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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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能夠成為顯學的去中心語境是一種后現代語境,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下,不可證其偽的話語是不存在的,都是機緣際會的話語間合作。從生態女性主義的案例上來看,這一觀點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態危機沒有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使得生態主義對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種在內的普遍意義的關注,批判和排斥在種族、物種、性別之間做等級劃分和區別對待的觀點。對整體觀的強調是生態批評的主要內容,而女性批評與其明顯的差別和不同之處是批評的側重點,排除人類中心的是生態批評的關鍵,排除男性中心的則是女性批評的關鍵。在發展的道路上,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選擇結盟都是以發揚自己作為宗旨的,因此,二者進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結合。香港樹仁大學陳詩潔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為女性與自然同樣受父權文化壓迫,生態主義就會較著重性別的問題,即便是深層生態學也無暇顧及于性別的議題……”生態女性主義的兩個母體理論合作與角力的動態過程就是其未來的發展軌跡,但是,傾向于生態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邊倒的靠攏方向還需要觀察和分析。事實上,女性和自然在人類發展的過程中開始逐步邁入下風的不利趨勢,通過女性主義和生態主義的協作,二者合作進行抗議和申辯是不可避免的情況。但并不能因此認為女性主義與生態主義的親緣關系就是天經地義、天長地久的,這種被生態女性主義者作為構筑理論基礎的超驗觀點與“以理服人”的學術原則相矛盾,違背了其學術規則。這是由于該理論者對兩種同時發出的聲音沒有認真辨析,實際上,其訴求的表達是一致而又沖突的。
二、“受迫害情結”的強化
對男女關系的揭示是女性主義的緊要任務,即揭開男女不平等的關系。由于很多文學評論過分地剖釋闡述受傷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殘受壓迫的地位,讓人們覺得受壓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義為其創造和描繪的,更有甚者對此稱之為“受害者的哲學”。后來出現并逐漸成長起來的女性主義陣營之中的“后女性主義”,對該種情況有著十分深入的理解,認為“女性主義對男女問題的過分強調和夸張以及將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觀點存在著一定的誤區。因為反對“受迫害情結”導致很多人對女性主義產生誤解,將其定義為是極端的,個人中心的,令人難以忍耐的女性主義,不愿意接受女性主義。而一些女性主義不滿甚至是厭煩“受迫害論”,覺得女性群體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義和人類中心主義的傷害和摧殘。這些理論主張更是對女性主義的接納造成了一定困擾。例如:“從對待環境和自然的方式上來看,男性和女性有著相同和類似的地方,都將雙方看作是能夠掠奪和占據的資源?！边@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觀點之一,福爾斯對其進行了詳致的描繪,通過刻畫薩拉悲慘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達了對文明摧殘下的自然的憐惜以及對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顯示了在西方工業文明社會的背景下,男權占據著主導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況和遭遇有著極度的相似之處,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認為,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不能將女性與自然共同擱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與自然共同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受害者的立場上的這種做法非常籠統,不符合真正的實際情況。從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方面來看,它的積極影響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沒有明確地排擠女性,而且,迅速發展的科技所引發的諸多環境惡化乃至生態災難也影響到了男性群體。然后,在保證所有女性內部各成員的發展處于一個層面,遭受的歧視迫害程度相當的條件下,才能把全體女性和自然放在人類中心主義的對立面。但這種劃分忽視了地域、民族、階級和年齡等系統內部的個體差異,劃分過于簡單。由于西方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誕生地,而中國還停留在將其引進的時期,沒有屬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觀點和評論缺少創新性思維,而是較多地進行源理論的闡釋。因而,對該理論發展進程的關注十分重要。再次,通過在一定程度上對古代、近代以及現代的審視,發現天人同一、人定勝天和天人和解是人類中心主義進程中的三個主要時期,三者之間既相互交織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復和疊合。因而,人類中心主義不斷變化的沒有固定形態的發展及其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使得不能將其籠統地與女性和自然的對立面混為一談。
二、沐浴在清潔理論思想下的生態女性主義批評
生態女性主義文學的春天不應該是寂靜無聲的，死氣沉沉的;她的春天應該是萬物復蘇的，生機盎然的。美國海洋女生物學家蕾切爾卡森早在其《寂靜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書中，通過描寫一個綠色美麗的小鎮由于生態環境遭受人類社會嚴重污染而淪為一個黑色死亡之鎮的生態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態系統正在被人類的生產和生存活動而破壞的現象，因為殺蟲劑DDT等農藥的濫用使得地球環境受到了長期的危害，使得人類生存也受到了相應的威脅，人與大自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不和諧，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拔覀兩钤谝粋€無處可逃的有毒廢棄物、酸雨和各種導致內分泌紊亂的有毒化學物質污染的世界了，這些物質影響了生態界性激素的正常機能，使雄性的魚和鳥逐漸變性。城市的空氣里混合著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許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農業經濟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徹底破壞，谷物的生長完全需要依賴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飼料喂養牲畜，造成了導致中樞神經系統崩潰的瘋牛病，而后又再次傳播給人類?！庇鷳B批評理論的代表性人物喬納森貝特(JonathanBate)教授對生態社會的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個健康綠色和諧的生態社會不僅是一個無污染的清新干凈的世界，更是一個沒有等級壓迫和奴役的綠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概括為兩種:一種是女性與自然本身之間的聯系，另一種是人類社會對婦女統治和對自然統治的關系。生態主義者只能孤軍奮戰，為反抗人類社會對自然環境的破壞，遭遇了各種艱難險阻，為爭取人與自然的平等之路變得十分艱辛。而“女性主義在運動初期，平等問題是女性思想關注的中心。當時的中產階級女性，受當時社會革命潮流的沖擊，她們從自身的感受出發，對束縛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種現象進行抨擊，鮮明地樹立起女性擺脫束縛的旗幟?！蓖瑯?，女性主義運動也由于“勢單力薄”，在反抗男權，爭取解放的道路上，會遇到紛繁復雜的斗爭形式，這樣，反抗之路就會變得更加漫長，勝利的希望就會愈發渺茫。雖然女性主義運動經歷了幾個世紀，確實發展和壯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軍”，建立統一戰線，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獲取最終的勝利?？梢哉f“自然環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權社會運動中最好的“閨蜜”，生態女性主義者正是從綠色生態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權社會里不平等和被壓迫的現狀，用全新的雙重視角和戰略的眼光，審視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處，將這對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結合，開辟出了一條新型的可持續發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態女性主義批評文學是一種新型的“綠色清潔”文學批評，是生態主義蓬勃發展的生動體現，是從生態學的角度對女性主義文學的新角度的闡釋。如果說生態主義運動是生態主義者保護自然的綠色運動，那么生態女性主義文學之路就是女性主義者用綠色理論捍衛自己合法權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托拉》上帝惡
本文主要參閱《猶太哲學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對于以創建體系為樞軸的學說、流派和思潮來說，猶太女性主義哲學與其說是以思想建樹為導向，不如說它直接定位于實踐之上。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看來，本身理當直指猶太婦女的現實處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們就不僅僅以闡發猶太哲學的奧義為歸依，更為關鍵的是，他們要轉換猶太人數千年來綿延不絕的歷史和律法、宗教儀式以及社會制度，并使之面向猶太婦女敞開，將全體猶太婦女這一長期被忘卻的群體容納進本應包括這一群體的猶太教傳統和現實當中。基于猶太女性主義哲學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義理，而是以多種方式表達出來：從祈禱文到小說，從宗教禮儀到歷史無不隱含著他們的努力和希望——試圖構思創建出一種反映猶太婦女經驗的猶太教。為此，他們常常借助于易被猶太社團和個人把握的形式來闡述他們的哲學思想。但本文僅僅介紹當代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對猶太教本質的理論反思，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反思一方面豐富了猶太女性主義哲學非思辨性表達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達本身因其直接的現實性，反過來使反思豐滿起來。
一、診斷問題：屈從及其根源
在之初，我們就能傾聽到個別的猶太女性主義者的聲音。但是，作為一場運動，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出現于廿世紀70年代初期；它試圖描述、揭示和反抗猶太教傳統規定出的猶太婦女的屈從地位。一般說來，第一批猶太女性主義哲學著作認同猶太婦女身處屈從（subordination）地位這一說法。這種屈從地位表現在猶太人生活的各個領域當中：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將婦女從家庭聚會的法定人數（minyan）中排除出去（按猶太教傳統規定，這種聚會須由10人組成，但并不將婦女包括在內）；在智性活動中，禁止猶太婦女從事學術研究；在上，猶太婦女更是處于無能狀態，突出地表現在猶太婦女不能做證人、不能提出離婚這兩大方面。針對這一猶太婦女邊緣化歷史和現狀，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從不同方面深挖根源給出了不同答案。R.阿德勒（RachelAdler）在其寫于1971年的經典論文《缺席的猶太人：哈拉哈和猶太婦女》中認為，猶太婦女，“在猶太律法和實踐中一直被看成是附屬性群體”。（1）P.伊曼（PaulaHyman）則在1972年撰寫的《另一半：猶太傳統中的婦女》一文中主張，“在猶太教中，婦女的地位取決于……性角色等級差別制度以及由之帶來的貶損婦女的觀念”。（2）C.奧茲克（CynthiaOzick）從多種視角探討了婦女問題，1979年在《關于發現正確問題的幾點說明》一文中，得出如下結論：猶太教中的婦女地位與其說是個神學問題，毋寧說是個社會學問題。（3）B.格林伯格（BluGreenberg）將婦女的無能、被動地位歸結到傳統身上，認為正是猶太教傳統沒有將“革命性的道德教誨”運用到猶太婦女當中。（4）J.普拉斯科（JudithPlaskow）主張，由于猶太婦女的“它性”（Otherness）病深深根植于猶太思想的核心范疇當中，猶太婦女的無能狀況不過是其基本問題發病的癥兆而已。（5）
雖然上述對猶太婦女地位的幾種理解具有互補性，但歸根結柢沒有對同一問題即猶太婦女的屈從地位的根源達成共識。相反，在如下兩點上他們的分歧不是縮小了，反而擴大了：為何猶太婦女的屈從地位是猶太教中的根本問題？為何猶太教輕易地將婦女驅逐出去？就P.伊曼來說，性別等級制的終結是猶太婦女解放的出路所在，因為這種等級制是猶太人生活的核心，而B.格林柏格認為，只要男女角色差別以平等為前提，那么接受角色差別觀也未嘗不可。（6）在C.奧茲克和B.格林柏格看來，實現男女平等本質上是個實踐問題，即使傳統符合他們的最佳理想，而J.普拉斯科認為問題并不這么簡單，要實現猶太男女平等必須從根本上轉換每個的猶太人的思想和實踐。
上的差異當然透露出一定的宗教派系分歧的意味，但是運動和變化著的現實則將這種意味沖淡了許多。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二戰以降，猶太婦女的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這種現實狀況的轉變必定進一步促動猶太婦女省察過去的全部猶太教傳統。事實上，近廿多年來，猶太婦女參與宗教公共事務的機會越來越多，這使得她們直接面對傳統中的微言大義以及這種傳統忽略婦女的宗教參與權的種種方式。正是源自現實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將猶太女性主義家的視角從關注與批判猶太婦女的零度位置轉移到查尋在創造和闡述猶太教傳統過程當中被這種傳統排除掉的猶太婦女的生活經驗。R.阿德勒的著作明顯地表征了這種轉向。1971年，她在《缺席的猶太人：哈拉哈和猶太婦女》中提出，依靠開明的、富有同情心的法學家，猶太人就能在哈拉哈范圍與背景下找到猶太婦女獲得宗教上的自我實現的道路。但是，1983年，在《我一無所有，故我一無所取》一文中，阿德勒的路向有所改變。她認為，只謀求在哈拉哈范圍內宗教律法上的小補小修就會掩蓋如下事實，即猶太教傳統一概忽略掉猶太婦女深切的關懷、切身的利益和愿望，而且這種傳統還將猶太婦女的經驗涂抹得了無蹤跡。（7）正如該文標題所表明的，既然在猶太傳統中找尋不到當代猶太婦女解放的思想資源，我們又何從談起要在猶太教傳統中為猶太婦女的安身立命尋找出可靠的根據呢？
諸多猶太女性主義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對上述觀點，即在猶太教傳統中猶太婦女缺席論作出回應。他們一致認為，實際上，所有的猶太神學資源都由男性經驗構成，且只為他們而存在，因此可以說《托拉》（Torah）只代表猶太人宗教經驗的半壁江山。對于這一客觀事實，D.塞特爾（DrorahSetel）評述到，猶太教和女性主義之間的真正沖突并不根源于特定的法律和歷史當中，只存在在“女性主義關系價值論和猶太人神圣分離論之間的沖突”（8）當中?？梢哉f，正是猶太人對上帝的理解方式即將上帝男性化闡述且支持了猶太婦女長期以來的缺席狀態。為此，若解決猶太婦女傳統上的無根窘境，還只有重新重視傳統。
二、再思傳統：批判與融合
如果人們徹底批判猶太傳統，那么猶太思想所面臨的挑戰將是巨大的。的確，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正呼吁人們重新厘定猶太人宗教經驗的方方面面即對猶太教整體予以再度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在這項工程浩大的工作中，美國曼哈頓學院宗教系的J.普拉斯科做出了突出貢獻。普拉斯科于1990年出版的《重登西奈山：從女性主義審視猶太教》（9）是唯一一部以半體系化方式猶太思想和女性主義的遭遇戰的著作。該著作費盡作者20年心血，觸及到猶太宗教思想中的諸多核心范疇。
首先引起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注意的是哈拉哈（halakhah）即猶太宗教律法問題。對此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對猶太教正統派來說，哈拉哈問題勿需解決，因此也就沒有解決這一說法；對于猶太教非正統派來說，如改革派等，要么解決，要么消解所有哈拉哈問題。這種二重取向——一方面正統派拉比固守傳統信條不放，另一方面在當代現實生活中由猶太婦女參與宗教活動所造成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這迫切要求調整或改革猶太教傳統——已經帶來了人們對哈拉哈中等級制問題的深度分析。R.阿德勒從法律決定論立場轉向檢視哈拉哈體系的理論前提，就是當前猶太女性主義“元哈拉哈問題”（meta-halachicissues）轉向的典范。（10）她提出如下尖銳問題，如果猶太人的宗教生活取決于篩除掉婦女觀點和利益的既有知識團體的解釋，那么，猶太婦女應該將她們作為猶太人的自我理解和行為奠定于什么樣的基礎之上呢？（11）對于猶太婦女來說，既然在《密什拿》（Mishnah）即《塔木德》中猶太教口傳律法部分中，她們地位的改變不過是從一種等級制轉移到另一種等級制，那么，猶太婦女意欲成為一個自主的宗教群體就只能從猶太教規范資源的邊緣或建立自己的立命之本。（12）在R.阿德勒看來，即便靈活運用哈拉哈原則，哈拉哈中等級制問題也不能得到根本解決；換句話說，根除這種問題的唯一途徑是轉變猶太人生活于其中的普遍規范。進而言之，由于哈拉哈不過是由男性精英把持的宗教話語和經驗的總匯，現今，如果讓猶太婦女重新做出選擇的話，她們還會將哈拉哈看成是表達宗教思想的唯一形式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普拉斯科一針見血地指出，假定猶太婦女的屈從地位能夠在哈拉哈框架中予以妥善解決，實際上，這種做法不過是在真正探問猶太婦女問題之前就將這一問題的答案完全限定死了（13）：只能在既定的答案唯一的選擇中做出決擇——屈從。
對哈拉哈的批判引起了人們拷問猶太思想和經典作品的權威性。在這一方面，猶太女性主義家集中討論了由性帶來的諸多猶太教，尤為猛烈地抨擊了傳統的權威性。他們直追問題的根柢：所有的規范文本對猶太婦女的經驗、興趣和利益保持沉默，這些文本如何能對當代猶太婦女發揮真正的作用？（14）
并不是所有的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都決然否棄猶太教的思想資源，但非正統派女性主義哲學家常常將規范文本的特點歸納為如下兩個方面：偏袒和片面。也就是說，從非正統派猶太女性主義觀點來看，猶太人與上帝相遇的記錄只有一部分被世代相傳下來。如今，猶太人只知道猶太男性精英集團如何稱謂上帝、人類和世界，如果他們為獲得關于與上帝相遇的整全認識，那么必須發現和捕捉現實生活中猶太婦女的真知灼見和切身體驗。因此，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轉變猶太教誨之前，他們首先要在傳統中傾聽到她們自身的聲音，勾勒出她們自身經驗的輪廓，然后將猶太傳統和現實全面重新概念化。
重新發現傳統中猶太婦女的經驗是一項艱苦的事情，它需要多種領域共同合作共同，方能完成這件對猶太女性主義者來說至關重要且極為基礎性的工作。部分地看，這項任務應當由編纂學來承擔，由它來對傳統文本作出大膽的新解釋，補之以考古發現和非規范性資料。但是，這也同樣需要猶太婦女在傳統資料和自身經驗之間的互動當中不斷地重新理解、把握她們自身的所知所感以及猶太人數千年來的故事、儀式和觀念。由于《米德拉什》（Midrash）和宗教禮儀成為傳統和當代經驗的交匯點，因此，它們也是猶太女性主義者賴以表達思想的重要途徑。從上看，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要界定和接受從多種路徑探索出來的新材料，并將之融合入《托拉》，成為其中的一部分。這是因為，在傳統的意義上，《托拉》具有非中心化特征，它將猶太人置立于更為廣闊的背景之中，在這里，全體猶太人的經驗成為立法和哲學—神學反思的基礎。（15）
在融入《托拉》、擴大《托拉》內涵的同時，諸多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向猶太思想的核心范疇提出了質疑。D.塞特爾從詞源學角度了等級制的神學根源。塞特爾指出，希伯萊語“神圣的”（Kadosh）一詞意指“分離的”（separate）或“使……分割開”（setapart），其中心含義為“分離性”（separateness），明顯帶有二元的（dualistic）、對立的（oppositional）和等級制的（hierarchical）意涵。（16）從這種神圣分離論出發，男女不僅僅在等級上彼此殊異,而且婦女比男子距離上帝更遠，在等級框架中處于更低的層次上，因此比男性擁有更多的它性（otherness）。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還深刻批判了二元主義等級制，將矛頭直指人類中社團或群體之間的尖銳對立狀況，這種對立包括男/女、白人/黑人、基督徒/猶太教徒，以及這種對立狀況在觀念上的反映，表現為諸如精神/物質、神圣/世俗等一組與前者相對應的對立范疇。他們試圖調解猶太人和女性主義世界觀之間的不合，設法找出一條既能表達出猶太人身份、信仰和實踐上的特殊性又能避免等級制或不公正的道路。從現今猶太人的實踐來看，必須改寫二元主義等級制范式，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既肯定差異（distinction）又強調聯系（connection）的關系說取而代之。J.普拉斯科還深入剖析了猶太神學的核心范疇“選民”（chosenness），認為應當用“部分/整體”模式來取代選民論隱含的等級制模式。普拉斯科認為，選民論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上帝賦予猶太人以特權的意向，與此不同的是，務實的差異性（distinctness）思想既認可猶太經驗的獨一無二性，又防犯了優越論。該思想并不將猶太人看成是上帝寵兒，將自己和其它人類社團孤立開，而是指向如下立場：所有人類社團或群體的獨異性（specialness）在于它們是某一更大的具有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ed）功能的社會聯合體的一個有機部分。（17）
在猶太教傳統中上帝就是一個體現二元主義等級制的最核心的范式。特別是在禮拜儀式上，上帝是一位衣著莊嚴的國王，常被描繪成一種外在于且超越于塵世的力量，其統治權絕對至上且無限，同時他還是一位寬宥且愛探究的父親，他知道并能裁決所有人的所思所想。對此，J.普拉斯科評述到，由于這種上帝一直作為男性形象出現在猶太教中，由此形成了上帝/塵世這種呈現為上下不對稱狀態的二元主義思想，它直接表證為且支持了男/女二元主義等級制。（18）
猶太女性主義家最初通過對性別（gender）的來駁斥上述男性上帝觀念。例如R.格羅絲（RitaGross）在廿世紀70年代就提出女性上帝語言觀，認為歸于男性上帝的所有品質都可以用來稱謂作為女性的上帝。她認為，盛行的男性上帝語言傳播的不過是這樣一種論點：猶太社團將男性看成是標準猶太人，除此之外，別無它意。她評論說，如果將上帝指稱為“她”（she），那么這有助于猶太人克服對“上帝=男性”這一等式的狂熱崇拜。她說，為此，猶太人必須用新的方式言說上帝，承認成為女性也是融入全體猶太人的一條重要路途。（19）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批判男性上帝語言的正確性體現在它為建構新上帝形象提供了恰當基礎，他們不僅僅要改變上帝的社會性別，而且要在更深遠的意義上對上帝的本性和力量予以重新概念化。值得注意的是，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是從比喻意義上追求對上帝語言的改造。為此，他們呼吁猶太人要從象征男性上帝的形象中解放出來。他們從多種層面上提供了新的上帝形象，例如，他們從女性視角，將上帝看成是神圣的臨在（shekhinah，英譯為divinepresence）、母親和女王；從概念上，將上帝界定為生命之流；從和中立的社會性別角度，將上帝看成是戀人、友人、噴泉和無形的火花。他們強調上帝的內在性高于超越性，認為上帝是授權人（empowerer），而非高不可攀、莊嚴肅穆的國王。（20）
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對一神論的重新理解構成他們摧毀上帝觀創建新上帝形象和新上帝觀的基礎。猶太教中占統治地位的上帝觀將上帝看成是獨一的，具有唯一性（oneness），因此只能崇拜唯一一種上帝形象。對于仍恪持這一猶太教傳統中最為核心的思想的人來說，將上帝視為女性無疑會威脅到猶太教神學根基即一神論信仰。但是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家對此種不安和憂慮提出新的辦法。用M.福爾克（MaricaFalk）的話說，真正的一神論并不是指信仰“某種單一的形象，而是信仰包融進多維形象的統一體（unityofmultiplicityofimages）”。（21）一神論不是去崇拜描繪成無限的有限存在，而是指一種在變化的繁復形式中并通過變化的繁復形式找到唯一（theOne）即上帝的能力。它需要猶太人努力在豐富的形象中發現這種神圣的統一體，通過這種神圣的統一體來展現人類和宇宙的多樣性。（22）
三、新的趨向
自從猶太女性主義思想開始批判猶太教等級制以來，它注意將女性主義世界觀和猶太傳統思想之間的沖突視為最主要建構題域。隨著猶太女性主義思想在深度和廣度上的不斷推展，它已為諸多猶太哲學一神學問題提供了嶄新的答案。一旦人們開始關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討論的主題范圍，他們馬上就會明白，猶太女性主義思想不僅僅涉足婦女問題，而且將思維水平提高到世界即人類和宇宙的高度來討論婦女問題，關注猶太社區中的婦女，更關注婦女的完美人性。如今，平等權問題已不再緊迫，猶太女性主義哲學長期以來不斷反思傳統的內涵凝結出的對實踐產生深遠的理論已改變了現實，同時改變了的現實反過來拉動猶太女性主義理論視界，現在，猶太女性主義哲學的論述范圍也越來越深廣了。
直到現在，猶太教的核心概念圣約（covenant）才得到極少數的猶太女性主義者的注意?，F今至少有兩位猶太女性主義思想家將該主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H.拉文（HeidiRavven）提出，婦女在家庭中的經驗可以提示出一種完全異于由男子提供出的圣約關系模式。（23）在拉文看來，由于《圣經》和猶太教傳統根據觀將盟約理論化，猶太婦女必須找出一種女性擁有的反映精神的形象。通過它表現出猶太婦女所具有的愛情和激情。拉文認為,與基于權利和責任之上的男性倫理觀不同，女性關懷倫理思想（afemaleethicofcaring）將會為新的圣約模式奠定非常有用且有趣的起點。（24）和拉文相反，C.萊薇特（LauraLevitt）將運用女性主義思想批判婚姻等級制作為出發點，揭力抨擊圣約中的意象（eroticimages）。萊薇特追問如下問題：一旦認定猶太教傳統將婚姻理解為占有女性，那么，猶太女性主義能否拯救這種對圣約的式理解——也就是說，能否從女性主義視角將這種理解從傳統婚姻模式中剝離開來？她認為，自由神學家們傾向于婚姻圣約模式，而不喜歡契約模式，其理由是前者似乎更能凸現平等主義，事實上，故且不說自由婚姻的契約模式仍支持婦女的屈從地位，而且不平等以及潛隱的虐妻行為同樣寫進了西奈山上摩西和上帝簽訂的圣約當中了。（25）
另一經典神學即惡（evil）的問題已開始出現在猶太女性主義著作中。當猶太女性主義哲學討論上帝語言，試圖找出反映婦女經驗的上帝形象的時候，人類的邪惡以及痛苦問題就已引起關注，因為這個問題是與猶太人充分理解上帝的神圣性密不可分的。與上述兼容并包的一神論的主張相適應，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傾向于將上帝看成是一個反映現實歧義性或模糊性（ambiguity）的概念，而不將上帝看成是一個全善的范式，反之就有將惡排除到神圣王國之外之虞。（26）《圣經》的下述言論已成為理解上帝神圣性的經典依據：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災禍，造作這一切的是我耶和華。（《以賽亞書》45：7）
依此來看，上帝將男性和女性、善和惡合并到一起。而且，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寧愿和意義多維的神性一起斗爭，也不愿崇拜純粹的上帝——不包含人類生存中任何復雜經驗的神。
猶太女性主義哲學努力將被猶太教傳統抹掉的女性聲音重新錄入猶太傳統當中。在這一長期奮斗史中，他們提出的問題都觸及到猶太神學和哲學的根基，由此在實踐中為成就如下兩大目標而作了準備：（1）推動猶太婦女全面融入猶太生活當中；（2）為世界創造出一個舉足輕重的猶太教。正是基于上述智性追求和實踐取向，猶太教適應了現代性的挑戰，在作出相應調整的同時，仍維護了自身的傳統，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隨著缺席者的出場和對猶太女性自身權利的不斷伸張，猶太教的生命力不是削弱了，應當說是更豐盈了。
注釋和書目：
（1）RachelAdler,"JewWhoWasntThere:HalakhahandtheJewishWoman",inOnBeingaJewishFeminist:AReader,editedbyS.Heschel(NewYork：Schocken,1983),P.13.
（2）PaulaHyman,"TheOtherHalf:WomenintheJewishTradition",inTheJewishWoman:NewPerspectives,editedbyE.Koltun(NewYork：Schocken,1976),P.106.
（3）CynthiaOzick,"NotestowardFindingtheRightQuestion",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120-151.
（4）（6）BluGreenberg,OnWomenandJudaism:AViewFromTradition(Philadelphia:JewishPublicationSociety,1981),P.3;P.36.
（5）JudithPlaskow,"TheRightQuestionisTheological",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223-233.
（7）（10）（11）（12）RachelAdler,"IveHadNothingYetsoICantTakeMore",Moment(1983)8:22-26,P.23;P.24;P.26;P.24.
（8）（16）DrorahSetel,"FeministReflectionsonSeparationandUnityinJewishTheology",JournalofFeministStudiesinReligion(1986)2.1:113-118,P.114;P.115.
（9）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SanFrancisco:Harper&Row,1990).
（13）(17)（18）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PP.60-74;PP.96-107;PP.123-134.
（14）（15）（25）JudithPlaskow,"JewishFeministThought",in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PP.885-892,P.888;P.889;P.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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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的發展，使得高校女生在高校的比例中逐年上升，甚者已經占據了半壁江山。但深受主客觀因素特別是主觀因素的束縛，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問題日趨突出，阻礙著女大學生作為對象性活動主體的成長成才。以男女平等為核心的先進性別文化建設為背景，以大學為載體，關注大學生特別是女大學生的成長成才，強化女大學生主體意識，充分發揮女大學生的主體作用，必是先進性別文化在和諧校園文化構建中的題中之義。
一、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的內涵界定
女大學生主體意識問題是一個關乎女大學生生存與發展的問題。其內涵即指女大學生作為主體，對自己所處客觀世界的地位、作用、價值的自覺權義感知，包括對自己外部生存空間現實處境的把握，自己內部生理、心理運轉變化的協調，以及自己生活道路可持續發展的爭取。其內容具體包括：第一，危機意識。危機意識主要體現為一種對自我生存空間的認知以及認知后的進取精神。它要求女大學生在現實的生存處境中要消除“男尊女卑”、“男強女弱”思想的影響,為了自身發展要有敢于爭取，力爭上游的一種進取精神。爭當敢作敢為的“新女性”。第二，自強意識。自強意識，就是一種擔當，一種要求女大學生在變化發展的社會激流中“匹夫有責”，“匹女也有責”的自強不息氣概。它要求女大學生要發奮圖強做好女，要擁有獨立的人格精神，意識到自己是獨立自主、自立自強的社會主體，意識到自己的獨特個性；要對事物能具有自己的主見進行分析、判斷和選擇,并承擔。第三，善待意識。善待意識，即“女人要對自己好一點”。女大學生作為在校知識性女性，要學會主動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不要做生活中的“工具”型女人、怨婦。而是要學會優待自己、寬容他人，學會“孤芳自賞”的同時把快樂也感染他人，做生活的主人。第四，權義意識?！皺嗔x即謂守原則又能變通。行事合乎常道曰義，應時變通曰權?！盵1]它體現的是一種在遵循道義基礎上要有所創新力的精神本質。這就要求女大學生要打破慣于“三從四德” 束縛模式及從眾的心理弱勢和墨守成規的保守狀態，在遵守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社會公德等道義的基礎上又要在所在領域有所創新的意識。使自己具有超越前人的無畏勇氣與意志。
二、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分析
在先進性別文化背景下，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問題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礙于先進性別文化建設實效性的實現。“所謂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是指女大學生在對象性活動中處理自身與對象世界的關系時,以自我消隱為存在方式,有意無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邊緣化,表現為:依附、自卑、無為等主要特征?！盵2]女大學生群體的發展固然受客觀因素諸如美女經濟發展等的影響，但女大學生主體意識不及即主觀因素應是最為關鍵的。女大學生主體意識的不及，所表現的依附、自卑、無為等主要特征實則是女大學生對自我定位、自我作用、自我價值在現實環境生存與發展中被動的與不確定的自我認識。首先，依附性強，沒有生利能力。生存與發展的延續，需要一種能力。生利能力強調的就是在活著時能夠自我生產利益和財富。部分女大學生習慣把自身的對象性活動僅僅放置在依附男性主體的范圍內，不主動的去創造財富，認為“女不如男”。而樂于在所謂“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下傍大款或追求“富二代”，做男人的“工具”。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著其對象性活動的范圍及水平。其次，自卑心理重，不善于社交。部分女大學生學業能力及成績較之男生會很出色,但其綜合素質大部分會不及男生。所以，在面對就業以及職業發展等現實問題不如意時,總是引發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緒，甚者擴及自我封閉?？v使現在女大學生占校人數比例比較高，但是女大學生對于社團活動或是對外社會實踐活動都不慣于主動參加，缺乏“參政議政”的意識。她們不樂于“參政”表達意愿，不愿合作共進，而是局限于純個體的被動性學業活動中或是被動的“相近”交往中。這種自卑封閉交往方式必然導致社會交往中主體間交往水平的低層次性及低發展性，使得女大學生在自我發展中缺乏不同主體間交互信息的互補性、發展性。再者，無為無所謂，隨遇而安。由于社會刻板印象對女性的印象以及傳統文化心理積淀所形成的“男優女劣”、“男尊女卑”、“男強女弱”等觀念的影響，部分女大學生不自覺地以男性世界歧視性評價女性的標準作為自身對象性活動的動力支撐。面對多方壓力的涌向，女大學生慣于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過得去就好”的與世無爭的隨遇而安心理。她們害怕變化，樂于守舊。對自我價值的實現沒有過多過高的要求，只求安穩多日子。甚者把“女子無才便是德”、“相夫教子” 的傳統觀念作為自身價值實現路徑方向。這便很大程度上限制著女大學生職業生涯中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及發展。
中圖分類號:C912.4 文獻標識:A 文章編號: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們這個時代兩性差異即使不是最熱門的話題也肯定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按海德格爾的說法,每個時代的人都會熱衷于探討一個問題而且僅僅是一個,對性別差異的研究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從理智上獲得拯救的關鍵課題。[1]女性主義從而自上世紀開始就成為顯學,但從女性主義的發展史來看女性主義并非僅僅作為一個統一的頭銜出現,而是出現過無數有不同前綴的女性主義,好比激進女權主義、馬克思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生態女權主義等等,瑪麗?伊格爾頓認為女性主義更適宜稱為Feminist Theories。這種復數的女權主義的現象,表現了女性主義學術界對差異的強調。女性主義本身是產生于女性主義運動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論,隨著社會運動目標以及策略的改變,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也必須做出調整,同時在和其他理論的對話中,女性主義研究也不斷吸收其他理論成果,因此可以預見“以女性主義作為后綴的名詞還面臨無限擴大的可能?！盵1]近年來女性主義的一個較為新銳的發展方向則是和后殖民主義的合流、碰撞、互相對話形成的獨特的論述空間,即后殖民女性主義。在西方理論界已經形成了比較強的聲音,成為當代西方文藝理論的一個焦點,已經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關注,出現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一支――黑人女性主義的研究可以說已經非常成熟。這一理論的發展對于我們批評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創作(好比美國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婦女活動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長篇小說《分裂印度》獲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羅獎,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蘭?德塞(其《失落的遺產》2006年英國布克獎,2007年美國的國家圖書批評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隨著這一理論及文學批評的深入發展,它改變了整個女性主義理論的走向,它填補了女性主義的某些空白,當然也補充了后殖民理論性別視角的缺失。[3]
既然這一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價值,我們有必要首先對該理論在海內外的發展進行詳盡的梳理。
一、大陸研究
大陸學界近年來對后殖民理論和女性主義理論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成果,無論譯介還是評論還是文本批評實踐方面成果頗豐。但是對于80年代后登上舞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這一派別的關注卻并不是很多。根據目前所能查到的資料進行分析發現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出現在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研究性的著作中對該流派的關注。筆者把國內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論讀本和女性主義讀本綜合來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該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紹過簡。其中值得一提的則是2008年任一鳴教授的《后殖民:批評理論與文學》中單列一章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文學進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國內研究難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說這是目前為止關于后殖民女作家創作的最新資料。
其次,理論譯介。當代西方文論在國內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譯介方面。后殖民主義和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經做了譯介,而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在西方曾引起廣泛關注的理論派別在國內的譯介方面并不盡如人意。在理論譯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應該是羅鋼和劉象愚合編的《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中收集到的幾篇最關鍵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該論文集出版于1999年,這些論文大多發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過是90年代初,從時間上來說很難全面反映該理論發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該理論的最多還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國期刊網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義為關鍵詞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個別的華裔文學、亞裔文學。這些文章都從具體的文本分析入手對該理論的應用性進行了檢驗,可以說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發展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時大同小異,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則是所用到的理論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羅鋼和劉象愚這部《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的幾篇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圣經”。
第四,國內近年來比較有代表性的專門對該理論的介紹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羅鋼《種族、性別與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等等,在這些文章中都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產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論點進行了介紹和分析。相關碩博論文有吳新云《身份的疆界:當代美國黑人女權主義思想透視》(南京大學98歷史博士論文);王淑琴《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山東大學2006年博士論文);周春《美國黑人女性主義批評研究》(四川大學2006博士論文)。相對而言這幾篇論文體現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分支黑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獻都是較新的一手資料,對黑人女性主義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綜合性的研究,可以說這為我們進行后殖民女性主義總體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識積累和理論導向。
這些論文及研究表明了國內理論界對該理論的興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這些論文中對后殖民女性主義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義這一分支已經做出相對比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從共時關系橫向上如何把握整體的后殖民女性主義,應該建立什么樣的批評體系,如何和當下中國的女性主義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評結合則還存在較大的空間。我們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義相對于其他女性主義論述發展較晚,雖然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界的引介尚屬起步階段,但可以預見,后殖民主義觀點的女性主義論述將在當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對大量涌現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著作,海外許多學者都撰文參與了這場涉及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帝國關系的討論,出現了大量高質量的研究性論文,對我們了解后殖民女性主義的基本主張以及發展概況和理論來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漢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麥克道威爾(Deborah E.McDowell)鄭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張曉虹、簡英英、邱貴芬等。整體來看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海外對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研究首先體現在大量的文論匯編中。其中將后殖民女性主義作為單獨的研究對象,而不僅僅是隸屬于后殖民批評或者女性主義批評的僅僅作為一個章節進行綜合研究性成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編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較視野:種族,性別,階級的影響》,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編的《女性主義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婦女和女性主義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編寫的《解殖的女性主義:種族,性別與帝國的建構》Uma Narayan編寫的《錯位的文化:身份,傳統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編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導讀》,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去殖民化理論,實踐共同體》。在這些匯編中收錄了比較全面的有關后殖民女性主義的代表性論文,她們從各個方面對該理論進行了討論,例如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概念問題,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理論對話問題,以及該理論的文學批評術語問題,尤其是大多都結合本民族本地區的文化現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創作進行的討論,這就為我們研究后殖民女性主義提供了一個方向:緊密結合當地政治文化現象以及文學創作,這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的生命力所在。她們認為性別歧視并非女性問題的唯一根源,必須將種族壓迫、殖民結構及帝國主義等政治問題納入抗爭范圍,才能使廣大婦女獲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義者存在明顯的種族及國別優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產階級的標準要求第三世界女性,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二個方面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進行理論上的升華和總結。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義的理論化》,1995年麥克道威爾出版《變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學、批評和理論》一書標志了黑人女性主義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上的新發展,提出除了要關注政治意圖外還需要注意到文學再現中的復雜表現。[5]而在前面列舉的這些后殖民女性主義論文合集前面編者都寫了長篇的導論,這些導論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義理論的極具代表性的研究論文,莫漢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義》序言中探討關于女性主義與其他社會問題的聯合,進一步尋求動態關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認為女性問題應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經濟利益及性別中來探討,性別歧視不是問題的核心,殖民壓迫、種族歧視等族群政治才是問題的關鍵。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義導讀》的導言可以說是對后殖民女性主義從整體上進行理論建構的經典文獻。她們詳細回顧了該理論產生的背景,密切結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實際斗爭以及文化現象,從六個方面建構整個理論體系。然后明確的提出當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種族問題,所以這個理論就有被討論的必要。并意識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義所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必然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爭議,但是這并不能遮蓋她們具有共同的斗爭目標,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種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能夠結合歷史語境進行討論的態度。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中的關鍵問題。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成果的第三個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義知識分子積極利用已經取得的理論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學研究結合,也取得了較好的成績。這方面的代表有我們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個女性主義的文本》以及她在《國際框架中的法國女權主義》中對印度當代小說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還有如周蕾的《寫在家國之外》,張小虹稱周蕾是繼斯皮瓦克、鄭明河之后美國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僅分析了許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傾向,還對大眾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對《末代皇帝》的解讀;還有邱貴芬的《仲介臺灣/女人》被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義視角切入臺灣文學研究的代表作,探討如何建構新的臺灣文學史,以及對臺灣女性作家的創作作別開生面的解讀;鄭明河則是從一個電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義觀點分析了越南的電影作品,可以說這些著作對我們研究文學/文化產品具有較好的啟發。
相對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義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績,無論是原創性文論的寫作還是整體評價以及應用等。我們從而可以進一步從整體上把握該理論,并將理論與文學批評與社會批判切實結合,并引發我們對該理論本身的進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論遺產影響了后殖民女性主義的思考,以及作為一個有統一稱呼的理論派別其核心思想與目標是什么,其理論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論的異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點又是什么等等。隨著對這些問題的思考以及社會運動與文學批評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義勢必會呈現更多的理論維度,開創更有價值的理論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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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初，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相對其他西方批評流派與方法，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引進和傳播到中國的時間相對滯后，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由于國人對“Feiminsm”一詞的中譯文“女權主義”的普遍誤讀?！爱敃r的人們對女權主義這一字眼有著某種反感，或懼怕，甚至厭惡。因為從字面上理解，女權主義僅僅關乎權力之爭，因而可能是一種極端的女性的自我張揚、甚至惡性膨脹。如果說，許多詞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這時候，作為一種大眾想象，女權主義一詞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張牙舞爪的女人?！币虼?，20世紀80年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傳人中國時，人們對它之的態度是謹慎的。
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實際關涉到的是一個文化過濾的過程，即接受者根據自身文化積淀和文化傳統，對一種文學理論或文學現象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分析、借鑒與重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同樣經過了這種“過濾”的過程。在中國20多年的理論實踐中，它不斷地被中國的批評家們所借用、改造，最終被“有效地”植入中國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學批評多元格局中的一員，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在近20年的批評實踐中，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已初步發展成為一個富于特色的學術領域。其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譯介引進”、“批評實踐勃興”及“研究深化”三個階段。
一、“譯介引進"階段
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被引介入中國，大致經過了兩個時期。
1．第一時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思潮由國內一些從事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在譯介國外文學時介紹到中國。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學》第4期上發表《<美國女作家作品選>序》一文，較早地介紹了美國帶有女性主義色彩的“婦女文學”；1983年，她選編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簡介的《美國女作家短篇小說選》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系統地對西方女性主義文學及理論進行了譯介。1986年，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國出版，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論原創性、體系性及較大的影響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處境的一個轉折點。l980年至1987年間，雖然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但作為一種批評范式，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開始陸續被譯介進中國，如黃梅的《女人與小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國女性文學的覺醒》(《外國文學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關于女權主義批評的思索》(《外國文學動態》，1986年第3期)、黎慧的《談西方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文學自由談》，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權主義”批評一瞥》(《外國文學動態》，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時期：1988年前后進人到第二個引介活躍和深化階段。相對而言，這一時期的引介更系統化和專業化，更注重學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這期間，國內一些權威性學術期刊陸續刊發對此類文論的介紹和評述的文章，如《文學評論》、《外國文學評論》、《上海文論》、《文藝理論研究》等，加快了對西方女性文學批評理論引介的步伐。一些學者編譯的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文集、匯編的女權主義文學批評論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關學術論著，如張京媛的《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張巖冰的《女權主義文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陳志紅的《反抗與困境——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羅婷等編寫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西方與中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林樹明的《多維視野中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過積極地譯介國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動態，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階段的引介者還介紹了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對自身缺陷的反思與對未來的展望，對該批評理論研究在中國的健康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二、“批評實踐勃興”階段
從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內學界不再滿足于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翻譯介紹，而是積極地將相關的批評理論運用于對中國新時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讀，進入到一個從“拿來主義”到“為我所用”的批評實踐的勃興期。其批評視角主要來源于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所提供的性別視角和重讀策略，這一批評實踐使得中國的女性文學開始被視為具有獨特價值的學術考察對象。同時，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法為中國當代“女性寫作”的構建提供了一種有力的工具，拓寬了中國女性文學的批評研究視野，研究成果日漸豐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悅、戴錦華合著《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劉思謙，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邊緣敘事——20世紀中國女性小說個案批評》(徐岱，學林出版社，2002)、《紅豆——女性情愛文學的文化心理透視》(王立、劉衛英，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空前之跡l851-1930：中國婦女思想與文學發展史論》(王緋，商務印書館，2004)、《女性寫作與自我認同》(王艷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火鳳冰棲一中國文學女性主義倫理批評》(王純菲等，遼寧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時期中國女性寫作與女性文化》(戴錦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學術論著均對中國女性文學給予了高度的關注。
三、“研究深化"階段
經過20多年的積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進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為當代文學批評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脈，涌現出一大批專家學者。這些學者大多供職于高等學?；蚩蒲袡C構，通過將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相關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啟發和帶動了一批批年輕學者。再者，一些專門的學術團體和組織機構也在許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發起在鄭州大學成立的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個婦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東北師大、首都師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婦女研究或性別研究文化性質的機構，一些高校還開展了國際國內合作交流活動、立項研究等等。這些均為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的深入發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來”和借鑒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女性文學的具體實際進行研究實踐，來自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在中國扎下根，演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研究，完成了從“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到“中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范疇的轉變。
在上個世紀8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傳人，我國的女性主義文學創作與批評開始真正意義上“浮出歷史地表”．到了90年代．兩者共同創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學景象。然而作為21世紀中國女性文學批評的主流，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在中國語境中逐漸顯露出一些問題與局限，造成當代女性文學批評與研究的困境。
一、傳統境遇下的歷史困境
母系社會之后的歷史，毋庸贅言是男性的歷史，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婦女始終是一個受強制的、被統治的性別”…，她無處言說，也無人傾聽，更無人評說，她是燦爛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為一個性別群體在封建社會中只是被抹殺與被掩蓋的對象。她們“勢必生于黑暗、隱秘、暗啞的世界．生存于古代歷史的盲點?！痹谕瑯拥臍v史境遇中．西方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壓迫進行了兩次大規模的女權主義運動浪潮，使女性主義發展和成熟起來，同時它也是西方人權運動的一個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發展中所派生出來的，它完成了從人的自覺到女性的自覺，從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義是合乎歷史發展規律的產物。而中國的女性解放總是同各時期的社會問題和革命目標相聯系，婦女的求解放、求獨立、求自由、求平等諸意識始終同被壓迫的階級意識、革命意識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階級斗爭是女性解放和性別問題的大前提。中國從封建社會直接過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又承受著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興亡的巨大壓力。隨后又處于反抗階級壓迫的動蕩的社會變革之中．也就是說女性的自由與權力問題是男性也沒有解決的，整個民族都沒有獨立的人權．又何談女性呢?解放后，雖然民族獨立的問題解決了．但中國一直倡導的理論認為階級是超越性別的，“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階級的解放又成為了婦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婦女問題還是被階級的問題所覆蓋。到了90年代，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的召開為中國的女性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掀起了女性文學創作與研究的浪潮．但這次女性熱潮仍不以解放為目的，基本不觸及體制。而是以文化的啟蒙和研究為特征，主要表現為學術界對西方女性主義思潮的介紹。可以說在中國從來沒有一個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它缺少像西方女權運動那樣的一個歷史契機，或者說是政治契機。它缺少一個把女性問題相對充分展開的時間和空間，它與中國的婦女生活實況是基本脫節的。劉思謙在《“娜拉言說”——中國現代女作家心路紀程》一書中就說：“我國有史以來從未發生過自發的、獨立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的解放從來都是從屬于民族的、階級的、文化的社會革命運動?！彼詿o論我們是否承認，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無論在過去還是今天。始終都游離于“主流批評”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們或許可以形容女性文學批評為“第二批評”。因為它始終只是西方的舶來品。歷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權下的理論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經過長時間的建構，系統性強。覆蓋面廣。發展的比較成熟，而中國的女性文學研究一直就缺少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從西方獲得的女性主義文學的體系、概念，幾乎是關于這門學科的全部內容。不止女性文學批評，20世紀的中國文學理論的發展都與西方的文學理論相聯系。劉若愚在其著作《中國文學理論》中說：“除了那些純粹由傳統批評家所主張的理論之外，我將不涉及20世紀中國理論．因為20世紀的中國理論受西方影響的主宰，不是浪漫主義、象征主義．就是。20世紀的中國理論與具有獨立批評思想的傳統中國理論沒有相同的價值和興趣。”隨著中國社會向西方的全面開放與學習。西方理論進入中國也成為了一種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紀末．西方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一些理論話語已經為中國女性文學研究者所運用到文學研究中，出現了大量的研究論文，在這些文章中充滿了緘默、缺席、疏離、身體寫作等女性主義的經典專用術語，用女性主義批評者陳曉蘭的話來說：“對于今天從事婦女文學研究和教學的人來說，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義批評．或者不從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角度和立場來對待她(他)的研究、解說對象，那就意味著落后、缺乏新意、傳統或者不夠深刻。所以在論文或論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義批評家的觀點、名言為開場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的要義，似乎成了中國許多女性主義寫作必不可免的一環?！?/p>
批評界出現這種現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國本土沒有產生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只能全盤吸收西方女性主義現成的批評理論。但是中國的女性主義批評在短短的幾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幾十年發展經歷的成果，實際上是很難消化的。一方面，對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間自己的房間》、《女性的奧秘》、《性政治》、《女太監》等幾部經典之作有完整的譯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選，完整的譯著較少，系統的介紹更為缺乏。所以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完整理論尚未全面認識。就難以在此基礎上有新的發展和建樹。另一方面，我國對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理論生搬硬套的現象也比較明顯．無論它是否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對很多不很恰當的文學現象也加以分析套用，還有很多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論在尋找中國文學中可以對應的文本例子，結果只是為西方的理論增加例證，對本土理論沒有實質性的突破。我國在女性文學理論方面缺少建設性和創造性．完全沒有形成自己的理論結構體系。
更為堪憂的是。中國女性主義文學理論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權話語的入侵。“李小江認為．西方女性主義自以為放之四海而皆準，實際上是一種霸權話語，中國的女性問題一旦被西方女性主義化就成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國女性主義的發展并不是為西方女性主義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和操作經驗的。因此我們必須覺悟到，當代中國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和地區一樣，在進入現代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種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別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經濟和文化滲透的遭遇是一樣的?！彼f：“就像我們女人要對過去男性中心社會所有的價值觀念進行檢驗一樣，對西方的東西我們也要檢驗。女權主義對男性的東西處處留心審查，總持批判和懷疑的態度，與我們對西方的態度相似。”因此，對西方的女性主義理論我們應該取其精華，謹慎的借鑒和使用，更要勇于質疑，得到啟發，提出自己獨特的本土化性別文化視閾．建立起從我國女性創作和女性生活實際出發的符合中國國情的女性主義批評理論體系與框架，擺脫在理論上的困境。
三、女權意識下的社會困境
這個問題主要體現在中國社會中對于“女性主義者”的認同尷尬上。
女性主義理論雖為中國許多批評者及作家在批評創作上廣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對自己是否認同女性主義作出明確的表態，除了極個別的批評家，如戴錦華公然宣稱自已是個女性主義者，大多數批評家雖然是進行著女性主義的研究，但卻不肯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就連女性主義研究領域旗幟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聲明自己不是女性主義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訪談集《女性?主義——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設問的就是一個身份、立場的命題的取舍和認同問題。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是全世界多數人的選擇。也是不招致非議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為中國女性主義批評的領軍人物，李小江的聲明卻讓很多人失望并無法理解。甚至大多數的女作家，也對女性主義不予認同．最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義批評者視為女性主義創作典型的陳染公然宣稱自己的寫作是“超性別寫作”，明顯地針對加于她的“性別寫作”評價。林白也稱，她的寫作不是從女性性別出發的，她沒有強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會對于女性主義者認同的困境呢?美國理論家貝爾胡克斯曾在《女權主義理論：從邊緣到中心》中談到美國社會對“女權主義者”稱號的反感，“說自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預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動之中，而這種身份角色或行為在人們的常規判斷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戀者，激進政治運動者、種族主義者等?！倍谥袊灾髁x者也給人一種仇視男人、強硬、激進、男性化的感覺，甚至有可能還會被誤認為是同性戀者。大多數人都容易將女權主義看做一種對于性別的偏見．害怕遭到社會的非議和不理解，甚至歧視。其實，女性主義之所以讓社會對其形成這樣一種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評者對于性別近乎過敏的關切將女性主義理論完全歸結為對性別歧視和男性壓迫的批判和控訴．將與男性的對抗和斗爭視為獲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認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張抗抗在接受訪談時曾經說：“女作家為什么不愿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其實深層原因是懷著一種恐懼感，對于矯枉過正的極端女權主義帶給我們的傷害確實很害怕?！薄芭灾髁x將性別立場強調的太極端了，實際上是將我們封閉起來。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識。用女性主義標尺去鑒別一切的問題。”
當然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義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會和人們對于女性主義認識的一個誤區。偏離了社會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國女性主義批評者應該端正態度。走出誤區，不斷自省，發揮出女性主義的積極作用，將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基本立場。將它視為在一切社會階層與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謀求進步、解放的意識和行動．從而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女性主義，消除社會的偏見。
四、性別視野下的創作困境
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最為普遍的女性文學主題是私人化寫作與身體寫作，它來源于法國女性主義批評家埃萊娜西蘇創立的“女性寫作”理論，她的“寫你自己，必須讓人們聽到你的身體”，…成為那時期女性寫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義敘事學的開創人、美國學者蘇珊? S? 蘭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發表的《敘事行為：小說中的視角》一書中，率先將敘事形式的研究與女性主義批評相結合，大膽探討敘事形式的（社會)性別意義，[1]為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誕生作了開創性的探索。1986年，蘇珊? S? 蘭瑟在美國的《文體》雜志上發表了宣言性的論文《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義敘事學”（Feminist narratology)這一名稱，并對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1992年, 蘭瑟發表了《虛構的權威：女性作家與敘述聲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書中她進一步闡釋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主要目標、基本立場和研究方法，并進行了更為系統的批評實踐。隨后，蘭瑟還發表了《性別敘事學：建構敘述聲音的性別詩學》(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虛構與“人權”》（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義敘事學的論文和著作。作為美國學派的代表，蘭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義敘事學的研究，使女性主義敘事學這一新興的理論學說在批評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為美國敘事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流派。
蘇珊? S? 蘭瑟的《建構女性主義敘事學》一文，從結構和內容上來看，主要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義批評與敘事學相結合的必然性，闡釋了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聰明”為例進一步闡述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必然性
女性主義批評是借助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產生和發展的，它主要關注的是女性的獨立和平等，是一種具有強烈道德傾向的批評。西方女性主義批評的代表人物伊萊恩? 肖沃爾特將西方女性主義劃分為三個階段：初期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學傳統中的“厭女癥”，即：歪曲和詆毀婦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階段，女性主義批評主要集中在發掘被父權制文學傳統埋沒的婦女作家和作品，同時重新評價傳統文學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階段，女性主義批評對文學研究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對建立在男性文學體驗基礎上關于閱讀和寫作的傳統理論觀點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見，女性主義批評強調女性性別意識，關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讀者以及女性文學研究的理論，具有強烈的政治意識。
西方女性主義批評又主要分為英美學派和法國學派兩大學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學思潮影響，法國學派以結構主義為理論基礎、著力于文本中的語言、心理和哲學等問題的批評；而英美學派則關注社會文化歷史研究，側重于細讀和闡釋文本；二者都重視對文本的細讀，注重從性別和社會文化歷史的角度闡釋文本的意義。而結構主義敘事學則注重文本的結構形式，注重對文本進行科學分析而忽視文本所處的社會文化歷史。因此，蘭瑟認為，女性主義批評是從模仿的角度來看文本，其特點是“印象式的，評價式的以及具有很強的政治意識”。而結構主義敘事學則是從符號的角度來看待文本，其顯著特點在于它的“科學的，描述性的，非意識形態的”。[3]因而女性主義批評常常指責敘事學無視性屬區分，并將其視為是一種父權制的理論。因為，敘事學研究選取的敘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當做男性文本對待的文本，也就是說，所有的敘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慮婦女書寫、性別差異或女性視角，也就無法意識到敘事學的局限性；而敘事學中的故事和情節等理論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義批評的影響，引入如敘述聲音、敘述情景和敘述情節等問題。對此，蘭瑟提出應該“對敘事學進行重寫以便能夠把作為文本生產者和文本闡釋者的女性考慮進去。”[4]事實上，結構主義敘事學壓制了小說的表征層面，強調其符號層面，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是對文本進行著模仿性地解讀，過多地關注人物而不是敘述層面。然而文學本身就是兩套系統的結合，女性主義敘事學恰好能調合二者的對立。就此，蘭瑟認為，“女性主義和敘事學共同面對的挑戰是認識到敘事作品的雙重性質，摸索出一套術語和類型區分。這些術語和區分既有對結構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號性，又有具體性和模仿性，對于將文學置于‘我們生活的現實環境’中的批評家來說也有應用價值”。[5]因此，蘭瑟所建構的女性主義敘事學打破了學科界限，將女性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引入敘事學研究；人們既可以從模仿的角度將文學視為生活的再現，也可以從符號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科學的分析和研究。敘事學的符號解讀和女性主義的模仿性解讀可以起到一種互補的作用。因此，女性主義批評與敘事學相結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顯而易見地。
二、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
蘭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聰明”為例，進行深入詳細地分析，從而進一步闡述女性主義敘事學的可行性。這是新婚的年輕女士寫給自己閨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當時她所寫的信必須向丈夫公開，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聰明才智寫了這封有著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書信：
．．．．．．
我已結婚七個禮拜，但是我
絲毫沒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結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魯莽、老不中用、固執己見還愛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穩住老婆；
他的信條是，應該把妻子當成
知心朋友和貼心人，而不應之視為
玩偶或下賤的仆人，他選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侶。雙方都不該
只能一門心思地想著服從；
而只能分分場合，互敬互諒。[6]
．．．．．．
蘭瑟認為，這封信的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的明顯差異主要體現在敘述聲音、敘述情景和敘述情節三方面：
1. 敘述聲音
在女性主義批評理論中，特別強調“聲音”這個術語，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強調在作品中體現“不同的聲音”，發出“另一種聲音”，或者尋找“失落的聲音”；女性主義批評所指的這個“聲音”通常指“那些現實或虛擬的個人或群體的行為”，“表達了以女性為中心的觀點和見解”。而敘事學中的“聲音”指的是敘事中的講述著（teller），以此來區別敘事中的作者和非敘述性人物； 也就是說，敘事學中的“聲音”通常是指“形式結構，與具體敘述行為的原因、意識形態或社會寓意無關”。[7]這封信有表層文本和隱含文本兩個文本，因此就會出現兩個敘述聲音：表層文本是對新婚丈夫的贊揚，發出的是女性的聲音，采用的是柔弱無力的“女性語言”，卑微無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說明，隔行閱讀，就出現了一個隱含的文本，發出的則是男性的聲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權威的“男性語言”，強健理智、鏗鏘有力地控訴著丈夫的缺陷，抨擊其男權思想。表層文本的“女性聲音”軟弱無力，缺乏權威性，事實上是通過暴露自己的卑微無助，以及對男性霸權話語的依賴，以此來獲得“裂變的極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顛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層文本的“女性聲音”實際上 “就成了對付異化隔離和新聞檢查的巧妙辦法，成了躲避現實威脅的有效途徑”。[8]
2. 敘述情景
如果依據熱奈特的異故事敘述和內故事敘述層次理論來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聰明”，其敘事層次分為：外敘事層和內敘事層（也成為元敘事層）。熱奈特的敘述層次理論只涉及敘事內部形式而并未涉及敘事歷史語境。因此，蘭瑟以熱奈特的敘事層次理論為基礎，將敘事模式分為公開型敘述和私下性敘述。公開型敘述實際上就是對文本外即公眾讀者進行敘述；而私下敘述則是指文本內的受述者進行敘述。蘭瑟認為區分公開型敘述和私下性敘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為父權制文學傳統上對婦女文學的壓制在于禁止女性對公眾寫作；而隱含文本是隱藏在表層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層文本將其公眾化，將女性“被壓抑的聲音”釋放出來。同時，她進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義敘事學不僅僅要考慮敘事形式，更要考慮敘事情景。如果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寫給閨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這種隱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檢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縛有壓迫的真實處境；如果把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話，那么這封信就是對審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這封信看作對女性問題的戲擬文本的話，就不得不佩服這位女子的聰明，不僅躲避了丈夫的檢查，而且還充分體現了女性文學的藝術性，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父權制文學進行了有力抨擊。
3. 敘述情節
一般的敘述性作品的情節是指敘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間矛盾沖突所構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發展過程。那么，依據這樣的概念來判斷結構主義敘事學認為“女性文本通常被認為是無情節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層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險故事和人物的矛盾沖突。因此，傳統上的情節理論是建立在男權統治話語之上的，也就是說，傳統的情節理論標準是專門為男性設置的。對此，在女性主義敘事學中，蘭瑟對情節有了新的定義，她認為女性文本中的情節是以女性作為講述者來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講述行為都可以構成情節；女性文本寫作本身就構成了一個期待與期待實現的過程，即寫作這一行為本身，無論妻子是否幸福，寫作本身成為愿望的滿足；她的經歷激發了讀者自己的故事，而閨中密友不僅是敘事的積極參與者，而且還是情節的積極參與者，此時情節也由敘事內轉移到敘事外。因此，這封信中的“無情節”敘事后面隱藏著一個情節，一種分享經歷的顛覆性情節，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為講述者的故事的延續，與此同時信息也傳達給了讀者，那么讀者也介入了敘事，在讀者和作者之間就有了交流的空間?！皳Q言之，文本對（隱含）作者和集體的、異故事的主述者之間沒有作記號區分的地方，讀者即被引入，把敘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讀者自己或讀者的歷史對應者”。[9]正如蘭瑟在她的《虛構的權威》中寫的，“這封信列舉了在一個壓抑女性聲音的文化里出現的有關敘事策略的復雜細節，展示了為不同讀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敘事結構的一些具體形式......”從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聰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義敘事學是以結構主義敘事學的科學研究的方法為依據，從女性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文本進行闡釋，旨在使女性主義研究從單純的內容分析向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整體研究邁進，以避免女性主義研究中過于印象化和評價式的弱點。因此，女性主義敘事學不僅促進了女性主義批評的發展，同時也發展了結構主義敘事學理論。
參考文獻:
[1]申丹．敘事形式與性別政治［J］．北京大學學報．2004年1月
[2]程錫麟,王曉路．當代美國小說理論［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一、引言
論文集《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收錄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中最具代表性的12篇論文，屬于學術文本。
該論文集的譯著已于2013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筆者承擔了部分篇章的初譯。本文是基于對該論文集《緒論》翻譯的理論思考和實踐總結，意在該翻譯項目的基礎上，討論學術類文本的特點、翻譯時面臨的主要挑戰及其解決對策。
二、學術文本翻譯的主要挑戰
本項目原文屬于學術文本，主要面向文學批評研究人員和對生態女性主義理論有興趣的讀者。從文本內容看，文章主旨明確，結構清晰，交代匯編背景，概述學理脈絡，提供導讀性評論。由于作者文學素養深厚、文字功底凝練，全文毫無阻滯，渾然一體，使譯者面臨三大挑戰。
1.表達形式多樣。原文雖是學術文本，但其表達形式并不單一?！毒w論》有四個部分：第一部分介紹論文集的匯編背景和匯編依據，是敘事；第二、第三部分概述生態女性主義運動的歷史與現狀以及相關文學批評的興起與發展，是描述；第四部分闡明該論文集的結構安排、章節主旨和編者的評論，是議論。翻譯過程中，如何將這三種表達形式準確地再現，并如原文自然切換毫無阻滯，是一大挑戰。
2.語句凝練。作者多用長句，信息表達密集，語言凝練；而漢語多用短句和散句，這使譯文與原文在句式上很難保持一致。在翻譯時，文本內容和語言形式是否應盡量靠近原文，是采用“歸化”還是“異化”策略，是譯者需首先思考的問題。故翻譯策略的確定和語句的處理是第二大挑戰。
3.術語頻現?！靶g語”是指“通過語音或文字來表達或限定專業概念的約定性符號”。本項目中術語涉及面廣，包括生態學術語、女性主義術語、文學批評術語等。如何根據術語的特點和術語的定名規則，綜合利用各種文獻資料，提高術語翻譯的準確性，是第三大挑戰。
三、學術文本翻譯的解決對策
學術文本的目的是探討某一學科內最新的思想、視角和研究方法，以補充和啟示相關研究做。生態女性主義視角下的文學批評在國內處于文學研究的邊緣，為讓讀者直面這股文學研究思潮，宜忠實地再現原文的語境，讓讀者在譯文中移步，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具體對策如下：
1.表達形式：分明主次，綜合呈現。原文的表達形式看似復雜，實則在真實文本并不罕見?！罢鎸嵨谋舅尸F的特點并不局限于一種類型。”“也許議論性的文本類型可以通過敘述實現，也許指導性的文本會采用描寫的形式，等等?！狈g此類文本時，要分辨出“其中一個目的是統領性的，而另一個目的是一種手段”。
在原文中，作者通過敘述交代論文集的由來，通過描寫展示理論的發展脈絡，又由議論引導讀者閱讀。換言之，議論是此文的統領性表達形式，而敘述和描寫是輔助議論的手段。因此，翻譯時需把議論確定為主要表達基調，領會作者使用敘述和描寫的用意，注意文中轉換的節點，將三種表達形式不失主次地綜合呈現。
2.語句：信息為主，易讀為輔。根據語言的功能，文本可分為三種類型：“信息型”、“表達型”和“呼喚型”。此篇《緒論》是“信息型”文本。翻譯這類文本，“其目標是保證內容的不變，若轉換過程中，信息保持完整，則可認為翻譯是成功的”。其次，譯著的目標讀者是進行女性主義、生態學或文學批評的研究者或相關人員，他們對文本信息的關注是首要的。但《緒論》主要起介紹功能，除理論性外，也需兼顧易讀性。
因此，筆者需以保證信息的傳達為首要原則，不進行有損于原文邏輯的修飾與改動；在盡可能保持信息對等的前提下，再考慮譯文的易讀性與流暢性。
3.術語：語義溯源，統一管理。人文社科術語翻譯中，術語的“單義性”和“穩定性”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首先去查明可能有的現存等價術語的情況”，“充分利用現存合理的等價術語”；術語的“理據性“要求譯者采用語義溯源法，“術語的確定要符合其所代表的語義內涵理據，要確保其準確性”。
本項目術語涉及面廣、語義專業，要求譯者：首先，查閱國內已有的相關文獻與術語詞典、網絡術語庫等，對于已譯介的術語，借鑒合理的現有譯名；其次，對尚無等價語的術語，進行語義溯源，準確理解后，據其語義理據翻譯，并與總項目負責人及其他翻譯成員討論，進行統一的術語管理。
四、翻譯實例分析
1.表達形式實例。原文的開頭，作者敘述了論文集匯編的緣起，語言簡實，娓娓道來，并無學術著作的艱深晦澀，易于增加讀者對本書的興趣。因此，翻譯時必須體現這種簡實的敘述風格。例1：
原文：“When that proposal was denied， Gaard approached Patrick D. Murphy with several fine conference papers and the idea for a special issue of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which Murphy had founded and was editing at the time.”
譯文：在戈德的建議遭到否決后，她將其中幾篇優秀的會議論文轉交給了帕特里克?D?墨菲，建議在墨菲創辦且時任主編的期刊《文學和環境的跨學科研究》上刊登一期特刊。
在第三部分，作者追溯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歷史，回顧其形成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用描寫展現事件的具體細節和發展的波瀾壯闊之勢，翻譯時須將這種態勢在語氣上表達出來。例2：
原文：“Since 1990 there has been an eruption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analysis. Although individuals have been working in this vein for decades， the majority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being practiced by younger academic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degrees since 1990 and doctoral students who are building on the wealth of materials.”
譯文：自1990年以來，生態女性主義的文學分析不斷涌現。盡管個別學者在這一領域研究了數十年，但從事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的主力軍則是1990年以來獲得學位的更年輕的學者和依靠豐富材料進行研究的博士生。
在第四部分，作者對各篇論文進行導讀性評論，帶領讀者鳥瞰該論文集，是全文的精華，翻譯時要呈現嚴謹凝練的論述風格。例3：
原文：“While eco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developed and diversified in the twenty years following d’Eaubonne’s first book， her work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cofeminism's Western articulation.”
譯文：盡管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在德?奧博納的首部著作問世后的20多年中不斷發展并日漸豐富，但其著作始終是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2.語句處理實例。對長句的處理，筆者采用“信息為主，易讀為輔”的對策，力求最大程度地無損原文信息。下例中只將介詞短語提前，并未對長句進行切分和重組，雖稍顯冗長，但能更大程度地保留原文信息，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離原文更近。例5：
原文：“Likewise， definitions of literature， its genres， and its canons that attempt to establish timeless universals by relying on a few male authors and ignoring the contextual， historical， thematic，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an also be only distortions.”
譯文：同樣，通過依靠一些男性作者并忽略文學作品的語境、歷史、主題和審美維度的方式，來對那些試圖確立永恒而普遍適用的文學及其體裁和標準進行定義，也只能是曲解其意。
3.術語翻譯實例。針對原文術語具涉及面廣、涉及領域專業型強的特點，筆者采用語義溯源的方法。例6：
原文：“We can relate ecofeminist principles and interpretation to existing literary study by building on feminist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此例中，“other”是一特定概念。根據語義溯源法，通過查閱，筆者發現，漢語中已經存在與“other”對應的等價術語――“他者”，與作者表達之意一致。因此，根據術語翻譯的穩定性要求，筆者采用“他者”這一譯名。
五、結論
本文是筆者對自身參與翻譯項目的反思。該項目原文屬于學術文本，表達形式多樣，語句凝練，信息密集，術語頻現。學術文本的目的和功能決定譯者需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翻譯文體學、術語翻譯研究等應用型理論為本項目提供了理論指導和方法啟示。結合實例，本文認為翻譯學術文本時，應對其表達形式進行主次分明的綜合呈現，對其語句的處理以保留信息為主、照顧易讀性為輔，對其術語翻譯須采用語義溯源和統一管理的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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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6]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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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魏向清.人文社科術語翻譯中的術語屬性[J].外語學刊，2010（6）：166.
[9]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1.
[10]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5.
長久以來，西方古典音樂傳統崇尚精英式的音樂制度，注重對偉大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記錄和分析，對音樂的評價工作也由學術精英來承擔，在此過程中，名不見經傳的女性作曲家默默無聞，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在20世紀70年代整個史學界破舊立新的學術背景下，史學家將目光從上層轉移到下層，普通群眾的生活走進學術界的視野。與此同時，女性主義運動的崛起催生了一門新的學科——“女性學”，而有關女性史的研究亦成為女性主義學術研究的基礎。
為還原音樂史的全貌，重現幾千年間女性的音樂生活狀態，美國一些接受過專業音樂學訓練的女性學者嘗試在傳統音樂史研究之外建立新的女性音樂研究體系，這種研究以女性為中心，質疑音樂傳統對以“偉大”男性作曲家、作品為代表的音樂史的過度關注，出現了最早一批以女性音樂家為主體的音樂史書籍，如卡羅爾·諾伊爾斯－貝茨（Carol Neuls－Bates）輯錄的《音樂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 Read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82．1996）、珍妮·鮑爾斯（Jane Bowers）和朱蒂斯·梯克（Judith Tick）于1987年合編的編年史《女性音樂創作：西方藝術傳統，1150—1950》（Women Making Music：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1150—1950，1987）、1991年卡琳·彭德爾（K．Pendle）編輯的《女性音樂史》（Women and Music：a History，1991）以及西爾維亞·格利克曼（Sylvia Glickman）和瑪莎·施萊費爾（Martha Furman Schleifer）于1996年編輯出版的《女性作曲家：跨越歷史的音樂》（Women Composers： Music Through the Ages）等。
論文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
一、引言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二、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以結構主義為基礎的傳統譯論以及構成其哲學基礎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疑。女性主義認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譯作，語言反映性別歧視的現實，并且強化了性別歧視，翻譯不是一種機械的語言轉換，而是一種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協調的創造性活動（張景華，2004）。 女性主義者對一系列翻譯理論基本問題都有自己的闡釋。概括起來，大致是：（1）翻譯哲學：突破（傳統翻譯理論的）二元對立思維；（2）翻譯標準：符合女性主義要求；（3）翻譯目的：延展女性話語權；（4）翻譯策略：盡量讓女性在語言中顯現；（5）翻譯方法：以女性主義方式改寫原文；（6）譯者的地位：與作者平等；（7）譯文與原文的關系：平等互補，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視界融合”與“讀者中心論”
（一）現代闡釋學：“視界融合”
“視界”（Horizon）可以譯作視野、視閾、視界，意指“看”的區域，包括人從某個立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從哲學上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新的含義。首先，視界的基礎是歷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這種歷史性的視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歷史流傳物，即歷史文本的意義。其次更重要的是，視界不是封閉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因此，視界是不斷地運動的，當這一視界與其他視界相遇、交融時，便形成了新的理解，這就是“視界融合”。所以他說：“人類此在的歷史運動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絕對立足點限制，因而它也從不會具有一種真正封閉的視界。視界其實就是我們活動于其中并且與我們一切活動的東西。視界對于活動的人來說總是變化的。所以，一切人類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傳統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過去視界，總是已經處于運動之中了?！保ㄙみ_默爾：1999）這就是說，不僅我們現在的視界而且過去歷史的視界都是開放的和變化的，它們處在一種視界融合的過程之中，于是過去和現在、主體和客體、自我與他者都融為了一體，構成了一個無限的、開放的統一的整體。
在此基礎上，我們做出進一步具體的闡述，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無論是理解的主體——理解者，還是理解的客體——文本，都是歷史地存在的。兩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視界。視界指的是理解的起點、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視界，而理解者具有現今的具體時代氛圍中形成的視者。兩種視界之間存在著各種差距，這種由時間間距和歷史情景變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無法消除的。伽達默爾主張，應在理解過程中，將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從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都超越原來的視界，達到一個全新的視界，視界融合的過程也是視界碰撞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用一種視界代替另一種視界，而是必定同時包括兩者的差異和交互作用（張德讓，2001）。
女性主義使我們發現翻譯是歷史、文化、意義等各種差異碰撞和交鋒的場所，我們將此理論應用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闡釋上，則可對女性主義翻譯者的翻譯觀進行深刻細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
接受美學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評、巴黎結構主義的本文中心論相對，接受美學提出讀者中心論。在他們看來，創作作品既非文學活動的終點，也非文學活動的目的。相反，作品總是為讀者而創作，文學的唯一對象是讀者。未被閱讀的作品僅僅是一種“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轉化為“現實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學并不是一種“自在之物”，而是“為他之物”，因此，閱讀活動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也就是說，在作者—作品—讀者的三角關系中，讀者絕不僅僅是被動的部分，或者僅僅作出一種反應。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必將走向死亡。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性變化的經驗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讀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豐富和充實、展示其價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一）現代闡釋學：“視界融合”拓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在”視界融合”的理論下,接受者通過”期待視野”在閱讀和詮釋中,過濾掉自身不需要的東西,改造異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與自身價值觀相結合的部分。譯者原有“視閾”決定了他的“不見”與“洞見”，決定了他將另一種文化如何選擇、如何切割，然后又決定了他如何對其認知和解釋（樂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上，譯者極力提倡“重寫”（rewriting），要求對翻譯文本進行以女性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干預和改寫，極大地拓展了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女性主義者一般通過三種翻譯策略完成其“重寫”過程：
第一是“補償”（supplementing），指對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差異進行補充，在補償過程中，譯者基于自己性別立場或信仰對文本進行創造性的改寫。第二是通過“前言”和“腳注”對文本進行干預。女性主義譯者常用前言來解釋原作的主旨，說明自己選材和翻譯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譯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義譯者根據自己的喜好或主觀意圖，對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改寫。
讓伽達默爾的“視界”（“先見”）挑戰我們的“視界”（“先見”），讓我們與伽達默爾的文本在雙方“視界融合”的游戲之中“忘乎所以”。這或許是我們對伽達默爾最好的紀念。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奠定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讀者閱讀活動中所伴隨的理解是將作品從靜態的物質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譯者作為讀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從而在接受活動中居于中心地位（劉云虹，2002）；其對文學作品作出積極的反應及參與，并將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帶給其他讀者。使原文—譯文的關系轉化為作者—讀者（譯者）—讀者（譯文的讀者）之間的互動存在。
“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Gauvin, 1989:9)。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是讓讀者傾聽到女性獨立、自強的聲音，讓語言及作品起到積極地干預意義創造的作用，操縱文本，運用語言對文化，對受眾進行干預。在這里，“讀者中心論”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體現，“讀者中心論”成為女性主義譯者的理論基石之一。
五、結語
認知型的“鏡”式的翻譯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實現的是對作為翻譯對象的原文意義的符合，而主體性的“燈”式翻譯則是精神內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觀照的是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義（劉華文，2002）。
女性主義翻譯觀打破了傳統翻譯觀對意義闡釋的封閉性與靜止性，揭示出翻譯活動并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上去操作的，譯者積極地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復雜的“精神國度”，通過翻譯活動為爭取女性的政治權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參考文獻：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鮑曉蘭.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M].北京:三聯書店,1995.
[4] 伽達默爾.哲學解釋學[M].夏鎮平,宋建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5] 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M].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6] 蔣驍華.女性主義對翻譯理論的影響[J].中國翻譯, 2003,(4):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