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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是什么呢？從有利因素來看：一是世界范圍的資本活動由于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將會進一步趨于活躍，國際金融體系的逐步完善也為這些資本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和手段；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及其結構調整對投資、尤其是外國投資的需求將會繼續擴大；三是中國加入WTO，市場經濟秩序和投資環境將得到根本改善，為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及其企業長期戰略決策創造了良好預期，而且隨著服務貿易領域的逐步開放，外商投資的范圍將進一步擴大；四是大量農村過剩勞動力和城市國有企業改革、結構調整導致的失業、下崗，將使中國繼續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低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也將長期存在，從而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和加工基地繼續加快向中國轉移的進程；五是隨著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產生，長期積累形成的“三資”企業生產設備和技術也將面臨不斷更新、改造、擴充的需要，現有企業的增資將繼續構成外商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未來時期也存在許多不確定性和不利因素：一是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不能排除出現局部區域、甚至世界范圍經濟衰退的可能性，至少目前以美國經濟為首的西方經濟尚未表現出強勁的復蘇勢頭,這將嚴重影響國際資本流動的規模和速度；二是許多地區的經濟一體化趨勢大大加快，區域內投資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面向區域外的投資，而中國所處的東亞地區已經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形成多邊經濟共同體的區域，因而面向這一地區的投資和本區域內部投資自由化的進程有所放慢；三是世界各國吸引外國投資的競爭將明顯加劇，不僅發達國家會利用資本市場和金融手段完善和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等優勢，加快吸收購并方式直接投資的速度，而且發展中國家也會采取更加優惠的政策，通過包括資本市場在內的市場開放換取外國的技術和資本。這將為中國吸收外資帶來巨大競爭壓力；四是隨著國內市場競爭的加劇和外資優惠政策的逐步清理、取消，外商投資的收益預期將明顯回落；五是目前年度中國經濟總量和新增外商投資總量都已經達到相當高的規模，相應的增長速度將會表現出明顯的遞減趨勢?？傊?，吸收外資快速增長的歷史時期已經基本結束，今后將進入穩定增長的階段。
盡管從存量的角度來看，由于“三資”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大大提高，“三資”經濟的增長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繼續保持上升勢頭。但是從新增流量的角度來看，“十五”時期利用外資的增長將難以達到過去20年間的平均增長水平。由此可以得到兩個結論：一是“十五”時期新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增長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前20年相比將有所下降；二是為了保持利用外資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拉動效果，必須通過優化產業分布結構來提高經濟整體的產出效率，彌補總量增長趨緩的不利影響。這實際上意味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推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戰略，必須由注重總量增長效應向注重結構升級效應轉變。根據吸收外資的產業結構提升效應的實證分析結果，外商投資帶動了整體經濟勞動生產率和資本裝備程度的提高，但是這主要依賴于外商投資本身的資本裝備優勢來實現，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性因素的作用反而是下降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如何利用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應該引起注意的問題。
從經濟增長對不同產業的影響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消費和投資需求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勢頭，各種產業部門在社會總需求增長中所受的影響存在很大差異。在投入產出分析中主要通過計算感應度系數，反映不同產業部門的影響程度，系數值越高，說明該部門為了滿足總需求增長而應該增加產出數量，并將這樣的部門稱之為后關聯產業。促進后關聯產業發展一般是供給政策的重點，目的在于為經濟發展提供配套和基礎條件。根據中國1997年投入產出表的計算結果，商業部門的感應度系數最高，其次是種植業、電力生產和供應業、鋼壓延加工業、石油加工業、其他普通機械制造業、有機化學產品制造業、金屬制品業、煤炭采選業、其他化學產品制造業、石油開采、棉紡織、造紙、塑料、汽車工業、電氣、電子元件制造業、金融業等。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增長對這些領域需求的增長速度將快于其他產業部門，相應的外商投資需求增長也將快于其他部門。感應強度比較高的產業主要是基礎原材料和配套產業，通過利用外資加快這些行業的發展，有利于為加工工業發展提供足夠的配套產品，延長產業鏈條。
二、進入中國的服務業投資增長將快于工業部門
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三、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四、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最高，達到90％，其次是一般機械（74.5％）、電氣機械、電子設備（72.3％）、化學工業（70％）等。與2000年調查結果相比，這些產業計劃擴大投資的企業比重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其中汽車工業提高了23.8個百分點，除此之外，一般機械（29.8）纖（28.0）、食品（30.4）的百分點上升幅度也比較大，表明這些行業的投資有可能出現新的增長勢頭。
表4今后3年日本企業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主要目的地
我們知道，中國期刊同其他媒介一樣，過去和現在都屬于意識形態范疇，許可證制度確立了政府幾乎是其惟一的投資主體和營運主體的地位。隨著國家經濟體制轉軌，特別是加入WTO以后，包括期刊在內的中國傳媒業如何有效地與市場結合，并通過產業經營途徑實現跨越式發展的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有跡象表明，期刊有望成為傳媒業內率先得到突破的媒介。宏觀面上的把握有助于我們認清形勢，理解商機，抓住商機。期刊業的商機到底在哪里？其實從期刊營運環節與要素組合中，我們不難找到答案。
（一）期刊發行：可供分享的盛宴
期刊發行是組織期刊流通、介于期刊制作和消費之間的特殊環節，它具有溝通期刊產銷信息、調節市場供求的特殊作用。期刊發行上影響出版，下帶動廣告，它對期刊發展具有的促進與制約作用極為突出。期刊發行業投資價值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國民不斷增長的期刊消費需求為投資期刊發行提供了廣闊的市場。作為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國民的生活水平隨著國家綜合經濟實力不斷增強正在得到極大的改善，居民消費結構隨著恩格爾系數逐年下降（2001年城市和農村該指標分別降至37.9%、47.7%）而發生改變，這將使居民對期刊等傳媒產品的消費需求快速增長。從總體上看，中國期刊業發展與我國人口規模及其需求是極不相稱的。反映在期刊消費結構、消費總量和人均占有量等指標上，都亟待優化與增長。以2001年為例，當年我國期刊總印數289469萬冊，人均占有量僅2冊多，而2000年歐洲發達國家人均期刊占有量一般在10冊以上，美國為15冊，日本在20冊以上?？梢灶A見，在未來10年間，期刊消費市場將快速擴容，期刊業將迎來更大的發展時期，期刊發行市場的投資潛力巨大。
其次，期刊規模的不斷增長和期刊社的發展迫切需要為投資期刊發行網絡提供有效的業務支撐。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期刊一直呈快速發展的勢頭。據統計，在1981至2001年間，中國期刊品種從2801種增至8889種，20年增長2.17倍；即使在1991年到2001年10年間，中國期刊品種也增長了46.8%。近3年來在其他媒體不斷被整頓、壓縮的時候，中國期刊品種卻分別保持2.35%、6.57%和1.88%的增長率，總印張分別增長21.17%、3.37%和0.88%。目前，中國期刊經營主要依靠發行維系，發行數量大小成為決定期刊社興衰成敗的核心指標。對于眾多中小期刊社的經營者來說，他們最關心最頭疼的是如何突破時間與空間束縛，將自己的期刊分銷到目標讀者的問題。一些期刊社也曾嘗試建立自己的獨立發行網絡，但結果是：既超出自身能力許可又因重復建設造成行業資源浪費。為此，業界迫切希望建立一個結構完善、組織合理、內外統一、網絡健全的全國性社會化期刊發行體系。事實上，期刊發行網絡雖然投資規模較大，但其投資風險較小。它如同廣播電視的有線網絡一樣，是傳媒基礎產業，然而誰一旦擁有強大的網絡，誰就會成為期刊追捧的對象，也就擁有期刊市場的霸主地位；誰控制發行網絡，誰就掌握了期刊發展主導權。（見表1）
表1中國期刊分類情況一覽表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出版年鑒2002》數據整理
表2部分國家期刊營業收入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國際期刊聯盟(FIPP):WorldMagazineTrends2000/2001
（二）期刊廣告：正在做大的蛋糕
期刊特性所創造的廣告價值使期刊成為商家必爭的廣告載體。由于期刊具有文化性、專業性、可保存性和讀者群的集中性，它在傳遞信息等方面具有其他媒介無法替代的獨特作用。為增強針對性，期刊總是要選取特定的受眾群作為自己的目標市場，并注重這一細分市場的研究，從形式、內容、營銷通路盡可能貼近、滿足這部分受眾的消費需求與偏好。在期刊品種中，綜合性期刊所占比重較低，而大量的是專業性、專門性的期刊。2001年中國綜合性期刊僅占5.85%，而專業性、專門性期刊為94.15%。（見表1）市場競爭加劇使商家在廣告媒體選擇與投放上更加理性，他們更加注重不同的媒體廣告組合以形成立體的廣告效果。商家正是看中期刊的上述特性，選擇制作精美、讀者青睞、服務完善的期刊作為其展示企業形象、傳遞商品信息的重要廣告媒體。世界發達國家的期刊已經成為廣告的重要載體，期刊廣告在媒介廣告營業額中所占比重一般在15%-20%，美國高達20%-30%，一些大公司、跨國公司與知名的期刊大都建立長期的穩定的廣告業務關系。美國福特、通用、IBM等50家大型企業將期刊廣告看做宣傳品牌、爭奪客戶的重要手段，他們每年對期刊廣告的投入占期刊廣告營業總收入的40%左右。在期刊贏利構成中，期刊發行利潤逐步讓位于廣告利潤，廣告收入從而成為期刊發展的經濟支柱。（見表2）
中國期刊廣告業在穩步中增長。期刊經營必須依靠發行與廣告兩個輪子同時運轉方能產生真正意義上的產業收益，這種觀念近年來已為業界所接受，并產生了諸如“生存靠發行、致富靠廣告”的說法。但是，多年形成的期刊生存主要依賴發行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觀，廣告收入在期刊營業總收入中的比重甚低，在全國廣告市場份額中所占比重甚小。如1998年中國期刊廣告營業總額僅為8.9億元人民幣，只占全國廣告市場份額的2.32%，還不到美國期刊營業額的1%。2000年中國期刊廣告收入也只有11.3億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中國期刊廣告的特殊地位逐漸為商家認同，期刊廣告收入隨之呈現穩步增長的態勢，連續4年保持20%以上的增幅。以北京市場為例，2000年期刊受眾關注率較上年增長4.25%，僅次于互聯網4.9%，遠遠高于報紙、廣播、電視，在此基礎上廣告營收也較上年增長49%，是各種媒介廣告增幅最大的。期刊分流廣告的能力進一步增強。
其實，中國期刊廣告正處于全面提速階段，其“錢景”值得重視。對于投資者而言，他們最為關心的是中國期刊廣告市場規模到底有多大。對此我們不妨作如下假設：中國2000年GDP約1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GDP的10%（美國為98729億美元），如果中國期刊廣告也能達到美國期刊廣告營收的10%（美國為177億美元），每年就有約140億元人民幣的規模；即使中國期刊廣告收入只做到美國的5%，每年也有70多億元人民幣。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20多年來保持著高速增長態勢，GDP由1978年的3624億元增至2001年的9593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率達9.44%，超出世界同期年均增長率6.1個百分點，這種勢頭仍在延續。經濟增長的背后是產業發展與企業繁榮，企業的興盛也將帶動期刊廣告的進一步繁榮，期刊廣告市場已不再是理論市場，對投資者而言，這不能不是一種巨大的誘惑！
（三）期刊增值服務：潛力無限的投資空間
強大的期刊產業離不開完善、高效的期刊增值服務業。長期以來，在政府主管主辦的體制下，中國期刊實行條塊分割，采、編、印、發、研各個環節內部承攬，“大而全、小而全”現象普遍存在。其結果是各期刊特色不特，內容單調、重復、陳舊，缺乏對受眾的深入研究，造成刊社對市場變幻反應遲鈍。近年來，按照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總體要求，國家相繼將報刊從政府部門壟斷意識的溫床中揪離出去。正在被逐步推向市場的中國期刊則必須面對改變傳統生產經營方式的選擇。在以本量利的左右下，為贏得市場競爭的優勢，期刊不約而同地產生了對社會化增值服務的迫切需求，他們將自己辦不好、也沒有能力辦好的生產服務工作交由社會服務機構完成。這種外協式的社會化增值服務涉及期刊生產的各個環節。然而，現實情況是專業化的期刊增值服務提供商嚴重不足，僅有數家機構無論其服務內容、服務手段還是市場覆蓋面、服務效率都極不令人滿意，社會化服務的滯后極大地制約著中國期刊產業的發展。中國期刊增值服務業還是一片空白，投資機會多多。
二、投資中國期刊產業的可行性分析
（一）不均衡發展格局的確立為期刊產業大規模并購埋下伏筆
伴隨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中國期刊業經營方式正在由政府主管主辦、大包大攬由政府宏觀調控、期刊面向市場自主經營的方面轉變。在轉變過程中，由于受觀念更新、專業分工、歷史積淀等多種因素的影響，不同期刊所擁有的競爭實力與市場地位相差甚大，期刊分化現象進一步加劇，市場資源向強勢期刊集中的趨勢更為明顯（如《讀者》、《知音》、《家庭》、《青年文摘》“四大名旦”都是期印數超過百萬冊的大戶），“馬太效應”也將更加突出。從平均期印數來看，25萬冊及其以上的期刊1999年為150種，2000年156種，2001年137種。盡管它們分別僅占當年全國期刊總數的1.83%、1.79%和1.54%，但其平均期印數分別占了全國期刊期印數的44.73%、46.06%和42.2%。（見表3）
表31999-2001年中國期刊業市場集中度(CRn)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出版年鑒》資料整理
表4期刊三大發行系統對比
附圖
表5國際數據集團(IDG)報刊投資構成
附圖
表62000年美國暢銷期刊排行表
附圖
值得一提的是，為發揮強勢期刊的帶動作用，塑造精品期刊，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已經開始實施“中國期刊方陣”工程。在2001年12月公布的首批進入方陣的1518種期刊中，雙效重點期刊1154種，雙百期刊192種，雙獎期刊107種，雙高期刊65種。方陣工程的正式啟動宣告長期以來中國期刊均衡發展格局已被打破，國家將給予17.07%的入選期刊以大力支持，鼓勵其通過組建期刊集團等方式進行擴張經營，做大做強；而未入選的、占總數的82.93%的7371種期刊，其未來經營將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所面臨的生存考驗也才剛剛開始。照此推斷，未來幾年將是中國期刊業產業集中度快速提高的時期，也是期刊大規模的并購時期。少數擁有市場、擁有品牌、擁有資本的強勢期刊將實施集團化發展戰略，通過兼并、收購等多種形式“收編”、“消化”弱勢期刊，真正走上擴張的道路；而大量勢單力薄的期刊將被出版集團、報業集團、廣電集團、發行集團、電影集團和其他綜合性傳媒產業集團托管、兼并或收購，成為這些傳媒集團多元化經營的一個組成部分，或逐步淡出期刊市場。
（二）期刊生存突圍為投資者進入期刊產業準備了可供選擇的合作伙伴
財政支持的減少直至取消已將中國期刊逼到生與死的十字路口。50多年的發展雖然使中國期刊逐步形成一個門類齊全、品種多樣的期刊體系，但是中國期刊業是在基于數量擴張的基礎上實現增長的，是粗放型的增長，絕大多數期刊個體實力羸弱。據資料顯示，發展型期刊不足2成，超過8成的為生存型，這些生存型期刊基礎差，積累少，苦苦支撐，維持著作坊式的生產。1999年真正贏利的期刊只有100家左右，發行量在幾千冊的不在少數，有的甚至不足1000冊。2000年中國期刊市場規模僅為87.46億元，即使經營比較成功的期刊，其營業額只在2億元左右。更令人不安的是，在尚未完成產業轉型的情況下，中國期刊就必須面對市場，特別是來自境外傳媒機構的競爭與挑戰，其境況著實令人憂慮。無論是經營規模、資產總額、贏利水平，還是人才隊伍、技術裝備，中國期刊都無法與期刊強國相比，整體實務相當弱小。為了支持期刊業的發展，政府盡管對期刊的財政補貼每年仍維持在3億元左右，但相對于發展所需，這種補貼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況且距徹底的財政斷奶已經時日不多。
資本缺乏是中國期刊業發展面對的現實難題，“資金饑渴癥”是期刊業界共同的特征。期刊社眼看手中的出版專有權即將到期，而資金又缺乏，其內心深處的苦楚是局外人難以理解的，其對“政策邊界”的理解在艱難中開始模糊。近年來，為政府所不愿看到的期刊自救行為——主動爭取業外資本加盟已經成為業界公開的秘密，這種可以被稱做“生存突圍”的特別行動涉及的期刊社已不在少數。今天，我們也許還不能對“生存突圍”行為作出合理的判斷，但非刊社國有資本、社會資本和境外資本無疑正在成為推動期刊新一輪發展的三大資本力量。管理部門欲說還休的態度不僅延長了業外資本與一些期刊結合的蜜月期，也使更多期刊與更多、更大規模的業外資本的結合有了看齊的樣板?？磥?，“實踐探路、政策規范”的資本結構整治路數將再次上演。
三、中國期刊產業重點投資機會分析
（一）期刊發行
1.現有期刊發行系統的簡要分析
當前，我國期刊發行集合了三股力量：郵政發行系統、社辦發行系統和民營發行系統。（見表4）其中，郵政是期刊發行的主體（主渠道）。郵政發行是建國以來我國期刊發行一直沿襲的流通模式，應當說郵發途徑是適應計劃經濟時期期刊業發展需要的，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特別是期刊實施產業經營以來，郵發已經無法適應期刊發行特別是增值服務的需要。具體表現在：一是傳統體制約束嚴重影響了郵政開拓期刊發行市場的能力。郵政發行長期局限于以目錄征訂為特征的期刊訂閱市場，而在期刊零售市場難有較大作為，由此造成郵發期刊數量徘徊不前，郵發渠道制約著期刊業的發展。同時，與讀者便利性、隨機性的期刊購買行為更是格格不入。二是作為單一發行渠道的郵政雖有自身網點優勢，但其現有人才、技術結構和信息加工手段都無法提供期刊所需的增值服務。期刊社從郵政得到的是期刊發行數字，對讀者情況無從知曉，更談不上建立讀者網絡、開發讀者市場。三是郵政壟斷發行造成產銷雙方都需要支付較高的成本。對于期刊社來說，郵發不僅發行費率高，而且回款慢，影響期刊資金供應，造成期刊經營資金短缺；對讀者來說，因無法獲得訂閱折扣，致使期刊消費成本逐年增加，極大地影響期刊訂閱數量，而美國等西方國家期刊社給予讀者的訂閱折扣一般都在20%左右。由此不難看出，通過市場競爭手段，聯合各方力量共同拓寬期刊發行通道，從而提高中國期刊流通效率已是當務之急?，F在的問題是：誰來整合如此分散的力量與如此分割的市場？從實力和條件來看，新華書店、大型社辦發行機構、民營投資者和境外機構都可能在此有所建樹，對此人們關注著！（見表4）
2.期刊發行體系模式
中國期刊發行市場網絡建設目標是打造集批發、零售、倉儲、運輸、、配送、結算于一體，傳統門店交易與網上交易相結合的綜合流通服務平臺。發行網絡建設必須堅持走高起點規劃、高技術含量、大通道運行、廣地域覆蓋、連鎖化經營、多元化資本結構的發展道路，通過規?；⒓瘓F化、集約化經營手段，切實提供期刊流通服務，從根本上打破制約期刊業發展的流通瓶頸。
構建全國一網化的現代期刊發行網絡體系可以采取一次性建設和分階段建設兩種途徑。一次性建設的優勢在于能夠迅速形成龐大的營銷網絡，從而產生對行業的巨大吸引力，其對行業發展的帶動力與影響力將得到充分表達，其對行業的信息導航作用也將得到充分發揮；其可能出現的問題是：投資規模大增加籌資的難度，網絡分布寬可能增大管理難度，人員素質與系統要求可能產生的不匹配，等等。
分期性途徑即在確定基本規劃的基礎上，以可能的資金、人才、技術等條件分步驟、分區域建設。如它可以是通過戰略聯盟聯結各地松散的期刊發行網絡，使之逐步形成有機統一體。在此基礎上以股權置換、產權交易為手段組建股份制期刊營銷集團，以資本手段打造期刊快速流通通道。其優勢是量力而行，穩步推進。其劣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大網絡形成的滯后無法有效擴大期刊發行量，從而降低自身對期刊社的吸引力；二是小規模發行網絡不能形成較高的進入壁壘，無法排斥其他競爭者進入，從而增大投資的風險。
（二）期刊廣告
1.期刊廣告經營的政策背景
期刊出版領域是政府管制非常嚴格的部分，沒有獲得期刊出版權的任何單位或個人不能進行期刊出版活動，否則被視為違法。近年來，國家出臺了媒介編輯業務和經營業務兩分開的政策。根據規定，報刊新聞業務部門融資活動僅限于新聞出版廣播影視部門；而經營業務如報刊印刷、發行、廣告等部門經批準可以吸納業外資本組建股份制企業，這為業外資本（包括外資）進入傳媒廣告業開辟了“安全”通道，期刊無疑也從中受益。其實，在該政策出臺之前，已有業外資本進入期刊廣告經營板塊，最為成功的當數上個世紀80年代進入中國期刊業的國際數據集團(IDG)，它已介入15種期刊（報紙）廣告經營并取得不俗業績，其成功運作值得關注與借鑒。（表5）
2.期刊投資品種的選擇
費斯克在其金融經濟體制和文化體制分析中關于電視節目—電視觀眾—電視廣告的互動關系的描述同樣存在于期刊經營之中，期刊形成了內容—影響力（讀者）—廣告的有機體。盡管業外資本尚不享有期刊的內容編審權，但通過提高內容質量擴大發行量從而帶動廣告卻是繞不過的彎，一本內容豐富、制作一流的期刊總是能夠得到更多商家擁戴的。因此，投資者對所投資的期刊品種選擇和內容經營尤為重要。
在就中國暢銷期刊作出評介之前，我們不妨看看美國的暢銷期刊類別。根據美國權威的SRDS分類法，美國期刊分為消費性期刊（供非專業、非學術人士閱讀）和商業性期刊（專業型、專門性期刊）。表6中排在前5位的為最為暢銷型的美國期刊。
中國哪些期刊最為暢銷？要回答這個問題可不能單純從發行量的大小判斷。與美國雜志完全依靠市場發行不同，中國一些發行量大的期刊是黨政機關刊物，其發行通過行政手段進行，與市場沒有很直接的關系。因此，我們只有通過企業廣告投放量和讀者購買情況來對市場暢銷型期和作出綜合判斷。從表7中我們發現，中國讀者最青睞的期刊與美國讀者的期刊消費偏好具有相似性。這些期刊無疑值得投資者關注。
（三）增值服務領域
由于增值服務不涉及期刊采編宣傳業務，在政府面上基本上不存在太多壁壘，為政府鼓勵、支持發展的領域。期刊增值服務投資領域主要有：
1.資訊提供
期刊吸引讀者的是內容，期刊資訊提供商通過調動社會化的智力資源，培育信息源（如發現作者、培養作者團隊），組織選題策劃，為期刊提供高質量的稿件。
表72002年1-6月中國期刊廣告營收20強
附圖
資料來源：慧聰媒體研究中心數據
2.管理顧問
針對期刊社管理薄弱的實際情況，投資者通過組建高素質的專業化期刊管理團隊，針對不同期刊的要求開展專項管理會診斷，提供管理輔導和解決方案。特別是在配合期刊社開拓營運思路、創建制度規范、提供實戰指導、推薦職業管理者、策劃師、出品人等方面發揮建設性作用。
3.投資融資
針對中國傳媒產業投資主體單一、資本缺乏、效率低下的實際情況，投資者在擴大期刊資本來源、促進資本多元化方面能夠發揮積極作用。一方面，積極為期刊發展提供投資、融資信息與服務，擴大資金來源，解決期刊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另一方面，公司將成立機構，選取部分期刊進行戰略性投資，甚至對部分期刊進行托管，促進中國期刊業購并與重組。
此外，在經營策劃、市場調查、教育培訓、外貿、會議展覽等領域投資者亦大有作為。
四、投資中國期刊業的基本策略
（一）突破策略
在當前政策背景下，投資期刊業在政策上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所面臨的政策風險較大。因此，應當采取突破策略，即從與政治、意識形態關系最小的領域著手。在介入期刊類別上，不妨選取時尚類、經濟類、生活類、行業類和影視類等作為突破口，根據政策變化逐步涉足新聞時政類期刊；在經營環節上，宜從分銷服務、增值服務作為切入點，逐步向版權提供、項目合作發展。當前，業外資本（含境外傳媒集團）進入期刊業大多通過授權進行版權提供、欄目合作和租用版面等方式，以期逐步過渡到實質性的資本合作，應當說此種手法是穩慎的也是現實可行的。
（二）大投入策略
正文：
我國已成為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國家，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1．34億，并正以每年3％的速度急劇增長。與此同時，我國老年人購買能力總和也相當可觀。目前我國老齡產業每年市場潛在消費能力高達3000億元?！般y發產業”前景廣闊，大有可為。
根據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調查，城市老人中有42．8％的人擁有存款。目前每年老年人的離退休金、再就業收入、親朋好友的資助可達3000億元至4000億元，這將使老年市場成為未來國民經濟各行業中有較大影響的消費市場之一。
此外，隨著經濟的發展，老年人的收入將呈不斷增長之勢。有關專家預測，僅退休金一項到2010年就將增加到8383億元，2020年為28145億元，2030年為73219億元。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表示，人口普查及人口研究中心預測數據顯示，2030年前后，我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預計將增至4億左右，相當于現在歐盟15國的人口總和；到2050年，我國60歲和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總數將分別達到4.5億和3.35億，這意味著每3個人中就有1個老人。
根據中國國家老齡委提供的數據，目前中國老年人用品市場的需求量為4000億元(每年僅老年人的服飾穿著消費潛力至少也有1000億元)，到2010年將達到10萬億元，而現階段全國為老年人提供的產品不足10%，離市場需求差距很大。
近幾年來，中國社會老齡化趨勢日益明顯，也引起了各有關方面的關注。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常務副主任李本公表示，2004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為1.43億，2051年達到最大值4.37億，之后將一直維持在三四億的規模。到2100年總量仍高達3.18億，占總人口的31.09%，“人口老齡化將伴隨21世紀始終”。我國現在雖然還處于勞動力黃金時期，但60歲以上人口超過14%，65歲以上人口超過10%，按照國際社會標準，已經跨進了老齡化社會的門檻。而去年5月，世界銀行公布了一份關于中國未來養老金收支缺口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在一定假設條件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到2075年間，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收支缺口將高達9.15萬億元。此外，許多學者也認為，老齡化問題將從多方面給中國社會帶來巨大壓力和挑戰。
老齡化社會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挑戰，但是從某些方面來看，人口老齡化也會給我們的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其中最大的機遇就是老年人群消費所帶來的產業發展機遇。在一些發達國家，老年人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銀發產業”也成為市場的寵兒，有人認為“人類在18世紀發現了兒童，19世紀發現了婦女，20世紀發現了老人”。我國的“銀發產業”也將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有專家甚至指出，“銀發產業”將與汽車、房地產等產業共同構成21世紀“最賺錢的十大行業”。
雖然“銀發”市場有潛力，但市場大不等于回報高，商家自然不會忽視行業的風險。除了回收期長的問題外，投資老年市場也要考慮到競爭，從環境競爭到服務競爭，再到爭取政府的政策支持，都有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如發展中國家的老年公寓要達到完全成熟，還有一些特殊的問題要解決。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和養老金制度也相對不如發達國家成熟，因此發展中國家老年服務市場的風險大于老年商品市場。但發展中國家可以面向國際市場，如為歐美國家提供家政和護理人員服務等。
目前，我國“銀發產業”受到的最大制約就是老年人消費能力較弱。因為我國農村的老年人基本上都是靠子女贍養，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和消費自由。對于現階段的城市老年人來說，工作時期處于中國經濟比較落后的階段，沒有充裕的積蓄，基本上是依靠退休金維持生活，而目前我國的退休金標準偏低，在大部分地區僅能維持基本生活，因此消費能力有限?？墒请S著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老年人的退休金也將不斷增加，老年人的經濟實力和消費能力將顯著增強。預測表明，到2010年，我國老年人的退休金總額將達到8383億元；到2020年時將達到28145億元；到2030年，將增加到73219億元。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老年人的儲蓄額也會不斷增加，例如日本的老年人占全國總人口的17%，而儲蓄存款額卻占其儲蓄總量的55%。
現在中國的老年人大多經歷過歷史上的困難時期，生活十分節儉，不愿意在生活必需品之外消費。而隨著新一代人口的老齡化，他們的獨立消費能力日益增長，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將不再固守“能吃飽穿暖就行”的消費觀念，愿意為自己的健康和娛樂支出更多的費用，老年市場的服飾、保健、娛樂、休閑產品需求量也將隨之不斷增大。
應該看到，老年人的消費品位將不斷提高。現在社會較高收入的中年群體具有與上一代不同的消費特點，他們的消費更追求生活品位和質量，汽車、旅游、住宅、健身等市場的發展主要依靠他們在支撐。隨著這部分人群的逐步老齡化，將整體提高中國老年人的消費品位，提升“銀發產業”內各類產品和服務的檔次，也必將推動“銀發產業”的迅速發展。
當然，“銀發產業”不應當僅僅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項產業，也應當發揮提高老年人生活質量、保障他們身心健康的重要社會功能。特別是對于其中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卻難以盈利和吸引投資的行業，政府應當積極引導和鼓勵社會投資的進入，借助產業發展緩解老齡化問題給社會帶來的壓力。
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老年人生活方式的進步，中國對智能化、人性化、對象化的涉老產品和服務市場需求越來越大，開發一些適應“銀發族”的事業，是大有前景的。當前，可開發的有8種產業。
一、老年人自費安養機構。市場化、現代化、城市化促使家庭功能縮小，老年人的家庭照顧發生困難。老年人的經濟情況較以前為佳，老年人自費的安養機構，已成為老年人的新寵。
二、中老年人百貨公司。當前老人購買自己生活及醫療用品，總是要跑上好幾家商店，市面上很需要一些老人專用購物中心，提供生活所需的各種衣、食、住、行、樂、醫療保健等器材與用品，這些東西需要一些特殊材料設計與制作，為符合中、老年人身心之需要。
三、老年人療養機構(康復機構)。針對癱瘓、臥床及其他慢性病者的需要，興建合乎現代化設施、小型療養設施(康復設施)，也是目前老年人社會的需要。這類機構需要醫師、護士、服務人員以及社區工作人員等，提供生活、醫療、護理及社區服務，養生、送葬均需俱全。
四、中老年餐廳。由于老年人一般味覺不好，對飲食品味與消化均不如青年，中老年的食物配方均需針對其生理配方有所調整，如能針對這些因素提供餐飲服務，想必會受到“銀發族”的喜愛。
五、中老年服務機構。如中老年人咨詢顧問公司、健康及康復中心、交友服務、文娛康樂及旅游服務、職業訓練及再就業服務。
六、老人專用輔助器材產業。例如，老人專用床、浴缸、淋浴器、馬桶、尿壺、保溫電瓶、書桌、電話、電動輪椅、按摩器材等等。
七、金融、保險服務業。退休之后，完全依賴退休金養老，日子可能會過得較清苦，不如在中年時期買一些終身保險單，等老年后可定期領到一些保險金額補貼老年生活的不足。保險公司可開展多項保險業務，如醫療、意外傷亡以及老年投資、資產管理、生活融資等等。
八、社區居家老年人服務公司。此類公司所提供的為老人服務，正迎合老人家庭中子女上學、上班人手不足情況的需求，一般來說如老人生活上所需的清潔、淋浴、購物、煮炊、醫藥、護送看病、讀書(讀報)、寫信、聊天等等的家事服務，以及臥病者(老年人)的護理和緊急事件的處理。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老齡產業只能說是剛剛起步。目前我國老齡商品主要以老年保健營養品為主，其他老年人專用品開發得很少。
據了解，一些發達國家非常重視老年人用品市場的開發。廠商為了迎合老年人的需要，千方百計發展老齡商品和服務市場，從藥品到寵物食品、家居防盜安全系統、適合老年人假牙咀嚼的口香糖、自動配藥服藥定時器等都很受老年人的青睞。
老齡產業能否真正發展起來，取決于老年人的消費能力。因此專家認為，提高老年人的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至關重要，貧困不會有老齡產業的發展。國家通過政策調整，增加老年人福利，提高老年人養老保障水平，是發展老齡產業的消費基礎。
據了解，目前我國一些保險公司盯上了養老保險這一商機，開發了多種適合老年人的保險品種。在北京召開的“2005年中國金融形勢預測、分析與展望專家年會”上，瑞泰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總裁曾冬漉認為，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引導國人在年青時即要著手有節奏地儲蓄投資，以保障自身晚年的財富安享，從而協助國家政府建立健全的個人經濟保障體系。
曾冬漉認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面臨著嚴重的“421”家庭問題（即一對夫婦要承擔贍養四位老人、一個孩子的家庭負擔問題），解決方案需要從多方面入手，一方面需要政府積極地改革和完善養老保險制度，另一方面，國內保險企業也要開展互的活動，提供一整套科學合理的“長壽社會的保險化生存”解決方案。曾冬漉認為,“保險企業有責任和義務為消費者提供相應的保障、投資產品，但當前最急需解決的問題，首先則是要強化人們對‘長期儲蓄投資’觀念和意義的理解?！?/p>
與會專家學者認為，如何解決中國“未富先老”的問題，保證中國未來長壽社會的和諧發展，商業保險尤其是那些倡導長期理財觀念的保障和投資的保險產品，無疑將承擔著一定的歷史使命。據了解，瑞泰人壽自2004年1月成立以來，就一直倡導建立個人經濟保障體系的長期理財觀念，而瑞泰的外資方——瑞典斯堪的亞保險集團在全球所倡導的“長期儲蓄投資”的理念，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對幫助人們建立起自己的個人經濟保障體系一直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我國的老齡產業目前處在起步階段，還沒有形成對商家有誘惑力的消費市場，而且老齡產業是面對老年人這個弱勢群體的，某些方面帶有社會福利的性質。因此，有關專家建議，在初期階段，國家和政府應制定一些優惠扶持政策，促進老齡產業的發展。同時，結合實際情況制定包括市場準入制度、業務范圍約定、對口管理方面等內部統一的行業評估標準。
有關專家提出，今后不僅要加大老齡產品和服務的宣傳力度，而且要擴大老齡產品和服務的宣傳范圍，積極引導老年人更新消費觀念，不斷擴大老年消費市場在總市場的份額。此外,引入市場機制，才能進一步推動老齡產業的發展，比如老年家政和護理服務、老年用品、老年公寓建設等都是具有良好市場前景的朝陽產業。
產業集群始終是區域經濟研究的熱門課題，最早對其做系統研究的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傳統區理論，該理論認為，某一區域集群同一產業的越多，就越有利于企業所用生產要素的集群。而生產要素供給越多，就會降低整個產業的平均生產成本，并且隨著生產要素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生產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論還把規模經濟、地理、文化與等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而這種環境反過來又會促進了企業及各種組織之間外部經濟實現。
對產業集群的另一解釋則是以中小企業合作競爭為基礎的新產業區理論。該理論揭示了新產業區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區域經濟特性，這種區域經濟特征與當地社會共同體的功能分不開。在產業區內，人們有相同價值觀，彼此相互合作與信任。該理論同樣注重外部環境，指出企業之間應是完全對等關系，認為企業的形成及各行為主體在多邊交易過程中的不斷和積聚而使創新不斷發展。波特也從創新角度對產業集群聚集現象進行了分析，其整個理論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狀況、要素條件、競爭戰略、產業群，因為一個產業在國際上要具有競爭力，就必需具備這四個條件。
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從經濟地理的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的動因，他將地理因素重新納入到經濟學分析中，并從貿易成本到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問題。他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市場需求大的地點。反過來，大市場需求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最終形成所謂的中心—邊緣模式。但由于克魯格曼只是通過產業內與產業間的聯系來分析產業集群的動因，卻未考慮其他環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結論的受到挑戰。
2風險投資業的產業集群內在機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產業網絡體系
波特認為，任何企業都可由價值鏈的重組來創造低成本競爭優勢。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由一個企業自身來完成整個價值鏈的創新，或者不可能、或者會產生較高成本。而風險投資又是一個涉及面相當廣的復雜系統，其運作流程僅靠一個企業是很難完成的。如果主導型風險企業勸說其他企業加入，組成一個知識結構合理的團隊，讓其完成配套的技術創新，對風險企業和其他相關企業來說都可以獲得降低成本的優勢。正是這種專業化分工形成了風險企業相互依賴的網絡產業群，其賴以存在的基礎正是風險企業集群創造的總價值(VGi)與單個風險企業創造的價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視為風險企業由于地理接近而獲得的外部經濟，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風險企業額外獲得的知識溢出，其大小取決于網絡中風險企業數量、專業化程度及創新質量。δ越大，企業集群就會越強大，也就會形成長期的多樣化契約機制。這些契約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動風險企業間的共同開發創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區域性的相互依存產業網絡體系。它既有惠普、網景、英特爾、蘋果等世界領先的主導性大企業，也有很多相互聯系的小風險企業。截止1999年3月，人員不超過50人的科技風險企業占80％，約有4800家。正是由于這些大企業與成千上萬的生生滅滅的小風險企業，才共同推動與保持了硅谷持續的競爭優勢。
2.2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風險投資家幾乎都強調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資成敗的關鍵。風險投資家們常說：寧可投資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項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項目、第二流的人。這里的人力資源不僅包括熟練掌握技術、管理和等多門知識經驗的風險投資專家，同樣也包括生產、銷售、技術、管理及售后服務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如果某區域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這個地區就會對需要此技術的風險企業產生巨大吸引力。同時，來自不同企業、不同產業或相關產業的企業以及同一企業內部的專業技術員工也可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與合作，相互傳遞信息和技術，從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創新技術的擴散，進而推動創新技術的產生和高科技企業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就是創新人才培養和儲存的搖籃，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紀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學外，還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術學院，每年能培養3萬名工程師，其中1/3是各種軟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萬人，他們許多人將技術、資本、經驗和創新精神帶到了班加羅爾，有效地促進了印度軟件產業的發展。
2.3充裕的資金支持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要想使風險企業快速成長，除了要受到人與技術的推動，還離不開充足的資金支持。因此，各國政府起初為了扶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紛紛采取財政補貼和建立風險種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財政狀況，而且各地區又是有差異的，受惠對象也僅限于本地風險企業。而事實證明，政府參與風險投資并不是發展風險投資業的一條有效途徑。為了獲得充足的風險資金，各國政府相繼都采取了很多優惠鼓勵政策，并加強了資本市場的建設，使得風險投資的供給主體向多元資金投入型發展，美國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2.4富于創新的人文環境
2.CVC對被投企業的影響。實力雄厚的大企業不僅能夠為被投企業提供資金，而且還能與創業企業共享互補資源，這進一步增加了創業企業成功的可能性（Paul，1998）。Ivanov(2003)通過對CVC支持的創業企業上市后的運營績效進行一系列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有CVC支持的企業具有更高的IPO估價，這說明CVC有益于被投企業價值的實現。Chesbrough(2004)以自1980年以來一些公司的CVC投資項目數據為依據，對CVC活動前后的研發支出進行比較，結果表明CVC項目有效地促進了創業企業的研發支出。隨后，Dushnitsky&Lenox(2005)通過對2300個上市公司20年的數據構成的樣本進行分析，同樣也證明了CVC與創業企業創新率之間成正比。
3.CVC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在知識經濟社會中，創業投資能夠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轉化，帶動整個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經濟高速發展（徐劍鈞，2000）。馬曉國(2005)以江蘇省為例對創業投資以及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現狀進行分析，并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得出創業投資與高新技術產業有很大相關性的結論。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研究是SandipBasuetal（2011），他認為行業技術變革速度與CVC數量成正比，即CVC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技術變革，而技術變革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ArvinSahaymetal（2010）從行業水平探究了CVC與R&D水平的關系，得出不同行業中CVC對R&D水平作用力不同但是整體呈現促進作用的結論，同樣也說明了CVC能夠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我國理論界對CVC的研究不多，且大都是對CVC活動產生的結果進行分析，而忽視了CVC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的過程及作用機理的探究，而這正是本文探究的主要問題。
二、公司創業投資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影響機理
公司創業投資作為一種高效率的投資資本，在投資行業上與被投資企業戰略關聯度高，對形成高質量的新增資產具有明顯的技術促進效應，高新技術的出現吸引了人力資本、優質資源等方面的集聚，同時其技術溢出效應帶動相關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對落后產能進行淘汰，加速產業集群和創新集群的形成，在整體上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促進作用（如圖1）。
1.公司創業投資促進技術創新。據2013年創業風險投資發展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創業投資機構累計投資項目11112項，其中對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達6404項，約占累計投資總數的57.63%；總投資額為2355.1億元，其中對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額達到了1193.1億元，約占50.66%。大公司作為投資主體參與創業投資，內部投資和外部投資都有效的促進了技術創新。內部投資是指公司內部專門撥出一筆資金建立創業投資部門或創業投資小組，使該部門（小組）有充分自進行自主研發或并購，利用創新組合實現內部創新，促進產品的升級。外部投資是指公司通過成立獨立的VC或者自理基金，對科技初創企業進行投資，使得外部創新內部化。其促進技術創新的核心機制在于創業投資企業參與到被投企業經營管理等各個環節，為具有潛在高經濟收益的技術創新融通不同階段所需的資金，彌補創業企業自身研發的不足，使具有高風險企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因獲得資金的支持和管理的指導而順利展開，加速高新技術的商品化和產業化。發達的公司創業投資滋養了高新技術產業，使科研研發更具方向性和開發高效性，同樣的，高新技術產業也為創業投資創造了高收益，使得大型老牌企業圍繞自己核心技術和核心產品完成產業生態系統的戰略布局，推動創業投資行業的發展。因此，在公司創業投資周圍往往形成以CVC為龍頭的創新集群，使得整個行業創新率得以提升，最終達到整體上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
2.公司創業投資優化資源配置。公司創業投資能夠使同一經營主體在更大的范圍有更多的資源實現整合與優化。公司創業投資的加入讓原創新企業的生產要素與創業投資企業提供的資金、人力資本等要素進行統一整合,更高效地發揮資本應有的作用,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同時，CVC為創業企業提供的研發條件激發了企業家的創新精神，并為培育一批具有創新意識的企業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優秀的企業家憑借自身的魅力以及掌握的先進技術吸引了大量優秀人才的聚集，而人力資本的累積可以對資金的流向以及資源的配置起到引導作用，將優質資源逐漸引向高新技術產業，加速高新技術上資金、人才以資源的集聚，使資源配置得到優化的同時增加了整個行業的高新技術產值，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
3.公司創業投資能夠淘汰落后產能。淘汰落后產能是優化資源配置的自然結果，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重要表現形式。具有落后產能的企業不僅包括資源利用率低、嚴重破壞生態環境的傳統企業，還包括產品沒有開拓市場能力、不具備競爭力的企業。公司創業投資通過增大對新技術的投資，鼓勵傳統企業采用高新技術和先進技術優化改造產品結構、組織結構和產業結構，引導傳統產業淘汰落后的技術和生產能力，使得新產品具有開拓新領域、占領新市場的能力。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可以提高我國工業的整體技術水平，為先進生產能力騰出市場空間，有利于提高產業的整體技術水平，使得先進生產能力向大型企業和優勢企業集中，因而對優化產業組織結構具有積極的意義。
三、公司創業投資促進產業發展的案例研究
1.CVC支持主導企業的戰略發展。聯想創立初期，作為其核心業務的PC制造業的利潤率很低，為了謀求更好的發展，聯想一直在思索未來核心業務的轉型，并且也一直在尋找恰當的轉型方式。然而由于缺乏戰略技術靈活性以及沒有正確的選擇好轉型時機，使其在多個領域的探索均以失敗告終，這造成聯想的資產回報率從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為了在不影響主體公司主營業務的同時進行新業務、新技術探索的方式，2001年成立了聯想控股的第三個子公司——聯想投資（后更名為君聯資本）。截止至2015年1月，君聯資本共投資180家創業企業，其中30家成功上市，19家成功退出，從君聯資本的投資行業分布來看，君聯資本主要投資于互聯網應用、無線增值服務、軟件以及芯片設計等行業，即大多投資于與母公司業務密切相關的IT領域。聯想創建君聯資本的戰略意圖與英特爾非常相似，即圍繞自己的核心產品對處于萌芽期的創業企業進行投資，以期通過投資彌補聯想產品自身的空隙，在建立和擴展自己的商業生態系統的同時尋求企業未來發展的新方向。
2.主導企業為CVC提供更高的平臺。君聯資本在投資階段的選擇上專注于投資早期項目即創業期和擴展早期，然而這個階段企業以及行業的風險狀況、盈利前景等處于一個很不明朗的階段，如果此時進行技術研發則失敗率較高，君聯資本從母公司處獲得資金幫助創業企業，還為被投企業提供投資后管理和服務來幫助項目成功運營，這就極大地提高了新產品研發的成功率，并且君聯資本作為聯想公司的附屬子公司，母體公司強大的品牌效應為CVC創業活動的成功提供了優越的條件，促進其投資企業高新技術的研發成功。
3.CVC促進創新集群的升級。本文選取了君聯資本所投企業中成功上市但并未退出的TMT企業，并分別列出了各個企業的R&D值以及高新技術產值占比，其中，將研發費用占營業收入的比值作為高新技術產值（表中數據單位為百分比）。由于不同的上市地點導致年報的計量單位不同，而匯率具有一定波動性，因此筆者仍舊保留原來的計量單位，即在深滬上市的企業R&D值單位為萬元，港交所上市的企業R&D單位為萬港元，美國上市的企業R&D單位為萬美元。從表中數據可以看出，公司創業資本介入后，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值總體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而高科技產業具有知識密集、人才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特點，君聯資本對相關企業進行投資，能夠加速落后產能的淘汰，吸引資金、人才等的聚集，將人力資本、資金等引向高科技產業，使資源配置得到優化。并且，創業投資公司自身之間因共擔風險而共同投資形成的集聚效應加上創業企業的集聚效應，使得在公司創業投資在相關產業中形成緊密程度介于組織之間與組織內部的創新集群，在整體上達到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的效果?？傊瑢τ趯で蠹夹g創新、致力于保持持續競爭優勢的企業來說，CVC不僅是企業獲得投資回報的一種方式，更是一種新型的獲得高新技術的方式。聯想的經驗說明了如何使得大型老牌企業在不影響主體公司主營業務的同時進行業務以及技術的創新。獨立的創業投資公司不僅幫助母體公司實現了商業模式創新，還成功的增加了行業研發投入以及高新技術產值，促進了整體產業結構升級。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傮w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2)提高對FDI的要求。根據《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定》，可分為鼓勵類，限制類，禁止類和允許類外商投資產業項目。對于技術含量高的項目，我們應該鼓勵外資進入，而對于技術含量低的對我國經濟沒有促進作用的項目，我們應該加以限制。一是外資政策和產業政策不再向一般制造業傾斜，如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彩電、空調、洗衣機、電冰箱、電視、手機、電話等家電和一般電信設備行業；二是鼓勵外商投資高新技術產業。對于我國現階段水平與世界差距較大的計算機、電子通信設備、航空航天、生物制藥等高科技的新型制造業應鼓勵外資進入。對這些行業可以實行幅度較大的稅收減免和優惠，同時，政府可給予相應的科研補助，放寬外資政策的限制。三是鼓勵外資參與傳統產業的改造。對于汽車、機械制造等傳統產業應該以促進其核心技術轉移為目標，加快對技術的引進和改造。四是對于目前跨國公司向我國轉移較快的重化工業則應以注重產品的資源節約和環保為原則，對于生態資源環境形成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造紙和一些重化工產品行業應提高外資進入門檻，加大稅收征管，限制外資流入。
(3)調整外商直接投資在第三產業內部的結構。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尤其是促使外資向知識型現代服務業流動將是現階段我國吸引外資的首要任務。一是加快對零售、餐飲等傳統服務業的全面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零售集團的投資；鼓勵外資對國有商業企業的并購重組。二是加快對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服務業的開放，鼓勵大型跨國金融財團采用合資和開設分支機構等形式的投資；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國有商業銀行以及保險、證券業的改造。三是逐步加大對文化、教育、影視服務等行業的開放力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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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測算，[1]在1981至2000年的20多年間，中國GDP年均9.7％的增長速度中，大約有2.7個百分點來自利用外資的貢獻。隨著我國2001年成為WTO正式成員，可以預見外商對我國的投資將會有較快增長，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及其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都將繼續提高，外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也將更大，因此，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結構尤其是產業結構的影響，是一個具有重要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的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分布特點及其成因
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的影響，必須先了解外商投資在我國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特征，為此，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其加以分析：
1.外商投資在三次產業之間的分布。目前，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而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則偏低。如表一所示[2]
表1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額）在三次產業之間的構成（單位：％）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外資統計年鑒》
2.產業內部結構?？傮w來看，外商在我國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一直不大，在整個外商投資中所占的份額很小。1979-2000年，外商直接投資的協議金額累計僅120億美元，而外商投資額最大的1995年也只有17.4億美元；同時，第一產業的外商投資項目平均規模也較小。從第一產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來看，主要是集中在農業，尤其是種植業，而對林業、牧業和漁業等部門的投資極少。在2001年1-6月第一產業的3.35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中，農業項目為2.22億美元，占66.26％。
在第二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工業部門，尤其是制造業，而建筑業所占的比重較小。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部協議投資中，工業比重最高的年份達到80.46％（1991年），最低也有45.85％（1993年）；而建筑業的比重最高為5.07％（1997年），最低只有1.05％（1991年），平均為2.98％。在2001年1-6月第二產業的163.12億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工業部門的投資為160.59億美元，比重為97.87％。
1979-1990年，在外商對第三產業的協議投資額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比重為60.27％，90年代后上升到70％左右，盡管最近幾年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仍占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的絕大部分。綜上所述，外商對我國第一、二、三產業的投資主要集中于農業、工業（尤其是制造業）、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
3.工業內部外商直接投資的分布。外商對我國工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主要分布在制造業，其中加工工業的比重很高，原料工業的比重不大；輕工業的比重較高，重工業的比重較低；同時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比重高于一般加工工業。
從最近幾年外商直接投資在工業內部的分布來看，制造業的投資比重很高，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投資比重較低。在1996-2000年的外商協議投資額中，制造業的平均比重為88.53％，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只有2.06％和9.41％；在同期的外商實際投資中，制造業的比重為89.78％，采掘業和電氣水部門的平均比重分別為1.87％和8.35％。在制造業內部，外商投資比重較高的是機電工業、化學原料及制品業。
4.外商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從外商在我國投資的地理分布來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于廣東、江蘇、浙江、上海、山東、福建等沿海地區。從表3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中，外商在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相當少，無論是從協議金額來看，還是從實際投資來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比重不足整個投資的15％，而85％以上的投資集中在我國的東部沿海地區。近年來，隨著我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及一系列優惠措施的，西部地區對外商的吸引力有所加強；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余家企業在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
表2我國東中西部各地區外商投資情況（截至2000年底）（單位：億美元）
附圖
資料來源：《2001年中國外資統計年鑒》第3頁
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之所以具有以上幾個特點，主要與下面三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一是與廠商經營的目標相關。廠商經營的目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占領我國巨大的消費品市場，這既與我國人口眾多的市場優勢相一致，也與外商經營目標相一致。
第一產業是我國重點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首選領域，但實際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至2000年底僅為1.78％。其原因在于農業開發投資大，回收期長，利潤率低，風險大，這與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所追求的短期盈利目標不符。但同時也說明了我國農業開發條件較差，對外商的吸引力不大。因此，我們在如何改善農業投資環境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外商投資方向的選擇同時也與我國的投資政策和貿易政策相關。由于我國對消費品的進口限制較嚴，外商想要進入這一潛力巨大的市場，只有通過直接投資方式，而我國對重化學工業產品的進口限制較松，因此，對于我國的重化學工業品市場，外商主要通過貿易來占領。
二是與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相關。我國目前的投資環境是輕工業投資較容易，而重化學工業投資較困難。與重工業相比，輕工業所需投資較少，能耗低，對于交通運輸要求相對不嚴，選擇余地大；加之輕工業品投資能夠利用消費變化快的特點，投資者可以開發出更新、更適用、更美觀、更便宜的產品來吸引消費者從而獲得較高的利潤。所以，外商比較青睞于對輕工業的投資。而重化學工業能耗大，對交通運輸和相關產業發展的要求較高，而且投資額大，回收期長，因此，外商對該行業投資興趣不大。
三是與區域經濟投資環境相關。我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高，加之交通條件較差，基礎產業薄弱，西部地區的整體投資環境與東部沿海地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3][4]因此，盡管外商投資有向我國中西部擴展的趨勢，但這種趨勢進展相對緩慢，可以預見，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外商投資仍將主要集中在我國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
二、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改革和開放以來，隨著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增強，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和影響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當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是結構問題而不是總量問題。認識我國的產業結構現狀，找出調整結構偏差的對策是當務之急。當前我國產業結構有以下特點：第一，GDP中第二產業比重偏高，服務業的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為49.2％，高于標準結構的比例，服務業在GDP的份額為32.8％；與“標準結構”相比，明顯偏低。第二，在產業結構中，農業所占比重過高，服務業比重偏低。2000年，我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的比例高達49.9％，顯著高于標準就業人口28.6％，偏差程度超乎尋常；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就業比率為26.4％，而標準就業比率為30.7％。第三，城市化程度不高。2000年，城鎮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所占比例為30.4％，遠遠低于標準化水平53.0％，表明中國標準化水平遠遠落后于工業化過程。第四，輕重工業比重偏差嚴重。最近幾年，關于今后我國重工業應該得到較快發展，重工業在工業產出中的比重應有較大幅度上升的觀點比較流行，主要理由是中國工業在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發展過于“輕型化”，中國目前的重工業比重較低，輕工業比重較高。
我國三次產業出現以上結構偏差，與外商對我國三次產業投資的結構性偏差有一定關系。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改革開放以來，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比重很低，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偏低。在1996至2000年的外商實際投資中，第二產業的比重高達70.38％，其中工業的投資比重高達66.57％，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1.42％，第三產業的比重也只有28.20％。在2001年底注冊登記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就外方注冊資本而言，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4.08％，其中工業的占61.32％，而第一產業的比重僅為1.54％，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4.4％。顯然，外商投資結構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傾斜的特征很突出。
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為突出，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其主要表現為：
1.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助長了我國消費品工業的過度擴張。近幾年我國工業消費品相對過剩，生產能力大量閑置，除了城鄉消費需求趨緩的原因之外，主要是由于工業比重過高的條件下工業結構向輕工業傾斜。80年代中期以來消費品工業一直擴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度集中于消費品工業。據統計，截止到2000年底我國三資工業企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額中，輕工業的比重占58％，重工業的投資比重占42％。
2.外資工業的結構傾斜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化進程。外資工業高度集中于制造業，而在制造業中又主要集中在加工工業。由于結構傾斜的存在，外資工業占我國以工業品為原料的加工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目前已接近1/3，占加工工業產品銷售收入的比重已達1/3，而占原料工業的兩個比重只有10％左右。這個特點使外資工業的迅速發展更多地推動我國加工工業的擴張，加快了我國工業結構高加工化的進程。
3.外商投資在第三產業的結構性偏差對第三產業的結構變動產生了明顯影響。目前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其次是批發和零售貿易、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而對其他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的投資比重很低，投資的結構性傾斜十分突出。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結構的高度傾斜，與我國第三產業內部對外開放度的差別有很大關系，除了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以及商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通信業之外，其他的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目前的對外開放度仍較低。
隨著加入WTO之后我國大多數第三產業部門對外開放度的提高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政策的調整，外商將較大幅度增加對目前投資比重很低的第三產業部門的直接投資；一些重要的服務業部門的外商投資比重在“十五”期間將明顯上升；相應地，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比重會逐步下降。也就是說，在加入WTO之后的5年左右時間內，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直接投資的結構過度傾斜的狀況會明顯改變。
三、產業結構調整目標與外商投資的產業導向政策
產業結構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隨著經濟的市場化、全球化，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既有來自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迫切要求，也有來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等同于盲目追求一、二、三次產業產值（或勞動就業）比重主要地位的轉化，而是要面向國際產業的發展，在提升一、二次產業競爭力的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真正提高產業素質。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證明，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均國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在三次產業間的分布結構呈現規律性的演變趨勢。具體表現是：第一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的相對比重在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和在第一次產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在全部就業的勞動力總數中的相對比重處于不斷下降趨勢；第二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和勞動力就業比重逐漸上升，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于下降；第三次產業實現的國民收入和勞動力就業的相對比重上升，其中勞動力的相對比重上升幅度更大。三次產業變動呈現的這種總的趨勢，是由各次產業的內在特征決定的。在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第一產業農業相對比重下降幅度最大，這是因為農產品需求的收入彈性低，人們對農產品的消費屬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當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后，對農產品的需求并不隨收入增加的程度而同步增加，這樣就使農業實現的國民收入份額趨于減少。第二產業工業相對比重上升，不僅因為隨著人們收入水平提高，消費結構的變化使工業品需求的收入彈性處于有利地位，而且經濟發展中用于投資的增長也在不斷擴大工業品市場，從而整個國民收入中工業實現的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上升。但隨著技術進步，工業有機構成提高會排斥自身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內各行業擴張的增殖又吸收勞動力，兩相抵消勞動力相對比重逐漸上升到一定程度后趨向下降。第三產業服務部門的比重上升幅度大，既由于“服務”這種商品比農產品具有更高的收入彈性，也由于第三產業門類繁多，許多行業具有勞動力和資金容易進入的特點，農業勞動力得以大量流入服務業，因而第三產業各行業呈現廣泛而顯著的增長，使其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大大增加。
目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主要表現是工業比重過高而第三產業比重太低，產業結構內部的主要問題是工業結構的升級緩慢，因此今后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和工業結構的升級。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要求和目前外商投資的產業構成及其影響來看，我國政府部門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大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力度。
1.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工業的投資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變動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使得產業結構偏差變得更加突出。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水平同世界上其它國家相比，存在著較大差距。我國第二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僅高于同屬發展中國家的印度，而且也高于美、日等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同時我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也遠遠低于這些國家的水平。目前，國際直接投資中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較之20世紀80年代迅速上升，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下降。因此，我國應引導外商加大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力度，相對降低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這不僅符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需要，同時也符合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趨勢。
2.引導外商增加對重加工業的投資，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目前外商對我國工業的實際投資中，大概有60％分布在消費品工業，對重工業的投資只有40％左右。外資工業占我國消費品工業增加值、產品銷售收入以及固定資產凈值和流動資產的比重約為30％，而重工業的同樣比重只有15％。外資工業占以工業品為原料的消費品工業的增加值比重和產品銷售收入比重2000年為38.25％和41.28％，固定資產凈值比重和流動資產比重為34.52％和35.67％，而外資工業占重工業的前兩個比重為27.67％和28.96％，后兩個比重為24.35％和22.84％。但是，我國消費工業的產品相對過剩和生產能力閑置比重工業更加突出，“十五”期間工業結構調整的基本方向是適度重型化，加強重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相應控制消費品的投資規模和增長速度。因此，需要引導外商對工業的投資更多地轉向重加工業尤其是裝備工業部門，相應地減少對消費品工業的投資比重。
3.引導外商增加對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利用外資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引進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缺口，促進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進步，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增強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是，除了大型跨國公司外，目前外商投資過度集中于一般加工工業，而一般加工工業中，有些是我國生產能力過剩和競爭激烈的產業，也是我國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重復建設、引進的產業。外資的大量涌入，加劇了這些產業的過度競爭，造成對國內市場和國內企業的強烈沖擊，致使部分國有一般加工企業的處境十分困難。目前，外資工業雖然在機電工業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對我國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起了一定作用，但外資企業同時在不少加工工業中也占有較高比重，這部分企業主要是來自港澳臺地區的中小企業。而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具有由資源、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變的趨勢，因此應利用這一趨勢，進一步重視吸引大型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引導外資更多地進入技術密集型產業和高薪技術產業，同時減少對一般加工工業的投資比重。
4.引導外商投資增加對薄弱的第三產業投資，減少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投資。外商對我國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導致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波動比較大，并對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產生不良影響。在我國經濟擴張時期，外商對房地產和社會服務的直接投資高度擴張，往往導致整個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在經濟相對緊縮時期，外商對房地產業和社會服務業的直接投資迅速收縮，導致第三產業的外商投資比重大幅度下降。由于第三產業中投資結構傾斜現象的存在，房地產和社會服務業的外商投資大幅度波動會直接造成整個第三產業的大幅度波動。顯然，只有當第三產業外商投資結構過度傾斜趨勢得到逐步改變后，外商對第三產業投資的周期性波動現象才會明顯減少，由此對整個外商直接投資以及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才會相應下降。
在第三產業中，目前外商直接投資比重較低的部門，如金融、保險、衛生體育、社會福利、科研和綜合技術服務業以及教育和文化藝術等，多數屬于層次較高的服務部門，我國要提高其發展水平，必須通過相應的外資產業結構導向政策，引導外資合理地向這些行業投資。[5]
5.引導外商加強對我國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推動我國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進程。目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但中西部地區還未建立起一個完善的以優勢產業為支柱的產業結構體系，基礎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都相對薄弱，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很大差異，這勢必會嚴重阻礙我國整體產業升級的進程。因此，我國政府應加大對外資地區流向的引導，以便有更多的外資投入西部地區的經濟建設中，從而加強中西部地區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使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建立一種協調的產業關聯機制，促進我國的產業升級。
【參考文獻】
[1]胡新文.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新動向及我國的應對策略調整[J].世界經濟研究，2002，（1）：19-22.
[2]張德修.入世后的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結構變化趨勢探析[J].經濟科學，2001，（6）：81-87.
體育債券可籌集社會資金，彌補國家財政支出在體育產業投入不足問題。體育債券按照股權形式向未上市體育經營企業管理與運作進行投資，這有利于產權明晰，加強出資人的有限責任，建立有效內部機制，促進體育企業向現代產業化發展。美國從1998年之后，體育證券市場活躍起來，占據總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體育公司當中，有5家公司是美國的，通過多年發展，美國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已較為完善。因體育債券市場是一種非完全的競爭市場，競爭交易過程中存在信息不對稱，存在投機行為，而金融創新又層出不窮，一旦出現危機，受損失的是債券企業與投資者，很可能引發債券市場巨大的震動，這時投資者會因體育債券市場投資信息不足，逐漸遠離體育債券市場，體育債券市場出現疲軟問題，從而對整個社會的體育經濟活動產生影響。在體育股票市場，存在已上市與擬上市體育企業的股票投資，體育企業一旦上市就會獲得很大利潤空間，收益為倍數概率，上市體育股票投資介入風險大，是高風險中的高收益。我國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體育企業，其平均營業收入的復合增長率是32．23％，凈利潤的復合增長率是39．24％，可以說，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是高風險中伴隨著高收益。
2．支持政策產品范圍
國內外體育產業的金融產品有體育債券與股票兩種形式，在體育股票市場存在一系列股票發行的限制條件，發行人應是股份有限責任企業，發行股票前要連續3年盈利，發起人所認購人民幣要在3千萬元以上等，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準許進入。我國的體育企業通過股票融資獲得發展資金是有效途徑，體育產業是我國新興朝陽產業，并吸引很多投資者目光。1996年我國第1家體育產業股份公司－北方五環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發行股票。1998年中體產業在上海上市，當年募集資金有2．5億元，隨后又募集2．6億，被認為是體育產業中風險投資開始的標志。緊接著青島雙星、北京雷諾與體育李寧等公司上市，盡管有些投資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實力更強的投資者進來了，為融資成本降低帶來了良好時機。有一些國際體育的風險投資企業也逐漸進入中國市場，像IDG、日本軟庫與高盛集團等，在2005年，我國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資金已有56億多元，2009年我國包括探路者在內的28家體育證券在深圳上市，標志著我國創業板市場的形成。美國的體育產業經濟貢獻率為11％以上，而我國體育產業的貢獻率僅有0．7％左右，這表明我國在體育產業方面還具有很大發展空間。我國體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數，而西班牙的足球俱樂部當中，就有60％以上為上市企業。體育債券是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金融創新方法，成為體育產業投資的新工具。與資產證券、股權融資、一般融資方式比較，體育債券與它們存在本質區別，體育債券是個系統的復雜工程，包括服務人、發起人、投資銀行、投資者與資產管理者等，同時還應有完善規范制度環境，如稅收制度、信用評級、財會制度與金融擔保等。發展體育債券市場，可有效增強體育產業的融資能力，促進體育產業發展。
二、國外體育產業發展現狀
1．風險投資發展
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已有幾十年發展歷程。尤其是美國，體育產業的資金支持多數來自風險投資，僅體育證券與體育股票融資額在2010年已占據體育產業融資結構總比例的30．26％以上。美國的冠軍娛樂、西班牙的巴薩羅納、皇家馬德里以及英國曼聯集團等，均是在體育產業風險投資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從證券市場籌集資金情況來看，二級市場中的體育股票影響越來越大，美國的二級證券市場，主營體育產品及其有關產業資本所占據的總市值為8％以上。通過國外體育產業發展調查可知，股份俱樂部資產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體育產業發展。英超聯盟所屬的西漢姆俱樂部，1964年股票發行為4000股，資產總值為125700英鎊，總收入是64683英鎊，通過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總資產已在3239萬英鎊以上，總收入也在2401萬英鎊以上，該俱樂部上市之后，資產上漲了257倍，總收入上漲了145倍左右。風險投資已成為體育產業發展有力資金支持，并為體育行業發展提供可靠運作平臺，從而推動體育產業可持續發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稅收優惠政策。這項政策是一種獨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體育產業較為發達國家，為降低其投資風險，加大體育產業投資發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稅的優惠政策。美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施了稅制改革，對體育產業的投資稅收政策也給予了調整，減少了體育產業投資稅率，在1978年美國資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體育產業投資額中的60％不征稅，剩余40％為減半征稅，有效促進體育產業的發展，改制后的投資額比原來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體育法中規定，稅法一般規定之外，股份體育的上市公司和職業體育活動存在法律合同關系，企業為發展體育活動支出就應該考慮減稅。德國的體育俱樂部也實施了稅收優惠，德國稅法規定體育上市企業利潤額在7500馬克時，可免收納稅，體育俱樂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資金的流轉額在6000馬克以下的，體育產業上市企業可將應納稅的流轉金額中的7％當作預留稅金。這些稅收政策出臺，有利改善了體育產業的外部環境，運用這一措施促進了體育產業的投資市場發展。第二，人才培養政策。在體育產業的投資者與科技創業者一起努力下，所發展來的體育科技的創業家為體育新技術發明者與創新者，而奉獻投資者為資本運作者與組織者。一些國家政府為促進體育產業發展，對于人才培養都很重視。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興體與科學立國戰略，其中，科技興體中的“體”就是指體育事業發展。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實施了2000年教育戰略，實施了2000年教育目標法，主要強調增加職工培訓與民眾教育水平確保經濟增長，美國體育產業的投資家成長是在政府政策鼓勵下成長起來的，再將新技術與新思路轉為產品的時候，產生了大量體育產業的風險投資專家，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家的成長可有效推動了體育產業發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為加強體育產業風險投資發展，一些國家政府擴展了體育產業融資渠道，并制定了與體育產業投資相適應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25個州成立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基金，有效促進了就業，刺激了體育經濟發展。有限合伙政策是體育產業投資較為適合的組織方式，有限合伙為2個以上依法設立，并擁有多個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資額為限承擔責任，否定了合伙人無限的連帶責任，而這些有限合伙人多為免稅實體，有效擴展了體育產業的融資渠道。在體育產業的投資運作中，主要包括投資項目規則、協議簽訂、投資輔導與資本退出等階段，而投資退出機制是體育產業投資關鍵，很多國家對體育產業的退出機制非常重視，在1983年法國建立了風險投資二級市場，美國為促進其體育事業發展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其體育產業風險投資建立相應的風險投資退出機制，從而有效解決了體育產業融資風險問題。
引言：
中西部地區經濟落后與其產業集群發展緩慢有很大的關系。據報道，中西部地區由于產業集群發展程度低，招商引資難度很大，一些已經引進來的企業也由于地方缺乏足夠多的相關產業和上下游產業形成產業集群，造成產品成本上升，在市場上競爭力顯著下降而撤出，移師東部。事實上，產業集群給企業提供的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一些地方雖然過去通過政策優惠，稅收減免等措施能引進一些企業，但隨著經濟全球化、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這方面的優勢將越來越少。過去單純靠政府營造的投資環境越來越不可持續。在這方面，東部地區的發展為中西部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鑒。
產業集群理論綜述：
產業集群,又稱企業集群,簡單地說，就是從產業發展的角度進行研究而劃分的專業化產業區域。有關它的定義，不同學者也給出不同的定義。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M.E.Porter2000）認為，產業集群是一組在地緣上接近的相關企業和相關機構，由共同性和互補性聯系在一起。斯切特密茲(Schmitz1995)認為，產業集群是企業在地理和部門上集中，企業之間存在著范圍廣泛的勞動分工，并擁有參與本地市場為競爭所必須具備的、范圍廣泛的專業化創新的企業群組。派克(F.G.Pyke1992)等人則將產業集群定義為，在生產過程中相互關聯的企業聚集，通常在一個產業內，并且根植于地方社區?？巳袈箍?Czamanski1979)提出，產業集群是指在所有經濟產業中，一群在商品和服務聯系上比國民經濟其他部門聯系緊密，并在空間上相互接近的產業。
其實，有關產業集群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馬歇爾關于外部經濟理論的研究，而后1909年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1934年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以及1991年克魯格曼的規模收益遞增理論等，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對產業的形成、特征和內在機理進行了探討和研究。然而當代最有影響的要算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E.波特在20世紀中后期提出的新競爭理論。1998年波特在哈佛《商業周刊》上發表了“產業集群和新經濟學”一文，更是將產業集群的理論推向新的高峰。
產業集群與投資環境的關系：
毫無疑問，產業集群與投資環境之間具有互動關系，二者可以相互影響，相互推動。一方面，政府引導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一產業的相關企業（既包括縱向處于同一產業鏈上的關聯企業，即上、中和下游企業，也包括橫向與某一產業鏈相關的企業）加速在同一空間區域的聚集，形成產業集群。但是，這里必須明確的是，好的投資環境并不必然促成產業聚集，現實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這方面例子；另一方面，產業集群通過更專業化的分工，使得技術、信息、人才、政策及相關產業要素等資源能夠得到充分共享，知識傳播與創新的速度加快，集群內企業因此而獲得規模經濟，大大提高集群內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而為企業提供了實質性的、可持續發展的良好投資環境。與前者不同的是產業集群一定會改善投資環境。對于二者的關系，我們還應該區分各地區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來進行考察：在經濟發展的初期，各地方應該通過加大對基礎設施的建設投入，給予入住企業相當的政策扶持，稅收減免等優惠措施來改善投資環境，讓更多的企業入住以便后來可能形成產業集群。因為企業入住并不必然形成產業集群，所以在隨后的階段，政府在制定產業政策時需要利用政策引導、市場主導、企業參與的方式來有意識地培育產業集群的形成。我們這里研究的就是經濟發展的第一、二階段政府制定產業政策時重點應該考慮的問題。
產業集群改善投資環境的機理分析
如上所述，產業集群主要通過提升集群內企業的市場競爭力來改善投資環境，所以在實證分析中國東部地區如何通過產業集群改善投資環境之前，從理論層面來分析產業集群的特性，以及其如何提升集群內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即分析其經濟學機理。產業集群能夠提升群內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是與產業集群的特性分不開的。產業集群具有互動性、共生性和柔韌性三大特性。所謂互動性是指產業集群內的企業既有競爭又有合作，既有分工又有協作，彼此間形成一種互動性的關聯。由這種互動的競爭壓力、潛在壓力有利于構成集群內企業持續的創新動力，并由此帶來一系列的產品創新，促進產業加快升級；所謂共生性指的是產業集群內眾多的企業在產業上具有關聯性，能共享諸多產業要素，包括專業人才、市場、技術和信息等，一些互補產業則可以產生共生效應，集群內的企業因此獲得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的雙重效益；所謂柔韌性則是由于集群內聚集了大量的經濟資源和眾多的企業，一方面高度聚集的資源和生產要素處于隨時可以利用的狀態，為集群內的企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降低了企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量企業的存在也使集群內的經濟要素和資源的配置效率得以提高，達到效益的極大化。產業集群內自發形成的這種經濟資源與企業效益的良性運作，增強了集群適應外界變化的能力，使產業集群具有一般經濟形態所不可比擬的柔韌性，造成了產業集群得以持續繁榮不衰的優勢。
正是因為產業同時集群具有上述三種特性，可以快速提升集群內企業的競爭力，而為企業進入和發展提供了一個實際可靠，穩定持續的投資環境。這種內在機理也可以用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經典理論進行分析。（1）外部經濟理論：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在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首先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他認為相對于單個企業而言，產業集群內的企業能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規模經濟使學習經驗曲線中的生產成本處于或接近最低狀態，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單個中小企業通過外部合作獲得規模經濟。（2）“規模報酬遞增”模型：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展了馬歇爾的外部經濟理論，提出了“規模報酬遞增”模型。他把馬歇爾的“產業區”優勢的論述總結為三點：本地專業化勞動力的發展；大量增加的相關企業和生產服務活動對核心產業的支持；以及頻繁的信息交流對創新的貢獻。這些優勢構成了規模報酬遞增的基礎。（3）交易費用理論：科斯于1937年在“論企業的性質”一文中首先提出了交易費用的理論。由于產業集群內眾多的企業區位成本低、交易頻繁，使交易的空間范圍和交易對象相對穩定，這些均有助于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減少企業的交易費用；同時，由于數目眾多的企業地理接近，增加了市場參與的角色，市場機制更能發揮作用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對稱性，加強了企業間的合作與信任，促使交易雙方達成并履行合同，節省了企業搜尋市場信息的時間和成本，大大降低了交易費用。（4）聚集經濟理論：德國的韋伯、美國的胡佛和英國的巴頓先后都提出了聚集經濟理論。韋伯強調在集聚經濟環境下，企業通過分享公共基礎設施、專業化勞動力資源、銷售市場等獲得聚集經濟效益；胡佛認為產業集群是某產業將集聚經濟視為生產區位的一個變量，認為產業集群是某產業在特定地區的集聚體的規模所產生的經濟；巴頓的貢獻在于探討了產業集群與創新的關系。他認為，地理上的集中給予企業很大的刺激去進行改革和創新，同時聚集有利于企業、供貨商和客戶間的溝通和交流，并在信息的傳播中了解市場動態，最終導致創新的產生。（5）新競爭理論：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于1998年發表了“產業集群與新競爭經濟學”一文，從競爭優勢的角度系統地提出了產業集群理論。波特認為，產業集群代表著一種能在效率、效益和柔韌性方面創造競爭優勢的空間組織形式，它所產生的持續競爭優勢源于特定區域的知識、聯系及激勵，是遠距離的競爭對手難以達到的。
產業集群除了通過提升集群內企業競爭力，增強內部企業粘附力和成長力、集群外企業吸引力改善投資環境之外，還通過降低企業進入門檻真正改善了投資環境。波特認為：“在內部的交會點上，產業簇群的發展通常特別激烈。在暴風眼中，來自不同領域的洞察力、技能和技術匯集在一起，激發出新的事業。多重交會的產業簇群出現后，回進一步降低進入障礙，因為潛在的加入者和擴散效應來自好幾個方向，多元化的學習也刺激創新?！保ā陡偁幷摗返?57頁）另外，產業集群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會觸發自我強化過程，成立新公司也是產業集群改善投資環境的具體體現。波特認為：“在一個健全的產業簇群中，企業樹木達到最初的關鍵多數時，會觸發自我強化的過程。在其中，專業化供應商開始萌芽，信息積累，本地機構發展出培訓、研發、基礎設施和適當的法規。而產業簇群的面貌愈來愈清楚，也在同步成長。企業家看到潛在的市場機會，而且進入障礙也在降低，因而成立新公司。（《競爭論》第257頁）最后，產業集群的發展加速了本地機構的培訓、研發、基礎設施建設和完備的法規建設，更重要的是產業集群內的企業頻繁交易更容易培育出一個良性、規范、健全的市場體系。而這些對于企業的設立、組織經營、擴張等都至關重要，也集群外企業無法與之比擬的。這些是從整體上改善了地方投資環境。
中國東南沿海產業集群發展的實證分析
我國的產業集群現象首先出現在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地區，現在還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經濟比較發達地區：如浙江寧波、溫州地區（服裝行業）、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家用電器行業）、江蘇的環太湖地區（紡織行業）和福建閩東地區（電器、制鞋行業）等。所以以下通過對這些地區的實證考察來總結發展產業集群的規律，為中西部經濟發展提供借鑒。
東南沿海地區產業集群發展狀況：
浙江省。從全國來看，浙江的產業集群程度是最高的。據初步統計，1999年，浙江省特色工業總產值約達4300億元，占全省全部工業的65％，部分鄉鎮甚至達到80％以上?！耙秽l一品”、“一縣一業”已成為浙江省區域經濟發展的一大特色。目前全省已形成特色優勢產品產值超億元的塊狀經濟306個，平均每個區域8.7億元。涌現出了諸如溫州的鹿城服裝、鰲江鞋業、樂清電工電器，臺州的模具，紹興的紡織，海寧的中國皮都、經編等國內外具有較高知名度的工業園區。
浙江產業集群概況
產業集群名稱所在地理區域企業數（家）產出（億）統計年度備注
市縣（市）區鎮
五金機械金華永康6500108.51997（1）
低壓電器溫州樂清柳市1080641996（2）
皮革皮件嘉興海寧4000721999（3）
紡織印染紹興紹興柯橋11803071996（2）
領帶紹興嵊州116533.12000（4）
襪子紹興諸暨849883.72000（4）
鞋業溫州鹿城905602000（5）
服裝寧波12758.8億件1996（1）
資料來源：（1）《浙江區域特色經濟研究》第150頁；（2）《小企業集群研究》第59頁；（3）《浙江區域特色經濟研究》第170頁；（4）《浙江非國有經濟年鑒》（2001）第133頁；（5）《鹿城文史資料》第13輯第117頁。
上海：如今幾大產業集群已成上海經濟版圖最鮮亮的底色。在北面，政府推動與市場驅動相結合的寶鋼與上鋼聯合重組，使200來家從冶煉、軋鋼到各式管、線型材的產、銷，非鋼產品的生產企業和研發中心，聚集在以寶鋼為龍頭的鋼鐵產業鏈上，形成60多億元的年純利。在南面，多元投資的上?；^圍海造地，先期形成10平方公里區域面向全球招標，BP、BASF、BAYER三大國際化工巨頭同時落戶。一個北連金山石化、南接吳涇化工、生態和諧的世界級化工產業帶雛形已傲立于昔日荒蕪的灘頭。在東南，已形成國內微電子生產線最密集區。中央和上海兩級政府數十億元的投資帶動了數十倍于國資的海外資本、民間資本以及先進技術與一流人才的進入。在英特爾、IBM等國際巨頭編織的IT產業群落里，近2000家IT企業的上中下游產品占據了全國市場的半壁江山。往日浦東的繁華只限于黃浦江畔，而今不斷東擴。在西北，上海汽車城雄姿英發。國內唯一的轎車試驗場、汽車測試中心崛起于此，汽車學院和F1賽場興建于此，整車與零部件廠商云集于此。
廣東省產業集群集中的行業有玩具、食品、服裝、電子、家電以及陶瓷等。有代表性的如中山的燈飾；佛山的陶瓷等。伴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世界汽車工業一體化時代大潮的沖擊，受益于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汽車消費市場繁榮活躍，短短4年間，廣州市花都區——一個容易被人們聯想起“盛產鮮花和農副產品”的都市郊區，以市場經濟為動力，不斷地演繹業界傳奇，在珠三角經濟版圖上，迅速聚集了眾多的汽車及相關企業。
江蘇省產業集群已初具規模，已經成形的產業集群有110個，集群企業數46571個，2002年實現銷售收入5320億元。產業集群不僅有紡織、服裝、金屬制品、建材、電器、輕工等傳統產業，也有IT、環保、花木園藝等新興產業。產業集群幾乎在各個縣市都有分布，帶動了地區經濟的發展，而且還形成了一批集群名牌。江蘇的產業集群中紡織占有重要地位。
福建省已形成了幾個初具規模的產業集群。一是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產業鏈、群凸顯，成為拉動電子信息產業乃至全省工業生產增長的主要力量。二是汽車產業群和工程機械產業鏈的活力進一步增強，成為全省機械工業發展的主力軍。三是石化行業運行質量處于全國先進水平，一個龍頭、兩條鏈、兩個基地（集群）的發展局面正在形成。四是冶金行業已形成從礦山采選到冶煉壓延加工、輔助材料、冶金機修及科研院所等門類比較齊全的產業鏈、群。五是逐步形成紡織、服裝、化纖、鞋業等產業鏈，以產業鏈的形成促進產業集群和產業基地的健康發展。
從以上集群經濟比較發達的省份看，目前中國的產業集群現象主要出現在輕紡、電子信息、汽車和石化等產業。二、東南沿海地區產業集群的形成規律
按照波特的理論，產業集群的產生可能有多種情況：（1）早期企業的形成，一個很明顯的動機是像專業化技能、大學的研究專長、有效率的具體地點、特別的或適當的基礎設施等生產因素，不但充分而且容易取得。（2）產業集群也可能從不尋常、精明或嚴苛的本地需求中產生。（3）原有的供應商產業、相關產業或完整的相關產業簇群，也可能是新產業集群的種子。（4）新產業集群也可能因一兩家創新能力強的廠商，刺激其他簇群的發展而出現。（5）對產業簇群誕生而言，機遇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地方早期出現的企業，通常與當地有利的狀況無關，而是反映出創業的行動。
波特對產業集群產生的原因是基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實例得出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產業集群的產生有其特點：（1）民間自發形成的產業：在我國東南沿海的浙江、廣東和福建分布著眾多民間自發形成的中小企業集群，具有較強的活力，尤其以浙江溫州為代表的鄉鎮企業集群最為突出。這類集群以私營企業、家庭工業為主，集制造、營銷和配套服務為一體。雖然這些企業單個規模都較小，但集聚成群大大提高了它們的競爭力。如溫州的低壓電器、打火機和鞋業響譽世界，產品占據世界總產量的近三成。（2）外商直接投資驅動的外向型加工產業集群：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東南沿海，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一帶出現了眾多一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為特色的外向型加工產業集群。如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形成的電子產業中間產業集聚群，是一個以日美投資為主面向出口市場的產業集群。（3）信息化浪潮推進的高科技產業集群：美國硅谷的高科技產業集群持續數十年的繁榮和在信息技術領域不但引導潮流的神話，激起了世界各國建設高科技園區的熱潮，我國也不例外。上海張江高科技園區經過近10年的開發，構造了三大國家級基地，即國家上海生物醫藥科技產業基地、國家信息技術產業基地和國家科技創業基地。（4）政府規劃扶持的各種工業園區：在中國的各大城市，出現一批有政府規劃和扶持的經濟開發區和工業園區。如上海漕涇化學工業園區是1996年上海市政府規劃和啟動的。目前該工業園區已吸引了國際上著名的跨國公司前來投資，如BP公司、拜爾和巴斯夫公司等，總投資達70億美元的項目已經啟動。
中西部地區發展產業集群的建議
通過以上規范和實證分析可以看出產業集群對改善地方投資環境，發展地方經濟有多么重要的作用。根據波特的研究，產業簇群發展始于國家層面，但已經延伸到省和地方，新西蘭約四分之三的地方經濟發展單位都是采用界定產業簇群和促使升級的辦法，作為它們活動的整合機制。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產業集群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現在都在加速發展，作為推動地方經濟增長的有效途徑。同珠三角、長三角等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省份產業集群發展極不理想,主要表現在產業集群數量少、質量低。這不僅高新技術產業如此,而且傳統產業也是如此,甚至有些省份至今還沒有自己像樣的產業群。為什么西部地區省份產業集群發展緩慢,筆者認為除西部地區有些省份工業基礎比較薄弱之外,還有如下幾個主要原因是：觀念落后、缺乏龍頭骨干企業、不太重視產業鏈整合與產業集群規劃、電子化供應鏈管理運用問題和政府行為問題等。對中西部地區發展產業集群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政府引導、市場選擇、企業主導是發展產業集群的基本原則。一些地方政府處于發展地方經濟的良好動機、強烈愿望，政府替代市場選擇，強制企業搬遷等催生形式上的產業集群。政府應是集群的催化劑和劑或者橋梁，間接參與產業集群的創建過程，要讓企業成為集群的主導者，不要企圖創造一個全新的產業集群，新的產業與產業集群最好是從既有的集群中萌芽。政府不要刻意創造產業集群，要避免創造產業集群導致的高成本、高風險和不同的地區追求相同的產業集群重點導致的重復建設。
（二）產業集群產業的選擇要因地制宜，盡量避免盲目照搬。地方政府制定產業集群發展計劃，不能只瞄準發達地區發展起來的集群類型，如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或外向型的出口加工業等，應該考慮包括農業、輕工業等傳統產業，還應該考慮萌芽中的或新興產業群。實際運作中，早期的產業集群發展工作應該兼容并蓄，從各種類型、有代表性的產業機群中篩選出適合本地方情況的方案。
（三）大力發展民間部門，發揮它們對產業集群生成、發展的重要作用。政府積極參與民間部門主導的產業集群的發展，比政府全盤掌控更有機會讓產業集群發展成功。地方政府應加快市場中介服務體系的建設；適當引導集群的規模，增強集群總體的生產能力和市場占有，擴大集群的影響力。在集群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政府應引進產業內極具競爭力的企業或一些公共機構、智囊團體，改善集群的結構。
（四）集群政策的目標應該是遵循產業集群形成、演進、升級的規律。地方政府應把握集群發展各階段的特征、滿足產業集群發展的外部環境要求，并有針對性地對產業集群發展中的共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促進產業集聚，通過對集聚產業的整合、調整從而延長產業鏈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參考文獻：
厲無畏、王振，《中國產業發展前言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邁克爾·波特，《競爭論》，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
邁克爾·波特，“簇群與新競爭經濟學”，《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0年第2期。
水，《產業經濟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高風險的、組合的、長期的、權益的和專業的投資，近年來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支持創新者創業、幫助投資人取得較好回報等方面，都顯示出其獨特的作用。綜觀各國成功的風險投資業，可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聞名世界的美國硅谷、英國劍橋科學園、臺灣新竹科技園、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羅爾等都是風險投資業高度集群的地區。如果說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是一個被世界普遍關注的行業，那么它的集群發展則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形式。盡管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產業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討，但有關對風險投資業的集群現象卻很少有人做過系統地研究。那么，是何種原因促使風險投資業也具有集群效應呢？本文對此將做深入地剖析，以期為我國風險投資的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有所啟示和幫助。
1產業集群理論的闡釋產業集群始終是區域經濟研究的熱門課題，最早對其做系統研究的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傳統工業區理論，該理論認為，某一區域集群同一產業的企業越多，就越有利于企業所用生產要素的集群。而生產要素供給越多，就會降低整個產業的平均生產成本，并且隨著生產要素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生產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論還把規模經濟、地理、文化與政治等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而這種環境反過來又會促進了企業及各種組織之間外部經濟實現。對產業集群的另一解釋則是以中小企業合作競爭為基礎的新產業區理論。該理論揭示了新產業區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區域社會經濟特，這種區域經濟特征與當地社會共同體的功能分不開。在產業區內，人們有相同價值觀，彼此相互合作與信任。該理論同樣注重外部環境，指出企業之間應是完全對等關系，認為企業網絡的形成及各行為主體在多邊交易過程中的不斷學習和積聚而使創新不斷發展。波特也從創新角度對產業集群聚集現象進行了分析，其整個理論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狀況、要素條件、競爭戰略、產業群，因為一個產業在國際上要具有競爭力，就必需具備這四個條件。
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從經濟地理的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的動因，他將地理因素重新納入到經濟學分析中，并從貿易成本影響到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問題。他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市場需求大的地點。反過來，大市場需求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最終形成所謂的中心—邊緣模式。但由于克魯格曼只是通過產業內與產業間的聯系來分析產業集群的動因，卻未考慮其他環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結論的應用受到挑戰。
2風險投資業的產業集群內在機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產業網絡體系
波特認為，任何企業都可由價值鏈的重組來創造低成本競爭優勢。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由一個企業自身來完成整個價值鏈的創新，或者不可能、或者會產生較高成本。而風險投資又是一個涉及面相當廣的復雜系統，其運作流程僅靠一個企業是很難完成的。如果主導型風險企業勸說其他企業加入，組成一個知識結構合理的團隊，讓其完成配套的技術創新，對風險企業和其他相關企業來說都可以獲得降低成本的優勢。正是這種專業化分工形成了風險企業相互依賴的網絡產業群，其賴以存在的基礎正是風險企業集群創造的總價值(VGi)與單個風險企業創造的價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視為風險企業由于地理接近而獲得的外部經濟，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風險企業額外獲得的知識溢出，其大小取決于網絡中風險企業數量、專業化程度及創新質量。δ越大，企業集群就會越強大，也就會形成長期的多樣化契約機制。這些契約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動風險企業間的共同開發創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區域的相互依存產業網絡體系。它既有惠普、網景、英特爾、蘋果等世界領先的主導大企業，也有很多相互聯系的小風險企業。截止1999年3月，人員不超過50人的科技風險企業占80％，約有4800家。正是由于這些大企業與成千上萬的生生滅滅的小風險企業，才共同推動與保持了硅谷持續的競爭優勢。
2.2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風險投資家幾乎都強調人的重要，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資成敗的關鍵。風險投資家們常說：寧可投資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項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項目、第二流的人。這里的人力資源不僅包括熟練掌握技術、管理和金融等多門知識經驗的風險投資專家，同樣也包括生產、銷售、技術、管理及售后服務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如果某區域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這個地區就會對需要此技術的風險企業產生巨大吸引力。同時，來自不同企業、不同產業或相關產業的企業以及同一企業內部的專業技術員工也可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與合作，相互傳遞信息和技術，從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創新技術的擴散，進而推動創新技術的產生和高科技企業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就是創新人才培養和儲存的搖籃，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紀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學外，還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術學院，每年能培養3萬名工程師，其中1/3是各種軟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萬人，他們許多人將技術、資本、經驗和創新精神帶到了班加羅爾，有效地促進了印度軟件產業的發展。
2.3充裕的資金支持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要想使風險企業快速成長，除了要受到人與技術的推動，還離不開充足的資金支持。因此，各國政府起初為了扶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紛紛采取財政補貼和建立風險種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財政狀況，而且各地區又是有差異的，受惠對象也僅限于本地風險企業。而事實證明，政府參與風險投資并不是發展風險投資業的一條有效途徑。為了獲得充足的風險資金，各國政府相繼都采取了很多優惠鼓勵政策，并加強了資本市場的建設，使得風險投資的供給主體向多元資金投入型發展，美國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2.4富于創新的人文環境
良好的人文環境是風險企業成功的關鍵。在充滿創新文化的環境下，可摒棄傳統企業模式，追求企業的人化和個化，極大地調動控制人力資本的尋常人。在存在“勇于創新、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崇尚競爭、平等開放、知識共享、講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勵裂變”的創新文化氣氛下，人們可以相互支持與合作，從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觀念、信息和創新技術的擴散速度，節省了交易成本，最終使風險企業蒸蒸日上，脫穎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層管理人員、下至普通職工，每一個人都具有創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傳遞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許多工程師求職的信條是：富于創造力的小企業遠勝過大企業。這也要歸因于美國獨特的民族氣質，其核心就是“西部開拓”的創新精神，這種民族氣質恰好與風險資本投資天緣巧合，構成了風險投資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土壤。2.5完備的中介服務體系風險投資是一項專業很強的投資，需要各方面專業知識的綜合應用。作為風險投資活動的參與主體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專業化服務的中介機構就成為風險投資正常運作不可缺少的條件。國際經驗表明，中介機構既是風險投資運作之必需，也是知識經濟時代專業化分工的結果。一個國家中介機構的健全是體現其風險投資業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標志，是風險投資順暢循環、實現增值的重要保證。聚集可以使風險企業共享這些中介機構帶來的外部規模經濟。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風險企業，關鍵在于有比較完善的中介服務機構，它們為風險企業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化保障。
3風險投資業的產業集群模式
3.1產業關聯型
產業關聯型是指由生產的縱向和橫向關聯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這種類型既有生產同類產品或處于相同生產階段的同產業企業，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產業鏈關系、生產互補品、配套品或具有專業化服務的輔助企業。盡管這類風險企業之間的關聯錯綜復雜，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產業關聯的少數幾個企業為主導，其余企業或為其提供互補品或配套品生產，或為聚集區內所有企業作專業化服務。如計算機產業發展就須電子、軟件、材料行業的強力支持，一旦它們都得到專業化發展，計算機產業的規模經營才得以實現。
3.2資源共享型
資源共享型是指企業受益于某一區域特有的公共資源而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企業最初選址要考慮范圍經濟，導致范圍經濟的共享資源包括產品原料體系、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體系等。許多同類或不同類的風險企業都有許多共享資源，這樣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
3.3知識密集型
知識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機構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較高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極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集群，美國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這種類型的企業集群有別于傳統企業：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較高，絕大多數都是高新技術企業；二是受技術創新、吸收和應用的影響比較大，受技術商業化程度的影響較高；三是風險企業的成長嚴重受技術生命周期和發展方向的影響；四是企業經營的高附加值和高風險并存。
3.4外力驅動型
外力驅動型是指在外生環境驅動下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外生環境各種各樣，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態各異。世界上的絕大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區的風險企業都屬于由國家的政策導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風險企業群，它們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專業化分工基礎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優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驅動起了很大作用；還有一類是基于投資來源國或地區與投資東道國或地區的雙邊經濟貿易關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如我國港澳地區的風險投資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臺灣投資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資則集中在遼東地區；再有一類是由大企業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風險企業群。像日本筑波的風險企業就是典型實例。不管集群屬于哪種形態，維持和決定集群持續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是風險企業的產業鏈，外生條件并不能長久地維系。
4我國風險投資的集群現狀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風險企業網絡體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國的風險企業大多是通過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優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間集群。這種集群模式使得許多風險企業大都是因為外部的優越條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賴內在價值鏈自然衍生而形成的，這樣企業間就難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競爭能力相聯起來的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網絡體系，最終導致企業集群“先天不足”，價值鏈整合力度不夠、結構單一、企業關聯度低、缺乏協同效應和植根。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地區政策差距日益縮小，這種空間上的聚集就表現出很大脆弱，當某一區域的土地成本、勞動力價格等區位優勢及稅收優惠政策發生變化時，這一區域內的一些風險企業就可能會向其他政策更優惠的地方流動。
4.2高素質風險投資人才的缺乏
風險投資是一種現代新型投資方式，涉及諸多學科的理論和知識，實踐極強，對人才素質要求很高，直接決定著風險投資的成敗。而我國目前現狀是，雖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術、管理，又有金融等專門經驗的人才對其商業化前景的準確評估，致使現在大部分風險投資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員雖然有創業熱情，創新能力也較強，但他們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資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產業化。外資和民間資本雖然有進行風險投資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難找到可靠的人。所有這些都是長期以來我國缺乏高素質的風險投資復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風險企業集群技術創新能力不強
對于產品生命周期短暫的高新技術風險產業來說，一個創新產品比較容易達到成熟階段。當達到成熟階段時，產品的利潤就降低，競爭加劇。此時，企業要繼續獲得競爭優勢的策略一般有差別化競爭和低成本競爭。低成本競爭可能會因其他風險企業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該企業被淘汰，而采取差別化競爭的企業則必須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才能獲得競爭優勢。目前，我國的技術創新尤其是持續創新能力不強，大多數企業以引進國外成熟的高新技術為主是導致我國風險企業競爭力不夠強大、資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險投資的資金來源渠道不暢
國際經驗表明，風險資本主要來源于機構投資者和個人等多渠道的民間資本，政府作為公共事業的管理者，則著重通過制度安排來扶持風險投資。而我國目前風險投資規模較為狹小，資本來源過于單一，大部分靠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直接投入獲得。由于政府和國有企業資金運用的壟斷、來源有限以及與風險投資本質的相悖，政府的過度參與必將極大制約民間風險資本的發展。
4.5風險企業的中介服務機構不完善
風險資本從籌措、投入到退出都離不開中介服務機構，它是以消除投融資者之間的信息非對稱為目的，提供資金供求雙方的匹配、信息咨詢、培訓等服務的平臺。目前我國雖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機構，但大多數獨立較差、地方行政色彩濃厚、市場條塊分割現象嚴重。一般中介機構都掛靠在行政機關、事業和企業主管部門等，很難保證人員、資金與管理等方面的獨立，勢必影響執業過程中的公正。此外，由于各類中介機構缺乏必要的行業自律管理和法規規范，導致中介機構降低職業職守，違規違法現象嚴重，從而削弱了其在社會上的中介地位。同時，在資本市場中，風險投資業務的法律地位和準則明顯不足，相關法律尚未制定；各個中介機構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執業標準體系，各地中介機構都按自行標準開展業務，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為政的局面，從而導致中介機構缺乏信用認知。
5對策與建議
（1）各級地方政府應從產業組織的戰略高度，選擇合適的行業，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引導風險企業走集群化的發展道路。政府應尊重集群的內生規律，要注重某一區域內主導風險企業的培養，發揮它們的“羊群效應”，通過其產業環節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緊密分工與協作關系的關聯小企業，進而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密切聯系的產業技術鏈，從而推動整個風險企業集群化的成長和網絡體系的形成。
(2)風險投資產業集群的成功，人才無疑是第一大要素。為此，要通過實踐，發現和培養有潛力的人才；要有計劃地把國內有一定風險投資管理經驗的人員送到國外發達國家培訓；要聘用在國外從事風險投資的華人專家回國工作；盡快建立對風險投資家的激勵約束機制。
(3)疏通民間資本轉化為風險投資的渠道，實現由單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發展的轉換。為此，我國在目前法律體系的現狀條件下，要盡快制定《風險投資法》，為風險投資機構的設立、運作與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據。
(4)完善風險投資的服務體系建設。盡快培育中的風險投資中介機構行業協會，對各機構進行分工與協作，發揮其服務體系的整體功能。加強中介機構的自律建設。完善中介機構的外部法制環境，盡快出臺和完善《證券發行和交易法》和《投資顧問法》等各種法律法規。加強從事中介機構人員的培訓，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加快各種信息服務業的建設步伐，形成全國統一的、與國際接軌的風險投資中介運作體系。
參考文獻
1成思危.中國風險投資形成、發展的戰略思考[M].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2
2劉曼紅.風險投資的第三要素——人、人、人(中)[J].中國科技信息，2000(20)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高風險的、組合的、長期的、權益的和專業的投資，近年來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推動高技術產業發展、支持創新者創業、幫助投資人取得較好回報等方面，都顯示出其獨特的作用。綜觀各國成功的風險投資業，可發現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大都以集群形式存在，像聞名世界的美國硅谷、英國劍橋科學園、臺灣新竹科技園、日本筑波、印度班加羅爾等都是風險投資業高度集群的地區。如果說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是一個被世界普遍關注的行業，那么它的集群發展則是一種新型的經濟組織形式。盡管目前國內外許多學者對產業集群已作了深入探討，但有關對風險投資業的集群現象卻很少有人做過系統地研究。那么，是何種原因促使風險投資業也具有集群效應呢？本文對此將做深入地剖析，以期為我國風險投資的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有所啟示和幫助。
1產業集群理論的闡釋
產業集群始終是區域經濟研究的熱門課題，最早對其做系統研究的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傳統工業區理論，該理論認為，某一區域集群同一產業的企業越多，就越有利于企業所用生產要素的集群。而生產要素供給越多，就會降低整個產業的平均生產成本，并且隨著生產要素變得越來越專業化，生產也就越有效率。此外，此理論還把規模經濟、地理、文化與政治等因素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使其形成企業發展的良好環境，而這種環境反過來又會促進了企業及各種組織之間外部經濟實現。
對產業集群的另一解釋則是以中小企業合作競爭為基礎的新產業區理論。該理論揭示了新產業區發展的內在動力及其區域社會經濟特性，這種區域經濟特征與當地社會共同體的功能分不開。在產業區內，人們有相同價值觀，彼此相互合作與信任。該理論同樣注重外部環境，指出企業之間應是完全對等關系，認為企業網絡的形成及各行為主體在多邊交易過程中的不斷學習和積聚而使創新不斷發展。波特也從創新角度對產業集群聚集現象進行了分析，其整個理論框架包括四方面：需求狀況、要素條件、競爭戰略、產業群，因為一個產業在國際上要具有競爭力，就必需具備這四個條件。
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理論則從經濟地理的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的動因，他將地理因素重新納入到經濟學分析中，并從貿易成本影響到企業的區位選擇角度探討了產業集群問題。他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區域模型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為實現規模經濟而使運輸成本最小化，從而使制造業企業區位選擇市場需求大的地點。反過來，大市場需求又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最終形成所謂的中心—邊緣模式。但由于克魯格曼只是通過產業內與產業間的聯系來分析產業集群的動因，卻未考慮其他環境因素，也就使得其結論的應用受到挑戰。
2風險投資業的產業集群內在機理分析
2.1相互依存的產業網絡體系
波特認為，任何企業都可由價值鏈的重組來創造低成本競爭優勢。隨著社會分工和專業化的發展，由一個企業自身來完成整個價值鏈的創新，或者不可能、或者會產生較高成本。而風險投資又是一個涉及面相當廣的復雜系統，其運作流程僅靠一個企業是很難完成的。如果主導型風險企業勸說其他企業加入，組成一個知識結構合理的團隊，讓其完成配套的技術創新，對風險企業和其他相關企業來說都可以獲得降低成本的優勢。正是這種專業化分工形成了風險企業相互依賴的網絡產業群，其賴以存在的基礎正是風險企業集群創造的總價值(VGi)與單個風險企業創造的價值(Vi)之差δ=∑VGi-∑Vi。其中，δ可視為風險企業由于地理接近而獲得的外部經濟，或是合作信任而使風險企業額外獲得的知識溢出，其大小取決于網絡中風險企業數量、專業化程度及創新質量。δ越大，企業集群就會越強大，也就會形成長期的多樣化契約機制。這些契約可有效地降低成本，推動風險企業間的共同開發創新。硅谷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其區域性的相互依存產業網絡體系。它既有惠普、網景、英特爾、蘋果等世界領先的主導性大企業，也有很多相互聯系的小風險企業。截止1999年3月，人員不超過50人的科技風險企業占80％，約有4800家。正是由于這些大企業與成千上萬的生生滅滅的小風險企業，才共同推動與保持了硅谷持續的競爭優勢。
2.2高素質的專業人才
風險投資家幾乎都強調人的重要性，人是第一位的，是投資成敗的關鍵。風險投資家們常說：寧可投資一流的人、第二流的項目，而不投第一流的項目、第二流的人。這里的人力資源不僅包括熟練掌握技術、管理和金融等多門知識經驗的風險投資專家，同樣也包括生產、銷售、技術、管理及售后服務等方面的專業人才。如果某區域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這個地區就會對需要此技術的風險企業產生巨大吸引力。同時，來自不同企業、不同產業或相關產業的企業以及同一企業內部的專業技術員工也可通過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與合作，相互傳遞信息和技術，從而加快新思想、新信息和創新技術的擴散，進而推動創新技術的產生和高科技企業的聚集。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就是創新人才培養和儲存的搖籃，它除了有10余家20世紀50年代就已赫赫有名的科研院所和大學外，還有近80所小型工程技術學院，每年能培養3萬名工程師，其中1/3是各種軟件人才。此外，海外印裔人口也有近2000萬人，他們許多人將技術、資本、經驗和創新精神帶到了班加羅爾，有效地促進了印度軟件產業的發展。
2.3充裕的資金支持
風險投資是一種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要想使風險企業快速成長，除了要受到人與技術的推動，還離不開充足的資金支持。因此，各國政府起初為了扶持風險投資業的發展，紛紛采取財政補貼和建立風險種子基金等措施，但政府的投入力度要受制于自身的財政狀況，而且各地區又是有差異的，受惠對象也僅限于本地風險企業。而事實證明，政府參與風險投資并不是發展風險投資業的一條有效途徑。為了獲得充足的風險資金，各國政府相繼都采取了很多優惠鼓勵政策，并加強了資本市場的建設，使得風險投資的供給主體向多元資金投入型發展，美國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2.4富于創新的人文環境
良好的人文環境是風險企業成功的關鍵。在充滿創新文化的環境下，可摒棄傳統企業模式，追求企業的人性化和個性化，極大地調動控制人力資本的尋常人。在存在“勇于創新、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崇尚競爭、平等開放、知識共享、講究合作、容忍跳槽、鼓勵裂變”的創新文化氣氛下，人們可以相互支持與合作，從而加速了新思想、新觀念、信息和創新技術的擴散速度，節省了交易成本，最終使風險企業蒸蒸日上，脫穎而出。例如硅谷，上至高層管理人員、下至普通職工，每一個人都具有創新精神。在硅谷信息的傳遞比美國其他任何地方都快，許多工程師求職的信條是：富于創造力的小企業遠勝過大企業。這也要歸因于美國獨特的民族氣質，其核心就是“西部開拓”的創新精神，這種民族氣質恰好與風險資本投資天緣巧合，構成了風險投資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土壤。
2.5完備的中介服務體系
風險投資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投資，需要各方面專業知識的綜合應用。作為風險投資活動的參與主體不可能是通才、全才，所以提供專業化服務的中介機構就成為風險投資正常運作不可缺少的條件。國際經驗表明，中介機構既是風險投資運作之必需，也是知識經濟時代專業化分工的結果。一個國家中介機構的健全是體現其風險投資業集群程度大小的重要標志，是風險投資順暢循環、實現增值的重要保證。聚集可以使風險企業共享這些中介機構帶來的外部規模經濟性。硅谷之所以集群了很多風險企業，關鍵在于有比較完善的中介服務機構，它們為風險企業的集群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化保障。
3風險投資業的產業集群模式
3.1產業關聯型
產業關聯型是指由生產的縱向和橫向關聯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這種類型既有生產同類產品或處于相同生產階段的同產業企業，又有直接具有上下游產業鏈關系、生產互補品、配套品或具有專業化服務性的輔助企業。盡管這類風險企業之間的關聯錯綜復雜，但往往以具有直接上下游產業關聯的少數幾個企業為主導，其余企業或為其提供互補品或配套品生產，或為聚集區內所有企業作專業化服務。如計算機產業發展就須電子、軟件、材料行業的強力支持，一旦它們都得到專業化發展，計算機產業的規模經營才得以實現。
3.2資源共享型
資源共享型是指企業受益于某一區域特有的公共資源而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企業最初選址要考慮范圍經濟性，導致范圍經濟的共享資源包括產品原料體系、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體系等。許多同類或不同類的風險企業都有許多共享資源，這樣有利于優化資源配置。
3.3知識密集型
知識密集型是指依托高校、科研機構等形成的具有科技含量較高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這是20世紀50年代以來形成的極具有發展潛力的企業集群，美國的硅谷就是杰出代表。這種類型的企業集群有別于傳統企業：一是所要求的科技含量較高，絕大多數都是高新技術企業；二是受技術創新、吸收和應用的影響比較大，受技術商業化程度的影響較高；三是風險企業的成長嚴重受技術生命周期和發展方向的影響；四是企業經營的高附加值和高風險并存。
3.4外力驅動型
外力驅動型是指在外生環境驅動下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模式。外生環境各種各樣，形成的集群方式也形態各異。世界上的絕大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區的風險企業都屬于由國家的政策導向和行政部署形成的風險企業群，它們的集群起初并不是在專業化分工基礎上形成的，而是政府的優惠政策和行政部署驅動起了很大作用；還有一類是基于投資來源國或地區與投資東道國或地區的雙邊經濟貿易關系和文化而形成的風險企業集群。如我國港澳地區的風險投資集中在珠江三角洲，臺灣投資集中于福建，日本投資則集中在遼東地區；再有一類是由大企業改造、分拆而形成的風險企業群。像日本筑波的風險企業就是典型實例。不管集群屬于哪種形態，維持和決定集群持續發展的最終決定因素是風險企業的產業鏈，外生條件并不能長久地維系。
4我國風險投資的集群現狀分析
4.1相互依存的風險企業網絡體系并未真正形成
我國的風險企業大多是通過依靠提供土地、行政命令和優惠政策等措施而形成的空間集群。這種集群模式使得許多風險企業大都是因為外部的優越條件嵌入的，而不是依賴內在價值鏈自然衍生而形成的，這樣企業間就難以形成依靠各自核心競爭能力相聯起來的專業化分工協作的網絡體系，最終導致企業集群“先天不足”，價值鏈整合力度不夠、結構單一、企業關聯度低、缺乏協同效應和植根性。隨著改革開放的擴大，地區政策差距日益縮小，這種空間上的聚集就表現出很大脆弱性，當某一區域的土地成本、勞動力價格等區位優勢及稅收優惠政策發生變化時，這一區域內的一些風險企業就可能會向其他政策更優惠的地方流動。
4.2高素質風險投資人才的缺乏
風險投資是一種現代新型投資方式，涉及諸多學科的理論和知識，實踐性極強，對人才素質要求很高，直接決定著風險投資的成敗。而我國目前現狀是，雖有大量科研成果，但缺乏既有技術、管理，又有金融等專門經驗的人才對其商業化前景的準確評估，致使現在大部分風險投資基金不敢投出去。而科技人員雖然有創業熱情，創新能力也較強，但他們由于缺乏管理和融資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也不能把科技成果真正產業化。外資和民間資本雖然有進行風險投資的意向，但由于相互缺乏信任，也很難找到可靠的人。所有這些都是長期以來我國缺乏高素質的風險投資復合型人才造成的。
4.3風險企業集群技術創新能力不強
對于產品生命周期短暫的高新技術風險產業來說，一個創新產品比較容易達到成熟階段。當達到成熟階段時，產品的利潤就降低，競爭加劇。此時，企業要繼續獲得競爭優勢的策略一般有差別化競爭和低成本競爭。低成本競爭可能會因其他風險企業更低的成本而使得該企業被淘汰，而采取差別化競爭的企業則必須通過不斷的技術創新才能獲得競爭優勢。目前，我國的技術創新尤其是持續創新能力不強，大多數企業以引進國外成熟的高新技術為主是導致我國風險企業競爭力不夠強大、資源配置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4.險投資的資金來源渠道不暢
國際經驗表明，風險資本主要來源于機構投資者和個人等多渠道的民間資本，政府作為公共事業的管理者，則著重通過制度安排來扶持風險投資。而我國目前風險投資規模較為狹小，資本來源過于單一，大部分靠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的直接投入獲得。由于政府和國有企業資金運用的壟斷性、來源有限性以及與風險投資本質的相悖性，政府的過度參與必將極大制約民間風險資本的發展。
4.5風險企業的中介服務機構不完善
風險資本從籌措、投入到退出都離不開中介服務機構，它是以消除投融資者之間的信息非對稱為目的，提供資金供求雙方的匹配、信息咨詢、培訓等服務的平臺。目前我國雖然建立了一些中介機構，但大多數獨立性較差、地方行政色彩濃厚、市場條塊分割現象嚴重。一般中介機構都掛靠在行政機關、事業和企業主管部門等，很難保證人員、資金與管理等方面的獨立性，勢必影響執業過程中的公正性。此外，由于各類中介機構缺乏必要的行業自律管理和法規規范，導致中介機構降低職業職守，違規違法現象嚴重，從而削弱了其在社會上的中介地位。同時，在資本市場中，風險投資業務的法律地位和準則明顯不足，相關法律尚未制定；各個中介機構還沒有形成全國統一的執業標準體系，各地中介機構都按自行標準開展業務，形成了法度不一、各自為政的局面，從而導致中介機構缺乏信用認知性。
5對策與建議
（1）各級地方政府應從產業組織的戰略高度，選擇合適的行業，在公平、互利的基礎上，引導風險企業走集群化的發展道路。政府應尊重集群的內生性規律，要注重某一區域內主導風險企業的培養，發揮它們的“羊群效應”，通過其產業環節的支解，衍生出一批具有緊密分工與協作關系的關聯小企業，進而形成一個相互依存、密切聯系的產業技術鏈，從而推動整個風險企業集群化的成長和網絡體系的形成。
(2)風險投資產業集群的成功，人才無疑是第一大要素。為此，要通過實踐，發現和培養有潛力的人才；要有計劃地把國內有一定風險投資管理經驗的人員送到國外發達國家培訓；要聘用在國外從事風險投資的華人專家回國工作；盡快建立對風險投資家的激勵約束機制。
(3)疏通民間資本轉化為風險投資的渠道，實現由單一的政府投入型向多元化投入型發展的轉換。為此，我國在目前法律體系的現狀條件下，要盡快制定《風險投資法》，為風險投資機構的設立、運作與收益分配提供法律依據。
(4)完善風險投資的服務體系建設。盡快培育中性的風險投資中介機構行業協會，對各機構進行分工與協作，發揮其服務體系的整體功能。加強中介機構的自律建設。完善中介機構的外部法制環境，盡快出臺和完善《證券發行和交易法》和《投資顧問法》等各種法律法規。加強從事中介機構人員的培訓，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加快各種信息服務業的建設步伐，形成全國統一的、與國際接軌的風險投資中介運作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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