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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禮儀
中國人見面喜歡問對方姓名、年齡、單位及收人等。而西方人很討厭人家問及年齡與收入等個人私事。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對于別人的贊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并有一套謙虛之詞,像“慚愧”、“哪里”、“寒舍’,、“拙文’,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 you(謝謝)”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說“謝謝。”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說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著客人的面馬上打開并連聲稱好。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 yourself,Please(請隨便用)!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說:“慢走!”“小心點!”等。而西方人只說:"Bye bye(再見)!""See you next time(下次見)!""Good night(晚安)!”
二、服飾禮儀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場合通常穿保守式樣的西裝,內穿白襯衫,打領帶。西方女士在正式場合要穿禮服套裝。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環的習俗。
中國人穿著打扮日趨西化,傳統的中山裝、旗袍等已退出歷史舞臺。正式場合男女著裝已與西方并無二異。
國際社交場合,服裝大致分為禮服和便裝。正式的、隆重的、嚴肅的場合著深色禮服灘尾服或西裝),一般場合則可著便裝。
我國服裝無禮服、便服的嚴格劃分。一般地講,在正式場合,男同志著上下同質同色的中山裝,或著上下同質同色的深色西服并系領帶,配穿同服裝顏色相宜的皮鞋;非正式場合(如參觀、游覽等),可穿各式便裝、民族服裝、兩用衫,配額色相宜的皮鞋或布質鞋。
三、飲食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的飲食方式有很大不同,這種差異對民族性格也有影響。在中國,任何一個宴席,不管是什么目的,都只會有一種形式,就是大家團團圍坐,共享一席。筵席要用圓桌,這就從形式上造成了一種團結、禮貌、共趣的氣氛。美味佳肴放在一桌人的中心,它既是一桌人欣賞、品嘗的對象,又是一桌人感情交流的媒介物。人們相互敬酒、相互讓菜、勸菜,在美好的事物面前,體現了人們之間相互尊重、禮讓的美德。雖然從衛生的角度看,這種飲食方式有明顯的不足之處,但它符合我們民族“大團圓”的普遍心態,反映了中國古典哲學中“和”這個范疇對后代思想的影響,便于集體的情感交流,因而至今難以改革。
西式飲宴上,食品和酒盡管非常重要,但實際上那是作為陪襯。宴會的核心在于交誼,通過與鄰座客人之間的交談,達到交誼的目的。如果將宴會的交誼性與舞蹈相類比,那么可以說,中式宴席好比是集體舞,而西式宴會好比是男女的交誼舞。由此可見,中式宴會和西式宴會交誼的目的都很明顯,只不過中式宴會更多地體現在全席的交誼,而西式宴會多體現于相鄰賓客之間的交誼。與中國飲食方式的差異更為明顯的是西方流行的自助餐。此法是:將所有食物一一陳列出來,大家各取所需,不必固定在位子上吃,走動自由,這種方式便于個人之間的情感交流,不必將所有的話擺在桌面上,也表現了西方人對個性、對自我的尊重。但各吃各的,互不相擾,缺少了一些中國人聊歡共樂的情調。
四、中西方教育形式的差異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
(一)文化的產生及內涵
由于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生存環境、等不同, 導致了中西方語言存在著很大的差異, 從而出現了文化學習與交流的多種困擾因素。要了解和掌握兩種交際文化的差異,必須先從文化談起,按照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對“文化”所下的定義,“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
(二)表現
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Sapir在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一書中就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要真正掌握一種語言就必須了解這種語言的特定社會背景,中西方文化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差異
(1)西方人崇拜個人奮斗, 以個人取得的成就自豪。相反, 中國文化卻提倡謙虛謹慎。然而, 中國式的自我謙虛卻常常使西方人大為不滿。
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 No, no, my English is very poor.
這種謙虛, 在西方人看來, 不僅否定了自己, 還否定了贊揚者的鑒賞力。
(2)在西方文化中,與“自我”(self) 相關的觀念已經根深蒂固。如“self-absorption (自我專注 )、self-admiration(自我贊賞) 、self-cultivation (自我修養 ) ”等等 。西方社會盛行的是個體主義 (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自由 、不受約束。而中方文化強調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先國家,后集體,再個人,先利民,再利已” 的話語隨處可見。
2、社會關系的差別
(1)稱謂及稱呼:英語中的稱謂比漢語中要少得多。例如,cousin 一詞,對應漢語的表兄、表弟、表姐和表妹等。漢語把表親關系區分得非常嚴格,要說出性別,還要分出大小。而英語中的稱謂不多,除dad, mum, grandpa, aunt, uncle 等幾個常用稱謂,其它的幾乎不用。在英美國家,小孩子不把爺爺奶奶稱作grandpa和grandma,而是直呼其名,這在中國人看來有違情理且不禮貌漢語中的親屬稱謂有泛化使用的傾向,常用于非親屬之間:年輕人對長輩稱“叔叔”“阿姨”;對平輩稱“大哥”“大姐”。但在英語中,親屬稱謂不廣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們對母語是英語的長輩稱“Uncle Smith”“Auntie Brown”,對方聽了會覺得不太順耳。英語文化中只有關系十分密切的情況下才使用此類親屬稱謂且后面不帶姓,只帶名,如“Uncle Tom”。又如學生知道teacher的含義是“老師”,也就相應地把“王老師”稱為“Teacher Wang”。其實,英語中teacher只是一種職業;漢語有尊師的傳統,“教師”已不僅僅是一種職業,而成為一種對人的尊稱。由于這種文化上的差異,造成學生的簡單理解:王老師=Teacher Wang.此外還把漢語中習慣上稱呼的“唐秘書”“張護士”稱為Secretary Tang, Nurse Zhang, 英語國家的人聽起來感覺不可思議。英語中稱呼人一般用Mr., Miss,Mrs.等。
(2)在美國,父母以及未成年孩子,稱之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子女一旦結婚, 就獨立生活,父母不再資助子女。這種做法能培養年青人自力更生的能力, 但也疏遠了親屬之間的關系。中國式的家庭結構比較復雜, 傳統的幸福家庭是四世同堂,家庭成員互相依賴幫助, 密切了親情關系。然而, 這種生活方式不利于培養年青人的獨立能力。
3、社會禮儀的差異
中國人大多使用“吃了嗎?”“上哪呢?”來打招呼,這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親切感??蓪ξ鞣饺藖碚f,這種打招呼的方式會令對方感到尷尬,甚至不快,因為西方人會認為對方在詢問他們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們只說一聲“Hello”,“Morning!”或“Good Afternoon”就可以了。而英國人見面會說:“A nice day, isn’t it?”
在中國,菜的樣式千變萬化,又非常講究色香味的搭配。而歐洲人只講究其營養的搭配和保護。中國人殷勤好客,敬酒讓菜,西方人常覺得太過熱情。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 yourself, please! ”中國人送客人時常說: “再見, 走好??! ”“慢走”等。而西方人只說:“Bye! ”“See you later!”
4、社會習俗的差異
中西方人接受贊揚、祝賀時的反應也有明顯區別。中國人聽后會說一些謙虛之詞,而西方人則會毫不猶豫地說:“ Thank you”。根據西方人的習慣,當他們贊揚別人時,總希望別人以道謝或接受的方式作答,否則他們會誤解為對方懷疑自己的判斷力。而東方則比較謙虛、謹慎,即使心里非常高興,也不會坦然接受對方的贊揚。 又如發表學術文獻或論文,漢語文章的標題往往有表示謙虛的字眼。如“淺談…”、“試論…”等,而英語文章的標題常常直截了當,不加修飾,如“Science and Technology”(《科學與技術》) 。
5、生存環境方面
英語中與水產、航船有關的詞語非常多,如“ fish in the air (緣木求魚 )、an odd fish(怪人)、miss the boat (錯過機會)”等。漢語中這類詞語就少得多。原因在于英國四周環水,航海業發達,所以多此類詞語。而在中國只有沿海地區才有漁民結網捕魚,所以該類詞語相對較少。要表達“用體力負運東西”有:“扛、挑、擔、抬、馱”等。在英語中卻只有carry來泛指這個動作。漢語中我們會遇到“像老黃牛一樣干活”、“氣壯如?!钡仍~ ,英語中要表達同樣的意思,會說“ work like a horse, as strong as a horse”。
6、方面
漢英語言中涉及宗教的詞語數目龐大,如“天公”、“陰陽”、“菩薩”等。語言是思想的直接反映,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詞匯是兩個民族宗教觀念迥異的寫照。隋唐之前,儒道兩教在中國居統治地位,漢語中涉及宗教的詞語多與此相關,如“太極” 、“道”等;隋唐時期,佛教傳入,大量佛教詞語隨之而來,這樣儒、佛、道三教在中國占有絕對主導地位。隋唐時期,大量佛教傳入,大量佛教詞語隨之而來,其輪回報應的思想被儒道思想所接受并被消化。這樣儒、 佛、道三教在中國占有絕對主導地位。在英國,則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該教于597 年傳入英國。在隨后相當長的時間里,大量與此相關的詞語陸續匯入英語行列。這里既有古英語時期由拉丁語滲入英語的詞 、如angel (天使 )、monk (僧侶 ) 等,又有中古時期從法語借用的詞 ,如 religion (宗教) 、dean(教長) 等,還有現代英語時期從其他外來語中借來的大量的詞,結果英語中涉及宗教的詞語遠比其他語種來得多。
7、歷史典故方面
典故是每個民族日常交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們常常在不自覺間運用出于各自民族文化遺產的典故,比如中國人會說,"真是馬后炮"、 "原來是個空城計啊 ! " 西方人則會講 That all Greek to me.(我對此一竅不通。) 、He’s a Shylock (他是個守財奴) 。一談用典,對對方文化了解不多的外國人大多感到相當費解,顯然這是因為各民族以化遺產不同的緣故。中國人的典故多源于《紅樓夢》等古代四大名著、民間傳說神話以及中國傳統的體育娛樂項目,如象棋、戲劇等。前兩個例子一個來自中國象棋,一個來自《三國演義》。而西方人的典故則多出于莎士比亞戲劇和以后英美文學中的許多其他人物或名稱、希臘、羅馬神話、《圣經》中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傳統的體育項目,如美國的棒球、橄攬球等。后兩個英文例子便來自莎士比亞戲劇。
二、英語教學目的
英語教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學習、研究語言本身,還是掌握語言這個工具?英語教學的目的是要打好扎實的語言基礎知識,進行嚴格的聽、說、讀、寫訓練的基礎上,培養為交際初步運用外語的能力。而交際能力離不開對所學語言國家文化的了解,學習一種語言必須要學習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這就要求我們外語教師從第一天起,就要隨時注意讓學生了解和掌握東西方的兩種交際文化的差異,應把這種識別和介紹與語言教學同步進行,只有這樣才能培養我們學生真正具備交際能力。
三、在英語教學中融入文化教學
在學習、使用外語時,教師要培養學生具有文化意識,理解語言背后的文化蘊含。教師應適當拓展有關中西文化差異的淵源,以解釋這種差異的現象的由來。
(一)從英語詞匯中探究文化涵義
英語詞匯中積累了豐富的文化涵義,在教學中,我們要注重對英語詞匯的文化意義的介紹,防止學生單純從詞匯本身做評價??蛇m當擴展知識內容,順便講一些相關的外國風俗習慣等。
(二)教師鼓勵學生自發尋找和積累英語國家的文化素材
教師要給學生提供一些了解英語國家文化的途徑和渠道,如創造一個文化語言環境,開展一些語言實踐活動;可收集和利用一些有關英語國家的物品和圖片,讓學生獲得較為直觀的文化知識和風土人情;利用電影電視引導學生觀察英語國家的社會文化情況等。這些都有利于學生體驗和感受英語國家的文化,強化學習西方文化的意識,其用英語思維的能力也會相應提升。
綜上所述,語言是社會的產物, 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結晶。它凝聚著一個民族世代相傳的社會意識、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各方面人類社會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 使中西方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當大的文化差異。教師應了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 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 才能提高教育的效果和質量,使學生在實際生活中正確運用語言。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著很多差異,在英語教學中不能只單純注意語言教學,而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參考文獻
[1]鄧炎昌, 劉潤清. 語言文化即英漢語言文化對比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89.
【分類號】:J523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 是人類歷史和文化的結晶。它凝聚著一個民族世代相傳的社會意識、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等各方面人類社會所有的特征。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傳統, 使中西方在思維方式、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有相當的文化差異。語言是文化的載體, 直接反映著文化的差異。 拿日常生活來講, 如果認真地分析一下日常英語和漢語, 并試圖找出其中的差異, 我們就會對英語和漢語及其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社會交往的差異
1. 打電話
打電話的對話,不同的文化有著不同的規則。教師在教學中要提醒學生用以下常用語:“This is ××× speaking.”,而不是“I am ×××.”;要說:“Is that ××× speaking?”而不說:“Are you ××× speaking?”。談話結束時,英美人大多會說“Thank you for calling.”因為在他們看來,給人打電話一是要花錢,二是要花時間。中國人沒有說“謝謝你打電話來”的習慣,所以有時候會給英美人留下“無禮”的印象哦。
2. 社交禮節
由于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的不同,在社交禮節方面,英語國家和中國也有著許多的差異。如中國人見面經常說“你吃了沒有?”或者“到哪去啊?”等之類的問候語和客套話,而英語國家的人打招呼常用“Hello”, “Hi?!比绻磺宄h文化的差異,在見到外國朋友時用 “Have you eaten?”(你吃了么?),“Where are you going? (你要去哪里?)?!?打招呼就會帶來很多不便和尷尬。
3. 習俗
英國有句俚語,do as the Romans do.(入鄉隨俗)。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化在習俗方面差異也很大。如,當外國人向你贈送禮物時,你不當面打開,他會認為你不喜歡他的禮物;到外國人家做客,如太注重中國的餐桌禮儀,別人會認為你不喜歡他的食物。飲食習俗方面,到英美人家做客,菜要太多,吃不完留在碟子里是不禮貌的,所以寧可第一次少要一些,吃不飽,可大大方方地跟主人說“Oh,it’s delicious!”并再要些剛才吃過的菜。另外,當主人給你添菜或問你要喝什么時,你若過于客氣,就可能吃不飽,因為在英美兩國,一再問人家要不要食物,或是強塞食物給客人也是不禮貌的,在英美國家里,主人請客人吃喝什么,客人從來都很干脆,想要就說要,不想要,就說:“No, thank you.”在這方面,中國人往往是“言不由衷”的,明明肚子餓,嘴上卻說不餓;直到主人一請再請,客人才慢條斯理地“恭敬不如從命”。這也是很大的差異。
二、言談的差異
在中國,對別人的健康狀況表示關心是有教養、有禮貌的表現。但對西方人的健康表示關心,就不能按中國的傳統方式了。一個中國學生得知其美籍教師生病后,會關切地說“you should go to see a doctor!(你應該到醫院看看)?!辈涣?,這句體貼的話反而使這位教師很不高興。因為在這位教師看來,有病看醫生這種簡單的事情連小孩都知道,用不著任何人來指教。如果就某種小事給人以忠告,那顯然是對其能力的懷疑,從而大大傷害其自尊心。中國人在飯桌上的熱情好客經常被西方人誤解為不文明的行為。因西方人認為:客人吃多吃少完全由自己決定,用不著主人為他加菜添酒,而且飲食過量是極不體面的事情,因此客人吃飯后,主人不必勸他再吃。一位美國客人看到中國主人不斷地給他夾菜很不安,事后他抱怨說“主人把我當豬一樣看待。” 中國人路遇熟人時,往往會無所顧忌地說:“啊呀,老兄,你近來又發福了!”或者以關切的口吻說:“老兄,你又瘦了,要注意身體啊!”而西方人若聽你說“you are fat(你胖了)”或“you are so thin(你又瘦了)”, 即使比較熟悉,也會感到尷尬和難以作答。
三、社會禮儀的差異
中國人見面喜歡問對方姓名、年齡、單位及收入等。而西方人很討厭人家問及年齡與收入等個人私事。中國人路遇熟人總愛寒暄道:“吃飯了嗎?”“到哪兒去?”“上班呀?”等。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有禮貌的打招呼用語,而若你跟西方人這樣打招呼“Have you had your meal(吃過飯了么)?” “Where are you going(你去哪兒?。??”他們則會認為你想請他吃飯或者干涉其私事,會引起誤解。西方人見面,通常招呼道:“Hello(嗨)!” “How do you do(你好)!”“Nice day, isn't it(今天天氣很好,不是么)?”對于別人的贊揚,中國人通常表示謙虛,并有一套謙虛之詞,像“慚愧”、“哪里”、“寒舍”等。而西方人總是高興地回答“thank you(謝謝)”以表接受。中國人用“謝謝”的場合較西方人少,尤其是非常親近的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不常說“謝謝。”而西方人整天把“thank you”掛在嘴邊,即使是親朋好友和家庭成員之間也常如此。中國人收到禮物時往往放在一邊,看也不看(生怕人家說貪心)。而西方人收到禮物時要當著客人的面馬上打開并連聲稱好。中國人殷勤好客,一杯杯地斟酒,一遍遍地上菜,客人不吃不行,不喝也不行,使西方人覺得難以對付。而西方人的習慣是:Help yourself,Please(請隨便用)!中國人送客人時,主人與客人常說:“慢走!”“小心點!”“再見,走好啊!”“你們進去吧!”“請留步”等。 而西方人只說:“Bye bye(再見)!” “See you next time(下次見)!” “Good night(晚安)!”
四、餐飲禮儀的差異
中國人有句話叫“民以食為天”,由此可見飲食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國人將吃飯看作頭等大事。中國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過了對營養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營養反而顯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飲食比較講究營養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種科學的飲食觀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營養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們的飲食多是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講究味的享受。在餐飲氛圍方面,中國人在吃飯的時候都喜歡熱鬧,很多人圍在一起吃吃喝喝,說說笑笑,大家在一起營造一種熱鬧溫暖的用餐氛圍。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會上,中國人在餐桌上并沒有什么很特別的禮儀。而西方人在用餐時,都喜歡幽雅、安靜的環境,他們認為在餐桌上的時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禮儀,不可以失去禮節,比如在進餐時不能發出很難聽的聲音。
中西方的語言文化有著很多的差異,存在著很多分歧,其中的很多習俗也產生了很多笑話。中西方的文化存在著很多差異,要求我們必須加強語言的文化導入,重視語言文化差異對語言的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在實際中正確運用語言。
不同的文化中的相同點就是這些都為人類的文化發展歷程,這些東西文化的差異不能說誰優誰劣,這是客觀形成的,它們的存在必將引起人類文化的繼續發展,在當今世界,任何民族和國家都不可能丟掉或擺脫自己的傳統文化。因此,來自外部的強加或內部的叛離,都不利于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只要平常交往中, 注意觀察、對比、分析, 相信差異的存在并不會妨礙我們之間的正常交流與合作。
參考文獻
【1】 鄧炎昌,劉潤清,《語言文化即英漢語言文化對比》外語教育與研究出版社,1994。
2家庭觀念不同產生的中西方文化禮儀差異
西方家庭結構較為簡單,基本為“父母———孩子”的二元結構,多數老人在經濟獨立或者有自理能力時采用分開居住的方式,老人更愿意從精神和榮譽上給年輕人以指引,而很少從金錢、體力上給年輕人以幫助。而青年人認為自己代表著希望,如果跟老年人長期住在一起將會在榮譽、自尊、能力方面受到損害,因此也不會輕易組成老少幾代、親戚朋友的大家庭,這是西方社會的文化特色,同時也產生了西方文化禮儀的特點,對于西方家庭,成員被視為平等的主體,每個人有平等的發言權,因此,可以看見西方的孩子直呼祖父母的名字,而這一點在中國無疑是大逆不道的行為。中國人的家庭觀念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才是家庭幸福和家族興旺的標志,在情況允許的情況下,中國家庭的結構屬于“老人———子女———孩子”三元結構,家庭成員在一起居住和生活,在家庭中年輕人對老人的尊敬和服從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家庭尊重老人的經歷、付出和指揮,老人在家里有特殊的榮譽和特權,特別是在經濟活動中,中國家庭有彼此支持和相互依賴的特點,這使得中國家庭更加重視自身的修為,避免因自身的不足和缺失,給整個家庭的其他成員帶來損貶,這就使中國家庭成為成員共同認可的單位,因此,中國家庭具有更為強大的生命力和榮譽感。反映在中國文化禮儀上,中國更加注重“尊老愛幼”,遵循在禮儀上突出秩序,在秩序上強化尊重。
在21世紀,經濟全球化不只是局限在市場經濟中,還滲透到人們的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作為一種世界性的藝術,電影在各國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也日漸凸顯出來。而隨著西方電影的引進,尤其是美國電影的進入,讓我國的電影翻譯工作受到了人們廣泛的關注。電影是將多種藝術手段融為一體,傳播文化,抒發感情,展現出社會形形的文化生活,讓觀眾在精神上得到享受。隨著各國家地區人民文化交流的頻繁,電影翻譯起到的文化傳遞的作用是十分明顯的。由于每部電影都承載著原國家的民族文化內涵,因此在電影翻譯中我們經??梢钥吹轿幕町惖捏w現。所以我們要盡可能地保持原國家的語言與文化,要盡量翻譯出原文的內涵,并且被我國觀眾更好地理解,而這些是我們翻譯工作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方文化的審視
隨著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加強,許多研究學者都提出了“和而不同”的國家相處原則,也就是說不同地區的民族可以堅持著自己民族的特征與習慣,但是又不能相互獨立存在。曾經以色列學者提出的社會多元化理論詮釋了這種民族文化共存的局面,認為全球的文化能夠相互交叉與部分重合,具有相互依存的關系。
由于我國是一個具有多民族的文明古國,傳承著幾千年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在清朝末年,清政府推行閉關鎖國政策,讓中國的傳統文化在被動的局面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頻繁交流。清政府通過翻譯來與西方國家進行文化交流,斯皮瓦克說過,“如今的后殖民評論家難以回避的兩大難題:既要去擺脫了傳統西方模式的影響,還需要達到非邊緣化的目標,那么西方國家的惟一選擇就是通過自身的語言與西方的解構策略來減少西方殖民主義國家的文化霸權。
不管是各民族之間的邊緣文化抑或是中心文化,在如今的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都存在著互相交流與溝通的需求,這是發展民族文化的惟一途徑。新時期許多西方國家將自己的文化侵入中國,這對我國傳統民族文化進行了猛烈的撞擊。而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局面下,翻譯工作也成為兩種文化交換的重要途徑,例如漢語中出現的許多外來詞匯,可口可樂(Coca cola)、貓(modem)、模特(model)等,涉及各種領域。
美國文化學家Gutt的翻譯理論認為,翻譯能夠依靠“不同語言的相似性”,然而我們在翻譯中的許多語言并沒有太多的相似性,差異的地方偏多,所以研究學者認為,如果直接翻譯來保存源語言中的全部語言特征的結果就是“保存源語言特征來讓翻譯者為讀者引導原來交際者想表達的交流線索”。
二、電影翻譯中的文化差異特征
隨著電影藝術的發展,電影翻譯工作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而翻譯的主要任務就是能夠忠實地去表達原來電影中的內容與內涵。而新時期中西方大規模的電影文化交流趨勢也讓我國的電影翻譯工作面臨了巨大的挑戰,電影翻譯是否恰當得體,能否讓觀眾們容易理解電影內容顯得十分重要。而中西方國家觀眾的不同審美觀念直接影響了翻譯工作的形式,電影的翻譯工作不只是普通的文學翻譯,而且是一種藝術的再創造過程。我們要針對觀眾來再現原電影的審美效果,并且符合接受國觀眾的審美理念與文化特征,進而獲得最佳的審美效果,讓觀眾流連忘返。
(一)電影中的審美價值及特征
人們的審美活動包括思維、情感等多種活動,而電影翻譯作為電影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與審美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翻譯工作就是審美活動,包含了一定的審美價值。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導致兩地區的受眾也存在著一定的審美差異。中國傳統文化是以無為本,認為一切美感都是與生活相聯系的,美學理念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人們在生活中就能提煉出美感。而西方國家是以有為本的,認為審美是要在生活之上,與社會生活具有明確的界限,而這種審美理念是中西方文化存在差異的核心之處,我們應當去把握住這種精髓來研究電影翻譯工作。
在我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上映的英國電影Red Shoes被翻譯成《紅舞鞋》,這部電影主要講述了英國的一個跳芭蕾的女孩難以對事業與愛情做出正確的選擇,只得選擇結束生命的悲劇。雖然我國翻譯工作者翻譯成《紅舞鞋》,能夠準確地翻譯出電影名稱,但是卻難以看出深刻的寓意。到了80年代后期,人們將Red Shoes翻譯成《紅菱艷》,翻譯者將英國女演員的紅色的舞鞋比喻成為我國受眾都知道的紅菱,因為紅菱雖然生活在污濁的泥塘中,但是卻冰清玉潔,嬌艷動人,尤其是紅菱彎彎的角,就像是我國古代女性悲慘的三寸金蓮,而這與電影主題不謀而合,可以說《紅菱艷》比《紅舞鞋》更加能夠體現出這部電影的內涵與意境美。風靡一時的美國電影Home Alone被我國翻譯者翻譯成為《小鬼當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小鬼是大人對孩子的昵稱,表現出大人們對聰明伶俐、智勇雙全的小孩發自內心的喜愛,而電影中敢與歹徒斗智斗勇的小歐文正是符合小鬼的形象?!爱敿摇敝傅氖且粋€人能夠領導全局,而電影中的小歐文一個人在空蕩的房間中與兩個歹徒斗智斗勇,就像是一個勇敢的大當家的形象。所以電影《小鬼當家》將名稱與內容統一起來,并且蘊含了我國豐富的文化內涵。
電影藝術是生活的再現,因此電影名稱也包含了許多民族文化元素,我們需要遵循審美原則與文化原則,在翻譯工作中盡可能地還原原國家的文化信息,并且用最為貼切的形式來對受眾傳遞。如今電影翻譯工作作為新的文學藝術形式,用自身獨特的審美理念讓更多的優秀的電影跨出國家的界限,讓全世界的觀眾享受了視覺的盛宴,推動了全球的電影藝術發展。
(二)翻譯工作的表達差異性
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還表現在人們的表達與思維方式方面,中國人注重句子之間的意合,靠詞語的順序來表現內容;而西方國家的人們注重句子的形合,語句的結構嚴謹,具有較強的邏輯性。曾經著名的翻譯學家傅雷說過,“中國人與西方人的思維形式具有基本的分歧,中國人習慣綜合考慮問題,重視語句的暗示、歸納與含蓄,而西方人注重分析,唯恐語句中缺少邏輯性”。雖然中西方的語句中都是基本的主謂賓結構,但是由于不同國家的思維差異性,所以在基本的句子結構形式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到英文語句的結構緊湊,詞語之間的關系都會明確地表達出來,會使用較多的銜接詞語。而漢語的句子多數簡單明了,句子松散。動畫電影《花木蘭》詞就具有這些特征:
1.Guard:Were under attack!Light the signal!有人偷襲,快點烽火。
2.Guard:Now all of China knows youre here.全中國馬上傳遍了警報。
電影中的臺詞十分簡單,表現出故事情節的緊迫感,句子中“我們遭到了襲擊,馬上點信號!”被翻譯成“有人偷襲,快點烽火。”翻譯成這種四字的短語,并且加上了“快”字,突出了現在情況的緊急,并且讓詞句節奏對稱,而且將信號翻譯成烽火,讓我國觀眾迅速理解。在句子2中,如果我們按照英文直譯成“現在全中國都知道你來了”就顯得力度欠缺,并且難以符合士兵堅毅勇敢的特點與形象,所以翻譯成“全中國馬上傳遍了警報”就顯示出果斷的語氣,并且符合電影表現的內容,還符合漢語的特征。
(三)電影翻譯中不同文化的差異性
不同的語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內涵與背景,承載了這個國家地區的民族文化,許多地區的語言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信息,而不同地區的人們很難去理解其他地區的語言,所以我們正確翻譯帶有地區文化的語言信息就成為電影翻譯工作的核心任務。由于不同國家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習慣,而這些不同的習慣都直接影響到語言的使用方式,中西方觀眾存在著文化方面的差異,所以我們翻譯工作者要盡可能地幫助觀眾去理解電影中蘊涵的文化元素。英國電影《魂斷藍橋》在片頭出現這樣的配音:
Announcers Voice:At 11:15 this morning,the Prime Minister,speaking to the nation from Number Ten Downing Street,announced that Great Britain is at war with Germany.
翻譯1:廣播員聲音:在今天上午十一點一刻,首相在唐寧街十號對全國群眾發表了講話,宣布了英國與德國正處于交戰的狀態。
翻譯2:廣播員聲音:在今天上午十一點一刻,首相在英國首相府邸唐寧街十號對全國群眾發表了講話,宣布了英國與德國正處于交戰的狀態。
我們可以看出,第一個翻譯能夠翻譯出原來電影畫外音的表面意思,但是對于唐寧街十號并沒有進行背景性的補充說明,許多中國觀眾不了解英國文化就會莫名其妙。而翻譯者在第二個翻譯中對唐寧街十號進行了地理文化的補充,讓觀眾們了解到唐寧街十號指的是首相府邸,就能夠更方便地理解電影內容。
三、結語
由于不同國家社會文化的差異,所以在電影翻譯中必定會受到不同文化的制約,因此在電影翻譯中會深深印上社會文化的烙印,凸顯出中西方文化差異。而在這種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記錄了社會的變遷與傳統文化的發展與傳承。當前我國電影事業也在不斷地發展,西方諸多優秀電影也不斷引入我國,因此會帶來更為激烈的文化差異的撞擊。我們翻譯工作者要融合兩種不同的文化,立足于我國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在理解外國電影中的文化后與我國傳統文化相融合,才能夠做好具有藝術性的電影翻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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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信息技術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并且相互滲透融合。而不同國家的人民也紛紛走出國門,體驗不同的文化差異帶來的新奇與快樂。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化和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同文化的碰撞除了帶來新奇的感受,也帶來了文化上的沖突。所以,了解各種文化之間的文化,避免文化沖突,在跨文化交際中具有重要意義。下面就從中西方文化差異上談談跨文化交際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交往原則和交往模式的差異
在東西方跨文化交際中,最典型的差異就是中國的集體主義觀念和西方的個人主義觀念。在中國,人們對于集體有著非常強的歸屬感,一切交際活動都從此出發,中國文化向來也都是將家、國、天下放在首要位置,在危難時刻,個人甚至能夠為了集體犧牲一切。但是西方的每個人都認定自身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交際的出發點也是個體本位,強調個人潛力、個人利益和個人目標。西方文化極力維護個人財產利益,鼓勵人與人相互競爭。
在中國,人際交往中具有強烈的表面性,重視“面子”,衡量人際關系的標準是“不分彼此”,“同甘共苦”是傳統美德,屬于情感類的交往方式。而在西方,人們交往時更看中實用性,只要有利益需求就是朋友,人與人交往時,提倡AA制,公私分明,而且,西方人極其注重個人隱私,屬于“工具類”交往方式。
二、交際時間取向的差異
交際時間的差異是指雙方的時間觀念不同。中國人的祖先在土地上年復一年的重復著勞動,使得大部分的中國人都養成了重視過程的思維模式。而西方人則對時間的順序有著偏執的強調。舉個例子,在寫信這件生活小事上,中國人習慣將地址寫在前面,而且按照屬于與被屬于的關系從大到小排列,收件人姓名寫在后面;但是在西方恰恰相反,需要將收件人姓名寫在前面,地址按照屬于與被屬于的關系從小到大排列。
中國人做事喜歡尋根究底,并且對過去的事物懷有強烈的尊敬與懷念,喜歡從已經過去的事情中尋找教訓與方法,尊崇祖先與老人。對中國文化影響最大的道家文化與儒家文化也都追崇尊重傳統、回歸自然。這種文化現象使中國人形成了追求統一、穩定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從一方面上講,也有消極的意味,會導致辦事效率低下。西方人對于時間始終有一種緊迫感,認為人可以征服自然,奮斗就能改變命運,變革就意味著進步。這種觀念也使得西方人極少看中舊事物。比如在中國,“老”象征著智慧、資歷和權威,在西方,“老”就表示體力與能力的衰弱。
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缺乏緊迫感,萬事“慢慢來”,體現在具體交際上就是很少提前預約、遲到等,“急”在中國人眼里是一種毛病。西方人對時間看得很重,往往會對有限的時間做出緊密的安排,做到時間效益的最大化,社會、生活都要按照時間準確執行,遲到會被看成不守信的表現。
總的來講,西方人的時間關鍵具有計劃性、辦事效率高等優點,中國人的時間觀念靈活性強,并且具有自由性。
三、交際語言的差異
交際語言的差異是跨文化交際中最直接最明顯的差異。不同的語言對于相同的事物具有不同的表述方法和表達風格。比如在口語交際方面,西方人非常直接,中國人往往含蓄地表達自身的愿望,利用環境分為對交際信息進行補充是中國人的特長。這種交際口語的差異是中西方不同的歷史背景和生活氛圍造就的。中國人注重集體,時間久了相互之間就能產生默契,往往不用說話就能被對方得知想要表達的內容,并且歷史上許多政治運動也使得中國人相信“禍從口出”“言多必失”;而在西方,無論在什么場合,交流都是直奔主題。
在書面交際方面,漢語崇尚含蓄與意境,往往會多出一種言外之意,屬于意合語言,在使用時,多種修辭手法和句式運用使得邏輯關系被隱藏起來,整體上有很強的模糊性和多樣性。西方語言則以句式的結構嚴謹、邏輯性強著稱,屬于形和語言,在使用時,多注重各類詞語在形態上的變化,主從時態分明,用嚴密的形態表現語意信息和語法范疇。
四、結束語
不同的文化背景產生了不同的交際風格,但是這種風格差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隨著經濟、藝術、文化甚至婚姻的不斷交融,已經越來越小。在跨國文化交際中,站在對文化差異寬容和認同的立場上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部分,才能真正實現中西方文化的平等交流。
【參考文獻】
羅馬時代的藝術趣味十分繁雜,但缺乏哲學思辨。無論是賀拉斯還是西塞羅、昆提連、普盧塔克,其“詩論”思想均缺少深刻的哲學思考或邏輯背景。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公元3世紀的普羅提諾。普氏一方面向上銜接了古希臘的思辨傳統,同時又把這一傳統(主要是柏拉圖的思想)帶進了新的時代———中世紀。中世紀的“詩學”思想可以區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的“詩學”基本上是以基督教的極端形態復述了柏拉圖的文學觀念:除了《圣經》“文學”和贊美詩,世俗的文學幾乎就是鄙俗欲望和誘惑的代名詞,是不配在基督教的“理想國”里留駐的。在早期基督教思想家看來,“詩”,特別是“戲劇”,是“弄虛作假”的“偽造物”,而上帝絕不喜歡任何虛假。德爾圖良(Tertullian,約160-約220)對戲劇的指控非常具有代表性:“在上帝的眼中,一切偽造都是不正當的。偽造聲音、性別和年齡的人,偽造愛、恨、嘆息和眼淚的人,都無法得到上帝的贊許,因為上帝判定一切偽善都是有罪的。上帝的法規宣判,男子穿女子的衣服是應該詛咒的;那么,上帝如何審判扮演女子角色的男演員呢?”瑏瑣在這樣的時代,當然不會產生專門討論文學現象及其規則的詩學或詩藝著作。不過,對世俗文學持憎惡、拒斥的態度,不等于完全否認中世紀也有其文學觀或詩學思想。姑且不說公元1世紀猶太人斐洛(PhiloJudaeus,約公元前20—公元50)通過寓意解經(Allegory)所生發的“文論”見解。即使是堅持以宗教宰制文學的圣奧古斯丁、波愛修、圣伯爾納,他們的著作中同樣蘊含了不少獨特的“詩學”思想。而從12世紀開始的中世紀后期,一方面由于世俗精神日益侵入宗教領域,另一方面由于阿拉伯和亞里士多德之影響的推動,探討寫“詩”之“技藝”的“詩學”或“詩藝”著述不斷涌現,蔚然成風。瑏瑤按照一般的看法,近代意義上的“小說”在15世紀便已產生了,然而對于它的理論總結卻一直沒能包含于“詩學”之中。在“文學”的理論方面,仍然是以“詩”(啟蒙時代以后,“抒情詩”已擠入最重要的文類之列)的研究為正宗。同時,18世紀“美學”在德國興起,標志著哲學向感性領域的“入侵”?!懊缹W”把一向屬于詩學核心領地的“文學”本質、規律以及“形式”要素攫為己有,而使“詩學”淪為狹義的“詩歌”分類學。這一狀況直到20世紀20年代“俄國形式主義”思潮出現后,才算有了根本的改變。這一改變其實應該追溯到索緒爾,在其劃時代的著作《普通語言學教程》中,對語言做出了全新的定位,并以幾組具有二元對立性質的功能關系對語言的結構進行了系統的詮釋。其中,與本文題旨最為相關的一組關系便是關于符號之縱向聚合(paradigmatic)和橫向組合(syn-tagmatic)的劃分;“形式主義者”雅克布森把它們分別和兩種基本的文學修辭手法———隱喻和轉喻對應了起來,從而促成了語言學向詩學的轉化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此外,索緒爾的共時語言觀還直接造成了俄國形式主義的“形式主義文學觀”。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概念正是在此基礎上才具備了誕生的可能。而索緒爾關于“聽覺形式的能指是于時間之中展現出來”的理論(即符號、句子和話語首先是敘事性的),則強有力地推動了形式主義者(包括后來的結構主義者和解構主義者)對敘事性文學(民間故事、小說等)的關注?,伂忂@些新的方式不僅僅對“詩”才有效,而是可應用于一切“文學(語言的藝術)”門類,所以此種“詩學”實為廣義之文學理論的代名詞。正因此,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伊始,“小說詩學”、“戲劇詩學”、“電影詩學”等用法才大量地涌現了出來。綜上所述,西方古典文化中的“詩學”一詞,主要指“詩”(史詩、酒神頌、戲劇、韻文體的寓言等)之創作技藝及原理功能研究;20世紀以后,由于“形式主義”文論家的努力,它才被用于指稱廣義的文學理論,即對一切語言藝術的理論總結和研究。
2.“詩學”一詞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的基本蘊含及現代轉換在古代中國,“詩學”一詞主要有兩重含義:一是專指《詩經》研究,二是泛指一般詩歌的創作技巧和其他理論問題的研究。《詩經》早在先秦時期便被稱為“五經”之一,西漢以來則成為官學,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資源,故《詩經》研究的“詩學”實屬經學,與《易經》學、《尚書》學、《春秋》學、“三禮”學等并行于世?!对娊洝穼W可上溯至先秦時代,研究歷史十分悠久,但是“詩學”一詞的直接使用可能遲至唐代才開始流行?,伂愄茟椬谠腿辏?08),李行修撰有《請置詩學博士書》的奏章,認為《詩經》具有“端本”、“垂化”、“兼聽”、“興古”之四重功用,故宜再置詩學博士以為當世立教。此后,專指《詩經》研究的“詩學”一詞經常出現于文人筆下?!霸妼W”的第二重含義則較晚出現。該含義“詩學”的最早記載出自晚唐詩人鄭谷所作《中年》一詩,內有“衰遲自喜添詩學,更把前題改數聯”一句。這里的“詩學”是指一般的詩歌創作技巧,與《詩經》學的內容全然不同。唐代開始以詩取士,詩歌創作的地位自然跟著提高了;故不只“詩格”、“詩式”、“詩法”之類關于詩歌創作技巧和詩歌自身特征的著作大量出現,而且這一風氣還直接催生了“詩學”一詞。宋代之后,此詞開始流行,并在使用頻率上遠遠超過了第一重含義。檢索《四庫全書總目》等資料,可以發現元明時期還產生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作,如較早的有元代“四大家”之一范槨的《詩學禁臠》(1卷),而同為“四大家”之一的楊載則在其《詩法家數》(1卷)中列有“詩學正源”一條。明代有黃溥的《詩學權輿》(22卷)、溥南金的《詩學正宗》(16卷)、周鳴的《詩學梯航》(1卷),等等。明人晁瑮所編的《寶文堂書目》、徐惟所編的《紅雨樓書目》、趙用賢所編的《趙定宇書目》中,也都收錄了不少題名“詩學”的著述??偫ǘ裕诙睾x的“詩學”一詞包含了下述幾層意思:一是指一段時期內詩歌創作的總稱。如毋逢辰于大德十年所撰《王荊公集序》說“詩學盛于唐,理學盛于宋”,大詩人元好問多次指出“貞祐南渡后,詩學大行”瑏瑧、“貞祐南渡后,詩學為盛”,瑏瑨等等。又如,清代魯九皋著《詩學源流考》,所論自戰國至晚明的詩學變遷,其實正是歷代詩歌的源流變遷。而上述“詩學”一概都是此意。二是指詩歌的創作實踐與技巧。如南宋蔡夢弼著《杜工部草堂詩箋》稱杜甫詩為“五百年”之“詩學宗師”,清人畢沅《杜詩鏡銓序》評價杜甫詩“集詩學之大成,其詩不可學,亦不可注”,指的便是這層意思。這也是歷代文人所云“學詩”之“學”的主要內涵。三是指對詩歌自身的理論研究。正如“詩格”、“詩式”、“詩法”之類的著述,“詩學”的這層含義的主旨本為探討詩歌的創作問題,但在發掘主旨的同時也涉及了詩歌自身的特點和規律,故只是附帶談到的“一部分”?!对娊洝穼W的對象當然是《詩經》,而一般意義上的“詩學”的對象也是一般意義上的“詩”。明確地說,就是指文人所創作的五七言詩體,即它并未把賦、詞、曲等其他韻文形式包括在內。20世紀以來,由于西學大量涌入,盡管有些學者仍然是在傳統意義上使用“詩學”一詞(如黃節于1922年出版的《詩學》一書,其所指與魯九皋《詩學源流考》一脈相承,也是敘述歷代詩歌的創作演變),但是多數人在使用此詞時已注入了新的內涵。如楊鴻烈的《中國詩學大綱》(商務印書館1928年出版),內容包括中國詩的定義、起源、分類、結構要素、作法、功能、演進等方面。另如,江恒源的《中國詩學大綱》(大東書局1928年)、范況的《中國詩學通論》(商務印書館1930年),其內容則包括了詩歌的體制、作法、基本理論等方面。這些著作均含有較自覺的理論意識。此后中間經過大約40年的停頓,自1970年代開始,“詩學”著作又陸陸續續出現了。先是臺灣學者的著作,如黃永武的《中國詩學》(巨流出版社1976年)、程兆熊的《中國詩學》(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接著是大陸學者的更多著作,如陳良運的《中國詩學體系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王先霈的《中國詩學通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余藎的《中國詩學簡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等等。與傳統“詩學”著作主要強調詩歌的創作與技巧不同,上述著作所注重的都在詩歌的理論方面。
有學者提出,這一內涵只是“詩學”的一部分內容,“中國詩學”應包括詩學文獻學、詩歌原理、詩歌史、詩學史和中外詩學比較五個方面的內容?,伂摵茱@然,這里的“詩學”還只限于“詩”的體裁,未曾包含小說、戲劇等,故仍屬狹義的詩學范圍。在中國文化語境中,用“詩學”來指稱廣義的文學(語言藝術)理論,從而達成其蘊含的現代轉換,這是在比較文學學科進入中國文化語境之后才發生的。3.作為“文學理論”的詩學及其在中西文化系統中的“知識”定性與定位以詩學來指代“文學理論”,很顯然是近代便已發端、而后日益得到強化與普及的“知識”西方化的一個結果。毋庸置疑,現代中國的知識體系,其分類、定性以及架構的方式完全由西方提供。這一局面,短期內是無法改變的。我們能夠做的,便是努力爭取在西方的構架視域下重釋古代的傳統,使之在追求分界明晰精確之現代知識的洗禮中得到新的展現———也許這是更加醒豁的展現。那么,何謂廣義的詩學呢?就其字面含義來說,可以界定為“關于一個文化系統里面的詩性言說之研究”?!霸娦缘难哉f及其研究”就是詩學在文化系統中的基本“知識”定位。但若要進一步追尋“何謂詩性的言說”(如九繆斯的各自屬性,實與詩性的功用相關),則必須弄清楚詩學的“他者”。按照西方的經驗,這個“他者”就是“哲學”?!罢軐W”的內核是什么?就是概念的思維以及由概念關系組成的各種命題世界。詩學的邊界,即由此一“他者”劃定?,偓娨韵略噺呐c“哲學”的諸重差異來尋求“詩學”的邊界:其一,哲學思維追求普遍性(要求擺脫具體性和個殊性),是概念的思維;而詩學的對象是個殊性的事物(主要內涵是鮮明生動的語言形象及其獨特個性化的呈現方式),故詩學作為“理論”具有顯而易見的雙重性與中介性:一方面要求使用概念來追尋普遍共性(擺脫個殊性),另一方面思維的對象恰恰就是個殊性。所以,詩學是一種具有詩性內涵的概念化思維。其二,哲學的思維由“靈魂”中的理性部分來掌管,思考的對象則是“實體界”(概念、范疇、命題構成的抽象世界、“真實界”);“詩人”的領地被劃定在“與真理隔了兩層”的感性領域(經驗世界),變化不居,長期被哲學排除在對象之外?!霸娙恕闭f話,無法自作主宰(自主是理性的特權),他們必須被奪走了理智才能夠代神說話(柏拉圖);而亞氏重新給予詩人的理智也只能限于用韻律、節奏或形象去“摹仿”必然或可然的事件(action),而非用概念來揭示事物的因果關聯??傮w而論,“詩人”要服從“哲學家”的管教。其三,哲學的思維方式是因果關系(就古希臘而言,尤其是指基于幾何學的因果推理關系);而詩性思維是類比關系。前者是線性的時間先后關系;后者是共時的空間并存關系,依賴想象、聯想、隱喻、形象、幻象、虛構或比興等方式將構成世界的諸因素聯結成一整體。
其四,哲學的核心(理想)是求“真知”的認識論。“真知識”是清楚明晰的,不容含混與爭議,所以哲學的思維首重“界定”:在求知之前,必先劃定邊界(定位)、確定對象與范圍。詩學的核心是“求美”(延伸地說,亦可以“美”求“善”),它的“對象”往往是鮮活靈動的生命整體,彼此之間難以進行部分與整體的范圍分割;一旦予以切割(如用顯微鏡透析樹之葉片),則從顯微鏡所獲取之葉片的“知識”與作為樹之整體的“美”之間勢必喪失原有的生命關聯(不再構成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其五,哲學的言說以概念和命題為樞紐,因果推導或辯證思維是其展開的主要動力,所以,即使是對話體或詩體的哲學,其形式特征與語言策略也與“詩學”有鮮明差異。相比之下,“詩”(廣義)的語言策略更加偏重形象思維或直觀領悟,以富有節奏感、韻律感、色彩感的語言來“觀物取象”是“詩人”的獨特天賦。很顯然,上述歸納奠基于哲學與詩學的對抗關系(這一關系在西方的文化與思想演變脈絡中起伏穿插,從未真正消停過)。瑐瑡應該指明的是,中國古代沒有西方式的“哲學”,在中國的傳統中也找不出“文學”或“文論”的對抗性的“他者”———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其他的什么“學”。如最具有文學性的《詩經》長期就是經學———現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而最具藝術性的音樂和舞蹈則與禮儀同構成為禮樂制度的重要內容。先秦乃貴族宗法社會,宗族是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集體的我”),宗族之內等級森嚴,需要最嚴格、最繁復的禮制才能維持其秩序,但在知識領域卻未曾建構出上下高低有別的層序系統。作為“知識形態”的王官之“四教”或“六教”,其內容各異,相互補充,彼此沒有高下之別。
諸子之術興,始有嚴整精密的體系之言,其中各自皆有總持全局的綱領與樞紐(如儒家之仁義、道家之自然、墨家之義利),但此綱領與樞紐之體(總德)并非超絕于眾德之上,而自成一孤懸純粹之“一”(如前述西方文化之元素、原子、原型等等)。相反,即凡即圣、體用合一、道器不離、通變相隨,是先秦學術與思想的共同儀軌(將兩者關系處置得恰到好處,便是時中);總德與眾德之間,也是類似的關系。故先秦時期諸子之相互爭訌,往往只辯其是否整全(合乎天道)與偏曲(偏離天道),而不論其知識性質(思維層次)之高下優劣。與此相應,中國的“詩學”與“哲學”(“文”/“道”)關系,雖然亦有以道立文、道“干”文“支”之序次(原道、宗經、征圣以及“文以載道”、“依經立義”諸命題皆緣于斯),但是兩者之間并無思維品格上的優劣之辨,相反,中國古人常常追求兩者間彼此渾融合一。這種合一就是文與道的整全,否則就是偏曲(“文人”之所以被賦予貶義,就是指處于有“文”而無“道”的偏曲狀態)。從文道合一的角度,我們甚至可以斷言,中國的“哲學”同時也是“詩學”的,道家如此,儒家如此,其他諸家也都是如此。認識到這一點,我們還怎樣讓中西詩學之間展開有效的對話?還是只能聽憑雙方獨自顯現、各說各話?如前所述,以西釋中是我們這個時代無法回避的宿命。可以說,如何應對西方與傳統,是中國文化現代轉換的一體兩面:中西文化互為“他者”的相互否定與相互肯定,能夠推進并促成中國文化的重新建構。詩學亦然,因為詩學與文化本來就盤根錯節、相互交纏。因此,倘要使用西方“詩學”觀———借助哲學的“他者”所建構的廣義文學觀———來重敘中國古代詩學,就需要把古代知識系統的構成要素、性質功能以及結構關系做全盤的重整與重釋。
二、比較詩學方法論的若干問題反思
詩學層面的中西比較由來已久,但學科意義上的比較與建構應該始于現代?,偓嵶酝鯂S以來,中國學者在這一領域的艱苦探索已經締結出豐碩成果:錢鐘書的《管錐編》以及一系列論文,整體而言依然是后輩鮮能抵達的高峰;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專題性更強的著述相繼問世,則將詩學比較往深處做了較為顯著的推進,代表性成果如《中西比較詩學》(曹順慶著,1988年初版)、《比較詩學體系》(、童慶炳主編,1991年初版)、《悖立與整合:東方儒道詩學與西方詩學的本體論、語言論比較》(楊乃喬著,1998年初版)、《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余虹著,1999年初版)、《比較詩學導論》(陳躍紅著,2004年初版)等,至今仍然富有啟迪性。王國維所做的嘗試最近受到羅鋼一連串的質疑與重估,但筆者以為王氏在本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特別是,他把美學與文藝理論置放在與哲學、倫理學的相互關系中定位、了解,使得“通西洋之哲學”與“倫理學”成為美學與文藝理論研究的必要前提。王國維根據康德、叔本華以及尼采的學說來建立了解此三者關系的知識架構,即在哲學、倫理、美學三大領域之下確立:理性、悟性(今通譯“知性”)、感性三種能力,超驗、經驗兩重世界,抽象(先天而普遍)、具體的認知“形式”,直觀、概念的知識類別,主觀、客觀的事物性質等知識層級。美學在此構架中處于連接哲學與倫理學的中介位置。也就是說,美學(含文藝理論)的性質兼具認知的普遍性與實踐的特殊性,美同時具有認知(真)與實踐(善)的功用。對于美學的這種認識與定位,在比較哲學、比較詩學的具體展開別重要,因為它能夠作為一種學術參照清楚地反襯出中國美學(含文藝理論)在中國固有知識體系中的不同定位、性質和內涵。
如果從中西方的文化起源開始追溯,通過宏觀而理性的比較會看到,中西方在各種文化現象、形態和成果上也存在著明顯的不同,中國一直是以大的群體文化作為依托,強調人在社會上的人際交往關系,也就是中庸之道所主張的“他律性人格”,對待重大事情都不做出明確選擇,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既明哲保身也不對他人造成傷害;而西方人則注重自我的內心感受,對新鮮的事物都會充滿好奇,是典型的行動派。
一、文化與人格的辯證關系
1.中西主體內涵不同。一直以來,自我都是人格主體的主要部分,而對自我的闡述也存在區分,即:內在自我、人際自我、社會自我。中國長期以來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到現在還有許多倫理道德觀依舊被人們保留和接受。中國人在集體社會中都會將人際自我放在首位,在對自我人格塑造時,注重考慮別人對自己的設計,看重共性多于對個性的發展。因此,價值觀中的“仁”要遠遠大于“私”。而西方社會則恰恰與之相反,內在自我是每個人人格的核心部分,尊重個人的個性發展,很少受到外界因素干擾,內在的自我成為支配人際自我和社會自我的關鍵因素。2.形成性格特征的動力不同?!耙环剿琉B一方人”。中西方之所以會存在性格特征上的差異,就在于其文化起源的發展動力上的區別。也就土地和海洋文化的區別。中國是在陸地上發展壯大起來,一切文化都深深植根在大地之中。在傳統的社會中,中國人民就存在著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因為肥沃的土地為人民滿足了人們一切的需求,農業尤為發達。但正是由于這種農業經濟的制約,在天災往往無能為力,只能任其發展。這也就是中國人身上所普遍存在“宿命思想”和巨大的堅韌性的來源。如果說,中國是“大地寵兒”,那么,西方國家則是海洋“驕子”。在海洋中求得生存,就必須要與海洋進行“搏斗”,要具備強健的體魄、敢于冒險探索的精神和強大的意志力。于是,在西方人的多次探索之中,證明了地球是園的,并不是中國人口中的“方”的。3.人格差異的外化。人格對于每個人的外在行為都存在驅動性,它決定了著人所追求的事物,也影響著人的價值體系的建立。以“仁義”為主導的和諧中庸社會價值觀,在中國已經存在數千年了,所以中國人對事情的判斷并不全在于對事實陳述,情理道德也對人存在著影響,處處充滿“人情味”是中國人在遇事處理上最明顯的一個特征。法律就是中國人格最明顯的外化,在利用法律處理事情時,證據不一定能決定案件的走向,人心的價值判斷才是最重要的依據。而西方則是“冷血”的,西方人關注事實,注重真理。其行為準則不受他人影響,充分表達自己的期望,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但這樣以“內在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也存在很大的弊端,西方許多的校園流血案件的起因正是因為犯罪者標新立異,好走極端的人格。此外,在發明創造中也能充分體現中西方人的差異。中國人注重發明創造在生活中的使用價值,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等,表現出中國人保守的人格特征;而西方的發明創造在于追求獨特,這樣的行為則說明了西方人對個性上的追求。
二、文化融合下的中西方人格整合
1.正確看待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異性。隨著世界對孔子文化的推崇,中國的儒家文化在世界各地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西方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價值觀念也或多或少地發生了改變。這樣的一種文化整合現象,讓一些學者開始意識到中西方文化差異性的整合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作用。正因為存在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所以才能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進行有效的整合,取長補短,從而更好地對中西方人格的差異進行整合。人格本土化的提出主要是鑒于西方人格研究理論的術語中,存在與中國人民的觀念的明顯的不相容的結論。所以人格研究本土化要求中國對人格的研究要基于中國的實際,針對中國人所特有的心理和行為進行探究。也就是說在人類所具有的人格共性中,根據中國的傳統、歷史等因素發現中國人自身人格中所具有的個性,并以中國人的習慣對這些人格進行分析解釋。對中西方人格的整合,是基于對中西方文化整合的基礎之上的,是對“土地”和“海洋”人格中的優點的整合,為健康健全的人格樹立更好的標準模板。由此可以看出,中西方人格上的差異是蘊含在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中的。但也正因為這樣差異性的存在,才形成了兩者文化和精神上的互補。中國文化強調整體性,所以中國人格注重“人際自我”,西方文化強調個人價值觀,所以西方人格注重“內心自我”;中國人求實用,西方人重創新……兩者之間都存在著優缺點,所以對中西方文化差異性的整合就顯得十分的有意義,不僅會對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促進功用,還有利于加快對中西方人格上的整合。
參考文獻:
一、引言
隨著經濟的發展,對外的交流也日益增多。除了口語間的交流,書面表達也成為了中國和西方國家交流的重要方式。而英文寫作,又是我國教學中的一個弱項。對中國學生而言,對英文議論文的寫作常常感覺無從下筆。中國的論文構思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中國的學生也受東方文化的影響,在寫作英語議論文的時候也常用漢語的習慣來對整篇文章進行構思,相當于將漢語的議論文翻譯成中國的議論文。雖然在語法方面沒有很大的錯誤,但是卻和西方文化相差較大,使西方對論文的內容感到匪夷所思,不能很好的理解。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進而了解雙方思維模式的差異,有益于思維模式的轉變,以西方思維模式來進行英文議論文的寫作構思,達到中西方不同思維模式的靈活運用。
二、中西方思維模式差異在中西方不同文化上的表現
(一)中西方思維模式差異在地域文化方面的表現
中西方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不同,在彼此地域中生活的民族不同,對同一個事物和事件的看法和態度也不同。中國氣候四季分明,大陸性氣候中夏天是最為炎熱難熬的季節。而西方的英國夏天卻是溫和舒適的季節。所以,面對“夏天”一詞,中國人馬上會想象到酷暑難耐的樣子。而西方面對“夏天”一詞,就反應出一種舒適宜人的感覺。雖然這僅僅是地域差異中一個小小的例子,卻折射出兩種地域的差異性。地域的差異,帶動思維模式的差異,就如同樣是“夏天”,對其的感受卻大相徑庭。因此在英文的寫作構思時,要充分考慮到雙方地域文化的差異。
(二)中西方思維模式差異在風俗習慣文化方面的表現
中國和西方國家有著相差較遠的風俗習慣。就如同“春節”和“圣誕節”,一個是屬于中國的最重要的節日,一個是源于西方的重要節日。中國飲食習慣用匙和筷,西方則是刀和叉。中國崇尚禮儀,認為“左尊右次”,這一點對西方而言,是難以理解的。對各國而言,風俗習慣都是復雜的。不同的風俗習慣,影響不同的思維模式。在英文寫作時,要尊重西方獨有的風俗習慣。
(三)中西方思維模式差異在宗教文化方面的表現
人類文化博大精深,宗教文化是其總重要的一部分。不同民族的人民具有不同的。崇尚的、忌諱的文化也不同。中國的以佛教和道教為主。而這并不存在于西方文化。西方崇尚的多以基督教為主。信奉上帝是最高的神。在文章寫作中,對詞匯的理解從方面來講也不相同。龍是中國崇尚的圖騰,象征著“高貴,吉祥和神圣”。而西方英語詞匯中“龍(dragon)”僅僅是一種低等的爬行動物。由此看來,在英文議論文寫作中,思維模式同樣要注意西方的信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誤解。
三、中西方思維模式的差異在英語議論文寫作過程中的表現
(一)寫作中漢語和英語在詞匯上的差異
漢語和英語在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上有著不同的偏重。也因此,漢語中動詞在句子中應用較多,而英語和漢語比較起來,用名詞多于動詞,比較靜態化。所以我們在寫作中,要想接近西方風格,就盡量用名詞來表達漢語里用動詞要表達的意思。漢語追求一種語言的韻律,內容結構間的協調。又包含很多修辭方法,一些意義重復的詞語被多長使用。而英語強調的是簡潔,流暢,具有邏輯性。西方國家的用詞要求簡明扼要,避免復雜冗長。這點在英語議論文的寫作中要有足夠的重視。
(二)寫作中漢語和英語在句子結構上的差異
英語的句子中必須使用連接詞,以體現句子的完整性。而漢語則著重于句子本身的意義。漢語句子本身不以主語為中心,而是以句子表達的意義為主題。而英語則是要求突出主語,不能將其省略。漢語中多采用主體的思維方式,常用人稱來作為主語,運用主動語態。英語則對主體和客體有嚴格的區分,常用物稱來表達事情,被動語態使用較多。因此,在英語議論文的寫作中要注意句子結構的差別,避免漢語主題的思維模式對英語的句子完整性造成影響。
(三)寫作中漢語和英語在文章篇幅章節上的差異
漢語的寫作思維方式常采用引言慢慢引出主題,很少直接進入主題。中間內容逐點述說,最后結尾呼應引出結論。受傳統中庸文化的影響,文章也常用辯證的方法,從正反兩方面來敘述主題。而西方文化則更習慣于直奔主題,表明態度,突出論點。內容呈直線型展開,與中心思想緊扣,講究因果思維。在章節段落中,漢語習慣含蓄的連接,沒有主題句。而英語則習慣在每個段首都有一句提綱類的語言,其余語言都為之服務。所以在寫作中要注意思維模式合乎英語國家的邏輯方式,闡明觀點。
四、在英語議論文寫作中減少中式思維模式的方法。
如何減少中式思維模式對英語議論文寫作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我國西方語言寫作中長期探索的問題。針對中西思維模式的差異性,提出以下減少負面影響的方法。
首先,應該加強英語語言的文化背景的學習,融入西方各方面文化的認知。除學習英語語言本身之外,對西方的自然地理,風俗習慣,人文風情加以了解。熟悉英語本身的語言背景。尤其重視英語的思維方式的鍛煉,明確英漢兩種思維的差異性,在寫作中摒棄漢語的思維模式。其次,在寫作中重視英文論文的結構和風格,做到論點鮮明,論證有力。不冗長,不繁雜,注重結構的緊湊。再次,充分利用范本來進行模仿寫作,研究英語論文范本的結構,句型和詞匯的運用,培養對議論文寫作的興趣,拓寬寫作思路,鍛煉英文的思維模式。同時多閱讀英文資料,強化英文的思維模式,發現和學會英語議論文的寫作技巧。平時注重英語思維的模仿練習,培養英語議論文的寫作能力。對漢語進行準確的翻譯,也可以為論文的寫作積累更多的詞匯和句子,滿足對寫作在實踐中的需要。
五、結語
寫作對語言方面涉及很廣泛,不僅包括語言的表達,還有思維方式等多種方面的能力。英漢之間的各種文化差異,決定了中心思維模式的差異,極大影響了英語議論文的構思。在今后的英語議論文寫作中,要增強文化間跨越的意識,減少漢語思維模式對英語思維模式的影響,寫出讓西方人民理解和認可的英語議論文。
參考文獻:
由于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的各種交流活動越來越頻繁。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文化影響力的日益加強,與英語國家之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更是日益頻繁與廣泛。文化交流、旅游業蓬勃發展,外國獨資、合資企業數量增多,與國際人員的經濟文化交往日益增多。同時,中國學生出國交流、深造的機會也日益增多。隨著國際間的文化交往越來越頻繁,英語,作為國際世界的通用語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逐漸深入,西方社會的人和事物越來越多的走進了我們的視野,在這種情況下,跨國界,跨民族,跨文化的經濟和社會交往與日俱增,這就為我們提供了許多與西方人接觸和交往的機會,這對于加深中國對西方的了解是一件好事,然而,這也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我們所面對的是來自陌生的文化和國家,由于歷史、政治、地理位置、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不同,導致了各國、各地區的文化的不同,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差異。文化差異會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我們應意識到中西文化上的差異是不可忽視和改變的,應該接受這種差異,尊重和理解這種差異。在跨文化交流和處理實際問題過程中,避免出現文化上的沖突,從而順利地進行跨文化交流。西方國家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行為方式與我們迥然不同,在與之交往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會出現文化沖突的現象,在跨文化交際中,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則會引起各種各樣的文化沖突,因此,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
(一)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不同的文化群體中的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風俗習慣以及道德標準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在英語的使用上,文化背景也起著相當大的影響作用,由于缺乏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很多中國人在與西方國家的人交流時運用中國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觀念,思維模式,因而常常使得中西方交流時陷入尷尬的境地??傊鲆曋形魑幕町惖南嚓P知識,在跨文化交際中往往會走入陷阱,而導致交際失敗和尷尬。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在我國進入WTO時代以后,隨著中國的進一步開放,中國人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西方的文化,達到中西方之間的交流。因此,了解中西文化的差異,對于與西方人進行跨文化交際是很有必要的,也可以避免盡量避免在跨文化交際中,由于文化的差異導致文化沖突的發生。
(二)
關注中西文化差異的意義,首先,有助于學生更深入地理解英語語言的內涵,更好地掌握英語這門廣泛運用的語言,更深入了解西方國家,更好地接受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建設祖國服務。第二,關注中西文化差異有助于解決和避免文化差異所引起的沖突,從而更好地融入世界,讓外界更多地了解我們的國家,提高我國的國際地位,更大地發揮我國在國際上的作用。第三,關注中西文化差異有利于本國語言的學習。在學習中,通過對中英文化差異的比較,有助于學生更精準地理解和掌握漢語語言,加深對漢語文化的理解,這反過來又會促進我們對英語文化的理解。
面對越來越開放的社會,我們當代大學生在加深自身文化理解的同時,還必須積極參與跨文化交流,盡可能多地主動理解對方的文化特性,努力把自己鍛煉成具有多重文化能力、善于跨文化交際的現代人,在保持自身優良傳統的同時,積極吸收外國文化中好的一面,使自己能夠順利進行雙向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參考文獻:
[1] 胡文仲:《跨文化交際學概論》,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
[2] 杜學增:《中英文化習俗比較》,北京:外語教學究出版社,1999年.
[3] 閆傳海,張梅娟:《英漢詞匯文化對比研究》,陜西:交通大學出版社,2008年.
中圖分類號:G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2)10-0130-03
一、引言
中華民族有著獨特的文化淵源,與西方文化具有較為顯著的差異性,這導致了中西方思維方式和語言行為等方面的較大差異。一般來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具有非常不同的心理習慣,對于看似相同的語言表達,中西方民族也許有著頗為不同的理解和判斷。這就是說人們在進行言語交際的過程中,各自所處的不同社會文化背景往往也起著對語言使用的制約作用。由于中西方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導致了跨文化交際過程中,往往容易造成交際雙方的言語誤解甚至交流失敗。
二、中西方語用原則文化差異的根源性
事實上,隨著全球化趨勢的日益發展,各個國家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往來變得日益頻繁,英語已經成為世界性的主要的通用語言,這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學習英語的大潮之中來。但是,在我國,由于英語往往是作為一門外語來學習的,很多人對于英語的學習往往更多的停留在英語的基本表達上,即使已經說出了一口流利的英語口語,但是,由于人們對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不夠深入,尤其是對英語的語用原則掌握不多,導致了人們在學習英語的時候,不夠真正了解或者融入不到西方文化當中去,從而容易使得交流雙方產生誤解或者交流不暢的情況。因而,文化之于交流來說,顯得如此重要,它就像計算機程序一樣,對于人的思維和行動都具有決定性的作用。人必須按照一定的文化原則來思維和行動,否則就會寸步難行。
中西方文化都具有較為悠久的歷史,但是,它們的文化精神淵源卻大大不同,從而使得雙方文化存在較大的差異性。中國傳統文化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1],而西方文化卻主張“天人相分”的觀點,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思想根源所在。此外,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家族本位”的核心觀念,而西方文化卻宣揚的是“個體為本”的中心思想。但是,無論是東方的群體取向,還是西方的個人主義取向,都會通過交際雙方的言語交際行為表現出來,都會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氣質和文化背景。應該來說,中西方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其實質就是兩種文化進行相互斗爭、融合與發展的一個過程[2]。
三、中西方語用原則的文化差異對比分析
在語言學研究領域中,語用學屬于一種跨學科的語言實用學范疇,它主要研究的是人們在特定場景中進行交際的時候,如何理解和運用語言的情況。換句話說,語用學研究的主要是超越了語句字面含義的意義,亦即話語意義。在西方文化中,人們要普遍遵守的兩個基本準則就是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這兩個言語交際中最為基本重要的原則中的合作原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由著名的語言學家Grice提出的。根據他的觀點,人們在交際的過程中,為了使得交際能夠順利進行,交際雙方都會自覺遵守合作原則。一般來說,合作原則包含了四個最為基本的準則,即質的準則、量的準則、關系準則和方式準則。但是,在實際的交際過程中,人們也會出現違反合作原則的情況,這樣,英國語言學家Leech就提出了另外一個原則,即禮貌原則[3]。這種原則往往是在人們違反了合作原則的情況之下產生的原則,即人們之間的交流需要通過禮貌原則來進行補救。由此可見,人們交際所要遵循的兩個基本原則之間是相互聯系、交叉使用的。我們要尤其重視這種跨文化交際中的言語使用規則和原則,對它們進行仔細的對比分析和研究,盡量避免語用原則使用不當造成的交際失敗。
一般來說,語用原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本文探討的主要涉及的是廣義的語用原則,它指的就是人們在運用語言進行交際的過程中要遵循的具有指導性作用的原則,其涵蓋面廣,涉及的理論眾多,它不僅包括了語言學原則,還包括了與實際語言運用緊密相關的修辭學、言語交際學、應用語言學等方面的原則和準則。應該來說,語用原則涉及的分支學科非常多,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性導致了交際雙方必須掌握好中西方語用原則,才能夠保證交際的順利進行。事實上,語用學的發展時間并不長,屬于一門新興的學科,其學科理論和體系等都不太完善。但是,我們在學習英語的時候,卻非常需要了解語用學的相關知識。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即語用學提出了一定的指導性原則;明確語用原則是掌握語用學這門學科理論體系的關鍵所在;語用原則是語用學這門學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根基所在;研究語用學原則,是我們探討語用規律的必由之路;研究語用學原則,也是了解語用學這門學科基本特征的突破口。無論語用原則具有多少的指導性、交叉性、層次性和獨特性,我們都應該明確地分析其文化差異所在。
(1)中西方合作原則的文化差異
作為言語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要遵循的“合作原則”,最初是由美國著名的語言哲學家Grice提出來的。根據他的理論,人們在進行交際的過程中,為了使得交際順利完成,交際雙方都在遵循著某些會話準則,這就是“合作原則”[4]。一般來說,合作原則包含了四個方面的基本準則,即量的準則、質的準則、關系準則以及方式準則。前三條準則主要關乎“說什么”,第四條則關乎人們“怎么說”這個問題。應該來說,人們在交際的過程中,會自覺遵守會話的“合作原則”,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尤其是自然、無準備的言語環境中,人們并不嚴格遵守合作原則。這并不是說人們故意違反該原則,而是為了要產生某種較為特殊的會話含義而不得已為之。這主要是因為影響人們交際行為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
一般來說,人們認為合作原則產生于英語文化背景之下,因而,其放到中國文化背景下來,不具有普遍性和可用性。那么,我們就需要犧牲合作原則而使用更加符合我們文化習慣的交際規則來進行言語的交際。對于西方人來說,他們認為中國人往往說話言不由衷,常常不得不違背合作原則。究其根源來看,中國人是為了保全禮貌而犧牲真實性,但西方人寧愿保全真實性也不要合乎禮貌性。但是,它們的本質都是遵循了合作原則的,只是遵循的具體方式和手段不一致而已,這是因為交際雙方的文化存在差異性。我們可以從語言交際的方面和非語言交際的方面來具體探討中西方語用原則的文化差異。就語言交際方面而言,交際雙方的初衷都是要遵循合作原則并努力配合的,但是,由于受到文化背景知識的影響或者出于某種現實的目的,比如說禮貌,交際雙方常常會不惜犧牲合作原則來保證會話的順利進行,尤其對于存在著明顯差異的中西方文化來說,各自背景下的人們必然對如何使用合作原則有著不同的見解和行動。比如說中國人崇尚謙虛和內斂,而這有時在會話中卻不得不違反合作原則。西方人更重視個性化發展,基本上能夠遵循合作原則,但有時卻讓中國人感到難以接受。就非語言交際方面而言,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于會話準則的取舍往往表現得頗為不一樣。比如說中國人對于時間的概念并不那么嚴格,但是對于西方人來說,往往卻奉行嚴格的時間觀。雖說這些并不是什么道德準則,但卻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們想要順利進行交際的前提條件和必要條件,否則,將會導致交際的失敗[5]。
(2)中西方禮貌原則的文化差異
由于人們在進行會話交際的過程中,也會經常出現違反合作原則的情況,從而產生了會話隱含的意義。著名的語言學家Leech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人們為什么要違反合作原則來使得交際順利進行,這就是著名的“禮貌原則”,它主要是出于人們在交際的過程中,為了顯示出尊重對方或者其他人而表明的自我形象和態度。一般來說,禮貌原則包含有六個方面的準則,即策略準則、寬宏準則、贊揚準則、謙虛準則、求同準則以及同情準則[6]。應該來說,禮貌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志,對于人們之間的相處有著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社會和文化現象。
但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盡相同,人們對于禮貌原則的側重和理解也存在較大的差異性。雖然說禮貌原則的產生和生長的土壤是英語文化環境,但是,它或多或少的也適用于其他各種文化,只是它的適應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西方這種禮貌原則的基礎上,我國著名學者顧曰國也提出了專門針對漢語的禮貌原則,即與漢語文化有關的、帶有中國特色的一套禮貌原則:貶己尊人準則、稱呼準則、文雅準則、求同準則以及德、言、行準則五條基本準則。無論是西方的禮貌原則還是我國特有的禮貌原則,它們都是對各自文化背景的強烈反映。比如說,中國人在進行交際的時候,更為常用的是“貶己尊人”準則,因而,他們在進行祝賀與表揚、恭敬與謙虛的時候,往往表現得非常謙虛。而在西方人看來,他們往往是高興地接受別人的贊揚之辭,然后表示感謝。他們認為中國人實則謙虛的否定行為卻讓他們感到不高興,認為中國人不講禮貌。中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們對于祝賀和褒獎的對象也不一樣,中國人很少表揚自己的家庭成員,而西方人只要需要,他們卻會贊揚自己的家人。在稱謂方面,中西方語用原則也存在差異性。在中國語言中,有很多稱謂形式本身就具有禮貌性質,但是,到了西方語言當中,卻沒有禮貌的含義了。比如說,中國人喜歡用“小+姓”的模式來表達對對方的親切,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卻是不禮貌的行為,甚至會引起他們的反感;在中國,尊敬老人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之一,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老卻并不意味著尊敬老人,而是表示無用。在西方社會中,人們不能隨意地去幫助一個老人,因為這會引起老人的憤怒,而非高興和感激。[7]還有,在中國文化中,人們為了求同和面子,有時甚至會不惜一切代價來講“面子”。但是,到了西方文化中,其所說的“面子”并不完全跟我們所說的面子一致。在西方文化中,面子包含了積極面子和消極面子。所謂的積極面子是指希望得到別人的贊同與喜愛,而消極面子指的是不希望別人強加于自己,即自己的行為不受別人的約束和影響。比如在西方文化中某些“邀請”是不禮貌的,但在中國文化中,基本上沒有把“邀請”這種行為列入不禮貌的行為之說[8](P624、333)。
[參考文獻][1]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M].in Grice, H. P.(1989), or in Cole, P. and Morgan, J. (eds. )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3: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2]Hall,E.T. Beyond Culture. Garden City,N.Y.:Anchor Press,1976.
[3]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M].London: Longman,1983.
[4]Levinson,S.C.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5]高靈麗.漢英合作原則與禮貌原則的沖突[J].洛陽工學院學報, 2001,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