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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進行金融發展理論研究應該從銀行出現開始，研究銀行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但是并沒有對金融進行專門研究，只是把金融作為促進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戰后，由于經濟發展過程中資金短缺影響到部門國家經濟增長的現象明顯顯現，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開始研究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萌芽。這個階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別發表的《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專著中提出金融發展是金融機構、金融制度、金融市場和金融工具的發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實現資金的順利流動，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資金，從而提高生產資金，提供社會經濟增長。帕特里克（1966） 在《欠發達國家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中提出需求追隨和供給領先兩個金融問題，金融發展可以是被動的和相對滯后的，也可以是主動和相對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論發展理論基礎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創造性的提出金融發展就是金融結構的變化，采用8個指標來度量金融規模和結構，對35個國家98年的數據分析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具有正相關關系。
金融發展理論的建立可以以麥金農和E.S.肖的《經濟發展中的貨幣與資本》、《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深化》兩本書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即“麥金農—肖模型”。麥金農認為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落后，金融二元結構存在，金融管制嚴重，導致信貸資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儲蓄無法有效轉化為投資資金，抑制了經濟增長。肖認為健全的金融發展和良好的經濟增長能夠起到互相促進作用，使金融資源得到進一步的優化配置。
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提出后，引起了理論界的研究熱潮，促進了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其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在七八十年代，從投資數量、質量等方面對金融抑制和深化論進行深入研究，認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響，導致資金無法順暢流向投資領域，無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須進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進入了第二階段，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生增長理論基礎上著重研究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功能和作用，規范了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解釋，得出了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金融內生化的機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約束論和金融內生增長論，深化了金融發展理論。
二、經濟增長理論
經濟增長是指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生產商品和勞務能力的增長，即一個國家或地區潛在國民產量或潛在實際GNP的擴展。（薩繆爾森，1992）經濟增長既可以是國民收入的總產量，也可以是人均國民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理論是研究解釋經濟增長規律和影響制約因素的理論。
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增長的原因有資本、技術、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經濟學鼻祖斯密，他認為促進經濟增長的兩種途徑是勞動數量和勞動效率。
之后不斷有經濟學家研究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包括了在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基礎上哈羅德和多馬提出了哈羅德—多馬模型，成為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典型，該模型認為經濟增長和儲蓄率成正向關系，和資本與產出比成反比關系，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決定因素。但該模型基于儲蓄率和資本與產出比不變的假設，存在缺陷，麥金農對模型進行了修正，認為儲蓄還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之后經濟學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以索洛模型為代表，他認為資本和勞動的增長率、資本和勞動各自的產出彈性以及技術進步決定了經濟增長率，同時技術進步是隨時間變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沒有提及。20世紀80年代后圍繞索洛模型缺陷，經濟學家開始從技術進步、人力資源等因素研究經濟增長的內生性，以盧卡斯和多馬為代表，盧卡斯批判新古典經濟學模型的封閉性，同時認為技術進步至少部分是是內生的，多馬提出了以規模報酬在外部性和生產中是遞增的，而在新知識創新中的規模報酬是遞減的為假設前提的內生技術創新模型。
三、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關系分析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外大量的經濟學家進行了研究，但是都沒有形成一致的結論，研究的成果和結論大體分為以下幾種。
古典經濟學認為貨幣只是促進交易的工具，對生產和經濟增長沒有作用，計量統計中的相關性僅僅是金融對經濟的反映和體現而已。經濟學家托賓和熊彼特從貨幣功能角度認為貨幣的價值儲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響社會儲蓄增加資本，滿足了企業信貸需求，從而促進了經濟增長。經濟學家瓊、羅賓遜等人認為經濟增長促進了金融發展。原因是社會經濟規模的擴大客觀上要求相對應和匹配的金融市場建立，促進了金融的發展。麥金龍則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相促進：良好的金融市場能夠降低投資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進社會投資，最終會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客觀上要求與之對應的金融市場建立，促進了金融的進一步發展。凱恩斯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則認為金融領域的過度投機等行為導致了金融風險的產生，有可能影響實體經濟領域導致經濟危機從而影響經濟增長。
國內經濟學家對此的研究結論與國外研究也大體相同。當然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國家級別的層面，基于省內級別層面的研究相對較少。
四、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互作用機理分析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大家關注的都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論證.而較少關注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是如何相互影響的.即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問題。所以其作用機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變化規律，分析內在作用機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進經濟增長，金融增長又如何促進經濟增長的。
金融機構可以以專業化和規?；膬瀯輲椭鹑诮灰纂p方降低信息不對稱和交易費用所導致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風險，從而提高經濟運行效率，通過金融市場幫助資金流向具有發展潛力的領域和單位，優化了資源配置，促進了經濟增長。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統規避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的特點，金融市場的機構和制度可以以其專業化和嚴格的審查幫助儲戶分散和降低風險，增加儲蓄，同時幫助投資者提供長期流動性使企業獲得資金，高效促進社會資金流向投資領域促進經濟增長。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費用，金融市場會在專業化和技術創新上下工夫，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交易工具創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資金流動促進經濟增長。由于金融市場的存在和參與，金融制度加強了對公司的監督和監管，避免了委托風險和道德風險，改善公司治理，促進資本更快積累和長期增長，最終促進經濟的長期增長。根據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一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取決于資本的投資效率、儲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統通過上述資源配置、降低風險和交易成本、增加儲蓄、創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終影響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了社會分工，金融便是社會分工的結果。經濟不發達階段，社會分工水平不高，阻礙了金融的發展。經濟增長促使社會分工水平提高，生產效率提高財富增加，商品價格下降，增加居民儲蓄，同時，專業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數量、交易種類和交易方式，要求相應的金融服務。經濟增長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要求相對應的金融發展。（作者單位：1. 貴州商業高等專科學校；2. 貴州財經大學金融學院）
參考文獻：
國際上對小額信貸并沒有一個唯一的定義，一般意義上來講，小額信貸指的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小額資金支持的持續性信貸活動。這一概念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目標客戶特定，針對低收入或者貧困客戶群體，并對這一客戶群體提供適合的信貸服務，這一層面是小額信貸與傳統金融服務以及扶貧項目的本質區別；二是小額信貸機構對目標客戶提供資金支持，要求其自身財務獨立，并有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一層面構成了小額信貸機構的資金支持活動與政府或扶貧組織的傳統扶貧項目的差異。小額信貸的產生和發展主要基于下列理論。
一、金融抑制理論及金融深化理論
金融抑制理論和金融深化理論在1973年由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和肖提出。他們同時還提出了關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模型。他們認為，由于金融體系存在著二元性的特征，即現代金融和傳統金融部門并存的約束，使得中低收入人群（大部分為農村居民）大部分被排斥在金融市場之外。然而，這部分人群又亟須生產資金來改善貧困的生活狀態。因此，農村發展面臨著嚴重的資金不足的問題，并且，農村金融市場的金融市場失靈現象還十分普遍。在麥金農和肖的理論中提出，在諸如農村等地區的不發達經濟中，普遍存在著金融市場割裂和金融抑制的現象。作為一種弱質產業，農業生產具有周期性和風險性的特征，并且，由于缺乏有效抵押物，導致了其融資的困難。這些特性使得農業獲得的政府信貸支持較少。然而，貧困人口大部分為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因此，貧困人口對信貸的需求和其自身條件匱乏所帶來的信貸政策上的約束，使得金融抑制情況存在嚴重，迫切需要一種有效的融資渠道，使得貧困人口能夠獲得足夠的金融資金支持來改變狀況，而小額信貸正是這樣一種較為高效的配給方式。
二、不完全競爭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前蘇聯的解體帶來了一系列東歐國家經濟體制轉變，在經濟轉制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拉美洲與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危機頻發。這一系列問題表明，現存的市場機制并非萬能的。在完善有效市場機制的過程中，仍然需要政府承擔一些非市場要素的支持。針對這一現象，斯蒂格利茨提出了不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在斯蒂格利茨的理論中認為：農村金融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市場，農業產業的弱質性以及正外部性在農村金融領域體現的極為明顯。金融機構無法充分掌握借款人的情況，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不能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建立一個完全競爭市場。因此，在農村金融市場中，政府應承擔一定的作用。
三、交易費用理論
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理論認為：任何經濟行為都會產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理論對農戶和金融機構的經濟決策都產生影響，因此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一方面金融機構即使有大量的資金也不愿意為貧困農戶提供貸款，另一方面農戶存在大量的貸款需求卻貸不到款。對于銀行來說，貧困農戶貸款額度小、居住分散，通常銀行很難完全掌握貸款戶的真實情況，評估貸款風險；對于農戶來說，由于金融機構網點不夠分散，在很多農村地區無法方便的辦理業務，且貸款審批手續繁瑣，還不一定能夠獲得貸款，因此，很多時候他們寧愿支付更高的利息向附近的高利貸貸款，也不愿意向正規金融機構申請貸款。
四、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變遷理論指的是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轉換或者交易的過程。它既可以理解為一種制度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新的制度的產生過程，還可以理解為在人與人的交易活動中，制度結構的改善的過程。它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產生過程。按照制度變遷方式的不同，可以將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變遷和強制性變遷。誘致性變遷是一種自然演進的過程，由國家法律、法規或命令等承認其的存在。誘致性變遷存在以下特點：一為盈利性，即制度變遷是逐利的，只有當制度變遷帶來的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時，相關群體才會推進其發展；二為自發性，當原有制度存在利益的不均衡分配時，相關群體會自發的推動制度的變遷，促使其向更公平的方向發展；三是漸進性，誘致性變遷是一種由點到面、自下而上、由局部到整體的漸進式變遷過程。與此不同，強制性制度變遷是一種通過國家強制力來實施的變遷。國家作為權力主體，通過頒布法律法規來推行新的制度。通過國家壟斷力來促進新制度的實施。同時，國家在制度供給上相比一般的組織具有規模優勢。
1、金融雙語教學的課程體系
關于金融雙語教學課程體系的設計，李稻葵指出，在技術性課程上用英文教學比中文教學容易；馬驍教授則提出，應選擇少量標準化課程進行雙語教學。筆者認為，在金融全球化的滾滾浪潮下，應該從標準化、微觀化和國際化兼顧的視角，參照發達國家金融專業的課程體系，選擇一些前沿的金融學科納入金融雙語教學的課程體系，比如公司金融、理財規劃、投資學、國際金融管理，以及金融工程等新金融課程，作為開展金融雙語教學的突破口。
2、金融雙語教學與金融英語的內在關聯
金融雙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金融理論同運用英語等外語進行金融專業溝通與實踐的有機結合。在教學中很多財經院校從大二開始，陸陸續續推出有關金融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大二學生的特點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學生都已經通過了大學英語四級考試，也有一部分學生通過了大學英語六級的考試，但是，其英文水平存在兩個突出的缺陷———一是四六級考試對口語的交際運用沒有進行考核，所以，很多通過此考試的學生都存在著有“英文成績”，無“英文能力”的問題；二是四六級考試主要是對公共基礎英語的考核，因此，學生對金融專業英文術語的把握仍然存在著大量的空白。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推行金融專業課程的雙語教學，就有必要設立一門重要的前期準備課程———金融專業英語。金融專業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對擬開設的金融雙語教學課程所涉獵的主要英文專業詞匯，以及主要的金融實務操作流程進行講解或描述，培養學生用英文對金融理論與實務進行思維與交流的綜合能力。金融英語教學是金融雙語教學發展的客觀需要，也反過來推動金融雙語教學的順暢運行。
二、金融英語傳統教學策略對金融雙語教學的制約因素
施良方（1996）認為，“教學策略是指教師在課堂上為達到課程目標而采取的一套特定的方式或方法。”袁振國（1998）又進一步指出，“教學策略，是在教學目標確定以后，根據已定的教學任務和學生的特征，有針對性地選擇與組合相關的教學內容、教學組織形式、教學方法和技術，形成的具有效率意義的特定教學方案。”和學新（2000）則提出，“教學策略是為了達成教學目的，在對教學活動清晰認識的基礎上對教學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的一系列執行過程。”筆者認為，所謂教學策略，是教師為實現某一教學目標，對實施教學過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模式、教學效果評價等三方面動因進行思維加工而形成的策略模式。教學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主要模式：一是產生式教學策略，鼓勵學生自己從教學中建構具有個人特有風格的學習，在學習過程中處于主動處理教學信息的地位。二是替代式教學策略，這種教學策略在傳統教學中比較常用，它更多地傾向于指導學生學習，主要是教師替學生處理教學信息。三是獨立學習與小組學習策略，認為處于同一學年段的學生，可以開展合作學習、競爭學習和個別學習，小組學習則是合作學習一種基本形式。四是競爭與合作學習策略。金融英語教學策略包括實施教學過程中金融英語教學內容的選取與設計、教學模式的規劃與安排，以及教學效果的考核與評價。金融英語課程傳統教學策略普遍存在著教學內容龐雜無序、“翻譯式”教學模式對學生學習興趣的強烈抑制，以及教學效果評價的失準性。所以，即使學生最終的金融英語成績比較優秀，但在接下來金融雙語課程的學習中，卻明顯后勁不足，尤其是當金融雙語課程數目偏少時（比如：5門以下），這種以英文去理解、去思考、去交流金融專業的熟練度更是大打折扣，使得金融英語與金融雙語教學相輔相成、和諧共生的共同發展面臨著三個主要的矛盾。
1、金融英語教學內容的選取與金融雙語教學的需求脫節
首先，學科教材過于陳舊，近5年內幾乎沒有出版新的金融英語教材。金融英語教材的撰寫因其采用英文的緣故，所以要比其他金融專業課程教材的撰寫難度大；而且一些財經院校沒有設立或者廢除了金融英語課程，導致金融英語教材出版相對困難，撰寫的激勵受到抑制。其次，教學內容過于龐雜無序，同時也缺乏前沿理論與實踐的描述。有些院校只是隨意選取了若干篇金融方面的英文文章，作為金融英語的授課內容；同時，教材內容的選擇缺乏明顯的系統性，體現不出后續金融雙語教學的需求特征。
2、金融英語教學模式的規劃對金融雙語教學的滯后效應
一方面，在教學方法的設計方面，傳統金融英語教學表現出“翻譯式教學”的授課特征，學生完全沒有以英文交流金融專業知識的機會，這種“被動式”的教與學，使得學生在接下來金融雙語教學的接受方面存在著滯后的痼疾。另一方面，在教學手段的運用方面，傳統的金融英語教學主要以“多媒體”為教育媒介，由于缺乏綜合性的語音教室和實驗教室，使得教師在教學設計中無法添加培訓學生聽力以及情景模擬等開放性和社會性的教學模塊，導致學生的金融英語綜合能力不能有效整合和提高，在后續的金融雙語教學中難以順暢交流。
3、金融英語教學效果的評價使金融雙語教學的前期評估失準
傳統教學效果評價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平時成績，基本以學生出勤和課堂小作業作為評定成績的兩大標準；二是期末成績。這種考核體系無法準確界定出學生在金融雙語教學前期課程把握方面的真實成績，因為平時成績的考核具有極大的主觀性和雷同性；而期末成績的評價只能說明學生在短期內通過復習取得的卷面成績，而無法真實表明學生的英文思維與運用能力，因而必然造成金融雙語教學的前期評估失準。
三、金融英語教學策略創新對金融雙語教學的推動作用
針對黨的“十八”大對提高高等教育教學質量的政策導向，為了促進金融雙語教學的深入發展，我們應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金融英語教學策略進行改革創新。
1、實現金融英語教學內容選擇的融合化
在課程教材選擇方面，為了配合學生畢業后在金融系統就業的需要，筆者選取了《現代金融實務———金融專業英語證書綜合考試教材》。該教材以香港銀行學會的培訓材料為基準，結合中國金融業的實際情況，比較全面地探討了中外金融實務的操作與理論。在課程體系設計方面，系統地包含了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等金融領域的理論和實踐，重點講述了中外中央銀行及其監管，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中間業務、銀行會計和國際業務，證券交易與監管，以及保險營銷與理賠等眾多的現代金融實務教學模塊。這種教學內容的選擇，創新地將中外金融實務、基礎理論與前言熱點、教學內容與就業需要有機融合在一起，使金融雙語教學的前期準備課程內容更加豐滿，而又不失重點和邏輯聯系。
2、推動金融英語教學模式設計的開放化
長久以來，教師在傳統教學中沒有為每一個學生提供公平實現合作交往的機會，沒有將人際關系、合作與競爭作為推動學生學習、認知發展的重要動力。如果在教學中采取小組學習模式，學習任務由大家共同分擔，深入推動金融英語教學模式的創新，就能推進教學模式的開放性、主動性與互動性。
（1）教學進度表設計結構重組
突破了以講授為主的教學進度安排，比如在72學時的課程規劃中，將講授課時縮短為62學時；另外的10學時則在教學模塊講授完成后，要求學生圍繞著這個模塊的重點或熱點問題進行學術研究并做英文展示。這種安排既豐富了教學模式，又調動了學生的學習熱情和主動性，推進了對財經高校金融專業學生的能力教育與創新培養。
（2）“引導式科研教學”
在金融不斷深化、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全球化時代，金融實務的動態特征尤為明顯。為了幫助學生從課堂走向銀行、從書本上的基本原理拓展到更高層次的科學研究，滿足學生撰寫論文，以及大多數本科生畢業后繼續研究生學習的需要，可以采取“引導式科研教學”的教學改革模式。這種教學模式主要是結合幾個教學模塊的教學內容，事先為學生選好科研命題；然后指導學生搜集并整理研究數據與資料；并建議數學好的同學通過創新運用或設計模型，對有關命題進行實證研究；最后鼓勵學生按照國際規范完成英文學術論文。
（3）“拓展式英文教學演講”
結合金融專業英語課程既需要培養學生將來從事現代金融實務的能力，又需要提高學生英文運用綜合能力的特點，可以推出“拓展式英文教學演講”的創新教學模式，以期學生將來可以在金融國際化浪潮中成為國際化復合型人才。在實施這種新型教學模式的過程中，筆者首先將全班學生分成若干個學習小組，并指派一名組織能力強的學生作為組長；然后將五個預先設計好的演講題目分配給五個小組，提前兩周提供給學生；接著指導他們撰寫論文并制作PPT———論文的各個部分分別由每一組的各個成員分擔，這樣可以保證每個同學都參與教學模式的創新改革過程中；最后，組織每個組用1—2課時的時間進行教學演講，由組長負責從開篇陳詞到結論的總篡演講，其余組員則分別承擔各個具體研究內容的英文演講，臺上與臺下同學可以互相提問。上述教學模式的創新，增強了學生之間的合作，提高了學生共同學習的興趣，推動了金融英語教學的開放性，培養了學生融入金融雙語教學的互動性和能動性。
論文摘要：金融學科建設的研究與實踐說明，我國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資源意識，其研究范式與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進行必要轉換。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引起了學界對金融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不斷關注。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和發展，對比說明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所具有的質性發展觀。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基礎是金融資源觀，其研究基軸是金融功能的不斷擴展與提升。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靶枨髮颉钡慕鹑诎l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轉貼于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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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龔明華. 當代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及前沿[J]. 國際金融研究，2004（4）：4-11.
[9]劉 澄. 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演變簡評[J]. 當代財經，2001（1）：35-39.
一、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針對金融專業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進行過較全面的論述。世紀之交，教育部設立了“面向21世紀金融學專業系列課程主要教學內容改革研究與實踐”這一研究項目，項目（張亦春、蔣峰，2000，2001）比較了我國和西方在金融學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養目標、專業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等方面給出了概括性的設想[1]。以中央財經大學、廈門大學、復旦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為成員學校的“21 世紀中國金融學專業教育教學改革與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組，給出了我國金融專業發展的學科定位，制定了從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模式（王廣謙、張亦春、姜波克、陳雨露，2005），項目更強調了素質教育和教學質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資組合理論（markowitz，1952），分離理論（tobin，1958），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學（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為金融理論（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斷提出和擴展，使得我國學者開始更多的關注金融專業教學內容的擴充、轉變，更多的考慮教學與實際的銜接，學科發展和國際的接軌。王廣謙（2001）[3]、張新（2003）[4]、封思賢（2005）[5]和張文穎（2006）等在各自的文獻中都特別強調了這一問題及其發展趨勢。另外，李芒環（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結合各自所處學校的特點，對金融專業的目標定位和課程設置等進行了整體性設計，提供了個案經驗。張亦春、蔣峰（2001）[6]，何嵬（2009）專門針對金融專業和金融類課程的教學方法、教學手段進行了研究，給出了改進的思路、方法、經驗，為金融教學改革的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些借鑒手段。
我國現有針對金融專業的教學改革研究多是尋找差距，模仿和學習西方金融學的研究范式、學科體系和教學方法。然而對于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我國來說，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發展規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嚴重的會造成金融資源流失，金融主權喪失，危及我國的金融安全。黃達（2000）[7]、白欽先（2007）關于金融學科建設、中國經濟學金融學理論與教育工作者的歷史任務等進行了思考與論述，他們的論述從思想方面提出了獨到觀點，這為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研究視角。
二、國際金融危機的啟示與金融發展理論的視角
1. 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思考
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兩年多時間，其造成的影響嚴重、持久和深遠。這場危機不僅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較大影響，更是給我國的金融從業者提出了挑戰和質問：即金融的本質是什么？怎樣認識金融的結構、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發展？目前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多局限于技術的層面，且爭論頗多，莫衷一是。
要正確、準確地認識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識在內的微觀金融體系；而要抓住危機爆發的根源和本質，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又要求我們不能拘泥于微觀金融的觀察視角，要有金融資源的意識，大金融的意識和具備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研究視角
自20世紀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為代表的數理金融理論的創立，西方的金融專業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為代表的微觀金融的理論體系。金融學科逐漸數學化、模型化和微觀化，而且往往將金融專業設在管理類學科之下，這與我國傳統的以貨幣、銀行為代表的金融專業形成了較大反差。
與此同時經濟金融學家（以我國學者白欽先（1998、2001）等為代表）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理論框架。契合金融危機的爆發，我們可藉以對金融本質進行更深化的認識。在金融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視角下，我們能更清楚的知道，對各類金融資源的運用應以金融功能的擴展和提升為基軸，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實現為歸宿，避免簡單的金融量性發展觀。如果我們從金融發展理論的演進歷程及其研究視角來審視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金融（市場）發展，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對危機的理解及對金融學科教學改革的推進會更加具有指導和針對性。
三、從金融發展理論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框架形成
1. 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
金融發展問題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給出了金融
發展的定義，即金融發展是指一國金融結構的變化，并采用金融相關比率（fir）對金融發展進行了量性描述。作為對goldsmith金融發展觀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別提出了“金融抑制論”和“金融深化論”。由于兩個理論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同一問題，故一般可簡稱為“金融深化論”。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論”的理論背景是：他們發現發展中國家存在明顯的金融抑制現象，即政府過分干預金融市場，實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時存在著較高的隱形或顯性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資本市場）發生扭曲，致使利率、匯率不足以反映資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發展中國家的表現形式主要有：嚴格的利率管制、高額存款準備金、信貸配給、高估本幣匯率等。發展中國家要使其金融和經濟不斷發展，就應該放棄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實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個方面：提高或放開利率、放寬對金融機構的管制、建立與發展國內統一的資本市場、抑制通貨膨脹、財政和外貿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的提出，標志著金融發展理論的正式形成。但其在體系上比較粗糙，分析模型過于簡單，包括因素較少，不具有動態特征，很多觀點還停留在經驗水平上，理論分析尚顯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據mckinnon和shaw的理論框架，其認為金融部門并不創造財富，金融的發展也只能影響資本的形成，并不影響全要素生產力，這些也都較大地削弱了金融發展理論的解釋力度。
2. 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發展理論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金融自由化的進程，一些經濟學家汲取了內生增長理論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發展理論模型中引入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不完全競爭、外部性等因素，對金融發展理論進行了修正和發展。
（1）“金融供給論”和“金融需求論”。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對國民財富的構成及使用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貨幣供給帶動下的金融發展戰略。他強調，貧窮國家應當采取金融優先發展的貨幣供給帶動政策，在需求產生以前率先發展金融。這種戰略要求政府在短期無明顯效益的情況下，堅持對金融進行投資和重點發展（陳岱孫、厲以寧，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發展中“供給導向法”和“需求導向法”之間的區別。“需求導向”的金融發展是實際經濟部門發展的結果，這意味著市場的拓展和產品的增長必須更有效地分散風險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發展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了一個更好地推動作用。此外，“供給導向”的金融發展先于對金融服務的需求，因而對經濟增長有著自主的積極影響，對動員那些阻滯在傳統部門的資源，使之轉移到能夠促進經濟增長的現代部門，并確保投資于最有活力的項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后者對早期的經濟發展有著支配作用，一旦經濟發展成熟，前者便發生作用。
（2）金融約束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理論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認識到：對發展中經濟或轉軌型經濟而言，金融抑制將導致經濟發展的停滯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不僅很難收到預期效果，甚至會導致金融動蕩，因此有必要尋找另外一條道路，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約束理論。
金融約束論運用信息經濟學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為瓦爾拉斯均衡的市場條件，這在現實中難以成立。同時，即使現實中存在這些條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以及行為等因素，這些因素會引起金融市場的失靈。金融約束論認為，金融市場失靈本質上是信息失靈，它導致了金融市場交易制度難以有效運行，必須由政府供給有正式約束力的權威制度來保證市場制度的充分發揮。政府可通過金融約束政策為金融部門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機會”，并通過“租金效應”和“激勵作用”有效解決信息不完全問題。也就是說，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經濟穩定、可預測的低通貨膨脹率，正的實際利率），通過對存貸款利率加以控制、對市場準入及競爭加以限制以及對資產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為金融和生產部門創造租金，并提高金融體系運行的效率。這一理論為發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政府如何實施干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政策框架。
金融約束是發展中國家從金融抑制狀態走向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個過渡性政策。它針對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轉軌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暢、金融監管不力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在市場失靈情況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與金融深化完全對立的政策，而是對金融深化理論的豐富與發展。
（3）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理論把金融因素作為內生增長理論模型的重要變量，研究金融在經濟增長中的效用與作用機制。內生金融理論認為，資金融通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等因素產生金融交易成本。隨著經濟發展，這種交易成本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越來越大。為了降低交易成本，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內生地要求金融
體系形成和發展。內生金融發展理論從效用函數入手，建立各種具有微觀基礎的模型、引入了諸如不確定性（流動性沖擊、偏好沖擊）、不對稱信息（逆向選擇、道德風險）和監督成本之類的與完全競爭相悖的因素，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對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形成作了規范性解釋。
內生金融發展理論既放棄了以發展中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傳統，又堅持了從金融與經濟關系角度來研究金融發展問題的立場，金融學家們試圖建立一個一般金融發展理論。它帶來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轉變，使有關金融發展的研究取得了長足進展，令金融發展理論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學術界。但是，他們有意無意地堅持了金融發展研究的機構觀，即從現有的機構出發來研究金融功能，導出其產生、發展和作用于經濟的機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呈現經濟全球化、經濟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態勢，金融與經濟越來越密不可分，金融越來越成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核心性和主導性要素。這一切要求人們重新認識金融的本質以及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認識到金融發展的現實效應與主流理論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的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是面向21世紀新的金融發展觀，是可持續發展思想和金融理論的融合與升華，是對傳統金融發展理論的揚棄與創新。
國內學者對金融發展作了比較全面、深刻論述的代表人物是白欽先教授。在其《論金融可持續發展》（1998）中，白欽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資源、金融安全與主權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論框架。發展金融理論認為，金融可持續發展是在遵循金融發展的內在客觀規律和未來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體制，發展和完善金融體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從而達到經濟金融在長期內的有效運行和健康發展。在其他文獻（白欽先等，2001）中，白欽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資源論為基礎，從經濟與金融的關系切入，從金融發展的一般性出發，對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作了更系統的闡述：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而是在金融與經濟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影響，即在兩者彼此互動的意義上來研究金融與經濟的發展。
在這一領域，白欽先教授一直關注并持續不斷地研究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的演進和金融總體效應（功能）兩個方面同時展開，針對西方學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兩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結構理論，提出“金融相關要素的組成、相互關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結構理論；針對戈德史密斯“金融結構變遷即是金融發展”的量性發展觀，提出“金融結構演進（質性與量性發展相統一）即金融發展”及“金融功能演進（擴展與提升）即金融發展”的金融發展理論；并在發展金融學的整體框架內，梳理整合了“發展金融學是以金融功能為研究金融與經濟關系的聯結點，以金融功能的擴展與提升為其研究的基軸，而以金融效率為研究的歸宿”。[10]
四、金融可持續發展理論的內涵
現代金融已成為包括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理論金融與實務金融、金融理論與政策、金融風險與金融危機、金融觀念與金融意識等眾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經濟與社會、財富與資源、實質經濟與虛擬經濟及經濟風險與經濟危機等眾多因素的龐大的復雜巨系統。我們在研究金融，進行金融學科建設的時候需要始終具有這樣的大金融意識，始終將金融問題與金融的功能提升緊密聯系起來。
第一，強化金融資源意識，樹立金融主權與金融安全意識，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況下，發展中的經濟體尤其需要有這樣一些意識，并形成相應的對策措施。傳統的金融發展理論對這些問題沒有給出直接回答。而金融發展首先也是一國的金融發展，在金融市場聯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發展中經濟體往往處于被動和被掠奪的地位，發展金融和金融發展，就必須給與它充分的重視和保護。
第二，對于我們國家這樣正處于發展成熟中的金融體系來說，仍應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在逐步推進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的同時，我們要形成適合我們自身發展狀況的合理的金融結構，在某些市場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業與部門，我們仍應充分發揮金融機構的職能。金融傾斜并非是惟一正確的金融改革方向，其關鍵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發揮出金融相應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實現了經濟金融協調可持續的發展。金融體制改革應鼓勵創新，鼓勵對外開放，但我們要有自己的時間表，要與健全國家的宏觀調控體系和完善金融的監管體系同步。
第三，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需要適當轉變，凸顯人文價值觀的認同。包括金融發展理論在內的現代金融學科體系和大多數經濟類學科一樣，呈現出研究方法數學化、模型化的現象，這本無可厚非。但在金融這樣一個充滿風險因素的領域，在金融虛擬化程度不斷強化的時代，我們應該，而且也不得不轉變我們認識、發
展金融理論及其實踐的思路，重新審視金融的本來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價值觀又是什么？這對維持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對我們防止危機的發生都不無裨益。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來講，在能夠與國內外同行交流的基礎上，也應發展起具有我們自身特色的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范式，這不是簡單的中國特色，而是金融發展理論的中國化。[11]
當代金融學繼續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貨幣非中性基礎上的金融非中性，將“可持續發展”的哲學理念引人金融學研究，拓寬了金融學的研究領域和研究思路；這一研究范式確立了金融學的最終研究目標，在最高層面上給出了我們進行金融學科建設和發展的金融發展觀；在方法論上，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論實證與經驗實證的有機結合，并突出了金融學的社會科學屬性，實現從貨幣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變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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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抑制與中國城鎮居民消費”
《經濟研究》工作論文WP394號
中國居民消費率遠低于其他國家，而金融抑制是中國居民消費水平低下、消費率持續下滑的重要影響因素。
理論上，金融抑制會導致消費增長率和未來消費水平下降，而對當期消費水平的影響則取決于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的相對大小?；趯ξ⒂^家庭數據的分析，真實利率壓低1%，消費增長率將下降0.287%，這解釋了2000年以來中國消費增長率和GDP增長率差異的62.4%。
金融抑制降低了未來消費水平，也降低了當期消費水平，其財富效應大于替代效應。金融抑制導致居民財產性收入和預期可支配收入下降，進而降低居民消費水平，提高居民儲蓄率。
金融系統改革是刺激居民消費、改善收入分配、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手段。在經濟發展早期，金融抑制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但在經濟發展后期將嚴重阻礙經濟增長。
同時，金融抑制將導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從居民向企業和政府傾斜、居民內部收入分配不斷惡化。而金融抑制也是中國經濟周期的重要決定因素，是中國經濟波動幅度較大的重要原因。
鑒于金融抑制是中國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消費增長相對緩慢的重要決定因素。所以，逐步放棄金融抑制政策、實現利率市場化不僅是刺激經濟增長、降低波動、實現資源有效配置的手段，也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刺激內需的重要方式。
目前，利率市場化的條件可能還未完全成熟，那么以利率市場化為市場準入基本前提，在加強金融監管的同時，放松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提高金融機構間的競爭程度，以市場競爭方式逐步實現利率市場化，或許是中國金融體系改革的現實選擇。
制度
輸入型制度變遷
麻省理工學院 Dorn Acemoglu等
“激進改革的后果：法國革命”
《美國經濟評論》第101卷第7期
對制度改革而言，普遍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國家內部進行制度設計，也就是由于國內矛盾而產生的改革；另一種是外部沖擊，例如被殖民，由殖民者帶來制度上的改革，這種改革往往通過強制實施殖民者自己的制度而無視被占領區的傳統而顯得非常激進。
激進改革通常意味著舊體制有巨大的負面后果。例如18世紀末19世紀初，歐洲的貴族寡頭政治、對貿易和勞務設置的進入壁壘，以及其他要素市場的壁壘，阻礙了歐洲經濟的發展。那么通過殖民形式而導致的激進改革，對經濟又有何種影響呢？
通過對法國革命的研究，發現法國在入侵德國后，在其占領區強制實行了一系列激進的改革，例如實施法國的民法，終結封建制和貴族特權，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考察這些制度對城市化和經濟增長的影響，發現并沒有造成負面后果，相反這些制度帶來的長期經濟效應非常明顯，極大促進了被占領區在19世紀后半期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
觀點
環境因素影響長壽
中國科學院院士曾毅
“中國老年人中家族長壽對健康的影響”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簡報第1017期
一、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理論與文獻回顧
金融功能包括：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公司管理者并形成公司治理。金融發展從以下5個方面作用于生產率：
(1)金融系統通過積累儲蓄促進生產率增長。金融體系通過高效的儲蓄動員功能向更多的創新型企業提供融資支持，這不僅能減少與不同經濟體的交易成本，減少儲蓄者的信息成本，而且使用金融中介會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技術創新，從而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
(2)金融體系通過資源的優化配置功能促進生產率的增長。金融系統通過信息顯示功能來引導投資，使資本的配置效率更高。金融體系不發達導致有才能的、高效率的企業家受制于有限的自我融資渠道而不能進入市場，金融中介發展會使借款人進行創新，帶來科學技術進步；金融中介收集和處理信息具有規模經濟，這便利于資金流向社會回報更高的項目；金融中介降低了流動性風險。
(3)金融市場通過風險分散功能促進技術進步。金融市場能夠對企業在技術創新投資時面臨著的跨期風險進行分散，從而可能的沖擊將在更長的時期得以分擔，減少了研發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使企業技術創新的成功率得以提高。
(4)金融市場通過交易促進功能促進了技術進步。有效率的金融市場通過降低交易的成本來促進交易的繁榮，這樣投資者就不用過多顧慮長期投資時的流動性約束，進而使高回報、高效率的長期投資項目增加，有效地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而且有效的金融市場通過建立各種交易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從而使企業更為頻繁的橫向或縱向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對專業化技術和生產的需要。
(5)金融系統通過對企業進行監督，加強公司治理來推動技術進步。金融機構對企業家所進行的風險性創新活動進行評估并提供資金來影響企業家的創新；金融體系發展能降低成本和信息成本，使企業家能夠獲得更加優惠的貸款條件，進一步推動企業家創新活動的展開。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又增加了金融創新活動的回報，導致了金融創新和技術創新之間的良性互動。
國內外關于金融發展對生產率影響的研究成果頗為豐富，但都是從金融深度的角度展開的研究，比如Méon等通過對47個國家的研究發現，金融中介的發展對于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正向的作用，而且經濟發展水平越低，金融中介的生產率效應越不明顯。國內學者研究金融發展時采用的衡量指標和檢驗方法存在不同，導致結果存在差異，如張軍等在增長核算方法的基礎上，使用省級面板數據對中國金融深化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進行了檢驗，發現中國金融深化與生產率之間呈正向關系。袁云峰等使用隨機生產前沿函數對中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效率之間進行了分析，發現中國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并沒有促進生產效率的提升。dylw.net 寫作論文趙勇等對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分析結果表明，經濟增長方式在由投資推動向生產率主導的轉變過程中存在著門檻效應，而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可以通過降低增長方式轉變的門檻值來推動經濟增長的集約式轉變。
二、檢驗模型、指標與數據來源
1.數據來源
本研究選取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研究的樣本，考察中國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其中縣(市)樣本的選擇來源于《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公布的縣(市)。農村普惠性金融數據來源于中國銀監會官方網站中農村金融圖集公布的2009年全國各個縣市的銀行類和經濟類統計數據(bankmap.cbrc.gov.cn)，其他變量數據來源于2010《中國縣(市)社會經濟統計年鑒》中縣(市)社會經濟主要指標部分、國研網區域經濟數據庫中縣級經濟指標數據。剔除數據缺失或數據不合格的樣本縣(市)，本文最終選取了1 867個縣(市)作為本文的樣本數據，占中國總縣(市)的90.2%，能夠代表中國農村地區。其中，東部地區537個縣，中部562個縣，西部768個縣。
2.指標的選擇
產出指標用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表示，投入勞動力L用地區總的就業人數表示，資本的數據無法獲取，本文用當地城鎮固定資產投資額表示。
影響農村生產率的因素包括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程度和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每個指標的具體解釋如下。
(1)普惠性金融指數(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IFI)，見表1，具體算法參考田杰等的介紹。
(2)政府財政支出(government financial expenditure，GEB)。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與生產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向關系，即政府支出比重越大，生產率增長就越慢。一般來 說，政府財政支出越高，說明經濟市場化程度越差，政府干預的力度也越大，因而越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本文采用地方財政支出占當期GDP的比重來衡量地方政府經濟行為。
3.檢驗模型的設定
測度生產技術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隨機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和數據包絡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將選用SFA方法測度中國農村經濟的生產效率，并深入研究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dylw.net 寫作論文產效率的影響。相對于DEA方法，SFA方法具備如下的幾點優勢：一是SFA具有統計特征，可以對模型本身和模型中的參數進行檢驗，而DEA方法不具備這一特性；二是SFA的生產前沿是隨機的，更加符合現實，而DEA的生產前沿是固定的，忽略了樣本之間的差異性。而且，與DEA方法相比，SFA采用特定的函數形式，更適合于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本文根據Coelli等模型的基本原理，運用超越對數生產函數對2009年中國1 867個縣(市)樣本數據進行分析，對前沿生產函數和生產無效率影響因素同時進行估計，具體模型如下：
式(3)中，Y表示產出，K和L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力要素投入向量，t是測度技術變化的時間趨勢變量，β表示需要估計的系數，隨機誤差項包涵2個部分：v和u，它們相互獨立，其中v表示經濟系統不可控因素(如觀測誤差等)沖擊的噪聲誤差，服從對稱的正態分布，u為非負隨機變量，代表非技術效率項，它們之間相互獨立，并且服從零點截斷正態分布。式(4)中技術非效率被視為效率影響因素和隨機變化的函數，Z表示效率影響因素，ω表示隨機擾動項，δ為待估計系數。式(5)主要是通過γ判斷模型是否能夠成立，如果非效率影響因素較小，即u在殘差中的比例不大，那么對非效率影響因素的分析就失去了意義。因此特別引入了γ對模型進行判斷。當γ接近于0時，表明實際產出與可能最大產出的差距主要來自不控制因素造成的噪聲誤差，這時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即可實現對生產參數的估計，而沒有必要采用隨機前沿模型；γ越趨近于1，越能說明前沿生產函數的誤差主要來源于隨機變量u，采用隨機前沿模型對生產函數進行估計也就越合適。式(6)表示生產技術效率。
三、實證分析結果
1.總體效應
從表2可以看出，式(3)、式(4)中γ分別為0.37和0.87，并且在1%下顯著。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農村生產率的影響為正，和本文的理論預期相符合。我國發展良好的縣域農村普惠性金融體系通過動員儲蓄、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促進交易、監督縣域農村中小企業管理來促進農村生產率的提高。從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各個維度可以看出，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的發展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每萬人金融網點數維度和儲蓄使用效用維度反而抑制了農村生產率。和理論預期不一致，表明這2個維度的發展在促進農村生產率中的功能沒有發揮出來。
2.不同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效率的影響
從表3可以看出，東部地區γ為0.01，偏離1，并且不顯著，因此不存在效率損失。中部地區γ為0.93，在1%的水平上顯著，存在效率損失?？梢钥闯鲛r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西部地區γ為0.78，在1%的水平上顯著，但是普惠性金融發展對生產率的影響不顯著，表明了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揮作用。西部政府財政支出比例對生產率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了西部地區由于政府干預過多，導致經濟市場化程度變差，因而不利于生產率的增長。
東、中、西部農村地區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并且依次遞減，這和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縣域農村經濟發展差異的情況是相符合的。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的彈性顯著為正，表明了這兩個地區還是人力資本推動型發展。東部地區人力資本彈性為負，表明了東部農村地區已經從人力資本型發展轉向投資推動型發展。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研究得出如下的結論：從全國層面看，中國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其中組成農村普惠性金融的貸款使用效用維度和產品接觸維度顯著地促進了農村生產率增長，其他不同維度對農村生產率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從區域層面看，中部地區農村普惠性金融發展的生產率效應為正，西部地區不顯著，可能其他更為重要的因素在發dylw.net 寫作論文揮著作用，東部地區不存在效率損失。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分析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找尋造成融資障礙的原因，最后從金融創新角度探求沖破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障礙的新路徑，從而推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作為自主創新主體中最活躍的科技型中小企業，不管是產品的研發還是成果的轉化，長期以來都受到融資瓶頸的嚴重制約，對其自主創新能力和企業間以及企業與研究機構間資源共享、相互合作的能力、知識流動的效率產生重大的阻礙。為此，須從多方面、多層次對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自主創新進行融資支持。
一、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與金融創新的理論分析
第十一屆中國風險投資論壇上，科技部副部長劉燕華表示，科技與金融的有機結合是促進科技開發、成果轉化和產業化，提升產業創新活力的必要條件。
1.金融創新的概念及理論
所謂金融創新是指各種金融要素的新的組合，是為了追求最大利潤而發生的金融改革，其表現形式是金融機構、金融業務、金融工具的創新以及金融制度的創新，既有微觀層次的創新，又有宏觀層次的變革?！爸贫雀母镎摗闭J為，金融創新是一種與經濟制度相互影響互為因果關系的制度改革，與社會制度緊密相關。而政府的管制和干預本身也構成了金融創新的內容，當微觀主體的創新行為威脅到政府的管制時，政府必然會進行新的制度創新。
2.高科技中小企業的特征
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成長分為種子期、初創期、早期成長期、高速成長期、穩定成長期，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其融資呈現出以下幾個特征：(1)資金需求量大。從企業最初的成立到形成一定產業規模，都是以大量資金投入為先導，且投資規模從研究階段到規模化階段越來越大；(2)融資風險高。由于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投入的初始階段只是凈收入，后階段增大投入后才有可能產出；(3)高科技企業生命周期各階段的風險程度、收益狀況、資金需求以及融資方式不同。
二、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存在的問題分析
由于科技項目具有高投入、高風險和潛在高回報的特性，致使高科技企業在發展中經常會遇到比傳統產業更加多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高科技產品研發的高投入使其對資金的需求更加迫切，但該類科技產品所面臨經營風險及收益的不確定性使其融資更加困難。
三、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分析
1.從宏觀層面分析
(1)國有大中型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采取排斥態度：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對象主要為國有大型企業機構，對于中小企業，銀行放貸意愿不強。
(2)國家仍然采取金融抑制政策，專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地方小型金融機構尚不發達。
(3)創新基金、融資擔保體系等尚處起步階段，還需要進一步發展。
(4)社會化支撐體系不健全。主要表現在社會信用制度不健全、融資中介機構不規范、融資擔保體系不完善等方面。
2.從微觀層面分析
(1)企業規模小，自有資本缺乏。
(2)企業財務狀況不透明、財務制度不健全。
(3)資金需求的“貸款急，次數多，單次貸款額度小”的特點也會使銀行選擇緩貸或不貸。
四、通過金融創新推動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
1.融資工具的創新
(1)貸款證券化，使貸款成為具有流動性的貸款，改善資產質量，分散銀行風險，提高金融系統的安全性。
(2)金融期權，銀行在貸款的同時購買企業的期權，從而降低銀行貸款的風險。
(3)實行融資租賃。高科技產業在創業之初，通過融資性租賃解決資金短缺難題。
2.融資機構的創新
(1)發展并規范民營金融機構，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效率，以便更好地為融資服務。
(2)進一步規范信托公司、財務公司、保險公司、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
(3)合理推進資本市場對外開放。
3.融資制度的創新
(1)利率市場化，使民營科技企業與國有企業在市場上平等融資，提高資金使用率。
(2)實現國有銀行產權制度創新，建立商業銀行公司治理結構。國有銀行通過股份制可以提高自由資金比率，一方面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使銀行在經營決策、監督方面相互制約，從而更好地保證資金到位。
五、結論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促進科技和金融的有機結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速度與效率，通過金融創新，推進科技型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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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
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中國的經濟一直保持著高速的增長，但是在中國的金融領域卻蘊藏了巨大的風險隱患，不良資產經過大幅度剝離后依舊居高不下，盡管難度巨大，但是金融制度轉型已經成為大勢所趨，而且已經開始了具體的實施，微觀層次上的金融治理結構改革正如火如荼的進行。從目前的實踐看，推動轉型的創新主體依舊是政府，但是同時必須看到在這背后所蘊含著巨大的市場因素，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民營資本乃至民間金融的自發發展使得政府必須主動地推動這一制度轉型的進行，因而從這個意義上講這一轉型具有適應經濟發展內在性要求的特征。由于中國經濟已經緊緊地和世界經濟聯系在一起，所以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也脫離不了國際大環境的影響。那么東亞金融系統真的會向著美英模式的市場主導型金融系統演化嗎？也就是當前兩種模式的金融系統真的會走向趨同嗎？而中國金融制度的轉型必須適應這種趨勢嗎？而在這一過程中又應該注意些什么？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也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
二、文獻評論
如果從金融系統、資源配置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分析，對于金融系統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即mckinnon，shaw學派的研究。
gruleyandshaw（1955）提出金融結構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某種關系，開始強調金融中介在提供信用方面的作用；1960年出版的專著《金融理論中的貨幣》則提出金融系統對于一個社會能否有效的配置和運用資源具有決定性意義，金融系統的存在是使儲蓄轉化為投資的必要條件；goldsmith(1969)則首次利用大量的跨國數據來說明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提出了有關衡量金融發展的主要指標和基本命題，最后的結論是在大多數國家，經濟發展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帕特里克則提出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問題上存在兩種類型：需求追隨型和供給領先型，并分析了兩者之間的轉化；mckinnon(1973)、shaw(1973)發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很強的正向關系；提出了金融抑制的概念，并針對消除金融抑制提出了金融自由化的主張，指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加快了經濟增長，而金融抑制則對于經濟增長具有嚴重的消極后果。在麥金農—肖的研究框架下，許多論文對于麥金農和肖著作中沒有加以詳細發揮的命題進行了嚴
格的模型化。代表人物包括巴桑特﹒卡普爾（basantk﹒kapur,1976）、唐納德﹒馬西森（mathieson，1980）、馬克斯韋爾﹒j﹒弗來（1978，1980）、尤恩﹒丘（1984）。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應用于勞動力富裕的發展中國家的kapur——mathieson模型，揭示了典型的穩定化過程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的一些基本動態特征，考察了各種金融自由化工具對于經濟增長率的績效，開始把外貿自由化和外匯自由化引入到金融自由化中來。從現在的眼光來看，第一代金融發展理論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思想是重要的，一個良好的金融系統的確需要適當的金融自由化。。在這個基礎上，第二代金融發展理論——內生金融增長理論應運而生，其理論架構上側重于內生經濟增長和內生金融機構的分析。本斯文加與史密斯（bencivengaandsmith,1991）、博伊德和史密斯（boydandsmith,1992）、施雷夫特與史密斯（schreftandsmith,1998）、杜塔與卡普爾（duttaandkapur,1998）等分別從提供流動性、信息成本優勢、空間分離與有限溝通以及當事人的流動性偏好與約束的角度論證了金融中介的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布特與薩科（bootandthakor,1997）、格林伍德與史密斯（greenwoodandsmith,1997）等則對于金融市場的內生形成過程與存在意義做了深入地探討。格林伍德與約萬諾維奇（greenwoodandjovanovic,1990）、帕加努（pagano,1993）、列文（levine,1993,1997）、金與列文（kingandlevine,1993a,1993b）、列文與澤爾烏斯（levineandzervos,1998）、里甘與津格爾斯（rajanandzingales,1998）等在理論與實證上具體研究金融系統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關系，闡釋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三種促進機制，實證上分別檢驗了金融中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股票市場和銀行相結合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金融發展與行業成長的關系，以及金融發展與企業的財務融資結構的關系。由此開創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內生金融增長模型的不足之處在于所探討的只是穩定狀態下的金融系統發展，而對于金融條件發生變化時的金融系統動態變遷路徑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