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3:17
序論：速發表網結合其深厚的文秘經驗，特別為您篩選了11篇勞動力市場論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創資料，歡迎隨時與我們的客服老師聯系，希望您能從中汲取靈感和知識！
1．歧視的來源
政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是普遍存在的，為了從更深的層次上認識政視以便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來消除政視，我們應該先揭示出政視的來源。政視懂得來源主要有三個:第一個來源是個人偏見，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雇主、作為同事的雇員以及顧客不喜歡與某些屬于特定群體的雇員打交道而造成的；歧視的第二個來源是先人為主的統計性偏見，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雇主用某種先人為主的群體的共性來代替個體的特性而引起的；第三個來源是在不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就業市場上的壟斷力量。
1.1個人偏好
個人偏好是指人們對那些和自己有著不同特征的其他人持有的成見和反對態度。有偏好的人未必一定會進行歧視活動，但當基于個人偏好而采取了反對他人的行動，使他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產生了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按個人偏好的主體不同，可以分為雇主歧視、雇員歧視和顧客歧視。
1.1.1雇主歧視
雇主歧視是由于待雇傭者因自己的與生產率無關的個人特征，與雇主的個人偏好相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1.1.2雇員歧視
雇員歧視是指，某些雇員由于其他雇員在非經濟因素上與自己的個人偏好不符，而使雇主采用了對其他雇員的不公平待遇的決策而產生的歧視。
1·1.3顧客歧視
顧客歧視是指，因被服務對象的個人偏好而造成的歧視。
1.2統計性歧視
統計性歧視是由于統計方法不全面，或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所謂統計性歧視，是將一個群體的典型特征視為該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群體中的個體與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差別較大時，雇主利用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作為雇傭標準，就產生了統計性歧視。顯然，雇主在雇傭工人之前，都會事先對求職者的個人特征做出評價。對其潛在生產率做出評沽。但是他們卻很難詳細地了解每一個求職者的具體特征，因此他們只能借助于每一個求職者所屬的群體的特征，對求職者做出評沽?？墒侨后w特征并不能完全替代個體特征，不能完全真實的反映出個體的生產率，因此這種情況下，即使雇主不存在個人偏好，統計性歧視也會產生。
1.3壟斷力量
勞動力就業市場并不都是完全競爭的，也存在著壟斷力量，而壟斷力量也是造成政視的一個來源，主要表現在擁擠效應上。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存在著職業隔離，尤其是按照性別形成的職業隔離，表現為把職業劃分為“男性職業”和“女性職業”，“女性職業”主要包括護士，秘書，售貨員，服務員等，“男性職業”主要包括工程師，律師，管理人員等，由于婦女的就業職位相對有限，處于一個比較擁擠的勞動力市場上，這些職業中的女雇員供給大于需求，工資將被壓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歧視的表現
歧視現象在勞動力就業市場土是)一泛存在的，它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主要有性別歧視，戶籍歧視，學歷歧視，年齡歧視，身體歧視。
2.1，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是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種歧視現象。男人和女人似乎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在社會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直接影響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不平等。
性別歧視不僅表現在求職的難易程度還表現在男女“同工不同酬”上。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從90年到2000年10年間，在業婦女收人與男性收人的差距明顯拉大。99年城鎮在業女性年均收人為7409.7元，是男性收人的70.1%，男女兩性收人差距比90年擴大了7.4個百分點，以農林牧漁業為主的女性99年的年均收人為2368.7元，是男性收人的59,6%，差距比90年擴大了19.4個百分點。
2.2戶籍歧視
目前世界上還實行戶籍管制的國家只有三個:朝鮮，貝寧，還有中國。正是由于實行戶籍管制制度才導致了戶籍歧視現象的產生。戶籍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主要有兩種表現:勞動力地域的限制進人和勞動力行業的限制進人。
勞動力地域的限制進人主要表現為各發達地區，開放地區先富起來的城市對進城打上的外來務工人員數量上的限制。勞動力行業的限制進人表現為在一些勞動力流向較集中的城市，對外地勞動力只開放部分經濟部門與行業，而對另一些經濟部門與行業貝9限制或禁止外地勞動力的進人。
2.3學歷歧視
在當前的經濟時代，一紙本科以的畢業文憑就像“”時代的貧下中農出身一樣重要。現在若想應聘，晉升，選拔，本科以學歷兒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就業率也隨著學歷的降低而降低。據教育部學生司統計，2001年中國高校向社會輸送畢業生115萬人。截至當年6月，研究生初次就業率為95%，本科生為80%,而?？粕某醮尉蜆I率儀為40%。在各人才市場1=各用人單位幾乎都是非本科以卜學歷不要。學歷政視不僅表現在對低學歷層次的勞動者的政視上，還表現在同一學歷層次上，對不同院校畢業生的政視上。普通院校的學生整體素質或許不如那些名牌大學的學生整體素質高，但這些普通院校中也不乏此優秀之才呀，這些限制性條款對這些優秀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政視，一種學歷上的歧視，一種典型的統計性歧視!
2.4年齡政視
年齡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也是屢見不鮮，絕人多數用人單位都對應聘者提出了年齡限制，“女性20一28周歲，男性35周歲以下”。在一些行業和部門，更是對40歲的普通女性職工實行“一刀切”，說法委婉，稱之為“內退”。40歲兒乎成了普通女性職下在崗與下崗的一道分水嶺。
2．5身體歧視
在勞動的身體歧視主要體現在對勞動者的容貌和身高的歧視上。在招聘會上許多用人單位都提出這方面的限制條件。
3如何消除歧視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剝奪了被政視者的白由和權利，給個人和社會造成了損失。因此我們應努力消除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現象，而在消除歧視的過程中政府無疑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在消除歧視時應從以卜三大方面著手。:
3.1減少歧視偏好
正是因為人們有了歧視偏好，所以人們才會去主動地歧視別人。如果歧視偏好減少，那么歧視現象也將會隨之減少。在這一點政府可以通過教育的引畢日和法律的強制性來減少人們的歧視偏好。
政府在搞好教育的同時，還應加大立法，健全法制，嚴格執法，規范勞動力就業市場秩序。政府應在法律卜規定各單位在雇傭，培訓，升遷，發放工資上對不同性別，年齡，民族，地域的人要同等對待，要司同酬。時還要注意區分招聘中的歧視與合理甄選，通過立法明確規定什么是歧視、什么是正常的合理甄選。
3.2減少節場缺陷
（二）我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跨度很大，流動性極強。農民工一般來自經濟欠發達的中西部省份、地區，前往經濟發達地帶，這其中可能跨越多個省份，數千公里，無論從生活習慣還是語言文化都與其工作之地存在很大不同。這也是農民工不被當地居民所接受，成為邊緣群體，無法融入社會文化的原因之一。
（三）我國農民工大多是在農閑時出門務工，隨著收獲季節的臨近，或是春節的到來，許多農民工都會選擇回家，具有很強的循環流動特點。這種特點給我國的交通運輸行業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農民工的周期性循環流動狀況說明我國的農民工受傳統農業種植的束縛，無法徹底脫離其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根基，不能徹底擺脫農業生產成為城市工人。而城市農民工歸鄉后造成城市基礎市政運營的緊張甚至癱瘓說明農民工在我國城市發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四）大多數農民工沒有和雇主簽訂正式的勞動協議。由于我國農民工是在我國特殊歷史時期發展所出現的群體，并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對其權利義務做出明確界定，且其自身并沒有較強的法律意識，因此在勞動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最為令人擔憂的是大多數農民工并沒有和雇主簽訂合理的勞動協議，一些人在工作過程中出現的事故不能得到應有的賠償。因此急需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二、城市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機制不健全
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資源可以合理自由流動，其供求、價格、競爭等因素處于市場調控范圍。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農民工勞動力資源并沒有有效的發揮其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依然處于較為盲目的落后的階段。
（一）從市場交易雙方來看，如上文所說，農民工與雇主并不能形成平等的雇傭關系，由于缺乏合理保障，一些農民工處于被壓榨的地位，無法獲得與城市職工同等的待遇。
（二）農民工勞動力市場缺少健全的中介服務，因此也就無法提供給農民工及時準確的就業信息。目前來看，農民工獲取信息的渠道相對狹窄，多數是道聽途說而來的片面信息，信息量小準確度不高。
（三）在交易規則和交易過程方面，農民工市場也存在很大問題。沒有完善的法律法規，缺少知法懂法的援助人員，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交易中缺少定價權，處于規則之外的弱勢地位。
三、城市農民工社會保障不完善
雇主在雇傭農民工過程中所出現的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農民工所享受的社會保障不完善。
（一）社會保險層面。具體而言，在社會保險層面，從農民工參加社會保險的比率來看，根據2011年我國農民工調查監測報告數據，我國農民工所參與的公司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依次為23.6%，16.7%和13.9%，事業保險和生育保險的參保率還不足10%，而失業保險參保率僅為8%，生育保險的參保率更低為5.6%。從中明顯可以看出，農民工所參加保險的比率極低，而許多農民工從事的都是高危行業，容易受傷甚至致殘，缺乏保險的保障使得他們在受傷后不僅完全喪失了經濟來源，而且也無法得到相應的治療。
（二）社會救助角度。從社會救助角度來說，社會救助的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農民工作促進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更應受到照顧。
（三）社會福利方面。在社會福利方面，農民工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很不完善。農民工在我國現代化建設中貢獻了巨大力量，應享受到相應的回報。但從目前來看，農民工已經徘徊在城市邊緣，社會對其重視、尊重程度不高，受到的福利待遇與城市職工相比并不一致。
四、城市農民工勞動力市場展望
2.勞動力供求結構。在勞動力供求結構方面，主要考察勞動力供給在學歷結構、知識結構、技能結構等方面能否與轉移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匹配。匹配度越高，轉移產業所需勞動力的招聘成本、培訓成本及使用成本就會越低；相反，則會引發勞動力綜合成本上升。從湘南三市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的學歷結構看，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最多，占比達49.19%；其次為具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為32.12%；再次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為15.34%；最后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占比為6.46%；文盲人口最少，占比為3.35%。當然，因數據可獲得性的限制，本數據包含非勞動年齡人口，但基本可以反映三市勞動年齡人口的學歷結構。從三市提出的產業發展規劃看，承接轉移產業的重點均著力于區域內具備一定產業基礎的產業，一種方式是對既有產業進行擴容或升級，另一種方式則是以既有產業為基礎，從產業鏈上下游針對既有產業進行拓展；與此同時，三市也規劃發展一些雖不具備產業基礎，但卻具備一定的產業發展條件與發展潛力的產業。對于在既有產業基礎上擴容的產業，勞動力在知識結構及技能結構方面的匹配度可能較高。這是因為此類產業發展時間長，產業成熟度高，與當地的教育或培訓機構聯系較多，加之教育或培訓機構具備豐富的教育培訓資源與經驗，因而為此類產業培養的勞動力較充裕。但對于在既有產業基礎上升級的產業，從既有產業鏈上下游延伸的產業及新拓展出的、區域內具有發展條件及發展潛力的產業，勞動力在知識結構及技能結構方面可能準備不足，匹配度可能較低。這是因為之前勞動力市場對與此類產業相關的勞動力需求不足，勞動力投資與之相關的教育及培訓的動機則不強，教育培訓機構為此類產業準備的教育培訓資源也會相對不足，所具備的經驗也會隨之欠缺，因而為此類產業培訓的勞動力也會相對短缺。綜上，域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求，既存在結構矛盾又存在數量矛盾。當前，結構矛盾為主要矛盾，亟須解決；但數量矛盾也初露端倪，不容忽視。
二、政策建議
1、建立區域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平臺，及時勞動力市場各類動態信息。一是區域內各級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應組織建立統一、協調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平臺，及時各類勞動力市場動態信息，包括政府相關政策法規、勞動力供求信息、薪酬福利信息等，降低勞動力市場各參與方信息尋找成本；二是信息系統平臺應是一個開放的、整合的系統，能保證政府各相關部門及勞動力市場各參與方進行充分的信息共享；三是信息系統平臺應是一個實時互動的系統，能保證政府相關部門及時高效的為勞動力市場各參與方提供高效服務，并實現信息實時交換。
2、改進教育培訓體系，優化勞動力供給結構。一是對于產業轉移所需的長期勞動力需求，政府應引導區域內的普通高校、高等職業院校及中等職業學校及時調整辦學方向，積極面向區域勞動力市場需求辦學，依據產業轉移所引致的勞動力需求結構變化，及時調整專業結構、課程結構及人才培養計劃，使人才培養與轉移產業對勞動力需求有機銜接；二是對于產業轉移短期內所急需的勞動力需求，政府應協助轉移產業企業，組織區域內的普通高校、高職院校、中職學校等教育機構及社會培訓機構，積極開展勞動力知識技能培訓，著力保障高質量的勞動力供給。
3、建立教育培訓激勵機制，提高教育培訓機構的辦學積極性，提升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一是政府應根據產業轉移對勞動力結構的要求，制定教育培訓方面的專業、職業技能或任職資格指導目錄，并定期向教育培訓機構及社會；二是對于面向區域勞動力市場辦學的教育培訓機構，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加大財政支持力度，將財政補貼額度與人才培養的數量與質量掛鉤；三是建立教育培訓成本分擔機制，對于在指導目錄內接受教育培訓的勞動力，在畢業、職業技能達到規定標準或取得相應職業資格證書，且在區域內就業的，返還部分教育培訓費用。
1．歧視的來源
政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是普遍存在的，為了從更深的層次上認識政視以便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來消除政視，我們應該先揭示出政視的來源。政視懂得來源主要有三個:第一個來源是個人偏見，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雇主、作為同事的雇員以及顧客不喜歡與某些屬于特定群體的雇員打交道而造成的;歧視的第二個來源是先人為主的統計性偏見，這種情況主要是由于雇主用某種先人為主的群體的共性來代替個體的特性而引起的;第三個來源是在不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就業市場上的壟斷力量。
1.1個人偏好
個人偏好是指人們對那些和自己有著不同特征的其他人持有的成見和反對態度。有偏好的人未必一定會進行歧視活動，但當基于個人偏好而采取了反對他人的行動，使他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就產生了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按個人偏好的主體不同，可以分為雇主歧視、雇員歧視和顧客歧視。
1.1.1雇主歧視
雇主歧視是由于待雇傭者因自己的與生產率無關的個人特征，與雇主的個人偏好相悖，而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1.1.2雇員歧視
雇員歧視是指，某些雇員由于其他雇員在非經濟因素上與自己的個人偏好不符，而使雇主采用了對其他雇員的不公平待遇的決策而產生的歧視。
1·1.3顧客歧視
顧客歧視是指，因被服務對象的個人偏好而造成的歧視。
1.2統計性歧視
統計性歧視是由于統計方法不全面，或是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所謂統計性歧視，是將一個群體的典型特征視為該群體中每一個個體所具有的特征，如果群體中的個體與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差別較大時，雇主利用這個群體的典型特征作為雇傭標準，就產生了統計性歧視。顯然，雇主在雇傭工人之前，都會事先對求職者的個人特征做出評價。對其潛在生產率做出評沽。但是他們卻很難詳細地了解每一個求職者的具體特征，因此他們只能借助于每一個求職者所屬的群體的特征，對求職者做出評沽?？墒侨后w特征并不能完全替代個體特征，不能完全真實的反映出個體的生產率，因此這種情況下，即使雇主不存在個人偏好，統計性歧視也會產生。
1.3壟斷力量
勞動力就業市場并不都是完全競爭的，也存在著壟斷力量，而壟斷力量也是造成政視的一個來源，主要表現在擁擠效應上。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存在著職業隔離，尤其是按照性別形成的職業隔離，表現為把職業劃分為“男性職業”和“女性職業”，“女性職業”主要包括護士，秘書，售貨員，服務員等，“男性職業”主要包括工程師，律師，管理人員等，由于婦女的就業職位相對有限，處于一個比較擁擠的勞動力市場上，這些職業中的女雇員供給大于需求，工資將被壓低，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2．歧視的表現
歧視現象在勞動力就業市場土是)一泛存在的，它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主要有性別歧視，戶籍歧視，學歷歧視，年齡歧視，身體歧視。
2.1，性別歧視
性別歧視是勞動力就業市場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種歧視現象。男人和女人似乎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在社會生活中的男女不平等直接影響到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不平等。
性別歧視不僅表現在求職的難易程度還表現在男女“同工不同酬”上。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聯合組織實施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結果表明，從90年到2000年10年間，在業婦女收人與男性收人的差距明顯拉大。99年城鎮在業女性年均收人為7409.7元，是男性收人的70.1%，男女兩性收人差距比90年擴大了7.4個百分點，以農林牧漁業為主的女性99年的年均收人為2368.7元，是男性收人的59,6%，差距比90年擴大了19.4個百分點。
2.2戶籍歧視
目前世界上還實行戶籍管制的國家只有三個:朝鮮，貝寧，還有中國。正是由于實行戶籍管制制度才導致了戶籍歧視現象的產生。戶籍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主要有兩種表現:勞動力地域的限制進人和勞動力行業的限制進人。
勞動力地域的限制進人主要表現為各發達地區，開放地區先富起來的城市對進城打上的外來務工人員數量上的限制。勞動力行業的限制進人表現為在一些勞動力流向較集中的城市，對外地勞動力只開放部分經濟部門與行業，而對另一些經濟部門與行業貝9限制或禁止外地勞動力的進人。
2.3學歷歧視
在當前的經濟時代，一紙本科以的畢業文憑就像“”時代的貧下中農出身一樣重要?，F在若想應聘，晉升，選拔，本科以學歷兒乎是必不可少的。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就業率也隨著學歷的降低而降低。據教育部學生司統計，2001年中國高校向社會輸送畢業生115萬人。截至當年6月，研究生初次就業率為95%，本科生為80%,而?？粕某醮尉蜆I率儀為40%。在各人才市場1=各用人單位幾乎都是非本科以卜學歷不要。學歷政視不僅表現在對低學歷層次的勞動者的政視上，還表現在同一學歷層次上，對不同院校畢業生的政視上。普通院校的學生整體素質或許不如那些名牌大學的學生整體素質高，但這些普通院校中也不乏此優秀之才呀，這些限制性條款對這些優秀的學生來說無疑是一種政視，一種學歷上的歧視，一種典型的統計性歧視!
2.4年齡政視
年齡歧視在勞動力就業市場上也是屢見不鮮，絕人多數用人單位都對應聘者提出了年齡限制，“女性20一28周歲，男性35周歲以下”。在一些行業和部門，更是對40歲的普通女性職工實行“一刀切”，說法委婉，稱之為“內退”。40歲兒乎成了普通女性職下在崗與下崗的一道分水嶺。
2．5身體歧視
在勞動的身體歧視主要體現在對勞動者的容貌和身高的歧視上。在招聘會上許多用人單位都提出這方面的限制條件。
3如何消除歧視
從以上我們可以看出，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剝奪了被政視者的白由和權利，給個人和社會造成了損失。因此我們應努力消除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現象，而在消除歧視的過程中政府無疑起到重要作用，政府在消除歧視時應從以卜三大方面著手。:
3.1減少歧視偏好
正是因為人們有了歧視偏好，所以人們才會去主動地歧視別人。如果歧視偏好減少，那么歧視現象也將會隨之減少。在這一點政府可以通過教育的引畢日和法律的強制性來減少人們的歧視偏好。
政府在搞好教育的同時，還應加大立法，健全法制，嚴格執法，規范勞動力就業市場秩序。政府應在法律卜規定各單位在雇傭，培訓，升遷，發放工資上對不同性別，年齡，民族，地域的人要同等對待，要司同酬。時還要注意區分招聘中的歧視與合理甄選，通過立法明確規定什么是歧視、什么是正常的合理甄選。
3.2減少節場缺陷
一、引言
自法國1905年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失業保險制度以來，失業保險制度在西方國家經過了百余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整和功能強大的體系。然而，失業保險制度受到經濟學理論上的青睞和重視卻是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眾多經濟學家驚奇地發現：只占據國民經濟極小份額的失業保險，①會直接作用于經濟中的每一個微觀個體；它的每一項內容②變化都會直接改變人們的行為決策，進而對宏觀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大量細致的理論研究圍繞著失業保險制度展開。研究的領域涉及勞動經濟學、公共經濟學和福利經濟學；研究的方法也逐漸從建立理論模型轉向更多的實證計量分析。具體而言，研究工作大體集中在三個方面：（1）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研究，這是吸引眾多經濟學家目光的起始點；它引發了對失業保險制度的全面討論。（2）失業保險制度對企業勞動需求影響的研究。失業保險基金主要來源于企業繳納的失業保險稅，探討失業保險稅收政策對企業勞動需求的影響也是重要內容之一。（3）失業保險制度對福利影響的研究。失業保險究竟如何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增進個人和社會福利的作用值得仔細思考。本文擬按照這三個方面，回顧20世紀7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們對失業保險制度的探討和爭論，并對相關理論研究成果作出評述，同時也指出了這些理論對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失業保險制度是非常有益的。
二、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研究
研究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的影響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當時西方國家的失業率一直徘徊在較高的水平上，人們開始懷疑這一現象是否與失業保險政策有關，③并開始重新審視和評價失業保險制度的作用。同時出于財政問題的考慮，一些國家的政府開始著手對包括失業保險在內的福利制度實行改革。對現實的思考激發出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相關文獻也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一）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理論探討
在研究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理論中，使用最廣泛的是搜尋理論（searchtheory）。該理論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勞動者能夠理性地選擇放棄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機會并保持失業狀態，等待在未來出現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決定勞動者放棄或接受新工作提議呢？搜尋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上關于工資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業者搜尋和獲得工作必須付出成本。失業者會根據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大致估計搜尋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決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價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即保留工資水平。除此之外，勞動者的效用是工資收入和享受閑暇的函數。搜尋工作行為可以帶來未來工資收入，增進勞動者的效用水平，但這實際上也是放棄了閑暇機會，勞動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損害。任何一個理性的勞動者都會以滿足效用最大化為目的，選擇適當的工作搜尋努力程度。因此，保留工資水平和工作搜尋努力程度是直接決定人們勞動供給行為的兩個關鍵因素：保留工資水平越低，搜尋工作越努力，失業者結束失業狀態的概率較大；反之，失業者就業機會較小。失業保險正是通過改變它們，進而影響人們的失業時間和就業狀態。
1.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產生負面影響。Feldstein（1976）和Topel（1983）等人認為，搜尋工作的勞動者會根據勞動力市場提供的信息，估算找到新工作機會的概率、成本和收益，形成搜尋工作的預期邊際收益與預期邊際成本。失業者的搜尋行為將一直持續到兩者相等的時候為止，此時的工資水平恰好等于保留工資，失業者接受工作提議。勞動者的儲蓄、借款和失業保險金等非勞動收入會改變搜尋工作的預期邊際收益，進而影響失業者的保留工資水平。當失業者獲得較豐厚的失業保險金時，其搜尋工作的預期收益以及保留工資會相應提高；失業者不僅變得更加“挑剔”工作，而且也會降低尋找工作的熱情和減少尋找工作的時間，進而延長失業時間，經濟中的整體失業率也隨之上升。
2.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的影響是不確定的。Feldstein等人的分析暗含著這樣一個假設：只要處在失業狀態，勞動者就可以無限期獲得失業保險金。然而現實情況是，失業者享受失業保險必須具備相應資格以及享受失業保險的時間受到嚴格限制。考慮到這些制度特征，一味指責失業保險會增加失業的結論便具有片面性。
將失業保險的制度特征引入理論模型的開創性工作是由Mortensen（1977）作出的。他贊同Feldstein等人的理論并進一步指出，失業保險還具有激勵和促進人們積極尋找工作的“資格效應（entitlementeffect）”，故對個人勞動供給的綜合效應是不確定的。這表現在，經濟中總是有勞動者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失業保險享受資格，失業保險會增加其成為資格享受者的吸引力。另外，對于失業保險享受期限快要結束的失業者，即將喪失的失業保險會直接導致其保留工資水平迅速下降，從而激勵他們努力尋找工作。對于這些失業者，失業保險的資格效應往往占主導地位，他們的失業時間會因此而縮短。[3]Meryer（1990）延續Mortensen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觀點：在失業保險期限之內，較高的失業保險金的確會延長人們的失業時間；而在接近該期限結束時，失業者結束失業狀態的概率會極大提高。因而，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行為產生的影響并不能一概而論。
3.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產生積極影響。如果將失業保險放在更廣范疇或更長時間內來考察，會得到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產生積極影響的結論。首先，失業保險產生影響的范疇并不僅僅限于勞動者。Hamermesh（1982）認為，失業保險會增強人們參與勞動力市場的積極性。因為參加工作之后，即使被解雇也能得到失業保險金，這比不參加工作、沒有任何收入要好得多，所以失業保險會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總體勞動參與率。其次，按照失業保險金替代率計算失業保險金的方法，意味著失業之前的工資收入越高，失業者獲得的失業保險金也就越多。在失業風險無處不在的情況下，這種聯系會促使就業者愿意增加勞動供給來獲得更高的工資收入（Yaniv，1982）。最后，失業保險金能夠影響工作搜尋類型，幫助失業者盡快就業。Kahan和Low（1991）按照失業者搜尋工作的方式，將其劃分為兩類：一類是系統搜尋，即失業者根據自身條件和興趣，有針對性地收集某一類工作信息；另一類是隨機搜尋，即失業者毫無目的地廣泛搜尋市場上的各種信息。這兩種類型的搜尋方式比較起來，系統搜尋雖然更花費時間和金錢，風險也較大，但是其目的性較強，失業者能夠容易并快速地找到合適的工作。失業保險提供的現金與時間補償能夠支持失業者選擇系統搜尋的方式去獲取相關的工作信息，并在較短的時間里找到滿意的工作。
（二）失業保險制度對個人勞動供給影響的實證分析
失業保險制度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勞動供給并沒有在理論上形成統一的結論，而理論上的爭論激發了大量圍繞著失業保險對失業影響展開的實證研究工作。與尚有歧義的理論結論所不同的是，幾乎所有實證分析的結論都支持失業保險會延長失業者的失業時間和提高經濟中的失業率這一觀點。
1.失業保險會提高失業者的保留工資水平及降低工作搜尋力度。Feldstein（1982）對1976年5月美國失業者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如果失業者可以在失業期間獲得失業保險金，那么失業保險金替代率每上升10%，失業者的保留工資水平上升4%。失業保險對人們搜尋工作努力程度的負面激勵效應，通過實驗經濟學的方法得以證實。美國西北大學經濟系的Meyer教授在美國伊利諾州做了著名的“獎金實驗”（thebonusexperiments）。他將失業保險金的領取者隨機劃分為兩組：一組是按照正常途徑獲取失業保險福利的控制組；另一組是承諾失業者在11周內找到工作并持續工作4個月以上就給他們就業獎金的試驗組。結果顯示，試驗組的平均失業時間要比控制組的失業時間縮短了一周左右，并且節省下來的平均失業保險津貼總數要多于支付給他們的獎金總數（Meyer，1995）。
2.失業保險金水平的提高和領取期限的延長增加了失業者的失業時間。Feldstein（1976）實證檢驗發現：當時豐厚的失業保險金導致絕大部分失業者安于現狀并樂于享受閑暇，造成了經濟中接近一半的暫時失業（layoff）。[1]如果將失業保險金替代率增加10%，Katz和Meyer（1990）估計美國失業者的平均失業期會增加1.5個星期。[10]因此，檢驗失業保險享受期限對失業的影響取得了一致的結論。Moffitt和Nicholson（1982）等人發現，如果失業保險享受的潛在期限延長一周，失業者的失業持續時間將會增加0.1~0.8周不等。美國失業保險享受期限最長為26周，可能導致平均失業時間延長2.5周。
3.失業保險領取資格對失業的影響符合理論上的預期。Card和Riddell（1996）證實了失業保險領取資格的容易程度與失業率呈正相關關系。加拿大和美國的經濟環境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經濟發展水平也相差無幾，但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加拿大的失業者能夠領取失業保險的可能性比美國失業者高出3倍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這種可能性增加到3.5倍以上。相應地，加拿大的失業率較之美國的失業率更高，上升得也更快。對Mortensen關于即將結束的失業保險能夠提高失業者就業積極性的觀點，并沒有在實證分析中得到更多的驗證，其原因就在于系統區分和收集這些失業者的個人信息非常困難。但是，仍然有Carling和Holmlund（1996）對瑞典的數據作出了大致的估算：當失業保險期限快結束時，失業者脫離失業狀態的可能性的確是上升的，但是計量結果并不顯著。
盡管理論上還存在爭論，但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現實數據上的實證檢驗，已經證實了失業保險對個人勞動供給產生負面影響并提高失業率的觀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理論和實證研究的前提條件是一國經濟在正常運行狀態下能夠提供足夠的就業機會。其次，它們的研究對象是短期公開失業，并且絕大多數失業者可以享受政府為之提供的較寬裕的失業保險。這與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大相徑庭。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大量長期結構性失業和總量過剩失業群體、許多勞動者被排斥在失業保險體系之外以及失業保險金標準過低等情況。因此，考察失業保險對發展中國家勞動力市場的影響還需要結合這些特殊條件和背景。盡管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借鑒這些理論的研究成果，考慮和認識在一個主要依靠市場機制調節的勞動力市場上，失業保險制度通過什么樣的機制去影響人們的勞動供給行為，進而對經濟中的失業率產生巨大影響。這對于衡量發展中國家的失業保險制度如何影響勞動供給繼而失業現象，也起到了一定的參考、比較和借鑒作用。
三、失業保險制度對企業勞動需求影響的研究
大多數西方國家規定，失業保險費用的承擔主體是企業，其做法是企業按雇員工資總額的某一比例繳納失業保險稅。按照繳納失業保險稅的不同比例，失業保險稅收制度分為兩種：一種是固定稅率的失業保險制度；另一種是等級稅率的失業保險制度，又稱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experienceratingofunemploymentinsurancesystem）。
（一）失業保險制度對企業勞動需求影響的理論探討
1.探討固定稅率方式對企業勞動力需求的影響，主要是在競爭市場工資理論和效率工資理論基礎上完成的。Kelejian和Black（1970）等人認為，失業保險稅實質上是一種工資所得稅，由企業和勞動者共同分攤，導致勞動供給和勞動需求同時下降。然而，失業保險扮演著對失業風險補償的角色又會吸引人們參與勞動力市場，增加勞動供給。在勞動供給無太大變化和勞動需求減少的情況下，市場均衡工資和均衡就業水平則降低。Stiglitz（1986）采用效率工資理論來分析失業保險稅對勞動需求的影響。他認為效率工資實際上是企業無法確切掌握勞動者實際工作能力而通過高工資政策進行甄別的一種方式，失業保險稅并不一定會減少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其原因是，失業保險金抬高了勞動者的保留工資水平，一方面會導致企業進一步提高工資來吸引勞動者就業，同時也減少對勞動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會促使低效率的失業者寧可呆在家里也不愿意出去工作。于是，在某一給定的市場工資水平上，尋找工作的勞動者的平均技能水平和質量都會普遍上升；相應地，企業也會節省部分篩選和考察工作申請者實際能力的信息成本和雇傭成本，增加對勞動者的需求。
2.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是在企業工資總額基礎上，按照企業解雇歷史制定不同的稅率。解雇人數較多的企業適用較高的稅率等級；反之，適用較低的稅率等級。美國是采用這一制度的典型國家，幾乎所有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工作都是圍繞著美國相關情況展開的。該制度的設計原則和目的是企業完全承擔前雇員獲得的失業保險金，從而抑制企業解雇勞動者的隨意性，降低經濟中的失業率。然而，這一目的在現實中難以實現。這是因為，一方面失業保險稅率有最低等級和最高等級的限制；低于或者超過界限的企業，其解雇勞動者的人數與失業保險稅的稅率不再有任何關系。另一方面，許多研究已證實，即使在失業保險稅率隨解雇人數增加而上升的范圍內，多數企業只支付前雇員獲得的部分失業保險金。所以，現實中的失業保險稅收制度通常是不完善的（稱為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
Feldstein（1976）和Baily（1977）認為，企業在市場需求下降和經濟蕭條時期會解雇勞動者，這一點眾所周知。不存在失業保險制度時，企業必須提供較高的工資來補償失業風險，這樣才能吸引勞動者前來就業。失業保險制度建立之后，如果采取的是固定稅率和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稅收政策，政府實際上承擔了部分失業補償金；而本該由企業支付的高工資，就縮減為就業時期的工資水平和失業時期的部分失業保險金。這樣，失業保險無意中鼓勵了企業的解雇行為，導致經濟蕭條時期產生更多的失業。Albrecht和Vroman（2003）也支持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更加有利于就業的觀點。盡管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會提高企業的解雇成本和降低它們雇傭勞動者的愿望，但是，現代企業一般采取效率工資來支付勞動者的報酬。一方面，較高的效率工資會促使勞動者勤奮努力工作以減少失業的風險；另一方面，高昂的解雇成本也迫使企業不會輕易解雇員工。一旦所有勞動者和企業都這樣做了，就能夠帶來高產出、低失業和高工資的結果。
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還會影響勞動力資源在不同企業之間的重新配置。Topel和Welch（1980）發現，失業保險稅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對于不會或者很少解雇勞動者的企業而言，其繳納的失業保險稅通常高于其前雇員獲得的失業保險金，故失業保險成為了這些企業的額外負擔，降低了它們擴大勞動力需求的愿望。另一方面，對于解雇經歷頻繁的企業，其前雇員獲得的失業保險金遠遠大于企業繳納的失業保險稅，失業保險轉化為對企業解雇行為的補貼。故在經濟繁榮時期，這些企業擴大自身規模，毫無顧忌地雇傭大量勞動力；在經濟蕭條和市場不景氣時期，這些企業又會無情地解雇大量的勞動者，導致失業率大幅上升。
（二）失業保險制度對企業勞動需求影響的實證分析
失業保險對勞動需求和勞動力資源配置影響的實證檢驗，引起了經濟學家們的廣泛興趣；大部分研究支持固定比率和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會導致經濟中的整體失業率上升的結論。
一些經濟學家直接對失業保險稅收與失業率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Topel（1980）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完全根據企業的解雇歷史來決定它們的失業保險稅率，美國的平均失業率將會下降大約1/4。Anderson和Meyer（2000）通過研究1972-2000年美國華盛頓州失業率的波動狀況，證明了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抑制企業解雇勞動者的動機和行為。華盛頓州在1985年之前實行是固定稅率的失業保險稅收政策，1985年開始推行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相應地，該州的失業率在1972-1984年處于6.8%~12.1%之間；而在1985-2000年，該州的失業率呈明顯下降的趨勢，波動范圍在4.8%~8.2%之間。失業率不僅在總體上低于1985年以前的失業水平，并且失業率波動幅度也趨于緩和。
另一些經濟學家則從失業保險稅收制度與勞動力資源配置關系的角度，檢驗了失業保險與失業率的關系。Anderson和Meyer（1997）分析了美國1978-1984年八個州的相關數據，發現許多企業只承擔了其前雇員的部分失業保險金。這種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鼓勵了企業的解雇行為，特別是促使勞動力資源大批地從雇傭關系相對穩定行業流入了失業風險較高的行業，經濟中的整體失業率也隨之上升。Deere等人（1991）比較和檢驗了1957-1967年美國各行業的失業率、失業保險稅和失業保險金的數據，其結論是：建筑業的雇傭關系最不穩定，是失業保險的最大受益者；制造業次之；采礦業和服務業的就業關系相對穩定，承擔了失業保險的額外成本。如果失業保險稅率和失業保險金水平都增加10%，采礦業和服務業的就業份額則會下降1%左右；而制造業和建筑業的就業份額則會分別上升2.3%和0.09%，經濟中的暫時失業率會因此上升5%。
綜合以上觀點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哪種失業保險稅收制度，都會對企業的勞動力需求行為發生作用，進而影響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水平，只不過這兩種方式的影響程度不同而已。固定稅率的失業保險稅收政策，實質上是一種極度不完善的失業保險經歷評估制度。這種制度安排僅僅單純地從數量上考慮失業保險基金的資金來源，并沒有深入到將產生失業的風險與責任同各個企業聯系起來。這種做法不僅會降低企業的勞動需求，還會增強勞動力市場就業關系的不穩定性。為了增加就業機會和減少解雇現象的發生，設計失業保險經歷評估機制不失為一良策；它讓多解雇勞動者的企業需繳納更多的失業保險稅，承擔較大的責任，避免了隨意的解雇行為。與此同時，該制度又可以減輕就業關系穩定企業的成本負擔，激勵它們適當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起到穩定經濟的就業水平和相對降低失業率的作用。
四、失業保險制度對福利影響的研究
以上大部分文獻的結論是，失業保險制度會減少個人勞動供給和企業勞動需求，提高總體失業率。接受這一觀點將會導致我們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失業保險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失業者的基本生活，幫助所有勞動者分擔失業風險。分析失業保險改善微觀個體和整體經濟福利的相關文獻，基本上是從以下三個方面針對各國具體數據而展開的實證分析。
1.失業保險制度能夠平滑個人消費，增進個人福利。勞動者因為失業而喪失勞動收入的情況盡管是暫時的，但是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其福利水平。特別是失業者失業持續時間越長，其消費水平隨之下降更多。Browning和Crossley（2000）證明，當加拿大的失業者持續失業時間超過6個月以上，他的消費水平會大幅下降14%左右。
維持個人在失業期間的福利水平，盡管依靠儲蓄以及參加私人保險市場可以緩解個人在失業期間的消費水平下降；但是，儲蓄實質上是犧牲現期消費來換取未來消費的一種形式，取決于個人的儲蓄意愿和收入水平。因此，儲蓄作為預防失業風險的功能極為有限。此外，個人的失業原因和搜尋工作的努力程度屬于私人信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巨大監督成本阻礙了私人保險市場參與失業保險的積極性。因此在保障勞動者福利不受未來失業風險的損害方面，失業保險制度有著儲蓄和私人保險市場無法替代的優勢。Browning和Crossley的研究表明，失業保險的確對維持失業者的福利有很大幫助。失業保險金的多少與失業者的消費水平高低呈高度的正相關：失業保險金每下降10%，會引起失業者的平均消費水平下降0.8%；而對于沒有任何資產或配偶沒有工作的失業者，失業保險金的下降對他們的打擊是巨大的，其家庭消費水平分別下降了11.55%和17.71%。同樣地，Gruber（1994）模擬1968-1987年美國各州的消費數據發現：失業保險金替代率越高，失業保險平滑消費的作用越顯著。據他的估計，沒有享受失業保險的失業者在失業期間的消費水平較失業之前下降了22%，比享受到失業保險保障的失業者的消費水平下降幅度（7%）高出3倍之多。
2.失業保險能夠提高失業者再就業的整體水平。Feldstein（1982）的研究表明：失業保險條件越慷慨，失業者的保留工資水平也會越高。較高的保留工資水平能夠激發失業者堅持尋找具有資本和技術含量的高工資的工作，失業者再就業收入的整體水平會因此得以上升。[24]Meyer（1990）的研究更為具體，他估計失業保險金水平每上升10%，盡管會導致失業者平均失業持續期增加一周左右，但是失業者再就業后的工資比失業前的工資水平平均上升了1.2%.[4]Crémieux和Audenrode（1995）對加拿大有關數據進行分析后發現，獲得失業保險金超過30周以上的失業者，其再就業后的工資收入比沒有享受失業保險的失業者再就業后的收入普遍高出7%~9%。
3.失業保險能夠提高經濟效率。一方面，失業保險支持失業者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積累人力資本或尋找具有更高勞動效率的工作，能夠改善工作與勞動者匹配關系，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和總產出水平。Enrenberg和Oaxaca（1976）發現，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美國的失業保險制度增進了所有勞動者的福利，進而提高總產出水平大約為0.5個百分點。Marimon和Zilibotti（1998）強調勞動者和企業之間應當根據比較利益的原則進行匹配。一方面，失業保險能夠促使勞動者等待更適合他們的工作，從而起到改善資源配置的作用；另一方面，失業保險能夠提高工作結構的層次，產生更有效率的工作，提高總產出水平。Acemoglu和Shimer（1999）認為，低工資和低效率工作的失業風險相對穩定，而具有高工資和高效率工作的失業風險相對較高。大部分勞動者是風險規避者，他們都愿意從事相對穩定和低效率的工作。企業苦于招不到合適的勞動者去填補高失業風險的崗位，往往會順應要求創造更多的低工資和低資本密集程度的工作，因而經濟中的工作結構是缺乏效率的。失業保險能夠幫助勞動者分散失業風險，鼓勵他們從事更具冒險的工作。相應地，企業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創造這些工作，從而起到改善工作結構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這樣，不僅勞動者可以獲得更高的工資，整個社會的總產出和總福利水平也會得以提高。
五、簡要的結論和啟示
失業保險制度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它提供時間和現金補償，幫助失業者及其家庭維持正常的生活水平，改善勞動力資源配置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等等；另一方面，它不可避免地干擾了勞動力市場的自身運行機制，扭曲了企業的勞動需求和人們的勞動供給行為，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失業現象。失業保險制度產生的最終影響取決于以上兩種效應的強弱對比，這也使得失業保險政策陷入兩難境地：慷慨的失業保險金以及相應的失業保險稅收，會減少人們就業機會和增加失業；而過低的失業保險金和失業保險稅收，盡管可以降低對勞動力市場資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卻達不到保障失業者正常生活和促進再就業的基本目的，失去了建立失業保險制度的根本意義。
浙江是吸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大省。統計數據顯示：浙江省現階段農業轉移人口的總數為1783萬，其中本省占1260萬，外省占523萬[1] 。農業轉移人口作為浙江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力量，其就業現狀如何？就業的可持續性怎么樣？就業收入匹配于融入城鎮的能力嗎？帶著這些問題，課題組在查閱浙江統計局2014年年鑒已有的相關數據基礎上，選擇了杭州、寧波、義烏、嘉興、麗水五地作為調研區域，在勞動力市場和十余家企業進行了問卷調研和個別訪談，共發放問卷1500份，回收1500份，有效問卷1462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別為100%和97.5%。籍此獲取浙江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狀況真實、客觀的數據，剖析問題，提出對策。
一、農業轉移人口的內涵
“農業轉移人口”稱謂的產生和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2009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明確提出：要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
要充分理解“農業轉移人口”的內涵，關鍵是準確理解“轉移”兩個字?！稗D移”表示該群體所在地域的轉換?！稗r業轉移人口”既包括從農村遷移至城鎮就業居住的農業人口，也包含農村和城鎮之間來回流動的農業人口。相對“農民工”這稱謂而言，“農業轉移人口”較為含蓄和中性，關注的重點在于農業人口從農村向城鎮轉移，進而逐步成為城鎮居民的過程。而“農民工”直接體現的是進城務工人員的身份和職業，始終帶有一定的歧視色彩，難以被進城務工農民坦然接受。
二、目前浙江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現狀
（一）基本信息
1.男性多于女性，青壯年居多
調研數據顯示：男性比重高于女性（男性59.5%，女性405%），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男性與女性的性別比重差距不斷擴大。在流動就業的農業轉移人口中，年齡在30歲以下的占63.9%，40歲以上的農業轉移人口不到10%，以青壯年居多。
2.文化程度偏低，缺乏必要的從業知識和技能
調研對象中初中學歷的占50.3%，高中或職高學歷的占31.9%，初中以下的占17.8%，總體上文化程度偏低，以初高中為主。另外，多數調研對象缺乏必要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集中在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流水線上工作，工作機械而重復，難以學到新的知識和技能，無法提高自己的就業層次，可持續性較差。
（二）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現狀
1.“低端就業”跡象明顯
調查發現農業轉移人口目前的就業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建筑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居民服務業等。從崗位分布看，多數農業轉移人口從事的是城里人看不上、不愿干的苦、臟、重、累而又報酬較低的崗位，如家政服務工人、公交或出租車司機、環衛工人、物流搬運裝卸工、派件員、餐飲服務員、酒店賓館衛生人員等等。這和農業轉移人口缺乏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有關。
2. 接受過技能培訓的人數比例低
數據顯示：農業轉移人口中接受過良好技術培訓的僅占25.6%，只接受過簡單技術培訓的占69.2%，沒有任何培訓就上崗的占52%。由此可知，農業轉移人口的從業培訓狀況比較差。但鑒于農業轉移人口大部分接受過初中或初中以上的學歷教育，如給予適時正規的職業技能培訓，對其接受能力應該秉持樂觀態度。
3. 就業穩定性相對較差
數據顯示：兩年內平均每位農業轉移人口轉換工作在1.08次左右，53.8%的農業轉移人口換過工作。有換工作經歷的農業轉移人口中，35.5%是因為想找一個更能發揮自己特長的單位；46.4%是由于工資太低而換工作。
4.失業保障不足
在失業期間，55.3%的農業轉移人口依靠以前賺的錢來維持生活，17.1%的農業轉移人口依靠親戚朋友的幫助，13.6%的農業轉移人口靠打些零工，依靠社會救助和領取失業救濟金的僅占2.8%。由此可知，農業轉移人口的失業保障不足，使農業轉移人口失業后承受著比當地人更大的經濟、社會、心理壓力。
5.維權意識弱
隨著政府對農業轉移人口工資、維權等方面的進一步重視，其工資、福利待遇和勞動權益問題正在得到改善。但必須看到，當前農業轉移人口勞動權益得不到保障的問題依然嚴峻，依然出于弱勢地位。表現最為突出的問題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資，強制加班加點和超時工作，勞動和衛生條件惡劣，不按規定與農業轉移人口簽訂勞動合同等。
三、目前職業教育、社區和政府為農業轉移人口就業提供的服務情況
（一）職業教育
目前的職業教育，不論是中等職業教育還是高等職業教育，基本上以學歷教育為主，培養對象一般是在校學生。部分職業教育機構也接受企業委托，為其定向培養員工，如“雙元制”教育，但其實質還是學歷教育。直接面向農業轉移人口的從業培訓，目前還沒有。
相對于企業而言，職業教育機構的師資、設備和場地都比較完善，其培訓資源相對比較成熟，部分職業教育機構還有考證發證資格。如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能充分發揮各層次職業教育資源的作用，引導其為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提供適時正規的從業知識和技能培訓，不失為提升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平臺。
（二）社區
多數農業轉移人口長期在城鎮就業，落地在各社區生活。但目前的社區服務往往只針對戶籍在社區的城鎮居民，極少能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到。在就業方面，大多數農業轉移人口遇到就業困難時，一般都靠老鄉和朋友幫助解決，還沒有將社區作為一個可依賴的 “家”。
究其原因，主要是上級主管部門沒給社區這樣的經費支持，面對為數不少的農業轉移人口群體，社區自然也沒有能力組織這樣的培訓，更談不上就業幫助了。由此，要在社區建立為農業轉移人口服務的平臺，在政策、資金、人員等方面給與一定的支持，以為農業轉移人口提供適時的援助和支持，為他們融入城鎮提供人性化的平臺。
（三）政府
政府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機構，近幾年雖然一直在努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對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就業生活提供了一些政策支持和保障，但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法律法規不健全，往往導致了多數農業轉移人口，特別是戶籍還在農村但卻長期居住就業在城鎮的群體，成為最大的弱勢群體，常受到排斥。社區就是因為缺少政府的資金支持而無法對農業轉移人口提供就業幫助，導致了農業轉移人口在城鎮居住就業的“邊緣化”現象。
綜上可知，現階段浙江農業轉移人口由于缺乏良好的職業引導和技能培訓，普遍從事著技術含量低和報酬差的工種，加上目前各層次職業教育機構、社區和政府對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政策支持和幫助力度不大，引導不足，存在著與新型城鎮化發展極不匹配的狀況，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將不利于新型城鎮化戰略的實施和推進。
四、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能力的提升對策
（一）職業教育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
要從根子上改變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能力，首先，要確保農村義務教育的順利實施和全面普及，防止經濟落后地區的適學青少年群體因為家庭經濟困難等各種原因而過早離開學校加入打工者的行列。其次，以農村初中畢業生為主要對象，加大力度開展農村職業教育，政府也應適時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適當補貼貧困家庭青少年接受職業教育。
2.利用各層次職業教育資源，實行訂單式培養
近些年浙江各地中高職院校、職業培訓機構遍地開花，蓬勃發展。查2014年統計年鑒數據可知：目前浙江有高等職業院校49所，中等職業院校300所，成人技術培訓學校4753所，技術培訓學校2768所，成人初等學校59所，成人高等學歷教育學校9所，成人中等學歷教育學校44所，成人中學393所，技工學校66所，職業教育資源不可謂不豐富。
3.改革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引入市場競爭機制
改革職業教育辦學模式，鼓勵民間力量投資農村職業教育，把職業教育作為農村義務教育以后、進入勞動力市場以前的中間過渡階段。首先，要改變當前政府壟斷農業轉移人口培訓市場的現狀，全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實行企業化運作，政府只掌舵不劃槳，以“裁判員”的身份切實抓好農業轉移人口培訓市場的質量和水平。其次，要做好全面的統籌安排，政府應加強對農業轉移人口職業培訓市場的規劃、管理與監督，搞好培訓與就業的長期規劃。再次，要推進權威機構對于農業轉移人口職業技能的鑒定，落實職業技能資格證書制度，使得農業轉移人口的職業資格證書成為勞動力市場的“準人證”，以此來指導和監督農業轉移人口職業培訓工作的開展，促使職業培訓適應地方經濟發展的需求。
（二）所在社區
農業轉移人口每天生活的所在社區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場域，應充分重視“接受社區”在農業轉移人口提升就業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社區可建立數據信息檔案，完全登記農業轉移人口的基本信息，如性別、姓名、學歷、婚姻、聯系方式、職業或崗位，同時登記農業轉移人口的數量、比例、分布，記錄其就業情況和就業需求。這些數據信息可與政府下屬的人力資源機構共享，爭取從大平臺層面形成信息對稱，以提供更好的就業服務。其次，社區可根據就業需求，針對性地開展就業技能培訓。再次，在社區公告欄里，定期告知就業供求信息，形成自助服務平臺。最后，社區可針對附近企業的用工需求，在周末開展小規模就業供求洽談會，以提高農業轉移人口的滿意就業比例。
（三）當地政府
政府在新型城鎮化的戰略進程中，從政府職能發揮的角度，可借鑒一下英、法、德、美等發達國家的成功運作經驗，特別是英國的做法。首先，盡快推出有利于農業轉移人口公平、穩定就業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章，以從制度層面保障農業轉移人口的就業機會。其次，政府應把提升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能力的問題提升到公共服務層面上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再其次，政府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應從市場供需層面的供給方角度，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資金，這部分資金投入也即投資，長此以往，不但能積極有效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也將極大地促進現代化進程和國民經濟發展。再次，政府在提供此項服務的角色上，應該是掌舵者，而不是劃槳者，注重服務方向和目標的實現，而不是具體的操作。最后，可借鑒英國成功的運作經驗，把“農業轉移人口就業能力提升”這個大項目市場化，采用招標的方式，讓有能力承接此項目的主體間平等競爭，實行購買培訓的辦法來實施此項目，以實現效益最大化。（作者單位：浙江機電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黎智輝，黃 瑛.“半城市化”與“市民化”―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城市正式移民問題研究[J]，規劃師，2013，（4）：32-36
[2]葉華靚. “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思考[J]，市場論壇，2013，（5）：51-53
[3]胡文靜. 安徽省新型城鎮化的瓶頸：農民工市民化影響因素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13，（2）：17-19
[4]浙江省統計局.2014年浙江統計年鑒[DB/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