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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域日照差異與地區建筑布局差異我國南北日照差異較大，不同地區人們為了適應當地氣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氣候炎熱多雨。為了通風，南方建筑總是選擇最有利于通風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國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單元結構的民居組合形式。單元式結構的房屋就是住房、倉庫、畜圈等連在一起的一棟房子。一層建筑通常是長條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兩層建筑一般上層住人下層圈養牲畜或儲存谷物等。三層建筑一般底層用作廚房、畜圈，二層為儲存室，三層住人。單元結構的民居多為獨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國福建地區的客家人，將許多單元式結構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圓形土樓，以達到增進團結，共同防衛的目的。我國北方日照較弱，為了充分吸收太陽的熱能，總是盡可能選擇將房屋平鋪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這種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為住房、倉庫、畜圈等彼此分離而相距不遠，周圍用圍墻相接，形成獨家獨戶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東西兩邊為廂房，門向院內開，南面是墻。四合院的轉角互不相連，廂房不遮正房，以便盡可能地獲得太陽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簾架門、天棚、火灶等都可適應我國北方夏熱冬寒的氣候。另外，受中國人含蓄內向的性格特征的影響，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連，圍墻環抱，圍墻成為主要景觀。如北方四合院，進門便是影壁，可擋住行人的視線，過了影壁還有二門，既垂花門。垂花門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內院。
二、南北差異視閥下的中國傳統建筑類型
（一）地域地勢差異與地區民居建筑差異特定地域的自然條件與人文環境對民居建筑的影響相對明顯，反映出不同地區的風土與文化。民居建筑結構簡單、造價低廉，往往在建造過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過程中總是盡量從本地條件出發，努力與本地的日照、氣溫、地勢、物產乃至當地民風民俗相適應，因此具有濃郁的地域特色。我國南北地域文化差異對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響深遠，南北民居建筑具有顯著差異。北方地勢平坦開闊，但日照較弱，受這一地勢影響，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風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為坐北朝南，且大門多處于東南角，有紫氣東來、壽比南山之隱喻。宅院中軸線以倒座、垂花門、正房、后罩房組成南北主軸，正房以坐北向南為貴，長輩住上房，兒孫輩依輩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顯的上下、長幼的倫常秩序，暗合北京作為的天地君親師的宗法觀念。我國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勢不如北方平坦開闊，但日照充分。受這一地勢影響，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脈逶迤而房屋朝向亦變，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觀相對較弱。如云南大理地處由南向北的橫斷山脈，西靠蒼山，東鄰洱海，常年主導風向是西南風，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為坐西向東。這樣的住所有比較開闊的視野，但也能達到風不進門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較縱向尺度小，頂部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這樣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內部留下較多陰涼。
（二）地域宏觀背景差異與地區園林建筑差異我國園林建筑按區域可分為北方園林和南方園林，南、北園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會背景等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異。這與我國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氣候特征、植被特色有著密切關系。首先，從社會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頭的史書”、“凝固的歷史”，特定時代的建筑總是在敘述時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詮釋著那個時代的政治、社會、風俗民情等。我國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麗堂皇、氣勢恢宏的皇家園林?；始覉@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貴族居住、游玩，也可進行各種政務、宗教活動。園內多建有神仙島和瓊樓玉宇，以求國泰民安和長生不老。在南方，園林多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園林。造園的立意構思多出于詩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聯和匾額，透溢出濃厚的書卷氣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臨水或迎面敞開，以供飲娛樂，以便潛讀欣賞。其次，從氣候特征上看，我國北方園林嚴實、封閉，少空透，多單元開窗，以保持室內溫暖，抵御嚴寒。而南方園林建筑則層次分明，內外貫通，多敞口，可使空氣流通順暢。最后，從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獲得的太陽輻射少于南方，樹木花草的凋零時間長于南方，所以園林植被多選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紅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對比鮮明，顯得絢麗奪目。而南方園林則草木種類豐富，四季繁花似錦，描繪出一片姹紫嫣紅的繽紛景象。
（三）地域資源差異與地區佛教建筑差異佛教建筑是我國建筑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佛教建筑呈現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異。這種差異也是與我國南北地域資源差異相適應。我國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開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無我”和“超脫”的出世觀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風景勝地。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為我國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還因為南方氣候溫暖濕潤，風景勝于北方?！吧叫斜緹o雨，空翠濕人衣”的感覺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體驗到?！疤旌訏炀G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華山才能觀賞到。古木參天，海天一體的玄奧氛圍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國北方多晴朗天氣，山體風化層薄，植被稀疏，巖石，便于開鑿，所以佛教建筑多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額的建筑資金。北方地區靠近首都，易于獲取皇室贊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岡和洛陽龍門兩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遷至洛陽。石窟寺的出現地區與我國佛教文化的傳播路線是一致的，即沿著絲綢之路，由西向東，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適應了佛教在我國傳播和發展的需要。我國南北佛教建筑的差異也適應了我國佛理的發展。北方佛學“重禪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開窟造佛。南方佛學重視探究義理，所以構建木結構的佛寺，用以開壇講經。
中圖分類號：G623.4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試將其放置在古代文學背景中，旨在從其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梳理出其總體特征，于學理上探尋其自身的變異脈絡及與它時段文學的內在聯系，呈顯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發展歷程；文人集團
魏晉南北朝是指東漢建安年代到隋朝統一約 400 年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國家分裂，政局比較動蕩，以致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動蕩又導致了集團間的權利之爭，使許多有志之士懷才不遇，甚至遭受殺身之禍，是歷史上少有的恐怖時代。誕生在這一時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呈現出獨特的特征！
1 魏晉南北朝文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特殊的階級地位，使其擁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社會力量，他們壟斷政治，世襲貴族，這樣就造成了寒門庶族沒有仕進的機會，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這種社會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庶族強烈抗爭士族控制政治權利、傾瀉不滿的現象。
1.2 就思想狀況而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后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隨著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價值觀、生活觀，社會倫理觀不斷產生，哲學的本體論、思辯邏輯不斷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學、佛教和道教都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歷時約 400 年！
建安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開端，這一時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還有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描寫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為主，詩風大都慷慨激昂，悲壯但剛健有力，史稱“建安風骨”。
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學。這一時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處在魏晉換代之際的正始文學，被司馬氏掌權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響。這一時期的文人面對政治的黑暗，選擇了老莊的“無為而治”做消極抵抗，這一時期的文學也真實的反映了現實，只是與慷慨悲壯的建安文學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學大多是憂生的嗟嘆。
兩晉文學又分為東晉文學和西晉文學。
東晉文學時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在語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這一時期對門閥制度的抗議、寒士不平之鳴的作品尤其突出，成為富有光彩的亮點。東晉文學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園詩，山水詩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謝靈運和齊代的謝眺。最有成就的田園詩人則是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擅于從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詩意，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這個時期還出現出現了南北方發展不均衡的現象，這一點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體現，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摯純潔的愛情生活，風格清麗婉轉，而北朝民歌則反映著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深重苦難，風格粗狂剛健，這些都與當時南北方的社會現實有關。
3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
南北朝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文學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文人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文學創作的規律，也就是對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了相當的認識和把握，進入相對自由的創作狀態，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3.1 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地重要標志：
一般來說，所謂文學自覺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文學從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二是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和認識；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而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地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學開始脫離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轉為非功利的供人欣賞的藝術形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了個人的行為，可以自由的抒發生活體驗和情感，使文學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儒家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在此時幾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漢代的大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演化為抒情小賦，作家開始在小賦中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寫出了獨特的感情內蘊。
（2）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樣式趨于精致化。在這一時期五言古詩得到長足發展，并趨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體得以確立，并為唐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齊梁時期，更是創作出了一種新詩體即“永明體”，這種詩體是律詩的前身，梁陳時期出現的宮體詩擴大了詩歌的領域，體現了新的美學追求。
3.2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文人集團活躍：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普遍受到重視，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進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動，成為了一種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動，文人集團因此形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被后人稱道是建安時代以曹氏父子“三曹”為首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集團和魏末晉初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此外，還有西晉時候一權臣賈謐為首包括陸機、左思等人在內的“二十四友”、東晉時以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游、齊代的“竟陵八友”
還有梁代的帝王太子們各自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人集團，這些文學集團間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和演變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刺激了文學的興盛和發展，而且文學集團在舉辦活動中的相互影響，使文人思想發生碰撞。常常會產生新的文學思想，使文學風格多樣化，刺激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2549（2017）05-0007-03
從1999年開始，我國高校連年擴招，高等教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到2013年，全國毛入學率達到34.5%，浙江省毛入學率首次突破50%達到51.7%，緊隨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在全國各省中率先進入到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化使更多學生有機會進入高校學習，但隨之而來的是大學生群體的極大分化，大學生的學業問題頻頻見諸報端。有數據顯示，因學業問題而自殺的學生占全年大學生自殺總數的18.9%，學業問題已成為大學生自殺的兩大直接誘因之一。
學生學習困難是一個世界各國在教育發展中普遍存在的問題。1963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柯克（samuelA.Kirk）首次提出了“學習障礙”（LeamingDisabilities）概念，在中國被譯為“學習困難”。學習困難學生的教育在美國備受關注，是美國特殊教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隨著學習困難大學生人數的增加，各高校和不少研究者都高度關注這一群體的教育需要，并為其提供特殊教育幫助。國內直到20世紀末大學生的學習困難問題才開始進入公眾視線。以“學習困難大學生”、“大學生學習困難”、“高校學困生”和“高校學習困難生”為檢索詞，從中國知網搜索2000-2015年的資料發現，十六年共發表各類文章98篇，研究成果稀少。從研究內容看，以學習困難大學生心理實驗分析和日常教學、管理實踐探討為主；從研究方法來看，以相關研究為特征的定量研究居多，深入的質性研究還處于空白。
本研究旨在運用質性研究方法一扎根理論研究（GroundedTheory，GT），對我國大學生的學習困難問題作初步探究。研究的主要目聳牽旱諞唬探查大學生學習困難的現狀及其對學習的看法，分析造成學習困難的因素；第二，描述大學生學習困難的初步范例模式和學業轉化基本原理；第三，提出相應的干預和幫扶舉措。
一、研究方法和過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扎根理論（groundedtheory）是一種運用歸納方法對現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結果，經由系統化資料搜集與分析而構建某一理論的質化研究方法。扎根理論的宗旨是在分析資料的基礎上建構理論，通過資料編碼和歸類實現。根據逐漸抽象的程度把編碼分為三個不同的層次：一級編碼―開放式登錄；二級編碼――關聯式登錄（又稱軸心登錄）；三級編碼―核心式登錄（又稱選擇式登錄）。扎根理論的研究流程見圖1。
（二）研究過程
1.被試選擇
綜合現有研究資料，目前國內學習困難生主要是指感官和智力水平正常，但學習成績明顯低于同級學生，不能按學校人才培養方案、教學要求正常完成學業，并因此受到退學、跟班試讀、延長學習時間、不能授予學位、不能按期畢業等學籍處理的群體。本研究的標準為：學習成績經過補考仍然有4門次以上不及格，或者連續2學期獲得學分低于12學分。
按照上述標準，本研究選取了28名浙江省某高校學習困難大學生為訪談對象。其中男生23名，女生5名，從大一到大四依次為2、9、11、6人。所有訪談對象的年齡在18-22歲之間，分別來自金融學、財務管理、機械設計制造及其自動化、能源與環境系統工程、包裝工程、土木工程、自動化、通信工程、計算機、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與工程、英語、法學、工業設計等14個專業。研究第1階段采用隨機訪談，第2-4階段的訪談對象通過理論抽樣選?。ㄓ绕溥x擇了不能如期畢業的大四學生）。
2.訪談內容
本研究訪談的主要內容如下：
（1）請您描述下您目前的學習狀態？
（2）您對自己的學習有目標和要求嗎？您如何處理各類學習任務？
（3）您覺得目前的學習成績反映了您真實的學習能力和水平嗎？
（4）您覺得是什么原因讓您學習成績不理想？為什么？
（5）您覺得您身邊類似于您這樣學習狀態的同學多嗎？為什么？
（6）學習上有困難時，您最想找誰幫助？
（7）您覺得在大學里什么事情對您來說最重要？
（8）您覺得高中學習與大學學習有什么不同？
（9）您的興趣愛好是什么？
（10）您認為學校在教育管理方面做哪些工作會更有利于幫助學習困難大學生？
3.研究步驟
研究分為四個階段，各階段的研究情況見表1。
階段一數據采集分別以個別訪談和小組訪談的方式進行，共訪談19人，創建大學生學習困難的表現、原因和調控策略等三個初始類屬的一系列代碼。其中11人在4-5人組成的小組中訪談，8名學生個別訪談。
階段二采用半結構化個別訪談，被訪談者回答預設的10個問題（與階段1同）。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圍繞問題，每次只對一個類屬進行深度分析，并圍繞著這一類屬尋找關聯關系，并尋找出每一個類屬在概念層次上是否存在潛在相關。通過關聯式登錄，最終梳理出大學生學習困難成因的四大類屬，即學生個體因素分為學習基礎、學習態度、學習動機、學習興趣、自控能力、個性性格6個次類屬；學校因素分為教育教學、學生管理、課余文化3個次類屬；家庭因素分為家長觀念、家庭經濟狀況、家庭結構和家庭成員間關系3個次類屬；社會因素分為社會風氣、生源地教育水平差異2個次類屬。
階段三采用核心式登錄，即選擇大學生學習困難的核心類屬，建立核心類屬與其他類屬之間的聯接關系，構建學習困難成因的初步范例模式。隨后，繼續采用階段2的半結構化訪談方式，深度采訪3人，進一步檢驗在前兩個階段中確認的重要類屬和屬性，更為詳盡地探尋每個類屬內部諸次類屬間的關系；讓被訪談者討論范例模式中的四大類屬彼此間如何關聯；組建一條故事線，描述大學生學習困難形成過程。階段三類屬、次類屬和概念類屬如圖2所示。
階段四目標在于理論飽和度檢驗，檢驗和解釋已建立的范例模式，對2位預留學生訪談驗證。結果顯示，構建的范例模式中的類屬已發展得足夠豐富，對于大學生學習困難成因的四大類屬均沒有發現新的次類屬和關系，核心類屬內部也沒有形成新的構成因子，理論上達到飽和。
二、結果分析
（一）大學生學習困難成因的范例模式
根據前3個階段的研究資料及分析，形成大學生學習困難成因的范例模式（圖3），并在階段四中進行了驗證。
從圖3中可看出，高中教育與大學教育相脫節導致部分大學生從一入學就難以適應大學生活，可將其界定為前置因素；學生個體因素是內因，直接導致了學業困難；學校、家庭和社會三個因素是驅動強化因素，影響大學生學習困難的方向和強度。具體分析如下：
個體原因是大學生學習困難的直接因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讓更多的學生有機會進入大學，但是有些學生學習能力和學習基礎欠缺，難以適應大學學習生活；一些同學對高考所報學校和專業知之甚少，不習慣也不能適應大學的專業學習，無法順利完成學業；隨著教育高收費和就業壓力的不斷增大，學生的學習目的越來越功利，大學學習旨在獲取文憑，學習動機弱化；大學學習與中學學習存有很大不同，大學的學習形式不再局限于課堂教學，部分學生自我管理能力較差，不能自主安排學習生活等。
學校是影響大學生學習困難的重要間接因素。部分課程學習比較枯燥，學生學習興趣不高；部分教師仍習慣于“滿堂灌”教W方法，導致學生“需”與“求”之間的矛盾；學校學生管理仍較為粗放，不能及時掌握每個學生的狀況和變化，學業指導不夠“精準”；學習氛圍影響巨大，班風好的班級學習氛圍就好，一個舍風好的宿舍，基本不會出現學習困難生；學生的校園生活仍不夠豐富，部分學生沉浸在游戲和聊天中不能自拔。
家庭和社會因素也是造成大學生學習困難的間接相關因素。多數家長認為學生進入大學就等于進了保險箱，放松了對學生學習的關注，有些家長更是不聞不問；一些大學生因家庭經濟困難，產生自卑心理和抑郁情緒，影響學業；一些家境優越的學生，自我感覺良好，認為學好學差無所謂；一些成長在單親家庭或不和諧家庭的學生，在性格上受到影響；還有些來自偏遠地區的學生學習基礎薄弱，個別課程學習難度較大；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和社會弊端，也嚴重影響了學習困難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二）學習困難大學生學業轉化的原理
目前，學習困難大學生的存在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要想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根據不同學生學習困難的成因，對癥下藥，逐步預防和轉化是完全有可能的，關鍵在于激發、形成學生自我學習、自我教育的內部動力機制。為此，根據上述范例模式，本研究提出如圖4所示的學習困難大學生學業轉化原理。
我們認為，學生學業轉化需要內、外部系統的聯合作用。學生本人認真評估自身學習基礎和學習能力、嘗試改變學習狀態，逐步增強學習動力并付諸行動、努力學習，學校積極創造環境、深入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加強引導和過程監控，再結合家庭―社會一學校互動等方式，是可以達到減少學習困難大學生數量的目的的。
同時，對學業轉化成敗的調控和分析策略會影響大學生個體對學習困難各形成因素的評價。根據學生的內外歸因，幫助其逐步消解消極歸因，增強積極歸因，通過改變困難大學生的自我認識，影響其后繼的學習行為。
中圖分類號：K2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論著類（含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成永娜，《烏桓民族關系探析》，煙臺大學碩士生論文，2009年。
郭鵬，《十六國時期慕容燕集團文化述論》，西北師大碩士畢業論文，2009年。
閔海霞，《匈奴發展史研究》，蘭州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吳松巖，《早期鮮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學博士生論文，2010年。
蔣東明，《慕容鮮卑興衰原因探析》，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李莎，《論烏桓、鮮卑的南遷及其對漢匈關系的影響》，渤海大學碩士生論文，2012年。
陶麗根，《拓跋鮮卑早期史地綜考》，內蒙古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鮮卑對“中國”認同問題研究》，吉林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劉洋，《東漢王朝東北地區治理政策研究――以東漢王朝與鮮卑的關系為重心》，廣西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3年。
梁云，《拓跋鮮卑早期歷史若干問題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3年。
周劉備，《唐代詩人眼中的漢代邊疆問題》，華中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洪波，《兩漢時期的馬政與邊疆安全》，東北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李煥清，《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名號與崇山習俗考論》，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李路《漢代東北邊疆民族文化與漢文化交流研究》，東北師范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6月
張婷婷，《鮮卑族民間美術造型》，哈爾濱師范大學碩士生論文，2014年。
高建國，《鮮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內蒙古大學博士生論文，2014年。
二、論文類
理論研究綜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鮮卑文化改革沉思》，《網絡財富》2009年01期。
閆祥云、馬成軍，《拓跋鮮卑史學自覺與北朝史學編纂》，《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02期。
姚勝，《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學學報》2009年03期。
李煥清、王彥輝，《匈奴“甌脫”考辯》，《史學理論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陳文，《簡述東漢前期對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師范學院學報》2009年04期。
薛海波，《試論漢魏之際東北各民族的政治發展形態――以部落酋豪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年08期。
閔海霞、崔明德，《試析南匈奴未能實現統一的原因》，《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論邊疆問題與歷代王朝的盛衰》，《東北史地》2009年11期。
陳得芝，《秦漢時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應達，《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漢代東北亞封貢體制初探》，《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內蒙古地區鮮卑歷史的研究意義》，《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0年06期。
秦樹才、梁初陽，《〈后漢書〉中國民族史史料概說》，《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楊春奮，《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男子發式微探》，《雞西大學學報》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鮮卑研究回顧》，《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01期。
王冉，《論早期鮮卑和東胡的淵源》，《劍南文學（經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開鏡，《魏晉南北朝鮮卑民族性觀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麗莎，《魏晉時期鮮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壓》，《呼倫貝爾學院學報》2012年12期。
尹波濤，《略論馬長壽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烏桓與鮮卑〉為中心》，《西北民族論叢》2013年08期。
李曉標，《區域旅游開發中的文脈分析研究――以拓跋鮮卑民族文化園為例》，《現代營銷（學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鳳，《知網所見鮮卑族族源研究綜述》，《青春歲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歷程與慕容改姓》，《西華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試論鮮卑語、契丹語和滿語的關系》，《滿語研究》2014年12期。
趙紅梅，《漢代邊疆民族管理機構比較研究――以度遼將軍、護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將為中心》，《黑龍江社會科學》2014年09期。
起源與發展史
李海葉，《北魏時期的慕容與鮮卑》，《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03期。
黃河，《3-4世紀昌黎鮮卑胡姓群體初探》，《東北史地》2010年01期。
趙學政，《詩歌（詞）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鮮卑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憲，《拓跋代與平城》，《學習與探索》2010年03期。
李書吉，《拓跋魏代北史實拾遺》，《學習與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關于拓跋鮮卑的發祥地問題――與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國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漢時期烏桓歷史辨析》，《史學集刊》2011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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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碑是我國南北朝時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稱，大體可分為碑刻、墓志、造像題記和摩崖刻石四種。北魏書法是一種承前啟后的過渡性書法體系，對當時的隋唐楷書體的形成產生了巨大影響。本文主要對造像題記研究綜述。
一、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適應社會意識需要的佛、道之學勃然興盛。尤其佛學，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學之士，撰寫文章以紀其事?；蜩徥宰鞅?，或就天然巖壁摩崖刻寫，一時間，從漢代風行的立碑時尚，轉向佛學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東晉以后，南北分裂，書法亦分為南北兩派。北派書體，帶著漢隸的遺型，筆法古拙勁正，而風格質樸方嚴這就是所說的魏碑。南派書法，多疏放妍妙，長于尺牘。南派以王羲之為宗，承江左風氣，多以書牘見稱；北派以索靖為宗，繼中原古法仍存隸意，以碑板見稱。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說的“魏碑”。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如宋代歐陽修在其著作《集古錄》一書中也有講到當時北魏石刻風格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再如近現代的步連生先生的《龍門北魏窟造像藝術探源》中就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等進行探析研究。以及1985年出版的董玉祥先生的《龍門石窟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與發展》也進一步講述了北魏造像題記的歷史背景文化背景。并且由于北魏的歷史人文環境背景都可以在史書上得以考證查詢，故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歷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并無更多的空間去研究探討。
二、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基本上就是關于一些宗教的文章。北魏時代，鮮卑貴族和親強地主大興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發愿的記錄一一造像記則應運而生。
在這一點上，歷代書法家、書法研究者的觀點基本一致。宋代書法家歐陽修在其書論《集古錄》中就陳述過北魏造像題記的內容。宋代趙明誠對北魏造像題記的文字內容也有所提及。以及后來清代中期的黃易、孫星衍等書家都對北魏造像題記中的內容文字有所研究。到了清代末期康有為著作的《廣藝舟雙輯》更是對北魏造像題記文字做了詳細的考察研究。我們的北魏造像題記也受到外國書法愛好者的關注，比如1907年秋，法國漢學家沙畹對龍門石窟做了調查，于1909至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國考古圖錄》，于第二卷中公布了大量龍門石窟造像題記圖片，并將550副造像題記的文字翻譯成法文，并做了考證。1902至1920年，許多日本學者也考察了龍門石窟，先后出版了一些綜合性圖集。于1941年出版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著作的《龍門石窟之研究》對前人對龍門石窟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并且公布了大量的照片、圖片、拓片、拓本并對各個石窟內容文字進行了詳細的介紹。到了民國時期，國內學者對龍門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關百益《伊闕石刻圖表》，該表收集了若干照片和拓片，并以簡要的表格形式進行說明解釋各個石窟的名字及其銘文，是近現代國內學者研究龍門石窟重要的參考資料。當然建國以來我國書法家、文字學家等也對北魏造像題記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探索，比如1959年出版的劉汝醴先生的《關于龍門三窟》，以及1985年出版的溫玉成先生的《古陽洞研究》和1987年出版的宿白先生的《洛陽地區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以及1985年出版董玉祥先生的《龍門北魏型造像風格的形成于發展》等都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有所講解，并且基本上講解內容都是佛教相關的文字且多為發愿祈福的文字。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內容文字的研究并無過多的研究空間及研究內容。
三、 關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的研究
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與其他魏碑比如墓志、碑刻等藝術風格基本相似的，但是造像題記更顯刀刻之美，更顯大氣磅礴之氣場。北魏書法風格主要體現它的金石氣并且書法中帶有漢隸韻律。
對于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風格的研究歷史上，歷代書家的觀點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清朝中期以前的書法歷史中，書法學習者并不把北魏碑刻尤其是造像題記作為學習效法的對象，當時人們并沒有發掘出北朝碑刻的藝術價值，直至清代中后期，北朝魏碑書法才逐漸發展起來。在清代中后期的阮元、包世臣等書法家開始著重的研究北魏魏碑的書法藝術，繼而研究北魏造像題記的書法藝術風格。阮元所作《南北書派論》、 《北碑南帖論》均有提到北魏造像題記書法藝術特點的描述。以及后來清代末期的康有為著《廣藝舟雙輯》中提出尊碑之說，特別尊崇北朝碑刻并且提出了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書法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F當代國內學者關于龍門石窟研究的代表性論文中，從書法角度對北魏造像題記進行專門研究的很少，但也有幾篇，比如孫貫文的《龍門造像題記簡介》、李玉昆的《龍門碑刻研究》等論文作品從書法的角度進行了初步研究。李玉昆主要對龍門造像題記、龍門碑刻的形制、書寫形式?？坦さ冗M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討。李玉昆還指出，龍門造像題記的刊刻是先在石頭上打上紅格子，然后再書丹，石工按丹書刻出，而格子有的刻出，有的沒有刻出，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刻出的紅格子已經不見，只見其文字。孫貫文在《龍門造像題記簡介》主要講到兩部分，第一部分為題記著錄、錄文與訪拓，第二部分為題記中各種資料的說明。以上著作的觀點基本都是根據造像題記的年代背景進行藝術化分型，并且總結出的藝術風格基本一致的。簡單講就是雄強、樸拙、自然天成的藝術特點。現代學者華人德在2003年上海書畫出版的《六朝書法》中講解了造像題記的刻工的文化背景，以及題記字體風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以整個北魏造像題銘書法藝術風格為研究方向并無多大的探索空間，但如果以一副造像題記為主體去研究其的書法藝術風格空間還是很大的。況且由于北魏造像題記碑刻有很多傳世作品并沒有人逐一分析研究，故對北魏造像題記單一作品進行書法藝術分析是可以進行研究討論的。
由于本文選擇的題材涉及范圍過于廣泛，故文中涉及的書法家、學者比較多，所以并沒有把每一位學者著作觀點進行詳細的注解，只對重點觀點進行解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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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是城市之根本，也是城市之靈魂。我們要將歷史沉積下來的精華充分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形成城市精神的核心凝聚力，從而促進其更好更快地發展。
1.悠久的歷史文化和濃厚的地域特色展現揚州的包容精神
揚州擁有兩千五百年的歷史文化傳統而依然生生不息，經歷了數代的繁榮又曾幾度被毀滅的滄桑風云而寵辱不驚，泰然自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造就了揚州海納百川、兼容并蓄、富于創造性和開拓性的精神。
1.1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特色
1.1.1文學上的雅俗共賞
揚州的文學創作源遠流長，名家輩出，據初步統計從漢末陳琳至現代朱自清，名揚全國、有著作廣傳者就達200人以上，傳世文學書籍不下千部萬卷，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文學評論等方面均有碩果，民間文學也有豐厚的積淀，其民間文學種類豐富，有神話、傳說、故事、寓言、笑話、歌謠、諺語等等。如此之多的文學樣式并行不悖、相互促進。
1.1.2學術上揚州學派的集大成
揚州學派形成于清代乾隆、嘉慶年間，繼吳、皖兩派漢學而起，在經學、小學、?？睂W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研究成就將乾、嘉漢學推向巔峰。
1.1.3藝術上包容多種形式
揚州的文化藝術延綿不斷，種類眾多，有曲藝、戲劇、音樂、舞蹈、繪畫、書法、篆刻、攝影等多種藝術形式，其中以書畫、曲藝、戲劇成就最高。
1.2兼容南北的人文地域特色
揚州地處南北交通的樞紐咽喉，自古以來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均受到各地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影響，集百家之長，包容萬象，融合四方。
1.2.1工藝品，集南北技藝于一身
揚州擁有很多由現存民間工藝制成的工藝品，例如螺鈿妝成翡翠光的漆器、琢磨人間新輝煌的玉器、一剪之巧奪神工的剪紙、頓使樓臺增燦爛的彩燈、小中見大景色稠的盆景等等，其中以“南秀北雄”的漆器和“清、精、雅、健”的玉器最為有名。
1.2.2園林，集南北風格于一處
陳從周先生曾經說過，“園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揚州園林則集徽州風格、蘇州風格和北京風格于一身。明清時期，徽商在揚州大規模建筑園林和住宅，蘇州的匠師因為舟船之便來揚州修建園林的也頗多，當地官員為了取悅皇帝修建了許多仿官式、京式的高大園林建筑，由此，揚州園林較北方園林，少了幾分登高望遠的闊大氣象，少了些許金碧輝煌的皇家氣概，更少了一覽無余的曠達氣息，而多了回環曲折、柳暗花明的精巧布局，衡宇相望、門窗軒豁的寬闊胸襟，精雕細琢、陳列高雅的文化氛圍。與南方園林相比，揚州園林雖然也有文氣、靈氣、秀氣，但少了幾分雕琢和繁富，多了些許質樸和簡潔。我們不得不為揚州園林氣勢浩大而又溫柔細膩的特色拍手叫好。
1.2.3飲食，會南北口味于一爐
揚州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東瀕大海，西接皖北山區，域內古運河縱橫南北，水網密布，地勢平坦，是“物產之饒甲江南”的魚米之鄉；揚州歷史上幾度興衰，其盛時，各地達官貴人紛至沓來競相斗富，其衰時，無論名門望族還是貧民百姓，都舉家遷徙他處。這樣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和豐富的歷史變遷形成了揚州獨特的貫通南北的特色飲食。
1.2.4城市，融南北之人于一地
自古以來，揚州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吳王夫差開邗溝，隋煬帝開運河貫通南北，處于水運樞紐處的揚州自然成為經濟高度發達，各路商賈往來貿易的集散地，大量外來人口涌入揚州。揚州曾容納過多少大江南北的文人墨客、大賈商旅以及黎民百姓，從沒有人因窮困而被這座城市遺棄，無論興盛或衰敗，揚州一直以仁義道德的博懷迎接著四海來客。
2.當代揚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所面臨的危機以及原因分析
從歷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兩方面來看，揚州自古就擁有包容精神的深厚底蘊，但與過去相比，從人們的思想意識到行為舉止，從日常生活到旅游休閑，人文的包容精神都在逐漸淡化，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注意，揚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2.1改革開放之后，市場化的沖擊淡化了人文精神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市場化機制日趨形成，自由競爭與交流已成為一種主流趨勢。省際間的交流不斷完善，區際間的聯合逐步形成，國際間的往來也日漸頻繁規范，多種文化正走進我們的生活，許多新的文化正在形成，固有文化正在面臨這些文化的嚴峻挑戰，揚州這個處于長江三角洲，經濟文化高速發展的城市，原有歷史文化積淀下來的人文精神同樣受到威脅。
首先，大眾文化在中國迅速崛起。人們在無意識的狀態下接受著大眾文化越來越頻繁和猛烈的沖擊。人們不斷地以產業的形式生產著大眾文化，享受著大眾文化，消費著大眾文化。
其次，外來文化迅速興盛。在揚州這座融八方之人于一處的城市，外來人口眾多，其它省市和國家的人口以各式各樣的社會角色在揚州生活，隨之而來的各地文化齊聚在此，一種文化形成一種精神，各種精神的匯聚，使揚州的歷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受到了巨大威脅。
再次，市場化機制的形成，人們的價值取向趨于功利化，文化也具有了商品性?！盁o利不起早”成為當今人們都不陌生的一句話，做任何事只圖一個“利”字。教育也逐漸實用化，從孩子的培養上就已經陷入了一個“唯利是圖”的誤區，人文精神不被重視，包容精神更無從談起。
最后，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原本“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組相對的概念，科學技術的發展，使人們崇尚一種科學的精神，而忽視了人文的精神，以科學技術精神中的理性所表現的文化產品“整齊劃一”，生產和消費不斷重復，“把因循守舊的行為模式當作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強加給個人”，扼殺了人的個性、自主性和創造性。用量和質來區別一切事物使得揚州人文的包容精神無從體現。
2.2人們對包容缺乏正確理解
現在的揚州，外來文化帶來了新的意識和理念，造就了與以往不同的文化和地域風格，體現在文學、藝術、園林、飲食等各個方面。外來的文化固然應該借鑒，但不能夠全盤接納，我們應該學習魯迅的“拿來主義”，取其長者，為我所用。
包容和吸納天下人才，寬容和學習各種先進文化的城市風格，倡導容納世界的宏大氣量和向外開拓的進取精神。揚州人文精神中的包容乃是一種“各美其美，以美為美，美美與共，是為大同”的精神。
2.3當前揚州在城市人文精神建設方面存在問題
首先，人們對城市人文精神建設的內涵，揚州建城歷史與人文精神建設的關系，城市人文精神建設的著力點和突破點還缺乏明確的認識，尚未形成濃厚的人文文化氛圍，人文建設相對于經濟、科技、社會等方面的發展還比較滯后。
其次，硬件設施建設不足。各種文化、藝術、體育、休閑等公共硬件設施與揚州建設國際化旅游城市的目標要求相比，與知名的文化名城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
第三，揚州引進的文化藝術人才，與現實的發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著質與量上的差距，尤其是近年來高端文化藝術人才出現流失現象。
第四，社會科學尤其是人文科學的研究機構、研究力量、研究成果上存在明顯不足，尤其是結合揚州城市發展歷史開展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精神的研究有待加強。
第五，城市人文精神的凝聚力建設不足。揚州人文的包容精神與上海的“海納百川，追求卓越”，與杭州的“精致和諧，大氣開放”和大連的“創造、創業、創世”等城市精神還是有一定的差距。
3.揚州人文包容精神的建設
據上面分析的揚州人文包容精神所面臨的危機和原因，提出本人的幾點關于揚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設的意見：
3.1文化層面
首先，針對市場化帶來的文化沖擊，應加強對揚州市民的歷史文化教育，把人文教育落到實處，鼓勵不同的思想學術流派的產生、發展和爭鳴，而不是互相侵蝕；為市民文化活動的開展提供足夠的公共空間，促進文化沙龍、文化藝術流派的自由競爭和發展。
其次，加強對揚州歷史文化藝術研究的力度，重點研究與揚州人文精神相關的方面。加強高端歷史文化藝術人才的引進、使用和管理，使揚州成為高端文化人才的棲憩地。加強文化藝術團體的建設，包括高等學校及學術研究機構，為其進行歷史文化藝術研究提供充足的資金、技術及其他必要條件。
3.2意識層面
針對人們對包容精神的錯誤理解，應進一步營造加強揚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設的宣傳輿論氛圍。各新聞媒體采取各種不同的形式，大力加強揚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設的宣傳，開辦專欄、舉辦講座、利用網絡等各種形式，加強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出版單位等也要有計劃地組織力量研究出版人文建設方面的圖書、讀物，從而形成濃厚的揚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設的宣傳氛圍。
3.3制度層面
結合揚州實際，出臺相應的文件和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人文包容精神發展的軟環境。制訂和完善符合實際的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設的發展規劃；制定吸引各類文化藝術人才尤其是高端文化人才的優惠政策，開通便利通道；采取各種措施，留住各類文化藝術人才，使其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3.4城建層面
首先，在揚州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中加大引入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使其與揚州包容精神的文化及地域特色得以有機結合、弘揚光大。在揚州公共綠地、旅游景點等空間合理建設一批具有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中華詩詞主題園，增設能夠表現揚州人文包容精神的書法碑林、石刻等，使廣大市民在休閑、旅游時能夠受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人文包容精神潛移默化的熏陶，并使之成為揚州歷史文化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其次，加強文物保護和博物館建設。加大文物保護開發和博物館建設力度，盡快出臺揚州文物保護的地方性法規；采取切實措施，鼓勵社會及民間力量興辦各類博物館，為方興未艾的民間收藏提供展示、交流和鑒賞的便利，形成多元化、多層次、多種類的特色收藏文化；組織力量編撰有關揚州歷史文化的簡易讀本叢書，形式力求通俗易懂、簡明扼要。
參考文獻：
專著：
[1]許少飛，揚州園林，蘇州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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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肖靜，揚州文化與旅游研究，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7
論文：
[1]趙昌智，試論揚州文化的特點，揚州教育學院學報，2003年12月第21卷第4期
中國最早的陶瓷是青瓷,發現于山西夏縣東下馮龍山文化遺址中,距今約4200年。隨著中國原始藝術的第一繁榮時期的結束，迎來了新石器時代工藝彩陶的第二繁榮期的來臨。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現在河南省淹仰韶村發現。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發現西安東郊半坡村，分布地區集中在關中平原。彩陶以黑色與紅色為主。裝飾圖案有人面紋、魚紋、鹿紋、蛙紋等。而中晚期的魚紋從靜態轉為動態，不在注重形態，通過對口，眼腮尾鰭的描繪來表現魚的動態。半坡型彩陶鐘情于幾何紋樣的造型。說明了我們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廟底溝型彩陶首先發現于河南陜縣廟底溝。主要分布在陜西中地區。廟底溝型彩陶整體造型的線條極為流暢。裝飾圖案多采用圓弧線，直線和點。構成雅致流美的神韻。馬家窯型彩陶是廟底溝的延續和發展。首次發現于甘薯馬家窯。碩士論文，陶瓷史。。馬家窯型彩陶整體風格是豪邁、大氣，有著極強的動勢。圖案中，大量出現平行線，平等圓弧線，同心圓，在漩渦式的滾動中所有出現在圓點，恰恰又產生出靜態美。
到了夏、商、西周時期，陶瓷制作工藝大大提高，而且窖場規模也不斷擴大。由于商飲酒之風盛行，所以陶質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壺、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質的酒器明顯減少。裝飾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選擇比例的權衡虛實，繁簡的搭配在這個時期已經體現出來。這個時期隨著三層花，理性色彩的增強以及竊曲紋，波紋，重環紋，瓦紋等的出現更好的體現了夏商西周時期工藝的提高。
秦漢時期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轉折時期，也是一個大融合的時代；秦漢工藝美術是以強盛的打帝國為背景的大一統美術。以儒教思想為背景的禮教美術和以人生享樂為背景的神仙美術。其中，漢朝的陶瓷工藝有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繪陶，陶塑等。漢末晉初最好的青瓷窯是越窯。胎質堅硬，胎色灰白。這個時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風格是清雅，裝飾紋樣的舒緩，釉色清新可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則以佛教美術的興起哲學思想進入藝術領域，本時期主要以清淡，玄學，竹林七賢為主要的風格。大量的出現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變發展而來的。與前面提到的陶有著本資的區別：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燒制溫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質地不同。陶器質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質地細密，敲擊聲脆如金屬聲。碩士論文，陶瓷史。。
隋唐時期是中國工藝史上的又一個高峰時期。無論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還是金屬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現出匠師那種“不薄技術，愛藝術，不薄今人愛古人”的內在追求與氣質。創造了開放的華美時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潤。以青瓷為主流產品。唐三彩女傭的出現在世界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唐三彩女傭那雍容華貴的大家風范，實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稱。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銅，鐵,鈷,錳等金屬元素的礦物質為著色劑，配制低溫釉，施于胚體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溫中燒成。其彩色并不僅限于三種顏色，一般有綠、黃、藍、白、紫等多種色彩，但以黃、白、綠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隨葬。常見的有瓶、缽、罐、盤、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還有各種動物和人傭及建筑家具等。
隨著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宋的工藝美術呈現出欣欣向榮的蓬勃氣象。這時期出現了宋代的五大名窯：汝、官、哥、均、定。
1.汝窯（以燒造青瓷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綠色和藍色之間，既有藍色之冷又有綠色之溫。汝窯瓷器樸素、高雅是統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現實反應。體現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窯，胎有灰、黑和米黃數種，紋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黃、深米黃等。北宋官窯窯址未明，南宋修內司官窯及郊壇下官窯窯址在杭州鳳凰和烏龜山。碩士論文，陶瓷史。。
3.哥窯（龍泉窯），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黃之分，以灰青為主，釉面布滿龜裂的裂片，有開片。弊病稱為了一種紋理，好像冰裂變化萬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鈞窯，在河南禹縣，有天青、月白、灰藍、海棠紅、玫瑰紫等色。藝術特點為：“夕陽紫翠忽成嵐”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織，釉色美如朝暉。銅的運用高溫形成意想不到的藝術效果。
5.定窯，是五大名窯中唯一燒的白瓷，兼燒黑釉，綠釉醬釉。地址在河北曲陽。釉層薄而滑膩滋潤。釉色白中微微閃黃，好似古代婦女薄施粉黛。給人以柔潤，恬美的美感。碩士論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樂、窖青花纏枝山茶紋扁壺都為上海博物館的珍藏品。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文化。碩士論文，陶瓷史。。
兩宋時期瓷的發展有兩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發展；二是官窯，民窯都在發展而元瓷的發展則集中在江西景德鎮的發展上。其主要工藝是青花，釉里紅，中國書畫藝術與中國陶瓷工藝得以充分完美的結合。這是景德鎮瓷工藝的重大貢獻。而且元代還燒制高溫卵白釉、紅釉、藍釉。碩士論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鎮瓷器獨領。主要瓷器品種為：青花、釉里紅、五彩、琺瑯彩、粉彩。極具宮廷貴族氣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數五彩冰梅蝶紋瓷瓶了。圈足與瓶頸裝飾帶采用紅綠相間的民間抽象、寫意的表現手法，與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體紋飾形成強烈的對比，色調雅致而明潔。清朝的宜興紫砂壺制作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文人雅士的積極參與其中。書畫與紫砂壺的關系更加的密切，同時也反應了紫砂壺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國古文明史和審美史的縮影。由于每個歷史時期的制作工藝和審美感受的差異，從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裝飾形式。各個歷史時期都有閃現時代光輝的精美之作，體現了各個時期的陶瓷發展特點。陶瓷燒制是一門博大精深的文化。隨著歷史的發展，陶瓷工藝也將展開新的一頁。技術與時代完美結合，相信陶瓷事業將會變得更加輝煌。
參考文獻：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egional landscape,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that som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scenic spots have been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s and design of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al theory around Xi’an have been carefully observ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Xi’an Tang Daming Palace located in and its repair in protectio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books and articles.
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e; high-platform building
中圖分類號：P901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根據專家的分析和論證，未來西安中心城市發展模式為：“九宮格局，棋盤路網，軸線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間布局模式。其中“軸線突出”是指“長安龍脈”南眺終南山，北望渭水，是縱貫西安南北的一條城市主軸。天氣晴朗的時候，可以南望遠觀南山的巍峨。從大明宮含元殿到大雁塔這條盛唐時保留下來的南北軸線，在今天仍然作為西安重要的景觀軸線。
唐大明宮到大雁塔南北軸線示意圖
唐大明宮遺址保護圖
1 西安城址選擇的淵源
1.1西安地區的地形特點是東南高而西北低，與關中平原西高東低的地形特點略有差異。
1.1.1西安地區的城址選擇經歷了由西南到東北，又折向東南的轉移過程。
在地勢地貌圖上，我們可以發現，由于秦嶺山脈在西安城南折向東北去，造成西安地區的地形東南高而西北低。通過查閱相關資料，發源于秦嶺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都受到了這種地形特點的制約，縱貫西安東南地區，趨向西北入渭。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區的平原，使其成為東南、西北向的長條形。
2 西安市唐大明宮遺址
2.1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歷史
唐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龍首原上，在唐代是長安城三大宮之一。大明宮平面略呈梯形，面積約3.2平方公里。宮墻周長約7.6公里，四面共有11座門，已探明的殿、臺、樓、亭等基址有40余處。宮南部為前朝，以自南而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為中心組成。
大明宮北部的內廷中心為太液池，周圍有三清殿等多處建筑基址分布，內廷西部有朝廷宴會和接見外國使節的麟德殿。規模十分宏偉。1996年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2西安唐大明宮遺址的構架
2.2.2麟德殿遺址
麟德殿位于大明宮西部，建于唐麟德年間。建筑面積達12300多平方米。遺址中出土大量黑色筒瓦，還有少量的琉璃瓦片。臺基周圍出土很多螭首石刻和石望柱殘塊。階道鋪有蓮花方磚，這是其他遺址所少見的。
2.2.3大福殿遺址
大福殿是唐大明宮內大型殿堂之一。殿址位于大明宮鄉炕底寨村內。現存夯土臺基東西長70米，南北寬50米，高約5米，總占地面積約11600平方米。
2.2.4凌霄門遺址
凌霄門亦名青霄門，是大明宮北墻偏西之門，位于玄武門以西355米處?？脊盘綔y為一個門道，距宮城西北角195米。遺址在炕底寨村東北隅。
2.2.5玄武門與內重門遺址
玄武門是大明宮北面的正門。位于北垣中部略偏西處，西距宮城西北角538米，東距東北角597米。在考古發掘之前，看不出門的形狀，只是在兩側有類似土丘的夯土基座。
唐大明宮宣武門復原圖
門址范圍很廣，發掘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玄武門只有一個門道，基座平面呈長方形，東西長34.2米,南北寬16.4米，兩側為高起的夯土門樓基座。周圍砌有磚壁，與門基兩端相接的一段宮墻。門東面保存最高處有3米，寬約5米，較當時地面略高。南面兩側鋪有蓮花方磚，與門道的磚壁及散水相連。玄武門以南的東西兩側是廊廡建筑，與南邊內重門相接。內重門在玄武門南20米，是與玄武門相對的一較小的門，門兩側筑有寬僅2米的夯土墻，向東西分別距20多米處北折與北城墻相接，即對玄武門呈環抱的形式。
2.2.5重玄門遺址
唐大明宮重玄門和玄武門復原圖
重玄門遺址位于玄武門正北夾城處，距玄武門156米。保存得比較好，門道兩側的門樓基座高出現在地面4米多，呈馬鞍形土丘，中間低處是門道。門道東西長33.6米，南北寬16.4米。夯土心，外砌磚，兩側還保存著柱礎和墻根灰底,門樓基座兩端都比玄武門加寬和延長了許多，寬5.2米。門洞中段，有道青石門檻。門檻兩端各有枕石，每道門檻之間相距2.45米，門洞之上有門樓。
2.2.6三清殿遺址
三清殿遺址位于大明宮西北隅，大明宮鄉炕底寨村東北角，是一座高臺建筑，為宮廷道教建筑之一。臺基北高南低，現存高度為15～12.6米，平面呈凸字形，北寬南窄，南北長78.6米，東西寬北部為53.1米，南部為47.6米，面積達4000余平方米。
2.2.7清思殿遺址
清思殿是唐敬宗時所建，位于東城左銀臺門內，南北長228米，東西寬33米。
2.2.8唐太液池遺址
太液池又名蓬萊池，位于大明宮北部居中地帶。初鑿于貞觀或龍朔年間。開元后期，玄宗曾命在太液池兩岸筑望月臺與楊貴妃賞月，臺高百尺。池中有蓬萊山，山上有太液亭。
源自史書中的唐大明宮太液池
太液池面積約1.6萬平方米，分為東西兩池，中間有渠道相通。太液池水源引自南來的龍首渠。有暗渠與宮外相通。沿岸回廊與附近宮殿建筑，都根據地貌特點，著意布置，錯落有致。遺址在今大明宮鄉孫家灣村西南。
2.3大明宮遺址的修復
大明宮遺址位于西安市自強東路以北、玄武路以南范圍內，修復計劃將重點發掘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等殿堂遺址和重玄門、玄武門等宮門遺址。大明宮遺址保存比較完整，埋藏豐富，是唐代建筑研究的珍貴實物資料。
3一些建設中蘊含著的地景文化理論
3.1 中國古代高臺建筑
中國傳統地景文化理論的發掘，中國的先人對自然環境的認識，以及形成的自然哲學觀。我不知道高臺建筑是不是符合地景文化理論的基礎，但是總感覺到之所以這樣利用天然地勢甚至是人工夯土建造的土臺上的建筑，彰顯著一種膜拜與尊貴。甚至有一種防御的功能。
古代高臺建筑
高臺建筑利用天然的土臺或人工夯土的土臺，在其上建造宮殿和樓閣。最高的土臺有20米，一般都在5米到15米。建筑高臺能使人感到莊嚴、尊貴，既可登高遠望、眼界開闊，同時也利于建筑本身的防潮濕和通風。高臺的做法分為兩種，一種是利用天然高臺，一種是人工夯土高臺，有的則在山坡處利用山半腰中突出的臺地，也有的是在山頂上建設廟宇。人工夯土高臺，多用于廟宇和宮殿的內部，或者用于城市建筑。建造獨立的高臺，臺的四周多用磚墻砌到臺頂，以使高臺整齊。一組建筑中，或者一個城市里的高臺建筑大都是重要的建筑物，可使整個建筑群有高有低、此起彼伏，有一種錯落有致、波瀾壯闊的變化。
4小結
地域性景觀文化在我國整個建設歷史中，從始至終貫穿著她的精華，現在游歷或者翻看歷史上保留下來的完整的或者點滴的遺址，有關運用到地域性景觀文化理論的古跡仍舊散發著她巍峨、莊嚴的光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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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高臺建筑特征描述. 百度文獻.
中國古代文學史源遠流長，小說的起步晚于詩歌和散文，小說的成熟也就更晚了。雖然小說的發展曲折、艱難，但是，它仍從粗陳梗概的殘叢小語發展成了今天的形式多樣、別具一格。從其內容和文學價值等方面來看，已不遜色于一直處于正統地位的詩歌和散文。古代小說真實地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現實及紛繁復雜的思想潮流，對今天的學者及讀者而言，極具價值。
劉義慶，字季伯，彭城縣綏輿里（今江蘇徐州）人。他生活在南北朝劉宋時期，生于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享年四十二歲。劉義慶自幼才華出眾，出入經史百子，喜好文學創作。他一生創作極為豐富，代表作品有：《世說新語》十卷、《幽明錄》二十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集林》二百卷、《宣驗記》十三卷等。[1]
其中，《世說新語》與《幽明錄》是魏晉南北朝小說的優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說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說。劉義慶也因其筆記小說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極高的聲譽。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小說的研究，人們多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說新語》《搜神記》等筆記小說上，對《幽明錄》一書研究甚少。我們也只能在研究志怪類小說的論文中看到它的影子。我國最早的敘事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故事、史傳文學等等，雖不是小說，但從題材、思想內容上看，都對后來小說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志怪小說就繼承了神話傳說的傳統，并受到了諸子史傳的影響。這些志怪小說保存了大量民間傳說、逸聞趣事，內容豐富，題材多樣。一則則故事展現了社會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面貌、思想狀況、民風民情以及人們的，對我們今人研究當時的歷史或社會風潮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國歷史上戰亂頻繁，卻又孕育著無限創造力的變革時期。在這個動蕩的時期，封建專制統治發展尚未成熟，思想多元。在當時，各種“異端”思想得到了發展，老莊思想和外來佛教也日益興盛，佛教大量翻譯經文，并廣泛流行，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領域，儒家學說面臨嚴峻挑戰。由于佛教的急劇膨脹，使原來儒、佛、道的相互關系及其歷史格局發生新的變化。可以說，社會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較活躍。小說也開始從野史、雜傳中分離出來，漸漸走向獨立，成為了一種較獨立的文學形式。受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在魏晉南北朝時代，志怪志人小說產生了。由于受到人們傳統文學觀念的影響，古代小說的研究相對滯后。直到二十世紀初，魯迅先生《中國小說史略》及《古小說鉤沉》等成果問世，人們才開始注意到古代小說的研究。魯迅先生不僅對魏晉小說輯佚有著特殊的貢獻，也開了研究小說史的先河。196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劉葉秋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小說》一書填補了魏晉小說研究的空白。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研究古代小說的著作越來越多，人們也漸漸重視起來。這段時期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建國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說史》、林辰先生的《神怪小說史》，王枝忠先生的《漢魏六朝小說史》、吳志達先生的《中國文言小說史》、侯忠義先生的《漢魏六朝小說史》及《中國文言小說史稿》等等。近年來，小說理論史、論文集方面的著述也是百花齊放，如方正耀先生的《中國古典小說理論史》、劉上生先生的《中國古代小說藝術史》、龔鵬程先生的《中國小說史論》、陳平原先生的《陳平原小說史論集》等等?？梢?，近年來學術界對古代小說的研究逐步重視起來，論文著作日益興旺。齊裕琨先生的《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把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分為了六個時期，分別為遠古至先秦兩漢的準備期、魏晉至唐的成熟期、宋元轉化期、明代的繁榮期、清初至清中葉的高峰期和中日后的演進期。王增斌先生在《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里把文言小說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分別為先秦至西漢初的準小說時期、西漢武帝至南本朝的雛形期、隋唐五代的黃金期、宋至元的文言小說盛轉衰時期和明清再次振興發展期。《幽明錄》正是文言小說發展到第二階段的作品。
目前，在文學史中出現的《幽明錄》或許就是一個書名，對其內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說探討它的文學價值了。雖然有的學者，如侯忠義先生、李建國先生在他們的著作中都對《幽明錄》評價頗高，但都比較簡略，只是大概介紹它的思想內容，列舉一兩篇優秀作品略作分析，都沒有深入論述。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檢索1980-2010年關鍵詞為“幽明錄”的論文僅十篇，其中六篇主要涉及古代漢語領域，如鄧志強的《〈幽明錄〉復音詞構詞方式舉隅》、劉亞科《〈幽明錄〉兼語句研究》等。不多的幾篇則簡略分析了《幽明錄》的成書與婚戀題材。在中國學位論文數據庫中檢索也只有三篇碩士學位論文。從2010-2012年研究《幽明錄》的論文有了較大的增長，在原來十篇的基礎上新增了十四篇；碩士學位論文亦增加了三篇。研究《幽明錄》的博士論文尚付闕如，國外亦無研究。以《幽明錄》作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曾美海、楊嫻《〈幽明錄〉的志怪體式及其文學價值》一文中認為《幽明錄》內容豐富，兼備地理博物體、雜史雜傳體和談佛論道體等志怪體式，并開辟了新的題材領域；有的作品透露出“有意為小說”的意圖。李立文《魏晉南北朝佛教小說的范型——以〈幽明錄〉為例》認為《幽明錄》的成書主要在于人們的精神需要，這是一部能夠滿足人們好奇心的搜奇記逸的作品。劉亞科《〈幽明錄〉中的女性形象》、王天嬋《魏晉六朝志怪小說情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主要通過作品分析幾種不同類型的女性形象，探討魏晉時代女性生存現狀。劉賽《盛弘之〈荊州記〉與〈幽明錄〉成書關系之考察》提出《荊州記》與《幽明錄》之間有著密切關系。盛弘之所撰《荊州記》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幽明錄》采用的。同時也可看出六朝時期盛行的地理書與志怪小說之間也存在密切聯系。孟慶陽《〈幽明錄〉中的婚戀題材小說》一文則用人神相戀、人人相戀、人妖相戀三種類型的題材來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各有不同，故而小說的結局也有不同。同時還進一步分析此類題材小說對后來的愛情小說、雜劇戲曲創作的影響。從現有的一些論文看，學術界對于《幽明錄》的研究還不夠重視，對它的研究僅僅停留在總體概括上，對具體文本的分析還不夠深入，對文本的內容研究及藝術研究還有待深入。
前人之所以對《幽明錄》的了解和研究較少，主要原因在于這部書佚失情況比較嚴重?？肌端鍟方浖臼凡侩s傳類，云“《幽明錄》二十卷，劉義慶撰。”[2]《舊唐書》卷六經籍志的乙部史錄雜傳類載“《幽明錄》三十卷，劉義慶撰”[3]?！缎绿茣囄闹尽啡氡孔愉浶≌f家類，稱“劉義慶《幽明錄》三十卷”[4]?！锻ㄖ舅囄穆浴肪砹逶疲骸啊队拿麂洝范?，劉義慶撰”。[5]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云：“《幽明錄》二十卷。”[6]中國基本古籍庫中載明代焦竑撰《焦氏澹園續集》卷九書后題跋有“《幽明錄》二十卷”。同時在清代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卷十四子部民國本云：“幽明錄一卷，宋彭城王劉義慶撰，琳瑯祕室本?！鼻宕珣都彻砰w珍藏秘本書目》士禮居業書景明抄本載：“幽明錄一本劉義慶舊抄四錢”。根據南宋洪邁撰《夷堅志》卷三《夷堅三志辛序》中有“《幽明錄》今無傳于世”[7]的記錄，及同時代鄭樵在《通志》中的記錄，可推測筆記小說《幽明錄》應該是失傳于南宋初年。后唐宋類書如《法苑珠林》《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輯錄佚文較多，后人也不斷搜索整理。魯迅先生的《古小說鉤沉》以前人輯本為基礎，輯錄二百六十五則，是現有的較完備的本子?！棒斞赶壬赋觯骸扑晤悤队拿麂洝窌r亦提《世說》’，所以把類書引《世說》而《世說》不載的志怪故事也輯入《幽明錄》?！盵8]近代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的鄭晚晴輯注本是在魯迅本的基礎上，補充了十一則故事放在附錄中。這種做法亦是效仿魯迅，把唐宋類書中引《世說》，而《世說》未載的志怪作品增加在《幽明錄》中作為補充。比如說《陳莊》《鄭子產》《曹爽》《王東亭》等故事，都是輯錄于《太平御覽》，都是《太平御覽》引《世說》的志怪故事，而今《世說》無此文。這樣就使《幽明錄》這部志怪小說更為完備，鄭輯本共輯錄筆記小說二百八十四則，此書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目前，學術界的研究大致都是以鄭輯本為依據進行研究的。
（本文為校級重點課題，項目名稱為劉義慶《幽明錄》研究，課題編號：ASA12-16。）
注釋：
[1][6][明]胡應麟撰：《少室山房筆叢·丙部九流緒論下》，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378頁。
[2][唐]魏征等撰：《隋書·經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80頁。
[3][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2005頁。
[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540頁。
[5][宋]鄭樵：《通志·藝文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頁。
[7][宋]洪邁撰，何卓校點：《夷堅志》三志辛（十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85頁。
[8][南朝宋]劉義慶著，鄭晚晴輯注：《幽明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頁。
參考文獻：
[1]鄭晚晴輯注.幽明錄[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刻于北宋大觀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新城縣北場村金時立愛和時豐墓發掘記》，《考古》1962年12期；b.鄭紹宗：《興隆縣梓木林子發現的契丹文墓志銘》，《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一、宋遼金時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為統一北方與遼之間在河北地區頻發戰爭，對當地政治、經濟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壞。公元1004年，宋、遼締結澶淵之盟，約定以白溝河（今大清河一線）為界，雙方罷兵求和，從此進入和平相持時期。這種穩定的環境有利于河北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人們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進入一個南北分裂的時代，中南部地區屬宋，北部地區屬遼。這種情況直到公元1127年，金滅北宋后，河北全境統一屬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設路、府、州、縣等，河北主要分為兩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北東路所轄地區主要有：大名府、開德府、河間府，以及滄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轄地區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慶源府，以及相州、衛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兩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區。
遼代行政建制設五京道，道以下設府、州、縣。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轄地域，相當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區。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當于金代的河北東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轄范圍。
宋遼對峙與金統一河北，對河北這一時期物質文化的發展與面貌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河北此一階段的古文化遺存，呈現出宋的中原文化傳統與遼、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獨特特點。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發現了大量的宋遼金時期的文化遺存，出土了豐富的各類文物。已發現的宋代遺址約260多處，其中城址13處；遼金時期遺址約1600處，其中城址61處；另外還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遺址以城址和瓷窯址最為重要，考古發掘工作亦主要針對此兩項內容開展。比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500米，東西寬約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殘高1~8米。城內發現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殘器片，另外還發現有石雕佛像殘件。位于今巨鹿縣境內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12米，東西寬約300米。城垣遺跡已湮沒于地下，文化層距今地表約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間，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盤、盆、罐、瓶等瓷器和絹畫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遺址發掘的很少，遺跡主要是簡單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遺物以泥質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為主，器型主要是碗、盤、罐、甕等。
定窯、磁州窯和井陘窯遺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時期三大重要瓷窯址。定窯乃宋代著名瓷窯，其創燒于唐代，至元代漸衰落。核心窯址位于曲陽縣澗磁村附近，發掘出的遺跡有窯爐和瓷器作坊遺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為著名，即聞名于世的定窯白瓷，種類主要有碗、盤、碟、瓶、壺、盒和枕等，胎質細膩，釉色潤澤，裝飾技法主要有刻花、劃花和印花等，圖案以花卉和動物形象為主，有的瓷器上題款有“官”、“尚食局”、“尚藥局”等，多與宮廷和官府有關[1]。
磁州窯興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時期北方著名的民間窯場，包括磁縣觀臺鎮和邯鄲彭城鎮兩個窯址群，遺跡發現有窯爐、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產品以白釉器為主，次為黑釉、綠釉、黃釉器等，器型種類有碗、盤、罐、瓶、壺、枕和建筑構件等。裝飾技法極為豐富，有劃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裝飾最具風格[2]。1989年調查新發現的井陘瓷窯遺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燒制白瓷器為主的瓷窯群，產品表現出一些獨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為主，其次有黑釉、醬釉、綠釉和黃釉器[3]。
北宋墓葬的發掘以井陘柿莊墓群較為著名。共發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帶墓道單室仿木構磚室墓為主，其中尤以6號墓的“搗練圖”壁畫最為完整精美。該墓地的年代，發掘報告認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認為應晚至元代[4]。
北宋與遼對峙存在，位于兩國交界地帶的河北中部地區留下了不少軍事性遺跡，如永清、雄縣境內的北宋地道遺址，屬抗遼的軍事防御設施遺跡。地道距地表約4米，洞高約1.5米，寬約1米，一般系用灰磚壘砌而成，磚長30厘米，寬15厘米，厚7厘米。洞內發現有燈龕、通氣孔等設施。出土遺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殘片。這些地道遺存為研究宋與遼金的戰爭及軍事防御設施提供了資料[5]。
從北宋開始，中國建筑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北宋時期建筑遺存在河北有著較好的保存。正定隆興寺是現存規模較大、較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規劃的寺院，為國內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現存有4座宋代原構木結構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與殿頂形式常見于宋畫，而實物罕見，故在中國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國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開元寺塔，高84米，為全國古塔之最。另一處著名的宋塔是高達63.9米的景縣開福寺塔，也為國內少見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廣惠寺華塔，一層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單層小塔，主塔上部滿飾各類壁塑，為國內佛塔罕見形式。臨城普利寺塔為宋代少見的方形磚塔，塔身一級滿嵌磚雕坐佛，各層斗拱形制各異，極具裝飾性?？逃诒彼未笥^二年（1108年）的趙州大觀圣作之碑，在國內同類遺存中形體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趙州陀羅尼經幢，幢高16余米，為國內現存形體最高大的經幢，造型華麗，雕刻精美，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定州靜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凈眾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宮中出土了大量珍貴文物[6]。
三、遼金考古
遼金時期的遺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張家口、承德一帶，多為內涵簡單、文化層較薄的一般性遺址，出土遺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殘片。發現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邊長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較大型城址，城垣邊長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連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續到元代。九連城城址平面長方形，南北長920米，東西寬760米，城垣外側建有獨特的半圓形馬面，直徑20米，間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區遼代墓葬發現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張氏家族墓群的發掘收獲最為卓著，是遼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該墓群屬漢人家族墓地，時代集中在遼代末年大安和天慶年間。墓葬形制多為帶墓道的仿木構穹隆頂單室或雙室磚室墓，墓室平面有圓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內均有色彩艷麗的壁畫，內容以表現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為主，如出行、散樂、侍吏等，特別是還發現了“茶道”和“備經”等壁畫新題材。隨葬品除陶瓷器、銅器外，引人矚目的還有許多保存較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為骨”或“以木為骨”制成人體偶像。張文藻等人的木棺上還有用梵文和漢文墨書的佛經，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統三年（1143年）時立愛墓、興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興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資料，對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結構具有重要的意義。金代佛寺遺址的重要發現有固安于沿村寶嚴寺塔基地宮，出土了許多精美的金銀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遼統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晉國大長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銘補正了文獻記載的不足[10]。超級秘書網
長城在金代有著奇特的發展。金長城又稱金界壕、壕塹，與前代長城不同，它掘土為壕塹，掘出的土在壕內側夯筑為墻，重要地段雙壕雙墻并列。墻體外側筑望臺（馬面），內側建戍堡、關城，防御體系比前代長城更為嚴密。金長城有主線和多條支線，河北境內的金長城屬南線，位于康保、豐寧、圍場境內，總長約216公里。長城由外壕、墻體、望臺（馬面）構成，墻體夯筑跡象不明顯，坍塌嚴重，殘高不足1米，望臺間距200~300米。許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為鄉間大車道。
來自東北地區的遼金兩族在汲取漢文化基礎上，也創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風格的各種建筑作品。河北境內保存有不少質量上乘的遼金時期建筑遺存。高碑店開善寺大殿，為國內現存不足十座的遼代木構建筑中經后代修繕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遼應歷十六年（956年）的淶源閣院寺文殊殿，保留的遼代壁畫及部分彩畫彌足珍貴。河北北部遼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淶水慶化寺華塔、易縣圣塔院塔、淶水鎮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臨濟寺澄靈塔、昌黎源影寺塔、易縣雙塔庵雙塔等。金代重要經幢有盧龍陀羅尼經幢，高11米，雕刻精細華美，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區宋遼金考古的重要性不僅僅表現在有多種多樣的突出發現方面，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發現對于研究這一時期的歷史具有特別的價值與意義。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與北方遼金文化之間互相交流與碰撞的最佳區域。兩種不同系統文化之間的關系研究是考古學研究的重要領域，而兩種文化對峙的前沿地域則是研究這種關系的最重要環節。因此，河北在宋代與遼金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別重要的意義。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今河南（下轉39頁）（上接25頁）地區，而與之毗鄰的河北則是宋代抗擊北遼的前沿重要區域，因此將大名府升為“北門鎖鑰”之北京，成為陪都。這種特殊的政治因素為河北地區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特殊的條件，因此也成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遼代升幽州為南京，又稱燕京，為遼之陪都，成為遼代的重要區域。金代遷都燕京，稱中都，河北地區成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區自然成為遼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總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區域以及豐富的考古發現，使其在中國宋遼金考古領域占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參考文獻：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觀臺窯址發掘報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輝柄：《磁州窯遺址調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學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觀臺磁州窯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陘窯金代印花模子的相關問題》，《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河北井陘縣柿莊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2年2期；b.徐蘋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畫精粹展〉札記》，《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礦區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峰峰礦區宋代地道清理報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縣祁崗村發現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處：《永清縣古地道調查與試掘簡報》，《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縣博物館：《河北定縣發現兩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