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03 2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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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旅游帶來的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
旅游活動給西安的社會文化的積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不僅表現在對本地居民與外來游客之間的積極影響，而且還表現在為人類文化傳承的積極影響，比如說肉眼文化的傳承，兵馬俑的震撼呈現，華清池的嫵媚，更有精神層面的文化傳承，西安民眾對價值觀的樸實感的積極觸動。
(一)增進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人們的文化交流來西安旅游的游客，外國人很多，不比現代化城市中旅游的人少，因為在馬可波羅的游記中，曾這樣記載著，把西安作為古絲綢之路的起點。這是多少外國游客慕名前來的理由，而當他們來到了西安，看到了古城墻，看到大規模的兵馬俑，文化在交融。游客在旅游的過程中，在導游的帶領下，難免會和當地的旅游經營者和當地的居民進行接觸，在這過程中，文化就在交流，比如說西安很多的商家都會說各國的基本語言。旅游地的開放，促進了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文化的交流，增進了不同文化的了解和理解，實現了不同地域文化互補的愿望。
(二)旅游者經過在當地的旅游活動，體驗了當地社會文化，影響著旅游者的身心素質來到西安的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僅是一覽西安的旅游風景，還要體驗民族地域文化，最典型的便是飲食方面。羊肉泡饃，肉夾饃，油潑面，褲帶面等等，即使很多游客覺得味道一般，亦或是難以接受，但是總歸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便是當地的飲食文化，當地居民的喜好。曾經，在和出租車司機的聊天當中，他們當地人是認為米飯吃不飽，只有面條，能夠管飽，有時一天就吃一頓早飯，就可以熬大半天，我們都覺得十分驚訝，并且我們讓他帶路，去了本土居民愛去的面店，吃面條，感受北方文化，體驗南北方的差異，身心愉悅。在這旅游活動過程結束后，回到我們生活的地方時，能夠讓我的包容性增強，改變了某些世界觀，另一方面提升我們旅游者的素質，促進了客源地社會文化的進步。
(三)愛國熱情，保護歷史，傳承文化，來自心底的呼喚國內游客在沒有到西安時，覺得兵馬俑就是這么回事，電視上看到過很多次，覺得去不去無所謂，但是當你真正面對上千座兵俑呈現在你面前時，頓時被震撼到了，還有陜西省歷史博物館，游客在文物古跡中感受了中國千年的文化，民族榮譽感油然而生，對民族傳統文化進行保護的觀念頓時浮現，更是容不得別人對它們進行破壞或詆毀。這樣的民族傳統文化保護情誼得到了傳播。
(四)民族風情和現代化元素的融合，體現社會文化的現代化為了適應新時代旅游業發展的需要，方便游客的出行，還有其他的旅游要素，各地的旅游直管部分紛紛向政府提議，加大旅游業投入，不僅是景區景點的改造更新，更多的是關注物質文化條件的改進。比如，在西安的大雁塔下，音樂廣場的建造，大量的浮雕在燈光下若隱若現，這是現代人文景觀，給西安的旅游增添了新的現代文化風采，同時體現了當地科學技術水平。又比如，景區景點直達公交車的出現，讓游客在火車站，汽車站等游客集聚地能迅速的找到交通方式，方便快捷，很實惠。
三、旅游帶來的社會文化的負面影響
旅游活動，同任何事物一樣，是具有兩面性的。旅游業的發展，或者說旅游活動給當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方面以積極的作用的同時，也對上述方面帶來了一些負面的影響。如同此次“十一”黃金周一樣，各大媒體爭相報道著名景點的游客接待量，數字驚人，當然我們關注的不僅是數字，還有類似“垃圾海灘”，“垃圾山坡”等等不文明現象的出現，讓一些對旅游抱有偏見的人士認為其在社會與文化中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民族文化味道越來越淡隨著旅游業的發展，旅游接待地接待游客的開放，當地文化接受著外來文化的“入侵”，本土文化在漸漸被同化，這是一個普遍的正在悄悄發生的現象。在古城區的西安，除了城墻還屹立在提醒著人們你們所在城市曾經一個文明古城，其他時間，你走在大街上，看著全國各地都出現的品牌標志，無論吃穿用，都沒有明顯的差異，有時候你真的會突然懵了，我這是在哪個城市呢？回民街上賣皮影紀念品的有，但是制作皮影類紀念品的店家，卻消失了，這些令當地人引以為榮的手工制造藝術品凝結著勞動者的智慧與創造力，被迎合消費者需求的加工廠，以其他加工方式，機械化批量制造了這些商品，且價格低廉，把傳統手工業者逼的無路可走。異曲同工的還有文物仿真和偽造者，西安的兵馬俑紀念品是特色之一，去游玩的游客，總要去帶一兩件回家，作為紀念，仿真品充斥著整個工藝品市場，隨處可見。
(二)崇洋思想變重因為曾經提到很多外國的游客，和學者都十分愿意來到西安旅游，有些外國游客來自于發達國家，而我們國家正在發展中，中部地區經濟相比東部地區的發展還略顯的慢，面對來自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富有游客，本土居民的自卑感和的思想會加重。有些人，過高評價西方社會，貶低本國社會的福利差，甚至謾罵中國的游客素質差、窮、小氣，一味的去模仿外國旅游者的生活方式，這給當地的社會文化產生了強烈的不良反應。所以西安回民街上的商鋪，看到外國游客，很愿意與他們交流，兜售他們的商品，而看過國人，熱情度降低，甚至不愿意理睬。
(三)旅游活動還不同程度地破壞了當地的物質文化旅游地物質文化遺產被旅游活動破壞的原因，是來自于兩方面的：一方面，開發了旅游景點，就必然會對景點周邊的物質文化遺產產生影響，對居民生活產生影響；另一方面，就是游客在旅游過程中，不雅的行為給景點帶來的困擾造成的。第二個方面的影響，是通病，存在于每個旅游景點，不僅國內，也有國外。早幾年，是每到一處，都有人留下“到此一游”的字跡，甚為流行，而近年來是“垃圾戰”盛行，對此行為保護的最厲害的景點之一，就有四川的九寨溝，武警官兵，每走幾步路，就有一隊列在你身邊走過，監督你的行為，保護自然環境?？墒牵皇敲總€地方都能有這樣的規模，受如此的重視，付如此的代價的。我們每個城市都依靠大量的環衛工人，來維持干凈整潔的環境，每周末晚上，大雁塔的音樂噴泉結束，地下都有零零散散的垃圾，有意無意的，興奮的，一時間認為只是一個紙團而已的。對于開發造成物質文化破壞，我們也很無奈，對于出土的秦始皇兵馬俑，供眾多游人觀賞，無法保持它存放的溫度和濕度，直接導致文化遺產的流失，顯示了我們在這方面環節的薄弱，對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夠。
2藝術設計技術研究的主要內容
藝術技術是人們通過物質和藝術手段，設計出符合人們要求和目的的藝術產品，滿足人們的精神和物質世界的需求，藝術設計的本質內容是創造文化，獨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點，藝術設計使人們創造藝術的過程，是在人類生活的基礎上，開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氣息的活動。例如，我們生活中比較常見的服飾藝術設計，產品外觀藝術設計，園林保護藝術設計等等。設計者和設計品是藝術設計技術的行為主體，藝術技術水平是一個設計者全方面高素質的體現，創造藝術的過程中需要設計者的創作靈感和審美能力，創造出符合大眾審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藝術品是對設計者的基本要求，藝術設計作為一種生活文化創造的表現形式，它的內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現了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特質。
3藝術設計技術教育的多元化發展方向
3.1發揚多元化的藝術設計技術理論知識學習在藝術設計領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設計者在設計過程中的設計想法和設計產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強的差異性，尤其是在國內外的藝術教育學校中的差異最為明顯，培養全能型的技術應用人員是我們藝術技術教育的重要任務，藝術設計專業在我國屬于發展中的學科，在課程的綜合素質教學和培養人才方法上教學模式都比較單一。學校在藝術學科的課程上，應該以學校的社會文化環境為基礎，發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藝術專業，將學校的藝術學科和專業在多元化的社會文化教育體系中進行結合，讓學校的藝術設計學科開設的專業課能夠相互影響，相互補充和融合，讓學生更清楚地了解各個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點中找到相同點，從而找出符合自身藝術設計特點的發展方向，加強專業課學習的多樣化，提高專業藝術設計技術的整體水平。
3.2發展多元化的藝術設計資源配置多元化的藝術設計資源配置對提高藝術設計專業和藝術學科的發展具有一定的積極促進作用，首先高素質的師資隊伍是發展藝術設計技術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國藝術設計教育的教師隊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師和專職教師組成，專職教師主要從藝術設計的實踐，研究和歷史發展三方面為主要教學內容，這些教師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較嚴格。例如，藝術實踐方向的教師主要是專業的設計師，教學生學習藝術史論的教師是視覺設計方面的史學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師主要負責的是學生藝術設計技術方面的研究和學習，此類教師具有豐富的實踐教學經驗和堅實的技術知識，為學生解決藝術設計中遇到的難題，提高學生的整體技術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學設備是學生將理論技術知識賦予實踐的主要手段，現階段我國很多學校并沒有藝術學生專用的工作室和實驗室，很多學校對于此類資源的認識不清，資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個限制因素，加大我國藝術類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藝術設計技術水平的重要條件。例如，可以為藝術系的學生建立一個完善的學習研究教學資源平臺，為教師生提供一個創新的教學空間，如圖書館，數字設備，智能電子數據庫等等，通過這些手段的實施，來滿足學生和教師學習科研的需求。利用豐富的教學手法和高品質的圖形資源來提高學生的課外自主學習能力，加強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實踐動手操作能力。
3.3培養藝術設計學生多元化的專業能力藝術設計學科專業性比較強，學生畢業后用人單位對學生的要求也比較高，由此可見，培養全方位的高素質藝術設計學生顯得尤為重要，對提高設計技術水平也有較大幫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藝術專業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在多元的社會文化發展環境下，設計藝術的特點根據不同地域和歷史文化而發生變化，提高學生的藝術創造能力和思維創新精神是當代藝術學生應該具備的專業能力。首先，教師應該對專業教材進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學生的自身情況，發展靈活的教學模式。例如，鼓勵學生課外閱讀，通過專業藝術論文或者是學習報告來進行競賽，增強學生的良性競爭意識。其次，教師應該將學生自身知識和多元化的社會文化進行整合，通過留題目的方法，把學生劃分為小組形式，讓學生根據自身的條件進行分工合作，從而解決問題，這種方法一定程度上鍛煉了學生的團隊合作能力和自主學習能力，讓學生在團隊中互相幫助，相互學習，讓學生在德智體美勞全方面發展，為以后的藝術學習做好基礎。最后，學?？梢耘c相關專業對口的企業和公司進行合作，為學生提供良好的環境和平臺，讓學生通過實習單位舉辦的各種活動，增強自身文化學習意識，把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從而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和動手操作能力。
顯然，正是在研究范式上的語用轉換，為當代論證研究開拓了廣闊的理論論域。但嚴格而言，當代論證理論的發展既得益于語用研究進路的開啟，也同時受制于這一特定理論進路的局限。簡言之，語用的理論視角拘囿于論證所發生的特定語言環境，以其中發生的論證性言語活動為對象，并將之概括為一種特殊語境中的言語交際類型。因而，其論證研究僅注重探討論證作為一種言語行為與交際互動所呈現的特定性質，并致力于提供以實現某種語用功能為旨歸的分析方法與規范理論。
然而，論證并不只是展現著某些語用特征的言語交際活動，它還是一種由作為特殊社會文化角色的論證者，依其文化認知和社會互動的特定方式，共同參與和建構的社會文化實踐形態。與之相應，論證中所涉及的話語并非僅具有單一的、認知性的命題意義，其理解與解釋都將呈現著更為復雜和豐富的社會文化含義;同時，論證中的語言行為和互動模式也并非僅遵循語用規范的約束，而是必然會承載著、并受制于社會關系、文化背景的特定影響。進而，在主體對于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論證活動的行為方式、以及對于論證效力與規范的理解與遵從等諸多方面，也都將展現出文化價值、社會關系、信念體系、習俗慣例等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因此，當代論證研究的發展，完全可能、也很有必要突破當前語用進路，從而導向更廣泛和深入的社會文化維度研究。
二、論證研究的概念革新
縱覽論證研究的發展歷史，其每一步拓展都是以對論證概念的全新解讀作為理論先導和前提條件。傳統邏輯將論證理解為一種“前提—結論”結構的命題集合，數學化的現代邏輯更是將之抽象為一種具有推演關系的語句序列，這些方式將論證界定為具有某種特定形式性質的抽象實體，進而奠定了抽象化、形式化論證研究的概念基礎。而正是通過摒棄“結構化”和“命題序列式”的論證理解，并從“語用功能”“言語行為”的角度對之加以重新界定①，當代論證理論才開啟了其全面復興與發展。因而，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無疑也要求突破既有的語用論證理解方式，發展一種全新的論證概念界定。
與此相應，鞠實兒從“說理”這一普遍的社會交往活動入手，提出了“廣義論證”的概念，并闡發了論證作為一種社會文化實踐形態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依其分析，說理活動的本質在于“從屬于一個或多個文化群體的若干主體，在某個語境下、以某種方式通過語言進行交流，其目的是促使活動的參與者采取某種立場”②。更具體而言，說理活動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征:首先，由于其參與者隸屬于特定文化群體，因而說理活動將展現出該群體的社會文化特性。其次，說理活動的參與者都具有明確的動機和目的，即通過該活動來辯護或反駁某一特定觀點，以改變他人對之的認知態度或接受程度。第三，其參與者都通過語言手段來進行交流和互動，其中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視覺圖像語言和具有象征意義的其他事物。第四，由于說理活動在特定文化群體和社會語境中實時發生，因而它受到該社會文化情境中相應規則的約束。這些規則屬于該文化群體所共同接受的社會生活準則，它們確保了說理活動能夠有序進行，以及其中的言說方式和最終結果能為其參與者所認同。第五，說理活動中不同參與主體依其文化隸屬關系，遵循特定社會規則，逐次展開相互之間的語言表達與回應，因而它具有一個“博弈結構(game-structure)”。
為了能夠更嚴格地刻畫上述直觀描述的說理活動，“廣義論證”(GeneralArgumentation)的概念被發展出來:“在給定的文化中，主體依據語境采用規則進行的語言博弈，旨在從前提出發促使參與主體拒絕或接受某個結論。其中，主體隸屬于文化群體和相應的社會，語言包括自然語言、肢體語言、圖像語言和其它符號”③。以此概念為參照，可以發現，抽象化、形式化的論證界定局限于論證內部的命題關系，而完全忽略了全部語境與社會文化要素。當代語用論證概念盡管彰顯了語用因素的重要性，但卻將社會文化背景作為常量，因而僅刻畫了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的論證活動。而廣義論證的概念則明確揭示出參與者的社會文化隸屬關系對于論證實踐的影響，并且將社會文化因素引為變量，從而將論證研究的對象和內容擴展到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
可見，對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而言，“廣義論證”為其奠定了概念基礎。以之為理論對象，論證實踐中所呈現的社會背景、文化要素影響才能夠被系統地納入論證研究領域當中。進而，我們一方面可以著力揭示不同社會文化因素在論證實踐中的表現形態，尤其是它們在論證發生和展開過程中的影響機制;另一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致力探討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差異，揭示不同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的認知態度、參與方式及其合理性界定等方面的不同理解，并從跨文化的角度加以比較研究。
三、論證實踐的社會文化特性
當然，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和實踐形態，論證首先必定具有一些跨文化特質，對這些特性的揭示也是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題中之義。第一，論證活動具有主體性(agent-based)?！罢撟C的實質并不在于命題，而是在于人”④，它必定是由具體個體在人際交流中所采取的特定互動形式。第二，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目的性(purposeful)。無論在何種社會文化群體當中，主體的論證行為都受到特定目標所驅使，參與論證活動是其實現這一目標的必要手段或方式。第三，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lan-guage-dependent)。盡管其中所應用的語言在形式和內容上可能存在差異，但論證活動必定依賴于參與主體運用特定的語言手段和實施相關的言語行為。第四，論證活動具有明確的規則性(rule-regulated)。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形態，論證的展開過程必然遵循某一特定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的社會規范和互動要求。第五，論證活動涉及參與者的理性認知能力(rationality-involved)。論證并非單純的對話交流，它還要求其參與者運用理性認知能力，以證據或理由的交換(exchangeofreasons/evidences)這一特定方式來進行理性的互動?？傮w而言，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群體當中，論證活動都表現為一個表達觀點、提供理由、建構論述、展開互動的基本過程，它遵循其參與者所共享的社會文化規范和交際準則，并以理性互動的方式來實現其特定目標和功能。
盡管論證活動總是普遍發生于一個特殊的交際語境，但它同樣也根植于一個特定的文化傳統和社會建制當中。社會文化傳統體現著一個特定群體在價值認同與生活方式上的共享模式，它引導著其個體成員對自身經驗的認知，并制約著其行為和互動的方式。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價值原則、信念體系、行為模式等諸多因素，無疑都將關聯著其群體成員對于論證行為的理解，及其參與論證活動的方式。由此，社會文化維度論證研究的主要議題，正是要著力揭示與探討哪些社會文化因素、以何種特定的方式、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論證實踐活動的具體形態和展開方式，進而，更好地闡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實踐的不同理解與認知、參與和評價方式。
結合當代論證分析的三重向度(論證者的認知向度，它涉及信息處理和建構論證的心智進程;論證的言語行為和命題內容向度，它涉及論證性言語行為以及其中的“理由—主張”復合體;論證的人際互動向度，它涉及論證主體之間的交際互動過程)①，并援引認知與文化研究的相關成果，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論證實踐中所展現的社會文化特性加以具體闡發。
(一)論證行為與活動的基本認知
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會形成特定的人際關系體系、社會階層結構和交際互動模式，這些因素將進一步影響其群體成員對論證行為和活動的基本認知，并決定其參與論證的不同理智態度;進而，也將導致他們在論證的識別與界定、論證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參與論證的動機和態度方面，都會形成認知和理解的差異。
論證識別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社會傳統和文化認知，參照特定的要素或方式，來認定某一行為是論證行為，以及某一情境中所發生的互動是論證活動。與此相關，論證界定則指在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尤其在其語言系統中)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的描述、說明方式，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語言概念。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當中，其群體成員會側重于以不同的觀察視角和解釋方式，來對論證行為或活動加以確認和說明。這些差異同時也凸顯和強化著不同的論證識別特征，并進而形成論證概念的不同界定。事實上，不同語言中與論證相關的術語之間，通常并不能很好地相互對應，甚至也不能得到精確的翻譯，比如英語中argumentation一詞，以及漢語中“爭辯”“說理”等概念，其原因正在于，它們都體現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認知論證實踐時，所關注和側重的特性各不相同。
論證的功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在展開論證行為或參與論證活動時所強調實現的基本目標，比如說服他人、獲取知識或解決分歧等。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功能的基本認識可能存在差異，進而，論證的某一特定功能并不必然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共享;同時，某一特定論證功能即使為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但也并不一定具有同等的價值和意義。比如，在西方文化傳統中，論證歷來都被認定為一種共同解決爭議或獲取知識的合作;但在東方文化傳統中，它則更多被理解為一種通過對峙和爭論來改變和壓制對方觀點的手段。論證的作用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在其社會生活中的價值和重要性的基本認識和評判。盡管論證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互動形式，但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其基本社會職能的定位、以及與之相應的價值評定，卻會形成不盡相同的基本看法。如尼斯貝特等人就提出，西方文化傳統非常強調論證對于人們合理參與公共生活的重要作用，并將之確立為公民政治參與和公共決策的基本方式。與之相反，中國社會文化中更為重視傳統的傳承與權威的維系，并強調社會與人際之間的和平與協調，所以，論證長期以來(并且尤其在私人生活領域中)都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社會作用①。
論證動機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成員主動實施論證行為和參與論證活動的意愿、內在驅動力及其強度。論證態度則指個體基于其看待論證行為或活動的不同方式，所形成的價值評判、情感狀態和行為傾向。對于自然、社會、群體和個人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以及對于社會、家庭和人際關系的不同價值追求，無疑都將制約著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成員看待論證行為和活動的方式，并造成他們在社會生活中選擇參與或回避論證的不同心理特征和動機強度。文化心理學研究就揭示出:由于論證中涉及主體之間在觀點上的直接沖突，這與東方文化在人際關系上所崇尚的“和諧”價值相對立，因而，日本人通常認定論證導致情感的傷害和人際關系的破壞，從而會常常主動選擇回避論證，以避免尖銳的對峙和沖突②。
(二)論證的思維模式與說理方式
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表明，面對不同生態環境和社會情境，人類群體會形成不同的認知習慣，進而，人類的高級認知能力和思考方式，實際上也受制于其社會文化背景?？v使應對相同問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形成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認知策略。與此相應，論證行為和活動同樣涉及參與者的理性思考與認知能力，因而也會展現出社會文化因素所導致的差異。具體來看，這些差異將進一步體現在論證中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方式、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以及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等方面。
信息的接收與處理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依其自身的認知習慣，以特定的方式對其所面對的信息資料所進行的收集、整理、傳遞和應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影響著其群體成員的信息接收和處理方式，這進而決定著其成員個體在參與論證活動時分析、組織和運用相關信息的不同方式和能力，也使得他們在建構論證時所用及的信息在種類和數量上都呈現差異。從信息的整理和分類方式來看，有研究表明亞洲人擅長借助“主題關聯”(thematicrelationships)，而美國人則更依賴于“范疇關系”(categoryrelation-ships)③。同樣，對于不同類型的信息而言，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表現出在關注程度、解釋方式和處理能力上的差異。比如，亞洲人更易于關注對象所置身的背景信息，而西方人則通常會更直接地關注對象本身的信息④;當一個對象被置于一個新背景中時，日本人對該對象信息的接收、處理和判斷速度就明顯慢于美國人⑤。
證據/理由的認知與權重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能夠在論證中充當論說依據、具有支持力的素材所做出的基本理解、認定和分類，以及依據特定標準和方式對其證明力和價值所進行的劃分與排序?；诓煌纳鐣嵺`形態，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差異的合理性觀念和價值規范體系。而對于合理性、正當性和可靠性等規范概念的基本認識，決定著論證主體理解與回答“何種素材，基于何種緣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改變主體的認知狀態、或者足以奠定某種可接受性”這一問題的特定方式。因此，針對同一論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所認可、選擇和運用的證據與理由，可能會在形態和類型上都存在差異。同時，對于相同類型的證據與理由，不同社會文化群體也會對其支持力的權重和價值形成不盡相同的認識①。
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偏好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當中對于某些特定推論方式和論證模式的特殊信任和習慣運用。認知科學和人類學研究表明，不同的生存環境、生活形態和社會結構，會形成人類群體不同的思維結構、認知策略和模式偏好。同時，不同的主導思想形態和歷史文化傳統，也會對其群體成員慣常運用的思考方法和論說方式形成制約。這些都將進一步導致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推理模式與論證型式上的不同偏好。比如，通常認為亞洲人習慣于運用“辯證式推理方式”(dialecticalrea-soning)，而西方人則偏好使用“形式邏輯推理方式”(logicalreasoning)②。同樣，邏輯史研究也表明，與西方演繹邏輯傳統不同，中國文化傳統中的主導論證型式是“推類”或“類比”③。
論證的建構與表達方式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建構和表述論證時，所使用的內容組織策略和語言表達方式。在建構論證過程中，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基于對證據和理由權重的不同理解，會在理由類型、強度和數量的選擇與組織上都展現出不同的方式和策略。而在表達論證時，不同社會文化的語言系統則會影響其群體成員表述論證內容的語言手段和方式。同時，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對于言語交際規范的不同理解，也會對該群體成員的論證表達方式形成約束。簡言之，論證主體在進行論述時是著重凸顯理由的強度還是數量，在轉引理據時是偏重直接援引還是加工重述，在展開論述時傾向于回旋婉轉還是直入主題，在表明觀點時是更為直接、明確還是較為間接、隱晦，諸如此類的差異實際上將都對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影響④。
(三)論證的接收與評價
作為人際交流的一種特定實踐形式，論證不僅涉及主體自身的認知、建構和表達維度，而且還涉及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展現著主體間性維度。更明確而言，它還關聯到其他主體對于論證內容和效果的分析、解釋、理解與接受，以及由此所導致的態度、情感或行為改變。同樣，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中社會關系、交際模式和倫理觀念的特定影響，這一互動過程中也會呈現出論證接收和評價的差異方式，并尤其表現在論證的恰當性、論證的強度、論證的生效性以及論證的規則等四個方面。
論證的恰當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適合實施論證行為或展開論證活動的情形和條件的基本認知，簡言之，即群體成員對于“可以在什么情形下，針對什么對象，以何種方式來進行論證”的基本看法。在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論證的主題和范圍、時機與場合會受其社會規范所限制，從而使得適合于、或者被允許進行論證的內容議題和可能條件不盡相同;論證的對象、以及與之相應的論證方式也會受社會關系和倫理觀念的制約，從而使得論證得以發生的情境和可以接受的展開方式都存在差異。更實質而言，某些社會文化規范還會在特定情境中超越論證活動本身的內在規范，而這些規范本身也同樣體現著社會文化差異。比如，西方文化傳統所推崇的“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就與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師道尊嚴”具有不同旨趣，進而，兩者對于師生之間的論證互動就會產生差異影響。同樣，中國傳統文化的“孝道”會以特定的方式約束著中國人群體中晚輩與長輩之間的論證行為，而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禮貌”要求也影響著其群體成員在公開或正式場合中論證互動的恰當方式。
論證的強度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中理據具有的支持力所做出的基本評判和所用到的規范標準。不同社會文化傳統中的合理性觀念，會影響到其群體成員對于理據之相關性與充分性的基本理解，進而，導致他們對論證品質(其邏輯性和優劣性)的不同認識和差異判定，以及對謬誤的不同認定與分類?；趯φ撟C情境、議題和目標的特定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群體會形成關于論證強度的不同要求，這特別體現在論證中所包含的理由類型、數量和質量等方面。例如，研究表明亞洲人偏重論證中理由的數量，他們易于認定更多理由具有相關性，有時甚至還能容忍證據之間存在沖突;而美國人則注重理由的質量，在其論證中通常僅提供少量的(甚至單一的)、但卻較為清晰和無爭議的理由①。
論證的生效性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行為或活動在實踐情境中是否實現其目標和功能的基本認知及其判別標準。相比而言，論證的強度是論證中理據所對應的內部規范性，論證的生效性則是論證在其表達與互動中所對應的外部實效性。在諸多社會文化傳統中，這兩者之間既顯示出明確的現實分歧，也展現著特定的動態互動。事實上，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恰當性的理解，將影響其成員對于論證行為及其方式的意義把握，進而制約著他們對論證行為實際效果的判定。同時，主體對于論證實際發生情境的基本理解，對于該論證互動的即時目的與語境因素的特定解讀，都將影響到他對于論證實際生效與否的分析和評判。質言之，論證的生效性更多依賴于主體對于論證實踐具體情境的實時解讀，而這受制于該主體對于社會關系體系和人際互動模式的基本認知，因而也會呈現出社會文化影響。
論證的規則指某一社會文化群體在進行論證活動時其言語行為互動所遵循的調控性規則(regula-tiverules)。不同社會文化傳統對于交往模式及其社會互動規范的差異理解，制約著該群體論證實踐的特定展開方式，也影響到保證其論證活動能夠有序和合理進行的調控性規則。對于處在特定論證情境中的主體而言，這些調控性規則明確規定了他在具體的論證進程和特定的互動環節上，能夠被允許(或需要被禁止)采用的行為方式和回應方式。實質而言，正是論證的規則確保了論證活動的有序進行，以及其展開進程和最終結果的合理性。不同社會文化群體在論證實踐上的不同形態，實際上所展現的正是具有社會文化差異的論證規則體系。
四、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拓展
作為一種根植于社會文化背景中的實踐活動，論證既體現著跨文化的理論特性，也展現出在基本形態、行為方式和互動模式等諸多方面的社會文化差異。全面揭示論證實踐中的社會文化特性，并合理闡明它們在論證行為和活動中的呈現方式和作用機制，無疑將深化和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論域，并且，還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探討不同社會文化群體的邏輯與認知差異，以及跨文化交流(尤其是論證協商)的可能機制。前文對于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差異體現的具體分析，建構了探討論證中社會文化因素及其影響的基本理論框架，同時，也為我們拓展當代論證研究的社會文化維度提供了一個較為系統和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視角。實質而言，這一初步理論框架既整合了文化與認知領域的相關研究發現，又結合當代論證研究成果，發展了諸多具有可觀察性和可檢驗性的理論假設①。以之為基礎，社會文化維度的論證研究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三個進路來展開:
第一，語言學、尤其是語言與文化關系研究進路。論證活動依賴于語言手段和言語行為，不同語言的詞匯、語法、表達技巧、文體風格和語言用法，其背后都滲透著社會文化因素的重要影響。發掘、分析與比較不同語言系統中與論證相關聯的語詞形態、語篇特征和表達方式，是闡發論證實踐中社會文化影響的一個有效途徑。比如，中文指稱論證活動的語詞既具有多樣性，又呈現出特殊而精微的區分(如論、說、爭、議、辯、爭論、論辯、說理等詞)，其中無疑體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的基本認知、性質概括和形態劃分。同樣，與論證相關的諸多中文諺語、俗語等(如“理不辯不明”、“君子動口，小人動手”等)，也都展現著中國社會文化群體對于論證形態、功能和態度的特定理解。
Abstract:ByanalyzingEnglishloadwordsinChinese,thepaperpointsout3featuresofloanwordsandundertakesculturalandsocialanalyses.ItfindsoutthatEnglishloadwordsbearculturalmeaningsandpredictsthatthenumberofloanwordsinChinesekeepsincreasing.
Keywords:modernChinese;loanwords;socio-culturalpsychology
一、前言
外來借詞又叫外來詞。現代漢語大量吸收外來詞語，豐富了自身。而英語作為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其大量涌入和廣泛流行構成了現代漢語最龐大的外來詞陣容。它們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其蘊涵著的社會文化心理意義，已經成為語言現象中引人關注的一個熱點。國內學者對外來借詞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近幾年來對外來借詞的分類及其發展的研究見多，如張錦文從英漢借詞對比的角度[1]、謝曉虹從其引入的翻譯的方法探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莫秀蘭[2]、黎昌友[3]、習強毅[4]等均對漢語中的外來借詞的發展趨勢做了有益的探索。英語外來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又是一種社會文化和心理現象，是特定時代大眾文化心理的體現。本文將就現代漢語中英語外來借詞的特點探討分析其所蘊涵的社會文化心理，同時預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將會持續上升。
二、現代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特點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具有數量多、涉及面廣的特點：既有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經濟類，也有生活娛樂、飲食穿著、藝術體育類，呈現出詞匯的多方位滲透多層次引進的態勢。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這類詞匯呈現出流行與發展的趨勢。從當前流行的詞匯來看，當前英語外來詞呈現出如下特點：
1.音譯形式和外文縮寫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種形式的外來詞中占優勢
現代漢語的英語外來詞中，音譯詞量出現了增大的趨勢。董秀梅認為，人們對音譯詞的興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因而引起音譯詞的數量劇增[5]。除了人名、地名、國名外，其他詞也用音譯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兒（E-mail）、納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產生的詞多用音譯的方式，已經意譯的詞有的又變成了音譯。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譯為“卡通”，后代之以意譯的“動畫片”，一直流行了幾十年，而近年來，卻又以“卡通”一詞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詞，最初傳入我國時，其音譯為“的士”，后人們根據其用途及性質譯為“出租車”，總想把前者打入不規范之列，結果“的士”一詞不但沒有隱逸，反而在口語中十分流行，還衍生出了與之相關的“打的”、“貨的”、“面的”、“轎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說法。
為了使語言簡練而對詞語加以簡化、縮略成了新詞語產生的途徑之一。將一個詞縮短是現代英語的一種普遍構詞現象，其簡縮的途徑是把各種詞語的關鍵性詞素抽取出來簡縮而成,如音樂電視MTV(MusicTelevision);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漢語外來詞的縮寫形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現頻率越高，簡縮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謂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當高科技走入千家萬戶普及之際，計算機中央處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網協議IP（InternetProtocol）、集成電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們的日常話題。在科技信息發達，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形式簡單而表意豐富的字母化外來詞充分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尤其是以縮略詞方式引進的字母化外來詞極顯其表意之能，應積極合理地加以運用。從目前的趨勢看，音譯形式有可能成為漢語大量、便捷地吸收外來詞的主要形式，而縮寫形式將會長期存在。
2.外來詞的吸收和引進不再限于科技等專業領域，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許多是商品名稱和商標
語言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時期的新詞新語是一定時期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們都知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領域的交流日趨頻繁，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進行交流，科技領域里有大量的外來詞，如CPU（計算機中央處理器）、DNA（脫氧核糖核酸）、ISO（國際標準化組織）、ABS（汽車剎車防抱死裝置）等；由于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有關計算機的詞匯產生速度之快,讓我們根本無暇統一譯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急劇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商品不斷涌入國內市場，新外來詞涉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態勢。
如娛樂休閑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齡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極(Bungee)、舍賓（Shaping）、粉絲（Fans）、瑜伽（Yoga）、熱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個人電腦)，ATM(自動取款機)，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DIY（自己動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標方面有：比薩餅（Pizza）、蘋果派（Applepie）、漢堡包(Hamburger)、布?。≒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飄柔（Rejoice）、奔馳（Benz）等一大批外國商品名稱。
3.外來詞的派生和組合能力都很強，呈現詞素化、口語化的趨勢
英語外來詞一旦被人們接受，便迅速流行開來，并被用于派生或組合其他詞語。如：由E-mail派生出E時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裝show、我型我show、汽車show、婚紗show等。
現代漢語中有的詞本來是純粹的音譯詞，不含任何意，但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音譯詞中的某個音譯字逐漸取得了獨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賦予了一定的意義，或單獨使用或派生組成新詞，成為一個音義結合的漢語語素。如：
由bar(酒吧)產生“吧”，派生出吧女、吧臺、吧柜、吧椅等“吧”；“吧”現在有廣泛使用的趨勢，語義也發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畫吧、布吧、網吧、氧吧，甚至于出現了書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華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專線、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黃派、草莓派、藍莓派等。
三、現代漢語英語借詞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心理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和心理現象。它們的廣泛傳播與流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底蘊和深層的大眾心理因素。一些詞語之所以流行，在于它們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含義，即人們對所指現象的社會觀念、文化心態、審美趣味以及懷有的某種心理偏見等。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體現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是特定時代大眾心理條件的特殊體現。
1.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流行是當前漢民族文化在英語借詞的選用中求新尚簡的語用心理的體現
當今社會是個開放性社會，高效率是時代的特點與要求，對語言來說，最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證準確無誤的前提下，用最簡潔明快易懂的手段，達到交際的目的。英語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出現，就是現代社會要求經濟、省力、高效率的產物，也體現了在語言選用上的一種求簡的原則，也與今天的快節奏、高效率的社會生活有關。如APEC這一縮略詞被直接運用到漢語中就經歷了一段步步簡化的過程。APEC的漢語全稱是“亞洲和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在該組織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國媒體都使用其漢語簡稱“亞太經合組織”，直到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上海召開,各媒體才開始使用該組織的英語縮略形式APEC來報道。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體都會報道亞太經合組織的年會,所以前提條件是人們對這個組織已經非常熟悉,這就為APEC的這一英語縮略形式的借入創造了條件。該組織的名稱在我國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的過程：漢語全稱——漢語簡稱——英語縮略語，相比之下,APEC要比漢語簡稱更簡單。
當然,順應時代的發展,也有很多縮略詞沒有經歷這一過程,直接進入了漢語的使用。如2005年隨著超女大賽的火爆，“PK”頻繁進入人們視線。這個詞源自英語短語“PlayKiller”,本來是足球賽中表示罰點球的術語,后來又被網絡游戲和媒體廣泛使用?，F在的“PK”,綜合了“淘汰、勝利、打擂、競爭、二選一”等含義?！癙K”被收入2005年十大網絡流行語言之一。這再次印證了：在并存的語言形式中,人們往往習慣于選擇音節簡短的表達。
2.現代漢語中外來借詞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追求個性、求新求異的心理
語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樣，有追求時髦的傾向[6]。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量吸收和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等物質文明成果的過程中，代表著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對我國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國城市人群，特別是知識青年對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認同和崇尚的態度。而英語作為西方文化的載體，也就自然引起人們的興趣，得到很多人的喜愛?，F代漢語外來借詞流行的人群，多數為年輕人。年輕人喜歡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因此,他們喜歡用新奇有趣的語言來張揚個性,引人注意。如粉絲(fans),這是一個正在流行的音譯英語借詞,它是“fans”的戲謔音譯,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們平時所說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稱為“粉絲”。粉絲這種食品是和其他菜類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會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絲”來戲謔那些瘋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現了他們在偶像面前喪失自我的狀態。另外,“粉絲”的使用也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求新求異的心理。青年一代對歌迷、追星族、發燒友等詞語已經司空見慣,對英語的fans也不以為奇,于是用音譯造出粉絲一詞,試圖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使用為文章或娛樂節目、新聞報道增添了戲謔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成為一個高頻使用的英語借詞。
再如,構詞詞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館或旅館中賣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關行業領域中就延伸出了吧臺、泡吧等詞;后來語義進一步發展引申出網吧、氧吧、書吧等,用以標榜自己的經營場所具有較高品味或休閑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號。
3.外來英語借詞詞素化、口語化趨勢體現了中華民族自信、包容的社會文化心理
漢語言及其文化在引進外來詞的時候，經過不斷地融合與調整，不但豐富了自己的語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詞素化與口語化的態勢說明：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過去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國。中國人越來越能夠坦然地面對外來的新鮮事物，變得越來越自信，同時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對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創新精神和對外來文化的融匯能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與外界的交流日益頻繁，代表著西方國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產品的新詞匯大量進入現代漢語。來源于英語的借詞將越來越多地為大眾所接受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詞。
英語外來借詞的發展是中國同國際交往的結果，它們已經滲透到我國城鄉的每一角落，人們正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地球村的意識，積極吸收與接受這些新詞匯。如今的時代對外語學習高度重視，全社會的外語水平普遍提高，人們對外語日益熟悉和了解。這為英語外來借詞的流行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同時也促進中西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發展。
四、結語
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任何語言的發展都需要從別的語言吸取營養來取長補短。從一種語言中的外來詞，我們往往可以看出這一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和文化交流情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借詞的多少是一個國家開放程度高低的標志。英語借詞給當前的漢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異域的文化風情和科技發展,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功能。當前在外來詞的引進中確實存在濫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傾向，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不過從整體上看，外來詞大量引進，積極作用要大于消極影響。當然,由于漢語自身的篩選機制,我們相信,吸收外來詞和否定傳統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吸收消化外來新詞。漢語外來詞已滲透到漢語的各層面，成為漢語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預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數量將會持續上升。
［參考文獻］
［1］張錦文.關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J］.辭書研究，2003，（3）：69-75.
［2］莫秀蘭.漢語外來借詞的新趨勢［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S1）：49-50.
［3］黎昌友.新時期新詞的來源及發展趨勢［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3，（22）：74-76.
1．2從斗拱談起以斗拱舉例來說，20世紀初老輩建筑先賢對古建筑中斗拱的研究，只從構造方法上做了定論，即切合中國建筑的起源、成熟、衰落三部曲，秦漢是建筑的起源，唐宋是成熟期，明清則是衰退期。但是單純的結構發展論并不能夠代表全面價值觀，例如西方建筑中從沒出現斗拱，并非完全是受材料限制?，F代研究建筑史，已經不能止于探究其然，了解形式，更要探究其所以然，思考形式背后的行為動力，文化特質。一個民族建筑外顯的形式，可以一直追溯到文化的起源。
2從東西方文明起源對比淺析中國文化特質
2．1東西方原始文明發展由來人類從動物開始，由于物質的逐漸豐富，獲得了“理性”———即行為之前的猶豫到冷靜的過程———從而進化為原始人類。再從原始人類社會中發展出精神文明，學會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質層面的原始人性觀以及精神層面的原始信仰(林語堂，1943年)。原始文化發展到殷商時期，明確的社會倫理規范就出現了大概的輪廓，即為使用倫理的內力約束來維持社會安穩的周禮。在這樣的社會規范下，人們其實內在仍是保持著原始的價值取向以及現世樂生的訴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體之前，在周禮的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發展的走勢為道德取代宗教，禮俗取代法律，固化成為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體，佛教流入，但沒有形成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而受禮制入世影響同化，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眾化，從而失去了的機會，藝術與科學也就無法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而逐漸淪落。而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人類在宗教的影響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約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惡、祈求來世的人生價值(遲成勇，2009年)。之后經歷中世紀的封建制，集團和階級的嚴重斗爭階段，走到了文藝復興，奠定了人文主義，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進而步入現代工業文明時期，之后持續演變到現在。
2．2宗教精神對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響宗教精神在人類社會中最明顯的作用在于對生死價值觀的影響。西方宗教具有悲劇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現象，對人類存在是一種無形威脅，而人行為又易受無法控制的強烈欲念所支配，兩者合起來即為悲劇感受(林語堂，1943年)。于是受悲劇感受影響，人類不免時時為空虛絕望包圍，帶有蕭瑟凄涼的悲愁情緒，故西方悲劇文學藝術也就在此種精神下產生。受此影響，宗教藝術是在生死之際和之間找尋人生意義，特質外化在建筑表達上表現出的永恒感的追求與紀念性、帶有獻身精神。執著一絲不茍宗教精神為工業化基礎，以此產生藝術與科學，西方建筑史幾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國文化從來都是一個以迷信為寄托、以逸樂為幸福、以兒孫為傳承的帶有原始意味的文化。這遠在殷商時代就開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產生了貴族并且在貴族階層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來佛教進入中國社會，產生了宗教文化，為中國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國文化自秦漢至今沒有改變的精神，那就是民眾化的精神(漢寶德，2008年)。甚至在秦漢之后，封建制解體，貴族文化走向沒落，民眾文化愈發突出。而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中國人理性早啟，過早步入倫理本位，思考重點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國人過早受到周孔禮俗的內力制約，在人對物的思考上顯得薄弱，科學無從產生。這與西方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理性精神和古希伯來宗教文化對西方“人對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對于中國人來說，歸根結底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樣由藝術審美主導的建筑發展，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文化對于中國建筑的最本質影響。
3由社會及文化發展史解讀中國建筑史
從夏商到清朝，中國有著古老深厚的歷史。在由原始農耕社會形塑成的文化隨時間不斷發展的同時，諸如佛教的外來文化循著地理擴張參雜進來，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為政治統治文化。各種雜糅混合，并且相互影響和內化。在這一漫長的變化過程中，為了解讀在其間被影響的中國建筑發展，現暫將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3．1古典時期這一時期從夏商延續到秦漢，從時間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臘時代到羅馬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和西方相似的是都無主導性宗教，人類宗教活動主要是祭祖一類，重視人文觀念和藝術，產生大量哲學思潮。中國社會在古典時期雖然也存在神話，但并未到達信仰的階段，而是一種詩意地尊崇，從屈原的《九歌》、《天問》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們不為神建廟，不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形成到發展成熟的演變。出現高臺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類型以及以柱列為基礎的空間架構。同時由于禮制的確立，建筑出現了與之呼應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現了權位象征。至秦漢時期，木構架發展到了成熟突破，進而引發了亭臺樓閣的產生。這一時期的古建筑并無曲線，端莊嚴肅。建筑規模龐大，構件簡單剛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雛形在這一時期出現。
3．2中世時期中世時期囊括了從魏晉南北朝到南宋，這段時間內，貴族世家轉為地主階層，影響力漸衰，同時儒家思想在政治的輔佐下，慢慢成為了精神統治，而佛教文化則由盛至衰。由于專制集權，儒家思想在文化中形成了完全的主宰，而貴族精神遺傳給士大夫階層，在制度上科舉人才選拔平民化。社會文化發生了大蛻變。期間宋朝南遷，地方家族實力徹底被摧毀，中國的貴族文化接近尾聲，而通俗文化形成。封建色彩慢慢被去除，大一統文化開始。宋明理學在這一時期開始浮現，其使思維方式趨于精確認識事物和規律的知識性，理性認識思路。而后至唐朝，宮殿規模愈發宏大。受佛教的影響，空間由復雜趨向與單純。斗拱結構體系日趨成熟，并且趨向復雜化向裝飾化，由原本的櫞承重慢慢變成了檁承重，從而建筑的曲線更加明顯:翼角起翹，出檐深遠，顯得輕靈飄逸。在宋朝，建筑保留著最后的貴族氣質，呈現出精致高雅、細膩纖巧。在理學的影響下，俗文化形成，園林興盛。來到了儒家士大夫時代，禪宗更使佛教世俗化。建筑的制度化象征化加強，風格相較之前變得收斂變莊重:正脊改曲為直，鴟吻由唐代牛角式起翹轉成S形收尾(梁航琳，2004年)。南宋建筑承前啟后，重心逐漸從唐遼北宋金那種肅穆的宗教氣氛轉為世俗化，且更為藝術的設計，空間的運用逐步比出檐的深遠更受重視，建筑的采光更好，而形態的設計則更為藝術化。
3．3近世時期近世時期從遼金到近現代之前的清朝，在這一時期里面，少數民族入侵，由于北方遼金異族文化的沖擊，簡單粗狂的取向，把單色優雅的宋文化，改變成為具有裝飾性的彩色文化。由于北方不具備王朝所必須尊重的傳統禮儀制度，且無文化背景，故真正的通俗文化由此開始。傳統貴族勢力在這一時期徹底消失，佛教因禪宗興起而完全世俗化，佛儒道融為一體，社會商業化，資本主義萌芽，新形式出現。專制思想達到最高峰。由于南宋之后中國的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代，江浙一帶成為中國城市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明代之所以產生了大量的精美樓閣，如各種城樓、鼓樓、市樓等，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密不可分。在明代，建筑技術和成就有著長足進步的時代。這一時期的建筑巨構十分普遍，大明奉天殿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木構建筑，面闊95m左右，占滿紫禁城太和殿的整個臺基，其體積大約是唐大明宮含元殿的4．5倍之巨(白晨曦，2003年)。明代斗拱增多，且棄用真昂，梁的搭配更加直接合理。這種在城市經濟和手工商業大為發達的環境下趨於理性的技術革新，不僅有利於建造開間極闊的巨型大殿，而且幫助結構變化豐富的復雜樓閣建筑成為了一門富於創造的藝術。明代城市建筑沿襲南宋一路的人文主義路線，完全世俗化，相比肅殺的宗教氣氛，更注重文人雅士的吟詩彈琴品茶論畫的空間，是南宋明代一路建筑最大的特徵。中國文化重心自北方南移，自廣大的干燥的黃河流域移到山明水秀的長江流域，宏大的氣魄轉變為纖巧的心思。建筑的規模在縮小，中小型建筑為新興的商人中產階級建筑，完全取代了貴族士族大家，成為社會中堅，商人與士人混為一談(梁航琳，2004年)。江南景色，小橋流水，白璧青瓦，前庭后院，是近世中國的環境特色。文人畫的情操呈現在士人的小院里，為中國人的心靈天敵。這樣的中國情趣是漢、唐的中國所無法想象的。
相比而言，溫尼科特應算是“折中的克萊因主義”者，他在借鑒了弗洛伊德、克萊因的觀點之后，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提出了客體關系理論，強調兒童心理發展與客觀環境處于連續不斷的反饋之中，關注個體與他人心理分離的體驗以及與他人融合的體驗之間的相互轉化。溫尼科特的理論存在的一個顯著的特性是，強調母親作為客體在母嬰關系中對兒童心理影響的重要性。他提出“夠好的母親（good－enoughmother）”這一概念，母親對嬰兒的保護，使嬰兒將“母親”看作為一個整體的概念，并通過母親對自己的身體的照顧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人，同時嬰兒通過各種方式明白他與母親不是一個統一體，而是與母親相互分離的［13］。所以溫尼科特認為，兒童的成長常常是與母親自身的獨立性相一致的。溫尼科特相信，心理分析家可以通過創設“控制環境”重新體驗兒童與客體對象（母親）的沖突，在這種客體關系中使兒童產生積極移情，從而彌合母親與兒童的關系，實現對兒童的心理干預。盡管科赫特作為自體心理學的創始人，算不上是客體關系學派的代表人物，但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也強調母親作為客體與兒童自體的重要性。他在臨床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被稱為“自體心理學”的客體關系論［14］。古典精神分析理論認為自戀人格障礙，產生于迫切的驅力與反對驅力防御之間的內心沖突，而在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中，強調其根源來自于與看護者（通常為母親）之間令人不愉快的人際關系，由此產生不充分的自體感覺才是自戀人格產生的根源。事實上，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承認，在科赫特自體心理學理論的發展中，有關自我的對象既不是對象也不是自身，而是關系的主觀性。主體間性的概念促進了自體心理學發展成一個完整的關系體系。從這種觀點來看，治療師越來越把自體對象與分析家的關系看作是促進自體發展和改善的手段。因此，科赫特的自體心理學認為，客體關系將關注點從機體功能擴大到社會功能。將克萊因客體關系理論發展到極致的當屬愛爾蘭人費爾貝恩，他在融合了克萊因、弗洛伊德等人的觀點后，拋棄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驅力和本能概念，而是將客體關系作為其理論的核心，用客體尋求代替了快樂尋求，用現實原則代替了快樂原則，排除了與生物學特征相關的性本能、能量、驅力等概念，實現了由驅力模式向客體關系模式的徹底轉變［15］。因而，費爾貝恩的客體關系模式也被認為是最為激進的“純粹的”客體關系理論。
可見，以克萊因為代表的客體關系理論，是古典精神分析客體關系取向發展的早期形式。由于這些研究者并不完全反對古典精神分析的某些理論和概念，接受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大部分基本概念和理論框架，仍被看作是古典精神分析的分支之一。但是，與古典精神分析關注自我的內部沖突與指向不同，客體關系理論傾向于將客體（通常是母親）及客體關系（通常是母親與兒童的關系）置于理論和臨床研究的中心位置，將其看作是決定個體人格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認為人格心理的發展與變化依賴于客體關系的內化（強調母親的作用），而與本能欲望、性沖動和原始驅力并沒有多大關系，這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發展道路上的重大轉折，這些工作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對心理驅力與動機的解讀。
二、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的當展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有時也被稱為“心理動力學”，主要是指建立在物理學原理基礎之上的心理學。利用機械物理學以及本能和驅力的機械生物學，弗洛伊德描述了作用于人的內部驅力，而不是把這些方面看作環境對個體的作用或者個體與環境的交互作用。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學是一種“元心理學”［16］。在經過幾次修正與發展后，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基礎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主要是由于古典精神分析已經不能滿足現實應用中的期望。以羅伊•謝弗為代表的精神分析主義者，最終對古典精神分析進行了幾乎徹底的修正，使古典精神分析理論內核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當代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謝弗、斯彭斯、吉爾、魏斯與桑普森等。謝弗認為古典精神分析采用了物理學和生物學的語言（如能量、動力、本能、驅力等），而摒棄了原本應該是精神分析基礎的選擇性和意向性。這些從物理學和生物學中借用的語言妨礙了對主體本身的強調，而主體性應該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所以，弗洛伊德為了將物理機制轉換成可被理解的意義，不得不把他的結構擬人化，將個體說成是一個獨立的實體。謝弗指出，這種擬人化的主要缺點是失去了有意義的行為，并使人類的行為失去了責任。他堅持認為精神分析必須把心理動力學從其理論中排除出去，并把動作返還給人們。因而，謝弗在保留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些重要概念（如伊底）的基礎上，確立了新的客體關系理論。謝弗認為，要更好地吸收對社會文化和環境在人的心理發展中的作用的理解，有必要提出一個新的精神分析語言系統，這種系統應該強調動作語言［17］。在他的語言動作理論中，通過運用動詞或副詞，避免使用名詞和形容詞來描繪所有事件。因此，他刪除了像潛意識、伊底、驅力、沖動和心理能量這樣的名詞。但謝弗卻保留了伊底這樣的概念，他認為伊底是引起性或攻擊行為的基礎，由于伊底的非理性、不可調和性、不受控制性和徹底的自我中心性，更有可能與某些生理過程相聯系?？梢?，謝弗對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語言系統做了較大修正，但他仍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精神分析的生物學傾向。
在謝弗的動作語言理論中，始終強調動作本身才是精神分析的主題，而不是另外的什么導致動作的發生。謝弗所指的動作不僅指可見的動作，還包括不可見的思維、記憶、幻想、希望，甚至還包括沉默，并認為人類的這些動作都是有意義的，具有某些意圖和目標。與古典精神分析相比，對動作的強調為分析對象提供了選擇和意向的新途徑。如：在心理分析過程中，分析家和分析對象一起檢驗從嬰兒期開始的動作對個體現在的影響，在分析家與分析對象這種客體關系的對話中，將這種影響看作是個體與環境的共同產物。當謝弗用新的語言系統取代心理決定論和物理學的解釋時，通常在解釋和描述之間存在的區別不再存在了，因為由動作詞匯進行的描述便成了解釋。謝弗的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發展還在于，他認為精神分析應與過去保持較少的關聯，而與現在有更多的關聯，精神分析的過程是一種敘事的過程，而不是對隱藏動機的揭示。這種精神分析的敘事學轉向，使精神分析的理論迎合了當代科學哲學的發展。在這一主張上，謝弗與斯彭斯有著極為相似的觀點［18］，他們都認為，當分析對象在精神分析過程中描述某些心理障礙（如強迫癥、神經癥等）時，這些障礙的特征就在修正的敘事中得到改變，而語言構成了敘事這樣的動作中的經驗。謝弗認為精神分析應建構分析對象的現在，而不是去重構分析對象的過去，通過患者發現新的事實，而不是處理歷史事實，患者的狀況才會得到改善。古典精神分析則恰恰只注重重構和改變過去的觀念而不是現在。盡管謝弗的語言動作理論對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很大，但他的“嚴格的現實主義觀點”排除掉了精神分析中很多有價值的東西，而且他的某些激進的觀點仍值得商榷。如，他認為精神分析應只關心現在而不必注重過去，事實上，正是被壓抑的過去才是精神分析的核心，如果用現在的結構取代過去的結構，那么精神分析也就剩不下什么了。對弗洛伊德心理動力學的元心理學進行更大的修正與發展的還包括魏斯和桑普森，他們共同提出了“潛意識計劃”，將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治療心理障礙的主要方法，對弗洛伊德的心理動力決定論持否定態度，并決定徹底拋棄作為決定力量的伊底。在人本主義“自我實現”理論的影響下，他們提出病人的能力是他們自己的治療過程的動力的觀點。
他們的方法主要包括四種假設：（1）病人有改變潛意識目標的意愿；（2）阻礙達到目標的“致病信念”是心理障礙的原因；（3）病人用來接受或反對分析家有關信念的檢驗；（4）是病人而不是分析家一直被看作導致改變的原因，分析家的任務就是幫助病人證明痛苦的信念不成立，并獲得安全感。作為一種方法，他們強調病人“致病信念”的根源，潛意識中的害羞、內疚、恐懼都來自于真實的經驗，而不是源自于生物驅力和伊底的能量。盡管早期精神分析的客體關系理論都強調客體關系（尤其是母嬰關系）的重要性，但魏斯和桑普森卻重新強調記憶在“致病信念”改變中的重要性。在這一點上，他們與謝弗與斯彭斯關注現在而忽略過去的觀點并不一致。魏斯和桑普森認為，病人癥狀改善的關鍵在于分析家能順利通過病人的檢驗，通過檢驗之后，病人會獲得安全感，能夠將負性記憶從壓抑中釋放出來，將過去與現在進行整合。這種觀點幾乎放棄了弗洛伊德心理動力理論中所有的核心內容，只保留了童年期創傷的壓抑，對古典精神分析進行了較大的發展，除了從壓抑的強調上能看到古典精神分析的影響外，其他的觀點更像是人本主義心理學的心理治療觀。隨著后現代哲學的發展，在精神分析心理學之外，一個與精神分析客體關系理論密切相關的取向即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傾向正快速發展。盡管弗洛伊德認為精神分析應該屬于自然科學的分支，羅伯特•斯蒂爾卻明確指出精神分析是一門詮釋學學科，精神分析的目標不是通過潛意識挖掘分析對象的心理沖突，而是通過對話來解釋分析對象（客體）言語的意義。斯蒂爾認為，詮釋學的核心觀點應該是理解存在于語言、意義、歷史和反思中的事實。在對詮釋學的特征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的特征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斯蒂爾提出：“弗洛伊德的全部工作創立了一種詮釋學研究，在諸如弗洛伊德的《圖騰與禁忌》、《文明及其缺憾》和《摩西與一神教》等作品中，存在大量關于理解、語言、方法、歷史以及反思的闡述與現代詮釋學極為相似”。法國20世紀思想家利科也曾明確表示過，精神分析是一門解釋性的藝術，它所關心的是通過解釋表面現象而發現隱藏在它背后的東西，由此在分析者和分析對象之間創造一種被分享的理解。綜上所述，精神分析的詮釋學傾向主張精神分析不處理那些可以說明的事實，而是處理那些只有通過理解才可以得到的意義，把分析對象的夢、愿望、聯想等看作是其創作的“文本”，借助詮釋尋求意義，以此達成對患者的治療。在弗洛伊德之后，盡管精神分析經歷了多次修正和發展，但古典精神分析一些最本質的核心概念仍被保留了下來，雖然精神分析的詮釋學祛除了古典精神分析最核心的本能驅力和伊底等生物學概念，但并沒有顛覆潛意識的核心地位，使潛意識過程意識化仍然是精神分析詮釋學傾向的根本目的，主體與客體的語言對話和分析仍然是最主要的手段，主體對客體的理解與詮釋過程仍然是達到治愈的基本途徑。
美國教育家溫斯頓·布倫姆伯格曾說過：“采取只知語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養語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辦法?！闭Z言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滲透著的。人類用語言創造了文化，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廣義上說，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風俗人情的總和。而教學中，我們常把文化分為兩個層面：即知識文化和交際文化。通常交際文化要比知識文化更直接地影響言語中所蘊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際。對文化所包含的這兩個層面的熟悉、掌握、運用程度，就是我們要探討的社會文化能力。
一、社會文化能力培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國加入WTO以后，社會對涉外人才的培養數量和層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業對外向型、復合型人才（既具有專業知識，又懂外語）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職教育也取得了較大發展。高職英語教學作為高職教育與社會需求接軌的一個重要環節，日益受到重視。但從目前高職英語教學的現狀來看，還存在眾多不足。例如：
1．高職學生入學成績參差不齊，英語基礎相對薄弱。據調查，英語高考成績在60分以下的學生只認識600個左右的基本詞匯，閱讀、聽說能力也比較差。大約有1/4到1/3的學生只能進行最簡單的日常生活會話。
2．高職英語教學的師資力量不是原來中專學校或中學里過來的，就是剛畢業的應屆生。教學方法不能適應高職教育的特點，事倍功半。
3．在現今的英語教學中，人們普遍忽視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認為英語教學的主要目的是語言知識的傳授，沒有把文化滲透和學生的語用能力相結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組織修訂的《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試行）明確提出了“以實用為主，應用為目的”的教學目標。新的基本要求體現了以下特點：
1．高職教育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以高職人才培養目標為依據，突出實際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
2．以培養學生實際應用語言的能力為目標，突出教學內容的實用性和針對性，將語言基礎能力與實際涉外交際能力的培養有機地結合起來，以滿足21世紀經濟發展對高職人才的要求。
3．為適應改革開放對涉外業務交際能力的需求，加強聽說能力的訓練以及加強學生語用能力的培養，已成為高職外語教學的當務之急。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是為了用它來進行涉外交際，高職英語教學應加強學生語言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應用能力既可泛指應用語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語言運用到實際涉外交際環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稱為“社會文化能力”?！皯媚芰Α笔恰吧鐣幕芰Α钡幕A，“社會文化能力”則是“應用能力”的最終表現。因此，高職英語教學應以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為最終目的。
二、如何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實際上，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在英語教學的各個階段、各個層次上都可以進行的，它存在于語言教學的各個環節。
首先，作為高職英語教學引領者的教師，要轉變教學觀念。海姆斯（Hymes）曾說過外語教學旨在引導學生“在什么時候該說話，什么時候不該說話，對誰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談什么?！睆倪@意義上看，語言教學與文化教學、語言能力與文化能力是不可分離、相輔相成的。
對英語學習者來說，學習英語既是為了掌握一種新的交際工具，也是為了學習和了解其文化；從教師教學角度來看，教授一門語言同時也應是在傳授一種文化。教師不能只顧教授語言知識，也不能說教語音的只管教語音，教語法的只管教語法。英語教學“只有考慮到文化因素，我們才能全面地理解語言行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際。由此可見，我們必須從根本上更新教育觀念，把教學指導思想從“語言為本”向“以語言運用為本”轉變，以培養學生的語言應用能力為宗旨。
其次是教學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綱為依據。
轉變了觀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綱。外語教師不能憑個人好惡予以取舍，而必須按大綱要求去做。要在仔細研究大綱，研究學習主體（入學水平、學習興趣、學習方法、個性差異等）的基礎上準確施教。立足本校實際，加強集體備課，商定每一單元文化導入的內容、要求、重點、難點等。日常教學中適時融入介紹、告別、聚會、訪問等文化因素的講解，在不知不覺中讓學生領會“不僅要注意語言的準確性，還要重視語言運用的恰當性”，使其文化能力與語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設置及教材選擇。
課程設置應服從和服務于教學目標。高職院校大學英語教學之外可以請外籍教師開設口語課、語言文化系列知識講座，也可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模式和目標，嘗試開設一些輔修課，
如“文化與交際”、“涉外禮儀”、“外企文化”等。這樣既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又提高學生對不同文化的領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適也會影響教學效果，阻礙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應選擇多含英美本族人實際交際中的“真實語料”，方便教師教語言的同時結合文化內涵展開教學活動。
當然，教材內容應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學生有持續的學習興趣和參與其中的樂趣。同時也要使學生覺得“易學”和“好用”。另外，高職外語教學中讀、寫、譯的重點應是涉外應用文獻，所以教學素材的選擇在著眼于典型性的同時，也應注重實用性。在教學過程中運用典型性、實用性、趣味性強的語言材料對學生進行職業文化的滲透。
3．課堂教學。
對于英語課的教學要注重對學生英語應用能力的訓練，運用多種方式增加課堂語言實踐活動，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熱點話題辯論，實用文寫作等。要克服班級規模偏大，人數偏多的困難，實施老師為場外指導，學生為場上隊員的教學模式，使學生的語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
另外針對不同課型的課堂教學，教師應有意識地加強學生的文化意識。比如口語訓練中，要讓學生學會句式表達的同時，了解該語言適合的語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現交際中的語用錯誤。因為缺乏文化背景知識的語用方面的錯誤，一般是不可原諒的，聽者會認為是粗魯和惡意傷害的自然流露，從而導致交際的失敗。在閱讀課時應加強風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紹。因為現今教材中的閱讀材料多取自英美國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讓學生更好地領會其中的內容，增強語言功底。而詞匯中同樣也包含著極其豐富的各種文化信息。有些詞匯因人們的生活環境、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綜合起來的文化意識使其在不同的語言中有著不同的內涵。如blue一詞，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顏色，還可代表心情憂郁；在中國稱贊人家小孩的時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愛”，但英美人受社會文化影響認為fat是個貶義詞，而常用“Whatacutebaby!”。這樣的詞匯很多，教師可利用這些詞匯進行有意識的跨文化教育，培養和提高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
4．考試項目的調整。
高職學生學習英語的最終目的是運用該語言進行成功的涉外交際。如果對學生語言學習的測試僅停留在知識點的考查上，那么最終還是回到與紙筆交流用規則硬套的啞巴英語。我們應提供多種測試途徑（聽、說、讀、寫），設置不同的語言環境，考查學生實際語言運用的恰當性和應對變化的靈活性，使語言學習真正為語言的最終交際服務。
5．英語教師培訓。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職英語的師資力量相對薄弱。墨守成規和年輕化是兩個最大的問題。許多英語教師自身就缺乏對語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廣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師本人應及時地補充給養，進行專業、學歷等方面的進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職院校應為英語教師創造更多培訓機會，讓教師走出國門，感受英美國家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一個實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較、輸出，才能在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時起到指導作用。
6．第二課堂。
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不僅限于語言教學上進行，而且還可以利用其他方法進行。例如，課余利用英語廣播電臺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語新聞、英語歌曲或利用多媒體電教設備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養學生學英語的興趣，又可對異國的生活習俗、風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觀的感性認識。還可以請一些外籍人士與學生定期開展直接交流，或以講座形式向學生介紹國外的社會生活風貌等。通過這些方法獲得的文化背景知識更易讓學生們領會、掌握，促進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
再者，要明確語言教學與文化能力培養之間的關系。
當然，高職英語教學中不能因文化教學的重視而忽視語言的教學。我們應權衡學生水平，學校人才培養目標及教材內容等方面因素，處理好兩者的關系：
第一，文化教學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語言教學，是補充語言教學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語言教學。
第二，要明確語言教學的范疇。就一個國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盤顧之？一難于做到；二會使學生無所適從，最終不利于學生社會文化能力的培養，故應擇主流，有所選擇地講授。
第三，語言和文化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比如以前說中國人的謙虛，聽到贊揚總說“你過獎了”“不怎么樣，讓你見笑了”等等。但據調研表明，現在的年輕人聽到贊揚有近一半說“謝謝”或其他類似肯定的話。故在文化教學中應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不能嚴格遵守文化規約，也意味著教師要與時俱進。
三、結語
21世紀是高職教育發展的黃金時期。社會發展必將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類交流愈加頻繁。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實際的涉外交際能力是最終目的。而語言技能的提高轉化到語言運用能力提高的過程中，時刻都會受到兩種語言和文化的沖擊。我們應在如何打穩、夯實語言基礎的同時多渠道地培養學生的社會文化能力，從而促進不同語言、文化間的和諧交流與溝通。
參考文獻：
二、藝術體制理論之源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藝術開始求新求變，這種轉變速度之快、角度之大，讓觀賞者震驚。藝術不再只是傳統的美學精神，從杜尚的現成品、沃霍爾的波普藝術、約翰•凱奇的“無聲音樂”到奧蘭的“整容”行為藝術，這些與傳統的藝術大相徑庭，打破傳統藝術美學意義上的中規中矩，轉而以千奇百態的現代及后現代藝術實踐，劇烈地沖擊著人們對于傳統意義上的藝術理解。這些新的藝術實踐促使人們開始質疑習以為常的藝術常規，反思藝術的本質。在這種轉變中，人們對藝術產生了各種爭論：有人認為強化觀念弱化審美的現當代藝術是在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本質是利用藝術的哲學化外衣掩蓋其粗制濫造、胡亂剽竊行為；也有人認為這種后現代藝術的興起是藝術界利益機構聯手精心炒作出來的藝術泡沫而。在這種后現代藝術大潮的沖擊之下，既有的藝術理論已經遠遠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到底何為藝術？何為藝術家？藝術與非藝術的界限何在？這些問題在眾多亟待辨識和闡釋的藝術作品面前顯得急迫而重要。在傳統藝術理論遭遇沖擊的情況下，藝術體制理論或稱藝術界應運而生。面對現當代藝術，藝術哲學家們開始重新審視藝術的定義。美國社會學家霍華德•貝克說：“當舊的美學理論無法充分闡明已被相關學術界中具有豐富知識的成員所接受的藝術品的優勢時，新的理論應運而生，與過去的理論相抗衡，并對其進行擴充和修正。當一個既定的美學原理不能使作品在邏輯上合理合法、而此作品卻已然通過其他方式取得了合法地位時，總會有人構架起一個能使之合法化的理論?！笔艿竭@一啟發，20世紀60年代，藝術哲學家們在美學內部開啟了從藝術和社會情境之間的關系出發，探討藝術品的資格問題。
三、合作與沖突
早在19世紀，就有了從藝術體制來分析研究藝術的雛形，許多歷史學家也加入了這樣的討論。他們通過考察藝術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強調社會制度、時代精神、地理環境、自然氣候以及種族和宗教等外部因素對于藝術風格、內容、形式和藝術流派的影響，同樣的，后者也會反過來反映和影響前者。馬克思曾提到藝術是一種掌握世界的方式，“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維的整體出現時，是思維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世界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掌握的?！痹谶@里，馬克思已經將藝術提升到世界觀的高度，明確了藝術和哲學、宗教等內同樣作為意識形態和方法論的思想地位，主張藝術品反映社會階級關系，正是社會階級關系馬賦予藝術品美學形式和內容。受馬克思的藝術主張影響，一大批藝術學者們將藝術品與藝術家的生活研究結合起來，從中分析社會階級結構及生產經濟模式，這一主張成為藝術社會學研究的新標準。與此同時，對于藝術體制的經驗社會學研究也開始展開。將藝術的關系屬性理論展開并加以分析的第一人是美國的哲學家、社會學家阿瑟•丹托。與的藝術社會史不同，丹托回避常規的審美評價和審美內容并對價值判斷保持一定的疏離，他更注意公眾在行為和體制上的藝術實踐。雖然藝術界理論注重了藝術作品與社會語境之前的關系，但從另一個方面說，它也在哲學話語的框架消解了激進思考的可能性。布迪厄從“藝術界”理論出發又不局限于此，而是用社會學方法建立了一整套分析“藝術制度”的理論。他通過將審美判斷的特殊性、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等美學問題放到“體制”中思考，從而為社會文化活動提供了堅實的社會學基礎。貝克則認為，無論是藝術品的價值還是藝術家的成就和聲譽，都需要通過“藝術世界”獲得，這源于藝術家的具體行為，也是藝術世界各類行動者的集體作用的結果，他向我們說明，藝術的審美和藝術家的地位并不是天生的、自然的，而是需要藝術世界的運作，因而打破了傳統美學的中的藝術幻象。
二、尋愛求暖的心理隨著全球化、城市化的發展
西方的資本主義、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不良思想侵入國內，人們發現自己房子大了，口袋滿了，心卻空了。現實生活中，靈魂沒有依托，真愛與溫暖更是難求，因此網民們希望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尋求關愛，尋求溫暖。如流行于2009年的“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此語源于百度貼吧里，有人發了一張一年輕男子吃面的圖片，并配文“哥吃的不是面，是寂寞”。由此，網友相繼生發聯想出“哥X的不是X，是寂寞”的句式，諸如“哥寫的不是字，是寂寞”，“哥抽的不是煙，是寂寞”。很多網友把“寂寞體”變成自己MSN、QQ的簽名，仿佛什么事都可以變作“寂寞”兩字，這充分反映出了現代人空虛、寂寞的現實，人們只能通過網絡這一虛擬空間尋求慰藉。而“XX，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這一句式則富有家庭式的溫馨，得到更多網友的追捧。此語出自百度“魔獸貼吧”，起因于一個名為《賈君鵬，你媽媽喊你回家吃飯》的貼子。此貼一發，短短幾小時內引起了近40萬名網友圍觀瀏覽，一天竟然有了710萬網友點擊和30萬的回復，從中可以看出網民們對家庭溫暖、關愛是多么的渴求。網民們渴求關愛與溫暖，于是順應網民心理的“淘寶體”也紅遍了網絡內外?！疤詫汅w”是因淘寶網賣家對商品的描述語言親切、俏皮而被廣大網友所喜愛。其關鍵詞為“親……哦……包郵”，例如“親，快下訂單哦”！有些公路上的警示牌受此啟發改成了“親，請遵守交通規則”，甚至有的高校也用“親，你被錄取了”來寫錄取通知書。一個“親”既熱情又簡單，不管關系怎樣，聽著就順耳。關愛、真愛、溫暖一直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我們希望網民們在網上尋求到溫暖與關愛后，再能反饋一些到現實生活中，對身邊的人多一些關愛與溫暖，少一些冷漠與猜忌。
關鍵詞渠道渠道沖突文化環境
在當今的市場環境下，營銷渠道管理在企業營銷管理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它越來越被看成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一個戰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說法。
西方學者對營銷渠道的理論研究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結構和渠道行為兩個領域,而渠道沖突是行為領域的一重要研究對象，因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沖突。透過國外渠道沖突及其管理理論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其主要界定在相對成熟的市場體系內,或者植根于超級組織體內部來進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著對渠道系統進行研究時，只重點研究組織和成員自身的行為，包括競爭、沖突、合作以及關系等，而忽視了宏觀環境（如經濟、文件、政治、法律、社會價值觀等）。有的認識到環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統的研究，更缺乏這方面的實證研究。這也直接導致了許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場經濟條件為基礎的營銷渠道理論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實上，營銷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們必須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運作，而這些外部環境又時時影響著營銷渠道管理。這些環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會文化環境。西方學者對于我國市場的具體環境研究不多，這需要我國的研究人員自己來認真研究各環境因素。
1渠道沖突的內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員之間要進行合作，矛盾或沖突就難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說過渠道合作與渠道沖突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誰也離不開誰。企業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須認真研究渠道沖突。國外對渠道沖突的定義有很多，比較權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義，他們認為渠道沖突指的是這樣一種狀態，即某個渠道成員發現其它某個或某些渠道成員正在阻止或妨礙自己完成目標。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有很多，如傳播誤解，渠道成員不同的目標和有分歧的專門化功能，以及聯合決策過程的失誤；不同的經濟目標，渠道成員不同的意識形態；不恰當的渠道結構；不同的感知、領導風格、銷售付款條件和目標等。許偉波總結了企業渠道沖突的根源主要來自于客觀成因、直接成因、環境成因和現實成因4個方面（見表1）。
2渠道沖突的環境因素研究
導致渠道沖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紹的大量有關內部因素的研究以外還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環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環境之中，這些環境是存在差異和不斷變化的，所以，營銷渠道的環境研究至關重要。從廣義上講，環境由營銷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組成。Rosenbloom將眾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為經濟環境、競爭環境、社會文化環境、技術環境和法律環境五類。他認為環境對所有渠道參與者和目標市場都產生影響，有渠道成員參與者（生產者和制造者、中間商、目標市場），也有非渠道成員參與者（服務機構），并建立了關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經理在分析環境因素的影響時，必須考慮所有的渠道參與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經提出關于渠道成員行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們認為環境因素也可能導致渠道沖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們針對環境的不同要素做過相應的研究。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但隨著相關理論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環境的不確定性日益加大，國內學者們也逐步對此展開了研究。國內企業的渠道環境的確十分復雜，連國際上著名的美國Boston咨詢公司從跨國公司的角度說：中國的分銷通道令人頭痛。正是我國營銷渠道環境的復雜性為企業的渠道沖突提供了沃土。
環境的范疇很廣，而每一大類又包含很多具體的因素。通過分析、整理國內外的一些研究資料現將環境因素及其內涵歸類如下（見表2）。
3文化環境對渠道的影響研究
由上可見，導致渠道沖突既有內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環境的因素，而文化環境也是外部環境中的重要一項。關于文化的定義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認為，所謂文化就是一個群體（如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共同擁有的、不同于另一個群體的思維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傾向于相同的價值觀、相同的思維方式和相同的行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個體或群體在價值觀、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方面則有較大的區別；同一文化中的人們容易溝通，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則較難溝通。一些渠道分析師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認為社會文化環境是影響渠道結構的主要因素。
過去幾十年來，全世界許多國家有很多研究人員都贊成這一觀點，也因此針對社會文化環境及其影響展開了研究，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進行跨國營銷時面臨的一些渠道問題。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費者購買習慣對國際營銷者選擇的和目標消費者想要的渠道結構的類型產生影響。有很多文章是從整體上分析不同國家的文化體系對渠道產生的影響，而不是具體的某個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內瑞拉、埃及、印度和熱帶非洲這六個地方的消費品銷售渠道，發現其渠道結構有很大的不同，他認為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在于它們有不同的社會、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顛和北美，Guirdham在西歐，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熱帶非洲，諸如此類對分銷渠道的研究結果都說明了以上結論。
而在具體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價值和社會組織是影響渠道的關鍵因素。有些研究人員針對文化相關因素對渠道內部關系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們選擇了二十組加拿大生產廠商和他們在英國的分銷商作為研究對象，認為他們的關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會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沒有特別地納入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對象所處環境的文化距離是相同的。但他們也指出文化差距這一障礙可通過頻繁地溝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來，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對70個美國出口商和他們在日本的分銷商的關系進行了研究，推斷出一種非抑制狀態會減少這種美日渠道間的沖突，并用社會心理的因素來解釋這種現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標準和價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個文化特征對渠道的影響評價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關系的人員來采用它。他們借用了德國著名學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論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個維度，即個體主義、權力距離、不確定性躲避和夫權主義，將其應用于國際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為理論。他們認為在國際營銷渠道中，渠道成員在文化上的差異將影響渠道關系的建立、渠道關系建立后渠道成員之間的互動，以及渠道效率的評價。他們覺得在評價文化對渠道行為的影響時應選擇一些基本的特征變量，然而，這是一項相當復雜、煩瑣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總結了文化對分銷決策的影響，他從習慣、價值觀、社會組織、標準和個性特征五個維度對渠道的結構、成員關系和內部行為等產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結合美國的具體社會文化背景，從人口年齡、種族結構變化、教育趨勢、家庭或住戶結構和婦女地位的變化五個方面分析了對渠道可能產生的影響。
參考文獻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2從東西方文明起源對比淺析中國文化特質
2．1東西方原始文明發展由來人類從動物開始，由于物質的逐漸豐富，獲得了“理性”———即行為之前的猶豫到冷靜的過程———從而進化為原始人類。再從原始人類社會中發展出精神文明，學會控制欲望，形成了原始文化。原始文化中有物質層面的原始人性觀以及精神層面的原始信仰(林語堂，1943年)。原始文化發展到殷商時期，明確的社會倫理規范就出現了大概的輪廓，即為使用倫理的內力約束來維持社會安穩的周禮。在這樣的社會規范下，人們其實內在仍是保持著原始的價值取向以及現世樂生的訴求。之后一直到封建制解體之前，在周禮的基礎上，中國的社會及文化發展的走勢為道德取代宗教，禮俗取代法律，固化成為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此后封建制解體，佛教流入，但沒有形成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而受禮制入世影響同化，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逐步世俗化、大眾化，從而失去了的機會，藝術與科學也就無法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而逐漸淪落。而與中國不同，西方國家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人類在宗教的影響下，初步形成了在神力約束下去除原始、人生罪惡、祈求來世的人生價值(遲成勇，2009年)。之后經歷中世紀的封建制，集團和階級的嚴重斗爭階段，走到了文藝復興，奠定了人文主義，追求文明、人本和自由，進而步入現代工業文明時期，之后持續演變到現在。
2．2宗教精神對于中西方建筑上的影響宗教精神在人類社會中最明顯的作用在于對生死價值觀的影響。西方宗教具有悲劇性色彩:由于人生“生老病死”自然現象，對人類存在是一種無形威脅，而人行為又易受無法控制的強烈欲念所支配，兩者合起來即為悲劇感受(林語堂，1943年)。于是受悲劇感受影響，人類不免時時為空虛絕望包圍，帶有蕭瑟凄涼的悲愁情緒，故西方悲劇文學藝術也就在此種精神下產生。受此影響，宗教藝術是在生死之際和之間找尋人生意義，特質外化在建筑表達上表現出的永恒感的追求與紀念性、帶有獻身精神。執著一絲不茍宗教精神為工業化基礎，以此產生藝術與科學，西方建筑史幾乎等于宗教建筑史。中國文化從來都是一個以迷信為寄托、以逸樂為幸福、以兒孫為傳承的帶有原始意味的文化。這遠在殷商時代就開始了，只是周代的封建制度中，產生了貴族并且在貴族階層中形成了高雅文化。加之后來佛教進入中國社會，產生了宗教文化，為中國文化中的原始性披了外衣。中國文化自秦漢至今沒有改變的精神，那就是民眾化的精神(漢寶德，2008年)。甚至在秦漢之后，封建制解體，貴族文化走向沒落，民眾文化愈發突出。而封建精神與宗教精神在南宋之后完全消失，而自明代以來，中國的文化已完全世俗化、大眾化。中國人理性早啟，過早步入倫理本位，思考重點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早熟的文化。中國人過早受到周孔禮俗的內力制約，在人對物的思考上顯得薄弱，科學無從產生。這與西方古希臘羅馬的科學理性精神和古希伯來宗教文化對西方“人對物”的理智精神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建筑對于中國人來說，歸根結底是一個遮風避雨的地方而已，而非是西方那樣由藝術審美主導的建筑發展，也許這就是中國人文化對于中國建筑的最本質影響。
3由社會及文化發展史解讀中國建筑史
從夏商到清朝，中國有著古老深厚的歷史。在由原始農耕社會形塑成的文化隨時間不斷發展的同時，諸如佛教的外來文化循著地理擴張參雜進來，后更因外族入侵，外族文化成為政治統治文化。各種雜糅混合，并且相互影響和內化。在這一漫長的變化過程中，為了解讀在其間被影響的中國建筑發展，現暫將歷史分為三個時期。
3．1古典時期這一時期從夏商延續到秦漢，從時間上等同于西方的希臘時代到羅馬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和西方相似的是都無主導性宗教，人類宗教活動主要是祭祖一類，重視人文觀念和藝術，產生大量哲學思潮。中國社會在古典時期雖然也存在神話，但并未到達信仰的階段，而是一種詩意地尊崇，從屈原的《九歌》、《天問》就能看出。所以在建筑上人們不為神建廟，不為神塑像(白晨曦，2003年)。本土建筑在這一時期完成了從形成到發展成熟的演變。出現高臺建筑和瓦、回廊四合院的建筑類型以及以柱列為基礎的空間架構。同時由于禮制的確立，建筑出現了與之呼應的制度化，在建筑上出現了權位象征。至秦漢時期，木構架發展到了成熟突破，進而引發了亭臺樓閣的產生。這一時期的古建筑并無曲線，端莊嚴肅。建筑規模龐大，構件簡單剛固，尺寸也很大，斗拱的雛形在這一時期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