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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梢?，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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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如此偏好FDI呢?現有文獻對中國為何大量吸引FDI給出了若干解釋，李稻葵和梅松（2006）將之歸結為四種情形：第一種解釋是，中國經濟大量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出口；第二種解釋是，中國吸引外資主要是為了解決就業壓力；第三種解釋是，中國吸引。FDI主要目的是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正處于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之中，而轉型社會往往伴隨著一個強勢政府（ErnestGellner，1999），因此，我們顯然不能忽視中國如此偏好FDI背后的政府因素。
一、政府“出口導向戰略"與FDI需求偏好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以改革釋放長期被約束的生產力，特別是釋放農村地區的生產力，農村改革的經濟效果驚人；之后，改革的重點開始轉向加快城市經濟發展。80年代中后期，滿足國內市場需求開始成為生產的主要驅動力，在此背景下，國內提出了“國際大循環”理論，欲借鑒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經驗，特別是日本、亞洲“四小龍”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向“出口導向戰略”的轉移?！俺隹趯驊鹇浴钡暮诵睦砟钍且浴八男↓垺?、“四小虎”為范例，充分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吸引外資，將生產加工基地開設到中國來，使中國成為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并爭取通過這一方式積累外匯并逐漸改善產業結構。
應該說，“出口導向戰略”的成效十分明顯，它直接體現為國際收支經常性賬戶與資本、金融賬戶的“雙順差”。1983～1993年間，中國經常賬戶總余額為-2.14億美元，其中在1990～1992年有較大盈余。但是，1994～2006年，中國在經常賬戶上則連續13年出現盈余，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出現相當大的盈余數額。這樣，中國于1990～1992年和1994～2006年間在貿易項和整個經常賬戶上均有較大的盈余。同樣，中國資本、金融賬戶也存在著巨額資本流入，1983～2006年中國資本、金融賬戶順差總額為-4934.29億美元。1983年起，除個別年份外，中國國際收支賬戶中誤差與遺漏一項基本為負，這可以被解釋為資本以某種形式流出。但即使把所有的誤差與遺漏（1983～2006年中國誤差與遺漏總額為-1143.19億美元）都算作資本流出，資本、金融賬戶總的說來還是順差。這樣，中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常賬戶和資本、金融賬戶同時順差的情況，而其中資本、金融賬戶的順差是主要的。
資本、金融賬戶順差主要來源于外資流入。而如前文所述，外資流入又得益于“出口導向戰略”的實施。為了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中國政府制定了諸多優惠措施以吸引外資流入。如，政府往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高于國有企業的政策性利益。其中最為普遍提到的優惠措施是稅收待遇。外商投資企業可享受免稅政策，稅收水平總體上低于國有企業。另外，外商投資企業在辦公、生產設備的進口上還享受減免關稅的好處。同其它吸收FDI的國家相比，中國的稅收政策更加自由化，這導致了中國FDI流入量的高水平（Dean，1988）。因此，從本質上來看，政府“出口導向戰略”內含著大規模的引資沖動，它使中國更加特別偏好外資尤其是FDI。
二、政企關系與FDI需求偏好
在解釋中國為何如此偏好FDI時，李稻葵和梅松（2006）認為，在一個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存在著雙重道德風險，即，政府不相信本地企業，企業也不相信政府。這種雙重道德風險在中國經濟中比比皆是。一方面政府不相信國有企業，擔心國有企業事先亂投資，投資過猛，事后讓政府去收拾殘局，這也就是所謂的國有企業軟約束問題。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不相信政府，害怕政府在事后將自身的一些政策目標強加于企業，比如解決就業，承擔社會責任等。同樣的，政府與民營企業之間也存在著嚴重的雙重道德風險。政府不相信民營企業，害怕企業不盡社會責任，造成工傷事故而逃之天天，或者不按會計規章制度辦事，隱瞞利潤逃避稅收。同時，民營企業對政府也不信任，害怕自己經營成功之后政府會亂收費，亂收稅，亂攤派，甚至旁加一些與企業無關的經濟負擔。這樣的情況就使外資進入成為了可能。據此，李稻葵和梅松認為，吸引FDI是降低雙重道德風險的制度創新。首先，外資企業的進入對于政府道德風險的制約起到了很大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能對外資企業的道德風險產生約束。在這一均衡下，外資企業更愿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政府也歡迎外資企業的進入。
李稻葵和梅松并沒有深刻剖析政府不相信國有、民營企業背后的深層次原因，而正是這些原因進一步導致了中國對FDI的強烈需求偏好。我們認為：政府不相信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由于信息不對稱。委托人（國家）無法有效地監督人（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和管理者）的工作，因此政府不相信一些人能處處為企業利潤最大化目標而工作。中國的一些國有企業處于全面無競爭力和無效率狀態就是一個例證。譬如，1998～2004年，中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占全部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數的平均比例為37%，即有近40%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處于虧損狀態。因為信息不對稱，政府無法有效監管，在資產負債表上，一些國有企業積累了大量的金融損失和大量明示和暗示的短期債務，導致它們不能創造價值，產生的利潤很低或者為負。國有企業具有重要的資產價值基礎和較差的盈利能力，說明了國有企業是潛在的收購目標（黃亞生，2005）。在國有企業購并的競標中，出于對其他性質企業的不信任，政府有效地排除了中國私人企業的參與，而只允許外資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并且，外資企業的參與通常被認為是引進了外資，于是國有企業便成了跨國公司完美的收購對象。其實，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FDI就開始著手為收購國有企業的運營資產提供資金了，外資并購占利用FDI總額的5%～6%。政府不相信民營企業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出于認識上的偏差，存在著對民營企業所有權的歧視。中國民營企業在注冊審批、行業進入、融資和法律保護等方面所受到的排擠和限制遠遠大于國有和集體企業。盡管從1997年起，國家鼓勵和支持民營、私營經濟發展，但過去對他們的種種歧視難以在短期內消除，這使得民營企業同國有企業相比，無法享有事實上的平等競爭機會，尤其體現在民營企業融資難及行業進入限制上。民營企業有擴張自己生產能力的商業才干和能力，但他們苦于缺乏資金和受行業限制而無法實現這一目標，因此，當進入20世紀90年代，FDI在中國急速增加時，民營企業發現，外國企業能夠為自己的發展提供資本，而且這種資本引進又恰恰是政府鼓勵的，于是，：FDI不僅受到政府的偏好，同時也受到民營企業的歡迎。由此可看出，這種民營企業于國內融資上的邊緣化和受行業進入限制的情況實際上為FDI提供了有效的進入路徑。這就解釋了為什么FDI會進入一些中國已領先了數個世紀的行業。傳統的手工業、家具制造、服裝和勞動力密集型的輕工產品，這些民營企業的據點，企業家為了獲得發展資本除了訴諸于代價最高的資本獲得方法－－將自己對企業的資產控制權給予外國人之外別無它法。
三、地方政府公司化與FDI需求偏好
中國政府利用外資的初衷是彌補國內資金短缺，為此，政府將利用外資提高到了改革開放的高度上加以對待，并制定了一系列引資優惠政策。然而各級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的過程中本著過分追求地方利益和提高領導者業績的目的，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從后臺管理直接走向前臺參與，拋棄了市場經濟中政府只是輔調節經濟的角色，干預經濟的行政色彩極其濃厚，追求行政效益甚于追求市場效益，將利用外資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政績指標加以對待，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引資。地方政府這種角色負擔實際就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現象。
地方政府公司化，是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有見地的概括（張鳴，2007）。改革以來，中國的現代化是地方政府導向的現代化，在社會資源缺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成為拉動現代化的最大動力，這是中國的現實和國情。本應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做守夜人的政府，一躍變成了主角，政府利益跟經濟活動有著直接的相關性，其行為、動機，都具有公司的特征。
在美國學者筆下，中國地方政府的公司化，是一個值得肯定的具有正面價值的特色，它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當然，無可否認，在中國現代化的起步階段，地方政府的公司化，使得政府對經濟發展有了來自自身的沖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的啟動和最初的發展。盡管如此，但如果地方政府沿著這種公司化的軌道再走下去，恐怕對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將會弊多利少，甚至會導致致命的傷害。地方政府公司化，造成了一些問題，如在吸收FDI的問題上，政府格外凸顯其地方主義的“公司”面目。具體表現為，各級地方政府完全不顧本地區經濟發展實際，竟相出臺優惠的引資政策吸引外資，這不僅付出了極高的經濟和社會成本，還造成了盲目引資，催生了畸形的假外資。
與各級地方政府在引進外資上所體現出來的公司化特征關聯的最大問題，是各地具有公司特征的開發區體制。開發區的一個重要公司職能就是招商引資，而招商引資則是借助于政府來實施的。由于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就需要有一個載體來承接和安排投資項目，開發區應運而生。隨著開發區數量逐年增加，由此產生的對外資的巨大需求偏好也就不奇怪了。而且，具有公司特征的開發區體制，比較適應外資數量擴張為主的要求，但不適應有選擇地、比較自覺地吸收外資項目的要求（裴長洪，2005）。
四、中央和地方政府間關系與FDI需求偏好
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利益結構作為一種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表現出高度的整體性：中央政府憑借指令性計劃來確定利益分配，地方政府的局部利益只能服從于中央政府的整體利益。這種建立在政府萬能理論基礎上的傳統模式是一種以供給為導向而不是以需求為導向的低效率的制度安排，致使社會利益資源極大浪費。
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不同，市場經濟體制以市場需求配置社會利益資源。地方政府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獨立的利益主體，成為全國利益總格局中一枚舉足輕重的棋子，在促進地方利益與全社會總體利益的增長中發揮積極的主導作用。從1980年起，中央政府不僅賦予地方以更大的財權與事權，而且地方政府還獲得了諸多原屬中央政府的經濟管理事權，如基本建設計劃審批權、物價管理權、利用外資審批權、外貿及外匯管理權等等，一些原由中央部委管轄的企業也下放給地方政府管理。除此之外，中央還授予少數地方政府、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中心城市等一定的“經濟特權”。
中央政府通過“放權讓利”，使得地方政府獲得了相應范圍內的自主決定權和自我利益，在此范圍內，地方政府的“自利”就決定了它的行為。由于地方政府通過“放權讓利”獲得了利用外資審批權，在GDP業績指標驅動下，各地方政府競相以稅收、土地與貸款等優惠措施吸引FDI，而這種FDI需求偏好是由中央對地方政府的經濟分權程度所決定的。
五、地方政府“至上而下的標尺競爭”與FDI需求偏好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經濟上的分權讓利還不足以構成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全部激勵。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一些文獻更多地開始關注發展中國家分權的特殊經歷，尤其是中國特殊的政治激勵（王永欽等，2007）。中國政治體制有兩個顯著的特征，即以GDP為主的政績考核機制（Li－anZhou，2005）和政治集權（王永欽等，2007）。中國的經濟分權伴隨著政治集權，晉升激勵使得地方政府官員有非常強的（政治）動力促進地方經濟快速發展（周黎安，2004）。Tsui和Wang（2004）認為中國自治性不強的財政分權和垂直控制的行政管理體制提供了區域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分權和政治集權對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影響渠道是政府之間的標尺競爭。文獻通常所說的標尺競爭對應于對下負責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對于地方政府行為的信息，普通民眾和中央政府都處于信息弱勢，但選民會參考其他地方政府的行為評價自己所在地區的政府行為。地方官員知道其選民會以其他地方為標尺，便會效仿其他地方的相關政策來發展本地經濟（BesleyandCase，1995；Baicker，2005）。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標尺競爭，同級政府之間的相互監督和學習能夠提高政府部門的運作效率，節約行政管理成本，防止濫用權力（Ma－inez－VazquezandMcNab，2003）。而中國政治體制的特點不同，地方政府主要不是對下負責，而是對上負責，在政治集權和政績考核機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僅要保證GDP的高增長（否則在政績考核中被一票否決），還要根據GDP等指標排名，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績，追求有競爭力的GDP增長率，從而形成了一種基于上級政府評價的“自上而下的標尺競爭”（張晏，2005）。而在中央政府諸多的外資優惠措施下，各地方政府又有巨大的外資審批權，于是，吸引外資便成了一個非常容易實現的GDP業績指標，各地方政府便想法設法甚至不惜成本來吸引外資。
六、地方政府間的相互競爭與FDI需求偏好
中國地方政府都有追求一種“進口替代戰略”方式的傾向，這一戰略同7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采取的戰略相似，它對FDI的影響也完全一樣（黃亞生，1999）。盡管世界貿易組織（WTO）竭力倡導貿易自由主義，成員國的平均關稅水平不斷降低，各種非關稅措施也在逐步減少，但是世界貿易還是被各種隱含的或明確的關稅、非關稅措施所限制，各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貿易保護主義。在這種情況下，到貿易對象國進行投資以規避其各種關稅、非關稅措施被認為是進入對方市場的一種明智選擇，它能夠獲得比貿易高的收益，這將誘導那些在貿易保護之下的投資類型進入市場。不僅如此，同國內股權資本相比，國外股權資本還具有充分的流動性。
1我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意義
現代經濟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進出口需求3個要素,通?？捎霉奖硎緸镚NP=C+I+(X-M)。外商直接投資加大了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我國國內總投資的一部分,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從而實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力推進。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廣泛影響表現在,他通過對生產活動的介入,實現了工業總產值及稅收收入的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勞動就業機會的創造。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2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新格局
2.1跨國購并成為主導形式
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大規模的跨國購并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并對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產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流動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以強化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國際購并異?；钴S、迭起。跨國購并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
世界購并活動不僅在數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購并規模上也創造新高。但是大規模的企業購并活動,將近90%都在歐美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如2007年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規模達到近2萬億美元。由于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將發生相應變化,從而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形式。
2.2服務領域投資比重顯著提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跨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行業,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回避貿易壁壘進入當地市場。但是,近幾年內,服務業的跨國投資呈快速增長勢頭,占投資總額比重已經達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為:①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各國的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險、電信、商業流通等服務業的跨國購并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力量,傳統制造業的購并主要借助于股權交易和資產重組的形式,對服務貿易的依賴程度顯著增強;③信息技術革命和新經濟導致與信息服務有關的技術開發和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引發了電信服務、金融保險服務和商業流通的革命,服務業的跨國資產重組與技術交易趨于活躍。服務業跨國投資的比重上升的傾向,不僅在發達國家之間,而且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表現明顯。
2.3國際引資競爭進一步加劇
亞洲各國從1998年開始大幅度的調整了本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如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放寬外商投資領域和項目審批權限;擴大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開放債券、股票和短期資金市場,鼓勵外商兼并國內企業;簡化審批程序,完善服務體系等。正是由于上述這些積極的措施,以及亞洲各國經濟的逐步復蘇,貨幣貶值后價格、成本等比較優勢得到了迅速釋放?？傮w上看,發展中國家為了爭取從國際資本流動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額,在結構調整和適應資本流動政策與制度調整方面采取積極措施,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3進一步引進外商投資的政策建議
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的巨大帶動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資是否能以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與該國能否制定恰當的外商投資政策,并適時加以調整有著很大關系。我國將繼續堅持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項長期的發展戰略。為此,結合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可能變化,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以下幾點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
我們必須堅持把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作為利用外商投資戰略的重點。根據實際需要出發,我國應該做到進一步修改貿易與投資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關稅貿易壁壘、對外國投資的內耗比例和外匯平衡規定,對國內采購的優先原則等;建立和完善與國內市場開放以及貿易投資活動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如利率、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外經貿行業協調體制、市場規范管理、金融服務體系、中介組織、信息與咨詢機構、法律援助和貿易保險制度;充分利用多邊框架下能夠享有的制度與政策自主安排空間,構筑有效的產業保護和經濟安全體系。通過這方面的制度調整將有利于改善投資環境、規范市場行為,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2創新引資方式
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和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而方式創新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同樣如此,引資制度與方式的多樣化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份額的重要手段。面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方式已經進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形成制約作用,有必要從創新入手,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間。
首先,創新需要從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開始。目前的緊迫課題是逐步減少服務貿易領域的準入限制,有步驟的開放金融、保險、電信、外貿、商業、旅游以及會計、法律服務等行業。允許在這些領域根據我國有關規定設立中外合資、合作或外商獨資企業,并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其次,觀念更新是制度與方式創新的基礎和內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觀念更新的必要性。
3.3配合結構調整戰略
隨著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推進,我國貿易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受到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于國內以信息技術產業為先導產業機構高度化發展以及高科技領域外商投資的帶動,機電等高科技產品的競爭力將繼續提高,并成為出口增長的增長點,從而將明顯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以紡織品為代表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又會大量增加,并帶動相關產業的擴張,從而將會重新提升傳統產業的比重,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充分發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結構調整戰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體制環境,營造適合于高科技創業型企業發展和外商投資的政策、市場空間;②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知識水平,提升勞動要素與高技術產業資本的結合能力,激發傳統產業對高新技術裝備的市場需求;③在多邊規則允許的限度內,對不同商品和產業實行有所區別的貿易和外商投資政策,對有利于結構升級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資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和扶持;④完善企業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鼓勵更多的企業與國外跨國公司進行戰略聯盟和資產結合,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帶動國內產品、技術、勞動力與服務的輸出,促進跨國企業的對華投資;⑤積極引導外商直接投資“西進”,因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造成地區經濟差異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
1張卓元.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撸幢ｋ娏?，保電價，?；貓螅兄Z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梢?，日本在華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一、外商直接投資存在的問題
1.地區結構失衡。外商直接投資集中于東部地區，新批企業數量、合同外資、實際利用外資在總量中所占比重均超過80%；中部和西部所占的比例很低，合同外資和實際利用外資的比例均不超過9%.這說明外商直接投資過于集中在我國東部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直接投資的地區結構明顯失衡。
2.產業結構失衡。外商直接投資高度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投資于其他產業的比重較低。截至2000年底，外商直接投資于第二產業的項目數量、合同外資金額所占的比重分別為73%、60.87%，外商直接投資于第三產業的項目數量、合同外資金額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4.15%、37.31%，外商直接投資于第一產業的項目數量、合同外資金額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85%、1.82%.這說明，外商投資的產業結構并未得到優化，對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沒有起到重要作用。
3.存在重復引進現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我國以合資方式引進的外資中，屬于硬件技術的成套設備進口占了絕大部分，技術許可和技術咨詢服務等軟件技術引進的合同數量及金額較少，中方企業對外方存在技術依賴。
4.部分外商投資企業有偷逃避稅問題。一些外商投資企業存在避稅問題，其最常見的避稅方式是轉讓定價，手法主要有：在企業建立初期，對進口成套設備高定價，可多提折舊盡早收回投資，若是合資企業，又可增加其在合資企業中所占份額，以后可多分利潤；企業投入運營后，高價從境外關聯企業購買原材料和半成品，再將生產出來的產品以低價銷售給境外關聯公司，然后由境外關聯公司將產品以正常價格銷售給無關聯企業，獲取高額利潤。當國外所得稅稅率低于我國時，上述轉讓定價的運用使跨國企業整體稅負降低。在合資企業中，還存在著逆向避稅的現象，即境外稅負高于我國時，合資企業仍向境外轉移利潤，這樣做的原因在于外商可獨占轉移出去的利潤，而不用與中方合資者按比例分配。外商投資企業還存在濫用稅收優惠的問題，它們通常實施“金蟬脫殼”之計，即在享受完優惠后，將原企業資金撤走，再在異地投資另成立一家外商投資企業，重新享受優惠。有的外商投資企業存在偷稅問題。
二、原因分析
1.未能正確認識稅收優惠在吸引外資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政府高估稅收優惠的作用，以為稅收優惠越多，吸引外資越多，在中央統一規定的優惠之外亂開口子。這樣做的危害是：（1）破壞了稅法的嚴肅性，給外商留下一種投資環境不好的印象。他們認為，地方政府現在越權減稅，將來有可能越權增稅，嚇跑了一部分欲來投資的外商。（2）各地方政府在稅收優惠上惡性競爭，造成地區間的不均衡。（3）造成我國稅收流失。
2.稅收優惠政策有不妥之處。（1）地區優惠明顯。在優先發展東部的政策指導下，針對東部地區設計了很多稅收優惠。比如在東部沿海地區劃出部分區域為經濟特區，規定凡在經濟特區內投資開辦的外商投資企業，不論投資于什么行業，均減按1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計算納稅。（2）產業優惠不明顯。我國稅法規定，如外商投資于生產性企業，自獲利年度起，可享受“免二減三”的待遇，但未對生產性企業再作進一步的區分。即使其投資于一般制造業，仍可享受此項優惠。很顯然，有些不該享受優惠的行業也享受了優惠。另一方面，有些行業優惠不足，比如我國對投資于能源、交通的外資企業給予“免五減五”的企業所得稅優惠，但由于這些行業所需資金多，投資回收期長，優惠對外商缺乏吸引力。從實際執行效果看，這些行業吸引外資的效果不理想。（3）稅收優惠方式太過初級、簡單。稅收優惠方式有多種，如減免稅、投資抵扣、提取投資準備金、加速折舊、虧損結轉等，但我國所選用的僅有減免稅、虧損結轉等形式。
3.稅收政策欠透明。當前我國稅收執法過程中依據的有法律、暫行條例、實施細則，這些資料納稅人都能通過一定的途徑得到。但除此以外，還有大量的通知、答復、說明，這些資料僅在稅務機關內部運轉，納稅人不易得到。故外商在生產經營過程中不了解具體稅法規定，感到很不適應，在執行中無所適從。
4.反避稅措施不完善。我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中的反避稅條款規定，企業與關聯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應當按照獨立企業之間的業務往來收取或支付價款。對于不按獨立企業業務往來收取或交付價款、費用而減少其應納稅所得額的，稅務機關有權進行調整。比如在商品交易價格方面，稅務機關可按下列順序所確定的方法進行調整：（1）按照獨立企業之間進行相同或類似業務活動的價格進行調整。（2）按照再銷售給無關聯關系的第三者價格所應取得的利潤水平進行調整。（3）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費用和利潤的方法進行調整。（4）在不能使用上述方法的情況下，可以采用其他合理的方法進行調整，例如限定最低限度利潤率的方法等。稅法中規定“按下列順序所確定的方法進行調整”，意即進行價格調整時必須依次采用這些方法，而不能任意采用。這給有的企業以可乘之機，其往往采用下面的手法避稅：A以轉讓定價（低于市場價格）的方式將貨物銷售給關聯企業B，B再以較低價格將該貨物的一小部分銷售給無關聯企業C.我國稅務機關在調整轉讓定價時，如果不能采用第一種方法，即沒有“獨立企業間相同或類似業務活動的價格”可供比照的話，必須按第二種方法進行調整，于是B銷售給C的價格成了調整時的依據。由于B銷售給C時故意定低價格，這樣就使得按其應實現利潤水平調整后仍達不到公開市場價格水平。而B僅將一小部分貨物銷售給C，故關聯企業所獲利益足以彌補其低價銷售給無關聯企業C所造成的損失。結果是我國稅收流失，利益受損。如果沒有“按下列順序”的規定，稅務機關運用第三種方法，即“成本加合理的費用和利潤”的方法進行調整的話，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
三、有效利用外資應采取的對策
1.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我國已經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并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政策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2000年與1999年相比，在全國吸收外資總量中，西部地區所占比重有所下降，新設立企業數、合同外資金額、實際使用外資金額所占比重依次降低了0.53、1.87、0.01個百分點。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2.正確認識稅收優惠對吸引外資的作用。經合組織于2001年初以調查問卷的形式對在華外資企業進行調查，當問及“在中國投資的主要優勢”時，結果如下：（1）回答“低生產成本”的，占答卷企業總數的50%.（2）回答“中國的市場大及潛在市場”的，占38.75%.（3）回答“良好的中外合作關系，同樣的文化背景”的，占17.5%.（4）回答“鼓勵外商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的，占16.25%.（5）回答“中國有優秀的管理和技術力量”的，占11.25%.（6）回答“當地政府的支持”的，占10%.（7）回答“穩定的經濟環境”的，占2.5%.可見，外商選擇我國投資最看中的是我國成本低、市場大的優勢，稅收優惠僅是諸多影響因素中的一個，排在第4位。故此，我們對稅收優惠的作用要有清醒的認識，在執行中各地要嚴格按中央政府的規定執行，不可擅自出臺稅收優惠政策。
3.重新設計我國的稅收優惠政策。（1）借鑒APEC的做法，突出行業優惠。APEC國家大多數實行有選擇的稅收優惠，選擇的條件有所不同。如印尼實行的是區別不同行業給予減免稅，規定在國家指定的行業投資新建的外資企業可免稅10年，如這些企業建在特定的地區還可以增加2年免稅。新加坡規定，對外資企業符合政府經濟發展需要的，其固定資本支出經批準可給子50%的投資抵扣。今后我國需大力發展的行業有農業、水利、能源、交通、通訊等。在稅制設計時，應在WTO規則允許的范圍內，給予這些行業以更多的稅收優惠；而對于一般制造業，與國內企業一視同仁即可。（2）采取靈活多樣的稅收優惠形式。我國的稅收優惠方式屬直接優惠。但當國外稅率高于我國或國外不予饒讓抵免時，稅收優惠被外國政府得到，外資企業并未得到，達不到吸引外資的目的。今后可考慮增加間接優惠，以更好地實現預期目標。
4.打擊騙取出口退稅行為，嚴懲偷稅。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我國發生了多起較為嚴重的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出口退稅案，涉稅金額數十億元，嚴重影響了國內市場經濟秩序，影響了外商投資的積極性。今后要繼續嚴厲打擊騙取出口退稅行為，為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創造一個良好的市場秩序。在日常稅收工作中，應加強稅收征管，建立聯席制，對發現的內外資企業的偷稅行為嚴格依照稅法處理，使之能夠公平競爭。
5.積極進行反避稅工作，防止稅收流失。（1）在調整轉讓定價時取消“按下列順序”進行調整的規定，使稅務機關能根據具體情況運用合適的方法進行調整。（2）對關聯企業間商譽、商標的定價作出具體規定，反避稅過程中可考慮要求關聯企業提供境外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驗證報告。（3）提高征管水平，運用網絡技術，掌握動態價格信息，并實現與其他國家的稅收情報交換。
6.做到稅法公開透明。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特征，對征納雙方均有約束力。這就要求稅法公開透明，使納稅人充分知曉。應將外商投資企業適用的稅收法規匯編成冊，發放到企業，便于外資企業遵照執行。
參考文獻：
1我國經濟增長的戰略意義
現代經濟理論認為,一國的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進出口需求3個要素,通常可用公式表示為GNP=C+I+(X-M)。外商直接投資加大了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構成我國國內總投資的一部分,增加了社會有效需求,從而實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有力推進。外商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廣泛影響表現在,他通過對生產活動的介入,實現了工業總產值及稅收收入的增長、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勞動就業機會的創造。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證明,外商直接投資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長期快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之一。
2我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面臨的新格局
2.1跨國購并成為主導形式
歐美等發達國家之間大規模的跨國購并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形式,并對流入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產生了分流的作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際資本流動發生了很大變化。在經濟日益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以強化市場地位、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優化資源配置為目的的國際購并異常活躍、迭起?？鐕彶⒁殉蔀槿蛑苯油顿Y的主要形式。
世界購并活動不僅在數量上有大幅度增加,而且在購并規模上也創造新高。但是大規模的企業購并活動,將近90%都在歐美發達國家之間進行。如2007年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規模達到近2萬億美元。由于發達國家之間的跨國購并已成為全球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將發生相應變化,從而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形式。
2.2服務領域投資比重顯著提高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跨國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傳統的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行業,其主要目的是利用當地勞動力和資源等生產要素,回避貿易壁壘進入當地市場。但是,近幾年內,服務業的跨國投資呈快速增長勢頭,占投資總額比重已經達到一半以上。其主要原因為:①隨著經濟的全球化浪潮的推進,各國的服務貿易領域對外開放的步伐加速;②金融、保險、電信、商業流通等服務業的跨國購并成為跨國投資的主要力量,傳統制造業的購并主要借助于股權交易和資產重組的形式,對服務貿易的依賴程度顯著增強;③信息技術革命和新經濟導致與信息服務有關的技術開發和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引發了電信服務、金融保險服務和商業流通的革命,服務業的跨國資產重組與技術交易趨于活躍。服務業跨國投資的比重上升的傾向,不僅在發達國家之間,而且在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也表現明顯。
2.3國際引資競爭進一步加劇
亞洲各國從1998年開始大幅度的調整了本國吸引國外直接投資的政策,鼓勵外國直接投資。如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放寬外商投資領域和項目審批權限;擴大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開放債券、股票和短期資金市場,鼓勵外商兼并國內企業;簡化審批程序,完善服務體系等。正是由于上述這些積極的措施,以及亞洲各國經濟的逐步復蘇,貨幣貶值后價格、成本等比較優勢得到了迅速釋放?？傮w上看,發展中國家為了爭取從國際資本流動之中分享更多的份額,在結構調整和適應資本流動政策與制度調整方面采取積極措施,相互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
3進一步引進外商投資的政策建議
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和持續發展,離不開外商直接投資的巨大帶動作用。但是,外商直接投資是否能以及能夠在多大程度上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增長,與該國能否制定恰當的外商投資政策,并適時加以調整有著很大關系。我國將繼續堅持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政策,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作為一項長期的發展戰略。為此,結合國際國內經濟形勢的可能變化,我們應當充分認識到以下幾點的重要性:
3.1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
我們必須堅持把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和投資環境作為利用外商投資戰略的重點。根據實際需要出發,我國應該做到進一步修改貿易與投資制度和政策,如取消非關稅貿易壁壘、對外國投資的內耗比例和外匯平衡規定,對國內采購的優先原則等;建立和完善與國內市場開放以及貿易投資活動市場化進程相適應的宏觀調控體系,如利率、匯率制度的市場化改革,外經貿行業協調體制、市場規范管理、金融服務體系、中介組織、信息與咨詢機構、法律援助和貿易保險制度;充分利用多邊框架下能夠享有的制度與政策自主安排空間,構筑有效的產業保護和經濟安全體系。通過這方面的制度調整將有利于改善投資環境、規范市場行為,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長期發展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3.2創新引資方式
國際經驗表明,制度創新是技術創新和跨越式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而方式創新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內容。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領域同樣如此,引資制度與方式的多樣化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從國際資本市場分享更多份額的重要手段。面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新趨勢和日趨激烈的引資競爭,傳統的制度方式已經進一步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質量形成制約作用,有必要從創新入手,為外商直接投資流入提供更多的空間。
首先,創新需要從擴大對外開放的領域開始。目前的緊迫課題是逐步減少服務貿易領域的準入限制,有步驟的開放金融、保險、電信、外貿、商業、旅游以及會計、法律服務等行業。允許在這些領域根據我國有關規定設立中外合資、合作或外商獨資企業,并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制度。其次,觀念更新是制度與方式創新的基礎和內容之一,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很多方面都存在觀念更新的必要性。3.3配合結構調整戰略
隨著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推進,我國貿易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將受到正反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于國內以信息技術產業為先導產業機構高度化發展以及高科技領域外商投資的帶動,機電等高科技產品的競爭力將繼續提高,并成為出口增長的增長點,從而將明顯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而另一方面由于比較優勢的作用,以紡織品為代表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又會大量增加,并帶動相關產業的擴張,從而將會重新提升傳統產業的比重,與經濟結構調整的長期目標相左。
因此,有效的解決方法是充分發揮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對結構調整戰略的配合作用:①改善體制環境,營造適合于高科技創業型企業發展和外商投資的政策、市場空間;②通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改造傳統產業,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和知識水平,提升勞動要素與高技術產業資本的結合能力,激發傳統產業對高新技術裝備的市場需求;③在多邊規則允許的限度內,對不同商品和產業實行有所區別的貿易和外商投資政策,對有利于結構升級的商品出口和外商投資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和扶持;④完善企業走出去的制度和政策環境,鼓勵更多的企業與國外跨國公司進行戰略聯盟和資產結合,直接進入國際市場,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和資源配置,帶動國內產品、技術、勞動力與服務的輸出,促進跨國企業的對華投資;⑤積極引導外商直接投資“西進”,因為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差距造成地區經濟差異重要影響因素之一。
參考文獻
1張卓元.中國改革開放經驗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管理出版社,2000
2011年，我國實際利用的FDI達到606.3億美元，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10 000億美元，而2005年進出口總額則達到14 221.2億美元。這些數據表明，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吸收的FDI及對外貿易額增長迅速，對外經濟交流和合作進一步深化。同時，外商投資和對外貿易都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外資額和外貿額這兩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顯得很有必要。 二、我國利用外資的總體趨勢 10多年來，我國所吸引的FDI一直保持了增長的態勢。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資額大幅度下降的2001、2002年，中國的FDI流入分別比上年增長了11.5%和12.6%。
2003年，在全球FDI總流量與上年基本持平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達到了新高，為535.05億美元，超過了美國的400億美元，繼2002年后再次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利用外資保持了持續增長的趨勢，2005年批準外商投資企業44 001家，同比增長0.77%，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略有下降，為603.25億美元，同比下降0.5%。而2006年1—3月份，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8 909家，同比下降4.26%;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2.46億美元，同比增長6.40%。而2000年的第一季度，我國實際使用的FDI只有71.4億美元，截止到2003年該數據已經上升到130.86億美元。
三、我國利用FDI的主要特征
(一)來源比較集中
自我國開始吸收 外資以來，100多個國家在中國投資，但FDI在世界各國或地區的分布相對比較集中。2003年、2011年度位居對華投資前五位的國家或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日本、韓國、美國，中國香港、維爾京群島、韓國、日本、美國。 2005年，我國主要貿易伙伴的排序發生了變化，出現了6個超千億美元的貿易伙伴。歐盟連續兩年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2 173億美元，增長22.6%。美國上升為第二位，雙邊貿易達2 116億美元，增長24.8%。日本長期以來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而2011年降為第二位，2005年降為第三位，當年雙邊貿易額1 844.5億美元，增長9.9%。其余依次是香港特區，韓國和東盟。特別是我國與韓國的貿易首次超千億美元，其中，進口增長23.4%，我國對韓貿易逆差超過300億美元。在與東盟貿易中，進口增長很快，其已成為我國第三大進口來源地。這和我國引進的FDI的國家或地區分布是相一致的。
(二)主要集中在制造業
FDI主要集中在制造業，這是因為制造業FDI的流入和東道國對外貿易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互動關系(張紅霞等，2005)。但由表3可知，2005年制造業FDI的流入雖然仍占有絕對優勢，但比2011年已經有所減少。而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及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FDI流入卻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長。說明FDI流入的產品結構也在發生著變化。 同時，通過比較外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進出口的產品構成發現，外資企業資本品的進口平均高于國內的10%~15%。也就是說，外資企業的進口主要是資本品，而不是以原材料為主的中間品，能夠形成未來的生產能力。
(三)FDI的地區分布
2003年以前絕大部分的FDI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表2所示： 2002年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全國累計實際吸收外資總量的比重分別為86.6%、9.5%、3.8%。這種分布于2003年有所改變，中部和西部所占比重比2002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中部為61.4%，而東部則下降為30.5%。由于西部大開發的推動，FDI從東部地區轉移到中西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地區分布。中西部地區許多省區如河南、甘肅、青海、寧夏的進出口總額在較低的基數上實現了較快增長，尤其是進口增長比較明顯。而外貿大省如廣東、上海、北京等地的出口卻大幅下降。
四、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對外貿易相關性的實證研究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產品的出口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幅15.4%。突出表現在一是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及其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都在不斷增長。二是初級產品出口減少，工業制成品出口增加。三是FDI企業對外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很明顯外國直接投資有利于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衡量外資對我國貿易增長作用最直接的方法即檢驗外資企業的貿易表現。
(一)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進出口增長 外資企業1993年出口金額為917.4億美元，2011年為3 386.1億美元，隨之，外資企業出口占中國總出口的比例也從1993年的27.5%增加到2011年的57.1%。2005年全國出口總額達到7 620億美元，其中外企出口額為4 442億美元，占總出口額的58.3%。數據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在我國總的進出口額中的比重越來越大，對我國進出口額的貢獻已超過了50%。表3顯示了1985—2005年外資企業在我國的貿易業績。如表3所示，按貿易總額計算，外商投資企業貿易總額從1985年的23.6億美元迅速增長到2005年的8 317億美元。
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年 中國統計年鑒，并經計算整體所得。 表3中數據表明，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額對全國企業進出口額的貢獻率在不斷上升。實證分析證明了FDI在我國商品對外貿易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進出口產品的結構 1.FDI與初級產品進出口占全國進出口比的相關性 1980年，初級產品進出口額160.7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42.15%。其中，初級產品出口91.14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1980年初級產品進口69.59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35%。1989年之后，初級產品的進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的出口額占當年出口總額的比重下降至29%，同時進口的初級產品占進口總額的比例也有所降低，為20%。截止到2011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出口總額達到1 578.16億美元，比上年增加了502.41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例為13.67%，比2003年增加了1個百分點。其中，初級產品出口405.49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7%，和1980年相比出口的初級產品有了大幅度的減少。同年進口的初級產品為1 172.67億美元，比2003年增加了445.04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也從2003年的18%上升至21%。 選取1989—2011年的數據，通過SPSS軟件的相關性分析，得到如下結果：FDI與TPCR(即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高度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904(見表3)。表明我國吸收的FDI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我國初級產品的對外貿易。這也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對初級產品的進出口需求下降，特別是初級產品的出口處于迅速減少的趨勢。
2.FDI對工業制成品的凈出口貢獻率 1980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220.63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7.85%。其中，出口90.05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50%，進口130.58億美元，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65%。2011年工業制成品進出口額已經增加到9 967.39億美元，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為86.33%，較2003年下降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5 527.77億美元，同比增長27.02%，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為93%，較上年增長1個百分點，進口4 439.62億美元，同比23.42%，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為79%，較上年下降3個百分點。2005年，我國進口初級產品1 477億美元，增長26%，占進口總值的19.4%，增勢回落了1.5個百分點。其中，鐵礦砂進口2.8億噸，增長32.9%;原油進口1.3億噸，增長3.3%;原木和鋸材進口增長9.3%;大豆進口2 659萬噸，增長31.4%。
1990年以來，我國的貿易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初級產品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處于下降的趨勢，與其相反，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額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處于不斷上升的趨勢。其中不論是初級產品還是工業制成品，其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與其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同方向變動，而進口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初級產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上升，工業制成品進口占進口總額的比重緩慢下降。 用SPSS軟件包對1989年以來FDI與TIFPR(即工業制成品進出口占進出口總額的比重)的相關性進行分析，得到如表4所示的結果?？梢?，FDI和TIFPR高度正相關，相關系數為0.905。得出結論：FDI對我國工業制成品的進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三)我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合理規模 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形式是直接投資，而證券投資在全球資本跨境流動中占有較大的比重，發達國家主要以證券投資為利用外資的形式。確切地說，我國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之一，但不是利用外資最多的國家。
衡量一個國家利用FDI的多少以及合理規模，不僅要看絕對數量，還要看相對規模。因為，僅僅從絕對規模評價，規模偏小的國家永遠無法與大國相提并論。雖然我國吸引FDI從絕對金額來說非?？捎^，但如果用GDP矯正后，我國吸引的FDI相對于其經濟規模而言，并非特別突出。外國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比較 客觀反映了一個國家的對外依存度和開放度。1985年FDI占我國GDP的比重僅為0.64%，1991達到1.08%，之后一直處于增長的趨勢，到1994年達到最高為6.22%，1995年以來，該比值不斷縮減，到2011年為3.67%，可見我國對外依存度不斷增長的結論并不是我國對外貿易的真實反映。圖1反映了1985年以來，用FDI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表示的我國對外依存度的趨勢。 圖1 歷年FDI對我國GDP的貢獻 五、結論 通過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對外進出口增長以及進出口產品結構等的實證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一是FDI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著巨大的推動作用，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占全國的比重不斷增大。
二是FDI增強了我國產品出口競爭能力，改善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 出口貿易結構由初級產品升級為工業制成品，產業結構有所升級，從而提升了我國的貿易結構，而貿易結構的變化又會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產生重要的作用，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跟隨國際市場的變化而變化。當出口貿易結構又以初級產品為主升級為以工業制成品為主時，必將極大地鼓勵工業制成品部門的生產，促進其參與國際競爭，加快對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技術改造。中西部地區可以利用FDI開展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制造業為主、而東部地區則要以利用FDI開展一般貿易方式的高新技術產品制造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生產及貿易活動，這樣不僅有利于不同地區發揮自身比較優勢，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而且也避免了地區間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上的惡性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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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并購是引進外資的重要形式。所謂并購是企業合并與收購的總稱,企業并購最先在英美國家實踐和提出，它泛指以取得企業的財產權和經營權為目的的合并、股票買入和經營權控制等活動。在我國，外資并購指的是外國投資者購買境內非外商投資企業股東的股權或認購境內公司增資，使該境內公司變更設立為外商投資企業，或者外國投資者設立外商投資企業，并通過該企業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且運營該資產，或外國投資者協議購買境內企業資產，并以該資產投資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運營該資產。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外資進入中國的方式有了重大改變，那就是與中國的知名品牌企業合資。外資的進入雖然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科學的管理方法，但外資進入中國時所采取的所謂商標戰略給中國企業帶來的品牌損失和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威脅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
一、外資并購中商標價值評估狀況
商標是商品的生產者、經營者或者服務的提供者為了表明自己、區別他人在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務上使用的可視性標志，即由文字、圖形、字母、數字、三維標志和顏色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組合所構成的標志。外資企業愿意并購中方企業，更多看重的是中方企業的商標價值，因為對于現代企業而言，商標已經不僅僅是一個企業產品的標識，更多意義上是代表一個企業產品的質量、企業文化和在所屬行業中的影響力，更多的是在標識一個企業的商譽。特別是馳名商標的價值更是不容小覷。在外資并購中必須要對商標價值進行評估，以便交易雙方明晰商標價值，尤其是讓被并購企業清楚知道自身商標的價值。然而由于商標評估存在種種問題，以至于中方企業的商標的價值被低估甚至不作價拱手讓與合資企業。如1994年，“金雞”品牌的持有人——天津日化四廠，為了引進外資，與美國莎莉集團所屬奇偉日化公司合資組建了中美合資奇偉日用化學（天津）有限公司，當時金雞鞋油已占據中國鞋油市場的半壁江山，而合資時金雞品牌卻只折價1000萬元。又如廣州餅干廠與香港一家公司合資時，將其在50年代注冊并享有盛譽的“嶺南”商標無償轉讓給合資企業使用，這都造成了中方的巨大損失。
二、商標評估存在的主要問題
外資并購的前提和難點是清產核資、界定產權和評估資產。科學準確評估商標的價值，合法公正地處置商標，有利于在并購過程中維護雙方企業的利益，推動和保障外資并購的順利實現。目前在商標價值評估中出現的突出問題表現在：
（一）缺乏有關商標評估的法律
國家工商管理局曾在1995年頒布《企業商標管理若干規定》，該規定明確規定企業轉讓商標或以商標權投資，應當委托商標評估機構進行商標評估。接著1996年又頒布了《商標評估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但該辦法只對商標評估機構的條件、業務范圍及評估原則和法律責任等方面做了規定，而對商標價值的構成、評估的具體方法等商標評估的實質內容為予明確，操作性不強。然而這兩個規章在2001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被廢止。目前我國沒有一部關于商標評估的法律法規。
（二）評估機構不規范
商標等指知識產權的評估技術含量高、程序要求嚴格，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相應的知識和技能。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對資產評估機構的設置把關不嚴，對從業人員缺乏嚴格的培訓與考核，常常出現評估結果與實際狀況差距極大的問題。
（三）評估方法不科學
按照國際慣例，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方法有三種，即成本法、市場法和收益法。評估對象和評估目的不同，評估方法也不同。有些單位卻是不分對象和目的，只用一種方法或用錯了方法。由于缺乏科學的評估方法，導致在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的評估中，標準不統一，高估低估現象嚴重。
（四）不重視對商標權等知識產權的評估
有的中國企業在重視引進外資和國外先進技術的同時，卻忽略了通過自己長期經營形成的商標等知識產權，在評估時將這一部分資產價值低估甚至沒有將這一部分資產作價，造成商標流失。尤其是造成馳名商標、著名商標流失時，其損失更為巨大。
三、完善外資并購中商標評估
（一）加強商標評估理論的研究
商標評估是按照一定的估價標準，采用適當的評估方法，通過分析各種因素的影響，計算確定商標資產在某一評估基準日時現時價值的工作。商標價值構成比較復雜，受許多因素的影響，具有較大不確定性。比如，商標的設計、注冊、廣告宣傳等費用，商標的使用期限、侵權狀況、法律保護程度，商標的顯著性以及商標帶來的市場占有率、企業知名度和信譽，商標資產依附于有形資產發揮的作用，包括所使用產品所處的不同生命周期階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與行業發展前景，企業管理人員素質和管理水平等。④加之我國開展商標評估的時間較短，積累經驗還不夠。為了促進并實現商標評估的科學化和規范化，應當在借鑒國外商標評估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企業商標價值的現狀和具體實際，加強理論研究，探索影響商標價值的定性因素及定量計算方式，逐步發展一套更加科學合理和規則的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以及技術規則，通過有關政策法規的頒布與實施，建立科學合理的商標價值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
（二）完善商標評估的相關法律法規
針對當前商標評估無法可依的狀況，應加強商標評估立法，制定商標評估的統一法律規范，詳細規定商標評估的形式、時間、表現、機構及工作人員，建立和完善商標價值評估制度。
1．關于商標評估標準和方法。在商標評估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建立科學的商標評估標準和評估方法，并通過法律法規將其確定下來。
2．關于商標等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的法律責任。國家工商管理局曾于1996年頒布了《商標評估機構管理暫行辦法》，該辦法規定“玩忽職守，使評估結果嚴重失實的，所在地省級工商行政管理局或者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除依據有關法律、法規處理外，視其情節予以警告，處以違法所得額三倍以下的罰款，但最高不超過三萬元，沒有違法所得的，處以一萬元以下的罰款?！睂嶋H上讓商標評估機構在對商標價值評估失實時僅承擔警告、罰款的法律責任并不能起到處罰作用，也不能有效遏止此類事件的頻繁發生，并且該規章在2001年被廢止。雖然隨后國家出臺了《資產評估準則——基本準則》和《資產評估職業道德準則——基本準則》，但是這兩個規范性法律文件并沒有規定評估機構承擔的法律責任。目前我國沒有相關法律對商標等知識產權評估機構應承擔的責任做出任何規定。由于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對我國商標評估價值失實幾乎不承擔任何責任，如經濟責任、道德責任、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尤其是法律責任，導致背離商標實際價值的評估現象屢見不鮮。針對這一情況，在商標評估立法時要明確評估機構和評估人員的法律責任。
3．關于外資并購時的商標價值評估。外資并購涉及外方企業，與企業并購時雙方都是中方企業不同，外資并購時企業商標等無形資產被低估甚至是沒有估價，會造成商標流失，造成損失，尤其是造成馳名商標、著名商標流失時損失更大。因此法律要對外資并購時商標等知識產權的評估做出嚴格的規定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
（三）強化企業商標保護意識，重視自身商標價值評估
對外投資是指資本突破國家界限在國外的投資,按照投資主體是否擁有對投資企業的實際管理權,可以把對外投資分為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與對外間接投資(FPI)。前者指投資者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購買外國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價證券的投資,以及中長期國際信貸。本文所指直接投資是指外商在華注冊登記的三資企業,而把股票投資和對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資作為外商間接投資。
學術上關于FDI的論著主要集中在解釋成因和討論影響兩個方面。早期的FDI理論主要從微觀或宏觀層面出發,重在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形成的原因。微觀層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競爭基礎上的壟斷優勢理論,雷蒙德·維農(1966)建立在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產品周期理論,巴克萊和卡遜(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礎之上的內部化理論,以及約翰·鄧寧(1977)建立在產業組織理論和國際貿易理論基礎上的折衷理論(OLI);宏觀層面如日本小島清(1978)的比較優勢理論。近期研究則主要集中在宏觀(即國家層面)上,主要討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的影響(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影響),以及提出政策建議,多為實證研究。
FPI的理論主要是證券投資理論,大都從微觀層面即從投資者層面論述如何規避風險,提高投資效益,如上世紀50年代馬柯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60年代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羅斯的“資本資產套價理論(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開始有宏觀即國家層面的論述。如有學者(于永達,2000)在分析FPI發展趨勢的基礎上提出“中國及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發展中國家應力主FPI的健康發育、有序流動及相關法規的嚴密健全,趨利避弊?！币灿腥?馬全軍1996)考查FPI對東道國的影響。
關于國際投資的文獻盡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從直接投資的角度,要么從間接投資的角度去論述,而對于FDI與FPI二者關系角度去論述的則鮮有也。本文擬就FDI與FPI的互補性作一論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議。
一、FDI與FPI的互補性
1.從其作用來看,FDI和FPI各有所長,具有互補性。FDI對東道國的正面作用一般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引進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引進先進技術(即技術溢出效應);借鑒先進的管理經驗;提高勞動生產率,帶動產業發展(主要是通過競爭及企業間的縱向或橫向聯系來帶動;提高東道國的國際競爭力。其負面的影響是外商直接投資往往會背離東道國的產業及戰略規劃。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華實際直接投資數據看,外商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趨勢,其中制造業接近70%,而且大都投資在勞動密集型和資金密集型產業。而對國家扶持的第一產業,則不到2%,對大力發展的第三產業,則僅占22%多一點,且呈下降趨勢,從投資地域來說,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中,2001年和2002年東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廣東)外商直接投資份額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資份額分別為3.09%和2.69%?？梢娡馍掏顿Y也不考慮中國的西部大開發戰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還容易造成壟斷及技術依賴性等缺點。
FPI包含對外借款和證券投資,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國外資金,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其優點是資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國家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戰略的實施。其缺點是造成一定的債務負擔,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國內資金高,對國際收支平衡也有較大的影響。后者的發展則不僅有利于利用外資,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國的證券市場和公司治理制度,促進經濟增長如Summers(2000)認為,證券市場的對外開放有助于降低資本成本、增加投資和提高產出。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證券市場若開放不當,又會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國金融危機。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進。FDI對FPI的促進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設施,客觀上刺激東道國對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東道國的競爭力,促進東道國制度的不完善和與國際接軌的程度,使外商投資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國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籌集大量的資金,這從實質上來說增加了國間接投資的流量。而FPI對FDI的拉動作用則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資國籌集大量資金,改善本國的投資環境(如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等),提高吸引FDI的競爭力。
二、對利用外資的政策建議
1.政府要加深對國際投資的認識,轉變觀念。國際投資既有積極的作用,也有消極的作用,許多政府官員只看到其積極作用的一面,而忽視其消極作用的一面,認為吸引外資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資的數量當作自己的政績來看待。政府應該從根本上轉變觀念,首先必須認識到引進外資只是我們發展的經濟的一種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資的引進必須有利于中國經濟的發展,有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有利于民族工業的發展和科學技術創新。同樣,對政府官員吸引外資的考核也應該以此為標準,重在引資質量,而不是單純地看其引資數量。
2.吸引FDI與FPI并舉,重點在吸引直接投資。FDI和FPI二者各有優點,也各有缺點,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補性,因此,應該把二者結合起來使用。一方面,西部大開發戰略提高基礎設施,需要大量的資金,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也需要巨額資金,另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充足,目前的負債率并不高,有較大的引資空間。因此,可吸收FPI來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
3.轉變引資措施,從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向改善投資環境轉移。我國利用外資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對外資實行稅賦減免等優惠措施來吸引外資的,使外資稅賦很低。而中國內資企業所得稅率為33%,稅賦極不平等。這造成了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的不公平競爭,使本來就弱小的國內企業在競爭上處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時也剌激了假外資的盛行,這實質上和引進外資的根本目標(發展中國經濟的一種手段)是背道而馳的。一國吸引外資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資環境,包括基礎設施、人力資源、政策法規、經濟運行狀況和社會及政治狀況等軟硬環境。我國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并不強,我國作為亞洲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東道國,主要是由于地緣、文化、和民族關系,即許多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于華人。據統計,截至2003年底,我國實際利用港澳臺華商直接投資份額占52.7%;合同金額占全國的52.7%。從地域來看,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主要在亞洲,而在亞洲的投資來源中,中國港澳臺地區在大陸的投資占較大比重。而港澳臺的投資中,近一半投資在廣東和福建兩省,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兩個省與港澳臺有較近的地緣及文化習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歡在廣東投資,而臺商則更愿意在福建投資),而并非僅僅因為優惠政策。
4.由對外資優惠轉向對產業、地域優惠,并對某些行業的外資進行必要的限制,以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保護民族工業的發展。由于對外資的稅賦優惠,給予外資的超國民待遇使國內企業處于不平等的競爭地位,同時也刺激了假外資的盛行。另一方面,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民族工業的發展。因此,應把對外資的優惠轉移到對產業、對地區的優惠,給予內外資同等待遇,把引資的優惠政策同國家的產業政策和宏觀發展戰略聯系起來,真正達到利用外資增強國力,發展本國經濟的目的。同時,對有關國家安全的產業,也禁止外資的涉入,如航空、通訊、軍事等。對民族工業沖擊應適當限制,對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術含量、或者本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產業要限制。
參考文獻:
[1]于永達:國際間接投資超前發展論析[J].世界經濟,2000(6),pp57
二、文獻回顧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A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诤透Ｖ莸戎槿浅鞘械耐恋爻杀驹谌珖旁谇傲?。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