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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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形成我國耕地資源逐年減少，不僅耕地數量降低，耕地質量也明顯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備資源不足”的基本國情。農業作為我國的基礎產業，其高效收益對于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有重要意義。20世紀80年代，工業技術發展迅速，土地資源在工業生產中的價值大大提升，具體表現為利用資本、科技以及人類的勞動最終產生工業收益。因此，大量農用地轉變為非農用地，耕地減少，荒地以及工廠廢棄地增多，耕地與糧食問題局面嚴峻。為了鞏固糧食安全，維護農業的中心地位，達成耕地資源的動態平衡，提高耕地質量，促進土地綜合利用效率，國家先后出臺多項政策，持續推進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邁入土地綜合整治階段。
（三）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意義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為日趨嚴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為資源配置與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論依據，為城鎮化、工業化發展奠定了基礎。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土地供給不足對經濟發展制約的瓶頸問題，推動了土地資源集約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人口相對集中居住、產業集聚發展，推動了城鄉一體化進程。
二、研究區域概況
（一）自然條件1.氣候固城鎮屬暖溫帶季風區中的大陸性氣候，主要特點為冬寒夏熱，溫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氣溫12.8℃，年平均溫差達30.3℃，極端最低氣溫為-24.8℃，極端最高氣溫為42.5℃，年總日照時數達2674.3h，年平均無霜期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總降水量為523.9mm，年總蒸發量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鎮位于河北省隆堯縣北部，地處冀中南平原，整體地勢平坦，西部較東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類型以褐土、潮土為主。3.水文境內有午河流過。午河自柏鄉縣縣城南入境，由西而東，入西潘村北，經過前岳、后岳，奔寧晉縣汦河，境內河道長7.7km，寬120m，通過流量80m3/s，流域面積50.3km2。
（二）社會經濟條件固城鎮地處隆堯縣北部，東接大張莊鄉，南連山口鎮，西鄰柏鄉縣，北接寧晉縣。南距隆堯縣城12.5km，轄18個行政村，人口4.5萬余人，總面積64.6km2。1.經濟發展農業是固城鎮的基礎產業，是固城鎮第二、三產業發展的基石，確保農業產業的現代化建設，鼓勵村民規?；洜I，對于固城鎮的經濟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當地的糧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麥、玉米，經濟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種植以及禽畜養殖也是村民農業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2012年糧食播種面積4556公頃，總產達71221萬噸。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我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大環境下，鄉鎮工業化進程進展迅速。固城鎮的傳統工業產業主要集中在汽車配件的生產、銷售，其產品種類多、銷量大、銷路廣，部分產品出口海外，是華北地區最大的汽車制動鼓配件生產基地。2012年固城鎮工業生產總值5.3億元，擁有汽配企業100余家，職工8000余人，年創利潤6000多萬元。2012年，固城鎮國內生產總值7.4億元，其中第一產業產值1.2億元，占到1.6%；第二產業產值5.3億元，占到71%；第三產業產值0.99億元，占到13%。全年財政收入1230萬元，農民人均收入達到5985元。
（三）固城鎮土地利用現狀2009年末，全鎮土地總面積為6444.5公頃。其中，農用地面積為5556.8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86.23%；建設用地面積為753.45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69%；其他土地面積為134.2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2.08%。農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84.50%；園地1.47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2%；林地4.93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8%；其他農用地104.53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62%。建設用地中，城鄉建設用地730.3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33%；其他建設用地1.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為74.16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為荒草地60.04公頃，占土地總面積的0.93%。
三、土地綜合整治對固城鎮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
（一）土壤問題
1.耕地面積較少，耕地質量下降隨著固城鎮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生活條件、醫療衛生水平提高的同時，城鎮一體化建設也逐步深化，各類非農建設用地（農民新建住宅用地，工業建設項目、交通服務基礎設施、工程建設等）需求不斷增加，固城鎮整體趨勢呈現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減少。要使有限的耕地養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糧食，提高土地復種指數。為追求提高耕地產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墾殖力度或不顧土地適宜性要求調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會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產力降低，甚至會引發一系列災害過程的發生（如土壤侵蝕、土地荒漠化等），進一步加劇土壤養分的流失。在鄉村土地綜合整治過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機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過程中，表層土層被壓實，土壤水封空氣減少，團粒結構變差，最終導致土壤板結，生產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劇，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濫用農藥及除草劑、隨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為等。傳統的培肥費時費力，化肥作為廉價、便捷的提升產量方式，廣受農民喜愛。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結現象加劇，有機質含量降低，整體肥力下降，以此惡性循環，結果是耕地有機質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機質平均含量僅3%。固城鎮每年農藥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頃，一些高產農田的施藥次數近10次，高達1kg/畝，造成農業產品及農副產品殘留農藥嚴重超標，這不僅使人畜農藥中毒事故發生率上升，還減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種類與數量，破壞了生態環境的多樣性。鄉村居住區生活垃圾數量巨大，沒有垃圾有效處理，沒有垃圾集中處理場所，農民環保觀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隨隨風飄舞。鄉村居住區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莊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處理站等必要設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導致生態環境惡化，致使耕地減產。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鹽漬化現象出現。
（二）植被問題——林地覆蓋率極低，缺乏農田林網村鎮遷并、耕地墾殖率的提高、荒地開發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動的實施，對地表植被及其相關生態過程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數量結構與空間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土地承包責任制以來，林地面積急劇減少，田間和道路防護林帶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鎮經濟迅速發展。工業建設、交通、商業、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復種指數提高，使得當地原有的榆樹、槐樹、柳樹和楊樹幾近消失，荊條、酸棗已經消失。目前，固城鎮林地覆蓋率僅為0.08%，大多道路農田周圍已無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種占用情況、非法砍伐、外來物種入侵以及病蟲害的影響還在繼續減少。
（三）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簡單化固城鎮在實施土地綜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積整齊劃一。一方面利于機械化收獲翻耕播種；另一方面易于農作物的田間管理，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在耕地大面積平整進程中，影響和破壞了生物棲息地，農田常見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減少?；逝c農藥的大量使用增加了農田害蟲的抗藥性，減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種類與數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減少，病蟲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整治區域土地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簡化，必然會使生物的生存環境和繁殖環境受到影響。
（四）大氣問題——大氣污染日趨嚴重汽車配件是固城鎮的傳統工業，在過去30年，固城鎮及其周邊地區建立100多家汽車配件企業。這些企業分布散、規模小、技術力量弱，且均使用沖天爐，將大量未處理的廢氣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顆粒粉塵對周邊環境造成嚴重污染，時有霧霾。同時，在鄉村土地整治過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鋪設、田間溝渠的水泥化、荒地與廢棄地的墾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蓋率降低，植物的凈化作用減弱，局部空氣質量下降。鄉村村民環保意識薄弱，鄉村缺乏垃圾處理站等基礎設施，村民焚燒白色垃圾、農作物秸稈現象屢見不鮮，不僅容易引起火災，還對當地大氣造成污染。
四、為改善固城鎮生態環境，土地綜合整治應采取的措施
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土地資源與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證農業發展、生態建設優先的前提下，促進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在當今社會，迫切需要加強宏觀設計、監管、督查，探索社會化途徑與市場化機制，建立鄉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論體系、規劃體系、實施運行體系、技術支撐體系、制度保障體系、績效評價體系（包括生態效益評價體系）等。只有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下，結合實踐，才能真正解決鄉村土地整治對生態環境的不利影響的問題。歷史告訴我們，“金山銀山，難買綠水青山”，必須將鄉村生態文明建設融入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過程中來。通過鄉村土地綜合整治實現固城鎮的生態環境保護，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和生態政績觀，矯正地方政府的“政策慣性”，改變其為了經濟犧牲環境的短視行為，將固城鎮的土地整治、新農村建設、生態環境保護、資源節約集約、土地格局優化結合起來。協調人地矛盾，提高生態修復能力，優化土地綜合整治空間分區，實施差別化土地整治，建設鄉村生態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發展固城鎮生態農業生態農業是利用循環經濟原理，實現生態種植、生態養殖，在不影響生態環境的同時促進農業發展，增高農民收益。1.保護耕作層，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針對不同地形和類型的地塊，選擇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機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層壓實；把土壤淺層剝離、回填，保證土壤結構，減少對耕作層的破壞；施加禽畜糞便發酵產生的有機肥，降低工業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機質含量，從而保持農田地力。對于新開墾耕地和復墾耕地，可通過種植綠肥和秸稈還田，施用有機肥，增加土壤腐殖質，改良土壤結構。2.增加耕地數量，整合農村建設用地。政府和相關部門針對“空心村”現象，制定總體土地資源規劃，頒布各項政策、獎勵措施等，在政府引導下退宅還田，集約用地，鼓勵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層住宅，發展遷村并點。鼓勵工廠企業優先使用廢棄地，逐漸縮小民居占地、建設用地，加速土地復墾，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理念與鄉村土地綜合整治的有效結合。規劃到2020年，固城鎮耕地復墾項目可開發補充耕地705畝。
（二）合理發展固城鎮生態工業1.改進生產工藝，構建綠色基礎設施，緩解大氣污染。固城鎮的空氣污染已經投入整治。設立相應實驗基地，針對汽車配件鑄造工藝進行研發升級，在資源集約的同時，完成產業的改造與升級。增加產業鏈效益，減少工業三廢的產生。規劃拆除100多家汽車配件鑄造工廠所用的“沖天爐”，建立工業廢物處理站，對廢氣、廢液的集中處理，達到國家排放標準。預計年可削減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噸，有效改善大氣質量和當地生態環境。2.改善固城鎮工業布局。對于寧雞線兩側的城鎮村建設用地，尤其是戶曹至午河段，將汽車配件產業按照產業生態學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鎮規劃區內組建或新建生態工業集中區。集中供水，集中采用電爐，對于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統一集中處理，企業向環保轉型，企業生產效率也將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鎮生態居住環境
1.建設生態人居，居民生活生態化；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公共生活生態化。生態人居建設就是建設生態化、綠色化的村鎮居民居住區（住宅、小區）及公共活動空間（街道、活動廣場等）。固城鎮在農村居住建設方面，規劃建設了占地139畝，投資7800萬元的一里莊新民居，集中建設多層樓房9棟，總建筑面積9219平方米。其中投資320萬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電、網絡通訊等基礎生活設施；投資80萬元，配備健身器材、娛樂設施，改良村民居住條件，保護農村生態環境。全鎮投資600余萬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設、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動廣場和農村標準化衛生室建設等項目；投資180余萬元對一里莊商業區環境進行了綜合治理，街道兩邊進行了綠化、亮化、硬化。全鎮形象明顯改進，城市功能日趨完善。通過這些項目的建設實施，使群眾的生產生活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進而提升了全鎮的整體面貌。
2.加強垃圾分類與處理，減少垃圾污染。固城鎮成立了專職保潔隊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實1名專職保潔人員，對鄉鎮公共服務區的配套設施進行日常清理、保潔，節假日期間更是重點清掃。固城鎮在每20～30戶間建立1個垃圾池，要求居民定點投放垃圾，不得隨意丟棄垃圾。對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環保意識進行分類回收，并安排專人定時清運垃圾池垃圾，保證村鎮干凈、整潔的形象，嚴厲杜絕臟、亂、差，響應政策規劃，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處理”的聯動機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綠化。加強農田防護林建設，增加植被覆蓋，優化生態環境。以縣道、鄉道、村道等骨干通道為軸線，進行線狀綠化，田間地頭營造農田防護林。按照“一次規劃，分年組織實施”的原則，充分利用境內干溝、公路、沿河發展速生楊豐產林、經濟林，沿路實施通道綠化工程。綠色通道補植10萬株，四旁植樹6萬株。嚴格控制個人、企業向午河內排放污水，加強監管措施，并采用生態技術修復午河河道內受污染水體，提高水體自凈能力。加強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綠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態服務功能。
（四）推行綠色文明的生態文化
1.促進固城鎮居民的環保意識形成，轉變生活觀念。固城鎮政府及各相關部門做好宣傳工作，大力宣傳生態環境保護觀念，嚴謹施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舉措。進行環境保護知識講座與競賽活動，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動員工作，帶動全體鎮民環境保護的積極性，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減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傳并推廣無氟冰箱、無磷洗衣粉等。使城鎮人民人人環保，人人節約，形成良好的生態文化氛圍。
2.相關部門明令禁止捕殺、買賣野生動物。做好宣傳、監督工作，加大打擊力度，一經發現嚴重查處，共同保護生態多樣性。
1試驗材料
根據前期實地調查，選擇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狗牙根(Cynodondactylon)和紅三葉(Trifoli-umpratense)3種廣泛用于巖石邊坡生態修復的植物作為供試材料，以中國礦業大學南湖校區苗圃基地土壤作為供試土壤。
2試驗設計
選擇籽粒飽滿的草地早熟禾、狗牙根、紅三葉種子，分別播種在直徑為20cm的塑料花盆中，栽植后進行正常管理，待植物正常生長2個月后進行干旱脅迫試驗。脅迫試驗采用盆栽控水法，試驗前分別對植物澆透水，第2d取樣測定作為對照(CK)，此后進行斷水處理，同時采取人工防雨措施，開始抗旱脅迫試驗。從干旱脅迫第8d起每隔4d取1次樣，并測定相應的生理生化指標，24d后結束試驗。試驗期為夏季，當地日平均溫度在22～33℃，最低溫度18℃，最高溫度37℃。
3生理指標測定方法
本次抗旱性試驗以葉片為測試對象，測定指標為:相對含水量、相對電導率、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脯氨酸含量和葉綠素含量。其中，相對含水量采用烘干法，相對電導率采用電導率儀法，脯氨酸含量采用磺基水楊酸法，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采用分光光度計法，葉綠素含量采用80%丙酮浸提比色法，各指標測定均設3次重復，取其均值。
4數據分析方法
4．1抗旱系數為避免不同物種間對照值的差異對試驗結果造成的影響，利用公式(1)對所測得的各項生理指標值進行轉換，求得各生理指標在不同時間的抗旱系數。
4．2隸屬函數值隸屬函數是在多指標測定基礎上，對植物抗旱性進行綜合評價的有效途徑，它克服了利用少量指標進行評價的不足。該方法根據模糊數學原理，先將各指標換算成隸屬函數值，然后對各物種隸屬函數值求平均值，得出綜合評價指標值，其值越大，說明抗旱性能越強。計算公式為:式中:X為各物種的某一指標抗旱系數，Xmax和Xmin分別為3種植物中指標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u)為植物的抗旱隸屬函數均值。如果指標與抗旱性呈正相關，則用式(2)計算;如果指標與抗旱性呈負相關，則用式(3)計算。
4．3灰色關聯分析按照灰色系統理論要求，將3種植物的抗旱性及6個指標作為一個整體，即灰色系統。設植物抗旱隸屬函數均值為參考數列X0，相對含水量、相對電導率、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脯氨酸含量、葉綠素含量的抗旱系數分別作為比較數列X1，X2，X3，X4，X5，X6。利用計算機在DPS處理系統平臺菜單下選擇“其它關聯分析”功能項，分辨系數取常規值0．5，執行灰色關聯分析，得出3種植物各指標與抗旱性的關聯度與關聯序。
結果與分析
1干旱脅迫下植物生理生化特征的變化
從圖1可以看出，在干旱前12d，3種植物各指標變化趨勢相對平緩，受干旱脅迫影響較小，12d以后，各指標變化趨勢有所加快，說明植物受干旱影響的程度逐漸加重。在整個干旱期內，不同植物、不同指標間又表現出一定差異性。其中，紅三葉的葉片相對含水量和相對電導率變化明顯高于草地早熟禾和狗牙根，說明其水分虧缺嚴重，細胞質膜透性增強;3種植物的丙二醛含量在干旱12d以后均呈顯著上升趨勢，脅迫結束時，草地早熟禾、狗牙根和紅三葉的丙二醛含量分別比對照上升了289．4%，283．1%和291．9%，說明植物器官在干旱條件下發生了膜脂過氧化作用;3種植物的可溶性糖含量在干旱前16d變化趨勢相對緩慢，之后加速上升，到第20d時達到峰值，之后緩慢下降，可能與植物在干旱20d后失水嚴重有關;草地早熟禾和狗牙根的脯氨酸含量分別在干旱16d和干旱12d后才出現快速上升趨勢，說明其能抵抗較長時間的干旱脅迫，而紅三葉在干旱8d以后即快速上升，至第20d時出現最大值，是對照的57．47倍，之后呈逐漸下降趨勢，可能是植物體內的酶因受傷害而失去活性，最終阻礙脯氨酸的合成并利用了一部分脯氨酸;隨著干旱不斷加重，植物葉綠素含量逐漸下降，光合作用受阻，其中以紅三葉葉綠素含量下降最大，狗牙根次之，草地早熟禾最小。
2植物抗旱性能綜合評價
利用隸屬函數法，對供試植物在干旱前期(1～12d)、干旱中期(13～20d)和干旱后期(21～28d)所表現出的抗旱性狀進行綜合評價(表1)。其中，干旱前期、中期、后期分別以第8d和第12d、第16d和第20d、第24d和第28d各指標測定值的平均抗旱系數為基準。從表1可以看出，3種植物在不同干旱期內抗旱性能存在一定差異。即在干旱前期和中期，狗牙根的抗旱性最好，3種植物的抗旱性能為:狗牙根＞紅三葉＞草地早熟禾;在后期，草地早熟禾的抗旱性能則高于狗牙根和紅三葉，3種植物的抗旱性為:草地早熟禾＞狗牙根＞紅三葉。
3不同生理生化指標對干旱脅迫的敏感性分析
根據灰色系統理論，若某指標與抗旱性的關聯度越大，則說明該指標與植物抗旱性的關系越密切，對干旱脅迫的反應越敏感。從表2可以看出，3種植物的抗旱性與各指標的關聯度從大到小依次為:0．708，0．694，0．638，0．630，0．609和0．607。各指標對植物抗旱性的影響以葉綠素含量和相對含水量最大，對干旱脅迫最為敏感，其次為脯氨酸含量和丙二醛含量。各指標的關聯度均大于0．6，處于較強關聯水平。
結論與討論
在人類文明史上，迄今為止我們已經經歷了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三個階段，其中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志的工業文明，利用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帶來了人類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但是“科學技術是一把雙刃劍”，它在帶給我們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使人類陷入了人與自然關系的困境，即生態危機。全世界氣候災害增多、全球氣候變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沒的威脅、大氣成分發生不利于人的變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層濃度降低、地球兩極上空臭氧層出現空洞等等生態環境方面的問題出現，都日益威脅著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2.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是由布蘭特倫夫人在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續發展”定義為“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多年來這個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國家的認可。實現“可持續發展”就是要求我們必須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而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的重要途徑?！吧鷳B文明是人類在經歷工業文明對大自然肆意掠奪與破壞、自然界無情報復使人類遭受慘痛損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協調發展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權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泵鎸Y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3.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
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類的無機身體：“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體而言，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來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形影不離的身體，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離，就等于說，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離，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笔紫?，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物質保證，有了這個保證我們人類才能生存，才有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機會。其次，優美的生態環境往往更能夠使人心情愉悅，身體的各個機能處于最佳狀態，激發了人無窮的創造性，為人實現全面發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環境更加符合人類的生存發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環境必然是人與自然的良性互動。
二、思想政治教育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作用
1.培養人的生態文明素質
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是其行為習慣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們的生態文明素質，就必須先改變其錯誤思想。首先通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導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對象對生態問題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礎上，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向人們傳播生態文明知識，提高生態文明意識及其生態文明素質，培養和喚醒了人們自覺加入生態文明建設的道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其次，通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證功能，使人們逐步認識環境對我們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性，為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保護環境，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人和自然和諧發展形成共同認識。當這種共同認識長期影響人的思想，就會固化為人的行為習慣。
2.轉變人的生態文明觀念和行為
近年來，我國的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自然資源嚴重匱乏，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復力的范圍。發展中的困境，使我們認識到，只有實現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發展，我國才能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通過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認知和導向功能，讓人們認識到人與自然的密切關系，呼吁人們尊重自然、自覺保護自然的觀念變革。轉變由于“粗放型”經濟帶來的以犧牲自然環境和消耗資源來滿足自身利益的錯誤觀念，引導人們樹立以全人類的共同生存與發展為整體利益的觀念。動員全社會成員從身邊小事做起，爭當生態文明建設者。
3.引領合理消費觀念的形成
馬克思認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滿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費。人類“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人要生存，就必須滿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這本身就是一種最基本的物質消費活動。生產決定消費，但是消費反過來能夠刺激人們創造出新的生產需要，即“消費在觀念上提出生產的對象，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從而推動生產的不斷發展。當今導致全球性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就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生存和發展需要而過度的消費，導致打破生態系統原有平衡，無限制的向自然索取會引起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思想政治教育通過教育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地球的生物、礦產等資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費資源的行為都是可恥的行為，它必然給人類后代的生存發展帶來更大的危機。思想政治教育通過對人們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識到保護生態環境就是在保護我們人類自身，生態文明的建設是為人類自身爭取生存機會。在這樣的意識引導下，人們才會自覺珍惜和養成節約資源的習慣，引領其樹立合理的消費觀。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實現途徑
1.加強生態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須加強生態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強生態文明教育的理論灌輸。一方面使生態文明的理念內化為人們生態文明素質和生態文明觀念，另一方面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下，自覺自愿地外化為一種現實的行為，使講究生態文明成為一個習慣和時尚。其次，加強法制教育。在加強生態文明教育的同時，思想政治教育還要加強生態法制的宣傳和教育。通過法制宣傳、教育，提高社會成員的生態保護法律意識，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護法，而且還要有依法監督舉報違法行為，嚴懲那些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不法分子，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況。
2.創建生態文明教育環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會環境的產物，思想政治教育應創造一個既包含家庭、社區等微觀環境又包含社會、政治、輿論等宏觀環境的生態文明建設教育環境。第一，充分發揮已經具備良好生態文明素質的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榜樣作用。發揮榜樣的感染力，使與榜樣處在同一微觀環境的其他人自覺的將生態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區等。實現從自身做起，通過感染你身邊的人已達到大家一起的目的，從而建立起從學校到家庭再到社區的全方位生態文明微觀環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應充分利用公益廣告、各類演出活動、報刊、廣播、電視和網絡等各種傳播手段，建立生態文明建設的宏觀環境，通過各種傳播媒介，廣泛宣傳有關生態文明建設的科普知識和價值取向，增強公眾的生態憂患意識、參與意識和責任意識，激勵群眾積極投生于保護生態的行動中，在全社會提倡節約、愛護生態環境的社會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實現生態文明建設由口號變為實際行動。
我國目前開展的土地整治活動中，農田水利設施等工程建設會改變地表水系的網絡結構，對水文結構產生一定影響；土地平整工程對土壤結構產生較大擾動，不合理的整治措施易引起土壤退化、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等生態問題；道路溝渠硬化設計致使原有的完整生物環境分割成若干個孤立的嵌塊體棲息地，降低了景觀多樣性，對生物多樣性產生嚴重威脅；對水面、荒草地、灘涂、沙地、裸地等自然保留地盲目開發破壞野生動植物的生長環境，使得自然群落的發展演替過程受到干擾和破壞等。
二、土地整治與生態文明的協同
為實現土地整治工作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協同發展，應將生態文明建設的主旨和理念貫穿于土地整治的全過程。
1.強化生態化土地整治的理念
要從土地可持續利用的戰略高度充分認識開展土地整理的重要意義。通過土地整治可實現對土地資源的有效保護，保持和提高土地的生產性能和生態功能，提高耕地質量，降低土地利用可能帶來的風險。在土地整治過程中應兼顧區域生態平衡的維護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實現土地整理由單純注重數量向數量、質量、生態三者并重轉變。
2.提高規劃設計水平，實施前饋控制
在可行性研究階段，應對土地整治可能產生的生態影響進行預評價，設計或制定相應的預防措施或者減緩措施。在此基礎上科學開展土地整治項目的規劃設計，包括整合土地利用布局和調整、基礎設施建設、鄉村景觀提升、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生態網絡、水土安全和鄉村休閑旅游等。
3.嚴格項目實施要求，實施過程控制
要實現土地整治的生態目標，關鍵在于實施過程中對規劃設計環節中生態安全預防措施以及生態影響減緩等措施的落實，包括工程實施技術標準的制定和完善、施工管理規章制度的建立、項目資金的運營管理、項目驗收環節中實施行為和實施過程的管控。
4.建立土地整治生態危害動態監測機制，實現后期控制
由于土地整治對區域環境影響的長期性和廣泛性。土地整治生態危害動態監測機制建立，是促進區域資源的合理開發和運用，維護區域生態平衡、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前瞻性選擇。通過對土地整治生態危害進行動態監測，便于及時掌握情況并做出調整，為后期進一步提高區域土地整治水平奠定基礎。
三、協同的障礙與解決途徑
1.戰略目標協同障礙
土地整治被作為實現耕地總量平衡與占補平衡目標的重要方式，其經濟效益被過度強化，片面地追求增加耕地面積，容易忽視對農業生產生態環境的維護，對區域生態安全保護重視度不足，部分地區盲目推行土地整治甚至破壞了土地的生產能力，打破了區域生態平衡。土地整治的工作重心應從單純增加耕地數量逐漸轉移到更加注重耕地質量和維護區域生態平衡。生態文明要求我們在土地整治工作中必須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實現土地整治經濟可行性、社會可接受性、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的目標。
2.區域特色協同障礙
土地整治是對區域土地利用格局的調整或變革，由于不同地區生態環境的差異性，客觀要求土地整治工作必須因地制宜地考慮地域水土資源、氣候條件、人文環境等的差異性。當前土地整治模式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部分地區過分注重“混凝土化”和“標準化”，破壞了地域生態景觀的多樣性。這要求土地整治規劃設計過程中，在遵循基本技術標準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考慮地域生態景觀特色和地域文化特點，促使土地整治與區域總體環境的匹配和協調。
2.守護工程。護岸是保護河岸，防止波浪、水流侵蝕的工程。主要作用是控制河勢，不使河床邊界發生任意變化，保持河勢穩定在滿意的狀態；抑制崩岸，防止水流淘刷和波浪沖勢河岸；防止主流頂沖河岸，尤其洪水主流頂沖的險工地段，需要修建護岸工程，有效保護堤防安全。護底是護岸的基礎部分，是從坡腳向外直至深槽的防護體，遏制河底的過度沖刷。護岸、護坡、邊灘和低灘守護主要改變原有岸坡結構，整治使得自然復雜的河流形態和流場朝單一化方向發展，其守護行為一般不會對河道水文情勢造成大的改變。施工會改變產卵基質等棲息生境；邊灘的硬化對水生維管束植物產生影響，使其生物量減少，間接影響喜好在此產沉性卵或粘性卵魚類的繁殖發育，導致區域魚類資源量的下降；破壞底棲動物的主要生存場，底棲動物種類、數量下降，致使魚類減少。拋石、沉排等工序會改變局部地形，增加河床糙度，改變河床底質結構。
3.疏浚吹填工程。疏浚后河段水深增加，流速減緩，流量增大；施工使懸浮物濃度升高，影響浮游生物；疏浚處原有的底棲生物被損毀；對工程區域魚類有驚擾。
4.航道爆破工程。爆破工程主要導致河道部分地形發生變化，原有的急流環境變為緩流。施工中局部懸浮物濃度升高，影響浮游生物；工程炸除礁石使底棲生物被損毀，附近一定區域的底棲生物被掩埋；施工前如未采取驅魚措施，將炸死或炸傷過往魚類。
二、需重點研究的方向
1.長江江豚保護研究方向。長江江豚：種名，屬于哺乳綱、鯨目、鼠海豚科中江豚屬中的窄脊江豚的一個亞種。長江江豚是江豚生活在淡水中的唯一亞種，2013年7月被IUCN的受脅物種紅皮書列為極危物種。長江江豚僅分布于長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陽湖，目前主要分布在宜昌至上海段，其中宜昌至鄂州段江豚的密度最低。江豚為近岸型豚類，分布密度隨水深的增加而遞減。長江江豚遷移范圍較小，在彎曲河道的邊灘緩水區、分汊河道的干支流交匯水域的分離區和滯留區，以及心灘的分流區之間往返遷移。長江江豚一般在春季繁殖，分娩持續時間較長，4～5月份為產仔盛期。江豚喜單獨活動，有時也結成2～3只的小群，主要以青鱗魚、梭魚、銀魚等魚類和蝦、烏賊等為食。①長江江豚保護策略研究。對長江江豚的歷史及現狀進行資料查找和實地考察，得出長江江豚的種群分布情況、生長狀況及數量的系統資料及變化趨勢；研究三峽大壩蓄水對長江江豚棲息地及索餌場造成的影響；從人類活動和自然變遷的層面初步分析江豚資源減少的影響因素。基于長江江豚現狀調研、社會經濟影響和技術方法，分析棲息地保護、異地遷建保護、人工繁殖三大保護措施的利弊。提出包括水利調度、加強行政管理、維護生態系統等在內的江豚總體保護策略及近期保護側重方向，根據不同地區的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特點，分江段制定近期及遠期江豚保護方案。②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的生態補償方案研究。采用資料查找的方法調查歷史上人類活動較少時江豚的數量及活動水域，將個體江豚所需的活動水域作為江豚的原始生態足跡值，再參考人類生態足跡的計算方法，根據現有的江豚生活需求推算出所需的生態足跡值，并對原始值進行修正，得出合理的生態足跡值，再計算生態赤字或生態盈余值，得出目前長江適應江豚的生存空間。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假想市場法等核算出江豚保護所需總費用；確定人類活動（工程建設、沿江排污、經濟行為等）對江豚影響所占的權重，依據模糊數學統計法、建立模型法、實地考察法等方法定量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生態足跡的影響，最終確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擔的保護費用。③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累積影響研究。分別對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覓食場所和遷移路徑的累積影響進行研究。采用情景分析法，考慮生物資源自我修復，通過資料和實地考察研究航道整治工程對底棲動物等生物資源量的影響。分析長江江豚的食物鏈，確定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的累積影響。綜合考慮江豚被餓死的可能性和危險捕食給江豚帶來的擦傷、撞擊、螺旋槳誤傷等傷亡，確定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覓食場所的累積影響。調查已建筑壩工程對江豚遷移路徑的影響，結合江豚遷移路徑要求的流速、水深等水文條件和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設情況，通過環境數學模型法確定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遷移路徑的累積影響，得出遷移路徑被壓縮的空間值。④適宜江豚生存的生態江段選取研究。根據江豚生存適宜的底質、邊灘、流速、水溫、泥沙等水文條件，對各江段水文情勢等進行調研，采用數學模型法初步確定若干現狀條件下的適宜江豚生存的生態保護江段。由于時間推移，河流環境發生變化，根據現有的河流水文資料，運用環境數學模型法，模擬河流水文水動力變化趨勢，分析生物資源變化情況，結合江豚適宜的生存條件，重新確立若干未來條件下適宜江豚生存條件的生態保護江段。綜合考慮江豚保護、航道整治工程建設、經濟技術、社會影響等方面，采用實地考察和對比分析等方法，優化選取適宜江豚生存條件的最優生態保護江段。
2“.四大家魚”保護研究方向?！八拇蠹音~”指的是青魚、草魚、鰱魚、鳙魚四類魚，是我國主要的淡水養殖和捕撈對象，在淡水漁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長江是我國四大家魚的主要天然原產地，是寶貴的天然物種種質資源庫?！八拇蠹音~”屬典型的產漂流性卵魚類，繁殖季節在每年4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此時江水的平均溫度為18～27℃，產卵盛期水溫為21～24℃。一般認定，“四大家魚”產卵期的適宜流速最小為30cm/s，最大為60cm/s。研究發現“四大家魚”的產卵環境多為河床地形、水流流態較為復雜，動能梯度和弗勞德數較小、流速梯度和能量損失較大的河段。①“四大家魚”保護策略及生態補償研究。A：“四大家魚”保護策略研究，采用資料收集、實地考察等方法，調查目前四大家魚“三場一通道”的分布情況及三峽工程蓄水對“四大家魚”產卵場分布區域的影響；初步分析人類活動中（工程建設、水體污染、非法捕撈等）對“四大家魚”種群變化的影響因素?！八拇蠹音~”的保護主要分為對“三場一通道”的生態保護和人工增殖放流?；凇八拇蠹音~”影響因素的初步研究，通過對生態環境、社會影響及經濟技術的綜合分析，針對種質資源保護區及一般江段提出系統保護方案。同時，對現有人工增殖放流站進行考察，研究存在問題并提出解決措施。B：“四大家魚”生態補償方案研究，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假想市場法等對“四大家魚”生態補償費用進行核算；通過人類活動對“四大家魚”主要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依據模糊數學統計法、建立模型法、實地考察法等定量研究出航道整治工程在人類活動中對“四大家魚”影響所占的權重；最終確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擔的保護費用。②航道整治工程對“四大家魚”的累積影響研究，分別對航道整治工程對江豚覓食場所和遷移路徑的累積影響進行研究。由于“四大家魚”主要以底棲生物和浮游生物為食，采用情景分析法，在考慮生物資源自我修復的情況下，通過資料查找和實地考察研究守護工程、疏浚吹填工程、航道爆破工程等對底棲動物和浮游動物等生物資源量的影響，確定航道整治工程對“四大家魚”索餌場的累積影響。通過資料查找和實地考察對三峽大壩蓄水后“四大家魚”產卵場分布情況進行調研，分析已建的嘉魚至燕子窩段航道整治工程、羅湖州水道整治工程等對“四大家魚”產卵場的影響。根據“四大家魚”產卵場所需水文環境（底質、流量、水溫、泥沙等）及相關整治工程的建設情況，采用環境數學模型法確定航道整治工程對“四大家魚”產卵場的累積影響，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建設的閾值。
3.中華鱘保護研究方向。白鱀豚屬哺乳綱、鯨目、白鰭豚，國家Ⅰ級保護動物，是世界上現存的4種淡水豚數量最少的物種。歷史上從宜昌到長江入?？谠洀V泛分布。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其種群數量和分布區域逐漸縮小。上世紀90年代，白暨豚在洞庭湖與鄱陽湖湖區絕跡，在長江分布范圍的上限移至葛洲壩下游170km處的荊州附近，其下限縮減到南京附近。2000年至2004年的幾次觀測中，其主要聚集在銅陵段、鄱陽湖段和洪湖段3個區域。白暨豚目前現存數量很難估計，但一般認為已經功能性絕滅。①中華鱘保護策略研究。采用資料查找和實地考察等方法，調查中華鱘的歷史及現狀，得出中華鱘的種群分布、數量及生長狀況的系統資料和變化趨勢；研究三峽蓄水、葛洲壩下游河勢調整，導致中華鱘棲息地、生殖洄游及產卵場的變化；從人類活動和自然變遷等層面，分析中華鱘資源減少的影響因素?；谥腥A鱘的現狀調研、社會經濟影響和技術方法，綜合分析建立自然保護區、研究人工繁殖及放生技術、探索野生中華鱘卵孵化、苗種培育及自然繁殖技術等保護措施的利弊，提出包括水利調度、行政管理、生態系統維護等在內的中華鱘總體保護策略。研究保護產卵場和自然繁殖活動、降低孵化后死亡率的可行措施，在結合生態環境和社會經濟特點的基礎上，制定貼合中華鱘近期及遠期的保護方案。②航道整治工程對中華鱘的生態補償方案研究。采用直接市場法、替代市場法和假想市場法等對中華鱘生態補償費用進行核算；通過對中華鱘影響因素的定性分析結果，依據模糊數學統計法、建立模型法、實地考察法等定量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對中華鱘的影響，確定其在所有人類活動中對中華鱘影響所占的權重，最終確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擔的保護費用。
4.護坡、護底工程研究方向①各生態護坡材料的比選及適應性研究。生態護坡工程建設必須考慮邊坡的穩定性、安全性、經濟性，并考慮選取植物的生態性、形態性、地域性，原則上生態護坡的植被要求抗逆性強、生長迅速、自繁能力強、適應粗放管理，日后管理簡單。國內外新型的生態護坡技術有液壓噴播植草護坡、土工網墊植草護坡、石籠（雷諾墊）護坡、加筋纖維毯護坡、香草根技術護坡等，調研這些生態護坡技術對氣候、土質、地形、水位、流速等外界環境要求，分析各自的優缺點及適用范圍。采用室內實驗的研究方法，構建物理模型，利用水槽概化模型模擬出各段航道運營情況，探究不同水流條件下各類生態護坡的適應性（抗沖刷能力、抗風浪能力、消落帶消能能力、生態修復特性等），并在典型航道進行試驗以驗證結論。綜合社會經濟因素分析各航道整治工程所適合的生態護坡的可行性，計算具有各特殊性能要求的生態護坡工程施工、維護的費用，遴選出符合社會經濟性的生態護坡工程類型。②護底工程結構及生態修復特性研究，護底工程生態化建設不僅對工程的安全性具有要求，其生態化改造也十分重要。護底結構既要盡量減少對水流的干擾，以降低護底結構外緣的沖刷，又要確保護底結構外緣的沖刷應遠離穩定區以保證建筑物安全。其排體既要具有良好的穩定性、排水性、保沙性，又要適合微生物附著以及具有生物保護功能（例如防止江豚的危險捕食等）。通過室內試驗（受力試驗等），采用科學方法考察各生態護底軟體排的完整性、搭接處安全性、排邊穩定性以及護底的防護效果，以研究軟體排構造及布局的穩定性。在此基礎上，調研長江航道整治工程中已實施的護底工程技術，包括其磨損程度和各護底工程的生態修復效果（淤積、底棲生物、周邊生境等），綜合分析各護底工程的優缺點及適用范圍。綜合穩定性和生態性，優化護底工程軟體排的構造及布局。
三、結論與建議
黨的十七大強調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任務。總書記在大會報告中又特別指出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分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職員工思想政治教育兩大方面。本文所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認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重視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的內涵。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斷增加吸引力與凝聚力，并且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內驅力，我們需要按照十七大報告所要求的那樣，“科學分析”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臨的新機遇、新挑戰，“全面認識”信息化、市場化、國際化等帶來的新形勢、新任務，“深刻把握”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所面臨的新矛盾、新課題，堅持統籌協調的基本方法，進一步改善與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
可以認為，統籌協調方法的基本內核是系統觀點，也可說成生態論觀點。不難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順利開展和獲取教育有效性存在著一個生態環境或生態關系的問題。這種生態環境與生態關系的含義是十分豐富的，它是指一切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動開展及其效果產生各種影響的內外部因素之間關系及結構的總和。這種生態關系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的生態系統:從相對微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個生態系統，這種生態主要由大學生的思想政治理論教育、宣傳思想教育與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幾個子系統構成，這些子系統內部又存在著復雜的生態關系。從中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態中的一個子系統，會受到高等教育體制、理念、教育制度的變化的制約。從宏觀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處于社會環境大生態中(這里不是指自然生態含義的環境，而是指由社會運作的經濟、政治、文化等要素所構成的構造環境)，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政治修明狀況以及文化傳播、社會文化生產的健康與否，都會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產生重要的影響。
研究與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社會環境生態系統、教育系統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又協調契合的關系，必將有助于厘清影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各種變量的作用及其相互關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增強吸引力、感染力與說服力。從學理性看，這種研究將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領域，將原先對思想政治教育環境的研究由靜態單項研究轉向動態系統研究。
在這種研究中，分門別類地分析三大生態系統的內在因子聯系，是人們所面臨的首要任務。首先是社會大生態環境研究，它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緊密相連又相對“獨立”的生態環境，即經濟生態環境、政治生態環境、社會心理生態環境和社會意識(理論形態)生態環境。經濟生態環境主要是由生產力發展狀況、社會經濟關系、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的運行狀況等因素所構成的環境。政治生態環境主要是由社會政治關系、政治體制運作狀況、政治組織的運作、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實施狀況等構成的環境。社會心理生態環境主要是由社會成員面對社會發展所產生的直接的自理反應，如需求、愿望、認知、情感、信念、社會態度等，社會心理氣氛(其中主要指社會情緒)，社會風氣和習慣，社會文化心理積淀等構成的環境。而社會意識生態環境主要是由主流文化(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與亞文化的關系、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與各種社會思潮的影響力的關系、社會核心價值觀與公共政策制定及推行兩者的關聯等所構成的環境。認真研究以上四大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并把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研究，同時又要注意分別研究這些生態環境的內部諸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特別是重點研究社會心理生態環境與社會意識(理論形態)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它們內部的小生態環境的狀況，對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開展，具有不可忽視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其次是教育系統所構成的生態系統，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生態環境，即中國教育發展的生態環境、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及與社會人才需要關聯度所構成的環境、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與高校其他教育的關系所構成的生態環境。中國教育發展的生態環境包括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趨勢等，它們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勢必產生各種各樣的影響。普通教育與高等教育以及與社會人才需要關聯度所構成的環境主要包括普教德育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銜接、普教德育環境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鋪墊影響、社會用人單位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效的評價與反饋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與高校其他教育的關系所構成的生態環境主要包括高校智育、體育、美育、師資隊伍建設、大學文化建設等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綜合影響等。
再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構成的“微”生態環境，這一系統實際上又包含著教職員工思想政治教育與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兩個子系統，它們緊密關聯相互制約，成為密不可分的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如校風建設就是學風與教風、治學風氣的有機統一。兩個子系統內部又包含著更具體的生態關系，如教職員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崗位評聘、獎懲體系、師德建設等之間的關系，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子系統中主要包括教育目標、教育理念、教育內容、教育途徑、方式方法、思想政治理論教育課程與學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學生社團活動、社會實踐活動等相互協調的關系。
二
在生態環境或生態鏈中，起碼存在著兩種基本關系，一是縱向的前后承續生態關系，二是橫向的周圍牽制生態關系，其中任何一個環節因素的破損或斷裂，都會引起整個生態環鏈的危機。其中每種基本關系又分別存在著協調與紊亂、整體效應與局部功能顯現、互補效應與對沖現象等。當然，各因素之間的協調整合關系，在表象上并不都表現為相互支持關系，而可能表現為局部上的相克與沖突，但這種相克與沖突卻有利于整體上的協調、平衡和相生，猶如自然界發生的許多生存競爭的事例一樣。
其實，以上的分析都是從社會活動內容的視角展開的，將生態環境因子分成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教育等。我們還可以從個體或群體所經歷的全部社會活動場所的不同，將生態環境因子區分成家庭、社區、學校、職業活動領域(工作單位)、社會公共活動場所等?？梢哉J為，人們的社會活動內容與活動場所兩者是緊密相連、高度統一的，我們不能人為地將兩者分離，僅僅是為了便干清楚明白敘述問題的需要，我們才將兩者分別闡述。也就是說，一定的社會活動內容必然要展現在一定的社會活動場所中，而一定的社會活動場所又是體現、聚合、交融各種社會活動內容的必須條件。其中值得重視的主要問題不在于社會活動場所是否與社會活動內容相關的程度問題，更在于不同的社會活動場所體現、聚合、匹配和交融各種不同的社會活動內容的狀況有什么區別的問題。對這個問題，人們的研究還比較粗淺。但我們可以根據經驗大概描繪一下不同社會活動場所在匹配社會活動內容方面的基本特征，如學校這種社會活動場所表現社會活動內容比較全面，能充分兼顧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的綜合性，但相對而言，它的經濟色彩不突出，即人們對經濟因素的細微變化不大敏感。人們的職業活動領域(工作單位)盡管也類似學校那樣對社會活動內容有較大的綜合性聚合，但相對而言，它的經濟色彩比較濃郁，也就是說，經濟因素的變化對人們的思想心理的影響比較明顯和直接。而在政治因素聚合方面，不同的工作單位存在著較大的個別差異，如民營經濟方面的小企業，它所體現的國家政治層面的內容微乎其微，在這種工作環境中活動的組織成員也不可能發展出較強的政治認知能力，因而比較關注經濟層面的東西，而作為政府機關這種工作場所而言，其對政治因素的體現則成為首要因素。至于家庭這種活動場所，其社會功能在不斷流變，即在不同社會歷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在傳統社會中，大量存在著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在這種大家庭中，家庭同時發揮著以下三種主要教育功能，即傳遞生活技能的教育，使后代能自然進入職業活動領域或自主進行家庭生活，以處理家族與家庭成員關系為主軸的道德教育.以效忠統治者和遵從專制等級秩序為主要目的的政治教育。三種家庭教育功能中大量家庭以前兩種功能為主。而在現代社會中，由于家庭結構的變化，核心家庭的教育功能中智能化傾向日趨突出，道德教育功能開始式微，政治教育的內容則基本淡化。在這種情況下，家庭對個體政治社會化功能出現明顯衰退。至于社區的影響問題，目前還缺乏具有說服力的研究成果，但人們不得不意識到:由于現代化的消極成分的影響，包括家庭住房空間的擴大與隔離等一系列復雜的原因，鄰里關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特征，也給社區的社會資本增生帶來一定困難，社區想要像學校和工作單位那樣全面整合與匹配全部社會活動內容是一樁比較困難的事。也就是說，社區在政治意識形態方面對人們的影響相對較弱，而在經濟、道德、社會心態方面的影響則比較突出。這主要是由于人們日常生活的內容及人們最大量感受的社會刺激因素的特點所決定的。
這些社會活動場所之間的關系，也應該進入生態分析的視野，即可以根據人的有機體發展的不同時段與相應活動場所的關聯程度，展開關于這種活動場所對人的發展的影響分析，并從中探索這些不同場所發生影響的內在關聯性?？梢哉J為，人從出生到長大成人，他的活動領域不斷擴大，大致經歷著家庭、鄰里、學校、職業崗位、國內活動場所、國外活動等，這些不同的活動場所對人們發生著有意識影響或自發影響等各種作用，其中包含著相互一致的影響，但也存在著對沖的狀況。
三
以上三種生態環境是緊密相連的，并且其中有一些共性因子在發生著綜合作用，如利益的聚合與分化作用，群體地位或社會地位的變化預期和現實的差距，市場化、國際化特別是信息化、多樣化特征等。在各種生態因子的綜合作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臨著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課題。
1.社會轉型的深刻效應和社會轉型的全部特征，都可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程度不同的顯現，并對此發生者各種各樣并且是深刻的影響。這些影響構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戰與新機遇。盡管從總體看機遇大于挑戰，但我們決不可忽視這些挑戰。不難看到，隨著社會分層的明顯進展，各種利益群體的形成，勢必使得大學生群體也出現不可避免的分層，這種分層由于大學生在校期間沒有重大的利益沖突而不會顯示十分具體的分離狀況，但它們對大學生思想行為的影響卻不可忽視。一些因素在一定的教育制度的作用下可能會發生放大效應，諸如教育收費制度、大學生就業狀況等生態因子的雙重影響等。例如，大學收費制度一方面體現出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并在客觀上形成形式公平的特征。另一方面，這種公平尺度同時又顯露出因求學者家庭的經濟差異而造成的相對經濟壓力的不同，而導致實際上的不公平狀況。在高等教育的發展中，我們不得不重視如下的困境:一方面，高等教育進人大眾化階段，表征著中國高等教育不斷發展，并不斷適應現代化建設與人的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特羅的觀點，高等教育大眾化理論不是一個目標理論，它是對已經發生的高等教育現象進行的一種描述，是對歷史和現實高等教育現象的一個總結。至于具體數值的劃分標準，沒有任何統計學上的意義，僅僅是作者對教育形勢的一種判斷，這種判斷認為，隨著高等教育在t上的擴張，它的全部活動都要發生變化，從而提出一種警示，即不能忽視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后存在的潛在危機。[2]可以認為，這種危機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如今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適齡人數居高不下，高等教育的規模從總體看還不能充分滿足社會的需求，如果不擴大教育規模，則無法適應社會需求，同時也迫使大量的適齡青年選擇到國外就讀，從而導致大量的教育資金向國外流失。而如果不斷擴大教育規模，大學生的就業壓力會顯得更加嚴峻，這就形成了一種兩難選擇。在這種境況下，學生與學校、與教師的關系也開始出現某種微妙而又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影響著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即增大著學生的選擇性。
就政治認同方面看，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曾經認為民眾對政治共同體、典則與當局的支持可以體現在隱性(態度上)支持與顯性(行為上)支持兩方面。[3]其實，兩種支持之間還存在著多種變式。它們可能存在一條由政治支持分化到政治支持統一的連續譜，即態度上不認同、行為上不體現(不支持)—態度上認同，但沒有相應的行為(虛假支持)—沒有明確認同態度，但出現隨大流的行為從眾(非理性支持)—態度上認同，并且有相應的積極行為跟進(實質支持)，等等。大學生對教育的選擇性的增大，無疑會增加這種連續譜系上的多樣性。
2.大學生的人生發展定位與政治學習兩者之間的關聯。接受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都會產生不同的社會預期與自我發展預期，即人生發展定位，這種發展定位與大學生的努力之間存在著相關性，如高期望與高努力、中期望與中努力、低期望與不努力等。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后，目前在校大學生有2000多萬，他們之中不乏未來的精英人才，但這一社會群體人員未必都有相同的人生發展定位，于是不同的人生發展定位影響著他們對政治學習的選擇。從社會要求與教育者的主觀愿望看，無疑希望將社會要求，諸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轉化為大學生的自覺追求，但客觀上總是存在著大學生人生發展定位的個別差異。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大學生對政治學習的動機充其量保持在“保底”的水平。這種狀況規定著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實際效能，以致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依靠較高的投入來維持較低的產出。有相當多的大學生能夠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上對自己提出不斷的、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對這類學生的有效性比較明顯，教育投入產出比也比較合適。這就產生了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學分類和分層教育的問題，盡管這里可能涉及教育公正性的問題，但這種公正性與人們的選擇性緊密相連，就像權利可以合理享用也可以自動放棄一樣，于是這種公正性成為一種真正的權利公正性。
3.在利益多樣化的社會情境中，知何正確理解公共利益、國家利益和局部利益、個人利益的界限與區別，對任何社會人都是一種考驗。對于具有一定理想主義情懷的大學生來說，這一難度更大?？梢哉J為，一方面，多年接受許多“應然”理論教育的大學生，大多具備了一定的正義感、是非感。另一方面，社會現存又使得大學生能夠輕易發現許多社會“實然”與理論“應然”之間的明顯差距，而這種“實然”又常常被人們錯誤地理解為“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成為“政治正確”的一種表現。這種狀況常常構成大學生的正義感、是非感與“政治正確”兩者的內心沖突。一些地方利益、部門利益常常打著“國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號，充任著“政治正確”的角色，從而使學生增加著社會正義與“政治正確”兩者之間的區分難度。2007年發生的廈門px項目風波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一些最先維護公共利益的社會成員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給人們的心理投下了灰暗的陰影。在這樣的語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發點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這也是大學生面對思想政治教育產生情感隔膜的一個重要原因。學生確立正義感、是非感與對待“政治正確”兩者的區分難度逐漸加大，構成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難點。
4.教育選擇的兩難困境。在教育發展中，社會公眾對學校教育的一種重要批評是教育內容老化，教育滯后于社會發展需求和脫離社會現實。客觀地看，這種指責是值得分析的，一方面，高等教育中確實存在教育內容脫離社會發展需要、教育方式方法老化陳舊等問題，需要高等教育在改革發展中不斷克服改進.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教育是保持社會良好傳統的一種重要路徑，教育必須有傳承歷史經典內容的功能，這種經典內容不能輕易被社會時尚甚至時髦所沖決。現今的社會正陷于單一功利化取向的情緒之中，使得人們簡單以眼前或局部的“有用”或“沒用”來判斷教育的價值，甚至指望用職場訓練所的技術標準來考t大學教育的成功與否。從這種立場與情緒出發對高等教育枉加指責是缺乏道理的。不難看到，這種指責同樣存在于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它所指的教育現象主要是指正面教育一與學生社會適應性兩者的矛盾關系?？梢钥吹?，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正面的理性教育是一慣立場，這種教育有助于大學生確立正義感、是非感和道德感，也是高等教育接續社會良知、型塑社會精神脊梁的重要表現和不可推卸的社會責任。但目前這種正面教育正面臨著挑戰。由于人們(包括大學生)的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這種多樣化的社會生活必然通過各種各樣的途徑，以包括自覺與自發相交雜的無數方式影響著人們。在大學校園中，教育組織人員盡可能精良地遴選教育內容、組織教育情景、阻抗不良干擾，以使大學生在大學校園中接受比較規范和純凈的文化熏陶。然而，大學校園的開放性使得社會生活的多樣性特征得到放大，各種以社會事實為表征的負面信息也不可避免地在高校中匯集，這種所接受的理論教育與所感知到的社會信息兩者之間的反差，使得一部分學生在校園中就感受到思想困惑，也會有一部分學生在學校中能堅守學校倡導的理論立場，到畢業后踏上社會，一下子真切感受到社會生活的全面性之后，就可能對學校所接受的教育產生懷疑，產生“高校教育嚴重脫離社會實際”的經驗性判斷，這種由無數個人經驗出發而形成的判斷一旦得到社會聚合，就會形成一種公眾輿論，使得后來者對高校的理性教育產生心理懷疑甚至鄙視。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堅持理想性、科學性要求與社會世俗取向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如何堆確把握理論和實際兩者之間的距離感，成為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個難點。
從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到黨的十七大，到“兩型社會”建設，到國家“十二五”發展綱要的正式公布……“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建設生態文明”的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已成為一個新的有重大意義的發展方向。[1]生態文明建設作為一項規模宏大的系統工程，如何把握它的歷史背景和實現條件，如何認識它面臨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如何平衡方方面面的利弊得失，如何實現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作為起步不久的偉大戰略，十分需要從思想政治教育的學科特點出發，研究怎樣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倫理觀念形塑方面的優勢，探索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的方法和途徑，形成科學有效的生態文明觀教育理論，以達到順利推進這一偉大戰略的目的。我們認為，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框架下，進行生態倫理教育，形成生態文明的倫理觀念，是生態文明建設首先要進行的工程。這既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也有其不容忽視的理論意義和實際運用價值。
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開展
生態文明觀倫理形塑的合理性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研究可以也應該從多個角度進行。選擇從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中進行生態文明的倫理教育，應當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精神前提和邏輯起點，它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1.生態文明觀的樹立，內在地蘊含著要開展生態倫理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生態文明觀的樹立，無非兩個途徑：一是現實的生態困境和“生態危機”對人們的教育，因生態憂患意識的產生獲得必須尊重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樸素生態文明觀念。進而產生建設生態文明的責任感和行動；另一個就是通過學校教育，習得生態文明的觀念。為實際的生態文明建設做好準備，而學校教育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梢?，生態文明觀的樹立，內在地蘊含著要開展科學的生態倫理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有當以尊重生態價值為特征的生態倫理成為植根于人們心靈深處的人格特質時，才能克服那些危及自然生態、社會生態和精神生態的觀念上的、深層次的文化痼疾，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生態文明，實現人、社會和自然的協同進化。
2.與現有社會文明的其他規范相比，生態倫理具有獨特優勢
對人的行為的規范，一方面是社會的法律體系和各種規章制度的規范、各種社會習俗等外部力量的約束，但是，這些會使人感受到其主體性受到抑制，因而常常伴隨精神上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思想道德的規范，它使人內心有了德性的引導，從而在調節自己的行為時能感受到自由、尊嚴和幸福。生態文明觀念的樹立尤其是這樣，既要有法律的規范，更應該作為一種德性進入人們的心靈之中。加上生態環境本來就與人們的切身利益休戚相關。因此，建設生態文明一旦進入人們的德性世界，成為人們的道德追求，就會彰顯出不可小視也不可代替的獨特優勢。通常情況下，某種倫理原則和規范一旦形成，就必須借助于適應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人自身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人的存在和社會進化的觀念體系、實踐路徑、實施方法體系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才能具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介入生態倫理教育并存在和發展的現實基礎。
3.探索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態倫理教育的依賴路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要依賴大批具備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念的人的有效實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有責任及時弄清在目前的中國，要培養這樣的具有生態意識、生態倫理的人如何入手？要開展生態倫理教育、樹立生態文明觀念面對的首要問題是什么？生態倫理教育又如何保障生態文明觀念的樹立？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態文明觀的樹立中應該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做等一系列問題。借助有效科學地展開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下的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形塑研究，可以較好地認識和有序地解決這些問題。
4.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們觀念形成中作用獨特優勢明顯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著眼于人們的思想。人的思想是一個多要素的綜合系統，是制約人們行為的各種因素組成的綜合系統，它包括動機系統、心理過程系統、觀念系統。在這些因素中，思想政治教育又側重于人們的政治思想及觀念系統的構建。政治思想所關心的主要是國家與社會的前途與命運，以及如何認識和解決各類社會矛盾。政治思想是社會意識形態的內容之一，是上層建筑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各種社會意識中居于首要的支配的地位。同時政治思想也是社會政治經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人們的哲學思想、經濟思想、法律思想、倫理觀念等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思想政治教育理應站在時代前列，以加強現代生態文明觀念的傳播和幫助人們樹立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念體系為己任，努力完成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論研究與實踐任務。
其次，從學科發展來看，思想政治教育已實現了學科體系的跨越式發展，正在邁向精細化研究的新臺階，一大批研究專著的問世表明，這個學科不僅研究方式多樣化，還呈現出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態勢。從專業人才培養來看，該學科已建立起自己獨特的人才培養模式，他們建功立業的實踐表明，這個專業優勢明顯，風格獨特。在此基礎上介入和開展生態文明倫理觀念教育優勢十分明顯。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開展
生態文明觀倫理形塑的可行性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歷史的新發展，是一種歷史的必然。人們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切入，將生態文明理解為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后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新臺階。盧梭曾對使工業文明過分膨脹的工具理蝕人的道德理性、破壞人與自然和諧的可能性和危險性發出過警告。馬克思、恩格斯更是對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所導致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異化做出過深刻的反思。1972 年，在羅馬俱樂部發表了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1987 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了研究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推動了全世界的生態環境建設。這些都為進行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形塑提供了現實基礎。從理論方面說，目前國內外學者對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成果十分豐富，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大方面：一是自20 世紀中 期以來，面臨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學者們將關于生態環境的理論思考推向了廣闊的領域。西方的生態主義，生態后現代主義，生態等對如何保護生態環境問題有非常豐富的理論探索。這些無疑對我們怎樣樹立生態文明觀以及樹立怎樣的生態文明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二是近年集中于對生態文明的特征的研究，國內以姜春云、張云飛、劉湘榮、廖福霖、李錦、陳壽明、吳鳳章等為代表的大多數學者，對生態文明的特征都有深刻研究。這些為進行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形塑提供了豐富的教育資源。如：鞏英洲對生態文明時代人類思維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所作的深刻的哲學審視和理性描繪；楊通進、高予遠對現代社會生態轉向和生態文明的構建這一正在展開的歷史過程的描繪；薛曉源、李惠斌的《生態文明研究前沿報告》，對當前生態文明研究的理論進展做了很好的概括；[2]姬振海在對生態文明問題研究中，將文明分為意識文明、行為文明、制度文明、產業文明四種的學理創新；[3]（P35-37）苗啟明在提出制度文明之后，進一步將社會生態文明區分為生態-技術文明、物質-財富文明、制度-權力文明、精神-規范文明和生活-行為文明五層雙質結構，以及提出了生態文明的深層思維方式：熵理思維方式；[4]（P51-55）特別是最近張云飛先生關于生態文明歷史方位的分析等，都極具啟發意義。[5]（P5-11）這些研究為我們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中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形塑研究提供了極其豐富的前期研究成果。
然而，許多研究者只是借用“生態文明觀”這個概念，借用國外生態學理論、工業化發展的得失經驗來闡述今日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問題。對什么是生態文明觀、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發展應該和可以堅持怎樣的生態文明觀、怎樣樹立科學的生態文明觀等類似問題的研究卻十分少見。國內外的學者對于怎樣樹立生態文明觀的研究也不多見，研究成果相對稀少。就實踐層面來看，僅有局部的、少量的諸如興辦“綠色學校”、提倡“生態旅游”、建設“生態大省”、“生態城市”、“生態村鎮”的類似實踐。對怎樣樹立生態文明觀問題的研究還遠未形成系統的、明晰的理論體系和實踐參與機制。至于將思想政治教育、生態倫理教育與樹立生態文明觀的研究進行理論整合，探索其實踐路徑、應對策略的基礎研究則幾乎為零……可見，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下生態文明觀的倫理形塑研究不僅勢在必行，而且具有較大的創新空間和較好的研究基礎和條件。同時，該研究的有效展開，還必須在研究目標、研究內容中就如何突破難點、選準重點以及研究思路和方法等環節上精心設計，以保證研究的可行性。
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開展生態
文明觀倫理形塑的價值和意義1.理論價值
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由于生態危機的強烈影響，使得全人類不得不面對人類自身的生存危機，又由于生態危機的產生和克服都不是孤立的，必須以系統的方法才能解決。因此，人們應該選擇和堅持什么樣的生態文明觀，如何倡導和弘揚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的生態文明觀，如何發揮思想政治教育在人們觀念塑造方面的獨特優勢，就成為必須及時展開科學研究的問題。如前所述，目前，關于思想政治教育與生態文明觀的樹立的研究尚沒有充分展開，研究成果相對稀少、專著也未曾見到，遠未形成系統的、明晰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機制。因此，對這些方面的問題做出系統研究，既能體現生態文明觀的時代精神，又能建立一整套進行實際樹立生態文明觀的理論體系，填補理論研究方面的空白。
2.實際運用價值
“建設生態文明”雖然寫進了黨的十七大報告，但在現實中人們究竟會把生態文明擺到何等地位，以及如何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使其真正成為一種文明趨勢，“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尚任重道遠。偉大的事業，急需大批具有現代生態文明觀的優秀人才，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專業應該依賴自身在學科建設以及人才培養方面的獨特優勢，順應時代呼喚，在辦學經驗豐富、教育教學改革成果不斷邁上新臺階的基礎上再立新功，以解決當前的新問題。
開展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中生態文明觀倫理形塑的研究，不僅可以探索在當代中國樹立生態文明觀的途徑與方法，推進對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論認識和尋求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的實踐路徑，還可以加深我們對黨的十七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理論和實踐的系統論證，增強實踐操作效果。此外，還有助于解決思想政治教育與公民道德教育實踐的現實問題，賦予思想政治教育嶄新的時代內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時效性，并為各級政府在生態文明建設實踐中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和具體的實踐指導，從而增強其運用性。
四、在思想政治教育視野下
有效開展生態倫理形塑教育1.確立可行的研究目標
首先，要探索當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介入我國公民樹立生態文明觀的領域和方法，為在國家層面上建立起稱得上中國特色的、具有現代意義的、能推動社會發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體系獻計獻策。其次，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體系向培養社會急需人才實踐轉化的途徑與方法，推進思想政治教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的創新，為培育符合中國國情的、多層次的、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有用之才而努力。第三，努力論證以下觀點：（1）在當代中國樹立生態文明觀的特殊性；（2）生態文明觀的樹立與思想政治教育和生態倫理教育關系密切；（3）思想政治教育、生態倫理教育的有效實施離不開生態倫理教育資源的優化配置；（4）生態文明觀的樹立離不開社會意識形態的良性控制；（5）高校應成為生態文明觀的倡導者，思想政治教育、生態倫理教育的實踐者和中堅力量。通過這些研究，努力在可行性方面打開道路。
2.構建科學的研究內容
浙江省瀕臨東海，水網密布，河道總長度為6萬多km。獨特的浙江水鄉風貌為全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傳統河道建設主要側重于考慮工程的安全和人類需求，較少考慮河道建設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河道生態環境問題仍比較嚴重，河道環境質量現狀仍不容樂觀。筆者綜合應用環境科學、生態水工學、美學等相關理論，試圖研究出一套科學、合理的生態河道的構建體系，以指導浙江省歷史文化型河道建設，改善城市的生態環境，傳承河道水文化。
1現狀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歷史保護型河道進行調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蕩新河；嘉興杭州塘、平湖塘、蘇州塘、長水塘、老環城河、九里溪；寧波西塘河；溫州溫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臺州、麗水等22條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積、水系分布、水生態狀況、人文水景觀資源、駁岸情況。
通過調查與分析，目前問題主要表現為：(1)人文水景觀資源雖然豐富，但沒有得到有效保護和充分的開發利用。以水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城鎮大多時過境遷。如衢州的鹿溪渠，嘉興的杭州塘，臺州的始豐溪等，未形成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缺乏對重要的歷史文化資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單一，缺乏生物多樣性。按照《歐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態要素的標準“對以上河道進行生態評估，評優河道只有2條。(3)景觀工程方面，傳統方式造價高。在隨機調查的22條河道中，有19條河道在規劃、設計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為現澆混凝土、漿砌或干砌石塊、拋石等硬質不透水材料，施工及養護成本較高。(4)缺少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加強河道生態建設，制定一個在河道建設中加強生態保護的技術規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規范應涉及面廣泛、內容全面，符合科學性、操作性、經濟性要求，并且滿足工程建設的地方標準。
2構建生態河道管理體系的措施
2．1保護性措施
由于城市發展、旅游開發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實性不斷遭到破壞。作為文化遺產的城鎮河道不僅僅包括古城鎮、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質文化遺產，也應該包括歷史上因河道發展而形成的船閘、河埠頭、橋梁、堰等水利設施。對于這些已有的歷史人文景觀，應作為古代水文化的載體，通過綜合整治加以維護與保護。
在設計時要注重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的保護，考慮具有場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盡量使用當地材料和物種，體現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國圣安東尼奧河改造注重歷史文化資源的保護，將國家歷史公園中的四個歷史街區相互聯系起來。在南段德埃斯帕達水壩附近，修復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為文化和教育場所。對于南部河段的4處建于18世紀的教會遺址，規劃將教會遺址現有的道路系統與濱河步行道相連接，以避免局部過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滿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過生態工程與生態恢復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蝕，促進整個河道生態系統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構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異質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種異質性很強的生態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極為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條件，這種條件對于生物群落的性質、優勢種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產生重大影響。(2)營造水陸交錯帶的生物棲息地。在河道治理規劃中，構建深潭和淺灘，營造多樣性水域棲息地環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場和流速，適于不同生物發育和生長需求。(3)構建生態駁岸時，要考慮生物棲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質制成的柔性結構，或者采用新的結構型式，如石籠、魚巢磚、生態磚等。岸坡砌護盡可能采用透氣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長，為魚類、兩棲類、昆蟲、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棲息提供從水域到陸地的連續空間。
2．3低成本景觀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觀規劃設計，研究如何權衡短期投資和長期收益，如何不以犧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態為代價。在設計時盡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鋼筋、水泥等硬體傳統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養護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磚石等)。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態條件。
2．4制定生態河道建設的相關規范
對于歷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強立法，各地都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將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真正落到實處，以建立新型長效的生態河道管理體系。
3整治案例
3．1項目概況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鎮，位于浙、閩、贛三省交界處，處于仙霞嶺腹地，由潯里、楓溪、花橋三個自然村構成。廿八都鎮歷史上是軍事要沖，是商貿集鎮，留有豐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傳統文化，具有重要價值。穿鎮而過的廿八都溪在境內流程10km，流域面積73km，承擔沿河地區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補充的功能(現狀圖見圖l～3)。
3．2生態河道規劃
組景序列是體現中國傳統景觀欣賞與表達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續“楓溪八景”這一文脈，借鑒傳統中國畫長卷做法，根據現狀把楓溪沿河景觀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橋、百花澗、青溪坊、秋霞圃、楓影灘。分別以山、路、水、村居、田園、植物景觀為名，構成全景山水長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園畫卷，突出楓溪之美。具體措施如下：
3．2．1保護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種類多、數量大，其風格融浙、皖、閩、贛干一體，形成鮮明的地方特色。如楓溪村的水安亭橋，原為木結構跨橋，清康熙五年毀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橋，橋上原有亭閣18問，現尚存14間，為縣級重點保護文物；潯里村的清文昌閣，也是保留下來的重要古亭閣。除此之外，還有楓溪橋、河埠頭等古建筑物，在楓溪河水道設計中都應給予保護，現對傳統村莊人文景觀和自然風貌特色。另外，從依存古鎮空問構成來分析，楓溪如腰帶，其急緩開合的動態恰和古鎮人文景觀耦合，構成古鎮景觀意象(規劃圖見圖4～6)。
一、譯介學與傳統翻譯的關系
譯介學是把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交流溝通的現象，而不是研究翻譯技巧、翻譯藝術、翻譯理論的。它是在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種翻譯現象，它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實踐。［2］
從研究視角上看，譯介學研究是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角度出發，把翻譯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探討；而傳統翻譯則是從翻譯本身出發，研究語言、理論、技巧等問題。打個比方，譯介學關注的是譯本在某國流傳所產生的文化溝通的影響，而傳統翻譯關心的是譯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譯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譯介學研究翻譯的目的是把它作為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國家文學、文化交流對話的一種手段，進而考察它對改善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傳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設人類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傳統的翻譯則是總結翻譯理論和經驗來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量為目的。另外，譯介學把研究翻譯的重點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學、文化的互識、互補、互證、互融和共建上；而傳統翻譯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語言的轉換過程、翻譯水平及翻譯經驗等。［6］
二、創造性叛逆
“創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是法國社會學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說：“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說翻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語言里；說翻譯是創造性，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p>
可見，所謂“創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學翻譯采用本國讀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對所要表達的內容加以改造變形。所以譯文不是要如何達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譯文如何及為何偏離原文。正由于這一地位的確定，原作、譯作和創作處于系列關系之中。譯介學認為在譯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語境不可能完全退場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終作為一種文化力在制約譯本的意義詮釋和讀解。另一方面，由于語言的置換，譯語文化的意義特征融于譯本之中，使譯本與原作得以區別開來，譯語文化和譯語讀者的特色闡釋都會給譯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譯文學是具有民族性和異域性雙重特征的文本實體，應該擁有與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學三足鼎立的獨立地位?？梢?，從譯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叛逆，那是因為翻譯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這個碰撞過程中，譯者和讀者都參與了創造性叛逆，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各種各樣，具體表現為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下面分成幾種情況來進行闡述。
三、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1.歸化與異化
歸化與異化是譯者翻譯的個性化體現。所謂“歸化”是譯者用極其自然流暢的譯語去表達原著的內容，這樣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譯語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問題。［3］但主張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譯者認為：1）試圖把源語文化體系強加于譯語文化，一般來說是不現實的。因此，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礙；2）因為翻譯就是交際，譯者的責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沖突；3）如果譯文表達的內容和形式在讀者對世界了解的知識范圍之內，讀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譯文；4）從交際的觀點來看，即使原文中每一個詞在譯文中都能用“對等詞”譯出來，也不一定保證譯文對讀者所起的作用能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因為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容。因此，在翻譯界出現了一批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歸化翻譯隨處可見，比如，在英漢互譯中，“饅頭”與“steamed bread”，“一箭雙雕”與“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譯語文化的立場。還有站在產品促銷立場的“coca cola（可口可樂）”等。
正好相反，“異化”就是譯語文化“屈從”源語文化的現象。［3］主張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譯者認為：1）有必要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而且這也是讀者閱讀譯作的目的之一；2）譯者相信讀者有能力理解異國文化的特異之處；3）翻譯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這是翻譯的主要目的；4）譯文如果不能傳達源語世界的現象，就不能算“忠實于原作”。像“武裝到牙齒”和“armed to teeth”，“一國兩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體現了源語文化的特征。
可見，譯者的歸化和異化是譯者有意識的創造性叛逆，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本的類型、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歸化和異化均有存在和應用的價值。一方面，以介紹中國文化為目的的哲學著作、政治論文、歷史乃至民間故事，一般都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因為這類作品就是要把源語文化介紹給譯文的讀者。另一方面，一些實用性的文章，如宣傳資料、通知、公告、廣告、新聞報道乃至通俗文學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語為歸宿的原則。無論如何，一個譯者如果能夠通過技巧始終如一地為明確文化立場服務，而這種立場又能反映時代的發展趨勢，并被讀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譯文就是上品。
以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兩人所譯的《紅樓夢》為例，兩位譯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們可以看到楊憲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而霍克斯先生則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當然，“歸化”和“異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對譯者來說，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一旦遵循了一種基本原則，就要盡可能保持這種傾向。
2.誤譯與漏譯
絕大多數的誤譯與漏譯都屬于無意識的創造性叛逆。除了純技術上的誤譯，比如把“億”翻成了million、把cow錯當了crow等，其他誤譯反映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誤解和誤釋，是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阻滯點，它能鮮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例如英譯者在翻譯陶詩《責子》中“阿舒已二八”譯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顯然譯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還有前幾年Scott Turow寫的小說“Presumed Innocent”被譯成《假設的無辜者》，從字面上看好像不錯。其實它是由西方的法律術語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無罪推定”變化而來的，所以正確的應該譯成《推定無罪者》。
除了無意的誤譯，還存在有意的誤譯。原因有兩種，一是因為譯者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態和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翻譯。如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英譯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在這里“苦難”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譯者強行引入外來文化的模式和語言方式。例如美國詩人龐德翻譯的漢詩有意不理會英語語法的規則，將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譯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國古詩的并置手法，從而引發了美國的一場新詩運動。
有意的誤譯和無意的誤譯不同之處還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來的“硬傷”，前者從字面上看似不是錯誤，只是在強調文化意識的情況下才看出它的遺憾，因此叫“暗傷”。所以，譯介學把翻譯看作跨語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從而時時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識，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對應為滿足，這應該是比較健全的翻譯觀。
漏譯也分成無意和有意。無意的漏譯多為一言半語，通常不會產生什么文學影響。有意的漏譯又叫節譯。節譯的原因很多，考慮到接受地的風俗習慣，為迎合接受地讀者的趣味，為便于傳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譯的《迦因小傳》，譯者為了不與中國傳統道德相抵觸，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兩情繾綣、未婚先孕的情節刪去。
3.轉譯與編譯
轉譯與編譯屬于特殊型的創造性叛逆，它們都使原作經受了“兩度變形”。轉譯指的是借助一種語言去翻譯另外一種語言作品。在大多數情況下，轉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尤其是翻譯小語種的文學作品。但是，文學翻譯不可避免地融入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闡述，甚至融入譯者的語言風格、人生經驗乃至個人氣質。因此，通過媒介語轉譯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會產生“二度變形”也就不難理解了。
編譯不僅包括語言文字的轉換，而且包括文學樣式和體裁的改變。例如林紓把易卜生的劇本《群鬼》譯成文言文小說《梅孽》。雖然編譯的叛逆表現在文學作品的樣式和體裁上，但文學作品翻譯本身就存在創造性叛逆，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也是對原作進行了“兩度變形”。
四、讀者的創造性叛逆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文學交流，那么脫離了讀者接受的文學翻譯就是一堆廢紙，因為只有在讀者的接受中，文學翻譯才能實現其交流的目的。［5］我們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造，但我們卻較少注意到當譯者把譯作奉獻給讀者后，讀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調動他自己的人生經驗，也加入了這個再創造過程。而讀者的再創造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因此他的再創造與譯者相比，就更富有創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觀的創造性叛逆
讀者主觀的創造性叛逆主要來自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等。例如將“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譯成：“蜀中無將軍，廖化充先鋒?！辈煌淖x者讀到譯文時會有不同的反應：（1）自然，這種表達合情合理；（2）佩服，這位外國作家連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都知道；（3）懷疑，難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嗎？可見，由于讀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們無法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相同的反應。讀者的主觀叛逆可見一斑。
2.客觀的創造性叛逆
客觀的創造性叛逆，這里所指的客觀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環境與不同的歷史環境。我們知道，作者在從事文學創作時，他的心目中總是有其特定的對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們所理解。但由于翻譯給作品披上了另一種語言的外衣，被介紹給他所意料之外的對象閱讀，而這些對象與他處在不同的文化環境，有時甚至還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于是作品的變形就在這樣的接受中發生了。例如英國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記》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但小說被介紹到其他國家后，人們感興趣的是作者描寫出來的充滿怪異的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變成了一本輕松有趣的兒童讀物。英國小說《牛虻》在英國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在學習蘇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熱潮中，從小說主人公那里知道了這本英國小說，于是《牛虻》成了當時青年的案頭必備讀物，當時的青年從中學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時期，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青年不僅感受不到書中昂揚的革命精神，相反覺得這本書充滿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甚至把它看作“黃”。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見。
以上我們從譯介學的角度探討了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但無論如何，翻譯策略的選擇最終還要視原作的文體和翻譯的目的而定。翻譯中所碰到的問題不外乎是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就文化差異而言，不同的目標文化對于出發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狀態，而不同的文化狀態對于出發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選擇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僅僅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還是一種跨文化轉換的模式。
參考文獻：
［1］羅貝爾?埃斯卡皮著.王美華，于沛譯.文學社會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4］孫景堯，謝天振.比較文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劉獻彪，劉介民.比較文學教程［M］.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譯常被看作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譯者翻譯原作是一個“創造性叛逆”的過程，讀者閱讀譯作也經歷了一個“創造性叛逆”過程。本文從譯介學的角度，以譯者和讀者兩個身份來具體闡述譯者在翻譯中和讀者在閱讀譯作時的一些“創造性叛逆”特征。
關鍵詞： 翻譯 創造性叛逆 譯介學
一、譯介學與傳統翻譯的關系
譯介學是把翻譯視為一種文化交流溝通的現象，而不是研究翻譯技巧、翻譯藝術、翻譯理論的。它是在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種翻譯現象，它是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實踐。［2］
從研究視角上看，譯介學研究是從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角度出發，把翻譯看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進行探討；而傳統翻譯則是從翻譯本身出發，研究語言、理論、技巧等問題。打個比方，譯介學關注的是譯本在某國流傳所產生的文化溝通的影響，而傳統翻譯關心的是譯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譯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譯介學研究翻譯的目的是把它作為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國家文學、文化交流對話的一種手段，進而考察它對改善文化生態和人文環境、傳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設人類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響；傳統的翻譯則是總結翻譯理論和經驗來指導翻譯實踐，提高翻譯質量為目的。另外，譯介學把研究翻譯的重點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文學、文化的互識、互補、互證、互融和共建上；而傳統翻譯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語言的轉換過程、翻譯水平及翻譯經驗等。［6］
二、創造性叛逆
“創造性叛逆”這一說法是法國社會學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說：“翻譯總是一種創造性叛逆。說翻譯叛逆，那是因為它把作品置于一個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語言里；說翻譯是創造性，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個嶄新的文學交流，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賦予了它第二次生命?！?/p>
可見，所謂“創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學翻譯采用本國讀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對所要表達的內容加以改造變形。所以譯文不是要如何達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譯文如何及為何偏離原文。正由于這一地位的確定，原作、譯作和創作處于系列關系之中。譯介學認為在譯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語境不可能完全退場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終作為一種文化力在制約譯本的意義詮釋和讀解。另一方面，由于語言的置換，譯語文化的意義特征融于譯本之中，使譯本與原作得以區別開來，譯語文化和譯語讀者的特色闡釋都會給譯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譯文學是具有民族性和異域性雙重特征的文本實體，應該擁有與外國文學和民族文學三足鼎立的獨立地位?？梢?，從譯介學的角度來看，翻譯本身就是一種創造性叛逆，那是因為翻譯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這個碰撞過程中，譯者和讀者都參與了創造性叛逆，譯者的創造性叛逆各種各樣，具體表現為有意識的和無意識的。下面分成幾種情況來進行闡述。
三、譯者的創造性叛逆
1.歸化與異化
歸化與異化是譯者翻譯的個性化體現。所謂“歸化”是譯者用極其自然流暢的譯語去表達原著的內容，這樣會不同程度地存在譯語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問題。［3］但主張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譯者認為：1）試圖把源語文化體系強加于譯語文化，一般來說是不現實的。因此，譯文不僅要克服語言的障礙，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礙；2）因為翻譯就是交際，譯者的責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沖突；3）如果譯文表達的內容和形式在讀者對世界了解的知識范圍之內，讀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譯文；4）從交際的觀點來看，即使原文中每一個詞在譯文中都能用“對等詞”譯出來，也不一定保證譯文對讀者所起的作用能與原文對原文讀者所起的作用一樣，因為譯文讀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觀念來理解譯文的內容。因此，在翻譯界出現了一批以譯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派”。歸化翻譯隨處可見，比如，在英漢互譯中，“饅頭”與“steamed bread”，“一箭雙雕”與“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譯語文化的立場。還有站在產品促銷立場的“coca cola（可口可樂）”等。
正好相反，“異化”就是譯語文化“屈從”源語文化的現象。［3］主張在譯文中保留源語文化的譯者認為：1）有必要讓讀者了解異國文化，而且這也是讀者閱讀譯作的目的之一；2）譯者相信讀者有能力理解異國文化的特異之處；3）翻譯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這是翻譯的主要目的；4）譯文如果不能傳達源語世界的現象，就不能算“忠實于原作”。像“武裝到牙齒”和“armed to teeth”，“一國兩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體現了源語文化的特征。
可見，譯者的歸化和異化是譯者有意識的創造性叛逆，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本的類型、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歸化和異化均有存在和應用的價值。一方面，以介紹中國文化為目的的哲學著作、政治論文、歷史乃至民間故事，一般都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因為這類作品就是要把源語文化介紹給譯文的讀者。另一方面，一些實用性的文章，如宣傳資料、通知、公告、廣告、新聞報道乃至通俗文學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語為歸宿的原則。無論如何，一個譯者如果能夠通過技巧始終如一地為明確文化立場服務，而這種立場又能反映時代的發展趨勢，并被讀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譯文就是上品。
以楊憲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兩人所譯的《紅樓夢》為例，兩位譯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們可以看到楊憲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而霍克斯先生則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當然，“歸化”和“異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為補充的。對譯者來說，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一旦遵循了一種基本原則，就要盡可能保持這種傾向。
2.誤譯與漏譯
絕大多數的誤譯與漏譯都屬于無意識的創造性叛逆。除了純技術上的誤譯，比如把“億”翻成了million、把cow錯當了crow等，其他誤譯反映了譯者對另一種文化的誤解和誤釋，是文化和文學交流的阻滯點，它能鮮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間的碰撞、扭曲與變形。例如英譯者在翻譯陶詩《責子》中“阿舒已二八”譯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顯然譯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還有前幾年Scott Turow寫的小說“Presumed Innocent”被譯成《假設的無辜者》，從字面上看好像不錯。其實它是由西方的法律術語presumption of innocence“無罪推定”變化而來的，所以正確的應該譯成《推定無罪者》。
除了無意的誤譯，還存在有意的誤譯。原因有兩種，一是因為譯者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態和習慣，故意不用正確手段翻譯。如托爾斯泰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英譯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釘上十字架的地方，在這里“苦難”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譯者強行引入外來文化的模式和語言方式。例如美國詩人龐德翻譯的漢詩有意不理會英語語法的規則，將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譯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國古詩的并置手法，從而引發了美國的一場新詩運動。
有意的誤譯和無意的誤譯不同之處還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來的“硬傷”，前者從字面上看似不是錯誤，只是在強調文化意識的情況下才看出它的遺憾，因此叫“暗傷”。所以，譯介學把翻譯看作跨語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從而時時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識，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對應為滿足，這應該是比較健全的翻譯觀。
漏譯也分成無意和有意。無意的漏譯多為一言半語，通常不會產生什么文學影響。有意的漏譯又叫節譯。節譯的原因很多，考慮到接受地的風俗習慣，為迎合接受地讀者的趣味，為便于傳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譯的《迦因小傳》，譯者為了不與中國傳統道德相抵觸，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兩情繾綣、未婚先孕的情節刪去。
3.轉譯與編譯
轉譯與編譯屬于特殊型的創造性叛逆，它們都使原作經受了“兩度變形”。轉譯指的是借助一種語言去翻譯另外一種語言作品。在大多數情況下，轉譯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尤其是翻譯小語種的文學作品。但是，文學翻譯不可避免地融入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和闡述，甚至融入譯者的語言風格、人生經驗乃至個人氣質。因此，通過媒介語轉譯其他語種的文學作品會產生“二度變形”也就不難理解了。
編譯不僅包括語言文字的轉換，而且包括文學樣式和體裁的改變。例如林紓把易卜生的劇本《群鬼》譯成文言文小說《梅孽》。雖然編譯的叛逆表現在文學作品的樣式和體裁上，但文學作品翻譯本身就存在創造性叛逆，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講，它也是對原作進行了“兩度變形”。
四、讀者的創造性叛逆
如果我們承認文學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文學交流，那么脫離了讀者接受的文學翻譯就是一堆廢紙，因為只有在讀者的接受中，文學翻譯才能實現其交流的目的。［5］我們都知道翻譯是一種再創造，但我們卻較少注意到當譯者把譯作奉獻給讀者后，讀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調動他自己的人生經驗，也加入了這個再創造過程。而讀者的再創造是在譯者翻譯的基礎之上進行的，因此他的再創造與譯者相比，就更富有創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觀的創造性叛逆
讀者主觀的創造性叛逆主要來自他的世界觀、文學觀念、個人閱歷等。例如將“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譯成：“蜀中無將軍，廖化充先鋒。”不同的讀者讀到譯文時會有不同的反應：（1）自然，這種表達合情合理；（2）佩服，這位外國作家連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都知道；（3）懷疑，難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國的《三國演義》中的典故嗎？可見，由于讀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會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們無法在閱讀過程中產生相同的反應。讀者的主觀叛逆可見一斑。
2.客觀的創造性叛逆
客觀的創造性叛逆，這里所指的客觀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環境與不同的歷史環境。我們知道，作者在從事文學創作時，他的心目中總是有其特定的對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們所理解。但由于翻譯給作品披上了另一種語言的外衣，被介紹給他所意料之外的對象閱讀，而這些對象與他處在不同的文化環境，有時甚至還處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于是作品的變形就在這樣的接受中發生了。例如英國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記》是一部政治諷刺小說，但小說被介紹到其他國家后，人們感興趣的是作者描寫出來的充滿怪異的大人國、小人國的故事，變成了一本輕松有趣的兒童讀物。英國小說《牛虻》在英國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青年在學習蘇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熱潮中，從小說主人公那里知道了這本英國小說，于是《牛虻》成了當時青年的案頭必備讀物，當時的青年從中學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時期，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青年不僅感受不到書中昂揚的革命精神，相反覺得這本書充滿了資產階級人性論，甚至把它看作“黃”。接受環境的創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見。
以上我們從譯介學的角度探討了翻譯中的創造性叛逆。但無論如何，翻譯策略的選擇最終還要視原作的文體和翻譯的目的而定。翻譯中所碰到的問題不外乎是語言差異和文化差異。就文化差異而言，不同的目標文化對于出發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狀態，而不同的文化狀態對于出發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選擇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譯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僅僅看作是語言符號的轉換，還是一種跨文化轉換的模式。
參考文獻：
［1］羅貝爾?埃斯卡皮著.王美華，于沛譯.文學社會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
［2］謝天振.譯介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與翻譯［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