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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資源聚成合力。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資金及其服務是經濟發展的血液。而目前，由于農村金融的困境日益凸顯，農村金融服務落后，已經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瓶頸”，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強化“三農”金融服務，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必須破解的難題。
一、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中存在的問題
一個健康、完整的金融體系對于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在新農村建設中金融投入是資金投入的主渠道。而現有金融體系在為農村服務中存在以下主要問題：
1．農村金融機構退位，服務功能弱化。由于農村經濟貨幣程度較低，農村金融賴以生存的微觀經濟基礎脆弱，正規金融因農村的比較弱勢而選擇“自我糾正”，國有商業銀行大量退出農村市場，導致農村金融服務覆蓋面下降，農村金融出現“空洞化”和邊緣化。首先是政策性金融缺位。對農業發展銀行實行“獨立核算、自主保本經營、企業化管理”與其承擔的農村政策性銀行的職能存在一定的矛盾。農發行為我國目前唯一的政策性農業金融機構，業務范圍太窄，主要負責糧棉油收購、儲運等環節的資金提供，農業發展急需的其他貸款業務基本沒有涉足，在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將面臨業務嚴重萎縮的問題，沒有真正起到支持農業開發的作用。其次，農業銀行支農功能“邊緣化”。隨著農行商業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經營原則與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向背離，農業銀行將農業資金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工商業并舉，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使得貸款業務逐漸離“農”。再次，農村信用社支農有限。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中占主導地位，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農村、農業、農民發展經濟的資金需要，較好地支持了農村經濟發展，但由于受自身經營規模和經營體制所限，其資金供給總量遠遠不能滿足農村經濟發展對資金的需求，存在“農信難為農”的嚴重問題。
2．信貸管理制度存在缺陷，農民很難取得貸款。為防范貸款風險，面對農村貸款規定較為苛刻的條件。大部分農民貸款因提供不出相應的質押、抵押及不動產等擔保而與農貸失之交臂；另外，由于農村貸款期限、結構、金額等方面設計與農村資金需求特點不相適應。隨著新農村建設的逐漸深入，農業走向產業化、現代化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對資金的需求量較大，周期長，而現實的貸款產品金額偏小，期限一般為1年，與農村經濟發展需求信息不對稱；此外，浮動貸款利率制度使農民承受能力嚴重受挫。實行浮動利率制度后，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處于壟斷地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對貸款一律實行上浮，在相當程度上加重了農戶的利息負擔。
3．農村金融服務環境較差，金融生態斷裂。由于社會信用環境差，借款人信用觀念淡薄，逃廢銀行債務的現象時有發生，制約了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投入；農村信用體系尚不完善，金融機構考察其財務狀況和信貸條件較為困難，同時貸款需求總體缺少有效的擔保、抵押，使農業地區需求量大、亟須支持的大額農戶、個體公商戶貸款、民營企業貸款、小城鎮建設貸款、水利建設貸款等難以形成需求。另外，農戶信用信息數據庫尚未建立，農戶信用信息處于零散分布狀況。
4．民間借貸缺乏規范，金融風險加大。民間借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民貸款難的問題，但良莠不齊，同時，也加大了農民的負擔和農村金融風險。由于對民間借貸缺乏有效的社會監督和正確引導，其風險、隱患日益凸現，由此引發的經濟糾紛呈上升態勢，間接殃及社會穩定；另外，民間借貸不規范，無借據、合同，缺乏擔保，隱蔽性強，給不法分子可乘之機，坑蒙拐騙在所難免，甚至引發刑事案件；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高于同檔次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風險集中，擾亂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此外，影響金融宏觀調控。民間借貸活動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誘發大量資金以現金形式流出金融機構，加大現金“體外循環”，造成金融信息失真，干擾央行對社會信貸總量的監測。民間借貸投向具有一定的趨利性、盲目性，資金流向與國家經濟政策、產業政策不能配套，使國家宏觀經濟政策落實效果不佳。
5．農業保障體系存在許多障礙。農業保險機構運行障礙主要表現有：保險基金規模較小，政策性農業保險與商業性保險項目界定模糊，農業險種劃分及其保費標準正在探索中，理賠及風險補償機制建立滯后，貼農、為農保險制度不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組織規模偏小，經營行為不規范；擔保機構與協作銀行關系不順，行業自律以及監管不到位，風險及補賠機制尚不健全。
二、改革提升農村金融服務的建議
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要求下，現行農村金融體系需要積極地進行變革和創新，適應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廣大農戶、鄉村企業多樣化、多層次金融需求特點，積極構建以合作金融為主體，政策性金融、商業金融和非正規金融有機結合的功能完善、分工合理、產權明晰、監管有力、適應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需要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形成有效支持新農村建設的金融合力。
1．構筑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生態環境。要建立起政府主導、橫向聯動和金融服務“三位一體”農村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機制，并構建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狀況綜合評價體系，加強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評價和監測，對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進行量化考核，并不斷健全金融生態環境法律基礎，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的外部生存環境。首先，加強農村信用體系建設。良好的信用環境是一種無形資產，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融資成本，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和金融機構應健全信用文化，廣泛開展誠信宣傳，強化農戶誠信教育，培育農戶的信用道德和信用精神，提高農戶的信用素質。政府采用補助的形式開展對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素質和職業技能培訓，強化新型農民整體素質。另外，深化農村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明晰產權關系，完善內部治理制度，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使企業真正成為合格的農村市場主體。盡快建設和健全企業和個人的誠信系統，加快誠信立法，實現銀行、政府、執法部門間的社會信用信息數據互連互通，提高社會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運用法律、制度、行政和經濟手段，健全信息披露制度，規范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資信評估等誠信機構，提升其公信力。建立農村信用的激勵和懲戒機制，完善企業市場競爭和退出的公平環境，創造農村金融生態良性發展的誠信環境。其次，轉換地方政府職能。政府部門要發揮主導作用。政府要加強對創建金融生態環境工作的領導和協調，指定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整體規劃、目標、任務以及切實可行的辦法和措施。切實轉換服務理念，強化農村服務意識，嚴格依法行政，提高政務質量和效率。結合當地農村經濟金融狀況，加快支農金融相關的制度建設，并保證規章制度的完善性、適用性和可操作性，以有效保護農村投資者、存款者的合法權利。再次，加大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與支持力度。財政是農村金融生態建設和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支撐。構筑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金融生態環境需要以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為前提，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從根本上來說取決于農業產業環境，投資環境和農村經濟的運行質量。加強農村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滿足農村金融日益多樣化的需求，是構建和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客觀要求。農村金融生態比城市金融生態相對脆弱，因此，需要加強國家財政與政策性金融對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的項目支持力度。同時，需要積極探索工業反哺農業，促進新農村經濟發展的可行途徑與制度設計。
2．加快法律制定，為農村金融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農村金融立法應循序漸進，平穩推進。應重點制定農業投資法、農村合作金融法和農業保險法等專門法律，為農村金融體系的運行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使之有能力和動力進行金融制度創新。首先，制定農業投資法。制定農業投資法，使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法律化，通過立法規定中央、地方、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對農業的投資比例及相應的責任。另外，農業投資法在法律上要規定對農業貸款實行優惠利率，中央銀行對農業銀行的再貸款利率和再貼現利率應低于城市的商業銀行，以調整其級差收益。同時，建立農業信貸國家財政補貼制，以補償因低息貸款而造成的損失，走農村金融“以農養農，國家保護”的路子。此外，農業銀行在完成上交存款準備金后，多存可以多貸，但必須明確年度農業信貸的結構比例和投入時期。其次，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盡快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及配套的法規，給農村合作金融以應有的法律保護。在農村合作金融法律中，要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產權組織形式、融資渠道、經營機制、管理模式、運營規則、職能作用等做出明確規定。根據農村發展的實際，在資金、利率、稅收等政策方面給予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以優惠政策，并用法律形式予以規范。在立法中應對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性質、經營目標、經營業務、權利義務、與政府的關系等內容做出規定。這樣既可以為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改革和發展提供法律的依據、規范和保障，又可以規范農村合作金融市場，為農村合作金融的健康發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礎。再次，制定農業保險法。加快農業保險的立法，從法律上明確政府、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從政策和財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確保農業持續發展和農村長期穩定的保障機制。在農業保險法中，要明確農業保險的實施范圍和實施方式。擴大農業保險的實施范圍，農業保險應包括農作物的耕種、收獲后儲藏、加工及其運輸的保險，農業生產過程中所使用財產的保險，從事農業生產的人身保險及各種手工藝和家庭產品的保險等。另外，要明確政府在農業保險中應發揮的作用。進行保費補貼，根據農業保險發展的需要和我國財力，規定保費補貼的參考比率；進行費用補貼，借鑒發達國家發展農業保險的成功經驗，由政府對農業保險的經營費用進行補貼。實行某些優惠政策，對農業保險公司及其分支機構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免稅，對其經營的商業保險業務則降低稅率，對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的政策性農業保險業務也實行免稅；對農業保險的投保人提供貸款擔保或對向投保者提供低息農業貸款的金融機構給予利息補貼。另外，要逐步建立多種形式的農業保險組織制度體系。根據我國農業保險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業保險的組織形式應多樣化，包括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地方性農業保險公司、商業性保險公司、農業保險合作組織等。
3．進一步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治理結構和運行機制。首先，創新管理體制。強化內控制度，完善農村信用社經營機制。樹立以改革和效益為中心的經營管理價值觀，構建起涵蓋農村信用社各部門、各崗位以及每個員工的科學合理的激勵機制、完善目標考核、真正使經營管理規范化、制度化，增強其經營管理的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同時要確保管理的有效性。其次，進一步改革產權制度。強化產權制度改革，推進農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經營機制的轉換。強化內部約束和激勵機制，有效地轉換經營機制，加大責任追究力度，提高內控執行效果；強化增資擴股工作，確保信息的透明度和操作的合規合法性，逐步優化股權結構。再次，完善治理結構。在治理結構選擇上，要堅持所有者控制原則及效率管理和監督原則。要做到入股農民是農村信用社的所用者和控制者，形成信用社和入股農民的命運和生存發展息息相關的制度和體制安排，創造出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運行機制。在組織內部結構機制安排上，既要相互統一，又要相互制衡。根據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的要求，農村信用社必須堅持所有者的利益主體和他的風險主體是一致的，而在治理上和管理上也應由他們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約束和自我監督。最后，加強風險防范。努力擴充資本金。資本充足率提高了，農村信用社抵御風險的能力自然就增強了。同時，農村信用社應抓住改革的機遇，利用國家的優惠政策，改善自身經營，增強自身的吸引力，加大宣傳力度，樹立良好形象，做好服務，強化信用社與社員的聯系，使入股社員得到實惠，提高人們的入股積極性。努力實施多元化戰略。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業務應該多樣化，資金的投放領域和投放對象應該廣泛化。提高信貸質量。農村信用社要提高信貸人員的素質，增強其風險意識；嚴格信貸審查，加強信貸管理，及時催收貸款。
4．建立多層次的農村金融體系，培育農村金融市場競爭機制。應構建一個商業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間金融相結合的競爭性農村金融市場。首先，拓寬政策性金融的業務范圍。作為目前唯一的農業政策性銀行，農業發展銀行應逐步向綜合型政策性銀行轉變，滿足不能通過競爭性金融活動而獲得滿足的農村金融需求。農業發展銀行應當健全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務功能，繼續支持國家糧油儲備體系建設，履行為糧棉油收購資金供應和管理等政策性業務。在業務拓展上，農發行在目前基礎上調整充實業務范圍，積極開辦糧油產業化經營貸款、重新對農業發展銀行進行市場定位，進一步調整農業發展銀行信貸結構，逐步將支持重點由農產品流通領域轉向農業生產領域，使其成為支持農村發展的綜合型政策性銀行。同時要拓寬業務覆蓋面。通過增設基層網點、接收部分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網點或接收部分基層國有商業銀行網點作為自己的分支機構，增強服務農業的能力。另外，逐步開辦扶貧開發項目貸款、農業綜合開發貸款、農村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貸款業務；通過發行農業金融債券和建立農業發展基金，拓寬籌資渠道。此外，建立農村政策性保險業務，鑒于商業農業保險尚缺乏市場基礎，建議在政策推動下爭取成立地方性的，以政策為依托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公司。建議建立國家和省兩級農業保險發展基金，在財政補貼之外，支付農民的保費補貼和農業保險部門的超額賠款補貼，通過政府補貼或委托的方式，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進入農業保險市場，為農業保險提供再保險支持。其次，大力發展面向廣大農戶的合作金融組織。合作金融機構因自身制度設計的特點，使得為社員服務方面具有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的內在優勢，在農村金融市場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應大力發展面向廣大農戶的合作金融組織。如由農戶自愿發起的資金互助組織，這種資金互助組織應是真正意義的合作制組織，社員之間互相監督，社員代表參與合作社決策，建立社員大會控制下的法人治理機構，有效建立其自我約束和自擔風險的經營機制。再次，逐步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民間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利率彈性大、服務態度好等優點，適度、健康的發展對于活躍民間投資，促進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要通過經濟手段而非行政手段來解決民間金融所存在的問題，并逐步使之規范化和制度化，充分利用傳統的信用資源來培育和發展民間金融主體，使金融產業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市場化。國家應盡快制定民間金融相關的法規和管理辦法，加強政策引導，規范民間金融行為，降低市場準入門檻，使之合法化、公開化。同時，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發展小額信貸組織和互助合作金融組織。根據市場化的原則，發展以不吸收公眾存款的私營、股份、合作制的小額信貸組織和互助合作金融組織，條件成熟時可由監管部門實行備案制管理，設立民營銀行，提高民間金融的組織化、規范化水平，更好為“三農”服務。
5．建立有效的農村資金回流機制。首先，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和調整縣級金融服務功能。國有商業銀行要合理設置縣域機構，取消單純吸儲的銀行營業網點。商業銀行可以適度調低系統內上存資金的比例和利率，以減少和解決農村資金流向城市、農業資金流向非農業、經濟落后地區資金流向經濟發達地區這個資金盈缺布局不均衡、兩極分化越拉越大的問題。同時，也可以適度“放權”，給予或擴大對基層行的資金授權授信額度和新增貸款的審批權限。其次，調整、完善農村郵政儲蓄的功能，以改變郵政儲蓄造成農村資金外流的局面。國家應制訂相應的政策，政儲蓄資金管理辦法，必須對現有郵政儲蓄制度進行改革。將縣以下郵政儲蓄吸收的存款，通過人民銀行全額用于增加對農村金融機構的再貸款，并將此作為一項制度穩定下來。另外，降低郵政儲蓄新增存款轉存中央銀行利率。此外，按照機構企業化方向改革郵政儲蓄機構，推進郵政儲蓄銀行網絡的建立，并設立專門的農村金融服務部門，面向“三農”開展業務；通過與農村金融機構開展業務合作，進一步加大郵儲資金支農力度，提高農村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和滿足度。再次，對支農再貸款要進行財政貼息，引導資金進入農村。不論在地方一級還是在國家一級，財政支農資金和信貸資金都缺乏銜接和配合，國家和地方財政可將支農資金給予財政貼息，以引導信用社和農業銀行加大農業投入，降低農民的貸款成本。
6．建立和完善風險分散和補償機制。首先，建立農村信貸保險制度。積極開發農業貸款損失補償保險品種，對商業性保險公司按照農業保險的業務比重給予相應的保費補貼及免交涉農業保險營業稅等優惠政策。其次，加快農業保險制度建設，把農業保險納入農業經濟發展的總體規劃，考慮組建政策農業保險機構，或者委托政策性銀行開辦農業保險業務，政府可以對參加保險的農戶實行保費補貼，引導農民參保意識；也可以鼓勵商業性保險機構開辦業務，鼓勵農村金融機構農業保險業務。也可以通過財政、稅收、金融、再保險等經濟手段支持和促進農業保險發展。再次，建立信用擔保補償機制。政府要建立信用擔保補償基金，，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補充當年基金并牽頭組建符合農村需求的評估擔保機構，設立由財政、企業、農村金融機構出資的信用擔保基金，發展農村互助擔保組織。建立區域性信用再擔保機構，以分散農村金融機構的風險。最后，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險機制。消除政府承擔隱性擔保的責任，有利于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為穩定金融體系提供事后補救措施，也有助于農村金融機構防范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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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滿足國家建設需要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提高電力服務水平是電力現代化、國家現代化的具體要求。電力服務水平提升,有助于農民生活正常用電、有助于農業產業發展、有助于農田灌溉。
1.2滿足社會發展要求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城市的各個產業已經趨于飽和,各類企業或個人將目光瞄向農村,農村憑借其地域位置優勢開始成為了各行業重點投資的對象。投資可以加快農村發展,是農民致富的捷徑,但任何建設都離不開電能的可靠供應,所以提升農村電力服務水平是維持農村建設的前提要求。
1.3滿足行業改革要求供電企業的主要任務是保持供電的可靠性,能夠維持正常的供電。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企業數目與日俱增,而且許多企業由城市轉移至農村,這就帶來了農村電力的巨大需求。所以電力企業必須進行內部改革創新,適應電力市場發展的需要。
1.4滿足農民生活要求電力行業發展關系到人們日常生活,尤其對農村影響巨大。在夏季到來以后,城市用電量急劇增長,國家電網為了保證城市正常供電,會對農村實施限電措施,這樣嚴重影響了農民的正常生活。如果電力企業適時調整服務項目或增加新的服務內容,就有可能在不影響城市供電的前提下,保證農民的日常用電質量。
2提升農電服務水平的具體措施
2.1加強領導,夯實新農村電氣化建設基礎為了推進新農村電氣化這一惠民工程,必須與政府相關部門進行有效溝通與協調,把新農村電氣化納入到經濟建設規劃中來,在相關部門配合下,各部門組織專門的工作小組,并在每個電氣化鄉、每個電氣化村成立了由鄉、村主要領導參加的鄉、村級用電協調組,形成了三級聯動、協調一致的工作網絡,為新農村電網規劃、用電管理、安全管理、電力設施保護等工作提供強有力的組織保證,形成了建設合力。在這個前提下,農村電力服務本著“總體布局、示范先行”的原則,堅持農電改革,保證家電服務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明確遠景目標與規劃,制定工作方案,為推進項目整體建設提供保障。
2.2政府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對農村電力服務這一總體目標,單純靠電力企業還是勢單力薄,必須在國家大方針的指引下才能改善民生。在新農村電力服務的建設中,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的切合自身實際情況進行政策和規劃的制定,設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對積極改善農村用電環境的電力企業予以獎勵,對來回扯皮、未付諸行動的給予處罰,從而為提升農村電力服務保駕護航。
2.3改變觀念,強化管理電力企業要不斷改變思想觀念,樹立全新的服務形象。電力企業工作人員必須改變以往的對農村電力漠不關心的態度,首先,要把陽光服務送到農村,要懂得換位思考,想農民之所想,幫農民解決用電問題,始終以“人民電業為人民”的服務理念為宗旨,不斷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質。其次,要加強農村用電管理。供電效率不高的最大原因是電力線路老化、電力設備陳舊不堪,所以應盡快完成農村電力設備的改造工作,為農村電力服務水平提升奠定物質基礎。同時,還要向農村派遣專業高效的服務團隊,對已有工作人員進行專業培訓,實行崗位績效制度,改變舊的懶散作風。實行崗位競聘制,讓有技術、道德素質良好的人才進入到基層,在出現電力事故時,能夠快速組織調查服務小組,快速排除故障隱患,給農民以最好的用電質量。根據時間段和用電量劃分為不同的區域,建立用電應急預案,確保廣大村民正常的用電需求。最后,對于電力項目建設,要做好前期的考察工作,掌握適度原則。我國農村眾多,不同地域有不同的發電方式,而電力項目建設一定要慎重考慮,確保是在保護當地人文生態的基礎上進行。對占用村民土地的,一定要做好拆遷和善后工作,讓農民感受到的是服務而不是強迫。
2.4做好宣傳工作,爭取廣大村民的積極配合廣大的農村群眾是農村優質電力的受益者,為了更好地提升農村電力服務質量,電力企業要做好宣傳工作,認真貫徹國家的方針政策,把與電力相關的一些信息傳遞給村民,讓他們對相關政策有更多了解,進而促進電力服務工作,提高農民的服務滿意度。宣傳形式多種多樣,可以安排工作人員定期對每個農村進行電力知識的講解,也可以與村委會協商,建立電力信息宣傳欄,定期更新欄目內容。另外,多與村民進行面對面溝通,爭取村民的配合與支持,給予充分理解和體諒,形成互惠雙贏的局面。
2.5建立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系統電力服務是一項系統工程,不僅要更新電力設備,提升工作人員素質,還要建立起以農民需求為中心的服務系統。為農民提供專門的農電服務窗口,改善服務環境;通過95598接受農民的咨詢、故障報修、投訴建議等業務;建立快速故障反應機制,實施全天候搶修服務,使故障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得以解決;簡化業務流程,加快報裝速度。
2.主要做法
1.2發展期(1965年～1979年)1965年,在同志“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下,全國農村短期速成培訓了一大批半農半醫的農村衛生人員(“赤腳醫生”),成為當時重要的農村初級衛生保健服務隊伍。同時,合作醫療也得到較大發展。保健站、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成為當時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
1.3變革期(1979年～)1979年經濟體制改革,農村實行“”,以集體經濟為依托的農村三級預防保健網受到很大沖擊。農村公共衛生服務一度極度薄弱甚至空白。20世紀80年代以后,針對農村衛生事業發展中的問題,各級政府紛紛研究制定了適應形勢發展的衛生政策,積極進行各種衛生服務形式的探索和實踐。
2農村公共衛生服務現狀
2.1農村衛生服務模式
各地探索并嘗試了多種形式的農村衛生服務模式,主要有下列幾種。
(1)醫防合一:醫療、預防及保健均由鄉鎮衛生院承擔,同時承擔同級政府部門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職能,經濟獨立核算。這種模式經費由政府全額或差額撥款,統籌利用鄉鎮衛生資源,減少了成本,大部分地區目前仍在沿用。但由于撥款不足,出于生存和發展的需要,鄉鎮衛生院往往重醫輕防,重經濟效益輕社會效益,已不能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
(2)醫防分設:將預防保健工作從衛生院分離出來,單獨成立防保所或衛生服務中心(站),承擔衛生保健、委托的衛生監督等任務。如江蘇省的南通、揚州、宿遷等部分地區及昆山市即采用這種模式[1]由于有專門的機構、經費和人員,職能定位明確,經費?？顚Ｓ?預防保健服務得到了保證。但獨立的防保機構在組織協調社會各部門合作方面處于弱勢,一些公共衛生中的社會性工作難以有效落實。
(3)依院設所,相對獨立:這是對醫防合一模式的改革,即“一套班子、兩塊牌子”。防保所在行政上和經濟上接受衛生院管理,財政上實行定額補助,獨立核算。承擔轄區的預防保健和公共衛生服務工作。這種模式強化了防保工作,“以醫養防”轉化為“以醫補防”,有利于促進醫療與防保協調發展。但醫、防在一個院內,人員分工與利益分配的矛盾難以避免,防保工作的開展很大程度上取決與分管領導的重視程度。
(4)縣鄉垂直管理:由縣衛生局或縣級預防保健機構選定人員派駐鄉衛生院,或在鄉鎮設立派出機構,長年從事鄉、村防保工作,工作經費、工資報酬由衛生局撥付,形成上下垂直管理的衛生服務系統。據張子平調查,重慶市榮昌縣、上海市崇明縣、寧夏平羅縣等采用這種模式[2],加強了上下聯系,提高了預防保健工作效率。但由于條塊分隔,在業務管理和部門間的統籌協調方面有難度。
(5)政府購買:這是由符合條件的公辦或私營醫療機構提供預防保健服務,政府依據其衛生服務的考核情況實行購買服務。這種模式引入了市場競爭機制,有助于在農村有限的衛生資源下,促進農村衛生服務的高質量和廣覆蓋。目前,全國僅浙江省和江蘇省通過此模式全面開展農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3]。
2.2農村衛生服務存在的問題
(1)投入不足:近幾年政府對衛生投入的總量較以前有了較大的增長,但相對于整體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農村人群衛生保健需求的增加,仍顯嚴重不足,公共衛生投入甚至有下降趨勢。據有關統計,1998年政府對衛生事業投入587.2億元,用于農村的92.5億元,僅占15.9%;而衛生事業費中公共衛生的投入比例由1990年的19%下降到1995年的12%[4]。[]
(2)三級醫療預防保健網松散:經濟體制改革后,農村衛生管理體制發生很大變革。市場經濟的介入使三級保健網絡間的協作關系變得松散和轉為無序競爭,出現網底破裂(村衛生室解體)、網中不穩(鄉鎮衛生院改制)、龍頭(縣級醫療衛生機構)作用削弱的狀況,防保工作難以落實。
(3)衛生資源配置和利用不平衡:市場經濟環境下,經濟發達地區,鄉鎮衛生院重復設置,設備閑置等浪費現象突出;而經濟落后地區,鄉鎮衛生院發展相對滯后,人才匱乏,基礎設施和醫療設備落后,不能滿足農村人群的衛生服務需求。據衛生部有關數據,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而每年到大醫院就診的人群有80%左右是在基層醫院即可解決的常見病、多發病。
(4)衛生服務重醫輕防: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補償機制不健全,鄉鎮衛生院不得不“以藥補醫”,“以醫補防”,縣級防保機構主要精力也用于開展有償服務,醫、防功能混亂。加上農村衛生服務缺乏有效的監督考核機制,疾病控制工作嚴重滑坡。
(5)農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的削弱,以集體公益金為基礎的合作醫療受到沖擊,農民醫療保健制度基本陷于癱瘓甚至瓦解。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2003年,尚有79%的農村居民沒有任何醫療保障,38.6%的農村居民因經濟困難生病而未就診,應住院而未住院的農村居民占75.4%[5]。
3建設農村公共衛生服務體系的思考和建議
3.1明確政府的公共衛生服務職責
實踐證明,將衛生服務工作全面推向市場并不明智。各級政府應明確職責,加強領導,增加衛生經費投入,尤其要加大對貧困地區的扶持力度,以促進公平、提高效率為原則,嚴格按相關標準強化農村衛生基礎建設和人力資源配置,健全農村衛生服務網絡。
3.2實行多元化衛生服務,健全考核評估制度
依照“農村衛生機構要以公有制為主導,鼓勵多種經濟成份衛生機構的發展”的精神,有效利用農村有限的衛生資源,嘗試將多種經濟體制的衛生機構列為公共衛生服務提供者,實行政府購買,探索多元化的衛生服務形式。同時應健全衛生服務評估機制,統一規范,制定標準,嚴格落實考核評估制度,推動公共衛生服務的良性競爭。
3.3完善法制,建立資質認證和準入制度
針對我國衛生事業發展形勢,應盡快完善相關法律體系,推行衛生服務的法制化管理。對農村衛生機構應建立和完善衛生服務機構資質認證制度,如建立專業人員、技術運用、大型設備、基礎設施等衛生服務要素的準入標準,從制度上規范衛生服務機構的籌建、設備設置、質量控制和技術標準等,促進衛生績效的提高。
3.4積極發展多種形式的農村醫療保障,健全農民醫療保障體系
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積極探索新的農村醫療保障方式,如開展商業醫療保險、城鄉統籌公費醫療、企業職工的基本醫療保險等,以充實農村醫療保障體系。對試點工作中暴露出的問題應及時調整并加以改進,通過多種途徑解決農民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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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碧玉,汪建林.浙江省淳安縣農村公共衛生服務試點工作的實踐與體會[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6,26(7):16.
公共服務是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包括加強城鄉公共設施建設,發展社會就業、社會保障服務和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公共事業,公共信息等,為社會公眾生活和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活動提供保障和創造條件,努力建設服務型政府。[1]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擴大農村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結合點,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環節,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更是農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
從整體來看,陜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還處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狀態,最突出的問題是農村公共服務嚴重短缺,供給結構不合理,城鄉分配不均。陜西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務不到位,公共服務體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強農村公共服務理論研究,為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事業發展提供理論指導,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迫在眉睫。
從目前研究的總體情況來看,有關農村公共服務在數量分析方面的研究還相當薄弱,大多都是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來分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農村公共服務進行計量分析,大多是進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發展背景,并鑒于農村公共服務的極端重要性,筆者在大量借鑒諸多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這對于認識和改善陜西省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的現狀,促進陜西農村經濟發展,制定科學的經濟評價指標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國內關于農村公共服務的研究現正成為學界和政界研究的熱點和焦點。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從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衛生、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事業等多個方面中國城鄉公共服務存在的客觀差距,并從提高中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的要求出發,提出了加強和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的政策建議。[2]蘇時鵬和張春霞(2006)以福建為例,在分析了農村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現狀與差距的基礎上,認為差距產生的原因除了農村公共服務自身的公共性與無形性外,更為關鍵的是政府體制因素,并從城鄉經濟社會系統的角度提出建設公共服務的體系構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務制度的安排后,對我國農村公共服務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見:政府在農村改革服務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職責是制定好的政策;農民在農村改革服務中主要角色是消費者,其關鍵是形成暢通的需求表達機制;多重主體都可成為農村改革服務的生產者,其關鍵是建立有效的激勵監督機制。[4]在實證分析中,彭代彥的計量分析表明,鄉村道路建設和農村醫療衛生設施在降低農業生產支出和增加農民收入方面具有顯著作用,而農業科研和科技推廣服務卻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發展關系的理論分析
目前,我國對農村公共服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農村公共服務得以成為理論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是適應了進入新世紀后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農村公共服務是發展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建設和諧社會的基礎條件,能夠有力地促進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因此,公共服務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對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有極強的帶動作用。它不僅能夠通過對農業生產成本、生產效率及組織形式的影響,直接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為農村非農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物質技術條件,能夠直接或間接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村貧困,提高農村社會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務與農村生產的關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務能夠提高生產效率,進而促進經濟的增長。在農業生產方面,以農村道路、農田水利、農村交通運輸等為代表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對促進農業增長有顯著的影響,不僅能有效地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業抵抗自然風險和經濟風險的能力,而且能夠促進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產業化、市場化和一體化發展。如農村道路建設能夠縮短農業生產者與市場之間的距離,減少農產品進入市場的時間,降低人流與物流的成本,從而促進農業經濟的增長。交通條件的改善可以使農業生產者更容易進入市場,誘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從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促進經濟作物的專業化。在非農業生產方面,農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設施通過擴大市場范圍,提升交換能力,能增加產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樣化和需求結構的變動,為非農產業的發展創造巨大的空間。
(二)公共服務與農民增收的關系分析
農村公共服務,是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生產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質基礎,是發展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入、拉動經濟增長的結合點,是城鄉協調發展的關鍵環節,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物質基礎,更是農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對農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農村公共服務中的農村基礎設施能夠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直接增加農民的農業收入;(2)農村信息設施、農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能促進非農產業的發展,為農民提供更多獲得其他公共服務的機會以及非農就業的機會,增加農民的非農業收入;(3)農村公共服務的改善可以在農民收入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大幅度提高農民的購買能力;(4)農村公共服務建設項目本身能夠直接增加農民收入。諸如信息通訊條件的改善可以增加農民的生產信息,提高農民的生產和投資決策能力,直接增加農民收入;提供有針對性的職業教育培訓、勞務信息等公共服務可以有效地促進農村勞務經濟的發展,形成促進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最終增加農民收入。
(三)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分析
農村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經表明,農村公共服務能顯著的提高農村經濟的發展效率,極大地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和質量。農村基礎教育與農村經濟的發展息息相關,它可以從根本上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提高勞動生產效率;農村公共信息與科技服務可以有效地降低農村生產生活的成本與風險,增加農業產出,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文體娛樂公共服務能夠豐富農村居民生活內容和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與水平,促進農村居民的全面發展和進步與農村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分析方法與數據、變量和模型
(一)分析方法
從現有的研究來看,對農村公共服務的研究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研究經濟發展水平對農村公共服務供求影響的多,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供求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少;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供給問題的多,研究農村公共服務需求的少;研究農村公共服務“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農村公共服務少;定性的抽象理論研究多,定量實證研究的少。[6]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學者對農村公共服務進行計量分析,大多是進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與定量分析方法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因此,筆者運用計量分析方法實證研究了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雖然現有研究探討公共服務對農業生產和農民收入的影響較多,較少涉及其對非農經濟的影響;但在實踐中,農村地區非農經濟的發展在推動農民脫貧、農業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上發揮了支撐性的作用,因此,筆者把農村公共服務對非農經濟的影響納入到研究范圍內。
筆者依據農村公共服務歷史統計數據,實證分析農村道路、電力、教育、農業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務與陜西農業生產、非農生產和農民收入之間的內在關系,測算各類公共服務在農村經濟發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從而為陜西制定農村公共服務政策提供科學合理的依據。
(二)數據、變量和模型
1.樣本數據的選擇。數據來自于相關年度的《陜西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鄉鎮統計年鑒》。收集的數據期限為1985-2006年年度的時間序列統計數據。
2.變量的定義。按照理論模型的要求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所用的統計指標主要有農業生產總值、鄉鎮企業總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農村教育投入、道路長度、農業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積)、農村用電量等。
3.模型的選擇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個重要步驟就是選擇一個合適的函數形式,因此對函數形式進行了適當的選擇。常用的生產函數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替代彈性恒等(CES)生產函數及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等。其中超越對數最為靈活,但它只是一個近似的生產函數,十多年前不少學者對超越對數生產函數的性質提出了質疑(Chambers,1988;PollakandWales,1992)。替代彈性恒等(CES)函數的標準型是非線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難,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來量化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因此,在對三種生產函數模型進行比較和對樣本數據進行初步分析后,筆者選用雙對數Cobb-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對公共服務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內在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釋變量Y分別表示農業總產值、非農產值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三個變量;解釋變量X1、X2、X3是對應于Y而用于進行分析的各類公共服務;μ是隨機誤差項;β0、β1、β2、β3是待估計的回歸系數,其中β1、β2、β3是彈性系數,分別反映了各類公共服務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同影響程度。
三、計量結果與分析
運用Eviews統計軟件對上述計量模型進行實證檢驗,計量結果和分析如下:
(一)農村公共服務與農業生產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歸式(1)測算了公共服務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805,調整后的R2=0.773,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三個回歸系數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村教育、道路、水利設施在陜西農業生產增長中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中尤以農村教育的作用最為突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道路和農業水利投入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分別增加1.508%、1.065%和1.379%。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業生產增長中,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二)農村公共服務與非農生產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歸式(2)測算了公共服務對非農生產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9465,調整后的R2=0.938,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EDU的回歸系數通過1%的顯著性檢驗,ELEC的回歸系數通過20%的顯著性檢驗,INFR的回歸系數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通訊設施在陜西農村非農生產增長中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其中同樣尤以農村教育的作用最為顯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用電量和通訊設施投入每增加1%,鄉鎮企業總產值分別增加1.597%、1.442%和0.313%。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非農生產增長中,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三)農村公共服務與農民收入關系的計量結果與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歸式(3)測算了公共服務對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影響程度。從回歸效果看,方程總體顯著性較好,擬和優度較高,R2=0.971,調整后的R2=0.966,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能力較強。EDU的回歸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ELEC和INFR的回歸系數均在2%的水平上顯著,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通訊設施在陜西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前兩項估計結果一致,農村教育的彈性系數仍居首位,但解釋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農村教育、農村用電量和通訊設施投入每增加1%,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提高0.775%、0.763%和0.155%。三類公共服務的產出彈性之和仍大于1,說明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存在規模經濟效益。
四、主要結論與建議
1.運用計量經濟模型對公共服務與農村經濟發展三方面的內在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計量結果表明:農村教育、電力、道路、水利和通訊設施建設水平對陜西省農業生產、非農生產以及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并且農村公共服務在農業生產、非農生產增長和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上都發揮了顯著的規模經濟效益。因此陜西省應繼續加大對農村公共服務的投資力度,以帶動陜西省農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2.在所分析的五類公共服務中,教育的作用最為顯著,這為陜西省合理調整農村公共服務設施發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長期以來,陜西省的農村發展資金極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視與農村生產生活直接相關的各類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追求投資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長期效益的教育等設施的發展,導致陜西省農村人力資本積累不足、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制約。計量分析結果表明教育在農村經濟發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陜西省應重點加大對教育設施的投入力度,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各種技能,充分發揮教育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杠桿作用。
3.除教育設施外,農業水利設施比道路設施在農業生產的作用更顯著;農村電力設施比通訊設施在非農生產和農民收入中的作用更顯著。因此陜西省的各個農村應根據各自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合理選擇資金投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重點、分階段地進行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首先解決農民生產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務,促進陜西省農村經濟持續增長和良性運轉,保證農村社會的發展和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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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居民取款不方便，農村現金流量加大隨著商業銀行的系列改革，他們關注的重點對象也發生改變，不僅沒有對農村的更大投入，反而是對農村“棄之不理”，繼續向著發達城市和大企業前進，對農村信貸和業務縮減職能等.可由于金融網點局限，農民存款很不方便，很難和新農村建設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保持一致.還有金融機構網點撤并，服務已經達不到現在農民的需求，這樣會使農民失去對金融機構的信心，也給銀行對于市場現金流量的掌握帶來不利影響.
1.1.2現代化水平低，信用社吸納資金能力不強，農村資金利用率下降農村金融機構提供的還是基本的服務，缺乏一個發展的服務觀念，以至于農村經濟結構和農村服務步伐不一致，電子的貨幣在農村基本行不通.時代在發展，農村亦是如此，不能還是一沉不變，這才是我們今天提出的創新農村金融服務體系的目的所在，要以發展的眼光去對待發展中的農村.
1.1.3利率走高，服務區域相對縮小，農民貸款難問題突出如今的金融貸款定價機制還沒有真正落實，由于各個地區、各個產業的差異，農村的信用社發放貸款的利率都是一樣的，這樣無法正常發揮利率杠桿的作用，對于困難戶還本付息還是有一定的難度，貸款風險趨于集中.
1.1.4農民了解金融政策途徑有限對于金融知識方面的不夠了解，直接影響農民在金融方面的消費，這個也是農村金融消費不足的原因之一.
1.2新農村建設對我國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創新要求
建設新農村對農村金融服務體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高的質量，原有的金融服務體系已經不適合新農村建設，根據實際的情況去改變和創新是必要的.
1.2.1資金需求量更加巨大農村資金的投入主要來源于農村金融機構，只有少部分是公共財物提供的，如果還按照以前的比例去投入農村，這個是不切合實際情況的，肯定是不夠的.
1.2.2服務方式更加多樣化農民手里的資金多了，處理的樣式就豐富了.而一些地區還存在金融機構的撤并現象，現有的金融機構和郵政儲蓄沒有什么倆樣.資金的使用多樣，客觀上要求金融服務的品種豐富、手段多樣，服務方便快捷，目前的金融服務還達不到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1.2.3中西部金融服務需求更加突出國家提出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是為了協調東、中、西部的發展,中西部在政府的關注和自身的努力下經濟也持續走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出現了金融資源不足，金融網點不足，競爭力不足，整體金融服務水平低下，創新金融服務體系是迫在眉睫.
2創新新農村建設中金融服務體系的思考
2.1新農村建設中的金融服務體系在我國地位及發展趨勢近年農村呈現銀行運行良好、農村金融需要得到滿足的現象，農村有了適度的競爭，市場逐漸被打開，農村金融正在向一個高水平的金融服務過渡.雖然農村金融資源稀缺，但是覆蓋率和服務的有效性還是獲得普遍的認可和信任，有著廣大的群眾基礎.隨著農村金融服務知識的宣傳和熏陶，高覆蓋率的金融服務網點和基礎服務將遍布全農村.農村金融貸款的風險和收益不同于城市，如果風險得不到控制，農村金融服務將無法持續運行.加之風險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農村金融業務也會穩步發展.
2.2創新新農村建設中金融服務體系的建議
2.2.1制定專門法律，營造法治農村氛圍首先，制定農業投資法，通過立法使國家及地方的經濟組織對于農村投入的負責，不再具有盲目性.其次，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通過對其他國家經驗的吸取，農村合作金融法的制定將是服務“三農”的長期有效措施.最后，制定農業保險法.只有保障農民的收入才能是新農村建設長期的進行.
2.2.2發揮政府政策保護性作用，營造良好政策環境政府通過立法方式和政策指引，讓商業銀行創新金融服務業務，增加對農村金融資金供給，更好的適應融農村金融市場，從而有效融入.
通過進一步分析，發現三省區在信息服務總體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程度、服務體系和服務模式創新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三省區各級政府部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建設，提供了不同力度的政策保障和資金支持。山東省，2007年由山東省信息產業廳牽頭，組織協調山東網通、山東郵政、大眾報業、微軟公司、英特爾公司、海爾集團共同合作建設山東農村信息服務體系；湖北省，2007年湖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了《2006-2020年湖北省信息化發展戰略》的通知；2009年湖北省農業廳下發了《湖北省農業廳關于推進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意見》。同年底，湖北電信還啟動了農村信息化鄉鎮建設專項行動。計劃用5年的時間，累計投資1．5億元，建設農村通信基礎網絡和寬帶網絡，提升農村網絡覆蓋能力和綜合信息服務水平；寧夏回族自治區，2006年自治區人民政府下發了《關于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意見》，2008年又出臺了《2009－2012年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信息化建設規劃與實施方案》等，指導和保障了寧夏農村信息化建設的順利進行。2．1．2經濟社會環境差異農村信息服務的發展，必須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農村信息服務是否具有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的收入是否得到了提高。中國由于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農民收入水平存在著差異，因此各地對信息服務投入的力度和用戶的消費能力也各不相同。山東、湖北和寧夏分別位于中國不同的地區，各省的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和發展水平各異。山東省地處東部沿海，屬于經濟較發達地區，農業總產值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2009年該省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達到5395元，農村信息化發展的經濟基礎較好；湖北省地處中部地區，屬于中部崛起的中等發達地區，省內有江漢平原和鄂北崗地兩大農業基地，2009年該省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為4137元，農村經濟發展較快；而寧夏回族自治區位于中國西部地區，屬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信息不暢已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農村總體經濟發展落后于山東和湖北兩省，2009年全區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只有3432元。據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6118．77元，湖北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5035．26元，寧夏回族自治區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4048．33元［2］?？梢钥闯觯綎|和湖北兩省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均較寧夏稍高，因此，山東、湖北地區農村信息服務建設和推廣較寧夏相對容易，普及效果也更好。2．1．3教育文化環境差異教育文化發展程度對農戶的信息意識和信息獲取能力有一定影響。農村信息化建設是一個覆蓋多業務類型的系統，不僅包括農業信息化，還覆蓋農村教育信息化、文化信息資源共享等。農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識文化水平直接影響著用戶獲取信息的意識和信息獲取的能力。2010年，山東省小學適齡人口入學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入學率保持在98％以上，殘疾兒童入學率達到9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全省將建設800所左右的高中和中職學校；湖北省屬全國科技與教育發達地區，科技進步指數排名全國第11位，居中部6省之冠，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國前列。該省2007年率先在全省范圍內實現了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校校通”。2010年實現農村地區免費義務教育；寧夏在2007年10月農村中小學現代遠程教育工程建設任務全部完成，共建設教學光盤播放點3568個、衛星教學收視點2155個、農村初中計算機教室279個，實現了農村現代遠程教育“三種模式”全覆蓋。寧夏地區2010年教育事業發展迅猛，6縣市區義務教育均衡發展取得新進展，14個縣市區實現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目標，18個縣市區實現創建教育強縣目標，連續8年中職招生超額完成任務，170萬m2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順利竣工，總投資高達21億元的寧夏職業教育基地基本建成，近5萬人次的中小學教師得到了培訓等。
近年來，全國各省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電話“村村通”已經全面實現。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寧夏全區在全國較早地實現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電話”，2007年提前3年在全國率先實現了20戶以上自然村“村村通電話”。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寧夏151．83部，電信發展水平越來越高。此外，三省區農村固定電話用戶分別為957．0萬、378．0萬和37．1萬，據估算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分別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詳見表1。2．2．2廣播電視網絡發展迅速，基本實現全覆蓋山東、湖北和寧夏三省區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進展順利，成效顯著。截至2009年底，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為98．02％、97．41％和92．90％，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達97．88％、97．49％和97．31％，有線電視普及率為52．67％、41．44％和40．1％［3］。山東省有線電視用戶達1500萬，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的自然村個數為3414個。湖北省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的自然村6236個。2009年11月19日寧夏成為全國第一個提前完成20戶以上盲點自然村“村村通”廣播電視工程任務。2009年新通廣播電視20戶以上自然村個數為338個。從圖1可以看出，山東、湖北和寧夏三省區廣播電視綜合人口覆蓋水平相當，差距不明顯，但是有線電視發展相對較弱。2．2．3農村互聯網基本實現村村通相關數據顯示，山東省互聯網發展水平較高，普及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網民規模增長速度相對較快，年增幅度為39．6％，增長排名第12位［4］；2010年山東省農村寬帶用戶達到160萬，基本實現村村通寬帶。全省131個縣級信息服務平臺和1170個鄉鎮信息服務站全部接入了互聯網；湖北省互聯網普及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網民增幅為39．9％。從2009年底開始，通過半年時間的網絡整、改、建，44個試點信息化鄉鎮的行政村平均光纜通達率由66％提升到93％，自然村平均光纜通達率由46％提升到71％，寬帶提升到2～8M，可以滿足3～5年內農村對于寬帶、IPTV視頻業務發展的需要［5］；寧夏回族自治區互聯網發展水平相對滯后，網絡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2008年全區也全面實現了2362個行政村“村村通寬帶，村村能看網絡電視”的目標，截至當年年底，全區開展互聯網技術培訓8000場次，培訓農民11萬人次，農產品供求信息30萬條次，實現農產品網上銷售超過5億元。初步形成山東省投資10多億元，在8．4萬個行政村全部建立了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終端接收站點，形成了覆蓋全省農村、功能比較完備的現代遠程教育網絡體系。全省17個市中有15個市已建成市級網絡平臺，93％的農業縣建立了農業信息服務平臺。建設了農業機械、畜牧、水產養殖等15個專業網站；建立了農產品市場價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農村政策等10個農業專家系統；建設了濟南、東營、煙臺、濰坊等4個農業信息化示范工程基地和佳寶乳業等4個試點工程基地，基本形成了以山東農業信息網省級平臺為龍頭，市、縣農業信息網絡為骨干，向下延伸到鄉鎮、重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部分村、戶的信息網絡體系。湖北省搭建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省-市-縣-鄉-村”五級農村信息服務網絡平臺，建立起以電話、廣播、電視、?？?、Internet網絡等多終端設備形式應用為基礎的公共信息網絡平臺。建設了一批多介質的農村信息資源數據庫，并建設有多個大型農村信息網站，建成了17個市（州）農村信息服務中心、32個縣級農村信息服務中心和27413個站點表12009年山東、湖北和寧夏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業務情況地區山東湖北寧夏平均每百戶移動電話擁有量//部141.33134.21151.83農村固定電話用戶//萬957.0378.037.1全省區移動電話用戶//萬5334.53136.9382.8全省區固定電話用戶//萬2217.31088.3114.5電信業務總量//億元1593.35796.26116.71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元（估算值）2109.901884.552346.87建成，近5萬人次的中小學教師得到了培訓等。近年來，全國各省區積極推進農村信息化，電話“村村通”已經全面實現。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寧夏全區在全國較早地實現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電話”，2007年提前3年在全國率先實現了20戶以上自然村“村村通電話”。2009年山東省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移動電話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寧夏151．83部，電信發展水平越來越高。此外，三省區農村固定電話用戶分別為957．0萬、378．0萬和37．1萬，據估算平均每年每戶電信業務量分別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詳見表1。發展迅速，基本實現全覆蓋山100806040200百分比/%廣播綜合人口覆蓋率圖12009年山東、湖北、寧夏農村廣播電視覆蓋率情況對比電視綜合人口覆蓋率有線電視入戶率山東湖北寧夏5226建設，其中有5483個點利用衛星通信完成，全面覆蓋湖北全省農村的自然村及以上單位，建成了22553個農村黨員干部遠程教育站點。寧夏回族自治區全區的21個縣（區）全部建成了農業信息服務平臺，70個鄉鎮建成了信息服務站，占到鄉鎮總數的40％左右。全區2362個行政村共建設了2802個農村信息服務站，實現了互聯網經營、農村黨員干部教育、文化信息資源共享三項功能，基本形成信息網絡基礎設施齊全的農村信息服務體系。采取“龍頭帶動型、資源共享型、科技領先型、組織引領型、扶貧幫助型”等5種村級信息服務站建站模式，既適應了不同地域、不同條件的農村村民的信息需求特點，又為眾多的行政村從村情出發有效發揮其主觀能動性提供了廣闊平臺。
發展迅速山東省17個市和絕大多數縣（區）的農業主管部門成立了領導信息化建設工作的行政科室，139個縣、1170個鄉鎮建立了信息服務站，初步建成了覆蓋所有市、縣、鄉、村的梯級農業信息員隊伍［6］。近兩年共舉辦各類市（縣）級農村信息員培訓班300余期，累計培訓農村信息員近萬人，建成了市、縣、鄉、村四級農村信息員隊伍，總結推廣了“招遠蠶莊”等多個農村信息服務成功模式。湖北省的農村信息服務機構開始向基層延伸，目前全省縣鄉兩級建有農村信息化機構2402個，從事農村信息化的人員有20380多人，其中專職人員近8000人。2006年底，湖北省啟動了農村黨員遠程教育系統的建設，截至2008年湖北農村黨員遠程教育點已覆蓋60％以上的農村。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市（縣、區）農業、畜牧等部門和全區198個鄉鎮都配備了專職或兼職農村信息員，農民經紀人、種養經營大戶、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及有關社會中介組織中也有一批農村信息員；寧夏還實施了新型農民信息化培訓工程，通過集中授課、個別輔導、“信息大篷車”等多種方式，已培訓了10多萬農民。農村信息服務模式差異山東、湖北、寧夏三省區的農村信息服務工作分別取得了一定成就，探索出了適合各自省區農村發展和農民需要的信息服務模式。2007年7月，山東省成為國家農村信息化綜合信息服務試點工程首批試點省份。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類涉農網站1214個，居全國首位。全省的139個縣級信息服務平臺和1218個鄉鎮信息服務站全部接入了互聯網，形成了覆蓋全省，以市、縣網絡為骨干，貫通鄉鎮、農業龍頭企業和部分村、戶的農村信息網絡體系［7］。截至2010年底，湖北省已通光纜的行政村為18821個，農村光纜長度達到73566皮長公里，行政村光纜通達率提升到72．1％；農村寬帶用戶數達到68萬戶。并力爭到2015年，光纜延伸至所有行政村和大的自然村，實現100％的自然村通電話、90％的行政村具備寬帶上網能力［8］?？梢?，湖北省的光纜通達率已具有很高的水平，在推動農村信息化建設方面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湖北已建成1個公共信息服務網絡平臺，農業科技110組織管理體系和農業技術服務體系兩套體系，信息資源提供系統、信息查詢與服務系統和用戶管理信息支持系統3個支持系統，自動語音服務、專家熱線咨詢服務和現場技術服務3種服務模式，襄陽、十堰和荊門3個示范區的湖北省農技110信息服務示范體系。實現了統一服務品牌、統一星火標識、統一熱線號碼、統一收費標準、統一服務規范的“五個統一”［7］。寧夏回族自治區“三網融合”發展迅速，IPTV使寧夏首先在全國突破了“三網融合”中部門網絡資源分割的體制障礙，在優勢互補的基礎上實現了“合作共贏”，在農村信息服務中率先解決了“多網合一”問題。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政府以IPTV作為“三網融合”切入點，正確處理產業鏈核心價值關聯，協調和促進電信部門、光電部門和相關各方面的合作。其次，“共建一個涉農數據庫”的思路打破了壟斷和部門利益的分割，改變了以往各部門關起門來建數據庫、部門之間的數據庫“老死不相往來”以及信息重復采集、分割擁有、壟斷使用和低效開發的局面，有效推動了農村信息服務工作的開展。近年來，山東、湖北、寧夏三省區在農村信息服務工作中不斷探索發掘新模式、新內容，并根據各自的優勢分別以示范省建設、光纜建設和“三網融合”為切入點，創造了一系列符合地方發展特色的農村信息服務道路，為中國其他省份進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構建人人受益的信息社會、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本文作者：郭美榮李瑾秦向陽工作單位：北京農業信息技術研究中心
2．農戶是農村金融風險的主體。由于農業的弱勢性和高風險性，決定了對農業投資具有風險大、成本高、收益少、資金周轉慢等特點，加之農村城鎮化水平嚴重滯后和農村市場信息的不充分，使得農村地區的盈利性投資十分稀缺。
3．村級債務問題嚴重。二十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推行，農業稅附加和農業特產稅附加，收入大幅度減少，盈利下降，進一步導致償債能力下降，債務問題突顯，債務問題己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影響農村金融穩定發展的重要誘因。按照農業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樣調查，全國村級債務估計有4000億元。直接影響了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基層政府組織融資能力有限，必然嚴重干擾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這樣，規模龐大的村級債務僅靠自身財力很難消化，大多數村委會采取擠占、挪用或攤派等方式用于借新還舊，勢必影響上級財政對地方經濟建設的正常投入。
4．農戶之間借貸平凡影響金現有融體系發展。目前我國的農村金融體系十分脆弱,，農村金融服務的成本大、收益小,商業化的追求使得國有銀行的營業機構紛紛退出農村金融領域。特別是經濟不發達的農村地區就成了金融機構不愿光顧的空白地帶。而且，民間信用和融資多種多樣，如擔保抵押借貸、民間票據貼現、各種協會和互助會等。而正規金融機構組織體系不健全，農村資金外流嚴重，金融服務供給不足。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數額和方式遠遠不能滿足農戶生產和生活對資金的需要，農戶不得不到民間金融市場去獲取。但民間借貸多數還是在血緣和地緣關系圈內，大多數的借款多是無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額應急的借款為主，用于經商和農業投放的大額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實上，農戶之間的相互借貸非常普遍，較少從信用社(銀行)獲得借款。
二、發展農村金融服務的新思路
1．重建農村金融機構。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而農村經濟的發展最終還是要靠自身內在的動力，因為它能夠通過農戶之間的互不吃虧的交易推導出一個穩定的制度結構，并供應可使交易費用更為節約的制度化的規則。所以，應進行農村金融體系自我平衡機制的建設。
2．創新農村金融產品。農村金融創新包括技術創新、工具創新和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主要指通過農村金融營業網點電腦及附屬設備的更新換代，提高運行效率。工具創新指在技術創新基礎上，全面開通省轄電子聯行業務，推進信用卡業務，豐富中間業務品種，以便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務。創新多樣化貸款產品如開辦助學、養老、建房、大病統籌、家用電器購買、特色農業、觀光旅游農業、“農家樂”、生態農業等，要根據農業資金需求多樣化的特點，科學細分市場，適時加大貸款新產品開發力度，制訂農戶貸款管理辦法，改進創新農戶貸款擔保方式，即在推廣完善農戶聯保、錢物結合、農戶授信、小額貸款證等。
3．滿足農戶小額信貸的金融需求。鼓勵商業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利用農信社的網絡系統，開展對農信社的批發金融和委托服務等業務，引導資金回流農村。積極探索政策性金融機構與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結合模式，促進農村小額信貸發展。農村金融需求一般主要包括存款需求、貸款需求、金融投資需求、中間業務需求和保險需求等。新農村建設創造了巨大的有效金融需求市場。農民對突發支付性需求的低應對能力、農業的低風險抵抗能力、農業生產的季節性、增加非傳統農業收入需要的資金投入，都決定了農民對貸款的迫切需求。調查發現需要貸款的農戶占調查總戶數的63.8%；貸款需求的最低數額為20元，最高數額為500萬元，一般需求為10000元左右。因此，與農業弱勢產業和家庭經營規模的小型化有直接聯系，所產生的借貸需求具有明顯的小額性。同時，收入低和抵押品的缺乏導致農民貸款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滿足。
1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導致信息覆蓋率低
黑龍江省是我國的農業大省，處于中國版圖的東北部，農村人口占有較大的比例，經濟水平相對欠發達，致使農村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雖然近幾年得到普遍提高，但是信息基礎建設仍然相對落后，互聯網在農村的應用和發展還十分滯后。信息資源缺乏整合力度，信息資源分散，各地區存在著農業產業方向不同、經濟基礎不同的差異。由于這種不平衡性，決定了不同地區的農民所使用的媒介傳播手段存在差異。在經濟較富裕地區，農民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及時有效的獲取農業信息，由政府出資建設的互聯網工程目前已到達鄉和個別村，他們可以根據自身的需要通過互聯網等現代信息化手段獲取信息，農民的自主能動性較強；而在經濟不發達的地區，基礎設施條件相對薄弱，網絡建設建到縣或一部分鄉，即使個別的到村，但網站維護也不及時，內容更新慢，如明水縣，電腦普及率極低，即使個別農民購買了電腦，但也主要用于娛樂和孩子學習使用，不能有效的利用電腦收集致富信息。該地區的農民主要信息來源依然依賴較為傳統的手段，如鄰里間的交流、村能人的帶動、各級農技推廣部門發放的宣傳資料等，缺乏尋求信息的主動性，信息傳播閉塞，而通過這些渠道得到的僅有的信息往往不能及時指導生產，嚴重影響農民增收。很多農民沒有能力購買自己感興趣的報刊和書籍，造成了有學習的欲望但沒有能力實現的窘境，即使相關部門也能免費發放農業相關書籍和報刊等資料，但這種免費發放的次數少之又少。
2傳播的信息理論性過強，導致信息服務應用效率低
在信息傳播過程中，農民普遍反映通過報紙、雜志等傳媒方式得到的農業信息理論性較強，農民看不懂，無法將期刊報紙刊載的理論知識應用于實踐，例如病蟲害防治信息，其中涉及許多農藥的成分和配比，農民無法掌握具體計量，在家中操作十分困難，造成了即使有信息源也無法應用于生產。而且農業報刊雜志信息量十分有限，特別是中國目前的圖書期刊發行都是按照市場機制運作的，關于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書刊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致使農業書刊的內容更新速度慢，知識陳舊，許多書籍是理論性的書本知識，對于文化結構參差不齊的中國農民來講，很難掌握其中的技術要領。在廣大農村缺乏適應當代農業發展和農民需求的通俗易懂、物美價廉的農業書刊。
電視和廣播是農民接收信息比較直接的方式，尤其廣播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可以隨時收聽。隨著農民對農業信息重要性的認識，現在電視和廣播中開設了一些農業頻道或農業欄目，但是電視節目和廣播沒有固定時間的重播，黑龍江省農民的文化水平又存在較大差異，往往在看到或聽到比較感興趣的信息時來不及記錄，對很多新的信息只是掌握了名詞，卻無法理解其深層含義。而且電視臺播放的農業科教節目時間一般在早晨，與農民的作息時間錯位，農民白天所看的電視節目都是以娛樂節目為主，即使偶爾看了農業科教節目，但由于電視上、廣播中播放的技術與自己從事的職業對不上或不實用，因此對這個節目的認知度和期望值越來越小，日漸位移，就將注意力逐漸轉向村能人和村干部，這就容易造成信息的不準切和滯后性。此外現有的許多節目形式單一，沒有采取農民喜聞樂見的真正在田間地頭指導的貼近農民的生活的拍攝模式，經常采用講座等形式，影響了農業信息的有效傳播。
3缺乏信息服務專業人才，導致信息服務缺乏針對性
農業信息傳播具有其特殊性，不但要求堅實的信息領域的知識基礎，還要求對農業信息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因此對信息傳播的人才素質要求就較高。現有的農業信息服務人員多是從事農業相關專業，對信息相關知識掌握較少，又缺乏系統的學習和培訓。
2008年，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編輯出版中心曾經承擔了農業部的一項對當時我國現有生產力水平下的農業推廣體系的現狀進行調查的項目，發現目前農村農業技術推廣人員沒有發揮應有的職能和作用，這與人員本身的素質有一定的關系，但主要是各級政府對農業服務人員的重視不夠，沒有把服務人員素質的培養同農業發展和農民素質提高聯系起來。在農業信息的傳播過程中信息的引導是基礎，只有農民從內心認識到了掌握信息的重要性才能主動去運用各種手段尋找信息。面對面的溝通交流對于廣大農民朋友來說是比較容易接受的形式，但是農民常常苦于無處問詢，采取書信或者電話的形式往往得不到滿意的回答，這極大的傷害了農民尋求信息的積極性。由于農業信息服務人員往往工作在第一線，地處相對偏僻的農村，經濟條件相對落后，無法吸引專業人才扎根農村。
信息傳播專業人才的缺乏嚴重影響了農村的信息傳播進程，沒有好的輸出傳播途徑，農民就無法及時接收到快捷有效的信息，使得生產無的放矢，無法得到經濟上的回報。由于專業人才的缺失造成了一些地區農民只能依靠村能人獲取農業信息，對信息沒有選擇余地，但由村能人提供的信息常常依靠他們自己的經驗，在準確度和責任性上沒有保證。信息服務缺乏針對性，不僅只存在于圖書和期刊方面，網絡信息同樣存在這方面的弊病?，F在運行的許多農業網站多是對于農業商品信息的宣傳，類型之廣令人眼花繚亂，但是關于指導農民生產、農情預測、生產資料選擇標準、致富信息等的信息相對貧乏，這使得許多擁有計算機渴望通過網絡掌握更多新科技、新動態的農民十分迷茫，長此以往將對農業網站失去信心。
4農民的信息意識薄弱，影響信息的傳播和利用
在信息化發展如此飛速的今天，信息可以推動農業發展，促進農民增收的觀念距離這些農民還存在一定的距離。在一些經濟較發達的農村，農民經過多年的宣傳和生產實踐已經對信息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認識，可以通過電視、廣播和網絡主動的尋求信息，但是對哪些信息能夠切實于生產相結合理解還不能夠完全理解，處在比較盲目的信息搜集階段，沒有清晰的信息運用意識。但是對于信息獲取的途徑還是比較茫然，更多的還是采取比較傳統的方式，跟隨鄰居或者村能人，依然有較重的從眾心理，缺乏自主性。他們的信息意識還只局限在最基本的盲從階段，沒有主動尋求的意識。在一些較偏遠的地區許多農民仍然認為只要精心的伺候莊稼，收成的好壞完全取決于年景的好壞，思想“刻板成見”，導致獲取新信息的意識十分薄弱。
5農民文化程度低，導致接受信息能力差
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快速發展，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農村青壯年都已離開農村，出外打工，而留守家園從事農業勞動的或生產經營的多是一些婦女、少年和老弱病者，他們受教育時間短、文化水平低和缺乏科技文化知識，許多農民只有小學到初中文化水平。而當前信息媒介傳播形式一般都是書籍、報紙、期刊、電視、廣播及網絡，對其傳播內容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理解能力才能掌握，這對于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可謂巨大的挑戰。較多的農民在收看電視節目的時候，只是關注電視劇等娛樂性節目，很少收看農業政策、科技等節目。對于農業報紙和期刊由于知識文化水平有限，很難理解上面的信息，則很少接觸。而一些生動的形式如專家大院、農民課堂等往往在短時間內集中傳播了大量的信息，農民不可能在幾小時或一上午就能完全消化理解所有的信息，如果完全消化吸收，則必須需求農民有較好的記錄和理解能力，只有理解才會產生思考形成問題與專家或者農技推廣人員形成互動對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及時的提問，解決自身生產中遇到的問題。但是一些經常下鄉講課的人員反映，農民在聽課的過程中往往只是被動的聽講，表情木訥，反應遲緩，缺乏互動，很難全面的接受所講授的知識信息，特別是偏遠落后地區的農民，思想比較陳舊、僵化，傳統的舊觀念、舊習俗在他們的思想意識中比較頑固，他們很少接受外來新生事物，喜歡按照自己的老辦法從事農業勞作，對新技術和新品種持懷疑態度或抵制情緒，因此，影響了信息的傳播。
6缺少信息反饋意識，導致信息傳播鏈條中斷
信息傳播過程包括傳播、接收、消化、吸收、反饋、再傳播等循環反復過程，在農業信息傳播過程中信息反饋同樣是重要的環節，信息反饋是農民對信息需求的一種重要體現，它一方面反映了農民對傳播信息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該信息的正確性和實用性與否。因此傳播者只有得到正確的信息反饋，才能對提供的信息做出有效的調整，使信息真正服務于農民。黑龍江省農業信息反饋這一環節基本處于缺失狀態，農民沒有主動反饋的意識，各級農技推廣部門又缺乏跟蹤調研，因此對所傳授的技術或的信息針對性如何、效果如何一概不知，將信息機械的傳播、講授出去，就完事大吉，因此，反饋環節的缺乏，導致信息傳播的鏈條中斷，從而影響信息傳播效果。
黑龍江農村信息傳播的對策及建議
建設良好的農村信息傳播服務模式和完善信息服務體系是新時期各級政府面臨的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因此信息傳播過程必須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制定適合不同地區、不同層次的信息服務模式。
1提高黑龍江省信息化服務水平的對策
各級政府要提高認識，加強宣傳，提高服務于農民信息需求的主觀意識，認識到信息對于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的重要性。必須遵循以下原則，一是科學管理，提高信息的科學性、準確性和實用性，提高各級職能部門的工作效率，充分發揮現有信息傳播途徑的優勢，努力爭取擴大更多傳播途徑；二是加大政府投資力度，按區域、按程度擴大“三電合一”的傳播面和效能，逐步實現全省農村的信息化；三是由政府出資組織建立農民協會：分類指導，強化專家大院、院縣共建、大篷車等服務模式，采取農民點菜、專家下廚的具有針對性地農技服務培訓，推動農村信息化服務體系的健康發展；四是加強農技推廣人員和信息服務專業人員的梯隊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短時期內不能普及到戶的特殊時期，發揮推廣人員的作用，縮短農村信息傳播的“最后一公里”問題。
2黑龍江省農村信息傳播服務模式的建議
2．1“政府＋農民協會＋公司”的農村信息服務站模式
即由政府主導，以資金扶持、項目支持的公益服務方式無償投入一定的資金扶持農民成立協會，農民協會由村能人、種糧大戶或掌握一定科技知識的農民組成，這些成員可以向身邊的農民進行宣傳，擴大農民協會的影響，形成農民自己的基層組織，增強溝通，同時及時反饋農民的信息需求，通過協會得到的信息可以指導農業生產、農民致富。公司的加入可以保證農民的生產資料來源質量，同時還可以為農民生產的農產品提供銷售市場，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罢r民協會＋公司”的三方合作模式適合于中等收入或者相對交富裕的地區，這些地區的農民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較強，對市場有一定的認識，有獲取信息的欲望，可以通過多種形式主動尋求信息，并對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方向有比較清晰的認識。農民獲取信息的主觀能動性較強，地方政府及職能部門可以根據按需服務，充分發揮各級部門的資源優勢為農民提供及時有效的信息服務；還可以幫助農民規避市場風險，減少自然風險帶來的損失，引導生產和經營，促進產銷對接，增加農民收入。
2．2農村經濟合作組織的自助式服務模式
自助式服務顧名思義，是農民根據自身的需求，自籌資金建立的具有不同職能的自主管理的各種農村經濟合作組織。該組織通過開展信息服務，為組織內成員提供專家咨詢、人員培訓、領域內農業信息的收集與整理、品種、生產資料、銷售和相關信息服務。目前黑龍江省農民對這種服務模式比較認同和接受，一些地區已經組織了符合地方特色的各種類型的農村經濟合作社或者農民協會組織。
2．3農民之家、專家大院、大篷車等服務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政府、農業專家、企業或農民協會為主體為農民服務。由政府組織農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的專家到專家大院、田間地頭直接講授農業實用技術，使農民對專家提供的信息能直觀的理解和消化；農民即是受體又是信息傳播的載體。把農民之家、專家大院辦成全方位、多功能的立體式服務形式，通過與農民的面對面溝通，及時解決農民在生產上遇到的問題，同時與農民及時溝通掌握第一線的信息反饋，不斷調整工作思路和方式，以更好的為農民提供信息服務。使農民之家和專家大院成為農民隨時隨地獲取科技知識和生產技能的課堂。該模式適合各類地區，尤以經濟欠發達地區比較實用。主要是由于這類地區地處偏遠，信息閉塞，農民的文化水平相對較低，面對面的講解可以更加有效的將科技信息傳遞給農民，專家也可以通過與他們的溝通掌握當地的具體生產情況，針對地區特色提供服務，為當地農民脫貧致富提供信息來源。黑龍江省農業科學院已經在全省63個縣開展了院縣共建、院鄉共建和院村共建等形式，這些共建形式就是這種模式的具體體現。
在本文中，病患在住院醫療服務中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行為是一個二分選擇變量，對此，本文選擇Probit模型來進行實證分析。已有文獻研究表明，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供給者的行為、消費者疾病特征、醫療保險介入都是影響醫療利用的重要因素[8]，因此，本文將病床密度、醫生密度、醫療保險支付方式、信息不對稱以及新農合住院給付結構等作為關鍵解釋變量，從而考察新農合制度下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影響因素以及高科技醫療服務市場是否存在供給誘導需求現象。Xi包括了醫療服務市場競爭度(如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醫療保險支付方式、醫患信息不對稱、新農合的給付結構(包括補償比例與封頂線)以及其他控制變量。由于二元響應模型的回歸系數的經濟解釋比較困難，因此，估計各自變量的邊際變化對選擇概率的邊際影響的偏效應對回歸系數的解釋更為合理[9]。
(二)變量選擇
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新農合制度對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設備利用行為的影響，在控制起付線、報銷比例、封頂線等需求層面的制度因素的同時，本文還將供給者層面的因素納入到實證分析框架中，以此討論我國新農合制度下農戶病患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利用是來自病患的道德風險還是來自醫生的道德風險，從而為新農合政策的選擇提供比較科學的實證依據。因此，本文選取了醫生密度與病床密度、醫患信息不對稱、醫療保險支付方式、新農合制度給付結構、農民個人特征以及家庭社會經濟特征等幾個方面的變量。
1.醫生密度與病床密度醫生密度、病床密度測度了醫療市場的競爭程度，一般而言，隨著市場競爭度的提高，造成每位醫生所面對的病患減少，醫生需通過誘導需求來維持其所得[10]。醫生為了自身利益，可能會利用信息上的優勢來給病患提供不適當的醫療服務且造成醫療市場失靈。
2.醫療保險支付方式理論假說認為，不同的償付方式會對醫療服務供給者的行為產生不同的約束和激勵作用，從而改變醫生的治療方式。一般而言，償付方式主要分為按服務項目付費制和按病種付費制，按病種付費償付制度相對于按服務項目付費方式而言能夠形成對醫務人員的內部激勵機制，使得醫院從誘導需求的激勵轉變為降低醫療成本的激勵。在中國農村大部分地區，也已經有關于支付方式改革的試點，比如福建已經實行對新農合制度的支付方式按病種付費、總額預付等方式的試點。
3.醫患信息不對稱醫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決定了誘導需求的程度。醫生對于患者的誘導需求受到患者所掌握的病情以及相關的醫療知識的影響，兩者呈現反向變動關系，即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多，醫生的誘導需求量就越小；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少，醫生就越能夠實施誘導需求。本文參考Kenkel[11]的做法，選取了中國農村常見疾病高血壓、尿毒癥、心臟病等主要癥狀及其常規治療作為農民醫療信息的掌握程度的了解，共計8大項29小項。如果農民答對則給+1分，若答錯則0分，然后加權平均法得出綜合得分。分值越大說明農民掌握的信息越多，醫患之間信息不對稱程度越小，其高科技醫療利用量也越少。
4.新農合給付結構醫療保險補償水平越高，供給方更有動機和空間去誘導病患使用更多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假說認為，補償水平越高，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概率就會越高。給付結構包括起付線、報銷比例和封頂線三個變量，其中起付線、報銷比例均分為鄉級、縣級以及縣外三個等級。但由于起付線與報銷比例之間存在著共線性①，故只選擇報銷比例與封頂線。顯然，報銷比例越高，農民通過新農合報銷得到的金額就越多，越能減輕農民的自付醫療費用，從而，農民對醫療價格的變動反應比較不敏感。因此，病患越容易受到醫生的誘導，從而增加高科技醫療利用。同理，住院封頂線越高，則對于高額住院醫療費報銷的比例也就更多，即農民獲益越多，其越能接受更多的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服務。
5.交通距離是指患者家到就診醫院的距離，衡量了病患的就醫時間成本，反映了醫療服務的可及性。
6.農民家庭社會經濟特征變量包括家庭年收入、農民的性別、年齡、婚姻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和文化程度等。其中，疾病嚴重程度由通過詢問病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身體三方面的疼痛程度所表示，分為“無”“輕度”“中度”“重度”“極度”五個等級，分別賦值0、1、2、3、4，然后加總(取值范圍為0~12)。也就是，分值越大，疾病越嚴重。
(三)數據來源
本文所用數據來自于2012年7~8月對福建省13個樣本縣、25個鄉鎮(街道)、50個行政村(居委會)進行的實地調查，重點收集2011年患病農戶的數據。本次調查采取分層整群隨機抽樣抽取樣本農戶。共發放問卷400份，剔除“2011年未患病”的農戶樣本69份后，回收有效患病農戶問卷331份，其中，有110個患病農戶僅發生了門診治療，其余221個則發生了住院醫療消費。由于目前新農合制度仍以“保大病”為主，故本文只分析農戶病患住院期間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利用行為與影響因素。農戶調查問卷包括農戶家庭基本情況、農戶就醫行為以及常見疾病(高血壓、心臟病、腎結石)醫療知識三部分內容，其中對農戶家庭基本情況的調查包括：家庭人口結構、交通和醫療機構可及性、收入和支出情況。在對農戶就醫行為的考察中，詢問了農戶2011年的實際患病及就診狀況、疾病嚴重程度、就醫過程中是否發生CT、X光或MRI等高科技檢查等情況。同時，還詢問了農戶對高血壓、心臟病及腎結石等常見疾病相關醫療知識的了解程度。主要變量描述如表1所示②。
二、實證結果分析與討論
匯報了高科技醫療檢查服務利用選擇決策方程的回歸結果。實證結果表明，偽擬合優度R2為0.1291，似然比統計量為100.7301，且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這說明該模型總體擬合效果較好。最后一列反應了各變量對高科技醫療利用決策的邊際效應大小?；貧w結果表明，“是否已婚”這一變量對患病農戶高科技醫療利用選擇行為的影響具有正向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統計顯著性，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平均而言，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發生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概率高11.56%。除此以外，年齡較大者、疾病嚴重者更容易發生高科技醫療利用，這說明，人們對健康風險具有很強的規避意愿。家庭年收入對生病農戶選擇高科技醫療利用消費的影響為正，這說明家庭收入狀況較好的人在生病后更有可能選擇高科技醫療服務治療。回歸結果表明，新農合住院補償比例與封頂線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的影響為正，其中，住院封頂線對高科技醫療利用在1%的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為正的影響，這體現，報銷水平越高，農戶在就醫時更傾向于利用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可能是來自病患和醫生雙方的道德風險：一方面，當新農合住院補償水平越高時，農戶獲得的預期收益越高，緩解了農戶健康需求的預算約束，從而使其對醫療服務價格變動的敏感性降低，因此提高了使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病患本身醫療知識的缺乏，農戶在就醫時更多地信任醫生為他們做出治療選擇，但在醫患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醫生有能力誘導病人的醫療需求，提供盡可能多的服務、高科技醫療設備檢查，從而導致參合農戶利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傾向性提高。邊際效應結果表明，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平均而言，住院封頂線每提高1萬元，生病農戶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概率將增加13.9%。本文最關心的是供給者誘導需求因素對參合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選擇行為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病床密度、醫生密度以及新農合支付方式是否變革等變量對高科技醫療檢查決策(如CT、MRI或X光等)利用具有較強的統計顯著性影響。首先，作為市場競爭度的變量，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對生病農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決策分別在10%與5%的統計水平上具有正的顯著性作用。這表明，醫療衛生服務市場上病床密度和醫生密度越高，市場競爭越激烈，生病農戶會增加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的可能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患者自由選擇醫院和醫生的環境下，當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時，醫院為了提升醫療質量、吸引醫生和病人，從而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醫院品牌的各項設備，而且高科技醫療設備的使用與醫療質量的提升具有密切的關系[12]，因此，在醫療衛生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醫院之間的競爭常以非價格方式為主，其中最突出的形式就是醫武競爭(medicalarmsrace)，最終導致高科技醫療服務量的擴張。另一方面，上世紀80年代，全國醫療衛生領域“放權讓利”的改革造成農村醫療機構服務能力的薄弱，加上醫患雙方的信息嚴重不對稱，醫療服務供給方為了減少醫患糾紛，會進行“防御性治療”，從而增加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更為重要的是，醫療衛生服務市場的競爭程度增加，致使單一醫院或醫生面臨的病人數量減少，而醫生具有醫療服務供給者和病人的人的雙重角色，有能力因自身利益而誘導病人增加醫療需求，最終獲得或維持其理想收入。而且，我國公立醫院的償付機制和醫生的收入分配機制長期扭曲，讓公立醫院在醫療市場上自我盈利，鼓勵醫生從藥品回扣、醫療檢查等方面獲取收益，于是，醫生有動力誘發病人增加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量。其次，新農合支付方式改革這一變量對高科技利用的影響在5%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負，這說明了相較于按項目付費的支付方式，按病種付費或總額預算制降低了醫生提供高科技醫療利用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中心通過按病種付費或總額預算制將合作醫療基金的部分風險轉移給醫療服務供給者，從而建立起一種風險共擔機制，在這一機制下，醫療服務供給方會主動減少過度醫療服務成本以降低成本，從而建立起醫療機構的自我約束機制，最終達到控制費用的目的[13]。這體現了實施新農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此外，醫療信息得分變量對病患就醫時高科技醫療利用決策的影響為負，這說明病患掌握的醫療健康知識越多，其就醫時利用高科技醫療服務的概率會降低，但不具有統計顯著性。產生這一結果的可能原因在于兩方面：一方面，在醫療領域中，醫療服務具有信息不對稱、壟斷等特殊性，而醫生具有醫療服務供給者和病人人的雙重角色，可以憑借其在醫療專業信息上的相對優勢，影響病人對醫療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患者能獲取各種健康信息，但是由于治療效果的不確定，其仍然無法擁有完全的信息，也很難自行評估醫療質量的好壞。也就是說，在醫療服務利用決策上，患者的選擇權其實是幻覺的甚至是沒有選擇權的，從這一角度而言，患者對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的影響作用是有限的，邊際效應結果也顯示，農戶醫療信息得分每增加1分，其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率僅降低0.01%。交通距離反映的是農戶就醫的時間成本和獲得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回歸結果表明，交通距離對生病農戶的高科技醫療服務利用決策在10%統計水平上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其原因可能是農村交通與交通工具的改善使農戶外出就醫的便利性增加，從而提高了農戶的醫療服務利用概率。
發達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是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和國家對農業支持保護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施科教興農戰略的重要載體,也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保證。隨著農業和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國家實施工業反哺農業政策的加強,傳統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越來越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廣大農民對科技服務的要求越來越高。磐石市三大主導產業中,農業產業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農村科技體系發展創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存在的主要問題
多年來,磐石市一直秉承著傳統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主要由政府的各基層涉農站所組成,在歷史上對促進農業發展和農村經濟繁榮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農村綜合改革的深入發展,傳統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已越來越不能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并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管理體制不順,科技服務事業滑坡。由于鄉鎮機構的多次改革,多數原農業科技服務單位“三權”由鄉鎮回歸到主管局,造成鄉鎮政府對鄉鎮農業科技服務機構指揮失靈。同時,上級主管部門將主要精力放在經營創收上,造成農業新技術、新成果、新品種推廣等科技服務工作缺人干,科技服務在鄉鎮出現斷層,導致科技服務事業滑坡。
(二)資金投入嚴重不足,服務功能下降。目前全市農業科技服務機構普遍存在著經費短缺問題,有的鄉鎮沒有專項的科技服務經費。經費投入不足導致農村科技服務部門的科研和培訓條件落后,工作正常開展沒有物質保障,農業科技到位率下降,難以為農戶提供有效的服務。
(三)科技服務方式陳舊,服務效益不高。一些農業科技服務單位工作方法單調,手段陳舊,環節單一。僅限產前、產中技術指導服務,產后流通、貯藏、加工服務缺少;只靠行政推動,信息引導、示范帶動缺少;主動服務、現場指導缺少。導致農業科技服務機構不能真正發揮引導農民調(調整產業結構)、指導農民干、幫助農民銷的作用。
(四)農技人員知識老化,技術創新能力不強。長期以來,由于基層農村科技服務部門條件艱苦,經費缺乏,絕大多數從業人員沒有機會參加必要的學習、培訓、進修、考察,造成知識老化、技術過時、觀念陳舊,創新能力較差。在新品種、新技術、新材料層出不窮、日新月異的新形勢下,農村科技服務隊伍現有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很難適應農業發展新階段的需要,廣大農民對“專、精、特、新”的技術需求不能滿足。
二、農村科技服務體系創新的對策分析
(一)政府引導與市場需求相結合,促進農村科技服務主體的多元化
1.強化政府科技服務的主導作用。主要是加強和完善市、鄉鎮科技服務中心等推廣機構的建設,努力構筑農村科技公共服務平臺。
近年來,磐石市依托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及農資服務實體,組建了40余家鄉鎮科技推廣服務站、962個村級服務組,初步形成了覆蓋全市、深入到戶的市、鄉鎮、村組三級科技服務網絡。服務站和服務組的組建,不僅進一步暢通了農村科技信息渠道,滿足了農民對科技服務的新需求,而且還凈化了鄉村農資市場環境,為廣大農民培養了一批科技服務隊伍。但在政府主導科技服務方面,還應該注重加強以下幾方面的環節:
一是作為全市公益性科技服務的龍頭,市科技服務中心要構建“媒體宣傳、熱線咨詢、網絡傳播、實地指導、教育培訓、示范開發”六位一體的農村科技服務模式。如與電臺、電視臺等傳統新聞媒體聯辦科技專欄,構建行之有效的科普平臺。
二是要設立開通科技服務熱線,構建了實時、高效的農業生產領域智能化科技信息服務平臺。
三是要發揮互聯網在科普方面的優勢。創辦科技服務專業網站,構建現代網絡傳播平臺。
四是組織農業科技專家成立顧問團,組織科普志愿者成立科技支家下鄉服務隊,構建了立體互動的專家服務平臺,發揮培訓基地作用,借助田間指導、媒體講座等形式,構建較為完備的科技培訓平臺。同時,發揮示范基點和中介組織優勢,推廣、轉化先進農業技術成果,構建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示范開發平臺。
五是結合磐石市的實際,圍繞畜牧、食用菌、中藥材和果品四個主導產業,重新調整科普協會成員,重點針對基層農村專業技術協會聘請省市專家、磐石市涉農部門的科技工作者、農村致富能人成立磐石市科普工作隊,開展科技培訓、科技咨詢、實地指導,深入鄉村一線幫助農民群眾解決生產和經營中的實際困難和技術難題,推行農技人員包村聯戶責任制,實現科技服務的“零距離對接”。
2.適應市場需求,著力培育多元化的科技服務主體。
一是積極建立健全農村科技信息協會、農產品行業協會、農民專業協會、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等各類服務主體,并以政府角度進行扶持,使他們成為全市市農村科技服務體系的關鍵環節。
二是實施科技信息“村村通”工程,將現代信息網絡技術與農業生產經營相對接,構建“政府引導、項目扶持、協會運作、多方參與”的科技信息進村入戶傳播模式。另一方面,還依托一些科技含量高、社會與經濟影響強、對大眾科技服務熱忱的涉農龍頭企業、專業種養大戶和營銷大戶,建立科技信息產業聯合體。通過對這些聯合體進行相關的技術培訓,把先進實用的技術出去,輻射、傳播給周邊農村,帶動了農民致富。
(二)發揮優勢與創新模式相結合,實現農村科技服務形式的多樣化
一是在做好“科技之冬”等傳統科技服務及“科技信息村村通”、“戶戶通”等科技服務信息化的同時,繼續強化“公司+園區+農戶”、“龍頭企業+科技示范戶”等科技服務新模式,實現農村科技服務形式的多樣化。
二是以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與高度市場化的現代農業之間矛盾為重要載體,探索出了“公司+基地+農戶+銷售”的育、繁、推一體化的科技服務新模式。
(三)傳統服務方式與現代傳媒相結合,實現農村科技服務手段的現代化
1.充分發揮傳統新聞媒體在農村科技服務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制度化、經?；?、規范化的科技服務新手段。
2.利用現代傳媒技術,構建快捷、實用的現代化信息服務平臺,推進農村科技服務手段由傳統向現代化轉變。
(四)體系建設與能力建設相結合,提升農村科技服務水平
1、不斷完善鄉鎮、社區科普組織建設。
結合磐石市全國文明城市創建,進一步完善鄉鎮、社區科普組織,充分發揮科普志愿者作用,采取多種形式在鄉鎮、社區開展科普宣傳活動,提高社區居民的科學素質,推動鄉鎮及社區精神文明建設。組織鄉鎮、社區每名黨員分別于村、社區結對,并要求結合結對村、社(下轉218頁)(上接217頁)區的實際至少為結對村和社區做一件實事、好事。
2、繼續推進“科普惠農興村計劃”的實施。采取以獎代補的形式扶持農村專業協會、科普基地、科技能人。經過多方積極努力,目前我市石咀蛋雞協會已通過省級審核,并被省科協推薦參加全國評審。
