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4 15: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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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變遷與中國通貨膨脹形成機制中國通貨膨脹二元分化現象主要有三個效應導致，分別是技術進步效應、國家控制力效應和缺口效應。1.技術進步效應。生產率增長、技術進步以及工業品價格之間的資關系非常復雜。當前的生產率提高顯然會導致PPI的增長，這是由于中國在技術上的劣勢以及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狀決定的，因此依靠從工業化發達國家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從事生產。但主要的引進方式是外國直接投資和專利轉讓以及進口。外國直接投資將拉動國內固定資產投資從而直接或間接增加國內投資需求，導致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通過對國外的產品和技術進行分解研究，專利轉讓等方式進行吸收，再投資，以收購技術，以此提高生產率，從而進一步加大了對擁有新技術產品的投資，但是這樣會導致上游原材料供應緊張的局面產生，提高工業制成品的成本進一步提高產品價格。工業類投資領域產生的這種“潮汐現象”。將導致投資需求的快速擴并引發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因此，引進造成的變化制成品鏈的價格指數技術：為了提高生產效率—引進技術—投資，對原材料的需求增加增加—上游原材料價格—新興的工業成本—工業價格。2.國家控制力效應。而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力度很大，更容易依靠國家的力量來集中發展這些技術引進的部門。此時大范圍引進先進技術的工業部門的發展會呈現良好的局面：一方面通過新技術和生產的規模效應使生產的成本降低了，這會減少部門產品價格水平的波動，并且還會產生價格水平下降的趨勢；另一方面來看在短期內，產出均可以被國內的需求吸收，進行技術引進的部門會因此獲得大量利潤。與技術引進部門不同的是向農產品生產部門這樣的非技術引進部門在向社會提供最終消費品的同時還向技術引進部門提供中間產品。此時非技術引進部門在資本和政策環境均不如技術引進部門的情況下，缺乏技術進步和創新，因此生產率相對比較低。短期內，非技術引進部門產品可以滿足技術引進部門對中間產品的需求，因此該部門的價格水平波動不會很劇烈。從總體上來看，技術引進部門良好的發展態勢掩蓋了非技術引進部門的發展缺陷，宏觀經濟整體上會顯現出高增長、低通脹的局面。3.缺口效應。引進新技術的工業部門的發展勢頭依然很快，產量的增長也非常迅速，因此潛在的國內需求已經無法滿足該部門的供給，將有可能通過擴大海外市場通過出口來支撐他們的發展。但通過出口起到的作用有限，由于供給大于需求，所以導致這些部門的產品價格比較低。此時，從經濟的宏觀方面來看經濟增長仍然由這些具有新技術的工業部門帶動，但農業部門價格水平的大幅度上漲與工業部門的低價格的現象并存，因此產生了價格水平的“二元分化”現象。在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衡量整個經濟的通貨膨脹率水平以及波動水平，需要由各個部門之間價格水平變動的強弱來決定。隨著落后國經濟的發展，技術引進將一次又一次不停地發生。每一輪技術引進都會交替產生通貨緊縮和通貨膨脹。
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是指總需求過渡增長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即“太多的貨幣追逐太少的貨物”，按照凱恩斯的解釋，如果總需求上升到大于總供給的地步，此時，由于勞動和設備已經充分利用，因而要使產量再增加已經不可能，過渡的需求是能引起物價水平的普遍上升。
（二）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成本或供給方面的原因形成的通貨膨脹，即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又稱為供給型通貨膨脹，是由廠商生產成本增加而引起的一般價格總水平的上漲。造成成本向上移動的原因大致有：工資過渡上漲、利潤過渡增加進口商品價格上漲。
（三）需求和成本混合推進的通貨膨脹
在實際中，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并不是單一的，因各種原因同時推進的價格水平上漲，就是供求混合推進的通貨膨脹。假設通貨膨脹是由需求拉動開始的，即過渡的需求增加導致價格總水平上漲，價格總水平的上漲又成為工資上漲的理由，工資上漲又形成成本推進的通貨膨脹。
（四）預期和通貨膨脹慣性
在實際中，一旦形成通貨膨脹，便會持續一般時期，這種現象被稱之為通貨膨脹慣性，對通貨膨脹慣性的一種解釋是人們會對通貨膨脹做出的相應預期。
預期對人們經濟行為有重要的影響，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會導致通貨膨脹具有慣性，如人們預期的通脹率為10%，在訂立有關合同時，廠商會要求價格上漲10%，而工人與廠商簽訂合同中也會要求增加10%的工資，這樣，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每單位產品的成本會增加10%，從而通貨膨脹率按10%持續下去，必須然形成通貨膨脹慣性。
二、通貨膨脹的影響
通貨膨脹必將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影響。如果社會的通貨膨脹率是穩定的，人們可以完全預期，那么通貨膨脹率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很小。因為在這種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各種名義變量都可以根據通貨膨脹率進行調整，從而使實際變量不變。這時通貨膨脹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唯一影響，是人們將減少他們所持有的現金量。但是在通貨膨脹率不能完全預期的情況下，通貨膨脹將會影響社會收入分配及經濟活動。因為這時人們無法準確地根據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各種名義變量，以及他們應采取的經濟行為。
（一）在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于債務人而不利于債權人
通常借貸的債務契約都是根據簽約時的通貨膨脹率來確定名義利息率，所以當發生了未預期的通貨膨脹之后，債務契約無法更改，從而就使實際利息率下降，債務人受益，而債權人受損。其結果是對貸款，特別是長期貸款帶來不利的影響，使債權人不愿意發放貸款。貸款的減少會影響投資，最后使投資減少。
（二）在雇主與工人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于雇主而不利于工人
在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工資增長率不能迅速地根據通貨膨脹率來調整，從而即使在名義工資不變或略有增長的情況下，使實際工資下降。實際工資下降會使利潤增加。利潤的增加有利于刺激投資，這正是一些經濟學家主張以溫和的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的理由。
（三）在政府與公眾之間，通貨膨脹將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公眾
由于在不可預期的通貨膨脹之下，名義工資總會有所增加，隨著名義工資的提高，達到納稅起征點的人增加了，有許多人進入了更高的納稅等級，這樣就使得政府的稅收增加。但公眾納稅數額增加，實際收入卻減少了。政府由這種通貨膨脹中所得到的稅收稱為“通貨膨脹稅”。一些經濟學家認為，這實際上是政府對公眾的掠奪。這種通貨膨脹稅的存在，既不利于儲蓄的增加，也影響了私人與企業投資的積極性。
三、主要結論與對策
國家中央銀行，如中國人民銀行、美聯儲，可經由設定利率及其他貨幣政策來有力地影響通貨膨脹率。高利率（及資金需求成長遲緩）為央行反通脹的典型手法，以降低就業及生產來抑制物價上漲。
然而，不同國家的央行對控制通貨膨脹有不同的觀點。例如說，有些央行密切注意對稱性通貨膨脹目標，而有些僅在通貨膨脹率過高時加以控制。歐洲中央銀行因在面對高失業率時采行后者而受指責。
貨幣主義者著重由金融政策以降低資金供給來提高利率。凱恩斯主義者則著重于由增稅或降低政府開支等財政手段來普遍性的降低需求。其對金融政策的解釋部分來自羅伯特?索羅對日用品價格上漲所作的研究成果。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抵抗通貨膨脹方法為：固定貨幣與黃金等固定參考物的兌換率，或降低浮動貨幣結構中的邊際稅率以鼓勵形成資本。所有這些政策可透過公開市場操作達成。
另一種方法為直接控制薪資與物價。美國在1970年代早期，尼克松主政下，曾試驗過這種方法。其中一個主要的問題是，這些政策與刺激需求面同時實施。故供給面的限制（控制手段、潛在產出）與需求增長產生沖突。經濟學家一般視物價控制為不良作法，因其助長短缺、降低生產品質，從而扭曲經濟運行。然而，若能避免因經濟嚴重衰退導致成本升高，或在抵抗戰時通貨膨脹的情形下，這樣的代價或許值得。
參考文獻：[1]艾慧.中國當代通貨膨脹理論研究.上海財經出版社.
【關鍵詞】民生問題通脹預期通貨膨脹
2010年兩會上,政府明確指出了我國當下面臨復雜經濟條件下需要首要處理好的問題,民生問題?？梢哉f這反映了我黨一直以來關乎民生,體恤民情的本質。也如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形容的那樣,“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闭ぷ鲌蟾嬷谐錆M了強烈的“民生情懷”,從擴大就業、社會保障到辦好教育,從醫療改革、保障住房到農民增收,可以說這是我國首次將民生問題擺在制度政策的層面,給與高度重視。
民生問題其實就是老百姓的福利問題,不同于對整個社會整個經濟體的研究,民生問題更加關注于人口數量大、人均收入低的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問題,這部分人的福利代表了社會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如何切實解決百姓的收入增長,有效就業,福利醫療,住房保險等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其實就是處理好民生問題的關鍵。
2009年我國受世界經濟危機影響嚴重,國家在通過出臺一些救市政策在成功應對經濟危機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問題。經濟結構亟需改善,通貨膨脹預期陡增,內需增長動力不足等等一系列挑戰需要合理且有效的應對。這些挑戰的提出無疑給民生問題的解決增加了難度。在這一系列問題中,通貨膨脹的問題與民生問題聯系最為緊密,2010年通貨膨脹的預期與發展究竟如何影響民生狀況,我國政府可以通過哪些政策來治理可能到來的通貨膨脹以保障民生,將成為本文研究的主題。
1通脹預期及主要誘因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最大外匯儲備國,我國2010年的高通脹預期受到全世界的關注。我國政府相當重視新一年的通脹走向,因為經濟回暖時期的通貨膨脹很可能會因為調控不當而導致經濟滯漲(stagflation),造成“雙谷式”衰退。政府明確指出試圖控制新一年CPI指數上漲率為3%,做出溫和通脹的預期。那么這里簡單梳理一下2010年我國高通脹預期的原因。
1.1貨幣投放量擴大
在經濟市場中,貨幣投放量增大主要加強了金融市場的流通性,貨幣數量的增加直接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然而投放貨幣的同時,若貨幣供給速度大于了潛在經濟增長率(即真實利率),就會對商品價格產生一個較強的拉動作用。這個拉動作用對價格的影響相對經濟增長峰值有一個時間上的滯后期,國際經驗為3年,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是半年至1年[1]。去年我國金融機構新增貸款高達9.58萬億元,助推M1,M2達到了十年的高點,截至2010年2月,我國M2總量達到近40萬億元人民幣[*]。2010年我國仍處于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階段,4萬億投資項目后續資金需求剛性,那么貨幣投放量很難強制壓縮,于是由于寬松信貸而產生的流通性過剩的通脹壓力持續顯現。
1.2資產泡沫的不良預期
當貨幣超量發行涌入經濟市場的時候,實際增長率為市場可以健康消化的部分,其余則成為過剩的流通性壓力。2000-2008年貨幣供應量(M2)年均增長率為17.1%,實際經濟增長率為10.3%,而居民價格指數上漲2.4%,那么超出實體經濟需求的貨幣供給量為4.4%,由于這些剩余貨幣大量被房地產、股市等資產渠道吸收,故沒有對物價產生壓力。同樣,2009年由于寬松信貸政策,貨幣供給量增長27.7%,而實際經濟增長為8.7%,房地產與股市等資產市場吸收2.7萬億元,相當于貨幣供給量的6%[2]。而房產市場與股票市場的對貨幣的“吸納”建立在其本身非理性繁榮而產生的資產泡沫化基礎上,我國股票市場2009年達到88.58%的漲幅,居全球前列;而房產市場隨著房價的飆升而成為投機型投資的熱土。這樣造成兩個效應,第一,硬資產漲價拉動消費品物價上升,使得消費者消費增加,進而促進物價上漲;第二,資產泡沫化預期形成后,大量資金涌出壓力增大,提高通脹預期。
1.3輸入性通脹
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紛紛上漲,我國進口大宗商品價格飆升,很可能影響到我國國內消費品價格。這體現出我國2010年通脹的預期表現出多種通脹模式混合的特征。
總體看來,由于去年應對經濟危機而采取的雙寬松政策,我國2010年通貨膨脹預期很強,加上新年的“翹尾因素”與當下西南干旱造成的糧食大幅度漲價帶來的消費預期提升,我國控制CPI全年3%的增長是一項重大而富有挑戰的工作。
2通貨膨脹對民生的主要影響
溫總理在兩會前就曾指出“2010年是我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在經濟復蘇中溫和穩健的調控由高通脹預期帶來的流通性壓力,這意味著兩個層面的意思:首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不能遏制市場經濟復蘇的上升狀態,那樣會使經濟再度陷入蕭條;其次,保證不發生嚴重甚至惡性通貨膨脹,則是對“民生”的最直接的關懷。
通貨膨脹直接危害百姓利益,是“民生問題”的大事,政府試圖力保全年CPI增長3%的很重要原因,便是擔憂通貨膨脹對百姓利益的嚴重危害。那么,本文便忽視通貨膨脹對整個經濟體的影響,試圖單純從百姓的角度分析在我國通貨膨脹產生后對民生的危害。
2.1收入減少
通貨膨脹發生后對百姓最直接的影響在于購買力的降低,當通貨膨脹發生時,消費品真實物價上漲的幅度大于百姓手中的名義貨幣收入增長,那么同樣的貨幣將不再能夠購買等同量的商品,百姓的福利受到直接損失。
當通貨膨脹發生后,由于政府存在“菜單成本”而不會在短時間內調節稅收稅點的指標。個人收入所得稅是一種遞增稅種,按照收入多少劃分為若干等級,隨等級提高賦稅額度提升。若假設原個人收入所得稅起征稅點為t0,通貨膨脹率為π0,實際經濟增長即利率為r0,則通貨膨脹發生后,個人所得稅的起征稅點降低為t0/(1+π0-r0),對于百姓來說,原本不需要繳稅的一部分人在通貨膨脹之后需要承擔繳稅義務;同理通貨膨脹后,原本許多繳納低額度個人所得稅款的民眾將被重新劃歸為高一等級的稅收人群,不得不支付更多稅款.這樣通貨膨脹的存在損害了百姓利益,而補貼了政府。
于此同時,企業在通貨膨脹之后沒有加薪動力,員工反映出對消費變化的遲鈍,則整體市場工資上調有一個明顯的滯后,那么假設通貨膨脹前員工工資為w0,同樣假設通貨膨脹率為π0,實際經濟增長即利率為r0,那么當通貨膨脹發生后員工的實際工資下降,w=w0/(1+π0-r0),可以看出來通貨膨脹發生后損害了員工利益,即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受到損害而補貼了企業家雇主。
2.2收入不均
通貨膨脹發生使得日常消費品價格發生大幅度提高,日常消費品包括糧食產品與其他生活資料必需品,收入低的人群遭受通貨膨脹的損失要明顯大于收入高的人群。這里將收入低的人群分為兩類,一類是非農民的普通勞動者,他們在實際收入沒有得到提升的情況下面對剛性需求生活必需品價格提高,則生活福利受損;另一類是農民,雖然農產品價格提升部分補貼了農民收入,但是糧農產品的價格提升遠遠不足以負擔通貨膨脹帶來的損失[3]。理由主要因為糧農產品價格上升同時土地成本很快上升,價格傳導迅速,使得農藥、化肥、農機等農資產品價格上升,農民通過農產品獲得的盈利需要對農資產品價格上升進行補貼。我們再從收入角度分析,當通貨膨脹到來時,我國物價上漲的同時伴隨有資產的上漲,即“雙膨脹”狀態。就居民收入購成而言,實體經濟部門勞動者獲得的收入主要是工資收入,而收入高的人群還會獲得資本部門的資本利得。通貨膨脹的到來無疑極大加速了貧富收入差距。
2.3痛苦指數
痛苦指數(MiseryIndex)于1970年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肯(ArthurOkun)發表,用以代表令人不快的經濟狀況[4]。痛苦指數的計算方法為:痛苦指數=失業率+通貨膨脹率。按照菲利普斯曲線(PhilipsCurve)的描述,正常經濟走動時,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有一個近似替代的關系,此消彼長。當失業率或通脹率其中之一變化時不能夠很好的反映民生痛苦的狀況,若兩個比率都上升,則反映了與民生密切相關的痛苦指數。
痛苦指數的提出其實強調了就業率對于民生穩定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一般來說對于菲利普斯曲線的解釋,之所以失業率與通脹率能夠存在反向關系的原因在于:存在較高失業率的時候,工人可以選擇的其他工作機會較少,所以一般不會很強烈的要求工資上調;同時,較高失業率意味著較低利潤率,企業雇主會更有力地抵制工人要求漲工資。[5]
我國當下處于一個混合型通脹預期較高的時期,對于廣大下崗人群與廣大的畢業生人群來說,失業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于這些大部分的低收入勞動者來說,他們沒有任何談判能力來使得工資額度上升?！按髮W生畢業找工作難”伴隨著通貨膨脹的到來,痛苦指數則會顯著上升,民生問題受到嚴重損害。
總結看來,通貨膨脹對我國2010年經濟的發展影響巨大,尤其從百姓的角度,以民生問題為出發點分析,可以得出結論:若發生較嚴重通脹,在我國當前形勢下,百姓的福利會受到更多的損害。那么從民生角度著手,我們就應該準備一些防治通脹的政策,以應對可能到來的通貨膨脹,來保障民生,促進社會和諧。
3民生角度的政策分析
經典教科書中對通貨膨脹的治理有許多方法,根據通貨膨脹的起因不同,按照不同經濟學流派的解釋,主要的政府調控手段有控制貨幣發行、調整利率、調整匯率等等。本文主要考慮我國現行國情,從民生的角度來探討各種治理政策對百姓的福利作用,試圖找到一個合理的最能讓百姓受益的治理政策,抓住政府以“民生問題”為本的工作重點。以應對如果發生的通貨膨脹狀況。
3.1利率調整
根據弗里德曼的說法,“通貨膨脹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一定是貨幣現象”,通貨膨脹的實質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貨物”,在貨幣主義的理論中認為,實際因素即使對總需求有影響也是不重要的,貨幣的過度發行是通貨膨脹的關鍵。那么利率政策的效用顯而易見,調高利率屬于緊縮式貨幣政策,抑制了流通性,增加了儲蓄總量,減少了實際流通貨幣量,直接的降低了通脹的壓力。
然而貨幣政策需要較長的傳導時間,在實際操作中又有很強的信號作用,各國央行都很慎重的加息,因為加息意味著直接對過熱經濟的“降溫”。而當下正處于經濟危機的后危機時代,任何直接粗暴的利率調整都有可能打消剛剛興起的民間資本活動的苗頭,扼殺了復蘇的經濟形勢,而產生一種經濟停滯的后果。對百姓而言,直接的利率調整則很可能造成緊縮信貸使個體私營企業失去貸款而面臨危機,這樣將造成的更多失業。所以在治理通脹時,從民生的角度來考慮,不應該首先考慮利率的調整。
3.2匯率調整
傳統的匯率思路來治理通脹的方法概括起來應該是這樣:人民幣升值,可以在降低進口價格的同時,提高出口價格,從而減少出口量增加進口量,減少貿易順差,進而消除貿易順差所帶來的“流動性輸入”,最終緩解通脹壓力;其次,人民幣升值,進口大宗商品的國際成本實際價格下降,拉動國內其他商品也相應降價,從而抑制輸入性通脹。[6]
然而在我國的現行外貿體制下,匯率調整發生了典型的“政策失效”。當前外貿企業不能完全自由的進口國外商品與服務,所以即使人民幣升值,對于民眾而言,也不能直接享受到進口商品時人民幣購買力的提升;相反這樣的匯率調整將利益主要補貼給了擁有進口權利的大型國有企業以及擁有進口原材料權利的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
3.3稅收制度
在需求性遠遠大于供給的情況下,產生需求拉動的通貨膨脹,這是增加政府稅收,降低居民消費,控制貨幣流通量,達到通貨膨脹的治理。而我國當前形勢是由于過量的信貸發行與高企的資產價格而造成的高通脹壓力,伴隨著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顯然通過增加政府稅收的手段不僅不能夠解決通脹問題,反而會加重民生問題,降低了百姓收入,損害了百姓福利。
3.4可行政策
在討論了上述治理通貨膨脹的政策后,發現從民生角度下考量,這些政策在當前我國情況下有著明顯的缺陷,那么結合當下我國情況,該如何最好的處理好“防通脹“與”重民生“之間的關系呢?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思考,給可行的政策提供一個思路。
注重經濟結構調整,由于當前我國外貿勞動生產率較低,而在外貿交易中暴露出國內產業結構與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現象嚴重,這些給輸入性通脹帶來了條件。于是國際原材料成本的提升直接造成我國的其他商品被動提價。大力調整經濟結構,發展創新產業,加強科技研發與制度研發,力圖在新能源與新技術的領域取得領跑。
另一個方面,在民眾對2010年通貨膨脹預期普遍較高的情況下,政府可以從民心方面對百姓的通貨膨脹預期進行疏導,達到“疏導勝于防護“的目的。當前資產泡沫化嚴重,房地產價格高企是令百姓不安的最大因素,那么出臺適當的控制樓市政策,可以很好的安撫民心,穩定通脹預期。同時,政府出面公開宣稱力圖控制2010年國家CPI增長率3%,維持溫和通貨膨脹,利用政府公信力讓市民安心。有效的避免了消費者因恐慌最近干旱天災與”翹尾效應“導致的物價上揚而引發的價格預期上升,于是加大消費進而推動了物價上漲的現象。最后政府宣傳要通過治理通貨膨脹預期來維持新年的穩定,那么在政府的穩健貨幣政策指示下,民眾因為提高儲蓄率也可以部分化解通貨膨脹危險。
2、剔除商品期貨的季節性因素
本文實證中，選取的商品期貨品種為黃大豆，因為黃大豆這一期貨品種出現的時間較早，可利用的數據較多;另一方面，黃大豆受到國外商品期貨價格的影響較小，更易與國內的核心通貨膨脹建立關系。本文采用平滑法剔除期貨價格中的季節性因素。
3、建立回歸方程
得到了相應的平滑數據，即可對核心通貨膨脹與平滑后的數據進行回歸以證明其預測性。至此，準備工作已完成。剩下的部分即為將處理后的價格數據與相應日期的核心通貨膨脹數據進行回歸。因此，可建立滯后一到五階的回歸方程。對于滯后階數n的確定，利用AIC準則(赤池信息準則)。對不同的n值，分別比較方程的擬合優度，以及AIC值(Akaikeinfocriterion)。取AIC值較小且擬合優度較大的n值為佳。
4、實證結果
經實證，當回歸方程自變量是滯后階數由1到5時，擬合優度要小于六、七、八階滯后，AIC值大于三、四階滯后，結果差強人意。且方程系數的顯著性很差，證明有不甚合適的變量混在其中，由于進行比較時是將滯后階數逐漸遞增，因此推測是一階與二階滯后，甚至三階滯后變量不合適。因此，將一階、二階、三階滯后相繼剔除，結果確實有所改善。從上述回歸結果也可以看出，回歸方程擬合優度不高，DW值也偏低，表明除了核心通貨膨脹外，還有諸多對價格變動影響較為深刻的因素未引入到方程之中;同時，過多的滯后變量也會引起共線性問題。由于我們研究的是核心通貨膨脹對價格變動的影響程度，上述方程已能說明問題。
1.2數據平穩性檢驗時間序列的平穩性檢驗是計量經濟分析的基本要求，只有變量滿足平穩性要求時，結果才有效。目前普遍應用的方法為ADF單位根檢驗方法。對1996～2013年我國M2、CPI和GDP數據進行檢驗時發現，這些數據并不平穩，不能夠直接地進行相關計量分析，會造成“偽回歸”結果。因此，本文對相關數據采取對數形式，結果發現在二次差分序列情況下，LnGDP、LnM2、LnCPI在5%和1%的顯著水平下顯著，ADF檢驗表明這些數據是平穩的。具體結果如表1所示。從表2中可以看出，這些序列本身都為非平穩時間序列，而通過檢驗，它們的一階差分和二階差分序列是平穩的，于是我們采用處理非平穩變量的協整方法來研究。
1.3協整檢驗Johansen檢驗是基于回歸系數的協整檢驗，是用于檢驗多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的方法。通常采用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的方法，檢驗結果表明，M2、CPI和GDP這三個變量在5%的顯著水平上存在1個協整向量，即三者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將誤差項記為ECM，建立協整模型如下所示：(1)式(1)表明，長期中LnGDP、LnM2、LnCPI之間存在穩定的協整關系，M2增長1%，GDP增長0.7926%，M2對GDP的增長有促進效應，即長期來看，貨幣非中性。而CPI上漲1%，GDP下降1.5426%，CPI對GDP的增長有抑制效應。
1.4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如前所述，通過對M2、CPI和GDP進行相應的檢驗可知，三者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是，這種長期關系是在短期動態過程中不斷調整才得以維持的，任何一組有協整關系的變量都存在誤差校正機制，因此，為研究三者之間的短期動態相關關系，我們需要在協整方程的基礎上建立VEC模型。本文VEC模型的回歸方程為：通過表3可以發現：第一，在D(M2)的自回歸方程中，誤差修正方程ECM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是貨幣供應量的格蘭杰原因，表明各解釋變量對貨幣供應量具有長期影響。第二，在D(CPI)的自回歸方程中，誤差修正方程ECM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但同時貨幣供應與經濟增長都不是通貨膨脹的格蘭杰原因，也就是說短期內貨幣供應、經濟與通貨膨脹無關。第三，在D(GDP)的自回歸方程中，誤差修正方程ECM在統計意義上是顯著的，是經濟增長的格蘭杰成因。
2實證結論與政策建議
需求拉動是引起通貨膨脹的重要因素之一。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又被稱為超額需求通貨膨脹，通常是被認為總需求過度的結果。也可說成社會上的總需求超過生產商的總供給所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的持續、顯著的上升。概括說來，社會總需求的增加會引起產品價格的上漲和總產量的增加，但是在實現充分就業以后，也就是達到實際產量的最大限度，總需求輕微的波動都會帶動價格水平的進一步提高，通貨膨脹也就更加突出。在這種情況下，通貨膨脹又被生動地描述為“過量的貨幣追逐稀有的商品”。同樣根據經濟學家凱恩斯的理論:一旦出現社會上的總需求超過總供應的現象，物價上升趨勢的出現也就很正常了。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只要總需求上升必定會出現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這種現象。
(二)成本推進
成本是在生產和銷售某種產品的過程中需要花費的所有費用，是商品價值的表現形式和內容，也是構成產品價值的重要因素，即人們在通過一些途徑達到自己所需目的生產過程中所消耗的要素也稱為成本。成本推進型通貨膨脹又被稱為供給型通貨膨脹，是指在人們總需求沒有變動的情況下，從供給的角度來看，商品成本的提高所導致的物價水平全面持續地增長。指的是由于生產者成本的上升是價格水平上升的情況也會由于市場上的價格沖擊力造成的某一類原料價格上漲。
(三)結構性變
化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學家提出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市場活動內容應拆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工作效率很高的工業組織;二是生產率保持一定水平線上的社會公共服務部門。當工業部門由于工作效率高而使部門工資上漲時，社會服務部門也會不甘示弱，同樣提高薪資上漲幅度。由此現象不難發現在這種做法下，經濟總體難免會形成由工資薪酬成本所推動產生的通貨膨脹。即社會中某一部門的工資提高，其他部門必會因為攀比心里而同時提高自己的工資比例。具體定義來說，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指在沒有需求推動的作用下，僅僅是由于市場結構因素造成的普遍價格的上升變化。分析來看，社會各部門生產效率與發展水平層次不同，和外部的經濟聯系不同，可是現代經濟結構要想使生產要素從落后的部門向先進的部門轉移是很難做到的，同時落后的部門會要求與先進的部門在工資和價格方面達到同一程度水平，這樣就會導致一般價格水平上漲，形成結構性通貨膨脹。
二、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影響和表現
(一)通貨膨脹使收入分配結構不平等
通貨膨脹會影響甚至降低消費者的生活質量水平，其中對固定水平低的民眾影響十分明顯。一般會分成兩個部分:對于有固定工資收入者和債權人來說會遭受財產的損失，由于這群民眾只有固定的工資收入及養老金，而工資的增長的幅度卻抵不過物價上漲的幅度，總是居于通貨膨脹之后。而對于那些非固定收入者(利潤收入者)和債務人都會在循環漲價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通過提高價格水平來減少通貨膨脹損失，并可能從中獲益。
(二)通貨膨脹造成消費與投資的不確定性
中國的畸形經濟結構由于消費投資帶來的巨大不確定性向更加不協調的方向演變，市場生產者發出商品價格的信號，而生產者會依據這個信號來明確市場是否需要自己的產品，明確需求，從而有針對性地調整自己的生產規模，來降低社會能源資源的浪費，讓這些資源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但通貨膨脹來臨時，商品價格的上漲只是由于生產的投機和人們的心理作用，并不是因為實際的需求而上漲。由于生產者不能及時準確地掌握全面可靠的市場信息，因此人們的這種行為會促使消費與投資的進一步盲目前進。
(三)通貨膨脹降低中國的競爭能力
在通貨膨脹過程中，商家們要想謀求自己的產品利潤最大化，最直接并且最有成效的途徑就是提高自己產品的價格，因為即使獲益的空間被通貨膨脹的循環沖銷壓縮，可是相對于不漲價而言，獲利空間還是很大的。我國屬于外向型發展經濟，而且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加工制造國外的產品再輸出，成本低廉，在國際上有相當的競爭力，但是沒有較高的技術含量。而通貨膨脹更加劇了這種低端的社會地位，不但國內貨幣貶值，而且抬高了出口的成本。中國逐漸失去競爭優勢。
(四)通貨膨脹對國內居民的影響
首先，對于固定的工資收入持有者來說在通貨膨脹中會遭受損失。對于那些固定收入的階層來說，如:領取救濟金、退休金的人等，他們的收入屬于彈性很小的固定資金額，普遍追趕不上物價上漲的幅度，盡管實際收入通過名義工資有所提高但是購買力將不斷下降，導致固定收入者生活質量下降。其次，通貨膨脹對居民儲蓄不利，伴隨物價水平上漲，居民存入銀行的資金的實際價值就會下降，從而導致原本擁有的資金按照相反的利率來計算，使民眾所持有的資金受到嚴重的打擊。最后，通貨膨脹還會對居民就業產生很大影響，雖然通貨膨脹在前期內可以刺激生產者擴大生產，從而增加就業機會，擴大就業渠道，但是只要當通貨膨脹繼續以這種趨勢發展下去，那么人們就會大大的降低積極性，企業不愿意多提品而且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極大下降，這就會導致出現失業增多的現象。
三、應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對策
(一)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
總需求屬于宏觀的理論。它是指在特定的物價體系階段中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的總和。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必須要對貨幣流通情況作出合理的判斷，不能就單方面來看，還必須綜合各種因素來采取對策。在財政政策方面，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大力縮減財政支出，保持財政收支平衡，避免赤字財政的產生。而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通過緊縮型信貸，嚴格控制貨幣的放出量，降低貨幣供應量。但是無論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或是兩者結合的綜合治理，很重要的途徑即抑制消費過快增長并將投資的規?？刂圃谝欢ǚ秶鷥?，從而實現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
(二)加大金融部門監管力度
在世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不難看到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階段，存在著很多不確定因素，所以工作的重點應該加大金融部門監管力度。一方面建立健全相關的法律規章制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完善加強監管制度;另一方面整改一些不合理的經濟管理因素，協調好監管體制下的各個金融部門，堅決制止和查處隨意提高利率、亂批設金融機構和各種違反金融政策法規的行為，防止各種違規現象發生，避免由于經濟中的不穩定性因素推動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
(三)增加產品合理供給，優化經濟結構
為解決通貨膨脹帶來的問題，需要從兩個切入點著手，一方面適當增加總供給;另一方面控制總需求，二者均要重視。若單方面控制總需求而忽略了增加總供給的作用，將阻礙經濟發展，使我國經濟處于低速階段，最終使努力付諸東流。但僅增加總供給而不控制總需求又必然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重大的影響，同時也增加了調整的成本。因此，在控制總需求的同時，還必須增加有效供給，降低成本，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提高經濟效益。
二、數據與參數估計
我們使用混合頻率(每日及每季度)的數據集，①目的是利用每日股票收益率預測季度產出增長率及通貨膨脹率。本文使用(最優頻域濾波器)過濾過的及原始的道瓊斯工業指數(DJI)日收益率來預測美國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我們選取的時間區間為1951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我們選擇了三對樣本內回歸區間及樣本外預測區間，分別為:(1)樣本內回歸區間:1951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樣本內回歸區間:1951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樣本內回歸區間:1951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每個預測區間的均方預測誤差(MSFE)都被計算以方便不同預測模型之間的比較。類似地，我們采用同樣的方法預測新加坡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所采用的日股票收益數據為1986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的海峽時報指數(STI)，我們同樣選擇了三對樣本內回歸區間及樣本外預測區間:(1)樣本內回歸區間:1986年第1季度至2008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9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2)樣本內回歸區間:1986年第1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7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3)樣本內回歸區間:1986年第1季度至2004年第4季度;樣本外預測區間:2005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1.頻域濾波器Ouliaris和Corbae［14］提出了一種新的頻域濾波器(簡稱為FDF)，該濾波器可以提取水平時間序列中的周期性成分，并且能夠輕松地處理時間序列的隨機及確定性趨勢(對平穩序列顯然)。通過一系列的蒙特卡羅實驗，利用數據生成過程如美國實際產出增長率，發現該頻域濾波器相比流行的時域濾波器(HP濾波器及BK濾波器)，其均方預測誤差要低得多。此外，Ou-liaris和Corbae［14］建議的頻域濾波器相比Mari-anne和Robert［15］以及Hodrick和Prescott［16］分別提出的BK濾波器和HP濾波器有一個重要優勢，就是它只需要我們設定一個商業周期的區間，而不需要設定任何參數。以本文為例，我們提取了6—32季度(即1.5—8.0年)區間的產出成分，或者等價地，395.0—2088.5天區間的每日股票收益成分。2.參數估計MIDAS方法關鍵的一步在于估計MIDAS權重函數式(2)及式(3)當中參數(θ1，θ2)的值。參數(θ1，θ2)不僅決定了MIDAS權重函數的形狀，而且同樣決定了式(1)中所包含的滯后項數目的多少。本文試圖從“預測”(Forecasting)及“實時預報”(Nowcasting)兩種情境下分別估計(θ1，θ2)。限于篇幅，我們僅使用如下包含指數Almon權重函數的AR－MIDAS回歸方程。將表1中所得到的參數估計值代入Almon權重函數，就能得到在“實時預報”情境下Almon權重與滯后日之間的關系。類似地，在“預測”情境下，我們利用式(5)AR－MIDAS模型得出參數值(β0，β1，β2)及(θ1，θ2)估計值，如表2所示。
三、預測分析
我們考慮如下的MIDAS預測模型:。其中，Yt代表名義或者對數差分化后的產出增長率。Sqt(Sqt－1)代表對數差分化后的原始季度股票回報率，且經過如式(4)或者式(5)的“季節反應”處理，即乘以因子(1－^β1L)以剔除“季節反應”(下同)。Sudt(Sudt－1)代表對數差分化后的原始日股票回報率的季度加總，Sfd1(Sfdt－1)代表對數差分化后的FDF日股票回報率的季度加總。我們在“實時預報”與“預測”情境下分別進行預測，且在每種情境中選擇以原始季度股票回報率為解釋變量的預測模型作為我們的基準模型，例如，式(6)為“實時預報”情境下的基準模型;式(7)為“預測”情境下的基準模型。這樣處理的目的:一方面，因為季度股票回報率數據與產出增長率及數據處于同一頻率，因而我們可以直接使用其對后者進行預測;另一方面，通過比較(加總的)日股票回報率與季度股票回報率的預測結果，我們可以知道高頻股票回報數據是否包含任何對預測產出增長率有用的信息，且是季度股票回報數據所沒有捕捉到的。同樣地，使用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讓我們檢測MIDAS方法的有效性，即使用MI-DAS權重函數對高頻數據進行加總的同時，盡可能多地保留對預測有用的信息。此外，通過比較FDF日股票回報率(即使用頻域濾波器過濾后的日股票回報率)與原始日股票回報率的預測結果，我們可以知道，在剔除了超高頻的噪音以及可能的季節趨勢之后，我們的預測結果會不會比原始數據來得更好。我們將對產出增長率與通貨膨率的預測結果列示在表3和表4中。我們分別在“實時預報”與“預測”情境下計算出每一個預測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MSFE)，并且除以每種情境下基準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以便比較。另外，從數據部分的介紹可知，我們所采用的樣本外預測區間分別為h=8，h=16，h=24。
1.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結果分析從表3可以看出，原始股票回報率以及經頻域過濾器過濾過的日股票回報率對預測美國名義產出增長率的作用十分微小，計算出的均方預測誤差(MSFE)與基準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比值都大于1，說明我們所選取的預測模型的預測效果比基準模型要差。同時，在“實時預報”與“預測”情境下，我們很難甄別以原始股票回報率為解釋變量的預測模型(式(8)與式(9))和以FDF股票回報率為解釋變量預測模型(式(10)與式(11))之間的優劣。以上是針對美國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結果分析，看上去令人有些沮喪，因為在加入高頻股票回報率的信息之后，我們的預測模型相比基準模型的預測效果反而更差。不過對新加坡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結果讓人重拾對MIDAS預測模型的信心，對新加坡的預測結果更是相當地鼓舞人心。我們接下來分析對新加坡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結果。表3中用黑體顯示的數值表示，式(8)預測模型以及式(10)預測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相比基準模型式(6)都要低，說明兩者的預測精度比基準模型要高。換句話說，在引入高頻股票數據后(無論是原始的還是經頻域過濾因子過濾過的)，我們改進了對新加坡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精度。另外，很容易看出式(8)預測模型在三個預測區間h=8、h=16、h=24的相對均方預測誤差都比式(10)預測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小。這說明在“實時預報”情境下，式(8)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要比式(10)更高。在“預測”情境下，我們一方面能看出式(8)預測模型和式(10)預測模型在三個預測區間的均方預測誤差均比相應的基準模型式(6)和式(7)大，說明引入高頻股票回報率信息后，我們對新加坡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精度反而降低了。另外，對比式(8)與式(10)的預測結果可知，在“預測”情境下，且在三個預測區間當中，式(8)預測模型的相對均方誤差都比式(10)預測模型的相對均方誤差小。綜上所述，對于美國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無論在“實時預報”還是“預測”情境下，我們的MIDAS預測模型不但沒有提供相比基準模型更多的有用信息，反而降低了預測精度。而且我們也不能在式(8)與式(10)、式(9)與式(11)預測模型做出優劣的判斷。對于新加坡名義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我們發現在“實時預報”情境下，式(8)以及式(10)預測模型相比基準模型的預測均有改進，雖然在“預測”情境下我們不能得出類似的結論。最后，無論是在“實時預報”還是“預測”情境下，式(8)預測模型都比式(10)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更高。這說明，我們在對原始海峽時報指數(STI)使用頻域過濾因子進行過濾的過程當中，可能把對預測產出增長率有益的信息也過濾掉了，而這些有用的信息包含在高頻噪音以及長期趨勢當中。
2.名義通貨膨脹率的預測結果分析與名義產出增長率預測的情形類似，Yt代表美國或者新加坡的季度通貨膨脹率，sudt(sudt－1)代表對數差分化的原始日股票回報率季度加總，而sfdt(sfdt－1)代表對數差分化的FDF日股票回報率的季度加總。預測結果如表4所示。預測結果顯示，引入高頻股票回報率信息之后，式(8)—式(11)模型的均方預測誤差(MFSE)相比基準模型都小于1(只有使用FDF日股票回報率對美國進行“實時預報”與“預測”時情況例外)，說明高頻股票回報率數據包含有預測有用的信息。具體而言，對美國名義通貨膨脹率的預測，無論在“實時預報”還是“預測”情境下，以原始日股票回報率為解釋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相比基準模型有更高的預測精度。以FDF日股票回報率為解釋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相比基準模型隨著預測區間的不同而預測結果不一樣。且在“實時預報”情境下，原始日股票回報率相比FDF日股票回報率包含有更多的有用信息，而在“預測”情境下，我們不能得出類似的結論。對于新加坡名義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我們發現無論是在“實時預報”還是“預測”情境下，在對原始海峽時報指數(STI)使用頻域過濾因子進行過濾后，剔除掉了高頻噪音及長期趨勢的影響，的確改進了新加坡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效果。
3.Diebold－Mariano檢驗Diebold和Mariano［17］提出了一種比較不同預測模型的直接方法，該方法可用于二次損失函數、多期預測以及預測誤差。我們將應用該檢驗比較不同預測指標的預測效果。在實際應用中，我們選取均方誤差損失為我們的損失函數。我們在“實時預報”以及“預測”情境下分別進行比較，而且也對“實時預報”情境下的預測指標以及“預測”情境下的預測指標進行了交叉比較。從表5可知，在“實時預報”情境下，對美國產出增長率的預測，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相比基準自回歸預測模型要弱(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但與以FDF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沒有顯著差別。然而，對美國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我們發現以原始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比基準模型以及以FDF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都要高(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但后兩者之間的差別卻不明顯。對于新加坡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本文所采納的三個預測模型之間的預測精度對比沒有顯著差別。我們對新加坡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得出一些新的結果:分別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和以FDF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相比基準自回歸模型的預測精度都要高(顯著性水平為10%)。特別地，我們看到FDF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的預測精度要比原始日股票收益率MIDAS模型高(顯著性水平同樣為10%)，這說明當我們將高頻STI指數可能的季度趨勢以及高頻的噪音過濾掉以后，模型對新加坡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精度相應提高。在“預測”情境下(如表5中欄所示)，我們發現對于美國產出增長率以及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本文所應用的三個預測模型之間的預測精度均沒有顯著差別。對新加坡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檢驗結果告訴我們，以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相比基準自回歸模型要稍差(顯著性水平為10%)，然而，后者與以FDF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之間的預測精度沒有顯著差別。對新加坡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以FDF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模型的預測精度比以原始日股票收率為自變量的MIDAS模型以及基準模型都要高(顯著性水平為5%)，雖然后兩者之間的預測差別并不明顯。這證實了我們在“實時預報”情境下對新加坡季度通貨膨脹率預測的結論。我們再一次看到，采用最優頻率過濾器過濾后的數據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改進我們的預測精度。我們對比“實時預報”及“預測”情境下的預測模型之間的預測精度，即交叉對比，結果顯示在表5下欄。對于美國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我們發現以實時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相比以滯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并沒有顯著改進。對于FDF日股票收益率(實時和滯后一期)情形類似。這說明引進當前季度的股票數據并沒有顯著改善我們對該季度的美國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效果。然而，對于基準模型，引進當前季度的股票數據的確改進了我們對該季度的美國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效果(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盡管程度比較弱。對美國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我們發現三個以實時股票信息為自變量的“實時預報”模型與以滯后一期的股票信息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之前的預測并沒有顯著差別。對新加坡產出增長率的預測，以實時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的預測精度相比以滯后一期的原始日股票收益率為自變量的MIDAS預測模型要高，且顯著性水平為1%，但對于其它兩個預測模型，實時股票信息的引進并沒有明顯改善對新加坡產出增長率的預測效果。對新加坡季度通貨膨脹率的預測，我們發現以實時FDF股票信息為自變量的“實時預報”模型的預測精度比以滯后一期的FDF股票信息為自變量的“預測”模型之前要低(顯著性水平為5%)。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理論中，最有爭議、最難理解的一個概念就是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指面對通貨膨脹，經濟個體被迫改變持有貨幣的經濟行為所造成的效率損失。在傳統分析中，很多觀點都認為這種效率損失，即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是微不足道的，但事實上，人們卻對通貨膨脹顯示出普遍厭惡。由于面對通貨膨脹，經濟個體最直接的改變就其持有貨幣的經濟行為，這樣，雖然在一般公眾中，沒有提及在通貨膨脹時經濟個體為管理他們的貨幣余額要耗費的額外時間和成本，放棄貨幣的便利性所帶來的影響，但對于經濟學家，卻有必要對這些額外耗費的成本，這些效率損失重新進行再認識。
二、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思路
要解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問題，就必須首先要回答諸如人們為什么會喜歡持有貨幣，貨幣為什么會具有價值，特別是法定貨幣——由政府發行的、邊際生產成本為零、本身毫無價值的貨幣符號為什么具有價值，貨幣價值又是如何體現出來的這一系列貨幣現象的基本問題。這樣就必然要對貨幣理論中貨幣功能觀的演進進行梳理與評析。采用這樣的研究視角進行梳理和分析，而不以模型的堆砌或其他研究框架來劃分，可以回歸到通貨膨脹是一基本的貨幣問題這一本質，為理論模型的改進與優化，特別是根據中國現實約束條件，建立適合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論框架以及基于中國經濟數據的實證研究，提出明確的方向，即更加符合國情的對貨幣的認識以及對現實更逼真模擬的約束條件，同時也為評價各種模型的優劣，各種計量結果的可信度，提供了一種最基本的準則。
理論上對貨幣的認識，分為兩類，一是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對貨幣的認識，二是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對貨幣的認識。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圍繞貨幣的交易媒介、價值貯藏和計量單位的三大功能，研究人們的貨幣需求和貨幣的價值所在。然而，由于缺乏微觀基礎，沒有從個體的效用出發，這樣就無法對個體在預算等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行為進行研究和分析，從而也就無法對作為宏觀基礎的個體進行推測和判斷，所以缺乏微觀基礎的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存在重大局限。而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就適當解決了這一問題。Sidrauski(1967)在“貨幣效用模型(Money-In-the-UtilityModel，MIU)”中，直接把貨幣引入到效用函數中，雖然并未解釋為什么貨幣直接就能夠給人們帶來效用，但由于持有貨幣能夠產生直接的效用，而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貨幣余額的下降，從而引起個體效用的下降，故通貨膨脹必然會對個體造成福利成本。這一事實意味著，無論通貨膨脹是預期還是非預期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究竟有多大?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是集中在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幾乎沒有對于非預期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其難度是在于非預期通貨膨脹本身的不確定性——既不容易量度，也無法觀察其轉變，我們設想采用這樣一種方式，對非預期通貨膨脹作出一種轉化，轉化成類似于訊息費用、執行費用一類的交易費用，交易費用是一種局限條件，在原則上可以客觀地衡量其轉變。把非預期通貨膨脹作為一種約束限制條件來處理，從而就可以把非預期通貨膨脹下福利成本的研究再次納入到現有的理論框架和計量模型之中，基于這樣的考慮，本文仍然是針對完全預期通貨膨脹下的福利成本研究。
這樣，我們就可以分別從傳統宏觀貨幣理論和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從各自對貨幣的理解來建立研究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邏輯主線，并沿著這條主線，來認識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與其研究的發展。
三、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發展
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起源于Bailey(1956)，并自他開始，一般都沿用了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對貨幣需求運用消費者剩余分析，認為通貨膨脹就像是對貨幣征稅，那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位于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上方之間的面積，只不過，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為零而已，這樣，在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中，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就是貨幣需求曲線下方區域的面積。
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貨幣需求函數形式，首次用積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歐洲惡性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隨后，圍繞Bailey的方法，許多學者也提出自己的見解。Marty(1967)就認為貨幣流通速度會隨著通貨膨脹的提高而加快，而且產出也會隨之增長，利用Mundell(1965)的模型，得出了在有產出增長且貨幣流通速度與通貨膨脹率呈線性關系時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Barro(1972)重點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變，認為通貨膨脹提高了人們的交易成本，人們會加快支付的頻率，也會減少使用貨幣來進行交易，而轉向采用其他更低效的交易媒介(如香煙)，在重建貨幣需求曲線后，重估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Mussa(1977)則放棄了Bailey等人對貨幣交易媒介功能的刻畫，而集中在貨幣具有的計量單位、價值標準的功能上，認為只要價格和工資收入的調整是需要實際成本的，那么通貨膨脹也就有成本。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傳統宏觀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估計，都是從貨幣功能觀出發來研究的，尤其是貨幣的交易媒介功能，它們之間的傳承也是對Bailey的貨幣需求曲線下方求積分的思想的完善和更現實的模擬。但不論怎樣發展，這種估計也只是一個籠統的總量概念，在個體效用損失與總體福利成本之間是缺乏內在邏輯聯系的，而且它也只考慮了貨幣市場的均衡，是一個局部均衡的估計。局部均衡估計通常會有偏小的結果，在認識貨幣理論和政策的作用以及評估貨幣政策變化的效果上，也無法給出一個清晰的分析。這些缺陷，歸根到底，是由于它采用的傳統宏觀貨幣理論缺乏微觀基礎造成的，隨著貨幣理論研究從宏觀轉向微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估計也就轉向到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的一般均衡估計了。
四、具有微觀基礎的現代貨幣理論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發展
結合具有微觀基礎的貨幣模型，Lucas(1994，2000)，Prescott(1986)，King等(1988)和Wolman(1997)，先后都提出了“補償改變理論(CompensatingVariation)”：經濟個體為了生活在一個有更低(或者更高)的持續通貨膨脹環境下，人們愿意失去多少收入損失(或者得到多少收入補償)，這種對收入改變的測度就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測度，這完全符合經濟學關于理性經濟個體最大化選擇行為的假定，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一般均衡分析，同時，也是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采用消費者剩余分析的一個有力的補充和說明。
Leach(1983)繼承和發展了Barro(1972)對交易的認識，認為貨幣只是交易的媒介，而不具有內在的價值。通貨膨脹改變了商品的需求和勞動力的供給，因此也就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福利獲得。他在分析中采用了個體效用函數，具有微觀的特征，但對貨幣的引入卻是通過對商品的間接征稅，這是一個過渡性質的分析。
CooleyandHansen(1989)是較早正式采用微觀貨幣模型和補償改變理論的學者，認為貨幣的持有要歸因于現金先期約束(Cash-In-Advance，CIA)，這種通過現金先期約束引入貨幣的方式是Stockman(1981)、Lucas(1982)、LucasandStokey(1983，1987)和Svensson(1985)所提倡的。他們認為消費是一個受到現金先期約束的現金商品，閑暇和投資是信用商品，設定個體的效用來自于消費與閑暇：分別為第t期的消費和閑暇，β為折現率，E0為在初期獲得的全部信息上的條件期望值，A為常數。在消費的現金約束和預算約束下最大化效用函數，運用Kydland(1987)的計算方法，通過補償改變理論對福利成本進行了一般均衡估計。這種方法比較起Leach又深入了一步，通過對個體效用函數的細致刻畫和約束條件的完整考慮，對社會經濟環境進行了充分的認識和模擬，估計出的結果也就更為可信。
DotseyandIreland(1994)擴展和完善了先前的研究，建立了利用微觀貨幣模型進行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一般均衡分析的標準典范。設定個體的效用來自消費和閑暇，受到現金約束和預算約束，隨后又建立了市場中間商、商品生產者的約束，認為通貨膨脹扭曲了這三個市場參與者的邊際決策，都不能有效率地管理各自持有的貨幣余額，而且也要用閑暇來替換一部分市場勞動，還要從商品生產中分散一部分生產性資源轉移到金融中介服務，這些就構成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這種分析考慮了眾多參與者的行為，從多個方面考慮了通貨膨脹所帶來的福利成本，因而也可以用來評價一些貨幣政策。
現金先期約束限制了經濟主體的交易機會，于是許多學者又開始尋求其他的微觀貨幣模型。EcksteinandLeiderman(1992)和Lucas(1994，2000)先后都利用了MIU模型，得到以色列和美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估計。Jones等(2001)通過考慮最佳貨幣數量指數(SuperlativeMonetaryQuantityIndexes)，利用MIU模型計量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Chadha等(1998)則運用了Mccallum-Goodfriend(1987)的交易時間(Shopping-Time)模型，通過假設持有貨幣能節省購買時間，因此提高了閑暇水平這一途徑來引入貨幣。設閑暇函數為lt=φ(ct，mt)，個體的效用來自消費和閑暇：為持有的實際貨幣余額，從而得到英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Wolman(1997)設計了一個分段的交易時間函數h/(mt/ct)，當mt／ct大于等于一定值時，h(mt／ct)=Ω，Ω是一個非負常數，代表最小的可能的交易時間，當mt／ct小于一定值時，h(mt／ct)是減函數，這個設定和早期的存單理論是一致的，通過個人持有貨幣的邊際收益應該等于邊際成本，來求得貨幣需求曲線，再由補償改變理論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成本。Bakhshi等(2002)更詳細地分析了Wolman的模型，并估計出英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一、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表現
對于通貨膨脹程度的度量,主要有GDP平減指數(又稱縮減指數)、消費物價指數(ConsumerPriceIndex,簡稱CPI)、工業品出廠價格（PPI）等指標。我國較多地采用CPI來衡量通脹水平。CPI，是反映與居民生活有關的產品及勞務價格統計出來的物價變動指標，通常作為觀察通貨膨脹水平的重要指標。如果消費者物價指數升幅過大，表明通脹已經成為經濟不穩定因素，央行會有緊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風險，從而造成經濟前景不明朗。因此，該指數過高的升幅往往不被市場歡迎。
二、當前我國通貨膨脹出現的原因
關于通貨膨脹的成因,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主要有四種類型: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動型、混合推動型和結構性通貨膨脹。另外,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通貨膨脹的國際間傳遞也是一國(地區)出現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
(一)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上漲過快,產生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本輪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糧食、豬肉、能源等商品價格大幅上漲。這些商品既與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又是工業生產的上游產品,當其價格上漲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必然會傳導到下游產品。由于這些產品的產業關聯度強,其價格上漲會導致諸多產品價格(包括工資)的上漲。
(二)國際經濟因素的影響
由于去年美國次貸風暴爆發，造成全球流動性緊縮，美國為了挽救其金融機構及經濟增長，向市場大量注資，同時連續多次減息，造成美元貶值，全球流動性泛濫，食品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但創歷史新高，直接導致了全球性的通貨膨脹。
(三)經濟快速增長,固定投資過熱
一季度，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6.4%（3月份增長17.8%），比上年同期回落1.9個百分點。分企業類型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加值增長12.9%；集體企業增長11.6%；股份制企業增長18.9%；外商及港澳臺投資企業增長14.3%。分輕重工業看，重工業增長17.3%，輕工業增長14.7%。分產品看，發電量和原煤產量分別增長14.0%和14.6%；粗鋼和鋼材產量分別增長8.6%和12.2%；汽車增長15.8%，其中轎車增長14.7%。工業產銷銜接狀況良好。一季度，工業產品銷售率為97.7%，比上年同期提高0.5個百分點。
三、政策建議
經濟學中存在所謂“有多少目標就應該有多少手段”的說法,即在面臨多重目標的情況下,為實現目標,必須使用多重政策手段,而且要掌握好“度”。鑒于我國既要防止通脹,又要預防經濟通脹轉入通縮的雙重目標,以及當前通貨膨脹是由諸多因素所導致的現實,筆者認為緩和當前通脹局面應采取“一攬子”措施,贊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與穩健的財政政策配合的“組合拳”出擊。
（1）控制貨幣供應量。由于通貨膨脹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貨幣供應過多，因此，治理通貨膨脹的一個最基本的對策就是控制貨幣供應量，使之與貨幣需求量相適應，穩定幣值以穩定物價。而要控制貨幣供應量，必須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控制貨幣投放，保持適度的信貸規模，由中央銀行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靈活有效地調控貨幣信用總量，將貨幣供應量控制在與客觀需求量相適應的水平上。國際收支順差導致我國基礎貨幣供給增加,減少貿易順差自然成為解決貨幣供給過度的強有力手段,也即要控制出口,擴大進口,并適時適度地促進人民幣升值。
（2）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治理通貨膨脹僅僅控制貨幣供應量是不夠的，還必須根據各次通貨膨脹的深層原因對癥下藥。對于需求拉上型通貨膨脹，調節和控制社會總需求是關鍵。各國對于社會總需求的調節和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實現。在財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壓縮財政支出，努力增加財政收入，堅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財政。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采取緊縮信貸，控制貨幣投放，減少貨幣供應總量的措施。采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配合，綜合治理通貨膨脹，兩條很重要的途徑是：控制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和控制消費過快增長，以此來實現控制社會總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調整經濟結構。治理通貨膨脹必須從兩個方面同時人手：一方面控制總需求；另一方面增加總供給。二者不可偏廢。若一味控制總需求而不著力于增加總供給，將影響經濟增長，只能在低水平上實現均衡，最終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貨膨脹的代價而前功盡棄。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時，還必須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給。一般來說，增加有效供給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減少消耗，提高經濟效益，提高投人產出的比例，同時，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支持短缺商品的生產。
（4）加強金融特別是特定經濟部門的監管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經濟的不穩定性因素在全球就有很強的傳染性。雖然在目前的金融自由化大趨勢下，各國提倡金融以及經濟自由化，但是由于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的關鍵階段，經濟中不穩定性因素多而復雜，并且我國剛剛徹底的實現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因此，我國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在取消一些不合理的金融、經濟管制的同時，也應該通過不斷完善的法律以及通過體制的不斷完善加強監管，最重要的是做好目前分業監管體制下各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避免金融監管真空以及重疊區域，從而避免由于金融的不穩定性推動貨幣進而經濟尤其是通貨膨脹問題的出現。
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創新理財產品，加強銀行流動性管理。促進銀行資產結構多元化，優化信貸投向結構；加強對房地產開發貸款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的信貸管理，嚴格控制房地產投資貸款需求；進一步引導資金向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流動；加快銀行資產證券化；推動商業銀行采取主動的流動性管理措施；建立規模適當的多層次流動性儲備，實現流動性與效益性相協調；進行積極負債管理，減輕流動性過剩的壓力。
部分學者倡導通過人民幣快速升值來“釜底抽薪”,減少國際游資流入,雖然有利于降低生產資料進口成本,阻斷國際通脹因素的輸入,但由于人民幣匯率很可能存在“棘輪”效應,短期內不可能恢復到原來較低的水平,當人民幣升值帶來出口劇減之后,如果宏觀經濟出現不景氣甚至衰退的局面,那么政策當局很可能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資本項目的增加會導致商業銀行的流動性過剩,但是只要這些資金不進入流通環節,就不會加劇通貨膨脹程度。因此,如何化解因國際資本流入而出現的流動性過剩及其伴隨的信貸擴張就成為貨幣當局直接面對的問題。從目前情況看,由于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基準利率經過屢次上調,考慮到國際利差因素,已經沒有太大的自由操作空間,如果央行進一步強化執行銀行信用控制的政策,這與流動性過剩因素結合在一起,將進一步壓縮商業銀行的盈利空間,從而加劇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博弈的目標沖突,構成了反通脹政策力度選擇與執行效果的強擾動因素。
總之,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包括就業、經濟增長、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商業銀行改革、資本市場改革等,以及貨幣政策尺度的當前位置,約束了反通脹政策力度的選擇范圍。由于宏觀經濟政策存在多種目標,而這些目標之間并非完全一致,目前的其他經濟政策目標牽制著為實現反通脹目標而采取的行動。中國整體的宏觀調控應當全面考慮各種經濟政策目標的成本和收益,在綜合排序的基礎上權衡利弊。由于通貨膨脹會導致生產和流通領域的紊亂,并產生巨大的再分配效應,其中利益受損最嚴重的是中低收入階層。因此,應堅持反通脹的目標。貨幣當局需要在充分考慮這些牽制力量的基礎上,統籌兼顧,妥善決定反通脹政策措施的力度,精確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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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型的估計與分析1．數據的選取我們選取1996年1季度到2012年1季度的實際產出同比增長率（RGDP）、同比CPI通貨膨脹率（CPI）、M2貨幣增長率（RM）、食品價格同比變化率（CPIFOOD）作為模型估計所需要的變量。在估計之前，首先對變量平穩性進行檢驗，表1是這些變量的檢驗結果。2．模型的估計與分析根據AIC和SC原則，簡化式VAR最優滯后階數為4階。在此基礎上估計施加了長期約束的SVAR模型，得到長期響應矩陣D（L）和矩陣A，B如表2所示。3．結構性沖擊的分解及其動態沖擊效應農產品價格沖擊對通貨膨脹先是負向作用然后正向推動，但其沖擊作用的力度明顯小于供給和需求沖擊，在－0．1％到0．1％以內，說明農產品價格在中國通貨膨脹波動中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相比于供給和需求沖擊，農產品價格因素的作用有限。此外，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特點，與理論判斷存在一定差異。其原因在于，考慮到食品價格波動對于居民生活具有廣泛影響，食品價格在中國往往會受到一定的價格管制，因此上游農產品價格變化對下游食品價格的傳導機制會受到一定制約，對CPI指數的傳導也不夠順暢。由于價格管制因素的存在，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時滯拉長，不確定性增大，即農產品價格并不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上升，這與盧鋒、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分析小組的研究結論一致［7，11］。從圖1至圖4可以看到，供給沖擊對產出的作用最大最顯著，并呈現長期性，說明技術進步、制度優化等結構性變遷能夠對經濟發展產生持久的推動作用。從20世紀80年代起于農村領域的到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再到21世紀初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比較競爭優勢得以充分發揮，這些都是中國結構性改革中的重要環節，也是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動力。相比于供給沖擊，貨幣政策、需求層面的作用效果要小得多，需求沖擊的峰值效應大約在6％，貨幣政策則是2．5％。這說明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以及結構性改革能夠顯著持久地推動經濟增長，僅僅依靠需求管理政策的調控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力度和空間都十分有限。農產品價格的沖擊效應最小，產出對農產品價格沖擊有十分微弱的正向響應，在第10個季度以后轉換為負向反應并逐漸增大。4．宏觀經濟中結構性沖擊成分的分解借助Blanchard和Quash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們還可以將宏觀經濟時間序列分解為由需求沖擊、供給沖擊、貨幣沖擊和農產品價格沖擊四個結構性沖擊表示的組成成分，這對于更好理解宏觀經濟中的結構性波動成分有著積極幫助。從圖5至圖6可知，農產品價格沖擊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在大多數時候要小于供需和貨幣政策沖擊對通貨膨脹引起的波動。其中，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影響較大的年份出現在1998到2001年之間。1998年中國南北方同時出現了大范圍的洪水等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農產品價格面臨較大的上漲壓力，對中國通貨膨脹的有效調控造成巨大挑戰。2001年以后，農產品價格對中國通脹的影響開始逐漸減弱，即便是在2007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攀升、2008年初中國南方遭遇冰凍等極端氣候的背景下，中國農產品價格總體上基本保持了相對穩定，并沒有對通貨膨脹造成顯著的推動作用。這與之前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脈沖響應特征相對應，也與羅永泰、李津的研究一致［12］。原因是：第一，從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特點來看，加入世貿后，中國豐富的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稟賦、較為完備的工業生產體系以及政府在環境問題實質上的軟約束等多方面因素所帶來的比較競爭優勢在全球貿易體系中得以充分釋放，巨大的外部需求是中國經濟自2003—2008年呈現兩位數高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次貸危機前，中國國內經濟受國內投資和出口需求的拉動，經濟增長迅速，外匯占款規模提高，當然全球經濟向好也助推了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因此，受到國內經濟過熱、外匯占款增加以及輸入性通脹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國呈現出經濟過熱、通脹面臨較大上行壓力的形勢。2008年下半年以來，金融危機席卷全球，國際貿易大幅收縮，全球經濟陷入蕭條，在中國對外貿易需求下滑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通貨膨脹暫時消除了之前的上行壓力。但是，中國在2008年末實施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在實現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以國內投資需求高速增長所帶來的新一輪通脹壓力在2010年后開始顯現。此外，國外各種版本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密集實施加劇了流動性涌入新興市場國家，原來跌入谷底的農產品價格再次扭轉回升。在國內外寬松貨幣政策的刺激和作用下，中國通貨膨脹再次面臨上漲壓力。第二，從農業領域的生產情況來看，中國一直重視農業生產對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支撐作用。中國農業基礎設施投入不斷增加，糧食生產連續多年實現豐收，糧食儲備充足，糧食總體自給率高，這對于穩定糧食等農產品價格具有積極的戰略意義。因此，近年來中國農產品價格總體保持了相對溫和的增長，減少了對通貨膨脹波動的影響。
二、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與通貨膨脹的溢出效應
（一）農產品價格波動與核心通貨膨脹率考慮到CPI指標容易受到暫時性外生沖擊的影響，可能引起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和公眾預期出現誤判。因此，構建能夠反映通貨膨脹長期潛在變化的指標具有積極意義。這里應用SVAR對核心通貨膨脹指標進行測度，同時考察其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動態關系。最后，就建立核心通脹指標對貨幣政策調控的意義進行探討。計算結果如圖7所示。
（二）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溢出效應1．均值波動溢出效應模型的構建此處構建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均值波動溢出模型，通過溢出關系檢驗來進一步考察農產品價格波動與宏觀經濟在均值波動層面上的溢出效應。構建基于農產品價格波動和中國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的二元VAR－MVGARCH－Asym－metric－BEKK均值波動模型，其中均值方程為。2．模型的估計與均值波動溢出效應檢驗表3、表4為均值波動溢出效應的檢驗結果。均值層面看，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之間不存在顯著的均值溢出效應。這與之前的SVAR脈沖響應結果形成一定的對應關系，即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之間在均值層面上不存在顯著或確定的正向關系。從波動溢出層面來看，兩者之間的波動溢出效應卻十分顯著，說明相對于長期的均值水平層面，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在短期波動層面上表現出更為緊密的關聯關系。從長期均值層面來看，通貨膨脹更多地由總供給和總需求決定，在供需穩定、貨幣政策不變的條件下，僅僅某一個市場如農場品市場的價格波動很難改變社會的總體物價水平。對比波動溢出效應的似然比可知，通貨膨脹或核心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溢出效應的似然比LR要遠大于農產品價格對通貨膨脹或核心通貨膨脹溢出效應的似然比LR，表明前者在更高的顯著水平下拒絕不存在溢出效應的零假設，這說明通貨膨脹對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單向溢出效應相對于反向溢出要更為顯著。這與中國近年來通脹波動的事實十分契合。如前文所述，中國通貨膨脹更多受到供需層面和貨幣政策的影響，農產品僅作為構成通脹指標中的一部份，其價格波動對整體通脹改變的作用力度有限。相反，當中國通貨膨脹出現加大幅度波動時，隨著一般商品價格的整體性調整，農產品市場必然不能獨善其身，其價格波動性隨之增加。
（三）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動態相關性從圖8可以看出，農產品價格與CPI、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動態相關性既有正向也有負向關系，說明農產品價格上漲不會必然引起通貨膨脹上升。同時農產品價格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正向相關關系相比于CPI有明顯的下降，說明CPI更容易受到農產品價格因素波動的影響，而核心通貨膨脹率由于已經剔除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受到農產品因素的作用相對較小，因而能夠更多反應經濟供需層面的情勢變化。事實上，考慮到核心通貨膨脹與CPI相比，能夠剔除農產品價格這些隨機沖擊的影響，更多地反應經濟內在情勢變化所產生的潛在通脹，從這一點來看，如果我們能夠建立起更為科學、合理的反應通貨膨脹真實變化的指標體系，將會給中央銀行進行貨幣政策調控預留出更多的調整和操作空間，更好地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與連續性。
（四）農產品價格沖擊與通貨膨脹率、核心通貨膨脹率的協動關系在研究農產品價格沖擊的漲跌對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的非對稱影響方面，此處根據Kroner和Ng提出的一元GARCH的新聞曲線進行了改進和創新，提出了基于“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與農產品價格沖擊之間的協方差”的多元GARCH聯合消息沖擊曲面（NewsImpactSurface）［13］。需要指出的是，在宏觀經濟變量變化的非對稱影響方面，曾有應用類似的消息沖擊曲面對中美貨幣政策協調以及基準利率聯動等領域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此處應用這一方法考察農產品價格沖擊波動性與通貨膨脹、核心通貨膨脹協動性所產生的非對稱沖擊效應。總的來看兩者之間協動關系，可以認為，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上升更容易帶動對方變量的上行，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下降對對方變量下行的作用力度則相對較小，即農產品價格隨機沖擊或通貨膨脹對對方變量的作用具有非對稱性，其中農產品價格或通貨膨脹上行具有更為顯著的推升作用。
(一)成本路徑由于我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資源和原材料等生產要素的進口，因此在進口總額中原材料、燃料、機械設備的比重較大。當生產要素的進口價格發生波動時，就會直接通過成本路徑影響到國內。而且根據雙重加價原理，我國進口原料和燃料等必需生產要素的價格必然會沿著各自涉及的產業鏈逐級傳遞，最終引起整個社會商品價格總水平的上升，導致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
(二)國外商品價格的傳導路徑如果國外商品價格普遍上漲，通過價格機制的作用，一方面，將導致出口量的增加，進而使我國外貿出口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國內消費者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將減少，從而增加替代品，最終導致整體社會消費需求的增加。我國連年出現對外貿易順差的原因主要是在全球經濟復蘇的環境下，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市場需求也在急速增加，這種對外貿易出口的增加進一步導致我國外貿出口商品市場需求的不斷增加，從而引發整個社會總需求的膨脹。如果不加以調控，有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從我國進口商品的結構可看出，我國進口的絕大部分商品是大宗商品，而生產廠商的生產要素價格或生產成本價格的波動，最終表現為國內商品出廠價格指數的變化，進而作用于國內通貨膨脹率。
(三)貨幣供給路徑當一國存在大量長期的貿易順差并有巨額外匯儲備時，國內市場將會有大量的貨物出口，中央銀行要增加貨幣投放，達到收購出口所得外匯的目的。這樣，就可能造成流通貨幣過多，易引發通貨膨脹。從國際收支平衡表看，我國長期出現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截至2013年末，國家外匯儲備余額為3.82萬億美元，再度創歷史新高。比2012年末增長了5097億美元，年增幅也創出歷史新高。因為外匯是不可以直接在市場上流通的，所以中央銀行為買入外匯需要投放大量基礎貨幣，初始貨幣會隨著外匯占款呈正比增加，隨之擴大廣義貨幣的供應量，導致普遍、持續性的價格上漲，影響國內經濟的穩定運行，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另外，持續的貿易順差使中央銀行的外匯資產比重持續增加，極大影響了我國貨幣的實際價值，給多個基礎產業部門增加了壓力，從而引起這些領域價格水平的上漲。
(四)總供給—總需求路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商品與服務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緩解了通貨膨脹對本國產能控制的敏感程度，提高了對全球供求情況的敏感程度。貿易順差大多代表外部需求的力量強大，與外貿出口需求快速增長并存的是內部需求的相對不足，從而出現外部需求拉動增長、內部需求抑制物價的情況。外貿出口一直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外貿依存度的快速提高是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征，2013年我國外貿依存度高達46%。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高外貿依存度和高外貿增速將成為常態，與國內生產、消費和國際市場密不可分，依靠國際市場吸收本國相對生產過剩的產品，因此外部市場的供給與需求波動，不可避免地會對本國的產能結構產生影響。
二、防范進出口貿易傳導通貨膨脹的對策
(一)健全價格調節基金制度價格調節基金制度指政府通過一定渠道，籌集一定數量的基金，用于平抑市場物價的制度，是政府調控市場物價的一種輔手段，是價格調控體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能針對部分地區、個別品種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異常波動，及時、準確地采取相關措施，較快穩定市場和平抑價格，安定人民生活。目前，國際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的突變極易影響我國市場的供求平衡與價格穩定，進而加劇通貨膨脹影響。所以，價格管理部門應在借鑒國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盡早制定《價格調節基金管理辦法》，在基金的征收、入庫、利用、監管等方面進行規范。
(二)加快對外貿易的結構性調整我國處于國際垂直分工中的低端，依靠的是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這種高投入、高耗能、低產出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已不適應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因此，要大力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創新，從資本和勞動密集型向技術密集型轉變。目前，雖然世界上很多產品都是“中國制造”，但這些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如果不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國際原材料價格高企情況下，國內經濟勢必產生通貨膨脹。國際市場也影響著國內的價格指數，我國的價格監測部門除對國內市場，還要特別加強對國際市場價格波動、主要商品進出口數量與價格的監測及預警工作，根據對國際商品價格的準確判斷來制定進出口策略。
(三)大力參與國際期貨市場在國際市場上，原材料價格是由期貨市場的交易價格基本確定，我國參與貿易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有限。我國要繼續發展期貨市場，推出各種原材料的期貨產品，有必要聯合國際采購行業組織，通過期貨信息調整生產經營結構，參與國際期貨市場，共同抵御國外對沖基金的各種價格炒作。
(四)提高企業競爭力樹立本國工業制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地位，提高我國企業競爭力，我國要加強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的調查實施力度;運用相關法律法規保護和保障國內相關產業的權利和權益;在限制國外市場力量的同時，盡快制定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并統一行業技術標準，規范國內企業的競爭環境，提高整體競爭力。
(五)促進國際合作通貨膨脹已成為全球性普遍存在的問題，僅憑一個國家國內的調控無法達到經濟平穩的目的，所以國際合作極其必要。對我國而言，人民幣升值可能是良策，雖然會產生抑制出口的負面影響，但如果政府能有效降低總儲蓄率和私人儲蓄率并擴大內需，就會既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又改善經濟結構，才能均衡地拉動經濟增長。然而，防范通貨膨脹的措施本身就會加劇資產價格的上升，即對通脹的預期本身就會加快通脹的到來，央行也應在國際組織的協調下進行合作，有效降低流動性風險。
(六)做好資源利用的中長期規劃為減弱進口資源價格變動對國內物價造成的影響，我國必須建立資源利用的中長期戰略規劃。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從粗放增長轉為集約增長是循序漸進的過程，這期間必然要消耗較多的外部資源。因此，要從全球角度確立外部資源利用的中長期戰略，合理利用外部資源。以有色金屬為例，短期內我國應建立風險采購機構，以達到利用國際有色金屬期貨市場，從而降低國際有色金屬價格上漲對國內經濟影響的目的;中期的戰略規劃是要建立國家有色金屬儲備體系，如商業儲備與期貨等;長期要開發并利用其他資源進行替代，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以達到調整經濟結構的目的。另外，從糧食的戰略規劃角度出發，為穩定海外糧食供應需要采取避免長期風險的有效方案，建立新型糧食安全觀，針對進口糧食的供應制定中長期方案，并與某些糧食出口大國進行長期合作，形成集外匯儲備與戰略物資等為一體的綜合戰略體系。
(七)減輕外匯儲備增加對通脹的壓力，深化金融改革
1.進一步完善結售匯制度。2012年4月，我國取消了強制性結售匯制度，使人民幣過快升值壓力有所緩解，增強了人民幣匯率彈性，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礎。我國通貨膨脹壓力通常出現在經常項目、資本項目均出現順差的狀態下，由外匯占款增加所引起的基礎貨幣相應增加造成的。建議實行意愿結售匯與限額結匯相結合制度。一方面，外匯收入可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賣給指定銀行，或者開立外匯賬戶保留。另一方面，外匯收入在國家核定的限額內可不結匯，超過限額的必須賣給外匯指定銀行。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對分散中央銀行之外的外匯，政府可運用政策、媒體等措施達到間接控制國際收支的目的。因此，從有效控制貨幣供給的角度出發，實行意愿結售匯制與限額結匯制度相結合將更加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