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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在推動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應認識到國際貿易與環境保護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一方面，二者對立具有內在增長機制的國際貿易對 自然資源需求是無限的，而具有內在穩定性機制的生態環境對資源的供給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二者目標取向一致貿易的合理有序發展是對自然資源的有效配 置，這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協調環境與貿易的關系，既不能破壞生態環境換取貿易的暫時發展;也不能過度地保護環境而放棄貿易增長。在此意義上，我們探討生態可持續貿易，以促進貿易與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一、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性
（三）大力發展 農業 ，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
農業可持續發展是整個 社會 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在全面建設小康進程中，必須研究農業的可持續問題，以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促進 經濟 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堅持農業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一是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自然資源。二是把現代科學成果與現代化農業技術結合起來，建立具有生態合理性、功能性循環的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使農業經濟的增長與農業生態 環境 的改善結合起來，達到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統一。三是加強 林業 資源保護，建設綠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要抓好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實現資源的永續利用；要突出區域特色，把培育主導產業與區域經濟開發結合起來，既能形成鮮明的區域經濟格局，也能從總體上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實現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放眼國際 市場 ，努力擴大內需
當前， 國際經濟 形勢風云突變，經濟技術合作與競爭已成為各國之間經濟關系的重要方面。每個企業都把兼并、重組行為作為增強市場競爭的重要手段。同時，經濟全球化也為傳統產業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每個企業面對新形勢，必須積極主動調整產業結構及產品結構，上檔次和效益，力爭在國際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開創“擴大內需拉動經濟發展”的經濟發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間 投資 需求。明確民間投資方向，政府應運用各種經濟政策等來加以引導，使這些“新鮮血液”源源不斷地注入到 中國經濟 的發展。消費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持久性拉動力量，是經濟啟動后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我們應分析當前消費需求的結構與特點，理清思路，大力促進消費需求的擴大與升級，以確保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
（五）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新型發展道路
牢固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思路，通過體制改革、科技進步和加強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運行機制和 管理體制 ，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在整個經濟領域中大力推廣先進技術。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開源與節流并重， 預防 與治理結合，減輕資源環境壓力。大力促進和逐步建立節地節水型生態農業體系、節能節才型 工業 生產體系及適度消費勤儉節約的生活消費體系，努力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 人力 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
（六）合理開發和節約使用各種自然資源
依法保護和合理開發利用水、土、礦產、森林、草原、濕地、海洋等國土資源，加強綜合治理，實現永續利用。重點推進水、土地、礦產資源的節約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率。實施海洋開發，大力發展海洋產業，同時加強近岸海域水質保護。研究預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環境綜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推進國土資源市場體系建設，整頓礦業秩序，使之產權清晰、規則完善、調控有力、運行規范、依法維護資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權益。正確處理利用國外資源與維護中國資源安全的關系，積極實施“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的戰略，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
（七）要以關停和淘汰、壓縮促進結構調整，以結構調整推動污染防治
鞏固和提高工業排放污染物達標成果，淘汰關停污染嚴重的落后生產能力；嚴重污染環境、達不到經濟規模的水泥、火電、化工、造紙和電解鋁，要堅決按期關停淘汰；要積極引導鄉鎮企業轉向大型工業企業生產低污染配套服務，并向城鎮適度集中，實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繼續推進節能降耗和資源綜合利用工作
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我們迫切需要尋找一種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場經濟的思想，又不違背我國的傳統文化。
一、市場經濟的基本倫理道德原則
道德是一股無形的力量約束著市場主體的行為，它使市場主體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幸福、正義、公平等因素。因此，倫理道德對于市場經濟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所謂市場經濟，就是一種通過市場調節社會經濟活動，配置社會資源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是商品經濟的社會化實現方式。構成市場經濟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標一致的經濟主體；第二，有作為市場客體的用于交換的商品化社會資源，有明確界定資源的主體條件和文化條件；第三，必須有平等競爭的市場秩序；第四，必須有對自然資源認知的科技條件，有對資源進行大規模利用加工的技術條件和管理條件，有超地域大規模交換的技術條件；第五，有保障產權、保障主體平等地位和進行自由交換、維護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場經濟的一個基本假設就是，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況下，每一個人都會盡力去追求個人自利行為效用的最大化，這是人類所有行為的基本動機和目的。但由于每個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們之間的競爭最終必然演化成這樣一種經濟局面：為了競爭中占得優勢，實現其經濟價值目的，他們都各自必須也必定會努力降低自己的生產成本，擴大自己勞動產品的市場化潛力，而這種合乎理性的行為，最終必定帶來整個社會或市場的經濟效率的增長。這樣，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這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市場經濟就達到了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效果。這也是經濟學的基本目標。
經濟活動中，我們不可回避這樣的問題，即人們對物質財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種既合乎經濟理性又合乎道德倫理原則的價值尺度。這就是市場經濟中的倫理道德問題。
(二)市場經濟活動中應該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則
首先，市場經濟活動應當堅持這樣的價值原則，即功利主義所提出的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主張，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樂的時候，你不僅應該考慮快樂的量，而且也應該考慮快樂的質；不僅應當考慮經驗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慮到心靈的、精神的快樂和幸福。功利主義相信，如果每個人都以這種方式看待幸福和快樂，那么個人的算計理性就可能轉化為社會的集體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經濟效率也是市場經濟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類目的性價值的直接體現。對于“效率”概念，倫理學上的理解認為，效率即是某種行為目的的價值實現。效率不僅意味著財富，而且也意味著社會美德?！懊赖隆边@個詞在古希臘文中有“成就”、“杰出”、或“優秀”等意思，而這些品質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為的價值效率。
最后，市場經濟在分配過程中應遵循公正分配原則。市場經濟不論人的出身、門第、登記、親緣關系等，它只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市場以它的市場效率為第一分配原則。哪一個經濟行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付出的成本較低，同時具有價格優勢，那么他可能獲得的利潤或效益就相對多。
二、墨學中的“兼愛”、“交利”思想的主要內容
“兼愛”、“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愛”學說是現代人類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價值，也為市場經濟行為提供了道德依據。它的論證方式是“實踐理性”的方法，而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會道德經驗事實的理性分析或推理來尋求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兩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p>
墨子提出“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為自己學說的宗旨，并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實現這一宗旨的基本原則。所謂“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還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會各等級、各成員之間的“和調”；“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奪，即“交相賊”。墨子把“交相賊”的原因歸結為“不相愛”、“別相惡”。為了“興利除害”，他主張用“兼相愛，交相利”的道德原則取代“別相惡，交相賊”。墨子認為，社會成員雖然貧富有別、貴賤有等，但作為道德主體卻是平等的。為天下興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為的目的，也是道德價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貴”，在于“義可以利人”。反之，“虧人自利”則“不義”。
2.志功為辨
墨子從強調功利出發，在中國倫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這對范疇，認為對行為道德的評價，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有將動機與效果統一起來的思想因素。動機與效果是一對有關道德評價的基本范疇。在道德評價中，應該如何處理動機和效果的關系問題，墨子認為“今天下之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人們做事的動機是好是壞，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其善惡與否同時，也不可以對人們的行為動機不聞不問，要“合其志功而觀焉”。
3.兼以易別，以兼易偏
墨子在尋找社會弊端的病根時，指責了“不相愛”的道德現狀。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愛”來代替“不相愛”：“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易之，譬之猶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蹦釉谥袊鴤惱硭枷胧飞系谝淮翁岢隽恕坝眉鎼鄞嫫珢邸钡拿}。他主張的“兼愛”之普遍平等的愛，及不分血緣的親疏和等級的貴賤而給予無差別的愛。
三、“兼相愛，交相利”作為中國市場經濟道德規范的可能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建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夠完善，尤其是市場主體的行為，常常出現道德失范的問題。因此，如何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引起了許多人的關注。除了法律，我們還應該尋求一種人文精神，從思想上約束經濟主體的行為。而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這種精神正是當今市場經濟道德建設所需要的。因為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與市場經濟的基本道德存在著許多一致之處。
(一)興利除害與功利主義
在墨家的“兼愛”學說中，為天下興利除害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與市場經濟活動中應遵循的價值原則——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認為“交相賊”的原因是“不相愛”、“別相惡”，而事實上“別相惡”是由于人們在追求個人利益時，產生了利益沖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認為應該“興天下之利”，因為只有當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得到滿足的時候，真正的個人利益才能夠實現。這與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是十分一致的，兩者都主張義與利的兼容，認為人的個體行為必須符合社會整體的利益取向，這一具有中國特色的功利主義對于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場主體在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必須考慮社會的公共利益，因為如果整個市場是“交相賊”的狀況，個人的利益根本無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實現，才能使每個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滿足。
對于我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興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來，中國的經濟領域出現了種種令人矚目的不道德行為：交易中的誠信缺失、為追求商業利潤而對環境的污染、傳銷行為的日益泛濫……這些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正影響著我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讓市場的行為主體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破壞并不能真正的實現個人利益，即使實現了，那也決不是長遠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證“興天下之利”的情況下，個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續地發展。
可以說，經濟學提倡的重視效率，是相對于社會總體效率而言的。因此，評價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效率應看其是否有利于整個社會的財富的增加，應把他的動機與效果相結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場主體行為的實際后果，要根據道德行為對社會的影響來評價善惡與否。同時，絕不能采取對市場主體行為的動機不聞不問的實用主義態度。即在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僅要注重提高經濟效益，還要以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目標來參與市場經濟的建設，把動機與效果用以起來，做到“合其志功而觀焉”。
(二)兼以易別與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別”傳達著平等、博愛、民主的理念，這與市場經濟的公平分配原則極為類似。
墨子“兼愛天下”的道德理想從根本上反對了“愛有等差”的思想，認為應該以平等的、無貴賤之分的愛來代替偏愛，表達了墨子對民主社會的向往，體現了他對公平分配社會資源的理想。這種保證社會主體地位平等的原則正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市場經濟不管人是怎樣的出身或等級，都按照每一個經濟主體在市場活動中所做出的有效貢獻來分配效用價值，它反對不勞而獲、無功得利。兩者同時看到了社會財產的公平分配對整個社會的重大意義，
公平的分配原則對當今的中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優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努力尋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機制，來解決社會收入合理分配問題，從而緩解貧富差距擴大的局面，以實現共同富裕，達到理想的和諧社會。
四、結論
墨家的“兼相愛，交相利”思想作為中國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原則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又與市場經濟的許多道德原則相一致。因此我們應該給予“兼相愛，交相利”更多地關注，它有助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能力本位觀的確立；有助于系統的建構和確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學或公共哲學；有助于確立個體本位與重視社群相統一的新價值觀，兼愛理論的闡揚可以作為當代人文精神的傳統生長點和創造性基礎。
［參考文獻］
［1］〔清〕孫治讓：《墨子間詁》，中華書局1986年2月版。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聞學研究在國外已擁有獨立的學術地位，在我國方興未艾，但已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由于新聞學研究還在初始階段，所以學術界對新聞學及其學科褒貶不一，新聞學的地位也得不到應有的肯定，由于觀念的問題，使新聞學理論發展陷入不利狀態，其發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響。
1我國新聞學科發展的基本現況
1980年是新聞學值得紀念的日子，上海的復旦大學，率先開設了傳播學課程。至1983年，全國共發展新聞傳播教育機構14家。經過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國新聞學類院校達52所，其中新聞學類專業共開設77個。據國家教委數據表明，至1996年底，全國共有新聞類本科專業院校55所，專業點增至88個。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個專業點的基礎上又增加58個。此后，以國家高校擴招政策為契機，新聞學專業逐漸走向昌盛。據1999年統計表明，全國新聞學類專業院校達60多所，專業點增至140多個。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準設立傳播學本科專業。此后5年，專業點增至335個。2005年至2006年，新增專業點202個。
2009年，全國設有新聞傳播學專業的院校300多家，專業點達到新高，為881個。按專業劃分，其中廣告學323個，新聞學267個，廣播電視新聞學188個，編輯出版學共有64個，傳播學31個，媒體創意為4個。以上數據為國家備案的院校，不包括民辦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專業點。新聞學研究生教育領域，始于1977年，設有新聞學碩士點的有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復旦大學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復旦開設博士點。1997年傳播學的碩士點也開始授課，博士點和博士后流動站也隨后成立。此后幾年，進入新聞傳播學類學習的研究生越來越多。2005年，全國有權設立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的單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學，具有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大學為12所。
如今，全國現有的傳播學碩士點已達60所之多。共有新聞學碩士點60個、傳播學碩士點63個；擁有新聞學博士點10個、傳播學博士點9個。筆者專注于中國傳媒大學，1998年，始建1個碩士點，2004年，碩士點為8個，博士點為7個，而2007年，碩士點增至14個，博士點為9個。從招生人數分析。數據表明，全國從事新聞傳播類專業學習的大學生，1992年，人數近1.7萬，2005年，飛躍為12萬多人，當前，已超過16萬人之多。分析發現，2008年中國傳媒大學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聞傳播學類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當前我國新聞學科發展的環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的經濟、文化與社會都進入了空前繁榮的新時期，這給新聞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發展條件，并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
2.1寬松的媒體環境為新聞學科發展創作條件
所謂新聞，是政治的附屬物，換而言之，也可以說新聞傳播是民主的一種表現。新聞傳播離不開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聞傳播，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新聞自由，是一個政黨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聞傳播是領導者的代言，是其實現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時也是敢于為民主自由發言的媒體。新聞傳播體現民主是其職能所在，也是其應有的品質，新聞傳播本質是傳播民主，弘揚國家民主政治建設是新聞傳播的價值所在。
加強民主政治建設，是我國黨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國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勢所趨，是時代的需求，和諧的民主政治氛圍，是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經之路。隨著黨和政府對民主政策的進一步深化，新聞工作環境越來越寬松，行政干預越來越少，媒體的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大，新聞傳播的職能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信息傳播越來越迅速，輿論監督的功能也越來越完善，寬松的政治環境是新聞傳播的沃土。“信息公開”、“社會民主”、“輿論監督”是國家民主的進一步體現。信息公開，賦予了群眾的知情權和交流權；社會民主，是一個國家穩定和諧發展的基礎，是實現小康社會的保障；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的權利，對黨和政府的工作有促進作用。
2.2報刊新聞活動為學科建設提供了很好的實踐經驗
隨著的召開，全國大力推進改革開放，使我國社會與經濟發展邁入了新臺階，這給新聞業的發展創造了新的機遇。新聞業的規模不僅從量上還是從質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聞思想與理念，以及報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斷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聞傳播事業越來越具有科學性與規范性，具有理論高度，在獲得豐厚的效益的同時，也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圍繞都市報為中心的主要媒體與時展接軌，并關注社會、以市民為出發點，注重讀者感受；對報道的內容和形式進行細致的策劃；重視社會對媒體報道的反饋，在把握新聞導向的情況下，利用市場經濟的發展機遇促進報業飛速發展。此外，廣播電視行業借助市場發展的大好形勢，根據受眾各自的需求，進行客戶歸類，并有針對性地策劃出受大家滿意的節目，同時進行頻道與欄目類型的劃分。并策劃出經典節目或者經典欄目，獲得關注與利益。在改革發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國特色的傳媒業表現出其強大的創造力，這些經驗是一種珍貴的積累，已經成為新聞學珍貴的養料，尤其是對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的構成有著深遠意義。
2.3良好的學術氛圍為新聞學科建設搭建理論架構
眾所周知，寬松、濃郁的學術研究氛圍，是研究成果的發祥地，也是其發展的平臺。新聞學的發展，需要濃郁的學術氛圍和寬松的政治環境。目前，我國新聞學研究的環境呈現新的風姿，隨著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新聞學也步上了大舞臺，博采眾家之長，吸納國外的先進理念，在完善中求發展，成效顯著。
3 我國新聞學科建設導入生態教育理論的必要性
3.1“新聞無學論”的影響還沒有完全肅清
在新聞學悠久的發展歷史中，新聞無學論的觀點是一大阻礙，束縛了其發展進程。部分人將新聞學與政治學同等看待，部分人錯誤地將其歸為文學，部分人覺得新聞是技術層面的東西，沒有形成學科的必要……眾說紛紜，但大多都覺得新聞學是沒有什么知識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別的科學一樣獨立進行研究與學習。即使相關學者不斷努力，為其爭取到國家認可的學科地位，但，新聞無學論的觀點已經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確認識新聞學的意義與價值，這一點真讓人匪夷所思。
3.2飛速發展的傳播學給新聞學帶來的沖擊與影響
這幾年，傳播學的發展態勢迅猛，這無疑帶給傳統新聞學很大的影響。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傳播學中較為深刻地探討了社會共同性，應用較為廣泛，在社會中具備一定的影響力與關注度。相比之下，新聞學一直專注于本職學科，對于社會來說，是一個較為陌生的領域。其次，研究傳播學的精英越來越多，并且碩果累累，使學術界認同的同時，也被社會關注。不少學者去歐美和其他地去進行了深造學習，并在相關的新聞院校成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綜合多方面的因素，傳播學的聲勢不斷擴大，盡顯其光芒的同時，也給新聞帶來不小的沖擊。
3.3傳統新聞學在理論創新方面難有突破
新聞學的探索之路發展至今，是通過長時間的經驗積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與創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聞學這一學科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極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縛較多，從理論方面進行創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聞學的探索之路明顯放慢了步調，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導致部分研究新聞的學者選擇轉行，重新選擇研究傳播學。也有人不得不成為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雙學科研究者，還有部分人期望通過對兩種學科交叉性的研究，尋找到理論方面的新破突。多種情況的出現讓新聞學的研究隊伍不斷縮水，而研究單位也在逐步減少，對于新聞學來說，這無疑都是不良趨勢。
綜上所述，制約新聞學發展步伐的有多種因素，這些因素使人們忽略了新聞學的意義與價值，甚至有人指出，新聞學應該歸為傳播學，或者變更為新聞傳播學的新學科。筆者認為，新聞學暫時遇到一些發展難題，但絕不能否定這一學科的理論深度與科學內涵，從它自身的發展軌跡與理論積累。如果相關學者能夠對其加以重視，并不斷深入探索，擁有堅定的信念，新聞學必將會得到新的飛越的發展，并且形成與時代相協調的，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相一致的新聞學，更為完善成熟的理論體系必將會被確立。
4生態教育理論指導下我國新聞學科建設體系建設的途徑
4.1重視新聞實踐，豐富新聞學科建設的內容
新聞學的根本是聯系實際。新聞理論、新聞史、新聞實務，以及新聞方法論等課題的基礎，都建構在實際的基礎上。新聞工作，要有敏銳的視角，豐富的新聞實踐經驗，所以新聞學科的建設，要與新聞實踐緊密聯系。從新聞發展史分析，新聞學術界、新聞實務界，以及新聞教育界，處在一個平面，是一種補充、互為合作的關系，因此誕生了很多新聞學家，同時還是新聞教育家，多項學術成果的交融，促使新聞實踐經驗，與新聞學理論融為一體。理論、實踐、服務三點一線，付諸于新聞工作中，這也是新聞工作的大趨勢，和時代要求。
4.2提升理論研究水平，為新聞學科建設營造學術氛圍
分析新聞學科受到批評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疇，以及核心體系學科體系的缺失方面。與國外相比，我國的新聞學研究起步晚，發展慢，理論和概念不夠清晰，有學者稱其有“拿來主義”傾向，這個缺陷始于近代中國的新聞學術研究中，這與當時的社會有直接關系，政治功用也是當時新聞界的一個特征，新聞學研究多側重于實踐領域的分析和總結，對于新聞理論研究少之又少，這也是新聞學理論進展緩慢的原因之一。而解決學科的制度化問題是當務之急，每一個學科都有共同點和差異，在社會現實研究中，內容相近的學科之間，也存在著很多不同。所以說，要以學科理論為基礎。隨著科技的進步，數字化媒體時代的到來，新聞學科也日新月異，新聞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無論概念建構，或者站在方法強化角度，都可以與其他學科平等對話或交流。
4.3創新新聞寫作文體，緊密聯系群眾實際
生態新聞是時下的新聞熱點，是人民群眾熱切關注的一項大事，所以在生態新聞的處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體，語言凝練，通俗易懂，具有一種導向作用，題材可以分為：短消息、專訪、群眾來信、連續報道、評論、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樣，諸如組織專題、圖片、專欄等，靈活多樣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態新聞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態環保的熱度，以滿足公眾的閱讀需求。新聞照片要有代表性、個性，達到一目了然的宜傳效果。新聞傳媒的目的是引起公眾注意，求得群眾的反饋，所以，在進行生態新聞的報道時，要力求形式多樣，比如：報紙宣傳、電視新聞、固定欄目、連續報道等，還可以與群眾互動，就生態問題展開討論，擴大生態的影響，以及生態問題對物質文明建設的重要作性。
5結論
生態新聞是新聞百花園里的奇葩，在祖國建設的時代大背景下，必定會結出豐碩的成果。總之，新聞學科是個需要與時俱進的學科，既要順應新時代需求，還要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理論體系，是民族發展的新舉措。構建新聞學理論體系，為我國新聞事業做出貢獻，是每一名新聞人的責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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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和國際間交流的頻繁，目前急需高層次的復合型人才參與競爭，復合型人才一般被認為是既懂專業又能熟練運用外語進行交流的人。而目前我國高校在外語和專業課的學習上存在諸多問題。許多學生往往能通過國家英語四、六級考試，卻不能真正看懂專業文章；能在聽力考試中取得好成績，卻無法用英語交流。推行雙語教學能有效地避免這種“應試啞巴英語”，在更廣的學科領域、更豐富的語言層面上擴大英語實踐，培養英語思維能力。雙語教學在“培養學生學習能力，提升競爭力及提高綜合素質”［1］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一世紀是生物科學的世紀”。在高科技領域中，生物科學和技術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生物科學對醫學和農學及其生產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涉及領域廣泛。不可否認在生物知識、生物進展及生物教學等方面國外要領先很多，而這些相關信息多數直接來自原版雜志、原版教科書，因此，生物學科本身的發展呼喚雙語教學。
1.在生物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雙語教學在我國高校中推進得較快，鋪開的力度較大，而真正具備開展有效的雙語教學條件的高校并不多，因此雙語教學在各高校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不少問題。
1.1學生問題
實施雙語教學首先要考慮學生的接受能力問題，因為學生是學習的主體，他們的接受能力將直接影響雙語教學的效果和質量，所以雙語教學對學生的基本素質要求較高，尤其是語言能力方面。我國雖然長期開展英語教學，學生從初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學習英語，但由于一直以考試為指揮棒，過于注重筆頭而忽視聽力和口語，致使學生的整體語言水平一直不高。國內大多數高校生物雙語教學采用的是國外原版教材，這些教材內容豐富、新穎，閱讀量大，能提供該領域最新的專業知識，但對于英語水平較差的學生，這些大量涌現而又完全陌生的信息恰恰成為他們閱讀和理解的障礙。加之高校普遍以大班授課為主，教師很難兼顧程度參差不齊的所有學生，因此雙語教學會影響部分學生的積極性甚至導致學生產生抵觸情緒，不僅不能促進專業學習，反而成為專業學習的阻礙。因此，對英語基礎好的學生進行雙語教學很有幫助，但對部分基礎差的學生進行雙語教學反而會影響專業的學習。
1.2雙語師資問題
雙語教師是推動雙語教學的關鍵，教師的業務素質是教學質量的重要保障。雙語教學要求教師在專業課教學當中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外文板書、外文講授，因此對教師的專業水平和外語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教師不僅要有牢固的專業知識，而且要有扎實的語言功底。
雙語師資短缺是高校推進雙語教學的最大瓶頸［2］。目前我國高校中進行生物雙語教學的教師一般都具有碩士學位、博士學位，專業基礎比較扎實，并且具備了一定的英語基礎。但這些雙語教師絕大多數沒有國外學習或工作經歷，他們的英語能力并不全面，通常在詞匯和閱讀方面能力較強，但聽力、口語方面卻相對薄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也僅來自媒體或有限的閱讀。在對某高校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中［3］，當問及“你對雙語教師的英語水平是否滿意”，僅有18.09%的學生表示“滿意”，61.17%的學生表示“還可以”，而表示不滿意的學生有20.74%。在“你認為給你們進行雙語教學的教師最需要改進的是什么”一項，11.7%的學生回答的是“加強專業素養”，29.26%的學生回答的是“提高口語”。
1.3雙語教材問題
由于雙語教材是雙語教學內容的載體，是教師與學生開展課堂教學活動的主要依據與媒介，直接影響雙語教學的質量，因此實施雙語教育的國家普遍重視雙語教材的選擇與開發，他們強調教材內容的選擇要有理論性、可行性、針對性、系統性、易讀性、真實性、文化性、規范性、教育性與趣味性［4］。
目前我國高等院校生物學科雙語教學使用的教材多是原版進口教材，普遍存在一定的問題，難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教師的教學熱情，無法滿足生物學科雙語教學的要求［5］。第一，引進的教材費用太高。原版教材的優點是顯而易見的，如語言地道、專業術語表述準確、能比較全面地反映國外該學科專業的研究現狀，缺點是花費昂貴，使師生難以承受。另外，學生往往會為避免由于英語水平問題帶來的理解上的偏差，需要購置相應的中文教材，這樣就更增加學生學習的經濟負擔。笫二，引進教材的適用性問題。由于中西文化在文化底蘊、背景及思維表達方式和價值觀上的差異使學生在對引進教材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困難。
1.4課程設置問題
建立完整的雙語課程框架指導雙語教學朝向規范、統一、明晰的體系方面發展是雙語教學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從何時、哪些科目開始實施雙語教學最為合適是我國高校一直在探討的問題。英語在和生物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習和應用上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通過一兩門課程的雙語教學就達到理想的程度。因此，雙語教學在生物學課程安排上，應注意其延續性，使其貫穿于學生的整個大學學習階段；雙語課程的數量也應隨著學生語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漸增加。但目前多數高校按照《大綱》精神是從三年級才開始開設雙語課程，而且學時不多，因此，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依然很少，而從語言的學習規律方面來看，語言環境對學生的語言能力的提高有直接影響，課時數量不夠會導致雙語教學的實效大打折扣。此外，課程設置應該具有連貫性，課程之間的銜接要自然、平穩，不能有過大的跨度，而目前我國高校由于師資方面的原因難以綜合考慮到課程的各個方面。
2.改進生物雙語教學效果的對策與建議
2.1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生物雙語教學教師在進行雙語教學之前，要清楚、生動地提出生物雙語教學的目的和意義，引發學生的求知欲。教師在生物雙語課程開始階段可以先給班級的學生發一些有關生物方面的外文資料，讓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閱讀完，并且把主要內容以書面形式用中文表達出來。以此為契機，教師可以將雙語教學的必要性引出來，這樣，學生首先在情感上認識到雙語教學的重要性，便于以后雙語教學的開展。
在具體的授課過程中，教師要把握好雙語教學的“度”，過于簡單的知識和英語對學生沒有挑戰性，無法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過于難的知識，學生力不能及，會打消學生學習雙語的積極性，也不利于學習動機的培養。這就要求教師充分了解學生現有的知識水平和英語水平，使新的學習內容與學生已有發展水平構成一個適當的跨度，并且做到在用英語講授內容的時候難易適中，讓大多數學生能夠聽得懂學得會。按照這一思路，在進行生物雙語教學時首先根據學生英語測試水平進行分班。對于學生英語水平較好的班級，在授課時可以以稍微高于50%的英文比例進行［6］。對于學生英語水平稍差的班級，在授課時可以采用30%—50%的英文比例，適當放慢語速，對于學生較難理解的知識點在用英語講完后適當用中文作補充。至于部分外語水平過低的學生，我認為可以不必接受雙語教學。雙語教學畢竟不能以損傷學科教學為前提，對于這部分學生，用外語進行學科教學只能妨礙其對專業知識的學習。
2.2加強雙語師資培訓
高校生物雙語師資的培訓，應該以培養為主，輔以引進。培養包括雙語教師的職前培養和雙語教師的在職培訓。雙語教師的職前培養是指對雙語教學感興趣的人員進行的就業之前的正規的教育。雙語教師的在職培訓是指對各學校在崗雙語教師進行的雙語教學的技能培訓。
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展開對雙語教師的在職培訓：（1）校本培訓。由于不同高校開設的生物雙語課程各不相同，教師自身水平及面對的教學對象之間差異相對較大，實施以雙語教師任職學?；蛟摰貐^層次相當的學校為基本培訓單位的校本培訓會是比較符合現階段我國高校雙語教學現狀的一種方式。這種培訓首先要注重教師自身的雙語教學實踐和經驗，并且要注重雙語教師的自我反思。所以校本培訓首先要有針對性，譬如教師所欠缺的是英語語言能力，培訓就重點強化雙語教師聽、說、讀、寫等方面；欠缺的是教學技巧，培訓就重點介紹演示各種課堂教學策略、手段等，總之，培訓者的講座要和被訓者的經驗和實踐密切結合。（2）出國培訓。選派優秀的雙語教師直接去國外接受生物雙語教育培訓是有效而快捷的方式。這種培訓不僅能直接有效地提高雙語教師的英語語言水平與語言教學技能技巧，而且能使雙語教師習得國外教師先進的雙語教育教學理念、方法，開拓視野，了解多元文化。
2.3加強生物雙語教材建設
高校生物雙語教材在選用或編寫時要緊扣教學大綱，教材的語言要采用純正地道的英語來講授和表達生物學知識，對于較難理解的部分可以多用短句和簡單句，用清晰的形式對知識點加以表達。教材的內容通常要包括：學習目標和本章概要；專欄形式的閱讀材料；每章結尾的復習材料，如關鍵術語表、小結、復習題等。書中還可以加入大量經過仔細挑選和設計的圖表，這樣有助于加深學生對內容的了解。教材編寫時要注意在系統講授生物學知識的同時，保證其英語表達的準確性和原汁原味，因而可由國內外學者合作編寫中國版的雙語教材。
2.4改善生物雙語教學環境
只在生物課堂上加強口語訓練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利用好校園環境。如提供各種教育活動的時間、場地等，如語音室、多功能活動室、錄像室、制作室、運動室、模擬社區、模擬超市等，保證學生雙語環境下的活動時間，創設一個教師與學生平等融洽的心理環境等。學?？梢猿浞掷眯@廣播播放英語節目，開設英語交流與活動區域，邀請同校的外籍學生一起舉辦英語角，舉辦各種趣味英語競賽、英文歌曲演唱比賽并采取多種獎勵手段，盡可能調動學生的學習熱情，創建一個全方位的雙語校園環境，讓學生在愉快的校園生活中、輕松的學習環境中，潛移默化地使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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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統計分析采用的文獻源自《中國知網》（CNKI）的“中國學術期刊網出版總庫”，采用系統查閱年度總目錄與原始雜志相結合的方法，對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兩個時期發表的有關化學史教育的文獻進行統計，從計量學角度，進行了評價，從中分析化學史教育的發展狀況。著重對知網中的中等教育類核心期刊表（教學類）確定的三大化學期刊《化學教育》、《化學教學》、《中學化學教學參考》中文獻內容等情況進行了分析評價，勾畫出關于化學史論文產出率的分布和影響力的概貌，試圖為化學史教育研究的課題規劃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參考。
2.論文的統計分析
2.1發文量的統計分析。
研究論文的數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學科研究的水平和發展速度。根據《中國知網》（CNKI）中關于化學史論文來分析。
論文基本上來自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的文章，占大多數。論文的生產趨勢可分為2個階段：2001年以前呈平穩上升趨勢，中間雖有波動，但變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則增長速度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間的論文數量；在不到4年的時間里發表的文章的數量與2007年前的24年中的總數相當。由此表明，我國化學史教育經過20多年的摸索，已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研究勢頭旺盛。
2.2論文內容的統計分析。
據統計分析可知，在知網中化學史的文章主要發表在中學化學教學參考、化學教育、化學教學、化學通報、大學化學、中國科技史雜志、科學技術與辯證法、各大學學報中，對于1980—2010年期間針對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論文，根據論文內容做了如下統計分析。將論文按內容分為3類：理論型論文、實踐型論文、其他。在此將與課堂教學想結合的文章稱為實踐型論文，反之稱為理論型。論文內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學研究的趨勢。
表2 文獻內容統計分析
表2表明，關于化學史論文內容形式多樣。其中理論型論文占的比較多，實踐次之。理論型文章主要說明化學史教學的重要性，以及對學生所起的作用等。實踐型論文，著重介紹如何在課堂中運用化學史進行教學及在哪些章節應用化學史教學，等等。實踐型論文跟教學直接相連接，但從發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學史的教學要視具體情況而定，所以難以形成統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學史在教學應用的統計分析。
化學史中有很多例子，對于什么例子能促進教學和學生的發展的問題，是一線教師，迫切需要的問題。本文就化學教學和化學教學參考等期刊中的文獻中化學史應用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學史在教學應用的統計分析
從表中我們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鹵素的發現史，被大多數教師運用于教學中。鹵素中氟氣的發現和元素周期表的發現史中生動的故事，可以讓學生們在學到知識的同時，還能學習科學家們堅持不懈的精神，從而提高學生的素質。不僅可以讓學生們對知識有深刻的影響，而且在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等方面得到發展，符合目前新課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標。
3.化學史教育的途徑
隨著新課改的推進，學生的素質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視，化學史在多樣化的教學方法中得到靈活的運用。如《化學課程標準》中將許多化學史料編為“可供選擇的學習情景素材”，化學教科書中設有“閱讀”欄目，提供或介紹相關的化學史知識等。所以正確地將化學史運用于教學中，顯得至關重要。
3.1讓化學史教育在教學中實現“穿插美”。
化學史是化學科學的形成、產生和發展及其演變規律的反映。雖然現行的教材有時只是提到化學家的名字，并沒有做詳細的介紹，但教師可以深入挖掘其相關的歷史，并且在適當的時候進行穿插，引起學生極大的學習興趣，使學生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瘜W史教學不僅可以追溯到知識的來源，還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學思想和方法，真正達到潤物細無聲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發現者——門捷列夫，他不分晝夜、堅持不懈地研究著各種元素，探求它們的化學特性，并且將每一種元素都記錄在一張小紙片上。經歷過無數次的失敗后，他終于在大量元素復雜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們的共同性。其實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進的，只有堅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這激勵著學生樹立正確的學習觀，形成正確地看待科學探究的方法和思維。
3.2讓學生動手實驗，體驗科學“探究美”。
化學是一門以實驗為基礎的自然科學，在教學中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成為教學中的重要任務之一，同時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也有很大的幫助。波義耳說過：實驗和觀察是形成科學思維的基礎，化學必須依靠實驗來確定自己的定律?；瘜W史記錄著每一位科學家實驗的過程，可以說是一部實驗史。在教學中我們聯系化學史進行教學，讓學生們了解到科學家們探究實驗的過程，身臨其境地體驗到科學家的探究過程，同時學會用變化和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增強他們對知識的理解，樂于去發現真理，如此學生不僅掌握了知識，而且掌握了知識的形成過程。
總之，在化學教學中，采用多樣化、采取多手段將化學史與化學教育有機結合，讓學生汲取知識的同時，領會滲透在探索知識過程中的科學思想。既給學生以知識，又給學生以智慧，無論對目前的新課改還是素質教育都顯得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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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在線消息：據新華社電，世界著名的英國學術期刊《自然》23日報告說，中國的高質量科研論文數量近年來上升勢頭強勁。
該報告調查了全球范圍的科研論文數據，結果顯示，在引用次數排名最靠前的高質量科研論文中，由中國研究人員發表或參與發表的論文比例在2011年達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該報告還顯示，在中國的高質量科研論文中，中國科學院、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大學的研究者的論文所占比例居前。
該報告預計，到2014年，中國的高質量科研論文數量將僅次于美國，居全球第二位。
1924年1月12日美國科學史學會于美國波士頓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規模最大、成立最早、影響最為深遠、發展極為迅速的科學史組織，每年所產生的各大獎項在美國科學史上都極具影響力。對于年度美國科學史大會的獲獎者及其作品進行及時的評述無疑對于當下科學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一、內森·萊茵戈爾德獎
1995年由紐約的艾達和舒曼夫婦創立，后來更名為內森·萊茵戈爾德獎。內森·萊茵戈爾德獎主要是獎勵本年度撰寫世界優秀科學史論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內森·萊茵戈爾德獎獲獎者是哈佛大學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論文的題目是：和機會作戰——基于概率科學談布魯希爾氣象臺和美國信號局的預報爭議。其論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紹了布魯希爾氣象臺和美國信號服務局在19世紀80年代之爭的細節。在地勢優越的馬薩諸賽州，布魯希爾氣象臺首席氣象學家克萊頓萊姆一覽無遺地觀測到在25英里半徑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當地的天氣模式進行觀測。文中列述了當下二次文獻與史學的相關問題，結果是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觀眾。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學術爭議”確定孰是孰非，而是讓“戰斗的機會”的讀者學會自己定義什么算是成功預測天氣，使得本土與世界、理論與實踐、數字與圖片這些復雜的關系變成大家所能理解的東西。
二、約瑟夫H.海澤教育獎
海澤獎是1998年美國科學史學會設立的一個獎項，這個獎項主要獎勵對科學史教育作出卓越貢獻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約瑟夫H.海澤教育獎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館及相關科學研究機構史密斯森學會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學史小組的組長，同時她還兼任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博物館研究課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貢獻，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許多的作品深受讀者歡迎。她的作品富有啟示且具有教育意義，這些意義主要包括在展覽廣泛的議題，并使用了許多不同類型的歷史來源。與其說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學史小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優秀的教育工作者，因為海森特別注重學生的哲學思維培養。在過去一段時期內，人們對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顯然，從大量研究人員和廣泛的話題范圍內，她是一名優秀的和受人愛戴的學者，她在她的崗位上以極大的精力和創造力培養了許多中小學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賴斯/韋伯特獎
普賴斯/韋伯特獎主要獎勵在ISIS上發表的優秀論文作品。本年度獲獎者是西班牙獨立大學的巴爾韋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發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馬丁內資（1638—1694）骨史與整個身體的視覺闡析》。她借鑒了解剖學歷史和技術及視覺表現的修辭為此提供了強大的可視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紀早期現代藝術與科學之間的聯系。一方面在科學史研究中增加科學分析的方法使得對科學理論的描述性解釋更具哲學味，另一方面在科學哲學研究中增加修辭性方法使得對科學理論的語境說明更具歷史性，精辟地詮釋了克里索斯托莫馬丁內資及其前人的研究，從而展示了一個在學術與宗教大背景下人類本質和知識生產的一個多變的世界。
四、羅西特科學中的婦女史獎
羅西特科學中的婦女史獎主要獎勵授予四年內或發表研究“女性在科學中的貢獻”方面的優秀著作及論文。一位華人學者獲得了今年的有關女性的歷史著作獎，她叫吳懿禮，來自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她的獲獎著作是《女士的分娩產及晚期中華醫藥》。作者的觀點是，從宋代開始，從婦女懷孕、分娩、產后這段時間一直被人們認為是高危的時期，這種觀點受到人們對宇宙周期的質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體差異很小，助產和干預是危險和無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體和宇宙學框架的男醫生其權威性要遠遠超過婦科醫藥。女人的再生產：晚期的醫藥、隱喻和分娩一文轉變了政治、宗教、文化的傳統。她為學者挖掘與理解遠古時代性別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五、沃森·戴維斯和海倫·邁爾斯·戴維斯獎
戴維斯獎于1985年設立，旨在獎勵授予科普類作品，同時也是美國科學史學會專著獎。著名科學哲學家、科學史家，加利福尼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獲得了2011年度最佳讀者獎，她與美國加利福尼亞技術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書是2011年美國最為暢銷之作之一，書中寫出很多鮮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紀中葉一些學者聯合起來迷惑大眾、混淆科學的歷史。
六、菲澤獎菲澤獎史創于1958年，是由菲澤公司贊助旨在獎勵授予具有開創性的科學史專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澤獎被劍橋大學的羅賓遜獲得。他獲獎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社會學歷史：古伊拉克的數學。作者利用邏輯分析方法使人們從另一層面認識到中世紀古伊拉克數學哲學與數學史之間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個楔形文字文本，通過羅賓遜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數學顯示成為一門精通技術的藝術之作。其中作者解釋和界定了考古證據，解讀了瑣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數學的相關公式。作者通過古代伊拉克官員、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歷史所留下的符號與數字獲得信息。羅賓遜嫻熟地使用這些公式清晰地闡釋了相關問題。
七、薩頓獎
最后一個也是最有份量的大獎是薩頓獎，這是美國科學史學會乃至世界科學史界的最高獎，薩頓獎相當于科學界的諾貝爾獎。此獎項創立于1955年，是由ISIS雜志創始人薩頓創立，旨在獎勵世界學術團體選出的優秀科學史學家。本年度這一象征科學史界最高成就的榮譽的薩頓獎得主是來自芝加哥大學的理查德，此獎以獎勵他一生在科學史領域獲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擁有三個不同的學位，分別是內布拉斯加大學生物學碩士、路易斯大學哲學碩士、芝加哥大學科學史博士學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學科學史申請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為莫菲斯科學史主任教授，同時，負責分管歷史系、哲學系、心理學系、科學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學執教過程中，芝加哥大學已經授予了他無數的獎項。
八、啟示與借鑒
通過本屆科學史頒獎典禮可以看到一個共性問題，許多學者在關于科學史的研究并不像傳統意義上單純的事實搜集與整理，而更多地傾向于對科學發展規律的重新認知與把握。兩者的滲透與交流則造就出一個沿著科學歷史性的科學哲學，這也為我們今后研究科學史與科學哲學提供了一個更為開闊的視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乏力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其實，科學的發展離不開人們對它的哲學思考，真正的科學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會為世界學者研究與交流提供了寶貴的機會，這不僅是傳播中西方科學史的良好媒介，同時也為全球科學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個更為寬廣的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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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薄吨芤住?、《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对姟?、《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盵]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缎⒔洝吩?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彼掇r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笨梢?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苯鸫t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盵]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盵]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泛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盵]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守硵低ê趿?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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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对姟?、《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盵]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彼掇r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笨梢?，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苯鸫t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盵]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盵]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盵]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守硵低ê趿?，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盵]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盵]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盵]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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