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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
我國現行公司法雖然第一次將公司社會責任載入法律條文,但尚未對其具體內容進行界定。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界定的觀點主要有:“中國人民大學劉俊海教授指出,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論依據在于公司的社會性、公司的經濟力量、明智的公司經營方略、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公司推動社會權實現的社會義務。中國人民大學史際春教授認為,公司社會責任本質上是特定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對公司的客觀要求,是指企業應當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礎上對利益相關各方和社會自愿承擔道德義務。甘培忠教授以經濟學“外部性”理論作為依據,將企業社會責任分層,指出作為一種以國家強力維度為保障的制度設計,負外部性的彌補是企業社會責任在法律強制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與之相對,具有正外部性的企業捐贈、公共設施建設贊助等公益行為則是企業社會責任在道德激勵意義上的所指與能指。”同時,在討論公司社會責任時,既要做好責任規制范圍的界定。同時需要把握好一個基本原理,即:公司社會責任往往表現為政府、法律、國家對企業的要求,以此作為企業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媒介;同時,要避免把政府、國家的責任與公司責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會的要求過度轉化為法律、國家、政府對企業的強制性要求,或者國家、政府、任何團體和個人以社會的名義對企業進行權力干涉或權力的直接攤派。
二、規制依據
通過對公司社會責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會責任規制的依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道德、實體法、自律準則(主要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約束性較弱,所以不宜作為規制的直接依據,可作為輔助依據;實體法的直接規定具有剛性的弊端,不能體現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認為通過公司章程對公司社會責任進行規制是合理的選擇。一方面能夠體現現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當公司面臨責任承擔時,既可以直接約束股東,如果股東怠于履行責任或給履行責任造成障礙,可依據《公司法》來賦予章程強制性。我國《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蔽艺J為《公司法》的規定可以作為裁判的依據,屬于法律強制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維度。但該條規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確相關的操作細則,具體包括司法解釋、商務部的操作規范等等。
三、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
以責任承擔的驅動力為標準,可將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動因分為,制度動因、道德動因和利益動因。其中,制度動因主要包括國家或政府對其社會責任的轉嫁和政府利用其公權力對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攤派。道德動因主要包括突發社會事件的捐贈(如“5.12”地震)和社會公共物品維護費用。利益動因是指企業為了獲得直接的經濟利益而對社會所做的投入(把自己的產品投入到社會公共基礎的建設,創出品牌,讓社會更了解自己的產品,使公司獲得無形收益)。在社會需要幫助時,首先應是國家和政府的責任(繳納稅費等);其次企業(公司)也應承擔部分責任;再次,應平衡考慮股東利益與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因此,規制動因的改進路徑應當是:在劃清公司社會責任和國家、政府的責任的界限及排斥公權力的責任攤派的基礎上,以股東利益動因為基本出發點,激勵股東承擔社會責任動因,實現動因平衡——股東利益和社會責任之間的平衡。
四、公司社會責任的具體分配
鑒于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主要指中小民營企業)在資產、技術、等基本經濟實力上的懸殊差別和資產來源以及社會影響等方面的不同。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也應加以區分。首先,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國有企業在資金、技術乃至政策壟斷等等方面都具有絕對的優勢。換句話說,國有企業占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其應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公司法》應當規定國有企業按照其取得收益的一定比例承擔社會責任,同時強化透明度和監督措施。其次,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上市公司對社會的影響度明顯強于中小企業,因此上市公司能夠憑借其影響力從民眾和社會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再者,上市公司占有更多的金融市場資源,耗費了更多的法律資源(現代社會中涉及上市公司的民事糾紛和刑事犯罪復雜且繁多)。在《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中明確上市公司社會責任的分配,主要承擔其所在社區的公共投入,細化到按季度分配。最后,非上市公司(中小民營企業)社會責任的分配。對于中小企業,發展是第一位的,具體規制為,引導中小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小范圍內培養該群體的社會責任理念,即消費者責任、債權人責任、直接環境責任等方面進行規制。而在社會捐贈、道德義務等方面的社會責任作出公司的預期規劃,根據自身實力承擔責任。
注釋:
郭秀華,等.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國際研討會綜述.中外法學.2008(1).
參考文獻:
一、手機微信的特點
微信自其推出，在較短的時間內造就了微信時代。微信就其設計而言，融美學、文學于娛樂之中，兼有其他通訊工具的優勢。具體而言，作為成功的新興媒介，其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1創新性
微信作為一種新興媒介，吸收成熟傳播媒介，如廣播電視、電腦網絡等新媒體的設計理念。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可以從手機通訊錄與QQ列表中添加好友，這在無形中利用了QQ這一傳統聊天工具的資源。另外保留了QQ所擁有的聊天公眾平臺、漂流瓶等特色功能。在此基礎上，微信還利用智能手機的特點開發了便捷的語音消息功能，由于語音的便捷性與其低成本，這一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手機的語音通話消費額;微信的另一創新之處便在于其朋友圈公眾平臺的自由鏈接功能，這一功能使微信用戶可以在網頁上迅速搜索到感興趣的新聞或文章。
1.2前衛性
新興媒體是時代的產物，隨社會大眾需求的改變而改變，并且更新的速度較快。QQ等較早興起的通訊工具在滿足社會變化與大眾需求的過程中不斷革新，在革新的過程中自身也得以成熟，這種成熟產生了一系列固定的規范與僵化模式，這些模式在新時代由于其變革成本較高，難以像微信一樣的快速革新，這一系列的原因導致QQ的功能轉而朝著辦公便捷化的方向發展。人類學家們將此稱為“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該法則認為，最具適應性、最成功的社會要在轉變時期改變和保持自己的領先地位，是極為困難的。相反，不太成功的落后社會更有可能適應變化，突飛猛進”。[1]微信利用其他新媒體“受到阻滯的領先法則”的困境，迅速而及時地根據社會與大眾的需求作出相應變革。
1.3私密性
微信相對于完全匿名的手機通訊軟件有一定的公開性;而對于QQ空間等具有一定的私密性。通訊工具的功能之一是好友之間的交流。微信比其他同類產品更注重“私密性”。“微信最開始時會主動掃描用戶的通訊錄，這曾經讓許多人不滿。在更新版本中，微信做出了改變，并在功能介紹里說了這樣一句話：為了保護您的隱私，微信不會自動掃描和上傳您的通訊錄?！盵2]其他通訊軟件對信息私密性的忽視使用戶失去了信息時代的安全感，如QQ的空間評論信息就呈現樹形擴散態勢，好友及好友列表中的聯系人均可共享，信息者的隱私權受到嚴重威脅。
新興媒介是一種傳播工具，也是一種贏利工具，其贏利性凌駕于其他性質之上。從根本上講，正是由于迎合了時代的需求。微信才創造了微信時代。
微信的工具性特點與時代的社會文化需求關系密切，因此透過微信賴以成功的優勢，可以發現當今新媒體時代社會文化的特點與大眾的價值觀念變化?！拔鞣缴鐣貏e注重展示個人生活的方面，顯示個人的獨特之處。而東方人相對含蓄，特別是日本人，很多日本人并不愿意將自己生活的各方面向所有公眾袒露?！盵4]。
二、微信時代背后的文化原因
社會現象、大眾心理、思想潮流都與文化有關，微信時代根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微信的創新性反映出社會交流日益密切;前衛性反映出大眾對新媒體的依賴與需求;私密性反映出大眾話語表達需要與社會秩序之間的沖突。交流的密切導致不同文化之間融合的加速，在融合的過程中不同文化群體會發出不同的聲音，由于時空的限制，媒介在交流過程中愈發重要。“一系列影響深遠的社會變化不僅是傳統中國現代轉化的繼續，而且對一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中國人的心理結構和意義系統提出了嚴峻的挑戰”[5]。因此，微信時代的到來是不同文化之間的融合引起的。
2.1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互動機制
“在傳統社會中，由于沒有現代化這種大眾傳媒以縮小時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現得相當明顯”[6]。大眾文化在民間文化的基礎上產生，是被大眾傳媒改造過的民間文化。大眾文化自產生之日起就必須面對民間文化，這也是新興媒介必須迎合的文化形態。民間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即為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關系。
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進行普遍化、體系化處理，因此精英文化來源于民間文化，這決定了精英文化會隨民間文化的變化而變化;由于精英文化適應國家機器與體系完整的需要，在形成過程中對民間文化又具有選擇性，這決定了精英文化對民間文化的修正、領導地位，其修正、領導功能有時以矛盾、對抗的方式進行。
“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區別在于……前者遵循的是一種市場運行機制，后者遵循藝術運行機制。大眾文化關注娛樂和消費性文化活動，而精英文化則偏重于藝術和審美活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大眾文化在我國迅速崛起，對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沖擊”[7]。受市場經濟影響，社會變化對民間文化產生空前的壓力，要求大眾文化做出相應的變革，以適應改革開放。大眾文化由于涉及面廣，內容駁雜，形成時間久遠而擁有巨大的惰性，并且具有明顯的保守性與狹隘性，無法做出及時的自我調整，這種惰性阻礙了改革的進程。
2.2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發展失衡
中國文化自大一統王朝伊始，便由精英文化主導思想文化的統一，大眾文化缺乏自發思考、把握歷史與時展趨勢的能力，當今的社會文化變革依然需要精英文化指導。“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主導文化，可稱之為“中心文化”。這種中心文化可能被各種文化集團所認可，而無論其受教育程度、年齡、性別以及貧富的差別。有的學者便竭力強調中國文化的這種同一性，認為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盡管人們在社會地位和個人財富之間差異甚巨，然士紳和農民皆處于同一社會文化系統中，只不過各置一端而已”[8]。
現代社會中，精英文化發展遠快于大眾文化。平衡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方法之一便是大眾傳媒。大眾傳媒一方面具有大眾文化與民間文化通俗易懂、娛樂性與受眾數量大的特點，另一方面大眾傳媒信息素材的產生、傳播反饋都掌握在精英知識分子手中。
現代社會下中西方文化影響下變異的精英文化遠未成熟，給各種文化的發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間，這種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多樣性是由于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失衡造成，即精英文化本應與民間文化保持一種大致同步的協同發展。
大眾文化由于缺乏精英文化的導向而呈現完全自發的發展狀態，不同地域的大眾依據各自社會環境現狀提出并發展相對狹隘的文化體系。而大眾文化面對時代變化，缺乏普遍闡釋力，其意義體系也易遭受危機，這種危機導致香港電影、粵語流行歌曲等特殊的文化現象。
三、微信對文化失衡的調合作用
思想文化觀念的統一是歷史與時代的必然要求，而大眾媒體，尤其是微信便承擔了這一任務。大眾文化脫胎于民間文化，因此，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具有修正、領導功能;而大眾文化則決定精英文化的內容、形態。
微信的創新性、前衛性特點有能力將形態眾多且特點各異的文化納入自身的傳播范圍中，從而擁有整合破碎的文化形態前提。
3.1 精英文化對大眾文化統領的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要實現對大眾文化的統領，必須將自己展現于大眾面前，并取得大眾的認可，即精英文化需要微信使其抽象的內容具體化，普遍的內容特殊化。
而精英文化抽象的形態又難以吸引大眾，因此要實現精英文化自上而下的傳播，必須對精英文化進行改造，即借助于民間、大眾文化的特點傳播自己核心的思想價值理念。而大眾面對精英文化主導下取得巨大成功的市場經濟改革，也有著與精英文化接軌的迫切需求。大眾需求與新媒體之間互動的媒介便是消費，大眾由于對精英文化需求所導致的對相應信息的興趣，微信的創新性保證自身功能的及時更新。改革開放的速度與進程導致社會生活、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新月異，因此大眾的需求也在發生著快速的變化，微信的前衛性保證大眾需求的滿足。
精英文化要求的一致性與大眾文化的多樣性矛盾不可避免。而精英文化承載著官方意識形態，由于國家強有力的支持，處于強勢地位，對大眾文化形成無形的壓迫。由于不同區域之間環境習俗不同，精英文化所推行的理念不時與特殊的文化形態相對立。而精英文化對區域文化的同化又是一種必然趨勢，因此，相互對立與沖突的思想與觀念也會相應產生。文化的直接交流容易造成尖銳的對立與矛盾，雙方需要一個緩沖平臺。微信私密性的設置，使信息在特定群體中傳播，一方面增強了過濾掉偏激言論的力度;另一方面朋友圈中自由鏈接功能，使一些言論在得到群體認同的過程中被同化，使異文化的訴求得以表達。
3.2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內容形態引領媒介――微信
精英文化必須不斷吸引大眾文化的成分，滿足最多數群體的利益訴求，才能維持社會秩序的和諧，完成其領導使命，即大眾文化需要微信將其個體文化需求合理化，局部文化形態被精英文化內化。微信作為文化之間的媒介，具有雙向互動功能。
面對精英文化，大眾有一定發表言論的需求，大眾傳媒的這種反饋機制被政府所關注，成為官方與民間相互交流不可或缺的重要媒介。這種由于文化沖突所導致的矛盾，主要表現于大眾對于政府政策、社會現象、市政管理與百姓生活的評論之中，如“城管現象”在微信中的評論與傳播。而作為被同化文化群體，由于其知識、教育的限制，尤其是自我中心立場使其評論時常偏離國家改革的大方向，并不乏錯誤的思想觀念，這種錯誤的思想觀念是文化交流同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大眾對于自身立場與觀念的狹隘性也有所自覺，但是出于一種訴說與表達的需要，又需要與好友進行溝通與發泄。此時媒介私密性的重要意義便突顯出來。
出于隱私考慮，信息者希望其的信息在特定的對象中流通，微密等完全匿名的聊天軟件，雖然可以相關信息，并逃避可能的社會規范制約，但由于其受眾是陌生人，信息得不到有效的反饋，信息者的思想也得不到關注;QQ等傳統大眾媒介，由于其信息傳播群體過于分散，無法確保信息的私密性。而微信的私密性既滿足了受眾的發泄反饋需求，又確保了信息者的安全。雖然在信息傳播量方面，微信不如微博豐富，但這恰恰成為微信的優勢?！斑@種定向信息的方式，避免了大家淹沒于信息的海洋中，我們錯過老朋友信息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微信作為更加私密的方式有別于微博的媒體化平臺，更像一對一的私聊?！盵9]在文化交流過種中，大眾對精英文化思想與立場的接受，不僅需要大眾化、娛樂化的形式，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交流互動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并且確保雙方有較多的交流機會與渠道，文化融合的接軌與融合建立在充分交流的基礎之上。而微信除了確保受眾自下而上地表達訴求之外，還提供了大量的間接表達素材，而這一功能的實現依靠微信朋友的鏈接得以實現。
鏈接功能為大眾提供了大量間接表達所需要的素材。這些素材包括新聞事件，精英知識分子的言語、行為，大眾可以依據自身的思想表達需求自由選取相關素材表達自己的觀念。而這一類似于文學隱喻與廣告學當中的代言行為，可以有效減弱言論的偏激性，同時由于其內涵與趣味性增強了其影響力。
這種影響力的增強又使得原本過激的言論得到不同受眾的修改，這一修改過程本身便是一個趨同的過程，這一趨同的過程使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對立減弱，這種對立的減弱有效促進了三種文化之間的同一。
微信正是以其創新性、前衛性與私密性滿足了精英文化對大眾、民間文化同化的需求，建立起大眾與精英知識分子之間的有效交流互動，才得以贏得了眾多受眾，獲得巨大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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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友誼.文化軟實力 提升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社會影響[M].濟南：濟南出版社，2013：74.
二、后工業社會對工業設計師能力的要求
在后工業社會中，設計師將面對資源緊張、信息泛濫、情感疏遠等社會與生態問題，需要將設計從“產品為中心”轉變到真正“以人為中心”，設計對象也將從“物品”轉向“服務”。因此需要建立一種較以往更系統、更全面、更深入、更具廣度和深度的設計思想。后工業社會是高科技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需要通過設計將高技術與高情感相融合，因而迫切需要使世界變得溫暖的設計人才。這種人才應具備真、善、美的素質，它們分別代表著設計的三個方面，即科技之真、人文之善、藝術之美，設計需要兼顧科學、道德與美學，唯此才能造福于社會。在具體設計過程中，設計師應樹立設計的全局觀，不能將自己的工作僅定位于藝術造型這一較低層次的設計，特別在以人本主義科技創新為支撐的后工業社會，造型僅僅是設計的一個環節，而前期的設計調查對于設計來講則非常重要，只有進行細致的設計調查，設計才能“對癥下藥”。此外，設計過程中除了考慮美觀因素外，可用性因素也必須加以考慮，使設計既美觀又實用，給用戶以良好的體驗。
三、工業設計教育改革的措施
（一）課程設置工業設計是一個跨學科的專業，其涉及藝術學、工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門類，設計類的學生必須具備跨學科的知識，并通過具體的設計實踐將其進行有機整合。從后工業社會中設計師應具備的真、善、美三種基本素質出發，可將工業設計專業的課程劃分為工程類、人文類、藝術類三大模塊。工程類課程的設置面應比較廣，側重于讓學生了解各種工程知識，在此基礎上思考技術與人的關系，怎樣將其與設計相結合。工業設計專業工程類課程的設置除了材料與工藝、結構設計、電工電子技術等以外，還應包括移動互聯技術、傳感器技術、人工智能技術、新能源技術等。人文類課程的設置目的是使學生能從社會的宏觀環境出發，發現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使設計能滿足人的需要，引領人們的生活方式。在后工業社會中，老齡化問題、環境污染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會問題，教師可引導學生圍繞這些問題進行設計。工業設計專業應設置的人文類課程有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藝術類課程主要培養學生的審美意識，以使設計作品符合現代社會的審美趨勢。設計是一種實用藝術，并不是純藝術的個人表現，設計師應站在用戶的角度考慮問題，不能以自我為中心。工業設計專業應設置的藝術類課程，包括造型設計基礎、設計色彩學、設計美學等。
（二）理論教育移動互聯和云計算等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使后工業社會處于一個信息爆炸時代，學生可以通過多個渠道，如慕課（MOOC）、網絡論壇、微博等對所學的專業或課程有較好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教師的授課方式勢必發生變化，不能再完全沿襲以往滿堂灌輸的教學方式，教學過程中應加強互動，教師的職責將更傾向于引導者和組織者，以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這對于設計類專業尤為重要，要做到這一點任課教師必須對課程有深入、全面、系統的認識，必須時刻把握學科發展前沿信息。
（三）實踐教育在后工業社會中，設計將由專業設計師的工作向更廣泛的用戶參與演變，以用戶為中心的、用戶參與的創新設計將會日益受到關注，以用戶體驗為核心的設計創新模式正在逐步形成，設計的成功與否將更多地由用戶來決定。在此背景下，教師在進行實踐教學，如課程設計、專題設計、畢業設計等時，應引導學生走出教室，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思考，把握社會熱點，并從設計的角度對其進行審視，尋求設計切入點。此外，在具體的設計過程中，應鼓勵學生走入用戶的世界，認真研究用戶的生活形態和行為習慣，使自己的設計能夠融入更多人性化的東西，給用戶以良好的體驗。只有這樣，設計才能為用戶所接受，才能為社會所認可，才能產生市場價值。正是基于此，許多學者認為設計學院將會成為未來的商學院。
公共部門作為協調社會的機制而存在，為廣大群眾帶來便利的同時，由于其自身不完善及外界因素的影響，時常會由于疏漏而帶來一些社會問題。
一、道德恐慌
我國作為一個傳統的禮教大國，對道德禮儀的建設十分重視。盡管持有健康證并不代表持有者絕對健康，卻是對一個人的道德的絕對考驗。從一些企業對從業人員有這一方面的要求來說，辦假的健康證便意味著道德的缺失，可能導致從業者工作丟失，甚至對其以后的就業也會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從業者個人身上，更多的是反映這一制度的缺陷以及管理部門的失職。
從經濟角度看，公共管理部門的這一失責，實則是對我國假證現象的一種放縱，會造成假證現象的猖獗。這對于中國的經濟市場來說是一大惡性循環，一個人因假證而牟利之后，更多的人便蜂擁而至，盡管期間會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但更多的是一種假象。企業本是尋求健康、有能力的人才，對學歷各方面會有所要求，但基于中國的現狀，企業更多是對學歷的要求，高學歷者是首要人選，由于管理部門的這一失責，很多有能力的高學歷者只能被持有假學歷的從業者所替換、取代，假學歷持有者爾后又因各方面的不足被辭退，造成企業專業人才泛濫而不精。盡管有關部門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加以解決與防范，但此種現象仍活躍于中國的經濟市場中。
從日常生活來說，人們在某些方面會有一些互通性，一個人辦假證成功就業之后，會帶動一整個圈子，以更小的代價去尋求更大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這點表現得淋漓盡致，為什么假證會以市場的方式得以生存，源于人們源源不斷的需求。“健康證亂象”這一事件，會給用人單位敲響警鐘，對證件的檢查會更為嚴格，對造假人員的懲罰也會更為嚴謹，但這并不是解決問題最有效的方法，要徹底解決這一現象的存在，要求公共管理部門施以更為嚴格的監管。
二、心理恐慌
“健康證亂象”引發的道德恐慌不容忽視，但心理恐慌同樣也不可小覷。心理恐慌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關系更為緊密，這一事件的曝光，對于持假證者是一種心理上的打擊，被查者只能被辭退，回去走流程，老老實實地辦健康證，沒被查者抱有僥幸心理，或者是在沒被發現之前，緊急補辦證件。但這僅是對于健康證這一影響較小的證件，對于學歷的假證件的處理會更加嚴厲，假學歷者一旦被查明，工作丟失自不必說，日后找工作更是難上加難。
從經濟角度看，“健康證亂象”這一事件被曝光，對相關管理部門是一次嚴厲的打擊。用人單位從心理上、行為上予以重視，持假證者被辭退，會造成我國崗位的空缺，短時間內無法尋求適合的人才，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另外，失業人員增多，被辭退者心理負擔過重，致使他們不愿再出去尋找工作，甚至走上犯罪道路。
從日常生活來說，“健康證亂象”這一現象對辦假證的行為短時間內會有所遏制，但如果相關部門治標不治本，此現象仍會活躍于人才市場之中。這種現象同樣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
（一）農村公共服務的單中心供給
公共服務自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決定了基層政府在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中的重要主體地位。計劃經濟時期，我國長期實行政府單中心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即政府是唯一的供給主體，負責農村范圍內所有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的生產和提供。在這種模式下，基層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是一種壟斷關系，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主要表現為對生產的壟斷、對銷售的壟斷以及一定程度上對價格的壟斷，這是由相關行業和事務的特性導致的。例如，環境衛生、體育設施等行業的非盈利性將私人企業拒之門外，致使這些服務只能由政府提供。從長遠利益出發，政府單一供給模式不僅不能適應公眾需求的變化，而且導致供給效率低下。首先，村民的需求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以及村民自身文化素質的函數，隨著農村經濟的不斷繁榮和村民精神世界的不斷豐富，公眾對公共服務供給的數量、內容、結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農村，供給主體不重視文化、體育等公共服務，相關的服務設施不健全，難以滿足村民對其量的需求。同時，農村的全面發展也催生出了許多新的公共服務內容，例如村組安全、生產互助等。在需求結構方面，村民越來越表現出強烈的發展型需求，當溫飽問題基本得以解決之后，大家更希望能在農業信息、農業技術、基礎設施等方面得到更多援助。其次，基層政府對農村公共服務的壟斷供給向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的高效配置發起挑戰。造成供給低效率的原因有很多，其一，公平優先是政府對公共資源進行計劃內統一分配的主要原則，其二，政府的成本效益觀念不強，其三，政府內部存在一定程度的權力腐敗行為，第四，政府缺乏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線的支撐?？傊?，在村民需求與供給效率面前，基層政府這一唯一的供給主體已顯得力不從心。
（二）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合作供給
實際上，必須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由政府單一供給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只有各種有利于提高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的社會力量都參與進來，才能滿足村民不斷豐富、變化的需求，才能提高供給效率。總體來說，多元主體協同供給就是打破原有的基層政府壟斷供給的格局，改變供給主體單一、服務內容單一、生產方式單一、銷售渠道單一、決策機制單一的局面，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發揚農村社會組織的公益精神，發揮農村自治組織和村民自身的積極作用，讓政府、市場、社會在協同供給網絡中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進而形成整體合力，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這種多主體的供給方式，符合多元治理的理念，即在社會信任和互助合作的基礎上，通過營造社會網絡和運營社會資本，使得政府與公民、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能實現良好的合作，從而促進我國社會資本存量提升，最終促成善治的過程。市場經營主體的豐富以及社會組織的發展使得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由政府壟斷向多元主體協同供給的轉變成為可能，這種轉變同時也體現為各供給主體間關系的轉變，即從壟斷關系轉變為協同合作關系。協同合作關系可以理解為一種公私伙伴關系，在這種關系中，合作就是企業、社會賢達和地方政府官員為改善狀況而進行的一種正式合作。在協同合作關系中，各主體相互信任、相互作用、相互協助、相互影響，各司其職。第一，基層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提供者，同時也要承擔起管理、規劃、統籌、監督的職責，積極引導其他供給主體的參與。第二，企業憑借其較高的生產效率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在公共服務供給中處于重要的主置。要大力開展服務生產創新工作，使社會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三，農村社會組織有較低的成本和較高的效率等多種優勢，負責提供與村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服務，彌補其他主體供給的不足。第四，村委會要幫助村民將公共服務需求、意愿表達出來，做村民與政府、企業、社會組織的聯系人，實現公共服務的自我供給。目前，各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還處于斷裂狀態，這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長期以來政府對人力、財力、物力的控制，農村社會組織獨立性不強、能力不足，企業的供給動力不足，村民的參與意識和民主觀念不強等。為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必須完善協同合作網絡，重構多元主體間合作互助的關系。這需要依靠各種體制機制、規范制度的建立以及公共意識和精神的加強。
二、社會學制度主義與制度構成要素
（一）社會學制度主義
社會學制度主義是新制度主義主要流派之一，是從社會學組織理論中發展出來的，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末，其主要特征是：傾向于比政治科學家在更為廣泛的意義上來界定制度，打破了制度與文化概念之間的界限；強調制度行為的方式是通過提供行為所必不可少的認知模板、范疇和模式，而不僅僅是因為沒有制度就不能解釋世界和其他人的行為；采用某一制度，是因為它提高了組織或其參與者的社會合法性。社會學制度主義在分析視角和關注對象方面傾向于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界定制度，主張同人類行動者的意義框架有關的符號、認知、道德模式等因素都是制度，甚至認為文化本身也是制度。社會學制度主義從四個方面體現其對制度的一般性理解。第一，不明確區分制度與組織的不同，一部分學者認為組織構成了制度的基本框架，同時需要從制度角度去認識組織。第二，文化包含在制度中，社會學制度主義定義了一個制度世界，在這個制度世界中，文化是其構成要素，制度通過提供道德性或認知性模板闡釋外在和人們的內在認知，進而對個體的行為進行約束和控制。文化和制度在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標題下成了同義詞。第三，社會學制度主義關注行為者個體受制度的影響程度，只有將人類個體置于社會角色中，且讓規范、認知、符號等因素產生作用和影響，社會生活才是有意義的。第四，肯定了制度化過程在制度創設和演進方面的作用，制度化過程體現為人們按照規定辦事以及對違規成員所作出的處罰，這有利于制度本身的建立和維護。作為社會學制度主義的代表人物，JamesG.March和JohanP.Olsen（1989）在其《重新發現制度：政治的組織基礎》中認為，制度即規則。規則的范圍非常廣泛，可以是慣例（routines）、程序、角色、規劃（strategies）、組織形式以及政治活動建構的技術等，也可以是信仰、范式、符號、文化以及相關的知識等。此外，他們強調在充滿文化性、經濟性、社會性、政治性的具體背景下，人們努力行動以實現其預期效果。人們的行動受到與義務相聯系的適當性邏輯的牽引，遵從一定的規范和程序。Powell和DiMaggio（1983）則強調了強制、規范與模仿的作用。強制因素包括政治要求以及政府強迫，它們對組織進行規制、監視和官僚控制；規范因素源于專業與高等教育社會化功能的強大影響；模仿則源于很多行動者往往通過模仿同輩來應對不確定性的傾向。
（二）制度的構成要素
W.RichardScot（t1981）在《制度與組織—思想觀念與物質利益》中從三個視角來理解制度的含義。第一，將制度具體化為制約、控制、限定或禁止行為人行為的規則和規定，其約束力具有很強的強制性和權威性，具體可表現為與行為相關的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條例等。第二，因為制度具有適當性和其合理性，行為人會自覺地接受它，并愿意服從于符號體系或價值體系的約束。第三，不同行為人之間會產生一種共同信念，且同時表達出對制度的理解與認同，那些被廣泛認知和認可的文化因素將推動制度去發揮作用。基于對以上三個視角的理解，斯科特將制度界定為一種持久、有序的社會結構，它是符號要素、活動和物質的統一體，具體則包括了規制性、規范性和文化—認知性要素以及相關的社會活動和物質資源?；趯χ贫鹊慕缍ê瓦\作過程的分析，社會學制度主義認為制度構成的基礎要素有三，即制度性要素、規范性要素以及文化—認知性要素。根據三種要素的性質、特點和條件的不同，可將其歸為制度表層、中層和深層三個層級，各層級間制度構建的難易程度以及穩定性成遞增趨勢。規制性要素在制度中的表現形式易于建立、規劃和更改，可在短時間內形成并產生一定的效果，處在表層位置；規范性要素需要對行為人的社會角色和責任進行界定，使之行為符合社會需求和合理性原則，這是制度的中間層；文化—認知要素作為社會歷史的沉淀物，通過共同的信念、理解獲得廣泛認可，則位于制度的最深層次。要注意的是，根據制度的三大基本要素進行制度構建時，必須同時建立這些要素，使得它們之間相互促進、相互輔助。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要素
從社會學制度主義的視角分析，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間平等合作關系的過程伴隨著規制性要素、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具體表現為強制性規章制度、有效的管理運行機制以及多元主體對平等合作關系的強烈認同感這三個因素的共存與共同作用。只有明確界定各個要素的基本內容、作用條件和方式，以及它們各自在重構多元主體間互動關系中的功能，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制度體系，從而使得各基本要素充分發揮作用并相互輔助。各要素通過引導和制約農村公共服務多元主體的行為，使多元主體在制度體系的約束下相互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
（一）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制性要素
規制性要素主要包括國家制定的各項制度、法律法規、規章、政策、強制性規定和標準等。通過明令禁止供給主體的某些行為、激勵某些行為或者是給予某些行為以引導和便利等方式，使其思想和行動等向著穩定的、有序的方向發展，減少由于供給過程中的各種不確定性和突發性給供給主體自身以及社會所帶來的利益損失。與規范性要素和文化—認知性要素相比較，規制性要素具有強制性大、易于建立、缺乏穩定性和持久性等特點。在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這一過程中，強制性要素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主要是因為各主體參與合作的自主能力和積極性不強。規制性因素主要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國家規章制度、農村公共服務協同供給體制和具體的合作供給政策和標準等。為了實現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國家制定了《教育法》《衛生法》《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公益事業捐贈法》和《志愿服務法》等相關法律。有關促進多元合作的政策有：對市場主體的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等合法權利進行保護的政策，對企業和農村社會組織實施的稅收優惠政策。這些因素由統籌到細化、由抽象到具體、從宏觀到微觀，廣泛地規定著協同供給的發展方向、政策的實施、各供給主體的行為、資源的優化配置等，為構建合作互助、平等協商的主體間關系提供了強制性保障。
（二）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規范性要素
規范性要素體現為價值觀以及符合道德要求的行為規范等。這些規范性要素通過合理的證明而形成，將適當的社會責任根植入多元供給主體的意念中，使其自覺地遵從正確價值觀和行為規范而參與供給，違背這些要素的主體將受到道德的譴責。就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合作關系而言，其規范性要素主要表現為機制的規范，例如，協調機制、表達機制、監督機制、決策機制等方面的規范。這些規范性要素要發揮以下功能：第一，規范合作秩序，即對多元主體的供給行為進行規范，使得供給主體并不是簡單的生產和給予，而是全力地為居民的公共需求提供服務。以各主體的分工合作和相互間良好關系為宗旨，規范穩定的合作秩序。在這一過程中，多元主體各自承擔起責任，進行平等、自由的參與和協商。第二，規范性要素要注重合作互動關系所帶來的效益。通過提高社會公眾參與度、提高財政收支公開程度、減少行政開銷、降低供給政策執行的復雜程度等來促使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績效得以提高。
（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文化—認知性要素
文化—認知性要素包括共同的信念和認知、符號系統、道德模板和意義框架，具體表現為信念、習俗、慣例等非正式制度。它通過聚合積極文化和消極文化（如合作互利觀和自利觀）形成一種組織文化來影響行動者的偏好和對自我的價值認同，進而影響組織活動。而處于這種組織文化中的行動者，根據對符號系統、意義系統等形成的理解和信念而開展活動，其行為已經被制度化。JohnGray（1998）形象地指出：“社會制度是由人們信念構成的。一張紙頭能夠充當貨幣是因為大家相信它就是貨幣，否則它啥都不是?！痹谥貥嬣r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合作關系方面，文化—認知性要素主要體現為多元主體間的信任、多元主體對合作關系的認同感、農民的思想境界、文化素養和專業技能以及農民自主服務、自主供給、自主管理、自主組織、自我教育的觀念等。增強文化—認知要素的有效作用要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一是供給主體規模。因為隨著人數增加，文化的影響機制越來越具有局限性，供給主體更傾向于破壞合作互動的關系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二是農村社會變革。文化的形成需要一定時間積淀，但如果沒有跟上農村經濟社會變革的速度，其規范作用就會因為弱適應性而驟減。三是公共服務信息的傳播。信念認知的形成依賴于信息的傳播速度，促進信息流通有助于供給主體形成對合作關系的認知?？傊?，變革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開展協同合作，歸根結底依賴文化和意義世界的變革。
四、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困境
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有賴于多元主體合作關系的重構，但事實上，各主體協同關系重構的過程已經陷入了一定的制度困境，這種困境是由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多元主體間難以平衡的利益關系和多元主體認知滯后導致的。
（一）制度困境一：政府單一供給的路徑依賴
制度變遷和技術變遷一樣存在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這種機制使制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它的既定方向會在以后的發展中得到自我強化，這即是路徑依賴（Path－Dependence）。長期以來，我國實行政府單一主體的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模式，這種路徑的選擇會產生像物理慣性一樣的特性，這一特性表現為一種路徑依賴。在政府單一供給情況下，公共權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對稀缺性的權利資源的壟斷性占有所獲取，而不是公共選擇的結果。政府通過強制權力提供公共服務，供給類型和數量都完全取決于上級政府的指令，而真正需要這些服務的農民群眾卻只能被動地接受，長此以往，將導致公共服務類型和生產的單一化，難以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如果路徑依賴持續下去，不僅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成本會增加，而且政府的行政控制力會把其他潛在的供給主體拒之門外。在狹小的發展空間中，企業、農村社會組織和自治組織是不會與政府形成協同合作關系的，公共服務的供給陷入了巨大的制度困境。
（二）制度困境二：多元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
根據“經濟人”假設對人性以及人的行為的分析，農村公共服務的多元供給主體會基于各自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作出能夠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不同主體所追求的目標不同，主體間利益難以平衡，很難找到使得它們都積極參與的動力因素，這就導致了合作關系難以重構的制度困境。首先，有些基層政府工作人員認為經濟發展才是政績，為了追逐GDP指標的提升和個人仕途的順利，他們常常以犧牲村民的實際需要為代價，不斷增加那些能夠滿足政績和利益需要的公共服務的供給。由于考核指標向經濟繁榮和政治穩定的傾斜，那些真正能夠提高村民生活質量的公共服務供給有時會被看作是無用的。某些情況下，正是由于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驅動使得基層政府的供給動力是不足的。其次，企業生產的高效率決定了它在農村公共服務中不可或缺的供給主體地位。從經營者的角度出發，他們傾向于不提供或者少提供公共服務而使自身收益最大化，因為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導致的生產成本較高，同時政府購買成為企業參與的主要形式，這有時會導致企業自身收益比生產其他產品要低。再次，作為農村公共服務的最終享受者，村民的利益需求是復雜多樣的，是根據不同經濟環境、不同地域條件所變化的。但無論怎樣，他們始終希望享受到水平高、質量好、成本低的公共服務。但當前農村村民的需求表達機制還不健全，缺乏用于收集農民的公共服務的需求、滿意程度、基本評價等信息的制度、民意收集制度、聽證制度等。這充分表明公共服務供給所面臨的制度困境。
（三）制度困境三：多元主體認知的滯后
農村現階段鄰里關系疏遠，人際間情感淡化，難以形成村民之間、村民與供給主體間的信任網絡，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對農村的認知普遍呈現滯后、不足的特點。在某種程度上其主要表現為：政府對供給的認知滯后，認為供給等同于生產；村民對自身主體地位和參與權利認知的滯后；各供給主體對村莊的現狀和發展的認知滯后；各供給主體對協同供給的重要性的認知滯后。這必然會制約農村的發展，影響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進程。導致認知缺失的主要原因有：第一，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大家普遍認同公共服務就是要政府負責的這一觀點，在現實政治參與中，服從性、接受性、被動性因素占很大比重。第二，人員流動弱化了對村莊的認同和認知。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以及村戶院落的逐漸消失，村莊變得越來越陌生，村民與村莊的利益關聯度日益降低，從而降低了村民對村莊的關注和認同?；鶎诱?、企業以及農村社會組織很少對農村的發展現狀以及前景作細致的觀察和調查，對村民真正的需求缺乏準確的認知。第三，合作思維缺乏。多元供給主體傾向于只考慮現實的、眼前的、局部的、個人的利益，而忽視了通過協同合作而帶來的潛在的、長遠的、廣泛的、多數人的利益。這與中國人的行動思維定式有很大關系。供給主體的認知缺失導致了公共服務供給的制度困境。
五、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關系重構的制度改進
為了提高農村公共服務的供給效率和效果，滿足村民多樣化的服務需求，實現供給的有效性和高水平目標，必須實現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共同監督、協同配合。在政府對社會組織的控制以及社會組織參與能力低下和意識薄弱的現實困境下，地方政府必須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職能，從法規制度的健全、行為機制的規范、社會資本的積累方面入手對供給主體間的合作關系進行制度構建，引導各供給主體為農村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開展而努力。
（一）健全法規制度
法律以及各種強制性制度完善與否，對供給主體間的關系起到重要的影響作用。首先，健全供給參與制度。破除多元主體參與供給的主要障礙，豐富參與形式與內容。各主體不僅要做到協助行政機關進行供給政策的制定以及實施，而且要對供給行為進行有效監督和審查。其次，健全利益共容制度。奧爾森認為，個人或組織獲得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相當大的部分，而且同時會因總產出的減少而遭受極大的損失，則該個人或組織便擁有一種共容利益，它給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誘使或迫使他們關心全社會產出的長期穩定增長。也就是說可以建立一種制度，使得在合作供給過程中，各主體為了保證自身利益最大化都會選擇合作來實現農村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例如，政府為了避免矛盾沖突而保護村民權利，企業為了擴大市場而參與供給，任何一方的不合作將受到共容利益的減少而導致自身利益受損的懲罰。再次，健全政策激勵制度。地方政府可以通過采取減少稅收和基礎費用的政策來降低經營成本，進而吸引更多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在慈善捐助項目中，允許一些社會組織及企業借機宣傳、擴大知名度。為保證農村公共服務供給的持續性，政府可以對企業和社會組織等采取財政補貼政策和資金擔保政策。
（二）規范運行機制
重構農村公共服務供給主體的互動合作關系，需要規范化的管理運行機制的支撐。首先，規范合作機制。若缺乏一種有效的協商合作機制及便于多個組織參與協商、決策與行動執行的策略體系，那么公共事務的協調處理將變得復雜而艱難。因此，必須在政府推動下，探求有利于基層政府、企業、農村社會組織以及村委會和農民自身協商互動的平臺，建立他們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在這一合作機制中，各供給主體的權力和責任細化、明確，他們進行平等的學習和交流，共同協商、討論公共服務供給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其次，規范效率機制。基層政府必須做到克服公共服務供給的壟斷性并建立成本效益觀念，企業要從村民實際需求出發進行供給同時降低排他技術成本，村委會和村民要充分考慮成本負擔能力，積極表達需求意愿，農村社會組織需要克服組織結構不合理、資金運作困難、人員調配滯后等自身局限性，最終形成一種高效運作的供給機制。
一、如何客觀判斷城市化時代的發展趨勢
進入以公平與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第二次轉型與改革的新階段，城市化戰略地位開始凸顯。城市化將成為消費主導、富民優先的重要載體。對于廣州市來講，把握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求，首先要客觀判斷未來5-10年城市化發展的基本趨勢。這里提出4個問題與大家討論。
1．工業化滯后于城市化，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是不是一個現實問題？1978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只有19%左右，2009年是46.6%。應當說，改革開放30年，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很快。問題在于，我國的城市化已滯后于工業化。當前，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參照國際經驗，城市化率應當在60%左右。按照這個標準，我國的城市化率滯后于工業化有10-15個百分點。
2．未來5年左右，我國有沒有可能開始進入城市化主導時代？其主要標志是，我國的城市化率由46.6%提升到50%以上，也就是未來5年，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以上。我的判斷是有可能的。第一，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主導向城市化主導的歷史的拐點。從國際經驗來說，人均GDP4000美元左右，是城市化提升的歷史拐點。第二，未來3-5年，不要講東部，連中部、西部的城市化、城市群、城市帶、城市圈豆處在一個較快增長的階段。第三，中央明確3年放開中小城市的戶籍，我估計5年左右放開大城市的戶籍是大勢所趨。由此，城鄉一體化將有重大突破。從多方面的情況看，“十二五”時期我國有可能進入城市化主導的發展時期。
3．未來5年，進入城市化主導的發展時期對經濟發展方式將產生哪些重大影響？我想至少有3個大方面的影響：第一，促進城市走向公平與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將使經濟結構調整、就業收入分配等問題開始突出出來。單純GDP的總量難以解決結構調整、就業、收入分配、資源環境等問題。第二，在這樣一個趨勢下，初步形成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今年第一季度，消費與投資貢獻率僅差0.7個點。當然，這與政策刺激因素及階段性特點有關。但總體上看，消費主導的趨勢開始形成。第三，出口導向向擴大內需的發展。我們需要外需，但是隨著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及我國經濟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變化，作為13億人的大國需要盡快轉到以內需為導向的發展路子上來。
在城市化主導發展趨勢初步形成的背景下，廣州作為全國重要的大城市，作為廣東省主要的城市，它在我國的城市化時代應當扮演什么角色？廣州在過去出口導向的發展中、在工業化主導時代、在追求總量為目標的發展階段，走在全國前列，處在前三位。未來5-10年在城市化主導的發展趨勢背景下，廣州市在全國發展方式轉型中，在珠三角一體化中扮演什么角色，發揮什么作用?？傮w上來說，應當成為公平可持續發展的具有綜合競爭力的大城市。要實現這個目標，毫無疑問需要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二、如何客觀判斷城市化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特殊性
現在的突出問題是，城市化發展過于注重經濟效益，而對公共服務功能考慮不足。城市化加快發展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特殊性，重要的在于兩條：
1．消費主導趨勢的形成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將促進消費主導趨勢的形成。發展方式轉型的首要任務是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消費主導的轉型主要取決于廣大社會成員的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無論是消費能力還是消費傾向，越來越直接、或者更大程度上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程度相聯系。在澳大利亞藍領工人發放周工資，到周末餐館大都很滿，為什么？就是他們的社會福利是有法律保障的，可以放心實行當期消費。就是說，安全而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既能增加消費傾向，又能拉動消費能力。當然，也取決于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
2．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于形成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格局具有特殊性。拿廣州市為例，我看到這個數字，廣東2007年城市化率，城市常住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是82.17%，但是服務業只有58.4%，而在第三產業就業的比重只有47.9%。僅從這個數字看，廣州市的結構調整是滯后于城市化進程的。一般說來，城市化率達到70%以上的時候，服務業的比重大概在65-70%左右，城市化率和服務業的比重大概是相等的。
在城市化時代，服務業的發展比重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聯系日益密切：第一，公共投資是服務業發展的重要領域。在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投資是拉動服務業增長的重要投資領域。廣東省提出到2020年有近2.5萬億的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這個巨大投資，是拉動服務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第二，這個投資帶來什么呢？加快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源大國的轉型、人力資源大國向人力資本大國的發展。這個轉型將直接拉動服務業發展，提升服務業競爭力。由此來看，在發展方式轉型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城市化有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且這個作用是其他方面的作用難以取代的。
三、如何客觀判斷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性
研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加快城市化進程可從三個視角來討論。
1．城鄉一體化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從材料中看到，去年廣州市開發區6項主要指標在全國開發區總排第一，但在區域內大部分農村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還比較滯后，造成開發區“一邊是歐洲，一邊是非洲”的現象?，F在正在采取各種措施，我想很快會改變這種局面。由此，我想廣州市的城鄉一體化是不是應當取決于兩個大問題：第一，有沒有可能通過廣東全省的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調整來加快推進廣州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其中，農民戶籍和土地因素聯系在一起，現在戶籍問題的背后是土地因素和社會福利因素在起作用。社會福利因素在促進城鄉一體化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如果社會福利對于廣大農民來說是有保障的、是可轉移的，將會降低農民對土地的依賴性，會促進土地公平、公正的流轉。為此，需要高度重視城鄉基本服務均等化對于促進城鄉一體化的影響和牽動作用。第二，農民工、外來常住人口能否融入城鄉一體化中，能否融入廣州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在總的思路中談到將戶籍常住人口作為設計規劃的意見，這個思路值得進一步討論。廣東省的規劃在2020年，把外來常住人口納入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來。珠三角公共服務一體化的研究報告中提出，在未來3-4年內率先將外來常住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目前，珠三角有2000多萬居住兩年以上的農民工，而廣州可能占了很大的比例。在研究廣州市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時候，能不能在推進城鄉一體化上有重要突破，走在珠三角的前面、走在全省的前面。
而在群眾文化發展的過程中有一些不順應時代潮流的文化必將隨著時間的流失消失在群眾的視野當中，但同時也有一些優秀的群眾文化會脫穎而出。脫穎而出的群眾文化必定在價值觀和對文化的認識方面有著獨到見解和自己的亮點，這種優秀群眾文化的存在就使得群眾文化的文化價值非常的引人關注。通過仔細了解群眾文化和研究群眾文化必將對整個文化事業和社會的建設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1 群眾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的社會功能
1.1 促進基層文化的建設工作。在群眾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會有一大批感興趣的能人志士志愿的參與其中。這就是很好的人才選拔的機會，在沒有利益驅使下的環境中對于文化純粹的喜好就變現出來，這種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趨同性會把有相同志趣的人聚集在一起。群眾文化就實現了群眾的聚集，在聚集群眾的基礎上為基層文化的建設提供了后備力量。
1.2 弘揚社會價值觀促進文化發展。群眾文化在群眾中有一定的影響范圍，這就表示在群眾文化中有很多人認同的價值觀和思想。群眾文化的這種思想傳播方式在社會價值觀的傳播途徑上有很大的優勢，首先它有很廣的受眾群體，其次在融合群眾文化不同的表現手法之后社會價值這樣一種文化導向便會很接地氣的為人所接受。
1.3 增加群眾凝聚力促進社會資源全面利用。在群眾文化發展中最重要的就是群眾，群眾在群眾文化中的時候沒有事業，家庭，社會階級之分。在這種其樂融融的氣氛中群眾的凝聚力自然會增強，這同時在人與人的不斷接觸過程中使得社會的機會在增多，在社會資源的利用方面也起到了促進的作用。
1.4 傳承民族文化特色延續種族文化。群眾生活在社會中，在社會一代代的傳承中保留了一個民族的特色。這種特色的存在使得在國際交流過程中國家有了不同的標簽，這種標簽正是區別于其他國家的最主要的特征。群眾文化在傳承民族文化特色方面起到主導的作用，而這種文化的傳承也將使得不同種族的文化得以在包容的文化氛圍中保留。
群眾文化的傳播在傳播過程中攜帶的信息也起到提升人民文化素質的作用，在群眾文化的發展中認識文化、感知文化。
2 群眾文化在文化價值方面的貢獻
2.1 群眾文化在文化事業中占大比重。在人數上群眾文化有著最為廣的受眾，在文化事業中群眾文化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群眾文化在文化價值方面的重要作用使得在社會文化建設過程中群眾文化成為最主要的植入方式。在意識形態的層面群眾文化則提供了很好的平臺，又能在較為輕松的文化中得以傳播。
2.2 促進文化市場的繁榮。文化產業的繁榮一定程度上也受到群眾文化的影響，文化產品和文化作品的素材有很大部分都是基于社會中的群眾文化。群眾文化的繁榮無疑為廣大的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更為廣博的素材，最大限度的展現了當代中國的面貌。群眾文化為文化市場提供的文化產品同時也豐富了人們在挑選文化愛好時候的選擇。
2.3 促進我國文化的對外宣傳。在國際社會中一個國家人民的文化是代表這個國家的最豐富的形式，群眾文化的展示在對外宣傳我國文化和弘揚中國精神的過程中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在對外展示的過程中群眾文化很好的結合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特點，在展示的時候更加真實自然的流露出我國的社會文化。
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傳播正確的價值觀，引導公平正義的思想導向，為社會穩定提供思想奠基。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公平正義是人民渴望的，傳遞公平正義是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步，只有這樣才能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增加社會穩定因素，促進社會穩定和諧。
（二）化解社會矛盾是社會穩定的關鍵
從心理角度方面出發，思想政治工作化解社會矛盾的根源，這也是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不穩定的問題不斷增加，造成弱勢群體心理失衡，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化解弱勢群體的不良情緒，找到癥結所在，理順情緒，順通民意渠道，建立民意發聲平臺，讓人民的負面情緒得以釋放，最大限度維護社會穩定。
（三）創新思政工作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內容
伴隨著我國社會轉型，很多特殊矛盾日益涌現，許多新的問題不斷出現，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管理，開展更加積極有效的工作局面，促進社會穩定發展。創新思政工作管理，需要從多方位角度出發，提高辦公效率，加強與民眾的溝通，彌補不足，在實踐中不斷探索，這也是社會穩定的核心內容。
二、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隨著我國進入黃金發展期，各類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在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勞資糾紛、拆遷征地問題、腐敗現象頻發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讓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更加有必要。在解決這些問題的同時，還可以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功能，促進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發展目標。
（一）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加
在歷史的各個階段，社會不穩定因素一直存在，其中貧富差距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城鄉差距、行業差距、收入差距等不斷擴大，為公眾不滿情緒提供溫床，引發暴力事件，如安徽池州事件，不法分子借助小的事件，激化矛盾，煽動弱勢群體造成惡意傷害事件的發生。隨著進城務工的農民工不斷增加，一些勞資糾紛就接連發生，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不穩定因素隱患，給農民工造成經濟損失，甚至生命威脅。而隨著我國城鎮化飛速發展，預計在6年內將有1億人進城落戶，其中因為違法征地拆遷而引發的各類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這大大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和諧。腐敗貪污問題是當今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它不僅會激化社會矛盾，破壞社會風氣，而且不利于黨政的執政地位的鞏固，是社會穩定發展的瓶頸?？傊?，以上各類不穩定社會因素的出現，需要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開展，才能很好的化解，這也是思政工作開展的必要性。
（二）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各項功能
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有利于社會導向功能、素質培育功能、意志凝聚功能、精神激勵功能、矛盾協調功能、思想轉化功能以及和諧保障功能的發揮，最大限度的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推動國家的長治久安。
三、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措施
面對社會轉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新的社會矛盾不斷出現，民眾思想不斷發生變化，思想政治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穩定民眾思想，建立公平的市場經濟體系。如何有針對性、差異化的創新思政工作，成為當前時展的當務之急，接下來就主要從發展創新和管理創新這兩大方面，探究社會穩定視角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創新措施。
（一）發展創新
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我們要用發展的眼光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在繼承原有實踐經驗的同時，要及時調整，在實踐探索中不斷創新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采用循序漸進的方法，將矛盾更加巧妙的化解，要深入基層宣傳積極的思政思想，傳遞正能量，耐心解決遇到的問題，防止矛盾再度激化。其次要完善規范制度，摒棄民眾“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錯誤認識，遏制不正之風，維護辦公秩序，這就需要相關工作人員提高辦事效率，及時有效的傳達民意心聲，將思政工作與制度有機結合，提供通暢的渠道。最后要采用心靈撫慰的方法，隨著社會節奏加快，人民生活壓力加大，心理問題不斷增加，這就需要思政工作加強對于心理問題的重視，開展科學合理的心理咨詢，疏導不和諧心理因素，建立健康健全的心理品質。
（二）管理創新
當今時代，網絡發展日新月異，思想政治工作也應該與時俱進，借助網絡平臺，讓公眾獲得一個自由平等發揮輿論的渠道，實現管理方式、管理思路和輿論管理方面的的創新，實現真正的民主。隨著網絡進入到千家萬戶，網絡作為一個重要的傳播媒介和平臺，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就可以通過這樣一個平臺，建立于民眾的交流版塊，傳播更加全面的民意心聲，與民眾平等的互動溝通，讓接下來工作的開展更加明確清晰。另外，借助網絡平臺，還可以發揮宣傳作用，借助有知名度的門戶網站，展示老百姓遇到的問題，及時有效的傳達民意，引起相關部門的重視，對癥下藥，從而實現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在借助網絡平臺傳播民意的過程中，也需要注意一些問題。首先要杜絕虛假新聞的傳播。網絡是一個虛擬的平臺，虛假新聞很容易滋生傳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虛擬的網絡，傳播不利于社會和諧穩定的假新聞，引發公眾恐慌，造成不穩定因素。因此，通過大型門戶網站各類信息，都需要相關工作人員的審查核實，確保是真實的信息才可以。如果一旦出現假新聞，就需要相關部門發表有可信度的聲明，遏制假新聞的繼續傳播。其次要杜絕刻意的人身攻擊。如今網絡發展十分迅速，信息傳播的速度也特別快，一些惡性事件接連發生，一些網絡水軍借助人肉搜索，對于某些人進行惡意的人身攻擊，這不但受到道德的譴責，而且還有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對于他人和自己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傳播正能量，才是信息傳播的正確之路。
1.2群眾文化的團結功能群眾文化活動能起到凝聚社會成員、增強社會團結的作用。在進行群體活動時，每一位參與者的熱情都能被激發出來，使其具備更強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團結協作精神。作為一個由多民族所組成的大集體，只有實現了社會成員的共同團結，我們的國家方能獲得更大的進步。當前時期，和諧社會理念在我國被大力提倡，團結是實現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人們在對群眾文化活動進行參與的時候，自然而然就會產生顧及他人的心理，這樣的顧及心理就是團結意識的一種表現，隨著時間的不斷推移，在人們的內心之中這種團結心理會越發深化，團結他人的美德會就此形成。這就是群眾文化的團結功能。
1.3群眾文化的文化遺產保護功能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是文化遺產的兩種主要類別，當前時期，人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投以極大的關注。通過口口相傳的形式來進行繼承發揚而不借助實物形式表現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主要特征。群眾文化活動的順利開展使得相當數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被加以繼承發揚，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起到了一定的保護作用。
1.4群眾文化的人才發掘功能有很多人才存在于群眾基層當中，這些人才可能會因為種種原因而被埋沒，但是在參與群眾文化活動時，他們所具有的才藝就有了一個展現舞臺，借助這個舞臺，他們的才藝便會被更多的人所知。目前有很多實例對群眾文化所具有的這一人才發掘功能進行了證明，如今各種選秀節目在電視熒屏上大行其道，使普通人有了一個可以展現自身才藝的舞臺，并且那些具有出色才藝的人才也會借此被發掘出來。
2群眾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價值
2.1群眾文化以及主導文化主導文化對社會的發展進步意義重大，身為基礎文化的群眾文化與主導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對主導文化以及群眾文化進行有機結合，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中心地位進行鞏固，最終實現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是當前工作的重中之重。參與人數眾多、形式內容多樣是群眾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征，在輕松愉悅的環境之中，人們的壓力能夠得到釋放，身心能夠得以舒緩。因此，應該重視對群眾文化所具有的特點進行運用來搭建主導文化的交流平臺，對群眾思想以主導文化的價值觀念進行武裝，使主導文化所具有的引導作用得以發揮出來。
2.2群眾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在進行文化建設工作時，要對群眾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加以明確的區分，群眾文化以及精英文化的建設分別具有普及性及提高性。作為所有文化的根源，群眾文化既是精英文化的基礎也是對精英文化進行提升的源頭動力。具備較強的層次感以及較高的文化程度是精英文化的主要特征?；ハ啻龠M是精英文化與群眾文化所具有的內在聯系。群眾文化、精英文化針對的對象分別為普通大眾以及少數知識分子。它們二者具有不同的主體以及內容。對待這兩種文化的心態應該有所差異，群眾文化是精英文化得以發展的前提條件。因此，在對精英文化開展指導工作時應該注重對群眾文化的精華內容進行吸納，把群眾文化、精英文化二者之間的關系處理好，對群眾文化所具有的優勢要加以充分展現。
2.3群眾文化以及文化產業文化事業以及文化產業共同構成了文化建設的內容。通常情況下，國家對文化事業實行擁有，另外對公益事業進行發展是文化事業的主要內容。相比較而言，文化產業對于經濟利益比較重視，它對文化市場所具有的主導作用有所強調。文化產業市場同其他市場相比較，一個最為明顯的區別就是它對于人民群眾所擁有的文化藝術消費水平有所依憑。經濟的高速發展，生活質量的不斷改善使得人們具備更強的審美、鑒賞能力，對于文化藝術也投入越來越多的關注，對于文化活動也有了更高要求。身為基礎產業的群眾文化是所有文化的起點，對群眾文化進行優化是擴展文化市場的有效手段。為實現文化產業的全面發展應該重視對基礎產業的大力發展。
2.“公司法”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缺陷及完善建議
2.1“公司法”企業社會責任制度的缺陷在立法方面整體協調性還有待進一步的完善，對于債權人在利益方面的保護還存在著不足之處。在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當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首先就是企業社會責任意識還不是很強，對廣大的消費者不負責任。企業社會責任間存在著一定的沖突，企業的社會責任間沖突的表現主要就是對于環境保護的責任以及員工的責任和企業經濟責任間的矛盾，例如一家企業對于當地的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對環境有著嚴重的破壞，這就和社會責任之間產生了矛盾沖突，這就會使得企業陷入一個比較為難的地步。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我國的企業社會制度起步較晚，在經驗上不是很充足，在社會責任監督機制方面還不是很完善。
2.2“公司法”企業社會責任制度完善建議對于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的得到完善，首先要強化企業社會責任法律主體地位，我國雖然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但是還沒有專項的法律對企業的社會責任進行規范，故要能夠對企業社會責任法律主體地位進行強化，并要能夠在不違背主體法律的基礎上把具體的制度得到有效的落實，要在完善的具體化以及可操作性和規范化方面得到重視。另外要健全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配套的法律法規，這是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執行的重要手段；建立企業社會責任激勵機制，把相應的激勵措施落實到位，企業的社會責任激勵機制的實現離不開政府的引導以及企業自身的不斷奮進，政府要能夠加大監督的力度，通過相關的活動傳播社會責任理念，鼓勵企業積極的去履行社會責任；完善企業的社會責任懲罰以及約束機制，我國的《公司法》對于企業的社會責任條款當中沒有懲罰性的機制作為約束手段，這對社會責任的實施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著很大的難度。故此建立相應的懲罰以及約束機制能夠起到一定的管控作用，對其制定約束機制要能夠在法律的層面以及道德層面都有著體現，還要建立相應的企業文化構建CSR價值體系。
（二）群體規范與凝聚力。在社會心理的作用下，群體成員具有較強的整體意識，能夠認識到個體是組織的一部分，對組織目標的實現具有較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群體成員遵守一定的行為準則，并內化為行為的尺度。因此，良好的群體規范有助于成員行為的導向和矯正。同時，群體對于成員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成員對群體忠誠，成員之間有“我們”的認識，有相互合作的愿望和動力。彼此間意見溝通暢通、信息傳遞較快，氣氛民主，比較關注集體的榮譽和利益，群體凝聚力在社會心理的推動下會得到進一步增強。
二、社會心理對教育教學的消極影響
社會心理除了能帶來積極影響外，還存在著很大的負面性。勒龐認為在群體中，個人的獨立性會完全喪失，“完全變成另一種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2]這種反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可以讓一個守財奴變得揮霍無度，把懷疑論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實人變成罪犯，把懦夫變成豪杰?！本唧w來講，社會心理對教育教學實踐的消極影響有以下幾種：
（一）從眾與服從。從眾是指在群體壓力下，個體在認知、判斷、行為等方面自愿與群體中的多數人保持一致的心理現象。很多情況下，人們已經形成盡量不偏離群體的習慣，并為了使群體接受而不惜放棄自我，委屈服從。偏離群體，個體會面臨較大的群體壓力。因此，個人會從被排斥、被邊緣化而導致的焦慮感出發，逐漸放棄個人立場。從眾所產生的后果非常惡劣，加上法不責眾的心理，個人的優越感和力量感急劇膨脹。“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全盤接受，或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闭怯捎谶@種簡單化的思維模式，群體中的人們和獨立的個人具有明顯的差異性格，對差異和爭執的容忍理解程度也有很大的差別。獨立的個人可以平心靜氣的接受異議和矛盾，可以進行討論和辯解，但在群體中卻很難做到這樣，“在公眾的集會上，演說者哪怕做出最輕微的反駁，立刻就會招來怒吼和粗野的叫罵。在一片噓聲和驅逐聲中，演說者很快就會敗下陣來?！?/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