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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政復議制度是指上級稅務機關通過受理稅務行政復議案件,對下級稅務機關具體執法行為和納稅人履行稅收義務情況進行審查監督的一種行政監督救濟制度。稅務行政復議制度自推行以來,歷經數年,其重要性與功能自無需言說,但其制度缺陷卻也逐漸地顯露出來。
一、對征稅行為復議不合理的限制
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88條的規定，“納稅人、扣繳義務人、納稅擔保人同稅務機關在納稅上發生爭議時，必須先依照稅務機關的納稅決定繳納或者解繳稅款及滯納金或者提供相應的擔保，然后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對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辈粌H規定了復議前置，而且對復議前置附加了先行納稅或提供相應擔保的條件，近似苛刻。對先行納稅這一附加條件，學者們看法各異。持贊成觀點者認為，目前稅制不太完善，征稅爭議比較普遍，加之征管力量不足，征管手段弱化，為了保證稅款及時足額入庫，防止納稅人借口申請復議而故意拖欠稅款，在復議前要求納稅人繳清稅款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立法上也正是采用了此觀點。持反對觀點者認為，在復議前附加限制條件，不僅不符合行政復議的便民原則，而且有可能因此剝奪納稅人申請法律救濟的權利。從上述條款，很容易推導出以下符合邏輯的結論：如果納稅人無錢或不足以交付全部有爭議的稅款，那么他不僅不具備提起稅收行政復議的資格，而且同時徹底喪失了提起稅收訴訟的權利。
二、對抽象行政行為申請審查操作的困難
《行政復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行政監督救濟制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特別是關于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行為，對于加強和完善我國行政救濟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從專業性的稅收行政復議來看，實踐中存在很大的困難與障礙：法律限制了對抽象行政行為申請審查的范圍，只能是“一定范圍”抽象行政行為進行“附帶性審查”；稅收規章（包含涉稅規章）與“規定”的界限不明。在實踐中兩者的區分標準主要是形式上的，如規章須制定機關全體會議或常務會議討論通過，經行政首長簽署，規章須報國務院備案等。而對于兩者在實質上的區別，如內容上的規定權限、效力層次等，即使是在實踐中也很難區分；納稅人缺乏獲取規范性文件有效途徑；稅務行政部門態度消極。
三、缺乏中立性的復議機構設置
我國在行政復議中，實行“條條管轄”，即對稅務機關具體行行為不服申請的復議，由上一級稅務機關管轄?！皸l條管轄”，即對稅務機關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申請的復議，由上一級稅務機關管轄?！皸l條管轄”雖然有利于克服地方保護主義，能夠解決行政復議對專業性和技術性要求較高的問題，但卻存在與生俱來，不可避免的缺陷：“條條框框”不便民，經濟成本過高；由于異地審理的緣故，申請人參與復議審查活動的可能性極小，使得復議工作難以具有公開性，進而影響其公正性；許多基層稅務復議案件中的具體行政行為在做出之前，已向上級事先請示、溝通過，是按上級意志“遵旨行事”。此時，稅務行政復議的“層次監督”功能難以實現；“條條管轄”易受部門利益左右。凡此種種，成為稅收行政復議受案少、監督功能不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建議和主張
（一）廢止先行納稅或提供相應擔保的規定
現行立法規定納稅爭議前必須先行納稅或提供相應擔保，主要目的在于避免當事人拖欠稅款，確保國家財政收入。但是，換位思考，稅務機關享有充分的強制執行權，且行政救濟不停止具體行政行為的執行，如果稅務管理相對人不繳稅款，稅務機關完全可以通過行使強制執行權來實現稅款征收的目的。以限制訴權的方式來保障國家稅款及時、足額入庫，有悖行政救濟的初衷。相反，倒是稅務機關在此規定，是極有意義的。
（二）增加對抽象行政行為申請審查的可操作性
《行政復議法》對抽象行政行為申請審查的規定只是初步的，不夠完整和具體。如若增加其可操作性，必須將稅務行政規章納入審查申請范圍，通過稅務行政復議的機制來解決稅務規章監督乏力的問題；允許稅務管理相對人單獨對抽象稅務行政行為申請審查，而不是僅僅拘泥于“附帶性”的限制；建立抽象稅務行政行為公開制度。
（三）改革稅務行政復議機構
從我國現狀來看，對于稅務行政復議機構的設置面臨三種選擇：第一種是稅務行政復議機構設在政府法制機構內或者與政府法制機構合署辦公，即所謂的“塊塊管轄”；第二種是稅務行政復議機構設在稅務機關內部，即“條條管轄”；第三種是設置一個獨立于稅務部門之外的專職稅務復議機構。上述三種選擇各有自己的合理性與現實性；第一種選擇有一些優勢，例如有專門的機構和人員負責，地位較超脫，執法水平也較高，便于申請人就近申請。我國現行的行政復議制度采用了第二種模式，法治機構的行政性使得其對復議案件的審理難以具有超脫性、中立性，復議結果難以保證公正；第三種選擇實際上是一種理想模式，具有獨立性與超脫性，能夠保證復議案件的公正審理，但由于它需要層層設立機構，增加人員與經費，在目前稅務行政案件的公正審理，但由于它需要層層設立機構，增加人員與經費，在目前稅務行政案件不多的情況下，推行的條件還不成熟。比較上述三種觀點，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目前可行的辦法是對我國稅務行政復議委員會予以改革，由一定比例的各方專家出任委員，實行合議制度。稅務行政復議是稅務機關實現自身監督的一個重要途徑,以糾正行政違法和不當為主要目的,是依法治稅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從樹立正當程序觀念;注重提高法制意識,確保高度自律;完善復議責任到位措施;強化外部監督,保持復議渠道暢通,公開復議過程;自覺接受司法監督等五方面改進行政復議工作。
參考文獻：
土地增值稅是對有償轉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筑物和其他附著物產權并取得增值性收入的單位和個人所征收的一種稅。在房地產開發企業的稅負構成中，土地增值稅占有較大比重，對企業的利潤影響較大，是房地產開發企業的主要稅種之～，因而對其進行籌劃是十分必要的。土地增值稅是以轉讓房地產取得的增值額為征稅對象，采用扣除法和評估法計算增值額，實行四級超率累進稅率計算征收。
計算公式為：土地增值稅稅額=增值額×適用稅率一扣除項目金額×速算扣除系數。其中：①增值額是納稅人轉讓房地產的收入減除稅法規定的扣除項目金額后的余額。②四級超率累進稅率是以增值額占扣除項目金額的比例確定的。最低稅率為30％，最高稅率為60％，其稅收負擔高于企業所得稅。例如增值額不超過扣除項目金額50％的部分，稅率為3O％等等。
由于超率累進稅率的特點是，增值率越高的部分適用稅率就越高。為了避免高稅負，企業必須千方百計地降低增值額，從而降低增值率，避免適用高稅率。現從以下幾個方面闡述清算的具體方法。
l理解土地增值稅自行清算和要求清算的界定
(1)納稅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應自行進行土地增值稅的清算：①房地產開發項目全部竣工、完成銷售的；②整體轉讓未竣工決算房地產開發項目的；③直接轉讓土地使用權的。
(2)對符合以下條件之一的，主管稅務機關可要求納稅人進行土地增值稅清算：①已竣工驗收的房地產開發項目，已轉讓的房地產建筑面積占整個項目可售建筑面積的比例在85％以上，或該比例雖未超過85％，但剩余的可售建筑面積已經出租或自用的；②取得銷售(預售)許可證滿三年仍未銷售完畢的；③納稅人申請注銷稅務登記但未辦理土地增值稅清算手續的；④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稅務機關規定的其他情況。
對前款所列第③項情形，應在辦理注銷登記前進行土地增值稅清算。
2正確確定清算計稅單位
房地產開發企業在進行土地增值稅清算時，應以國家有關部門審批、備案的項目為單位進行清算：對于分期開發的項目，應以分期項目為單位清算；對不同類型房地產應分別計算增值額、增值率，繳納土地增值稅。對分期開發項目或者同時開發多個項目的，應按不同期間和不同項目合理歸集有關收入、成本、費用。
3認真審核銷售收入的真實性
企業應根據銷售發票、銷售合同(含房管部門網上備案登記資料)、商品房銷售(預售)許可證、房產銷售分戶明細表及其他有關資料，制定銷售明細表：對銷售面積與項目可售面積的數據差異進行核實：對銷售合同所載商品房面積與有關部門實際測量面積不一致，而發生補、退房款的收入調整情況進行核對；對銷售價格進行評估時，審核其真實性。
4認真審核計稅的扣除項目
(1)根據《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增值稅清算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發(2006)187號]第四條第一款規定：“扣除取得土地使用權所支付的金額、房地產開發成本、費用及與轉讓房地產有關稅金，須提供合法有效憑證；不能提供合法有效憑證的，不予扣除”。①土地征用及拆遷補償費。指為取得土地開發使用權(或開發權)而發生的各項費用，包括土地征用費、耕地占用稅、契稅、勞動力安置費及有關地上、地下附著物拆遷補償的凈支出、安置動遷用房支出等。合法有效憑證為：土地規費專用收據、行政事業單位票據、轉讓無形資產發票、稅票、服務業發票、協議、建筑安裝發票、非經營性收入專用發票等。②前期工程費。指項目開發前期發生的水文地質勘察、測繪、規劃、設計、可行性研究、籌建、場地通平等前期費用。合法有效憑證為：服務業發票、行政事業單位票據、建筑安裝發票等。③建筑安裝工程費。指開發項目開發過程中發生的各項建筑安裝費用。
主要包括開發項目建筑工程費和開發項目安裝工程費等。合法有效憑證為：除購門窗和電梯可以提供工商業發票外，監理費應提供服務業發票、其他必須提供建筑安裝發票。
④基礎設施建設費。指開發項目在開發過程中所發生的各項基礎設施支出，主要包括開發項目內道路、供水、供電、供氣、排污、排洪、通訊、照明等社區管網工程費和環境衛生、園林綠化等園林環境工程費。合法有效憑證為：非應稅行為的提供行政事業單位票據、其他必須提供建筑安裝發票。⑤公共配套設施費：指開發項目內發生的、獨立的、非營利性的，且產權屬于全體業主的，或無償贈與地方政府、政府公用事業單位的公共配套設施支出。合法有效憑證為：電動門、智能化系統、信報箱、路燈設施、健身運動設施等可以提供工商業發票，非應稅行為的提供行政事業單位票據、其他必須提供建筑安裝發票。⑥開發間接費。指企業為直接組織和管理開發項目所發生的，且不能將其歸屬于特定成本對象的成本費用性支出。主要包括管理人員工資、職工福利費、折舊費、修理費、辦公費、水電費、勞動保護費、工程管理費、周轉房攤銷以及項目營銷設施建造費等。合法有效憑證為：提供工商業發票、建筑安裝發票、工資表、非應稅行為的提供行政事業單位票據。⑦與轉讓房地產有關的稅金。指在轉讓房地產時繳納的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等，必須以各種完稅(費)憑證為依據。
(2)在審核扣除項目過程中，應注意的事項：①計算扣除項目金額時，其實際發生的支出應當取得但未取得合法憑據的不得扣除。②扣除項目金額中所歸集的各項成本和費用，必須是實際發生的。如拆遷補償費不一定需要取得稅務發票，但強調是否實際發生，尤其是支付給個人的拆遷補償款、拆遷(回遷)合同和簽收花名冊或簽收憑證是否一一對應。③扣除項目金額應當準確地在各扣除項目中分別歸集，不得混淆。這就要求正確區分開發成本與開發費用，稅務機關決不允許將開發費用計入開發成本中的前期工程費、基礎設施費和開發問接費用等。④扣除項目金額中所歸集的各項成本和費用必須是在清算項目開發中直接發生的或應當分攤的。⑤納稅人分期開發項目或者同時開發多個項目的，或者同一項目中建造不同類型房地產的，應按照受益對象，采用合理的分配方法，分攤共同的成本費用。特別是建筑安裝發票應該在項目所在地稅務機關開具。⑥將利息支出從房地產開發成本中調整至開發費用。土地增值稅法規定，利息費用要單獨計算，不計入開發成本，更不得計入加計扣除基數。⑦對同一類事項，應當采取相同的會計政策或處理方法。會計核算與稅務處理規定不一致的，以稅務處理規定為準。
(3)扣除項目金額分攤方法：①成本受讓、分期分批開發的成本費用分攤。企業成片受讓土地使用權后，分期分批開發、轉讓房地產的，其扣除項目金額的確定，可按轉讓土地使用權的面積占總面積的比例計算分攤，或按建筑面積計算分攤，也可按稅務機關確認的其他方式計算分攤。②多個房地產項目共同的成本費用分攤。屬于多個房地產項目共同的成本費用，應按清算項目可售建筑面積占多個項目可售總建筑面積的比例或其他合理的方法，計算確定清算項目的扣除金額。③同一個項目多種產品共同的成本費用分攤。對企業既建造住宅又從事其他房地產開發的，統一按其各占總建筑面積的比例，分別計算扣除項目金額。
1.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發售發票中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向不合格的納稅人或其他人發售發票的行為是否是本罪主體，能否成立本罪關于這一主體構罪問題，理論上有不同見解。有人認為，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無論基于何種動機和目的，非法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達到法定標準均應以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罰。同一觀點者認為，本罪的主體，具體來說，可以分為合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者，非法擁有增值稅專用發票者以及負責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稅務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三種。又有人認為本條所說的“非法出售”行為人，既包括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故意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出售的行為，也包括其他任何人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又有人把本罪主體具體分類為四類人或單位：一是有權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稅務機關或其工作人員；二是合法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單位或個人；三是非法取得發票的單位或個人；四是以其他方式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單位或個人。而持歧義見解的學者認為，在實踐中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主要是指無權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單位或者個人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
筆者以為，構成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主體原則上包括有權出售的單位主體及其工作人員，也包括無權出售主體的單位或自然人，即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應包括在其中。但是，在具體構罪中，這種犯罪主體未必均在非法發售增值稅發票活動中均成立本罪。因為在我國刑法規范的稅收犯罪中，除了一般規定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非法出售增值稅發票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外，還特別對稅務機關人員另行設置了稅收職務犯罪，即刑法第405條規定的徇私舞弊罪。這一規定屬于稅收職務犯罪的特別法，因此，在刑法第207條與405條競合的情況下，必然優先于普通法，故非法出售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未必均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而是要注意刑法是否對某種特殊身份主體作了單獨定罪的規定。上述第一種觀點把本罪的主體所應構成的犯罪絕對化是錯誤的。上述第一種觀點把稅務機關濫用職權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不拘任何動機和目的，均一律認為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看法，是把稅收犯罪職務主體的履行發售發票行為的構罪絕對化，是不顧立法的實際規范的一種錯誤認識傾向。而第二至第四種觀點雖然不像第一種觀點那樣把稅收職務犯罪主體的非法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絕對地定為本罪，但是，其把稅務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非法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也認定為成立本罪，即把稅務工作人員亦視為本罪的犯罪主體，這是欠妥的。而上述第五種觀點把有權出售的稅務機關排除在本罪的主體之外也是不妥的。首先，即第五種觀點看，其把稅務機關摒棄于本罪主體之外，則稅務機關為自身利益或地方利益而非法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完全不受到刑法的管制，是不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從近幾年來發生的上百億元的重大稅案看，無一不是由稅務機關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進行的。如果不是稅務機關的濫用職權行為，上百億、數百億的國家稅收損失就不可能如此頻頻出現。因為我國有關法律法規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發售是有嚴格規定的，作為職能機關應依照該類發票的管理規定，合法發售發票，以有效地發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功能。有的稅務機關由于受地方保護主義的惡習作怪，隨意降低發票領購資格，任意濫售發票，造成極大危害。如“金華稅案”中的金華縣國稅局，為了引稅，獲取地方非法利益，對增值稅專用發票領購的一般納稅人，不經審查，實行“先上車，后買票”的作法，放寬一般納稅人的認定條件，使得增值稅專用發票領購泛濫成災。“南宮稅案”和2001年發生的更大的“潮陽稅案”更是一個個濫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這些行為均出自有權出售發票的國家稅務機關，如果不對這些濫用職權的機關追究非法出售發票的責任，則不能有效地制止這類犯罪的發生，故稅務機關在此種情況下應成為本罪的主體。
也許有人會以為，將國家稅務機關作為犯罪主體缺乏法律依據。筆者以為，刑法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备鶕@一規定，國家機關可以成為犯罪主體，只要有法律規定其實施的行為為單位犯罪，則任意國家機關成為單位犯罪主體是不為怪。既然刑法分則已規定單位犯罪刑法第207條之罪的，就以罪治之，那么，稅務機關實施了上述行為就可以無條件地承擔刑事責任。值得注意的是，任意一個稅務局的犯罪行為代表的只是稅務機關的一小部分，代表不了國家稅務機關整體形象，因此，不存在不可追究的問題。實踐中國家檢察機關可以成為單位受賄罪的主體，為什么稅務機關不可以成為稅收犯罪的主體呢因此，所謂稅務機關作為單位犯罪主體缺乏法律依據的擔心是多余的。
然而，稅務機關能否適用特別法定罪處罰呢﹖即適用刑法第405條之“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定罪處罰呢﹖按照第五種觀點持有者的主張是應加以適用的。該論者認為，刑法第405條所指的“辦理發售發票工作”顯然包括而且可以說主要是指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向不符合領購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單位或個人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有部分是錯誤的。因為該法條所指的辦理發售發票工作是由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來修飾的，而不是由稅務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修飾的，因此，本條規定的只是稅收職務自然人主體的非法出售發票行為，不包括單位主體。故如果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由有權出售的稅務機關所為的，則只能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而不能適用特別法的規定以徇私舞弊出售發票罪定罪處罰。關于這一點，我們再考察稅收瀆職罪的本質就可以得到印證。瀆職罪是國家機關公務人員的專有職務犯罪，其管制的是公務人員職務的廉潔性和忠實性，是對嚴重不負責任，褻瀆國家機關尊嚴和威信的行為的懲治，國家機關本身不能成為瀆職罪的主體，故單位犯罪行為，即稅務機關實施徇私舞發售發票的行為只能由個別種類犯罪來加以規范，刑法第405條是無法管制的。同理，稅務機關作為稅收濫用職權罪的主體也是不能成立的。故稅務機關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給國家稅收造成重大損失的，也只能以本罪定罪科刑。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規定，在辦理發售發票工作中隨意向不合格增值稅發票領購主體發售發票就必然以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定罪處罰呢﹖筆者以為，回答應當是否定的。既然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在辦理發售發票中，可以成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主體，也可以成為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的主體，那么，我們在適用刑法懲治這一發售發票工作中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行為時，就要注意考慮其行為符合哪一個犯罪的主觀特征，如果行為人故意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發售發票的行為是基于徇私舞弊的主觀動機的，則行為人的發售增值稅發票的行為，應成立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如果行為人故意發售發票的行為動機是基于對自己工作的不滿意，或者對稅務機關領導的不滿而為的，則行為也直接適用個別法的規定，成立濫用職權罪或者玩忽職守罪。另外，如果出售行為人是與領購非法人相串通而發售的，則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發票罪的共犯。但是，這種有特殊身份主體的共犯，盡管是實行犯，只要行為的實施是利用了職務之便的，則亦不能與不法發票領購人一起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而是發票領購人隨稅務機關工作人員一起成立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或者應當分別定罪，即稅務機關人員成立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而發票領購人成立非法購買發票罪。關于這種定罪的根據，本文第2個問題將專門論述，此處不贅。
二、共犯的構成爭議問題判辨
1.行為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時明知購買人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用于虛開的，仍然向其出售的行為的定性。
行為人明知他人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而故意非法出售的情況，在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上可能有兩種故意形式。一種是直接故意出售，另一種是間接故意出售。對于這兩種故意心理狀態，是否均認定其成立共同犯罪呢﹖這是需要認真判辨的。
筆者以為，行為人在直接故意狀態下成立片面幫助犯，應認定其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而不成立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理由是：（1）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在主觀上只有一個故意，客觀上只有一個非法出售發票的實行行為，而上述行為人除了具有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外，更重要的還有故意幫助購買人，為其虛開發票的行為提供便利條件的心理狀態。因而，該行為人不僅存在了非法出售發票的故意，而且同時還具備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故意，和客觀上為虛開發票的行為人提供了犯罪的幫助。這符合了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人成立共同犯罪的條件。（2）片面幫助犯作為共同犯罪的構成要件，首先必須是共同犯罪者之間沒有共同的犯罪協議；其次，只限于一個共犯知道另一個共犯者的故意和行為的犯罪性質而協力于該犯罪。而上述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人明知購買人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用于虛開，如果此時行為人對購買人的虛開行為存在希望態度，即希望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能賺到更多的錢，而對其非法出售十分有利，于是，有意便宜出售，暗中幫助購買人，促使其多虛開而多購買，形成惡性循環。但是，這些心理態度卻不為購買人所得悉，不知其有意從中幫助，故行為人的這一行為及其所賴于存在的心理狀態，符合了片面幫助犯的構罪主觀要件。（3）行為人的非法向購買人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并非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只是為虛開發票的行為的提供便利、加速虛開行為完成的幫助行為，不與實行犯共同直接實施犯罪，因而，符合缺乏共同犯罪故意并協力于他人的犯罪的片面幫助犯的客觀特征。
理論上有人不承認“片面共犯”的存在，并對承認片面共犯者的主張視為“客觀歸罪”。我們認為，否認“片面共犯”是不符合客觀實際的。否認片面共犯理論，則很難把片面幫助犯與犯罪聯系起來，也很難得出片面幫助者構成犯罪的結論。
對于持第二種心理狀態的人，即明知他人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用于虛開，但對此放任不管，仍然非法將增值稅發票出售的，是否成立片面幫助犯﹖筆者以為，成立共同犯罪一般是希望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發生，只有十分特殊的情況下，才可由放任危害結果發生的間接故意構成。因為這種情況在司法實踐中是很少見的，它們不過是共同犯罪的特殊情況，故司法實踐一般不認為放任形式的故意罪過成立片面幫助犯。但是，值得強調的是，這里對間接故意不成立片面共犯只是一般的，不排除特殊情況下由這種故意罪過成立共同犯罪的情形。刑法理論上對故意罪過形式不同不成立共犯的情況的認識，只是對故意和過失的不同罪過性質而言，同一罪過形式，僅是意志因素的些許差異，不是排斥共犯成立的必要條件。有的論者認為，從主觀方面看，出售人對危害結果持放任態度，是間接故意；購買人對犯罪結果持希望態度，是直接故意，兩種不同的罪過形式是不能認定為共同犯罪的。我們認為，這種認識是對刑法理論關于共同犯罪的誤解。因為構成幫助犯，從主觀上看，希望或放任實行犯所實施的犯罪結果發生，均是成立的。幫助犯與實行犯之間有無互相的意思聯絡，并非成立幫助犯的必要條件，只要幫助犯與實行犯有共同的故意罪過，即使是故意的內容有差別，也無礙于共同犯罪的成立。
當然，在這里，肯定間接故意可以成立共同犯罪，并不是說承認了行為人明知購買人購買增值稅專用發票是用于虛開而仍然將增值稅發票非法向其出售的行為成立片面幫助犯，而只是特殊構罪情況而言的。因為司法實踐中犯罪的情況是比較復雜的，如果不從實際出發，統統把明知實行犯要實施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仍然向其出售增值稅發票的行為認定成立片面共犯，就有可能濫用片面幫助犯的理論，隨意擴大了片面幫助犯的范圍，使得一些本來不符合片面幫助犯的行為，以片面幫助犯對待，這于司法實踐是有害無益的?；谶@一認識，筆者認為，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人明知他人購買增值稅發票是用于虛開，仍然向其出售，放任其危害稅收發票管理的結果發生的行為，不宜以成立片面幫助犯而認定其構成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同犯罪，只能以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定罪處罰。
2稅務機關工作人員與不法增值稅專用發票領購人共謀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的罪質判辨
稅務機關工作人員與外部不法分子共謀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的情況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與不法人串通以了售牟利為目的而故意違反法律規定為不合格主體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另一種是為幫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有人認為，上述兩種情況的行為人應以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論處。筆者以為，這種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筆者對此觀點持有人認為其行為成立共犯關系是不反對的。但是，對這種共犯關系主張按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論處卻持異議。首先，上述兩種行為不管是以出售牟利為目的而非法發售增值稅專用發票也好，還是幫助他人也好，行為人在主觀心理態度上均是徇私的。因為上述兩種情況行為人以牟利而非法出售發票是為私利的主觀動因，而第二種情況以幫助他人而非法出售則是為私情。根據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中規定，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為徇私情、私利，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不應發售的發票予以發售，致使國家稅收損失累計達1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可見，上述種種行為應按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立案追究刑事責任，因而均符合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的特征。
其次，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不由特殊主體構成。而稅務機關工作人員非法發售發票是利用其職務形成的便利條件進行的，因而是職務主體之犯罪。按照前面的論述，職務主體實施的利用職務的犯罪，成立的應當是職務犯罪，而非其他普通主體所成立的犯罪。因此，稅務機關工作人員與他人勾結出售牟利或以幫助他人為目的而非法出售發票的行為只能成立職務犯罪。在判辨其罪質過程中，我們不能不正視稅務人員正是利用了發售發票的職務便利這一點，而只依其行為的客觀表現手法與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客觀形式的同一性，而忽視其重要差別。特別是由此而得出以非法出售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共犯論處的結論。
再次，在我國刑法中，共同犯罪不必然在同一定罪論處。依一般原理，共同犯罪是應同罪同罰的，但是，居于法律的特別規定，某種由特定主體實施的共同犯罪，只能按身份犯的罪質定罪，而不能按非身份犯的犯罪性質定罪。這一點是有司法解釋所能證實的。如2000年6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過的《關于審理貪污、職務侵占案件如何認定共同犯罪幾個問題的解釋》中明確規定，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勾結，利用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侵吞、竊取、騙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財物的，以貪污罪共犯論處。行為人與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的職務便利，共同將該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的數額較大的，以職務侵占罪共犯論處?？梢?，利用國家工作人員身份而實施的犯罪不能按非國家工作人員的犯罪性質定罪。從上述稅務人員與他人共謀以出售牟利為目的或以幫助他人為目的而非法發售發票的行為看，是利用了稅務人員的發售發票之便利條件，因而，依刑法和司法解釋最多只能以徇私舞弊發售發票罪的共犯論述。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钡淖龇?。一些地方的稅務部門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依法治稅成為我國當前稅收工作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但是，長期以來形成的指令性稅收計劃對稅收行政執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稅收計劃與依法治稅的矛盾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日益完善而日益顯現。如何嚴格堅持和推進依法治稅、如何處理好組織稅收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成為一個值得深人研究、努力實踐的重大課題。
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之間的現實矛盾
(1)“收人中心說”帶來的治稅觀念的誤區。在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下，我國對稅收收人實行計劃管理，強調以組織收人為中心，以稅收計劃任務的完成情況來考核工作績效，在稅務部門形成了“唯收人論英雄、唯收人論成就”的觀念。稅務部門任務觀念很強，將主要精力放在平衡、調劑稅收收人，確保收人計劃完成上，相對而言，法制意識較為淡薄，不太注重自身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
(2)稅收計劃制定的不科學性成為依法治稅的重要障礙。從理論上講，經濟決定稅收，稅收對經濟有調控作用，所以兩者的內在發展趨勢應是一致的。由于經濟的發展呈波浪型的規律，稅收收人計劃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規律來編制，但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編制稅收計劃的主要方法是“以支定收”“基數增長法”，其公式為:稅收計劃二基數x系數+特殊因紊，即每年國家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是以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需支出為基礎，以上年實際完成數為基數，確定一定的增長比例作為當年的稅收計劃任務分配數。這種方法具有明白直觀、簡便易行、連續性強、較為穩定等特點，在一定程度上考慮了各地的客觀經濟狀況，對保證國家財政收人的穩定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這種計劃分配方法的缺陷越來越明顯，主要表現為:第一，基數對計劃的影響程度較大，基數越大，稅收收人任務越重。即上年度完成收人越多，意味著下一年度的收人任務越重，實際上是一種“鞭打快?！钡淖龇āＲ恍┑胤降亩悇詹块T為減輕以后年度的任務壓力.出現了有稅不收等現象。第二，基數與依照稅法有可能取得的稅收收人不完全吻合，不利于公平稅負和宏觀調控。在稅撅充裕的地方容易造成“藏富于民”，在稅撅不足的地方容易助長收“過頭稅”，導致“寅吃卯糧”。第三，系數的人為操作性大，不是建立在對稅源全面、科學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而是通過財政預算反推出來的，可依據性較差，只考慮財政支出的增長需求，而沒有充分考慮經濟總量與結構的變化，從而容易導致稅收什劃的增長偏離實際稅撅、稅收任務崎輕畸重等悄況，會給執行稅收政策帶來一定的負面影晌。
（3)過度強調組織收人導致了對征管質量的忽視。組織收人固然是稅務部門應盡的基本職能之一，但過度強調收人任務導致了稅務部門對征管質量的忽視，有悖依法治稅的原則和規范征管的要求。在個別經濟發達地區，稅撅充足，稅務部門完成當年度稅收收人任務后，放松了對漏征漏管戶的清理，企業欠稅大幅度地增加，壓欠措施不到位，查處案件過程中隨意性較大，甚至個別地方政府常以發展地方經濟為借口，超越權限要求稅務部門特別是地稅部門違法實施稅收減免和制定片面的稅收優惠政策。這種做法一方面助長了企業的欠稅、偷稅的風氣.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的蔓延，加劇了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稅務部門征管水平和征管質量的提高。而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脫離稅源實際，片面迫求政績和地方收人規模的最大化，稅務部門在地方政府和收人計劃的雙重壓力下出現了征“過頭稅”“空轉稅”“以票引稅”等稅收違法現象，有的地方為完成“屠宰稅”“農業稅”等收入任務強行拉牛拉羊、甚至按人頭來計征屠宰稅，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更不用提征管質量的提高和執法水平的規范了。
（1）正確處理好組織收入與依法治稅的關系
依法治稅是組織收人的基礎和保障，組織收人是衡量依法治稅水平和力度的重要結果，依法治稅貫穿于組織收入始終。只有堅持依法治稅才能圓滿地完成收人任務，促進地方經濟發展。要正確處理好組織收人與依法治稅兩者的關系，緩解、解決兩者矛盾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強化稅收法定原則，克服單純追求收人的觀點。在“依法治國”已成為憲法基本原則的今天，應重新對“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進行定位。從理論上講，稅收計劃是由財政機關和稅務部門制定的，是稅務部門內部的工作計劃，不具有強制的約束力，而稅法是由國家的立法機關及最高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的法律約束力，違反稅法就應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孰輕孰重顯而易見。再者，從當前形勢上講，雖說組織收人是稅收的基本職能，卻不是唯一職能，特別是我國加人WTO后，稅收更注重的是體現一種“公平”和“中性”的原則，與國際接軌，“依法治稅”顯得尤為重要。這里的“法”就是“稅法”，“稅法”才是全部稅收工作的依據，而不是“稅收收人計劃”。組織收人應在稅法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做到依法征收、應收盡收、應退盡退。而所謂依法治稅，其內涵就是“應收盡收”，就是按照稅收法律、法規和稅收規范性文件的要求，通過規范的稅收行政執法行為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稅款解繳人庫，實現稅款從納稅人到國家的財產利益轉移，既不能有稅不收，也不能因盲目追求完成稅收收人任務收“過頭稅”。由此可見，“依法治稅”與“稅收收人計劃”兩者的定位是:在遵循依法治稅這一基本原則的前提下來完成稅收收人計劃。
(2)改變現行不盡科學合理的稅收計劃制定方法。稅收與經濟是木與本、水與源的關系，不能脫離經濟去追求稅收增長，更不能超越經濟發展水平侈談什么稅收增長。所以，稅收計劃的制定應逐步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要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以經濟發展狀況為依據，特別是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CDP增長存在著密切的正相關關系，可以考慮運用GDP來編制稅收收人，主要有彈性系數法(稅收彈性系數是指稅收收人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比)和稅收負擔率法(稅收負擔率是指稅收收人占GDP的比重)兩種方法。
(3)改變稅收工作考核辦法。在當前市場經濟體制和新的征管格局形勢下，各級地方政府、上級主管部門對稅務部門工作業績的考核標準應多樣化，稅收收人計劃任務完成情況不應當成為考察和評價稅收工作的唯一標準。能否完成稅收計劃任務主要取決于經濟的發展情況，所以在稅收計劃執行階段，應當將稅收計劃作為預側性、規劃性、指導性計劃，而不是強制性、必須完成的指令性計劃，對稅收工作的評價應該既有量的要求.也要有質的要求。沒有質的量是沒有意義的，應當適當弱化稅收計劃任務的考核，強化依法治稅工作的考核，由稅收計劃的數量考核逐步轉變為稅收征管質量的考核，將重點放在考核稅收管理的有效性上，具體包括稅務登記率、納稅申報率、申報真實率、催報催繳率、稅款人庫率、滯納金加收率、違法行為處罰率、涉稅復議變更撤銷率等指標。衡量稅收工作的優劣，不應單純看收人總童的多少，關鍵是看是否堅持依法治稅，依率計征，縮小應征與實征的差額。
我局緊緊圍繞各階段的財稅中心工作，開展財政法制培訓。重點培訓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浙江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交通安全法〉辦法》、《國務院信防條例》以及財政稅務法律專業知識等，并對《公務員法》、財政稅務法律專業知識學習效果進行了考試考核。通過采取集中輔導與自學相結合、自主宣傳與媒體宣傳相結合，一般學習與典型案件教育相結合、開展普法教育與加強財政執法相結合等，采取集中培訓、以考代訓等形式多層次開展普法宣傳教育，增強了財政干部依法理財、依法治稅的自覺性和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我局干部寫的《淺談賦予地方適當稅收管理權限的重要意義》等多篇論文在《浙江稅務》、《xx財稅與會計》等雜志刊登。xx普法工作經考核驗收被評xx市政府授予先進單位。
二、健全機制，完善制度，規范執法程序
1、成立領導小組，加強對依法行政工作的領導。
為切實加強對依法行政依法理財依法治稅工作的領導，我局及時調整充實了局依法行政依法理財依法治稅工作領導小組，由局長任組長，副局長為副組長，各科室負責人為成員。
為加強依法行政有關重大具體事務的領導，我局還專門成立了貫徹實施《財政違法行為處罰處分條例》、《行政許可法》、《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等重要法律法規的領導小組，以及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領導小組、稅收執法檢查領導小組、ISO9000質量管理體系工作領導小組等，通過成立領導小組進一步加強對依法行政有關各項工作的領導，促進依法行政、依法理財、依法治稅，不斷規范財稅執法行為，提高執法水平。
2、健全規章制度，為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提供制度保障。
我局制定了實施《國務院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的措施和規劃，以及《行政執法責任制實施辦法》、《行政執法錯案責任追究辦法》、《xx縣財政局地方稅務局xx年度工作考核辦法》、《xx縣地方稅局基層單位xx年度工作考核辦法》、《規范性文件制作辦法》等一系列配套制度，為全面推進依法理財依法治稅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時嚴格按照縣政府有關規定開展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實施行政首長出庭應訴制度。
要建立起一個適應信息時代要求，符合“wto”運行規則，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嚴密、規范、高效的稅收管理體系，就必須要淡化稅收收入計劃任務管理，強化稅收管理質量考核，實現信息化支持下的專業化分工、流程化操作、環節化管理，推進依法治稅。本文將就如何改進我國稅收管理工作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完善稅收收入任務管理，逐步建立淡出機制
“wto”運行規則，要求稅收注重體現一種“公平”與“中性”原則，強化依法行政，淡化稅收收人指標考核，正確處理好稅收收入計劃任務與“依法治稅”的關系，可采取以下改進措施：
1．增強稅收收入計劃的科學性。在確保稅收收入計劃任務時，要緊密結合經濟形勢的變化，科學預測稅源，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gdp增長的相關關系，將gdp指標作參考，運用彈性系數法和稅收負擔率法，來科學合理地編制稅收計劃指標。
2．改變現行稅收計劃考核辦法，實現稅收計劃數量考核逐步向稅收征管質量考核的轉變，把是否依法治稅作為一項主要的考核內容。
3．避免稅收任務下達時的層層加碼，國家在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時，應考慮了各種相關因素，應將其指標作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參考性的指導性指標，盡量避免地方政府脫離實際，層層加碼，造成更多的負效應。
二、健全稅收質量考核體系，實行全面質量考核
順應依法治稅和信息時代的要求，現階段必須健全和完善稅收征管質量考核，實行全面質量管理，主要應采取以下幾點措施：
1．增加考核指標，擴大考核范圍，應制定屬于稅務機關職權范圍內，經過主觀努力可以達到的考核指標，如：增設“征管檔案管理合格率”“執法程序規范率”“執法準確率”，變“稅務登記率”為“稅務登記準確率”和“未登記處罰率”，改“申報率”考核為“申報準確率”及“未申報處罰率”考核。
2．簡化考核辦法，細化指標口徑，規范指標臺帳。要對各考核指標的取數口徑進一步細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統一，以體現一致與公平，同時根據各指標的不同，設計統一的標準化考核指標明細臺帳，便于考核時的人為操作，提高考核剛性，考核宜采取日常登記臺帳，季度生成指標，年度上級檢查的辦法。
3．提高各類數據采集與考核指標生成的科技含量，逐步形成信息技術條件下有效的考核指標體系，科學的指標考核辦法，公平的考核激勵機制，制定嚴格的執法責任追究制度，把征管質量考核與目標責任制考核結合起來。
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征管方式改革，實現稅收管理的信息化與社會化
要建立起一個適應信息時代要求，符合“wto”運行規則，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嚴密、規范、高效的稅收管理體系，就必須要淡化稅收收入計劃任務管理，強化稅收管理質量考核，實現信息化支持下的專業化分工、流程化操作、環節化管理，推進依法治稅。本文將就如何改進我國稅收管理工作作一初步的探討：
一、完善稅收收入任務管理，逐步建立淡出機制
“wto”運行規則，要求稅收注重體現一種“公平”與“中性”原則，強化依法行政，淡化稅收收人指標考核，正確處理好稅收收入計劃任務與“依法治稅”的關系，可采取以下改進措施：
1．增強稅收收入計劃的科學性。在確保稅收收入計劃任務時，要緊密結合經濟形勢的變化，科學預測稅源，改變現行的“基數增長法”，以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為原則，根據稅收收入的增長與gdp增長的相關關系，將gdp指標作參考，運用彈性系數法和稅收負擔率法，來科學合理地編制稅收計劃指標。
2．改變現行稅收計劃考核辦法，實現稅收計劃數量考核逐步向稅收征管質量考核的轉變，把是否依法治稅作為一項主要的考核內容。
3．避免稅收任務下達時的層層加碼，國家在下達稅收計劃任務時，應考慮了各種相關因素，應將其指標作為各級地方政府的參考性的指導性指標，盡量避免地方政府脫離實際，層層加碼，造成更多的負效應。
二、健全稅收質量考核體系，實行全面質量考核
順應依法治稅和信息時代的要求，現階段必須健全和完善稅收征管質量考核，實行全面質量管理，主要應采取以下幾點措施：
1．增加考核指標，擴大考核范圍，應制定屬于稅務機關職權范圍內，經過主觀努力可以達到的考核指標，如：增設“征管檔案管理合格率”“執法程序規范率”“執法準確率”，變“稅務登記率”為“稅務登記準確率”和“未登記處罰率”，改“申報率”考核為“申報準確率”及“未申報處罰率”考核。
2．簡化考核辦法，細化指標口徑，規范指標臺帳。要對各考核指標的取數口徑進一步細化，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統一，以體現一致與公平，同時根據各指標的不同，設計統一的標準化考核指標明細臺帳，便于考核時的人為操作，提高考核剛性，考核宜采取日常登記臺帳，季度生成指標，年度上級檢查的辦法。
3．提高各類數據采集與考核指標生成的科技含量，逐步形成信息技術條件下有效的考核指標體系，科學的指標考核辦法，公平的考核激勵機制，制定嚴格的執法責任追究制度，把征管質量考核與目標責任制考核結合起來。
三、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推進征管方式改革，實現稅收管理的信息化與社會化
1 我國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1.1 稅收征管的信息化水平比較低,共享機制未形成,源于稅收信息化基礎工作薄弱新征管模式要求以 計算 機 網絡 為依托,信息化、專業化建設為目標,但由于稅收基礎工作覆蓋面較廣,數據采集在全面性、準確性等方面尚有欠缺,不能滿足稅收征管和稅源監控的需要。
1.2 稅源監控不力,征管失衡
隨著經濟的 發展 和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稅源在分布和來源上的可變性大大增加,稅源失控的問題也就不可避免。目前, 稅源監控不力主要表現在:一是征管機構設置與稅源分布不相稱, 管理職能弱化。由于機構設置不合理,稅源監控職責分工不是十分明確,對稅源產生、變化情況缺乏應有的了解和監控;另外,稅務機關管理缺位的問題仍存在,出現大量漏征漏管戶的現象,因此稅收流失必然存在。二是稅源監控的協調機制尚未形成。在“征、管、查”管理模式下, 由于稅收征、管、查等環節職責不明確或者相互脫節, 以及國稅、地稅之間或稅務機關與其他部門之間缺乏配合、協調而引起稅源失控。三是稅收執法不規范, 稅法的威懾力減弱。稅務機關對查處的稅收違法案件處罰力度不夠, 企業 稅收違法的風險成本低,這是稅源失控的一個重要原因。
1.3 納稅服務意識淡薄,征納關系不和諧
一是沒有樹立起一種“以納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由于工作的出發點不是以納稅人滿意為目標,稅收法規的宣傳不到位,新的稅法政策又沒有及時送達納稅人,因此在征納過程中對納稅人的變化和需求難以做出快速反應。二是在要求納稅人“誠信納稅”的同時,稅務機關“誠信征稅”的信用體系及評價機制也不完善,難以構建和諧的征納關系。
2 完善我國稅收管理的建議
2.1 完善稅收 法律 體系,規范稅收執法,進一步推進依法治稅
2.1.1 建立一個完善的稅法體系,依法治稅
完善的稅法體系是依法治稅的基礎,沒有健全的稅收法律制度,依法治稅也就成為一句空話。為此,我們要加快建立起一個完備的稅收法律體系。一是盡快制定和出臺《稅收基本法》。二是現行稅種的實體法予以法律化。三是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法》。四是設立稅收處罰法。對稅收違法、違章處罰作出統一的法律規定,以規范稅收處罰行為。
2.1.2 規范稅收執法行為,強化稅收執法監督
一是稅務干部要深入學習和掌握稅法及相關法律法規,不斷提高依法治稅、規范行政的意識,要堅持依法征稅,增強執法為民的自覺性。二是認真執行稅收執法檢查規則,深入開展執法檢查。進一步健全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
3 建設統一的稅收征管信息體系,加快稅收征管 現代 化進程
稅收征管軟、硬件的相協發展, 國稅、地稅征管機構之間以及與政府其他管理機關的信息互通是完善稅收征管的必要選擇。
3.1 建設統一的稅收征管信息系統
即統一標準配置的硬件環境和應用軟件、統一的網絡通訊環境、統一的數據庫及其結構,特別是統一的業務需求和統一的應用軟件。第一,加快研制科技含量高的統一稅收征管應用軟件,提高征管效率。第二,建設信息網絡,實行縱橫管理。第三,建立數據處理中心,實施 科學 管理。
3.2 建立稅收征管信息化共享體系
盡快實現信息共享。首先, 建立國稅、地稅部門之間的統一信息平臺,讓納稅信息在稅務機構內部之間實現共享。其次,建立稅務機關與政府其他管理機關的信息聯網。在國稅、地稅系統信息共享的基礎上,有計劃、有步驟地實現與政府有關部門(財政、工商、金庫、銀行等部門) 的信息聯網, 實現信息共享。
4 實施專業化、精細化管理
建立稅收征管新格局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加速稅收征管信息化建設推進征管改革的試點工作方案》中,明確提出在信息化基礎上建立以專業化為主、綜合性為輔的流程化、標準化的分工、聯系和制約的稅收征管新格局。
4.1 建立專業化分工的崗位職責體系
盡快解決“征、管、查”系列人員分布、分工不合理的問題,完善崗位職責體系。在征收、管理、稽查各系列專業職責的基礎上,根據工作流程,依托信息技術,將稅收征管業務流程借助于 計算 機及 網絡 ,通過專門設計的稅收征管軟件對應征管軟件的各個模塊設置相應的崗位,以實現人機對應、人機結合、人事相宜,確保征管業務流和信息流的暢通。
4.2 實施精細化管理
在納稅人納稅意識淡薄, 企業 核算水平不高, 建立自行申報納稅制度條件還不完全具備, 稅收征管信息系統還未形成全國監控網絡, 稅收社會服務體系還不健全的現實情況下,必須依靠嚴密細致的精細化管理,來促進征收,指導稽查,完善新模式,進一步加強稅收征管。
5 規范服務,構建和諧的征納關系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
將“納稅服務”作為稅收征管的一種行政行為,為納稅人服務成為稅務機關的法定義務和責任。稅務機關要全面履行對納稅人的義務,必須確立“以納稅人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強化稅收服務于 經濟 社會 發展 、服務于納稅人的意識。規范納稅服務,構建和諧、誠信的稅收征納關系。
5.1 加大稅法宣傳
稅務機關進行稅收 法律 宣傳,一是注重日常稅法宣傳,利用報刊、電視、廣播等媒體宣傳稅法,并定期召開納稅人座談會。二是規范稅法公告制度,利用典型案例以案釋法。三是充分發揮納稅服務熱線的服務功能,開展“網送稅法”活動,無償為納稅人提供納稅咨詢服務。
5.2 建立征納雙方的誠信信用體系
新的征管模式自2005年成功上線以來，隨著系統數據大集中、管理大集中，給稅收管理的思維方式、工作模式和管理方式帶來了深刻變化和沖擊。這就要求我們構建稅收分析、稅源監控、納稅評估和稅務稽查“四位一體”的稅源管理機制。如何提高信息化條件下的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一直是各級管理部門苦苦思索的問題。本文，筆者將結合實際，就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全面提升征管質量，為我市更好地實現“三超”工作談一些膚淺的看法，作一個拋磚引玉的功效，以作參考。
一、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的意義
（一）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是實施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有效途徑。
稅收網絡化的發展，使原來簡單粗放的稅源管理模式不能適應形勢的發展，要建立科學化、精細化管理的稅源管理模式已刻不容緩。全面實行科學化、精細化管理，是總局總結多年來稅收工作經驗提出的重要管理理念，是科學發展觀在稅收管理工作中的集中體現。所謂“科學化管理”就是要從實際出發，積極探索和掌握稅收征管工作的規律，善于運用現代管理方法和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稅收征管制度體系，按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規范征管工作，提高管理的實效性；所謂“精細化管理”就是要按照精確、細致、深入的要求，明確職責分工、優化業務流程、完善崗責體系、加強協調配合，避免大而化的粗放式管理，抓住稅收征管的薄弱環節，區別不同情況，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抓緊、抓細、抓實，不斷提高管理效能?？茖W化、精細化管理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相輔相成，科學化是實施精細化管理的前提，精細化是在科學化指導下，體現集約管理，注重效益的要求。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就是確保稅收的應收盡收。
（二）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是實現稅收職能作用的根本保證。
財政職能是稅收的基本職能之一。經濟決定稅收，經濟的發展是稅收增收的主要源泉，稅收的規模是財政總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各類經濟實體既是納稅人，也是市場的主體。納稅人稅源的變化，對區域經濟和稅收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們通過從微觀經濟（納稅人）的運行來認識、了解宏觀經濟（財政）的發展趨勢，為開展稅收分析，抓住稅收增長點，把握稅收收入提供客觀依據。從根本上說，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源狀況，進而決定稅收規模，但稅源并不等同于稅收，稅源在很大程度上能轉化為稅收，取決于稅源管理水平的高低。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可有效地把潛在的稅源轉化成稅收，進而更好地實現稅收的財政職能。充分發揮稅收調節經濟和調節分配的作用，為稅收分析提供數據支持，為領導科學決策提供依據。
（三）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是依法治稅的要求。
我們稅務部門的工作宗旨就是堅持聚財為國、執法為民。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將有力地推進依法治稅。公開、公平、公正的執法，能夠促使納稅人之間在同一起跑線上進行公平競爭，增強征納雙方的良性互動，促進納稅人依法納稅意識和能力的提高，更好地把精力投入到和諧創業的偉業中去。在提升稅源管理等各項工作水平的同時，我們要加強征管力度，提高征管質量，在不斷提高為納稅人服務水平與質量的同時，加強對涉稅違法分子的打擊和懲治力度，讓文明與法治兩個車輪平行前進。只有不斷推進依法治稅，全面強化科學管理，確保稅收收入穩定增長，使廣大納稅人有依法納稅的自豪感和迫切感，為支持經濟社會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二、目前稅源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一）稅源管理層次尚待提升。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傳統的稅源管理不適合于信息化條件下的運作。傳統稅源管理是從納稅人申報開始，沒有進行動態的變化，尚停留在數據采集、匯總、建檔等淺層次上，數據錄入不完整、不及時、部分數據之間的邏輯關系不正確等問題時有發生，加上內部分工管理不夠統一和規范，造成了系統數據錄入后無人管的狀況，使得本應協調一致的工作時有脫節。在信息化條件下如何運用納稅人財務數據以及政府部門的綜合數據控制稅源、掌握稅基，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艱巨任務。二是稅務人員的綜合素質有待于進一步提升，新的稅收征管體系是建立在對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廣泛應用之上，這就要求管理人員能夠熟練地對采集的數據進行錄入、審核、檢測和應用，能夠按照數據處理流程和管理職責進行數據維護管理，并且，還要會熟練地運用相關的稅務、財務等專業管理知識進行分析。具有這些方面綜合性能力的，能夠勝任企業稅收征管工作的管理人員卻較為缺乏，無法滿足稅收精細化管理的需求，特別是一些不發達地區和農村更為嚴重。
（二）稅收監控方式與分析落后。監控分析有局限性，信息技術的發展，為稅收網絡化建設帶來了光明的前景。在新的稅收改革任務中明確以建立申報納稅和優化服務為基礎，以計算機網絡為依托，集中征收、重點稽查的新征管模式。問題是無論是現在的管理體制還是信息技術的管理水平，都沒有達到預想的效果。首先依靠納稅人提供的信息難以保證及時、全面、真實。其次在稅務網絡化建設方面還存在計算機網絡化程度不高和發展不均衡的問題，造成一些數據資料的參差不全，并且難以形成信息的共享。因而不能夠全面、及時、準確、廣泛、深入地了解和掌握納稅人的收入狀況，不能夠有效地實現信息共享。部門配合乏力，信息失真。這些缺陷的存在使稅務部門的稅源監控分析上，膚淺被動，說明不了深層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先天不足，給納稅人在偷漏稅款方面提供了有機可乘的機會。
三、進一步提高稅源管理的質量和效益對策和建議
（一）以稅源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為基礎，繼續落實完善稅收管理人員制度。稅收管理人員是稅收征管中最活躍的因素，稅源管理是他的中心工作。稅收管理人員要加強數據的采集、管理、使用，摸清稅源家底，完善各類數據的采集，避免垃圾數據的產生。稅收部門要加強政府各部門間的信息共享，利用協調的稅源監控網絡管理體系，提高稅源分析利用和管理水平，要落實好稅源的巡管、巡查制度。同時，要健全激勵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給稅源管理定崗位、定責任、定內容、定工作標準，稅收管理人員實行競爭上崗、擇優錄用，建立管理人員自評、納稅人參評、局職能股室考評的工作業績綜合評價體系。使稅源管理工作成為日常稅收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將執法理念從收入任務型轉變為稅源管理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應收盡收、應管盡管。
指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遷移出該國，成為另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或沒有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稅收管轄權下的納稅人，以規避或減輕其總納稅義務的國際避稅方式。他們采取不購置住宅、出境、流動性居留或壓縮居住時間等方法來避免成為任何一國的居民，以逃避稅收。
（二）轉移定價避稅法
轉讓定價是指有聯屬關系的企業法人之間，在相互舉借貸款、銷售商品、提供勞務和轉讓無形資產等經濟往來中，所制定的價格，也稱劃撥價格。這是目前跨國公司在世界范圍采取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國際避稅方法。其基本作法是：高稅國企業向其低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提供貸款時制定低價；低稅國企業向其高稅國關聯企業銷售貨物、提供勞務、轉讓無形資產、提供貸款時制定高價。這樣，跨國公司的利潤就可以從高稅國轉移到低稅國。
（三）新的苗頭
其一是境外中介機構，包括承接留學、法律、會計業務的機構在國內設立辦事處的有關征稅。由于這些業務所簽訂的合同定金較少，而營業收入主要在境外結算，國內行政機構往往只能按合同金額計稅，而無法得到這些機構在境外收到的、源于境內收入的資料，所以不能征得所有應繳稅款。其二是境外公司在境內舉辦會展的有關征稅。由于境外公司未在境內注冊，而在境內提供服務所得收入也多在境外結算，加上會展期短，國內行政機構無法取得收費明細表，進行依法征稅。
二、跨國避稅在我國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政策法規不科學和不健全
以分析我國目前的轉讓定價稅收制為例，我國采取了國際上通行的正常交易原則，規定了一套轉讓定價的調整方法，從表面上看，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似乎已和國際慣例接軌。但是，面對錯綜復雜的轉讓定價的問題以及我國特有的國情，我國的轉讓定價稅制立法還是過于簡單，實踐可操作性較差。
（二）管理體制的缺陷
對轉讓定價問題的管理需要工商、計委、稅收、海關、外貿、商檢等多個部門分工協作，密切配合才行。然而在我國個部門之間“缺位”與“越位”的想象嚴重，導致有些監督管理項目部門之間相互撞車，有些監督管理項目又無人負責，形成真空。國外通過賄賂有關負責人員來達到少交稅、少交費的事情多如繁星，灰色交易猖獗。
（三）人才的缺乏
我國既欠缺企業經營管理人才，也缺乏專門的轉讓定價稅收管理人員。企業經營管理人員由于缺乏同外商打交道的經驗，致使合營談判中中方讓步過多，一些不正當權益沒有竭力爭取，使實際支配權都在外放手里，從而使外商更容易實現轉讓定價。轉讓定價管理人員在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查賬審計中缺乏熟練的技能，致使外商投資企業能輕易的避過稅務當局的查處。
三、國際避稅的影響
我國在國際避稅問題方面還存在其他一些問題，如信息的缺乏，思想上的誤區，國際稅收交流的缺乏等等，面對如此多的問題，在中國作為第二大外商投資國家（僅次于美國），反避稅手段又遠遠遜于美國的情況下國際避稅給我國帶來極大的危害。
（一）破壞稅收公平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在國際市場上，稅負公平是影響競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那些通過轉讓定價避稅的納稅人，由于其實際稅負低于一般正常稅負水平，因而獲得某種不正當的競爭優勢，這就違背了稅負公平原則，使那些誠實守法的納稅人陷于不利的競爭境地。而且，國家為了籌集足夠的財政收入，滿足國家開支的需要，不得不提高稅負或增設新稅，而加重了其他納稅人的負擔。久而久之，則會使避稅活動在社會上蔓延，使財政稅收蒙受更大的損失，最終將影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二）引起國際資本的不正常流動
在跨國投資經營活動中，跨國納稅人往往利用關聯企業間的轉讓定價，控制企業利潤的流向以逃避有關國家的納稅義務，結果會造成國際資本流通秩序的混亂。這不僅損害資本輸出國的稅收利益，也使有些資本輸入國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外匯管制措施，限制本國資本的外流，從而對正常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消極的影響。
（三）中方合資者、合作者的利潤被侵吞
合資企業的利潤分配機制本身即構成跨國公司操縱轉讓定價的誘因。即使合資企業經濟效益顯著，外方母公司最多也只能從稅后利潤中按股權比例分得一部分，其余部分歸當地合作者。因此，跨國公司往往傾向于在合資企業最終利潤形成之前操縱各種內部化的資金轉移渠道，提前獲取收益，借此從合資企業中攫取比投資股權大得多的利益份額，導致中方投資者的利潤被轉移到海外而蒙受損失。
四、對我國反避稅工作的建議
（一）提高對反避稅的認知
外商通過關聯企業間的業務往來，利用轉讓定價轉移利潤，規避稅收的現象如不有效遏制，任其繼續蔓延，就會從根本上動搖稅基，破壞公平稅負原則，不利于擴大開放，吸引外資。因此，開展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是堅持依法治稅，維護國家權益的具體體現，有利于貫徹公平稅負原則，保護外商投資者的合法利益。
（二）進一步完善稅收法規
在現今法制社會，法律已成為約束人們主要行為的規范。從上面可以看到，我國在轉讓定價立法方面的缺陷，針對這些缺陷我們要逐個突破。
（三）改革管理機制，加強部門之間的協作
各級稅務機關要充分運用電視、報刊、廣播等輿論工具，從依法治稅的高度，大力宣傳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增強各級黨政領導及有關部門對開展轉讓定價稅收管理工作的認識；要主動向當地政府匯報，爭取黨政領導的支持；要主動與外經貿、海關、物價、工商、商檢、銀行、公安等部門聯系合作，共同維護稅法的嚴肅性，維護國家的稅收。
（四）加強專業人員的培訓工作，確保人才穩定
專職人員不僅要具備熟練的審計、查賬技能、較高的政策業務水平及高度的責任心，同時要掌握一定的國際經濟貿易知識，熟悉國際稅收、西方會計，具有一定的外語基礎。國家或企業應每年有計劃地組織舉辦業務骨干培訓，并逐步形成規模，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員，列入轉讓定價稅收管理人才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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