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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ningsManagementinListedCompanies
QIAN-Heying
(WanbangAccountantOffice,Lishui,Zhejiang324000,China)
Abstract:Earningsmanagementmeanstocontroloradjusttheinformationofthefinancialincomeinthereportinordertomaximizetheinterest.Theaimsaretoobtaintheprivatebenefit,collectcapitals,escapetaxes,obtainpoliticalcapitalsandevadetheobligationsofcontracts.Earningsmanagementhasvarioustype,anditcanbekeptawaythroughperfectingtheaccountingregulations,enhancingtheauditingandcontrolandsoon.
KeyWords:EarningsManagementMeaningAimMeasures
一、盈余管理的涵義
盈余管理是目前國外經濟學和會計學廣泛研究的課題。對盈余管理的概念會計學界存在著諸多不同意見。從以下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基本涵義。一是美國會計學家斯考特(William·K·Scott)認為,盈余管理是指"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通過對會計政策的選擇使經營者自身利益或企業市場價值達到最大化的行為"。另一是美國會計學家凱瑟琳·雪珀(KathehneSchipPer)認為,盈余管理實際上是企業管理人員通過有目的地控制對外財務報告過程,以獲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根據以上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可以看出,盈余管理主要具備這樣一些涵義:第一,盈余管理的主體是企業管理當局,它包括經理人員和董事會。盡管經理人員和董事會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對企業會計政策和對外報告盈余都有重大影響,企業盈余信息的披露由他們各自作用的合力所決定。第二,盈余管理的客體是企業對外報告的盈余信息(即會計收益)。在雪珀的定義中,盈余管理不僅僅指對會計收益的調整和控制,而且包括對其他會計信息的披露的管理,但是對會計收益以外的財務數據的操縱并不具有普遍的意義,它所具有的經濟后果相對而言要小得多。如果將其納入盈余管理的范疇反而會影響對盈余管理本質的把握。第三,盈余管理的方法是在GAAP允許的范圍內綜合運用會計和非會計手段來實現對會計收益的控制和調整,它主要包括會計政策的選用,應計項目的管理,交易時間的改變,交易的創造等。第四,盈余管理的目的是盈余管理主體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又包括管理人員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董事會成員所代表的股東利益的最大化。綜上所述,盈余管理就是企業管理當局在遵循GAAP(或會計準則)的基礎上,通過對企業對外報告的會計收益信息進行控制或調整,以達到主體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
二、盈余管理的目的
對盈余管理目的的剖析可以從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與其具體目的兩個層次來了解。
1.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
毫無疑問,企業盈余管理的終極目的是十分明確的,即獲取私人利益。一般認為,通過盈余管理獲取私人利益的主體是掌握企業管理權的高級雇員,包括總經理、部門經理和其他高級主管?,F代意義上的公司制企業是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為基礎的,公司的大股東可能并不參與日常經營管理,真正掌握管理權的往往是公司的高級雇員。由于管理者與股東的目標并不完全一致,他們都有各自的小算盤。因此,委托--關系一經建立,"道德風險"、"信任危機"等問題也將隨之產生。為使二者的目標趨于一致,委托方(股東)通常采用業績--報酬激勵的方式來促使管理者盡最大努力工作。
管理激勵機制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使管理者的管理活動迅速向股東的目標靠攏;另一方面,它又使管理者更積極地謀求任期內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包括報酬最大化、更多晉升機會等。為此,管理者就有動因采用盈余管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如果凈利潤低于獎金方案的下限,管理者就有可能進一步降低凈利潤。這樣,下一年度得到獎金的概率就會增加。相反,如果凈利潤高于獎金方案的上限,管理者在計算報告利潤時就會盡量去除超過上限的部分,因為這部分利潤得不到獎金。只有當凈利潤在獎金方案的上限和下限之間時,管理這才會有增加報告利潤的動機。此外,管理者在卸任之前通常會選擇有利的會計政策調增報告利潤,以獲取最后一次高額獎金。同樣,業績較差的企業管理者在任期將到時,為防止或推遲被解雇,也會利用盈余管理來粉飾真實業績。但是,一旦管理者的變動得到確定,管理者便可能降低當期利潤,以增加未來盈利的可能性。在實行承包制的企業中,管理者進行盈余管理以達到獲取個人利益的目的的可能性更大。
管理者報酬與會計利潤掛鉤的制度原本是用來消除股東與企業管理者之間的"信任危機",但實施的結果卻是事與愿違,非但沒有消除危機,反而加深了危機。最終的結果是管理者通過盈余管理獲取了巨大的私人利益,而股東、底層雇員卻成了名副其實的受害者。
2.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
管理當局為了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終目的,在實施盈余管理過程中又會有一些具體目的。與其終極目的不同的是,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是以促進企業發展為中介,以達到公司規模擴張之后管理者報酬的增加、在職消費層次的提高以及政治前途的發展等終極目的的實現。盈余管理的具體目的一般表現為四個方面:
一是籌資目的。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直接目的就是籌資,當公司首次發行股票時?!豆痉ā穼ζ髽I有嚴格的規定,如必須在近三年內連續盈利,才能申請上市。為達到目的,企業便采用盈余管理,進行財務包裝,合規合法地"騙"得上市資格。同時,經過盈余粉飾的報表還有助于企業獲得較高的股票定價。再如上市公司準備配股的時候。中國證監會的有關文件規定,公司"最近三年內凈資產收益率每年都必須在10%以上,屬于能源、原材料、基礎設施類的公司可略低于9%"。為了達到配股及格線,上司公司便會積極利用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以達到配股的目的。
二是避稅目的。公司盈余管理的避稅目的是十分明顯的。"合理避稅"之所以成為可能,一方面是由于我國的稅法體系還不十分完善,稅收優惠政策頗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公司管理者在會計政策和會計方法的選用上有較大的靈活性。比如我國企業所得稅實行33%的比例稅率,同時又規定了兩檔照顧性稅率,對企業管理者而言,稅法的規定便為其開展盈余管理提供了彈性空間。管理者會通過選用適當的會計政策和方法調減應納稅所得額,從而有資格按照顧性稅率繳納所得稅。
三是獲取政治成本的目的。政治成本是指某些企業面臨著與會計數據明顯正相關的嚴格管制和監控,一旦財務成果高于或低于一定的界限,企業就會招致嚴厲的政策限制,從而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為了避免發生政治成本,管理者通常會設法降低報告盈余,以非壟斷等形象出現在社會公眾面前。如微軟公司就曾通過遞延確認實際所得收入來下調盈利,以逃避美國反壟斷機構的指控。
四是規避債務契約約束的目的。債權人與企業簽訂債務契約是為了限制管理者用債權人的資產為企業獲利但卻有損于債權人利益的行為。通常包含一些保證條款以保護債權人利益,如不能過度發放股利、不進行超額貸款、計提一定比例的償債準備金等等。有些商業銀行甚至規定不得向虧損企業貸款。這些都使得企業不敢輕易違反有關條款,否則會招致很高的違約成本。如果企業的財務狀況接近于違反債務契約,管理者就有可能調增報告利潤,以減少違約風險。盈余管理就成為企業減少違約風險的一個工具。
三、盈余管理的表現形式與防范
1.盈余管理的表現形式
一是多種形式的"利潤儲存器"。有些企業用不切實際的假設去估計諸如退貨、貸款損失、保修費用等或有事項的準備,這樣,企業就可在業績良好時多計提準備,在業績不佳時少計提準備,以調節利潤。
二是操縱收入的確認時間。如為了虛增利潤,在銷售完成之前、貨物起運之前,或在客戶還有權取消定貨或推遲購貨之前,就確認收入。當為了少計利潤時就做相反的操作。
三是濫用重要性原則。重要性原則認為,對微不足道的項目則不值得對其進行精確計量和報告。有些企業以會計上的重要性原則為借口,編造會計數據,從而達到粉飾財務業績的目的。
四是巨額沖銷。有些企業為了保證未來盈利水平,采取巨額沖銷的手法。例如,在企業重組過程中夸大重組費用,以隱瞞利潤。而當重組企業未來盈利不足時,這些虛列的費用,即隱瞞的利潤,就會變成重組企業的收入。有些兼并公司,尤其是那些通過發行股票實施兼并的公司,在兼并時確認一大筆研究開發費用,或預提大量經營費用,形成巨額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就可以調節利潤。2.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
一是完善會計規范。首先要求公司在改變會計方法和原則時,應盡可能詳細地披露其改變對利潤的影響,包括增加財務報表附表,詳細列示所有調整項目。其次堅決反對以重要性為借口,為故意虛報業績開脫責任。再次對收入確認提出嚴格要求,特別要避免收入的提前確認。
二是加強審計監控。注冊會計師行業應明確對被兼并公司研究開發費的審計原則,對公司兼并中有關巨額沖銷、資產重組以及收入確認等事項的規則應加以補充、完善。外部審計師必須把信息的完整性放在首位,不允許以追求效率而忽視效果的審計方法取代完整的審計程序。
三是加大監管力度。監管機構應將那些重組過程中預提費用、進行巨額沖銷的公司,列入重點核查范圍。發現問題應進行嚴厲的處理,加大懲罰力度。同時,監管機構還應加強正確引導,使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建立起公允、合法、一貫地進行會計盈余報告的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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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企業資金管理主要將重點放在事前預算以及事后核算上,無法針對企業資金使用狀況實施全面監管。部分公司發生認為控制資金預算的行為,出現企業資金遭到私自挪用的現象。雖然大多數企業均建立了內部控制制度,但是沒有根據制度要求進行有效的貫徹落實,執行力度有待提高,造成資金使用存在很大隨意性。對于某些重要項目的投資,部分上市公司沒有充分執行約束機制,內部控制工作存在嚴重的形式化現象。相當一部分母公司沒有及時了解子公司的資金運轉狀況,針對子公司采取的是統一化的預算管理,缺乏真對象,管理措施不夠科學和詳細。上市公司部分管理人員忽視財務管理工作,錯誤地認為財務管理就是會計工作,不斷干涉企業財務管理工作,導致內部控制制度難以有效發揮其監督職能。
(二)未能建立專門的營運資金管控機構
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營運資金管理營運效率低下的原因多種多樣,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國很多上市公司沒有建立負責營運資金管理的專業機構,無法針對營運資金管理實施專業的統籌管理。雖然目前也有一些上市公司已經建立營運資金管理控制機構,但是機構規模相對較小,而且機構內部管理人才的專業技能以及專業水平也還有待提高。有相關調查顯示,到2012年12月為止,我國境內A股上市公司一共有2494家,但是已經建立營運資金管理部門的僅為34家,占據的比較僅有1.36%。這就導致營運資金管理與投資無法得到專業人才的指導,很難獲得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及建議,造成投資分析缺乏合理性,引發嚴重的盲目投資現象,使投資失誤現象大量增加,不利于公司的資金周轉,給公司生產經營帶來很大風險,嚴重的導致破產的發生。
二、加強上市公司資金管理的措施分析
(一)不斷加強現金流預算管理
其一,遵循收支兩條線管理的原則,全面發揮預算在資金管理中的積極作用。我們不但要注重上市公司成本費用預算編制工作,而且要兼顧收入以及利潤預算編制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其二,對不同責任中心的每年的現金流量定額進行確定。不同責任單位應綜合分析年度總額情況,結合生產計劃,科學制定月度現金流量具體額度,通過這種方式促進預算編制工作過的有序開展。其三,預算編制必須要保證其全面性,不但要包括經營預算,同時還要包括資本性預算和財務預算,只有不斷完善預算編制內容,才能保證上市公司資金管理工作的全面開展。針對經營預算,在編制過程中應該高度重視應收賬款的管理,針對資本性預算,必須不斷加強項目所需資金以及公司資金資源總額的平衡管理。最后,加強現金流量預算管理,強化執行力度。針對上市公司的具體收入項目以及具體支出項目實施動態監測,全面掌握公司不同責任中心的經營收入進度以及支出情況,保證預算工作的有效開展,順利完成相關預算指標。
(二)完善內控制度,加強執行力,科學控制費用開支
上市公司必須要不斷建立和完善資金管理機制,對制定出來的各項制度以及措施進行貫徹落實,構建科學、系統的監督考核體制,確保不同階段的現金流均能得到有效監控。加強預算管理,實施定額考核,推動現金流動態監督控制工作的開展,針對開支標準實行量化管理。在對公司資金進行控制的過程中必須要遵循輕重緩急的工作原則,將營運資金劃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生產經營資金,第二部分是非生產經營資金。上市公司應該根據公司內部不同單位實施年度計劃以及月度計劃,統籌管理,科學調配,確保生產經營資金能夠正常供應,避免出現擠占現象或者挪用現象。針對非生產經營資金,由于此類資金不會對上市公司的生產經營活動造成過大影響,兩者聯系不是很密切,我們應該要對其進行有效節約,堅持適度原則實施資金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總額開支。現階段,生產經營企業的銷售、管理以及財務費用在總成本中占據著20%到30%之前的比例,我們必須要加強該類費用管理,有效開發企業潛力,增加企業收入,促進企業經濟效益的有效提高,同時減少產品成本,增強公司的核心競爭力。針對上市公司各項費用,建議開展預算管理,在制定預算方案的過程中,應該對固定性費用以及變動性費用實行有效劃分。預算方案制定完畢后,一定要為維護其嚴肅性,假如企業業務經營量變化較小,則通常不應進行預算調整。針對預算,應以部門、月、季等為依據進行科學分解,按月開展檢查,按月實施考核,針對節約現象給予獎勵,針對超額行為進行處罰。
(三)成立財務公司,加強資金的集中管理
首先,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資金管理信息系統,構建科學的資金信息控制網絡化平臺,成立財務公司,專門負責上司公司的資金籌措、投放工作,管理資金周轉等,對公司的資金實施全過程監測,有效控制資金使用。其次,財務公司應充分發揮其職能,針對集團企業實施集約化資金管理,采用多樣化方法針對成員單位開展貸款業務管理以及融資租賃業務管理。最后,構建公司內部結算中心,通??赏ㄟ^以下方式實現。其一,上市公司內部應構建科學的責任中心。不同結算中心在開展各項經濟業務往來的過程中必須要根據市場規律來實行。不同責任中心在開展業務管理過程中一定要依靠公司內部結算中心實施計價結算。不同責任中心的經濟業務往來以及資金管理活動應該交由內部結算中心負責,實現對上市公司資金的集中管理。其二,內部結算中心應充分發揮其結算職能,針對不同責任中心的經濟業務活動實施結算,促進產品價值實現有效的內部轉移,為不同部門的經營業績考核工作提供參考依據。其二,內部結算應依法履行其信貸職能,有規律地針對不同責任中心的流動資金實施核算工作,同時根據定額要求進行資金下發。其三,充分發揮控制作用,針對不同責任中的經濟結算業務的具體資金流向實施實時監控,評價其合理性以及合規性,盡量避免違規使用資金現象。其四,內部結算中心應積極尋求與上市公司之間的合作,促進兩者在財務信息方面的共享。按照內部結算中心提供的相關信息資料,促進財務公司投資功能的有效發揮。從組織層次角度上看,內部結算中心屬于財務公司的一部分。
從教師為主的理論課堂轉變為學生為主的實踐課堂,注重學生的能力發展和自學能力,通過培養其合作精神,形成積極主動的以生為本的課堂氛圍。學生通過對虛擬公司的仿真實踐,達到提升專業技能、提高專業認知和增強團隊意識的目的。教師在這個過程中盡量滿足學生的要求,不做決定性的引導。以此形成新型的探究式教學模式。
(二)實施過程虛擬
公司作為一個教學平臺需要深入到大學的每一個學期中,對課程體系重新設計和編排,打破原有的教學計劃,成為一個相互促進的系統式教學方法。
1.實習階段
也就是在第一學期,對專業知識的掌握還不熟練。進入虛擬公司,首先對其環境進行熟悉,通過交流了解基本的業務崗位職能。對管理模式有一個整體的認識。同時,對類似的現實企業進行了解,利用講座等形式,對社會的熱點問題進行進一步專業性的關注,提升同學的專業素質水平,提高學習興趣。
2.發展階段
在這一階段,學生開始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與應用。對虛擬公司也有了全面的了解,成為其正式員工,開始進行各種工作。當學生對所接觸的工作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就能夠感受到自己對本專業一些知識領域涉獵的匱乏,會對自己未來的工作、知識掌握、素質提高有更高層次的要求,主動地參與到學習專業知識的課程中去。這種情況下,教師進行課程的講授、專業案例的分析、特殊問題的解決等,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競爭階段
通過學生對專業課的學習,在工商管理方面也有了自己的認知,在管理方面也會產生獨特的見解,這個時候,可以根據自己的特長與興趣通過職業規劃的形式將自己安排到合適的崗位中,參與虛擬公司之間的競爭。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創業計劃,創建屬于自己的公司,不斷進行改善和發展。在這段時間,課程方面的設置主要以選修和專業課為主,讓學生能有充分的時間和技術支持進行公司的組建發展與競爭。
4.過渡階段從虛擬向現實的過渡
這一階段,教師可以同企業一起組建成一個小組,對虛擬公司的發展情況進行分析評價,結合學生的能力進行培養計劃的制定。外來企業也可以根據虛擬公司情況進行人才選擇,達到虛擬與現實的接軌。一些同學還可以通過調研和實踐等手段對市場進行分析,在社會的支持下,達到創業的目的。
二、學生虛擬公司特點
(一)突出專業性工商管理的學生
在教學的過程中強調思維開放性、業務能力創新性與商業道德領悟性,在教學的過程中是針對知識進行強邏輯性的傳授。虛擬公司實際上是對社會進行校園化的縮影,使學生與社會的距離變近,適應市場需求。
(二)強調系統性虛擬公司改變了原有的教學體系
提出了工商管理的第三層發展,是在人才培養和制定培養計劃之后的再發展,在教學過程中輔助教學,同時做好了教學的收尾工作,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
(三)體現新型教育理念
以生為本,在虛擬公司中對學生進行技能培訓,增強學生團隊意識。學生通過適應企業的管理模式,畢業后能夠達到企業入職的標準,順利度過應屆畢業生的尷尬期。通過學生的實踐,改變了傳統的教學方式,在知識講授過程中提高了自,使學生進行個性化發展。
(四)促進教學能力構建
在虛擬公司的創建過程中,不能依靠老師單獨的能力,在教學中也要采取團隊模式,教師也要根據自己擅長的領域進行輔導教學,使教師能夠對學生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及時解答。學生在成長的同時,教師也在不斷地進步。
(五)促進創業對于大學生創業
學校和社會都給予很大的支持。通過在大學期間對實踐能力的鍛煉,使學生接觸到企業的管理與經營,提高了綜合素質,培養了創業能力,使學生在畢業之后能夠有信心地在創業的道路上發展。
一、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必要性
商業銀行設立基金公司,有利于商業銀行自身改革的發展。近年來,商業銀行為拓展中間業務,在電子設備、通訊網絡、資金清算、電子銀行和基金托管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但中間業務收入在銀行總收入中的占比還不高,豐富中間業務產品、提高中間業務收入占比的空間還很大,如果由商業銀行發起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將有利于增加中間業務收入,擴大非信貸盈利資產,使現有以資產負債業務和存貸利差收入為主體的經營結構,向資產負債業務與中間業務協調發展,存貸利差與非利息收入并重的經營結構轉變。我國個人金融業務存在巨大發展空間,商業銀行了解客戶需求和風險偏好,如果發起設立基金公司,有條件和能力設計出適銷對路的基金產品,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優質服務,并建立具有鮮明特色的理財品牌,利用自身擅長的理財技巧,將不同產品進行有效組合,打造富有特色的金融理財產品,形成雄厚客戶資源積累,最終走出銀行業同質化的低水平競爭層面。
二、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可行性
按照中國加入WTO的協議條款規定,現在距離金融業全面開放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商業銀行通過設立基金,進而過渡為混業經營,可以實現業務多元化,提高管理風險的能力,增強核心競爭力,更好的發揮出自己的優勢,從而在國際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商業銀行特別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資本實力雄厚,自己發起成立基金管理公司擁有以下一些優勢:第一,商業銀行在與資本市場聯系緊密的幾個領域具有豐富的行業經驗;第二,商業銀行擁有先進的業務技術系統和資金清算的強大優勢;第三,商業銀行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營銷網絡和客戶資源,提高中間業務收入的比例,拓寬收入渠道,避免風險過于集中于信貸領域;商業銀行擁有強大的銷售網絡,可為基金客戶提供全面、便捷的各項服務,通過結算、信貸、儲蓄等服務手段,可以了解客戶的投資需求、投資特點及其他相關信息。
三、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模式研究
1.以德國為代表的商業銀行直接下設基金管理公司來開辦基金業務。商業銀行直接以全資附屬的方式設立了資產管理公司從事基金管理業務。這種模式一般在混業經營的國家中較多出現。由于該模式下商業銀行對基金管理公司具有出資和控股關系,為了滿足基金管理法規的要求,在一家商業銀行作為基金管理人的情況下,應有另一家商業銀行來進行基金托管。
2.以美國為代表的由金融集團控股方式設立基金管理公司來開辦基金業務。該模式是由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作為母公司,在其旗下直接或間接設立商業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證券托管銀行等,形成一個金融控股集團。其特征在于基金公司完全獨立于金融集團旗下的商業銀行。從我國的國情和金融體系特點來看,我國銀行走通過金融控股公司實現混業經營模式最可行,銀行設立基金公司可以作為銀行向金融控股公司轉型的一個試點。我國商業銀行通過該模式開辦基金業務,在法律和監管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
3.該模式符合目前分業監管的監管現狀,監管成本較低4.隨著國內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現,該模式具有較強的現實操作性
四、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風險控制
截至2004年末,中國金融機構各項人民幣存款已達24.5萬億元,M2/GDP的比例已達189%,是世界比例最高的國家。但企業依然存在融資困難的問題,以致民間融資異?;钴S。中國金融管制過嚴限制了直接融資的發展,扭曲了社會融資的結構,同時也使全社會的金融風險集中體現在銀行體系中。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是金融改革的必然要求,但是商業銀行直接設立并運作基金的風險不容忽視。就我國金融控股公司而言,除了普通金融企業所面臨的風險外,還包括利益沖突風險、內部控制風險、聯動風險等。
1.利益沖突風險。主要來自于商業銀行設立的基金和托管基金之間存在利益沖突;
2.聯動風險。聯動風險指某子公司面臨的風險會迅速傳染給其他子公司和整個集團,使整個金融控股公司出現問題;同時,由于我國自2003年以后不再發行封閉式基金,現在商業銀行設立基金也要設立開放式基金。開放式基金最明顯的特點就是份額不固定,投資者可以自由贖回,其流動性問題一直得到廣泛的關注。一旦商業銀行基金的流動性出現了問題,就有可能放大到整
個銀行的流動性上,從而引發整個銀行的風險。
3.內部控制風險。內部控制風險指金融控股公司內部各子公司之間可能通過關聯交易來轉移利益。為了營銷基金,商業銀行內部部門之間利用關聯交易傾斜資源,出現“利益輸送”現象?!袄孑斔汀爆F象在基金市場上表現的很明顯。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同時管理著很多支基金,為了提高自己的品牌,把資源傾斜到旗下的某些基金,從而打造幾只所謂的明星基金。
五、小結
《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允許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只是混業經營的第一步,也是中國金融改革從間接融資向直接融資、單一銀行體系向多元化市場體系過渡的過程中的一步。在目前我國資本市場不完善、融資結構嚴重依賴于間接融資的格局下,商業銀行設立基金有利于優化銀行盈利模式,探索通過金融控股公司形式實現混業經營的銀行發展模式。商業銀行尤其是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幾年來通過開辦基金托管和代銷業務,在人員培訓、風險管理、內部控制和技術支持等方面積累了不少經驗。但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能否給銀行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還要取決于銀行對基金管理公司的經營管理和風險控制能力。商業銀行要真正做好基金業務,必須充分借鑒國際經驗,解決商業銀行與基金公司在利益分配、風險預警與隔離、管理等方面的問題。通過基金業務推動銀行改變依靠貸款規模增長的粗放式增長模式,促進中國銀行實現向現代化經營模式的轉變。
1、變更會計政策。
股票上市公司的經濟業務比較復雜多樣,其中,有許多種可以選擇的經濟業務的會計政策的一部分,企業可以通過會計政策的改變來實現股權激勵機制的改變,實現了公司盈余。
2、變更會計估計。
會計變更是指企業有效利用信息或事務處理不確定性評價的結果,會計經濟業務的一部分本身是不穩定的,這就需要管理者做出的存在一定的主觀性,這使得會計評估有效地根據公司的實際狀況。
3、收入與費用的確認
在企業的實際運作,將通過收入與費用的變化來調節利潤,當企業需要提高利潤的企業將不在銷售確認條件確認收入的實現將未來收入轉移到這一段。
4、非經常性損益
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非經常性損益,在企業經營管理中,常常使用的非經常性損益的時間有效性,對企業內部的虧損進行適當調整,因為它不需要指數計算ST,P公司盈余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因此許多公司使用收益管理的項目,為了避免連續虧損造成的特殊待遇,暫停上市,甚至退市的風險。?
5關聯交易。
企業采用調整脫機模式實施項目的盈余管理,但這種方式很容易檢測,因此公司開始采用關聯交易進行盈余管理,并按照協商定價原則,價格取決于需求的變化。
二、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機制下實現盈余的策略
(一)對管理層激勵機制設計的策略。
雖然會計信息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激勵合同,但我國市場經濟制度并非完美無缺。所以結合經營者績效評估和其他指標的充分考慮委托人一旦性能指標和市場價值等。
(二)對證券市場運行嚴口監管的策略。
市場價值指數是反應性能的主要途徑,提高股票市場的效率,可以創建激勵制度,良好的外部環境,因此,我們將嚴格控制上市接近確保質量的同時加強公司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保證同時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規范化。
(三)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策略。
做的順利實施股權激勵制度,加強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的建設和加強控股股東的監督,除了采取措施,督促上市公司加強內部建設,制定嚴格的管理制度,最后積極構建公司治理文化促進誠信的發展文化。
(四)對管理者市場層面的策略。
專業素質的人員、管理者是企業走向健康發展道路的關鍵之一,股權激勵制度有效的建立需要高層管理人員的優化配置,選擇一個高水平的經理,其次,通過市場手段扮演經理的激勵和約束的角色建立一個完美的人才競爭機制。
在當前社會,我國的經濟發展主要接受國家和市場的雙重調控,價格遵循價值規律不斷變動,并對供求關系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供求關系的變化具有較大的風險,偶然性相對較大。在這種背景下,實施合理有效的采購管理能夠規避價格風險,抵抗經營風險及減少價格波動造成的成本、銷售壓力對鐵路商業公司發展的影響,不斷增強公司應對市場風險的基本能力。
1.2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
較為強大的價格優勢往往是建立在商品本身較低的采購成本上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鐵路商業公司的最主要成本主要來自于商品本身的采購價格。在此前提之下,不斷完善鐵路商業公司的商品采購,能夠有效提升公司本身的價格優勢,不斷提升鐵路商業公司的市場競爭力,真正帶動企業的高效運營。
1.3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效益
商品的采購,特別是對大宗商品采取集中采購和集中供應管理,不僅可以增強鐵路商業公司的議價能力,獲得低于市場的平均采購價格,同時,由于采購數量大、配送較為集中,可以節約供應商的生產和配送成本,也使供應商獲得更多的讓利空間。鐵路商業公司與供應商獲得雙贏,進而提高鐵路商業公司的整體經濟效益。
1.4提高靈活性
鐵路商業公司的競爭能力之一是快速響應外部環境的變化,采購商品的準時交貨與商品庫存的控制都將影響公司的快速反應能力。
1.5影響質量
商品質量不合格或者不穩定,將導致成本的提高和市場份額的丟失。
1.6有利于加強與供應商的關系
采購管理還將影響供應商的關系,進而影響到鐵路商業公司業務的正常運作。因此,采購管理需要推動供應商不斷滿足公司需求,監控供應商日常運作,保持在技術、價格、交付、速度和創新方面的優勢,不斷增加或保持公司效益,致力于采購管理的持續改善,尋找理解溝通的平臺,發展長期的戰略協作關系,建立雙贏的供應鏈關系。
2鐵路商業公司采購管理的常用技術
2.1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是一種經濟現象,由英國的經濟學家馬克西•希爾伯通提出。規模經濟曲線告訴我們:生產的數量越多,單位成本就越低。在采購實踐中,經常用到規模經濟。采購的數量越多,獲得的價格折讓也就越大。在采購談判中常常拿采購份額或者數量作為交換,就是為了尋求更低的采購價格。
2.2期貨采購
對那些價格不穩定且波動非常大的商品,可以采取期貨采購。期貨采購的關鍵在于盡可能準確地分析價格趨勢。在價格持續上升階段,簽訂大單,保持戰略性庫存,鎖定漲幅,防止價格持續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時候雖然庫存增加了,但因為價格控制好了,總成本仍然較低。當價格趨于下降時,盡快消化庫存,防止價格下跌帶來的被動局面,否則庫存將成為“燙手山芋”。期貨采購的風險較大,通常應請示最高管理層之后再做出決定。
2.3聯合采購
應對壟斷供應最常用的采購技術就是聯合采購。雖然“同行是冤家”,但是在共同面臨相對壟斷的供應環境時,“敵強我弱”,不進行合作可能連當“冤家”的機會都沒有。聯合采購讓相對弱小的公司形成采購聯盟,積少成多,可以增加對供應商的談判籌碼,獲得更有利的交易條款。聯合采購是競合關系的生動體現。同行在市場銷售時是競爭關系,但不妨礙在采購時進行合作,既競爭又合作,形成良性循環。聯合采購通常是公司高層之間良好互動的結果,采購部門主要負責具體的實施。
2.4合同管理
為什么需要采購合同?因為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為交易雙方提供必要的保障。有了采購合同,一是建立評價與支付機制;二是規范采購人員的行為,令其正直行事;三是可追溯,便于審計;四是產生強制力,交易雙方必須遵守條款約定;五是管理采購風險。要進行嚴格的合同評審。合同評審要由專業的法律人士去做,要么是公司自己的法律部門,要么是公司聘請的法律顧問。
2.5庫存整理管理
庫存整理及管理也是商品采購過程中極為重要的環節———它能夠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對于壓庫資金的減低,使得管理者不斷提升采購的合理性。一般來說,庫存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供應商管理、客戶管理以及聯合庫存管理3種方式。每種方式都有其不同的優勢,借助合理的庫存管理,能夠有效控制采購資金,提升公司的整體庫存水平。
2.6銷售管理
銷售管理在企業本身的整體發展過程中對采購起著極為重要的決定作用。在實際管理過程中,管理者要對銷售過程中的商品數量、價格及品種等進行切合實際的監督,并建立依托實際情況的銷售數據管理庫,為企業的整體發展提供具有參考價值的信息,借助合理的銷售管理,實現對于商品采購的合理控制。
3當前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所存在的問題
3.1采購的整體價格管理制度不完善
通過走訪調查,以及筆者的親身工作經歷發現,當前我國絕大多數的鐵路商業公司都缺乏合理而完善的采購整體價格管理制度。認為采購就是殺價,越低越好,所以片面強調談判的技巧。實際上,在企業采購事務的整體發展過程中,管理者要充分考慮到包括規章制度、原料價格等多重因素,絕非是單純的線性管理。然而,當前絕大多數的公司都采用了較為傳統的管理方式:內部采購結構職能劃分不規范、人員配備相對不完善,進而導致了公司采購工作缺乏系統性和規范性,沒有有效的管理。
3.2采購的管控具有一定缺陷
經濟的快速發展、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使得大多數鐵路商業公司在實際發展過程中面臨著極為嚴峻的價格挑戰。在這種背景之下,多數采購人員高度重視價格因素而忽視了產品質量、美譽度、售后保障因素,使得企業的整體發展受到了嚴重限制,忽視了公司整體的發展與利益,長此以往,極其不利于公司整體的可持續發展。
3.3采購人員的管理有待提高
對采購人員的管理存在誤區,認為采購人員管理就是經常更換采購人員,以防腐敗。這種做法忽視了采購的專業性。采購不是一個簡單的事務性工作,而是充滿了技術與技巧,頻繁更換采購人員不利于采購專業能力的持續提升。
3.4忽略與供應商建立戰略合作關系
片面地認為采購控制就是急催交貨、慢慢付款,玩經濟魔方。拿貨的時候要求供應商趕快發貨,而到付款的時候反而一點也不著急了,甚至供應商催款多遍也不理睬,能拖多久就拖多久。企業要避免這種錯誤傾向,應梳理新的采購思維,從傳統的采購走向戰略采購,尤其要具備戰略采購的思想。
4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管理發展的建議
4.1建立與公司相適宜的各項制度
任何一家獨立的鐵路商業公司的發展,都有其特定的基本經營模式。公司管理者應當結合自身實際,逐步構建起一套合理而完善的管理制度,結合價格、庫存等多項因素,不斷探究能夠降低企業價格成本、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整體方式。同時,要學會“審時度勢”,及時依托社會及經濟市場的變化實現對資源的有效調控,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4.2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形成戰略合作
鐵路商業公司商品采購不同于一般的采購,其對于穩定供貨商的整體需求相對較高。在實際操作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發展和培育穩定的供應商,保證貨源整體價格低、質量高且售后服務到位,甚至可以依托本公司發展的整體需要,實現對供應商“一攬子框架協議”的簽訂,實現鐵路商業公司本身與供應商之間良好的交流與合作,呈現出互利共贏的良好發展局面。
4.3建立全面的采購信息系統
當今的經濟社會是發展的社會、變化的社會,在整體發展過程中,相關管理者要特別注意對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建立起更為全面的采購信息管理系統,明確整體職責,實現對于企業的合理有效管理,并能夠輔助部門實現對于未來整體價格走勢的研究和預測,使企業的發展更加省心、更加“有底氣”。
4.4打造一支優秀的管理隊伍
采購管理并非簡單的購買,而是一項復雜而繁瑣的工作。公司要培育并打造一支業務能力強、邏輯思維好、綜合分析能力敏銳的優秀采購管理隊伍。在對采購工作進行整體整改之前,要特別注意對管理人員進行基于采購工作諸多方面的強化培訓,不斷提升采購人員的整體競爭力,實現公司整體采購能力的提升。
(二)數據選擇創業板上市公司于2009年正式上市,同時考慮到變量指標需要利用上年度數據,因此本文樣本年度選擇為2010-2012年,并剔除樣本期間缺失數據的樣本,最終得到2010-2012年間創業板上市公司462個樣本。
二、實證檢驗結果
(一)統計分析表1列出樣本年度內創業板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狀況的統計結果??梢钥闯?,2010-2012年間創業板上市公司平均社會責任程度為0.184,而且各年度履行社會責任狀況較為平均,3年的CSR均值分別為0.179、0.189以及0.183,并未出現較大幅度波動,但2012年較2011年卻出現了降低。同時也發現,不同公司社會責任履行程度的差距是存在的,而且這種差距逐年擴大,這說明創業板不同的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投入不同,這與不同創業板上市公司經營業務、企業發展理念及企業實際經營能力存在差異是相關的。表2列出樣本年度內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的統計結果??梢钥闯觯?010-2012年間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基本狀況與履行社會責任狀況存在不同,盈余管理行為表現出較大的波動狀況??傮w來看,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表現出正向的盈余操弄狀況,平均盈余管理程度為0.008,這與主板上市公司相比并不算高,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并不存在相對較高的盈余管理行為,但2010年與2012年盈余管理程度均為負值,僅2011年盈余管理行為為正值,這說明不同年度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存在較大的波動程度。另外,不同年度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最大最小值間差異較大,盈余管理程度最大值達到0.368,而最小值為0.210,這說明不同的創業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異較大,不僅盈余管理方向存在差異,而且操弄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存在較大差異。表3列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梢钥闯?,被解釋變量DA均值為0.008,樣本年度內創業板公司呈現正的盈余管理趨勢,但不同的創業板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與方向均有較大差異。解釋變量CSR均值為0.184,樣本年度內創業板公司社會責任履行狀況較好,但同樣不同公司的社會責任履行狀況存在較大差異。而在控制變量中,變量ln(Size)均值為20.817,表明創業板公司資產規模均值約為10.983億元,創業板公司規模相對主板公司要小;變量ROE均值為0.104,表明樣本內約有一成左右的創業板公司的ROE為負值或在6%-7%之間,更多的創業板公司并沒有主動操弄盈余管理的動向;變量Debt均值為0.194,表明創業板公司的負債總額約占資產總額的不到兩成,創業板公司資產負債率并不高。
(二)相關性檢驗結果表4列出了主要變量的相關性檢驗結果。檢驗結果表明,解釋變量與控制變量尤其是控制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值均較小,基本都在0.30以下,這就說明在本文實證模型中的變量間共線性問題較小,并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可以認為后文實證結果是可信的。
(三)回歸結果利用(1)式及樣本數據,得到實證檢驗結果為(6)式,本文實證檢驗軟件為EViews7.0。從(6)式的實證結果來看,首先整個回歸結果的調整R2值為0.071,雖然該值并不高,但是在公司金融的研究中,通常調整R2值需要結合F統計量共同檢驗,并不能單純地看調整R2值大小,而F統計量是可以通過常規置信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就說明整個實證模型擬合程度較好,實證結果可信。具體到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解釋變量CSR與被解釋變量DA間存在負相關關系,而且這種負相關關系是可以通過顯著性檢驗的,這就意味著創業板上市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程度越高,盈余管理程度就越低,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會在短期的盈余管理行為與長期的履行社會責任行為之間,選擇更加適合長期發展的履行社會責任行為,會更加重視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履行社會責任行為,而較低程度的進行盈余管理操弄。也可以認為,創業板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行為可以抑制盈余管理行為,履行社會責任好的創業板上市公司具有更好的責任心,會為股東、為證券市場、為市場普通投資者負責,并不會高程度地操弄盈余管理。而在控制變量的檢驗結果中,控制變量ln(Size)與被解釋變量DA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表明創業板上市公司資產規模越大,盈余管理程度就越大。這說明資產規模越大,創業板上市公司更有可能操縱盈余管理;控制變量ROE與被解釋變量DA間也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為負值,或處于6%-7%之間時,也就是說具有盈余管理跡象的創業板上市公司操弄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會增加;控制變量Debt與被解釋變量DA間同樣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說明創業板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越高,負債壓力越大,操弄盈余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
(四)穩健性檢驗為證明研究結論并非是因特殊樣本而得到的,本文進行穩健性檢驗。首先,考慮到樣本中極端值對回歸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極端值進行剔除后進行回歸檢驗;其次,考慮到被解釋變量,即盈余管理變量的測度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Jones原始模型計算被解釋變量DA后進行回歸檢驗;最后,考慮到影響被解釋變量盈余管理的因素很多,即可加入的控制變量很多,本文繼續加入如每股凈資產、每股收益、大股東持股數量等控制變量后進行回歸檢驗。穩健性檢驗的回歸結果與前文實證結果并沒有顯著差異,因此可以認為本文研究結論并非是由特殊樣本而得到的,即研究結論是穩健可信的。
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并一直保持前所未有的良好發展勢頭,這一現象被眾多學者和經濟界人士譽為“新經濟”。有研究表明,美國“新經濟”的形成是與其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分不開的。據估計,美國經濟增長的70%來自于高新技術產業,而高新技術產業和風險投資是一對孿生兄弟,在風險投資貧瘠的土地上不可能出現高新技術產業的綠洲。撒切爾夫人曾說過,英國落后于美國的不在于高新技術而在于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動力是毋庸置疑的。在風險投資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企業是風險投資的積極參與者,如1996年美國企業投資者的風險資本在總的風險資本中所占的比例達到30%,英國企業投資者的風險資本在總的風險資本中也占有18%,而我國的風險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國家財政,企業的風險投資所占比重很小,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本文就上市公司的風險投資問題進行研究。
一、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
有研究表明,我國存在著兩種不對稱現象:一種是一些國有企業包括上市公司存在的低技術結構、低創新能力與高籌資能力的不對稱;另一種是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所存在的高科技含量、高增長潛力與低融資能力的不對稱。這一方面使得上市公司籌集的大量資金因沒有好的投資項目而閑置,或者在原有的主營業務上進行簡單的擴張,或者存放于銀行以獲取較低的利息收益,或者簡單地投資于債券以使資金得到保值,這些都造成了資金的大量浪費;而另一方面,大量高新技術成果因資金缺乏無法實現產業化,又造成技術資源的大量浪費。據統計,我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將近3萬項的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只有20%,形成產業規模的不過5%,從而嚴重地制約了我國經濟的發展。針對這種資金和技術配置錯位的情況,筆者設想:如果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便可以將上市公司的高籌資能力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高科技含量相結合,既可為高新技術企業解決資金危機,也可使上市公司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實現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雙贏。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為上市公司的大量資金尋求了好的出路。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優秀代表,他們具有比較高的籌資能力,可以通過在證券市場發行股票、債券或從銀行貸款取得大量資金。但由于我國現處于買方市場,在物質和資本豐富的買方市場下,資本要想得到較好的收益日益困難,尤其是在競爭激烈、成熟的傳統投資領域,要想得到較高的投資報酬率很難,投資者必須尋找新的投資機會。高新技術企業具有較高的成長性,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可以獲得比傳統投資高的收益,當然也要冒著較高的投資風險,所以風險投資是上市公司資本的一個好去處。
2.降低上市公司內部研發的風險,使上市公司獲得新的技術創新源。21世紀是信息時代,在信息社會里,技術的發展可謂日新月異,企業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為技術上的競爭,企業只有科技上不斷創新并處于領先地位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上市公司要想獲得新的技術創新源,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公司內部研發直接獲得,二是通過風險投資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間接取得。上市公司如果通過內部研發直接投資于高新技術,將可能由于較高的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面臨投資失敗;上市公司如果通過風險投資投資于具有一定技術和市場基礎的高新技術企業,同時輔之以良好的運作優勢,將會極大地提高投資的成功率,從而憑借高新技術企業來不斷更新自己的技術,使企業跟上科技進步的步伐而不斷地發展壯大。如著名的朗訊科技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便在于他的技術優勢,其貝爾實驗室擁有遍布全球25個國家的3萬多位專家,曾誕生出11位諾貝爾獎得主,平均每個工作日創造4項專利,其中功不可沒的便是朗訊科技全額投資設立的風險投資子公司在對朗訊科技具有戰略意義的光通訊、半導體和電子商務等具有高成長性的高新技術企業的風險投資,彌補了公司內部研發的不足,使公司可以迅速地進入新的領域。
3.有利于帶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我國的風險投資起步比較晚,相對于風險投資比較發達的西方國家來說,風險投資還不夠發達,鑒于風險投資對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努力地發展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風險投資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更需要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這是一般企業所無法達到的。而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先進代表,其在資金、人才和管理等多方面具有其他企業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所以由上市公司來帶動我國風險投資事業的發展是最合適不過了。
二、上市公司從事風險投資的優勢
上市公司在從事風險投資方面具有的優勢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資金優勢。高新技術企業具有高投入、高風險和高成長的特性,在其創立和成長期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但由于風險高,使得高新技術企業很難從傳統的融資渠道取得資金,而上市公司可以通過在證券市場上發行股票、債券或從銀行貸款取得大量資金,這些資金大多是權益資本,沒有還本付息的限制性約束,這些特性都非常符合高新技術企業的資金需求,所以在資金方面上市公司具有明顯的優勢。
2.運作優勢。風險投資不僅是資金的投入,更有投資者的投資理念和管理方式的投入。由于上市公司是我國企業中的先進代表,處于市場競爭的最前沿,其在經營管理和風險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另外,上市公司一般和證券公司、投資公司、財務公司等具有密切的聯系,這些專業機構的幫助將會加大上市公司在風險投資運作方面的成功率。
3.風險資本的退出優勢。任何資金都有逐利和避險的特征,風險資本也不例外。企業之所以進行風險投資也主要是因為高新技術企業具有較高的成長性,等到高新技術企業發展壯大后便可將手中持有的股權出售而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由于我國的主板市場規定的門檻比較高,風險資本的退出主要是通過二板市場,但由于我國建立二板市場較晚,風險資本退出機制不全,致使一般的風險投資發展不暢。上市公司可以充分利用現有的主板市場進行資本運作,達到風險資本的退出,從而獲取收益。
三、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方式
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方式總的來說有以下兩種:
1.直接投資。所謂直接投資就是指上市公司通過收購兼并或參股投資于高新技術企業,即直接將資金投向高新技術企業。這種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委托成本,能擴大公司的規模和科技實力,但是風險比較集中,一般只適用投資于與自身產業比較接近的高新技術領域,因為風險投資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工程技術、市場營銷、資本運營等多方面,如果介入自己不熟悉的領域就會缺乏相關的知識、人才和經驗,這無疑會加大投資的風險。
2.間接投資。所謂間接投資就是先投資設立風險投資公司或投資于風險投資公司,然后再由風險投資公司對高新技術企業進行投資。這種方式下企業的出資額可多可少,由企業根據自己的資金情況來確定,因為是集合投資,投資比較分散,另外風險投資公司具有專業的管理優勢,所以投資風險相對直接投資要小得多,也不受投資領域的限制,但是,這種方式不利于上市公司全面提升主營業務的科技實力和改變業務方向,一般只使用于資金實力相對不是很雄厚的上市公司。
通過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的必要性和具有的優勢的分析可以知道,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將會實現上市公司和高新技術企業的雙贏。但同時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上市公司進行風險投資并不是公司的主要經營業務,雖然對外投資日益成為公司經營中的重要一環,投資收益在公司收益總額中也占有相當的比重,但是看一個企業是否具有發展前景仍然是看他的主業經營得如何,所以上市公司作為風險投資者同專業風險投資者在公司資金的分配上和風險投資對象的選擇上等方面應有所區別,在公司資金的分配上應以主業為主,在風險投資對象的選擇上也應選擇那些處于成長期的高新技術企業以盡量降低投資風險。我們相信,在上市公司的帶動下,我國的風險投資事業將會取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如果將企業家或者企業看作道德主體,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更可能是源于企業家或者企業的純粹道德良知。②企業社會責任道德理論指出,企業必須將社會責任作為一種道德約束(Phillips等,2003)[18],這要求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必須關注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和指導性的道德準則。同時,Linthicum等(2010)將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視為一種建立和維持聲譽的途徑。如果一個企業看重它的聲譽,那么保護這一聲譽的意愿可以抑制企業及其管理層參與不被社會接受的活動。因此,管理層可能基于加強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去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來降低對企業聲譽的潛在損害(Kim等,2012)。Laksmana和Yang(2009)研究發現,同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不佳的企業相比,社會責任履行情況較好的企業有著可預測性更高、更加持續和平穩的收入。Hong和Andersen(2011)基于美國數據研究發現,對社會越負責的企業的應計質量越高,且從事真實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低。此外,根據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的理論,委托人(股東)與人(管理層)之間存在利益沖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對委托理論進行擴展,則委托人可能是社會或政府等利益相關者,在這種情形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可以降低兩權分離所帶來的利益沖突和成本,緩解可能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上述理論均支持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假設,這一關系也與Kim等學者的研究結論一致。國內亦有學者對此問題展開研究。朱松(2011)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越好,市場評價越高,會計盈余的信息含量也越高。鐘向東和樊行健(2011)通過對企業社會責任、財務業績與盈余管理關系的研究也發現,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能夠抑制盈余管理。鄧學衷等(2011)亦通過實證分析發現,企業盈余管理對社會責任會產生顯著的負向影響。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秉承“公心”———基于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目標,出于建立和維護聲譽、提高財務業績的戰略動機,或者出于道德約束的利他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正向影響關系。因此,本文提出假設1:H1: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然而,有限理性理論(Simon,1955)認為,現實生活中的決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個體的理性被信息、時間或認知能力等約束條件所限制。盈余質量低的企業管理者可能通過“信息超載”(informationoverload)的方式(Agnew和Szykman,2005),借助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所帶來的聲譽效應掩蓋其所做的盈余操縱及其他不當行為,轉移公眾的視線(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因此,社會責任的履行很可能與管理者追逐自身利益有關聯(McWilliams等,2006)。如果管理者出于投機動機履行社會責任,那么他們可能誤導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價值和財務業績的判斷。
基于此,學者們展開了大量研究。Fritzche(1991)研究發現,管理層追逐自身利益或組織的經濟利己主義時,道德準則可能僅僅只是弄虛作假的煙霧彈,管理層會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蓋企業經營管理中存在的不當行為。Petrovits(2006)研究發現,財務報告中利潤略大于0的企業會更傾向于履行慈善活動(如資助慈善基金會),這表明企業為了達到特定閾值(如利潤0點)、避免虧損,會有動機進行盈余操縱,同時戰略性的運用企業慈善項目來加以掩飾。Prior等(2008)以26個國家的593家企業作為樣本,研究企業是否會使用企業社會責任從戰略上來隱瞞盈余管理。他們從SiRiproTM數據庫中選擇指標作為企業社會責任的變量,使用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來衡量盈余管理,最終發現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正向影響關系。Chih等(2008)從FTSE全球指數數據庫中選取46個國家的1653家企業作為研究樣本,并將樣本劃分為社會責任表現較好和較差的兩個子樣本,研究了在社會責任表現較好的子樣本中的企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他們發現,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在應計盈余管理中更為激進。在Kim等(2012)看來,企業可能將參與社會責任作為維持聲譽的一種手段,通過履行和披露社會責任為企業營造出一種透明的形象,以獲取企業進行盈余管理的“通行證”,從而“躲”在貌似透明的社會形象背后進行盈余管理。這一動機在某種程度上與Prior等(2008)的研究結論一致,即企業基于機會主義,在從事盈余管理行為之后,會試圖通過履行和披露企業社會責任來掩蓋它們的盈余操控行為。高勇強等(2012)基于中國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研究發現,企業可能會利用慈善捐贈來掩蓋或轉移外界對員工薪酬福利水平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的關注[6]。此外,通過在理論的框架下關注管理者的投機行為,Petrovits(2006)和Prior等(2008)發現,基于對自身職業生涯或個人名聲的考慮,管理層可能也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這些投機取巧的動機和我們對“誠實守信的商人”的理解相反。綜上所述,如果管理者更多的是出于“私利”考慮,基于掩蓋或轉移公眾對企業不當行為關注的動機來履行社會責任,我們將觀察到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诖?,我們提出與假設1存在競爭性的假設2:H2: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二、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以滬深兩市2005~2011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選樣本,相關數據均來自于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設計開發的CSMAR數據庫。對于初始數據,本文進行了如下的處理:(1)剔除歸屬于金融行業的上市公司樣本;(2)剔除樣本期間被冠以ST、PT的財務狀況異常的上市公司樣本;(3)剔除在發行A股的同時發行有B股或H股的上市公司樣本;(4)剔除資產負債率大于1的上市公司樣本;(5)剔除總資產或所有者權益小于零的樣本;(6)剔除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樣本。根據上述標準進行篩選,最終得到9371個有效的公司/年度樣本觀測值,其中,觀測樣本的年度分布情況為:2005年1158個、2006年1147個、2007年1167個、2008年1289個、2009年1365個、2010年1448個、2011年1797個。此外,為了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論的影響,本文對模型中涉及的所有連續型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的選擇和度量1.被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的度量。借鑒沈洪濤等(2011)的做法,本文選用上海證券交易所2008年5月的《關于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工作的通知》中涉及的每股社會貢獻值來衡量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具體計算公式為:每股社會貢獻值=(凈利潤+所得稅費用+營業稅金及附加+支付給職工以及為職工支付的現金+本期應付職工薪酬-上期應付職工薪酬+財務費用+捐贈)/期初和期末總股數的平均值2.解釋變量———盈余質量的度量。(1)修正Jones模型(Dechow等,1995)?,F存最常用到的研究盈余管理的方法就是通過Dechow等(1995)的橫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計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具體來說,首先使用模型(1)分行業-年度回歸。在模型(1)中,TACCj,t是j公司在第t年的總應計利潤,它是凈利潤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量計算得到的;T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期末總資產;ΔREVj,t是j公司在第t年主營業務收入的變動;PPEj,t是j公司在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總額。此外,該模型在傳統估計方程中加入常數項,有利于消除異方差和緩和模型缺乏規模變量而引起的計量偏誤。由于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為了綜合考慮企業對盈余的操縱情況,本文對DAj,t取絕對值后作為盈余質量的第一個變量DA1。由于DA1反映的是企業對盈余進行操縱的程度,所以取其絕對值作為盈余質量變量時,數值越小說明盈余質量越好。(2)修正Jones模型的改進(Kothari等,2005)。Dechow等(1995)的研究還發現,在Jones模型下,企業的極端績效會對計算結果產生顯著的影響。為克服這種現象,同時增加盈余管理研究的可信度,Kothari等(2005)將公司的績效代入Jones模型的估計過程中,提出兩個改進的模型,其中之一為業績調整的修正Jones模型:在模型(1)的基礎上,加入ROAj,t-1作為業績的替代變量,同時在銷售額變動的基礎上扣除應收賬款的變動,得到模型(3)。其中,ROAj,t-1是j公司在第t-1年的總資產收益率。與文中計算DA1的方法一致,對模型(3)分行業-年度回歸的殘差取絕對值,得到盈余質量的第二個變量DA2。此外,Kothari等學者還提出另一個與業績相關的修正Jones模型,以控制業績與企業應計之間相關性。具體做法是,對于每個行業內的企業,按照總資產收益率排序并分組,然后為每一家企業選取總資產收益率最為接近的企業作為配對樣本,采用模型(1)、(2)計算每家企業的DA1,將企業與配對樣本的DA1相減(配對公司值為減數)作為該企業盈余質量的第三個變量DA3。綜上所述,本文采用Dechow等(1995)的分行業年度的橫截面修正Jones模型以及Kothari等(2005)的業績調整和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分別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考慮到盈余管理可能存在向上或向下的不同策略,對計算得出的可操控應計利潤均取其絕對值。作為上市公司盈余質量衡量指標的DA1、DA2、DA3,均為指標數值越小表明企業的盈余質量越好。(3)盈余質量的另一種衡量指標是應計質量。根據調整的Dechow和Dichev(2002)模型計算盈余質量指標(DD),這一指標廣泛應用于財務報告質量的研究文獻之中(Francis等,2005;Rajgopal和Venkat-achalam,2011)。為計算該變量,首先分行業-年度回歸如下模型:在模型(4)中,ΔWCj,t為j公司第t年營運資金的變動,具體地說,為應收賬款、存貨和其他資產的變動之和,減去應付賬款和應交所得稅的變動;CFOj,t為j公司第t年經營性現金流量;ΔREVj,t為營業收入的變動;PPEj,t為j公司第t年末的固定資產價值;TAj,t-1為j公司第t-1年末總資產。在對模型(4)分行業-年度回歸后,得到各企業各年度的回歸殘差,根據第t年和之前4年的回歸殘差計算標準差,即得到企業第t年的應計質量指標,該指標數值越小則表示企業的應計盈余質量越好。3.控制變量。本文在回歸模型中使用了一些控制變量,以避免可能影響盈余質量和企業社會責任關系的遺漏變量問題。之前的文獻研究表明,企業規模和企業社會責任之間存在相關關系,大規模的上市公司更有動機去強調它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承諾,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規模(Size)。另外,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價值正相關,具有高度道德承諾的企業的市場價值更高,企業價值高的企業會承諾高水平的企業社會責任以保持它們在市場中的地位,因此本文控制了企業價值(TobinQ),并預測企業價值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產生正向影響。為了控制與杠桿作用相關的盈余管理動機以及杠桿作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潛在影響,本文控制了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加入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控制企業增長機會的影響。此外,由于Petron(i1992)研究發現企業在自身財務業績不佳時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傾向于通過盈余管理規避損失,因此參照Choi和Pae(2011)的做法,在本文的主回歸模型中分別引入反映企業虧損情況的虛擬變量(LossD)和反映企業現金流情況的虛擬變量(NegcfoD)。最后,我們還加入了年度虛擬變量(Year)及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以分別控制年度和行業固定效應。變量的定義和度量見表1。
(三)實證模型參考Choi和Pae(2011)的模型,本文估計了如下回歸模型來檢驗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關系:在模型(5)中,CSRj,t為j公司第t年的社會責任表現;QAj,t為j公司第t年的盈余質量,分別由DA1、DA2、DA3和DD來度量。H1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小、盈余質量較好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傾向于更多的從事社會責任活動以回報社會。H2意味著β1>0,即盈余操縱程度較大、盈余質量較差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表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更可能是為了轉移公眾的視線,掩飾其對盈余所做的操控。同時,考慮到本文所使用的樣本數據是典型的短面板,借鑒Petersen(2009)的方法,所有回歸結果在報告t值時,均采用公司層面聚類調整的穩健性標準誤。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單變量分析1.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1)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均值為1.0799,中位數為0.8536,但都與最大值5.4257相去甚遠。這符合預期,一方面,數據表明當前半數以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情況低于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即使進行了99%百分位的winsorize處理異常值,在樣本中仍包含個別社會責任履行情況很好的企業,不過對于大多數企業來說,如此超高的企業社會責任值并不是普遍情況。(2)關于盈余質量的指標,在分別采用修正Jones模型、業績調整以及業績配對的修正Jones模型時,DA1、DA2、DA3的均值分別為0.0950、0.0913和0.1324。此外,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盈余質量指標(DD)的均值為0.0334,中位數為0.0282,最小值為0.0047,最大值為0.1172,企業間總體變化不大。(3)控制變量方面,企業規模變量(Size)的均值為21.7099,中位數為21.5624,說明樣本企業的規模基本符合正態分布;企業價值(TobinQ)變量在25百分位上的數值都超過1,表明大多數企業的估值都高于資產的賬面價值;企業資產負債率(Leverage)的均值為0.4847,中位數為為0.4996,表明樣本中半數以上企業的負債小于所有者權益,企業償債能力尚可;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均值為21.22%,在包含受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的2008年觀察值的樣本中,仍能有這樣的結果,說明中國企業的成長性是非常不錯的。2.單變量差異性檢驗。如表3所示,按照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的中位數將樣本分為兩組,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小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1),另一個樣本組的CSR值大于中位數(以下簡稱:組2)。在組1和組2中,分別計算盈余質量變量(DA1、DA2、DA3、DD)的均值,并對組間均值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見表3)表明,采用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在組1中的均值小于在組2中的均值,且DA2、DA3指標的組間均值都在1%的統計水平上存在顯著差異。這個結論初步印證了本文的假設H2,考慮到不同變量在差異性檢驗中存在的不一致結果,我們在后續的多元回歸分析中予以進一步檢驗。3.相關性分析。表4列示了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分析結果。從表4的分析結果來看,盈余管理程度指標,無論是修正Jones模型計算的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2、DA3),還是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都與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在之后的多元回歸分析中本文將進一步展開檢驗。此外,企業社會責任表現(CSR)與企業規模(Size)正相關,表明大規模的企業有更強的動機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文使用不同模型計算的三個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DA1、DA2、DA3)與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高度相關。表中各變量之間(除解釋變量的多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絕對值大部分都小于0.4,表明變量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表5檢驗了企業盈余管理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在列(1)到列(3)中,我們分別采用修Jones模型及其相關衍生模型計算的指標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回歸后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進行更多盈余管理的企業,其社會責任表現值(CSR)越高,由此,假設H2得到驗證。第(4)列中采用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應計盈余值(DD)的系數亦在1%的水平上顯著。此外,企業規模(Size)的系數顯著為正,這個結果與“政治成本假說”一致,即大規模企業有著更強的履行社會責任的動機。這些企業受到媒體和投資者更高的關注,它們因此更注重自身的公眾形象。企業價值(TobinQ)的系數顯著為正,Choi和Pae(2011)基于韓國的企業樣本研究表明,價值高的企業會致力于履行高水平的社會責任,以維系它們在市場中的領先地位。本文的研究結論與這兩位韓國學者的觀點一致??偟膩碚f,結果支持假設H2,即積極操縱盈余的企業會更多的履行社會責任以轉移公眾視線,掩蓋其對公眾不利的行為。
(三)穩健性檢驗為了使研究結果更具有說服力,本文進行相應的穩健性檢驗。1.交換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本文構造了以企業社會責任指標為被解釋變量,盈余質量指標為解釋變量的回歸模型。由于將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轉換有利于解決可能存在的測量誤差(Choi和Pae,2011),因此,本文參考Kim等(2012)、Hong和Andersen(2011)[22]的做法構造模型(6)進行檢驗。表6的列(1)至列(3)分別呈現了以可操控應計利潤值(DA1、DA2、DA3)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列(4)給出了以應計盈余指標(DD)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值(CSR)的回歸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顯然,逆向的回歸結果證實了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與盈余管理存在正向影響關系的結論,即社會責任與盈余質量存在負向影響關系,這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H2。企業價值(TobinQ)的回歸系數也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即有著高市價的企業更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企業規模(Size)的回歸系數為負,表明企業規模越大,盈余質量越好。2.解釋變量的選擇。為了減少盈余質量變量上的測量誤差,我們分別使用了由修正Jones模型及它的兩個衍生模型、Dechow和Dichev模型計算的四個反映應計盈余質量的指標,回歸后得到一致的結果。在此,本文進一步采用基本Jones模型及它的三個衍生模型③計算可操控應計利潤指標,作為盈余質量的變量(分別用DA4、DA5、DA6及DA7表示)重新進行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變量的回歸系數及顯著性水平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3.變量標準化處理。參考Laksmana和Yang(2009)的做法,本文將所有連續型變量減去其均值后除以標準差進行標準化處理(這樣做是因為指標的單位不一致)。④我們將標準化處理后的變量(即表8中帶有“_s”后綴的變量)代入模型,替換原變量重新進行了回歸,回歸結果(見表8)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只是系數的大小不同而已。4.差分模型的設置與檢驗。為了盡可能地減小模型中因疏漏變量而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將所有變量的當期值與上期值進行差分得到變動值(即模型7和表9中帶有“Δ”前綴的變量),并用變動值構造如下change模型,對模型(7)進行回歸,結果(見表9)仍然與假設H2保持一致。5.樣本期間的選擇。為了排除在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關系中金融危機影響的可能性,本文從研究樣本中排除2008和2009年觀察值,并重新進行上述回歸。結果(見表10)與前文假設H2保持一致。
(四)內生性檢驗由于企業自身特征可能會影響盈余管理程度,進而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因此,為了克服樣本自選擇偏誤導致的內生性問題,本文采用Heckman(1979)的兩階段回歸法進行檢驗。具體做法是:第一階段,參考Cohen和Zarowin(2010)以及于忠泊等(2011)的做法,主要考慮公司規模、財務業績及成長性等特征對企業盈余管理行為的影響,使用Probit模型回歸并估計InverseMill’sRatio(IMR)。⑤具體模型如下:在模型(8)中,被解釋變量QA_dum為虛擬變量,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⑥大于行業年度中值時,該變量取1,否則取0。解釋變量包括公司規模(Size)、市賬率(MTB)、總資產報酬率(ROA)、營業收入增長率(Salesgrowth)以及資產負債率(Leverage),我們同時在模型中加入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和年度虛擬變量(Year)以控制行業和年度固定效應。第二階段,將IMR代入模型(5)得到模型(9),該模型可以修正由于自選擇偏誤所導致的內生性問題:表11的PanelA部分報告了Heckman(1979)的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公司規模較小、市賬率較高、營業收入增長率較高、資產負債率較高的上市公司更有可能進行盈余管理。表11的PanelB部分為Heckman(1979)的第二階段回歸結果。結果表明,控制了盈余管理的自選擇偏差后,盈余管理仍然對企業社會責任存在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驗證了本文的假設H2。此外,控制變量的符號和顯著性水平也與文中主回歸結果保持一致。
四、進一步研究
(一)企業股權性質的影響我國證券市場建立二十多年以來,民營企業得到了迅猛發展,但國有企業占優勢的局面并未得到較大改變。目前,60%以上的中國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為國家。國有企業目標函數的多元化導致企業行為承載著太多的政治任務(如保障就業率、社會穩定等)(黃速建和余菁,2006),其經濟目標的實現是為非經濟目標的實現服務的,而且國有企業的管理層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前途(吳聯生等,2010)。因此,國有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更有可能是基于政治動機而非投機動機。然而,與國有企業相比,非國有企業產權更清晰,經營目標更單一。當非國有企業面臨較大市場壓力時,基于IPO動機、增發或配股動機、扭虧保殼動機,往往會更多地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劉鳳委,2005),通過供銷價格差異、資產置換、資產剝離等方式粉飾財務報表(陳信元,2003),以調高業績。企業性質決定了其所擔負的社會責任并非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完全來自于外部壓力。非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更傾向于“戰略慈善”,其對經濟動機的考慮更加明顯(辛宇和左乃健,2012)。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相對于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的盈余質量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負向影響應該更顯著。根據股權性質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兩個子樣本,分別用分組樣本對模型(5)進行回歸,以驗證在不同股權性質下,盈余質量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是否存在差異。結果如表12的列(1)、(2)、(5)、(6)所示。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中,盈余管理程度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國有企業的樣本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統計顯著性。進一步,我們對國有和非國有樣本組中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進行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1)、(2)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4.31,p值為0.0380;列(5)、(6)中DD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3.99,p值為0.0459??偟膩碚f,非國有樣本組的盈余管理程度回歸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大于國有樣本組,組間差異在統計上顯著。這表明,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操縱行為的做法,更多的存在于非國有企業中。由此可見,由于非國有企業政策支持度以及政治關聯度相對較低,因此,在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時,更易受到自身盈余質量水平的影響。
(二)企業股權集中度的影響自Berle和Means的經典論著《現代公司與私有產權》于1932年問世以來,企業的股權結構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問題就成為公司財務研究領域長盛不衰的焦點問題之一(陳德萍和陳永圣,2011)。由于我國資本市場尚未達到半強勢有效,大股東控制權對企業發展的干預仍然在較大范圍內存在。因此,本文擬針對非國有企業樣本組,進一步考慮企業的股權結構對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間關系的影響。股權集中度作為衡量股權結構的指標,可以看作公司治理效率的度量。在股權分散的企業中,廣大中小股東“搭便車”的心理嚴重,難以對管理層進行有效地制衡和監管。在這種情況下,基于理論框架的管理層機會主義假說,管理層更可能出于私利的考慮進行盈余管理,并通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來掩飾對盈余所做的操縱。此外,在股權分散的情況下,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對公司股價造成的潛在壓力,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對中小股東構成致命威脅。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其更有可能無視管理層的盈余操縱行為及其后通過企業社會責任所做的掩飾。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文預期在非國有企業中,相對于股權集中的企業,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的盈余質量與社會責任之間的負向影響關系更顯著。在非國有企業的樣本組中,使用赫芬達爾指數(前10大股東持股比率的平方和)的均值對樣本進行分組,得到股權相對集中和股權相對分散的兩個子樣本組,對子樣本的回歸結果見表12的列(3)、(4)、(7)、(8)。在股權相對分散的企業中,盈余管理程度的衡量指標DA3、DD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在股權集中的企業中,我們沒有發現該類變量系數的顯著性。進一步在股權集中和股權分散的組間進行關鍵解釋變量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結果表明,列(3)、(4)中DA3的系數差異性檢驗的卡方值為2.99,p值為0.0839,但列(7)、(8)中DD的系數未通過差異性檢驗。因此,我們有所保留的認可,在非國有企業樣本組中,股權分散的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的回歸系數大于股權集中的企業。由此可見,通過履行社會責任來掩飾盈余管理行為的做法,更可能存在于監管力度相對薄弱的股權分散型的非國有企業中。
關鍵詞:房地產,上市公司,業績,logit模型
目錄
摘要
Abstract
1緒論
1.1研究背景
1.2研究意義
1.3己有研究的回顧
1.3.1關于企業業績的影響因素研究狀況
1.3.2房地產企業業績影響因素研究現狀
1.4研究思路
2業績影響的相關理論
2.1業績
2.1.1業績的定義
2.1.2公司業績
2.2業績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
2.2.1規模經濟理論
2.2.2股權結構理論
2.2.3貨幣傳導機制理論
3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業績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
3.1指標的選擇
3.1.1被解釋變量
3.1.2解釋變量
3.2樣本的選擇及數據來源
3.2.1樣本的選擇
3.2.2數據來源.
3.3LoGIsTIc模型說明
3.4實證研究及分析
3.4.1因子分析
3.4.2業績變化顯著的Logit回歸分析
3.4.3小結
4分析及建議
4.1公司概況.
4.2總股本對江蘇A房地產公司業績的影響
4.3貨幣政策對江蘇A房地產公司業績的影響
4.4股權結構對江蘇某某房地產公司業績的影響
4.5對以江蘇A房地產企業為代表的中小型房地產企業發展建議
5結束語
6本文局限性
致謝
參考文獻
附錄
1緒論
1.1研究背景
房地產業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對經濟的發展和經濟結構的調整都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房地產業是集房地產開發、經營管理和維修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產業,具有單位價值高、投資大、生產周期長等特點。房地產業直接和每一個城鎮居民相關,因此保持房地產的平穩發展是一國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目標,從市場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來看,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也往往是聯系在一起的。由于房地產業存在生產周期長,占用資金較大的特點,屬于資金密集型的行業,因此公司規模對于房地產企業的影響很大。由于銀行借貸、發行債券、上市募集資金等方式成為房地產公司獲得資金的重要渠道,所以貨幣政策、利率政策必然影響房地產企業業績。綜上所述,房地產企業不僅受內部因素的影響,如企業股權結構等的影響,還受到企業外部環境的影響?,F階段,房地產業具有以下特點:
l)房地產業的區域差異大、級差收益明顯。我國是一個幅員遼闊、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的國家?,F實的地區差異使房地產業經濟活動在地區差異方面相當巨大,而且這種差異將會隨著地區經濟的發展變化處于不斷的變動和發展之中。房地產業自身這種區域性的產業特征,會使得各個地區房地產價格、房地產業及其房地產企業的收益有較大的區別,從而形成明顯的級差收益現象。
2)高度綜合性和高度關聯性。房地產業的綜合性和高度關聯性體現在它是橫跨生產、流通和消費的產業部門。
3)高投資、高收益、高風險。房地產業的經濟活動過程,是大量資金的投入及其運作過程。與其他行業相比,房地產業是一個高投資的行業。但同時,因為房地產業的投資數量巨大、投資周期相對較長、資產變現能力差、受宏觀經濟和政策影響較大,因此容易出現較大的價格波動變化,其涉及到的風險如金融風險、財務風險、政策風險等既較為復雜又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因此,房地產業也是一個高風險的行業。
4)對國家政策和法律制度具有很強的依賴性。其產業的特殊性和產品的特殊性使國家的投資、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土地、住房政策決定和影響著房地產業的發展。
5)在相當程度上關系到社會和政局的穩定。房地產以其獨特的功能在社會穩定中發揮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住房問題是一個社會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的重要標志,在一定情況下,房地產還成為一種政治問題,關系政局的穩定。
綜上所述,房地產行業是一個與外界關聯性很強的行業,其業績受很多因素影響,是眾多因素資源之間博弈的結果。研究其業績影響因素對國家制定政策,房地產企業管理有重要意義。
1.2研究意義
影響房地產公司的業績的因素很多,為了獲取數據方便,本文以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對深滬房地產上市公司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進行分析,比較有說服力。對于單一因素或兩個因素對于房地產業績的影響的研究較多,本文選取的影響因素較多,且考慮因素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分析更為真實。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案例分析,對國家政策制定,房地產企業管理有參考價值,特別是中小型房地產企業有較大研究意義。
1.3已有研究的回顧
1.3.1關于企業業績的影響因素研究狀況
關于企業業績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在國內外都作了相關的研究。經濟學者對影響公司業績因素的研究較多,大多數研究認為影響公司業績的因素為公司規模、公司市場份額、公司發展戰略、金融環境和國家經濟環境等宏觀因素。其中國外有Bergeretal(1995)等證實產品市場的多元化與企業績效存在相關性。SteenThomsen與TorbinPedersen(1998)等驗證了公司績效與股權集中度有顯著相關性。國內有研究了中國上市公司股權結構與公司績效的關系。林浚清、黃祖輝等驗證了我國上市公司的薪酬差距和公司績效存在正相關。關于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業績的關系,其主要是從1958年Modigliani和”iller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資本結構、公司財務和投資理論》,他們首先提出定理“任何企業的市場價值與其資本結構無關”開始,首次提出現代資本結構的理論,后來圍繞這個問題經歷幾十的爭論與發展,其主要有引入破產成本的巴克特、斯蒂格利茨等,探討破產成本資本結構的關系,同時法拉、塞爾文、貝南等引入稅率不同對資本結構的影響;后來引進信息不對稱的原理,詹森和麥林提出成本說,羅思與蘭等發展成信號模型財務契約論等。理論發展的同時,實證也在不斷的前進,其中主要有LinS和RoPer(2001)的實證研究表明債務資金與股東價值存在正相關,但也有人作出相反的實證,其中主要有Friend和Land,Titman和weSSels(1998),Rajan和等,他們通過實證發現獲利與杠桿負相關。關于資本結構與企業業績的關系在我國也有不少的實證分析。其中主要有發現資產收益率與負債率并非呈一種簡單的單調關系,總資產收益率不受負債率的影響。但通過實證證實了公司債務融資與公司市凈率、凈資產收益率存在正相關,公司業績對債務融資的影響顯著性為正。通過實證驗證了公司的規模和成長性與財務杠桿正相關,而流動性和盈利能力與財務杠桿負相關。對我國上市公司中的30家ST公司與非ST公司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上市公司的資本結構與企業的盈利能力負相關,與非ST公司的成長性、資產的營動能力和資產變現能力正相關,而與ST公司不相關。
1.3.2房地產企業業績影響因素研究現狀
運用線性回歸的方法,選取流動負債率和長期負債率、有息融資率和無息融資率、長期借款率和短期借款率分別作為資本結構的衡量指標,而將總資產貢獻率和總資產利潤率分別作為公司業績的衡量指標。研究結果表明:總體來看,各項指標相關性不顯著,但是就所有指標而言,正負相關的傾向還是比較明顯的。就這一實證結果,本文結合我國房地產行業的實際情況,分別從房地產行業所處的階段特征、政策面的影響以及公司治理結構方面進行了分析。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模型評價房地產上市公司績效,關注房地產上市公司的經營效率、管理效率及資本配置總體效率的價值評判標準,以我國房地產業23家具有代表性的房地產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通過設立多輸入和多輸出的指標進行綜合評價,找出相對有效的行業標桿,同時分析行業整體和單個公司的資源配置效率,并提出了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房地產上市公司績效的途徑。從我國上市公司績效影響因素及貨幣政策、物價變動與績效相關性的一般理論思考出發,揭示出了我國上市公司績效受國家宏觀政策影響的理論依據。(嚴格意義上來說績效評價體系包括業績目標、業績輔導和業績評價。但是現在一般都模糊了這種概念,把兩者視為一樣)從MM理論出發,引進貨幣傳導機制理論和兩權分離的相關理論,得出房地產這個行業的所有績效指標都與貨幣政策、CP工存在一定相關性。得到物價上漲會對房地產這個行業的經濟績效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國家的宏觀政策對地產行業影響甚微的結論。分析比較了目前上市公司經營業績評價的主要方法,并剖析其存在的不足之處,在此基礎上引入因子分析模型,并構建評價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指標體系,然后應用該模型對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做實證研究,最后得出研究結論,并指出了由于會計信息失真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該研究方法存在一些局限性,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研究結果的現實指導意義?!段覈康禺a上市公司經營業績實證研究》選取GDP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數據支持,以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作為房地產行業發展的適合量度,運用協整分析方法對我國房地產行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均衡關系作相關研究。結論是:房地產行業發展狀況對當前GDP變動的影響并不是很顯著,我國房地產行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不存在明顯的因果關系。認為人民幣升值通過兩種途徑對不同行業產生影響。一是因人民幣升值所導致的資本成本和收入的提升,將在長時期內改變我國的經濟結構,重新賦予行業不同的成長速度,并使不同行業的企業業績出現分化。二是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改變行業內企業的資產、負債、收入、成本等賬面價值,通過外匯折算差異影響其經營業績。最后認為人民幣升值將使房地產行業受益。而從理論分析的角度得出人民幣升值對房地產行業的影響有利好、利空兩方面。利空影響:貨幣持續過度升值會導致經濟減速(因為FDI下降、凈出口下降),外資需要下降,從而使房地產需求下降并會導致通脹水平下降,從而使房地產價格漲速下降。利好影響:第一,升值預期導致外資對房地產的投資需求加大。貨幣升值預期會導致外資的涌入,并大量投資到房地產上。從而增加房地產投資需求,推高房價,這是貨幣升值過程中必然發生的;第二,收入效應及財富效應導致國內房地產需求增加。張敏利用理論結合模型回歸分析研究了股權結構的三個關鍵因素(股權集中度、股權屬性及股權流通性)與公司治理績效的關系。得到結論(1)房地產行業的股權集中度低于市場平均水平,而且股東之間的力量比較均衡,大多數公司的股權結構都呈現出多元共治的局面,并且第一大股東控股比例與公司績效沒有明顯關系。(2)分析股權控制類型時,發現國有控股企業與法人控股企業、流通股主導型企業的公司績效都沒有明顯的差別。(3)國有股比重、流通股比重與經營績效沒有顯著相關關系。而法人股比重與公司績效有著顯著負相關關系。(4)控股股東相對控制權越大,公司績效越差。采用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等現代經濟學計量方法,對湖北省房地產業的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湖北省經濟增長是房地產業發展的Granger原因,經濟的快速增長帶動了房地產經濟的發展,反之房地產投資對經濟拉動作用卻不顯著。介紹房地產開發投資與GDP關系的研究方法,并通過近十年來浙江省房地產開發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和貢獻率進行分析,以反映房地產市場發育程度及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風險性。應用協整分析、誤差修正模型技術以及Granger因果分析對我國房地產價格與GDP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結果表明:我國的房地產價格與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動態均衡關系;無論長期還是短期,我國的GDP波動都是房地產價格波動的Granger原因,GDP的走勢對于房地產價格的漲跌起著決定性的影響,GDP的波動有助于預測房地產價格的走勢;短期內經濟的過熱容易引起房地產價格的過快增長。利用誤差修正模型對三者關系進行計量分析,得出協整關系的結論。定量結果表明,GDP、FDI對房地產價格有正向的推動作用,但GDP是主要影響因素。這個結果基本排除了境外“熱錢”對房地產市場的沖擊威脅假說。
選取一系列房地產價格指標與宏觀經濟指標進行研究分析,總體看,我國房地產價格趨于合理,居民的住房購買能力逐漸加強。房地產價格的增長速度已經受到來自其他價格指數增長緩慢的壓力,開始進入調整階段;隨著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逐漸提高,房價收入比不斷降低,居民的購房能力逐步提高。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對房地產的需求仍將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房地產價格是基于宏觀經濟發展水平的平臺上的,一旦價格增長過快,超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將帶來非常嚴重的后果;但價格下降,也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并不是越低越好。從資本結構、股權結構、公司規模和公司風險等四個方面選取了可能影響企業盈利能力的多個指標變量運用因子模型進行了實證分析,但在財務指標的選取上,只是建立在規范研究的基礎上,對影響經營業績的變量只局限于財務指標本身,一些與經營業績有重大因果關系的變量未選人,比如說國家的產業政策、宏觀經濟條件、公司管理者的能力、職工的技能水平等等因此此文使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的分析在實際指導方面的作用有所下降。從房地產市場的過度需求、產業結構不合理、法律法規不完善、政府的執行效率有待完善、地產信息不對稱、人民幣升值等方面進行了理論分析,并提出一些建議。建立我國近年來房地產價格宏觀經濟影響因素的線性模型,選取6個宏觀經濟指標作為方程初始導入自變量,與房地產價格進行初步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解決自變量之間多重共線性問題;進而選取出兩個自變量與房地產價格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方程,并對回歸結果進行分析在一個簡單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礎上,利用1999一2003年全國31個省市的房地產市場的面板數據分析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構和價格問題。從房地產價值的自然增長、市場供求關系和心理預期三個方面探討了房價波動的構成、機制和影響因素,并提出了相應的房價調控對策。運用2001一2003年中國上市公司年報中披露的分行業信息,研究了房地產類上市公司多元化水平與財務績效和企業價值之間的關系。實證結果表明,多元化水平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負相關,但是與用托賓Q衡量的公司價值之間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針對我國目前房地產泡沫膨脹可能波及金融安全的現狀,提出了如何優化房地產業資本結構的問題,并根據2000一2002年深滬兩地A股房地產上市公司資料,對我國房地產企業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率與公司規模、經營業績之間的相關關系以及資本結構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并提出相關的建議。論文從影響企業的緒論碩一七論文外部因素入手,分析外部因素對公司績效的影響程度。結合我國的物價變動、貨幣政策與對上市公司的績效的相關性進行實證性分析。并運用了實證分析法中的OSL分析法,得到上面的結論。這些結論可以幫助企業在我國當前的形勢下如何提高自身的績效與價值??梢詾樯鲜泄驹谖飪r變動時和當前貨幣政策條件如何利用財務杠桿來提高企業的績效的目的提供幫助。通過聚類分析找出我國房地產上市公司的差距大小,并將其歸為幾類,以此總結出影響房地產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因素所在,并提出企業發展對策和政策建議。論文由六章組成,本研究所采用聚類分析方法,具體分為兩個步驟,首先,在不明確房地產上市公司能夠分為幾類的情況下,為避免主觀誤差,采用系統聚類的方式,從SPSS輸出的樹狀圖直觀的看出不同公司之間的距離;在此基礎上,確定分為幾類,然后采用快速聚類的方式,將房地產上市公司分類,找出房地產上市公司的特點和共性。從房地產價格的相關理論出發,主要從房地產需求、房地產供給、房地產金融和房地產宏觀調控等角度對影響房價的因素展開分析。以房地產統計數據為基礎,采用計量經濟學方法和統計分析方法,主要從實證角度分析各因素對房價的影響。首先,分析房地產需求各因素對房價的影響,明確了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城市化、房地產投機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因素導致的房地產需求擴張是房價上漲的首要因素。隨后,從房屋建造成本、土地價格等角度分析供給因素對房價的影響,并以北京、上海和武漢三城市為例分析了房價和地價的關系。接下來,以房地產開發投資來源及構成為基礎,分析了房地產金融對房價的影響,指出個人住房貸款推動了房價的上漲。
1.4研究思路
第一部分主要介紹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義,已有研究的回顧以及總體研究思路。
二、實證研究設計
和盈余管理相關的實證研究方法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研究應計利潤,這種研究方法主要通過構建模型將企業的應計利潤劃分為可操縱的應計利潤和不可操縱的應計利潤,然后利用可操縱的應計利潤來表示企業的盈余管理;另一類方法是分布檢驗法,主要通過檢驗公司的ROE或者每股收益等指標的區間分布來判斷企業是否進行了盈余管理。本文采用第一類研究方法,在權責發生制下,企業的凈利潤實際由經營現金流量和應計利潤兩部分構成,所以:應計利潤總額=凈利潤-經營現金流量。
(一)樣本1.樣本的選擇過程。本文選取的樣本來自CSMAR數據庫,研究的時間段是2009年至2011年,為了研究虧損上市公司首次出現虧損的年度的盈余管理問題以及扭虧為盈年度的盈余管理問題,本文從上市公司中篩選出2009年盈利、2010年虧損、2011年盈利的公司。2.樣本的描述性統計。表1、表2、表3分別列示了虧損上市公司首次出現虧損前一年度(2009年)、首次出現虧損年度(2010年)和首次出現虧損后一年度(2011年)的基本財務數據的描述性統計數據。從表1和表3可以看出,在首次虧損的前一年度和扭虧年度,公司的凈利潤、經營現金流量的均值都為正,從表2可以看出,在虧損年度,公司的凈利潤、經營現金流量的均值均為負,而應計利潤在三個年度都小于零。
(二)建立模型1.應計利潤總額的隨機預期模型。進行盈余管理的實證研究關鍵是要在會計盈余,即應計利潤總額中分離出哪些是經過人為操作的,哪些是未經人為操作的。因此,我們將應計利潤總額分為可操縱的應計利潤和不可操縱的應計利潤兩部分,可操縱的應計利潤就是用來驗證盈余管理假設的依據。本文在借鑒現有盈余管理實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采用以下模型計算可操縱的應計利潤,進而檢驗虧損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為:DAt=TAt-TAt-1=TAt其中DAt為第t年的操控性應計利潤;TAt為第t年的應計利潤總額;TAt為第t年的應計利潤變動額。這一模型假設公司上年度的應計利潤總額為未經管理的應計利潤額,如果公司沒有進行擴張,在正常經營的情況下,兩個年度的應計利潤額相當,那么本年度應計利潤總額與上年度的差額部分就是縱了的應計利潤。如果公司不存在盈余管理行為,那么,可操縱的應計利潤DAt應等于零;反之,如果可操縱的應計利潤額顯著地異于零,則說明公司存在著盈余管理行為。2.瓊斯模型。瓊斯(1991)認為,隨著公司固定資產規模的擴大和營業收入的增加,相應的固定資產折舊額和應收、應付項目等應計利潤項目會自然增加,所以,不可操縱的應計利潤是公司固定資產規模和營業收入增加額的函數,預測期實際應計利潤總額與不可操縱應計利潤的差額才是可操縱的應計利潤額。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表4提供了利用模型對研究假設的經驗驗證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到,虧損上市公司在虧損年度(2010年)的應計利潤變動額的平均數為16617153.25,利用t檢驗發現并不顯著,故未能支持假設1;扭虧年度(2011年)的應計利潤變動額的平均值為111750459.7,利用t檢驗發現應計利潤變動額顯著大于零,從而支持了假設2。表5提供了在首次虧損年度運用瓊斯模型進行多元回歸的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在首次出現虧損年度,可操作的應計利潤顯著地與公司資產總額、營業收入變動額有關,而與固定資產的關系不是很明顯。表6提供了在扭虧為盈年度運用瓊斯模型進行多元回歸的結果。從表中可以看出,在扭虧為盈年度,可操縱的利潤顯著地與公司資產總額、營業收入變動額、公司固定資產有關。而且與表5的結果對比可以看出,每個變量系數的正負號在扭虧為盈年度都改變了,這進一步說明公司在扭虧為年度進行了盈余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