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7 18: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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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教材在講替代關系時常以茶葉和咖啡為例，這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沒錯，但我國地域遼闊，各地生活習性差異較大，有些地方，如廣東，喝茶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咖啡根本無法代替，尤其是那些喜喝功夫茶的人更是如此。類似的例子還有大炮和黃油。該案例雖能反映稀缺資源配置的原理，但黃油離中國學生似乎有點遠，而且對于普通消費者，二者既非替代也不互補。這就說明，經濟學案例的選擇，應該盡量從生活實際出發。
2.案例要與理論緊密結合。
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通過教學活動使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基本原理，并能運用這些基本理論和原理分析、解決實際經濟問題。說到底，案例教學是理論教學基礎上的一種輔助教學方法，是為理論教學服務的。因此，選編的案例必須反映經濟學原理的典型特征和一般規律，要能揭示案例的內在聯系和經濟學原理的有關特征。
3.經濟學案例來源要多樣化。
經濟學案例來源首先應該是豐富多彩的經濟現實生活，尤其是熱點經問題。因為這類案例能引導學生走出象牙塔，關注現實生活，極大地培養學生對經濟學的興趣，大家都知道，興趣才是最好的老師。當我們用鮮活的經濟生活成功地吸引了學生，使他們關注經濟生活，甚至讓他們養成了定時收看新聞聯播、經濟半小時、經濟觀察，并且關心國家的經濟生活的時候，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任務已經完成了一半了！
二、經濟學案例教學的課堂組織
1.正確處理師生關系。
現代教育理論認為，教學中教師居于主導地位，學生才是教學的主體。案例教學就是要在老師的主導下，利用鮮活的案例，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讓學生真正成為學習的主體。案例教學中，教師或在課堂當堂呈現案例，或布置學生課前閱讀相關材料。然后引導學生思考、討論，得出自己的觀點。討論案例是案例教學的中心環節，教師要創造機會讓學生走向前臺，展示自己的觀點。教師則由前臺轉向幕后，充分發揮教師的指導作用。在討論過程中教師應當組織和引導學生運用已有知識和經驗進行討論、交流，發現問題和分歧，盡量讓學生自己解決，如果學生自己不能解決，則應選擇適當時機給予解答。教師在學生討論過程中，除了應該把握討論節奏，控制教學進度外，還應當關注每個學生的表現，不斷啟發、誘導學生開動腦筋，尤其應鼓勵學生勇于獨立思考，形成獨特見解。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的能力在案例分析的過程中得以鍛煉和提高。
2.正確處理理論教學與案例教學的關系。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有其完整嚴密的理論體系，課堂教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向學生展示這些理論，案例教學則是要通過生動可感的實例來圖解，或補充說明這些理論。很明顯，理論教學和案例教學是主次關系，案例教學應服務于理論教學。這是因為，一方面，經濟學具有獨特的科學性與嚴謹性，理論教學中嚴格的理論推導過程是訓練學生經濟學邏輯思維能力的重要手段。學生就是在這一系列看似枯燥的訓練過程中，學會了對經濟現象的數學描述和嚴格的邏輯推演，掌握了一系列經濟范式并試圖用這些范式去認識紛繁復雜的經濟世界，形成了對現實經濟世界獨特的分析、判斷、歸納和預測的能力；另一方面，課堂教學中學習的概念、公式、定理、公理，是案例分析的基礎。顯而易見，沒有概念和理論的講解，僅僅從案例中得到結論，難以讓學生建立起全面的理論結構，學生獲得的必將是零散的不系統的知識點。因此，充分地講解基本理論是學生學好經濟學的基礎。經濟學不能像MBA教學那樣可以以案例為主。相反，在經濟學教學中，案例教學只能是理論教學的輔助，是為了幫助學生更好地理解抽象、枯燥的理論知識的。
經濟學可以分成三個層次，它們分別是經濟現象、操作、理論。經濟現象是我們天天能夠看得見和體會得到的，比如雞蛋多少錢一斤，上海股票多少點，某公司雇傭多少員工。操作則是我們需要思考才能夠感覺得到的，比如企業是怎樣組織起來的，它們為什么大多數采用有限責任公司的方式。理論則是看不見感覺不到的，比如什么是貨幣，貨幣是怎樣產生的。
經濟現象、操作、理論在經濟學中的角色是不一樣的。經濟理論是基礎，經濟現象則是豐富多彩的，經濟操作是根據經濟理論而形成的。經濟操作賴以存在的理論，既包括書面的理論，也包括實際中應用，但沒有在書面上出現的理論。由于有一部分經濟理論是在書本上找不到的，這就會使經濟現象和經濟操作在一些時候被認為沒有理論依據。經濟理論是以經濟現象和經濟操作為原料的一種邏輯思辯，它既包括書本上的經濟理論，也包括非書本上的經濟理論，如散落在普通人觀念里的經濟理論。
1、經濟現象。
在經濟現象這個層次，西方經濟學是很有欺騙性的，因為西方經濟學就是停留在這個層面。以西方微觀經濟學為例，它是以市場的存在為前提的，在這個前提下，西方微觀經濟學開始分析構成市場的兩個方面：供給和需求。以供給為核心的理論是生產、成本、利潤理論，以需求為核心的理論是效用理論、預算理論及收入理論，最后對市場的類型及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關系做了一個一般性的分析，從而得出局部均衡、一般均衡的結論。這些理論，表面上都有道理，因為人們觀察到的經濟現象，是單個的、割裂的、片面的經濟現象，這和西方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正好一致。
我們都熟悉需求曲線，它描述的是商品（或產品，下同）與價格水平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同樣的錢，如果價格越低，買到的東西越多。而需求曲線告訴我們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價格越高，對該商品的需求量越小；價格越低，對該商品的需求量越大。至于需求量為什么會隨價格的高低發生變化，西方經濟學有一個解釋，說是邊際效用遞減，比如吃一個蘋果覺得很過癮，吃10個蘋果就難受，因為第10個蘋果的效用是負效用。由于每個蘋果的效用不一樣，自然它們的價格也不一樣，由此，消費者可以得到好處，這個好處叫做消費者剩余。
我現在要問的是：消費者買商品的錢是那里來的？是賺來的？借來的還是其他人給的？我假定錢是賺來的，消費者賺錢的過程，就是商品形成的過程，錢和商品有一種天然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存在在簡單的數字里，比如8=2*4，8=2*2*2等等。我設商品是M，錢是N，如果要讓商品和貨幣相等，我只要在商品的前面加些系數就可以了。我要加的這個系數，在微觀經濟學里叫價格。至于價格的漲跌，是擁有商品的人和擁有貨幣的人斗爭的結果。西方經濟學在這一點上，利用邏輯分析方法的缺陷及人們熟視無睹的數字之間的關系，片面地把需求僅僅看成是需求，而無視經濟學的最基本問題，生產與分配的層次問題，更無視生產與分配存在的制度基礎。在貨幣制度的基礎上，生產的過程也是分配的過程，消費者賺錢的過程，同時也是產品形成的過程。錢不能吃也不能穿，它只是一種工具，一種分配產品的工具。
貨幣作為分配工具，它是通過一系列的交換來完成的。如果我們把交換的過程斷章取義，那有什么意義呢？需求和價格的關系，在人們購買之前已經存在，因為你賺錢的時候，你已經為給你錢的人生產出了產品，你去買產品的時候，只是你憑“錢”這個憑證去把你的東西取回來而已，至于你取回多少，就要看產品的價格了。
我們再來看看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數學和經濟學兩個方面來看。從數學方面來看，一個平面上的兩條直線有三種關系，它們是平行、重合、相交。在一個坐標系里的供給曲線（直線，下同）和需求曲線，它們相交、重合或者平行都是很自然的。因為，你想要它相交，你就可以把它畫成相交。從數字的角度來看，任何數字都可以分解為一組數字的加、減、乘、除。西方經濟學就是用這些數字和圖形來證明均衡的。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于西方經濟學沒有把貨幣和以貨幣表現的產品分開處理，所以才會有薩依“供給創造需求”、才會有重農、重商主義關于財富的不同認識的爭論。其實，產品和貨幣之間的關系，只要你系數給得對，就可以相等。它們的實質是產品的循環運動和貨幣的循環運動。至于市場均不均衡，已經變成了經濟學家的一個游戲。
我們再來看看生產、成本和利潤。日常生活中，生產、成本、利潤是普遍使用的概念，比如養雞的成本、養牛的成本、做假奶粉的成本，與之相對應的是養雞的收入和利潤、養牛的收入和利潤。生產的過程就是分配的過程，它既包括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也包括生產者之間的分配。就生產者之間的分配而言，在使用貨幣的情況下，分配的一端是產品，另一端是貨幣，付出貨幣的一方是成本，得到貨幣的一方是收入。收入和成本是一樣的，它們之所以叫收入、成本，僅僅是因為分配的主體的差別而已。利潤是收入減去成本，它反映的是兩次分配對分配主體的影響。
從經濟學的現象來看，由于西方經濟學所要解釋的就是經濟現象，按道理它在這個層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但由于經濟現象不是自然現象，用分析自然現象的方法來分析經濟現象，就有可能出問題。比如，某個自然現象受N個因素的影響，為了分析每個因素的影響，我們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變。在分析經濟現象時，這樣做就有問題。比如，我們分析價格的變動的時候，我們假定其他影響價格的因素不變，而只考慮需求的變化，最后的結論自然是需求與價格之間的關系。由于在產品生產出來的時候，需求已經以貨幣的方式存在，而西方經濟學將這個“二次分配”的閉路循環切割成一個個小片段，它怎么可能正確呢？它怎么可能不庸俗呢？轉2、經濟操作。
經濟現象是在一定的經濟操作的基礎上產生的，我們說的生產、成本、利潤一般來講，指的是企業的生產、成本與利潤。那么企業是怎樣產生的呢？是專業分工的結果？是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果？還是一系列契約的結果？
按照交易成本的理論，企業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使用市場機制是要付成本的，而企業由于內部沒有交易，所以企業的組織形式可以節約交易成本。按照這樣的邏輯，如果取消市場機制，消滅資本主義，交易成本不就不存在了嗎？
其實，企業的存在可以從三個方面考慮。從產品循環運動來看，環境要素轉化為產品為企業的存在提供了基礎，沒有產品的循環運動，你怎么也不會有企業。當然，有產品的循環運動也不一定會有企業。從貨幣的循環運動來看，貨幣的循環運動是企業存在的條件，因為貨幣可以把不同的環境要素“粘合”在一起，另外企業要生存下去，它吸收的貨幣必須大于或等于它釋放的貨幣。最后，任何組織都是由人設立的，人設立企業是因為有限責任公司有“期權”的特點，風險有限，收益可以無限。
在宏觀經濟方面，西方經濟學有所謂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些政策現在在我國也開始使用.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松的財政政策，如減稅、擴大政府支出等，以此來刺激經濟的增長，進而扭轉經濟衰退的局面。就減稅而言，由于它是屬于分配的問題，因此我們要判斷的是經濟的衰退是不是分配的問題引起的，如果是分配的問題引起的，我們還要搞清楚是那個層面的分配問題引起的。在現實生活中，減稅是不能刺激經濟發展的，因為減稅對窮人沒有什么幫助，能夠幫助的只是富人，而富人是不會購買力不足的。如果政府通過擴大支出來刺激經濟發展，這樣的發展也難與維持，因為政府支出的擴大，從產品的循環運動來看，是企業的存貨轉移到政府手中的過程，從貨幣的循環運動來看，政府要么增加債務，要么減少自己的貨幣結余,政府的債務最終成了企業的利潤，富人手中增加的財富。為什么沒有什么用的財政政策會被各個國家的政府采用呢？因為政府需要這么做。
財政政策沒有用，那么貨幣政策呢？同樣沒有用。比如提高貼現率，貨幣的使用者完全可以通過價格的方式，將提高了的利率轉移出去。
3、經濟理論。
其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采取的經濟發展進程的研究方法是動態分析法,而西方經濟學采取的研究方法卻是靜態分析法。在一般均衡理論的研究里面,動態分析法主要是解決由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一些經濟失調、衰退等情況,而靜態分析法主要是研究在資本、組織、技術、人口及需求狀況等各種經濟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經濟規律所發生的作用。經濟增長的問題不僅是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需要研究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也應當研究它。在實踐過程中,我們應當主動將動態分析法跟靜態分析法科學結合在一起,用以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問題進行研究,充分發揮出兩者的互補作用,積極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穩定、健康、協調、持續地發展下去。
其三,實證分析方法是西方經濟學所青睞的,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主要是采用規范分析方法。實證經濟學是現代資產階級最主流的經濟學派,它回避對經濟理論作出相應的社會評價,主要研究存在于經濟活動中的各種現象之間的相互聯系。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原理不僅僅揭示了現實經濟里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和缺陷,同時也為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指明了方向。所以,重視分析政治經濟學跟西方經濟學之間的互補性,科學結合實證分析方法跟規范分析方法,對我們發展并完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更為有利。
一、引言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體系擴張了傳統經濟學的解釋力，已成為一種能更準確和全面地解釋現實世界的經濟學工具。盛洪（1993）用兩個詞概括了其理論核心，一個是“產權”，即受制度保護的利益，產權制度既涉及對產權的界定，有涉及對產權的保護；另一個是“交易費用”，即指達成契約和保證契約執行費用。
眾所周知，房屋拆遷工作對于我國現代化建設、城市面貌更新及國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然而拆遷工作又直接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對于被拆遷者的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拆遷補償標準的確定機制不完善，進而降低了拆遷工作效率，嚴重增加了拆遷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發了大量拆遷雙方的矛盾糾紛，對社會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在此基礎上提出切合實際的建議措施，以圖為建立健全房屋拆遷的法律法規，處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質量與保護被拆遷人合法權益的關系提供借鑒。
二、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性分析
對于問題交互性質的認識將有利于人們更理性地判斷某一行為的潛在收益和損失?？扑梗?960）在分析涉及對他人產生有害影響的工商行為時深刻指明損害問題具有交互性質，即外部侵害不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對受損害方的損害將會使實施損害的一方遭受損失，關鍵在于避免較嚴重的損害。因此，在分析拆遷行為給房屋所有權人帶來損失的同時，更應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給社會凈收益帶來的損失，唯有權衡兩者輕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實施拆遷行為增加社會總價值的戰略意義。
實施拆遷行為給被拆遷者帶來的損失方面，暫不考察拆遷者（損害方）對于被拆遷者（受損害方）是否補償及補償是否合理，需考慮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個家庭的命脈，承載著太多的東西，當拆遷方實施拆遷行為時，大多數被拆遷者將只能選擇放棄原來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設施和交通條件，到城市邊遠地區購買一套住房，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業和物業區域內土地使用權喪失，以及因搬遷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學習成本增加等損失。
此外考察不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損失，亦即實施拆遷行為帶來的收益。由于拆遷制度的實施，我國許多城市實現了住房資金的良性循環，加快解決了住房困難，大部分危房、棚戶、簡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環境得到了較大的改善。因此，拆遷行為是我國進行舊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遷制度也使中國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城鎮住房以公有制逐漸轉化為非國有為主，為房屋的市場交易奠定了基礎。因此，比較實施與不實施拆遷行為的各自損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目前拆遷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詬病，但是放棄拆遷制度而將城市更新重新放歸私法領域也是不現實的。
為了更好地分析實施拆遷行為的必要意義，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這一概念，即有些行為即使對別人造成了損害，只要該行為的當事人采用了適宜的技術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認這些行為的合法性，即他們只能忍受。這是法律根據對整個社會的成本與收益的考慮，作出的對私有產權適當削弱的調整。于是，從提高社會凈收益的角度出發，受侵害一方應當允許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眾應當對城市房屋拆遷行為報以支持和配合的態度。另外，由于相對于實力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遷方及地方人民政府顯然具有談判優勢，這使得擁有“合法的妨害”權利的當事人，會降低技術的適宜水平，從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對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予以承認及不明晰界定導致被拆遷者損失加重的現象，便是拆遷方提高侵害程度行為的具體表現。
三、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
土地使用權是憲法確定的私有產權，在涉及對這種私人產權的征收、征用、拆遷時，就應當考慮補償。然而近年來，在城市房屋拆遷過程中，拆遷往往只是對房屋進行補償，不對土地進行補償，有關土地使用權的補償糾紛時有發生，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遷補償標準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根據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滿足，后人會以此為依據提出更高的要求，這也致使拆遷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財政負擔。
1、城市房屋拆遷的本質及其所涉及的土地問題
為了考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必須理解什么是產權。阿曼·阿爾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會里，資源的個人使用權（即產權）都能得到解釋，產權意味著對于其他人在資源使用方面做出的違背我意愿的選擇的一種保護”。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認為：“產權不是指人與物之間的關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關于它們的使用所引起的人們之間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產權安排確定了每個人相應于物時的行為規范，每個人都必須遵守他與其他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或承擔不遵守這些關系的成本?！?/p>
土地使用權雖然是不完全物權，但仍然是獨立的財產權利，具有對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權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數人發生法律關系，也都可以獨立地行使物權請求以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也可以自主決定將該權利轉讓、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權利上設定其他性質的物權。土地使用權人實施上述法律行為時，不受土地所有權人即國家及社會任何其它個體或組織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權是其使用權人的一項獨立產權。
盡管城市的土地按照憲法規定屬于國家所有，但這些國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種不同所有權的房屋，這些房屋是因為擁有國有土地使用權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遷的直接目的在于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流轉，被拆遷人的財產價值構成不僅涵蓋房產，更應當體現出土地的價值。從表面上看，拆遷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質卻是在公權力干預下的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產權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權的獨立產權性質，其流轉交易應依法實行有償轉讓，房地產開發及拆遷行為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支付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城鎮拆遷費等相關費用，以平等協商、等價有償的原則上取得土地使用權。
然而無論是相關法律理論，還是拆遷補償實踐，大多有意無意地偏離了拆遷的本質。長期以來，一些部門和單位宣稱拆遷方產權人購買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權，利用地方規章和政策無視、模糊以至于抹殺公民合法擁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不能給予被拆遷方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國有土地使用權產權的不明晰界定導致了對于受損失方不合理的拆遷補償標準，進而引發拆遷交易成本急劇上升、致使矛盾糾紛頻繁涌現，不利于社會的和諧發展。
2、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發生的為達成一項合同而發生的成本和事后發生的監督貫徹該合同而發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綱（1992）對交易成本的具體成本支出內容進行了劃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則主要涉及其中的議價成本，即為確定買者和賣者的真實要價而進行的討價還價過程，此外還應包括因無法達成合同而產生的訴訟賠償等方面的成本支出。交易與交換，無論是物品的交換還是勞務的交換，說到底都是一種權利即“產權”的交換，也就是放棄對某一物品的產權換得對另一物品的產權。產權不明確，事實上從兩個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對象之間發生議價博弈，雙方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產權會阻礙交換行為的發生，導致交易規模的縮小，使人無法通過交易行為提高經濟效率，這一由產權不確定造成的效率損失，也被稱為“無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兩個方面，對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界定引發的拆遷交易成本上升問題進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遷方對其所致損失（包括房屋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負完全責任，被拆遷方就沒有任何理由修改他們的安排，因為對被損害權益的賠償總是能夠替代他們損失的市場價值。但是，如果拆遷方抹殺公民的土地所有權即不用負完全賠償責任，他們就會堅持這一安排，這樣輪到被拆遷方設法減少損失，采取與拆遷方進行議價博弈的形式。進而，在議價過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資本，由于一旦對某個地塊進行拆遷，這個拆遷的程序是不可逆轉的，政府和開發商無論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須將這個工作完成，此時，居民就不會擔心因為自己要價過高而使得開發商知難而退。因此，在后一種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遷補償標準名存實亡，被拆遷方不合理地提高補償要求，使拆遷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預算范圍的有形交易成本。
無形交易成本方面，當拆遷雙方就補償標準進行議價談判陷入僵局而無法達成拆遷協議契約，甚至引起雙方法律糾紛時，就產生了無窮大的無形交易成本。即當我們以“機會成本”的觀點來看該問題時，產權界定不清楚，事實上阻礙交易的實現，使任何交易成為不可能，事實上使潛在無形的交易成本無限大。
從這個意義上說，明確界定產權，不僅是減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減少了“無形的交易成本”。對于我們分析的城市房屋拆遷問題帶來的借鑒意義便是：承認并明晰界定被拆遷方應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并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產權制度以保護公民的私人獨立產權，將會大大降低拆遷過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資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權明晰界定為被拆遷居民獨立產權的意義
明確的產權界定，提供了人們進行一切交易活動的基礎，它能有效減少和節約交易成本。進而，不同的產權界定所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換句話說，一種界定可能比另一種更有效率或更無效率，并且存在著最佳產權界定。盛洪（1992）認為，“誰的行動給他人的既定經濟利益帶來損失，誰就要負賠償責任，這便是達到最佳產權界定的簡化了的經濟學規則”。
對于房屋拆遷問題而言，要達到最佳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應當要從遭受利益損失的使用者的產權角度去考察，由于拆遷方的行為改變了既定的利益格局，為了使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不受影響，必須負完全賠償責任。即政府及有關部門應脫離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分離的思路，土地所有權公有化，并不意味著土地使用權產權的公有化，應當按照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完全市場價格，將其基本或完全界定為居民的獨立產權。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土地使用權產權界定方式，有效減少拆遷過程中因土地使用權產權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無形交易成本，使拆遷交易活動更容易、更順利、更高效率地進行。
同時，不能執行的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貫徹和保護的產權，只是“口頭”的產權。因此，為使界定產權不流于形式，還必須有效地保護產權，即能對破壞產權的行為進行有效的制裁。既然產權的概念本身是一個社會概念，是在人與人之間才能劃定的社會關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國家機器為物質基礎的社會契約方式加以界定和保護，而產權制度便是這樣一種社會法律契約形式。E.G.弗魯博頓和S.配杰威齊（1972）指出：“產權制度是一系列用來確定每個人相對于稀缺資源使用時的地位和社會關系”。產權制度的價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為爭奪產權而付出的代價和因產權未定帶來的資源配置的機會損失。因此，產權制度較之沒有產權制度是優越的，有關拆遷立法和監督執行部門要在行政法規、地方規章和具體行動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護居民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加快建立起將土地房屋共同界為私人獨立產權的公民產權制度，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更好地為城市建設服務。
五、對我國城市房屋拆遷問題的對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遷者土地使用權產權為基礎對拆遷法規進行修訂
國家應當盡快出臺《房屋拆遷管理法》，確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時，能夠依照法律的規定進行，而不是依據現行的行政法規。修訂法規的核心任務是明確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屬民事范疇，應遵循“有償”、“公平”、“平等”的原則，充分保護被拆遷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權產權，改變對依附于房屋所有權的土地使用權被無償征收的不合理狀況。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權補償制度
應當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中增加對土地使用權剩余年限補償以及區位變動補償的具體規定，這既是尊重和保護私人財產的體現，也是市場經濟中土地資源市場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同時，通過設定較為科學完善的價格評估程序，合理確定被拆遷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貨幣補償金額，充分保護被拆遷人的合法權益。由于作價補償時，必須考慮土地的價值因素，置換地段區位，應以合理的土地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公正合理的拆遷補償。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場化評估，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場化評估要符合國家房地產評估規范的要求，緊跟動態的房地產市場。對于被拆遷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評估，要參照同區位的房地產市場交易價格，采用同一的市場化評估方法，充分體現公平、公正原則。最后，具體費用的計算標準和方法應該通過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應的實施細則來加以規定和明確。
3、政府應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職責
在土地管理過程中，政府扮演著雙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沒有理順這兩種角色的關系，若要有效推進土地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土地使用權產權有償轉讓制度，政府必須正確行使土地所有權和行政管理權職責。拆遷是平等主體之間土地使用權的轉讓，拆遷補償應由雙方當事人依法平等協商確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遷外，政府應保持中立。當然，由于土地的國有性，國家作為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存在管理服從的行政關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夠嚴格區分其作為土地管理者與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才不至于在實踐中出現政府職能“越位、缺位、錯位”的情況。具體到拆遷補償問題上，政府應謹守其財產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權人的私人獨立產權，做到“行政的歸行政，市場的歸市場”，讓拆遷人與被拆遷人自主談判，無法達成協議的依法裁決；同時作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協調關系、制定優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務工作，做到不從拆遷中牟利，不充當市場競爭的主體，不與投資主體之間存在經濟利益或親緣關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開、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為超脫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踐行上述職責，才能使其重新樹立群眾公信力，更好地推動城市房屋拆遷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遷人參與機制：對擬建項目的社會評價制度
城市發展項目是引致城市拆遷的動因所在，因此，必須要做好項目評價工作，把好城市項目審批關。然而現有的城市建設拆遷制度似乎在引導公眾參與、協商、促進信息公開、減少負面社會影響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開發項目的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對擬建項目進行必要的社會評價，難以識別開發中存在的社會問題。通過對擬定項目進行社會評價可以在拆遷戶與拆遷人之間建立一種協商機制，賦予拆遷戶協商權、發言權，把拆遷戶的意見體現在拆遷協議中，確保他們的利益不受侵犯，達到城市發展以城市居民為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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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rmenAlchian.“SomeEconomicsofPropertyRights”[J]．Politico，19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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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楊衛國、程承坪：所有權、財產權及產權新辯——兼論馬克思所有制理論與現代產權理論的異同[J]．經濟財政，2007（1）.
好的教學方法應該是注重教師的啟發與學生的參與。課堂上，教師根據經濟社會熱點提出問題，引起學生的思考與討論，師生間形成良性互動。但提出的問題本身既要有一定深度，同時又要緊密結合教學內容，學生通過積極思考，既培養了創造性思考問題的能力，又深化了對知識的理解。例如:在講授“價格歧視”理論時，可以讓學生討論在國內很多公園中，針對國內游客和國外游客為什么收取不同的票價?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施行這種差別價格政策才能有效呢?可以啟發學生運用三級價格歧視的概念與理論模型進行討論。由于國內外游客的需求價格彈性不同，采用差別價格政策能使公園獲得更多的利潤。但這樣種策略的實行是有條件的。首先這種產品必須是一個完全壟斷的市場，黃鶴樓公園全國僅此一家，即使收取高一點價格，外國人也不會放棄到此一游。第二，必須能把不同市場或市場的各個部分有效地分割開來。公園可根據國籍、膚色、語言的不同來區分中國人和外國人，對他們實行差別價格。第三，各個市場必須有不同的需求彈性，中國人和外國人的需求彈性不同。外國人的需求彈性比中國人小得多，因而定高一點價格的門票并不會影響他們游覽黃鶴樓。接著還可以引導學生觀察現實中還有哪些情況下實行了這種差別價格策略。為了調動學生對啟發性問題進行回答的積極性，教師可以采取一些激勵措施。如凡是自愿回答啟發性提問的同學，如果回答能自圓其說，期末平時成績可以酌情加分。
2．案例教學法
例如在學習《宏觀經濟學》中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混合使用時，可以將我國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兩種政策的實際操作過程向學生進行介紹。首先將此段時間的政策操作分為六個階段，分別介紹每個階段實行相應操作的經濟背景，實行松緊搭配的原因，取得的效果，最后再對政策的混合使用進行評價。這樣就結合了IS－LM模型與財政、貨幣政策運用的原理，解釋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實踐。第一階段是1988．9－1990．9，此階段實行的是“緊財政緊貨幣”的雙緊政策。第二階段(1990．9－1991．12)，實行“緊財政松貨幣”的搭配。第三階段(1992．1－1993．6)，實行“松財政松貨幣”的雙松政策;第四階段(1993．7－1996年底)，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與貨幣政策”;第五階段(1997－2002)實行適度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第六階段(2004年—2007年)“雙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可以聯系2008年金融危機后歐美各國經濟的不景氣，分析各國政府在應對危機時采取了哪些宏觀調控的政策以及原因。這樣既加深了學生對理論的理解，又聯系了實際經濟問題，培養學生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和分析能力。為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可將學生進行分組，每組確定一個感興趣的知識點并聯系一個實際問題進行案例分析，該組同學自己制作課件，然后到講臺上為大家陳述，最后由老師就這個知識點應注意的問題進行點評。這種方式可使學生增強主動學習的興趣，為了在有限的時間里進行精彩陳述，學生必須對理論熟悉于心并靈活運用，從而提高了學習效果。通過討論，幫助學生加深了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理解，同時也鍛煉了口頭表達能力。所以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應盡量在學到相關知識時尋找現實生活中比較貼切的問題進行討論，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專題討論+課后小論文形式
在完成理論講授、材料分析后，就要結合社會現實并針對學生求知欲強、思維活躍的特點，緊扣所學的理論內容，擬出相關思考題，進行實踐性教學，激發學生學習的主體意識，引發討論和辯論，把對理論知識的學習引向更深層次。
1．專題討論
教師可以在某個理論系統講授之后提出一個專題，讓學生分析討論，教師在其中可以適當進行啟發式提問，最后由教師進行總結。例如在學習分配理論這一章時，其中“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是一個沒有統一答案的問題。所以上課時首先提出問題———公平與效率誰為先，讓學生們根據所學的理論和現實情況各抒己見。有的同學從政治學的角度，有的同學從經濟學的角度，還有的從富人、窮人的角度分析了“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闡述了到底以公平為主還是以效率為主。最后，教師結合大家的討論結果，得出大多數同學認可的觀點，即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分配，比平均分配更有經濟效率。但是按市場原則分配也有不公平的地方，政府應該對社會收入進行適當的再分配，以兼顧公平。通過這樣結合實際的分析，使學生們不僅開闊了視野，而且感受到經濟學和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從而大大提高了教學效果。
2．組織專題辯論
這主要是選擇一些綜合性案例，將學生分為正反兩組，以辯論會的形式進行案例教學。如“人民幣應該升值嗎”、“我國現階段應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還是擴張的貨幣政策”、“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等專題都值得進行深入研究和辯論。在辯論完后還可以要求學生就這些問題寫出小論文，談談自己的理解和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也可啟發學生就身邊的一些熱點問題用學過的理論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樣可以調動學生充分運用所學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知識，鍛煉經濟思維能力，還可以促使學生去查閱大量資料，拓展知識面，提高解決問題的能力。
1．非理性的需求量概念
之所以說西方經濟學需求理論違反理性人假定，是基于兩個方面：其一是需求種類的決定；其二是需求量的決定。
這個問題在其它貼在里已經多次提到了。人的需求是自古一來就有的，最基本的需求都是天生的本能，然而經濟行為是人類存在歷史上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兒。以心理學的理論來解釋，理性人的一切行為都應該是有動機的，反過來說，有動機的行為的人才能算作理性人。從2+2的理論分析，經濟是交換的集合，交換不過是滿足人的需求的可選方法之一，盡管現在人們選擇了這種方法為主，但是絲毫不表示經濟行為是人類行為的全部。
既然如此，我們就知道，需求是基于經濟之外的東西決定的。價格是交換的比例是經濟行為的表述，故而價格不可能是決定需求的一個原因。我們吃飯，是因為我們饑餓而不是因為食物便宜；我們穿衣是因為我們寒冷或者愛美，而不是因為衣服昂貴或者低廉；我們乘車而不是徒步是因為我們要以較快的速度到達目的地；我們住房是因為我們在其中可以感到安全，所以我們不愿意誰在露天野地……因此，我們需求的量也不可能是由價格這種玩意兒決定的。2+2的經濟學理論從心理學的層次需求理論出發導出“需求量”是一個基于需要而事先確定的、穩定的量，在數學表述上視為常數?！耙粋€人只能同時開一輛汽車；不會有人一天到晚坐在餐桌邊暴食面包；游泳池或公共廁所不收費也沒人整天蹲在里面；一個客人也不會同時租住兩個房間；你不會因為向西邊去的汽車坐著舒適而不去東邊辦事；乘飛機比坐火車過癮，你也不會呆在天上不下來……”（《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P48）正因為我們理性，我們才可以基于我們的需要而確定我們需求什么需求多少；正因為我們理性，我們才會在需求被滿足即解欲之后停止行為，而之所以需求可以被滿足即解欲首先就要有一個有限的需求量。我們不會把一個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多少的人看作是理性人，如果一個人是因為價格來決定自己的需求，我們恐怕只能將之視為傻瓜或者神經病人了。
而西方經濟學的需求理論恰恰是以價格決定需求量的理論，以坐標軸為漸近線的需求曲線告訴我們，當價格水平足夠低的時候，需求量可以為無窮大。
同樣，西方經濟學的供給理論也是反理性人假定的，和需求者的需求量對于的供給者的供給量或者說產量也被認為是可以無窮大的。現實中并沒有供給存在，供給不過是自我需求的一種表現形式，供給是由需求決定的，任何廠商的產量都來源于對市場需求的預測或者清楚的訂單，沒有一個廠商會從事一個沒有訂單計劃的生產，沒有一家廠商在沒有客戶需求的情況下可以維持生產下去。同樣，因為需求不是由價格決定的，所以基于需求的生產也不可能由價格所決定，價格高低和接到的訂單數量沒有什么邏輯關系。如果廠商像供給曲線所描述的那樣產量隨著價格升高而增加，他就是十足的傻瓜，何談理性？惟有依據訂單和市場需求生產才稱得上是理性的廠商。
2．非理性的價格概念
如果沒有交換就不會有價格這回事兒，因此價格由交換者決定是顯而易見的。西方經濟學價格概念的非理性表現在價格不是由交換的參與者決定的，而是由市場之外的東西決定的。瓦爾拉斯將這個交換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東西即價格確定機制叫做“拍賣師”。
西方經濟學價格理論的非理性的另一點表現是，價格并不是我明確界定的“交換的比例”的概念。從古典到現在，價格都被看作是商品自身的某種屬性，即和價值是同一范疇的概念。這樣一來，價格概念并不涉及到第二種商品和第二個人，自然就和交換割裂開來了。我們也可以找到價格和交換比例不是一個概念的論述，比如馬歇爾的論述。如此一來，經濟學就變成了對交換者最為關心的“交換的比例”漠不關心的自言自語。而如果經濟學的對象（經濟人）作為交換者連交換比例都不關心，自己手中的東西隨便什么比例都可以交換出去，他就太不正常了。
二、非理性的效用理論
1、荒謬的效用無差異分析
效用是滿足需求的消費行為實施之后消費者需求得到的滿足的結果。既然西方經濟學需求理論是違反理性假定，以需求定律為基礎的效用理論也同樣就是非理性的理論。在效用學派看來，經濟人不是以自身需求決定自己行為的，而是以無差異作為行為原則。
人的一生當中有許多需求，一項需求滿足了，他就會追求下一個需求，這就是心理學的需求層次發展理論。人的不同需求之間，必須需求是不可替代的，而非必要需求除了因為偏好不同導致在需求序列中的排序不同之外，并沒有什么消費量上的相互影響和關系。比如，人不會因為效用的原因改變穿一件上衣、一條褲子和一雙鞋這樣的消費量比例，更不存在彼此之間的一個無差異效用關系。效用是消費后的一個結果，是滿足，是需求量達到時的解欲，而不是決定需求量的一個前提條件。是因為達到了那個需求量才解欲才有效用，而不是因為解欲了有了效用才需要這個量。
效用學派通常認為不同需求的效用不是相加關系而是連自己都說不出的某種函數關系。因此，消費兩種物品的效用函數被表述為五花八門令人匪夷所思的函數關系。但是，通常趨向于認同是某種和量正相關的乘積（包括乘方）關系。若果真如此，這類函數就是單調遞增的函數，總效用的值一定會在需求被滿足時達到最大，即最大值在函數圖形的右邊界上，根本無須考慮相互的影響問題，即每一種商品都達到各自的需求量時，多種商品的總效用自然會最大。
其實，如果邊際效用遞減成立或者說無論是否遞減只要具有最大效用點，就應該導出需求量是有限的這個結論，否則就意味著有一直需求下去的可能即效用曲線沒有最大點。理性人的特征就是行為截至于效用最低點，如果效用達到最大后繼續需求，就是非理性的了。這一點顯示出了效用理論和需求理論之間的、在理性人意義上的嚴重內部矛盾。
所謂的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不僅僅將各自獨立的需求項目拉扯在一起，還試圖給出有規律的限制，即增加一種商品的消費量需要減少的另一種商品的消費量會遞減。這就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原來的總效用是最大，說明消費者的每一種需求都得到了滿足，為何他要增加已經滿足的需求量呢？已經滿足的需求如果再增加，豈不是要獲取負效用？自愿獲取負效用的人還是理性人嗎？
西方經濟學中的無差異曲線是向兩端無限延伸的。無限延伸就表示商品X、Y的量可以是無限的，這顯然是因為忽略了需求量是有限的這個事實的結果。
“一個跟帖達15頁之多的經濟學故事”一貼中用“無法退貨”來嘲諷效用學派的這個人為捏造的所謂規律。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一個非理性的、如同神經質般的怪人。
2、艾奇沃茲的非理性box
無差異分析方法中被廣泛采用的一個被譽為“巧妙”的工具就是艾奇沃茲盒式圖。但是，這個分析工具完全沿用了需求理論中需求量是無限的思路，因此承襲了效用理論和需求理論之間的矛盾。
效用學派壓根沒有想到，即便是假定存在的無差異曲線，它也應該是有邊界的，邊界以外的區域是沒有行為的因而也是無定義的，用數學語言講就是自變量定義域是有界的，而且效用函數的值域也是有界了。
但是，艾奇沃茲繼承了錯誤的無差異理論，在構建方塊盒的時候，用物品的自然存量作為盒子的邊長，這樣一來，兩個需求者的需求量就不是由需求本身決定的，而是由自然存量決定的，自然存量大，它就需求得多，自然存量小它就需求得少，不要說理性連簡單的主動意識都沒有了。盒子有大小，乍一看似乎一個需求有限論者，但以對角點作為最大點實則是因為自然總量的緣故，而非需求量有限。
奇怪的一點就是，艾奇沃茲盒中的兩個需求者的需求總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樣的，偏好沒有任何差異。這就是說兩個人如果面對水和面包的時候，是要渴一起渴要餓一樣餓。這種需求者的理性表現在何處實在是想象不到。
《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指出，艾奇沃茲所研究的對象從理論上不能說不存在，但是這種情況是極其少見微乎其微的特例，用它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就太過勉強了。更一般的要素分配已經在《西方經濟學的終結》中列舉出來了。超級秘書網
三、非理性的生產理論
西方經濟學生產論中的非理性觀點，除了上面所說的關于產量的觀點之外，就是由生產函數引出的要素決定問題。當然，歸根結底還是需求量無限論的問題。生產論不過是錯誤的需求理論和效用無差異理論在生產領域的套用而已，既然根子上出錯了，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正確的應用。
談技術水平和生產函數”一帖中已經提及。在生產論中，西方經濟學不是依據技術水平和市場需求量（即訂單）確定一組要素需求量，而是反過來根據不知從何而來的要素量決定產量，考慮勞動量時不考慮已經由技術水平限定的資本品對勞動的容納能力，似乎可以使用任意量的勞動。在西方經濟學的生產論中，總是包含著一個生產能力無窮大的企業這個潛在假定，因為只有這種企業才會考慮產量如何調整的問題。但是，廠商為何要建立過剩的生產能力？僅僅為了產量調整嗎？這種廠商很難說他是理性人。
廠商對要素的需求就是一個消費者對消費品的需求，同樣當一項需求被滿足之后會將多余的資金用在其它地方，而不是一直購買某一種要素。采購經理手中的采購單都是有數量的，不會因為某一項材料的價格便宜而增加購買，因為生產就需要那么多，多買回來也沒有用而且無端占用資金。如果采購經理因為某種材料便宜而將資金都用在其上卻忘記采購其它材料，等待他的就只有炒魷魚了。
四、有限理性論的偏差
現在有一種苗頭就是針對現有理論的百無一用，將之歸罪到理性人假定之上，于是一種有限理性的論調便產生了。其實，所謂的有限理性無非是說行為人并不精于計算利潤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而是憑感覺行事，而感覺被默認為是非理性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边@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奔壊畹刈獾诙问絼t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F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謴蜁r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耙晃濉⑷?、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八奈濉睍r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梢娢覈茉串a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經濟法對研究方法之期盼
德國法學家拉倫茨認為“法學之成為科學，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敖洕▽W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其研究方法科學與否對于學科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顯得尤為重要。
由于傳統法學方法的研究體現出明顯的“非自足性”，而經濟法學是在傳統法學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敗”雙重缺陷無能為力的背景下，為實現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而建立的新型學科，如果囿于傳統部門法學的研究方法，就無法從新視角審視經濟法學的特有理論內涵，也難以探索實現經濟法學價值目標的路徑。因此，經濟法學研究不能照搬傳統法學的研究方法，應當在方法上進行創新。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法學研究方法是區別于其他部門法學的重要標志。批判地吸收現代哲學方法是經濟法學方法的重要來源，主要是引入價值判斷來評價法律現象，就是以社會對經濟法的需求為出發點，研究經濟法怎樣滿足不同主體的需要，多維度地對經濟法的基本理念、基本價值等理論進行詮釋。本文試圖論證哲學中的整體主義方法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整體主義在哲學范圍內的發展
整體主義與個人主義間的爭論是西方哲學的一條重要線索。整體主義認為社會集團決不能視作只是個體的集合體，它具有個體所不能包括和解釋的獨特性質，群體的行為規律不能還原為個體的行為規律，整體是一切社會解釋的出發點，必要時可犧牲個體利益以取得整體利益。個體主義認為整體主義強調的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利益的總和就是社會利益，個體是社會存在的目的，社會的存在正是為了促進個體的幸福和利益。
作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相互指責對方的缺陷。個體主義方法認為，整體主義方法根本不具有操作上的可能性。當代著名哲學家、方法論個體主義的重要倡導者波普爾認為“如果我們要研究一事物，我們就不得不選擇它的某些方面。我們不可能觀察或描述整個世界或整個自然界；事實上，甚至最小的整體都不能這樣來描述，因為一切描述必定都是有選擇的”，描述和活動的選擇性使得人們難以運用整體主義方法從整體上把握社會，而所有的社會現象都可以用涉及該現象的個體情境來解釋，因此，科學研究只需從個體角度出發考慮個體的動機、信念、生理狀態及其所處環境等因素，不需要考慮社會整體的制約。而整體主義方法論認為個體被看成是社會化的人，社會整體不是其構成元素的簡單相加，比個體具有更多的結構屬性。因此，社會不但不能還原為個體，而且會因為這種結構屬性成為決定和制約個體行為的原因性力量，所以必須把對象世界作為一個相互聯系的統一體加以把握。。整體主義方法則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視角，它認為社會整體具有獨立于個體的獨特屬性，社會整體不同于個體總和，社會整體顯著地影響和制約其部分的行為或功能。依此方法，應當從社會整體出發，把社會整體看成分析的基礎，在總體上把握社會現象，而不糾纏于個體分析。
三、整體主義作為經濟法學方法的理論基礎
經濟法學研究需要探討現代市場經濟的法律需求，研究如何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增長，并在各利益主體之間實現公平分配。因此個體與社會、個體與群體的關系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問題。整體主義研究方法的選擇穩定了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路徑，界定了研究活動的思維體系、考察研究的切人點、論證步驟和層次的安排等問題。
(1)經濟法學的產生和發展的視角之考察
傳統民法認為，個體利益是社會利益的基礎，社會利益是個體利益的總和，只要充分保證實現個體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促成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只有靠社會活動參與者自由博弈而產生的自發秩序才是好的社會秩序。民法學理論的架構往往訴諸于人的生物屬性或抽象的人性，立足于私人經濟生活以個體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強調人格在抽象意義上的平等性及其一般共性，并以平等自由等為原則，通過法律關系模式來安排社會個體之間的權利義務。
然而民法忽視人與人之間因差異而產生的互補性和依賴性。存在于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之中的個體，在社會利益相對恒定的情況下，某一個體利益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對他人利益的侵占，自由至上的市場對此沖突無可奈何。歷史證明：在亞當·斯密“自由放任”思想的指導下，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迅猛發展，經濟個體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推動下，沿著經濟規律的發展之路，走向了壟斷。經濟個體合理的追求個體利益的行為嚴重破壞了市場的整體秩序，市場失靈了，而民法調整經濟關系沒有宏觀把握的能力，對于發生混亂的經濟秩序無能為力。因此，必須借助新的法律制度來完善其經濟管理職能，主動介入經濟生活對社會經濟進行管理，經濟法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經濟法學將社會看成是一個超越個體的獨立存在，有其獨立于個體利益的社會公共利益。因而經濟法學基于整體主義的方法；看問題從整體出發，以社會公共利益為本位，以良好社會秩序和社會整體經濟的穩定發展為價值目標。
(2)經濟法學的理念體系視角之考察
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對立而統一地存在著的。一方面，社會整體利益的增進如能夠實現合理分配必然能夠使個體的利益增進，而個體利益的增進在某些情形下也可以促進社會整體的利益的增進，因而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具有統一的一面。歷史證明：個體私利的自由追求曾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確能既利己又利他，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實現了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相對和諧。然而，另一方面因為社會作為整體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不同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社會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也存在對立的一面。事實上，在高度現代化的條件下，由于人類具有趨利的本性，如果對他們的行為不加以一定的限制，勢必會危害社會并最終殃及自身。因此，亟需要特別維護有遭受損害之虞的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重構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平衡的新格局。所以整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每個部門法需要考慮的問題。然而基于民法理念認為個體利益的追求能自然實現社會整體利益，進而著重考慮個體利益的保護，因此不過分關注社會整體利益。
而經濟法是適應生產社會化的客觀需要，彌補民法等傳統法律部門對社會經濟關系調整的不足而產生的。經濟法學認為社會整體利益不是構成社會的每個個體利益的總和，而是社會中獨立存在的有機整體的利益。個體行為具有外部性和普遍性，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價值目標決定了經濟法從產生之日，就肩負著從“社會本位”出發，追求社會整體利益的重任。
經濟法是維護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法律制度，其理念是國家從社會整體利益的角度，對整體經濟生活的介入，保障社會整體利益平穩協調地增長，從而帶動全社會所有個體利益的增長，以消除個體權利無限制行使對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促進經濟和社會的良性運行和發展。為了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經濟法有時需要對個體的權利加以必要的和合理的限制，通過限制個體的部分自由去為其換取更大的自由，犧牲個體部分利益去為其獲得更多的利益，從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梢?，經濟法學的研究視角是整體主義的。
(3)經濟學與經濟法學的關系之視角考察
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地租理論中也論及到粗放經營和集約經營的內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積很大……對耕作者來說不用花費什么，或者同古老國家相比，只花極少費用。”這種“只需投資很少的資本，主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和土地”的經營方式“就是粗放經營?！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頁。）“在經濟學上，所謂耕作集約化，無非是指資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連的土地上?！保ㄗⅲ厚R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頁。）在研究級差地租時，馬克思認為，粗放經營和級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聯系，而集約經營則與級差地租第二形式緊密相關。級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兩個和資本無關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奔壊畹刈獾诙问絼t是“對同一土地連續追加投資造成的不同生產率引起的。”（注：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頁。）
首次使用“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術語的是前蘇聯經濟學家。蘇聯在1928年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之后，其經濟增長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經濟增長水平的記錄，此后，經濟增長率開始下降，表現出惡化趨勢，令人不解的是，其經濟增長的惡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投資率的情況下發生的。這就不得不使蘇聯的經濟學家對其經濟“增長方式”展開了研究。當時，他們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長方式分為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依靠投入實現產出量增長的“粗放增長”，另一種是依靠提高效率實現產出量增長的“集約增長”。并且指出，蘇聯過去的高速度增長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傾全力動員資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結果，然而由于資源的有限性，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日益減少，在忽視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情況下，必然導致經濟增長水平的下滑（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長”和“集約增長”概念于60年代從蘇聯傳入我國（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國經濟學界盡管沒有使用經濟增長方式的概念，但對經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種種低效率，高浪費現象進行過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別在1979—1980年我國對經濟增長方式問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討論（注：吳敬璉：《怎樣才能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經濟研究》1995年第11期。），廣泛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是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之后。
二、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定義
從經濟增長方式概念形成的淵源看，經濟增長方式是經濟增長過程中對生產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雖然國外學者不常使用經濟增長方式這一概念，但對推動經濟增長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實質上也是對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關于這一點，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曾作過比較，就我國學者們而言，盡管對粗放和集約型增長方式概念的解釋不盡相同，但經濟增長方式的含義是明確的。因此，經濟增長方式就是指一國總體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所依靠的因素構成，其中增長因素包括土地、勞動、資本、技術進步、經營管理、資源配置、規模經濟等。通常把土地、勞動、資本的投入稱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總和稱為綜合要素生產率。進一步地，根據要素投入與綜合要素生產率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長方式劃分為粗放型經濟增長和集約型經濟增長，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粗放型經濟增長，主要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經濟增長稱為集約型經濟增長。為了能定量反映經濟增長的粗放程度或集約程度，筆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謂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長率的貢獻率與經濟增長率的比值（注：對于一國總體來說，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慮要素投入的增長率時，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響。），用公式表示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勞動的貢獻份額；
（1－α）表示資本的貢獻份額；
L''''表示勞動投入增長率；
K''''表示資本投入增長率；
Y''''表示經濟增長率。
當δ≥0.5或δ＜0且Y''''＜0時，增長方式為粗放型；
當0≤δ＜0.5時，增長方式為集約型。
對于粗放型增長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類型：當0.5≤δ＜0.7時，為低度粗放型；
第二類型，當0.7≤δ＜0.8時，為中度粗放型；
第三類型，當0.8≤δ＜1時，為高度粗放型；
第四類型，當δ≥1或δ＜0且Y''''＜0時，為超高度粗放型。
三點說明：
1.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的關系。
經濟增長是指一國或一個地區在一定時期內人均實際產出量的增加和實際生產能力的增加。經濟增長特指更多的產出，而經濟發展不僅指更多的產出，還包括隨著產出的增長而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一個數量概念，而經濟發展是一個既包含數量又包含質量的概念，所以經濟發展包含經濟增長。從經濟增長方式的定義可知，經濟增長方式是獲得經濟增長的手段、途徑和方式。
2.經濟效率與經濟效益的關系。
經濟效率是指資源的優化配置。具體講包含二層含義：其一是指全社會以優化的資源配置獲得較好的經濟增長；其二是指生產單位如何把得到的資源在時間和空間上有效地組合起來，以最少的資源耗費創造最多的產出。經濟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綜合要素生產率來度量。所謂經濟效益，則是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由經濟效率所引起的相應的收益或收入。那種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經濟效率是經濟效益的實質，經濟效率高意味著經濟效益好；反之，經濟效率低則意味著經濟效益差。
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必須明確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經濟增長方式的內涵；第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標志；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關于第一個問題，學術界的認識比較多，而第二、三個問題則涉獵的比較少。本文旨在通過對粗放度指標的劃分，擬解決第二、三個問題。
δ＝0.5作為劃分粗放和集約經濟增長方式的標志。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集約型，當δ≥0.5時，經濟增長為粗放型，這與我國經濟理論界對粗放與集約型經濟增長的解釋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又細分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為了便于研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程度。
三、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所采用的模型為：Y''''＝A''''＋αL''''＋（1－α）K''''，這是由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求導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經濟增長率，A''''代表綜合要素生產率增長率，K''''代表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率，α為勞動產出彈性系數，αL''''為勞動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α）K''''為資本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為：
δ＝αL''''＋（1－α）K''''／Y''''
2.研究對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經濟增長方式，按三種不同的時期來測算各要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計劃期，三是按改革時期。需要說明的是，改革時期從1979年算起，由于資料所限，我們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為止。
3.對統計指標的說明。
（1）經濟增長率指標Y''''。我們均采用國民收入增長率指標。
（2）勞動要素投入L。以歷年全社會勞動者人數計算各時期勞動投入量增長率，而舍象掉象勞動質量、勞動強度的大小和勞動時間的變化情況。
（3）資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產函數中的K值應為直接和間接構成生產能力的資本總存量，它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各種物質產品及勞務的各種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也包括為生產過程服務的各種服務及福利設施的資產。關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關數據（注：參見張軍擴：《“七五”期間經濟效益的綜合分析》，《經濟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體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資本總量；再估算各年的凈投資額（以積累額代替）并扣除價格指數；然后根據投資轉化為資本的時滯系數計算各年的新增資本數量；最后，用上年的資本總量加上當年新增資本，得出各年的資本總量。
（4）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所謂生產要素的產出彈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長1％所帶來的產出增長的百分比。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直接估算產出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進行增長因素分析時，通常要作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以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來代表它們的產出彈性。然而既使要計算勞動與資本的收入份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內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國情況就更為復雜，首先，我國實行的并非市場經濟，不存在完全競爭的市場條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統計資料，要全面計算勞動和資本的收入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長期以來經濟中存在著大量潛在勞動力的過?，F象，與資本要素投入增長的貢獻相比，勞動投入增長的貢獻十分有限。所以，我國經濟界通常把勞動的產出彈性取為0.2或0.3相應地資本的產出彈性取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時期國民收入勞動投入的貢獻率aL''''資本投入的貢獻率(1-a)K''''
增長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復
時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時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時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時期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綜合要素生產粗放資本的產出系數
aL''''+(1-a)K''''率的增長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復
時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時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時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帶括號的數字為各要素對經濟增長所貢獻的百分點，括號內的數字為貢獻的百分點占經濟增長率的百分比率。
3.對我國增長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們分別計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據粗放度的五種類型作了統計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表2（單位：年）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約型
時間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來15年44322
從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個年份屬超高度粗放型，8個年份屬于高度粗放型，6個年份屬于中度粗放型，2個年份屬于低度粗放型，12個年份屬集約型。粗放型增長的年份占整個年份數的70.7％，集約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國從總體上看屬于粗放型增長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個年份數的31.7％，集約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別只占整個年份數的19.5％、14.6％、4.9％，也說明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比較大，集約型增長的穩定性較差。如果把改革時期與改革前作一比較，則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為改革以來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為12.5％；集約型年份由38.5％下降為13％。盡管改革以來粗放型增長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為81.3％，集約型增長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來的粗放度的波動幅度明顯減弱穩定性增強。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間的平均粗放度為0.92，屬于高度粗放型，此間國民收入的增長率達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來的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結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為1.05，屬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為0.80，屬高度粗放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來的9.3％；要素投入的貢獻率由104.6％下降為80.2％；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由－4.6％提高到19.8％。說明改革以來的平均粗放度減弱，要素投入的貢獻率降低，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提高，改革為經濟注入了活力，促進了經濟效率的提高。
按計劃期計算的粗放度有四種類型，分別是集約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謴蜁r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區間［0，0.5）之間，屬集約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高達68.8％，要素投入的貢獻只有31.2％，經濟效率高，效益比較好?！耙晃?、三五、六五”時期的δ值在區間［0.5，0.7），屬于低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達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分別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長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低，由綜合要素生產率提高所帶動的增長成份比較高，因此，這三個時期的經濟效率比較高，經濟效益也比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時期的δ值在區間［0.8，1）內，屬于高度粗放型，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分別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卻分別高達97.5％、92.7％、94％，表明經濟增長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貢獻，經濟效率比較低，經濟效益比較差?！八奈濉睍r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時期的δ值小于零且國民收入為負增長，均屬于超高度粗放型，經濟效率很低，經濟效益最差。
綜上所述，盡管我國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時期表現出集約型增長方式，但從總體上看，我國屬于粗放型增長，要素的投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綜合要素生產率的貢獻率較小，經濟效率低，經濟效益差。
四、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分析的結論
1.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的擴大再生產。
通常把新建擴建項目視為外延擴大再生產，更新改造項目視為內含擴大再生產，因而我們用基本建設投資指標以及更新改造投資指標來反映外延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情況。表3是根據1953—1993年國有固定資產投資構成計算出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占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基本建設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擴大再生產的趨勢是不斷縮小，內涵擴大再生產的比例不斷增大。但從整個年份看，
表3
時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設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87.715.519.322.526.528.1
時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來
基本建設投58.858.881.360.2
資所占比重%
更改投資%31.828.318.729.3
國有單位的固定資產投資中絕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設投資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資，其最高值也未超過32％。而美國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更新改造投資所占比重1947—1950年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機器設備投資中更新投資分別占51％和81％（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頁。）。實際上，我國還存在著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而進行的基本建設投資，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資為名完成的二百多億元投資中，新建項目占10.2％，擴建項目占38.5％，真正用于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資中用于新建擴建的竟達70％以上（注：參見劉國光主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問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頁。）。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外延式擴大再生產。
2.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表1可見，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率主要歸因于要素投入的貢獻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資本要素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我們用資本要素的產出系數即Y''''／K''''的比值來衡量投入與產出的效果。當資本投入的增長率K''''大于國民收入的增長率Y''''，即資本的產出系數Y''''／K''''＜1時，經濟增長就表現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時期，Y''''／K''''＝－0.31＜1，則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時期，Y''''／K''''＝0.7＜1，則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時期，Y''''／K''''＝0.8＜1，則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時期，Y''''／K''''＝0.88＜1，則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則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時期，Y''''／K''''＝0.81＜1，則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時期，Y''''／K''''＝0.98＜1，則δ＝0.80，高度粗放型；
整個時期，Y''''／K''''＝0.87＜1，則δ＝0.92，高度粗放型。
為了進一步地考察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我們分別計算了41年的資本產出系數，并根據不同粗放度類型作了統計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類型集約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數所在區間
粗放度類型超高度粗放型
資本產出系[-3,0.69]
數所在區間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類型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顯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對應的資本產出系數值越小，也就是說越粗放，資本的投入產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體到我國能源與物質的消耗情況，如果僅就我國自身縱向進行對比，每萬元國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億元基本建設投資平均消耗的鋼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斷下降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每億元國民生產總值主要生產資料平均消費量也呈下降態勢。但與世界其它國家相比，我國在能耗與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據世界銀行《1995年世界發展報告》資料：1993年，能耗產出率最高的是貝寧，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國為0.6美元，在全世界121個有資料可比的國家（地區）中居第113位。從不同收入國家看，低收入國家平均每千克石油當量GDP產值為0.9美元，中等收入國家為1.0美元，高收入國家為4.4美元，全世界平均為3.1美元?？梢娢覈茉串a出率不僅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另據有關方面作出的比較分析，我國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達國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長方式表現為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強烈波動。
關于經濟高速增長的數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與低速度的臨界值定為4％（注：劉彪、王東京：《經濟發展階段論》，《經濟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為6％，還有人認為3％以下為停滯，3—6％為低速增長，6—9％為中速增長，9—12％為高速增長，12％以上為超高速增長（注：趙磊：《對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若干看法》，《經濟研究》1993年第1期。）。我國在1953—1993年間，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為7.1％，改革前為6.0％，改革以來達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已屬高速發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種劃分標準，我國經濟增長速度也可進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實物增長情況，1993年比1952年，人均糧食增長1.34倍，人均煤炭增長8.17倍，人均鋼增長32.07倍，人均發電量增長55.52倍，人均石油增長160.06倍（注：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96年第41頁有關數據計算而來。）。
我國在1980—1993年的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是低收入國家平均增長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國家的4倍，即使與發展速度比較快的韓國相比也高出0.2％，可見我國的粗放型增長是以其高速度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與國民收入增長率的關系方面，從我們分別計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長的年份中，國民收入的增長率在絕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樣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約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類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約型
國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長率的平均值
國民收入增長率與粗放度之間存在著反向變動的關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則國民收入增長率就越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在我國長期快速增長時期集約型所表現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進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動與經濟周期的波動情況，則不難看出：經濟增長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約型年份或粗放度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處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國粗放程度是兩頭多中間少，即超高與集約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這種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復出現必然使經濟增長大起大落。改革前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為53％，五個周期的振幅平均為23.4％（注：關于經濟周期的劃分參見劉樹成：《論中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新階段》，《經濟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來，粗放度的穩定性增強，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與集約型年份明顯減少，相應地，改革開放以來四個周期的平均振幅為9.9％，國民收入增長率的波動幅度也降為12.1％。因此，粗放度的穩定性是影響經濟增長穩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住房保障制度概述
（一）住房保障制度的內涵
住房保障制度是國家通過立法對國民收入進行分配和再分配，對中低收入家庭，特別是生活有特殊困難的家庭的基本住房權力給予保障的制度。它是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住房政策的組成部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收入的兩極分野及住房政策的改變而產生的，其實質是政府利用國家和社會的力量，采取多種保障方式，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
（二）住房保障制度的特點
1、全民性
全民性一方面是指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住房保障問題，不僅現代社會有，古代社會也有；不僅資本主義國家有，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另一方面是指住房保障涉及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是廣大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問題。
2、互濟性
互濟性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中互相接濟，包括自發的及非正式的相互幫助與直接參與者的利益合作。如住房公積金，既為他人提供幫助，又享受他人為自己提供的幫助。
3、福利性
福利性是指住房保障必然給被保障對象帶來一定的生活補償，物質文化待遇以及其他派生收入。這是住房保障的一個重要特征。
4、安全性
社會保障作為一種社會安全制度，是通過對人們基于生活的保障，向社會成員提供一個安全保護。
二、我國住房保障的發展及現狀分析
（一）我國住房保障的產生及發展
經過20多年的住房制度改革，住宅建設迅猛發展，城鎮居民的居住條件得以改善，人均住房面積大幅度提高，住宅質量顯著提高，居住環境不斷優化美化。但隨著房改的深入，與此同時，與社會領域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相對應，城鎮居民的住房差距越來越大。面對住房制度改革出現的這些情況，在1994年的《房改決定》中，全面規定了住房體制改革的基本內容，第一次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確了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建設要求。1998年在《房改通知》中也明確了“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城鎮住房供應體系”,并明確“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最低收入家庭租賃由政府或單位提供的廉租房；中低收入家庭購買經濟適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購買、租賃市場價商品房”。建設部《建設事業“十五”計劃綱要》更加明確地提出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較為完善的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收家庭支付能力的住房保障制度，形成商品房、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合理比例的供應體系?！彼羞@些為建立我國住房保障體制指明了發展方向，奠定了政策基礎。
（二）我國住房保障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雖然已基本建立起來了，然而在實際的運行中，在具體的實施方式、住房金融及法制保證方面都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
1、經濟適用住房存在的問題
第一，定位不清晰。《房改通知》中明確了經濟適用住房的地位，在國發[2003年]18號文《國務院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中除強調經濟適用住房外，又增加了一條“要增加普通商品住房的供應”。在2005年[2005]26號《關于做好穩定住房價格的意見》中對于改善住房供應結構中又強調了“住房建設要以中低價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經濟適用住房為主”。這就與《房改通知》中確立的我國經濟適用住房供應為主的供應體系相互矛盾。這也給許多地方不建或少建經濟適用住房提供了很好的理由。
第二，供應數量遠遠不足。近幾年來，在需求和成本的推動下，全國商品住房價格不斷上升，開發商在高額利潤驅使下，大量開發建設中高檔、大戶型的商品房，中低價位的商品住宅供應明顯不足，許多城市中低價位商品住宅只占供應總量的10%左右。從我國經濟適用房的開發來看，從2000年開始，經濟適用住房的投資增長幅度、占商品住宅比重以及新開工面積、銷售面積等比重等各項指標均呈大幅度下降趨勢，部分城市甚至停建了經濟適用住房。
第三，經濟適用住房分配環節不規范。經濟適用住房的分配也是近幾年來爭議較大的一個方面。許多地方經濟適用的分配管理不到位，甚至是由開發商負責審查購房資格，分配的程序不透明，分配的標準不公開，分配的秩序不規范，使得“走后門”之風盛行，而那些真正的中低收入者恰恰由于門路不多，往往無法取得購房資格。[論+文+網LunWenNet\Com]
2、廉租房存在的問題
第一，廉租房發展不平衡，總體覆蓋面過低。由于廉租房是針對城鎮最低收入戶的住房保障制度，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導致了保障的標準和覆蓋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從保障標準看，各個地方在在補貼對象的標準與補貼水平上存在較大差異。經濟實力較強，保障力度較大的城市已提出把補貼對象調整到12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難戶，而大部分城市只能先行解決6平方米以下、甚至是4平方米以下的雙困家庭住房問題。特別是租金補貼標準差異更大，有些城市只補到10平方米，有些城市已補到近30平方米。從保障對象看，有些城市已把保障范圍上調到低收入家庭（核定收入線標準），保障比例達到居民家庭總數的10%左右；同時，也有一些城市對雙困家庭都難以做到應保盡保，保障面不到1%。
第二，廉租房的資金來源存在問題。當前影響廉租住房工作向前推進的最主要障礙就是資金瓶頸問題。除少數城市建立了制度性的財政資金供應計劃外，大多數的城市都是依靠住房公積金的增值收益和公房售房款的余額部分作為廉租住房資金來源的主渠道，由于這部分資金靈活性較大，后續資金沒有保證，致使這些城市不敢推行租金補貼的保障方式。因此，大部分的城市只能是籌集一批資金，建設或購買一批廉租住房，解決多少算多少，使國家的廉租住房保障政策難以真正得到落實，導致廉租住房保障面過小。
3、住房金融發展不夠
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這種單一的政策住房金融模式越來越難以滿足新形式下的住房保障要求。
第一，公積金的目的與實際實施存在矛盾。目前大量下崗職工，效益不太好、規模較小的企業職工及大量的私營企業雇員等中低收入群體，普遍未建立公積金制度，或者雖然已建立公積金制度，也不繳存住房公積金，因而失去了申請公積金貸款的基本條件。這就使得實際上最需要政策性住房金融支持的群體反而處于政府住房保障的覆蓋面之外，使這一部分人無法享受政府的金融政策優惠，這顯然與建立公積金的初衷相違備了。
第二，政策性住房金融體系不完善。我國目前除公積金外，尚未有第二種直接面向中低收家庭發放的低息或無息的政策性住房貸款，也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專業性的住房金融機構。住房金融體系發展的滯后，制約了中低收入者購房的能力。
4、住房保障法制不健全
從綜合性法律來看，在我國的《憲法》和《民法通則》中都沒有公民住房權利的任何相關規定。從專門性的法律來看，我國至今還沒有出臺一部相關的專門性住房保障法律，大多數存在的都是以政府的紅頭文件、政策、規定、辦法以及行政命令等形式，缺乏建立住房保障體制的強有力的法律依據，使住房保障工作缺乏規范性和穩定性，也缺乏應有的權威性，使政府許多住房保障的具體措施不能得以很好的落實。
三、完善我國住房保障體制的對策
構建住房保障制度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建立和完善城鎮住房保障制，需要有方方面面的協調和配合，才能使住房保障政策有效的運行。
（一）確立政府管理體制
政府作為一國經濟的宏觀調控者，擔負著社會全面發展的責任，理應成為構建住房保障體系的主體。因此，建立住房保障體系，保障千家萬戶中低收入者的居住權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1、明確和建立各級政府的住房保障決策委員會
住房問題是各級政府必須解決的長期存在的問題，是必須承擔的社會責任，加上住房問題涉及面廣，協調部門多，要想切實解決好住房問題，落實國家的各項住房保障政策，必須要成立一個常設的政府直屬的住房保障委員會。具體來說，這個委員會要由政府的計劃部門、財政部門、建設部門、規劃部門、土地部門、房管部門、稅務部門、法制部門、人民銀行等組成，住房保障委員會，主要職能是依據相關的住房保障法律法規，制訂本地區的住房發展計劃，制訂本地區的住房保障性法律、法規、規定、政策等，依法協調各部門的住房保障職能和責任，監督和保證本地區的住房發展計劃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實施。
2、建立明確的住房保障實施執行機構
各地區的住房保障委員會作為一級政府的常設決策機構，不應該也不必要直接參與住房保障的微觀管理。因此，必須在該委員會下設置住房保障執行機構，具體實施政府相關住房保障政策。避免目前住房保障實施部門雜亂無序的局面，確保住房保障實施的連貫性和統一性。如許多地方，廉租房的實物配租由房管處負責，廉租房的房租補貼由財政局會同民政局發放，住房貨幣化的購房補貼由房改辦實施，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實施又由建設局下屬國有開發企業負責。因此，我國目前必須盡快建立專門的住房保障執行管理機構，其主要職能應包括：具體實施本地區住房保障委員會的住房發展計劃；負責本地區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等公共性住房的建設、分配、管理；負責住房補貼資金的分配、管理；負責各項住房保障優惠政策如稅費優惠、低息貼息、政策性抵押擔保等的落實和協調。
3、建立專門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
住房金融機構在國家解決住房問題上起著重要的作用。政策性住房金融機構主要是為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而設立的。我國目前除公積金具備初步的政策性金融機構雛形外，還沒有建立類似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對于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貸款困難問題非常不利，應該盡快成立，也可以將公積金中心進行完善和改進。
（二）規范政府干預住房市場的方式
我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對住房資源起著基礎性的配置作用。就我國目前而言，政府關鍵要從住房發展計劃、加強財政稅收優惠等方面進行干預。
1、制訂住房發展計劃
通過目標明確的住房發展計劃來實現其住房發展目標，最終達到住房保障的要求。目前，我國各級政府亟需制訂住房發展計劃。避免住房建設發展的盲目性和隨意性，確保住房發展的系統性。同時，定期向社會公布政府住房發展計劃，使社會居民及時了解政府的住房目標、發展狀況和趨勢，從而穩定社會對住房市場的預期，避免住房市場的大起大落，確保房地產業健康、穩定、協調地發展。
2、加強財政、稅收、金融優惠政策的實施
當前我國政府應該盡快出臺系列的財政稅收優惠政策，為解決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問題提供良好的財政支持。
（1）出臺政策鼓勵社會資金投資興建廉租房并按指定的價格出租，大量增加廉租房的供給量，減輕政府直接建設廉租房的財政壓力?？山o予開發商提供優惠利率的貸款，并對其租金收入實施相應的稅收抵扣優惠等。
（2）出臺中低收入居民貸款購房的稅收抵扣政策，如可以向政府申請優惠利率貸款，由財政進行貼息，并可用每月的貸款還款額進行所得稅的抵扣等。
（3）進一步降低房屋出租稅費，鼓勵居民出租多余的房屋，以增加出租房屋的總供給量。
（4）加強政府財政資金的補貼量，擴大最低收入居民享受租金補貼的覆蓋面。
（三）建立健全住房分類供應體系
近幾年來，我國政府也意識到住房分類供應體系存在的問題，多次下發文件強調落實住房分類供應的主體和比例。當然，要真正解決好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還必須進一步完善和改革現有的住房分類供應體系。
1、改革和完善現行的經濟適用住房制度
從目前我國的經濟、社會現狀來看，作為經濟還比較落后的發展中人口大國，經濟適用住房在我國的住房保障體系中至關重要，對解決占我國大多數的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對于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居住水平，建設和諧社會有著巨大的作用。而現行的經濟適用住房制度存在的各種弊端已嚴重阻礙了其進一步發展，亟需改革和完善。
（1）重新定位經濟適用住房的性質
由于各地經濟適用住房建設量的日益減少，致使我國的“以經濟適用住房供應為主”的住房分類供應體系始終無法建立起來，中央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又無法很好地解決現行政策下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問題，于是，在2003年以后的各個規定中，又提出了建設普通商品房、中低價位商品房為主的供應要求，造成了我國住房政策體系的混亂。因此，當前關鍵是要統一對經濟適用住房的認識，國家應將經濟適用住房與普通商品房、中低價商品房等政策性商品房合并總稱為經濟適用住房。
（2）大力發展重新定位的經濟適用住房
在政策上定性準確、定位清晰后，就應該大力增加和完善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
第一，轉變供給方式。目前，我國許多地方的經濟適用住房都是由政府所有的國有開企業開發建設經濟適用住房，負責建設、分配、管理一攬子工作，這種做法并不妥當。作為一個經濟主體，這些開發企業在本質上同樣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再加上分配、流通、管理等工作的合并，事實上營造了暗箱操作、滋生腐敗的土壤。因此，在重新定性經濟適用住房后，大量的經濟適用住房建設就應該在全社會范圍內實行限定銷售房價的土地及項目拍賣模式，讓社會上的所有開發商一起參與競爭，誰的管理水平高，誰的競爭能力強，誰就能取得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獲取合理的利潤。從而改變政府部門或下屬國有企業獨占經濟適用住房建設的壟斷局面，有利于經濟適用住房質量的提高和環境的改善。
第二，大力增加供給數量。我國當前應大力增加經濟適用住房的供給量，力爭使針對中低收家庭的經濟適用住房的建設量所占社會開發總量的比重與中低收入家庭占社會家庭比重基本相符,這個比重應該達到50%以上。應該說，在明晰經濟適用住房的定性，推行社會化的限價土地拍賣方式后，我國各地政府完全可以使經濟適用住房的供應比例達到住房總供給量的50%—70%以上?？梢灶A見，這對于穩定房價，抑制房地產投資過旺，引導住房合理消費，保持房地產業健康持續發展將起到關鍵性的作用。
第三，改變供給結構。在原有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模式下，供給結構還是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許多地方不顧自己的實際情況，片面追求大戶型，許多地方雖然規定了要建中小戶型，但在實際管理中，又未加以嚴格控制，從而在事實上造成了經濟適用住房面積過大的狀況。這顯然與建設經濟適用住房針對中低收入階層的本意相違備了因此，我國在現階段的住房建設更應該以中小戶型為主，尤其是針對中低收入的經濟適用住房而言，更應如此。必須嚴格控制戶型，改變現存的經濟適用住房供應面積過大、結構失衡的狀況。
2、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制度
廉租住房供應體系作為城鎮住房新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我國住房保障的最底線部分，受到城鎮最低收入居民的關注。因此，當前，從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出發，要想更好地發揮出廉租住房體系的效用，必須盡快完善現行的廉租住房制度。
（1）改革和完善廉租住房的供給方式
廉租住房的供給決定了廉租住房的覆蓋面，體現了政府解決最低收入居民住房困難的程度。
第一，堅持發放貨幣補貼的原則，取消實物配租。當前關鍵是要求各級政府盡快做好本地區廉租對象的調查、建檔工作，確立符合本地區實際情況的廉租補貼發放范圍和標準，盡快全面實施廉租住房貨幣補貼發放政策，停止政府投資建設廉租房。
第二，轉變原有的政府一元化供給為社會多元化供給。當前，我國應盡快出臺相關的政策支持文件，鼓勵社會資金投資建設廉租住房，明確可以享受的優惠條件，如低價或劃撥土地、低息或財政貼息貸款、稅收減免和抵扣等，從而吸收廣大的社會資金投資廉租住房，有效增加廉租住房供給量，減輕政府的壓力。
（2）落實廉租資金來源
當前要建立完善的廉租房保障體系，就必須解決好這個問題，明確要求各級政府根據本地區的廉租對象的范圍和補貼標準，詳細測算每年所需的廉租補貼資金，并在當年的財政預算中單項列支，建立以財政預算為主的住房保障專項基金，使廉租住房資金來源穩定可靠，切實保障城鎮最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3）大力發展住房租賃業
我國近年來，各地房價飛漲，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可供租賃的房屋太少，居民對于住房的選擇空間太小，導致了對于住房的需求基本上集中在了購房需求上。由于我國今后將對廉租住房全面采用貨幣補貼的方式，而要較好實現這種方式的前提就是住房租賃市場必須規范、發達，必須有大量的住房特別是中低檔的住房可供出租。因此，可以說，要想使我國的廉租住房制度得到很好地執行，必須充分發展我國的房屋租賃業：
第一，政府出臺相關政策規定，鼓勵房屋業主拿出多余的住房進行租賃，政府進行稅費優惠。
第二，鼓勵社會開發商投資建設低標準的低收入住房，政府提供相關的優惠政策；
第三，鼓勵房屋租賃中介行業的發展，促進房屋租賃業的規范、發達。
第四，加強租賃登記備案的管理?？梢詫嵭姓泿叛a貼直接撥付給房主的方式，避免貨幣補貼資金被挪用，這就要求房產管理部門做好租賃登記備案工作。
3、改革和發展住房金融體系
一個完備的房地產市場，離不開房地產金融的支持，一個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更是離不開政策性住房金融的保證。當前，我國在住房保障中主要推行了公積金制度，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但總體來看，作為一個完備的住房保障體系的重要部分，現行的住房金融仍需大力改革和完善。
（1）強化公積金制度
第一，強化公積金的強制儲蓄力度。2002年修訂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中規定“職工和單位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職工上一年度平均工資的5%”，從現在來看，這個比例太低了，應該適當提高繳存比例。雖然現在不少地方的比例已提到8%的水平，但仍然偏低。按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看，應該將繳存比例提高到25%左右比較合適。
第二，提高公積金的互。當前應盡快加強公積金的互，放寬對中低收入居民的貸款條件，不僅能給更多的中低收入家庭購房提供支持，也有利于提高公積金的資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積金的保值增值，為政府解決住房問題提供更多的資金來源。
（2）建立政府住房金融機構
作為商業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其行為受市場機制的制約，其目的是趨利避害，不愿經營低利潤、高風險的貸款服務。相比高收入家庭的商業住房貸款，中低收入居民的貸款正表現為這種特征。因此，必須建立非營利性的政府住房金融機構作為商業住房金融金構的補充。專門的政府住房金融機構其主要職能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為投資建設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等的開發商提供政策性的優惠利率貸款，從資金上鼓勵支持經濟適用住房、廉租房的興建，降低其投資資金成本，以有效增加公共性住房的社會供給總量。
第二，為中低收入階層購房貸款提供政府擔保，可以建立專門的風險基金，解決中低收入家庭購房貸款難的問題，增強中低收入家庭的購房能力。
第三，為其他專門性的住房金融機構提供財政貼息或低息貸款。
（四）健全住房保障法制建設
由于我國長期以來的住房福利化，現代意義上的住房保障是最近幾年才產生的，法制明顯滯后，目前已經制約了我國整個住房產業的健康發展，應盡快加強住房保障法律的體系建設。
（1）在憲法和民法中強調公民居住權的規定。我國現行的《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四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受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險、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蓖耆梢栽诖嘶A上增加“國家保障公民的居住權，國家致力于改善公民的居住條件，保障公民的基本居住條件?！钡扔嘘P公民居住權的條文，從而提高國家和社會對于公民居住權的重視和責任，也為專門性法律的制訂提供最基本的依據。
（2）制訂專門性的住房保障法律。當前，我國亟需建立此類的《住房法》從根本上明確我國的住房保障發展目標、計劃，住房保障實現的方法、機制，政府的責任等原則性的法律規定，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住房保障真正進入有法可依的發展軌道，確保整個住宅產業的健康有序發展。
結束語
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一個重要內容。住房保障制度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更應將作為現階段的政策目標，并在實踐中努力尋求自身的完善與發展，不斷提高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實現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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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正文：
川西北經濟區發展方向
1、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的功能定位
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確定的重點生態功能區，是指生態系統十分重要，關系全國或較大范圍區域的生態安全，現生態系統有所退化，需要在國土空間開發中以發展生態產業為主，以保持并提高生態產品供給能力的區域。
經對資源環境承載力等因素的綜合評價，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確定了25個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其功能定位是保障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區域，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示范區。各重點生態功能區按功能類型分為水源涵養型、水土保持型、防風固沙型和生物多樣性維護型四種。四川省蘊藏著復雜多樣的生態系統，幾乎囊括了全國所有陸生生態系統類型，多種地貌共生，多種生物共存，保護好豐富的生態系統、生物物種的多樣性，對維護全國生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從地理位置看，川西北地區為青藏高原東南緣和橫斷山脈的一部分，分為川西北高原和川西山地兩部分。
該區域地處長江和黃河流域上游，在涵養水源、蓄洪防旱、調節氣候、凈化水質和環境以及保持生物多樣性等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據規劃，阿壩州的阿壩縣、若爾蓋縣、紅原縣等3個縣納入了若爾蓋草原濕地生態功能區。該功能區位于黃河與長江水系的分水地帶，濕地泥炭層深厚，對黃河流域的水源涵養、水文調節和生物多樣性維護有重要作用。
根據評價，由于濕地疏干墾植和過度放牧，導致草原退化、沼澤萎縮、水位下降。該功能區定位為水源涵養類型，目的是作為構建青藏高原生態屏障的組成部分，其重點是保護好多樣、獨特的生態系統，發揮涵養水源和調節氣候的作用。根據規劃，甘孜州的康定縣、瀘定縣、丹巴縣、九龍縣、雅江縣、道孚縣、爐霍縣、甘孜縣、新龍縣、色達縣、鄉城縣、稻城縣、得榮縣、白玉縣、石渠縣、德格縣、理塘縣、巴塘縣和阿壩州的馬爾康縣、金川縣、小金縣、壤塘縣、汶川縣、理縣、茂縣、松潘縣、九寨溝縣、黑水縣共28個縣納入了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該功能區原始森林和野生珍稀動植物資源豐富，是大熊貓、羚牛、金絲猴、林麝(獐子)等重要物種的棲息地，在生物多樣性維護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根據評價，現山地生態環境問題較為突出，由于草原超載過牧等因素，生物多櫸j生已受到威脅。該功能區定位為生物多樣l生維護類型，目的是作為構建全國黃土高原川滇生態屏障的組成部分，重點要加強水土流失防治和天然植被保護，發揮保障長江、黃河中下游地區生態安全的作用。
2、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的發展方向和發展目標
2.1發展方向
包括阿壩州3個縣范圍的若爾蓋草原濕地生態功能區的發展方向是：一是推進天然林和天然草地保護、退耕還林。ih理水土流失，維護和重建濕地、森林、草原等生態系統。二是依照法規認真保護具有水源涵養功能的自然植被，防止過度放牧、毀林開墾草原。三是加強江河源頭及上游地區的小流域治理和植樹造林，減少面源污染。包括甘孜州全部18個縣和阿壩州l0個縣范圍的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樣性生態功能區的發展方向是：一是禁止對野生動植物進行濫捕濫采，積極恢復野生動植物物種，努力保持種群的平衡。二是加強防御外來物種入侵的能力建設，防止外來有害物種對生態系統的侵害。三是保護自然生態系統與重要物種棲息地，防止生態建設對野生動植物棲息環境的改變。
2.2發展目標
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甘孜州和阿壩州的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得到了大力加強。十一五時期，全面完成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礦山植被恢復任務，空氣和水質達到國家標準，生態文明水平不斷提高。十二五時期，川西北生態經濟區將繼續加強環境保護，努力實施《青藏高原東南緣川西北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規劃》，發展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進一步鞏固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成果;沙化草地治理、水土流失治理、礦山植被恢復取得重大成果;鞏固落實建設項目三同時制度;保護生物多樣性和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建設取得重大突破。到2020年，物種多樣性退化勢頭得到有效遏制，重要生態系統、遺傳多樣性的豐富度得到保持，生態敏感區和脆弱區得到積極保護，基本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3、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的主要建設任務
根據規劃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戰略定位和發展方向，要積極通過實施一系列重點建設項目和開展有關工作，使川西北生態經濟區涵養水源、保持水土、維護生物多樣性、保護自然資源的生態功能大幅度提升，森林、水系、草原、濕地、農田等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得到顯著增強。
3.1實施重點生態功能區保護修復工程，構建重點生態功能區。啟動第二輪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深入實施退耕還林、退牧還草、防沙治沙、濕地和野生動植物保護等工程，提高天然林管護、人工造林、退耕還林補助標準，擴大實施范圍，鞏固實施成果。實施草原生態保護工程，堅持重點突破與面上治理相結合、工程措施與自然修復相結合，全面加強草原生態建設?？茖W合理布局草原圍欄，加快重度退化草原的補播改良。
采取填溝還濕、限牧還濕、治沙還濕、滅鼠保濕等措施，重點保護石渠、色達等高原濕地，盡快促進濕地恢復和修復。加快若爾蓋國家級濕地保護區工程和阿壩曼則唐濕地保護區工程建設，啟動紅原日干喬、壤塘南莫且濕地工程建設。加快大熊貓棲息地修復、森林植被恢復、林地生態監測、自然保護區重建等重點項目建設，恢復森林植被。
3.2堅持點上開發、面上保護的原則，合理實施生態資源開發。堅持生態保護優先，綜合運用工程、技術、行政、法律等手段，嚴格資源管理。推進清潔能源、優勢礦產、旅游資源和水資源等優勢資源集約開發和節約高效利用，培育生態農業、生態能源業、生態旅游業、生態藥業、生態礦業和民族地區文化產業?？茖W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堅持市場配置資源等原則，充分發揮資源優勢，健全資源開發利益共享機制，資源開發與產業發展相結合，資源就地轉化盡可能最大化，提高資源利用率。
實現礦產資源有序合理開發。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開發，盡可能依托現有城市作為后勤保障和資源加工基地，避免形成新的孤立居民點。建成以水電為主體的生態能源輸出地，除滿足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發展的需要外，主要向省內和全國東中部地區輸送水電，為保障全省的能源需求及支持全國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3.3加快以產業為支撐的城鎮發展，促進生產要素的適度集聚和城鄉區域的協調發展。以縣城和特色集鎮建設為重點，加快城鎮化進程，大力提高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加強州府和縣城所在地城鎮、重點旅游景區和交通交匯點城鎮特色風貌打造，提高綜合城鎮的存在能力。優化城鎮空間布局。
明確功能定位，充分體現地域文化，突出民族特色和自然風貌，進一步優化城鎮空間布局。按照組團城鎮發展思路，建立區間便捷通道，引導中心城鎮有序拓展空間。阿壩州將積極培育汶川一茂縣一松潘一九寨溝、汶川一理縣一馬爾康一阿壩、九寨溝若爾蓋一紅原一壤塘一金川j條城鎮軸線，逐步形成點軸結合、功能互補、規模協調的城鎮體系，打造內涵豐富、文化多元的特色魅力自治州。甘孜州的康東區域將加快集聚生產要素，加快重點城鎮發展;康南區域將依托水電、電網建設和旅游圈以及高原特色農牧林業，培育壯大相關產業，打造一批旅游城鎮;康北區域重點解決農牧區的民生問題，加快縣城公共設施和集中定居點建設。
4、推進川西北生態經濟區發展的建議
4.1加大生態環境建設投入力度。生態建設是一項功在當代、惠及子孫的偉大事業和宏偉工程，須打破行業、地域、所有制的限制，拓寬投資渠道。積極抓住國家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的戰略機遇，充分利用國家優惠政策，積極爭取國家繼續加大對川西北生態環境建設的投入。廣泛吸引和鼓勵外資、信貸資金和社會資金投入生態環境建沒。堅持誰破壞、誰治理，誰受益、誰負擔，誰建設、誰保護的原則，充分調動全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生態環境建設。
4.2健全生態補償機制，完善資源開發利益補償長效機制。強化天然林保護、退耕還林、退牧還草工程政策的穩定性。加強對生態移民項目和后續替代產業發展的資金和政策扶持。探索建立林業發展基金、牧區育草基金等生態公益基金或征收生態環境建設稅。強化重大資源開發項目的生態保護，增加項目投資中生態保護的比重。探索實行資源使用權有償轉讓制度，強化資源開發的利益補償機制，完善資源開發的補償政策，加快制定資源開發的反哺政策，促進資源地經濟社會發展和提高當地群眾生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