”兩組概念進行了辨析。第二，他將東南亞文化劃分為以中國傳統文化與本國文化的結合為主導、以受斯里蘭卡影響的南傳上座部佛教為主導、以馬來-伊斯蘭文化為主導、以菲律賓特色的基督教文化為主導、以少數民族文化為主導等五種文化形態，強調了東南亞文化多樣、多元、復雜的特點。第三，在此基礎上，他梳理出東南亞文化形成、發展、變遷、轉型的層累式脈絡，指出東南亞文化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復雜的發展趨勢。第四，他分析了東南亞各國的文化在當代的表現，即：傳統宗教文化與近現代文化相結合，避開爭議，；注重民族文化復興，調整民族政策，尊重少數民族。第五，從注重周邊外交、避免“大國心態”、加強民間交流等方面對我國文化交流提出建議。賀圣達研究員的報告提示民族音樂學者，在注重實地考察的學科研究方法基礎上，要從更高層次和更為宏觀的角度對東南亞音樂進行整體布局與研究，將民族音樂學學科置于文化、社會、國家的概念之中和框架之下。
此次會議共收集論文32篇，其中有14篇從樂器、器樂、樂律、音樂形態等不同角度對東南亞音樂進行了深入探討；10篇對印度、土耳其、中國臺灣等世界其他地區的音樂進行思想交流；另有9篇對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問題進行了探索與分享。
一、東南亞音樂研究
原上海音樂學院趙佳梓教授以自身學術背景、豐富的田野經驗和生活經歷為基點、以中國東南沿海與太平洋南島民族音樂間的聯系作為切入點，對南島民族的社會與文化，以及民族音樂的特點等內容進行了報告。同時，他與在場青年學子分享了個人學術經驗，強調民族音樂的學習要“立足中國、放眼世界”。
上海音樂學院應有勤教授從聲學角度，對東南亞竹管打擊樂器聲學原理進行了研究，發現了其共同特征，即：“典型棒振動”的模型“腹點”和“節點”都是對稱的。根據此原理，他對昂格隆等竹樂器進行了開發以及科學的改革，避免了閉管的“開口處”處于“節點”的情況，同時改變了竹制樂器因受潮等因素導致變音的情況。在發言后的交流中，陳自明教授對昂格隆在兒童和老年音樂教學中的應用問題進行了補充。
中央音樂學院楊民康教授將視點放置在柬埔寨吳哥窟佛教樂舞壁畫上，將其與元代周達觀撰寫的《真臘風土記》進行比較，并將吳哥窟的舞蹈雕像按藝術體裁分為：以Apsara仙女舞為代表的表演性歌舞、佛教節慶期間的群體舞、皇室出巡儀仗及民間佛事中的鼓樂及舞蹈以及飛禽舞。
多年從事二胡演奏和二胡教學的廣西藝術學院藝術研究院陳坤鵬教授，對東南亞擦弦樂器進行研究，將氣分為以一弦胡琴和二弦胡琴為代表的胡琴類以及以二弦提琴和三弦提琴為代表的提琴類。他著重對湄公河流域的二弦胡琴文化叢進行了剖析，將其劃分為同宗共生層、形制和材料共生層、功能性共生層以及音律技法共生層。
中國音樂學院助理研究員徐天祥以《巴扎（Baja）：流傳于中緬景頗――克欽族的蘇格蘭風笛》為題，對“巴扎”這一樂器的來龍去脈進行了梳理。他從題目關鍵詞的解題、研究緣起、中緬英三國的史料梳理，到分析巴扎的音樂構成以及“巴扎”的民族化和面臨的困境五個方面進行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報告。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饒文心教授從樂律學角度，對音高頻率和音位的大量數據進行分析，認為，柬埔寨傳統音樂不屬于七平均律，其樂律特點體現在“偏小的大二度和偏大的小二度”的二度音程上，并將此歸結為柬埔寨民族音樂心理的寬容性。
此外，還有蘇毅苗《以祈甘雨，介我稷黍――中國滇南彝族尼蘇人與越南北部倮倮人的求雨儀式記》、楚卓《東南亞銅鼓的流轉情跡》、楊琛《東南亞范圍內的竹筒體鳴樂器研究》、武蕊《印度尼西亞克隆鐘音樂的音樂學分析》、張小梅《一歌紆縈良久，一境相望千年――中越京族民歌音樂形態共性個性之比較研究》、楊瑾《印尼竹樂器安格隆的發展與應用》等來自世界民族音樂研究的“生力軍”的報告。這些報告體現出青年學者敏捷獨到的學術思維、科學厚實的田野積淀、踏實肯干的治學態度，在他們的報告中可以看到世界民族音樂和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希望。
二、其他地區音樂研究
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張玉榛教授將學術關注點集中于印度傳統音樂的傳承模式，通過對印度傳統音樂教育模式的分析、闡釋，探尋出區別于西方音樂教育體系的印度傳統音樂教育的特征，對構建中國特色的民族傳統音樂教育體系也有很好的啟示和借鑒作用。
南通大學藝術學院董云副教授對土耳其卡拉戈茲皮影戲的歷史源流、它與伊斯蘭宗教文化和蘇菲神秘主義思想的聯系、其喜劇程式與音樂特征進行了闡述。
山東藝術學院李如春副教授則通過對《天烏烏》作品調式、節奏、音高、曲式等方面的分析，展現出臺灣民歌諧謔、風趣的一面。
中央民族大學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莊靜，通過學習印度塔布拉鼓10年來的經驗和思考，歸納出北印度塔布拉鼓的節奏圈“雙層結構”的概念。她還通過現場展示讓與會人員感受到了塔布拉鼓的獨特韻律和魅力。
上海音樂學院博士后寧穎研究員，通過對“盤索里”這一長篇說唱表演形式進行中韓跨界田野考察，對“盤索里”的音樂內容來源、傳入中國的方式、表演風格三個方面進行闡釋，并將問題提升至延邊歌手通過演唱“盤索里”實踐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和社會認同的層面。
秘魯阿亞庫喬排簫是當地民間音樂和宗教活動相結合的典型，中央音樂學院候選博士孫波對秘魯阿亞庫喬的排簫及其音樂形態進行了分析，揭示出阿亞庫喬排簫的特色，闡述了其在文化環境中的社會價值。
印度德里大學碩士劉慧媛通過西塔爾琴的現場演奏，對印度傳統曲調拉格（Raga）的常用音階和曲式框架進行了演示。
三、世界民族音樂教育與推廣
漢諾威音樂、戲劇與傳媒大學Reinhard Ring教授在題為《Different types of rhythm in different culture》的報告中，打破按照“地域”對節奏進行劃分的傳統模式，將節奏分為三類，即：無規律的節拍、劃分明顯的節拍、有節拍但劃分不明顯的，展示了國外對于世界各個民族音樂節奏的教學方式和理念。
中國音樂學院陳銘道教授通過珍貴的影視民族音樂志資料和幽默風趣的語言，以中國音樂學院對民族音樂學博士研究生提出的提供40分鐘的影片的要求為例，強調了影像記錄在民族音樂學教學和實踐中的重要性。
云南藝術學院朱海鷹教授對“世界民族音樂”課程教師在知識、資料、語言、文化等方面提出要求，并以相關文獻中的錯誤實例進行舉證，強調閱讀資料要有質疑的態度。
廣西藝術學院音樂學系潘林紫副主任，以廣西藝術學院承擔的廣西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培育基地“中國-東盟音樂文化跨界傳播中心”高端智庫建設為例，展示了廣西藝術學院在區域音樂領域的教研成果，為高校世界民族音樂課程的教學提供了參考范式。
中國民族器樂學會理事李悅，以其文學專業的學術背景、跨學科的視點和研究方法，以《少數民族音樂普及中的常見問題》為題，進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報告。
中國音樂家協會的何璐，通過現場演奏的方式對古巴打擊樂器進行了展示，呈現出古巴打擊樂器具有和聲性音色的特點。
此次會議還請來了云南少數民族的藝術家，以及來自緬甸、印度、馬來西亞、越南的藝術家以“音樂工作坊”的形式進行更加深入、生動的研討，并結合工作坊舉行了三場音樂會，讓與會者全面感受東南亞各國的文化、風情，體會東南亞音樂的“廣泛、多樣、美妙與獨特”，更加真實地“觸摸”民族音樂。其中，在云南少數民族音樂工作坊中，云南民族大學民族藝術學院張文俊教授通過對指法運用和氣息控制等技巧的鉆研，對葫蘆絲古老而傳統的音色進行了“復原”；緬甸仰光“圍鼓樂隊”對圍鼓、圍鑼、排鑼、巧龍巴鼓等代表性樂器的精湛演奏，視聽效果震撼且富有感染力；越南的特龍琴、克隆布特琴、克尼琴、無底琴、獨弦琴等典型樂器，歌籌藝術，以及越南特色國服“ao dai”都盡顯越南文化的柔美纖細；馬來西亞舞蹈和服飾中體現的伊斯蘭文化特質；印度西塔爾琴的直抵心靈、塔布拉鼓節奏的復雜多變、印度舞蹈的宗教與肢體的統一性，無一不令人稱道。
若用一句話來概括此次會議的特點，就是“理氣互為，新生曲”。而這也是會議舉辦成功之所在。所謂“理”，“是一種理想的、抽象的、形而上的、看不見、捉摸不著的東西……是形成一種事物的基本原則”。所謂“氣”，“它是一種現實的、有象的、形而下的東西……是造成事物的原料，這種原料，隨著理的線索，形成出一種有形有象的物件”。[1]22-23此次會議的成功：其一，是圍繞著“東南亞音樂”的會議主題，與會者從民族音樂學、音樂社會學、音樂人類學、聲學、律學等不同視點對東南亞和其他地區音樂進行了深度探討，涌現出不少有價值的論文。這是對“理”的探究不斷加深。其二，論文宣講和“音樂工作坊”、民族音樂會在此次會議中緊密聯系、相互呼應，充分體現出“理性思考+實踐+感性體驗”的學科特點和會議傳統。這就是“理氣互為”，將世界民族音樂的道理、原理、規律等形而上內容的探討與形而下的具體音樂事象緊密結合，彼此互生、互證。其三，“新生曲”，是指會議中涌現出的年輕學者。世界民族音樂學中堅力量的成熟、新生力量的快速成長，以及老中青三代學者間的互通、互助，正是在用實際行動譜寫世界民族音樂之“大曲”，這是學科正在成長、向前的有力證明。
但是，也可以看出世界民族音樂面臨的現實問題：其一，“多元文化”的意識和概念還未得到足夠的普及，使得公眾對世界民族音樂的認識和接受程度不高，世界民族音樂學科的發展依舊存在阻力。其二，世界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建設有待完善，學科教育思想、教學思想體系、課程設置等基礎性內容都有待加強，教師隊伍的教學能力和教學水平有待提高。
貴陽市現有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農村流動兒童13萬人,其中8萬多人集中在三城區。近幾年,該市在流動兒童教育問題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并且自2008年以來,民辦中小學得到了與公辦學校相同的生均公用經費補助,學生也得到了政府減免學雜費的優惠,這對于改善學校辦學條件和減輕學生經濟負擔都起了很大作用。然而,筆者在調查過程中卻發現流動兒童及其父輩身上有著強烈的貧困文化印記,這使政府和社會為他們接受良好教育所做的努力大打折扣。
一、貧困亞文化
貧困亞文化是美國社會學家與人類學家奧斯卡.劉易斯明確提出的,它是指貧困存在一種自我維持的文化體系,包括貧困者的個人心態、經濟生活、社會參與和社區環境等不同于主流社會的方面。它的主要特征是窮人因長期生活于貧困之中而形成的貧困生活方式,他們脫離主流社會,處于自我封閉和孤立的狀態,因為無望而放棄努力,信奉不求進取的價值觀念。
根據貴陽市的實際情況,本文中的貧困亞文化是指農村流動人口及其子女在城市社會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有別于城市主流文化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心理定勢和生活態度的亞文化現象。
二、貴陽市流動人口貧困亞文化的表現
貧困亞文化實際上對于貴陽市流動人口群體來說已經不是亞文化,而是主流文化。貴陽市流動人口所表現出來的貧困文化除了與其他城市流動人口所表現的自我封閉、孤立和不求上進外,還有其特有的表現。
1.重男輕女思想嚴重
由于貴州省是一個西部比較貧困落后的省份,同時又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的山區省,農民收入普遍偏低,更有許多人接近赤貧狀態。加上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省份,由于經濟、文化和觀念等原因,超生嚴重。調查中發現,來自畢節地區的流動兒童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云巖區的學文小學,全校400多學生中絕大部分來自畢節的大方、織金等縣,而其中80%以上的流動兒童有兩個或以上的兄弟姐妹,最多的一個學生兄弟姐妹共8個。其中有許多家庭是為了生育男孩才來貴陽打工生活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流動人口的重男輕女思想是多么嚴重。
2.不重視子女的教育
貴陽市大多數流動人口并不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通常把子女送到收費低廉的民辦學校讀書,這樣做實際上對于家長來說相當于是找了一個廉價保姆。他們并不希望子女能學到多少東西,也很少想到讓子女以后通過接受更高階段的教育而改變打工命運。許多家庭讓稍大一點的孩子照顧小一點的,以至于很多流動兒童(尤其是女孩)到了10多歲才上學,而過不了幾年他們又得被迫離開學校,走上打工養家的道路。這種對子女教育的冷漠與麻木在貴陽市流動人口中表現地非常突出,以至于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成為習慣。
3.沒有積累財富的意識
貴陽市是一個典型的“低收入、高消費”城市,人們的消費觀念超前,許多人不僅僅是“月光族”,而且是上月預支下月工資過活。當然,流動人口這個特殊的群體不可能象城里人一樣活得如此瀟灑,但他們多多少少也受此影響而沒有積累財富的意識。即使有時收入不錯,但消費也會隨之增加,基本是保持著脆弱的收支平衡,他們不會想到把收入較高階段的一部分留以備用。一旦碰到生病等大的事情,他們只能東挪西借,更不要說給子女的教育和未來發展積累點財富。
4.得過且過思想
貴陽市大多數成年流動人口有著得過且過思想,沒有長遠打算,過一天算一天。這或許是由于其清楚自身經濟、文化、社會地位的限制,被迫選擇的一種自得其樂的潛意識保護措施,但卻是他們身上貧困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三、貧困亞文化對流動兒童教育的影響
1.思想和觀念上的影響
由于家長們普遍表現出來的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思想,以及對教育的不重視,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流動兒童,使他們覺得讀書只是認識幾個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基礎知識而已,自己的命運不會因為讀書而有所改變。筆者在調查中發現,許多流動兒童沒有長遠打算,沒有明確的理想,很少去為理想而奮斗。他們的科任教師反映,有很大比例的流動兒童行為習慣較差,不遵守學校規章制度,說謊、打架,交友沒有選擇標準,還有一些流動兒童花錢大手大腳,并沉迷于游戲或電視。
2.經濟上的影響
貴陽市流動人口大多沒有固定工作,而以拾荒、背背簍、擦皮鞋或做建筑工人為主要職業,收入也不穩定,對于這些收入微薄的家庭,除了日常生活開支外,已經沒有多少錢投資到孩子的教育上,何況又是幾個孩子的教育。即使有些家庭收入相對好點,但也不會為孩子的教育投入更多,而是更多用于平時的生活開銷。重男輕女思想使家庭孩子太多,無法讓每個孩子得到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女孩幾乎就沒上過學。對孩子教育的漠視使他們不可能增加投資到教育上,這些都使流動兒童在教育上得不到足夠的經濟支持。
四、解決貧困亞文化對流動兒童影響的途徑
1.做好家長的思想工作
通過家訪或者開座談會等多種形式對家長進行細致耐心的教育,使之認識到教育對孩子未來發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過政府近年來對流動兒童教育的重視和大量資金投入,以及一些制度性限制的逐漸解除,使他們看到讓孩子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希望和可行性,最終達到使他們在思想和觀念上全力支持和鼓勵孩子讀書,經濟上盡量加大對孩子教育的開支。
2.對流動兒童進行適當的補充教育
既然農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難以輔導自己的孩子學習,而且他們身上有著顯著的貧困亞文化,那么針對這個現實,為了不在下一代身上出現這樣的尷尬,政府和社會應該承擔起改變孩子命運的責任。當然這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需要不斷的投入人力物力,所以在以政府為投資主體的前提下,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社會力量來投資這一關系到國民素質和國家未來的重大工程,包括成立農村流動兒童教育公益基金,還可以倡議大中專學生到農村流動兒童較為集中、師資力量又比較薄弱的學校從事教育,尤其是課余輔導或假期輔導,以彌補家長不會輔導的缺陷,縮小與城市兒童的距離。
五、結語
流動人口群體所表現出的貧困亞文化并不是只有消極的一面,它同時也是這一群體的一種自我保護。在此,筆者無意貶低他們或者他們身上的貧困文化,只是希望通過簡單的分析從不同方面探討解決貴陽市流動兒童的教育和發展問題,使他們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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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學校亞文化；校園文化；流行語；機制
學校文化作為學校微觀領域的內容，通常也被稱為學校亞文化，已經漸漸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校園流行語是學校亞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校園流行語文化作為學校亞文化中的一部分，對于學校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探究校園流行語文化，把握青少年的思想動態，掌握他們的價值取向，了解他們的內心特征，構建良好有序的學校亞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校園流行語文化的內涵闡釋
把握校園流行語文化的內涵先要了解學校文化的內涵。學校文化是指一所學校的文化特質，既具有隨社會文化的發展、變遷而發展變遷的共性，同時又會因其構成或具體環境不同而有所區別于其他學校的個性。學校中這種共性與個性統一的文化特質我們稱之為學校文化。其次要把握什么是學校亞文化。學校亞文化是與主流文化相對而言的，學校亞文化是指學生所特有的文化形態，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語言、價值體系，體現了學生鮮明的群體個性、風格、凝聚力的文化形態?；蛘哒f學校亞文化“是在一定時期內為整個大學生群體所共享的一套價值觀念，是學校的微觀文化”。它隨著社會文化外環境的變化，自身也呈現出不斷發展、融合、創新的過程。最后要明確什么是校園文化，一般來說校園文化是以校園為主的空間，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以精神指向為核心，以表現出來的各種活動和行為規范為主要內容的文化。
校園流行語文化是指當代在學生中廣為流傳的流行語文化，它是校園文化，屬于學校亞文化中的一部分，屬于學校文化。當前廣為流傳的校園流行語有很多，例如：“走，找校長聊天去”，“表醬紫”就是“不要這樣”，“暈”等等，在青少年中廣為流傳。這些都是在社會語言大環境中蓬勃發展起來的，它涉及學生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時代性強、傳播面廣、使用頻率高，是當代學生的生活全景的展現，體現了獨特的校園文化內涵和學生精神風貌。
二、流行語作為學校亞文化的形成機制分析
校園流行語文化的形成原因有很多，概括起來，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從客觀方面來看，校園流行語形成的傳媒類別、內容、文化背景等都為學校流行語的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流行語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豐富的土壤，促成了青少年亞文化的形成。從主觀方面來說，青少年自身的特點及各方面社會文化的影響是校園流行語的形成的主導力量。
（一）客觀方面的成因
1、按流行語形成的傳媒類別看有：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雜志、手機、直郵。此外隨著時代的發展，出現的新的類別如：戶外傳媒（路牌燈箱的廣告位）、IPTV、電子雜志等為校園流行語文化開辟了廣闊的空間。這些大眾傳媒的廣泛發展極大地影響了校園流行語的形成與擴散。網絡的廣泛使用，導致的網絡流行語必然會影響到青少年的思想，甚至青少年作為網絡文化的傳播者會把這種文化引入學校中，成為了當代的校園流行語。當下網絡流行語甚多，在青少年中廣為流傳的，有“神馬”，“浮云”，“愛瘋”（iphone）等這些網絡的流行語成了當代青少年的口頭禪，這些流行語通俗易懂，極大地豐富了青少年的生活，活躍了人們交往的氣氛，拉近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是新鮮的網絡流行語也給學校的亞文化帶來了低俗的、無味的氣氛，這些低俗的文化，也極大地影響了我們的青少年的思想，文化以及價值取向。
2、按流行語內容的形成來說：電視中的影視作品，廣告詞，娛樂節目，也給青少年的校園流行語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如“給力、”“逆天”、還有剛剛在各大電視臺熱播的《北京青年》里最流行的一句話“青春重新走一回”、在我們人人皆曉的周杰倫的廣告詞“我的地盤，我做主”，美邦服飾的“美特斯邦威，不走尋常路”這些流行語都迎合了現代的青少年講求個性張揚，突顯自我意識的強烈愿望。其次還有流行音樂的影響。流行音樂對青少年的影響是非常的顯著地，其中影響年青一代成為流行語的有“不要瘋狂的迷戀哥，哥只是個傳說”，“該出手時就出手”，這些流行語都被青少年合理的用在適當的場合，用以發泄他們的情緒和表達適宜的心情。
3、按流行語形成的文化背景來說：社會文化環境的變化對校園流行語的形成有著直接的影響，社會生活中心的改變，觸發了價值觀的全方位變化，對青少年的心理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體現青少年價值取向的流行語“我的老爸是李剛”、“拼爹”、“高富帥”、“白富美”等相繼出現，這些流行語表現了一部分青少年在就業壓力、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下，功利性追求較為突出，享樂主義，成功學思維比較盛行。此外，還有一些“賣萌”等學校流行語青少年尚未成熟的心理，這種回歸童真幼稚的言行也是對現實痛苦的心理防御與自我保護。
（二）主觀方面的成因
1、從青少年自身的特點來看：青少年具有旺盛的精力，具有很強的創新意識，富有好奇心和廣博的接納的胸懷，他們往往是接受新事物新見解的先鋒，他們生活的圈子已不再局限于家庭、學校，由于成人及傳播媒體的影響，青少年開始勇敢地踏出家庭、學校，與社會團體接觸。由此出現了一些新的詞“特困生”（特別喜歡睡覺的學生），“菜鳥”，“MM”，“杯具”（杯具），“88”（拜拜），通過對這些流行語的研究發現，具有開放性性格的青少年，把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校園文化與大眾文化，都吸納到青少年的學校文化中，由此促成了流行語亞文化的廣為傳播。青少年的創新氣質也為學校流行語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提供了后期的發展動力。
2、從青少年的心理壓力來看：現代的青少年受到了學業壓力、就業壓力、青春期隨著生理變化而來的心理壓力等多方面的壓力，這些壓力促使著他們急需要尋求一種排解壓力，舒緩情緒的方法和途徑，從而促成了校園流行語亞文化的產生。例如：“郁悶”、“苦逼”、“無聊”、“鴨梨山大”等校園流行語，其中“郁悶”一詞一直都是現代青少年最常說的一詞，而且這一詞也所向披靡地成了所有青少年流行語的排行榜首，這直接反映青少年的學業壓力，對生活的迷茫，對未來的盲目、空虛、茫然的現實狀態。此外，還有一些流行語如：“找人”、“送禮”等這些詞直白但又確切的表明了青少年心里感受到的就業方面的壓力以及無奈的情緒。
3、從青少年的成長受到外界文化的影響來看：隨著人本主義思潮的興起，社會上很多人誤解了個人主體性內涵，以個體感受為中心的唯我文化潛滋暗長，并且影響到一部分青少年。他們往往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以自我為中心，不顧及他人的感受，這也加劇了青少年價值觀的偏差，過分關注自我，只圖自己一時的快樂，建立在侮辱他人的基礎之上，這些身心特征，導致了一些帶有諷刺挖苦的語言如“你有病嗎？”、還有相應的答語“你有藥嗎？”、“神經病”、“二”等流行語在現代青少年中的廣為流傳。
三、校園流行語文化的引導對策
學校流行語文化的產生，一方面滿足了當下青少年標新立異、追求新穎、張揚個性的需求，滿足了青少年內心情感的發泄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低俗的學校亞文化卻干擾了青少年正常的語言學習，甚至對他們心理的正常發展也帶來了極大的影響。因此，校園流行語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急切的需要我們提出恰當的引導對策，去引導青少年正確的、合理的利用流行語。
1、破除“主流”文化和“亞文化”二元對立的思想觀念，建立正確的多元文化觀。主流文化，引領著我們整個社會的文化風向，在社會文化中占主導地位。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學校主流文化的學習，但也要重視對學校亞文化的研究。亞文化作為次文化，依附于主流的文化而存在著，通過研究亞文化可以探究我們當下存在的文化困境，一方面，可以發掘亞文化的活力和創造性的方面，來豐富我們社會的文化現狀。另一方面，亞文化的內部也是紛繁復雜，泥沙俱下的文化形態，因勢利導，積極的吸取學校亞文化中的健康向上的一面，對低俗、庸俗的亞文化加以剔除，使得主流文化和亞文化相互補充，從而建立良好地學校文化環境。我們需要從不同的角度立場去分析，協調主流文化與亞文化的沖突，發揚主流文化的包容性，形成多元文化下的社會環境，豐富我們的社會文化形態。
2、關注青少年的心理發展，家校共力對學生的心理問題加以疏導。通過對校園流行語的研究發現，它側面反映了青少年心理狀態，家長和老師要聯合在一起，密接關注青少年的言語表達，從中洞察他們的心理。首先，家長和學校老師不能盲目的判定流行語只有消極影響，適時的學會融入流行語文化中，切身的體會運用流行語時內心的感受，并持一種寬容的態度去試著了解流行語背后青少年的心理狀態，嘗試運用正確的語言，對青少年的心理進行正確的指導。其次，要在家長和學校之間建立深度合作，相互信任，相互認同，相互交流的關系紐帶，家長要了解學生在學校的行為表現，老師要了解學生在家里時的情況，在雙方的合力之下采取正確的方法，對青少年出現的問題進行及時的疏導和解決。再次，學校也要加強對青少年漢語知識的學習，提高運用漢語的能力，從而規范用詞，引導學生多于閱讀文字優美，規范的文學作品，提高學生鑒賞與運用語言的能力。使得學生對于社會上流行的語言，有一定的鑒賞能力，從而規范自己的用語。
3、加強網絡媒體的語言規范，樹立青少年正確的價值取向。青少年是網民的重要構成，當下網絡媒體是傳播流行語文化的主要渠道，網絡媒體的流行語生動、活潑、形象，許多網絡流行語極富想象力和創造性，極大的豐富了語言的表達方式，也使得枯燥的文化交流變得生動豐富。但其中一些低俗的流行語對青少年的價值取向負面影響也很大。加強網絡媒體的語言規范，可以從以下幾方面來進行：首先，要加強對網絡媒體中流行語的語法、詞匯的規范，為青少年的發展建立一個健康的社會大環境，對于社會上出現的流行語進校園的現象，網絡媒體應致力于塑造積極進取、健康向上，文明的社會文化，而不是為了獲取利益一些垃圾信息，其次，可以通過制定一些法律法規對網絡媒體語言進行規范，當然，最為迫切的是要強調媒體的自我管理，強調網絡媒體對青少年的社會責任，促進青少年形成正確的價值取向，從根本上建立健康地社會文化環境，促進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綜上所述，校園流行語文化，有它積極地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流行語的存在和流行是客觀事實，既是一種語言現象，又是一種文化現象，而且常常是一個臨時的現象，從積極的一面來說，青少年流行語是詞匯豐富發展的一條管道，也是某種社會文化和情緒的宣泄，但是它們也會污染語言，傳播低級趣味，這就需要我們疏導和規范。通過探究青少年流行語文化的來源及深層原因，不僅對于我們進一步研究新時代、新階段青少年的性格特點，更好的掌握青少年的心理，有著重大的意義，而且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對待和利用流行語的積極因素，更好的引導和豐富學校亞文化向著積極地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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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文化是在醫療工作基礎上經過不斷倡導和培育而形成的具有個性特色的基本信念、價值觀念、人文環境以及與此相適應的行為方式等的總和。優秀的醫院文化能為青年職工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和成長的機遇。作為醫院發展的主流后備力量，青年職工具有活躍思想，超前思維，開拓性和創新性的視野，最容易成為醫院文化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先行者，首當其沖的形成一個屬于這個群體自身的亞文化圈，即醫院青年文化。
一、青年文明號創建意義
青年文明號活動是團中央實施的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的重要內容，以基層青年集體為基本單位，在服務、生產、經營、管理第一線，以弘揚職業文明、創造一流業績為基本內容的文明創建活動，旨在動員廣大青年愛崗敬業，優質服務，推動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二、打造特色青年文化的有效路徑
（一）青年文明號“以人為本”服務理念是青年文化產生的根源
“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思想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的集中體現。青年文明號集體積極引導青年職工樹立新型的現代服務觀、價值觀和責任理念，從而不斷促進以人為本、以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增強服務意識，優化服務環境，激發潛能，主動性、創造性地開展醫療服務工作。
1.制定“青年文明號”管理辦法，明確創建集體文明行為要求。進行全員專題教育培訓，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2.開展“優質服務護理”，推出“規范化護理模式”和“醫患角色換位”等系列優質服務活動。使“全心全意為患者服務”、“以人為本 人文關愛”成為集體青年的共識，從而培育積極向上的青年文明號群體價值觀。把職業道德規范、禮貌用語、崗位規范、行為準則匯編成《文明手則》，形成特有的集體文化。
3.青年文明號集體制定《五化服務標準》，即：管理工作制度化、質量管理標準化、技術工作規范化、質量控制數據化、整體護理程序化。倡導《五心親情理念》。
（二）青年文明號“崗位創優”示范效應是青年文化發展的基礎
青年文明號集體努力營造爭當先進、爭創一流的爭先意識，以“樹形象、立標桿、創先進”為主要目標，切實提高各項服務的內涵和質量，不斷提高科室青年的綜合素質，提高凝聚力，提升科室的核心競爭力。
1.通過大力開展學習型團隊建設、操作技能競賽、三基三嚴訓練、青年崗位能手評選活動，營造有利于青年成長的環境，使青年得到很好的錘煉、熏陶和培養，人才結構也逐年提升。
2.狠抓質量和安全，通過技術革新提高醫療服務能力。不斷提高技術水平也是對服務質量創優的重要保證。青年文明號活動發揮青年人肯吃苦、善鉆研的特點，在科研工作中起到排頭兵的示范作用。
3.加大核心期刊論文和SCI的發表獎勵力度，激發科研熱情。青年文明號為青年的發展搭建了平臺，營造“比學趕超”的氛圍濃厚。
（三）青年文明號“卓越品牌”特色魅力是青年文化綻放的能量
青年文明號集體培養這一特定人群對社會的歸屬感，把不同年齡、不同類別、不同“身份”的職工融合成一個優秀的團隊，打造科室對青年的凝聚力、對人才的感召力、對患者的吸引力，把立足崗位與奉獻社會、服務群眾聯系起來，創新服務方式，樹立良好品牌形象。
1.對口周邊衛生院、社區攜手共同發展。深入農村和社區開展衛生服務下鄉、送醫送藥、健康宣教等活動，樹立青年文明號集體的良好社會形象，同時培養青年的社會責任感，提高溝通交流能力。
2.開展各自特色服務，優化服務流程，方便患者。我院門診化驗室開展義務上門抽血服務;婦產科面向產婦和家屬開展爸爸課堂;急診兒童輸液室開展激勵輸液法等等。
3.一流的技術和服務，打造了青年文明號的品牌效應，更讓許多患者看到了希望，燃起了勇氣。注重科室內部環境建設，為患者營造一個寬敞、整潔、舒適、溫馨的醫療診治環境。
（四）青年文明號“共同愿景”引領作用是青年文化傳播的動力
青年文明號集體擁有共同愿景：醫院建設成國際知名、國內一流的現代化醫院;科室建設成一流管理、一流技術、一流服務、一流效益、一流人才的臨床基地;為患者提供優質、高效、安全、滿意的服務，從而實現醫護人員的人生價值。
1.各創建集體注重培育和宣傳，在大力宏揚醫院“大醫精誠 以宏慈善”院訓的基礎上，結合科室特色提煉了各自的科訓，并通過院內標語、電腦屏幕、院報院刊等形式，擴大醫院、科室文化的傳播力度和影響力。
2.開展“醫德醫風標兵”、“最滿意醫生護士”評選，提倡宣傳“文明服務、嚴謹求實、團結協作”的良好職業風尚，樹立典型，相互影響。
3.引導集體青年崇尚健康高尚的文化追求，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幫助青年樹立牢固的精神支柱。營造快樂的讀書氛圍，開展讀書月活動，推薦《你在為誰工作》、《沒有任何借口》等優秀書籍，采取集體閱讀或個人學習的方式，并通過一次演講、一次沙龍、一個金點子來交流學習心得，提高文化鑒別能力與審美能力，形成積極向上的主流文化。
醫院青年文明號創建與特色青年文化建設關系十分密切，如何更好地把兩者互動結合起來，特別是實現青年文明號創建對醫院青年文化建設的積極作用，意義十分深遠。只有充分認識到發揮兩者互相促進、互相提高的作用，青年文明號才會青春永駐，醫院青年文化才能源遠流長，并最終更快地推動醫院的建設和發展，為提高醫院的核心競爭力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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