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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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類似，對于“光棍”、“剩女”等議題，除了個別“剩女”研究以外，人口學研究更加明顯地僅僅從各類社會的“焦慮”（從群體的健康到社會的穩定）出發，而基本上不考慮主體自主性與相關人群的主體建構。更進一步看，婚姻在這里是作為人生必經之路來規范個體的，而“焦慮”則是因為個體偏離了這種社會規范。研究者的“婚姻觀”顯露無遺：“婚姻”更加傾向于社會設置或者想象的社會事實，而不是個體的生活。換句話說，現有的婚姻研究大多存留著這樣的痕跡：社會唯實論的范式壓倒社會唯名論；工業化、現代化理論壓倒后現代視角，理性壓倒感性，婚姻的本質論壓倒社會歷史建構論及主體建構的視角。即使是那些研究不符合社會規范的、非主流的婚姻的論文，研究者們那種以法律與社會習俗的設置為本的立場與態度，比研究主流婚姻的文獻反而更甚。比如很多研究者關注離婚，但是在“白頭偕老”的婚姻想象之下，離婚總是與風險并提。再如，對于事實婚姻、非法婚姻的研究，雖然從多樣化的角度擴寬了對于婚姻的想象域，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文本就不難發現，研究者的立場開始出現分歧。更多的研究者是以法律為框架、譴責式地論述這些婚姻的“違法”性，包括：早婚“陋習”、包辦婚姻、重婚納妾、近親結婚、未被法律認可的私婚（事實婚姻）。尤其是事實婚姻，被認為“會造成婚姻關系混亂、家庭不穩定、人口增長失控等弊端”。
只有少數研究者能夠分析性地看待這些法律設置之外的事實婚姻形式，至少能夠正視婚姻作為生活實體而產生的禮治秩序與民間習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年來某些社會學和法學界學者對于同性婚姻、合同婚姻、形式婚姻及變性婚姻權利這些方面的討論。2000年以來，社會科學的CSSCI雜志發表了近50篇這一類主題的論文。其中較多的論述比較寬泛地涉及同性戀婚姻權益的討論，以及對于男同性戀人群的狀況的分析。比如有研究通過對男同性戀伴侶關系和家庭生活的具體實踐的社會學分析，強調中國社會中的同性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在轉型，同性戀伴侶關系開始掙脫占據主導地位的異性戀親屬體系，成為一種可供選擇的家庭生活模式。也有研究者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在中國的社會背景之下男同性戀群體發展出的三種特殊的婚姻形態：婚外有“婚”、兩個兒子的“婚姻”、男同女同形式婚姻，并認為這是同欲與異性戀一夫一妻制協調和接合的結果。個別研究者從女同性戀者所面臨的婚姻壓力和婚姻困境等現狀出發進行分析，反思傳統婚姻制度的局限性及其對同性戀伴侶關系的不兼容性。此外，法律界對于“變性婚姻”的討論不乏正面、強調其自由與權利的寬容立場。以上這些研究從更為多樣化的視角、更為寬容與尊重生活事實的立場出發，挑戰了婚姻制度設置中的“異性戀”規定及婚姻主體男女二元性別的想象。
二、用什么方法：婚姻研究的實證基礎
有研究者遺憾地指出，“學術界對于復雜多樣的婚姻家庭問題的研究方法比較簡單”，而且“過度注重婚姻政策、法律等典章制度的定性研究，貌似對婚姻家庭問題進行整體研究，但基本停留在一般性描述、分析和評論上，忽略了人的主觀性……”除了廣泛地缺乏實地調研的泛論特點，在婚姻的實證研究中，定量問卷調查是最主要的方法，其中除了個別變量考慮到主觀因素（比如對于婚姻滿意度的個人主觀評價），絕大部分社會學者對于婚姻質量、擇偶標準、婚姻匹配、婚姻支付、離婚率等問題是以客觀指標來測量的。人口學界則更是盛行以問卷調查的方式來客觀測量婚姻遷移、婚姻擠壓與光棍問題等等。除了這些調查的質量本身之外，定量調查的實證主義與客觀主義特點，使得婚姻的多樣性、復雜性、婚姻主體的主觀性及其對于婚姻的主體建構與感受都難以呈現。相比而言，民族學、人類學對于少數民族婚姻習俗與形式的研究（比如走婚制）更加細致和深入。個別社會學研究者也開始用個案研究的方法來探討婚姻支付變遷與姻親秩序、農村的招婿婚姻；用訪談的方法研究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經歷；結合深度訪談與參與觀察的方法來研究男同性戀的伴侶關系與婚姻實踐、婚外包養關系中雙方（尤其是被包養的女方）的生活實踐與情感、相親市場中新出現的白發相親的現象，用網絡文本分析的方法來分析女同性戀婚姻困境。相比于定量調查，這些研究方法更加貼近生活與具有情感性的“人”。當然，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沖突，僅僅在婚姻研究這一個專門領域中是難以解決的。但是我們所要研究的，畢竟是千姿百態的個人出于豐富多彩的需要而構建出來的婚姻生活實踐，不是說問卷調查不可以用，而是需要我們努力地把五彩繽紛的婚姻主體性和能動性，盡可能多地納入進來。反過來說，正是由于婚姻具有這樣的特點，我們才恰恰更加可能以此為突破口，長驅直入研究方法的縱深。
三、邁向“多樣化婚姻”的研究
綜上所述，現有的婚姻研究所體現出來的研究范式，偏向法律制度設置之下的婚姻想象，也偏向（生理上）一男一女在法律認可（最好也得到社會認可）前提下盡可能白頭偕老的異性戀的婚姻立場，還偏向實證主義視角下的定量方法。雖然有個別研究在主題方面超出了制度規范，但在立場上對這些非法或偏離社會主流規范的婚姻形式仍然是持否定或者警惕態度的。能夠正視婚姻作為生活實體、主體建構、個體之間復雜多變的結合方式的研究非常有限。相應的，更加適用于研究新興的、復雜動態的、貼近主體生活的、具有情感的、更加“性”感的婚姻現象的定性研究方法的運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其結果是，盡管成果多多，但是在現有的知識框架下，我們對于“婚姻”其實真的知之甚少。因此，筆者希望藉此在研究層面提出“多樣化婚姻”的理念。它主要包括下列三點。第一，研究主題更加多樣、態度更加寬容、方法更加多元；尤其是要超越客觀測量、定量調查一統學界的局面，去挖掘生活的豐富性、復雜性與多樣性。第二，不僅僅關注制度層面的婚姻設置，更強調作為生活實體的婚姻形式，強調婚姻主體的界定與情感感受。同時強調生活實體與制度規范之間的互動及張力。第三，更具有挑戰主流規范、挑戰“常態”的批判性視角。被稱為“婚姻”的生活實體可能超越異性戀，可能超越一夫一妻，可能超越二元性別對立；可能是短暫的；人們結婚的理由更可以是多樣化的、僅僅由結婚主體之間商定的；人們也可以不選擇婚姻而生活。多樣化婚姻的研究首先關注的是生活的邏輯，而不是主流的法律道德規范。
1．構形（formation）。在文化問題的研究中，威廉斯一直不滿意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以及他的反映論思想。威廉斯認為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二元劃分不僅否定了文化等因素的自主性，也否定了文化生產在日常生活中的意義與影響，更忽視了文化生產在物質生產中的地位。如果說馬克思那個時代文化生產還沒有直接參與到經濟生產中去，這種劃分還有一定意義的話，那么，在當今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生產已成為重要的經濟現象時，這種劃分的局限性就顯現出來了。另外，反映論總是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物質過程的一種反映，這實際上否定了藝術活動自身的特質。在威廉斯看來，藝術活動的產物———藝術品，既是物質性的，又是想象性的。當然，威廉斯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的唯物主義性質，而是希冀以新的理論成果充實這一理論。在他看來，要準確說明文化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地位與性質，在文化理論中引入“構形”概念是十分必要的。威廉斯的構形事實上就是文化的一種能動創造，這種創造不僅表現在文化內容上，而且還表現在文化形式上。為了更好地說明這一問題，他從藝術理論中的“典型性”概念切入。在他看來，“典型”具有兩種方式，一是作為“形象象征”或“符號象征”，二是作為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事物類別的表征性的實例。第二種方式在那里是經常被應用的，但第一種方式卻鮮有提及，它是被法蘭克福學派等西方提出并加以發展的。威廉斯認為，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十分重要，它對理解文化特別是藝術活動的獨特性起著關鍵作用。威廉斯提出的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實際上是一種組織結構或塑造形式的過程，即“構形”。為了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威廉斯對語言問題的分析作參照（在威廉斯看來，文化問題的研究離不開對語言的分析，只有準確理解了語言的實質，才能準確理解文化的實質與發展。因為，文化總是要借語言的形式存在與發展。換一個角度看，文化也是眾多符號之一，文化發展規律自然也要符合符號共性規律）。威廉斯認為，正是沃洛希諾夫的語言理論使語言問題的研究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沃洛希諾夫認為，語言符號具有“二重性”，它既跟外部世界有關，又跟符號系統的內在結構形式有關；但是符號既不等同于客觀對象及其所指示或表達的事物，又不完全取決于結構形式，而是結構形式與外部關系約定俗成的結果，是一種“接合表述”（articula－tion）。這種約定俗成不是任意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著個人言語活動與社會關系的變化而變化。威廉斯認為沃洛希諾夫語言理論的獨特貢獻就在于，“他是把整個語言問題放在那種總體的理論格局當中加以重新考慮的。這使他能夠把‘活動’（洪堡之后的那種唯心主義強調之所長）看做是社會活動；又把‘系統’（新的客觀主義語言學之所長）看做是與這種社會活動密切相關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們襲用的觀念那樣，把二者看做是相互分離的。于是，一方面，他吸取了這些不同的傳統之所長；另一方面，他又逐個使它們顯露出相關的缺陷”②。在威廉斯看來，“典型”的第二種方式就是要發現文化是如何在不斷構成結構或模型中發展的。不過，對待這種文化構形，必須像沃洛希諾夫對待語言符號那樣，把它放在總體理論格局中加以把握。既要看到這種文化構形對文化發展以及社會與個人發展的影響，更要看到個人活動與社關系的變化對這種文化構形發展的影響。
當前，獨立學院的學生會建設在獨立學院的學生發展基礎工作中擁有重要地位，針對獨立學院學生思想活躍的特點，學生會組織文化建設已經成為學生群體能力、思想、認識等基礎方面建設的核心。
一、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文化建設的現狀分析——以云師大商學院為例
組織文化是指組織在其內外環境中長期形成的以價值觀為核心的行為規范、制度規范和外部形象的總和。組織文化的核心是組織價值觀、中心是以人為主體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為主、主要任務是增強群體凝聚力、組織文化具有穩定性和傳承性。隨著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結構的日益完善，組織文化建設受到了更多關注。
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學生會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學院黨委領導、院團委指導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養，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學生群眾組織。每學期開始，學生會都會召集新老委員針對上一年工作、學習和思想動態中出現的相關問題，確定目標和主題，以討論會的形式商討組織先進性的發展方向制定學期發展目標；以豐富多樣的活動，及時了解新老委員在思想、學習、生活上存在的問題，加強部門間的團結協作、委員間的溝通交流，促使學生會委員形成集體意識，創建商學院學生委員會團隊精神；每年第一學期在院內舉辦“青春飛揚”系列迎新活動，豐富了學生的第二課堂。“走出去，請進來”，主動加強與兄弟院校學生會的學習交流是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學生會在文化建設上的主要內容，他們立足商學院特色積極開展到兄弟院校的聯誼活動，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問題及其原因
目前，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組織結構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視組織文化建設。對這種組織的“軟控制”不重視，只關心活動的開展，導致了委員被動局面的出現。
（一）委員積極性不高，凝聚力低
隨著學院規模的擴大，學生會的人數也相應增多，委員中出現了一種你推我靠的現象，甚至出現人手的不足，這與學生會擁有眾多委員是不相稱的。許多委員都以“有課”、“英語學習”等借口來推脫任務，致使部長的工作難于開展。
（二）委員思想動蕩頻繁，易受指導老師更替的影響
獨立學院的管理體制比較靈活，教師的更替也比較頻繁，每當指導老師更替之時，學生會內部思想動蕩嚴重，委員們產生一種不安全的感覺。部長們為自己的處境而擔憂，委員為自己是否可以適應新指導老師的工作而煩惱，這樣必然會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學生會委員的自身建設欠佳
獨立學院學生會委員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了自身的適應能力差和素質的參差不齊。學生會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損壞，從而形成了學生會在學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問題的本質
組織制度的執行受到了外界不穩定因素的影響，代表組織文化的一些價值觀沒有得到充分重視，部分制度沒有針對組織和委員的特點來制定是獨立學院學生會存在的共性問題，要重視組織文化建設，進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決當前獨立學院學生會出現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
三、建設獨立學院學生會組織文化的對策思考
（一）充分體現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體現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組織成員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規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對組織成員工作的考核與評估；有助于各級部門和個人對自己工作開展情況進行自查和自評等。
（二）加強學生會組織文化的制度化建設
1、制定學生會制度的前期準備。學生會制度的制定要體現組織價值觀，能夠充分調動委員的積極性。要從系統上把握學生會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學生會文化形成的一個環節，科學地確立學生會委員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識。
2、科學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從全面修訂現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來制定制度，要循序漸進，要將學生會的長遠和短期目標結合起來，必須體現義務、職責、與權利相統一的原則。
3、制度制定后的保證實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學、公正、嚴謹外，還要重視學生會的“執行文化”。決策層要大力支持、模范執行，中間層要正確引導、大力推進，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對獨立學院學生會的針對性
制度的科學制定有助于塑造獨立學院學生會委員的文化素質，引起各個方面力量的關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獨立學院學生會文化的形成進程。制度化有利于獨立學院學生會內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結束語
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組織文化建設及制度化管理，能夠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圓滿完成的基礎上，結合學生會的自身情況，實現委員的共同價值觀。同時在對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質提高方面，都會取得較好的成效，進而使獨立學院學生會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實力得到加強，以至在競爭激烈的時代中永遠健康的前進、發展。
二、文化環境的影響
泰國是一個佛教國家，孩童自幼兒園開始已背誦佛經，學習佛教歷史，舉國上下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泰國人尊崇泰國國王，從內心認同以皇室存在為前提的等級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民族認知結構的形成與取向。蘇聯學者H•米特羅欣說:“在民族文化中，宗教不單純是外殼，不是通過啟蒙和教育很容易去掉的表層思想。作為一種特殊的生活科學，宗教已深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里，貫穿于人們的處事態度中。”由于受到傳統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影響，泰國人秉承一些做人原則和道德標準，比如避免沖突，沒有正確的競爭意識，不敢向權威挑戰。泰國人生活沒有壓力，一生快樂無憂，加之物產豐富，使他們成為樂天知命的民族。因此，泰國孩子大多乖巧聽話，服從性強。但在學習上缺乏自主性和自我學習能力。廈門大學哲學系博士王晶在其論文《泰北高校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調查與分析———以清萊府兩所高校為例》中指出，泰國高校學生批判性思維能力屬于偏低水平，大大低于中國學生。在這種情況下，漢語教師一定要制訂嚴密的教學計劃，一步一步地幫助學生提高漢語能力，如果期望學生靠自覺去自學是行不通的。我們要手把手地指導學生學習，一點也不能懈怠，哪怕你授課的對象是大學生。泰國人認同等級觀念，教師在泰國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在學生心中，教師的等級是在他們之上的。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闭Z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應用能力”是“社會文化能力”的基礎，“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睆倪@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在中國知網數據庫(CNKI)中檢索關鍵詞“媒介化社會”，可以搜集到的相關論文達兩百多篇。其中，發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會》一文已經被引用兩百多次，在學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媒介化社會”在學界的研究熱度。但是這篇論文重點介紹的是互聯網所帶來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會化只是作為媒介融合的一個結果被簡單提及，并未對其特征進行詳細描述。不過其中關于“媒介人”和“擬態環境”的理論闡釋，開拓了媒介化社會研究的理論視野，成為許多后續研究的起點。不過，學界早在2004年舉行的“2004中國傳播學論壇”上已經把“媒介化社會：現狀與趨勢”作為論壇主題，積聚了一批頗具開創性的研究成果。在李雙龍、王婷婷對論壇所做的綜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會化”這一主題之下，大會研討的內容涉及到了包括傳者、內容、媒介、受眾、效果等傳播學研究的各個領域。12]這也顯示了“媒介化社會”這一概念對新聞傳播學研究問題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國內對于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文章從2006年開始大量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聯網的發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進切實影響到了人們的生活體驗。有學者提出社會的媒介化是與大眾傳媒的發展同步的，只不過“其突破性進展卻是在電視普及之后”，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使這一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過一些研究者仍然習慣將媒介視為媒介化社會研究的中心，通過實證調查研究當前我國社會的媒介化程度，即受眾的媒介依賴程度、受眾對媒體的角色認知等。有的則將研究的中心轉移到社會中的特定群體(如少數民族、“農民工”等)身上，從媒體的“賦權”功能分析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權力格局變化。[51有學者從輿論學的角度關注媒介化社會中的輿論表達特點，實際上是闡述網絡自媒體的出現所帶來輿論生成過程的變化。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構社會的功能為出發點，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徑，旨在通過研究媒介建構社會的特點，來推動社會的發展進步。但在媒介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仍然以媒介為中心和出發點研究媒介與社會的關系，已經不足以理解兩者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如有學者提出的，傳統想象空間已經不能解釋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我們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會并進而創新和完善社會管理，～個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應該看到，在社會媒介化的過程當中，媒介自身也在經歷著社會化的過程。從傳統媒體的中心輻射式大眾傳播到社會化媒體的病毒裂變式傳播，媒體已經不是天然地站在社會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結構的改變也必然要求學術研究范式的轉換。同時，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關注社會的媒介化有可能帶來諸多弊端。這種研究批判的路徑其實也是“媒介化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技術的過度發展和對人類的技術控制一直是潛伏于現代社會的深層憂慮。著名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就描繪了一個統治者依靠大眾媒介重寫歷史、改造語言、清理思想、重構社會的恐怖場景。因此有學者認為，“媒介化社會”的概念“越過了和比較中性的信息化與國家發展的關聯，而進入到與柏拉圖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偽環境’(即擬態環境)、甚至所謂媒介‘妖魔化’的關聯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警醒和反思基礎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會中語境進行媒介素養的研究有了更加顯著的意義，即使人們對現代傳媒擁有一種批判的能力(即素養)，幫助人們解構媒介的“編碼”，避免淪為媒介的奴隸。對媒介化社會的批判、對“媒介經驗”的不信任，在邏輯上也必然走向對人類“直接經驗”的強調。有學者就認為，“人類只能靠自己與生俱來的溝通本能，去訴說，去傾聽，去建立并實施新的關系或交往規則，幫助自己和自己關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總的來看，媒介化社會的行政研究路徑較為細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會的一些規律和特點，從社會建構、話語抗爭、輿論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具體變化，其缺點則在于對媒介社會化的意識形態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覺，對媒介技術帶給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過于樂觀，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會的傾向之中。媒介化社會的批評研究路徑對上述問題有著高度的警覺，但如何從此路徑進一步增加人們對于媒介化社會的認識和洞見，當前的研究似乎還缺乏有力的回應。實際上，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新的媒介化社會研究路徑，它既應該是有經驗的支撐、實證的力度，也應該擁有批判的視野、思辨的深度。
二、諸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
不過，讓我們暫時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會”本身來，因為它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理解諸多新聞傳播學命題和理論的路徑。19世紀30年代，大眾媒體的出現標志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開始。隨著電視這種更加直觀化、娛樂化、大眾化的媒介的普及，人們對于大眾媒介的依賴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眾媒介對于社會的控制力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而互聯網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繁榮發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資訊服務的同時，也大大地加重了人們的媒介依賴癥。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實質上是媒介不斷獲得建構現實的能力和權力的過程，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始終是與社會的媒介化過程同步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的媒介化是開展新聞傳播學研究的客觀對象，而媒介化社會可以看作是眾多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廈門大學陳賊如教授在其專著《心傳——傳播學理論的新探索》中曾對許多傳播學理論作過類似的總結。她認為，如學術前沿“框架”、“議程設置”、“把關人”等美國傳播學經驗學派的很多紅火的理論都有一個共同的預設，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現實——有選擇地反映?！倍澳敲炊嗟目蚣芊治?、把關研究、議程設置，其目的都是為了推斷這些隱藏在傳媒內容背后的(選擇的)‘標準’?！倍陉惤淌谒凑摷暗脑S多新聞學理論的背后，也同樣是以社會的媒介化為邏輯起點的。對新聞所作的定義“對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已經將新聞的事實屬性和建構屬藏其中。社會媒介化所帶來的現實與鏡像之間的緊張關系是一切新聞學研究的學術起點，所有的新聞理論無不指向于如何讓媒體更好地反映現實?，F代媒體以向讀者提供信息，幫助讀者觀察外部世界為基本職能，這也是公眾對于大眾媒體的最低期待。這種功能和期待也是隨著現代新聞業職業倫理的發展而形成的。包括新聞專業主義、精確新聞學、新新聞主義等在內的西方眾多關注新聞實踐活動的新聞學理論，從根本上都是希望從認識論、方法論、價值觀角度出發，探索如何拉近“擬態環境”與真實環境之間的距離。網絡媒體的巨大繁榮對新聞傳播學的理論研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集中表現在新的媒體環境極大地改變了作為邏輯起點的媒介化社會的內涵：大眾媒體的傳播中心地位被極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會作為新聞傳播學理論的邏輯起點，仍然有著頑強的學術生命力。例如，以大眾媒體為中心的傳統研究需要應對網絡媒體對媒體建構新聞事實的挑戰，研究如何利用網絡媒體采寫、傳播新聞。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棄原來的中心，跟隨著媒介化社會的新內涵，轉向更加廣闊的傳播領域。而這種轉向將給我們帶來的不僅是豐富的社會實踐、大量的研究課題、廣闊的學術空間，還有來自理論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戰?，F在，我們可以把上一節結束時所希望探尋的全新的研究路徑拿來一起思考了。美國傳播學者詹姆斯•W•凱瑞曾經說過，“學術上的事往往起點決定終點”。因此，我們探尋新的研究路徑，也必須要對研究的邏輯起點(即媒介化社會)進行重新的認識和改造。而凱瑞所帶給我們的啟示，遠不止上面引用的這個判斷。他提出的儀式傳播理論，對我們完成研究起點的重建有很多啟發。
三、凱瑞的傳播儀式觀
詹姆斯•w•凱瑞在《作為文化的傳播》一書中提出了兩種不同的傳播觀，即傳播的傳遞觀(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傳播的儀式觀(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開拓了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推動了美國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凱瑞提出的傳播的儀式觀，或儀式傳播理論，來源于杜威對傳播的洞見。他提出傳播“是人類共處的基礎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個有機的系統內循環，社會便成為可能”。他以充滿宗教色彩的“儀式”一詞來指稱人們分享意義、傳播共識的行為，并將它所涵蓋的范圍擴大到了大眾媒體的傳播活動。人們被邀約進入新聞的閱讀儀式或收看儀式，目的就在于通過某種戲劇性的行為改變讀者作為旁觀者的身份，進而卷入到權力紛爭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僅僅從中獲得有用的信息?！皞鞑サ钠鹪醇白罡呔辰?，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傳遞，而是建構并維系一個有秩序、有意義、能夠用來支配和容納人類行為的文化世界?！薄菊材匪?#8226;W.凱瑞的儀式傳播理論是對人類所有傳播活動的整體性反思，遠遠超越了新聞傳播學的傳統范疇。但是他對于社會的媒介化過程所引發的深刻變化，卻有著非常卓越的洞見和描述。他曾以電報為例闡釋了技術的出現對日常觀念的影響，包括新聞客觀性觀念的產生和簡約文風的形成、全球時區的劃分和標準時間的確定、空間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貨交易的出現等。;或許，類似這樣的對媒介化社會的研究才符合我們的學術期待，而這就要求我們把整個媒介化社會納入到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視野之中，而不再僅僅盯著新聞報道做文章。這種研究范式的轉換，或許也可以借用文化轉向來稱呼。
四、對文化轉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學派是西方新聞傳播學界中的重要組成。但因為西方經驗主義傳播學的巨大影響，國內文化研究學派理論的引介不多，在國內的影響力也比較有限。實證的定量研究把論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們的學術“匠氣”十足，缺少思想的靈動;研究的問題具體而微，得出的結論也經得起科學的證實和證偽，但是許多問題的解決既不能拓展我們的認識，也缺乏理論的縱深。倡導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文化轉向，正是為了擺脫這種困境，煥發學科發展的新活力。這種倡導，還源自于網絡媒體的發展所帶來的傳播革命。一方面，網絡媒體的出現導致了媒體環境的重新洗牌，大眾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漸喪失，以大眾媒體的新聞生產為主要對象的傳統研究盡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價值的研究課題，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漸削弱。另一方面，社會在媒介化的同時，媒介也在朝著社會化方向大步邁進。社會化媒體的出現重新結構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徑、思維習慣，重新定義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傳播，而新聞傳播學目前卻一直沒能從理論上系統地解答這些問題，只是在某些細節上有所突破。
2．辯論中的“舌戰優勢”桑斯坦研究發現:在許多領域中，持某個觀點的人會比持對立觀點的人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比如，在涉及到罰款的情況下，主張做出較高金額罰款的人們比主張做出較低金額罰款的人們具有天然的“舌戰優勢”，雙方的討論結果也往往趨向于更高的罰金。擁有“舌戰優勢”的一方往往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占據了道德上的有利位置。在懲罰性措施中，對于錯誤行為的懲罰被認為是正當的，而與此相對立的免于處罰甚至從輕處罰都可能會觸犯眾怒，使自己處于道德上被動的位置。在很多情況下，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經常在不經意間可能將問題的性質嚴重夸大，導致在論戰中的雙方向處于“舌戰優勢”的一方迅速偏移，群體最終走向極端。
3．社會流瀑效應桑斯坦認為，群體極化的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刺激，“當流瀑效應發生時，信念和觀點從一些人那里傳播到另一些人，不是依靠傳播者的實際所知而是依靠他人所持有的想法而決定自己的觀點。而這種信念很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人們都不是依靠自己私人的信息而是依靠自己所信任的別人做出的判斷。”社會流瀑效應的產生有兩種不同的形式，一種與群體成員間信息的傳播方式有關，而另一種形式則與名譽感相關聯。信息型流瀑:假定群體中的成員依次發言，A認為某種惡劣的行為實際上已經發生，B現在知道了A的判斷，假設他根據自己所掌握信息的判斷與A的不同，但同時又不足以明確辨別誰的觀點更加可信，這時B就有可能會采用隨機方式決定，其結果很可能是同意A的觀點;現在輪到C來判斷，在A和B都已經表示惡劣的行為已經發生的情況下，那么即使C所持有的信息表明前兩個人錯了，他也很可能會忽略自己所了解的情況，轉而同意A和B的說法，因為在C看來，A和B所得出的結論很可能都是有理由的，而自己的信息并沒有百分百的把握，這樣C實際上就處于一個信息流瀑之中。名譽型流瀑:在名譽流瀑中，人們以為自己知道什么是正確的，或者什么可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然采取從眾行為，以保持別人對自己的好感。比如A認為某一社會現象是不合理的，而B表示同意A的看法，不是因為他真的認為A是對的，而是他不想得罪A，或者顯得對公共利益毫不關心，如果A和B都表示這一現象不合理，那么C即使不覺得這一現象有什么問題，也不會公開反對A和B的觀點，甚至還可能會附和他們的判斷，原因就在于C不想受到A和B的敵視，失去群體對他的好感，這樣一個名譽流瀑就在事實上產生了?？梢姡鐣髌傩褪鞘谷后w成員在新的觀點和意見面前發現了現有結論的不合理之處，也不會輕易采取和他人不同的行動，結果往往是促使群體討論走向極端。
4．“群體思維”的特征“群體思維”這一概念是由社會心理學家歐文•賈尼斯提出的，用于解釋那些可能會導致社會的失誤、災難，甚至某些形式的極端主義的決策過程。賈尼斯認為，某些群體在決策時會窒息不同的意見，注重達成共識而非正確性，對于替代性選擇和后果的研究未能予以足夠的重視，結果往往釀成慘敗。群體通常強調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而這一觀念將使得群體成員面臨的信息和名譽壓力加強，群體成員會沿著處于優勢地位的觀點不斷傾斜，直至走向某一意見的極端。群體思維還會貶低對某一決策或觀點的重新審查與思考，對對立面的看法也始終抱有成見，要么視之為十分邪惡而不愿與之交談，要么視之為十分愚蠢的意見而不愿對其進行審慎的思考。一個受群體性思維影響的組織，總是會施加各種壓力，迫使人們采取單一與組織中占主導地位相一致的思維方式。
二、大學生群體更容易走極端
大學生作為一個特殊的青年群體，他們朝氣蓬勃、富于激情，看重個人名譽，充滿正義感，具備較強的集體觀念，組織性紀律性強。這些特征使得這一群體更加容易走向極端化。
1．大學生更加重視自己的名譽誠如前文所述，名譽感經常扮演著極化推手的角色。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四年中都要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校園內，宿舍、班級、年級成為他們最容易找到歸屬感的集體，因此他們也非?？粗厮奚?、班級甚至年級同學對他們的看法和評價。一旦了解到別的同學的想法，他們就會朝著占據主導地位的立場調整自己的觀點，克制自己所持有的相反意見，而對目前集體中多數派的觀點表現出更多的熱情與支持，以使自己顯得更加的“合群”。在討論的過程中，意見處于弱勢地位的大學生會越來越不愿意表達自己私下持有的信息，使得自己所處的集體的立場逐漸走向某個極端。
2．大學生更容易受“舌戰優勢”的影響大學生群體通常更加富有正義感，在對一些違反規則或是道德行為的批判上，也往往更加富有激情和不遺余力。“舌戰優勢”經常發生在討論實施懲罰性措施的情況下，主張予以較重處罰的人在與主張予以較輕處罰的人進行辯論時，往往會處于一個有利的位置，道德上的優越感會使主張較重處罰的人底氣十足，氣勢上足以壓倒主張較輕處罰的人，最終的辯論結果也往往偏向形成較重的處罰。對于富于社會正義感的大學生而言，這種“舌戰優勢”發生的可能性會大大增加，在對一些不公正現象進行批判性討論的時候，大學生群體的正義感有時會讓他們沖昏頭腦，盲信自己對某一惡劣行為的嚴厲聲討是正當的，在多數大學生都自信的選擇對某一行為進行嚴厲處罰時，那些對處罰結果的合理性存在懷疑的群體成員，這時也因為在討論時的劣勢地位，而難以對討論的方向發生實質性的影響，群體討論的結果更加容易向著主張嚴厲處罰的一方走向極端。
3．大學生管理模式容易滋生流瀑效應國內高校對大學生特殊的管理方式，決定了這一群體更容易受到社會流瀑效應的影響。在寄宿制條件下，所有學生被以宿舍、班級、年級等為單位分成一個個大小不等的群體，群體成員生活和學習在一起，彼此之間比較容易形成情感聯系，這樣一些具有情感聯系且長時間生活在一起的群體，正是社會流瀑效應產生的絕佳溫床。例如，某個宿舍的同學在討論學校食堂飯菜價格是否合理的問題時，A同學根據自己對其他高校食堂飯菜價格所掌握的片面信息，認為本校食堂飯菜價格很不合理;同宿舍的B同學在聽到A的判斷時，由于對自身掌握信息的不自信或者出于不愿得罪A同學的考慮，也做出了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判斷;現在輪到同宿舍C同學，此時即便他掌握一些能夠證明A和B同學判斷錯誤的信息，但是出于不愿受到A同學和B同學敵視的目的，最終也會做出學校食堂價格不合理的表態，一個簡單的社會流瀑效應就這樣發生了，當這一效應的范圍擴大到班級、年級時，一場針對學校食堂飯菜價格的群體極化事件就有可能發生。
4．大學生更容易受到“群體思維”影響大學生是一個組織性紀律性非常強的群體，在學校日常的素質教育中，也會不斷強化大學生作為集體中的一員團結一致和凝聚力的重要性。這些品質對于成長為一名優秀的大學生來說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這些品質在某些情況下，卻有可能會加劇群體極化出現的可能性。桑斯坦的研究表明:如果群體成員高度的團結一致和志趣相投，由于信息和名譽兩方面面臨的社會壓力都得到加強，群體中發生流瀑效應的可能性就會增大，隨之而來的是群體討論的方向可能會由于損失了那些持有不同信息和觀點人們的意見而出現偏差。團結一致的潛臺詞其實就包含了需要抹殺不同意見，鼓勵群體成員意見和觀點的同質性;凝聚力的形成同樣也是需要群體中的某些成員犧牲個人的觀念和看法，服從在群體中處于多數派地位的觀點，在這兩種品質的共同作用下，大學生群體的集體討論往往更容易走向極端。
三、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的對策
對于如何防止群體極化現象的發生，桑斯坦提出了幾個方面的對策:傳統主義、后果主義、協商民主的理念以及多樣性與平衡。這些對策在預防大學生群體極化方面同樣有著重要的意義。傳統主義強調經驗和約定俗成的傳統的重要性，可以有效避免大學生由于激情與沖動引發的極化;后果主義通過對某一極端化事件所可能產生的惡劣后果的預判與呈現，能夠有效地警醒群體討論的極化傾向;協商民主重視各種不同意見的充分表達與辯論，有助于增加觀點的多元性;而多樣性和平衡則鼓勵新的觀念與聲音，避免群體成員的同質性，通過相互交鋒的觀點讓討論更加理性。
1．重視傳統的作用英國政治家埃德蒙德•伯克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發現，民眾的激情容易導致人們受到某種思想的煽動而走向極端，相對應的，他提出要注重世代相傳的經驗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具有理性的公民會意識到自身的局限性，而把大量的權力授予社會傳統。傳統主義肯定能夠作為對走極端的一種制約機制發揮作用，如果群體成員尊重過去的做法，他們就不大可能會將其拋棄，轉而選擇內部討論所產生的結果，因此尊重傳統的人們發生極化的可能性極小。大學生群體富于創新精神，喜歡挑戰和冒險，但有時候也很容易被自己的激情沖昏頭腦而做出極端的選擇。大學生要正視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將激情先放置于傳統和經驗中冷卻一下，充分尊重過去的傳統和積累下來的經驗的重要性。在許多情況下，“動搖不定和反復無常比固執和最盲目的偏見還要糟糕一萬倍”。
2．加強對極端化后果的預判和警示受邊沁功利主義的影響，桑斯坦提出了應對群體極化風險的另外一種對策，即后果主義。后果主義主張認真調查某種行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通過必要的調查能夠要求人們與事實接觸，減輕社會爭端以及與群體極化相關的風險。桑斯坦研究發現:通過較好的認識一種或者另一種對策的后果，可以有效地降低群體極化的可能性，許多嚴重的分歧也是可以縮小的。對于大學校園中發生的許多群體極化事件而言，如果一開始就對即將產生的后果做出準確的預判，那么參與這一群體行為的成員會更加傾向于主動避免極化結果的發生。這是因為，對群體向某一個極端發展所可能產生的后果的預判，可能會約束人們對現狀所抱有的激情，進而遏制群體的極端主義傾向。高校的管理者們應當在預測各種可能的極端化事件的后果上多做文章，針對存在極化傾向的大學生群體積極開展教育工作，通過分析其群體行為的可能后果有效警示大學生群體的極端化行為傾向。
一、青年文化學理論
青年文化學是把青年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利用文化人類學知識對其進行研究，旨在指示青年亞文化發生發展業起作用的規律。首先用文化人類學觀點對青年進行研究的是美國學者M•米德，繼后按文化學模型進行研究的有R•本尼迪克特、林頓、卡丁納等人。他們認為，青年期不單是一種生理一心理現象，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現代社會的青年期本身就是社會文明發展的產物。青年期的特征固然有生理、心理的表現，但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文化類型，社會發展的復雜程度，以及社會在不同年齡組之間所確定的差異和從一個年齡組向另一個年齡組過渡的方式。在文化不發達的社會里，如薩摩亞群島的原始部落群里，幾乎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青年期，人們既看不到什么“青春期危機”，也看不到與青春期到來相隨而生的戲劇性變化。當代社會文明不僅促進了人的生理方面的早熟，使青春期不斷提前，而且社會文化適應過程的復雜化，使青春期愈益向后拉長。因此，人生歷程上的漫長的青年期，是當代社會文明的必然產物。他們認為，青年是社會世代結構關系中的一代人。世代關系是一種文化關系。在傳統社會里，社會文化緩慢演進，上一代人把傳統文化自然而然地傳給了下一代。上一代人是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主要因素。由于社會文化的加速度發展，世代間傳統的文化傳遞過程產生了障礙。上一代人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的地位被青年同齡群體所代替。青年群體成為青年社會化或文化適應過程的基本因素。青年的成長和發展可以不再依賴于成人據優勢的社會主導文化，而越來越仰仗青年自己創造的文化，即所謂青年亞文化或青年文化。米德進一步把人類社會世代關系歸納為三種文化類型。即成人楷模型、業存文化型和青年楷模型，所謂成人楷模文化，是指原始社會和宗教、意識形態團體的文化。在這種文化類型中，青年是“后成”的，主要接受父母的文化傳統，從過去吸取權威，所謂業存文化，是指文明社會里的兩代人各自從自己同齡人那里吸收文化。兩代人的文化共存于同一社會;所謂青年楷模文化，是指青年變成了社會文化權威。上一代人只有反過來向青年學習才能適應社會。六十年代以來，社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新的科學技術為主體的新文化面前，兩代人被拉到同一條起跑線上。長者不再是智者的代名詞。青年人正在贏得尚不為人所知的新的權威地位。他們處處用青年楷模文化來理解社會的未來。今天，沒有任何一代能象青年一代那樣理解、經驗和吸收人們眼前所發生的如此迅猛的變革。他們指出，社會文化類型的演變，與世代之間的“鴻溝”相關。所謂代溝，本質不在于代際間生理、心理上的差異，也不在于某些社會和政治行為方面的區別，而首要的是文化上的差異，其核心在于價值觀方面的分歧和沖突。米德認為，代溝是普遍存在于人類世代關系中的文化現象。局部的代溝現象，以前就產生過，如農民出身的父母與其在城市里長大的子女之間;外來移民與其在居住國長大的孩子之間，一次大戰前無優無慮地過著舒適生活的一代與在歐洲希望之火熄滅后走進生活的青年之間;受過嚴格宗教教義熏陶的人與擁護現代新思潮的青年之間，等等。但是，八十年代以來，代溝已經不再是發生于某些保守的家長與他們孩子之間的感情問題，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事件。美國的反戰運動，西德的抗議示威，法國的巨大，英國的憤怒的一代，類似事實足以表明，反叛老一代的人數越來越多，反叛者的年齡越來越小。代溝已經由兩代人之間的差異、分歧、隔閡，發展為彼此的對立和仇恨，掘下了不可逾越的鴻溝。米德等人認為，當代之所以出現代溝這樣世代間的文化對立狀態，其深刻根源在于社會高度技術化?，F代技術提供給人們足夠的物質享受，但都以犧牲家庭為軸心的傳統生活方式為代價。隨著技術的進步，社會流動日趨高頻化。家庭的根基在社會流動中動搖起來;技術的生活普及向青少年提供了迅速獲得信息的電視，提供了不必再依賴父母就可生活好的電冰箱、洗衣機、汽車等設施，提供了形形的社會服務機構，產生了各種色彩的交際圈子，從而瓦解了家庭成員相依為命的傳統關系;與技術進步相關，青年的經濟獨立愈益受到社會贊弩業且青年可以自行其事，輕而易舉地解決衣食住行問題，從而逐漸淡漠了對父母的依戀情感，知識爆炸，技術更新，往往使兩代人都處于零點地位，益且在世代的競爭中，青年比老年有著天然的優勢。上一代人對青少年的支配和控制將越來越不可能，企圖駕馭自戰，超越社會的青少年，與總愛回憶過去的父母之間越來越缺乏共同語言，甚至格格不入，最終產生不可逾越的鴻溝。
二、青年社會學理論
青年社會學把青年作為社會結構關系中的一個年齡群體進行研究，旨在揭示青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規定性，探究青年與社會相互作用的規律。青年社會學融合了關于青年的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六十年代末席卷西方世界的青年反抗運動之后獲得蓬勃發展。但是，由于青年社會學一開始便面臨著解決社會青年間題的緊迫任務，著重于對策性應用研究，所以迄今為止尚未形成一個較系統的青年社會學理論體系?，F將對青年研究影響較大的幾種青年社會學的微型理論簡介如下:
(1)父權衰落說這是社會學學者G•門德爾等人用以解釋不同年齡群體在社會結構關系中權威地位變化的學說。他們認為，遠古社會，包括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社會，父親擁有絕又的權威地位，父輩靠親緣關系和宗法專制取犯‘棄輕人的崇敬、依附和服從。而在社會經濟迅速變革和資本主義商品社會的動搖為特點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父親的權威性日趨衰落。以血緣關系和宗法專制為基礎的人與人，特別是代與代之間的結構關系分崩離析。價值、道德、傳統、習慣也受到空前的侵襲。家庭的傳統關系瀕于瓦解，親子的情感關系日益淡化。青年一代不斷受到強烈的“親緣危機”的威脅，而不再受父親富有有權威性的教育和保護，這就構成了一個“反專制的社會經濟范疇”一一青年。
(2)新社會化理論這是社會學學者TH•齊黑等人用以解釋青年群體在青年社會化過程中地位和作用變化的一種理論。他們認為，當代社會的迅速變革使父母不再成為青少年社會化過程的主要因素。父母在其子女社會化過程中的傳統地位和作用將由青年同齡群體取而代之。社會的高頻流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使親子間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接觸越來越少，大量的時間和空間留給了青年同齡人作交往，技術統治加官僚統治使父母本身既不能應付變化不定的現實，也不能教育子女正確對待生活。父母為了掩蓋自已對變革著的生活的迷惘和感情上的冷摸，只能提供子女物質上的最大滿足，把子女引向“消費主義”的歧途，以補償對未來信心不足和彼此不信任感情所帶來的精神貧困。這樣做的結果，越加使青年人對成人的生活模式產生信任危機越加對自己的雙親持懷疑、不信任、批判的態度。既然成人不能滿足青年的精神需要，刁俏巨教會自己如何適應社會變革，那末，精神饑餓和貧困的青年就只好實行“自戀主義”，把自我以及與同齡人的交往放在首位，從而用同齡人所倡導的生活模式代替成人僵化的生活模式。當代青年社會化是在本質上有別于傳統人社會化的一種新的社會化。這種社會化過程，除了形成一個無限威脹的青年“自我”以外，還更快地滋生著對成人的不滿、嘲笑、鄙視、抗議和反叛。
〔中圖分類號〕G2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0821（2014）
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學領域，圖書館學領域和商業領域，信息素養已成為熱點研究問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和組織機構開始重視信息素養，在世界各地開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養研究計劃、示范項目及實踐。進入21世紀以來，信息素養得到了更廣泛的發展，逐漸朝著標準化、合作化及網絡化等成熟的方向發展。信息素養課程已經被廣泛應用，尤其圖書館的相關基礎課程在正式的學習環境中仍然更受歡迎，但對絕大多數的信息素養課程和研究，仍將信息素養解釋為一種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不同的信息素養研究視角，尤其關注特定情況下使用信息經驗的研究正持續增長。
信息素養要能夠反映和提高人們在日益廣泛、復雜的環境中使用信息進行學習的經驗。目前國際上已經出現兩個關鍵的研究路線，分別為現象描述分析學和社會文化理論，它們與傳統的以技能和能力為基礎的信息素養研究路線形成了對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養沒有自己的生命，它與經驗化的背景（context）緊密相連的[1]。
筆者在清華同方CNKI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中以“社會文化”或“實踐理論”、“信息素養”以作為關鍵詞，以邏輯“與”的關系檢索，并未檢索到相關文獻。以“現象描述分析學”與“信息素養”作為關鍵詞，以邏輯“與”的關系檢索，檢索到2篇文獻，其中曾慶霞在《現象描述分析學及其在信息素養教育研究中的應用》[2]一文中，采用現象描述分析學方法從學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養，了解教學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旨在有針對性地開展教學。該文將現象描述分析學理論應用于課程的計劃階段及課程的內容的改進，并沒有涉及如何將該方法用于信息素養教學模式、教學過程的設計。根據文獻檢索結果，以本文所述兩種理論視角進行信息素養教育研究在國內還是很新的課題。
1社會與文化理論
社會文化理論以Schatzki（2002）的場所本體論為理論基礎，說明信息素養是一種社會文化信息實踐，該理論認為使具有信息素養及推進信息素養的實踐過程的構建將取決于：實踐理解（知道如何進行信息檢索等操作）、規則（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點的明確規定）和目的性成分（與任務相關首要的目標、應對狀態和情感）等[3]。信息素養應被視為存在于其他實踐過程中的一種實踐，分析單元不應為信息技術，而是發展信息技術場所的社會文化淵源。社會文化理論的理論基礎主要有場所本體論與實踐論。
1.1理論概述
1.1.1場所本體論（Site ontology）
本體論是人對于世界現實的認知。場所本體論主要觀點認為：社會生活是在一定場所（背景或社會領域）中形成的，實踐與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織、存在演進。背景是由社會生活的空間性、暫時性和目的性特征組成的，社會生活的本質和演變與其所產生的背景相聯系；社會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組織的人類集體活動，而非個人及其思想狀態，社會生活由人的活動安排組成，通過行為與目的性統一，這一統一正是實踐的特征。
社會文化理論認為信息是“能引發變化的任何變化”[3]，這種變化可以是思想的、社會的或物質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組合。如果信息要引發變化，必須從社會生活背景的視角來理解它。知識不是獨立于社會領域之外的，而是被實踐（包括信息實踐）帶入特定社會場所，揭示文化和物質的本質關系，即Barad認為的“知識總是出自某處的一種看法”[3]。
1.1.2實踐（practice）理論
場所本體論哲學興趣在于了解社會生活是如何在實踐中產生和演進的。實踐不是個人產物，而被視為場所產物。信息素養作為一種分散性實踐，是某些更廣的綜合性實踐中與信息相關的活動的集合，分散于如學習、教學或辦公等一些綜合實踐中。信息素養實踐以其他實踐的表現方式被場所中的社會、歷史、政治和經濟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環境中作為分散性實踐的信息素養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
實踐理論強調：知識具有相關性，因而需要通過對話、實踐或者特定的工具，來構建與獲取；實踐具有社會、歷史、政治的軌跡，形成在時間、空間和背景中；對實踐的理解不僅僅要關注內化過程，更要理解具體行為表現的經驗性本質[4]。
1.2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應用
社會文化理論要求人們考慮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養及其相關活動是如何產生的；使人們探索，發現、理解支持這些活動的安排；使人們對實踐安排展開更加廣闊的探索，理解它對信息的促進或限制作用。隨著關注點從個人轉向集體，場所本體論和實踐理論有助于發現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與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關系是如何被促進或抑制的。
社會文化理論體現了構建主義理論思路，描述學習被嵌入到社會活動中以及發生在一個學習者與其他人物、物體和事件進行互動的合作環境中。社會文化理論應用于信息素養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養教學階段的合作與協商，教學內容的語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將社會文化理論應用于Auckland大學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養教學模式構建，主要是通過教學前的問卷、訪談，信息素養教學實施與評價階段對實踐經驗的總結來實現的[4]。
2現象描述分析學
現象描述分析學研究、觀察人們在他們所處的世界中如何學習和學到什么，以探索學習的過程、加強經驗的特性。現象描述分析學是以人們對現象所作出的描述（對周圍世界的經驗）為研究對象，通過對描述進行研究與分類，進而研究人們在經歷現象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實質性差別的各種觀念[2]。
2.1理論概述
現象描述分析學主要有以下觀點：（1）世界分為兩個不同的層次：第一層次世界是客觀世界；第二層次世界是人類所特有的對第一層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層視角中學習是將特殊主題、已經形成的觀念和原則轉移至學習者的頭腦中，第二層視角中關注于學生如何與他們被教予的內容相聯系，如何使用他們已經具有的知識，這個視角中，學習包括學習者與世界關系的經驗，反映了人們對學習過程重要方面的解釋。（2）人們對同一現象的各種描述可以歸結為有限的類型，不同類型的描述之間有質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觀念。（3）為了識別觀念的描述（現象如何被經驗化的、觀念化水平）的變化，既要根據描述類型的共同關鍵特征，又要能根據區別類型的特點（對現象解釋的變化）來理解類型。（4）學習的過程、學習的情境與學習的內容這三者與進行學習的人是不能分離的。
現象描述分析學認為經驗是人與現象之間的關系。該方法應用于信息素養教育側重于研究人們對信息利用的經驗以及反映該經驗的觀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開始現象描述分析學與信息素養關系的研究，強調以學習的視角對信息素養經驗的整體評估，而不是評估與信息檢索實踐相聯系的、可度量的屬性與技術。Bruce采用Marton的觀點定義學習，“人們現實世界觀察、體驗、理解、觀念化方式的質的改變，而不是人們獲取知識量的改變[6]。在Bruce提出“信息素養的七張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視角探討信息素養的觀念，認為“通過人們經驗的各種方式即他們的觀念來描述信息素養，通過人的觀點學習信息素養，是邁向信息素養的相關視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發了信息素養教育實踐基礎的改變，即從與傳統圖書館相關的信息技術的發展與評估轉變到信息素養相關模型反映方法的應用[7]。
現象描述分析學中的個人與世界關系體現了內在聯系的主客體關系，相關的信息素養模型（見表1）將信息作為客體，揭示了主體（人）與信息內在關系的變化，源于該關系的類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觀對信息的感知和對信息素養經驗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現象描述分析學視角設計了信息素養的6個觀念框架，對主體與信息關系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7]。6個框架分別為：內容框架、能力框架、學會學習框架、個人關聯框架、社會影響框架、關系框架。其中內容框架、能力框架體現主體和信息之間關系變化是外在――客觀形式，該形式將經驗化的信息作為外在環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體現主體和信息之間關系變化是主觀――內在形式，該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學習者理解、思考以及內化的。信息素養的6個觀念框架在信息素養的背景下探討了學習者與信息之間的動態關系，其概念可以應用到任何特定主題場景中。
2.2在信息素養教育中應用
基于現象描述分析學的信息素養教學模式開發，應側重于主體的信息觀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則基礎之上：（1）學習是觀念的變化；（2）學習有內容和過程；（3）學習是學習者與學習主題之間的一種關系；（4）提升學習就是關于理解學習者的視角[6]。信息素養教學要遵循循序漸進的教學過程，并注重學習者信息的觀念化、內化及其同利用的關系，要使學習者的信息素養可轉化到學習者的學術、個人的職業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學習（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現象描述分析學對信息素養教育的價值。Carlos Argüelles（2012）應用現象描述分析學于信息素養教學模式設計，提出了由準備、計劃、實施與評價4個階段構成的護理信息素養教學模式，將信息素養引入護理課程，并關注于信息觀念化，而觀念化理解則取決于護士信息利用的經驗。該模式是一個從新手專家的連續過程，使學生在復雜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將給他們在其工作環境中（學習情境）中提供學術優勢，使他們成為終身的學習者[8]。
3總結
綜上所述，現象描述分析學理論和社會文化理論相同點為都重視學習者所處環境在信息素養教學中的作用及學習者使用信息經驗研究，兩種理論不同點在于：現象描述分析學關注于經驗的變化，而社會與文化理論關注于對經驗的共建，即人們如何將他們的經驗的意義達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國家，源于對信息使用和學習之間關系的興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經驗已經成為在信息素養研究和實踐中重要部分，相關研究說明了通過研究信息經驗來獲得認知和人們參與信息環境的重要性。信息素養教育者需要繼續發展對信息經驗的理解、構建其理論框架，來推動信息素養的研究和實踐。
參考文獻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慶霞.現象描述分析學及其在信息素養教育研究中的應用[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2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存在問題
健美操是高職院校的一門必修課,它對促進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在我國,傳統健美操教學中,老師都傾向于學生技能方面的發展,上課只要是學健美操套路,而忽視了培養學生健身興趣,課堂教學與實踐教學產生脫節現象。對于上述出現的問題,將社會化教學引入到健美操教學中無疑會是一種有效的措施。健美操教學社會化就是將健美操教學融入到“社會環境”中,將社會需要的能力融入到教學活動中,將傳統的說教式教學轉變為學生參與式教學,充分發揮學生主體的地位。目前,很多高職院校對課堂教學認識不到位,體育校內外的體育活動間的關系認識不夠明確,很多認為體育只是在教學課堂和學校內進行的,對課堂外和學校外的教學缺乏必要的認識,健美操亦是如此。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與社會體育聯系不夠緊密,學生學到的技能及體育理論知識不能得到實際的應用,無法激發學生的健身積極性。
3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的社會化路徑
3.1路徑一:在教學中終身體育教育思想的培養
目前,高職院校終身體育教育還存在著很多問題,如教學內容單一、課程設置不合理、體育場館設施不足等,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體育老師及學生終身體育意識淡薄。在高職院校體育教育中,只重視對學生身體素質的鍛煉,忽視了對學生體育鍛煉的各興趣、體育意識以及鍛煉能力的培養,很多學生在上體育課時往往抱著敷衍和應付的態度,學生的終身體育意識比較淡薄。因此,我們必須轉變觀念,樹立終身體育教育思想。為了適應體育教學改革的需要,必須要轉變教學模式,要在體育教學活動中貫徹終身體育思想,幫助學生樹立終身體育的觀念,加大終身體育教育的宣傳力度。同時還要增強大學生自主鍛煉、自主學習的意識,進一步鍛煉他們的創新能力。在教學過程中要將近期的教學目標與遠期的終身體育目標相結合,使高職院校成為培養學生終身體育意識和終身鍛煉習慣的主要場所。
3.2路徑二:在課堂教學中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培養
學生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學生在參加社會實踐活動中,解決各種實際問題時所體現的程序性知識和基本能力,它是由一般社會實踐能力和特殊社會實踐能力構成的能力體系。一般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學生從事各種社會實踐活動都必須具備的基本能力,是大學生在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能力。一般社會實踐能力包括社會認識能力、表達能力、人際交往能力、組織管理能力、自主學習能力。特殊社會實踐能力,是指大學生從事專業性社會實踐活動所必需的能力,包括專業能力、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創新能力。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首先要利用網絡的各種平臺,通過微課等視頻的拍攝,讓學生根據視頻進行課前的學習、課后的復習,提高學生的學習能力。目前,“微課”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老師所熟知?，F在全省乃至全國都在進行高職院校微課比賽,也有極小部分高職院校體育老師參與到微課比賽中。但是在極少數的參加微課比賽的高職院校體育老師中,很少將微課用于學生,就是為了比賽而比賽,這是資源的極大浪費。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微課的發展是大勢所趨。所以要積極鼓勵廣大健美操老師進行微課制作,并用于教學。在高職院校健美操教學中要充分利用手機、利用多媒體技術進行自評、互評,通過現代工具進行交往教學,以此來提高學生交往能力。有專家曾經對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教學方法進行研究,發現西方國家很多采用討論、辯論的方法進行教學,而中國多采用講授、灌輸的教學方法。很明顯兩種不同的教學方法在學生與學生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存在很大差異,教學效果自然存在很大不同。筆者調查發現,高職院校健美操老師大多采用講授、灌輸的方式在上課,老師先教動作,然后學生自己練習,有些老師安排分組練習,但是并沒有在思想上對“交往”的引導。筆者認為,大學生有著強烈的情感交流需要,他們需要友誼、需要良好的人際關系,但是現在95后又非常具有個性,“惟我獨尊”、因此,老師必須要進行思想上的引導。可以肯定的說,西方國家的教學方式更應該提倡,對促進學生社會化具有重要意義。為此,在高職院校的健美操教學中要提倡交往教學。交往教學是在遵循主動性、激勵性、平等性和互動性等原則之下,主要通過團隊合作學習的方式來實現的。團隊合作學習的主要方式由團隊內討論、相互評價、相互激勵、互幫互學等。團隊之間也可以互動交流,如互查、競賽等,實現成果互享。通過團隊合作學習的交往教學,可以有效促進學生的社會化,如促進學生的社會競爭意識、團隊意識,促進學生情商的發展,發展學生的創新思維等等,最終提高學生的交往能力。
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政治經濟學家，是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20世紀80年代其思想傳入中國。韋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會學理論、政治經濟學理論以及宗教社會學理論。受到所處時代的制約，他的社會學思想帶有明顯的“西方優勢論”特征。但他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本質時，并沒有單一地從某一個層面來分析，而是通過考察文化與經濟、社會和宗教的關系來進行綜合分析。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他探討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問題。
一、韋伯對資本主義經濟倫理的分析
韋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會學家，他指出，資本主義在東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經出現過，但是唯獨在西方能夠得以保留和發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著自己“獨特的精神氣質”。而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來自西方國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會運行規則。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為合乎理性的進程。無論是從經濟、政治，還是從科技的層面來看，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方式對推動社會發展都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正是韋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實現社會“合理化”的原動力，只有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探尋它們與文化之間的深層聯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原因和歷程。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提到了富蘭克林的一段演講，演講的核心思想是告誡青年人做生意時要誠信經營、生活上要量入為出、做人要謹慎誠實。韋伯認為，這段演講所闡述的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場的交易應當建立在這些美德之上。在韋伯看來，不能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不擇手段。他認為追逐利益本身與資本主義并無關系。韋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樣的國家，利益都是人類無法抗拒的誘惑。理想的資本主義社會應當具備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勞動組織、以消費為指向的理易形式、家計與家庭的分離、理性的賬簿記賬形式。而在這些要素之上，必須有一個確定的經濟倫理，這個確定的經濟倫理實際上也就是在歷史和社會的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化理論，它是資本主義的“合理性”得以實現的基礎。富蘭克林給商業設置了一個倫理規范，實際上這種規范就是建立在宗教倫理基礎上的經濟倫理。當資本主義經濟開始形成的時候，人們必須面對這樣的變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壞、田園牧歌式的生產遭到瓦解、農民開始進城務工。在新的經濟環境下，人們無法再過悠然自得的生活，維持生計的本能讓他們走進了工廠。韋伯在調查之后指出，在工業化生產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態度單純并且創新不足。他們用消極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實業家，對商業回報缺乏信心。他們的文化背景使得他們無法在工廠中獲得技術職位，如此，他們在現代化的商業競爭中便明顯乏力。而通過從路德宗提出“天職觀”到加爾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義”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一個全知全能的神。人們認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誰會成為上帝的寵兒。將“預定論”轉化成充滿入世精神的“天職觀”，有助于人們專注于世俗活動。人們努力增強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寵兒”的焦慮。人們相信，越是過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賞識。因此，人們熱心于鉆研，并且富有創造力。人們不僅創造了經濟效益，而且還展現了一種新的精神。人們不再認為“錢是罪惡的根源”，他們相信可以通過賺錢來體現自己的價值。新經濟時代的到來使韋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倫理。
二、韋伯“合理化”宗教社會學思想的建構
（一）宗教的“祛魅”過程
宗教改革終結了教會的黑暗統治，改變了宗教神秘化、儀式化的運行機制?！耙蛐欧Q義”的教義讓宗教變得不再神秘莫測，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漸深入人心。人們認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儀式中感受上帝之外，還可以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感受上帝的榮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會拒絕在墳墓前出現宗教儀式的任何跡象，在埋葬至親至愛的人時他們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為的是杜絕迷信，消除那些通過巫魅和圣禮的力量獲得救贖的觀念”［1］103。韋伯將這一改革稱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來加爾文對宗教教義的顛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夠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價值，從而實現其得到上帝恩賜的愿望。由于和宗教實踐實現了個人化，宗教思想對人們日常行為的影響就化作了人們共同的文化修養，清教徒誠信、道德并且能夠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舉足輕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觀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進程推進到一個“合理”的階段，同時，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響著社會各個領域的理性化進程。“祛魅”的偉大之處在于其指引人們將信仰和理想最終都落實到了“勞動”上。對于新教徒而言，勞動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他們樂于從事的一項活動，勞動讓他們變得光榮。人們不再從復雜的宗教儀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勞動中與上帝進行交流。人們在勞動中找到樂趣，勞動使他們的心靈得到慰藉。勞動是人類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動力。這種來自宗教的約束力使得人們忙而不累，這種“特殊的精神”推動資本主義實現了快速發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義
雖然路德等人并不將喚起“資本主義精神”作為其奮斗的目標，但是，在宗教改革的過程中，由于他們強調“因信得救”，并且將響應神的號召與從事世俗的職業在語言表達上進行統一，職業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這一意義［2］?！疤炻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從事的使命，專心于自己的工作，恪盡職守，便有機會得到上帝的恩賜。但是路德并沒有將這一教義（即“天職觀”）引向“資本主義精神”，而僅僅是在“祛魅”后對人們的宗教生活進行指導。加爾文將與宗教事務相關的責任和儀式都與日常行為方式聯系起來，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對于新教徒而言，金錢不再是中世紀宗教強調的“罪惡的根源”，而是證明自身價值的證據，經濟上的成功能夠幫助他們確立“上帝的選民”這一身份。在社會生活中，這種宗教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人們可以竭盡全力為自己爭取財富，但這并不意味著可以為了獲取金錢而不擇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須為上帝而辛勞致富，但不可為肉體和罪孽如此［1］164。財富可以讓上帝更加榮耀，但人們并不能因為擁有財富而過驕奢逸的生活，積累財富只是人們證明自己有資格做“上帝的選民”的途徑。在韋伯看來，這種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倫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過嚴格要求自己和艱苦奮斗，是能夠積累財富的。倡導入世精神讓人們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選民”這種焦慮感的途徑，人們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價值，從而將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數人成為自由勞動力，他們不為教會所控制，“天職觀”激勵著他們去追求財富。這種情況又為科技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韋伯實際上并不把科學和宗教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韋伯認為它們是分別在理智和情感這兩個領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決定理智，這種有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觀，他們嚴格遵守誠信和勤勞的原則，在“理智”的運用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對于韋伯文化觀的評價
從前文的分析可知，韋伯從經濟和宗教問題入手所闡述的，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倫理。由于受到所處時代的限制，韋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術界對于韋伯的思想向來褒貶不一。對于韋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給予了高度重視，他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對他，但是，你絕對不可以繞過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論。韋伯在對“祛魅”的闡釋中，不但指出了它對于社會發展的積極影響，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現的價值沖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過程。“祛魅”使宗教的價值開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復存在。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韋伯根據“目標”和“手段”的關系將人類有意義的行動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工具理性的，決定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表現的預期，行動者會把這些預期作為“條件”或者“手段”，來實現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類是價值理性的，它決定于對某種包含在特定行為方式中的無條件的內在價值的自覺信仰，行動者只追求這種行為本身，而不去管具體的結果；第三類是情緒的，它決定于行動者具體的情感和情緒狀態；第四類是傳統的，它決定于行動者根深蒂固的習慣［4］。上述是韋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對人類有意義的行動所作的區分。前兩類主要涉及對社會的分析，后兩類主要涉及對個人行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本身就存在著矛盾，而當理性的社會制度凌駕于“價值理性”之上的時候，就會導致自由和意義的喪失。文化的“合理化”會讓原本統一的宗教世界觀變得雜亂，人們將自己的價值判斷作為行為準則。人們因為文化觀不同而相互爭辯，人們對各種行為的理解發生沖突，這最終導致了文化的分裂?！肮ぞ叩睦硇浴笔谷藗兿萑胍环N官僚的、以目的為導向的行為方式，人們進入了一個新的社會“鐵籠”。因此，韋伯在《新教倫理》一書的結尾對西方文明作了悲觀的預測：“專家們失卻了靈魂，縱情聲色者丟掉了心肝；而這種空殼人還浮想著自己已達到了一種史無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韋伯在探尋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力時，并沒有從經濟理論出發，而是從文化和歷史因素入手，最終在器物和制度層面展開討論。在韋伯看來，資本主義能夠在西方實現發展是因為西方有“特殊的氣質”，西方人的自律藝術是推動社會發展的軟實力。那么，為什么在亞洲國家，比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文明古國，資本主義沒有發展起來呢？韋伯指出，在中國，幾千年來儒學在規范人們的行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倫理價值不遜色于任何宗教教義。我們暫且不討論韋伯將儒學與宗教相提并論是否恰當，單就儒學的社會功用來看，它的主張的確被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作為行為準則。儒學所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規劃完全可以將社會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國人不關心形而上學，因而也就無法擺脫傳統的束縛［3］163，“價值理性”也就無法轉化為“工具理性”，由此導致了思維和現實之間的差距。例如，中國的數學研究雖然很早就已經涉及三角學領域，但后來卻因為相關知識沒有得到廣泛運用而出現衰退。中國的宗教不重視理論思辨，也缺乏對形而上學的關心，道教的“無為”和佛教的“輪回”把人們帶入了一個虛無的世界，“出世”精神導致中國的宗教對于資本主義發展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參考文獻：
［1］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2］孫碩，劉晗．從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看資本主義發軔于西方的精神動力［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3（2）：3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