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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學者認識到東道國開放程度會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通常而言，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大小是隨著該國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這是因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而且，較高的開放程度意味著國內企業本身的技術能力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可以同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進行競爭（蔣殿春、張宇，2006）。此外，出口的擴大可以使國內企業獲得較多的利潤，從而為國內企業的技術革新和技術設備的引進提供資金來源（何潔、許羅丹，1999）。但蔣殿春和張宇（2006）還指出，如果行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流入過高，跨國公司就會對行業內的東道國企業形成強有力的沖擊，從而使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外溢效果往往不理想。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梢?，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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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朱立南執筆），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與適度外債規模[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5,(5):1-11.
從國際環境來看：
首先，從全球經濟形勢看，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基本態勢不會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06年世界經濟增長4.3%。在經濟保持較高增長水平的大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日趨活躍、投資便利化的政策不斷制定和實施等因素，將推動跨國直接投資繼續回升。
其次，由于當前全球經濟處于擴張期且仍將保持穩定增長，今后國際直接投資的恢復性增長態勢仍將繼續。盡管從中期來看，可能會受主要工業國家經濟增長減速、石油和原材料價格波動、全球恐怖活動等風險因素的影響而轉弱，但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下，國際直接投資將成為世界經濟長期的活躍因素，在世界經濟中發揮重要作用。
第三，在經濟全球化加速過程中，國際資本流動出現了明顯的特征，流入發達國家的資本有所減少，流向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俄羅斯、印度和越南等）的比例有所上升。面對激烈的全球市場競爭，跨國公司通過產業轉移降低成本、提升核心競爭力的動力仍在，空間依然較大。數據顯示，2005年流入發展中國家的國際直接投資增長49.0%，比重上升到43.2%。說明新一輪直接投資增長的主要特點是流向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尤其是并購投資增長將快于全球平均水平。這些背景對于我國吸收跨國投資無疑會成為利好因素。
第四、國際競爭更加激烈。為了吸引更多的跨國投資，近年來，各國政府不斷加大引資的政策和措施力度。不僅僅是發展中國家的對外開放不斷加深，發達國家也紛紛出臺更具吸引力的措施，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紛紛出臺更為優惠的政策來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對我國吸引外資構成壓力。另一方面，投資領域的保護主義有所抬頭，主要表現為一些國家(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加大了對本國能源產業和重要經濟部門的保護，為外資市場準入設置障礙。一些發達國家也開始采取措施減緩本國產業的對外轉移，或鼓勵跨國公司回到母國投資，以求留住就業和增加本國的就業，尤其是在服務業和高新技術領域。
從國內形勢來看：
首先，2006年是我國“十一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經濟將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市場前景較好，產業基礎不斷增強，國際競爭力不斷提高，勞動力、基礎設施等比較優勢仍較明顯，為我國利用外資繼續保持較大規模和質量提高創造了基礎條件。據專家預測，2006年國內經濟增長總體上仍然會保持8～9%左右的速度；同時在溫和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作用下，投資需求雖然可能低于2005年水平，但仍有可能實現15～20%的增長速度。2006年國內經濟將保持較快增長，繼續為外商投資中國提供良好的條件。
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平穩快速發展，對外開放水平正不斷提高；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國民收入水平穩步提升，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新的投資機會不斷涌現。當前及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我國市場對外資的吸引力實際上是“可持續”的，且有不斷提升之勢。
第三，隨著中國加入WTO后過渡期的臨近結束，目前仍然保留著一些市場準入限制的領域，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將會進一步擴大，將為跨國公司，特別是金融保險、商業和運輸服務等領域的跨國公司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
第四，我國“十一五”規劃已經把區域平衡發展列為重點方針。在長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區勞動力和土地成本提高的背景下，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崛起、推進天津濱海新區開發開放的發展態勢，以及這些地區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優勢，為外商投資中國提供了新的商機。
第五，隨著2006年“入世”過渡期臨近結束，我國根據“入世”承諾將可能調整利用外資政策，目前外商投資企業所適用的特殊所得稅制度等優惠政策隨著國民待遇的實施可能會有些變化，一定程度上使外商擔心企業成本提高、利潤下降，影響外商投資的積極性，人民幣升值預期也給吸引外資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六，由于能源價格高位運行和匯率波動等為世界經濟增長帶來的風險、發達國家資本市場上升產生分流效果、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引資競爭日趨加劇等因素的影響，中國吸收跨國公司投資的外部環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發達國家的資本能流出多少到發展中國家，還是個未知數；另一方面，在流向亞洲的國際資本中，資金投資對象不僅有中國，還有韓國、東盟各國、印度等，流向相當分散；況且，東南亞國家經過金融危機后也在調整吸引外資的政策和改善投資環境，與中國一爭高低?，F在我們國家的優惠政策與周邊國家地區和其他不少國家相比，優勢并不明顯，僅靠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等比較優勢，難以在吸收外資的競爭中占據有利的地位。尤其現階段我國相對勞動力成本在上升，資源又短缺，在沒有相對穩定的、可靠的替代政策的情況下，應該保持吸收外資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綜上述分析以及綜合考慮我國經濟發展形勢及政策變化，以及跨國投資的流向，預計外商直接投資將出現以下趨勢：
1、長三角仍是外商投資的首選地區
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部沿海開放城市帶和沿江產業密集帶的接合部，具有得天獨厚的江海交匯、南北居中的區位條件，是我國最具活力與競爭力的經濟區域之一。近年來，以上海為龍頭、江浙為兩翼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依靠改革和開放兩輪驅動，使促進經濟發展的基礎細胞被激活，推動社會進步的生產力被釋放。去年在全國利用外資增幅下降較大的情況下，長三角地區實際利用外資仍然增長了40%以上，說明外商仍然看好這個地區。
2、環渤海和中部地區將成為投資的熱點區域
以京津唐為核心的環渤海地區處于東北亞經濟圈的中心地帶，是歐亞大陸橋的東部起點之一。這一區域經濟增長率在中國三大經濟圈中連續3年居第一，經濟總量目前已占全國GDP的23%，尤其是，京津唐主要城市間在城際高速交通體系建成后將構成30分鐘經濟圈。這些地區所具備的豐富的自然資源與廉價的土地、勞動力等優勢，為外商提供了新的投資機遇。
中部地區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發展已擁有便捷通達的水陸空交通網絡，比較雄厚的工業基礎、產業門類齊全，可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形成了獨特的競爭優勢。尤其是國務院于今年4月的《關于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這一綱領性文件為促進中部六省的經濟發展提出了36條政策措施，為外商投資中部地區提供了政策保障。
3、服務業將成為吸引外資的重要領域
隨著加入WTO過渡期的結束，服務業市場將全面開放。國際服務業對華轉移“放量增長期”幾成定局。由于各國服務貿易領域的市場開放度越來越大，金融、保險、電信、流通等行業的跨國購并成為推動跨國投資的最重要力量。而傳統制造業領域，如汽車、電子、醫藥、化工等的跨國購并，也在更深程度上依賴于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發展。目前，中國服務業開放度為62%，發達國家一般是80%左右。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為30%，發達國家占60%至70%，香港地區接近90%。因此，中國服務業吸引外商投資的潛力很大。
4、外資在金融領域中的地位將不斷提升
二、文獻回顧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A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诤透Ｖ莸戎槿浅鞘械耐恋爻杀驹谌珖旁谇傲?。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效應；經濟增長；全要素生產率
0 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以下簡稱FDI）的技術外溢效應，指的是廣義FDI內含的人力資本、R&D投入等因素通過各種非市場渠道導致其先進的生產技術、經營理論、管理經驗等的非自愿擴散，以及由于FDI的進入加劇了當地企業間的競爭，從而促進了當地企業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對東道國經濟長期增長作出貢獻，而跨國公司又無法獲得全部收益的情形。從經濟學上而言，這是一種經濟外在性的表現。
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國分布極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其次是中部地區，西部地區最少。江蘇省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快速發展的典型代表，外資集聚，具有可觀的發展前景，在引資規模、質量上具有舉足輕重的經濟地位。FDI是否在中國實現了技術外溢效應，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由此帶來了激烈的爭論，因投資環境、引用數據、選取地區等眾多因素并未得到一致的結論。因此，本文在綜合前人研究和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選取江蘇省作為本次研究的代表，構建計量經濟模型，運用經濟計量學進行分析和檢驗，研究FDI對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影響，并在何種程度上促進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針對計量結果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1 文獻綜述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逐步有國內外學者對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分析和研究。1974年，Caves首次提出了用于檢驗FDI技術外溢效應的模型，計量分析得出本土企業的勞動生產率與外資企業的進入程度存在正相關關系。然而對于FDI技術外溢效應的存在與否，國內外學者進行的實證分析有不同的結論看法。如Barry等（2001）考察愛爾蘭制造業1990～1998年間的企業面板數據，發現大量的負溢出效應，原因歸咎于東道國與跨國公司之間在勞動力市場上的過度競爭。
近年來，國內關于FDI技術外溢效應的研究也逐漸增多。大多數研究結果表明，中國存在FDI技術外溢效應。如何潔、許羅丹（1999）對中國工業部門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外資企業對內資工業部門存在正向的溢出效應，并存在隨著引資規模的擴大而加強的趨勢。沈坤榮、耿強（2001）利用30個省市自治區的FDI總量與各省的全要素生產率作橫截面的相關分析，得出了FDI與GDP的動態相關關系的結論：FDI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全要素生產率就可以提高0.37%。賴明勇和包群（2003）用1979～2000年的數據進行檢驗，認為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顯著，但是具有一定的時滯。然而也有部分學者在對一些個別省份的研究中發現FDI存在技術溢出的負效應或者溢出效果不顯著。如潘文卿（2003）對中國西部地區的實證分析表明，該地區外資引進不理想，FDI在西部地區產生了不太明顯的負面效應。代峰（2005）基于廣東省11個城市面板數據的研究，實證分析結果表明，FDI對廣東省11個城市的技術溢出存在負效應。產生這些差異的原因，不可忽略的是實證分析所選取的樣本數據、計量模型、數據處理方法等各種因素，以及所選地區的引資特點、市場環境等差異，因此結果可能不盡相同。
目前，中國關于FDI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仍以全國層面的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為主，近年來也相繼出現了一些對具體省份的研究。但是國內關于此類研究涉及范圍廣泛，內容較為單一零散，在具體層面上的分析較為缺乏。如果忽視個體情況的研究，既不能全面深入認識和分析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又不能因地制宜采取適宜的外資政策，因此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從總體上，FDI促進了中國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那么對于江蘇這單一省份是否也存在這樣的技術外溢效應？FDI在多大程度上促進了江蘇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本文將圍繞此展開研究分析。
2 FDI對中國本土企業技術溢出的經驗研究
2.1 江蘇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和技術水平概況
1995～2009年，江蘇省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總額達到1852.26億美元。從外商直接投資總量上來看，FDI在江蘇省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但從外商直接投資年增長率來看，FDI在江蘇省總體上呈現正向增長，在部分年份增幅為負，其中2003年引用外資增幅最大，為上年的52.44%，而2004年FDI總量下降，增幅為負?？傮w而言，江蘇省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存在快速發展的趨勢。同時，江蘇省的經濟始終以持續、穩定的趨勢快速增長，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全省的GDP值呈現穩步提升。2009年，江蘇省全員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GDP）為44744元，比上年提高12.9%，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很大的差距，僅僅夠得上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總體上來說，江蘇省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遠遠落后，究其根本還是在于技術水平的落后。因此創新能力提升必須加大力度、加快步伐。近年來，江蘇省取得的技術進步成果顯著。那么呈現快速發展趨勢的FDI與江蘇省技術水平的提高是否存在關聯呢？FDI是否江蘇省技術進步的催化劑呢？本文將通過建立技術進步模型加以驗證。
2.2 技術進步效應模型
1.計量模型設定
（1）索洛—米德模型
假設國民經濟生產部門只有兩種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產出只受到這兩種要素的影響，則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1）
其中，Y表示產出GDP，K表示總資產，包括外商直接投資，L表示勞動人數，A表示全要素生產率，衡量除了K、L兩種要素外的其他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反映包括知識、人力資本、管理等在內的技術水平，用此作為衡量技術進步的指標。分別表示資本和勞動對經濟增長的彈性。對式1進行轉換，得到
（2）
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對式3進行回歸，求得α的估計值。在假定規模報酬不變的條件下，有。求得的參數估計值，即可求得全要素生產率A=。
（2）驗證FDI與技術進步指標—A（全要素生產率）的長期關系
第一，為了避免因為時間序列的不平穩性而出現的“偽回歸”等現象，運用ADF檢驗法對FDI以及A序列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其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其次，檢驗FDI以及A時間序列的單整性。
只有在FDI與A時間序列是同階單整變量時，才能進行協整，進一步檢驗FDI與A時間序列的長期關系，否則，協整不能進行。
第二，在滿足協整的條件下采用E-G（恩格爾—格蘭杰）兩步法對FDI以及A序列進行協整分析，考察其長期因果關系。首先假設FDI（為表示簡便，以下用字母Z表示FDI）、A均為d階單整序列，可建立模型：
（3）
其中殘差為。
第三，檢驗的平穩性。如果{}為平穩時間序列，則是協整的，兩者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如果{}是非平穩的，則不是協整的，兩者不存在長期關系。
（3）檢驗FDI以及A兩者的短期因果關系
在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條件下，為彌補長期靜態模型的缺陷，須建立誤差修正模型來檢驗FDI的短期因果關系。對于具有協整關系的時間序列FDI，其誤差修正模型為
（4）
其中，Ecm表示誤差修正項，體現了對即FDI長期均衡關系的控制，一般條件下0
2.數據和變量的選取
本文選取1995～2009年江蘇地區的數據為樣本，其中GDP用江蘇省的地區生產總值表示；FDI為江蘇省的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金額，對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用當年的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價進行轉換；K用江蘇省的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表示，L用全省的從業人數表示。數據來源于江蘇省統計年鑒。
3.計量回歸分析
（1）利用統計軟件Eviews5.0對式6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生產函數的估計式為：
（5）
從回歸結果看，江蘇省在1995～2009年期間全社會固定資產的投入的產出彈性為77.61%，從業人數的產出彈性為0.2239=22.39%，回歸結果是顯著的。依據，可求出全要素生產率。
（2）運用ADF檢驗法對FDI（以下用Z表示）以及A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其平序列的平穩性，并檢驗其單整階數，檢驗結果見表1所示。
由表1的檢驗結果可知，在ADF檢驗下，{}、{}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為平穩時間序列，則為一階單整序列，記為；也為平穩時間序列，即{}為一階單整序列，記為{}～。
（3）在具備協整的條件下，進一步檢驗FDI與A時間序列的長期關系。對式3進行回歸，得到估計方程為：
（6）
因此，得到殘差為，對殘差的平穩性進行單位根檢驗，得到ADF檢驗值=—3.8045，小于其臨界值—3.1199（顯著性水平為5%），因此拒絕原假設，不存在單位根，則{}為平穩時間序列。
也就是說，全要素生產率A與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長期均衡關系。FDI每增加1億人民幣的投入，將會帶來4.78*10-6個單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FDI對A的影響是正向的，即FDI存在技術外溢效應。
（4）短期因果關系分析
對式4短期因果關系進行回歸分析，得到
式7說明在每一年，全要素生產率對其長期均衡值的偏離由71.78%得到糾正，全要素生產率在受到短期沖擊后，將會很快回到其長期增長路徑上去。
綜上，在1995～2009年期間，資本投入產出彈性為77.61%。從業人數的產出彈性為22.39%，由此計算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A與外商直接投資具有長期均衡關系：FDI對江蘇省的技術水平具有促進作用，即每增加1億人民幣的投入，將會帶來4.78*10-6個單位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即 FDI存在正的技術外溢效應得到證實。在每一年，全要素生產率對其長期均衡值的偏離由71.78%得到糾正，說明FDI也是技術進步的短期原因。
3 結論和政策建議
實證分析表明，FDI是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蘇省經濟的發展，并且是其技術進步的長期和短期原因，但是技術外溢效果并非十分顯著，這可能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數據限制，樣本容量受限和數據處理方式問題；
二是產業分布不均，外商直接投資在江蘇具有產業導向，主要集中在加工貿易上，技術含量較低，仍處于價值鏈的較低端，而且FDI在不同的產業中作用方向可能不一致，總體考察時可能會相互取消，由此也可能導致檢驗數值較?。?/p>
三是FDI在資產投入中的比重越來越小，在內外資企業中形成的正反饋機制中發生的作用減小，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抑制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
四是從FDI技術進步效應模型可知，江蘇省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確產生了一定的FDI技術溢出效應，但是溢出效果并非十分顯著，效應較弱。加上近年來江蘇省的FDI規模一直持續擴大，但在江蘇省GDP的比重中卻有逐年下降的趨勢，說明在FDI在最近幾年中的利用效率可能存在一定的問題。
目前，創新型江蘇建設正穩步向前推進。但從整體上，全省科技水平還不夠高，科技實力和發達省份相比仍有差距，實現“十二五”規劃發展目標仍需繼續努力。為了進一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技術外溢效應，促進江蘇本土企業的技術進步，提高其技術創新能力，結合江蘇省當前的發展現狀，應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一是有選擇性的吸引外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二是提高本土企業的技術吸收能力；三是加強內外資企業的合作和交流；四是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推進自主技術創新；五是政府支持。政府更應該擔任好“中介”這個角色：為內外資企業構建良好的溝通平臺或渠道，實現信息共享，充分調動行業協會發揮其作用，采取一定的激勵措施以促進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合作或者技術轉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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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外商直接投資可以解決一個國家資金不足問題，近年來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采取招商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策略，大量吸納國外資金發展本國經濟。伴隨著國外資金大量涌入可能會對國內投資產生擠出效應或擠入效應，擠出效應會帶來負的外部性；擠入效應會帶來正的外部性。特別是中國與俄羅斯這樣的轉型國家，在大量引進外資后是為國內的經濟帶來了正的投資效應還是負的投資效應值得引起關注與研究。本文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及俄羅斯產生的投資效應。
二、模型與方法
本文運用ManuelR.Agosin等人（2000）使用新古典理論模型構建的一個投資方程評價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影響。模型建立如下：為評估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建立總投資模型。一國的總投資可以歸結為兩類，一類是國內投資；一類是國外投資通常將其看作為FDI：
I=Id+If（1）
在模型中近似的將國外投資看作FDI忽略國外投資超過FDI的部分。而國外直接投資不僅依賴于當期FDI還依賴于滯后項，所以可以將模型寫為：
If，t=?漬0Ft+?漬1Ft-1+?漬2Ft-2（2）
這里我們將國內投資看作合意資本存量與實際資本存量差額的函數：
Id，t=?姿（K*d，t-Kd，t）（3）
K*d，t=?準0+?準1Get+?準2yt其中?準1，?準2>0（4）
根據索羅模型t期與t-1資本存量的變化等于t-1期的投資：
Kd，t=（1-d）Kd，t-1+Id，t-1（5）
其中d為資本折舊率由（3）和（5）式得
Id，t=?準′0+?準′1Ge+?準′2y+?姿Id，t+?姿′Id，t-2（6）
其中?準′0=?準0+?姿2（1-d）2Kd，t-2
?準′1=?姿?準1
?準′2=?姿?準2
?姿′=?姿2（1-d）
將（6）式與（2）式帶入（1）式得
It=?準′0+?準′1Get+?準′2yt+?漬0Ft+?漬′1Ft-1+?漬′2Ft-2+?姿It-1+?姿′It-2（7）
?漬′1=?漬1-?姿
?漬′2=[?漬2-?姿2（1-d）]
由于本期的經濟增長預期依賴于前幾期的經濟增長，可以得到：
Get=?濁1Gt-1+?濁2Gt-2（8）
將（8）式帶入（7）式，兩邊同除以Gt得
ii，t=?琢i+?茁1fi，t+?茁2fi，t-1+?茁3fi，t-2+?茁4ii，t-1+?茁5ii，t-2+?茁6gi，t-1+?茁7gi，t-2+?著i，t
其中i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國內投資占GDP的比重；f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FDI占GDP的比重；gi，t表示第i國在第t期國GDP的增長率；下標i表示俄羅斯與中國。在此基礎上采用b來測度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
在?茁j（j=1，2）顯著的情況下，?茁j值的大小可以衡量外商直接投資在長期中是擠入還是擠出了一國的國內投資：
①?茁j=1，即長期中，FDI/PGDP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變成IP/GDP的1個百分點的提高，說明跨國公司的投資與國內投資是平行的，不存在擠出效應。
②?茁j>1，即長期中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入效應，1個單位的FDI變成了超過1個單位的總投資，存在擠入效應。
③?茁j<1，即長期中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1個單位的FDI變成了少于1個單位的總投資，也就是說，外商直接投資替代了國內投資。此時，存在擠出效應。
在?茁j≠1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產生了宏觀經濟外部性，如果是擠入效應說明產生了正的外部性，如果是擠出效應則說明產生了負的外部性。
三、中國FDI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于外匯和技術的“雙缺口”所以采取了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不是借外債的政策，同時也以豐富的資源、勞動力密集型優勢和一系列外商投資的“超國民待遇”優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外商來華直接投資。1993年以來我國的外商投資水平一直居于亞洲前列。2002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FDI對我國經濟向前發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一點取得了許多經濟學家的認同，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尤其是近年來在FDI大量進入我國的同時也帶了一些負面影響：①FDI一般都會流向邊際利潤較高的行業，導致中國投資消費關系失衡，也加劇了產業結構失衡的狀況。②由于跨國公司相對于國內企業擁有資本、技術優勢和所有權資產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往往會擠出國內一些技術創新型新興企業，從而不利于我國資本產業構成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所以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中，FDI對東道國的投資到底是有擠出效應、擠入效應還是中性效應成為我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如果FDI的流入沒有增加一國的總投資，或在一國經濟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擠掉了一部分國內投資，那么總體上會對一國宏觀經濟負的外部性。目前，FDI占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的比率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FDI對我國資本是否存在擠出效應也引起了學者的爭論。
下面利用宏觀數據，實證上檢驗FDI對我國資本形成的擠出擠入效應。
2006年薄文廣對我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效應進行了分析，得到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資顯著的擠入了國內投資，1992年之后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2008年方友林、冼國明得到的結論是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呈中性。本文運用1999年~2010年數據的實證分析得出，見表1所示。
我國FDI對國內投資（表1）存在擠出效應?茁i=4.3且顯著Chi-square=0.967。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FDI對我國的擠出效應越發明顯，因此，外商直接投資的局限性逐漸顯露。我國擠出效應上升原因為：
（1）FDI后向關聯水平降低使得擠出效應上升。外資工業在我國技術密集型不高的一般加工業中比重過高，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在華投資的外資中大部分為加工貿易行業，影響技術的擴散和產業鏈的延伸，使后向關聯水平降低，擠出效應上升，外資賺取了中國資本可以獲得的利潤，同時擠出了國內加工貿易行業投資。并且加工貿易則出現順差2256.6億美元，其中大部分由包括歐美企業在內的外資企業獲得。
（2）FDI的市場導向為服務國外市場。在產業鏈條中，外資企業將中國作為自己的海外加工廠，將生產好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進行銷售，從而中國加工企業只獲得少數加工費，而產品設計、運儲和營銷等環節的大量利潤被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外國企業獲得，使得擠出效應上升，形成產生了生產在國內，污染在國內，利潤在國外的負投資效應。
（3）投資市場日益完善使得FDI擠出效應上升。在競爭性強和市場化程度高的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會使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上升，并且外資享受優惠的政策會加劇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近年來我國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競爭性市場日益完善，因此也使得FDI的擠出效應有所上升。
可以看出，中國逐漸走出了依賴外資的發展路徑，同時我國政府也逐漸認識到了國外直接投資在國內的局限性，2010年四月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要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2010年堪稱境外企業在華投資經營的新元年。過去近30年用“市場換技術”而給予外企“超國民待遇”的時代正式終結。外國直接投資也逐步走出“優惠中”與國內投資一同進入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這正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大趨勢。
四、俄羅斯FDI對國內擠出效應分析
近年來俄羅斯外商直接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總固定資產投資的比例逐年遞增，從數據（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數據，2010年）可以看出，俄羅斯外商投資比重逐漸擠占了國內的投資比重，同時合資投資所占比重與1995年比有了大幅的增加，外資投資由2000年的1.5%上升到2009年的6.0%，年均增長比重達到了0.5%，2000年~2005年增長最為迅速，年增長率達到1.34%左右?？梢钥闯龆砹_斯的國外投資增長迅速，也體現了投資環境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善。
隨著外資所占比重的不斷增加，外資邊際效用遞減效應逐漸體現，俄羅斯國內的擠出效應也日漸明顯。Klara與Jan（2005）等人對俄羅斯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其認為FDI所占投資比例高的公司較比重低的公司發展步伐緩慢，且溢出效應較不明顯，外商投資的局限性逐漸顯露。本文運用1999年~2010年俄羅斯的統計數據對俄羅斯國外直接投資對本國投資的擠出效應進行了分析。從表1中數據可以看出，俄羅斯的擠出效應?茁i=1.41說明俄羅斯的外商直接投資存在擠出效應，其值明顯小于4.3中國的擠出效應值，且中國的擠出效應顯著水平Chi-square=0.967>0.8932也明顯顯著于俄羅斯Chi-square=0.8932這表明俄羅斯的擠出效應弱于中國同時對外資的相對依賴程度要大于中國。其原因為：
首先對外資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于俄羅斯自身整體經濟不穩定、政治與社會不穩定、基礎設施不完善及市場規模小等因素。在俄投資的跨國公司80%認為與中國相比，俄羅斯市場風險較大吸引力較低。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同時俄羅斯還存在大規模的資本外逃。
第二，對外資的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俄羅斯私有化程度較高，導致儲蓄率低、通貨膨脹侵蝕儲蓄，同時本國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不發達，從而使投資不足的矛盾特別尖銳，這就使得俄羅斯依賴于外商直接投資這種融資方式彌補本國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差距。
第三，對外資依賴程度較中國高是由于俄羅斯國內的投資結構特點所決定。外資的行業分布集中在原材料、資源開發產業占總外商投資的12.6%，原料加工產業中以金屬鍛造加工為主比例占到5.5%。上述部門具有較高的進入壁壘。對進入壁壘較高的行業的國內投資產生了阻礙作用，提高了對國外直接投資的依賴度。
五、結論與啟示
通過本文的實證分析發現，中國與俄羅斯經濟同屬于轉軌時期，國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投資都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但中國的外資對本國投資的擠出效應要高于俄羅斯且較顯著，俄羅斯對國外直接投資的依賴水平高于中國，總體來講，俄羅斯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外資的帶動，我國國內企業應充分運用本國閑置資本，利用俄羅斯市場來帶動國內經濟的增長，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步入良性對外投資的循環中來。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幾方面：
1.在貿易關系方面，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日漸明顯，外商直接投資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國內資本不斷累積，就要求我國發展自身對外投資戰略，中俄兩國只有一江之隔，在貿易投資領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長久以來中國對俄羅斯的直接投資一直蹣跚不前，但從2006后我國對俄直接投資有了飛速的發展，特別是在2009年間我國一躍成為俄羅斯第三大投資國，絕對投資額達到97.57億美元占俄國國內外商總投資額的11.9%，僅次于第一大投資國盧森堡2.4個百分點，中國在俄投資分布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及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中資公司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微電子、通訊、服裝加工、電器組裝、木材加工、農業、餐飲業等，我國對俄直接投資為我國帶來巨大效益的同時推進了鄰邦俄羅斯的經濟發展。
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效果的原因
（一）自然地理條件因素
自然地理環境包括地形、氣候、自然風光、自然資源狀況、與海洋接近程度等，自然地理條件因素是最明顯的因素，其優良與否，直接關系到能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
我國沿海地區如廣東，直接毗鄰香港、澳門兩個國際性自由港，尤其是毗鄰香港這個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受到這些經濟先進地區的輻射和傳導，推動了本地區的貿易合作和技術交流，對外商直接投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而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為外商直接投資節省了原材料成本及運輸成本。且西部地區不僅有人文景觀，其歷史文化悠久而輝煌，在國內外都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外商直接投資的特色品牌。
（二）經濟環境
經濟環境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影響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直接影響外商直接投資者的投資決策。
經濟環境包括經濟發展狀況，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速度快，表明這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收入多，需求大，市場規模大，盈利機會多，因而能吸引較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進行改革開放，尤其有著眾多的海港區，其有著十分便利的交通條件，加上政府政策的傾斜，使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快速發展，這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創造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基礎設施是外商直接投資的重要物質條件，其是否完備直接影響到投資效益的高低和盈利的多少。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基礎設施的依賴程度日漸加深，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評價投資環境時，必然考慮基礎設施的完備情況?；A設施包括交通運輸、港口碼頭、能源和原材料供應、通訊信息設備、供水供電設備等。我國沿海地區容易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我國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容易引進外資，長江三角洲位于我國東海岸線的中段，是長江入東海的出?？?，臨近渤海，海陸兼備，有“黃金海岸線”和“黃金水道“之稱，其有眾多的優良港口，其中上海港、寧波港、南京港和南通港等一起組成了我國最大的港口群，上海港更是我國最大的綜合性貿易港口，因此沿海地區擁有內陸地區無法比擬的便利交通和優良港口，便于產品原材料的運輸，有利于生產成本的降低和利潤的增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常常選擇沿海地區，而我國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交通運輸綜合能力低，郵電、通信體系不健全，電力供應還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制約了外商直接投資。
經濟政策包括外資政策，一國的外資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的領域、規模和效益等；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和行業是限制投資的，而對于有絕對優勢的產業和行業是鼓勵投資的，并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其產業政策也是不斷變化的。
貿易政策對外商直接投資也有著一定的影響。一個國家或地區會對具有相對優勢的行業及產業進行一定的貿易保護政策，防止受外商投資企業的沖擊，加大對外商投資國的依賴程度，從來使其投資者形成獨占優勢，一旦其改變投資政策或者撤資，將會對國家或地區及其相對應的產業產生巨大影響，不但制約了其發展，也會帶來一系列社會不安定因素。
財稅政策也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者的利潤及其效益。如果東道國的納稅率低，財政政策寬松，這樣投資者就會進行積極的投資計劃。相反，如果對某些行業征收高額關稅或者報復性關稅，那投資者會繞道而行的。
外匯貨幣政策。如果東道國進行外匯管制或沒有可行的貨幣金融政策，那么就不能為外商直接投資者提供便利的融資條件，也不能進行自由兌換，這會限制外商直接投資者投資。
貿易與國際收支狀況。東道國一般歡迎進口替代型投資。經濟制度及市場體系的完善程度，也為外商直接投資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
（三）政治因素
政治環境與政府的作用和行為密切聯系在一起，它直接關系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安全性。
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國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由于與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因此政治體制的健全程度以及演變趨勢往往直接表現在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方式以及干預和控制的程度上，從而對外商直接投資活動產生影響。
政治穩定性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政府有無被顛覆和的可能性，其穩定性包括政權的穩定性；政府的執政能力；反對派的狀況；國內一定時期內發生政治沖突的情況；國內民族、宗教及其工會；軍隊警察的狀況等七個方面。
政策的連續性是指一國政府政權發生換屆時，該國的政策尤其是經濟政策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仍然保持一定的連續性。
政府及公眾對待外資的態度是一個復雜的社會文化問題，又是一個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公眾對于不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項目，往往會示威、抗議、罷工、游行等；政府對于反對的項目則施加更多的額外限制，如在稅收政策方面。
國際地位是指該國在國際中的地位，特別是和周邊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在國際政治組織中的態度
（四）社會文化環境
社會文化環境包括教育水平、社會觀念和風俗習慣等。
教育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勞動者的素質和社會文明進步的程度，在外商進行直接投資時，教育水平不僅影響勞動力的供給水平，而且影響到外商投資者的投資意識、風險意識和管理意識。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沿海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許多人才開始流向東部沿海城市，使得沿海城市聚集了充裕優秀的勞動力資源，為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且我國本來就有著廉價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而且政府又提供了非常優惠的招商引資政策，這樣大大降低了外商直接投資的成本，使得我國東部沿海城市成為外商直接投資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地區。而我國東西部地區，由于地理環境的制約，經濟發展落后，思想觀念守舊，受教育的機會和條件不完善，人們對教育的認知程度淺薄模糊，使得中西部地區的人口在知識、技能和健康方面都十分欠缺，沒有能力接受外資，雖然有著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是因為受教育程度低，難以管理和培訓，所以中西部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資方面遠遠落后于東部沿海地區。
促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
（一）以西部大開發為契機實現利用外資的地區均衡
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在廣東和福建設立了四個經濟特區，隨后其他十幾個沿海城市也陸續宣布對外開放，政府給予這些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在自、稅收和資源配置上等優惠政策，使得這些地方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同時也造成了東西部之間的差異，這時政府開始實行西部大開發政策，使得政府政策開始向西部轉移，以加快外商直接投資者在西部的投資進程。為此頒布了一系列針對西部的優惠措施，包括進一步開放金融、保險、電訊等投資領域，放寬外商設立代表機構和營業分支機構的限制，對投資于該地區的外資給予稅收優惠等。這一系列政策的施行，雖然已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和東部相比較還遠遠不夠，這就要求必須進一步加大優惠力度并認真貫徹落實，使外商在西部的投資真正有較大幅度的增長。
（二）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隨著經濟的發展，外商直接投資對公共基礎設施依賴程度加深，這就需要不斷完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高東部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和水平，投資環境中經濟環境是關鍵，基礎設施是經濟環境中的關鍵因素，基礎設施無論哪方面達不到要求，都有可能影響該地區吸引外資的能力，因此要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為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資準備好首要的物質條件，繼續加強水、電、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最近幾年不管是東部還是中西部，交通運輸方面的改善尤為突出，新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機場、火車站、汽車站，動車、高鐵、地鐵等高科技運輸工具的應用，為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提供了便利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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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方式變化
改革開放后，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05年，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已達到6224.01億美元，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達到552942家。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投資方式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中外合作經營企業、中外合資經營、外資獨資企業。此外，還有BOT投資，合作開發等投資方式，但所占比重較小。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上半期，建立合作合資企業一直是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獨資比重不斷提高，外商對華投資出現了明顯的獨資化趨勢。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金額，獨資比重達到了41.7%，合資比重為33.2% ，獨資比重首次超過合資比重，成為外商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2000年獨資占直接投資合同金額比重54.3%，合資比重為32.0%。但到2004年底，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獨資所占比重為76.4%，合資比重為18.0%，獨資合同金額是合資金額的4.24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已表現出明顯的獨資化傾向,獨資已成為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
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獨資化動因
1.中國經濟高速穩定的增長。經營風險很大一部份是由于經濟增長的不穩定性引起的。而經營風險是外資選擇投資方式的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雖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但通貨膨脹水平較高，外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并不樂觀，為了降低經營風險，傾向于采取獨資形式。隨著2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1979年～2004年中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6%的增長。經濟快速穩定的增長，經營風險的降低大大加強了外商投資的信心，紛紛采取獨資投資方式。
2.外商投資法律政策的不斷完善。改革開放之初，為了鼓勵外商直接投資，我國政府頒布了《中國合資企業法》，但對外資進入的產業和模式作了明確的規定。此階段，合資合作企業成為跨國公司主要的市場進入模式。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外商投資政策不斷放寬，先后頒布了多部鼓勵外商投資的法律法規。在2001年和2002年先后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企業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2004年12月我國修訂了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進一步放寬了對跨國公司股權和投資領域的限制。外商投資法律政策的不斷完善促進了外商直接投資獨資化。
3.保持跨國公司競爭優勢。 跨國公司進行海外投資的直接動因是其擁有技術、品牌、組織管理等方面的壟斷優勢。壟斷優勢是企業競爭力的重要體現?？鐕緣艛鄡瀯菰矫黠@，其面臨的壟斷優勢外溢風險就越大，此時外資傾向于采取獨資這種投資模式。若不具備特別的壟斷優勢，則傾向于采取合作合資形式。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技術含量較低的產業，為了降低成本和風險，主要采取合作合資投資形式。近年以來，外商逐年加大在電訊、IT技術、機械裝備以及汽車等高新技術產業方面的投資。同時紛紛在華設立研發中心，截至2005年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研發中心已超過750家。此時外資企業面臨著極大的技術外溢風險，為了維持競爭優勢防止技術外溢，外商往往采取獨資形式。
4.跨國公司全球戰略要求?？鐕救驊鹇?，即從全球目標出發，合理安排有限資源，有效地協調和控制全球范圍內的生產經營活動，提高其全球經營效益。但全球戰略有效實施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對其子公司進行有效控制。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逐漸深入，跨國公司不再僅僅把中國作為一個銷售市場，而是作為其全球戰略中的重要環節。跨國公司為了更好的控制其子公司，有效的實施其全球戰略，對華投資紛紛采用獨資形式。
5.解決合資經營管理沖突。中外合資企業中，由于中外雙方社會文化背景，政治法律制度，利益目標方面的不同，在經營管理中合資雙方面臨著以下兩方面的沖突。一方面，文化沖突。合資雙方在文化方面不同，來自不同企業的管理者在工作思維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從而導致企業制度、管理理念、決策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這使得雙方在合資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生沖突;另一方面，利益目標沖突。某些合資企業，對外方而言注重的是企業利潤，并把合資企業納入其全球戰略系統，而中方除了關心企業利潤，往往還注重就業、政績等非市場因素。合資企業由于企業文化上和利益方面的沖突往往造成企業市場機會的損失和經營管理上的低效率?？鐕緸榱丝朔腺Y經營管理上的沖突轉而采取獨資形式。
盡管上述研究從不同側面討論了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但是還沒有人詳細闡述這種影響的具體機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缺乏理論基礎。所以，本文首先對東道國開放度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具體機制進行了描述，然后又以趙奇偉等人（2007）所建立的一個包含制度因素的內生增長模型為基礎，建立計量模型，就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最后，根據計量分析的結果做出結論，并提出政策建議。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主要通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采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范作用，或者通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并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通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出；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系網絡，從而通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帶來技術溢出。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出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于積極的溢出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于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出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于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于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梢?，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范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范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出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出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于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同時，由于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占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于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于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出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凈溢出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凈溢出效應的大小取決于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出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通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展，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量對溢出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量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數據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鑒》。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里，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數據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數據，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數據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范-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于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復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回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量后，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數據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鑒》。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回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于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采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盡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并不高，遠低于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于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后向聯系，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于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重要因素。由于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于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后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就為負。于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于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后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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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144(2010)01-15(5)
作者簡介：王 晶 陜西師范大學旅環學院碩士研究生
陳瑛陜西師范大學旅環學院博士教授碩士生導師
改革開放以來，西安市經濟迅速發展，尤其是2000年以來，經濟增長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在西安市經濟發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1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資發展歷程
西安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工作從1983年中美合資金花飯店開始，至今已有26年的歷史。根據FDI的數量、規模、方向將其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
一、起步階段(1983―1991年)。投資規模都是以中小額投資為主，到1991年底全市FDI總額僅為1364萬美元，實際利用FDI為1097萬美元，無1000萬美元以上規模的企業。投資領域集中在服務性行業(賓館項目)，生產性項目較少，外商投資是一種探索和適應行為。
二、高速發展階段(1992―1995年)。1992年由于全面實施開放政策，西安市引進外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勢頭，投資規模增大，投資領域拓寬。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外企數量驟增，發展迅猛。二是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三是引資工作注意發揮西安市科技、旅游和加工業的優勢，投資重點由賓館項目轉向生產性項目、房地產開發和旅游配套設施建設，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到了很大作用。
三、調整階段(1996-2000年)。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實際利用FDI出現暫時調整和下降，但投資規模在調整過程中，各年度利用外資額波動不大，并且在2000年又有所恢復和增加。
四、穩步發展階段(2001年至今)。外商直接投資增多，投資規模明顯加大，加速了西安市產業結構調整的步伐，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2009年1月實際利用外資11452萬美元，近年來引進的外資項目已從簡單加工業的中小型項目向高新技術為主的大型項目轉移，投資領域從第二產業向第一、三產業拓展，對城市通訊、供水、道路建設、舊城改造、老企業技術改造等起到了積極作用。2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資現狀分析
自1983年以來，西安市利用FDI持續增長，實際利用FDI金額除了1999年是因為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而有所下降以外，其余年份均呈上升狀態(圖1)。到2008年西安市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11.48億美元。研究發現，西安市歷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有兩個。1992年為大，增長率高達375.32％，比前一年增長5倍；2005年為次，增長率為106.93％?？偟膩碚f，西安市運用外資狀況良好，外商投資總量逐步上升，并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3 西安市FDI企業的空間分布
3.1 數據的處理
基礎數據處理：研究中采用的基礎資料是截至2006年3月1069家在西安市投資的外資企業的數據。數據主要來源于《西安外資企業名錄》、網頁查詢以及西安市黃頁，通過多方面的查證，數據真實可用。
數據近似：由于技術上的原因，對于企業點的空間定位研究做了如下近似處理：通過西安市的電子地圖搜索相應企業點的位置，然后通過相關軟件在地圖上提取企業點的空間位置，輸入企業點形成模擬圖形。
3.2 西安市FDI企業的總體分布特征
為了顯示企業的空間分布特征，文章采用數量密度特征圖來分析，把西安市分成192個小空間單元，根據各空間單元的數量密度距平均密度的標準差，把密度分為6個級別，分別用不同的色度顯示出來。
從圖2可以看出外資企業的空間分布情況，數量密度大于0.7759個標準差的區域集中了70.8％以上的企業。外資企業主要集中在高新區、北郊的經濟技術開發區以及老城區，企業數分別占調查總數的24.8％、13.75％、20.2％，這種團狀集聚塊的分布又主要集中在隴海鐵路線的兩側，以點成塊，以塊帶面形成了西安市的外資企業分布格局，各區內部也呈現出更明顯的集中中心，集聚程度更強烈。
從地區結構看，西安市的外資制造業企業在高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老城區都有一定量的分布。其中，高新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外資企業在空間上呈現一種密集的群團式布局，而在老城區的分布則相對比較均勻。而服務業則以高新區最具優勢。另外，老城區的分布也具有明顯的優勢，在城區內的外資服務業企業的比重達25.3％，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外資服務業企業則很少。
4 西安市FDl特點
4.1 投資領域：
西安市外商直接投資大項目增多，投資領域拓寬，涉及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旅游業、現代服務業、文化產業五大主導產業。
2008年6月舉行的第十二屆西洽會，西安組團在招商引資工作中引進一批創稅、創利、創匯型的大項目，外商直接投資項目達15個，占47.4％，涉及到高新技術產業、裝備制造業、旅游業、現代服務業、文化產業等五大主導產業。其中，西安高新區與臺灣英華達以及與弗蘭德科技的合作受到了與會者的矚目，兩個項目投資總額3800萬美元，依托高新區通訊產業的發展優勢，分別在高新區投資通訊產業配套及研發項目，從而帶動西安高新區通信技術、手機設計研發以及通訊類高精度部件加工的整體水平。同時，高新區還與格威石油、美國盛賽爾公司等四家簽約，當日簽約總額達12億元。其中內資8億元人民幣，外資5800萬美元。
4.2 產業結構：
FDI的產業分布以第二、三產業為主，第一產業比重過輕。
從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來看，工業領域的投資項目在外商合同投資額中占主要份額。2001年和2006年，第二產業分別占西安市合同外商直接投資額的比重為57.16％、61.62％；第三產業分別占41.85％、37.89％；第一產業分別占0.98％、0.48％(表1)。從中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資在西安市的產業結構表現為以第二、三產業為主；第一產業的比重過輕，其潛力尚未發揮出來。目前，楊凌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初步形成了以農林牧良種繁育、生物制藥、環保農資、綠色農產品加工為主導的高新技術產業群。2007年，全區共實現招商引資到位資金14.96億元，其中實際利用外資1993.76萬美元，比2006年的1026萬美元增長94.32％，發展勢頭良好，西安市可以充分發揮楊凌開發區的作用，以其為中心，通過輻射示范效應，帶動整個城市的農業產業化與現代化，切實提高第一產業的引資能力。
從產業內部看，外商直接投資存在一定的行業偏差。西安市第二產業的FDI全部投入到制造業上；第三產業的FD[投入到房地產業的比重過高，2001年和2006年分別占第三產業合同FDI的比重為47.2％、65％(表1)，房地產產業具有預期效益較好和投資風險較小的特點，成為目前外商投資的熱點，但是這些產業鏈條短，要求配套的能力低，從長期來看，對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小。而金融、保險、會計事務所等具有巨大消費需求的現代服務業領域，外商投資微乎其微，這與國際資本流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越來越多地流向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的趨勢不相符合。今后西安市要多渠道、多形式的吸引外資，使其投資逐漸趨向多元化，投資結構逐漸趨向合理，促進西安市的經濟增長。
4.3 投資方式：
外商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是指外商投資對東道國的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或發展能力發生無意識的間接作用,在《外商直接投資、東道國特征和溢出》一書中,Kokko定義“溢出”為:由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設立子公司,從而引起當地技術或生產力的進步,但跨國公司子公司又無法獲取全部收益的想象。針對外商直接投資溢出效應的研究,國內外學者都從理論和實證方面進行過嚴密的認證,但得出來的結果卻存在著差異。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存在著較大的差異。下面將分別展開論述。
二、FDI溢出效應的綜述及歸納
(一)國外有關FDI效應的研究
Caves(1974)將外資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引入到東道國企業的生產函數中,選用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兩個國家1966年制造業截面數據,實證結果表明外資確實對澳大利亞的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有著正面積極的影響,加拿大當地企業的利潤率的高低取決于該行業吸引外資份額的高低。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業1972年的橫街面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Blomstrom和Persson(1983)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的溢出效應時,選取了1970年墨西哥的行業截面數據,將勞動生產率作為技術水平的評價標準,同時選用行業資本密集度以及勞動力效率作為影響特征變量,實證得出了外商直接投資對當地行業存在正的溢出效應的結論。
1、國外學者針對制造行業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Liu(2000)及Haskel 、 Pereira和Slaughter(2002)對英國制造業的研究以及Castellanies Zanfei(2002)對意大利制造業的研究,Keller 和Yeaple(2003)對美國制造業的研究以及Ruane 和Ugur(2002)和 Gorg Strobl(2003)對愛爾蘭制造業的分析。近期的一些研究還有:G..Fotopoulous(2004)對希臘制造業的分析研究、Patrik Karpaty和Lars Lundberg(2004)對瑞典制造業的研究分析,都一致證明FDI對當地企業有正的溢出效應。
2、國外學者關于外資對華溢出效應的研究
外資對華溢出效應的研究也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但剛開始時大多是一些定性研究,最近幾年定量分析的文獻才不斷涌現出來。關于FD I在我國的溢出效應,國內學術界也作了很多探討。由于采用的模型、方法、數據不同,現有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甚至存在很大出入。各種模型結果會存在著如此大的差異,關鍵還是原因是模型變量選擇時存在著一些差異。
(二)國內有關FDI溢出效應的研究
1、行業研究和區域研究
國內的FDI 溢出效應的研究可以分為行業研究和區域研究。在行業分析上,潘文卿(2003) 利用中國工業部門的行業統計數據,對外商投資的外溢效應進行系統分析,結果顯示1995 ―2000 年外商直接投資對工業部門的總體外溢效應為正,外商直接投資的資本積累每增加1 個百分點,帶動國內企業的產出增加0.113 個百分點。
2、FDI的水平鏈接和垂直鏈接效應
另外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資時,有一些學者將FDI的溢出效應分為水平鏈接溢出和垂直鏈接溢出。根據世界投資報告(UNCTAD,2001)水平鏈接溢出主要通過示范效應、競爭效應和人員流動效應等途徑發生,一般發生在產業內或行業內:垂直鏈接溢出又包括后向鏈接溢出(backward linkage)和前向鏈接溢出(forward linkage),主要指外商投資企業與當地企業之間通過供應鏈的關系而產生的外部效應, 一般發生在產業間。
3、FDI技術溢出效應不明顯或為負的研究
縱然對FDI溢出效應國內外都存在著大量的文獻研究,但是對具體國家具體行業FDI的溢出效應仍然是個謎,就中國而言,關于FDI溢出效應是否存在,存在的是正效應還是負效應都沒法得到統一的答案,當然國內大部分文獻都證明FDI確實對我國存在著正的技術溢出效應,本文就不一一列出來,但是也有部分文獻得出的結論截然相反,如李平和錢利(2005)借鑒Coe 和Helpman(1995)的貿易溢出計量模型(CH模型)對其擴展運用,對中國29個省市1985-2000年的面板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考察了FDI對我國各個地區的技術溢出效應,結果表明,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并不顯著,特別是在我國的西部地區,FDI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還并不明顯。
傳統產業轉移導向
任何一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必然伴隨著新興產業的興起和傳統產業的逐步衰退，生產要素要從傳統產業轉移到新興產業，這其實是一個要素重新組合的過程。但由于各國出于不同的原因，傳統產業的退出都會遇到各種退出壁壘，如生產設備與人力資本的專用性和沉沒成本、政策及法律的原因。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向海外轉移尚可利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既可使傳統產業在本國順利退出而不致于造成大的社會和經濟的負面影響，又可釋放出生產要素而支持新興產業的發展，獲取較高的投資收益，從而促進本國產業結構的升級。
中國具有低廉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種類較為齊全且絕對量較大的自然資源、巨大的市場潛力，這對于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轉移產業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對華的邊際產業轉移，始于20世紀80年代，基本遵循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紡織、日用消費品、家電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到鋼鐵、石化、造船、汽車、電氣、工程機 等資本密集型產業。美國的產業轉移基本遵循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主要將進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產業轉移出去；對華較大規模的直接投資主要起于20 世紀90年代初期，產業主要集中在采掘、通訊、汽車等資本密集型產業以及飲食、日用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香港、臺灣對大陸的直接投資開始于大陸的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是紡織、玩具、鞋類、技術水平較低的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
市場導向
一般來說，采用市場導向型戰略是投資者為了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以投資替代貿易，增加對東道國出口的目的。美國學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ker）的“寡占反映”理論指出，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呈現出“追隨潮流”效應，具體表現為：一旦有一個企業向國外擴張，同行業的其他企業為了確保國內外市場地位，也竟相向國外擴張，比如，可口可樂在某國投資后不久，百事可樂就會隨后跟進，有肯德基的地方就會有麥當勞；并且，在集中程度越高的行業，這種效應越明顯。1992年以后，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不斷擴大的巨大的市場容量和誘人的廣闊的市場前景，促使世界著名的跨國公司以及許多不太著名的企業紛紛調整經營戰略，將對華經營的重點從貿易和技術轉讓轉向對華直接投資，建立生產基地；其核心目標就是謀求在中國市場獲取其應有的市場地位，以免失去這一絕佳的企業發展機會。因此，呈現出對華直接投資的熱潮以及各大跨國公司激烈爭奪中國市場的局面。僅1992-2003年，中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就達4763.13億美元，是改革開放前13年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19.01倍；而到2003年底，全球500強企業中有400多家在華投資。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有如此多的大型跨國公司和如此巨額的直接資本進入一國，這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罕見的。
資源導向
此種導向的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是為了克服國內資源“瓶頸”的制約，增加國內已失去比較優勢或國內無法生產的產品的進口。這種投資大多流向資源較為豐富的國家。從而形成初級產品生產國與最終產品生產國的垂直型國際分工。中國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一般勞動力和高技術勞動力）資源與自然資源，在這些要素上具有明顯的或潛在的比較優勢；這些比較優勢對于進行標準化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轉移以及著眼于自然資源的開發與進口的外國投資者，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比如，日本對華木材加工業、電氣業、機器零部件制造業的直接投資；美國對華的采掘業、化工業、飛機零部件制造業的投資；香港、臺灣對大陸家具制造業、電子制造業等投資；韓國對華服裝、家電等行業的投資都帶有明顯的資源導向的特點。
全球戰略導向
在中國入世前后，基于全球戰略的考慮，許多外商對在華投資的產業結構進行了相當深刻和廣泛的調整。在加強制造業原有項目投資與經營的同時，跨國公司一方面加強了制造業上游和下游項目的投資，即投資項目的縱向一體化，另一方面也加強了與制造業相關的服務業項目的投資，即投資項目的橫向一體化?？梢钥闯鐾馍虒θA直接投資的戰略導向發生了重大變化，即從傳統的勞動力導向、資源導向轉向全球戰略導向。這一全球戰略導向型的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